——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輔仁大學講我是上星期到北平的，論理應當帶點禮物送給青年諸位，不過因為奔忙匆匆未顧得及，同時也沒有什麽可帶的。
我近來是在上海，上海與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沒豫備什麽，就隨便談談吧。昨年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想來上海事變（2）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這裏死命的逃死，那裏則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
打起來的時候，我是正在所謂火線裏麵（3），親遇見捉去許多中國青年。捉去了就不見回來，是生是死也沒人知道，也沒人打聽，這種情形是由來已久了，在中國被捉去的青年素來是不知下落的。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4），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5）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麽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6）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為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像，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念起佛來了。外國不然。以前歐洲有所謂未來派藝術。未來派的藝術是看不懂的東西。但看不懂也並非一定是看者知識太淺，實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淺薄，那就是上當了。不過人家是不管看懂與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的文學，雖然看不懂，作者卻是拚命的，很認真的在那裏講。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例子。
還有感到的一點是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時看見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緊張起來了。後來打聽才知道是因為中國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為是月蝕，故大家放鞭炮來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為在這樣的時光，中國人一定全忙於救中國抑救上海，萬想不到中國人卻救的那樣遠，去救月亮去了。
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隻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來館子裏是比較幹淨了，這是受了外國影響之故，以前不是這樣。例如某家燒賣好，包子好，好的確是好，非常好吃，但盤子是極汙穢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盤子，隻要專注在吃的包子燒賣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為難了。
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者遠而至於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還好，如在上海則一講社會問題，那就非出毛病不可，這是有驗的靈藥，常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了。
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嗬，窮嗬，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嗬，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麽亂子。如要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那就不成。不過你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麽巴黎倫敦，再遠些，月界，天邊，可又沒有危險了。但有一層要注意，俄國談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不過忘隻好忘，全記起來恐怕腦中也放不下。倘使隻記著這些，其他事也沒工夫記起了。不過也可以記一個總綱。如“認真點”，“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這本是兩句平常話，但我的確知道了這兩句話，是在死了許多性命之後。許多曆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譬如吃東西罷，某種是毒物不能吃，我們好像全慣了，很平常了。不過，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過，不過不好吃，所以後人不吃了。像這種人我們當極端感謝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隻注意在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實際問題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世界日報》“教育”欄。發表前曾經魯迅修訂。
（2）東北事變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上海事變，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
（3）一二八事變時，魯迅寓所在上海北四川路，臨近戰區。（4）抗日十人團九一八事變後上海各界自發成立的一種愛國群眾組織。
（5）學生軍又稱學生義勇軍。九一八事變後各地大、中學校成立的學生組織。
（6）民族主義的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文學運動，發起人是潘公展、範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人，曾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刊物，假借“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提倡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學。九一八事變後，又為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效勞。
我近來是在上海，上海與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沒豫備什麽，就隨便談談吧。昨年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想來上海事變（2）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這裏死命的逃死，那裏則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
打起來的時候，我是正在所謂火線裏麵（3），親遇見捉去許多中國青年。捉去了就不見回來，是生是死也沒人知道，也沒人打聽，這種情形是由來已久了，在中國被捉去的青年素來是不知下落的。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4），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5）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麽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6）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為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像，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念起佛來了。外國不然。以前歐洲有所謂未來派藝術。未來派的藝術是看不懂的東西。但看不懂也並非一定是看者知識太淺，實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淺薄，那就是上當了。不過人家是不管看懂與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的文學，雖然看不懂，作者卻是拚命的，很認真的在那裏講。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例子。
還有感到的一點是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時看見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緊張起來了。後來打聽才知道是因為中國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為是月蝕，故大家放鞭炮來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為在這樣的時光，中國人一定全忙於救中國抑救上海，萬想不到中國人卻救的那樣遠，去救月亮去了。
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隻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到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來館子裏是比較幹淨了，這是受了外國影響之故，以前不是這樣。例如某家燒賣好，包子好，好的確是好，非常好吃，但盤子是極汙穢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盤子，隻要專注在吃的包子燒賣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為難了。
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者遠而至於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還好，如在上海則一講社會問題，那就非出毛病不可，這是有驗的靈藥，常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了。
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嗬，窮嗬，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嗬，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麽亂子。如要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那就不成。不過你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麽巴黎倫敦，再遠些，月界，天邊，可又沒有危險了。但有一層要注意，俄國談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不過忘隻好忘，全記起來恐怕腦中也放不下。倘使隻記著這些，其他事也沒工夫記起了。不過也可以記一個總綱。如“認真點”，“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這本是兩句平常話，但我的確知道了這兩句話，是在死了許多性命之後。許多曆史的教訓，都是用極大的犧牲換來的。譬如吃東西罷，某種是毒物不能吃，我們好像全慣了，很平常了。不過，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過，不過不好吃，所以後人不吃了。像這種人我們當極端感謝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隻注意在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實際問題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世界日報》“教育”欄。發表前曾經魯迅修訂。
（2）東北事變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上海事變，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
（3）一二八事變時，魯迅寓所在上海北四川路，臨近戰區。（4）抗日十人團九一八事變後上海各界自發成立的一種愛國群眾組織。
（5）學生軍又稱學生義勇軍。九一八事變後各地大、中學校成立的學生組織。
（6）民族主義的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文學運動，發起人是潘公展、範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人，曾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刊物，假借“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提倡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學。九一八事變後，又為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效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