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長篇小說《人寰》，是以一個中國女性對美國心理醫生的自述為形式的。小說的語言便是虛擬的英文；也就是說，是外國人講的斷裂英文。在故事開始，我借女主人公之口說道：“英文使我魯莽。講英文的我是一個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確的表達給我掩護。另一種語言含有我的另一個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啟齒的事。”
這些話是我從自己在美國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實體驗。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醫生的診所就診，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為體驗西方心理治療方式。自從我接觸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對他們創立的“傾訴（talkout）”療法非常好奇，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催眠術。據說催眠術能打開人心裏最深的秘密，一些被忘卻的童年經曆，都會在催眠術中複蘇。於是我便開始了“傾訴”療法，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時。診費很昂貴，每小時九十元美金。正是在那間又小又封閉的診室，我發現英文中藏著另一種自我。它是年輕的、直率的，因為它就有十來歲。任何一種語言都能產生一種文化、一種氣質，英文對於我，也是同樣的。我在傾訴時，發現自己有著美國式的直接，中文給我的含蓄和成熟，此時全不存在了。說英文的我要外向許多，帶一些孩子氣的虛張聲勢，對別人的反應也有點大驚小怪的。並且，我相信十來歲的英文給我一副認其的神態，亦給我急於信賴別人的眼神。相比之下，說中文的我是老謀深算的，是易於懷疑一切，甚至帶幾分玩世不恭。
這個發現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反思一下，我意識到在許多場合下，一旦碰到難以啟齒的話，我就改口講英文。似乎講了別人的語言，我就不必負完全責任了。我就可以沒輕沒重、沒深沒淺了。有時我在英文小說裏讀到一句別致的話，多半是一句粗話或刻薄話，我就試著用在我和我丈夫的對話裏。我特別喜歡看他的意外神色，要麽是被激怒，要麽是給逗得捧腹大笑。他說有趣就有趣在我清白無辜的表情，吐出每個字眼都像沒事人似的，給予每個詞匯平等待遇。十二年來，我其實是倚仗十來歲的年輕英文，占了一些便宜，討了一些寬恕——一看我這人如此出言不遜，人們想，算了吧，不和她一般見識，她又不是土生土長的。
在學校的時候，我們文學寫作係的學生都得在課堂上即席寫作，也必須在下課前朗讀彼此的作品。我的同學們發現我對許多汙穢詞匯是陌生的，有時隻是按字母拚音把它們念出來，並不完全了解它們的詞意。因此我在念正常詞句和汙穢詞句時，完全是一種態度：認真、不加區別、毫無歧視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怪誕效果：無論怎樣色情的描寫，到我嘴裏，一律是公事公辦地給念出來。好比一個人平調、古板地報告一樁天大的胡鬧。每次我念到最精彩（也就是最葷）段落，課堂上已笑倒了一片。此後，這些美國同學們串通起來，有心把那些葷段子留給我念。一些教科書也很葷，比如亨利·米勒的小說，充滿葷話，給我板著麵孔，背“三字經”似的一念，變得滑稽至極。我有時給他們笑得念不下去了，問什麽把他們逗成這樣。他們回答：“因為那些髒字不屬於你，是借你的嘴出來的，所以那些字眼的邪性和你口齒的無邪形成強烈矛盾。”
美國年輕作家中流行寫粗話。寫粗話似乎使小說生動、酷。一些煽情的、多愁善感的描寫使人難為情，因為西方的審美觀反感情感油膩，提倡低調和控製。我跟一位英國作家聊過什麽樣的小說語言是高級的。他說：“我不能告訴你什麽叫高級，但我可以馬上告訴你什麽是低級。首先，你最好不用副詞。比如，你說：‘他高興地笑起來’，我勸你拿掉‘高興地’。其次，你最好少用形容詞，最好少用此新句。小說第一頁就出現了‘如同、似乎、仿佛’這樣的此新句，我馬上就不要讀它了。”這是一個作家對語言的高度自覺意識，對我來說，非常實用。去掉了副詞，減少了此新句和形容詞的文章，的確樸素許多、淡許多。一些作家不甘於小說的“淡”，便在濃鬱華麗的煽情寫作中，加上粗話或詛咒，反諷華麗，低調處理濃鬱。這就是要我出洋相的時候。因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拿不準說粗話的語態和腔調，多汙穢的語言在我嘴裏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意義。後來它就成了我的優勢，藏在假天真後麵，說痛快話、做痛快人。
美國人把愛和恨掛在嘴頭上。常聽人說：“我愛這個，我恨那個。”若把這樣的表達搬到中文裏，會很矯情。但有時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於是我拉過英語來。藏在別人的語言後麵，誇張一下感情，不覺得太肉麻；肉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語言的問題。
碰到我跟美國人爭論的時候，這優勢很有用。講過火了的話，盡可能推給語言去負責。更何況這裏還有個態度問題：我說的是你的語言，我的態度已經對你好了；那麽我如有出語傷人之處，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爭論時，隻說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擊。夫妻之間，絕不能用對方的母語說話，萬一說得過分“痛快”，誤會就會產生。我們的爭執從來是各說各的母語，因為必須把握各自語言的分寸、深淺，避免誤傷。
我生活在美國的第三年，頭一次用英語在夢裏亂嚷。把我自己喊醒後，發現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幹嗎是我？！”醒過來，我怎麽也想不起這句話的上下文。也許夢話和夢的情節並不一致；夢話是更生理的，而夢更屬於精神。那時狂練英文，詞匯和句子全錄在聲帶上，夜裏聲帶失禁，語句自己就迸發出來，用不著通過思維。想想真是很慘，把自己弄成了一隻八哥，隻管往嘴裏灌詞兒，懂或不懂，要緊的是嘴一張詞兒就得出來，說它是條件反射也好，是動物本能也好。從那次喊夢話之後，接下去的幾年，我的夢全是無聲的。兩種語言在我身心中作戰，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無所適從的地步。大約是第七年，我的夢開始有聲了，中、英文混雜，十分熱鬧。
直到現在，我仍有一種病態的敏感：一句話說出去，我會馬上檢查一番，句子有沒有語病？時態是否正確？句法夠不夠簡明？……要減低這種敏感度，必須靠酒。往往是兩杯葡萄酒之後，我滔滔不絕起來。一位好朋友跟我說了真心話。她說：“你以為你很自如，其實你很乏味，講的全是廢話。在旁邊看著你，就是可憐你。”
這樣一來，我看見所謂“雙語”，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勃可夫來說，他號稱有三條母語舌頭，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俄語舌頭“具有無限彈性”。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紐約市立圖書館參觀那勃可夫生平展覽，在他一次演講錄音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可以像大師那樣以英文寫作，我亦可以像學者那樣以英文閱讀，而我以英文講話時，就隻能像個兒童。”
因此，作為“雙語人”，其實永遠免不了一層遺憾：他的第二語言，總是不能像母語那樣隨心所欲。明顯的表現，就是對幽默的遲鈍。有時我丈夫讀報上的幽默小品給我聽，我時常不知道他怎麽覺得那麽可樂。我做英文演講的時候也發現，觀眾在我自認為幽默的地方並沒有反應，他們大笑時，我往往意識到，他們笑的不是地方。
這些話是我從自己在美國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實體驗。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醫生的診所就診，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為體驗西方心理治療方式。自從我接觸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對他們創立的“傾訴（talkout）”療法非常好奇，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催眠術。據說催眠術能打開人心裏最深的秘密，一些被忘卻的童年經曆，都會在催眠術中複蘇。於是我便開始了“傾訴”療法，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時。診費很昂貴，每小時九十元美金。正是在那間又小又封閉的診室，我發現英文中藏著另一種自我。它是年輕的、直率的，因為它就有十來歲。任何一種語言都能產生一種文化、一種氣質，英文對於我，也是同樣的。我在傾訴時，發現自己有著美國式的直接，中文給我的含蓄和成熟，此時全不存在了。說英文的我要外向許多，帶一些孩子氣的虛張聲勢，對別人的反應也有點大驚小怪的。並且，我相信十來歲的英文給我一副認其的神態，亦給我急於信賴別人的眼神。相比之下，說中文的我是老謀深算的，是易於懷疑一切，甚至帶幾分玩世不恭。
這個發現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反思一下，我意識到在許多場合下，一旦碰到難以啟齒的話，我就改口講英文。似乎講了別人的語言，我就不必負完全責任了。我就可以沒輕沒重、沒深沒淺了。有時我在英文小說裏讀到一句別致的話，多半是一句粗話或刻薄話，我就試著用在我和我丈夫的對話裏。我特別喜歡看他的意外神色，要麽是被激怒，要麽是給逗得捧腹大笑。他說有趣就有趣在我清白無辜的表情，吐出每個字眼都像沒事人似的，給予每個詞匯平等待遇。十二年來，我其實是倚仗十來歲的年輕英文，占了一些便宜，討了一些寬恕——一看我這人如此出言不遜，人們想，算了吧，不和她一般見識，她又不是土生土長的。
在學校的時候，我們文學寫作係的學生都得在課堂上即席寫作，也必須在下課前朗讀彼此的作品。我的同學們發現我對許多汙穢詞匯是陌生的，有時隻是按字母拚音把它們念出來，並不完全了解它們的詞意。因此我在念正常詞句和汙穢詞句時，完全是一種態度：認真、不加區別、毫無歧視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怪誕效果：無論怎樣色情的描寫，到我嘴裏，一律是公事公辦地給念出來。好比一個人平調、古板地報告一樁天大的胡鬧。每次我念到最精彩（也就是最葷）段落，課堂上已笑倒了一片。此後，這些美國同學們串通起來，有心把那些葷段子留給我念。一些教科書也很葷，比如亨利·米勒的小說，充滿葷話，給我板著麵孔，背“三字經”似的一念，變得滑稽至極。我有時給他們笑得念不下去了，問什麽把他們逗成這樣。他們回答：“因為那些髒字不屬於你，是借你的嘴出來的，所以那些字眼的邪性和你口齒的無邪形成強烈矛盾。”
美國年輕作家中流行寫粗話。寫粗話似乎使小說生動、酷。一些煽情的、多愁善感的描寫使人難為情，因為西方的審美觀反感情感油膩，提倡低調和控製。我跟一位英國作家聊過什麽樣的小說語言是高級的。他說：“我不能告訴你什麽叫高級，但我可以馬上告訴你什麽是低級。首先，你最好不用副詞。比如，你說：‘他高興地笑起來’，我勸你拿掉‘高興地’。其次，你最好少用形容詞，最好少用此新句。小說第一頁就出現了‘如同、似乎、仿佛’這樣的此新句，我馬上就不要讀它了。”這是一個作家對語言的高度自覺意識，對我來說，非常實用。去掉了副詞，減少了此新句和形容詞的文章，的確樸素許多、淡許多。一些作家不甘於小說的“淡”，便在濃鬱華麗的煽情寫作中，加上粗話或詛咒，反諷華麗，低調處理濃鬱。這就是要我出洋相的時候。因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拿不準說粗話的語態和腔調，多汙穢的語言在我嘴裏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意義。後來它就成了我的優勢，藏在假天真後麵，說痛快話、做痛快人。
美國人把愛和恨掛在嘴頭上。常聽人說：“我愛這個，我恨那個。”若把這樣的表達搬到中文裏，會很矯情。但有時人又需要那些痛快淋漓的表白，於是我拉過英語來。藏在別人的語言後麵，誇張一下感情，不覺得太肉麻；肉麻也不是我的事，是語言的問題。
碰到我跟美國人爭論的時候，這優勢很有用。講過火了的話，盡可能推給語言去負責。更何況這裏還有個態度問題：我說的是你的語言，我的態度已經對你好了；那麽我如有出語傷人之處，你就包涵吧。但我在跟我丈夫爭論時，隻說中文，他呢，一律用英文回擊。夫妻之間，絕不能用對方的母語說話，萬一說得過分“痛快”，誤會就會產生。我們的爭執從來是各說各的母語，因為必須把握各自語言的分寸、深淺，避免誤傷。
我生活在美國的第三年，頭一次用英語在夢裏亂嚷。把我自己喊醒後，發現窗外是芝加哥的雪夜。我喊的是“幹嗎是我？！”醒過來，我怎麽也想不起這句話的上下文。也許夢話和夢的情節並不一致；夢話是更生理的，而夢更屬於精神。那時狂練英文，詞匯和句子全錄在聲帶上，夜裏聲帶失禁，語句自己就迸發出來，用不著通過思維。想想真是很慘，把自己弄成了一隻八哥，隻管往嘴裏灌詞兒，懂或不懂，要緊的是嘴一張詞兒就得出來，說它是條件反射也好，是動物本能也好。從那次喊夢話之後，接下去的幾年，我的夢全是無聲的。兩種語言在我身心中作戰，太激烈了，激烈到了我無所適從的地步。大約是第七年，我的夢開始有聲了，中、英文混雜，十分熱鬧。
直到現在，我仍有一種病態的敏感：一句話說出去，我會馬上檢查一番，句子有沒有語病？時態是否正確？句法夠不夠簡明？……要減低這種敏感度，必須靠酒。往往是兩杯葡萄酒之後，我滔滔不絕起來。一位好朋友跟我說了真心話。她說：“你以為你很自如，其實你很乏味，講的全是廢話。在旁邊看著你，就是可憐你。”
這樣一來，我看見所謂“雙語”，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拿那勃可夫來說，他號稱有三條母語舌頭，也不得不承認他的俄語舌頭“具有無限彈性”。一九九九年底我在紐約市立圖書館參觀那勃可夫生平展覽，在他一次演講錄音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可以像大師那樣以英文寫作，我亦可以像學者那樣以英文閱讀，而我以英文講話時，就隻能像個兒童。”
因此，作為“雙語人”，其實永遠免不了一層遺憾：他的第二語言，總是不能像母語那樣隨心所欲。明顯的表現，就是對幽默的遲鈍。有時我丈夫讀報上的幽默小品給我聽，我時常不知道他怎麽覺得那麽可樂。我做英文演講的時候也發現，觀眾在我自認為幽默的地方並沒有反應，他們大笑時，我往往意識到，他們笑的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