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祖父陸焉識以一塊歐米茄手表為代價，走進勞改農場禮堂的同一時刻，我的祖母馮婉喻正在學校辦公室裏，讀著一封求愛信。她這年57歲，容貌隻有40多歲，抽煙熬夜，似乎讓她在45歲之前迅速蒼老，老到了45歲，歲月就放過了她。
那時代流行借革命浪漫說個人浪漫，情書看上去全是花哨廢話，因此馮婉喻讀到一半才明白這是一封情書。她頓時想，又來一個。到了57歲這年，婉喻成了個情書的老讀者，學校有那麽幾個老光棍，過一陣總有一個不甘心的，偷偷投一封情書給她，試試運氣。婉喻放下信紙，努力回想情書作者的眉眼身影：是那個比她年輕10歲的體育老師。
我的祖母馮婉喻年輕的時候是個美人，有照片為證。1954年冬天陸焉識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後跟馮婉喻提出離婚，婉喻不肯；陸焉識求她，為孩子們洗刷出個清白的母親，她也還是搖頭。我祖父陸焉識從來沒把婉喻看成美人；婉喻的美是要去發現的，陸焉識從來沒有去發現。這種被長輩推到你麵前，作為妻子要你接受的女人都會被你看得不美。首先她已經被你作幫凶看了；幫著長輩一塊來斷你一生唯一的擇偶機會，滅掉你無數的相愛可能。就這點，足以造成先決的惡感。因此在我祖父陸焉識的概念中，這樣一個幫他繼母來犧牲他的女人，就是先決的醜陋。起碼在他們婚姻的前期，早在陸焉識變成那個結巴老幾之前，他從來沒覺得婉喻是個美人。其實他從來沒把她看清楚過。她也從來沒好好給他看過。馮婉喻總是穿得層層疊疊上床，層層疊疊地和焉識一次次做夫妻。
我祖母馮婉喻也說過她和陸焉識的日子，但那似乎是另一對男女的故事，還好，還過得去。她的苦不在丈夫，而在於兼姑母的婆婆。比她大10歲的恩娘給她吃的苦頭和其他苦頭無法比；它把馮婉喻締造成一個最能吃苦的女人。不過婉喻仍是愛恩娘的，否則在恩娘1948年去世時她不會大病一場。
你從來沒見過比馮婉喻更安靜的人。無論她讀書、寫字、結絨線，以及後來抽香煙，都能靜在那裏給人去畫她。如果抓住這些時刻，不驚動她，筆頭快點的畫家肯定能完成一幅幅肖像。
我祖母馮婉喻和太祖母馮儀芳的故事，我多半是從我父親和大姑母丹瓊那裏聽來的。也是由於什麽由頭提醒了他們，比如誰說話弦外之音過多了，大姑母或我父親便說這是恩娘的話嘛。馮儀芳是個最會說話的女人，你明知她在說難聽話可還是覺得她的話說得好。馮婉喻作為她的媳婦和侄女苦死了，天天漚在那樣的話裏，總不能朝說得好聽的難聽話發泄呀。所以馮婉喻當時要對付的不是陸焉識，而是馮儀芳。陸焉識她怎麽會去對付呢？他是她的神。十多歲她在老家就知道小姑家有個叫焉識的少爺，有一天沒有帶家裏的鑰匙，從學校回來全家出動看戲去了，他坐在大門口台階上背下了小半本字典。這個焉識常給老師私下叫去，專門給些偏題讓他做。這個焉識少爺小小年紀就親政，把馬上要被趕回娘家的繼母救了下來。馮婉喻對陸焉識，不求親近的原因也在於她把他當神。
對於神再喜愛都不能沒高沒下，有點距離是對的。因此陸焉識被發配到大荒草漠，一去幾千公裏，對馮婉喻影響不那麽太大，反正原先也是遠遠地欣賞膜拜的。
在陸焉識被判處死刑之後，她得到噩耗瞞著3個孩子去監獄探望焉識，回到家就把陸家的房子抵押了，買了一份份禮物，一家家去送。也許是她送禮送出了成果，也許歸功於焉識在監獄襪子廠搞的革新，焉識的死刑被緩到兩年之後。婉喻的心定下來，兩年時間，夠她提著禮物走門串戶，也夠她在一家家客廳裏靜坐了。婉喻求情也是靜靜的，厚禮往茶幾或方桌上一供，首長大人，您看著辦吧。
馮婉喻在1955年早春的一天走出家門，晚上回來，就是個學雜工了。做雜工沒關係，什麽都有個開始。她靜靜地苦，跟恩娘學的持家本領真好用，打開門，出來的陸家孩子們一個頂一個地體麵。一天婉喻跟校長在樓梯上碰上。她說她讀過師範二年級，國文和數學都教得好。校長從來沒聽過誰的自我介紹比眼前的女學雜工更簡短清晰，並且被宣讀得如此安靜。一個星期後，這所中學裏出來個叫馮婉喻的代課老師，什麽課都能代，連體操都能代。
婉喻從來不跟她的孩子說她怎樣含辛茹苦。孩子們隻看見她一夜抽出多少煙頭來，為了讀俄語。學校缺俄語老師，會了俄語可以從代課老師轉正。她在用一年零八個月通過俄語資格考試時，陸焉識再次被減刑。減過的刑叫做“無期”，她對孩子們解釋。婉喻為了這個“無期”帶著孩子們慶賀一晚上。“無期”有無數好處呢！“無期”也可以理解為不定期，不定期就說不定是明天。明天可能就是焉識的釋放日，為什麽不可能呢？可焉識被“無期”帶到幾千裏外的大荒草漠上去了，那也是好的，不必縮在又潮濕又陰暗的監房裏，夜裏翻身必須喊“報告”；“無期”意味著動作的自由。大得沒邊的大荒草漠，總是夠你動作的。
就在焉識走到場部禮堂大門口的時候，二千五百公裏外的婉喻摸了摸胸口：棉衣下麵一小塊梗起。恩娘去世的時候，把這個項鏈給了婉喻，心形的墜子裏，一張小照褪色了：19歲的焉識和18歲的婉喻。算是兩人的結婚照。焉識登船去美國前照的。婉喻心裏怎麽會裝得下別人？跟照片上翩翩的焉識比，天下哪裏還有男人？她突然間想，不知焉識此刻在做什麽。
焉識在場部禮堂門口拍打渾身的雪粉。禮堂沒有門，觀眾的入口掛著厚草簾子，一撩，才發現“門”在簾子裏麵，“門”就是人的脊梁：一具具軀體擠在一塊，豎成了一扇“門”。這個“門”不像一般的門，它無法打開。老幾的身體穿牆鑿洞地往裏進。整個禮堂擠成了實心的，每平方尺地麵都站著人。
有人嗬斥他，擠你媽呀！生孩子都演完了！老幾想，人們把電影都看這麽熟了呢，還在這裏玩命受罪地擠。又有個人嗬斥老幾：還有五分鍾就演完了，還拱什麽拱？！老幾覺得好幸運，這趟跑值了，還有五分鍾可看呢！沒座位的人站著，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後麵的人幹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機窗口還高，銀幕上盡是黑影子。他沒地方爬，四周都是人牆。一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老幾摸出店主賣給他的饅頭，拉拉男孩，問他肯不肯出讓凳子。男孩先是嫌他討厭，用腳踢他，但一看見饅頭，馬上爬下來。
老幾站到兩個凳子上麵。一個老雜耍演員，靠著信念和渴望維持著平衡。老幾的大個子比人高一頭，從他的高度看出去，視野完整。現在銀幕上是幾個男的，都是首長，像所有首長一樣邁方步，說起話來東指西指。終於出來了一群女人，戴著江南水鄉的圍裙。老幾從一個女人盯到另一個女人。他的丹玨該是卷頭發，該是細條條身材，該是用眼睛說話的……他的目光來不及似的在幾個女人臉上找，腦子嗡嗡響，什麽都聽不見，隻感覺那個男孩子在下麵拽他褲腳，越拽越狠。這時銀幕上的人都沒了，稻田、公路都沒了，換成了一間白亮亮的實驗室，窗前站著一個白大褂飄飄的女子，隻是背身站著。女子拿著個玻璃瓶，朝觀眾轉過身來。男孩在下麵扯他褲腿，捶他腳趾頭腳孤拐，老幾隨他捶打，一臉都是眼淚。老幾發現自己在嗚嗚地哭。淚水已經弄得他什麽也看不清了。
老幾的嗚嗚大哭把男孩唬壞了。誰見過一個老頭像這樣不知害臊，嚎出那種聲音來？他癡傻地看著老幾站在兩個凳子的頂上，哭，哭。老幾不知道哭了有多久，也不知道人都散場了。從他身邊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戲一樣看著他。哪個大隊沒看好大門，跑出個老頭來，猴似的爬那麽高去嗚嗚大哭？人都走光了老幾還不知道，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從那麽高就砸下來了。那男孩要回家了，可是老幾還沒哭完，男孩隻好抽了凳子。老幾趴在地上，想把摔昏的腦袋歇清醒，但清潔工開始掃地了，灰塵、香煙頭、瓜子殼幾乎要把老幾埋了。老幾扶著牆往上爬。勞動改造了十年，給了老幾一身好筋骨，居然一塊骨頭都沒摔碎，抖落抖落，又大體可以上路了。
回去還有十來公裏的雪路要走。邁出兩步，老幾發現身上的確在疼，不是骨頭筋絡，是皮肉疼，像是皮給人活剝了，肉的毛細血管和神經網絡直接蹭在棉襖裏子上，一動就有一股疼過電般通過全身。老幾經曆的疼痛種類太多了，每一種都跟他處得很熟，這一種卻完全陌生。
老幾嘶嘶地抽著冷氣，走上了回七大隊的路。隨它去疼吧，隨那粗硬的棉襖裏子直接往神經網絡上蹭吧。老幾岔開兩條腿，架起兩條胳膊，支著脖子，使皮肉讓開棉襖裏子，就這樣紮著架勢走了幾裏路，跟疼痛相處慣了，雙方都接受了彼此。再往前走，他步子快起來。
對於老幾，這是個如願以償之夜。他看到了會動會笑的小女兒。鄧指曾說丹玨像老幾，其實丹玨的尖下頦、鼓腦門都是婉喻的。婉喻最後一次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探視窗口，下巴尤其尖。楚楚可憐的婉喻。此刻老幾用兩隻套著破爛手套的手捶打著自己的頭、臉。偏偏被撇下的就是婉喻。他又嗚嗚地哭起來。
自這一夜起，“跑”這個字成了隻揮之不去的蟲，在黑暗裏嗡嗡。那個穿白大褂仙子一般的小女兒看見“跑”到她麵前的父親會怎樣？會驚還是會喜？他可別再哭了，他的模樣已經夠醜了！
小女兒跟婉喻住在一起，因為隻有小女兒還是單身，兒子結婚前就搬到學校給的住房去了。1948年去美國留學的大女兒隻能通過香港一個朋友給婉喻寫信。這都是婉喻信裏講給他聽的。婉喻的信寄到一個神秘的“信箱”，信箱前麵一串數碼。婉喻每一個秀麗的毛筆字都是給信箱後麵一雙雙眼睛仔細地看過，才到達老幾手中的。那一個個字多秀美，多單薄赤裸，它們無辜又無奈地給看過來看過去，他都為那些字害怕害羞。他不在乎自己的信給看過再到婉喻手裏，他的字曆練過了，厚顏了，他的字一次次爬上罪犯登記表格上，也一次次用去寫監獄牆報、黑板報，一筆一劃都給殺人犯、強奸犯、盜竊犯看熟了，被那些髒眼睛捕捉，再進入那些髒腦筋。而他受不了婉喻的字赤裸裸地給人看。
活下去為什麽？
不“跑”為什麽要活下去？
我祖父就是在這個夜晚開始設計他的逃亡計劃的。
要是他跑到婉喻麵前，跟她說，我和你發生了一場誤會……也許我跟自己發生了一場誤會；我愛的，卻認為不愛。一代代的小說家戲劇家苦苦地寫了那麽多，就是讓我們人能了解自己，而我們人還是這麽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傾國傾城，一定要來一場滅頂之災，一場無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經是愛的。
我祖父陸焉識是從1963年11月16日開始做逃犯的。他為這次逃亡做了兩年的準備，所以應該說準備得相當充足。準備包括以下三項：第一，學了一口流利的藏語——學語言是我祖父的娛樂；第二，在監獄集市上拍賣了他儲藏多年的英國呢大衣和兩件毛衣，於是存下了46塊9毛錢；第三，把兩個純金的袖扣和藍寶石領帶夾用一塊一尺見方的黑布縫在棉襖裏子上。
在所有的出逃準備中，最難的是第三項，因為隱藏一根縫衣針和一團黑線在監獄裏近乎不可能。很快我們就會發現，黑布以及針線將會派怎樣致命的作用。準備就緒後，他天天伺候機會，但在實現了逃亡之後，他說不清是他發現了機會，還是機會發現了他。
老幾逃跑前的那個禮拜，他突然在臨睡覺前發現自己的手指甲又長又髒，並且獸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來剪指甲的東西。任何刀剪都不準帶進監獄大牆。他違背了監規，走出自己的監號，一個個監號地串門。他是個從不串門的人，此刻為了指甲而串門搭訕，問誰有指甲鉗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誰還記得剪指甲這回事？留著指甲好處太多了，用它們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現成的工具。再說整天幹糙活的手，指甲不是自動磨下去，就是自動劈了或斷了，那不就自動修理指甲了嗎？
他串到第六個監號時，崗樓上的軍人嗬斥起來，叫他立刻回到自己號子去。他問軍人可有指甲鉗或者剪子借他，軍人避開他的提問，更大聲警告他，再不回號子他們就不客氣了。那一夜他沒睡著，感覺著指甲以驚人的速度生長。第二天他跟大組長申請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組長說他會把他的申請上報。在等待有關指甲鉗報批的幾天裏，他每天夜裏都睡不著覺，感覺指甲“嗖嗖”地長，如同春竹拔節，那裏麵的汙垢就是它們的肥沃土壤。他對自己說：但願婉喻永遠不知道他的指甲幹過什麽：刨過兔鼠洞，挖過蕨麻根，掐過肥大的虱子，摳過幹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這個下午，老幾一切就緒，逃跑的激情和理性準備都成熟了。根據他自己腸胃的活動，他約摸這是下午4點半左右。他和十來個犯人從早上就被派遣到這一帶來清除“鋼鐵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達，都會指著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狀的龐大異物發問：“那些都是什麽東西？”
鋼鐵垃圾是1958年大煉鋼鐵留下的，是一個個倒塌的土高爐分娩出的怪胎。
那些從高爐上拆下的磚頭有的被砌入了糖廠的圍牆，有的被壘成了副業隊的宿舍。我祖父和兩個獄友這天來到副業隊和糖廠之間。老幾在被逃亡誘惑的兩年裏養成一個習慣，隻要到一個地方，他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離，哪裏有個藏身處，從a點跑到b點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計算著糖廠和副業隊宿舍之間的距離。我在這裏說的“之間”，和一般的空間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陸焉識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見糖廠和副業隊宿舍的，最多看見一個灰色影子（副業隊宿舍）和一個紅色影子（糖廠）。草地上響著零敲碎打的金屬聲：犯人們先用嘎斯把鋼鐵垃圾割小，再用榔頭敲。他們的活兒是愚公移山，把準金屬碎塊搬到三輛馬車上。
老幾對跟來警戒的軍人說，他的手套讓鋼鐵垃圾磨破了，馬車上他還擱了一副備用手套，請班長們允許他去取。一共來了兩輛馬車，十個犯人，兩個軍人選擇看守9個年輕力壯的刑事犯，揮揮手讓斯文柔弱的老“無期”自己去取手套。軍人不願意刑事犯們歇工。一般情況下，隻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來；他們不幹沒人看的活兒。
老幾就是這時決定逃跑的。人有時需要這樣心血來潮的最後催動。他走到馬車旁邊，花了五六分鍾還沒有弄開3匹馬當中的那匹青灰馬。所有拉套的馬都雄健魁梧，這是沒錯的，可老幾認得出它們中間的長跑手。老幾靠讀書讀來72行手藝，識馬也是讀書讀來的，那還是他在美國學馬球的時候讀下的閑書。假如還是解不開青灰馬的套，他可能就把這次機會放過去了。但是就在軍人突然發現老幾去時已久，久得叵測的時刻，套被解開了。
那時代流行借革命浪漫說個人浪漫，情書看上去全是花哨廢話，因此馮婉喻讀到一半才明白這是一封情書。她頓時想，又來一個。到了57歲這年，婉喻成了個情書的老讀者，學校有那麽幾個老光棍，過一陣總有一個不甘心的，偷偷投一封情書給她，試試運氣。婉喻放下信紙，努力回想情書作者的眉眼身影：是那個比她年輕10歲的體育老師。
我的祖母馮婉喻年輕的時候是個美人，有照片為證。1954年冬天陸焉識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後跟馮婉喻提出離婚，婉喻不肯；陸焉識求她，為孩子們洗刷出個清白的母親，她也還是搖頭。我祖父陸焉識從來沒把婉喻看成美人；婉喻的美是要去發現的，陸焉識從來沒有去發現。這種被長輩推到你麵前，作為妻子要你接受的女人都會被你看得不美。首先她已經被你作幫凶看了；幫著長輩一塊來斷你一生唯一的擇偶機會，滅掉你無數的相愛可能。就這點，足以造成先決的惡感。因此在我祖父陸焉識的概念中，這樣一個幫他繼母來犧牲他的女人，就是先決的醜陋。起碼在他們婚姻的前期，早在陸焉識變成那個結巴老幾之前，他從來沒覺得婉喻是個美人。其實他從來沒把她看清楚過。她也從來沒好好給他看過。馮婉喻總是穿得層層疊疊上床，層層疊疊地和焉識一次次做夫妻。
我祖母馮婉喻也說過她和陸焉識的日子，但那似乎是另一對男女的故事，還好，還過得去。她的苦不在丈夫，而在於兼姑母的婆婆。比她大10歲的恩娘給她吃的苦頭和其他苦頭無法比；它把馮婉喻締造成一個最能吃苦的女人。不過婉喻仍是愛恩娘的，否則在恩娘1948年去世時她不會大病一場。
你從來沒見過比馮婉喻更安靜的人。無論她讀書、寫字、結絨線，以及後來抽香煙，都能靜在那裏給人去畫她。如果抓住這些時刻，不驚動她，筆頭快點的畫家肯定能完成一幅幅肖像。
我祖母馮婉喻和太祖母馮儀芳的故事，我多半是從我父親和大姑母丹瓊那裏聽來的。也是由於什麽由頭提醒了他們，比如誰說話弦外之音過多了，大姑母或我父親便說這是恩娘的話嘛。馮儀芳是個最會說話的女人，你明知她在說難聽話可還是覺得她的話說得好。馮婉喻作為她的媳婦和侄女苦死了，天天漚在那樣的話裏，總不能朝說得好聽的難聽話發泄呀。所以馮婉喻當時要對付的不是陸焉識，而是馮儀芳。陸焉識她怎麽會去對付呢？他是她的神。十多歲她在老家就知道小姑家有個叫焉識的少爺，有一天沒有帶家裏的鑰匙，從學校回來全家出動看戲去了，他坐在大門口台階上背下了小半本字典。這個焉識常給老師私下叫去，專門給些偏題讓他做。這個焉識少爺小小年紀就親政，把馬上要被趕回娘家的繼母救了下來。馮婉喻對陸焉識，不求親近的原因也在於她把他當神。
對於神再喜愛都不能沒高沒下，有點距離是對的。因此陸焉識被發配到大荒草漠，一去幾千公裏，對馮婉喻影響不那麽太大，反正原先也是遠遠地欣賞膜拜的。
在陸焉識被判處死刑之後，她得到噩耗瞞著3個孩子去監獄探望焉識，回到家就把陸家的房子抵押了，買了一份份禮物，一家家去送。也許是她送禮送出了成果，也許歸功於焉識在監獄襪子廠搞的革新，焉識的死刑被緩到兩年之後。婉喻的心定下來，兩年時間，夠她提著禮物走門串戶，也夠她在一家家客廳裏靜坐了。婉喻求情也是靜靜的，厚禮往茶幾或方桌上一供，首長大人，您看著辦吧。
馮婉喻在1955年早春的一天走出家門，晚上回來，就是個學雜工了。做雜工沒關係，什麽都有個開始。她靜靜地苦，跟恩娘學的持家本領真好用，打開門，出來的陸家孩子們一個頂一個地體麵。一天婉喻跟校長在樓梯上碰上。她說她讀過師範二年級，國文和數學都教得好。校長從來沒聽過誰的自我介紹比眼前的女學雜工更簡短清晰，並且被宣讀得如此安靜。一個星期後，這所中學裏出來個叫馮婉喻的代課老師，什麽課都能代，連體操都能代。
婉喻從來不跟她的孩子說她怎樣含辛茹苦。孩子們隻看見她一夜抽出多少煙頭來，為了讀俄語。學校缺俄語老師，會了俄語可以從代課老師轉正。她在用一年零八個月通過俄語資格考試時，陸焉識再次被減刑。減過的刑叫做“無期”，她對孩子們解釋。婉喻為了這個“無期”帶著孩子們慶賀一晚上。“無期”有無數好處呢！“無期”也可以理解為不定期，不定期就說不定是明天。明天可能就是焉識的釋放日，為什麽不可能呢？可焉識被“無期”帶到幾千裏外的大荒草漠上去了，那也是好的，不必縮在又潮濕又陰暗的監房裏，夜裏翻身必須喊“報告”；“無期”意味著動作的自由。大得沒邊的大荒草漠，總是夠你動作的。
就在焉識走到場部禮堂大門口的時候，二千五百公裏外的婉喻摸了摸胸口：棉衣下麵一小塊梗起。恩娘去世的時候，把這個項鏈給了婉喻，心形的墜子裏，一張小照褪色了：19歲的焉識和18歲的婉喻。算是兩人的結婚照。焉識登船去美國前照的。婉喻心裏怎麽會裝得下別人？跟照片上翩翩的焉識比，天下哪裏還有男人？她突然間想，不知焉識此刻在做什麽。
焉識在場部禮堂門口拍打渾身的雪粉。禮堂沒有門，觀眾的入口掛著厚草簾子，一撩，才發現“門”在簾子裏麵，“門”就是人的脊梁：一具具軀體擠在一塊，豎成了一扇“門”。這個“門”不像一般的門，它無法打開。老幾的身體穿牆鑿洞地往裏進。整個禮堂擠成了實心的，每平方尺地麵都站著人。
有人嗬斥他，擠你媽呀！生孩子都演完了！老幾想，人們把電影都看這麽熟了呢，還在這裏玩命受罪地擠。又有個人嗬斥老幾：還有五分鍾就演完了，還拱什麽拱？！老幾覺得好幸運，這趟跑值了，還有五分鍾可看呢！沒座位的人站著，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後麵的人幹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機窗口還高，銀幕上盡是黑影子。他沒地方爬，四周都是人牆。一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老幾摸出店主賣給他的饅頭，拉拉男孩，問他肯不肯出讓凳子。男孩先是嫌他討厭，用腳踢他，但一看見饅頭，馬上爬下來。
老幾站到兩個凳子上麵。一個老雜耍演員，靠著信念和渴望維持著平衡。老幾的大個子比人高一頭，從他的高度看出去，視野完整。現在銀幕上是幾個男的，都是首長，像所有首長一樣邁方步，說起話來東指西指。終於出來了一群女人，戴著江南水鄉的圍裙。老幾從一個女人盯到另一個女人。他的丹玨該是卷頭發，該是細條條身材，該是用眼睛說話的……他的目光來不及似的在幾個女人臉上找，腦子嗡嗡響，什麽都聽不見，隻感覺那個男孩子在下麵拽他褲腳，越拽越狠。這時銀幕上的人都沒了，稻田、公路都沒了，換成了一間白亮亮的實驗室，窗前站著一個白大褂飄飄的女子，隻是背身站著。女子拿著個玻璃瓶，朝觀眾轉過身來。男孩在下麵扯他褲腿，捶他腳趾頭腳孤拐，老幾隨他捶打，一臉都是眼淚。老幾發現自己在嗚嗚地哭。淚水已經弄得他什麽也看不清了。
老幾的嗚嗚大哭把男孩唬壞了。誰見過一個老頭像這樣不知害臊，嚎出那種聲音來？他癡傻地看著老幾站在兩個凳子的頂上，哭，哭。老幾不知道哭了有多久，也不知道人都散場了。從他身邊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戲一樣看著他。哪個大隊沒看好大門，跑出個老頭來，猴似的爬那麽高去嗚嗚大哭？人都走光了老幾還不知道，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從那麽高就砸下來了。那男孩要回家了，可是老幾還沒哭完，男孩隻好抽了凳子。老幾趴在地上，想把摔昏的腦袋歇清醒，但清潔工開始掃地了，灰塵、香煙頭、瓜子殼幾乎要把老幾埋了。老幾扶著牆往上爬。勞動改造了十年，給了老幾一身好筋骨，居然一塊骨頭都沒摔碎，抖落抖落，又大體可以上路了。
回去還有十來公裏的雪路要走。邁出兩步，老幾發現身上的確在疼，不是骨頭筋絡，是皮肉疼，像是皮給人活剝了，肉的毛細血管和神經網絡直接蹭在棉襖裏子上，一動就有一股疼過電般通過全身。老幾經曆的疼痛種類太多了，每一種都跟他處得很熟，這一種卻完全陌生。
老幾嘶嘶地抽著冷氣，走上了回七大隊的路。隨它去疼吧，隨那粗硬的棉襖裏子直接往神經網絡上蹭吧。老幾岔開兩條腿，架起兩條胳膊，支著脖子，使皮肉讓開棉襖裏子，就這樣紮著架勢走了幾裏路，跟疼痛相處慣了，雙方都接受了彼此。再往前走，他步子快起來。
對於老幾，這是個如願以償之夜。他看到了會動會笑的小女兒。鄧指曾說丹玨像老幾，其實丹玨的尖下頦、鼓腦門都是婉喻的。婉喻最後一次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探視窗口，下巴尤其尖。楚楚可憐的婉喻。此刻老幾用兩隻套著破爛手套的手捶打著自己的頭、臉。偏偏被撇下的就是婉喻。他又嗚嗚地哭起來。
自這一夜起，“跑”這個字成了隻揮之不去的蟲，在黑暗裏嗡嗡。那個穿白大褂仙子一般的小女兒看見“跑”到她麵前的父親會怎樣？會驚還是會喜？他可別再哭了，他的模樣已經夠醜了！
小女兒跟婉喻住在一起，因為隻有小女兒還是單身，兒子結婚前就搬到學校給的住房去了。1948年去美國留學的大女兒隻能通過香港一個朋友給婉喻寫信。這都是婉喻信裏講給他聽的。婉喻的信寄到一個神秘的“信箱”，信箱前麵一串數碼。婉喻每一個秀麗的毛筆字都是給信箱後麵一雙雙眼睛仔細地看過，才到達老幾手中的。那一個個字多秀美，多單薄赤裸，它們無辜又無奈地給看過來看過去，他都為那些字害怕害羞。他不在乎自己的信給看過再到婉喻手裏，他的字曆練過了，厚顏了，他的字一次次爬上罪犯登記表格上，也一次次用去寫監獄牆報、黑板報，一筆一劃都給殺人犯、強奸犯、盜竊犯看熟了，被那些髒眼睛捕捉，再進入那些髒腦筋。而他受不了婉喻的字赤裸裸地給人看。
活下去為什麽？
不“跑”為什麽要活下去？
我祖父就是在這個夜晚開始設計他的逃亡計劃的。
要是他跑到婉喻麵前，跟她說，我和你發生了一場誤會……也許我跟自己發生了一場誤會；我愛的，卻認為不愛。一代代的小說家戲劇家苦苦地寫了那麽多，就是讓我們人能了解自己，而我們人還是這麽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傾國傾城，一定要來一場滅頂之災，一場無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經是愛的。
我祖父陸焉識是從1963年11月16日開始做逃犯的。他為這次逃亡做了兩年的準備，所以應該說準備得相當充足。準備包括以下三項：第一，學了一口流利的藏語——學語言是我祖父的娛樂；第二，在監獄集市上拍賣了他儲藏多年的英國呢大衣和兩件毛衣，於是存下了46塊9毛錢；第三，把兩個純金的袖扣和藍寶石領帶夾用一塊一尺見方的黑布縫在棉襖裏子上。
在所有的出逃準備中，最難的是第三項，因為隱藏一根縫衣針和一團黑線在監獄裏近乎不可能。很快我們就會發現，黑布以及針線將會派怎樣致命的作用。準備就緒後，他天天伺候機會，但在實現了逃亡之後，他說不清是他發現了機會，還是機會發現了他。
老幾逃跑前的那個禮拜，他突然在臨睡覺前發現自己的手指甲又長又髒，並且獸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來剪指甲的東西。任何刀剪都不準帶進監獄大牆。他違背了監規，走出自己的監號，一個個監號地串門。他是個從不串門的人，此刻為了指甲而串門搭訕，問誰有指甲鉗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誰還記得剪指甲這回事？留著指甲好處太多了，用它們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現成的工具。再說整天幹糙活的手，指甲不是自動磨下去，就是自動劈了或斷了，那不就自動修理指甲了嗎？
他串到第六個監號時，崗樓上的軍人嗬斥起來，叫他立刻回到自己號子去。他問軍人可有指甲鉗或者剪子借他，軍人避開他的提問，更大聲警告他，再不回號子他們就不客氣了。那一夜他沒睡著，感覺著指甲以驚人的速度生長。第二天他跟大組長申請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組長說他會把他的申請上報。在等待有關指甲鉗報批的幾天裏，他每天夜裏都睡不著覺，感覺指甲“嗖嗖”地長，如同春竹拔節，那裏麵的汙垢就是它們的肥沃土壤。他對自己說：但願婉喻永遠不知道他的指甲幹過什麽：刨過兔鼠洞，挖過蕨麻根，掐過肥大的虱子，摳過幹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這個下午，老幾一切就緒，逃跑的激情和理性準備都成熟了。根據他自己腸胃的活動，他約摸這是下午4點半左右。他和十來個犯人從早上就被派遣到這一帶來清除“鋼鐵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達，都會指著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狀的龐大異物發問：“那些都是什麽東西？”
鋼鐵垃圾是1958年大煉鋼鐵留下的，是一個個倒塌的土高爐分娩出的怪胎。
那些從高爐上拆下的磚頭有的被砌入了糖廠的圍牆，有的被壘成了副業隊的宿舍。我祖父和兩個獄友這天來到副業隊和糖廠之間。老幾在被逃亡誘惑的兩年裏養成一個習慣，隻要到一個地方，他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離，哪裏有個藏身處，從a點跑到b點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計算著糖廠和副業隊宿舍之間的距離。我在這裏說的“之間”，和一般的空間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陸焉識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見糖廠和副業隊宿舍的，最多看見一個灰色影子（副業隊宿舍）和一個紅色影子（糖廠）。草地上響著零敲碎打的金屬聲：犯人們先用嘎斯把鋼鐵垃圾割小，再用榔頭敲。他們的活兒是愚公移山，把準金屬碎塊搬到三輛馬車上。
老幾對跟來警戒的軍人說，他的手套讓鋼鐵垃圾磨破了，馬車上他還擱了一副備用手套，請班長們允許他去取。一共來了兩輛馬車，十個犯人，兩個軍人選擇看守9個年輕力壯的刑事犯，揮揮手讓斯文柔弱的老“無期”自己去取手套。軍人不願意刑事犯們歇工。一般情況下，隻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來；他們不幹沒人看的活兒。
老幾就是這時決定逃跑的。人有時需要這樣心血來潮的最後催動。他走到馬車旁邊，花了五六分鍾還沒有弄開3匹馬當中的那匹青灰馬。所有拉套的馬都雄健魁梧，這是沒錯的，可老幾認得出它們中間的長跑手。老幾靠讀書讀來72行手藝，識馬也是讀書讀來的，那還是他在美國學馬球的時候讀下的閑書。假如還是解不開青灰馬的套，他可能就把這次機會放過去了。但是就在軍人突然發現老幾去時已久，久得叵測的時刻，套被解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