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從1979年開始拿起繆斯之筆，到今天，嚴歌苓已經在文學的旅途上行走了25年；“此岸是故鄉，彼岸是福地”，從1990年為了夢想旅居美國，到今天，嚴歌苓已經在遠離故國的相思中守候了15年。從《雌性的草地》中的激情到《天浴》中的淒涼，從《扶桑》中的愛與恨到《灰舞鞋》中的懵懂與衝動，一路走來，作為曾經的作家今天的好萊塢專業編劇的嚴歌苓有話要說
我不喜歡主流
嚴歌苓的作品有著這樣一種題材偏好——文革、移民、女性、同性戀。與熱衷於宏大敘事的作家相比，嚴歌苓顯然對生活中的“輸者”更感興趣。對此，她這樣評價：“我追求個性化的東西，所以我對邊緣人對邊緣題材更感興趣。我也在其它的作家身上發現過這種傾向，比如《蜘蛛女之吻》的作者阿努埃爾.普伊格就曾說自己從小就不願意和律師、會計師這樣的人居住在一起,我也有這種感覺。我不喜歡主流的東西。”
無非男女
嚴歌苓說當下的一切形式的藝術作品說來說去就是四個字：無非男女。沒有男女情感的文學作品很少，男性是一種文化，女性是一種文化，兩種文化相互融合構成了豐富多彩的生活。在嚴歌苓的眼中，女性比男性更加感性，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對畫麵、色彩、聲音、氣味等更加敏感，其感覺更為豐富，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麽她所編劇的一些電影如《少女小漁》和《天浴》都具有強烈的色彩意識和觸覺意識。
具體到不同性別的文學創作，嚴歌苓這樣說道：“女作家眼中的objection更具變更性，她們筆下的女性更有不確定性，更多變化，當然，我並不否認有些世界性的男作家也很擅長寫女性，甚至他們所寫的最好人物形象也是女性，比如曹雪芹。”
我的作品是藝術而非娛樂
嚴歌苓曾經多次說過“我的作品是藝術而非娛樂”，當本報記者詢問其如何看待好萊塢中藝術與娛樂的分野時，嚴歌苓這樣說道：“好萊塢的大量電影是娛樂而不是藝術，稱得上是藝術的影片很少。像《哈利波特》這樣的片子以及其他一些恐怖片災難片都是娛樂，而稱不上藝術。稱得上是藝術的影片無一例外都打上了導演個人的深深烙印，像我最欣賞的《英國病人》這樣的片子，這些導演一輩子不會有很多作品，但他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著很強的個性化烙印。好萊塢的許多片子都是按照一個form配出來的，而我喜歡那些讓我出乎意料的影片，像歐洲的好多電影，沒有一個模式化的套路。我的一些小說改編成了電影，但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娛樂，寫娛樂的劇本也需要很強的天才，我沒有這些天才，所以我的作品不可能成為主流的。”
我成功，因為我滿足
嚴歌苓的作品幾乎獲得了所有有影響的海外華文文學大獎，但她顯然是很誠實的，你是成功的嗎？麵對這個許多名人都畏懼的問題，嚴歌苓侃侃而談：“成功與否其實是一種內在的幸福感，過去我一直有一種緊迫感、焦灼感，總是不知足，不知道惜福，總認為自己要讀很多的書，要學很多的知識，對整個世界、對所有的人我都是很寬容的，唯獨對自己不寬容，晚上失眠，每天都得四五點鍾就起床，強迫自己去學英語、法語、日語，每天都得讀一定量的書，因為不讀書我就不完美，不完美我就不幸福。現在不了，也是經過美國一些心理醫生的治療，我感覺現在的我是幸福的，是成功的，即使我不再去寫作，我也是成功的，因為我現在很滿足很幸福。過去，我喜歡大海喜歡陽光，現在我的家由海邊搬到了山邊，可以說我是從一個智者變成仁者了，我也變得安泰，不像先前那樣緊張了。人要對自己寬容。”
我的妥協婚姻觀
嚴歌苓的經曆頗具傳奇色彩：舞者、女兵、作家、到現在的好萊塢專業編劇，然而，其最大的傳奇也許就是和美國外交官的艱難婚戀，據此，她曾經寫出了一本書叫做《無出路咖啡館》。
嚴歌苓說，婚姻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和寬容，甚至說是妥協，不妥協的婚姻是不存在的，也是無法繼續的。談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時，嚴歌苓興致很高：“我們來自兩個不同的文化世界，碰撞總是難免的，尤其是初期，曾經經曆過一個很長的磨合期，也經曆過一些啼笑皆非的片斷，比如他曾經說我在飲食上是強烈的中國沙文主義，因為即使到現在我也不怎麽吃西餐，不過，現在他已經愛上中國菜了。異國婚姻中細小的磨擦永遠會有，好玩的東西永遠不斷，總會有無窮的出乎意料的細節讓你快樂，而對我來說婚姻的魅力即在於永遠不會失去新鮮感。”
廣告時代對作家是很殘忍的
嚴歌苓是一個討厭熱鬧喜歡獨處的人，或者說是一個懂得享受孤獨的人，以前的她不喜歡拋頭露麵，這一次來參加“第十三屆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也是她第一次出席這樣的會議。在美國常有人邀請她去演講，她總是很難勝任這樣的工作，她常常說，一個作家，作品就是他最好的演講，作品擺在那兒，想知道什麽，可以自己去閱讀、去體驗。
她曾經堅持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信條，甚至說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讀者，但從近幾年她頻頻回國參加一些諸如新作《誰家有女初長成》的讀者見麵會這樣的活動來看，嚴歌苓顯然在嚐試著一種改變或者說是妥協，用她自己的話來說：“現在的廣告世界是非常殘酷的，自己的正統文學要想在這個時代找到一個位置，作家自己就必須站出來，自己去呐喊，打出自己的旗子。”說這句話的時候，驕傲的嚴歌苓多少顯得有一些無奈。
“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從1979年開始拿起繆斯之筆，到今天，嚴歌苓已經在文學的旅途上行走了25年；“此岸是故鄉，彼岸是福地”，從1990年為了夢想旅居美國，到今天，嚴歌苓已經在遠離故國的相思中守候了15年。從《雌性的草地》中的激情到《天浴》中的淒涼，從《扶桑》中的愛與恨到《灰舞鞋》中的懵懂與衝動，一路走來，作為曾經的作家今天的好萊塢專業編劇的嚴歌苓有話要說
我不喜歡主流
嚴歌苓的作品有著這樣一種題材偏好——文革、移民、女性、同性戀。與熱衷於宏大敘事的作家相比，嚴歌苓顯然對生活中的“輸者”更感興趣。對此，她這樣評價：“我追求個性化的東西，所以我對邊緣人對邊緣題材更感興趣。我也在其它的作家身上發現過這種傾向，比如《蜘蛛女之吻》的作者阿努埃爾.普伊格就曾說自己從小就不願意和律師、會計師這樣的人居住在一起,我也有這種感覺。我不喜歡主流的東西。”
無非男女
嚴歌苓說當下的一切形式的藝術作品說來說去就是四個字：無非男女。沒有男女情感的文學作品很少，男性是一種文化，女性是一種文化，兩種文化相互融合構成了豐富多彩的生活。在嚴歌苓的眼中，女性比男性更加感性，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對畫麵、色彩、聲音、氣味等更加敏感，其感覺更為豐富，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麽她所編劇的一些電影如《少女小漁》和《天浴》都具有強烈的色彩意識和觸覺意識。
具體到不同性別的文學創作，嚴歌苓這樣說道：“女作家眼中的objection更具變更性，她們筆下的女性更有不確定性，更多變化，當然，我並不否認有些世界性的男作家也很擅長寫女性，甚至他們所寫的最好人物形象也是女性，比如曹雪芹。”
我的作品是藝術而非娛樂
嚴歌苓曾經多次說過“我的作品是藝術而非娛樂”，當本報記者詢問其如何看待好萊塢中藝術與娛樂的分野時，嚴歌苓這樣說道：“好萊塢的大量電影是娛樂而不是藝術，稱得上是藝術的影片很少。像《哈利波特》這樣的片子以及其他一些恐怖片災難片都是娛樂，而稱不上藝術。稱得上是藝術的影片無一例外都打上了導演個人的深深烙印，像我最欣賞的《英國病人》這樣的片子，這些導演一輩子不會有很多作品，但他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著很強的個性化烙印。好萊塢的許多片子都是按照一個form配出來的，而我喜歡那些讓我出乎意料的影片，像歐洲的好多電影，沒有一個模式化的套路。我的一些小說改編成了電影，但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娛樂，寫娛樂的劇本也需要很強的天才，我沒有這些天才，所以我的作品不可能成為主流的。”
我成功，因為我滿足
嚴歌苓的作品幾乎獲得了所有有影響的海外華文文學大獎，但她顯然是很誠實的，你是成功的嗎？麵對這個許多名人都畏懼的問題，嚴歌苓侃侃而談：“成功與否其實是一種內在的幸福感，過去我一直有一種緊迫感、焦灼感，總是不知足，不知道惜福，總認為自己要讀很多的書，要學很多的知識，對整個世界、對所有的人我都是很寬容的，唯獨對自己不寬容，晚上失眠，每天都得四五點鍾就起床，強迫自己去學英語、法語、日語，每天都得讀一定量的書，因為不讀書我就不完美，不完美我就不幸福。現在不了，也是經過美國一些心理醫生的治療，我感覺現在的我是幸福的，是成功的，即使我不再去寫作，我也是成功的，因為我現在很滿足很幸福。過去，我喜歡大海喜歡陽光，現在我的家由海邊搬到了山邊，可以說我是從一個智者變成仁者了，我也變得安泰，不像先前那樣緊張了。人要對自己寬容。”
我的妥協婚姻觀
嚴歌苓的經曆頗具傳奇色彩：舞者、女兵、作家、到現在的好萊塢專業編劇，然而，其最大的傳奇也許就是和美國外交官的艱難婚戀，據此，她曾經寫出了一本書叫做《無出路咖啡館》。
嚴歌苓說，婚姻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和寬容，甚至說是妥協，不妥協的婚姻是不存在的，也是無法繼續的。談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時，嚴歌苓興致很高：“我們來自兩個不同的文化世界，碰撞總是難免的，尤其是初期，曾經經曆過一個很長的磨合期，也經曆過一些啼笑皆非的片斷，比如他曾經說我在飲食上是強烈的中國沙文主義，因為即使到現在我也不怎麽吃西餐，不過，現在他已經愛上中國菜了。異國婚姻中細小的磨擦永遠會有，好玩的東西永遠不斷，總會有無窮的出乎意料的細節讓你快樂，而對我來說婚姻的魅力即在於永遠不會失去新鮮感。”
廣告時代對作家是很殘忍的
嚴歌苓是一個討厭熱鬧喜歡獨處的人，或者說是一個懂得享受孤獨的人，以前的她不喜歡拋頭露麵，這一次來參加“第十三屆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也是她第一次出席這樣的會議。在美國常有人邀請她去演講，她總是很難勝任這樣的工作，她常常說，一個作家，作品就是他最好的演講，作品擺在那兒，想知道什麽，可以自己去閱讀、去體驗。
她曾經堅持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信條，甚至說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讀者，但從近幾年她頻頻回國參加一些諸如新作《誰家有女初長成》的讀者見麵會這樣的活動來看，嚴歌苓顯然在嚐試著一種改變或者說是妥協，用她自己的話來說：“現在的廣告世界是非常殘酷的，自己的正統文學要想在這個時代找到一個位置，作家自己就必須站出來，自己去呐喊，打出自己的旗子。”說這句話的時候，驕傲的嚴歌苓多少顯得有一些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