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婕
摘要：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的小說創作近年來日益受到海內外文學研究者的關注。對其小說創作的研究可以以嚴歌苓出國為界，大致分為出國前的小說研究和赴美後的小說研究。對其前一階段創作的研究較少，且多為單篇解讀。對其赴美後的小說，由於批評方法的多樣性和切入角度的靈活性,再加上綜合式分析和比較式研究的運用,在思想內蘊和藝術技巧研究方麵都有了較大的深入和拓展。當然也還存在可待開掘之處……
關鍵詞：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出身書香世家的嚴歌苓29歲即加入中國作協，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專業作家之一，並接連創作了三部反映部隊生活的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1989年，嚴歌苓赴美，創作了《少女小魚》、《扶桑》、《第九個寡婦》等大量小說。與作家的創作相對應，對於嚴歌苓小說的研究也可分為兩部分：出國前與出國後的小說研究。對其赴美後的小說，由於批評方法的多樣性和切入角度的靈活性,再加上綜合式分析和比較式研究的運用,在思想內蘊和藝術技巧研究方麵都有了較大的深入和拓展。與之相比，研究者對其前一階段創作的關注較少，且多為單篇解讀。
一、出國前嚴歌苓小說研究
對於出國前（即上世紀80年代）嚴歌苓的小說創作，近十年的評論界並未予以較多關注。嚴歌苓的第一篇小說是1981年發表的《蔥》，這是她的第一次學步,由於作品本身的不成熟,當時及現在都未引起重視。之後發表的短篇小說《臘姐》、《血緣》、《歌神和她的十二個月》、《芝麻官與芝麻事》，中篇小說《你跟我來，我給你水》，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等也很少有人論及。隻有《從個人化的體驗出發指向時代的荒誕和人性的壓抑》[1]一文指出嚴歌苓在長篇小說《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表現出強烈的個人化傾向，並簡要分析了作家走上以揭示時代荒誕和人性壓抑的創作道路的原因。文章注意到嚴歌苓小說不同於一般軍事題材作品之處，並指出研究其早期作品對於理解她現今創作的意義，這對我們的研究具有啟示作用。
嚴歌苓赴美前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是她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她在小說自序中說，在那個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準則的對立麵。‘性’被消滅，生命才得以純粹。”“寫此書，我似乎為了伸張‘性’。”“人性，雌性，性愛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沿著作者的思路，王列耀在《女人的“牧”、“被牧”與“自牧”》[3]一文中著重挑出“雌性”這一關鍵詞，條分縷析了嚴歌苓從男女性別差異出發，倡導以“自然意識”與曾經流行一時的“社會意識”相對抗，“強調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性欲、生育、母職等，用此來反襯虛幻的‘革命’的名義和虛幻的‘男女平等’的名義的荒誕。”但他進一步指出“‘她們’沒有未來”——“有關母性無私神聖的讚歌，最終還是帶來了讓人失望的結果；最終還是要在各種‘名義’與‘權力’麵前碰得粉碎。”是對作品中理想化傾向的異議。
另外，嚴歌苓對這部作品的結構進行了大膽而成功的探索。“在故事正敘中，將情緒的特別敘述肢解下來，再用電影的特寫鏡頭，把這段情緒若幹倍放大、誇張，使不斷向前發展的故事總給你一些驚心動魄的停頓，這些停頓是你的眼睛和感覺受到比故事本身強烈許多的刺激。”[4]但目前似乎尚無此方麵的研究成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永遠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黃”與“紅”——淺談《雌性的草地》中小點兒與沈紅霞的“性與欲望”》[5]一文，巧妙的提煉出作者用“顏色和物的象征，賦予了豐富的象征意蘊,那是她們對性的渴望,對愛情的執著與純真。”並指出“黃色的向日葵是小點兒欲望的陰柔之美,鮮紅的紅馬是沈紅霞一生灼燒的激情,追求的愛情。”令人耳目一新。
二、赴美後嚴歌苓小說研究
（一）批評方法的多樣化和切入角度的靈活性
1989年，嚴歌苓赴美攻讀文學寫作碩士，吸收了西方文藝複興以來對“人”的價值觀透視和現代文藝理論，其作品在思想意蘊和藝術技巧方麵都有了很大提高,評論界也爭相采用新的批評方法對她的創作加以評論。主要圍繞長篇小說《扶桑》，《人寰》，《第九個寡婦》和幾部重要的短篇《白蛇》，《金陵十三釵》等展開。如《碣石瀟湘無限路——淺析嚴格苓短篇小說的女性世界》[6]采用女性主義批評方法，對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女性進行了典型分析，但這隻是對於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讀，未深入到文本更深層。《從神女到女神:扶桑與葡萄形象分析》[7]探討了扶桑和王葡萄兩個底層女子身上的女兒性、母性如何轉化為神性,以及她們如何完成從神女到女神的蛻變，表達了作家強烈的女性/母性意識。而《論嚴歌苓的“母性”敘事》[8]更明確指出“在嚴歌苓這兩部關於女性命運的小說（《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當中，母性、人性與‘女性’之間並沒有潛在的衝突。……母性是女性所特有的品格和力量，卻又掩蓋了女性生命體驗中所要麵對的其他問題。”比前述文章更進一步，深入到女性研究的深處。此外，李仕芬的《男性敘述下的女性傳奇──讀嚴歌苓《倒淌河》》[9]集中討論了作者如何通過男主角何夏的敘述,突出阿尕這個女性角色。“在《倒淌河》中，嚴歌苓亦可說用了‘性別置換’的敘述方式來‘提高作者對女性價值的弘揚的可信度’。”闡釋視角獨特。而《“母性”他者與東方“鏡像”》[29]一文借用拉康的鏡像理論作為分析起點，剖析了《扶桑》中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感情糾葛，與東方作為西方在塑造和認證自我過程中的“他者”之間既定模式在種族和性別上的雙重顛覆結構。
對人性的深入體認是嚴歌苓小說一貫的追求，不少研究者從人性的角度切入,對其作品進行解讀。如陳思和在《人性透視下的東方倫理》[11]一文讚揚嚴歌苓，“你用你的筆尖銳地挑開了蒙在這兩個故事上的友誼麵紗，從中發現了人性的扭曲和醜陋。”再有《人的本性在血與火的洗禮下複活——〈金陵十三釵〉評析》[11]解讀出一群妓女在戰爭中的大無畏犧牲精神，以及作品展現的人性多麵性，褒揚了高尚的人性。《曆史深處的人性閃光——再論嚴歌苓的移民小說》[12]發現嚴歌苓的小說不僅剖析華人移民，也關注所在國的白種居民，從更廣泛意義上表現人性的複雜與微妙。此外，張勇的《現代性與人性的交戰——讀嚴歌苓的《第九位寡婦》》[13]通過分析作者刻畫的極致人性，發現了小說中表現的現代性和人性之間的激烈衝突。
由於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邊緣性，不少研究者從文化認同，文化邊緣的角度切入，如《文化錯位與人性迷失——評嚴歌苓的長篇小說〈花兒與少年〉》[14]分析了嚴歌苓新移民小說對人性在異族語境下迷失和掙紮的刻畫，對新移民“失語”狀態和“文化邊緣人”身份的憂慮和關切。《論嚴歌苓小說中人物的失語症》[15]著重剖析了小說人物在異國他鄉出現的交流障礙，揭示出新移民麵對異國語言和文化時的尷尬狀態。朱立立的《邊緣人生和曆史症結——簡評嚴歌苓〈海那邊〉和〈人寰〉》[16]指出嚴歌苓小說的人物多是邊緣人，不但具有“經濟上，種族上乃至文化上的多重邊緣性”，甚至帶著異鄉人剪不斷理還亂的曆史症結，這是她的小說不同於大多數新移民小說的獨到之處。《另一種海洋——略論美化女作家嚴歌苓的三篇小說》[17]也從文化認同的角度對嚴歌苓小說進行了闡釋。
還有研究者從童年視角切入，如《曲徑通幽:一個時代的隱痛——從《白蛇》等作品看嚴歌苓對“文革”的另類反觀》[18]從童年和女性視角對文革做另類反觀。除此，《文化夾縫裏的夢幻人生——嚴歌苓小說中的意象解讀》[19]從剖析嚴歌苓小說中獨特的審美意象入手，探討了其小說的文化意蘊。《嚴歌苓小說的現代性》[20]則從三個方麵分析了嚴歌苓小說的現代性。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文章側重探討嚴歌苓小說在藝術層麵的開拓,它們大都從精神分析學、敘事學等方麵進行探討。
對精神分析學和心理學的係統研讀，使嚴歌苓對隱秘人性具有獨到洞悉，並在她的小說中加藝術地表現。《異域生活的女性言說——嚴歌苓創作品格論》[21]一文對《海那邊》中傻子泡的性本能被壓抑終致殺人的悲劇分析；對《約會》、《紅羅裙》、《屋有閣樓》裏母、子、父、女之間逾越正常倫理感情的愛欲表現的解讀；以及對《人寰》中以“talkout”方式作為小說形式的闡釋，是運用弗洛伊精神分析理論解讀嚴歌苓小說的代表性研究。《女性隱秘情感的揭秘——嚴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學解析》[22]分析了“我”的“戀父情結”；以及在特殊年代裏，人性遭到的壓抑和力比多的衝動，及在超我作用下，人性本能的自我超越與升華，揭示出小說對女性內心隱秘情感的表達。《雌性·母性——嚴歌苓小說《扶桑》中的情結分析》[23]用原型理論解讀《扶桑》，分析雌性、母性在人類學上的意義，以及與此相關的作者的創作動因。
還有的研究者從敘事學的角度進行解讀,這方麵的文章有《撲朔迷離的現代性敘事——嚴歌苓小說敘事藝術初探》[24]通過對作品進行分析，總結出嚴歌苓敘事藝術現代性的主要特征，即善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錯敘事，元敘事和拚貼式敘事。楊學民的《時間與敘事結構——嚴歌苓長篇小說敘事結構分析》[25]發現嚴歌苓的長篇小說慣以時間為結構要素，搭建形式與意味統一的敘事結構，以此實現小說文本的創新。此外，還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進行了敘事學上的探討，如《嚴歌苓的敘事意識及其《扶桑》的敘事解讀》[26]分析出多種人稱的複合敘事和對曆史化敘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敘事視角。針對同一文本，陳涵平的《論〈扶桑〉的曆史敘事》[27]則進一步闡釋了“曆史敘事”特征的具體表現：如多種人稱的交替出現、元敘事的大量使用、跨時空內容的拚貼式比較等，並指出這種曆史敘事的運用和嚴歌苓的移民經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創作中就表現為通過對文學性的追求而獲得最高的曆史真實性。《換一種聲音敘事——論嚴歌苓〈金陵十三釵〉的敘事藝術》[28]也對嚴歌苓小說的敘事藝術進行了解讀。
不少研究者從新曆史主義的角度切入，如《解構、重構、再解構——〈扶桑〉反思華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說“先是質疑與解構那些帶有偏見和歧視的史書,然後以自己的經曆和體驗來想象和重構那段早已湮滅的曆史,但最後又不得不解構自己重構的曆史。”的寫作思路，並指出小說對新曆史主義的突破與局限。《一次虛妄的旅行——評〈扶桑〉的新曆史主義特征》[30]同樣關注了《扶桑》中新曆史主義的運用，但闡釋較為簡單。此外，滕威在《懷想中國的方式——試析嚴歌苓旅美後小說創作》[31]運用身份批評的方式，對小說中“蘊含的雖然有猶疑但是已然內在化的對東方主義及父權製度的認同與妥協”表示憂慮，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具有警示作用。
從對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嚴歌苓小說研究中切入角度的不斷變化和批評方法的多樣化,正是在這樣的多重解讀中,我們看到了嚴歌苓小說內蘊的日益深厚與藝術的日漸多彩。
（二）綜合式分析和比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對嚴歌苓出國前的小說大都是單篇解讀,很少有將其與其他作家作品進行比較分析，或放在文學史的大背景中進行研究的。對其赴美後創作的研究，則不僅將其自身各時期的作品進行縱向比較,還將其作品與其他作家的作品進行橫向的比較，有些研究還注意將其作品放在整個文學史的大語境、大背景中來考察。重點采用的研究方式是比較式研究,在這種相互的對照中更加凸現出嚴歌苓創作的獨特之處,具體說來,大致有以下幾類。
一類是將嚴歌苓自己的不同作品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如陳思和的《嚴歌苓從精致走向大氣》[32]主要將嚴歌苓90年代的短篇小說進行了縱向比較，指出《白蛇》，《處女阿曼達》，《拉斯韋加斯的謎語》等小說“雖然敘事風格一如《女房東》時期的灑脫與幽默，但明顯不一樣的是原來精致的敘事結構被打破”，“小說結構中被精心組織的‘高潮’，‘節奏感’等技巧因素都蕩然無存”，“明顯的朝著‘大氣’的境界接近。”很好地把握住了作家創作過程中的貫通性與發展性。《雌性的魅惑——試析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形象的獨特內涵》[33]比較了嚴歌苓十幾年來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了他們所具有的“博大的母性”，“熾烈的情欲”和“複雜的人性”。《以弱勢求生存的神話——以小漁、扶桑、王葡萄為例談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形象》[34]分析了小漁、扶桑、王葡萄三個女性在不同境況下以弱勢求生存的經曆。《在異域與本土之間——論嚴歌苓新移民小說中的身份敘事》[35]在對多部小說主人公“弱者”、“局外人”、“邊緣人”身份的比較分析中歸納出嚴歌苓小說身份敘事的模式。
另一類是將嚴歌苓的作品與其他作家的作品進行比較。《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敘事模式——一嚴歌苓和譚恩美為例》[36]通過對嚴歌苓《人寰》和譚恩美《靈感女孩》的比較閱讀，分別以“曆史記憶”和“神話想象”概括兩位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不同方式，並嚐試尋找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時的主要敘事模式。《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與〈蝴蝶君〉的比較分析看華人[男性]的文學再現策略》[37]一文借用朱莉婭·克裏斯蒂娃[juliakristeva]的互文性理論,對嚴歌苓的小說《魔旦》與黃哲倫的戲劇《蝴蝶君》進行比較與剖析,闡釋了兩位華人作家在各自作品中表現出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東方再現策略。《族裔女性的發聲——以〈女勇士〉和〈扶桑〉為例》[38]分析了兩位作家重塑和揭示被美國主流話語掩蓋和壓製的華人曆史的方式。而《從〈第九個寡婦〉看鄉村敘事的曆史虛無主義》[39]則與《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預謀殺人》、《大年》等鄉村敘事的新曆史主義小說的代表作相比較，指出了《第九個寡婦》體現出的曆史虛無主義。這是為數不多的將海外與大陸作家的創作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研究文章。
除了上述評論文章,還應著重指出的是2003年美國學者陳瑞琳發表在《華文文學》上的一篇非常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即《冷靜的憂傷——從嚴歌苓的創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學的特質》[40],這篇學術論文從生命移植激發創作才情，浸染西方文藝理論的價值判斷，敢於直麵“邊緣人的人生”，“冷靜的憂傷”的風格主調，奇異的語言係統五個方麵對嚴歌苓的小說進行了細致的評述。既注意將其放在文學史的宏觀立體場景中考察,又能夠對她的重要作品進行微觀分析,真正做到了宏觀把握和微觀分析相結合,這在嚴歌苓小說的評論文章中是出類拔萃的。另外，青年學者莊園主編，2006年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女作家嚴歌苓研究》[41]是目前學界唯一一部嚴歌苓研究專著，它由名家點評，作品研究，作家自敘，作家側記，作家訪談五部分構成，另有“嚴歌苓創作年表”及“嚴歌苓獲獎項目”兩篇附錄。書中主要收錄了2000年以後嚴歌苓研究中的重要資料，包括大陸、香港、台灣、美國學者的學術論文，作者自己的創作感悟，媒體訪談等，是一部比較全麵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著作。正是在這種綜合研究中,嚴歌苓小說的深層藝術內涵被一層層挖掘出來。
三、薄弱點與突破點
縱觀近十年的嚴歌苓小說研究，“眾聲喧嘩”的意味遠甚於“百家爭鳴”——盡管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是從眾之聲，如有相當一部分論文都集中於對長篇小說《扶桑》敘事藝術的研究，對扶桑、王葡萄、小漁從女性形象角度的分析等少數幾個方麵，切入角度乏善可陳。還要一部分研究者沒有對作家的作品進行全麵閱讀，而隻是“趁熱拿來”一部剛出版的新書，缺乏比較分析就妄下結論，失之浮躁，如某些對於《第九個寡婦》的研究論文。或許由於嚴歌苓是一位“海外”“女”作家，很多研究者或者過於隨意的將其與其他海外華文/非華文作家進行比較，或者想當然的運用女性主義理論對其作品進行解讀，這些不夠慎重的研究，製造了大量學術泡沫，極容易掩蓋住作家創作中最本質、最有價值的部分，如對多麵人性的探求與刻畫等。
其實，對於嚴歌苓的小說研究尚有很多未挖掘的寶藏。比如她出國前的創作，尤其是《雌性的草地》這部長篇，其中已經蘊含著她下一時期創作的核心與精華。故深入研究該時期創作對把握嚴歌苓後一階段創作具有重要價值，但多年來,人們對它的研究一直不夠,隻是在論述其他問題的時候，捎帶著提及一下，很少有對其進行專門論述的。就是在提及它的時候,也隻是從人性的女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少運用其他研究方法對其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對於除代表作之外的其他小說,也很少有人提及,這就造成了研究的片麵性。對於一個作家的把握，僅僅如此是遠遠不夠的。另外，目前雖然出版有《女作家嚴歌苓研究》一書，但隻是一部“論文、訪談集”，尚無研究者個人獨立完成的研究專著，當然，這對於研究者自身的學識與眼光也有相當的要求。除此，大多數研究仍以單篇，兩篇或者幾篇小說比照分析為主，缺乏更加全麵，宏觀的“總論”、“綜述”等更具分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做到微觀和宏觀的統一,具體研究與綜合分析相結合,從而真正抓住嚴歌苓創作的精髓。
注釋：
[1]王卉《從個人化的體驗出發指向時代的荒誕和人性的壓抑》，《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1）.
[2]嚴歌苓《從雌性出發》，《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3]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與“自牧”》，《名作欣賞》，2004，（5）.
[4]嚴歌苓《從雌性出發》，《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5]陳彬妮《永遠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黃”與“紅”——淺談〈雌性的草地〉中小點兒與沈紅霞的“性與欲望”》，《華文文學》，2005，（3）.
[6]邢楠，王洪，戴亞琴《碣石瀟湘無限路——淺析嚴格苓短篇小說的女性世界》，《綏化學院學報》，2007,（5）.
[7]〔新加坡〕倪立秋《從神女到女神:扶桑與葡萄形象分析》，《華文文學》，2007，（1）.
[8]付立峰《論嚴歌苓的“母性”敘事》，《華文文學》，2007，（3）.
[9]〔香港〕李仕芬《男性敘述下的女性傳奇──讀嚴歌苓《倒淌河》》，《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3，（4）.
[10]葛亮《“母性”他者與東方“鏡像”》，《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
[11]陳思和《人性透視下的東方倫理》，《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第34頁.
[12]宋悅魁《曆史深處的人性閃光——再論嚴歌苓的移民小說》，《名作欣賞》，2007，（4）.
[13]張勇《現代性與人性的交戰——讀嚴歌苓的《第九位寡婦》》，《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6，(3).
[14]餘學玉《文化錯位與人性迷失——評嚴歌苓的長篇小說〈花兒與少年〉》，《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2).
[15]李亞萍《論嚴歌苓小說中人物的失語症》，《華文文學》，2003，（3）.
[16]朱立立《邊緣人生和曆史症結——簡評嚴歌苓〈海那邊〉和〈人寰〉》，《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999，（2）.
[17]陳曉輝《另一種海洋——略論美化女作家嚴歌苓的三篇小說》，《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998（2）.
[18]高俠《曲徑通幽:一個時代的隱痛——從〈白蛇〉等作品看嚴歌苓對“文革”的另類反觀》，《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
[19]王泉《文化夾縫裏的夢幻人生——嚴歌苓小說中的意象解讀》，《華文文學》，2004，（4）.
[20]連晨草《嚴歌苓小說的現代性》，《福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5）.
[21]劉豔《異域生活的女性言說——嚴歌苓創作品格論》，《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00，（3）.
[22]郝海洪《女性隱秘情感的揭秘——嚴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學解析》，《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
[23]繆麗芳《雌性·母性——嚴歌苓小說〈扶桑〉中的情結分析》，《華文文學》，2006，（6）.
[24]陳振華《撲朔迷離的現代性敘事——嚴歌苓小說敘事藝術初探》，《華文文學》，2000，（2）.
[25]楊學民《時間與敘事結構——嚴歌苓長篇小說敘事結構分析》，《當代文壇》，2004，（2）.
[26]姚曉南《嚴歌苓的敘事意識及其〈扶桑〉的敘事解讀》，《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4）.
[27]陳涵平《論〈扶桑〉的曆史敘事》，《華文文學》，2003，（3）.
[28]杭慧《換一種聲音敘事——論嚴歌苓〈金陵十三釵〉的敘事藝術》，《前沿》2007，（5）.
[29]劉雄平《解構、重構、再解構——〈扶桑〉反思華人移民史的三部曲》，《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2）
[30]方秀珍《一次虛妄的旅行——評〈扶桑〉的新曆史主義特征》《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11）.
[31]滕威《懷想中國的方式——試析嚴歌苓旅美後小說創作》，《華文文學》，2002，（4）.
[32]陳思和《嚴歌苓從精致走向大氣》，《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第21頁.
[33]李培《雌性的魅惑——試析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形象的獨特內涵》，《華文文學》，2004，（6）.
[34]張春紅《以弱勢求生存的神話——以小漁、扶桑、王葡萄為例談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形象》，《語文知識》，2007，（3）.
[35]張長青《在異域與本土之間——論嚴歌苓新移民小說中的身份敘事》，《華文文學》，2004，（6）.
[36]吳宏凱《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敘事模式—一嚴歌苓和譚恩美為例》，《華文文學》，2002（2）.
[37]葛亮《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與〈蝴蝶君〉的比較分析看華人[男性]的文學再現策略》，《國外文學》，2006，（3）.
[38]李亞萍《族裔女性的發聲——以〈女勇士〉和〈扶桑〉為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3，（5）.
[39]周水濤《從〈第九個寡婦〉看鄉村敘事的曆史虛無主義》，《小說評論》，2006，（5）.
[40]陳瑞琳《冷靜的憂傷——從嚴歌苓的創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學的特質》，《華文文學》，2003，（5）.
[41]《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
2008年3月17日
摘要：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的小說創作近年來日益受到海內外文學研究者的關注。對其小說創作的研究可以以嚴歌苓出國為界，大致分為出國前的小說研究和赴美後的小說研究。對其前一階段創作的研究較少，且多為單篇解讀。對其赴美後的小說，由於批評方法的多樣性和切入角度的靈活性,再加上綜合式分析和比較式研究的運用,在思想內蘊和藝術技巧研究方麵都有了較大的深入和拓展。當然也還存在可待開掘之處……
關鍵詞：嚴歌苓；小說研究；綜述
出身書香世家的嚴歌苓29歲即加入中國作協，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專業作家之一，並接連創作了三部反映部隊生活的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1989年，嚴歌苓赴美，創作了《少女小魚》、《扶桑》、《第九個寡婦》等大量小說。與作家的創作相對應，對於嚴歌苓小說的研究也可分為兩部分：出國前與出國後的小說研究。對其赴美後的小說，由於批評方法的多樣性和切入角度的靈活性,再加上綜合式分析和比較式研究的運用,在思想內蘊和藝術技巧研究方麵都有了較大的深入和拓展。與之相比，研究者對其前一階段創作的關注較少，且多為單篇解讀。
一、出國前嚴歌苓小說研究
對於出國前（即上世紀80年代）嚴歌苓的小說創作，近十年的評論界並未予以較多關注。嚴歌苓的第一篇小說是1981年發表的《蔥》，這是她的第一次學步,由於作品本身的不成熟,當時及現在都未引起重視。之後發表的短篇小說《臘姐》、《血緣》、《歌神和她的十二個月》、《芝麻官與芝麻事》，中篇小說《你跟我來，我給你水》，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等也很少有人論及。隻有《從個人化的體驗出發指向時代的荒誕和人性的壓抑》[1]一文指出嚴歌苓在長篇小說《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表現出強烈的個人化傾向，並簡要分析了作家走上以揭示時代荒誕和人性壓抑的創作道路的原因。文章注意到嚴歌苓小說不同於一般軍事題材作品之處，並指出研究其早期作品對於理解她現今創作的意義，這對我們的研究具有啟示作用。
嚴歌苓赴美前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雌性的草地》是她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她在小說自序中說，在那個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準則的對立麵。‘性’被消滅，生命才得以純粹。”“寫此書，我似乎為了伸張‘性’。”“人性，雌性，性愛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沿著作者的思路，王列耀在《女人的“牧”、“被牧”與“自牧”》[3]一文中著重挑出“雌性”這一關鍵詞，條分縷析了嚴歌苓從男女性別差異出發，倡導以“自然意識”與曾經流行一時的“社會意識”相對抗，“強調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性欲、生育、母職等，用此來反襯虛幻的‘革命’的名義和虛幻的‘男女平等’的名義的荒誕。”但他進一步指出“‘她們’沒有未來”——“有關母性無私神聖的讚歌，最終還是帶來了讓人失望的結果；最終還是要在各種‘名義’與‘權力’麵前碰得粉碎。”是對作品中理想化傾向的異議。
另外，嚴歌苓對這部作品的結構進行了大膽而成功的探索。“在故事正敘中，將情緒的特別敘述肢解下來，再用電影的特寫鏡頭，把這段情緒若幹倍放大、誇張，使不斷向前發展的故事總給你一些驚心動魄的停頓，這些停頓是你的眼睛和感覺受到比故事本身強烈許多的刺激。”[4]但目前似乎尚無此方麵的研究成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永遠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黃”與“紅”——淺談《雌性的草地》中小點兒與沈紅霞的“性與欲望”》[5]一文，巧妙的提煉出作者用“顏色和物的象征，賦予了豐富的象征意蘊,那是她們對性的渴望,對愛情的執著與純真。”並指出“黃色的向日葵是小點兒欲望的陰柔之美,鮮紅的紅馬是沈紅霞一生灼燒的激情,追求的愛情。”令人耳目一新。
二、赴美後嚴歌苓小說研究
（一）批評方法的多樣化和切入角度的靈活性
1989年，嚴歌苓赴美攻讀文學寫作碩士，吸收了西方文藝複興以來對“人”的價值觀透視和現代文藝理論，其作品在思想意蘊和藝術技巧方麵都有了很大提高,評論界也爭相采用新的批評方法對她的創作加以評論。主要圍繞長篇小說《扶桑》，《人寰》，《第九個寡婦》和幾部重要的短篇《白蛇》，《金陵十三釵》等展開。如《碣石瀟湘無限路——淺析嚴格苓短篇小說的女性世界》[6]采用女性主義批評方法，對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女性進行了典型分析，但這隻是對於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讀，未深入到文本更深層。《從神女到女神:扶桑與葡萄形象分析》[7]探討了扶桑和王葡萄兩個底層女子身上的女兒性、母性如何轉化為神性,以及她們如何完成從神女到女神的蛻變，表達了作家強烈的女性/母性意識。而《論嚴歌苓的“母性”敘事》[8]更明確指出“在嚴歌苓這兩部關於女性命運的小說（《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當中，母性、人性與‘女性’之間並沒有潛在的衝突。……母性是女性所特有的品格和力量，卻又掩蓋了女性生命體驗中所要麵對的其他問題。”比前述文章更進一步，深入到女性研究的深處。此外，李仕芬的《男性敘述下的女性傳奇──讀嚴歌苓《倒淌河》》[9]集中討論了作者如何通過男主角何夏的敘述,突出阿尕這個女性角色。“在《倒淌河》中，嚴歌苓亦可說用了‘性別置換’的敘述方式來‘提高作者對女性價值的弘揚的可信度’。”闡釋視角獨特。而《“母性”他者與東方“鏡像”》[29]一文借用拉康的鏡像理論作為分析起點，剖析了《扶桑》中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感情糾葛，與東方作為西方在塑造和認證自我過程中的“他者”之間既定模式在種族和性別上的雙重顛覆結構。
對人性的深入體認是嚴歌苓小說一貫的追求，不少研究者從人性的角度切入,對其作品進行解讀。如陳思和在《人性透視下的東方倫理》[11]一文讚揚嚴歌苓，“你用你的筆尖銳地挑開了蒙在這兩個故事上的友誼麵紗，從中發現了人性的扭曲和醜陋。”再有《人的本性在血與火的洗禮下複活——〈金陵十三釵〉評析》[11]解讀出一群妓女在戰爭中的大無畏犧牲精神，以及作品展現的人性多麵性，褒揚了高尚的人性。《曆史深處的人性閃光——再論嚴歌苓的移民小說》[12]發現嚴歌苓的小說不僅剖析華人移民，也關注所在國的白種居民，從更廣泛意義上表現人性的複雜與微妙。此外，張勇的《現代性與人性的交戰——讀嚴歌苓的《第九位寡婦》》[13]通過分析作者刻畫的極致人性，發現了小說中表現的現代性和人性之間的激烈衝突。
由於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邊緣性，不少研究者從文化認同，文化邊緣的角度切入，如《文化錯位與人性迷失——評嚴歌苓的長篇小說〈花兒與少年〉》[14]分析了嚴歌苓新移民小說對人性在異族語境下迷失和掙紮的刻畫，對新移民“失語”狀態和“文化邊緣人”身份的憂慮和關切。《論嚴歌苓小說中人物的失語症》[15]著重剖析了小說人物在異國他鄉出現的交流障礙，揭示出新移民麵對異國語言和文化時的尷尬狀態。朱立立的《邊緣人生和曆史症結——簡評嚴歌苓〈海那邊〉和〈人寰〉》[16]指出嚴歌苓小說的人物多是邊緣人，不但具有“經濟上，種族上乃至文化上的多重邊緣性”，甚至帶著異鄉人剪不斷理還亂的曆史症結，這是她的小說不同於大多數新移民小說的獨到之處。《另一種海洋——略論美化女作家嚴歌苓的三篇小說》[17]也從文化認同的角度對嚴歌苓小說進行了闡釋。
還有研究者從童年視角切入，如《曲徑通幽:一個時代的隱痛——從《白蛇》等作品看嚴歌苓對“文革”的另類反觀》[18]從童年和女性視角對文革做另類反觀。除此，《文化夾縫裏的夢幻人生——嚴歌苓小說中的意象解讀》[19]從剖析嚴歌苓小說中獨特的審美意象入手，探討了其小說的文化意蘊。《嚴歌苓小說的現代性》[20]則從三個方麵分析了嚴歌苓小說的現代性。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文章側重探討嚴歌苓小說在藝術層麵的開拓,它們大都從精神分析學、敘事學等方麵進行探討。
對精神分析學和心理學的係統研讀，使嚴歌苓對隱秘人性具有獨到洞悉，並在她的小說中加藝術地表現。《異域生活的女性言說——嚴歌苓創作品格論》[21]一文對《海那邊》中傻子泡的性本能被壓抑終致殺人的悲劇分析；對《約會》、《紅羅裙》、《屋有閣樓》裏母、子、父、女之間逾越正常倫理感情的愛欲表現的解讀；以及對《人寰》中以“talkout”方式作為小說形式的闡釋，是運用弗洛伊精神分析理論解讀嚴歌苓小說的代表性研究。《女性隱秘情感的揭秘——嚴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學解析》[22]分析了“我”的“戀父情結”；以及在特殊年代裏，人性遭到的壓抑和力比多的衝動，及在超我作用下，人性本能的自我超越與升華，揭示出小說對女性內心隱秘情感的表達。《雌性·母性——嚴歌苓小說《扶桑》中的情結分析》[23]用原型理論解讀《扶桑》，分析雌性、母性在人類學上的意義，以及與此相關的作者的創作動因。
還有的研究者從敘事學的角度進行解讀,這方麵的文章有《撲朔迷離的現代性敘事——嚴歌苓小說敘事藝術初探》[24]通過對作品進行分析，總結出嚴歌苓敘事藝術現代性的主要特征，即善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錯敘事，元敘事和拚貼式敘事。楊學民的《時間與敘事結構——嚴歌苓長篇小說敘事結構分析》[25]發現嚴歌苓的長篇小說慣以時間為結構要素，搭建形式與意味統一的敘事結構，以此實現小說文本的創新。此外，還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進行了敘事學上的探討，如《嚴歌苓的敘事意識及其《扶桑》的敘事解讀》[26]分析出多種人稱的複合敘事和對曆史化敘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敘事視角。針對同一文本，陳涵平的《論〈扶桑〉的曆史敘事》[27]則進一步闡釋了“曆史敘事”特征的具體表現：如多種人稱的交替出現、元敘事的大量使用、跨時空內容的拚貼式比較等，並指出這種曆史敘事的運用和嚴歌苓的移民經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創作中就表現為通過對文學性的追求而獲得最高的曆史真實性。《換一種聲音敘事——論嚴歌苓〈金陵十三釵〉的敘事藝術》[28]也對嚴歌苓小說的敘事藝術進行了解讀。
不少研究者從新曆史主義的角度切入，如《解構、重構、再解構——〈扶桑〉反思華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說“先是質疑與解構那些帶有偏見和歧視的史書,然後以自己的經曆和體驗來想象和重構那段早已湮滅的曆史,但最後又不得不解構自己重構的曆史。”的寫作思路，並指出小說對新曆史主義的突破與局限。《一次虛妄的旅行——評〈扶桑〉的新曆史主義特征》[30]同樣關注了《扶桑》中新曆史主義的運用，但闡釋較為簡單。此外，滕威在《懷想中國的方式——試析嚴歌苓旅美後小說創作》[31]運用身份批評的方式，對小說中“蘊含的雖然有猶疑但是已然內在化的對東方主義及父權製度的認同與妥協”表示憂慮，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具有警示作用。
從對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嚴歌苓小說研究中切入角度的不斷變化和批評方法的多樣化,正是在這樣的多重解讀中,我們看到了嚴歌苓小說內蘊的日益深厚與藝術的日漸多彩。
（二）綜合式分析和比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對嚴歌苓出國前的小說大都是單篇解讀,很少有將其與其他作家作品進行比較分析，或放在文學史的大背景中進行研究的。對其赴美後創作的研究，則不僅將其自身各時期的作品進行縱向比較,還將其作品與其他作家的作品進行橫向的比較，有些研究還注意將其作品放在整個文學史的大語境、大背景中來考察。重點采用的研究方式是比較式研究,在這種相互的對照中更加凸現出嚴歌苓創作的獨特之處,具體說來,大致有以下幾類。
一類是將嚴歌苓自己的不同作品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如陳思和的《嚴歌苓從精致走向大氣》[32]主要將嚴歌苓90年代的短篇小說進行了縱向比較，指出《白蛇》，《處女阿曼達》，《拉斯韋加斯的謎語》等小說“雖然敘事風格一如《女房東》時期的灑脫與幽默，但明顯不一樣的是原來精致的敘事結構被打破”，“小說結構中被精心組織的‘高潮’，‘節奏感’等技巧因素都蕩然無存”，“明顯的朝著‘大氣’的境界接近。”很好地把握住了作家創作過程中的貫通性與發展性。《雌性的魅惑——試析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形象的獨特內涵》[33]比較了嚴歌苓十幾年來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了他們所具有的“博大的母性”，“熾烈的情欲”和“複雜的人性”。《以弱勢求生存的神話——以小漁、扶桑、王葡萄為例談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形象》[34]分析了小漁、扶桑、王葡萄三個女性在不同境況下以弱勢求生存的經曆。《在異域與本土之間——論嚴歌苓新移民小說中的身份敘事》[35]在對多部小說主人公“弱者”、“局外人”、“邊緣人”身份的比較分析中歸納出嚴歌苓小說身份敘事的模式。
另一類是將嚴歌苓的作品與其他作家的作品進行比較。《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敘事模式——一嚴歌苓和譚恩美為例》[36]通過對嚴歌苓《人寰》和譚恩美《靈感女孩》的比較閱讀，分別以“曆史記憶”和“神話想象”概括兩位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不同方式，並嚐試尋找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時的主要敘事模式。《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與〈蝴蝶君〉的比較分析看華人[男性]的文學再現策略》[37]一文借用朱莉婭·克裏斯蒂娃[juliakristeva]的互文性理論,對嚴歌苓的小說《魔旦》與黃哲倫的戲劇《蝴蝶君》進行比較與剖析,闡釋了兩位華人作家在各自作品中表現出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東方再現策略。《族裔女性的發聲——以〈女勇士〉和〈扶桑〉為例》[38]分析了兩位作家重塑和揭示被美國主流話語掩蓋和壓製的華人曆史的方式。而《從〈第九個寡婦〉看鄉村敘事的曆史虛無主義》[39]則與《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預謀殺人》、《大年》等鄉村敘事的新曆史主義小說的代表作相比較，指出了《第九個寡婦》體現出的曆史虛無主義。這是為數不多的將海外與大陸作家的創作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研究文章。
除了上述評論文章,還應著重指出的是2003年美國學者陳瑞琳發表在《華文文學》上的一篇非常具有學術價值的文章,即《冷靜的憂傷——從嚴歌苓的創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學的特質》[40],這篇學術論文從生命移植激發創作才情，浸染西方文藝理論的價值判斷，敢於直麵“邊緣人的人生”，“冷靜的憂傷”的風格主調，奇異的語言係統五個方麵對嚴歌苓的小說進行了細致的評述。既注意將其放在文學史的宏觀立體場景中考察,又能夠對她的重要作品進行微觀分析,真正做到了宏觀把握和微觀分析相結合,這在嚴歌苓小說的評論文章中是出類拔萃的。另外，青年學者莊園主編，2006年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女作家嚴歌苓研究》[41]是目前學界唯一一部嚴歌苓研究專著，它由名家點評，作品研究，作家自敘，作家側記，作家訪談五部分構成，另有“嚴歌苓創作年表”及“嚴歌苓獲獎項目”兩篇附錄。書中主要收錄了2000年以後嚴歌苓研究中的重要資料，包括大陸、香港、台灣、美國學者的學術論文，作者自己的創作感悟，媒體訪談等，是一部比較全麵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著作。正是在這種綜合研究中,嚴歌苓小說的深層藝術內涵被一層層挖掘出來。
三、薄弱點與突破點
縱觀近十年的嚴歌苓小說研究，“眾聲喧嘩”的意味遠甚於“百家爭鳴”——盡管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是從眾之聲，如有相當一部分論文都集中於對長篇小說《扶桑》敘事藝術的研究，對扶桑、王葡萄、小漁從女性形象角度的分析等少數幾個方麵，切入角度乏善可陳。還要一部分研究者沒有對作家的作品進行全麵閱讀，而隻是“趁熱拿來”一部剛出版的新書，缺乏比較分析就妄下結論，失之浮躁，如某些對於《第九個寡婦》的研究論文。或許由於嚴歌苓是一位“海外”“女”作家，很多研究者或者過於隨意的將其與其他海外華文/非華文作家進行比較，或者想當然的運用女性主義理論對其作品進行解讀，這些不夠慎重的研究，製造了大量學術泡沫，極容易掩蓋住作家創作中最本質、最有價值的部分，如對多麵人性的探求與刻畫等。
其實，對於嚴歌苓的小說研究尚有很多未挖掘的寶藏。比如她出國前的創作，尤其是《雌性的草地》這部長篇，其中已經蘊含著她下一時期創作的核心與精華。故深入研究該時期創作對把握嚴歌苓後一階段創作具有重要價值，但多年來,人們對它的研究一直不夠,隻是在論述其他問題的時候，捎帶著提及一下，很少有對其進行專門論述的。就是在提及它的時候,也隻是從人性的女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少運用其他研究方法對其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對於除代表作之外的其他小說,也很少有人提及,這就造成了研究的片麵性。對於一個作家的把握，僅僅如此是遠遠不夠的。另外，目前雖然出版有《女作家嚴歌苓研究》一書，但隻是一部“論文、訪談集”，尚無研究者個人獨立完成的研究專著，當然，這對於研究者自身的學識與眼光也有相當的要求。除此，大多數研究仍以單篇，兩篇或者幾篇小說比照分析為主，缺乏更加全麵，宏觀的“總論”、“綜述”等更具分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做到微觀和宏觀的統一,具體研究與綜合分析相結合,從而真正抓住嚴歌苓創作的精髓。
注釋：
[1]王卉《從個人化的體驗出發指向時代的荒誕和人性的壓抑》，《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1）.
[2]嚴歌苓《從雌性出發》，《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3]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與“自牧”》，《名作欣賞》，2004，（5）.
[4]嚴歌苓《從雌性出發》，《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
[5]陳彬妮《永遠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黃”與“紅”——淺談〈雌性的草地〉中小點兒與沈紅霞的“性與欲望”》，《華文文學》，2005，（3）.
[6]邢楠，王洪，戴亞琴《碣石瀟湘無限路——淺析嚴格苓短篇小說的女性世界》，《綏化學院學報》，2007,（5）.
[7]〔新加坡〕倪立秋《從神女到女神:扶桑與葡萄形象分析》，《華文文學》，2007，（1）.
[8]付立峰《論嚴歌苓的“母性”敘事》，《華文文學》，2007，（3）.
[9]〔香港〕李仕芬《男性敘述下的女性傳奇──讀嚴歌苓《倒淌河》》，《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3，（4）.
[10]葛亮《“母性”他者與東方“鏡像”》，《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
[11]陳思和《人性透視下的東方倫理》，《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第34頁.
[12]宋悅魁《曆史深處的人性閃光——再論嚴歌苓的移民小說》，《名作欣賞》，2007，（4）.
[13]張勇《現代性與人性的交戰——讀嚴歌苓的《第九位寡婦》》，《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6，(3).
[14]餘學玉《文化錯位與人性迷失——評嚴歌苓的長篇小說〈花兒與少年〉》，《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2).
[15]李亞萍《論嚴歌苓小說中人物的失語症》，《華文文學》，2003，（3）.
[16]朱立立《邊緣人生和曆史症結——簡評嚴歌苓〈海那邊〉和〈人寰〉》，《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999，（2）.
[17]陳曉輝《另一種海洋——略論美化女作家嚴歌苓的三篇小說》，《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998（2）.
[18]高俠《曲徑通幽:一個時代的隱痛——從〈白蛇〉等作品看嚴歌苓對“文革”的另類反觀》，《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
[19]王泉《文化夾縫裏的夢幻人生——嚴歌苓小說中的意象解讀》，《華文文學》，2004，（4）.
[20]連晨草《嚴歌苓小說的現代性》，《福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5）.
[21]劉豔《異域生活的女性言說——嚴歌苓創作品格論》，《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00，（3）.
[22]郝海洪《女性隱秘情感的揭秘——嚴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學解析》，《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
[23]繆麗芳《雌性·母性——嚴歌苓小說〈扶桑〉中的情結分析》，《華文文學》，2006，（6）.
[24]陳振華《撲朔迷離的現代性敘事——嚴歌苓小說敘事藝術初探》，《華文文學》，2000，（2）.
[25]楊學民《時間與敘事結構——嚴歌苓長篇小說敘事結構分析》，《當代文壇》，2004，（2）.
[26]姚曉南《嚴歌苓的敘事意識及其〈扶桑〉的敘事解讀》，《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4）.
[27]陳涵平《論〈扶桑〉的曆史敘事》，《華文文學》，2003，（3）.
[28]杭慧《換一種聲音敘事——論嚴歌苓〈金陵十三釵〉的敘事藝術》，《前沿》2007，（5）.
[29]劉雄平《解構、重構、再解構——〈扶桑〉反思華人移民史的三部曲》，《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2）
[30]方秀珍《一次虛妄的旅行——評〈扶桑〉的新曆史主義特征》《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11）.
[31]滕威《懷想中國的方式——試析嚴歌苓旅美後小說創作》，《華文文學》，2002，（4）.
[32]陳思和《嚴歌苓從精致走向大氣》，《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第21頁.
[33]李培《雌性的魅惑——試析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形象的獨特內涵》，《華文文學》，2004，（6）.
[34]張春紅《以弱勢求生存的神話——以小漁、扶桑、王葡萄為例談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形象》，《語文知識》，2007，（3）.
[35]張長青《在異域與本土之間——論嚴歌苓新移民小說中的身份敘事》，《華文文學》，2004，（6）.
[36]吳宏凱《海外華人作家書寫中國形象的敘事模式—一嚴歌苓和譚恩美為例》，《華文文學》，2002（2）.
[37]葛亮《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與〈蝴蝶君〉的比較分析看華人[男性]的文學再現策略》，《國外文學》，2006，（3）.
[38]李亞萍《族裔女性的發聲——以〈女勇士〉和〈扶桑〉為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3，（5）.
[39]周水濤《從〈第九個寡婦〉看鄉村敘事的曆史虛無主義》，《小說評論》，2006，（5）.
[40]陳瑞琳《冷靜的憂傷——從嚴歌苓的創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學的特質》，《華文文學》，2003，（5）.
[41]《女作家嚴歌苓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
2008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