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布賈的外交官圈子裏，有一種普遍的社交活動，叫作“快樂時光”(happyhours)。“快樂時光”不需發邀請，隻在大使館自印的小報上登個消息，來不來隨你便。因此每個星期五晚上，無處消遣的駐外人員們都到小報上尋找消息，然後便去某處混掉一段“快樂時光”。酒是管夠的，但也夠劣的，包管你在兩杯之後對所有人都生熟不忌，暢所欲言。食物常常不夠，因此大家是半飽而來，或半飽而去。“快樂時光”的主人和客人也往往不認識，客人和客人也最多似曾相識。有次一個女友告訴我，她的丈夫不懂快樂時光的規矩，每回都堵住一個人猛談，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和人家討論，弄得對方怕他，拚命找借口逃走。“快樂時光”的理想交流方式，是手拿酒杯在人群裏行雲流水，和每個人都道上安，問上好，談話不超過五句，無論別人對你還是你對別人都應該是走馬燈。
一次我們發現了一個“快樂時光”，東道主是比利時大使館一位外交官。問問周圍人，都說不認識他。他的房子離我們不遠，隔著突尼斯大使館的宿舍和伊拉克大使館的宅邸就是了，步行才不到兩百米。我們實在想不出其它更好的事可做，便厚了厚臉皮出席了。主人叫保爾，四十出頭，仍打著光棍，有條牛犢大的黑狗，竟也很給我們麵子，一聲不咬。看來常出沒這裏的客人陌生的比熟悉的多。保爾職位一定不低，院子有我們五個大。院子裏擺開七八張桌子，上麵放著堅果和甜玉米花，有點中國農村辦紅﹑白事，吃滿月酒的氣勢。所有的酒都集中在靠廊簷的一張條案上，種類遠多過出席者的人種。啤酒一打一打迭羅漢，從地上迭得半人高。似乎是謹防大家結夥深談，院子裏沒有擺椅子。保爾一視同仁地接待每一個人，遞上他的名片，招呼大家喝酒。
八點鍾左右，頭一批客人喝得站不穩了，開始告辭，另一批客人恰好剛到。不久每個人都邊喝邊拍頭打臉，因為成千上萬隻指甲蓋大的飛蟲把燈都遮黑了，到處都是沙沙作響的蟲翅聲。抬頭看看月亮，白亮的月盤上也生滿雀斑似的。有人說飛蟲是衝燈光來的，滅了燈就清靜了。保爾立刻采納意見，熄滅了院子裏所有的燈。蟲子頓時消失，但再來的客人連主人長什麽樣都不知道了。一片黑暗中，有沒有混進來的伊拉克人和美國人友好碰杯都難說。大概因為那次伸手不見五指的“快樂時光”，人們對保爾的長相都印象不深。後來我去超市買東西，我的司機挨了一個白人的罵，我上去幫司機的腔。但等那個白人把車開走，我一陣後悔，因為我想起他就是保爾。保爾實在虧得慌，破費那麽多酒錢，卻沒讓自己在客人中混成個半熟臉兒。
各大使館的內部小報上有時也登其它的夜晚節目。比如土耳其大使館在一個星期五請來了模特表演隊，展示幾位當地服裝設計師的作品，多半是根據非洲部落的土著服裝創作的時裝。人們在幾個禮拜之前就開始奔走相告，訂座位約朋友，為這個稍微高尚些的消遣而興奮。這和”快樂時光”不一樣，不能有“混”的態度，一襲褲衩汗衫就算衣冠周正了。在阿布賈沒有歌劇院可去，更沒有交響樂和芭蕾，去看這個時裝表演，大家權當是去聽歌劇。所以女人們也都憋著勁要盛裝一回，珠寶也都要佩掛起來。一般的酒會和餐會在阿布賈時有發生，而且在哪個酒會上都碰得到熟人，出過風頭的衣服就不能再出，所以先是要自我設計一番時裝。出席酒會，女人們一到場先看看自己的服裝是隆重過頭，還是太過草率，有時所有人似乎串通好了來作弄你，一色的便裝亮相，而你衣冠楚楚成了個唱大戲的，一晚上又累又傻又孤立。而這回看時裝表演，大家終於不必有“過頭”之慮了。
土耳其大使館離我們的院子也不遠，隔著五個大門而已，步行過去應該十分鍾也用不了，開車倒反而要對付停車的難題。但阿布賈的街道象黃河，說改道就改道。昨天好好的人行道，今天很可能堆滿建築用的沙土石塊，或者鋪草坪的草皮，砍伐下來的樹枝，未被拉走的垃圾，人行道就改到了馬路上。有時水管或下水道漏了，馬路也改道，成了運河。有幾次我早起按老路線跑步，被人喊住了，說我怎麽可以穿過他們的祈禱場。原來那一段人行道被他們改成了清真寺，隻不過牆和屋頂是非物質的，好比中國戲曲舞台上的寫意性房舍，因而我這異教徒不慎闖入。所以我和來瑞早早吃了晚餐，換了衣服，提前向土耳其大使館出發。我們把時間留得非常寬裕，怕我的高跟鞋遭遇意外改道。到了土耳其大使館門口，大門還緊緊閉著，一個看表演的人都沒有。等了十分鍾，仍然不見人來。馬路對過，是一塊巨大的荒地，由垃圾場形成的。荒地那一麵有幾間草棚，住著幾家人，也養了幾條狗。這時人和狗都站在棚子外麵，看著我們兩個盛裝的異族男女。我們的服裝和這片荒地以及他們的草棚形成了不知是誰對於誰的諷刺。又過了一會，總算來了幾個人。離開演時間還有十分鍾，大門卻還是緊閉著。有人沉不住氣了，說即便不開門，也該有一點時裝表演的氣氛啊。這時就有人敲門了。一個警衛吃驚地跑出來反問大家：“你們難道不知道嗎？”我們說知道什麽？他說：“取消啦！”大家氣壞了，說怎麽可以說取消就取消呢？這不是拿人開心嗎？警衛說取消的通知剛剛下發，因為裝時裝的大卡車在公路上被土匪劫持了，設計師和司機好不容易才脫險打電話過來。大家都驚得半張開嘴，一直到警衛再三安慰，說設計師們確實脫險了，才惶惶地散夥。
有一個星期五，荷蘭航空公司要舉辦一次“快樂時光”，以吃牡蠣為主題。雖然不象其它“快樂時光”一切免費，但鑒於牡蠣在阿布賈的稀貴程度，三十五美金一個人差不多就算免費了。據說牡蠣將在當天從荷蘭乘飛機，再經過七小時的冷藏旅行到達阿布賈，新鮮程度可想而知。很多人來阿布賈幾年也沒吃過一次牡蠣，所以都覺得荷蘭航空公司功德無量。晚上和幾位美國大使館的朋友一塊來到希爾頓飯店，找到了那家意大利餐廳。我們被安頓到一張長形大桌，桌上擺著荷蘭航空公司的招牌，並有歡迎字樣。點了酒和開胃小菜之後，大家問服務生牡蠣怎樣點：按份還是按個，或者是自助餐，吃多吃少憑食量也憑良心。服務生表情奇怪地退了場，不久餐館經理出來了，笑嘻嘻地說，你們可以點牛排大餐，或者龍蝦大餐，價錢同樣。我們說我們就是圖一頓牡蠣大餐才來的。他代表荷蘭航空公司沉痛道歉：牡蠣現在還在拉格斯，被海關扣住了。一個朋友說，一定是沒有給海關行賄。經理說，行賄是行了，但錢數大概不夠分給每個管事的海關官員，所以沒得到好處的人就找事了。海關提出要荷蘭航空公司付一筆稅，航空公司一聽那價碼便說，牡蠣你們留著慢慢吃吧，這邊改吃牛排大餐了。然後經理說，酒錢全算在航空公司賬上。
我們依然每個星期尋找各種各樣的“快樂時光”。一次聽說法國大使館每星期放法國電影，對於我這個電影迷來說，總算找到了真正的快樂時光。我和來瑞議論，看看人家法國人，精神享受還是高於物質享受啊。整個尼日利亞一共有一家電影院，在拉格斯，但禁演絕大部份西方電影。好萊塢的電影一部也不準演，怕尼日利亞人受精神汙染。據統計，尼日利亞人和世界各國人相比是最快樂的人，也許和不看好萊塢的電影有關。此地之所以盛行“快樂時光”，也是因為沒有電影院可去。聽說法國電影在法國文化中心的露天廣場上放，所以我們都換上長袖衣服和長褲。在阿布賈生活，基本不穿皮鞋襪子，天天赤腳穿涼鞋﹑拖鞋。但這天晚上我們都嚴嚴實實地穿上襪子皮鞋，並且在臉上手上塗滿防蚊藥水。在阿布賈的自然食物環鏈中，人類捕食蜥蜴，蜥蜴捕食蚊子，蚊子捕食人類，無論奈何與否，大家都責無旁貸。法國大使館的文化中心並不好找，我們開車在小街裏傳了半個小時才找到。進去不久，一些法國人來了，拖兒帶女，又是食品又是水果，看來這場電影對他們也是一樁大事。但管理人員很快亮出一塊牌子，上麵寫著致歉的話：非常遺憾，今天晚上有雨，不得不取消電影。
在阿布賈住得時間長了，發現最靠得住的娛樂還是“快樂時光”。
一次我們發現了一個“快樂時光”，東道主是比利時大使館一位外交官。問問周圍人，都說不認識他。他的房子離我們不遠，隔著突尼斯大使館的宿舍和伊拉克大使館的宅邸就是了，步行才不到兩百米。我們實在想不出其它更好的事可做，便厚了厚臉皮出席了。主人叫保爾，四十出頭，仍打著光棍，有條牛犢大的黑狗，竟也很給我們麵子，一聲不咬。看來常出沒這裏的客人陌生的比熟悉的多。保爾職位一定不低，院子有我們五個大。院子裏擺開七八張桌子，上麵放著堅果和甜玉米花，有點中國農村辦紅﹑白事，吃滿月酒的氣勢。所有的酒都集中在靠廊簷的一張條案上，種類遠多過出席者的人種。啤酒一打一打迭羅漢，從地上迭得半人高。似乎是謹防大家結夥深談，院子裏沒有擺椅子。保爾一視同仁地接待每一個人，遞上他的名片，招呼大家喝酒。
八點鍾左右，頭一批客人喝得站不穩了，開始告辭，另一批客人恰好剛到。不久每個人都邊喝邊拍頭打臉，因為成千上萬隻指甲蓋大的飛蟲把燈都遮黑了，到處都是沙沙作響的蟲翅聲。抬頭看看月亮，白亮的月盤上也生滿雀斑似的。有人說飛蟲是衝燈光來的，滅了燈就清靜了。保爾立刻采納意見，熄滅了院子裏所有的燈。蟲子頓時消失，但再來的客人連主人長什麽樣都不知道了。一片黑暗中，有沒有混進來的伊拉克人和美國人友好碰杯都難說。大概因為那次伸手不見五指的“快樂時光”，人們對保爾的長相都印象不深。後來我去超市買東西，我的司機挨了一個白人的罵，我上去幫司機的腔。但等那個白人把車開走，我一陣後悔，因為我想起他就是保爾。保爾實在虧得慌，破費那麽多酒錢，卻沒讓自己在客人中混成個半熟臉兒。
各大使館的內部小報上有時也登其它的夜晚節目。比如土耳其大使館在一個星期五請來了模特表演隊，展示幾位當地服裝設計師的作品，多半是根據非洲部落的土著服裝創作的時裝。人們在幾個禮拜之前就開始奔走相告，訂座位約朋友，為這個稍微高尚些的消遣而興奮。這和”快樂時光”不一樣，不能有“混”的態度，一襲褲衩汗衫就算衣冠周正了。在阿布賈沒有歌劇院可去，更沒有交響樂和芭蕾，去看這個時裝表演，大家權當是去聽歌劇。所以女人們也都憋著勁要盛裝一回，珠寶也都要佩掛起來。一般的酒會和餐會在阿布賈時有發生，而且在哪個酒會上都碰得到熟人，出過風頭的衣服就不能再出，所以先是要自我設計一番時裝。出席酒會，女人們一到場先看看自己的服裝是隆重過頭，還是太過草率，有時所有人似乎串通好了來作弄你，一色的便裝亮相，而你衣冠楚楚成了個唱大戲的，一晚上又累又傻又孤立。而這回看時裝表演，大家終於不必有“過頭”之慮了。
土耳其大使館離我們的院子也不遠，隔著五個大門而已，步行過去應該十分鍾也用不了，開車倒反而要對付停車的難題。但阿布賈的街道象黃河，說改道就改道。昨天好好的人行道，今天很可能堆滿建築用的沙土石塊，或者鋪草坪的草皮，砍伐下來的樹枝，未被拉走的垃圾，人行道就改到了馬路上。有時水管或下水道漏了，馬路也改道，成了運河。有幾次我早起按老路線跑步，被人喊住了，說我怎麽可以穿過他們的祈禱場。原來那一段人行道被他們改成了清真寺，隻不過牆和屋頂是非物質的，好比中國戲曲舞台上的寫意性房舍，因而我這異教徒不慎闖入。所以我和來瑞早早吃了晚餐，換了衣服，提前向土耳其大使館出發。我們把時間留得非常寬裕，怕我的高跟鞋遭遇意外改道。到了土耳其大使館門口，大門還緊緊閉著，一個看表演的人都沒有。等了十分鍾，仍然不見人來。馬路對過，是一塊巨大的荒地，由垃圾場形成的。荒地那一麵有幾間草棚，住著幾家人，也養了幾條狗。這時人和狗都站在棚子外麵，看著我們兩個盛裝的異族男女。我們的服裝和這片荒地以及他們的草棚形成了不知是誰對於誰的諷刺。又過了一會，總算來了幾個人。離開演時間還有十分鍾，大門卻還是緊閉著。有人沉不住氣了，說即便不開門，也該有一點時裝表演的氣氛啊。這時就有人敲門了。一個警衛吃驚地跑出來反問大家：“你們難道不知道嗎？”我們說知道什麽？他說：“取消啦！”大家氣壞了，說怎麽可以說取消就取消呢？這不是拿人開心嗎？警衛說取消的通知剛剛下發，因為裝時裝的大卡車在公路上被土匪劫持了，設計師和司機好不容易才脫險打電話過來。大家都驚得半張開嘴，一直到警衛再三安慰，說設計師們確實脫險了，才惶惶地散夥。
有一個星期五，荷蘭航空公司要舉辦一次“快樂時光”，以吃牡蠣為主題。雖然不象其它“快樂時光”一切免費，但鑒於牡蠣在阿布賈的稀貴程度，三十五美金一個人差不多就算免費了。據說牡蠣將在當天從荷蘭乘飛機，再經過七小時的冷藏旅行到達阿布賈，新鮮程度可想而知。很多人來阿布賈幾年也沒吃過一次牡蠣，所以都覺得荷蘭航空公司功德無量。晚上和幾位美國大使館的朋友一塊來到希爾頓飯店，找到了那家意大利餐廳。我們被安頓到一張長形大桌，桌上擺著荷蘭航空公司的招牌，並有歡迎字樣。點了酒和開胃小菜之後，大家問服務生牡蠣怎樣點：按份還是按個，或者是自助餐，吃多吃少憑食量也憑良心。服務生表情奇怪地退了場，不久餐館經理出來了，笑嘻嘻地說，你們可以點牛排大餐，或者龍蝦大餐，價錢同樣。我們說我們就是圖一頓牡蠣大餐才來的。他代表荷蘭航空公司沉痛道歉：牡蠣現在還在拉格斯，被海關扣住了。一個朋友說，一定是沒有給海關行賄。經理說，行賄是行了，但錢數大概不夠分給每個管事的海關官員，所以沒得到好處的人就找事了。海關提出要荷蘭航空公司付一筆稅，航空公司一聽那價碼便說，牡蠣你們留著慢慢吃吧，這邊改吃牛排大餐了。然後經理說，酒錢全算在航空公司賬上。
我們依然每個星期尋找各種各樣的“快樂時光”。一次聽說法國大使館每星期放法國電影，對於我這個電影迷來說，總算找到了真正的快樂時光。我和來瑞議論，看看人家法國人，精神享受還是高於物質享受啊。整個尼日利亞一共有一家電影院，在拉格斯，但禁演絕大部份西方電影。好萊塢的電影一部也不準演，怕尼日利亞人受精神汙染。據統計，尼日利亞人和世界各國人相比是最快樂的人，也許和不看好萊塢的電影有關。此地之所以盛行“快樂時光”，也是因為沒有電影院可去。聽說法國電影在法國文化中心的露天廣場上放，所以我們都換上長袖衣服和長褲。在阿布賈生活，基本不穿皮鞋襪子，天天赤腳穿涼鞋﹑拖鞋。但這天晚上我們都嚴嚴實實地穿上襪子皮鞋，並且在臉上手上塗滿防蚊藥水。在阿布賈的自然食物環鏈中，人類捕食蜥蜴，蜥蜴捕食蚊子，蚊子捕食人類，無論奈何與否，大家都責無旁貸。法國大使館的文化中心並不好找，我們開車在小街裏傳了半個小時才找到。進去不久，一些法國人來了，拖兒帶女，又是食品又是水果，看來這場電影對他們也是一樁大事。但管理人員很快亮出一塊牌子，上麵寫著致歉的話：非常遺憾，今天晚上有雨，不得不取消電影。
在阿布賈住得時間長了，發現最靠得住的娛樂還是“快樂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