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師太太最大的不適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壞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幾代人離罪惡的遙遠而建立的。她不能確定我是否和罪惡有關，但她更無法確定我和罪惡無關。她突然覺得我離她的認識極其遙遠，她曾自信地在我行為氣質上讀出的謙和多禮原來是錯誤，它們都是神秘內向的東方所給予我的偽裝，而絕不能給她證據證實我的無辜。而壞就壞在我的內向和神秘。她覺得過去跟我的相處全不能作數，而未來都要在長期的一無所知中相處下去。或許東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個逃犯，像我這樣斯文的一個逃犯。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麽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為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因為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麽也沒聽進去。我接著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曆史，尤其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對於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因為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台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裏也有。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麽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態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台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態”，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麵孔隨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裏失去了方向。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麽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並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標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我怎麽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臥室傳出來。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麽？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準fbi打電話。”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著。”他明擺著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麽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
“我當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別去煩我的房東？”
“我也不想煩他們。這是調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辦公樓大廳裏說話。我不願穿過那個安檢通道，讓兩個麵無表情的人翻看我書包裏是否裝有炸藥。理查隻穿了件襯衣，紮一條非常花哨的領帶。他下巴左側被刮胡刀拉了條口子，一小滴血珠汙染了他雪白的襯衫領子。總之我這案子讓他連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時間也沒了。他做個手勢要我跟他去。他領著我走到大廳一邊的咖啡鋪。
我不領情地說我沒喝咖啡的胃口。
他說他有胃口。他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那個“陽光燦爛”在去上托兒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開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濕透。隻好又開車回去，替她換上幹淨衣服。理查說著打了個長哈欠成膜見他嘴裏的所有牙齒，有三顆牙被補過。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國人牙齒，人為地整齊潔白。他為他的哈欠說了兩聲“對不住”。哈欠打完，他臉上出現一種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麽了，活得顧頭不顧尾，跟他女朋友的爭執也越來越頻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們生活裏添了個“陽光燦爛”和我。這兩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給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麽多亂，要他額外操那麽多心，這一點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過意不去，我們不可能不向你的房東了解你的情況。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裏。……”他的話給他腰裏揣的呼機打斷了。他皺起眉，把呼機拿出來，看一眼上麵的號。“是‘陽光燦爛’的托兒所打來的。”他告訴我。好像他給我權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樂趣和苦惱似的。
“你要是急著去回電話，我可以現在就走。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你們不要竊聽我房東的電話。”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說，不竊聽他們的話我們打哪兒下手竊聽你呀？
“並沒有竊聽他們啊！”他說。
“他們都是厚道人，與人為善，樂善好施……”
“什麽叫‘樂善好施’？……聽上去特別耳熟。我感覺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語。”他說著從襯衫口袋拔出一枝筆，要我把“樂善好施”寫在餐巾紙上。
我一筆一畫地寫，他一筆一畫地看。然後他點點頭說：“噢，我明白了。比如我們對‘陽光燦爛’。”
這小子真油，把事情從竊聽的問題上扯開了。
“所以請你們不要對樂善好施的人幹這種事。”我說。
“幹哪種事？”
“竊聽他們的電話。”
“誰說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
“他們的話有什麽聽頭呢？他們無非講講教堂裏的事。”最多是牧師外出工作，牧師太太在家.倆人在電話裏交換三兩句夫妻間的甜蜜廢話，比如牧師說：今早我起來的時候你還在熟睡，我沒跟你道早安。牧師太太說：對呀，我不知道怎麽睡得那麽沉。牧師說：（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裏來了幾次？……牧師太太說：（滿臉赤紅）哦，看上帝份兒上請閉嘴！……牧師說：能讓你快樂我很快樂。牧師太太說：我也是。（在電話筒上做一個親吻的吧唧聲）我等著你，早點回來。牧師說：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師太太咯咯樂著，說：你最好閉嘴！……“他們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們幹嗎竊聽他們的電話呢？”我換成英語和他爭。講中文我沒那麽理直氣壯、直截了當。
“你看看！我問你，誰告訴你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見我一點都不信，他又強調地說：“他們的電話有什麽聽頭嗎？！”
“那你們還去聽？”
“誰說我們聽了？”
“不聽你怎麽知道沒聽頭？”我在這兒等著你哪。
他一看，進了我的邏輯圈套，歎息地笑了一聲。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國大概是惟一把冰冷當做美味的國家。冰冷使完全徹底的寡淡無味變得不再寡淡無味，它給你的味覺帶來的刺激強過酸甜苦辣。
理查呷著咖啡。他撕開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裏，又呷一口，還是提不起胃口，又撕開一隻小奶杯，將濃渾的奶油倒進咖啡。他無精打采地攪動著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無精打采。
我說：“我正在寫三門功課的學期終結作業，如果我現在被攆出來，我這三個作業很可能做不下去。這麽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兒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麽辦？”
“在牧師家好好呆著。他們燒暖氣不摳門兒吧？一般牧師都挺摳門兒。美國有句俗語形容人貧窮的程度：那家夥窮得像教堂裏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裏的耗子更窮。”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邊，這時定住了，臉從杯沿上端來看我。
我說：“教堂裏的耗子好歹還有教堂。它們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著，讓我想想——”理查·福茨說：“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麽？”
“我說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個教堂！那地方專門收留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來的留學生。那裏的房租便宜到了等於白給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機打斷。他急忙摘下呼機，看一眼，兩道劍眉擰成一道。“怎麽搞的？又是托兒所！”
“那你快去回電話吧。”我做出告辭的樣子，把圍脖往身上一搭。
“絕對是個好主意——那教堂的側麵有十來間房，一共住了三十多個各國學生。要不要我去偵察一下，給你找來他們的電話。”
“我不能在學期結束前搬家……”
“這不取決於你啊。”
“可是取決於你。”
“怎麽講？”
“你隻要保證不在我學期結束前再給牧師夫婦打電話。”
他想了想，說：“你學期什麽時候結束？”
“一月二十五號。”
“別的學校都是聖誕前。”
“要不要跟我們學校核實一下，看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我不是這意思。”他做出一個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隻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時間和日程安排。”
“謝謝。非常感謝。”
“哪兒的話。”
“那你是答應嘍？”
“你指那個教堂的慈善租賃？我盡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師夫婦通電話這樁事。起碼在我三份期終作業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們那裏去任何電話。等我期終作業一完成，你可以馬上恢複對我的偵察。”
“是調查。”
“好的。隨便你叫它什麽。”
“是調查。”
“那就調查。”有什麽球區別？
他認真考慮一會兒，點點頭。在他考慮期間，他的呼機又急叫起來。他再次看一眼上麵顯示的號碼，再次鎖起眉頭。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學期結束。”
“謝謝。”
“不用謝。應該的嘛。”
“也請你們不要竊聽牧師夫婦的電話。”
理查已經起身，打算回樓上辦公室給托兒所回電。聽我追加這一句，又站住了。
“他們跟我的案子有什麽關係？你們侵犯無辜公民的公民權益是違反你們國家憲法的。”
“我覺得很奇怪——你怎麽一口咬定我們竊聽他倆的電話？”他有點要跟我急的意思。“我們對他們這種人毫無興趣。”
“我相信你們毫無興趣。”你要穿越一大堆興趣，插進我的生活，搜尋一星半點兒可能會變異為你們興趣的廢話或非廢話。我已停止在牧師家和安德烈通電話。我用電話卡在學校的投幣電話先撥通號，他再到大街上找個投幣電話給我打回來。我們像販毒組織的老手一樣紀律嚴明，拘泥細節。正經話都在兩個投幣電話上講，隻剩下閑扯讓fbi去竊聽。
“那你幹嗎指控我們竊聽？！”
他真急了。
“別理我的指控——你們事實上有沒有竊聽？”
“你看你還有指控的意思。”
我頓住，然後一字一頓地說：“那麽好，我這就去買一個行動電話，請不要再竊聽牧師家那台電話——如果你們正在或者打算竊聽的話。”
理查·福茨聳聳肩。他的意思是：隨你便。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麽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為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因為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麽也沒聽進去。我接著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曆史，尤其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對於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因為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台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裏也有。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麽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態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台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態”，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麵孔隨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裏失去了方向。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麽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並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標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我怎麽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臥室傳出來。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麽？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準fbi打電話。”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著。”他明擺著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麽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
“我當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別去煩我的房東？”
“我也不想煩他們。這是調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辦公樓大廳裏說話。我不願穿過那個安檢通道，讓兩個麵無表情的人翻看我書包裏是否裝有炸藥。理查隻穿了件襯衣，紮一條非常花哨的領帶。他下巴左側被刮胡刀拉了條口子，一小滴血珠汙染了他雪白的襯衫領子。總之我這案子讓他連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時間也沒了。他做個手勢要我跟他去。他領著我走到大廳一邊的咖啡鋪。
我不領情地說我沒喝咖啡的胃口。
他說他有胃口。他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那個“陽光燦爛”在去上托兒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開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濕透。隻好又開車回去，替她換上幹淨衣服。理查說著打了個長哈欠成膜見他嘴裏的所有牙齒，有三顆牙被補過。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國人牙齒，人為地整齊潔白。他為他的哈欠說了兩聲“對不住”。哈欠打完，他臉上出現一種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麽了，活得顧頭不顧尾，跟他女朋友的爭執也越來越頻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們生活裏添了個“陽光燦爛”和我。這兩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給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麽多亂，要他額外操那麽多心，這一點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過意不去，我們不可能不向你的房東了解你的情況。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裏。……”他的話給他腰裏揣的呼機打斷了。他皺起眉，把呼機拿出來，看一眼上麵的號。“是‘陽光燦爛’的托兒所打來的。”他告訴我。好像他給我權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樂趣和苦惱似的。
“你要是急著去回電話，我可以現在就走。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你們不要竊聽我房東的電話。”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說，不竊聽他們的話我們打哪兒下手竊聽你呀？
“並沒有竊聽他們啊！”他說。
“他們都是厚道人，與人為善，樂善好施……”
“什麽叫‘樂善好施’？……聽上去特別耳熟。我感覺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語。”他說著從襯衫口袋拔出一枝筆，要我把“樂善好施”寫在餐巾紙上。
我一筆一畫地寫，他一筆一畫地看。然後他點點頭說：“噢，我明白了。比如我們對‘陽光燦爛’。”
這小子真油，把事情從竊聽的問題上扯開了。
“所以請你們不要對樂善好施的人幹這種事。”我說。
“幹哪種事？”
“竊聽他們的電話。”
“誰說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
“他們的話有什麽聽頭呢？他們無非講講教堂裏的事。”最多是牧師外出工作，牧師太太在家.倆人在電話裏交換三兩句夫妻間的甜蜜廢話，比如牧師說：今早我起來的時候你還在熟睡，我沒跟你道早安。牧師太太說：對呀，我不知道怎麽睡得那麽沉。牧師說：（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裏來了幾次？……牧師太太說：（滿臉赤紅）哦，看上帝份兒上請閉嘴！……牧師說：能讓你快樂我很快樂。牧師太太說：我也是。（在電話筒上做一個親吻的吧唧聲）我等著你，早點回來。牧師說：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師太太咯咯樂著，說：你最好閉嘴！……“他們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們幹嗎竊聽他們的電話呢？”我換成英語和他爭。講中文我沒那麽理直氣壯、直截了當。
“你看看！我問你，誰告訴你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見我一點都不信，他又強調地說：“他們的電話有什麽聽頭嗎？！”
“那你們還去聽？”
“誰說我們聽了？”
“不聽你怎麽知道沒聽頭？”我在這兒等著你哪。
他一看，進了我的邏輯圈套，歎息地笑了一聲。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國大概是惟一把冰冷當做美味的國家。冰冷使完全徹底的寡淡無味變得不再寡淡無味，它給你的味覺帶來的刺激強過酸甜苦辣。
理查呷著咖啡。他撕開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裏，又呷一口，還是提不起胃口，又撕開一隻小奶杯，將濃渾的奶油倒進咖啡。他無精打采地攪動著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無精打采。
我說：“我正在寫三門功課的學期終結作業，如果我現在被攆出來，我這三個作業很可能做不下去。這麽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兒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麽辦？”
“在牧師家好好呆著。他們燒暖氣不摳門兒吧？一般牧師都挺摳門兒。美國有句俗語形容人貧窮的程度：那家夥窮得像教堂裏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裏的耗子更窮。”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邊，這時定住了，臉從杯沿上端來看我。
我說：“教堂裏的耗子好歹還有教堂。它們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著，讓我想想——”理查·福茨說：“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麽？”
“我說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個教堂！那地方專門收留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來的留學生。那裏的房租便宜到了等於白給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機打斷。他急忙摘下呼機，看一眼，兩道劍眉擰成一道。“怎麽搞的？又是托兒所！”
“那你快去回電話吧。”我做出告辭的樣子，把圍脖往身上一搭。
“絕對是個好主意——那教堂的側麵有十來間房，一共住了三十多個各國學生。要不要我去偵察一下，給你找來他們的電話。”
“我不能在學期結束前搬家……”
“這不取決於你啊。”
“可是取決於你。”
“怎麽講？”
“你隻要保證不在我學期結束前再給牧師夫婦打電話。”
他想了想，說：“你學期什麽時候結束？”
“一月二十五號。”
“別的學校都是聖誕前。”
“要不要跟我們學校核實一下，看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我不是這意思。”他做出一個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隻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時間和日程安排。”
“謝謝。非常感謝。”
“哪兒的話。”
“那你是答應嘍？”
“你指那個教堂的慈善租賃？我盡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師夫婦通電話這樁事。起碼在我三份期終作業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們那裏去任何電話。等我期終作業一完成，你可以馬上恢複對我的偵察。”
“是調查。”
“好的。隨便你叫它什麽。”
“是調查。”
“那就調查。”有什麽球區別？
他認真考慮一會兒，點點頭。在他考慮期間，他的呼機又急叫起來。他再次看一眼上麵顯示的號碼，再次鎖起眉頭。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學期結束。”
“謝謝。”
“不用謝。應該的嘛。”
“也請你們不要竊聽牧師夫婦的電話。”
理查已經起身，打算回樓上辦公室給托兒所回電。聽我追加這一句，又站住了。
“他們跟我的案子有什麽關係？你們侵犯無辜公民的公民權益是違反你們國家憲法的。”
“我覺得很奇怪——你怎麽一口咬定我們竊聽他倆的電話？”他有點要跟我急的意思。“我們對他們這種人毫無興趣。”
“我相信你們毫無興趣。”你要穿越一大堆興趣，插進我的生活，搜尋一星半點兒可能會變異為你們興趣的廢話或非廢話。我已停止在牧師家和安德烈通電話。我用電話卡在學校的投幣電話先撥通號，他再到大街上找個投幣電話給我打回來。我們像販毒組織的老手一樣紀律嚴明，拘泥細節。正經話都在兩個投幣電話上講，隻剩下閑扯讓fbi去竊聽。
“那你幹嗎指控我們竊聽？！”
他真急了。
“別理我的指控——你們事實上有沒有竊聽？”
“你看你還有指控的意思。”
我頓住，然後一字一頓地說：“那麽好，我這就去買一個行動電話，請不要再竊聽牧師家那台電話——如果你們正在或者打算竊聽的話。”
理查·福茨聳聳肩。他的意思是：隨你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