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昂會瞪著眼等我說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開一大堆的不相幹,終於到達了事情的要領。而直到我嘟嘟噥噥全講完了,他還是找不著要領。他會繼續無辜地瞪著我,認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達差勁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領。我用了那麽多“因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邏輯。我有未婚夫,這和他有什麽矛盾呢?我將和我的未婚夫結婚,這和他有什麽關係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愛,難道他裏昂有半點企圖要取締,或者取代?我蝶蝶不休在澄清一個對於他始終沒有混淆過的事情。他瞪著我,我明白他瞪著我的意思:從一開始我就以為你懂,現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裏去了;你的胡扯讓我想到人世間俗不可耐的那樁事情,人們管它叫“三角戀愛”。裏昂會覺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講清自己的身份,這樣的強調不得不給他也劃個身份,而給他劃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對題。


    這是必定的局麵。


    我第十次把話咽回去。


    他突然回頭問我:你渴嗎?


    我端起玻璃杯,裏麵的冰塊叮叮叮地碰撞,發出進裂的細小聲響。


    他說:要不要一杯血瑪麗?他們的血瑪麗做得特臭,隻有萬不得已我才會喝。


    我告訴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堅持,但他看出我有一點分心,我心裏那股湍急的欲望攪得眼神渙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確的他。是想有個明確的動作來劃定我們的身份。是想延長這朦朧期,或想終止這朦朧期。我想說:裏昂,我們這種秘密感覺最終是無法向我們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終將也會有一個不可抹煞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朧過去……而我知道這些話一旦說出口就會要多蠢有多蠢。裏昂的音樂、王阿花的畫、海青的雕塑都讓我有些懂得他們這類人;就是不去給情感、感覺、心緒,甚至行為、活動命名的一類人。他們尊重這些感覺和行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轉達給別人。世上有多少沒有名目的情感、感覺和動作啊!


    我對於他們,或許是個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著裏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這手七歲起開始把無法命名的感覺敲到鋼琴鍵裏。裏昂告訴我,他是個很不怎麽樣的鋼琴家;當他每每意識到自己不能老老實實做個鋼琴家,他就寬慰地想,我畢竟還能作曲;當他每每承認自己不能心甘情願寫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來時,他寬慰地想,我畢竟還能彈彈琴。他告訴我他兩樣都很初級,因為隻有程式化的訓練才能使人走向高級,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訓練。他說世上沒有一個旋律是獨立的,每個旋律都有其它旋律的感染;每個旋律的父親都是個失疑點。他跟我在電話上不止一次地感歎:世界上要沒有這些經典作品該多好——它們像個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庫,向我們甭管多麽純潔血統暗暗輸入精子,你永遠也鬧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來的是誰的雜種。


    門口進來一對男女,男的穿著毛料大衣,裏麵必然是西服,(很可能還是三件套的西服),領帶結得端正之極,扭頭、打嗝都不行。女的頭發上噴了太多發膠,眉毛修得太整齊。一個律師(或會計師)和一個辦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師助理)。倆人一看室內的氣氛就對視一眼,都認為這不是他們來的地方;這地方不安全。他們聽說了一個有名的咖啡館叫“無出路咖啡館”,本想來探探險,如同文明人對非洲或南太平洋島國的賞光。但他們一進來就發現這裏的人不是在玩野蠻,是真格野蠻。他們個個抽大麻,創作得罪大眾的詩或畫或音樂,或者幹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專門跟大眾作對。


    一個女子走上舞台。說是舞台,不過就是圈起的一小塊空地。白熱的一束光從她頭上澆下來。她打開一個紙卷,開始念上麵的句子。句子賣弄著無道理和無邏輯。她的頭發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顏色,穿件深綠的天鵝絨短裙,腿上套著緊腿褲和帶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對進來不久的男女聽了一會兒女詩人的大麻嗓音,惡心地笑了笑。他們想,這些人認為精神世界靠他們推動呢!僅僅五分鍾,他們就受夠了這個著名的“無出路咖啡館”。最後看一眼把叫床認為是詩朗誦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裏昂看那個被燈光淋浴的綠衣女子眯起眼,仰著頭,語辭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頭微微蹙起,調開臉。他也受夠了這類玩藝兒,他認為正是這類毫無天才,永遠不求甚解的一大批敗類要對前衛藝術的不良名聲負責。


    裏昂拉著我的手走出門。幾年前他就這樣拉著王阿花的手出了門,走到帶有大麻氣味的小街上。他這樣拉著我的手,使我誤認為我很年輕,年輕得還享受得起——對一份無名目的感覺還享受得起。


    而他沒有像吻王阿花那樣吻我。因為我不是既幼稚又積極地噘起嘴的王阿花。裏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麵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調動到了最佳狀態,吻是離後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個立刻要追究後果的人。


    他隻是在早晨七點我們一同走出他排練的那家搖滾酒吧時,無言了好一陣。然後脫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這是開端還是告終。他仔細替我赤條條的手戴上手套,一麵說:這手套就給你戴吧。我還有另外的一副。


    他沒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鬆弛而柔軟,少女似的,那吻卻極深極深;他對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覺,全在其中。


    來到學校,係辦公室的門尚未開。我坐在地毯上,背靠著牆。地毯上有許多被煙頭灼出的小圓洞眼,有膠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汙痕,還有可樂或茶或咖啡灑在上麵的斑漬。大家比賽,看誰最不把成規放在眼裏,看誰破壞起來最酷、最帥。他們中趣味高的將成為裏昂,趣味低的將成為那位朗誦性高潮的綠衣女詩人。他們或許會出來王阿花這樣的例外。情調頹敗卻非常優美。他們中或許也會有徹悟者,突然看透這樣的憤世嫉俗實質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這樣他們會浪子回頭,回到秩序的社會中,成熟為安德烈。我卻不知我將會成為誰。


    我坐在地上,等待辦公室開門。我一直惦記著兩封推薦信。等我發現自己變成側臥時,已是三小時之後了。我能在嘈雜聲中,在川流不息的腳步激流裏踏踏實實睡三小時覺,這事實讓我大受驚嚇。事實是我已經進入了流氓無產者的角色。裏昂的藝術癟三生活方式已經開始感染我。是這樣嗎?否則我怎麽如此不顧我的中國體麵,睡在文學寫作係最繁華的大街上?


    翰尼格見了我就打著哈哈說: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這大概是他空前絕後的一次機會看一個中國女人睡覺。


    我麵皮一老,笑眯眯說:很好啊。


    翰尼格說:行,進步夠快的。


    我說:什麽?


    他說:你剛到我班上上課的時候,自覺意識太高了,高得整個班都受罪。我想,這麽個嗲嗲的東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麽?這麽乖這麽嗲,肯定跑錯門了。肯定是樓下“娛樂管理係”主修會計的!那天你穿著雪白的絨線衣,雪白的球鞋,淺藍的牛仔褲,我想,你是我教書三十六年裏碰到的最幹淨的一個學生!


    我看看自己:我還是白絨線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著說:那時候你很好玩,渾身都是自我意識。你沒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時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氣,生怕把你這朵蒲公英不當心吹散了。我當時想,上課前得先喝兩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識弄得我也自我意識起來了。


    我問他有沒有喝兩杯酒再讀我的“推薦信”。他說他用不著讀,揮揮筆簽了名就得了。他說著話便從抽屜裏拿出一個蘋果,很敷衍地請我吃,我一說“不吃”他馬上“哢嚓”一口咬上去。然後他把兩隻四季不穿襪子的腳架到辦公桌上。他的腳跟他人一樣五短,我想能買到這樣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兩塊價碼簽還沒撕掉,上麵標著“$69.99”。非常中產階級的價位。阿書和我的鞋沒有超過五塊錢的。


    翰尼格教授喜歡用些怪誕的語句,說我的功課“有點蓋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說習作“幾乎了不起”。他把詞的極端級別前麵加上個折衷的修飾,讓你懷疑他或許不願對他的褒獎負責任;你要是誤把這些話當成真的鼓勵,誤上文學創作的賊船,你可得自己負責。他非常慷慨地給你讚美,但你絕對不可以忽略他讚美詞前麵的折衷。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對你的藝術前途持樂觀態度,但他這番樂觀卻一文不值。你要漏聽了他誠懇的折衷意思,自我膨脹到了真的幹起了文學這行當,釀成的悲劇你可隻能自己收場。


    翰尼格教授背著光坐著,兩個鞋底正麵朝著我。他每咬一口蘋果,逆著光線我可以看見他牙齒在果肉上濺起的細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葷腥,大致靠水果、生菜過活。他這樣素淨的飲食已吃了十來年,把身體的汙染控製到最低點。但他卻抽著一個大煙鬥,常常在課間休息的十分鍾裏,急急忙忙上到樓頂平台,在那裏一煙鍋接一煙鍋,回腸蕩氣地抽上二十分鍾到三十分鍾。每次上他的課,課間大家都在餐飲室吃夠喝夠,混到身上僅剩幾個鋼蹦兒才回教室也不會遲到。


    我對他毫不負責的稱讚滿口說著“謝謝”。


    我突然說:你認為我下學期的獎學金怎麽樣?


    他沒料到我會突如其來地務實,兩個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無端的抖動,使我看見$69.99旁邊的減價印痕,紅色的墨寫上去的。在芝加哥爛汙的雪裏行走,這些痕跡保持著清晰是怎麽回事呢?隻有一種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遠不像他看上去那麽大大咧咧,他在雪地裏穿的是雙舊皮靴,進了辦公室才換上新鞋。他給人襪子也顧不得穿的馬虎隨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實,他其實是個充滿細節的仔細男人。因而他馬馬虎虎地誇獎你更不能當真,那做出來的馬虎比真馬虎更可怕。我一句實質性的發問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動作,想在拖長的咀嚼過程中想出招兒來對付我。


    我說:你能到係主任那裏幫我說句好話嗎?


    他咽下蘋果,拿起餐紙,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說:我可以試試。


    我覺得我這學期成績突出,文字的發表量也該算大的。不是嗎?我說。


    當然當然。不過,在學院刊物上發表,並不是太了不得的事,他說。


    得承認並沒有太多人能在學院刊物上連續發表兩篇小說。我笑眯眯地說。聲音並不強勁,有一點曖昧的弦外之音。翰尼格教授和我一同出去吃過一次午餐。那是三個月前了。午餐後他邀請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參加一次文學聚會。他為自己的殷勤打著哈哈開脫,說一個我這樣的遙遠國度來的外賓可以使那場聚會去掉些省份氣、本地氣,增加些國際性。我忘了我胡謅了些什麽托辭,隻記得從那以後翰尼格不再把我的作品當好的典範到課堂上去讀了。


    他馬上聽懂我語音中潛藏的某種可能性。我很可能在挑逗。那種撒嬌發嗲的東方女人被動的進攻方式,他感覺新鮮極了。我看見希望如何在這個五十歲的光棍心裏蹦著火星。他掩飾地將餐紙搓成個紙團,向紙簍一擲。希望使他如此無力,紙團在我和他之間便折斷了拋物線,輕飄飄墜落在屋子正中央。我發現自己手指捏起那微潮的餐巾紙、直起身,走到那紙簍邊上,投進去。


    他咕噥一聲:謝謝。


    我回頭對他笑一下。我的臉忽然變得很重,笑容推不動它似的。我其實可以把這個殷勤動作做得很經濟,用不著起身,彎腰,拾起紙團,再走到紙簍跟前。我舍近求遠,就是給很少得到女性體貼的五短光棍足夠時間,欣賞品位這份很東方的體貼。獻媚變成體貼,令授者與受者雙方都舒服。我沒有時間檢省自己:我難道在獻媚?我難道要勾引這個五短的翰尼格?就為一份獎學金?……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成敗在此一舉,九千塊的獎學金將決定我的生死存亡。我是係裏年齡最大的學生,再拖延畢業時間,我會在這裏做“學生奶奶”。我的同學把一個四十歲的旁聽生叫做“學生奶奶”。一次來了個轉學的新生,問起教授的名字,大家便指著“學生奶奶”的背影告訴他:她是最棒的教授,海倫·拉地教授。新生馬屁哄哄地上去,大叫一聲:拉地教授!引起一片對年老這生命現象的嫌惡大笑。另外幾個由於一直未能完成論文的博士生也自己取笑自己,說他們在係裏變色,先變得焦黃,再變成灰白。最終將變成海倫·拉地。


    我受夠了掙學費,受夠了偷書,也受夠了拖延房租水電費。甚至受夠了安德烈每月按時寄到的五百元支票。


    翰尼格教授說:我會盡力的。


    他這句話有了責任的分量。


    我說:你上次的朗讀會成功極了。


    噢,謝謝。你去了?


    我沒地方坐,隻能坐在窗台上。你沒看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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