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好。”問好的是個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國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會認出這嗓音的；這沉著、從容，有一點兒尋開心的嗓音。我隨口還了聲問候。他卻樂起來。
“怎麽？這麽快就忘了？……”他笑著說。
我腦子猛然一陣蠕動，有些暈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講英文的理查不那麽規規矩矩，有些痞，像那種時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說：“我想你一定是早飛的鳥。我沒猜錯吧？”他得不到我的答複，馬上接著說：“這個時間給人打電話不算驚擾。我沒驚擾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煩，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說。我還能說什麽？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興了？”他問道。
“我工作到半夜兩點。不，早晨兩點。”
“你現在不想跟我談話，是嗎？你要我遲些再打來嗎？”他的體諒完全像真的。
“你談吧，我聽著。”你的身份、職業讓你很習慣自討沒趣。
“我可以晚些再給你打電話。”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測試一下竊聽器的功效。正要掛電話他又叫住了我：“噢，對了，昨天你說到認識戴維斯是在華盛頓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幾號高速公路？”
“我說了我是在地鐵站認識戴維斯的。”你別想趁我缺覺鑽我空子。
“難道我記錯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願冒犯你。我的口氣還算文明，應付著一個明顯的無恥訛詐。
“可是，安德烈·戴維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會的。”你晚了一步，我們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麽不會？昨晚十一點，我打了電話給他。他告訴我，你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頓時消散。十一點，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話之後。安德烈從來不在晚上十點之後給我打電話，他幫我做個守紀律有教養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萬火急地在給我撥電話，可線路給便衣福茨搶先一步占了去。
我說：“你昨天問的是認識。相遇不等於認識。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說我昨天已認識你了嗎？”我的聲音平和，邏輯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來。原來這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國女人並不好詐，鬥智也夠他鬥一鬥。
“好，很好。”理查·福茨說：“的確是這樣，認識一個人沒那麽簡單。咱們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記不記得是第幾號高速公路？”
“不記得。”
“大概在哪個位置？”
“我對華盛頓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個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麽可能呢？你想想看，車流量那麽大，車速那麽快。你們怎麽可能碰麵，除非他的車撞上你的車。”
“差點兒。”
“什麽差點兒？”
“他的車眼看就撞上來了。不過他車閘很靈，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夠壞的。壞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個停頓。然後說：“你的車當時咽氣了。”
“是的。”
“車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氣，就要命了。可車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氣，對不對。所以你隻能認了：完蛋了。”
“我們就是這麽說的。”
“怎麽說的？”
“我們說：完蛋了。”
“你們是誰？”
我怎麽把阿書扯進來了。
“我的一個熟人，不相關的。”
“那個熟人是女的嗎？”
“她和這事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他以隨便的口氣打聽阿書和我是怎樣的交情。同時在迅速地推斷，我竭力掩護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條的：存心讓車在那段路麵上咽氣，存心讓安德烈·戴維斯的車撞上來。我一一回答著無關痛癢的問題，同時也在迅速分析：我這樣玩命遮掩阿書，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書並不怕麻煩，麻煩給了她一次又一次機會，讓她證實自己處理麻煩的才能。在處理麻煩的忙亂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實。到美國的第三天，我交納了三筆考試費用之後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塊錢。她轉眼向別人借了五百塊給我。後來的日子裏，阿書在向我索債和去她熟人那裏爭取拖欠這兩樁事情中，甚至在拆東牆補西牆的業務中，一而再、再而三讓別人和她自己認識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幹，大家的經濟和友情往來才變得如此熟絡。每一件對於麻煩的處置，都會給阿書留下漂亮的記錄。經過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氣告訴理查·福茨，他盡管去麻煩我的朋友阿書。
“她可以為我作證，不單單在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歡樂起來。他們這個民族很會誇大自己的一點好心情，一點兒小小的得意。這個民族的情緒高昂得令人懷疑。
果然，半小時後，理查·福茨又打電話給我。我正在浴室裏刷牙，牧師太太眯著睡眼把她床頭的無線電話遞給我。我啐出牙膏沫，聽見理查·福茨說阿書的說法和我出了分歧。我來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問他哪裏出了分歧。他說根據阿書的記憶，我們當時是在馬裏蘭州的一條小路上，並不在高速公路，我們的車的咽氣地點以及我和外交官員戴維斯的邂逅地點是在馬裏蘭州的一條小路上。那是條美麗、透迤、楓樹密集的小路。我聽著他突然變得詩意起來，不知他想幹嗎。我抓緊時間漱了漱口。剛才不當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裏劃一根清涼微辣的線。
“那好吧。就算是在馬裏蘭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這裏麵有什麽油水給你撈。“那說明什麽呢？”
“說明你講過的一句話，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認賬，我利用記憶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識破。一條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條是樹蔭隱蔽的幽靜小路，對一場可疑的邂逅，難道能讓他相信，隻是記憶的誤差？隻是記憶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書、安德烈和我？
我說：“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這時我已在一答一對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臥室。我找出衣服來，打算換下身上的絨布睡衣。
“你認為她的記憶沒有花招？”他問，聽也聽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認為呢？”
我脫下睡衣，一條胳膊絆在餐館的製服袖子裏，大半個身體晾在空氣中，馬上冷卻了。這點也體現了牧師夫婦的勤儉美德。他們在進被窩之前必定關掉暖氣。
“我認為？”理查·福茨說，“要你是我，你會怎麽認為——你、戴維斯、你的女友，說的是三個不同的地點。你明白我在講什麽嗎？”
“不明白。”
“就是說，你們當中，必定有兩個人在說謊。”
“噢。”
我的聲音聽上去比較無力。受挫的感覺從電話線傳過去，理查·福茨在那邊覺得很來勁兒。他冷冷的興趣也順著電話線傳過來。我說：“對不起，我正在換衣服。我馬上給你打過去行嗎？”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氣再來好好同他周旋。他說：“你換吧，我可以等著。”
他的意思是絕不給我緩衝、調整的間隙，他寧願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話筒放在寫字台上，脫下另一隻睡衣的袖子。我看見自己肌膚白裏透青，一粒粒雞皮疙瘩又大又飽滿。在冷空氣中，餐館製服的假綢緞質料顯得僵硬而冰涼。那是國旗的大紅色和暗金色交織的圖案，假得實實在在，一點兒冒充真貨的企圖也沒有。這樣的廉價東西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特色。一切低品格、廉價的東西都被當成中國特色而允許存在。你可以低俗廉價，隻要你自己對低俗廉價認賬，就隨你去。我打工的餐館就讓我們大膽地俗豔，讓它自己坦蕩蕩地廉價，以俗豔廉價收買浩浩蕩蕩的異族食客。我真不願意去觸碰它——那經緯裏漬透了低檔菜肴的氣味。各民族的低檔菜肴都是這股油膩得讓人反胃的氣味。
這時擱在寫字台上的話筒輕輕響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麽，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個盛麥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換衣服。理查·福特真的一聲不吱，眼睜睜等著這個中國女人更換衣服；他瞪著她片片斷斷的裸露，閃閃現現的私處。氣氛中的侮辱使我動作更加缺乏準確。我脫下絨布睡褲，卻找不到合適的內褲，赤裸的兩條腿扭絞在一起，在特務福茨輕慢的冷冷神色下，它們你掩護我我掩護你，陷入了絕望的慌亂。
我忽然想起洗淨烘幹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裏，所有的內褲都在那裏。我隻得找出一條原打算丟棄的短褲。它是淺黃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對我的窮困尚未徹底信服，這件短褲足以除去他最後的懷疑。我盡量縮小動作，怕難聽的之聲從話筒傳過去。這場麵已相當狼狽，特務理查實在夠損的，居然就這樣穩穩地守著，等著我又脫又穿，手忙腳亂。他麵帶尋開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緞子寬腿褲怎樣一次次從我腿上滑落：餐館製服是按最胖和最瘦兩個極端之間的尺寸做的，因此誰穿都費事，誰穿上它看去都長了副十分馬虎的身材。黑色話筒不動聲色地看我在褲腰上別一根巨大的別針，總算阻止了褲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點兒也不難為情，就這麽幹巴巴等我從內到外地脫衣穿衣。
“換好了嗎？”黑色電話沙沙沙地說。聲音好狎呢。
我停止了一切動作，看著它。不能想象執行保衛國家的正義使命的理查·福茨會有這樣的見鬼聲音。那聲音從送話器細密的小孔裏“噝噝”地冒出來。將浮在桌麵上那層極薄的灰塵輕微吹動。
“哈羅？你換好了嗎？”
黑色電話裏的理查·福茨“噝噝”地同我耳語，同我擠眉弄眼。我覺得他一定把什麽都看在眼裏了；我的赤裸，我的羞恥，我的最不該示人的女性動作，我的醜陋的淺黃短褲。
我抓起話筒：“哈羅。”
“你們三人間，到底誰說的是真話？”
“對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掙錢。”
“其實我隻想跟你隨便聊聊。這絕不是正式訊問。”
我不語，對著牆上的橢圓鏡子飛快地梳著頭發，梳了一半，再把電話換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著，梳另一半頭發。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國人一樣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圖用一隻手把頭發綁成馬尾，卻一再失敗：“噢，美國有不少人把你們看成反派？為什麽？”
“他們選擇好萊塢的操蛋編劇、導演的立場。這些編劇和導演實在沒醜角了，就弄出兩個fbi到他們的故事裏去。”
“對不起，我必須趕八點的地鐵去上班。”我說著，一隻手挖了點兒底色抹在臉上。餐館老板對化妝化得好的女雇員沒那麽凶惡。
“……如果我讓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聲音誠懇起來。“我個人對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可我個人在這個案子裏不算數。”他既誠懇又婆婆媽媽：“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讚同你和我們的優秀外交官戴維斯戀愛。”
我拿出襪子，用一隻手往腳上套。這個嘮叨得沒完的電話非常礙手礙腳：“謝謝。謝謝你的讚同。”
“哪裏的話。”
我出了地鐵站就狂奔。不過還是遲到了四十分鍾。四十分鍾的遲到在餐館嚴格的考勤製度下就算半曠工。隻有一半工資。理查·福茨該對我的經濟損失負責。老板暫時沒注意到我的遲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歲，從來不肯把長波浪束到腦後。老板在一盤菜裏扯出一根一尺多長的彎彎曲曲的頭發，要她賠那盤菜的錢，她自然不肯賠，倆人便由此吵鬧起來。由於他倆的吵鬧，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麵孔都因享受了難得的清靜而變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點，每張餐桌都坐得滿滿的。我一眼看見一個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裏。理查·福茨裝得極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讓他過度驚喜，以至他明目皓齒的笑容裏出現了一絲放肆。
我捧著的托盤上放了六盤菜和六杯飲料，對他撇一下嘴。他穿著米色風衣，緊緊束著腰帶，因而從肩到腰的形狀極見棱角。得承認，脫離了傑克遜街xxx號的大背景，單單來看理查·福茨，他相當英俊瀟灑。他的笑容該屬於一個法學院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他像是剛結束繁重的學習，尚未來得及長起美國式的膘，渾身是年輕的敏捷。他以那敏捷脫下風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負責的四張桌。他微笑地從領位小姐手裏接過菜單，從他嘴蠕動我讀出“謝謝你。這是個迷人的餐館。”領位小姐欠身，他對她說了一句頗長的話，一隻手不太經意地擋在嘴旁。領位小姐突然轉臉來看我。她臉上的神情帶淡淡的醋意：你要打聽她嗎？
我感到我很快會認出這嗓音的；這沉著、從容，有一點兒尋開心的嗓音。我隨口還了聲問候。他卻樂起來。
“怎麽？這麽快就忘了？……”他笑著說。
我腦子猛然一陣蠕動，有些暈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講英文的理查不那麽規規矩矩，有些痞，像那種時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說：“我想你一定是早飛的鳥。我沒猜錯吧？”他得不到我的答複，馬上接著說：“這個時間給人打電話不算驚擾。我沒驚擾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煩，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說。我還能說什麽？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興了？”他問道。
“我工作到半夜兩點。不，早晨兩點。”
“你現在不想跟我談話，是嗎？你要我遲些再打來嗎？”他的體諒完全像真的。
“你談吧，我聽著。”你的身份、職業讓你很習慣自討沒趣。
“我可以晚些再給你打電話。”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測試一下竊聽器的功效。正要掛電話他又叫住了我：“噢，對了，昨天你說到認識戴維斯是在華盛頓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幾號高速公路？”
“我說了我是在地鐵站認識戴維斯的。”你別想趁我缺覺鑽我空子。
“難道我記錯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願冒犯你。我的口氣還算文明，應付著一個明顯的無恥訛詐。
“可是，安德烈·戴維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會的。”你晚了一步，我們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麽不會？昨晚十一點，我打了電話給他。他告訴我，你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頓時消散。十一點，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話之後。安德烈從來不在晚上十點之後給我打電話，他幫我做個守紀律有教養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萬火急地在給我撥電話，可線路給便衣福茨搶先一步占了去。
我說：“你昨天問的是認識。相遇不等於認識。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說我昨天已認識你了嗎？”我的聲音平和，邏輯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來。原來這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國女人並不好詐，鬥智也夠他鬥一鬥。
“好，很好。”理查·福茨說：“的確是這樣，認識一個人沒那麽簡單。咱們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記不記得是第幾號高速公路？”
“不記得。”
“大概在哪個位置？”
“我對華盛頓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個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麽可能呢？你想想看，車流量那麽大，車速那麽快。你們怎麽可能碰麵，除非他的車撞上你的車。”
“差點兒。”
“什麽差點兒？”
“他的車眼看就撞上來了。不過他車閘很靈，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夠壞的。壞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個停頓。然後說：“你的車當時咽氣了。”
“是的。”
“車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氣，就要命了。可車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氣，對不對。所以你隻能認了：完蛋了。”
“我們就是這麽說的。”
“怎麽說的？”
“我們說：完蛋了。”
“你們是誰？”
我怎麽把阿書扯進來了。
“我的一個熟人，不相關的。”
“那個熟人是女的嗎？”
“她和這事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他以隨便的口氣打聽阿書和我是怎樣的交情。同時在迅速地推斷，我竭力掩護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條的：存心讓車在那段路麵上咽氣，存心讓安德烈·戴維斯的車撞上來。我一一回答著無關痛癢的問題，同時也在迅速分析：我這樣玩命遮掩阿書，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書並不怕麻煩，麻煩給了她一次又一次機會，讓她證實自己處理麻煩的才能。在處理麻煩的忙亂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實。到美國的第三天，我交納了三筆考試費用之後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塊錢。她轉眼向別人借了五百塊給我。後來的日子裏，阿書在向我索債和去她熟人那裏爭取拖欠這兩樁事情中，甚至在拆東牆補西牆的業務中，一而再、再而三讓別人和她自己認識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幹，大家的經濟和友情往來才變得如此熟絡。每一件對於麻煩的處置，都會給阿書留下漂亮的記錄。經過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氣告訴理查·福茨，他盡管去麻煩我的朋友阿書。
“她可以為我作證，不單單在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歡樂起來。他們這個民族很會誇大自己的一點好心情，一點兒小小的得意。這個民族的情緒高昂得令人懷疑。
果然，半小時後，理查·福茨又打電話給我。我正在浴室裏刷牙，牧師太太眯著睡眼把她床頭的無線電話遞給我。我啐出牙膏沫，聽見理查·福茨說阿書的說法和我出了分歧。我來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問他哪裏出了分歧。他說根據阿書的記憶，我們當時是在馬裏蘭州的一條小路上，並不在高速公路，我們的車的咽氣地點以及我和外交官員戴維斯的邂逅地點是在馬裏蘭州的一條小路上。那是條美麗、透迤、楓樹密集的小路。我聽著他突然變得詩意起來，不知他想幹嗎。我抓緊時間漱了漱口。剛才不當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裏劃一根清涼微辣的線。
“那好吧。就算是在馬裏蘭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這裏麵有什麽油水給你撈。“那說明什麽呢？”
“說明你講過的一句話，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認賬，我利用記憶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識破。一條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條是樹蔭隱蔽的幽靜小路，對一場可疑的邂逅，難道能讓他相信，隻是記憶的誤差？隻是記憶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書、安德烈和我？
我說：“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這時我已在一答一對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臥室。我找出衣服來，打算換下身上的絨布睡衣。
“你認為她的記憶沒有花招？”他問，聽也聽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認為呢？”
我脫下睡衣，一條胳膊絆在餐館的製服袖子裏，大半個身體晾在空氣中，馬上冷卻了。這點也體現了牧師夫婦的勤儉美德。他們在進被窩之前必定關掉暖氣。
“我認為？”理查·福茨說，“要你是我，你會怎麽認為——你、戴維斯、你的女友，說的是三個不同的地點。你明白我在講什麽嗎？”
“不明白。”
“就是說，你們當中，必定有兩個人在說謊。”
“噢。”
我的聲音聽上去比較無力。受挫的感覺從電話線傳過去，理查·福茨在那邊覺得很來勁兒。他冷冷的興趣也順著電話線傳過來。我說：“對不起，我正在換衣服。我馬上給你打過去行嗎？”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氣再來好好同他周旋。他說：“你換吧，我可以等著。”
他的意思是絕不給我緩衝、調整的間隙，他寧願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話筒放在寫字台上，脫下另一隻睡衣的袖子。我看見自己肌膚白裏透青，一粒粒雞皮疙瘩又大又飽滿。在冷空氣中，餐館製服的假綢緞質料顯得僵硬而冰涼。那是國旗的大紅色和暗金色交織的圖案，假得實實在在，一點兒冒充真貨的企圖也沒有。這樣的廉價東西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特色。一切低品格、廉價的東西都被當成中國特色而允許存在。你可以低俗廉價，隻要你自己對低俗廉價認賬，就隨你去。我打工的餐館就讓我們大膽地俗豔，讓它自己坦蕩蕩地廉價，以俗豔廉價收買浩浩蕩蕩的異族食客。我真不願意去觸碰它——那經緯裏漬透了低檔菜肴的氣味。各民族的低檔菜肴都是這股油膩得讓人反胃的氣味。
這時擱在寫字台上的話筒輕輕響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麽，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個盛麥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換衣服。理查·福特真的一聲不吱，眼睜睜等著這個中國女人更換衣服；他瞪著她片片斷斷的裸露，閃閃現現的私處。氣氛中的侮辱使我動作更加缺乏準確。我脫下絨布睡褲，卻找不到合適的內褲，赤裸的兩條腿扭絞在一起，在特務福茨輕慢的冷冷神色下，它們你掩護我我掩護你，陷入了絕望的慌亂。
我忽然想起洗淨烘幹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裏，所有的內褲都在那裏。我隻得找出一條原打算丟棄的短褲。它是淺黃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對我的窮困尚未徹底信服，這件短褲足以除去他最後的懷疑。我盡量縮小動作，怕難聽的之聲從話筒傳過去。這場麵已相當狼狽，特務理查實在夠損的，居然就這樣穩穩地守著，等著我又脫又穿，手忙腳亂。他麵帶尋開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緞子寬腿褲怎樣一次次從我腿上滑落：餐館製服是按最胖和最瘦兩個極端之間的尺寸做的，因此誰穿都費事，誰穿上它看去都長了副十分馬虎的身材。黑色話筒不動聲色地看我在褲腰上別一根巨大的別針，總算阻止了褲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點兒也不難為情，就這麽幹巴巴等我從內到外地脫衣穿衣。
“換好了嗎？”黑色電話沙沙沙地說。聲音好狎呢。
我停止了一切動作，看著它。不能想象執行保衛國家的正義使命的理查·福茨會有這樣的見鬼聲音。那聲音從送話器細密的小孔裏“噝噝”地冒出來。將浮在桌麵上那層極薄的灰塵輕微吹動。
“哈羅？你換好了嗎？”
黑色電話裏的理查·福茨“噝噝”地同我耳語，同我擠眉弄眼。我覺得他一定把什麽都看在眼裏了；我的赤裸，我的羞恥，我的最不該示人的女性動作，我的醜陋的淺黃短褲。
我抓起話筒：“哈羅。”
“你們三人間，到底誰說的是真話？”
“對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掙錢。”
“其實我隻想跟你隨便聊聊。這絕不是正式訊問。”
我不語，對著牆上的橢圓鏡子飛快地梳著頭發，梳了一半，再把電話換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著，梳另一半頭發。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國人一樣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圖用一隻手把頭發綁成馬尾，卻一再失敗：“噢，美國有不少人把你們看成反派？為什麽？”
“他們選擇好萊塢的操蛋編劇、導演的立場。這些編劇和導演實在沒醜角了，就弄出兩個fbi到他們的故事裏去。”
“對不起，我必須趕八點的地鐵去上班。”我說著，一隻手挖了點兒底色抹在臉上。餐館老板對化妝化得好的女雇員沒那麽凶惡。
“……如果我讓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聲音誠懇起來。“我個人對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可我個人在這個案子裏不算數。”他既誠懇又婆婆媽媽：“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讚同你和我們的優秀外交官戴維斯戀愛。”
我拿出襪子，用一隻手往腳上套。這個嘮叨得沒完的電話非常礙手礙腳：“謝謝。謝謝你的讚同。”
“哪裏的話。”
我出了地鐵站就狂奔。不過還是遲到了四十分鍾。四十分鍾的遲到在餐館嚴格的考勤製度下就算半曠工。隻有一半工資。理查·福茨該對我的經濟損失負責。老板暫時沒注意到我的遲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歲，從來不肯把長波浪束到腦後。老板在一盤菜裏扯出一根一尺多長的彎彎曲曲的頭發，要她賠那盤菜的錢，她自然不肯賠，倆人便由此吵鬧起來。由於他倆的吵鬧，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麵孔都因享受了難得的清靜而變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點，每張餐桌都坐得滿滿的。我一眼看見一個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裏。理查·福茨裝得極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讓他過度驚喜，以至他明目皓齒的笑容裏出現了一絲放肆。
我捧著的托盤上放了六盤菜和六杯飲料，對他撇一下嘴。他穿著米色風衣，緊緊束著腰帶，因而從肩到腰的形狀極見棱角。得承認，脫離了傑克遜街xxx號的大背景，單單來看理查·福茨，他相當英俊瀟灑。他的笑容該屬於一個法學院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他像是剛結束繁重的學習，尚未來得及長起美國式的膘，渾身是年輕的敏捷。他以那敏捷脫下風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負責的四張桌。他微笑地從領位小姐手裏接過菜單，從他嘴蠕動我讀出“謝謝你。這是個迷人的餐館。”領位小姐欠身，他對她說了一句頗長的話，一隻手不太經意地擋在嘴旁。領位小姐突然轉臉來看我。她臉上的神情帶淡淡的醋意：你要打聽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