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安德烈·戴維斯是怎樣認識的？”
“在地鐵站認識的。”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麵？”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見麵。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寫著，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著咬。你又不缺這方麵的見識。我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著。審訊者比這位態度壞多了，手裏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鉤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我的謊言卻貫穿一致，毫無矛盾，並圓潤流暢。那句謊言是什麽，已不必去記憶，隻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確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麵？”
“我確定。”
我看著清澈的藍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人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樣，獵物看著黑洞洞的槍口那樣。我直視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盡管推翻。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眼睛窄起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麵。他等於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確切的情報。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後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我對理查說。改口講英文，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拿別人的語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他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劃過幾行字，抬起頭看著我。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於地鐵站？”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麽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別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鍾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將有後果。”
我在書店裏手腳不幹淨，看來沒有什麽不良後果。不然為那點渺小的貪圖受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隻要拚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我說完局麵就僵了。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裏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並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xxx號xx層來一趟。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麵談。”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於有了回複。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係裏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xxx號”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後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xxx號是什麽地方。我說我怎麽會知道。她從椅子上盡量夠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她說傑克遜街xxx號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xxx號。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來不要緊，”他說，“我們會持續邀請你。”他現在仰靠著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態是海灘上的，日光浴裏的。他用這個姿態告訴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續很久。
“要是我持續不接受你的邀請呢？”
“沒關係，你會接受的。因為你不合作會對戴維斯先生不利，也會對你不利。”
他臉上有了種無恥同時也有種驕傲。幾乎是認定自己正幹的是項神聖使命才會產生的驕傲。我也有過這樣的自我正義感，我們都有過。它使許多荒謬的事情正義化了。理查一小時至少掙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絕對不值，但自我正義感使他覺得很值。因而他年輕英俊的臉雖然帶些無恥，卻毫不耽誤他執行正義，他認定的正義。這讓他和電影裏的fbi天壤地別了。電影裏的fbi連他們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你想好了嗎？”理查·福茨恢複了中文，一點兒也不無恥不油腔滑調了。
“什麽？”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真實的見麵地點和時間。”
“我告訴過你了。”
“你們不是在北京認識的？”
“我說了，我隻記得我和他認識，是在地鐵站。能不能問一句：在哪裏跟一個美國外交官相遇，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對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說，“不過對你非常重要。”
他臉上的笑容有了點兒恐嚇的意味，一線白牙齒閃著寒光。他必須給這滑頭的中國女人來點兒恐嚇了。這女人二十九歲，學齡混亂，主修文學寫作，窮得隻能在舊貨店買圍脖、手套、皮靴，窮得隻得去偷書來滿足學校的書籍需求。他確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來，才說：“我要是你，我從現在起就加倍小心，盡量多說實話。”他的中文雖然沒得可挑，但說法是純粹美國的。美國原則是絕不勸你做什麽或不做什麽，而隻告訴你，在你的位置上他會怎麽做。“我會非常小心，盡量不說謊，因為（休止符）你現在講的句句話（休止符）都至關重要。我要是你，我絕不會把重要的話講錯，而傷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當它好玩，他已經一再示警。事情已經很不好玩了。
“沒錯，我認識安德烈·戴維斯是在地鐵站。”
我雙手交握在胸前，聲音單調。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揚起手腕。眼睛的動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鍾已經過去，審訊大致沒有進展，我們可以客氣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鍾。果然，你看，理查·福茨歎了口氣。
“好吧，”他說，“你在地鐵站認識了安德烈·戴維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見到安德烈時，黃昏正在逼近，黃昏十分嫵媚，因而阿書的笑容比實際上要嫵媚得多。在阿書看，我的姿態、笑容簡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網。安德烈的車及時刹在阿書的車後。我看見它是輛七成新的福特，淺藍色。車門打開，下來一個穿北歐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藍和白色織成的圖案，領子一直拉到耳朵。一個年輕的獵人形象，皮膚讓雪原輻射成了深色。他問我們的車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幫助。阿書請他幫著看看。年輕的獵人弓下腰，在打開的車前蓋裏撥弄幾下。我注意他濃黑的眉毛不是在糾結而是在痙攣，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覺都抓成一團。然後他抬起頭告訴我們：這車太老了。
阿書大失所望，像美國人那樣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後說：這還用你來下診斷書？
他又說，這麽老的車還能動，非常了不起。
不久，車在他手下慢吞吞發動起來。他說，你看，它沒毛病，就是個老東西，該死了。
阿書說：這樣好不好？我們跟你換車，你來開這輛老東西。
他不置可否，聽覺和視覺都留在爛糟糟的車內髒上，以食指和拇指伸進褲兜，小心地抽出一塊手絹。是一塊折成正方、在飛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間中顯得極其潔白的手絹。
我對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發生在那個刹那。
他拿潔白的手絹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汙，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麽樣？阿書說，你來開這老東西？阿書和美國男人，交往起來，總帶點兒欺負的態度。
那你們呢？安德烈問。
阿書說，我可以開你的車啊。她讓人上當的意思十分明確無誤，十分公然，毫無圈套感，因此人們恰恰忽略了：這是一個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對我說：學著點，看我怎麽讓人伺候。阿書來美國五年了，對待我自然像對待晚輩。她鼻子凍得又紅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說：這小子，他要不看見我們倆是女的，才不會停車。
他掏出車鑰匙遞給阿書。我突然看見他特別濃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頭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種族的睫毛。他向阿書交待淺藍福特的種種怪癖，比如每次啟動它都會向後滑動兩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張著，使他有了一副極其聚精會神的麵容。
就在這個時刻，我向他發出了一個笑容。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這笑容是走火出來的。一個剛剛踏上異國國土的二十九歲女人，她束縛不了這個曖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歲的女人什麽也沒有；她赤貧，無助，隻有這個笑容為她四麵八方地抵擋。隻要有一線希望，這笑容就會走火地發射出去。
我馬上看見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後便跟上了我。他投給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據。我感到我心裏出現一股感動；他在對阿書說話，知覺卻在我這裏。
他說：這樣吧，你們倆全坐到我車上，我把你們載到前麵的加油站去。
阿書說：去加油站幹什麽？
那裏暖和啊，他說，你們等在那裏，讓他們來拖這老東西。
不行！阿書大嚷起來：拖一次要七十五塊錢！
他清白無辜地聳了聳肩——這樣黑心賺中國窮學生的錢，他也認為非常糟糕，但這不是他的錯。我發現他的眼睛轉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夥，給強硬地索取援助的阿書碰些釘子。我對他又來一個微笑。我被事情的進展嚇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夥。
他說：那你想怎麽辦？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車給陌生人開嗎？
阿書說：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塊是絕對沒門的！
你聽著，他說，你隻有兩個選擇，一是坐到我車裏去，二是不坐到我車裏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來，已相當密切。
阿書頭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當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開她那老車的門，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讓我把後備廂裏一雙舊高跟鞋，一把破傘，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帶舊貨店黴味的短大衣，兩聽可樂搬進淺藍福特。她怕人偷她的這些家當。搬遷結束，她突然又想不開了，怨憤地大聲說：憑什麽讓我花七十五塊錢？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車頂篷上拍一把，拍出一聲鋼精鍋的聲響。
因為你不付七十五塊的話，就得付三百塊讓人把它當垃圾拖走。他說，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給了個第三者看不見的笑容。現在輪到他忙了：他在淺藍福特裏鑽進鑽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來本書和四五十本雜誌，一張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樣的錄音機—一清理出來，放進後備廂。他解釋說他對兩個女客人毫無準備，車內的清潔整齊程度是單身漢標準。
阿書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後排。車剛開動，她就伸手去調收音機頻道，同時大聲對我說：唉，聽見沒有，這家夥是個單身！
我笑笑。突然發現他在後視鏡裏看我，也在笑。
不過他肯定沒什麽錢！阿書又說，這車還沒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據說又窮又帥，又浪漫又不負責任。我覺得你不必跟他暗遞秋波，他說不定是個郵差，最多是個中學代數老師。你看他的車嘛！
我見他又笑起來，這次笑得更妙，僅是眼睫毛的一張一弛。他有一副生動的五官。他們都有著生動的五官，因為每一筆畫都那麽濃重。因而那笑容一點兒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書問他，你是不是教書的？
他說他討厭教書。他說他在少年時代就常聽夥伴們說：實在什麽都幹不了，大不了就去教書。他反問：你們倆是留學生？
對，職業學生。阿書說，業餘保姆，看護，業餘廚子，業餘情婦。阿書說得自己也大笑起來。她隨便起來比美國人還隨便。瘦小的阿書在貧嘴時就變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鑼般的洪亮笑聲。唉，你不是教書的，那你是幹什麽的？
我？他說，我在外交部上班。
“在地鐵站認識的。”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麵？”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見麵。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寫著，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著咬。你又不缺這方麵的見識。我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著。審訊者比這位態度壞多了，手裏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鉤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我的謊言卻貫穿一致，毫無矛盾，並圓潤流暢。那句謊言是什麽，已不必去記憶，隻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確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麵？”
“我確定。”
我看著清澈的藍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人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樣，獵物看著黑洞洞的槍口那樣。我直視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盡管推翻。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眼睛窄起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麵。他等於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確切的情報。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後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我對理查說。改口講英文，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拿別人的語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他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劃過幾行字，抬起頭看著我。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於地鐵站？”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麽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別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鍾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將有後果。”
我在書店裏手腳不幹淨，看來沒有什麽不良後果。不然為那點渺小的貪圖受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隻要拚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我說完局麵就僵了。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裏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並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xxx號xx層來一趟。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麵談。”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於有了回複。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係裏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xxx號”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後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xxx號是什麽地方。我說我怎麽會知道。她從椅子上盡量夠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她說傑克遜街xxx號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xxx號。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來不要緊，”他說，“我們會持續邀請你。”他現在仰靠著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態是海灘上的，日光浴裏的。他用這個姿態告訴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續很久。
“要是我持續不接受你的邀請呢？”
“沒關係，你會接受的。因為你不合作會對戴維斯先生不利，也會對你不利。”
他臉上有了種無恥同時也有種驕傲。幾乎是認定自己正幹的是項神聖使命才會產生的驕傲。我也有過這樣的自我正義感，我們都有過。它使許多荒謬的事情正義化了。理查一小時至少掙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絕對不值，但自我正義感使他覺得很值。因而他年輕英俊的臉雖然帶些無恥，卻毫不耽誤他執行正義，他認定的正義。這讓他和電影裏的fbi天壤地別了。電影裏的fbi連他們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你想好了嗎？”理查·福茨恢複了中文，一點兒也不無恥不油腔滑調了。
“什麽？”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真實的見麵地點和時間。”
“我告訴過你了。”
“你們不是在北京認識的？”
“我說了，我隻記得我和他認識，是在地鐵站。能不能問一句：在哪裏跟一個美國外交官相遇，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對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說，“不過對你非常重要。”
他臉上的笑容有了點兒恐嚇的意味，一線白牙齒閃著寒光。他必須給這滑頭的中國女人來點兒恐嚇了。這女人二十九歲，學齡混亂，主修文學寫作，窮得隻能在舊貨店買圍脖、手套、皮靴，窮得隻得去偷書來滿足學校的書籍需求。他確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來，才說：“我要是你，我從現在起就加倍小心，盡量多說實話。”他的中文雖然沒得可挑，但說法是純粹美國的。美國原則是絕不勸你做什麽或不做什麽，而隻告訴你，在你的位置上他會怎麽做。“我會非常小心，盡量不說謊，因為（休止符）你現在講的句句話（休止符）都至關重要。我要是你，我絕不會把重要的話講錯，而傷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當它好玩，他已經一再示警。事情已經很不好玩了。
“沒錯，我認識安德烈·戴維斯是在地鐵站。”
我雙手交握在胸前，聲音單調。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揚起手腕。眼睛的動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鍾已經過去，審訊大致沒有進展，我們可以客氣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鍾。果然，你看，理查·福茨歎了口氣。
“好吧，”他說，“你在地鐵站認識了安德烈·戴維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見到安德烈時，黃昏正在逼近，黃昏十分嫵媚，因而阿書的笑容比實際上要嫵媚得多。在阿書看，我的姿態、笑容簡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網。安德烈的車及時刹在阿書的車後。我看見它是輛七成新的福特，淺藍色。車門打開，下來一個穿北歐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藍和白色織成的圖案，領子一直拉到耳朵。一個年輕的獵人形象，皮膚讓雪原輻射成了深色。他問我們的車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幫助。阿書請他幫著看看。年輕的獵人弓下腰，在打開的車前蓋裏撥弄幾下。我注意他濃黑的眉毛不是在糾結而是在痙攣，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覺都抓成一團。然後他抬起頭告訴我們：這車太老了。
阿書大失所望，像美國人那樣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後說：這還用你來下診斷書？
他又說，這麽老的車還能動，非常了不起。
不久，車在他手下慢吞吞發動起來。他說，你看，它沒毛病，就是個老東西，該死了。
阿書說：這樣好不好？我們跟你換車，你來開這輛老東西。
他不置可否，聽覺和視覺都留在爛糟糟的車內髒上，以食指和拇指伸進褲兜，小心地抽出一塊手絹。是一塊折成正方、在飛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間中顯得極其潔白的手絹。
我對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發生在那個刹那。
他拿潔白的手絹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汙，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麽樣？阿書說，你來開這老東西？阿書和美國男人，交往起來，總帶點兒欺負的態度。
那你們呢？安德烈問。
阿書說，我可以開你的車啊。她讓人上當的意思十分明確無誤，十分公然，毫無圈套感，因此人們恰恰忽略了：這是一個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對我說：學著點，看我怎麽讓人伺候。阿書來美國五年了，對待我自然像對待晚輩。她鼻子凍得又紅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說：這小子，他要不看見我們倆是女的，才不會停車。
他掏出車鑰匙遞給阿書。我突然看見他特別濃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頭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種族的睫毛。他向阿書交待淺藍福特的種種怪癖，比如每次啟動它都會向後滑動兩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張著，使他有了一副極其聚精會神的麵容。
就在這個時刻，我向他發出了一個笑容。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這笑容是走火出來的。一個剛剛踏上異國國土的二十九歲女人，她束縛不了這個曖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歲的女人什麽也沒有；她赤貧，無助，隻有這個笑容為她四麵八方地抵擋。隻要有一線希望，這笑容就會走火地發射出去。
我馬上看見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後便跟上了我。他投給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據。我感到我心裏出現一股感動；他在對阿書說話，知覺卻在我這裏。
他說：這樣吧，你們倆全坐到我車上，我把你們載到前麵的加油站去。
阿書說：去加油站幹什麽？
那裏暖和啊，他說，你們等在那裏，讓他們來拖這老東西。
不行！阿書大嚷起來：拖一次要七十五塊錢！
他清白無辜地聳了聳肩——這樣黑心賺中國窮學生的錢，他也認為非常糟糕，但這不是他的錯。我發現他的眼睛轉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夥，給強硬地索取援助的阿書碰些釘子。我對他又來一個微笑。我被事情的進展嚇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夥。
他說：那你想怎麽辦？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車給陌生人開嗎？
阿書說：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塊是絕對沒門的！
你聽著，他說，你隻有兩個選擇，一是坐到我車裏去，二是不坐到我車裏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來，已相當密切。
阿書頭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當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開她那老車的門，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讓我把後備廂裏一雙舊高跟鞋，一把破傘，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帶舊貨店黴味的短大衣，兩聽可樂搬進淺藍福特。她怕人偷她的這些家當。搬遷結束，她突然又想不開了，怨憤地大聲說：憑什麽讓我花七十五塊錢？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車頂篷上拍一把，拍出一聲鋼精鍋的聲響。
因為你不付七十五塊的話，就得付三百塊讓人把它當垃圾拖走。他說，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給了個第三者看不見的笑容。現在輪到他忙了：他在淺藍福特裏鑽進鑽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來本書和四五十本雜誌，一張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樣的錄音機—一清理出來，放進後備廂。他解釋說他對兩個女客人毫無準備，車內的清潔整齊程度是單身漢標準。
阿書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後排。車剛開動，她就伸手去調收音機頻道，同時大聲對我說：唉，聽見沒有，這家夥是個單身！
我笑笑。突然發現他在後視鏡裏看我，也在笑。
不過他肯定沒什麽錢！阿書又說，這車還沒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據說又窮又帥，又浪漫又不負責任。我覺得你不必跟他暗遞秋波，他說不定是個郵差，最多是個中學代數老師。你看他的車嘛！
我見他又笑起來，這次笑得更妙，僅是眼睫毛的一張一弛。他有一副生動的五官。他們都有著生動的五官，因為每一筆畫都那麽濃重。因而那笑容一點兒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書問他，你是不是教書的？
他說他討厭教書。他說他在少年時代就常聽夥伴們說：實在什麽都幹不了，大不了就去教書。他反問：你們倆是留學生？
對，職業學生。阿書說，業餘保姆，看護，業餘廚子，業餘情婦。阿書說得自己也大笑起來。她隨便起來比美國人還隨便。瘦小的阿書在貧嘴時就變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鑼般的洪亮笑聲。唉，你不是教書的，那你是幹什麽的？
我？他說，我在外交部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