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很小，一扇窗也沒有。比我寒傖的公寓裏那間浴室還小。一隻日光燈被四麵白牆反射，光線過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長方形口子，室內的人能否得到足夠空氣就看它的了。你別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樣，對這間八平方米審訊室的頭一個條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這個門，還有門外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個四通八達的大辦公室，在那裏你馬上會失去東南西北。即使你走運，找到了出路，你也會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間明亮寬敞的大廳，公正而森嚴，架子擺得很大，掛著星條旗和聯邦調查局的徽記。你最遠能逃到那裏。再遠，大廳門口那個彪形衛士就會馬上翻臉，叫你“站住！舉起手來！”他會拔出手槍，叫你“到牆根那兒去！”然後槍口逼著你後腦勺，空閑的那隻手便上來抄你身。那個場麵比較沒麵子，我就真成了反麵人物。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麵人物。從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裏那監視器鏡頭裏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寧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著陸這塊國度的中國人。在鏡頭裏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致混得過去：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著最省錢的發式——披肩長發。不過，你別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麽簡單。
我看了看手表，十點半。那麽就是十點二十分。我的表總比正確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奸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它的扶手上包著假皮革,上麵有一道道劃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幹的。什麽都幹得出來的手，堅硬肮髒的指甲在上麵刻劃，同時是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麵或許將添上我的指甲割劃。我的手也什麽都幹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裏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麽破綻。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標致的小夥子，頭發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帶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點魂飛魄散。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淨，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不過，你別忘了你在哪裏。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別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於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顯得異常整齊。你別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別偵探”。更準確的稱號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別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我目送他抱著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鍾後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掛到衣架上了。我辦公室裏。”
我說：“謝謝你。”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鬆了鬆黃地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裏熱得不像話。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裏要穿件毛背心。有什麽必要？夏天這屋裏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芝加哥的夏天隻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裏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著的年輕的笑。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它，兩個小臂壓在上麵，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麵上輕輕彈動。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這段沉默並不長，頂多幾十秒鍾，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麽會請你到這裏來。”他略略偏著臉。他讓我感到，他非常喜歡自己正做的這樁事。他彈著手指說：“要我，我就會很好奇。”他開始從這樁事裏得到娛樂。
“我的確很好奇。”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斯匹林和一個針線盒。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麽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麽。“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叛賣了他？還是他叛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理查說。他穩穩地看著我，身體卻不很老實。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樣個角度，他的目光始終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麽關係？”
“朋友。”你以為呢？當然不隻“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係。”
我看著他，說：“噢。”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係多種多樣，通奸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麵色有了些焦慮。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著別扭。
我想了想：說：“嗯。”我能說什麽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我曾花出去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我將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麽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從天花板的鏡頭裏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係？”
“嗯。”我怎麽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麽相幹？“我不知道你對中文裏‘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可以再給你一個定義，”他說，“你在和美國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交往過程中，是否談到過結婚？”他口氣一粗，“談到過，是吧？”
“好像是。”
“是，還是不是？”
審訊是這樣開始的。特務福茨是這樣笑眯眯地開始審訊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變得鬆弛了。他體內也是一陣鬆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認。“好。這就明確了。你看，我們指的正式戀人就是指的這個。”
我還是看不出我的禍闖在了哪裏。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維斯談戀愛嗎？”
“嘔，”他說，“歡迎你和他談戀愛！我給你錯覺了嗎？你怎麽會覺得我反對你們的戀愛呢？”他肩膀聳起，兩手張開。他的肢體充滿表達。“戴維斯先生是個傑出的外交官，二十三歲剛出學校苗頭就很好。當然歡迎你和他戀愛。他的中文怎麽樣？比我的怎麽樣？”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國古文。”別以為我想拿他鎮住你。你臉上有了輕微的酸意，極輕微的。
理查忍著妒忌笑了笑說：“我聽說他會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說著拉開抽屜，眼睛在裏麵略一搜索，然後又回來，看著我。抽屜裏一定有安德烈·戴維斯的資料，他剛才顯然來了個緊急補習。“你聽他用德文朗誦過《浮士德》嗎？”
“當然。”從來沒聽過。即便安德烈樂意對牛彈琴，我也無從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對了，他一定告訴了你，他當過兵。”
“沒有。”他當然告訴過我。
“他居然沒告訴你這件事？”理查的肢體語言表示他大致不相信。“他當過兵！在上大學之前，他當了三年步兵。美國軍隊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軍隊付學費？！”
我此刻的興趣很真切。就是從天花板的鏡頭一眼看下來，也看得出我對“學費”二字的敏感，勁頭很大。我對和錢有關的信息都勁頭很大。
理查說：“你們中國軍隊沒有給你一筆錢嗎?哦，是說，你退伍的時候？”
我的心跳錯了一個節拍。原來他在這兒埋伏我；他句句話都不是閑話。我告訴他，中國軍人退伍會得到一筆錢，一個美國人不屑的數目。我還告訴他，我們是窮人的隊伍。
“不過你不同啊，你是軍官。軍官會有一筆不小的錢吧？”
“記不太清了。”我記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塊，叫做“安家費”。
他看著我，眼睛很快樂。他說：“夠買五輛自行車。”他挖苦成功了，快樂變得明目皓齒。
“六輛自行車。”
他說：“那得看什麽官了。”
我說：“那得看什麽自行車了。這算不算你有興趣的情報。”
“別叫它情報嘛，純粹是我個人的興趣。可能你猜出來了，我是個中國迷。”
“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時候，我一向比較合作。
“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部隊。自給自足。”
我說他對極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一點兒也用不著我幫忙。他又來個明目皓齒的快樂。即便是特務，他也是個心地明澈的特務。他無非讓我明白，蒙騙他不大容易，甚至是相當艱巨的一樁事。假如我蒙騙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歡對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對一個上來就是對立麵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對立麵的老熟人。
二十分鍾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麵人物。從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裏那監視器鏡頭裏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寧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著陸這塊國度的中國人。在鏡頭裏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致混得過去：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著最省錢的發式——披肩長發。不過，你別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麽簡單。
我看了看手表，十點半。那麽就是十點二十分。我的表總比正確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奸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它的扶手上包著假皮革,上麵有一道道劃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幹的。什麽都幹得出來的手，堅硬肮髒的指甲在上麵刻劃，同時是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麵或許將添上我的指甲割劃。我的手也什麽都幹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裏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麽破綻。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標致的小夥子，頭發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帶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點魂飛魄散。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淨，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不過，你別忘了你在哪裏。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別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於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顯得異常整齊。你別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別偵探”。更準確的稱號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別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我目送他抱著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鍾後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掛到衣架上了。我辦公室裏。”
我說：“謝謝你。”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鬆了鬆黃地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裏熱得不像話。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裏要穿件毛背心。有什麽必要？夏天這屋裏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芝加哥的夏天隻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裏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著的年輕的笑。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它，兩個小臂壓在上麵，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麵上輕輕彈動。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這段沉默並不長，頂多幾十秒鍾，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麽會請你到這裏來。”他略略偏著臉。他讓我感到，他非常喜歡自己正做的這樁事。他彈著手指說：“要我，我就會很好奇。”他開始從這樁事裏得到娛樂。
“我的確很好奇。”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斯匹林和一個針線盒。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麽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麽。“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叛賣了他？還是他叛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理查說。他穩穩地看著我，身體卻不很老實。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樣個角度，他的目光始終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麽關係？”
“朋友。”你以為呢？當然不隻“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係。”
我看著他，說：“噢。”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係多種多樣，通奸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麵色有了些焦慮。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著別扭。
我想了想：說：“嗯。”我能說什麽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我曾花出去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我將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麽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從天花板的鏡頭裏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係？”
“嗯。”我怎麽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麽相幹？“我不知道你對中文裏‘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可以再給你一個定義，”他說，“你在和美國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交往過程中，是否談到過結婚？”他口氣一粗，“談到過，是吧？”
“好像是。”
“是，還是不是？”
審訊是這樣開始的。特務福茨是這樣笑眯眯地開始審訊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變得鬆弛了。他體內也是一陣鬆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認。“好。這就明確了。你看，我們指的正式戀人就是指的這個。”
我還是看不出我的禍闖在了哪裏。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維斯談戀愛嗎？”
“嘔，”他說，“歡迎你和他談戀愛！我給你錯覺了嗎？你怎麽會覺得我反對你們的戀愛呢？”他肩膀聳起，兩手張開。他的肢體充滿表達。“戴維斯先生是個傑出的外交官，二十三歲剛出學校苗頭就很好。當然歡迎你和他戀愛。他的中文怎麽樣？比我的怎麽樣？”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國古文。”別以為我想拿他鎮住你。你臉上有了輕微的酸意，極輕微的。
理查忍著妒忌笑了笑說：“我聽說他會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說著拉開抽屜，眼睛在裏麵略一搜索，然後又回來，看著我。抽屜裏一定有安德烈·戴維斯的資料，他剛才顯然來了個緊急補習。“你聽他用德文朗誦過《浮士德》嗎？”
“當然。”從來沒聽過。即便安德烈樂意對牛彈琴，我也無從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對了，他一定告訴了你，他當過兵。”
“沒有。”他當然告訴過我。
“他居然沒告訴你這件事？”理查的肢體語言表示他大致不相信。“他當過兵！在上大學之前，他當了三年步兵。美國軍隊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軍隊付學費？！”
我此刻的興趣很真切。就是從天花板的鏡頭一眼看下來，也看得出我對“學費”二字的敏感，勁頭很大。我對和錢有關的信息都勁頭很大。
理查說：“你們中國軍隊沒有給你一筆錢嗎?哦，是說，你退伍的時候？”
我的心跳錯了一個節拍。原來他在這兒埋伏我；他句句話都不是閑話。我告訴他，中國軍人退伍會得到一筆錢，一個美國人不屑的數目。我還告訴他，我們是窮人的隊伍。
“不過你不同啊，你是軍官。軍官會有一筆不小的錢吧？”
“記不太清了。”我記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塊，叫做“安家費”。
他看著我，眼睛很快樂。他說：“夠買五輛自行車。”他挖苦成功了，快樂變得明目皓齒。
“六輛自行車。”
他說：“那得看什麽官了。”
我說：“那得看什麽自行車了。這算不算你有興趣的情報。”
“別叫它情報嘛，純粹是我個人的興趣。可能你猜出來了，我是個中國迷。”
“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時候，我一向比較合作。
“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部隊。自給自足。”
我說他對極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一點兒也用不著我幫忙。他又來個明目皓齒的快樂。即便是特務，他也是個心地明澈的特務。他無非讓我明白，蒙騙他不大容易，甚至是相當艱巨的一樁事。假如我蒙騙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歡對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對一個上來就是對立麵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對立麵的老熟人。
二十分鍾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