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街是“小花”的臉容。
月份牌上是陳衝捧著金雞獎、百花獎的正麵照。都市、鄉村人家的牆上大約有一半掛了這年的月份牌。
陳衝一次上街,見一個電影院搭了腳手架,架子上有兩個廣告畫家正將她的臉蛋一點點描摹出來。眼睛過分大了。也不該那麽長的睫毛。他們把許許多多對於美女的理想、希冀都添加上去了。
陳衝突然感覺這個巨大的美人頭跟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自己是誰?美人頭又是誰?她心裏有種奇怪的恐慌,似乎什麽東西離開了她的本質和她的形式。這個大得不合情理的美人頭是她的形式,是她目前形式的生命和生活。而她的本質,是另一回事。
她的本質是每天嘴裏嘰哩咕嚕念英文、德文的十八歲少女,一個讀《浮士德》、《變形記》的大學一年級學生,一個怕胖又貪嘴的女孩;一個既想當明星又想做學者、既厭倦名氣又渴望名氣的矛盾人物。似乎還不完全,她的本質還使她渴望戀愛、渴望以自己的手來縫條裙子——像所有的鄰家姑娘。
陳衝想不清楚,隻知道自己的本質對這個大美人頭十分地不滿.十分地失望。
她很少有這樣的自在:步行到小吃鋪,為家人買豆漿、油條回去。這天是特別早,街上還清靜。
兩個女人路過電影院,停下,仰臉去看廣告。一點巨大的畫筆蘸了紅色正往那巨大的嘴唇上塗著。
“是陳衝!”一個女人人聲道。
“嘴太大!”另一個女人評說道:“她眼睛長得好!”
“我覺得她嘴好看,小虎牙……”
“她考上上海外語學院了!……”
“她當然嘍!電影明星嘛,肯定給她點後門走走!”
“報上登了:人家是硬碰硬考上的!……”女人吵架一樣說:“人家七歲就開始學英文了!陳衝家裏人都要講英文的,不講中國話的!……”
陳衝趕緊走開,讓她倆去拚湊、編造一個她吧。
恐慌感加劇了。原來她的本質與她的形式之間,隔著一個傳說,一個充斥臆斷、編造、神話、謠言的傳說。
兩個女人講對的一點是:她的確是硬碰硬考進外國語學院的。在考場她享受的唯一特權是一架電風扇——那個監考的老教授認出她後將她安置在離一架吊扇最近的座位上。那是上海最炎熱的幾天。她清楚地記著那老教授的笑容和口音。當她掩上考卷,走出考場時,老教授用英文輕聲對她說:“我能勞駕請你簽個名嗎?”他遞出一個舊筆記本。在陳衝簽名時,他又用英文說:“很意外在這裏遇上你!你幹嗎還來考?你已經有那樣的前途了!……”
那便是她在考場得到的所有特權。
然後,她便成了外語學院一個安安分分的學生,間或有邀請去參加記者招待會或與國外電影明星會談,她總是規規矩矩向老師告假。
《青春》放映之後,陳衝的生活的確變了許多。不斷有記者來采訪她;今天是拍封麵照,明天是參加招待會。最多時她一天收到了一百多封觀眾來信,有的信十分知己地跟她談到他們的生活。還有的來信者說“啞妹”如何救了他們,如何給了他們“生活的勇氣和希望”。她盡力地寫回信,有時一天的時間全花在回信上。她被那些信的誠意所動,被信末尾的“盼”字所催。她生性不願任何人失望,她生性不具備高傲。她甚至被許多中學、青少年團體邀請了去做報告;有時連報告的主題都是含混的,隻請求她“隨便講講”。似乎她成了勞動模範、戰鬥英雄之類的民眾楷模。可她能談的真實體會是:電影是個奇跡;電影是種瘋魔,進去了就不想出來;電影是永遠讓你沒夠的東西!看不夠,也演不夠……
卻不能這樣講。這樣講是若幹年後她在好萊塢成功的時候。
當時的她明白,她得想出些“符合身份”的話來講。邊講,她心裏會時而冒出了念頭:我根本不是你們想象的那種楷模,我也投有這樣的權力來做你們的倫理道德導師!我並沒有你們希冀的那些美德來對你們宣揚高尚!我憑什麽對你們講:“要好好學習”,而我自己曾為能逃學而狂喜?……
父母留意到她的生活和精神狀態了。
母親想,如果女兒在這樣的名望中不勝其累,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行為和思考。母親明白女兒有時突如其來的暴躁源於何物。
陳衝看著父母,有點可憐巴巴地。“我好累。”她說。
父親說:“這種喧嘩來喧嘩去的生活,對你今後有什麽用處?”
陳衝當然明白它的無用。她眼神暗暗的。才十六歲,正常的少年生活似乎就被這所謂的成功剝奪了。
“我現在最恨填表格。”陳衝突然說。
父母不懂地看著她。
“填到文化水平項的時候,我就不舒服。老是初中、初中!我已經這麽大了,不能老做初中生吧?”
陳衝坦白了她帶有孩子氣虛榮的苦惱。
父母想,女兒畢竟是從這個崇拜知識的家庭出來的。她把“文化水平”看得比電影明星更重要。
一天,陳衝終於以十分肯定的口氣對父母說:“我要考大學。”
父親說:“那你先得回學校把中學念完。”
在父親看來,陳衝該馬上回她的中學,做這個年齡最正常的事去。他是個醫生,每天的生活中都有紮實的工作成果——一條條生命被拯救和醫治。對於女兒的名聲大噪,他是全家最擔憂的一個。他見陳衝被人擁出擁進,會劈頭問一句:“你下一步做什麽?”他看出陳衝的茫然。這不是李四光、李政道、愛因斯坦那樣的聲名。這聲名的得來,對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太輕易了。她根本無能力認識它,也仿佛是被迫地背負它。
而回學校並不那麽容易。因為陳衝太多的缺席,學校無法安插她進原來的班級。準確說,任何學校都無法將陳衝安插在任何年級。她的數學、化學在缺席兩年多後,也無法一下子進入教程。
陳衝這個到處給青少年、中學生做楷模式演講的電影明星居然讓學校給拒之門外了。當然,她不能再從低年級上起:十六歲的女孩在自尊心上拒絕接受“留級”二字。
學校的一位數學老師對陳衝的父母說:“陳衝太例外了,學校完全沒有對付這類事的經驗。”
惟一的辦法是補習。兩位曾教過陳衝的老師知道這是多難得的學生:極高的領悟力、極強的上進心。他們主動提出免費為陳衝補習功課。
陳衝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學習。看電視都是她給自己的特別犒勞。她故意少去看電視,生怕它勾起自己對銀幕的懷念。這個懷念可不好受。
一年時間,她補完了兩年課程。考上外語學院時她十七歲,比應屆高中畢業生還要年幼一歲。
那天她接到郵差在樓下叫她名字。是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到了!她隻覺嗓子眼兒被什麽嗆了一下,太多的感受嗆得她不知哭笑。她拿起錄取通知一路奔上樓,叫著:“外婆!媽!爸!哥哥!……”
其實家裏就她獨自一人。
現在她已經進入了大學的第二個學年,想起剛才兩位婦女在廣告架下對她的總結性評語:“看來陳衝還不笨!”她苦笑了。她得承認這是她倆對她所有評論中頂頂中肯、屬實的一句。似乎一個電影明星不笨是十分令人意外的。還似乎電影明星的“笨”是他(她)名分下的。你攤上了漂亮,走運,得寵,你也得攤上個“笨”。這樣便大家公平。
那是大學第一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到學校來找她,邀她扮演“小花”的女主角。讀完劇本,她馬上答應了。這才發現一樣事物若得自己心愛,一生一世都休想將它真正割舍、棄去。她曾下決心潛心求學,其實是扼殺了自己心靈深處一種最真實的愛和希望。
陳衝在家裏宣布了自己的決定:“我接受北影廠的邀聘了。”
外婆首先表示尊重外孫女的抉擇。自陳衝很小時,外婆就始終觀察她;在陳衝埋進文學經典時,外婆就猜想過:這個小外孫女怕是要叛逆這個醫學世家了。外婆常常留心陳衝一些幼稚但非常有獨創性的見解,逐漸肯定外孫女有一份難得的藝術天才。作長輩,不代表有扼製晚輩天才的權力。
外婆說:“我曉得你還會去演電影的!好啊,等著看你的新角色!”
父母沉默一會兒,終了微笑了。他們也明白,阻止孩子狂熱追求的父母都是不智也不文明的。即使陳衝宣布的不是有關她事業的決定,而是她戀愛、擇偶的決定,也隻能依了她。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隻希望自己能夠提示、引導女兒,而絕不專製。像陳衝這樣執拗而愛獨立思考的女兒,一旦她決定的事,她便具備了她的不被駁倒的理由。
就這樣,陳衝帶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複雜的各類課本,赴安徽山區外景地去了。
就不能一身兩棲嗎?做一個學者,同時也做一個演員,隻要一個人花雙倍的勤勞,什麽都是可能的。陳衝在給父母的信中這樣寫。
《小花》的拍攝途中,陳衝趕回學校考試,考了九十一分。
《小花》使她獲得了百花獎。在記者問她的得獎體會時,她傻笑了好一陣。她根本對獎沒有過任何企盼。她隻是愛表演,去表演,就夠了,就如願以償,從沒想過沉甸甸的獎杯捧在手中的“體會”。在表演上,她希望成功,但並不是非成功不可,因為電影表演是她感情的需要,而學校的分數,才給她成就感。
她想告訴記者們:“我考試得了九十一分!”
得獎之後,她的笑臉便被掛在了各家各戶的牆上。人們談論著:“陳衝,陳衝……”那幅巨大的廣告、她的巨大的微笑,……她感到那個微笑已成了一種符號,在代表真實的她。真實的陳衝。
人們不像先前那樣對她了。她一舉一動都在人們的關注中,都招至善意或無聊的議論。出席這個會,參加那個團,回家漸漸也像做客。每次從一個重要代表團回到家,全家都有興師動眾的氣氛。有時父親還會說:“多做幾個菜,陳衝回來了嘛!”
唯有哥哥陳川讓她感到欣慰和鬆弛。陳川似乎沒大拿這個大名鼎鼎的妹妹當回事。時不時還會衝她吆喝:“妹妹,幫我把抽屜裏的襪子遞一下!”也偶爾動動脾氣:“你現在就這麽坐不住?給你畫張像難死了!”甚至還有打諢加牢騷的時候:“我現在沒名字,人人叫我陳衝她哥!”
月份牌上是陳衝捧著金雞獎、百花獎的正麵照。都市、鄉村人家的牆上大約有一半掛了這年的月份牌。
陳衝一次上街,見一個電影院搭了腳手架,架子上有兩個廣告畫家正將她的臉蛋一點點描摹出來。眼睛過分大了。也不該那麽長的睫毛。他們把許許多多對於美女的理想、希冀都添加上去了。
陳衝突然感覺這個巨大的美人頭跟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自己是誰?美人頭又是誰?她心裏有種奇怪的恐慌,似乎什麽東西離開了她的本質和她的形式。這個大得不合情理的美人頭是她的形式,是她目前形式的生命和生活。而她的本質,是另一回事。
她的本質是每天嘴裏嘰哩咕嚕念英文、德文的十八歲少女,一個讀《浮士德》、《變形記》的大學一年級學生,一個怕胖又貪嘴的女孩;一個既想當明星又想做學者、既厭倦名氣又渴望名氣的矛盾人物。似乎還不完全,她的本質還使她渴望戀愛、渴望以自己的手來縫條裙子——像所有的鄰家姑娘。
陳衝想不清楚,隻知道自己的本質對這個大美人頭十分地不滿.十分地失望。
她很少有這樣的自在:步行到小吃鋪,為家人買豆漿、油條回去。這天是特別早,街上還清靜。
兩個女人路過電影院,停下,仰臉去看廣告。一點巨大的畫筆蘸了紅色正往那巨大的嘴唇上塗著。
“是陳衝!”一個女人人聲道。
“嘴太大!”另一個女人評說道:“她眼睛長得好!”
“我覺得她嘴好看,小虎牙……”
“她考上上海外語學院了!……”
“她當然嘍!電影明星嘛,肯定給她點後門走走!”
“報上登了:人家是硬碰硬考上的!……”女人吵架一樣說:“人家七歲就開始學英文了!陳衝家裏人都要講英文的,不講中國話的!……”
陳衝趕緊走開,讓她倆去拚湊、編造一個她吧。
恐慌感加劇了。原來她的本質與她的形式之間,隔著一個傳說,一個充斥臆斷、編造、神話、謠言的傳說。
兩個女人講對的一點是:她的確是硬碰硬考進外國語學院的。在考場她享受的唯一特權是一架電風扇——那個監考的老教授認出她後將她安置在離一架吊扇最近的座位上。那是上海最炎熱的幾天。她清楚地記著那老教授的笑容和口音。當她掩上考卷,走出考場時,老教授用英文輕聲對她說:“我能勞駕請你簽個名嗎?”他遞出一個舊筆記本。在陳衝簽名時,他又用英文說:“很意外在這裏遇上你!你幹嗎還來考?你已經有那樣的前途了!……”
那便是她在考場得到的所有特權。
然後,她便成了外語學院一個安安分分的學生,間或有邀請去參加記者招待會或與國外電影明星會談,她總是規規矩矩向老師告假。
《青春》放映之後,陳衝的生活的確變了許多。不斷有記者來采訪她;今天是拍封麵照,明天是參加招待會。最多時她一天收到了一百多封觀眾來信,有的信十分知己地跟她談到他們的生活。還有的來信者說“啞妹”如何救了他們,如何給了他們“生活的勇氣和希望”。她盡力地寫回信,有時一天的時間全花在回信上。她被那些信的誠意所動,被信末尾的“盼”字所催。她生性不願任何人失望,她生性不具備高傲。她甚至被許多中學、青少年團體邀請了去做報告;有時連報告的主題都是含混的,隻請求她“隨便講講”。似乎她成了勞動模範、戰鬥英雄之類的民眾楷模。可她能談的真實體會是:電影是個奇跡;電影是種瘋魔,進去了就不想出來;電影是永遠讓你沒夠的東西!看不夠,也演不夠……
卻不能這樣講。這樣講是若幹年後她在好萊塢成功的時候。
當時的她明白,她得想出些“符合身份”的話來講。邊講,她心裏會時而冒出了念頭:我根本不是你們想象的那種楷模,我也投有這樣的權力來做你們的倫理道德導師!我並沒有你們希冀的那些美德來對你們宣揚高尚!我憑什麽對你們講:“要好好學習”,而我自己曾為能逃學而狂喜?……
父母留意到她的生活和精神狀態了。
母親想,如果女兒在這樣的名望中不勝其累,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行為和思考。母親明白女兒有時突如其來的暴躁源於何物。
陳衝看著父母,有點可憐巴巴地。“我好累。”她說。
父親說:“這種喧嘩來喧嘩去的生活,對你今後有什麽用處?”
陳衝當然明白它的無用。她眼神暗暗的。才十六歲,正常的少年生活似乎就被這所謂的成功剝奪了。
“我現在最恨填表格。”陳衝突然說。
父母不懂地看著她。
“填到文化水平項的時候,我就不舒服。老是初中、初中!我已經這麽大了,不能老做初中生吧?”
陳衝坦白了她帶有孩子氣虛榮的苦惱。
父母想,女兒畢竟是從這個崇拜知識的家庭出來的。她把“文化水平”看得比電影明星更重要。
一天,陳衝終於以十分肯定的口氣對父母說:“我要考大學。”
父親說:“那你先得回學校把中學念完。”
在父親看來,陳衝該馬上回她的中學,做這個年齡最正常的事去。他是個醫生,每天的生活中都有紮實的工作成果——一條條生命被拯救和醫治。對於女兒的名聲大噪,他是全家最擔憂的一個。他見陳衝被人擁出擁進,會劈頭問一句:“你下一步做什麽?”他看出陳衝的茫然。這不是李四光、李政道、愛因斯坦那樣的聲名。這聲名的得來,對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太輕易了。她根本無能力認識它,也仿佛是被迫地背負它。
而回學校並不那麽容易。因為陳衝太多的缺席,學校無法安插她進原來的班級。準確說,任何學校都無法將陳衝安插在任何年級。她的數學、化學在缺席兩年多後,也無法一下子進入教程。
陳衝這個到處給青少年、中學生做楷模式演講的電影明星居然讓學校給拒之門外了。當然,她不能再從低年級上起:十六歲的女孩在自尊心上拒絕接受“留級”二字。
學校的一位數學老師對陳衝的父母說:“陳衝太例外了,學校完全沒有對付這類事的經驗。”
惟一的辦法是補習。兩位曾教過陳衝的老師知道這是多難得的學生:極高的領悟力、極強的上進心。他們主動提出免費為陳衝補習功課。
陳衝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學習。看電視都是她給自己的特別犒勞。她故意少去看電視,生怕它勾起自己對銀幕的懷念。這個懷念可不好受。
一年時間,她補完了兩年課程。考上外語學院時她十七歲,比應屆高中畢業生還要年幼一歲。
那天她接到郵差在樓下叫她名字。是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到了!她隻覺嗓子眼兒被什麽嗆了一下,太多的感受嗆得她不知哭笑。她拿起錄取通知一路奔上樓,叫著:“外婆!媽!爸!哥哥!……”
其實家裏就她獨自一人。
現在她已經進入了大學的第二個學年,想起剛才兩位婦女在廣告架下對她的總結性評語:“看來陳衝還不笨!”她苦笑了。她得承認這是她倆對她所有評論中頂頂中肯、屬實的一句。似乎一個電影明星不笨是十分令人意外的。還似乎電影明星的“笨”是他(她)名分下的。你攤上了漂亮,走運,得寵,你也得攤上個“笨”。這樣便大家公平。
那是大學第一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到學校來找她,邀她扮演“小花”的女主角。讀完劇本,她馬上答應了。這才發現一樣事物若得自己心愛,一生一世都休想將它真正割舍、棄去。她曾下決心潛心求學,其實是扼殺了自己心靈深處一種最真實的愛和希望。
陳衝在家裏宣布了自己的決定:“我接受北影廠的邀聘了。”
外婆首先表示尊重外孫女的抉擇。自陳衝很小時,外婆就始終觀察她;在陳衝埋進文學經典時,外婆就猜想過:這個小外孫女怕是要叛逆這個醫學世家了。外婆常常留心陳衝一些幼稚但非常有獨創性的見解,逐漸肯定外孫女有一份難得的藝術天才。作長輩,不代表有扼製晚輩天才的權力。
外婆說:“我曉得你還會去演電影的!好啊,等著看你的新角色!”
父母沉默一會兒,終了微笑了。他們也明白,阻止孩子狂熱追求的父母都是不智也不文明的。即使陳衝宣布的不是有關她事業的決定,而是她戀愛、擇偶的決定,也隻能依了她。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隻希望自己能夠提示、引導女兒,而絕不專製。像陳衝這樣執拗而愛獨立思考的女兒,一旦她決定的事,她便具備了她的不被駁倒的理由。
就這樣,陳衝帶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複雜的各類課本,赴安徽山區外景地去了。
就不能一身兩棲嗎?做一個學者,同時也做一個演員,隻要一個人花雙倍的勤勞,什麽都是可能的。陳衝在給父母的信中這樣寫。
《小花》的拍攝途中,陳衝趕回學校考試,考了九十一分。
《小花》使她獲得了百花獎。在記者問她的得獎體會時,她傻笑了好一陣。她根本對獎沒有過任何企盼。她隻是愛表演,去表演,就夠了,就如願以償,從沒想過沉甸甸的獎杯捧在手中的“體會”。在表演上,她希望成功,但並不是非成功不可,因為電影表演是她感情的需要,而學校的分數,才給她成就感。
她想告訴記者們:“我考試得了九十一分!”
得獎之後,她的笑臉便被掛在了各家各戶的牆上。人們談論著:“陳衝,陳衝……”那幅巨大的廣告、她的巨大的微笑,……她感到那個微笑已成了一種符號,在代表真實的她。真實的陳衝。
人們不像先前那樣對她了。她一舉一動都在人們的關注中,都招至善意或無聊的議論。出席這個會,參加那個團,回家漸漸也像做客。每次從一個重要代表團回到家,全家都有興師動眾的氣氛。有時父親還會說:“多做幾個菜,陳衝回來了嘛!”
唯有哥哥陳川讓她感到欣慰和鬆弛。陳川似乎沒大拿這個大名鼎鼎的妹妹當回事。時不時還會衝她吆喝:“妹妹,幫我把抽屜裏的襪子遞一下!”也偶爾動動脾氣:“你現在就這麽坐不住?給你畫張像難死了!”甚至還有打諢加牢騷的時候:“我現在沒名字,人人叫我陳衝她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