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師知道一句話，那就是一個人不太可能在一個地方連續摔倒兩次。(族)
但是這一句話不是必然的，因為有些時候，一個人會因為一些緣故而記吃不記打。
而對於宋朝而言，同樣也在這個範疇上通用。
因為在一些方麵而言，有著聯金滅遼的“錯誤”的例子，聯蒙滅金理應是當其時的南宋統治階層有所警惕的一個想法。
隻可惜的是，最終這個想法處於很多方麵的因素，最終得以實施。
……
從曆史記載方麵來看，聯蒙滅金並非是南宋統治者想到的妙計，而是被逼出來的一個無奈抉擇。
在宋朝曆史上，借助軍事同盟以達到消滅敵國，而最終盟國演變為更強大敵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與女真結盟而消滅遼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宋與蒙古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交往，但金國犯下一連串的錯誤，最終使蒙古坐大，成為一支新興的主導力量。這一軍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對南宋而言。有其幾方麵的原因：南宋的複仇意識；金朝錯估形勢，將可能的盟友推向敵方；蒙古勢力強大，南宋不得已而為之。
對於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圖，南宋朝廷上下並非無所窺測。麵對蒙古洶洶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況下，南宋朝廷有兩派意見，一者扶持金朝，以之為對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認為應趁此機會滅亡金朝，並由此振奮精神，再圖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圖。
南宋大臣喬行簡認為，“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2]。認為在蒙古人勢力興起的形勢下，金已經由過去的仇敵轉而為今天的緩衝國，隻要金能抵禦蒙古人的進攻，南宋繼續向金輸納歲幣也是未嚐不可的。蒙古勢力很強，已經具備了滅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滅亡金朝之後，與宋為鄰，對宋朝並不是一件好事。若不與金朝絕交，繼續輸納歲幣，則有利於金人抗蒙，這樣，南宋也有機會舒緩時間，組織力量，對抗蒙古人的南下。
喬行簡的主張，在宋金世仇終於可以得報的情況下，難以得到讚同。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張“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應該乘金朝遭遇蒙古進攻之機，停止向金人輸納歲幣，並出兵北上收複失地，以報君父之仇。“認為想以金人為屏蔽是靠不住的，應該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
宋朝應該盡快使自己強大起來，既可以改變自己原來在金朝麵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應付蒙古的進攻。
雖然南宋朝廷意見不一，但也都認識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為凶惡的敵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問題的看法。對金朝的態度，不同於與其他周邊政權。由於金兵南下，擄取徽欽二帝北歸，包括皇室在內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對金人恨之入骨，宋朝雖多年積貧積弱，但收複失地以報世仇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南宋朝廷認為皇室被擄，財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趙構南逃，才為趙宋王朝保留一縷血脈，但也僅能偏安東南一隅。多年來興兵動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滅金目的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卻還要繼續屈辱地供給歲幣。大多數人認為喬行簡的看法是過於冷靜，是很難讓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恥，自然能得到眾人的讚同。
因此“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喬)行簡以謝天下”。
將來還要長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納大量歲幣。為報靖康之恥，最終選擇了不與金朝結盟。在戰爭開始，金朝滅亡指日可待的情況下，即使主張滅金以報世仇的真德秀，對於如何處理與蒙古的關係，也提出應該謹慎對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向之女真”。
他認為聯蒙滅金可能重蹈當年聯金滅遼的覆轍。
在南宋朝廷內部，雖然“滅金”的聲音很響，但”聯蒙“的策略一直沒占上風。
但是最終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夾擊，使金朝走向滅亡，主要是金朝錯估形勢，無視南宋朝廷的爭論，根本沒有想到宋朝也會存在有利於金宋聯合的因素，更沒有想到去爭取宋人聯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斷絕歲幣的輸納後，大為不滿。盲目南下爭奪地盤，將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敵人一邊。為了解決金朝國內的危機，也為了懲罰南宋拒交歲幣的行為，於1217年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
在當其時而言，蒙古人的大舉南下，節節敗退的金國統治者金宣宗選擇的是居然是一個行為：
嘉定元年金章宗死後，衛紹王完顏永濟即位，金國開始逐漸處於下風。嘉定四年，金軍主力盲目出擊尋找蒙軍主力決戰，結果接連在野狐嶺、會河堡兩次會戰中敗北，主力野戰部隊損失慘重，一時之間兩河地區兵力空虛，局勢危如累卵。
為避蒙軍鋒芒，嘉定七年七月金國舉朝南遷，將兩河、山東地區拱手讓給了蒙古人。
但事實上，當時蒙古人還不具備很強的攻城能力，金國還是可以把剩餘兵力重點布防在幾個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之後，金國還是有能力做到穩固防守。但是放棄之後，不僅北逃的後路被切斷，而且丟失數百裏戰略回旋空間，反而不利於金國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穩固經營關河防線，也不失為持平之策。南遷之後，金國大量增兵固守關河，蒙軍反而對此束手無策。眼見無法取得任何進展，嘉定十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華黎經略漢地，自己則率領主力西征掠奪財富。
雖然金國頂住了蒙古的攻勢，但此時輕易放棄兩河、山東的另一嚴重後果也開始顯現出來：僅憑河南一地產出的糧食根本無法供養30萬軍隊，金國陷入了嚴重缺糧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金國主戰派想到了“取償於宋”。
之所以這麽想是因為金國主戰派盲目自信。當金廷議論遷都之事時，直學士孫大鼎就說：“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製之有餘力。”但他們忽視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金國已經今非昔比，恐怕難以與宋抗衡。在這一點上，金國的主戰派並沒有清醒的認識。
相對而言，主和派官員則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金廷議論南伐之事時，右司諫許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強，將視我為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所以金國可以放心地全力對付蒙古。而且在對宋開戰後，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書勸止攻宋以免使金國徒耗實力、腹背受敵。
但金宣宗完顏珣與丞相術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戰，並極力打壓主和派官員。最後，金國以“歲幣不至”為理由發動南侵，共計二十多萬軍隊在兩淮、京湖、四川三個方向對南宋發動了攻擊。
但這個所謂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國就派王世安潛入淮南進行顛覆活動，意圖謀取楚州。此時他們就已經有了南侵的企圖，即使兩年後南宋恢複歲幣，他們也可以找另一個理由發動南侵。另外，《金史?食貨誌》明確記載金國南侵是因為“貪其淮南之儲”。
殊不知，南宋方麵也有自己的難處。金國南遷之後，就有史彌遠、喬行簡等人支持恢複中斷數年的歲幣，“宜姑與幣，使得拒韃”。但此言論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對，認為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學生痛斥這是賣國行為，要求將喬行簡等人處斬，一時之間史彌遠也沒有辦法。
如果金國能象征性減免部分歲幣，史彌遠就可以以此為理由強行通過廷議，但無奈金國沒有給史彌遠說話的機會，更嚴重的是，金國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為屏障的幻想，相關的爭論也停止下來。
這時，南宋為了自己的存亡，不僅對入侵金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而且不斷尋找機會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軍退兵。另外，為了減輕國防壓力，南宋還公開招納有實力的山東忠義軍，同時與西夏會師夾擊秦、鞏。
這場戰爭一打就是七年。金國不僅未能達到“取償於宋”的目的，反而損失慘重：四川方向，在對蒙作戰中有著出色戰績的名將完顏阿鄰戰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將黃摑阿魯答被俘；而在兩淮戰區，時全更是“一軍全沒”。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國家精銳幾近喪”，“樞府武騎盡於南”。雖然宋廷此時還保持著清醒，並沒有對金國落井下石，但宋金聯合的可能性已經不複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進攻西夏時，西夏也曾向金國求救，但金國卻趁火打劫，以致後來入侵南宋時，西夏堅定地站在了南宋一邊。可以說，金國君臣親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勢。
正如《金史?宣宗紀》所言：“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金國的處境愈加被動起來。
張嘉師不知道金國主戰派南下攻打南宋的自信心從何而來。而且兩線作戰自古以來就是國戰之中的大忌。
再者，在五十多年之前的采石磯之戰當中，金國遭受了宋金戰爭當中的最大的慘敗，金國對南宋的軍事優勢，在這個時候已不明顯：
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征調大軍，分四路，企圖一舉攻滅南宋。金海陵王亮親率主力，自南京開封府出發，首攻宋淮西地區。宋兩淮駐軍倉皇退至長江南岸，金軍長驅直入，進抵長江北岸，打造戰船，準備自采石渡江。
當時，宋建康府都統製王權因無能被罷官，所部一萬八千人剛退至采石，接替王權的將領李顯忠尚未到任，軍無主帥，士氣渙散，人心惶惶。
中書舍人虞允文時任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奉命督促李顯忠赴任，並代表宋廷到采石慰勞軍隊。他在采石見形勢危急，毅然召集張振、時俊等將領，宣布宋廷抗金命令，犒賞軍隊，動員將士決一死戰。同時，又組織當地民兵和群眾進行支援，使采石一帶的防務頓形好轉。金海陵王誤認為宋軍已敗退逃散，江南岸無兵把守，遂於十一月八日督兵過江。
宋軍利用水軍優勢，在江中截斷金軍船隻，並在船上施放霹靂炮，煙霧和石灰彌漫江麵，使金軍無法抵擋。宋軍出動車船，船行如飛，船內踏車民兵精神振奮，呼聲震天。金軍敗回北岸。次日，宋水軍直迫長江北岸的楊林渡口，焚毀敵船，金海陵王被迫移軍揚州，強令金軍從瓜洲渡江，為部下所殺，金軍敗退。
宋軍在采石大勝之後，主將李顯忠才帶兵到達。李顯忠了解到虞允文指揮作戰的情況，十分欽佩。
而金兵打了幾次敗仗，都害怕作戰。有些將士暗地裏商量逃走。完顏亮在進退無路的條件下，孤注一擲，命令金軍三天內全部渡江南侵，否則一津處死。
隔岸的宋軍剛打了勝仗，士氣商漲，嚴陣以待，金軍強渡無望，而完顏亮一貫用法苛嚴，使金軍將士進退兩難。
他們得知完顏雍已在遼陽稱帝，並廢完顏亮為庶人，便也思變。
27日清晨完顏元宜率軍殺死完顏亮。
十二月初，金軍退走，宋軍乘機收複兩淮地區。之後，金世宗為了穩定內部，派人到南宋議和，宋金戰爭又暫時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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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句話不是必然的，因為有些時候，一個人會因為一些緣故而記吃不記打。
而對於宋朝而言，同樣也在這個範疇上通用。
因為在一些方麵而言，有著聯金滅遼的“錯誤”的例子，聯蒙滅金理應是當其時的南宋統治階層有所警惕的一個想法。
隻可惜的是，最終這個想法處於很多方麵的因素，最終得以實施。
……
從曆史記載方麵來看，聯蒙滅金並非是南宋統治者想到的妙計，而是被逼出來的一個無奈抉擇。
在宋朝曆史上，借助軍事同盟以達到消滅敵國，而最終盟國演變為更強大敵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與女真結盟而消滅遼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宋與蒙古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交往，但金國犯下一連串的錯誤，最終使蒙古坐大，成為一支新興的主導力量。這一軍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對南宋而言。有其幾方麵的原因：南宋的複仇意識；金朝錯估形勢，將可能的盟友推向敵方；蒙古勢力強大，南宋不得已而為之。
對於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圖，南宋朝廷上下並非無所窺測。麵對蒙古洶洶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況下，南宋朝廷有兩派意見，一者扶持金朝，以之為對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認為應趁此機會滅亡金朝，並由此振奮精神，再圖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圖。
南宋大臣喬行簡認為，“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2]。認為在蒙古人勢力興起的形勢下，金已經由過去的仇敵轉而為今天的緩衝國，隻要金能抵禦蒙古人的進攻，南宋繼續向金輸納歲幣也是未嚐不可的。蒙古勢力很強，已經具備了滅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滅亡金朝之後，與宋為鄰，對宋朝並不是一件好事。若不與金朝絕交，繼續輸納歲幣，則有利於金人抗蒙，這樣，南宋也有機會舒緩時間，組織力量，對抗蒙古人的南下。
喬行簡的主張，在宋金世仇終於可以得報的情況下，難以得到讚同。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張“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應該乘金朝遭遇蒙古進攻之機，停止向金人輸納歲幣，並出兵北上收複失地，以報君父之仇。“認為想以金人為屏蔽是靠不住的，應該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
宋朝應該盡快使自己強大起來，既可以改變自己原來在金朝麵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應付蒙古的進攻。
雖然南宋朝廷意見不一，但也都認識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為凶惡的敵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問題的看法。對金朝的態度，不同於與其他周邊政權。由於金兵南下，擄取徽欽二帝北歸，包括皇室在內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對金人恨之入骨，宋朝雖多年積貧積弱，但收複失地以報世仇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南宋朝廷認為皇室被擄，財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趙構南逃，才為趙宋王朝保留一縷血脈，但也僅能偏安東南一隅。多年來興兵動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滅金目的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卻還要繼續屈辱地供給歲幣。大多數人認為喬行簡的看法是過於冷靜，是很難讓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恥，自然能得到眾人的讚同。
因此“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喬)行簡以謝天下”。
將來還要長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納大量歲幣。為報靖康之恥，最終選擇了不與金朝結盟。在戰爭開始，金朝滅亡指日可待的情況下，即使主張滅金以報世仇的真德秀，對於如何處理與蒙古的關係，也提出應該謹慎對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向之女真”。
他認為聯蒙滅金可能重蹈當年聯金滅遼的覆轍。
在南宋朝廷內部，雖然“滅金”的聲音很響，但”聯蒙“的策略一直沒占上風。
但是最終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夾擊，使金朝走向滅亡，主要是金朝錯估形勢，無視南宋朝廷的爭論，根本沒有想到宋朝也會存在有利於金宋聯合的因素，更沒有想到去爭取宋人聯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斷絕歲幣的輸納後，大為不滿。盲目南下爭奪地盤，將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敵人一邊。為了解決金朝國內的危機，也為了懲罰南宋拒交歲幣的行為，於1217年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
在當其時而言，蒙古人的大舉南下，節節敗退的金國統治者金宣宗選擇的是居然是一個行為：
嘉定元年金章宗死後，衛紹王完顏永濟即位，金國開始逐漸處於下風。嘉定四年，金軍主力盲目出擊尋找蒙軍主力決戰，結果接連在野狐嶺、會河堡兩次會戰中敗北，主力野戰部隊損失慘重，一時之間兩河地區兵力空虛，局勢危如累卵。
為避蒙軍鋒芒，嘉定七年七月金國舉朝南遷，將兩河、山東地區拱手讓給了蒙古人。
但事實上，當時蒙古人還不具備很強的攻城能力，金國還是可以把剩餘兵力重點布防在幾個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之後，金國還是有能力做到穩固防守。但是放棄之後，不僅北逃的後路被切斷，而且丟失數百裏戰略回旋空間，反而不利於金國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穩固經營關河防線，也不失為持平之策。南遷之後，金國大量增兵固守關河，蒙軍反而對此束手無策。眼見無法取得任何進展，嘉定十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華黎經略漢地，自己則率領主力西征掠奪財富。
雖然金國頂住了蒙古的攻勢，但此時輕易放棄兩河、山東的另一嚴重後果也開始顯現出來：僅憑河南一地產出的糧食根本無法供養30萬軍隊，金國陷入了嚴重缺糧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金國主戰派想到了“取償於宋”。
之所以這麽想是因為金國主戰派盲目自信。當金廷議論遷都之事時，直學士孫大鼎就說：“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製之有餘力。”但他們忽視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金國已經今非昔比，恐怕難以與宋抗衡。在這一點上，金國的主戰派並沒有清醒的認識。
相對而言，主和派官員則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金廷議論南伐之事時，右司諫許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強，將視我為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所以金國可以放心地全力對付蒙古。而且在對宋開戰後，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書勸止攻宋以免使金國徒耗實力、腹背受敵。
但金宣宗完顏珣與丞相術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戰，並極力打壓主和派官員。最後，金國以“歲幣不至”為理由發動南侵，共計二十多萬軍隊在兩淮、京湖、四川三個方向對南宋發動了攻擊。
但這個所謂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國就派王世安潛入淮南進行顛覆活動，意圖謀取楚州。此時他們就已經有了南侵的企圖，即使兩年後南宋恢複歲幣，他們也可以找另一個理由發動南侵。另外，《金史?食貨誌》明確記載金國南侵是因為“貪其淮南之儲”。
殊不知，南宋方麵也有自己的難處。金國南遷之後，就有史彌遠、喬行簡等人支持恢複中斷數年的歲幣，“宜姑與幣，使得拒韃”。但此言論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對，認為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學生痛斥這是賣國行為，要求將喬行簡等人處斬，一時之間史彌遠也沒有辦法。
如果金國能象征性減免部分歲幣，史彌遠就可以以此為理由強行通過廷議，但無奈金國沒有給史彌遠說話的機會，更嚴重的是，金國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為屏障的幻想，相關的爭論也停止下來。
這時，南宋為了自己的存亡，不僅對入侵金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而且不斷尋找機會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軍退兵。另外，為了減輕國防壓力，南宋還公開招納有實力的山東忠義軍，同時與西夏會師夾擊秦、鞏。
這場戰爭一打就是七年。金國不僅未能達到“取償於宋”的目的，反而損失慘重：四川方向，在對蒙作戰中有著出色戰績的名將完顏阿鄰戰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將黃摑阿魯答被俘；而在兩淮戰區，時全更是“一軍全沒”。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國家精銳幾近喪”，“樞府武騎盡於南”。雖然宋廷此時還保持著清醒，並沒有對金國落井下石，但宋金聯合的可能性已經不複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進攻西夏時，西夏也曾向金國求救，但金國卻趁火打劫，以致後來入侵南宋時，西夏堅定地站在了南宋一邊。可以說，金國君臣親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勢。
正如《金史?宣宗紀》所言：“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補患”，金國的處境愈加被動起來。
張嘉師不知道金國主戰派南下攻打南宋的自信心從何而來。而且兩線作戰自古以來就是國戰之中的大忌。
再者，在五十多年之前的采石磯之戰當中，金國遭受了宋金戰爭當中的最大的慘敗，金國對南宋的軍事優勢，在這個時候已不明顯：
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征調大軍，分四路，企圖一舉攻滅南宋。金海陵王亮親率主力，自南京開封府出發，首攻宋淮西地區。宋兩淮駐軍倉皇退至長江南岸，金軍長驅直入，進抵長江北岸，打造戰船，準備自采石渡江。
當時，宋建康府都統製王權因無能被罷官，所部一萬八千人剛退至采石，接替王權的將領李顯忠尚未到任，軍無主帥，士氣渙散，人心惶惶。
中書舍人虞允文時任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奉命督促李顯忠赴任，並代表宋廷到采石慰勞軍隊。他在采石見形勢危急，毅然召集張振、時俊等將領，宣布宋廷抗金命令，犒賞軍隊，動員將士決一死戰。同時，又組織當地民兵和群眾進行支援，使采石一帶的防務頓形好轉。金海陵王誤認為宋軍已敗退逃散，江南岸無兵把守，遂於十一月八日督兵過江。
宋軍利用水軍優勢，在江中截斷金軍船隻，並在船上施放霹靂炮，煙霧和石灰彌漫江麵，使金軍無法抵擋。宋軍出動車船，船行如飛，船內踏車民兵精神振奮，呼聲震天。金軍敗回北岸。次日，宋水軍直迫長江北岸的楊林渡口，焚毀敵船，金海陵王被迫移軍揚州，強令金軍從瓜洲渡江，為部下所殺，金軍敗退。
宋軍在采石大勝之後，主將李顯忠才帶兵到達。李顯忠了解到虞允文指揮作戰的情況，十分欽佩。
而金兵打了幾次敗仗，都害怕作戰。有些將士暗地裏商量逃走。完顏亮在進退無路的條件下，孤注一擲，命令金軍三天內全部渡江南侵，否則一津處死。
隔岸的宋軍剛打了勝仗，士氣商漲，嚴陣以待，金軍強渡無望，而完顏亮一貫用法苛嚴，使金軍將士進退兩難。
他們得知完顏雍已在遼陽稱帝，並廢完顏亮為庶人，便也思變。
27日清晨完顏元宜率軍殺死完顏亮。
十二月初，金軍退走，宋軍乘機收複兩淮地區。之後，金世宗為了穩定內部，派人到南宋議和，宋金戰爭又暫時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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