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師不是沒有想過，在自己掌控大秦帝國朝政的時候，就解決掉各地方言各異的問題。品書網.vodt
但是在他定鼎關中之後到匈奴人入侵這一段時間，秦帝國的國家政策主要還是偏向於戰爭方麵。
要麽就是張嘉師為了積蓄力量，不斷地向關東的亂軍或者是諸侯發起大規模攻勢。要麽就是為了應對匈奴人的入侵而進行的龐大戰爭準備。
像是這種“旁枝末葉”的小事情，張嘉師自己一來是沒有功夫進行這樣的準備，二來則是秦帝國哪怕是在關東亂局逐漸平息之後，同樣也沒有足夠的基礎，甚至是準備來完成這樣的事情。
張嘉師不是不知道統一語言對於軍事發展而言，同樣是相當有利的，因為一旦軍方有一個統一的語言標準，那麽在軍令執行，訓練甚至是諸多部隊相互之間的協同，都有著很利好的優勢。
眼下的秦帝國軍隊，幾乎是來自秦帝國各地的大軍，甚至是有著一部分是苗人的山地部隊。
在這麽一個前提下，張嘉師更多地隻能夠指望自己麾下的官兵，在配合甚至是相應的訓練方麵，盡可能少出一些基於語言方麵的問題所產生的簍子。
這個可不是張嘉師能夠在短時間內就能夠解決的，而且讓張嘉師無語的是，不僅僅是軍隊方麵，即使是在大朝會，張嘉師自己有些時候麵對著一些並不算太熟悉的方言的郡守郡尉匯報情況，它都隻不過是勉強不會聽錯而已。
所以，語言問題事實上就是一個對於國家治理而言，必須要盡快解決的一個根本要素之一。
張嘉師不禁想起了一句後世穿越之前聽說過的一句粵語方言：“雞同鴨講眼碌碌”。
這句話的含義就是，一隻雞跟一隻鴨交流，很有可能會發展成四目相對，結果並沒有什麽卵用的情況。
而在某一個方麵而言，中國曆史上的方言問題，往往會導致交流出錯，甚至是引發一些讓人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
……………………………………………………分割線……………………………………
而除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外，在曆史上漢化的國家也不在少數。
而這些國家很大程度上在漢化的時候，恰好就是占據了原來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區而逐漸發展出自身的一套漢化方式。
……
遼國，這一個國家可以說是漢化時間幾乎與其立國時間幾乎一樣的國家。
915年耶律阿保機出征室韋得勝回國，但被迫交出汗位，不久他在灤河邊建設了一座仿幽州的城敦。916年3月17日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即遼太祖。
遼太祖收留因河北戰亂的流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風格建立城敦以安置他們。並且任用韓延徽、韓知古、康默記與盧文進等漢人為佐命功臣。
這些人在很大一方麵，而漢文化在遼國境內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功勞。
但是遼國的漢化進程是比較緩慢的。
而有一點比較明顯的是，遼國的漢化事實上最終沒有形成一定比例，但是卻確立了一個可以說相當適合遼國自身的政治製度，那就是遼國時期的“官員兩製”。
為了統治當地漢族，遼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統治方式，實行分治漢人和契丹人、南北兩麵官的兩院製。並且改幽州為南京、雲州為西京。
遼設南麵官和北麵官雙軌官製，以“本族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北麵官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麵官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職掌沿襲唐製，並參照五代和宋朝的官製。官有實授、遙授之分。職事官與散官及階、勳、憲銜、封爵、食邑戶數等配套。遼代官名多有契丹語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隱掌管皇族政教，夷離畢掌管刑獄，乙裏免為誥命夫人，等等。
遼世宗任用賢臣耶律屋質，進行一係列改革，將遼太宗時的南麵官和北麵官合並，成立南北樞密院，廢南、北大王。後來南北樞密院合並，形成一個樞密院。遼世宗的改革使遼朝從部落聯盟形式進入中央集權的時代。
遼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視，至聖宗時契丹人法也用漢律來斷。這反映漢人地位的提升。一般來講遼代刑罰較重，而且皇帝往往隨意殺人，無法無天，穆宗尤甚。
而這種製度也在遼國的軍事方麵出現：
其兵製中斡魯朵中的宮衛騎軍兵甲，教練完習，簡選天下之精銳，聚之腹心之中，既擔任保衛任務，又出兵打仗。另外還有部族兵、漢軍、渤海軍等。契丹是遊牧民族，善於騎射，平時放牧漁獵，既是生產經濟活動，也是軍事練習。有戰爭很快即可集合成軍。
遼朝的軍隊，平時約在二十萬至三十萬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遼所能動員的兵力在總人口當中，比例很高，為164萬2800人。由於保留著原始部族的痕跡，並處於由奴隸製向封建製迅速轉化的曆史階段，軍事製度初期多與本民族社會製度合為一體，進入長城以南地區後，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漢族影響，具有民族融合的特點。
遼朝皇帝親掌最高兵權。下設北﹑南樞密院。北樞密院為最高軍事行政機構，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樞密院亦稱漢人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因而出現一個朝廷兩種軍事體製並存的局麵。
遼軍大體分為宮帳軍﹑部族軍﹑京州軍和屬國軍。宮帳軍，征集直屬皇帝的著帳戶壯丁組成，是契丹族親軍，供宿衛和征戰，“以行營為宮，選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軍，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壯丁組成，供守衛四邊。以上兩種部隊是遼軍的主力。京州軍，亦稱五州鄉軍，征集五京道各州縣的漢族﹑渤海族等的壯丁組成。屬國軍，由臣屬國壯丁組成。後兩種部隊為輔助兵力。
遼初，貴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齡在15～50歲之間的列籍正軍，兵器﹑戰馬自備。
“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出自《遼史?兵衛》）。
後來，“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餉。”（出自《遼史?食貨》）遼軍以騎兵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槍。後期從宋朝傳入拋石機式的火炮，編有炮手軍。
而有一種觀點認為，遼國文化可以說是契丹人在融合渤海文化以及漢文化的一種新文化發展體係：
遼朝吸收許多漢文化與渤海國文化。滅渤海後，渤海遺民大量聚居於遼上京、遼東京一帶的州縣，較先進的渤海文化對遼文化有較為廣泛的影響。
據漢地幽雲十六州到後來和宋朝的頻繁交往，無論是戰爭還是和平時期的榷場貿易，漢文化對於遼朝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由於大量漢文書籍的翻譯，將中原人民的科學技術、文學、史學成就等介紹到了草原地區，帶動和促進了遊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發展。
遼朝皇室和契丹貴族多仰慕漢文化，如遼的開國皇帝遼太祖崇拜孔子，先後於上京建國子監，府、州、縣設學，以傳授儒家學說，又建立孔子廟；遼聖宗常閱讀《貞觀政要》、道宗愛看《論語》等；遼道宗時，契丹以“諸夏”自稱，道宗又說“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教育方麵實行設學養士和科舉取士。
在某個意義上，這一個情況的描述可以說是漢化的一種根本體現。
但是由於契丹人的民族風俗受到漢化的影響事實上不算太深刻，所以契丹人的漢化程度事實上並不如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一種程度：
契丹民族的社會與風俗，本不同於漢人。遼朝在統治漢人的燕雲十六州地區，則同於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則依舊俗生活；介於混雜地區，就呈現兩種混合型態。契丹人的儀俗很多，如拜日儀、柴冊儀、再生儀、祭山、射鬼箭等。
特別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時的“捺缽”，遼朝皇帝帶領百官的中央政權，隨著一年四時，到各地巡狩，其宮帳的所在地就是“捺缽”。其他還有“頭魚宴”、“頭鵝宴”等生活習慣。契丹飲食文化因地製宜，有蜜餞、果脯等，是用蜜蠟浸漬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東北仍有以歐李（野果）“漬以餳蜜”之俗，今日北京特產果脯，也是與契丹人的“蜜漬山果”“蜜曬山果”之類一脈相承。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亞民族傳統，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貴族官吏則以貂裘為主，並且穿絲絹服飾，所配戴的裝飾也比較多。飲酒食肉為普遍現象，居住以帳幕為主，也有居住在宮室。摔跤、擊鞠（踢球）、射柳、射兔節、下圍棋和雙陸等均是遼人的業餘活動。關於節令風俗，遼漢皆有，仍以契丹舊俗為主。
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為餅。正月七日為人日，食煎餅，稱為“薰天餅”。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從中原傳入的，節日風俗大體相同。然而也有一些節令，名稱雖同，卻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風俗和儀式。
契丹人在五代時期就有飲茶習俗，而且茶風日熾，家家戶戶不可一日無茶，這與他們日常膳食結構和多寒多風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宮廷遇重大節日，嚐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賓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規範的禮儀。
契丹人的節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節、除歲節等。立春日，皇宮舉行慶祝儀式。
“皇帝進入內殿，率臣僚拜先祖畫像，獻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樂。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長報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節度使以上官員登殿，撒穀、豆，擊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飲酒，吃春盤，喝茶”（《出自遼史》）。
又據《遼史?禮誌》載：“皇帝皇後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後複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餅餌各二器，奠於天神地祗（即地神）位。”
“宋使至……臣僚起立，禦茶出，皇帝起，入閣，引臣僚東西階下殿……臣僚鞠躬讚拜，稱萬歲，讚：各就坐，讚！（讚：即讚禮）兩廊從人亦如之，行單茶，行酒，行膳，行果。”
可以說契丹人雖然受到漢文化一定的影響，但是嚴格來說，契丹人自身所選擇的“一朝兩製”的方式，最終讓契丹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風格，最終形成的是一個較為有意思的混合文化發展體係。
但是在另外一方麵而言，這種混合的文化體係的存在時間較短，相當缺乏底蘊，所以在曆史上的發展而言，很容易就被當地的深厚文化所融合或者是侵蝕。
這一點可以說以西遼的情況作為對比是相當合適的：
西遼統治下的中亞文化的顯著特點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加強。西遼官方使用契丹語、漢語和波斯語，民間多使用回鶻語。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學習不同民族的語言，促進了文化的融合。
西遼時期，由於受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原來使用的回鶻文字母，逐漸被阿拉伯字母所代替。這一時期西遼的回鶻語部族誕生了多位有影響力的詩人，如阿赫馬德?亞塞維、阿赫馬德?本?馬赫穆德?玉克乃克、阿馬克?布哈拉伊、蘇紮尼?撒馬爾罕迪等。
西遼統治時期，漢文化在中亞地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由於耶律大石西征的軍隊中有大批漢人，在西遼定居後，他們與契丹人一起在傳播漢文化方麵起了很大作用。
《長春真人西遊記》載，伊犁河穀地區“土人推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
這裏雖然隻舉出漢人把中原“汲器”（轆轤）傳入西域這一事例，但是當地人民明確指出，漢人“諸事皆巧”，足見傳入的先進技術是很多的。長春真人一行在撒馬爾罕見到“漢人工匠雜處城中”，在農村也有漢人，或為地主，或為農民。常德出使西域也見到許多漢人，與當地人民雜居。
在建築裝飾方麵，體現了漢人藝術和漢文化與中亞文化融合的特點，如瓦、泥塑和暖炕等。在亞曆山大古城發現了有代表性的遠東建築材料：方磚、灰色的半圓瓦。在這裏還發現了瓦當。在瓦當上有圖案，中央坐著的是佛，四周是菩薩。廟宇中有漢族風格的繪畫裝飾牆壁，佛像不但有漢族藝術的模型，還兼具古代印度藝術的特點。
此外，位於托克馬克附近的布蘭塔和烏茲根的兩座大型伊斯蘭陵墓，都是至今保存完好的西遼時期的伊斯蘭建築。這一時期河中地區的園林藝術也獲得了高度的發展，耶律楚材和丘處機寫下了不少讚美當地園林藝術的詩歌。
而以上的情況，則是在某個意義上說明了契丹文化已經逐漸被侵蝕甚至是融合當地的文化，最終失去傳承的情況。(未完待續。)
但是在他定鼎關中之後到匈奴人入侵這一段時間，秦帝國的國家政策主要還是偏向於戰爭方麵。
要麽就是張嘉師為了積蓄力量，不斷地向關東的亂軍或者是諸侯發起大規模攻勢。要麽就是為了應對匈奴人的入侵而進行的龐大戰爭準備。
像是這種“旁枝末葉”的小事情，張嘉師自己一來是沒有功夫進行這樣的準備，二來則是秦帝國哪怕是在關東亂局逐漸平息之後，同樣也沒有足夠的基礎，甚至是準備來完成這樣的事情。
張嘉師不是不知道統一語言對於軍事發展而言，同樣是相當有利的，因為一旦軍方有一個統一的語言標準，那麽在軍令執行，訓練甚至是諸多部隊相互之間的協同，都有著很利好的優勢。
眼下的秦帝國軍隊，幾乎是來自秦帝國各地的大軍，甚至是有著一部分是苗人的山地部隊。
在這麽一個前提下，張嘉師更多地隻能夠指望自己麾下的官兵，在配合甚至是相應的訓練方麵，盡可能少出一些基於語言方麵的問題所產生的簍子。
這個可不是張嘉師能夠在短時間內就能夠解決的，而且讓張嘉師無語的是，不僅僅是軍隊方麵，即使是在大朝會，張嘉師自己有些時候麵對著一些並不算太熟悉的方言的郡守郡尉匯報情況，它都隻不過是勉強不會聽錯而已。
所以，語言問題事實上就是一個對於國家治理而言，必須要盡快解決的一個根本要素之一。
張嘉師不禁想起了一句後世穿越之前聽說過的一句粵語方言：“雞同鴨講眼碌碌”。
這句話的含義就是，一隻雞跟一隻鴨交流，很有可能會發展成四目相對，結果並沒有什麽卵用的情況。
而在某一個方麵而言，中國曆史上的方言問題，往往會導致交流出錯，甚至是引發一些讓人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
……………………………………………………分割線……………………………………
而除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外，在曆史上漢化的國家也不在少數。
而這些國家很大程度上在漢化的時候，恰好就是占據了原來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區而逐漸發展出自身的一套漢化方式。
……
遼國，這一個國家可以說是漢化時間幾乎與其立國時間幾乎一樣的國家。
915年耶律阿保機出征室韋得勝回國，但被迫交出汗位，不久他在灤河邊建設了一座仿幽州的城敦。916年3月17日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即遼太祖。
遼太祖收留因河北戰亂的流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風格建立城敦以安置他們。並且任用韓延徽、韓知古、康默記與盧文進等漢人為佐命功臣。
這些人在很大一方麵，而漢文化在遼國境內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功勞。
但是遼國的漢化進程是比較緩慢的。
而有一點比較明顯的是，遼國的漢化事實上最終沒有形成一定比例，但是卻確立了一個可以說相當適合遼國自身的政治製度，那就是遼國時期的“官員兩製”。
為了統治當地漢族，遼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統治方式，實行分治漢人和契丹人、南北兩麵官的兩院製。並且改幽州為南京、雲州為西京。
遼設南麵官和北麵官雙軌官製，以“本族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北麵官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麵官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職掌沿襲唐製，並參照五代和宋朝的官製。官有實授、遙授之分。職事官與散官及階、勳、憲銜、封爵、食邑戶數等配套。遼代官名多有契丹語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隱掌管皇族政教，夷離畢掌管刑獄，乙裏免為誥命夫人，等等。
遼世宗任用賢臣耶律屋質，進行一係列改革，將遼太宗時的南麵官和北麵官合並，成立南北樞密院，廢南、北大王。後來南北樞密院合並，形成一個樞密院。遼世宗的改革使遼朝從部落聯盟形式進入中央集權的時代。
遼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視，至聖宗時契丹人法也用漢律來斷。這反映漢人地位的提升。一般來講遼代刑罰較重，而且皇帝往往隨意殺人，無法無天，穆宗尤甚。
而這種製度也在遼國的軍事方麵出現：
其兵製中斡魯朵中的宮衛騎軍兵甲，教練完習，簡選天下之精銳，聚之腹心之中，既擔任保衛任務，又出兵打仗。另外還有部族兵、漢軍、渤海軍等。契丹是遊牧民族，善於騎射，平時放牧漁獵，既是生產經濟活動，也是軍事練習。有戰爭很快即可集合成軍。
遼朝的軍隊，平時約在二十萬至三十萬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遼所能動員的兵力在總人口當中，比例很高，為164萬2800人。由於保留著原始部族的痕跡，並處於由奴隸製向封建製迅速轉化的曆史階段，軍事製度初期多與本民族社會製度合為一體，進入長城以南地區後，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漢族影響，具有民族融合的特點。
遼朝皇帝親掌最高兵權。下設北﹑南樞密院。北樞密院為最高軍事行政機構，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樞密院亦稱漢人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因而出現一個朝廷兩種軍事體製並存的局麵。
遼軍大體分為宮帳軍﹑部族軍﹑京州軍和屬國軍。宮帳軍，征集直屬皇帝的著帳戶壯丁組成，是契丹族親軍，供宿衛和征戰，“以行營為宮，選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軍，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壯丁組成，供守衛四邊。以上兩種部隊是遼軍的主力。京州軍，亦稱五州鄉軍，征集五京道各州縣的漢族﹑渤海族等的壯丁組成。屬國軍，由臣屬國壯丁組成。後兩種部隊為輔助兵力。
遼初，貴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齡在15～50歲之間的列籍正軍，兵器﹑戰馬自備。
“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出自《遼史?兵衛》）。
後來，“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餉。”（出自《遼史?食貨》）遼軍以騎兵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槍。後期從宋朝傳入拋石機式的火炮，編有炮手軍。
而有一種觀點認為，遼國文化可以說是契丹人在融合渤海文化以及漢文化的一種新文化發展體係：
遼朝吸收許多漢文化與渤海國文化。滅渤海後，渤海遺民大量聚居於遼上京、遼東京一帶的州縣，較先進的渤海文化對遼文化有較為廣泛的影響。
據漢地幽雲十六州到後來和宋朝的頻繁交往，無論是戰爭還是和平時期的榷場貿易，漢文化對於遼朝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由於大量漢文書籍的翻譯，將中原人民的科學技術、文學、史學成就等介紹到了草原地區，帶動和促進了遊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發展。
遼朝皇室和契丹貴族多仰慕漢文化，如遼的開國皇帝遼太祖崇拜孔子，先後於上京建國子監，府、州、縣設學，以傳授儒家學說，又建立孔子廟；遼聖宗常閱讀《貞觀政要》、道宗愛看《論語》等；遼道宗時，契丹以“諸夏”自稱，道宗又說“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教育方麵實行設學養士和科舉取士。
在某個意義上，這一個情況的描述可以說是漢化的一種根本體現。
但是由於契丹人的民族風俗受到漢化的影響事實上不算太深刻，所以契丹人的漢化程度事實上並不如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一種程度：
契丹民族的社會與風俗，本不同於漢人。遼朝在統治漢人的燕雲十六州地區，則同於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則依舊俗生活；介於混雜地區，就呈現兩種混合型態。契丹人的儀俗很多，如拜日儀、柴冊儀、再生儀、祭山、射鬼箭等。
特別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時的“捺缽”，遼朝皇帝帶領百官的中央政權，隨著一年四時，到各地巡狩，其宮帳的所在地就是“捺缽”。其他還有“頭魚宴”、“頭鵝宴”等生活習慣。契丹飲食文化因地製宜，有蜜餞、果脯等，是用蜜蠟浸漬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東北仍有以歐李（野果）“漬以餳蜜”之俗，今日北京特產果脯，也是與契丹人的“蜜漬山果”“蜜曬山果”之類一脈相承。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亞民族傳統，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貴族官吏則以貂裘為主，並且穿絲絹服飾，所配戴的裝飾也比較多。飲酒食肉為普遍現象，居住以帳幕為主，也有居住在宮室。摔跤、擊鞠（踢球）、射柳、射兔節、下圍棋和雙陸等均是遼人的業餘活動。關於節令風俗，遼漢皆有，仍以契丹舊俗為主。
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為餅。正月七日為人日，食煎餅，稱為“薰天餅”。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從中原傳入的，節日風俗大體相同。然而也有一些節令，名稱雖同，卻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風俗和儀式。
契丹人在五代時期就有飲茶習俗，而且茶風日熾，家家戶戶不可一日無茶，這與他們日常膳食結構和多寒多風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宮廷遇重大節日，嚐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賓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規範的禮儀。
契丹人的節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節、除歲節等。立春日，皇宮舉行慶祝儀式。
“皇帝進入內殿，率臣僚拜先祖畫像，獻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樂。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長報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節度使以上官員登殿，撒穀、豆，擊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飲酒，吃春盤，喝茶”（《出自遼史》）。
又據《遼史?禮誌》載：“皇帝皇後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後複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餅餌各二器，奠於天神地祗（即地神）位。”
“宋使至……臣僚起立，禦茶出，皇帝起，入閣，引臣僚東西階下殿……臣僚鞠躬讚拜，稱萬歲，讚：各就坐，讚！（讚：即讚禮）兩廊從人亦如之，行單茶，行酒，行膳，行果。”
可以說契丹人雖然受到漢文化一定的影響，但是嚴格來說，契丹人自身所選擇的“一朝兩製”的方式，最終讓契丹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風格，最終形成的是一個較為有意思的混合文化發展體係。
但是在另外一方麵而言，這種混合的文化體係的存在時間較短，相當缺乏底蘊，所以在曆史上的發展而言，很容易就被當地的深厚文化所融合或者是侵蝕。
這一點可以說以西遼的情況作為對比是相當合適的：
西遼統治下的中亞文化的顯著特點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加強。西遼官方使用契丹語、漢語和波斯語，民間多使用回鶻語。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學習不同民族的語言，促進了文化的融合。
西遼時期，由於受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原來使用的回鶻文字母，逐漸被阿拉伯字母所代替。這一時期西遼的回鶻語部族誕生了多位有影響力的詩人，如阿赫馬德?亞塞維、阿赫馬德?本?馬赫穆德?玉克乃克、阿馬克?布哈拉伊、蘇紮尼?撒馬爾罕迪等。
西遼統治時期，漢文化在中亞地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由於耶律大石西征的軍隊中有大批漢人，在西遼定居後，他們與契丹人一起在傳播漢文化方麵起了很大作用。
《長春真人西遊記》載，伊犁河穀地區“土人推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
這裏雖然隻舉出漢人把中原“汲器”（轆轤）傳入西域這一事例，但是當地人民明確指出，漢人“諸事皆巧”，足見傳入的先進技術是很多的。長春真人一行在撒馬爾罕見到“漢人工匠雜處城中”，在農村也有漢人，或為地主，或為農民。常德出使西域也見到許多漢人，與當地人民雜居。
在建築裝飾方麵，體現了漢人藝術和漢文化與中亞文化融合的特點，如瓦、泥塑和暖炕等。在亞曆山大古城發現了有代表性的遠東建築材料：方磚、灰色的半圓瓦。在這裏還發現了瓦當。在瓦當上有圖案，中央坐著的是佛，四周是菩薩。廟宇中有漢族風格的繪畫裝飾牆壁，佛像不但有漢族藝術的模型，還兼具古代印度藝術的特點。
此外，位於托克馬克附近的布蘭塔和烏茲根的兩座大型伊斯蘭陵墓，都是至今保存完好的西遼時期的伊斯蘭建築。這一時期河中地區的園林藝術也獲得了高度的發展，耶律楚材和丘處機寫下了不少讚美當地園林藝術的詩歌。
而以上的情況，則是在某個意義上說明了契丹文化已經逐漸被侵蝕甚至是融合當地的文化，最終失去傳承的情況。(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