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師不認為，秦帝國在其征服六國之後，短短十多年的時間就宣告成為曆史塵埃，並非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將這個事情歸納與始皇帝“焚書坑儒”的舉措上有著部分緣由，這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始皇帝時期確實是有著焚書的舉動，但是先不說各地郡縣的官府內也有著一些被焚毀書籍的存檔，僅僅是在鹹陽城內所保留的書籍就應該是比較全麵的。
這可以說是始皇帝在聽從李斯的建議之後，對中華文化所選擇的一種保護措施。
然而，最終這麽一個保護舉動，被進入鹹陽之後的項羽以及楚軍，連帶鹹陽城以及鹹陽宮，都付諸一炬。
所以說，與其說是始皇帝湮滅先秦時期的不少文化，還不如說最終做出這一點的是項羽這個被稱之為“沐猴而冠”的屠夫。
……
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始皇帝的書同文製度，可以說再次為中華文化的傳承以及發展，再次開辟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即使是中國文化的發展當中，文字的種類並不在少數，但是嚴格來說，在秦帝國之後的文字，更多是書寫方式的大同小異或者是一些被認為是很少人看得懂的書法的爭鋒而已。
而在官方文稿的書寫方式方麵，往往是有著自己的一套既定選擇。
這一點就是從始皇帝時期再次開展的。
而在某個意義上，書同文製度的再次發展，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傳承以及發展的最重要關鍵之一。
若是沒有書同文製度，而是讓戰國時期的那種“文字各自為政”的情況再次出現，那麽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而言，基本就是慢性自殺的結果。
而在這麽一個情況下，若是缺乏一個有效率而且得到更多人認可的文字發展體係來作為傳承文化的基礎，那麽很有可能在五胡十六國時期，中華文化將會逐漸被異族的淺薄文化水平所取代。
……
北魏這個國家，在中國曆史上可以說是一個異族代表。
後世曆史當中將這個國家所在的朝代，稱之為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期。
其中，南北朝的北朝，所指的就是北魏。
在北魏孝文帝時期，有著一個對於後世中國而言，或者是說對東西魏，北周北齊甚至是隋唐兩國有著很直接關係的變革，這個變革就是孝文改革。
這個改革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為何以漢化為主體框架進行，主要就是因為鮮卑族的文化在中華文化的同化下，很快就成為鮮卑族部分官員的愛好。
鮮卑族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鮮卑族活動在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的一個分支。拓跋部不斷南遷，在西晉時，部落首領拓跋猗盧因為幫助當時朝廷抗擊劉淵、石勒有功，被皇帝封為代王，建立了代國。但不久，代國被興起的前秦所滅，拓跋部的曆史也暫時的中斷了。淝水之戰後，前秦統治瓦解，拓跋部的拓跋珪趁機複國，召開部落大會，即代王位，並改國號為魏，稱皇帝，史稱北魏。此後幾代北魏統治者都致力於統一，發動兼並戰爭，先後滅掉了北方的大夏、北燕和北涼，於439年統一了北方。
五胡亂華以後，終由鮮卑族的拓跋氏統一華北，建立北魏，其時北魏曆代君主都已重視漢文化之學習。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已有馮太後與朝臣李衝的改革，建立均田製，重新建立以農業為主體的大帝國。由於孝文帝由屬漢族的馮太後撫養，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即位後才有日後的漢化政策。
在民族征服的過程中，北魏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征服戰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雖已日趨緩和，但由於統治階級過度的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農民起義年年爆發，特別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陝西杏城的盧水胡人蓋吳領導的起義，發動了十餘萬群眾參加起義，北魏政府派出6萬騎兵前來鎮壓，統治者拓跋燾親臨指揮，最終蓋吳被叛徒殺害，蓋吳起義失敗了，卻使北魏統治者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公元471年（皇興五年），拓跋宏即位，是為孝文帝。此後，農民起義依舊有增無減，而朝廷殘酷的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人民的起義，反而激發了更多矛盾和鬥爭。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馮太後孝文帝先後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統稱為孝文帝改革。
而孝文帝本身受到漢化影響的程度很深，據說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滿二十三歲，這時，他已成長為一個具有卓越才華、有膽有識的青年政治家。在馮太後的長期嚴格教育和直接影響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經義、史傳百家而才藻富贍，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增長了實際才幹，這些都為後來的改革大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年九月，馮太後病逝。孝文帝哀傷至極，大哭三日。他痛哭失聲地對臣下說：“朕自幼承蒙太後撫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諄諄教誨。”又在詔書中說：“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後安緝全國。朕的祖宗隻專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導朕學習古道。一想起太後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內外大臣，誰又不哽咽悲切？”從此以後，孝文帝獨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擔。
太和十七年（490年），24歲的拓跋宏開始親政。孝文帝繼承太後遺誌，重用漢族士人，在各方麵進一步實施改革，全盤推行漢化。他模仿漢族王朝的禮儀，作明堂、建太廟、正祀典、迎春東郊、親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養國老、庶老，允許群臣守三年之喪。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漢人官製，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課詔中規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試充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將軍；考在上下的賜給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設太樂官，議定雅樂，除去鄭、衛之音；命中書監高閭與樂官討論古樂，依據儒家六經，參照各國音樂誌，製定聲律。
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頒布五品詔，詔令規定：宗室遠屬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孫和異姓封任的都降為公，公降為侯，侯降為伯，子、男不變。名稱雖易，但品秩如前，公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議五行之次，采納秘書丞李彪等人的建議，以為晉承曹魏為金德，北魏應承晉為水德。四月，頒布新律令，廢除了北魏初年殘酷的車裂、腰斬，改為梟首、斬首和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門，門誅降止本身。
而孝文帝改革的幾個重要重點，有著以下幾個方麵：
一：太和年間，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
所謂四姓，一說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說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後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這個方麵的改革，很有可能就是讓主要掌握漢文化的中原士族逐漸進入到朝堂，起到普及漢文化的基礎。
而九品中正製度當與之相對的南朝宋國，雖然依舊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但是在包括劉裕這個開過君主在內的人都出身草莽的關係，南朝的世家大族更多是有力者的附庸或者是交好對象而已。
這個時期的世家大族，與東晉時期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時期相對，已經遜色不少。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北魏實施九品中正製度，就是讓世家大族找到又一個崛起契機的地方。
二：為了便於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拓跋宏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為了這個，他怕大臣們反對遷都的主張，先提出要大規模進攻南齊。有一次上朝，他把這個打算提了出來，大臣紛紛反對，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惱火說：“國家是我的國家，你想阻撓我用兵嗎？”拓跋澄反駁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國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險，哪能不講。”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宮裏，再單獨召見拓跋澄，跟他說：“老實告訴你，剛才我向你發火，是為了嚇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覺得平城不是個用武的地方，不適宜改革政治。現在我要移風易俗，非得遷都不行。這回我出兵伐齊，實際上是想借這個機會，帶領文武官員遷都中原，你看怎麽樣？”拓跋澄恍然大悟，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張。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稱要大舉伐南朝齊，計劃在南伐途中造成遷都的既成事實。在朝會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來反對，退朝後，他立即召見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單獨與澄計議說：“這次舉動，的確不易。但國家興自塞外，徙居平城，這裏是用武之地，不能實行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實在難啊！崤函帝宅，河洛王裏，朕想趁此南伐大舉而遷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讚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橋，以備大軍渡河；並親自講武，命尚書李衝負責武選，選擇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長子拓跋恂為太子，發布文告，移書齊境，聲稱南伐；下詔在揚、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軍隊；又使廣陵王拓跋羽持節安撫北方六鎮，調發精騎。至此，準備基本就緒。
魏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足足下了一個月，到處道路泥濘，行軍發生困難。但是孝文帝仍舊戴盔披甲騎馬出城，下令繼續進軍。大臣們本來不想出兵伐齊，趁著這場大雨，又出來阻攔。孝文帝嚴肅地說：“這次我們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豈不是給後代人笑話。如果不能南進，就把國都遷到這裏。諸位認為怎麽樣？”大家聽了，麵麵相覷，沒有說話。孝文帝說：“不能猶豫不決了。同意遷都的往左邊站，不同意的站在右邊。”一個貴族說：“隻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麽遷都洛陽，我們也願意。”許多文武官員雖然不讚成遷都，但是聽說可以停止南伐，也都隻好表示擁護遷都了。孝文帝把洛陽一頭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裏的王公貴族，宣傳遷都的好處。後來，他又親自到平城，召集貴族老臣，討論遷都的事。平城的貴族中反對的還不少。他們搬出一條條理由，都被孝文帝駁倒了。最後，那些人實在講不出道理來，隻好說：“遷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還是卜個卦吧。”
孝文帝說：“卜卦是為了解決疑難不決的事。遷都的事，已經沒有疑問，還卜什麽。要治理天下的，應該以四海為家，今天走南，明天闖北，哪有固定不變的道理。再說我們上代也遷過幾次都，為什麽我就不能遷呢？”貴族大臣被駁得啞口無言，遷都洛陽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遷都洛陽可以說是將北魏的政治中心遷移到漢文化最為深厚的區域。
而且在之後，孝文帝實施漢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將語言改變，規定不再說鮮卑複合語，而須改說單音節的漢語。
《魏書?鹹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在某個意義上，語言保護對於一個民族而言，算是最為根本的手段，但是毫無疑問，這種強製性的改變語言的方式，確實是讓很多史學家都感覺到不可思議。
當然，當其時據說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語言標準，或者是說當時的“官話”，據說起碼還有“平城”“洛陽”兩地的口音標準，所以即使是選擇強製說漢語，但是孝文帝對於地方方言的改變，似乎沒有一個直接的認識。
而在某個意義上，這一點也算是比較致命的，因為地方的方言差距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凝聚力發展的重大難題……(未完待續。)
但是將這個事情歸納與始皇帝“焚書坑儒”的舉措上有著部分緣由，這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始皇帝時期確實是有著焚書的舉動，但是先不說各地郡縣的官府內也有著一些被焚毀書籍的存檔，僅僅是在鹹陽城內所保留的書籍就應該是比較全麵的。
這可以說是始皇帝在聽從李斯的建議之後，對中華文化所選擇的一種保護措施。
然而，最終這麽一個保護舉動，被進入鹹陽之後的項羽以及楚軍，連帶鹹陽城以及鹹陽宮，都付諸一炬。
所以說，與其說是始皇帝湮滅先秦時期的不少文化，還不如說最終做出這一點的是項羽這個被稱之為“沐猴而冠”的屠夫。
……
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始皇帝的書同文製度，可以說再次為中華文化的傳承以及發展，再次開辟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即使是中國文化的發展當中，文字的種類並不在少數，但是嚴格來說，在秦帝國之後的文字，更多是書寫方式的大同小異或者是一些被認為是很少人看得懂的書法的爭鋒而已。
而在官方文稿的書寫方式方麵，往往是有著自己的一套既定選擇。
這一點就是從始皇帝時期再次開展的。
而在某個意義上，書同文製度的再次發展，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傳承以及發展的最重要關鍵之一。
若是沒有書同文製度，而是讓戰國時期的那種“文字各自為政”的情況再次出現，那麽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而言，基本就是慢性自殺的結果。
而在這麽一個情況下，若是缺乏一個有效率而且得到更多人認可的文字發展體係來作為傳承文化的基礎，那麽很有可能在五胡十六國時期，中華文化將會逐漸被異族的淺薄文化水平所取代。
……
北魏這個國家，在中國曆史上可以說是一個異族代表。
後世曆史當中將這個國家所在的朝代，稱之為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期。
其中，南北朝的北朝，所指的就是北魏。
在北魏孝文帝時期，有著一個對於後世中國而言，或者是說對東西魏，北周北齊甚至是隋唐兩國有著很直接關係的變革，這個變革就是孝文改革。
這個改革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為何以漢化為主體框架進行，主要就是因為鮮卑族的文化在中華文化的同化下，很快就成為鮮卑族部分官員的愛好。
鮮卑族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鮮卑族活動在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的一個分支。拓跋部不斷南遷，在西晉時，部落首領拓跋猗盧因為幫助當時朝廷抗擊劉淵、石勒有功，被皇帝封為代王，建立了代國。但不久，代國被興起的前秦所滅，拓跋部的曆史也暫時的中斷了。淝水之戰後，前秦統治瓦解，拓跋部的拓跋珪趁機複國，召開部落大會，即代王位，並改國號為魏，稱皇帝，史稱北魏。此後幾代北魏統治者都致力於統一，發動兼並戰爭，先後滅掉了北方的大夏、北燕和北涼，於439年統一了北方。
五胡亂華以後，終由鮮卑族的拓跋氏統一華北，建立北魏，其時北魏曆代君主都已重視漢文化之學習。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已有馮太後與朝臣李衝的改革，建立均田製，重新建立以農業為主體的大帝國。由於孝文帝由屬漢族的馮太後撫養，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即位後才有日後的漢化政策。
在民族征服的過程中，北魏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征服戰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雖已日趨緩和，但由於統治階級過度的剝削和壓迫，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農民起義年年爆發，特別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陝西杏城的盧水胡人蓋吳領導的起義，發動了十餘萬群眾參加起義，北魏政府派出6萬騎兵前來鎮壓，統治者拓跋燾親臨指揮，最終蓋吳被叛徒殺害，蓋吳起義失敗了，卻使北魏統治者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公元471年（皇興五年），拓跋宏即位，是為孝文帝。此後，農民起義依舊有增無減，而朝廷殘酷的鎮壓非但沒有平息人民的起義，反而激發了更多矛盾和鬥爭。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馮太後孝文帝先後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統稱為孝文帝改革。
而孝文帝本身受到漢化影響的程度很深，據說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滿二十三歲，這時，他已成長為一個具有卓越才華、有膽有識的青年政治家。在馮太後的長期嚴格教育和直接影響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經義、史傳百家而才藻富贍，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增長了實際才幹，這些都為後來的改革大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年九月，馮太後病逝。孝文帝哀傷至極，大哭三日。他痛哭失聲地對臣下說：“朕自幼承蒙太後撫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諄諄教誨。”又在詔書中說：“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後安緝全國。朕的祖宗隻專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導朕學習古道。一想起太後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內外大臣，誰又不哽咽悲切？”從此以後，孝文帝獨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擔。
太和十七年（490年），24歲的拓跋宏開始親政。孝文帝繼承太後遺誌，重用漢族士人，在各方麵進一步實施改革，全盤推行漢化。他模仿漢族王朝的禮儀，作明堂、建太廟、正祀典、迎春東郊、親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養國老、庶老，允許群臣守三年之喪。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漢人官製，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課詔中規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試充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將軍；考在上下的賜給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設太樂官，議定雅樂，除去鄭、衛之音；命中書監高閭與樂官討論古樂，依據儒家六經，參照各國音樂誌，製定聲律。
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頒布五品詔，詔令規定：宗室遠屬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孫和異姓封任的都降為公，公降為侯，侯降為伯，子、男不變。名稱雖易，但品秩如前，公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議五行之次，采納秘書丞李彪等人的建議，以為晉承曹魏為金德，北魏應承晉為水德。四月，頒布新律令，廢除了北魏初年殘酷的車裂、腰斬，改為梟首、斬首和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門，門誅降止本身。
而孝文帝改革的幾個重要重點，有著以下幾個方麵：
一：太和年間，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從品為北魏之首創。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
所謂四姓，一說為中原漢族高門崔、盧、李、鄭，一說為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後者似為確。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這個方麵的改革，很有可能就是讓主要掌握漢文化的中原士族逐漸進入到朝堂，起到普及漢文化的基礎。
而九品中正製度當與之相對的南朝宋國，雖然依舊是成為了朝堂的主流，但是在包括劉裕這個開過君主在內的人都出身草莽的關係，南朝的世家大族更多是有力者的附庸或者是交好對象而已。
這個時期的世家大族，與東晉時期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時期相對，已經遜色不少。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北魏實施九品中正製度，就是讓世家大族找到又一個崛起契機的地方。
二：為了便於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拓跋宏決心把國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為了這個，他怕大臣們反對遷都的主張，先提出要大規模進攻南齊。有一次上朝，他把這個打算提了出來，大臣紛紛反對，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惱火說：“國家是我的國家，你想阻撓我用兵嗎？”拓跋澄反駁說：“國家雖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國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險，哪能不講。”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宮裏，再單獨召見拓跋澄，跟他說：“老實告訴你，剛才我向你發火，是為了嚇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覺得平城不是個用武的地方，不適宜改革政治。現在我要移風易俗，非得遷都不行。這回我出兵伐齊，實際上是想借這個機會，帶領文武官員遷都中原，你看怎麽樣？”拓跋澄恍然大悟，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張。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稱要大舉伐南朝齊，計劃在南伐途中造成遷都的既成事實。在朝會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來反對，退朝後，他立即召見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單獨與澄計議說：“這次舉動，的確不易。但國家興自塞外，徙居平城，這裏是用武之地，不能實行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實在難啊！崤函帝宅，河洛王裏，朕想趁此南伐大舉而遷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讚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橋，以備大軍渡河；並親自講武，命尚書李衝負責武選，選擇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長子拓跋恂為太子，發布文告，移書齊境，聲稱南伐；下詔在揚、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軍隊；又使廣陵王拓跋羽持節安撫北方六鎮，調發精騎。至此，準備基本就緒。
魏孝文帝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從平城出發，到了洛陽。正好碰到秋雨連綿，足足下了一個月，到處道路泥濘，行軍發生困難。但是孝文帝仍舊戴盔披甲騎馬出城，下令繼續進軍。大臣們本來不想出兵伐齊，趁著這場大雨，又出來阻攔。孝文帝嚴肅地說：“這次我們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豈不是給後代人笑話。如果不能南進，就把國都遷到這裏。諸位認為怎麽樣？”大家聽了，麵麵相覷，沒有說話。孝文帝說：“不能猶豫不決了。同意遷都的往左邊站，不同意的站在右邊。”一個貴族說：“隻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麽遷都洛陽，我們也願意。”許多文武官員雖然不讚成遷都，但是聽說可以停止南伐，也都隻好表示擁護遷都了。孝文帝把洛陽一頭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裏的王公貴族，宣傳遷都的好處。後來，他又親自到平城，召集貴族老臣，討論遷都的事。平城的貴族中反對的還不少。他們搬出一條條理由，都被孝文帝駁倒了。最後，那些人實在講不出道理來，隻好說：“遷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還是卜個卦吧。”
孝文帝說：“卜卦是為了解決疑難不決的事。遷都的事，已經沒有疑問，還卜什麽。要治理天下的，應該以四海為家，今天走南，明天闖北，哪有固定不變的道理。再說我們上代也遷過幾次都，為什麽我就不能遷呢？”貴族大臣被駁得啞口無言，遷都洛陽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遷都洛陽可以說是將北魏的政治中心遷移到漢文化最為深厚的區域。
而且在之後，孝文帝實施漢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將語言改變，規定不再說鮮卑複合語，而須改說單音節的漢語。
《魏書?鹹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在某個意義上，語言保護對於一個民族而言，算是最為根本的手段，但是毫無疑問，這種強製性的改變語言的方式，確實是讓很多史學家都感覺到不可思議。
當然，當其時據說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語言標準，或者是說當時的“官話”，據說起碼還有“平城”“洛陽”兩地的口音標準，所以即使是選擇強製說漢語，但是孝文帝對於地方方言的改變，似乎沒有一個直接的認識。
而在某個意義上，這一點也算是比較致命的，因為地方的方言差距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凝聚力發展的重大難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