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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景攸自己來說，作為最親近的親人的去世，也讓他對自己的故鄉，或者是他作為一個楚人，已經沒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哪怕是這麽幾年的時間，一直都在戍守邊地，並沒有回家，他也沒有什麽想法。
相反，他對於自己成為了一個軍官，似乎感覺到更加有意思。
對於他來說，無論是眼下的這個大秦帝國的北疆軍團的五百主職位，或者是有機會的話成為一個校尉的軍司馬，他都認為這是他的一種能力體現。
在大秦帝國的編製當中，司馬算是一個軍中的中高級文職。
一般而言，一個軍司馬對於一支部隊的重要性而言，不大不小，比如說一場作戰下來，相應的功勞評定文書，很大程度就要軍司馬進行整理，而在整理完畢之後，這一份資料就要讓主官鑒定，然後向上級遞交。
而在一些場合下，軍司馬也需要處理軍中的一些官兵的違法行為，也算是擁有一定的法律職能的文官。
……
但是司馬這個職位在曆史上可以說是多次變遷：
在一開始，因為馬在中國古代的戰爭中占據重要地位，春秋以前的職業化軍隊主要由貴族出身的子弟組成，戰爭方式主要是戰車的列陣對陣衝鋒，而古代的戰車是由馬拉的，所以馬的地位極其重要。
當其時形容哪個國家軍力強盛，就稱呼它為什麽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之類，由於這層關係，司馬其實是專門負責管馬匹的官，是非常重要的軍職。殷商時代始置，位列三公，與六卿相當，與司徒、司空、司士、司寇並稱五官，掌軍政和軍賦；春秋、戰國沿置。
秦代在中央政府中設立太尉，不置大司馬。秦王政登基後，改設三公九卿。
三公即為丞相、禦史大夫、太尉，分別為輔政，監察及治軍領兵。但秦朝並沒有設置太尉的具體人選，也就是形同虛設。
西漢初在中央政府中設立太尉，不置司馬。西漢武帝劉徹於建元二年罷太尉，元狩四年始置大司馬，以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功多，特加號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載：“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製置司馬。時議者以為漢軍有官侯、千人、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可見漢武帝時特設大司馬以代太尉之權，但“無印綬，官兼加而已”，是為加官。其地位的高低要靠所加將軍的地位來體現。
大司馬作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大舉措，除外掌兵政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可進入內朝參決政事，秉掌樞機。卷七十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穀永孟康曰：”。作為中朝之首，其主要職能隻是為天子處理政務時充當參謀和顧問，獻可替否，為更好地體現輔政職能。
西漢之製均以內朝官領尚書事，因此對諸將軍來說，加官大司馬實際成為領導中央樞機，直接輔佐皇帝，在內朝處理政務的重要標誌。對外戚而言，能否合理輔政，重要的是看能否襲司馬號。被加授司馬號，就可“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大司馬權位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西漢之世，有資格冠加大司馬的有四類將軍，即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武昭以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者。車騎、票騎、衛將軍或加或不加。它將軍無加大司馬者”。其中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位次上卿。冠加大司馬後，其位秩不變，大司馬大將軍尊比丞相，大司馬車騎將軍貴比上卿。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因為有了大司馬這一加官稱號，得以名正言順地管理日常的軍事行政事務。
秦朝和西漢前期，以丞相掌政務，太尉掌軍事，禦史大夫為丞相之副，掌監察，三者互相製約，大權集中在皇帝自己手裏。漢武帝改置大司馬大將軍領兵征戰，無征戰時便成為事實上的執政，丞相有名無實。
內朝逐漸成為中央樞機所在，掌握中央機密決策，大司馬大將軍作為內朝領袖，可領銜在內朝預聞政事，參議決策，其主要任務就是“輔政”，即輔助皇帝行使君權，是地位最高的輔政大臣。
武帝死時，授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因為昭帝年幼，所有政事皆由霍光定奪：“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後成帝即位，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
漢成帝、漢哀帝時期大司馬逐漸由加官向本官轉化。廢丞相改為大司徒，但大司馬仍存，與大司空同屬三公之一，共掌朝政。
據：“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複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複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
大司馬由原來必須依附於將軍的加官變成了金印紫綬，有官屬，祿比丞相，位在司徒上的實實在在的獨立職官，成為名正言順的三公，正式納入了正常的百官公卿官僚係統之中，這就意味著大司馬由舊的內朝領袖開始轉為外朝首領。
成哀改製後，本該成為地道的外朝首領的大司馬卻仍被當時人視為“內輔之臣”，如哀帝時眾人以傅喜可為內傅之臣而被薦為大司馬，王莽加九錫時策曰：“登大司馬，職在內輔”。
而這個情況使大司馬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實際中都成為百官之首，大有漢初丞相的風采，如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位極人臣，百官因賢奏事。最終王莽以三公大司馬身份篡奪了漢家的天下。
……
先秦時期的司馬一職，其職能大概如下：
管理軍賦：
國家的軍賦，在周代包括兵役和軍用物資。
如所說古者“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這裏的“士徒”指服兵役的將士和徒兵，“車馬、甲兵”則為軍需物資。
司馬管理軍賦，並不是隻掌管其使用，而是從製定軍賦標準到征收運送，直至調配使用均由其負責。其能有效的管理軍賦或者說保證軍賦的征收和合理使用的前提，是他必須對土地、人民及收成情況有一個清楚的了解，以此為依據，製定符合實際的征收標準；同時又要做到對軍隊的數量和配備情況心中有數，從而保證賦有所出和賦以足兵。
正如所說：“先王製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裏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又據載：“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尼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規偃豬，町原防，收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這就是周代司馬具體情況的例證，因此司馬不僅要進行“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等大量工作，而且還要“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另據載魯國向晉國請求以鄫作為它的附庸國一事說：“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杜預注雲：“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可見元侯大國的司馬不但掌管本**賦，而且還管理附庸國乃至諸侯的軍賦。
組織軍訓：
在原始社會末期，氏族武裝臨時召集，作戰人員未經訓練而應戰，其作戰方式十分簡單，作戰的技巧來自狩獵經驗的積累。****時期軍隊也多是臨時召集，同樣也沒有形成一套訓練體製，隻是通過田獵來提高軍隊的作戰技能。
到西周由於常備軍的建立和戰爭的發展，對軍隊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軍隊的訓練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但西周時的軍事訓練的內容和方式與後世有所不同，有著自己顯著的特點，即周代的軍事訓練不是由統帥軍隊的將領進行經常性的訓練，而是由軍事行政部門——司馬在農閑時定期組織服役人員進行臨時性的訓練，這也是由奴隸製時代民兵製度所決定的。
執行軍法：
“司馬”作為全**隊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國家軍賦和組織軍事訓練外，還是軍法的執行者。
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及戰，巡陳，胝事而賞罰”，“大役與慮，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這些都說明，在軍事活動中，所有涉及賞罰等軍法事宜，均由司馬處斷。
司馬的這一職能在、中亦有所記述，如載晉國將領慶鄭，因違反軍令，晉惠公命司馬說殺之，司馬說於全軍將士前曆數慶鄭違反軍令的四大罪行，然後對其實行斬刑，以儆全軍。
據載，楚王與宋、鄭二國君田獵於孟褚，“宋公違命”，左司馬天畏“抶其仆以徇”，這是司馬在田獵中懲罰違令者的事例，即使一國之君亦嚴懲不貸。
又如載：“趙宣王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幹行，獻子執而戮之”；亦載：“晉侯之弟楊幹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仆”。“幹行”、“亂行”均為破壞行軍作戰隊行的行為，對違犯正常軍事行列者由司馬負責處治。從上述幾例中可見，無論是軍事演習還是在真正的戰爭中，凡違反命令和軍規者，小自車仆，貴至國君，均予以嚴厲懲處，而執法者即是司馬。
上引、等材料反映的雖是春秋時期的事件，但所記述的均為周製。春秋時如此，西周時亦當不例其外，與所記相印對，足以證明司馬無疑是軍事執法官。
司馬的職責除上述幾個主要方麵外，由於在奴隸製軍事製度中具有“寓兵於農”、“寓將於卿”的特點，加之司徒、司馬、司空共同管理國家事務，所以三司既有分工，又互相聯係，特別是司馬還負責管理軍賦。
與此相關，他還必須與主管人民的司徒和主管工程建設的司空協作，從事“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等大量非軍事的工作，這些工作也是其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
……
但是大秦帝國的軍司馬職位，因為三公九卿製度的確立，正式淪為不過是中高級軍官的佐官。用一句簡單點的話來說，就是副手。
張嘉師眼下並沒有打算改變軍司馬的職能的想法，而眼下他雖然依舊沒有設置太尉這個相對而言較為要害的三公人選，同樣也沒有打算提升司馬的相應地位。
在這一方麵而言，張嘉師不是沒有魄力對大秦帝國的政治製度以及軍事製度進行變更，而是顧慮到在沒有解決匈奴人之前，一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引發的一些混亂有可能會影響到戰爭的走勢。
若是因為這樣而出現戰局惡化的結果，張嘉師想要找地方哭都沒機會了。
而眼下匈奴人正式發起對大秦帝國的大規模軍事入侵，張嘉師心中也許甚至是在慶幸自己沒有在平定大秦帝國的內部動蕩之後，就迫不及待的進行改革。因為他不認為自己的改革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內，就能夠完全平息相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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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對於自己成為了一個軍官，似乎感覺到更加有意思。
對於他來說，無論是眼下的這個大秦帝國的北疆軍團的五百主職位，或者是有機會的話成為一個校尉的軍司馬，他都認為這是他的一種能力體現。
在大秦帝國的編製當中，司馬算是一個軍中的中高級文職。
一般而言，一個軍司馬對於一支部隊的重要性而言，不大不小，比如說一場作戰下來，相應的功勞評定文書，很大程度就要軍司馬進行整理，而在整理完畢之後，這一份資料就要讓主官鑒定，然後向上級遞交。
而在一些場合下，軍司馬也需要處理軍中的一些官兵的違法行為，也算是擁有一定的法律職能的文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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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開始，因為馬在中國古代的戰爭中占據重要地位，春秋以前的職業化軍隊主要由貴族出身的子弟組成，戰爭方式主要是戰車的列陣對陣衝鋒，而古代的戰車是由馬拉的，所以馬的地位極其重要。
當其時形容哪個國家軍力強盛，就稱呼它為什麽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之類，由於這層關係，司馬其實是專門負責管馬匹的官，是非常重要的軍職。殷商時代始置，位列三公，與六卿相當，與司徒、司空、司士、司寇並稱五官，掌軍政和軍賦；春秋、戰國沿置。
秦代在中央政府中設立太尉，不置大司馬。秦王政登基後，改設三公九卿。
三公即為丞相、禦史大夫、太尉，分別為輔政，監察及治軍領兵。但秦朝並沒有設置太尉的具體人選，也就是形同虛設。
西漢初在中央政府中設立太尉，不置司馬。西漢武帝劉徹於建元二年罷太尉，元狩四年始置大司馬，以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功多，特加號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載：“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製置司馬。時議者以為漢軍有官侯、千人、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可見漢武帝時特設大司馬以代太尉之權，但“無印綬，官兼加而已”，是為加官。其地位的高低要靠所加將軍的地位來體現。
大司馬作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大舉措，除外掌兵政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可進入內朝參決政事，秉掌樞機。卷七十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穀永孟康曰：”。作為中朝之首，其主要職能隻是為天子處理政務時充當參謀和顧問，獻可替否，為更好地體現輔政職能。
西漢之製均以內朝官領尚書事，因此對諸將軍來說，加官大司馬實際成為領導中央樞機，直接輔佐皇帝，在內朝處理政務的重要標誌。對外戚而言，能否合理輔政，重要的是看能否襲司馬號。被加授司馬號，就可“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大司馬權位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西漢之世，有資格冠加大司馬的有四類將軍，即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武昭以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者。車騎、票騎、衛將軍或加或不加。它將軍無加大司馬者”。其中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位次上卿。冠加大司馬後，其位秩不變，大司馬大將軍尊比丞相，大司馬車騎將軍貴比上卿。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因為有了大司馬這一加官稱號，得以名正言順地管理日常的軍事行政事務。
秦朝和西漢前期，以丞相掌政務，太尉掌軍事，禦史大夫為丞相之副，掌監察，三者互相製約，大權集中在皇帝自己手裏。漢武帝改置大司馬大將軍領兵征戰，無征戰時便成為事實上的執政，丞相有名無實。
內朝逐漸成為中央樞機所在，掌握中央機密決策，大司馬大將軍作為內朝領袖，可領銜在內朝預聞政事，參議決策，其主要任務就是“輔政”，即輔助皇帝行使君權，是地位最高的輔政大臣。
武帝死時，授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因為昭帝年幼，所有政事皆由霍光定奪：“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後成帝即位，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
漢成帝、漢哀帝時期大司馬逐漸由加官向本官轉化。廢丞相改為大司徒，但大司馬仍存，與大司空同屬三公之一，共掌朝政。
據：“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複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複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
大司馬由原來必須依附於將軍的加官變成了金印紫綬，有官屬，祿比丞相，位在司徒上的實實在在的獨立職官，成為名正言順的三公，正式納入了正常的百官公卿官僚係統之中，這就意味著大司馬由舊的內朝領袖開始轉為外朝首領。
成哀改製後，本該成為地道的外朝首領的大司馬卻仍被當時人視為“內輔之臣”，如哀帝時眾人以傅喜可為內傅之臣而被薦為大司馬，王莽加九錫時策曰：“登大司馬，職在內輔”。
而這個情況使大司馬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實際中都成為百官之首，大有漢初丞相的風采，如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位極人臣，百官因賢奏事。最終王莽以三公大司馬身份篡奪了漢家的天下。
……
先秦時期的司馬一職，其職能大概如下：
管理軍賦：
國家的軍賦，在周代包括兵役和軍用物資。
如所說古者“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這裏的“士徒”指服兵役的將士和徒兵，“車馬、甲兵”則為軍需物資。
司馬管理軍賦，並不是隻掌管其使用，而是從製定軍賦標準到征收運送，直至調配使用均由其負責。其能有效的管理軍賦或者說保證軍賦的征收和合理使用的前提，是他必須對土地、人民及收成情況有一個清楚的了解，以此為依據，製定符合實際的征收標準；同時又要做到對軍隊的數量和配備情況心中有數，從而保證賦有所出和賦以足兵。
正如所說：“先王製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裏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又據載：“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尼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規偃豬，町原防，收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這就是周代司馬具體情況的例證，因此司馬不僅要進行“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等大量工作，而且還要“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另據載魯國向晉國請求以鄫作為它的附庸國一事說：“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杜預注雲：“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可見元侯大國的司馬不但掌管本**賦，而且還管理附庸國乃至諸侯的軍賦。
組織軍訓：
在原始社會末期，氏族武裝臨時召集，作戰人員未經訓練而應戰，其作戰方式十分簡單，作戰的技巧來自狩獵經驗的積累。****時期軍隊也多是臨時召集，同樣也沒有形成一套訓練體製，隻是通過田獵來提高軍隊的作戰技能。
到西周由於常備軍的建立和戰爭的發展，對軍隊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軍隊的訓練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但西周時的軍事訓練的內容和方式與後世有所不同，有著自己顯著的特點，即周代的軍事訓練不是由統帥軍隊的將領進行經常性的訓練，而是由軍事行政部門——司馬在農閑時定期組織服役人員進行臨時性的訓練，這也是由奴隸製時代民兵製度所決定的。
執行軍法：
“司馬”作為全**隊的最高管理官，除管理國家軍賦和組織軍事訓練外，還是軍法的執行者。
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及戰，巡陳，胝事而賞罰”，“大役與慮，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這些都說明，在軍事活動中，所有涉及賞罰等軍法事宜，均由司馬處斷。
司馬的這一職能在、中亦有所記述，如載晉國將領慶鄭，因違反軍令，晉惠公命司馬說殺之，司馬說於全軍將士前曆數慶鄭違反軍令的四大罪行，然後對其實行斬刑，以儆全軍。
據載，楚王與宋、鄭二國君田獵於孟褚，“宋公違命”，左司馬天畏“抶其仆以徇”，這是司馬在田獵中懲罰違令者的事例，即使一國之君亦嚴懲不貸。
又如載：“趙宣王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幹行，獻子執而戮之”；亦載：“晉侯之弟楊幹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仆”。“幹行”、“亂行”均為破壞行軍作戰隊行的行為，對違犯正常軍事行列者由司馬負責處治。從上述幾例中可見，無論是軍事演習還是在真正的戰爭中，凡違反命令和軍規者，小自車仆，貴至國君，均予以嚴厲懲處，而執法者即是司馬。
上引、等材料反映的雖是春秋時期的事件，但所記述的均為周製。春秋時如此，西周時亦當不例其外，與所記相印對，足以證明司馬無疑是軍事執法官。
司馬的職責除上述幾個主要方麵外，由於在奴隸製軍事製度中具有“寓兵於農”、“寓將於卿”的特點，加之司徒、司馬、司空共同管理國家事務，所以三司既有分工，又互相聯係，特別是司馬還負責管理軍賦。
與此相關，他還必須與主管人民的司徒和主管工程建設的司空協作，從事“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等大量非軍事的工作，這些工作也是其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
……
但是大秦帝國的軍司馬職位，因為三公九卿製度的確立，正式淪為不過是中高級軍官的佐官。用一句簡單點的話來說，就是副手。
張嘉師眼下並沒有打算改變軍司馬的職能的想法，而眼下他雖然依舊沒有設置太尉這個相對而言較為要害的三公人選，同樣也沒有打算提升司馬的相應地位。
在這一方麵而言，張嘉師不是沒有魄力對大秦帝國的政治製度以及軍事製度進行變更，而是顧慮到在沒有解決匈奴人之前，一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引發的一些混亂有可能會影響到戰爭的走勢。
若是因為這樣而出現戰局惡化的結果，張嘉師想要找地方哭都沒機會了。
而眼下匈奴人正式發起對大秦帝國的大規模軍事入侵，張嘉師心中也許甚至是在慶幸自己沒有在平定大秦帝國的內部動蕩之後，就迫不及待的進行改革。因為他不認為自己的改革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內，就能夠完全平息相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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