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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子百家當中，縱橫家可以算是相對而言，最唯恐天下不亂的學派。
而相對於大一統的局麵而言，這樣的說法也得到了驗證。因為正好是大一統時代的到來，讓縱橫家失去了發展的基礎。
而縱橫家逐漸消亡的原因，更多的也是因為英雄無用武之地。
……
假如說縱橫家適合在亂世生存，那麽還有一個諸子百家十二派的存在，與縱橫家相仿，但是與縱橫家最大不同的是，這個學派在盛世當中，依舊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即使是大一統的國家，也需要這個學派的人員的學識，來鞏固國家的軍事力量。
這個諸子百家十二派，就是兵家。
………………………………………………分割線…………………………………………
兵家是中國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是古代漢族軍事思想的精華。諸子百家之一。關於兵家的起源，有人認為兵家源自道家；有人認為兵家源自法家。據《漢書?藝文誌》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時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時孫臏、吳起、尉繚、趙奢、白起，漢初張良、韓信等。
今有兵家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六韜》、《尉繚子》、《握奇經》等。兵家著作中含有豐富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係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製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製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兵家是春秋戰國“百家”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以研究作戰、用兵為其主要宗旨。《漢書?藝文誌?兵書略》將兵家著作分為四類：兵權謀類側重於軍事思想、戰略策略；兵形勢類專論用兵之形勢；兵陰陽類以陰陽五行論兵，且雜以鬼神助戰之說；兵技巧類以兵器和技巧為主要內容。
兵家主要代表有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他們的著作留傳下來的有：《孫子兵法》、《吳起》、《孫臏兵法》、《尉繚子》等。這些著作均是當時戰爭和治兵經驗的總結，其中提出了一係列戰略戰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戰的哲理。
在兵家的認識當中，世間萬事萬物，由小到大，由弱而強，都有其客觀的變化發展規律，人們隻有順應和利用這些規律，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是對於事物之發生!發展直至滅亡的一般規律的認識“事物的自身發展既不可違背，那麽，隻有順應規律的發展，正確應用自然法則，戰爭才能勝利，天下才會久治“這是先秦兵書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又一重要思想“對事物表麵的膚淺認識，往往會造成人們實踐上的偏差，用這種膚淺的認識去指導戰爭實踐，勢必引發不堪的後果“因此，先秦兵書的作者們為了提高實踐的成功率，深深懂得並掌握了戰爭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縱觀先秦兵書，大多數作者把戰爭規律歸結為道。（.無彈窗廣告）
先秦兵書在論述戰爭的普遍規律時，夾雜了《老子》中關於“道”的思想理念。“道”的涵義之一，即如同今日所說的自然規律，或者說是萬物生長的總原理，是人類必須遵循的規律，因其不變性，故又稱為“常”。先秦兵書所反映的戰爭原理均可由此尋找到思想淵源。
先秦兵書繼承了道家心靈“專一”的境界形態，並超越了這一形態，將其運用於複雜的戰爭形勢中。《孫子?軍爭》雲:“夫鼓金族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鑼鼓、漣旗統一了士卒的耳目，士卒的耳目達到協調一致，全軍上下嚴整劃一，故攻則勇，退而不亂。《九地》篇又說:“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己也。”善用兵者，因其能使整個部隊號令統一，故率全軍作戰如攜一人。在此，孫子指出了一個用兵之道，即“一”。《六韜》承襲了這一謀略思想，明確了“用兵貴一”的概念。其《兵道》篇提出“兵道”之觀點，作者認為:“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何謂“一”?“一”是道家理論體係裏的至大實數，也是宇宙實體的起點，因而是一個神聖而又深邃的理論範疇。作者使用這個概念，高度概括了軍隊這個戰爭工具的運用，必須達到統一、集中、和諧的根本要求。作者用“能獨來獨往”對“一”做了解釋，可理解為軍隊指揮權的統一，也可理解為全軍意誌相同、行動一致之意。故“一”字包含了精微的兵學奧妙。作者還引用黃帝的話解釋“一”:“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己而用之。”前句是黃帝的言論，後句則出自《老子》二十三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兵貴一的軍事思想，用之。”
這裏，作者把“一”視為兵學的最高境界。所以，是先秦兵書的一個卓越之見。軍隊的統一、集中與協調，是勝利的根本保證，很多軍事家都論及這一問題，如《尉繚子?兵權》說:“兵以靜固，以專勝。”《武議》又說:“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故也，性專而觸誠也。”這兩個“專”即專一。顯然是對《孫子》這一理論的繼承。這些兵家以道家特有的哲學思想來融構自己的兵學理論，是對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大貢獻。
《孫臏兵法》論“道”多達五十餘處，《威王問》中，孫腆分別作答齊威王和田忌所提出的問題，最後有一段話:“孫子曰:‘明主、知道之將，不以眾卒幾功。’孫子出而弟子問曰:‘威王、田忌，臣主之問何如?’孫子曰:‘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孫腆所言意在說明指導戰爭必須通曉用兵之道和掌握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作為一個統治者，不僅要知兵，還要“達於道”，即要掌握戰爭的一般規律。
《吳子》也認為事物的產生、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人們的行動必須合乎客觀規律，他將這種規律稱之為“道”，如“安國之道”、“知兵、料人、固國之道”、“陣必定、守必勝之道”、“敵必可擊之道”以及“進兵知道”、“行軍之道”等等。因此，他認為人的行動必須“綏之以道”、“舉順天人”，否則，“若行不合之道”，“患必及之”《圖國》。如安國之道，要“先戒為寶”《料敵》;進兵之道應懂得“四輕、二重、一信”《治兵》;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否則，“以居則亂，以戰則敗”《治兵》，等等，皆說明，戰爭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律，即“道”。
老子以道為宇宙本體，既無名無形，又不可言喻。“道之為物，唯恍唯惚”“視之不見”，“聽之無聞”，“搏之不得”。然而它又“淵兮似萬物之宗”，在天地之先，“可以為天地母”。清心寡欲，勤勉治國，至於民眾是否要這樣則未必，治國的關鍵在於因勢利導，順應民心，此乃典型的黃老道家治國之道。這裏的“道”皆指人生、社會所達到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境界，這個境界就是以“周禮”所規範的理想社會。
先秦兵書承襲了這一理念，也將“周禮”所規範的“道”融入到戰略思想中，《孫子》有二十餘處說到“道”，其意較廣，總之主要是指國家和君主的政治修明問題，重在言“政”治國。如《計》篇以“道”居於“五事”之首:“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孫子之“道”，將政治與民心聯係起來。既然知兵要“達於道”，那麽，“達於道”的結果是什麽呢?
《孫腆兵法?纂卒》篇給了具體的答案:“知道即可知勝。”孫腆在該篇列舉了“恒勝有五”、“恒不勝有五”的五個條件，其中“知道”與“不知道”即各占其一，“知道，勝”，“不知道，不勝”。孫腆又在《客主人分》篇又寫到:“眾者勝乎?則投算而戰耳。富者勝乎?則量粟而戰耳。兵利甲堅者勝乎?則勝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貧未居危也;眾未居勝也，少未居敗也。以決勝敗安危者，道也。”可見對戰爭起絕對作用的不是人數的多寡，也不是糧食的多少，更不是兵器、盔甲的利鈍，而是“勝有道矣”，即真if起決定因素的是依據客觀規律達到製勝的目的，這種客觀規律就是“道”。
《尉繚子》提出了作戰要靠“道勝”的原則，其《戰威》說:“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製，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湮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這裏的“道勝”實指“講武料敵”，戰勝敵人的戰術，其“形全”意為敵人不損一兵一卒，但使其喪失戰鬥力，在戰爭中夾雜“道義”原則。
明?劉寅在《直解》說:“夫道，不止講武料敵，必先修德，行政，養民，致賢而己。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修教而複伐之，因壘而降。”
先秦兵書還有對於“天道”的論述，此觀點亦源於道家。關於“天道”的概念，《老子》第七章說:“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將“天”視為與地相對的自然天空。天與地一樣，並不是有意識的客觀存在，而是一個無意識的、無知、無欲的物質客體。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第五章)。天沒有感情意誌，任其自生自滅，充分肯定了天道的客觀存在性。《老子》還探討了“人”與“天道”的關係，《老子》說:“天之道，其猶張弓欽?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對天人關係己做出精辟的論述。
另外，《老子》還有一種天道自然的思想:“功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也是老子思想體係中表現的順其自然的觀念。
這一思想被先秦兵書的作者加以利用並有所發揮，如《六韜?守國》一篇就是從“天道”觀的角度，對“仁聖之道”作了哲學上的論證。作者認為，在自然界，“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在社會上，則是“天下有民，仁聖牧之”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如此循環往複，不知始終，“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這也是聖人所以偉大之處。作者認為，君主順應百姓的固有性情進行統治，而民眾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這就難免產生爭端。所以聖人治國，總是具有秋冬的蕭殺，又有春夏的溫暖，兼用刑德，剛柔並施。作者還認為，聖人總是在亂世進行救世，一旦戰亂停止，就悄然隱退，這正如春夏生長，秋冬斂藏的規律。所以聖人總是順應時勢，而又領導時勢，按照自然規律調節社會，這樣，“與天地同光”，達到君主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從《六韜》的內容看，其基本理論與範疇多來自道家的經典著作《老子》。
不僅如此，在了解了天道之後，還要掌握天道的一般規律，《孫臏兵法?八陣》說:“孫子曰:知不足，將兵，自恃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知理，內得其民心，外知敵之情，陣之知八陣之經。見勝而戰，弗見而淨，此王者之將也。”孫腆指出了戰爭的決定因素是“知道”，作為“王者之將”就要諳熟戰爭規律之“道”，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帥要知道天時、地理、民心、陣法、道路的險阻和遠近等六種情況的要求，體現了主觀指導也要符合客觀規律。這一作戰指導原則，既要求將帥通曉自然、社會的一般規律，又要掌握戰爭的特有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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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子百家當中，縱橫家可以算是相對而言，最唯恐天下不亂的學派。
而相對於大一統的局麵而言，這樣的說法也得到了驗證。因為正好是大一統時代的到來，讓縱橫家失去了發展的基礎。
而縱橫家逐漸消亡的原因，更多的也是因為英雄無用武之地。
……
假如說縱橫家適合在亂世生存，那麽還有一個諸子百家十二派的存在，與縱橫家相仿，但是與縱橫家最大不同的是，這個學派在盛世當中，依舊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即使是大一統的國家，也需要這個學派的人員的學識，來鞏固國家的軍事力量。
這個諸子百家十二派，就是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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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是中國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是古代漢族軍事思想的精華。諸子百家之一。關於兵家的起源，有人認為兵家源自道家；有人認為兵家源自法家。據《漢書?藝文誌》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時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時孫臏、吳起、尉繚、趙奢、白起，漢初張良、韓信等。
今有兵家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六韜》、《尉繚子》、《握奇經》等。兵家著作中含有豐富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係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製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製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兵家是春秋戰國“百家”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以研究作戰、用兵為其主要宗旨。《漢書?藝文誌?兵書略》將兵家著作分為四類：兵權謀類側重於軍事思想、戰略策略；兵形勢類專論用兵之形勢；兵陰陽類以陰陽五行論兵，且雜以鬼神助戰之說；兵技巧類以兵器和技巧為主要內容。
兵家主要代表有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他們的著作留傳下來的有：《孫子兵法》、《吳起》、《孫臏兵法》、《尉繚子》等。這些著作均是當時戰爭和治兵經驗的總結，其中提出了一係列戰略戰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戰的哲理。
在兵家的認識當中，世間萬事萬物，由小到大，由弱而強，都有其客觀的變化發展規律，人們隻有順應和利用這些規律，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是對於事物之發生!發展直至滅亡的一般規律的認識“事物的自身發展既不可違背，那麽，隻有順應規律的發展，正確應用自然法則，戰爭才能勝利，天下才會久治“這是先秦兵書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又一重要思想“對事物表麵的膚淺認識，往往會造成人們實踐上的偏差，用這種膚淺的認識去指導戰爭實踐，勢必引發不堪的後果“因此，先秦兵書的作者們為了提高實踐的成功率，深深懂得並掌握了戰爭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縱觀先秦兵書，大多數作者把戰爭規律歸結為道。（.無彈窗廣告）
先秦兵書在論述戰爭的普遍規律時，夾雜了《老子》中關於“道”的思想理念。“道”的涵義之一，即如同今日所說的自然規律，或者說是萬物生長的總原理，是人類必須遵循的規律，因其不變性，故又稱為“常”。先秦兵書所反映的戰爭原理均可由此尋找到思想淵源。
先秦兵書繼承了道家心靈“專一”的境界形態，並超越了這一形態，將其運用於複雜的戰爭形勢中。《孫子?軍爭》雲:“夫鼓金族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鑼鼓、漣旗統一了士卒的耳目，士卒的耳目達到協調一致，全軍上下嚴整劃一，故攻則勇，退而不亂。《九地》篇又說:“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己也。”善用兵者，因其能使整個部隊號令統一，故率全軍作戰如攜一人。在此，孫子指出了一個用兵之道，即“一”。《六韜》承襲了這一謀略思想，明確了“用兵貴一”的概念。其《兵道》篇提出“兵道”之觀點，作者認為:“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何謂“一”?“一”是道家理論體係裏的至大實數，也是宇宙實體的起點，因而是一個神聖而又深邃的理論範疇。作者使用這個概念，高度概括了軍隊這個戰爭工具的運用，必須達到統一、集中、和諧的根本要求。作者用“能獨來獨往”對“一”做了解釋，可理解為軍隊指揮權的統一，也可理解為全軍意誌相同、行動一致之意。故“一”字包含了精微的兵學奧妙。作者還引用黃帝的話解釋“一”:“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己而用之。”前句是黃帝的言論，後句則出自《老子》二十三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兵貴一的軍事思想，用之。”
這裏，作者把“一”視為兵學的最高境界。所以，是先秦兵書的一個卓越之見。軍隊的統一、集中與協調，是勝利的根本保證，很多軍事家都論及這一問題，如《尉繚子?兵權》說:“兵以靜固，以專勝。”《武議》又說:“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故也，性專而觸誠也。”這兩個“專”即專一。顯然是對《孫子》這一理論的繼承。這些兵家以道家特有的哲學思想來融構自己的兵學理論，是對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大貢獻。
《孫臏兵法》論“道”多達五十餘處，《威王問》中，孫腆分別作答齊威王和田忌所提出的問題，最後有一段話:“孫子曰:‘明主、知道之將，不以眾卒幾功。’孫子出而弟子問曰:‘威王、田忌，臣主之問何如?’孫子曰:‘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孫腆所言意在說明指導戰爭必須通曉用兵之道和掌握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作為一個統治者，不僅要知兵，還要“達於道”，即要掌握戰爭的一般規律。
《吳子》也認為事物的產生、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人們的行動必須合乎客觀規律，他將這種規律稱之為“道”，如“安國之道”、“知兵、料人、固國之道”、“陣必定、守必勝之道”、“敵必可擊之道”以及“進兵知道”、“行軍之道”等等。因此，他認為人的行動必須“綏之以道”、“舉順天人”，否則，“若行不合之道”，“患必及之”《圖國》。如安國之道，要“先戒為寶”《料敵》;進兵之道應懂得“四輕、二重、一信”《治兵》;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否則，“以居則亂，以戰則敗”《治兵》，等等，皆說明，戰爭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律，即“道”。
老子以道為宇宙本體，既無名無形，又不可言喻。“道之為物，唯恍唯惚”“視之不見”，“聽之無聞”，“搏之不得”。然而它又“淵兮似萬物之宗”，在天地之先，“可以為天地母”。清心寡欲，勤勉治國，至於民眾是否要這樣則未必，治國的關鍵在於因勢利導，順應民心，此乃典型的黃老道家治國之道。這裏的“道”皆指人生、社會所達到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境界，這個境界就是以“周禮”所規範的理想社會。
先秦兵書承襲了這一理念，也將“周禮”所規範的“道”融入到戰略思想中，《孫子》有二十餘處說到“道”，其意較廣，總之主要是指國家和君主的政治修明問題，重在言“政”治國。如《計》篇以“道”居於“五事”之首:“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孫子之“道”，將政治與民心聯係起來。既然知兵要“達於道”，那麽，“達於道”的結果是什麽呢?
《孫腆兵法?纂卒》篇給了具體的答案:“知道即可知勝。”孫腆在該篇列舉了“恒勝有五”、“恒不勝有五”的五個條件，其中“知道”與“不知道”即各占其一，“知道，勝”，“不知道，不勝”。孫腆又在《客主人分》篇又寫到:“眾者勝乎?則投算而戰耳。富者勝乎?則量粟而戰耳。兵利甲堅者勝乎?則勝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貧未居危也;眾未居勝也，少未居敗也。以決勝敗安危者，道也。”可見對戰爭起絕對作用的不是人數的多寡，也不是糧食的多少，更不是兵器、盔甲的利鈍，而是“勝有道矣”，即真if起決定因素的是依據客觀規律達到製勝的目的，這種客觀規律就是“道”。
《尉繚子》提出了作戰要靠“道勝”的原則，其《戰威》說:“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製，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湮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這裏的“道勝”實指“講武料敵”，戰勝敵人的戰術，其“形全”意為敵人不損一兵一卒，但使其喪失戰鬥力，在戰爭中夾雜“道義”原則。
明?劉寅在《直解》說:“夫道，不止講武料敵，必先修德，行政，養民，致賢而己。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修教而複伐之，因壘而降。”
先秦兵書還有對於“天道”的論述，此觀點亦源於道家。關於“天道”的概念，《老子》第七章說:“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將“天”視為與地相對的自然天空。天與地一樣，並不是有意識的客觀存在，而是一個無意識的、無知、無欲的物質客體。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第五章)。天沒有感情意誌，任其自生自滅，充分肯定了天道的客觀存在性。《老子》還探討了“人”與“天道”的關係，《老子》說:“天之道，其猶張弓欽?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對天人關係己做出精辟的論述。
另外，《老子》還有一種天道自然的思想:“功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也是老子思想體係中表現的順其自然的觀念。
這一思想被先秦兵書的作者加以利用並有所發揮，如《六韜?守國》一篇就是從“天道”觀的角度，對“仁聖之道”作了哲學上的論證。作者認為，在自然界，“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在社會上，則是“天下有民，仁聖牧之”自然界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如此循環往複，不知始終，“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這也是聖人所以偉大之處。作者認為，君主順應百姓的固有性情進行統治，而民眾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這就難免產生爭端。所以聖人治國，總是具有秋冬的蕭殺，又有春夏的溫暖，兼用刑德，剛柔並施。作者還認為，聖人總是在亂世進行救世，一旦戰亂停止，就悄然隱退，這正如春夏生長，秋冬斂藏的規律。所以聖人總是順應時勢，而又領導時勢，按照自然規律調節社會，這樣，“與天地同光”，達到君主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從《六韜》的內容看，其基本理論與範疇多來自道家的經典著作《老子》。
不僅如此，在了解了天道之後，還要掌握天道的一般規律，《孫臏兵法?八陣》說:“孫子曰:知不足，將兵，自恃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知理，內得其民心，外知敵之情，陣之知八陣之經。見勝而戰，弗見而淨，此王者之將也。”孫腆指出了戰爭的決定因素是“知道”，作為“王者之將”就要諳熟戰爭規律之“道”，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帥要知道天時、地理、民心、陣法、道路的險阻和遠近等六種情況的要求，體現了主觀指導也要符合客觀規律。這一作戰指導原則，既要求將帥通曉自然、社會的一般規律，又要掌握戰爭的特有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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