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是武將出身，後來又是依靠武力奪取了天下。他建立北宋，登基為帝之後，擔心朝中的武將會效仿他，發動叛亂，威脅到北宋的統治，便采取了“重文輕武”的政策，不斷壓製朝中的武官，同時大力加強中央集權。為了讓官員們可以相互製約，相互監督，北宋設立了很多職能重疊的政府機構，再加上科舉考試的規模不斷擴大，錄取人數激增，最終導致政府官員人數過多，造成了“冗官”現象的出現。
與此同時，邊境地區戰爭頻發，政府連年征兵，軍隊人數逐年增加，戰鬥力反而逐年下降，“冗兵”現象就此出現。
自宋真宗開始，北宋的皇帝都比較軟弱，不惜用歲幣的方式逃避戰爭。政府每年向遼國輸送的歲幣，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而且，要養活北宋數目龐大的官員和軍隊，同樣需要支付龐大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冗費”也成了擺在統治者麵前的一大難題。
自從元昊建立西夏以後，北宋的軍費日漸膨脹。政府無奈，隻能將負擔轉嫁給黎民百姓，施加在百姓身上的徭役賦稅越來越重，不堪重負的百姓紛紛起來反抗。一時之間，北宋境內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政局陷入動蕩。
當時在位的仁宗為了改變現狀，穩定國內政局，便責令以範仲淹為首的朝中重臣實施改革。這一年，範仲淹已在宦海之中浮沉二十八載，對於北宋社會的弊端有著充分的認識。他一早就開始在心中醞釀著改革，現在終於找到了付諸實踐的機會。
在收到仁宗的命令以後，範仲淹聯合同僚富弼、韓琦，馬上開始起草改革的方案，最後整理出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第一，要嚴格按照政績決定官員的升降，廢除先前僅以資曆決定官員升降的不合理標準；第二，要嚴格限製每年通過關係入朝為官的世家子弟的人數；第三，改革科舉考試製度，選拔出真正有才幹的讀書人做官；第四，在委派地方官之前，一定要先對其進行嚴格的審核，同時對各地現有的地方官的政績進行考核，對政績優秀者給予獎勵，反之，對其實施相應的懲處；第五，嚴格按照官員的職位，分配相應數量的公田——公田是北宋官員的收入之一，不過各地的公田分配很不均勻；第六，重視農桑生產；第七，整治軍備，農閑時節在京城及其周邊地區招募男丁，輔佐正規軍隊保衛京師，寓兵於農；第八，中央的惠民政策一定要及時貫徹落實，如有拖延或違背者，嚴懲不貸；第九，為了取信於民，中央發布的法令一定要慎之又慎，絕不能朝令夕改；第十，減輕百姓的徭役負擔。
以上十條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範仲淹將其呈獻給仁宗以後，朝中重臣如歐陽修等紛紛表示讚同。仁宗采納了其中的大部分改革意見，開始在全國各地實施新政。由於當時的年號是慶曆，所以此次改革便被稱為“慶曆新政”。
為了保障新政順利實施，範仲淹委派了很多按察使到各地去考察地方官的政績，地方官一旦政績不合格，就會馬上被他從官員名冊上除名。同僚富弼覺得這樣的舉動未免有些過頭，便對範仲淹說：“你一揮筆，人家全家都要跟著痛哭！”範仲淹不為所動，他說：“那也比全州全縣的百姓一起痛哭要好得多！”
在新政實施的前幾個月，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朝中官員的人數減少，辦事效率卻得到了提升；大批腐敗無能的官員紛紛落馬，真正有才能的官員獲得晉升；世家子弟難以再憑借關係進入朝堂為官；國家經濟複蘇，財政收入增加；各地興建了很多學校；科舉考試的題目開始偏重於實用性。百姓以及改革派的官員們都對新政的實施讚不絕口。
不過，朝中以夏竦為代表的大批保守派官員卻對新政十分不滿。他們不斷給新政實施製造障礙，還將改革派的領袖歐陽修調到河東任職。新政實施的第二年夏天，夏竦等人直接誣陷改革派的中堅力量石介與富弼密謀造反。夏竦私下命人臨摹石介的筆跡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十分大逆不道，甚至牽涉到了廢帝，而收信人正是富弼。這封信被送到仁宗麵前，仁宗半信半疑。朝中的大臣對此議論紛紛，一時間眾說紛紜。保守派官員乘機散布流言，說範仲淹等人居心叵測，新政實施的背後不知隱藏著何種不可告人的目的。
當時國內外的時局已基本穩定，北宋與西夏之間的戰事也已停止，雙方正在和談，國內的改革變得不那麽緊迫了。於是，在頑固的保守派麵前，原本信念堅定的仁宗開始動搖了。最終，慶曆新政在轟轟烈烈地實施了一年多以後，以失敗收場。仁宗下令將新政全部廢除，改革派官員紛紛遭到貶黜，調離京城。
“慶曆新政”最大的功臣範仲淹被調往邠州擔任知州，這一年，範仲淹已是將近六十歲的老人了。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內，他先後被調往鄧州、杭州、青州等地。在此期間，他寫出了自己的傳世名作《嶽陽樓記》，其中的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傳頌千古。六十四歲那年，範仲淹被調往潁州任職，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範仲淹病逝的消息傳到京城，仁宗皇帝十分悲痛，特意追封他為兵部尚書。
“慶曆新政”的失敗造就了範仲淹的淒涼晚景，追究其失敗的原因，保守派對改革派官員的汙蔑隻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則是“慶曆新政”的各項舉措對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都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當時範仲淹等人要對抗的不隻是保守派官員，而是作為封建社會統治者的地主階級，“慶曆新政”的失敗其實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與此同時，邊境地區戰爭頻發，政府連年征兵，軍隊人數逐年增加，戰鬥力反而逐年下降，“冗兵”現象就此出現。
自宋真宗開始，北宋的皇帝都比較軟弱，不惜用歲幣的方式逃避戰爭。政府每年向遼國輸送的歲幣，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而且，要養活北宋數目龐大的官員和軍隊，同樣需要支付龐大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冗費”也成了擺在統治者麵前的一大難題。
自從元昊建立西夏以後，北宋的軍費日漸膨脹。政府無奈，隻能將負擔轉嫁給黎民百姓，施加在百姓身上的徭役賦稅越來越重，不堪重負的百姓紛紛起來反抗。一時之間，北宋境內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政局陷入動蕩。
當時在位的仁宗為了改變現狀，穩定國內政局，便責令以範仲淹為首的朝中重臣實施改革。這一年，範仲淹已在宦海之中浮沉二十八載，對於北宋社會的弊端有著充分的認識。他一早就開始在心中醞釀著改革，現在終於找到了付諸實踐的機會。
在收到仁宗的命令以後，範仲淹聯合同僚富弼、韓琦，馬上開始起草改革的方案，最後整理出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第一，要嚴格按照政績決定官員的升降，廢除先前僅以資曆決定官員升降的不合理標準；第二，要嚴格限製每年通過關係入朝為官的世家子弟的人數；第三，改革科舉考試製度，選拔出真正有才幹的讀書人做官；第四，在委派地方官之前，一定要先對其進行嚴格的審核，同時對各地現有的地方官的政績進行考核，對政績優秀者給予獎勵，反之，對其實施相應的懲處；第五，嚴格按照官員的職位，分配相應數量的公田——公田是北宋官員的收入之一，不過各地的公田分配很不均勻；第六，重視農桑生產；第七，整治軍備，農閑時節在京城及其周邊地區招募男丁，輔佐正規軍隊保衛京師，寓兵於農；第八，中央的惠民政策一定要及時貫徹落實，如有拖延或違背者，嚴懲不貸；第九，為了取信於民，中央發布的法令一定要慎之又慎，絕不能朝令夕改；第十，減輕百姓的徭役負擔。
以上十條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範仲淹將其呈獻給仁宗以後，朝中重臣如歐陽修等紛紛表示讚同。仁宗采納了其中的大部分改革意見，開始在全國各地實施新政。由於當時的年號是慶曆，所以此次改革便被稱為“慶曆新政”。
為了保障新政順利實施，範仲淹委派了很多按察使到各地去考察地方官的政績，地方官一旦政績不合格，就會馬上被他從官員名冊上除名。同僚富弼覺得這樣的舉動未免有些過頭，便對範仲淹說：“你一揮筆，人家全家都要跟著痛哭！”範仲淹不為所動，他說：“那也比全州全縣的百姓一起痛哭要好得多！”
在新政實施的前幾個月，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朝中官員的人數減少，辦事效率卻得到了提升；大批腐敗無能的官員紛紛落馬，真正有才能的官員獲得晉升；世家子弟難以再憑借關係進入朝堂為官；國家經濟複蘇，財政收入增加；各地興建了很多學校；科舉考試的題目開始偏重於實用性。百姓以及改革派的官員們都對新政的實施讚不絕口。
不過，朝中以夏竦為代表的大批保守派官員卻對新政十分不滿。他們不斷給新政實施製造障礙，還將改革派的領袖歐陽修調到河東任職。新政實施的第二年夏天，夏竦等人直接誣陷改革派的中堅力量石介與富弼密謀造反。夏竦私下命人臨摹石介的筆跡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十分大逆不道，甚至牽涉到了廢帝，而收信人正是富弼。這封信被送到仁宗麵前，仁宗半信半疑。朝中的大臣對此議論紛紛，一時間眾說紛紜。保守派官員乘機散布流言，說範仲淹等人居心叵測，新政實施的背後不知隱藏著何種不可告人的目的。
當時國內外的時局已基本穩定，北宋與西夏之間的戰事也已停止，雙方正在和談，國內的改革變得不那麽緊迫了。於是，在頑固的保守派麵前，原本信念堅定的仁宗開始動搖了。最終，慶曆新政在轟轟烈烈地實施了一年多以後，以失敗收場。仁宗下令將新政全部廢除，改革派官員紛紛遭到貶黜，調離京城。
“慶曆新政”最大的功臣範仲淹被調往邠州擔任知州，這一年，範仲淹已是將近六十歲的老人了。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內，他先後被調往鄧州、杭州、青州等地。在此期間，他寫出了自己的傳世名作《嶽陽樓記》，其中的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傳頌千古。六十四歲那年，範仲淹被調往潁州任職，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範仲淹病逝的消息傳到京城，仁宗皇帝十分悲痛，特意追封他為兵部尚書。
“慶曆新政”的失敗造就了範仲淹的淒涼晚景，追究其失敗的原因，保守派對改革派官員的汙蔑隻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則是“慶曆新政”的各項舉措對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都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當時範仲淹等人要對抗的不隻是保守派官員，而是作為封建社會統治者的地主階級，“慶曆新政”的失敗其實是一種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