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達行藏各有誌
<strong ss=''red''>【原文】</strong>
逸民1：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2。子 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 降誌辱身矣；言中3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strong ss=''red''>【注釋】</strong>
1逸民：遺落於世而無官位的賢人。2虞仲、夷逸、朱張、少連這 四個人的身世言行已不可確考。3中：合乎。
<strong ss=''red''>【譯文】</strong>
古今被遺落的賢人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孔子說：“不降低自己的誌向，不辱沒自己的身個分，是 伯夷、叔齊吧？”又說：“柳下惠、少連降低了自己的誌向，辱沒 了自己的身分；但他們言語合乎法度，行為合乎思慮。他們不過 如此罷了。”又說：“虞仲、夷逸避世隱居，放肆直言，修身合乎 清高，棄官合乎權變。我則跟這些人都不同，沒有什麽是非這樣 不可的，也沒有什麽是非不這樣不可的。”
<strong ss=''red''>【讀解】</strong>
一般說來，逸民隱士是指那些誌向高潔，確立了一個信念就 抱定不放，不肯和現實妥協的人。
比如說伯夷、叔齊，由於不滿於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朝的做 法，“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而不肯苟且偷生。所以，孔子 說他們是“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風範。
但也有次一等的情況，比如說柳下惠和少連。少連的情況今 天已不可考證，但柳下惠的情況卻是清楚的。他三次做法官，又 三次被罷兔。當有人勸他離開魯國時，他卻不以為然，還是要堅 持下去。在孔子看來，他和少連已不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降 其誌，不辱其身”，而是“降誌辱身”了，不過，他們的言語合乎 法度，行為合乎思慮，具有中正的精神。雖然忍辱負重，但其內 心誌節還是沒有改變的。
還有一種情況是像虞仲、夷逸那樣，完全避世隱居，放言高 論孔子認為他們的特點是做到了清高，舍棄做官也符合通權達 變的思想。
至於孔子自己，則是與上麵這些逸民都有所不同，主張以積 極用世為前提的靈活態度，“無可無不可”，沒有什麽是非這樣不 可的也沒有什麽是非不這樣不可的，當然並不是不講原則，在 《裏仁》篇裏他已說過一次：“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無適也，無莫也”就是“無可無不可”，衡量標準隻 有一個，那就是“義之與比”，隻要是符合正義的就行。說得具體 一點，也就是“用之則行，含之則藏”。或者用孟子的話來說， “應該做官就做官，應該罷官就罷官，應該做得久就久做，應該馬 上走就馬上走。”（《孟子·公孫醜上》所以孟子稱孔子為“聖之 時”，聖人中的識時務者。
總起來說，逸民隱士也罷，聖人也罷，雖然他們窮達行藏各 有不同，但都有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和誌向，這一點卻是相同的。他們的原則和誌向的具體內容各有不同，這是在上麵已看得很清楚，因而不言而喻的了。
<strong ss=''red''>【原文】</strong>
逸民1：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2。子 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 降誌辱身矣；言中3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strong ss=''red''>【注釋】</strong>
1逸民：遺落於世而無官位的賢人。2虞仲、夷逸、朱張、少連這 四個人的身世言行已不可確考。3中：合乎。
<strong ss=''red''>【譯文】</strong>
古今被遺落的賢人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孔子說：“不降低自己的誌向，不辱沒自己的身個分，是 伯夷、叔齊吧？”又說：“柳下惠、少連降低了自己的誌向，辱沒 了自己的身分；但他們言語合乎法度，行為合乎思慮。他們不過 如此罷了。”又說：“虞仲、夷逸避世隱居，放肆直言，修身合乎 清高，棄官合乎權變。我則跟這些人都不同，沒有什麽是非這樣 不可的，也沒有什麽是非不這樣不可的。”
<strong ss=''red''>【讀解】</strong>
一般說來，逸民隱士是指那些誌向高潔，確立了一個信念就 抱定不放，不肯和現實妥協的人。
比如說伯夷、叔齊，由於不滿於周武王用武力推翻殷朝的做 法，“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而不肯苟且偷生。所以，孔子 說他們是“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風範。
但也有次一等的情況，比如說柳下惠和少連。少連的情況今 天已不可考證，但柳下惠的情況卻是清楚的。他三次做法官，又 三次被罷兔。當有人勸他離開魯國時，他卻不以為然，還是要堅 持下去。在孔子看來，他和少連已不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降 其誌，不辱其身”，而是“降誌辱身”了，不過，他們的言語合乎 法度，行為合乎思慮，具有中正的精神。雖然忍辱負重，但其內 心誌節還是沒有改變的。
還有一種情況是像虞仲、夷逸那樣，完全避世隱居，放言高 論孔子認為他們的特點是做到了清高，舍棄做官也符合通權達 變的思想。
至於孔子自己，則是與上麵這些逸民都有所不同，主張以積 極用世為前提的靈活態度，“無可無不可”，沒有什麽是非這樣不 可的也沒有什麽是非不這樣不可的，當然並不是不講原則，在 《裏仁》篇裏他已說過一次：“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無適也，無莫也”就是“無可無不可”，衡量標準隻 有一個，那就是“義之與比”，隻要是符合正義的就行。說得具體 一點，也就是“用之則行，含之則藏”。或者用孟子的話來說， “應該做官就做官，應該罷官就罷官，應該做得久就久做，應該馬 上走就馬上走。”（《孟子·公孫醜上》所以孟子稱孔子為“聖之 時”，聖人中的識時務者。
總起來說，逸民隱士也罷，聖人也罷，雖然他們窮達行藏各 有不同，但都有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和誌向，這一點卻是相同的。他們的原則和誌向的具體內容各有不同，這是在上麵已看得很清楚，因而不言而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