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標準
<strong ss=''red''>【原文】</strong>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1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2，何足算也？”
<strong ss=''red''>【注釋】</strong>
1硜硜（keng）：淺薄固執的樣子。2鬥筲（shao）之人：”指器量狹小的人。鬥，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鬥、筲喻度量的狹小。
<strong ss=''red''>【譯文】</strong>
子貢問道：“怎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士？”孔子說：“做事有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很好地完成國君的使命。這樣的人可以稱得上是士了。”
子貢說：“敢問次一等的。”孔子說：“宗族稱讚他孝順父母，鄉親們稱讚他尊敬兄長。”
子貢說：“敢問再次一等的。”孔子說：“說話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結果，這是淺薄固執的小人啊！或許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貢又說：“現在執政的那些人怎麽樣？”孔子說：“唉！這些器量狹小的人怎麽能算得上呢？”
<strong ss=''red''>【讀解】</strong>
“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階層，與近代文化中的知識分子相近。在商周時代，士屬於貴族中的下層，到春秋時代，則成了介於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一個特殊階層。孔子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本人也是這個階層中的一頁。所以，他和他的學生們對士有過各種論述。比較著名的如《裏仁》篇孔子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些論述，都近似於我們今天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一樣，對“士”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賦予了社會曆史的重任。在本篇中，孔子又與子貢討論了不同層次的士的標準。
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一個層次的士是參與國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說是“用之則行”，“達則兼善天下”的士。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二個層次的士是在鄉賦閑，沒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說是“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三個層次的士是拘泥固執，不知通權達變的“任任然小人哉”的士，這種士是勉強可以稱得上的，實際上不太夠格的士。這裏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質。不少格言、座右銘一類的書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傳播推廣，可孔子卻明明說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硜硜然小人哉！”孟子說得更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孔孟的論述一反一正而現點卻一脈相承，都是反對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義所在”，一切用“義”來衡量。隻要合乎“義”，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這種通權達變的思想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方麵，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孟子也說這：“君子不亮（通“諒”，即信）。惡乎執？”（《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講信用，怎麽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對“信”的論述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麵，又的確不能拘泥固執於“信”上而不知變通。這正如孔子與葉公談論關於“直”的問題一樣。葉公認為父親偷羊兒子告發是“直”，孔子卻認為應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才是“直”。這是用孝、慈的禮數來變通。同樣的，在“信”的問題上也一樣，應不應該“言必信，行必果”，要用“義”來變通。比如說你對你的敵人也講信用，那豈不是太書呆子氣了嗎？
所以，我們既要講信用，又要根據實際情況，用“義”的原則來進行變通。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超脫出來，不做“硜硜然小人哉”的讀書人，而做一個通權達變的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實際上也蘊含著這樣的道理在內。
<strong ss=''red''>【原文】</strong>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1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2，何足算也？”
<strong ss=''red''>【注釋】</strong>
1硜硜（keng）：淺薄固執的樣子。2鬥筲（shao）之人：”指器量狹小的人。鬥，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鬥、筲喻度量的狹小。
<strong ss=''red''>【譯文】</strong>
子貢問道：“怎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士？”孔子說：“做事有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很好地完成國君的使命。這樣的人可以稱得上是士了。”
子貢說：“敢問次一等的。”孔子說：“宗族稱讚他孝順父母，鄉親們稱讚他尊敬兄長。”
子貢說：“敢問再次一等的。”孔子說：“說話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結果，這是淺薄固執的小人啊！或許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貢又說：“現在執政的那些人怎麽樣？”孔子說：“唉！這些器量狹小的人怎麽能算得上呢？”
<strong ss=''red''>【讀解】</strong>
“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階層，與近代文化中的知識分子相近。在商周時代，士屬於貴族中的下層，到春秋時代，則成了介於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一個特殊階層。孔子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本人也是這個階層中的一頁。所以，他和他的學生們對士有過各種論述。比較著名的如《裏仁》篇孔子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些論述，都近似於我們今天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一樣，對“士”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賦予了社會曆史的重任。在本篇中，孔子又與子貢討論了不同層次的士的標準。
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一個層次的士是參與國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說是“用之則行”，“達則兼善天下”的士。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二個層次的士是在鄉賦閑，沒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說是“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三個層次的士是拘泥固執，不知通權達變的“任任然小人哉”的士，這種士是勉強可以稱得上的，實際上不太夠格的士。這裏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質。不少格言、座右銘一類的書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傳播推廣，可孔子卻明明說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硜硜然小人哉！”孟子說得更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孔孟的論述一反一正而現點卻一脈相承，都是反對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義所在”，一切用“義”來衡量。隻要合乎“義”，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這種通權達變的思想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方麵，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孟子也說這：“君子不亮（通“諒”，即信）。惡乎執？”（《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講信用，怎麽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對“信”的論述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麵，又的確不能拘泥固執於“信”上而不知變通。這正如孔子與葉公談論關於“直”的問題一樣。葉公認為父親偷羊兒子告發是“直”，孔子卻認為應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才是“直”。這是用孝、慈的禮數來變通。同樣的，在“信”的問題上也一樣，應不應該“言必信，行必果”，要用“義”來變通。比如說你對你的敵人也講信用，那豈不是太書呆子氣了嗎？
所以，我們既要講信用，又要根據實際情況，用“義”的原則來進行變通。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超脫出來，不做“硜硜然小人哉”的讀書人，而做一個通權達變的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實際上也蘊含著這樣的道理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