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大家都喜歡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問我。
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做“義工的義工”，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
傳統觀念裏，人有士、農、工、商等群類的區分，隨著時代的變遷，近來“上班族”、“龐克族”、“原宿族”、“無殼蝸牛族”、“頂客族”等等名詞紛紛出籠。自古以來，有一類族群貢獻良多，卻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義工”。“義工”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因此雖然沒有領薪，但是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無價的；雖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悅卻是無窮的。他們無所為而為，讓人生起無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義工的義工”，為他們服務。
過去我每次要麻煩義工寫標語，寫傳單時，總是事先將筆紙找妥，並且安置座位；如果請信徒來澆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準備齊全，還要告訴來者水龍頭、工具箱在那裏。到了用餐時間，我熱心招待他們吃飯，不斷為他們準備茶水、點心；到了回家時，也不忘慰問辛苦，讚美他們的成績，甚至一路送到門口，看著他們身影遠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開辦慈愛幼稚園時，請楊錫銘先生擔任美工，事先我就準備好彩筆、顏料，在他進行畫圖時，不時為他沏茶、煮麵。他為幼兒們做義工，我就為他做義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視其所需，隨時為他服務。楊居士那時是一個軍中的中級校官，不久之後自動皈依在三寶座下。
當時，另外一位朱家駿先生負責編輯救國團 的《幼獅雜誌》，版麵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台灣的雜誌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誌》。記得每次他一來，漿糊剪刀、文具稿紙早已一應俱全，井井有條地擱在書桌旁邊，甚至晚上睡覺，連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幹淨整齊地疊在床 鋪上麵。本來我是師父，但當他開始工作時，我好像侍者一樣，側立左右，聽從吩咐，半夜時分，寒氣逼人，我就泡熱牛奶，準備點心，為他暖胃療饑。他一麵為我工作，一麵編發《幼獅》，聲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得以和當時文化界的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啞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剛成立時，邱創煥先生擔任中央黨 部社工會主任，擬請張培耕先生出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但因他是我推薦，受到守舊者排斥，後來不得已由我敦聘張培耕先生為佛光山主任秘書。記得那時，我經常如同書僮一般任憑差遣，為他取筆拿紙，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願地跟隨我辦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時，請李新桃小姐專職負責，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視察時，也總是幫她寫信回函，整理庶務。後來她隨我出家，法名慈莊，現在佛光山海外道場的開山建設，都有賴她的籌辦規畫。
其實，雜誌的美工、編輯都是我的專長，寫公文、定計畫的秘書業務，我也不是不會，然而在當義工的“義工”的同時，灌輸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佛教裏，鬼子母因為佛陀令僧眾為她施食供養，所以後來成了佛教的護法神；關雲長由於智者大師為他說法安心，是以發願生生世世守護伽藍。可見要“做義工的義工”，固然必須為他們服務，更重要的是要設身處地，為對方切身的需要考慮周全。記得翁鬆山先生當年在宜蘭時，本來隻是一個普通的油漆工學徒，我見他極其聰明，所以請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經常去他工作的場地，在旁建議指導，贈送各類相關藝術書籍，並且買機票邀他到歐洲考察，當他的旅遊向導，觀摩各國藝術技術，現在佛光山許多殿堂的莊嚴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傑作，他也因此成了聲名遠播的藝術家。
阿嬌 女士有心為佛教做事，礙於家庭經濟不佳，必須在外兼職賺錢謀生，我知道了以後，為她設法安家。如今她不僅申請入道，作了佛光山的師姑，而且每天發心烹煮美食供養大眾。
永均寧可辭去朝山會館館長之職，為我駕車，經常不分晝夜，南來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車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開車枯燥，撐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許多話題和他閑聊。一回一答中，幾年的歲月過去了，他載著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幾百萬裏的路程。因為他常聽我的說話、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歲的年齡，已當上佛光山人事監院，而且勝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給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時噓寒問暖，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否勝任？考量他們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軍隊中說，“帶兵要帶心”，所謂帶心就是最好做他的義工。我認為如果要感激別人為你工作，為你忙碌，並不是表麵上寒暄虛應，物質往來，而是從內心付出真誠的體貼、關懷，為他解決問題，給予種種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緣才能維持長久。
許多人說我聰明圓融，說我通曉人情世故，知道輕重緩急。其實我生來笨拙，一無是處，如果勉強找出自己有那點長處，那就是我從小喜歡作“義工”了。回想童年時，父母幾個兒女當中，我最樂意料理家務；同齡的孩子裏，我最能與人為善。從工作中，我不但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更學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後，我發心作務，香燈、司水、典座、行堂樣樣做過。在行堂時，我揣摩如何快速地為大眾做最好的服務；司鍾時，我設想如何敲出好聽的鍾聲，讓冥陽兩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時，我體會如何運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愛的菜肴；編寫刊物時，我費盡心思撰寫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歲那年就讀於焦山佛學院時，我曾經建議學院展覽佛教文物，從構思到宣傳，我都一絲不苟的計劃籌備，展出時，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萬人潮參觀。展覽完畢，收拾善後時，回想整個過程，深深體悟到發心工作的最大報酬就是學習 到智慧與靈巧，感受到當“義工”所得到的代價－－結緣和歡喜，無與倫比。
剛到台灣時，我在中壢落腳。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 拉著板車，走十五裏的黃土路，到市場叫醒菜販，備辦八十人份的柴米油鹽，再匆匆趕回寺。早餐以後，我快速將環境清理整潔，又到井邊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眾使用。日間還要負責廁所的清掃工作，那時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雙手將垢穢扒荊寺裏有人往生了，我幫忙裝在木箱裏，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時期，我挑著擔子，穿著木屐，替常住到各處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每天勞役之繁重，可說義務發心，其樂無比。雖然有人嫉妒說閑話，但我一直十分感謝寺主的收留，給予我工作的機會，成就我擔當的能力。所謂“義工”，看起來是為人，其實最有利益的還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專司知賓的陀驃比丘，每天任勞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來敲門掛單，他也歡喜地提著燈籠，為其引導安單，數十年如一日，後來終於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報，日後再也用不著打燈籠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圓滿，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為人服務的同時，心燈通體明亮，法喜充滿全身，自認是人生最大的福報。
古德有雲：“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在佛門裏，講究的不是世智辯聰，而是菩提道心。翻開佛教典籍，可以發現曆代的祖師大德們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務中開悟見性，例如：
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飯頭，
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擔任米頭，
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擔任桶頭，
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擔任園頭，
智通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直歲，
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擔任燈頭，
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擔任柴頭，
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擔任淨頭。
還有石霜禪師的篩米，雲岩禪師的製鞋，臨濟禪師的栽鬆，仰山禪師的牧牛，洞山禪師的種茶，雲門禪師的擔米，玄沙禪師的砍柴，趙州禪師的掃地，丹霞禪師的除草，懶融禪師的典座，印扁大師的行堂等等，無非都說明了工作的意義在於擴大自我，服務人群，提升生命的價值。舍義工和勞動之外，還有什麽最好？
我雖然沒有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獻工作中，我領悟到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原則，發願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授給發心服務的人。所以過去我在佛學院擔任院長時，總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學生，為他們講解這次勞動的意義以及工作的內容、做事的訣竅等，讓他們在工作當中，體會到更多的佛法，達到解行並重的學習 效果。後來，我在佛光山舉辦活動時，也都在事前、事後召開講習 會議，讓參與的人不僅能懷抱法喜在佛門服務，成就他們廣泛學習 的機會，進而提升“義工”的層次。
這些善因善緣，使得許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裏，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被人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董事長、闊夫人們，聽到佛光山舉辦活動，便千裏迢迢專程趕來當“義工”，甚至心甘情願自掏腰包，坐上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西來寺幫忙寺務，有的還穿著圍裙，卷起袖子，在齋堂裏行堂端茶，在廚房裏洗碗揀菜。那種發心，那份認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進同泰寺，舍身為奴；漢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貴，入寺作役，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工作無分貴賤，隻要做者有心，一樣能得到歡喜自在；事務無分難易，隻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將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聲有色，將程序繁複的活動辦得轟轟烈烈。
釋迦牟尼佛色身雖已入滅，但法身常住靈山，以諸神通力化導眾生，是娑婆世界裏的“義工”；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義工”；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熱惱煉獄裏的“義工”；阿彌陀佛以七寶蓮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樹木羅列莊嚴極樂淨土，可以說是淨土世界的“環保義工”。由於諸佛菩薩常住世間，精進不懈地做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有了光明，我們凡夫俗子福薄德淺，在承受庇蔭之餘，豈能苟且偷安，貪逸惡勞？所以我一直覺得，佛門“義工”除了替三寶服務以外，更應該效法諸佛菩薩度眾不倦的精神，在世間上為廣大的有情布施歡喜，先做好義工的義工。
在這種理念下，我創立國際佛光會時，不斷地呼籲各個協、分會的會長、會員們，應該積極舉辦各項有益社會人心的活動。在大家攜手合作之下，四年來成績斐然，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學校附近護送學童過馬路的“愛心媽媽”，不知獲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醫院裏幫忙排隊掛號的義工，不知協助過多少老年病患；到偏遠地區為人義診的“友愛服務隊”，不知解決多少貧苦人家無錢就醫的問題；在萬丈紅塵中設立的“讀書會”，不知帶動多少家庭共創書香社會。其他諸如植樹救水源活動、淨化人心七誡運動、特殊學生遊藝會、廢紙回收保護環境活動、到監獄戒毒村幫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會員義工的積極推動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為民風日益惡化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一百萬人的佛學會考，光是義工就有三萬多人。
近年來，我常收到各地來鴻，有的感謝佛光會的善行義舉，有的邀請佛光會共同協辦公益活動。對於真正有益於大眾的事情，不管大小钜細，我一直認為是“義”不容辭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辭；至於一些讚美過譽，則愧不敢當，因為我們不過是在做“穿針引線”的“義工”，將各種好因好緣結合在一起，為開創人間淨土而盡一份力量罷了。
一些事業有成的信徒常對我說：等到將來退休以後，要來佛光山當義工，服務大眾。其實做“義工”不必寄望於未來，此時此刻，就可以實踐菩薩道的“義工”精神，以四攝六度利樂有情。有心服務大眾，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許，作個不“退”轉菩薩、不“休”息菩薩。人身難得，勝緣難再，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間廣結善緣，人生豈不更有意義？
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做“義工的義工”，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
傳統觀念裏，人有士、農、工、商等群類的區分，隨著時代的變遷，近來“上班族”、“龐克族”、“原宿族”、“無殼蝸牛族”、“頂客族”等等名詞紛紛出籠。自古以來，有一類族群貢獻良多，卻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義工”。“義工”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因此雖然沒有領薪，但是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無價的；雖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悅卻是無窮的。他們無所為而為，讓人生起無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義工的義工”，為他們服務。
過去我每次要麻煩義工寫標語，寫傳單時，總是事先將筆紙找妥，並且安置座位；如果請信徒來澆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準備齊全，還要告訴來者水龍頭、工具箱在那裏。到了用餐時間，我熱心招待他們吃飯，不斷為他們準備茶水、點心；到了回家時，也不忘慰問辛苦，讚美他們的成績，甚至一路送到門口，看著他們身影遠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開辦慈愛幼稚園時，請楊錫銘先生擔任美工，事先我就準備好彩筆、顏料，在他進行畫圖時，不時為他沏茶、煮麵。他為幼兒們做義工，我就為他做義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視其所需，隨時為他服務。楊居士那時是一個軍中的中級校官，不久之後自動皈依在三寶座下。
當時，另外一位朱家駿先生負責編輯救國團 的《幼獅雜誌》，版麵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台灣的雜誌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誌》。記得每次他一來，漿糊剪刀、文具稿紙早已一應俱全，井井有條地擱在書桌旁邊，甚至晚上睡覺，連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幹淨整齊地疊在床 鋪上麵。本來我是師父，但當他開始工作時，我好像侍者一樣，側立左右，聽從吩咐，半夜時分，寒氣逼人，我就泡熱牛奶，準備點心，為他暖胃療饑。他一麵為我工作，一麵編發《幼獅》，聲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得以和當時文化界的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啞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剛成立時，邱創煥先生擔任中央黨 部社工會主任，擬請張培耕先生出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但因他是我推薦，受到守舊者排斥，後來不得已由我敦聘張培耕先生為佛光山主任秘書。記得那時，我經常如同書僮一般任憑差遣，為他取筆拿紙，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願地跟隨我辦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時，請李新桃小姐專職負責，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視察時，也總是幫她寫信回函，整理庶務。後來她隨我出家，法名慈莊，現在佛光山海外道場的開山建設，都有賴她的籌辦規畫。
其實，雜誌的美工、編輯都是我的專長，寫公文、定計畫的秘書業務，我也不是不會，然而在當義工的“義工”的同時，灌輸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佛教裏，鬼子母因為佛陀令僧眾為她施食供養，所以後來成了佛教的護法神；關雲長由於智者大師為他說法安心，是以發願生生世世守護伽藍。可見要“做義工的義工”，固然必須為他們服務，更重要的是要設身處地，為對方切身的需要考慮周全。記得翁鬆山先生當年在宜蘭時，本來隻是一個普通的油漆工學徒，我見他極其聰明，所以請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經常去他工作的場地，在旁建議指導，贈送各類相關藝術書籍，並且買機票邀他到歐洲考察，當他的旅遊向導，觀摩各國藝術技術，現在佛光山許多殿堂的莊嚴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傑作，他也因此成了聲名遠播的藝術家。
阿嬌 女士有心為佛教做事，礙於家庭經濟不佳，必須在外兼職賺錢謀生，我知道了以後，為她設法安家。如今她不僅申請入道，作了佛光山的師姑，而且每天發心烹煮美食供養大眾。
永均寧可辭去朝山會館館長之職，為我駕車，經常不分晝夜，南來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車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開車枯燥，撐著沉重的眼皮，找了許多話題和他閑聊。一回一答中，幾年的歲月過去了，他載著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幾百萬裏的路程。因為他常聽我的說話、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歲的年齡，已當上佛光山人事監院，而且勝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給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時噓寒問暖，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是否勝任？考量他們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軍隊中說，“帶兵要帶心”，所謂帶心就是最好做他的義工。我認為如果要感激別人為你工作，為你忙碌，並不是表麵上寒暄虛應，物質往來，而是從內心付出真誠的體貼、關懷，為他解決問題，給予種種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緣才能維持長久。
許多人說我聰明圓融，說我通曉人情世故，知道輕重緩急。其實我生來笨拙，一無是處，如果勉強找出自己有那點長處，那就是我從小喜歡作“義工”了。回想童年時，父母幾個兒女當中，我最樂意料理家務；同齡的孩子裏，我最能與人為善。從工作中，我不但獲得許多珍貴的友誼，更學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後，我發心作務，香燈、司水、典座、行堂樣樣做過。在行堂時，我揣摩如何快速地為大眾做最好的服務；司鍾時，我設想如何敲出好聽的鍾聲，讓冥陽兩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時，我體會如何運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愛的菜肴；編寫刊物時，我費盡心思撰寫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歲那年就讀於焦山佛學院時，我曾經建議學院展覽佛教文物，從構思到宣傳，我都一絲不苟的計劃籌備，展出時，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萬人潮參觀。展覽完畢，收拾善後時，回想整個過程，深深體悟到發心工作的最大報酬就是學習 到智慧與靈巧，感受到當“義工”所得到的代價－－結緣和歡喜，無與倫比。
剛到台灣時，我在中壢落腳。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 拉著板車，走十五裏的黃土路，到市場叫醒菜販，備辦八十人份的柴米油鹽，再匆匆趕回寺。早餐以後，我快速將環境清理整潔，又到井邊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眾使用。日間還要負責廁所的清掃工作，那時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雙手將垢穢扒荊寺裏有人往生了，我幫忙裝在木箱裏，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時期，我挑著擔子，穿著木屐，替常住到各處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歲，每天勞役之繁重，可說義務發心，其樂無比。雖然有人嫉妒說閑話，但我一直十分感謝寺主的收留，給予我工作的機會，成就我擔當的能力。所謂“義工”，看起來是為人，其實最有利益的還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專司知賓的陀驃比丘，每天任勞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來敲門掛單，他也歡喜地提著燈籠，為其引導安單，數十年如一日，後來終於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報，日後再也用不著打燈籠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圓滿，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為人服務的同時，心燈通體明亮，法喜充滿全身，自認是人生最大的福報。
古德有雲：“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在佛門裏，講究的不是世智辯聰，而是菩提道心。翻開佛教典籍，可以發現曆代的祖師大德們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務中開悟見性，例如：
雪峰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飯頭，
慶諸禪師在溈山座下擔任米頭，
道匡禪師在招慶座下擔任桶頭，
灌溪禪師在末山座下擔任園頭，
智通禪師在洞山座下擔任直歲，
曉聰禪師在雲居座下擔任燈頭，
稽山禪師在投子座下擔任柴頭，
義懷禪師在翠峰座下擔任淨頭。
還有石霜禪師的篩米，雲岩禪師的製鞋，臨濟禪師的栽鬆，仰山禪師的牧牛，洞山禪師的種茶，雲門禪師的擔米，玄沙禪師的砍柴，趙州禪師的掃地，丹霞禪師的除草，懶融禪師的典座，印扁大師的行堂等等，無非都說明了工作的意義在於擴大自我，服務人群，提升生命的價值。舍義工和勞動之外，還有什麽最好？
我雖然沒有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獻工作中，我領悟到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原則，發願將這些寶貴的經驗傳授給發心服務的人。所以過去我在佛學院擔任院長時，總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學生，為他們講解這次勞動的意義以及工作的內容、做事的訣竅等，讓他們在工作當中，體會到更多的佛法，達到解行並重的學習 效果。後來，我在佛光山舉辦活動時，也都在事前、事後召開講習 會議，讓參與的人不僅能懷抱法喜在佛門服務，成就他們廣泛學習 的機會，進而提升“義工”的層次。
這些善因善緣，使得許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裏，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被人服侍得無微不至的董事長、闊夫人們，聽到佛光山舉辦活動，便千裏迢迢專程趕來當“義工”，甚至心甘情願自掏腰包，坐上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西來寺幫忙寺務，有的還穿著圍裙，卷起袖子，在齋堂裏行堂端茶，在廚房裏洗碗揀菜。那種發心，那份認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進同泰寺，舍身為奴；漢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貴，入寺作役，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工作無分貴賤，隻要做者有心，一樣能得到歡喜自在；事務無分難易，隻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將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聲有色，將程序繁複的活動辦得轟轟烈烈。
釋迦牟尼佛色身雖已入滅，但法身常住靈山，以諸神通力化導眾生，是娑婆世界裏的“義工”；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義工”；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熱惱煉獄裏的“義工”；阿彌陀佛以七寶蓮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樹木羅列莊嚴極樂淨土，可以說是淨土世界的“環保義工”。由於諸佛菩薩常住世間，精進不懈地做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有了光明，我們凡夫俗子福薄德淺，在承受庇蔭之餘，豈能苟且偷安，貪逸惡勞？所以我一直覺得，佛門“義工”除了替三寶服務以外，更應該效法諸佛菩薩度眾不倦的精神，在世間上為廣大的有情布施歡喜，先做好義工的義工。
在這種理念下，我創立國際佛光會時，不斷地呼籲各個協、分會的會長、會員們，應該積極舉辦各項有益社會人心的活動。在大家攜手合作之下，四年來成績斐然，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學校附近護送學童過馬路的“愛心媽媽”，不知獲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醫院裏幫忙排隊掛號的義工，不知協助過多少老年病患；到偏遠地區為人義診的“友愛服務隊”，不知解決多少貧苦人家無錢就醫的問題；在萬丈紅塵中設立的“讀書會”，不知帶動多少家庭共創書香社會。其他諸如植樹救水源活動、淨化人心七誡運動、特殊學生遊藝會、廢紙回收保護環境活動、到監獄戒毒村幫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會員義工的積極推動之下，如火如荼地展開，為民風日益惡化的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一百萬人的佛學會考，光是義工就有三萬多人。
近年來，我常收到各地來鴻，有的感謝佛光會的善行義舉，有的邀請佛光會共同協辦公益活動。對於真正有益於大眾的事情，不管大小钜細，我一直認為是“義”不容辭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辭；至於一些讚美過譽，則愧不敢當，因為我們不過是在做“穿針引線”的“義工”，將各種好因好緣結合在一起，為開創人間淨土而盡一份力量罷了。
一些事業有成的信徒常對我說：等到將來退休以後，要來佛光山當義工，服務大眾。其實做“義工”不必寄望於未來，此時此刻，就可以實踐菩薩道的“義工”精神，以四攝六度利樂有情。有心服務大眾，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許，作個不“退”轉菩薩、不“休”息菩薩。人身難得，勝緣難再，把握當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間廣結善緣，人生豈不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