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製度恰恰是這樣一種精巧的工具,它並不試圖改變人性,而是承認人性的現實,順應人性的規律,通過基於人性特點的科學設計,誘導人們主動克服獸性、弘揚人性,主動選擇做好事、當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惡棍,也會這樣選擇,否則就不符合他的利益,無論是現實的,還是長遠的。


    本文摘自《中國曆史的教訓》,作者:習驊,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孫中山先生曾慨歎,中國人的通病是都想當皇帝。也是,封建社會奉行官本位,“是官強於民”,當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當皇帝。其實,皇帝這份工作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有滋味,風險高、工作量大且不說,光是後勤部門報花賬這事,就很難對付。比如,自己的夥食開銷到底是多少,沒幾個皇帝搞得清。


    根據留下來的食堂賬本,明朝萬曆皇帝的夥食開支是每月480兩白銀,折合人民幣15萬元左右,飯量驚人。到了清代,皇帝的夥食標準飆升得無法想象,小皇帝溥儀每年要消費肉類一萬斤、家禽3000隻,夥食費達20萬兩白銀。萬曆皇帝作風懶散,創造過30年不上班的紀錄,對財務問題可能不上心;溥儀正是上幼兒園的年齡,騙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這兩個例子可能有點兒極端。那麽,正常的情況如何呢?


    <strong>30兩銀子一枚的雞蛋</strong>


    第一種情況是始終蒙在鼓裏。


    清朝早朝時間從淩晨5點開始,大臣們為了不遲到,每天起得比雞還早。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帝親切地問候一個大臣:“你天天上班這麽早,在家吃早點了嗎?”大臣說吃了,乾隆又好奇地問:“早點吃什麽呀?”大臣答:“俺家不富裕,隨便吃幾個雞蛋。”乾隆驚訝得倒吸一口氣:“天哪,10兩銀子一枚雞蛋,我都不敢多吃,你還哭窮!”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亂說,隻好順著敷衍道:“外麵賣的雞蛋都是殘次品,特便宜,質量好的雞蛋我們哪裏吃得起。”乾隆這才釋懷,反過來安慰大臣:“別急別急,咱以後漲工資。”


    到光緒帝時期,雞蛋進價已變成30兩銀子一枚,其實市場上才賣三四個銅板。光緒偏偏好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萬兩白銀的雞蛋,弄得自己都有點兒負罪感。有一天跟翁同龢閑聊,光緒問:“雞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貴了,翁老師你能吃得起嗎?”翁同龢也不敢直言:“過年的時候買個把雞蛋,給孩子們解解饞,平時不敢想。”可憐的光緒皇帝,終生都以為吃雞蛋屬於高檔消費。


    鹹豐皇帝朝服像


    <strong>道光皇帝的湯麵</strong>


    第二種情況是心知肚明卻無可奈何。


    道光皇帝特別節儉,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還不及後來他的兒媳婦慈禧的一半,弄得後勤部門清湯寡水,大家都很鬱悶,就不斷創新貪汙思路。時間一長,道光隱約感覺不對,就想搞搞調研。


    有一天開早會,道光帝突然問大軍機曹振鏞:“你家平常做飯,都是誰買菜?”曹振鏞知道皇上最欣賞艱苦奮鬥的幹部,痛快地回答:“保姆買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場。”這是實情,曹振鏞不但親自買菜,還時常因為一個土豆半截蔥跟菜農吵架,一點兒領導幹部的樣子也沒有。


    道光帝切入主題:“那雞蛋多少錢一個呢?”曹振鏞是個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盤算,管後勤的可都是皇帝身邊人,豈能瞎摻和,便順口編了個故事,把領導往溝裏領:“我小時候得過一場大病,差點兒死了,醫生囑咐千萬不能吃雞蛋,一吃就沒命,所以我家從來不敢買雞蛋,真沒口福啊!”


    道光皇帝還曾經想過叫外賣,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沒辦成。


    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門一家小吃店吃過一碗湯麵。這家的湯麵做得實在是好,以至於道光帝念念不忘。登基後,皇上有一天發現吃飯開支過大,就明確指示夥食不要太講究,多搞點兒家常的,比如湯麵之類的。


    第二天,後勤事務管理部門內務府遞上一份報告,建議設立湯麵管理處,選派得力幹部掛帥;修建湯麵廚房一所,增加事業編製若幹;請求撥付籌辦費六萬兩,此後每年需要15000兩保證運行。皇上一看差點兒暈過去:“這也太誇張了吧,前門外就有一家湯麵館,不能讓太監去買嗎?”


    過了幾天,內務府的人報告說,前門外的那家館子早就關張了。可憐的道光皇帝隻好認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湯麵了!”


    <strong>錯把50兩填成了5000兩</strong>


    第三種情況是查辦案件,增加震懾力。


    有一次,鹹豐皇帝書房的門壞了,後勤部門的意見是換個新的,皇帝說修理一下就行了。門修好了,報銷單據上寫著白銀5000兩。鹹豐帝大為震怒,桌子一拍:“你們當我是傻子!”立即下令組成專案組,要求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訊問了好幾圈,結果出來了:具體辦事的幹部是新來的,業務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給皇上辦事,心情非常緊張,錯把50兩填成了5000兩。既然領導還有點兒專業知識,後勤部門著實小心謹慎了一陣子,但領導也不能事事都查,時間一長,依然如故。


    光緒與慈禧的關係微妙,乘老佛爺60大壽之機,光緒定做了手鐲作為生日禮物,表表忠心。內務府的慶寬司長是經手人,報銷了四萬兩白銀。光緒試探道:“怎麽這麽貴?”慶寬笑笑說:“太後看過了,很喜歡呢。”光緒很不爽,暗下決心要除掉這個蛀蟲。


    恰好此時,慶寬通過私下運作,包攬了慈禧壽辰慶典的政府采購工作,他的同事們眼紅了,集體向皇上舉報他的斑斑劣跡。光緒則順勢撤銷了慶寬的一切職務,責令其提前退休。


    兩個月後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員突然開會研究幹部官員任免,大家一致推薦慶寬擔任人人羨慕的肥缺——江西鹽業專賣局一把手。光緒乖乖畫圈,自此再不過問後勤的事。


    <strong>半個月買不來100個便宜箱子</strong>


    第四種情況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甚至狼狽為奸。


    慈禧太後當政那些年,是大清曆史上腐敗分子過得最舒服的時期。這是因為慈禧自己就十分貪財,而納賄收禮少不了幫手,鼓勵報花賬就成了她購買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發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後勤部門出去采購了100個皮箱,每個箱子報銷60兩銀子。軍機大臣閻敬銘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還主管過財政部門,知道這裏麵貓膩不小,便悄悄告訴慈禧:“現在市場上的皮箱,每個不會超過六兩銀子,內務府明顯是報花賬、騙領導,不認真查處不得了。”


    慈禧連連搖頭說:“你別聽人嚼舌根子,哪能這麽便宜。”閻敬銘以為領導不了解行情,說我們家前天剛買了一個,還是名牌呢,也就幾兩銀子,而且,集中采購的價格更低!慈禧這下不高興了:“那好吧,給你半個月時間,你幫我買100個便宜箱子,辦不到你負責。”


    第二天,閻敬銘興衝衝地帶著錢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開門。好不容易敲開了一家店,老板壓低嗓子說:“昨天宮裏來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業整頓半個月,如有違反,以後就不能開店了。”


    閻敬銘心想少跟我來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壓邪!奮筆疾書一封信,派人送給天津道台,請他趕緊代購100個皮箱送來。


    半個月過去了,天津那邊消息全無,就連送信的也不見蹤影,急得閻敬銘差點兒撞牆。幾年後他才知道,當時有人硬塞給送信的1000兩銀子,讓他滾得越遠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氣得閻敬銘破口大罵:“洪洞縣裏沒好人!”


    <strong>缺乏剛性的製約製度</strong>


    內務府的幹部天生都是壞蛋嗎?不是壞蛋就不能到內務府工作嗎?不是!他們都是經過層層把關選拔進來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業務不精通,根本沒有機會來為皇帝管理家務和財務。可是在清代,內務府卻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門,是腐敗分子暖洋洋的溫室,貪腐案件易發多發,許多幹部成了明火執仗的劫匪,而且誰都拿它沒轍。同樣一個人,怎麽會由天使變成了野獸呢?


    原因很簡單,內務府一直缺乏剛性的製約製度,更不要說現代財務製度;加上在皇帝身邊工作,各部門巴結還來不及,誰敢監督?內務府編製超過3000,指望皇帝一個人進行有效監督是不現實的;再說日久生情,貓和老鼠朝夕相伴,也會成為朋友。


    其實,人本來就是半人半獸的東西,恩格斯早就說得明白:“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隻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同時,人又是理性動物,趨利避害是人類的理性選擇,本無所謂好壞——這是人性的規律,也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生物學原因。當攫取豐厚利益的機會無處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時,利害相權,隻要有利無害或利大於害,他就可能選擇當壞人。雖然,運用道德約束、思想教化等來改良人性,理論上具有根本意義和終極價值,但卻不具備現實的、工具性的製約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這就好比要防止雞鴨進菜園子,紮緊籬笆是最有效的。


    好的製度恰恰是這樣一種精巧的工具,它並不試圖改變人性,而是承認人性的現實,順應人性的規律,通過基於人性特點的科學設計,誘導人們主動克服獸性、弘揚人性,主動選擇做好事、當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惡棍,也會這樣選擇,否則就不符合他的利益,無論是現實的,還是長遠的。


    對此,先賢們早有精彩論斷。鄧小平說過,“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麵。”政治哲學家哈耶克說,壞的製度會使好人做壞事,好的製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


    曆史和現實反複啟示我們,“壞人”是壞的製度慣出來的,“好人”是好的製度製約、引導出來的;與其寄希望於發現“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製度上,最終達到習近平同誌提出的科學目標:“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製、不能腐的防範機製、不易腐的保障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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