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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朱厚熜
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在位時間之長，在明代十六帝中僅次於他的孫子神宗。
在位期間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時間他根本就不住在宮中，而是住在他專門用來煉丹、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放鬆過對政權的控製。在明代皇帝中，他的權術也許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殘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誕、自大、殘忍以及喜歡玩弄權術，卻交集於他的身上。他也許是最能夠體會專製皇權的優越性的一個皇帝。他的墮落，非常迅速，而且徹底。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個。總之，本來他應當是在湖廣安陸府一個王府中守規矩的世子和王爺，卻最終因獲得了皇位而被皇權扭曲成為一個怪物。似乎，一切都開始於‘大禮議‘—一場與他親生父親有關的政治爭論。
誰是我的父親
‘大禮議‘過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們所表現出來的投機或頑固心態，使他對於一般的官員們非常輕蔑，並失去與士大夫們對話的興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製著權柄，並且永遠高深莫測。孟森對於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議禮‘二字概括。那麽，何謂‘大禮議‘？大禮議的實質是表明了明朝皇權正統的轉移，即帝係從孝宗、武宗一係轉到世宗一係，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親興獻王。大臣們與世宗所爭論的問題就是，新即位的世宗與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是應該稱孝宗為伯父？還是稱孝宗為父親？如果稱孝宗為父親，那麽世宗又該如何稱呼他的親生父親興獻王朱祐■？這些看似細枝末節的事情，其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對世宗來說，議大禮一事不僅是要爭取自己的皇權楊廷和像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樹立自己作為皇帝的專製權威。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誕的武宗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沒有子嗣繼承。武宗去世，政府的工作實際上已落在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的身上。楊廷和與內閣其他大學士商議迎立興獻王世子朱厚■。由於朱厚熜在當時是憲宗皇帝孫輩中年齡最大的，其父興獻王朱■跟孝宗是兄弟，按照倫序繼承的原則，他的繼位得到了所有大臣們的同意。次日，太監穀大用、駙馬都督崔元、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書毛澄等人出發趕赴安陸，迎接朱厚熜前來即位。誰也不會想到，迎來的15歲的朱厚熜竟是如此難以對付。從正德十六年（1521）始至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依靠一部分臣工們的支持，在議禮問題上與大部分朝臣對立了整整4年，而在這一過程中，朱厚熜一步步走向強硬和專製。楊廷和更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遺詔，竟然一開始就成為朱厚熜迫使他改變立場的利器。遺詔中用武宗的語氣說：‘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後，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遺詔中最關鍵的是最後四字‘嗣皇帝位‘。所以，當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到達北京城外的時候，進城的禮儀就成為第一個問題。禮部員外郎楊應奎、郎中俞才擬定的儀注，是照準皇太子即位之禮的，即由東安門入，宿文華殿。朱厚熜看過之後，就對身邊的興獻王府長史袁宗皋說：‘遺詔是讓我來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當時，朱厚熜所能真正依靠的親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後來，袁宗皋以從龍之功任內閣大學士，由一個正五品的官員升至一品大臣。但在當時，朱厚熜無疑是以一人之力對抗當時的文官政府。楊廷和請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禮儀行事，無奈朱厚熜以遺為依據，就是不同意。最後，張太後命楊廷和等人先實施‘勸進‘這樣一個程序，等於在形式確認朱厚熜為皇帝，然後再按皇帝的儀式讓朱厚熜入京。朱厚熜當即受箋，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樣辭讓再三，而是立即受箋，由大明門入，朝見太後、武宗皇後，禦奉天殿，即皇帝位。後來的人說，這件事說明朱厚熜的心中‘早有定見‘—即‘繼統不繼嗣‘。對於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有這樣的主見是難能可貴的。所以，袁宗皋說：‘殿下聰明仁孝，天實啟之。‘但是，我們看來，這也許說明朱厚熜在王府時受過良好的教育。朱厚熜的父親據說‘嗜詩書，絕珍玩‘，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平時也重視對兒子的教育。所以，相對於深宮長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長大的朱厚熜自然有更強的獨立能力與主見。因此，在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上，朱厚熜小勝。但是，接下來的‘大禮議‘，竟牽動著整個嘉靖初年的政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的意見，朱厚熜‘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對興獻王和興獻王妃，朱厚熜一律稱‘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繼興獻王後，襲封為興王。這樣的安排，就等於將興獻王朱祐■惟一的兒子朱厚熜過繼給孝宗為子而正式成為武宗的弟弟，以繼承皇位，再將益王的兒子朱厚炫過繼給興獻王朱祐■，繼承王位。對於這樣拔蘿卜似地拔來拔去的安排，朱厚熜回答說：‘事體重大，再討論說來聽。‘顯然，朱厚熜無法接受自己稱自己的親生父親和母親為叔父、叔母，而稱呼根本沒有過繼手續的伯父為父親。但是，禮部尚書毛澄等人的複議依舊堅持前議，並且高唱‘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的高調。朱厚熜的批複依舊是要禮臣們再去討論。也許，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來為皇帝講話。直到七月，事情仍懸而未決。新科進士張璁上疏，針對‘為人後者為人子‘的說法，指出如果興獻王健在並且即位的話，難道興獻王也要做孝宗的兒子麽？認為朱厚熜所繼承的大統，實際上是太祖之統，是來自祖父憲宗的。而且，張璁說：‘現在要迎養聖母來京，稱皇叔母的話，就要講君臣之義了，難道聖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長子不得為人後！‘這一番議論，在朱厚熜聽來，自是高興，說：‘此論一出，我們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們看來，張璁的議論無疑是奸邪之論，意在討好皇帝。因此，紛紛上疏要求懲辦張璁及其同黨桂萼。但是，朱厚璁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裏會懲辦呢！於是，他不久後即命張璁、桂萼兩人進京與京城的大臣們來議禮。大臣們自然是極力阻撓二人入京，一方麵與皇帝妥協，一方麵攻擊張璁和桂萼兩人心術不正。這樣，圍繞著議禮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兩派：一派是以張璁為首的主張尊奉興獻王為皇考的；一派是以楊廷和為首的主張尊奉孝宗為皇考的。
從兩派的力量對比來看，自然在初期楊廷和占據著極大的優勢。內閣大學士們、各部的尚書以及科道的言官們，幾乎都是與楊廷和同一主張的。世宗這時剛剛即位，羽翼尚未豐滿，還不敢過分地專製。大臣們也動輒以辭職相要挾。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禮部尚書毛澄、大學士蔣冕就先後要求辭職，朱厚璁因為還缺乏多數朝臣的支持，還隻能溫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許初現了朱厚璁專製的苗頭。該月，禮部主張用王妃的禮節來迎接到京的興獻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確地表示不同意，下詔用‘母後儀駕‘，由大明門入。整體看來，這一時期朱厚璁與楊廷和等大臣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博弈。雙方相互妥協、要求，試探對方的底線。有時，朱厚璁幾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朱厚璁對楊廷和等人說：‘你們所說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思亦無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腸，慎無再拒，勉順施行。‘意思說，請你們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絕了吧，勉勉強強實施就可以了。在當時，朱厚璁的要求比較簡單，就是不能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強接受稱興獻王為興獻帝顯陵。
‘興獻帝‘、稱興獻王妃為‘興國太後‘的做法。議禮諸臣如張璁、霍韜、熊浹等人被以各種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隻剩下皇帝一個人與整個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熜在長達一年的與諸臣接觸中，也許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貴及專製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傳諭：‘興獻帝、後皆加稱皇字。‘也就是要稱興獻帝為‘興獻皇帝‘，稱興獻太後為‘興國皇太後‘。但是，毛澄等人堅持‘興獻帝不宜加皇號‘，抗疏力爭。朱厚熜派太監去見毛澄，向毛澄長跪叩頭。毛澄嚇了一跳。太監說：‘這是聖上的意思。聖上說：‘人誰沒有父母，為什麽使我不能盡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請你改變主張！‘‘毛澄憤然說：‘老臣雖糊塗，但不能讓禮法在我手上破壞，隻有一去不參加議禮罷了！‘於是堅持辭去禮部尚書一職。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請求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稱興獻帝為皇考。這一主張等於是否定了朱厚熜繼嗣孝宗的說法，比當初隻要求尊崇親生父親的主張又前進了一步。從而，在朝廷中再掀軒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與大臣之間達成了和局：尊稱世宗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這回皇帝似乎也滿意了，也命張璁等人不要再來北京議禮了。但是，對於張璁和桂萼二人來說，深知當初這樣的議論就犯了眾怒，如果不弄垮反對派，勢必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張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稱自己的父親為‘本生皇考‘，其實還是把自己當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兒子，與稱自己的父親為‘皇叔父‘其實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大臣們表麵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見，其實暗地裏還是割裂了您作為兒子對父親的孝情。‘皇帝看了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們商量了，就下詔：‘萼、璁來京。‘這個時候，當初反對皇帝最激烈的幾個大臣如毛澄、楊廷和、蔣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張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禮議的又一個高潮。隻不過這一次，是議禮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數越來越多，完全占據了上風。據說張璁、桂萼一入京，朱厚熜就授他們為翰林學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員竟然紛紛請求辭職，以表示不願與張璁、桂萼二人同事的決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發了反對皇帝過度尊崇親生父親的哭門事件。楊廷和的兒子楊慎對眾臣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於是，群臣跪伏於左順門，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熜命太監傳諭說：‘爾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時分仍然伏地不起。於是，皇帝命錦衣衛將翰林學士豐熙等8人逮入詔獄。楊慎等人於是撼門大哭，一時‘聲震闕庭‘。朱厚熜大怒，將五品以下官員馬理等134人逮入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熜餘怒未息，命將楊慎、張原等糾集者實行廷杖。張原當時即被杖死，楊慎等或削職為民，或充戍邊疆。這件事，當時也稱為‘大禮獄‘。明代士大夫的風節，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非常強烈。但是，這一事件同時也使‘衣冠喪氣‘，而張璁等人氣勢極為囂張，議禮一事亦沿著議禮諸臣的主張越滑越遠。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太後張氏為‘皇伯母‘；稱恭穆獻皇帝為‘皇考‘，章聖太後為‘聖母‘。
至此，世宗解決了‘誰是我的父親‘的問題，明確地表明孝宗朱祐樘隻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諷刺的那樣，既然當初反對稱親生父親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稱皇叔，就要講君臣之義‘，那麽稱孝宗為皇伯考不是也要講君臣之義嗎，難道要把孝宗當作世宗的臣子嗎？這裏麵無疑存在著一個自相矛盾之處。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時候，也總是議論紛紛。為此，學者毛奇齡曾專門寫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禮議》的文章，從經學的角度專門探討明代人疏於知禮。但是，今天看來，大禮議一事，並無是非曲直，倒是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皇權的專製力量之強大。後來，議禮一事還不僅停留於此。世宗非但對其生父稱帝稱考，而且稱皇稱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於明堂。這樣的做法，連張璁等人都覺得有些不對。但是，誰又能節製皇帝的隨心所欲呢？晚明學者黃景■說得好：‘有導其源，思節其流，難矣！‘其實，後來世宗的隨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禮議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來越遠。
世宗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為自己取了幾個很長的道號，大概凡是道士們喜歡使用的字詞，在嘉靖的道號中都容納進去了，真是可笑至極。例如，他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又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把自己當作道教的神仙。
從16歲始，世宗就開始喜歡上道教的齋醮活動，即建壇向神祈福的活動。從嘉靖二年（1523）起，世宗的齋醮活動就開始受到群臣的關注與勸諫。第一個誘引世宗進行此類活動的人，可能是太監崔文。在四月份給事中張嵩的上疏中說：‘太監崔文等於欽安殿修設醮供，請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道惑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閏四月，楊廷和也勸皇帝不要迷信道教：‘齋醮祈禱必須預絕，其端不可輕信‘，指出齋醮活動是道教之人假借來騙衣食的，虛誕誣罔。但是，世宗渾然不以為意。群臣在勸諫齋醮活動的同時，還不斷地提及要皇帝‘宮寢限製、進禦有時‘、‘親幸有節‘，要節製女色。一個剛剛即位才一年多的17歲皇帝，竟然就開始迷上道教與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麽的空虛。所以，世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墮落得最快的一個。在世宗在位的45年中，他對於道教的癡迷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與道教有關。比如說嘉靖朝嚴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藍道行借扶乩（ji）之名指嚴嵩為奸臣而起。概括地說，世宗的信道活動中，前後有兩個人對他影響很大。一個是邵元節，一個是陶仲文。世宗所寵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寵日隆，始終不替。
邵元節：江西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的道士。還在正德年間（1506～1521）的時候，寧王朱宸濠就曾經禮聘他去寧王府，但遭到拒絕。因此，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的叛亂被平定後，邵元節非但沒有受牽連，反而被道人們認為‘有識‘而受到尊崇。嘉靖三年（1524），迷戀道教的世宗召邵元節入京，讓他居住在顯靈宮中，專門掌管禱祀之事。顯靈宮在宮城之西，修建於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嘉靖初年，皇帝還專門修建顯靈宮的昊極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寶月光後。邵元節的法術，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應驗了。這讓皇帝很高興，同時也增加了對邵元節的信任。他封邵元節為真人，讓他主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個道觀，總領天下道教。從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十八年（1539）病逝，邵元節無疑是世宗最寵幸的道士。皇帝還曾派人在邵元節的家鄉貴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宮。
陶仲文：在邵元節之後，他的朋友陶仲文取代了邵元節的位置，專寵20年。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廣黃岡人，曾做過黃梅縣的縣吏、遼東庫大使。後來，他來京城，就住在邵元節的邸舍中。宮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節年老不能去的，就讓陶仲文代替去辦。從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陶仲文成了世宗身邊最受寵的道士。嘉靖二十年（1541），陶仲文進少師，兼少傅、少保。在明代曆史中，兼領‘三孤‘的隻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世宗對他的寵愛。據說，陶仲文其人雖然極受世宗的寵愛，但行事卻小心慎密，不敢恣肆。這也許是他長年能受寵於世宗的主要原因。世宗迷信道教，雖然也有因為道教的法術在解決一些求雨、祈嗣等問題上有所應驗的原因，但是，歸根結底是想要尋找長生之道。有學者指出世宗信道，前期主要是為了長生，後期主要是房中術。在道士的理論中，房中術正是養生術之一種。從道士那裏，世宗學來的長生之道有二：一是齋醮，二是采陰補陽。齋醮剛才說過，就是建道壇，齋沐之後，向神仙祈福。齋醮時必須向上帝呈奉祝詞，即青詞。青詞是道士齋醮時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又稱為綠章。世宗晚年迷信道教，專意於齋醮之事。當時的大臣中，嚴嵩、袁煒、李春芳都善撰青詞，以討好皇帝。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人稱為‘青詞宰相‘。一些挨不上資格為皇帝寫青詞的人如高拱就請求皇帝允許為他的齋醮事效勞。第二項長生之道采陰補陽，實際上變成了世宗既想長生，又不想節欲的借口。根據邵元節、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論，世宗養生除了主靜、主誠、主敬之外，不需要特別地節製自己的性欲，而隻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術並與童貞的處女交配，就可以達到采陰補陽、延年長壽的效果。為此，在嘉靖一朝，為皇帝煉製春藥成為道士們的一項主要任務。春藥有多種，其中以‘紅鉛‘（或叫‘先天丹鉛‘）製成的小藥丸最為有名。
世宗所要服用的‘紅鉛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歲少女初次月經的經血。因此，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間選宮女，每次數百人。這些宮女，一方麵是為煉製紅鉛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麵則是充當世宗泄欲的工具。在‘紅鉛丸‘中，還有中草藥、礦物質及秋石等成分。秋石，據說也是用童男、童女尿煉製而成。據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說，明代道士所煉的秋石，實際上即從大量的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製劑。也就是說，秋石方的加入，即是使紅鉛丸具有春藥的功能。依靠著這些藥物，世宗再瘋狂地對少女們進行所謂的‘采補‘。中國古代的房中術，‘采補‘之術即是把少女當作煉內丹的‘爐鼎‘。這種交配態度，其實對於女方是一種變相的摧殘。此外，世宗命令宮中的宮女們每天日出時分就去禦花園中采集‘甘露‘，供他飲用。許多宮女因此累倒，病倒。暴戾、好色的世宗，漸漸引起了宮女們的怨恨。嘉靖二十一年（1542），宮中發生了一次宮女謀弑皇帝的宮變，史稱‘壬寅宮變‘。宮變的主角楊金英、邢翠蓮等糾集十餘名宮女，在十月二十日晚上用黃綾布幾乎將世宗活活勒死。這件事情的最終後果，是十餘名宮女連帶受皇後嫉妒的端妃曹氏被淩遲處死。而且，世宗從此對於冷森的宮城心懷怯意，幹脆就搬出了宮城，住到了西苑的萬壽宮，專心地修起道來。
但是，無論是道士們的齋醮，還是甘露、丹藥、房中術，都沒能強健世宗那本就孱弱的身體。過度縱欲與濫服藥物，隻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嘉靖四十四年始，世宗就開始重病，次年十月，壽終正寢。此時，距邵元節死27年，距陶仲文死6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麽可能延續別人的生命呢？也許，世宗至死也沒有明白這樣的一個道理。他也許還夢想著自己即將真的成為‘真君‘或是‘仙翁‘呢！
誰做我的寵臣
嘉靖一朝，有寵臣，無權臣。世宗雖然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後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卻是乾綱獨斷，掌控著朝廷大權。這雖然是明代皇權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強的結果，也是世宗自身的性格所決定的。世宗在大禮議事件中的勝利，讓他產生出極強的自負心理。有些學者說世宗是一個‘自大狂‘。這句話絲毫不錯。明末的黃景■說世宗‘集眾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實際上，世宗一直把自己當作是一個聖人。在有著這樣一種心態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自誇。明代中葉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個大哲王守仁手劄學家、軍事家（正德年間他平定了寧王叛亂），世稱陽明先生。嘉靖初年他在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亂之後，給朝廷上了一道報捷的奏疏。疏中說了自己‘永除百年來兩廣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類的話，結果招來了世宗一頓‘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恩威倒置，恐傷大體‘的責罵。這件事說明，在世宗眼裏，沒有能臣，隻有聽話辦事的奴才！嘉靖年間，皇帝比較信任的代表性的寵臣，前期有張璁（cong）、夏言，後期有嚴嵩、徐階。張璁、夏言皆以議禮而受寵；嚴嵩、徐階的特點，就是都很善於撰寫青詞。
張璁（1475～1539）：字秉用，號羅峰，浙江永嘉人，後改名孚敬，字茂恭。後來，皇帝在召對時好幾次叫他‘張羅山‘，所以張璁幹脆又號‘羅山‘。據說，張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20歲左右，他就中了舉人。然而，他參加過7次會試，都沒有考上進士。於是，他就幹脆想以舉人的身份向吏部謀一份差使。但是，一個名叫蕭鳴鳳的禦史很會相人，看了張璁的生辰八字後就說：‘你還是別去參加吏部的選試了。再過三年，你就可以成進士了。一旦你成了進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個人，天下人沒有誰能比得上你了！‘張璁勉勉強強地回家世宗出警圖（局部）了。3年之後的正德十六年（1521），張璁終於中了進士。張璁以新科進士的身份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親生父親，使他後來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議禮的過程中，兩個禦史—段續和陳相—竟要求殺張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時之間，張璁四麵受敵，惟一的支持隻剩下來自皇帝的慰問。當時，皇帝對張璁說：‘你們不是靠議論我父親的禮儀而受我的寵幸的，你們隻是把該說的正確的話講了出來而已。你們的忠心和你們的學識品行，都銘記在我的心裏。‘因此，對於皇帝的服從與感激，就成了張璁後來做官的基本準則。那就是，要無限地服從並報答皇帝，而對於大臣們卻表示出極端的蔑視。張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升任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皇帝對他極其信任，曾對他說：‘我寫給你的密旨，你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恐怕會泄露秘密。‘從張璁的性格看來，他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在他作大學士期間，他做了許多事情，比如整頓翰林院庶吉士製度、讓科道官互糾。這些措施，無論是出於什麽樣的主觀意圖，卻都達到了整頓吏治的效果。但是，張璁倚仗著皇帝對他的信任，在任大學士期間，誌驕氣橫，傲視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別的官員。這在某個方麵觸動了世宗敏感的神經。嘉靖八年（1529），張璁與首輔楊一清鬧矛盾。世宗命令張璁退休回家。可是，張璁一離開京城，皇帝就又對他念念不忘。於是，皇帝問楊一清說：‘我現在召還張璁，可不可以？‘楊一清自然是不願意張璁回來，於是便說：‘召不召還張璁，是皇帝您決定的事情。隻是，剛剛讓張璁走，便又讓他回來，恐怕變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過了一兩天，還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諭，去追了張璁回來。張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諭旨，便回來了。同樣的事，還發生了兩次。最後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所以，張璁一生做官的曆程中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還。這說明，一方麵，世宗對張璁仍是非常寵幸，但是另一方麵卻又總是想殺殺張璁的威風。後來有人議論張璁，就說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嚴。其實，這種議論，又怎麽能真正理解張璁呢！在張璁看來，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給予的。何況，曾經扶持世宗登上皇位的楊廷和死後還差點要被追懲呢，更別說其他人了。張璁也許深諳其中的道理，才不致於做出愚蠢的對抗皇帝的事來。世宗之下的大臣，談什麽尊嚴呢？
嚴嵩：他在明代曆史中被視為一個奸臣。在嘉靖朝的後半期，他與陶仲文成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陶仲文幹的是道士的活—煉丹；嚴嵩幹的是文人的活—寫青詞。有點意思的是，兩個人在相近的時間裏離開世宗的—陶仲文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死了，而嚴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退休回家了。嚴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故明朝人常稱他為嚴分宜。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的進士。中進士後不久，就回到家鄉潛心讀書10年，練就了一手極好的古文、詩詞的工夫。據說，嘉靖朝後期寫青詞的大臣不少，但往往是嚴嵩寫的青詞最合世宗的胃口。從嘉靖十五年始，嚴嵩開始進入政權的核心。當年，他因為文詞甚好，被皇帝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不久之後，嚴嵩在同鄉貴溪人夏言的幫助下成為禮部尚書。嚴嵩為了取寵於世宗，使盡了渾身解數。他深知世宗的忌好，所以表現得非常的‘忠‘、‘勤‘、‘謹‘。他一做禮部尚書，就上了一道疏。疏中說：‘現在的大臣們呀，到最後都是觀望禍福，使皇上變得孤立而勞碌。‘世宗見後非常高興，說：‘這樣的話，已經足夠表現出你的忠誠了！‘又比如說，世宗經常派小太監去探視夏言和嚴嵩的舉動，嚴嵩通過結交內廷的太監，總是事先做好準備，深夜坐在家裏寫青詞，而夏言總是茫然不知，酣然大睡。還有一次，皇帝要封嚴嵩為上柱國，嚴嵩趕緊請辭，說：‘一個國家沒有兩個‘上‘，人臣不應該稱‘上‘。‘要知道，在古代，‘上‘是臣民們指稱皇帝的代詞。可以想像，一方麵是一個非常善於偽裝和取巧的嚴嵩，一方麵是一個略顯粗莽的夏言。他們之間的權力鬥爭，誰勝誰負一判立決。嘉靖二十一年，憑借議禮而得寵、當權6年之久的夏言被罷免。嚴嵩取代了夏言的位置。自此以後的20年，除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二十七年（1548）的三年，基本上是嚴嵩一手遮天。在一個極端專製的皇權政治體係裏，誰控製著與皇帝溝通的渠道，誰就可能獲得權力。從嘉靖十八年（1539）起，世宗就基本上不再上朝了，大臣們基本上見不到皇帝。嚴嵩卻時常能見到世宗，有時皇帝一天可能給嚴嵩下幾道手詔，其寵幸可見一斑。到嚴嵩年齡很大的時候，他甚至可以坐著小轎出入宮廷。但是，世宗始終沒有放權於嚴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新召回夏言任內閣首輔，就使嚴嵩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據說，有一次為了兒子嚴世蕃的違法之事，嚴嵩不得不攜著兒子來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邊求情。《明史》的編者清楚地指出，這是世宗察覺了嚴嵩的驕橫，所以雖親禮嚴嵩，卻也不完全相信嚴嵩的話，偶而做出一些很專斷的決定（例如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大將軍仇鸞），或偶而不同意嚴嵩的話，以‘殺離其勢‘。
後來，年老的嚴嵩漸漸失寵。首先，他再也寫不出很精妙的青詞來。他的青詞多是請別的人代寫，所以皇帝總是不滿意；其次，他最善於揣摩皇帝心思的兒子嚴世蕃因為要為母親歐陽氏守孝，不能跟著嚴嵩辦事，所以嚴嵩擬的旨也往往不稱皇帝之心；再次，萬壽宮火災之後，嚴嵩竟敢糊裏糊塗地勸皇帝暫且住到南宮去。要知道，南宮是當初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這讓世宗惱火不已。最後，嚴嵩之敗的關鍵，是因為在皇帝的身邊，出現了另外一個精明厲害的人物—徐階，漸漸與嚴嵩爭寵。據說，有一次嚴嵩想借大將軍仇鸞之獄來陷害徐階，卻發現徐階比他更早一步行動了—仇鸞之獄是徐階先告發的，不由得咄咄稱奇。嘉靖四十一年，道士藍道行為世宗扶乩（ji）。沙盤上出現了一行字：‘賢不競用，不肖不退耳！‘世宗問誰是小人。藍道行說：‘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這件事被一個在太監家避雨的禦史鄒應龍知道了。於是，善於投機的鄒應龍就上疏攻擊嚴嵩、嚴世蕃父子。同年五月，嚴嵩被罷免，嚴世蕃下獄。據當時一些人的記載，也有說這件事是徐階一手布置的。後來，禦史林潤繼續攻擊嚴世蕃，想把當初楊繼盛彈劾嚴氏父子而死的事情當作一件罪狀列進去，被徐階阻止了。徐階知道，楊繼盛之獄是世宗已經首肯的，翻楊繼盛案等於指責皇帝也有過錯了。於是，徐階捏造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說嚴世蕃結交倭寇。既然是叛國，自然死有餘辜了。這樣，嚴嵩20年的政壇經營，一朝瓦解。繼嚴嵩而起的，是更有心術的徐階。不過，朝政方麵逐漸改變了過去嚴嵩當權時的悛（quān）刻之風，變得相對地寬鬆起來。所以，嘉靖最後的5年時間，氣象略有些回複。
嘉靖四十四年（1565），皇帝病重。太醫徐偉遵詔前往醫治。世宗坐在小床上，龍衣拖在地上。徐偉怕踩著龍袍，遠遠地站住，不往前走。世宗非常奇怪。徐偉說：‘皇上龍袍在地上永陵，臣不敢進。‘診視完畢後，世宗給閣臣們下了一道手詔，說：‘徐偉剛才說‘地上‘，最能體現他的忠愛之情。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聽內閣大臣一說，嚇得一身冷汗。剛才若是無意中說‘龍袍在地下‘，恐怕自己早已先變做鬼了。這種對文字的敏感，說明世宗自知自己來日無多了。果然，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世宗被眾人從西苑抬回到宮城的乾清宮中，規規矩矩地龍馭賓天了。據後來以徐階為首的一批大臣們的主張，道士王金是害死世宗的罪魁禍首。世宗是不是服用王金等人所煉的丹藥而死？這個問題，到隆慶三年（1569）時便模糊了。當時的大學士高拱為了報複原首輔大學士徐階，對穆宗說：‘如果要追究王金等人的罪責，就說明先皇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先皇活了60歲，卻最後留在世間一個暴死的名聲，恐怕不好吧！‘所以，此後對於王金等人的調查也就結束了。但是，從世宗喜歡服用丹藥的特征看來，他的死，未嚐不是服用丹藥過量的緣故。無論如何，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朱厚熜死了。留在他身後的，是一個不安的邊疆和海域。
朱厚熜個人小檔案
姓名：朱厚熜出生：正德二年（1507）八月初十日
屬相：兔卒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
享年：60歲在位：45年
年號：嘉靖諡號：肅皇帝
廟號：世宗陵寢：永陵
父親：朱祐■母親：蔣妃
初婚：16歲配偶：陳皇後，張皇後，方皇後
子女：8子，5女繼位人：朱載垕
最得意：大禮議中獲得勝利最失意：壬寅宮變
最痛心：曹端妃被淩遲最不幸：八子僅存其一
最擅長：權術、房中術
世宗朱厚熜
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在位時間之長，在明代十六帝中僅次於他的孫子神宗。
在位期間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時間他根本就不住在宮中，而是住在他專門用來煉丹、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放鬆過對政權的控製。在明代皇帝中，他的權術也許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殘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誕、自大、殘忍以及喜歡玩弄權術，卻交集於他的身上。他也許是最能夠體會專製皇權的優越性的一個皇帝。他的墮落，非常迅速，而且徹底。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個。總之，本來他應當是在湖廣安陸府一個王府中守規矩的世子和王爺，卻最終因獲得了皇位而被皇權扭曲成為一個怪物。似乎，一切都開始於‘大禮議‘—一場與他親生父親有關的政治爭論。
誰是我的父親
‘大禮議‘過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們所表現出來的投機或頑固心態，使他對於一般的官員們非常輕蔑，並失去與士大夫們對話的興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製著權柄，並且永遠高深莫測。孟森對於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議禮‘二字概括。那麽，何謂‘大禮議‘？大禮議的實質是表明了明朝皇權正統的轉移，即帝係從孝宗、武宗一係轉到世宗一係，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親興獻王。大臣們與世宗所爭論的問題就是，新即位的世宗與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是應該稱孝宗為伯父？還是稱孝宗為父親？如果稱孝宗為父親，那麽世宗又該如何稱呼他的親生父親興獻王朱祐■？這些看似細枝末節的事情，其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對世宗來說，議大禮一事不僅是要爭取自己的皇權楊廷和像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樹立自己作為皇帝的專製權威。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誕的武宗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沒有子嗣繼承。武宗去世，政府的工作實際上已落在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的身上。楊廷和與內閣其他大學士商議迎立興獻王世子朱厚■。由於朱厚熜在當時是憲宗皇帝孫輩中年齡最大的，其父興獻王朱■跟孝宗是兄弟，按照倫序繼承的原則，他的繼位得到了所有大臣們的同意。次日，太監穀大用、駙馬都督崔元、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書毛澄等人出發趕赴安陸，迎接朱厚熜前來即位。誰也不會想到，迎來的15歲的朱厚熜竟是如此難以對付。從正德十六年（1521）始至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依靠一部分臣工們的支持，在議禮問題上與大部分朝臣對立了整整4年，而在這一過程中，朱厚熜一步步走向強硬和專製。楊廷和更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遺詔，竟然一開始就成為朱厚熜迫使他改變立場的利器。遺詔中用武宗的語氣說：‘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後，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遺詔中最關鍵的是最後四字‘嗣皇帝位‘。所以，當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到達北京城外的時候，進城的禮儀就成為第一個問題。禮部員外郎楊應奎、郎中俞才擬定的儀注，是照準皇太子即位之禮的，即由東安門入，宿文華殿。朱厚熜看過之後，就對身邊的興獻王府長史袁宗皋說：‘遺詔是讓我來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當時，朱厚熜所能真正依靠的親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後來，袁宗皋以從龍之功任內閣大學士，由一個正五品的官員升至一品大臣。但在當時，朱厚熜無疑是以一人之力對抗當時的文官政府。楊廷和請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禮儀行事，無奈朱厚熜以遺為依據，就是不同意。最後，張太後命楊廷和等人先實施‘勸進‘這樣一個程序，等於在形式確認朱厚熜為皇帝，然後再按皇帝的儀式讓朱厚熜入京。朱厚熜當即受箋，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樣辭讓再三，而是立即受箋，由大明門入，朝見太後、武宗皇後，禦奉天殿，即皇帝位。後來的人說，這件事說明朱厚熜的心中‘早有定見‘—即‘繼統不繼嗣‘。對於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有這樣的主見是難能可貴的。所以，袁宗皋說：‘殿下聰明仁孝，天實啟之。‘但是，我們看來，這也許說明朱厚熜在王府時受過良好的教育。朱厚熜的父親據說‘嗜詩書，絕珍玩‘，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平時也重視對兒子的教育。所以，相對於深宮長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長大的朱厚熜自然有更強的獨立能力與主見。因此，在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上，朱厚熜小勝。但是，接下來的‘大禮議‘，竟牽動著整個嘉靖初年的政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的意見，朱厚熜‘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對興獻王和興獻王妃，朱厚熜一律稱‘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繼興獻王後，襲封為興王。這樣的安排，就等於將興獻王朱祐■惟一的兒子朱厚熜過繼給孝宗為子而正式成為武宗的弟弟，以繼承皇位，再將益王的兒子朱厚炫過繼給興獻王朱祐■，繼承王位。對於這樣拔蘿卜似地拔來拔去的安排，朱厚熜回答說：‘事體重大，再討論說來聽。‘顯然，朱厚熜無法接受自己稱自己的親生父親和母親為叔父、叔母，而稱呼根本沒有過繼手續的伯父為父親。但是，禮部尚書毛澄等人的複議依舊堅持前議，並且高唱‘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的高調。朱厚熜的批複依舊是要禮臣們再去討論。也許，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來為皇帝講話。直到七月，事情仍懸而未決。新科進士張璁上疏，針對‘為人後者為人子‘的說法，指出如果興獻王健在並且即位的話，難道興獻王也要做孝宗的兒子麽？認為朱厚熜所繼承的大統，實際上是太祖之統，是來自祖父憲宗的。而且，張璁說：‘現在要迎養聖母來京，稱皇叔母的話，就要講君臣之義了，難道聖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長子不得為人後！‘這一番議論，在朱厚熜聽來，自是高興，說：‘此論一出，我們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們看來，張璁的議論無疑是奸邪之論，意在討好皇帝。因此，紛紛上疏要求懲辦張璁及其同黨桂萼。但是，朱厚璁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裏會懲辦呢！於是，他不久後即命張璁、桂萼兩人進京與京城的大臣們來議禮。大臣們自然是極力阻撓二人入京，一方麵與皇帝妥協，一方麵攻擊張璁和桂萼兩人心術不正。這樣，圍繞著議禮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兩派：一派是以張璁為首的主張尊奉興獻王為皇考的；一派是以楊廷和為首的主張尊奉孝宗為皇考的。
從兩派的力量對比來看，自然在初期楊廷和占據著極大的優勢。內閣大學士們、各部的尚書以及科道的言官們，幾乎都是與楊廷和同一主張的。世宗這時剛剛即位，羽翼尚未豐滿，還不敢過分地專製。大臣們也動輒以辭職相要挾。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禮部尚書毛澄、大學士蔣冕就先後要求辭職，朱厚璁因為還缺乏多數朝臣的支持，還隻能溫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許初現了朱厚璁專製的苗頭。該月，禮部主張用王妃的禮節來迎接到京的興獻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確地表示不同意，下詔用‘母後儀駕‘，由大明門入。整體看來，這一時期朱厚璁與楊廷和等大臣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博弈。雙方相互妥協、要求，試探對方的底線。有時，朱厚璁幾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朱厚璁對楊廷和等人說：‘你們所說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思亦無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腸，慎無再拒，勉順施行。‘意思說，請你們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絕了吧，勉勉強強實施就可以了。在當時，朱厚璁的要求比較簡單，就是不能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強接受稱興獻王為興獻帝顯陵。
‘興獻帝‘、稱興獻王妃為‘興國太後‘的做法。議禮諸臣如張璁、霍韜、熊浹等人被以各種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隻剩下皇帝一個人與整個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熜在長達一年的與諸臣接觸中，也許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貴及專製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傳諭：‘興獻帝、後皆加稱皇字。‘也就是要稱興獻帝為‘興獻皇帝‘，稱興獻太後為‘興國皇太後‘。但是，毛澄等人堅持‘興獻帝不宜加皇號‘，抗疏力爭。朱厚熜派太監去見毛澄，向毛澄長跪叩頭。毛澄嚇了一跳。太監說：‘這是聖上的意思。聖上說：‘人誰沒有父母，為什麽使我不能盡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請你改變主張！‘‘毛澄憤然說：‘老臣雖糊塗，但不能讓禮法在我手上破壞，隻有一去不參加議禮罷了！‘於是堅持辭去禮部尚書一職。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請求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稱興獻帝為皇考。這一主張等於是否定了朱厚熜繼嗣孝宗的說法，比當初隻要求尊崇親生父親的主張又前進了一步。從而，在朝廷中再掀軒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與大臣之間達成了和局：尊稱世宗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這回皇帝似乎也滿意了，也命張璁等人不要再來北京議禮了。但是，對於張璁和桂萼二人來說，深知當初這樣的議論就犯了眾怒，如果不弄垮反對派，勢必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張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稱自己的父親為‘本生皇考‘，其實還是把自己當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兒子，與稱自己的父親為‘皇叔父‘其實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大臣們表麵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見，其實暗地裏還是割裂了您作為兒子對父親的孝情。‘皇帝看了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們商量了，就下詔：‘萼、璁來京。‘這個時候，當初反對皇帝最激烈的幾個大臣如毛澄、楊廷和、蔣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張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禮議的又一個高潮。隻不過這一次，是議禮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數越來越多，完全占據了上風。據說張璁、桂萼一入京，朱厚熜就授他們為翰林學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員竟然紛紛請求辭職，以表示不願與張璁、桂萼二人同事的決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發了反對皇帝過度尊崇親生父親的哭門事件。楊廷和的兒子楊慎對眾臣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於是，群臣跪伏於左順門，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熜命太監傳諭說：‘爾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時分仍然伏地不起。於是，皇帝命錦衣衛將翰林學士豐熙等8人逮入詔獄。楊慎等人於是撼門大哭，一時‘聲震闕庭‘。朱厚熜大怒，將五品以下官員馬理等134人逮入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熜餘怒未息，命將楊慎、張原等糾集者實行廷杖。張原當時即被杖死，楊慎等或削職為民，或充戍邊疆。這件事，當時也稱為‘大禮獄‘。明代士大夫的風節，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非常強烈。但是，這一事件同時也使‘衣冠喪氣‘，而張璁等人氣勢極為囂張，議禮一事亦沿著議禮諸臣的主張越滑越遠。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太後張氏為‘皇伯母‘；稱恭穆獻皇帝為‘皇考‘，章聖太後為‘聖母‘。
至此，世宗解決了‘誰是我的父親‘的問題，明確地表明孝宗朱祐樘隻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諷刺的那樣，既然當初反對稱親生父親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稱皇叔，就要講君臣之義‘，那麽稱孝宗為皇伯考不是也要講君臣之義嗎，難道要把孝宗當作世宗的臣子嗎？這裏麵無疑存在著一個自相矛盾之處。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時候，也總是議論紛紛。為此，學者毛奇齡曾專門寫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禮議》的文章，從經學的角度專門探討明代人疏於知禮。但是，今天看來，大禮議一事，並無是非曲直，倒是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皇權的專製力量之強大。後來，議禮一事還不僅停留於此。世宗非但對其生父稱帝稱考，而且稱皇稱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於明堂。這樣的做法，連張璁等人都覺得有些不對。但是，誰又能節製皇帝的隨心所欲呢？晚明學者黃景■說得好：‘有導其源，思節其流，難矣！‘其實，後來世宗的隨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禮議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來越遠。
世宗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為自己取了幾個很長的道號，大概凡是道士們喜歡使用的字詞，在嘉靖的道號中都容納進去了，真是可笑至極。例如，他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又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把自己當作道教的神仙。
從16歲始，世宗就開始喜歡上道教的齋醮活動，即建壇向神祈福的活動。從嘉靖二年（1523）起，世宗的齋醮活動就開始受到群臣的關注與勸諫。第一個誘引世宗進行此類活動的人，可能是太監崔文。在四月份給事中張嵩的上疏中說：‘太監崔文等於欽安殿修設醮供，請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道惑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閏四月，楊廷和也勸皇帝不要迷信道教：‘齋醮祈禱必須預絕，其端不可輕信‘，指出齋醮活動是道教之人假借來騙衣食的，虛誕誣罔。但是，世宗渾然不以為意。群臣在勸諫齋醮活動的同時，還不斷地提及要皇帝‘宮寢限製、進禦有時‘、‘親幸有節‘，要節製女色。一個剛剛即位才一年多的17歲皇帝，竟然就開始迷上道教與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麽的空虛。所以，世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墮落得最快的一個。在世宗在位的45年中，他對於道教的癡迷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與道教有關。比如說嘉靖朝嚴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藍道行借扶乩（ji）之名指嚴嵩為奸臣而起。概括地說，世宗的信道活動中，前後有兩個人對他影響很大。一個是邵元節，一個是陶仲文。世宗所寵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寵日隆，始終不替。
邵元節：江西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的道士。還在正德年間（1506～1521）的時候，寧王朱宸濠就曾經禮聘他去寧王府，但遭到拒絕。因此，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的叛亂被平定後，邵元節非但沒有受牽連，反而被道人們認為‘有識‘而受到尊崇。嘉靖三年（1524），迷戀道教的世宗召邵元節入京，讓他居住在顯靈宮中，專門掌管禱祀之事。顯靈宮在宮城之西，修建於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嘉靖初年，皇帝還專門修建顯靈宮的昊極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寶月光後。邵元節的法術，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應驗了。這讓皇帝很高興，同時也增加了對邵元節的信任。他封邵元節為真人，讓他主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個道觀，總領天下道教。從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十八年（1539）病逝，邵元節無疑是世宗最寵幸的道士。皇帝還曾派人在邵元節的家鄉貴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宮。
陶仲文：在邵元節之後，他的朋友陶仲文取代了邵元節的位置，專寵20年。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廣黃岡人，曾做過黃梅縣的縣吏、遼東庫大使。後來，他來京城，就住在邵元節的邸舍中。宮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節年老不能去的，就讓陶仲文代替去辦。從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陶仲文成了世宗身邊最受寵的道士。嘉靖二十年（1541），陶仲文進少師，兼少傅、少保。在明代曆史中，兼領‘三孤‘的隻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世宗對他的寵愛。據說，陶仲文其人雖然極受世宗的寵愛，但行事卻小心慎密，不敢恣肆。這也許是他長年能受寵於世宗的主要原因。世宗迷信道教，雖然也有因為道教的法術在解決一些求雨、祈嗣等問題上有所應驗的原因，但是，歸根結底是想要尋找長生之道。有學者指出世宗信道，前期主要是為了長生，後期主要是房中術。在道士的理論中，房中術正是養生術之一種。從道士那裏，世宗學來的長生之道有二：一是齋醮，二是采陰補陽。齋醮剛才說過，就是建道壇，齋沐之後，向神仙祈福。齋醮時必須向上帝呈奉祝詞，即青詞。青詞是道士齋醮時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又稱為綠章。世宗晚年迷信道教，專意於齋醮之事。當時的大臣中，嚴嵩、袁煒、李春芳都善撰青詞，以討好皇帝。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人稱為‘青詞宰相‘。一些挨不上資格為皇帝寫青詞的人如高拱就請求皇帝允許為他的齋醮事效勞。第二項長生之道采陰補陽，實際上變成了世宗既想長生，又不想節欲的借口。根據邵元節、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論，世宗養生除了主靜、主誠、主敬之外，不需要特別地節製自己的性欲，而隻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術並與童貞的處女交配，就可以達到采陰補陽、延年長壽的效果。為此，在嘉靖一朝，為皇帝煉製春藥成為道士們的一項主要任務。春藥有多種，其中以‘紅鉛‘（或叫‘先天丹鉛‘）製成的小藥丸最為有名。
世宗所要服用的‘紅鉛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歲少女初次月經的經血。因此，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間選宮女，每次數百人。這些宮女，一方麵是為煉製紅鉛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麵則是充當世宗泄欲的工具。在‘紅鉛丸‘中，還有中草藥、礦物質及秋石等成分。秋石，據說也是用童男、童女尿煉製而成。據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說，明代道士所煉的秋石，實際上即從大量的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製劑。也就是說，秋石方的加入，即是使紅鉛丸具有春藥的功能。依靠著這些藥物，世宗再瘋狂地對少女們進行所謂的‘采補‘。中國古代的房中術，‘采補‘之術即是把少女當作煉內丹的‘爐鼎‘。這種交配態度，其實對於女方是一種變相的摧殘。此外，世宗命令宮中的宮女們每天日出時分就去禦花園中采集‘甘露‘，供他飲用。許多宮女因此累倒，病倒。暴戾、好色的世宗，漸漸引起了宮女們的怨恨。嘉靖二十一年（1542），宮中發生了一次宮女謀弑皇帝的宮變，史稱‘壬寅宮變‘。宮變的主角楊金英、邢翠蓮等糾集十餘名宮女，在十月二十日晚上用黃綾布幾乎將世宗活活勒死。這件事情的最終後果，是十餘名宮女連帶受皇後嫉妒的端妃曹氏被淩遲處死。而且，世宗從此對於冷森的宮城心懷怯意，幹脆就搬出了宮城，住到了西苑的萬壽宮，專心地修起道來。
但是，無論是道士們的齋醮，還是甘露、丹藥、房中術，都沒能強健世宗那本就孱弱的身體。過度縱欲與濫服藥物，隻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嘉靖四十四年始，世宗就開始重病，次年十月，壽終正寢。此時，距邵元節死27年，距陶仲文死6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麽可能延續別人的生命呢？也許，世宗至死也沒有明白這樣的一個道理。他也許還夢想著自己即將真的成為‘真君‘或是‘仙翁‘呢！
誰做我的寵臣
嘉靖一朝，有寵臣，無權臣。世宗雖然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後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卻是乾綱獨斷，掌控著朝廷大權。這雖然是明代皇權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強的結果，也是世宗自身的性格所決定的。世宗在大禮議事件中的勝利，讓他產生出極強的自負心理。有些學者說世宗是一個‘自大狂‘。這句話絲毫不錯。明末的黃景■說世宗‘集眾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實際上，世宗一直把自己當作是一個聖人。在有著這樣一種心態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自誇。明代中葉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個大哲王守仁手劄學家、軍事家（正德年間他平定了寧王叛亂），世稱陽明先生。嘉靖初年他在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亂之後，給朝廷上了一道報捷的奏疏。疏中說了自己‘永除百年來兩廣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類的話，結果招來了世宗一頓‘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恩威倒置，恐傷大體‘的責罵。這件事說明，在世宗眼裏，沒有能臣，隻有聽話辦事的奴才！嘉靖年間，皇帝比較信任的代表性的寵臣，前期有張璁（cong）、夏言，後期有嚴嵩、徐階。張璁、夏言皆以議禮而受寵；嚴嵩、徐階的特點，就是都很善於撰寫青詞。
張璁（1475～1539）：字秉用，號羅峰，浙江永嘉人，後改名孚敬，字茂恭。後來，皇帝在召對時好幾次叫他‘張羅山‘，所以張璁幹脆又號‘羅山‘。據說，張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20歲左右，他就中了舉人。然而，他參加過7次會試，都沒有考上進士。於是，他就幹脆想以舉人的身份向吏部謀一份差使。但是，一個名叫蕭鳴鳳的禦史很會相人，看了張璁的生辰八字後就說：‘你還是別去參加吏部的選試了。再過三年，你就可以成進士了。一旦你成了進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個人，天下人沒有誰能比得上你了！‘張璁勉勉強強地回家世宗出警圖（局部）了。3年之後的正德十六年（1521），張璁終於中了進士。張璁以新科進士的身份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親生父親，使他後來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議禮的過程中，兩個禦史—段續和陳相—竟要求殺張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時之間，張璁四麵受敵，惟一的支持隻剩下來自皇帝的慰問。當時，皇帝對張璁說：‘你們不是靠議論我父親的禮儀而受我的寵幸的，你們隻是把該說的正確的話講了出來而已。你們的忠心和你們的學識品行，都銘記在我的心裏。‘因此，對於皇帝的服從與感激，就成了張璁後來做官的基本準則。那就是，要無限地服從並報答皇帝，而對於大臣們卻表示出極端的蔑視。張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升任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皇帝對他極其信任，曾對他說：‘我寫給你的密旨，你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恐怕會泄露秘密。‘從張璁的性格看來，他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在他作大學士期間，他做了許多事情，比如整頓翰林院庶吉士製度、讓科道官互糾。這些措施，無論是出於什麽樣的主觀意圖，卻都達到了整頓吏治的效果。但是，張璁倚仗著皇帝對他的信任，在任大學士期間，誌驕氣橫，傲視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別的官員。這在某個方麵觸動了世宗敏感的神經。嘉靖八年（1529），張璁與首輔楊一清鬧矛盾。世宗命令張璁退休回家。可是，張璁一離開京城，皇帝就又對他念念不忘。於是，皇帝問楊一清說：‘我現在召還張璁，可不可以？‘楊一清自然是不願意張璁回來，於是便說：‘召不召還張璁，是皇帝您決定的事情。隻是，剛剛讓張璁走，便又讓他回來，恐怕變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過了一兩天，還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諭，去追了張璁回來。張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諭旨，便回來了。同樣的事，還發生了兩次。最後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所以，張璁一生做官的曆程中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還。這說明，一方麵，世宗對張璁仍是非常寵幸，但是另一方麵卻又總是想殺殺張璁的威風。後來有人議論張璁，就說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嚴。其實，這種議論，又怎麽能真正理解張璁呢！在張璁看來，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給予的。何況，曾經扶持世宗登上皇位的楊廷和死後還差點要被追懲呢，更別說其他人了。張璁也許深諳其中的道理，才不致於做出愚蠢的對抗皇帝的事來。世宗之下的大臣，談什麽尊嚴呢？
嚴嵩：他在明代曆史中被視為一個奸臣。在嘉靖朝的後半期，他與陶仲文成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陶仲文幹的是道士的活—煉丹；嚴嵩幹的是文人的活—寫青詞。有點意思的是，兩個人在相近的時間裏離開世宗的—陶仲文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死了，而嚴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退休回家了。嚴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故明朝人常稱他為嚴分宜。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的進士。中進士後不久，就回到家鄉潛心讀書10年，練就了一手極好的古文、詩詞的工夫。據說，嘉靖朝後期寫青詞的大臣不少，但往往是嚴嵩寫的青詞最合世宗的胃口。從嘉靖十五年始，嚴嵩開始進入政權的核心。當年，他因為文詞甚好，被皇帝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不久之後，嚴嵩在同鄉貴溪人夏言的幫助下成為禮部尚書。嚴嵩為了取寵於世宗，使盡了渾身解數。他深知世宗的忌好，所以表現得非常的‘忠‘、‘勤‘、‘謹‘。他一做禮部尚書，就上了一道疏。疏中說：‘現在的大臣們呀，到最後都是觀望禍福，使皇上變得孤立而勞碌。‘世宗見後非常高興，說：‘這樣的話，已經足夠表現出你的忠誠了！‘又比如說，世宗經常派小太監去探視夏言和嚴嵩的舉動，嚴嵩通過結交內廷的太監，總是事先做好準備，深夜坐在家裏寫青詞，而夏言總是茫然不知，酣然大睡。還有一次，皇帝要封嚴嵩為上柱國，嚴嵩趕緊請辭，說：‘一個國家沒有兩個‘上‘，人臣不應該稱‘上‘。‘要知道，在古代，‘上‘是臣民們指稱皇帝的代詞。可以想像，一方麵是一個非常善於偽裝和取巧的嚴嵩，一方麵是一個略顯粗莽的夏言。他們之間的權力鬥爭，誰勝誰負一判立決。嘉靖二十一年，憑借議禮而得寵、當權6年之久的夏言被罷免。嚴嵩取代了夏言的位置。自此以後的20年，除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二十七年（1548）的三年，基本上是嚴嵩一手遮天。在一個極端專製的皇權政治體係裏，誰控製著與皇帝溝通的渠道，誰就可能獲得權力。從嘉靖十八年（1539）起，世宗就基本上不再上朝了，大臣們基本上見不到皇帝。嚴嵩卻時常能見到世宗，有時皇帝一天可能給嚴嵩下幾道手詔，其寵幸可見一斑。到嚴嵩年齡很大的時候，他甚至可以坐著小轎出入宮廷。但是，世宗始終沒有放權於嚴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新召回夏言任內閣首輔，就使嚴嵩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據說，有一次為了兒子嚴世蕃的違法之事，嚴嵩不得不攜著兒子來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邊求情。《明史》的編者清楚地指出，這是世宗察覺了嚴嵩的驕橫，所以雖親禮嚴嵩，卻也不完全相信嚴嵩的話，偶而做出一些很專斷的決定（例如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大將軍仇鸞），或偶而不同意嚴嵩的話，以‘殺離其勢‘。
後來，年老的嚴嵩漸漸失寵。首先，他再也寫不出很精妙的青詞來。他的青詞多是請別的人代寫，所以皇帝總是不滿意；其次，他最善於揣摩皇帝心思的兒子嚴世蕃因為要為母親歐陽氏守孝，不能跟著嚴嵩辦事，所以嚴嵩擬的旨也往往不稱皇帝之心；再次，萬壽宮火災之後，嚴嵩竟敢糊裏糊塗地勸皇帝暫且住到南宮去。要知道，南宮是當初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這讓世宗惱火不已。最後，嚴嵩之敗的關鍵，是因為在皇帝的身邊，出現了另外一個精明厲害的人物—徐階，漸漸與嚴嵩爭寵。據說，有一次嚴嵩想借大將軍仇鸞之獄來陷害徐階，卻發現徐階比他更早一步行動了—仇鸞之獄是徐階先告發的，不由得咄咄稱奇。嘉靖四十一年，道士藍道行為世宗扶乩（ji）。沙盤上出現了一行字：‘賢不競用，不肖不退耳！‘世宗問誰是小人。藍道行說：‘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這件事被一個在太監家避雨的禦史鄒應龍知道了。於是，善於投機的鄒應龍就上疏攻擊嚴嵩、嚴世蕃父子。同年五月，嚴嵩被罷免，嚴世蕃下獄。據當時一些人的記載，也有說這件事是徐階一手布置的。後來，禦史林潤繼續攻擊嚴世蕃，想把當初楊繼盛彈劾嚴氏父子而死的事情當作一件罪狀列進去，被徐階阻止了。徐階知道，楊繼盛之獄是世宗已經首肯的，翻楊繼盛案等於指責皇帝也有過錯了。於是，徐階捏造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說嚴世蕃結交倭寇。既然是叛國，自然死有餘辜了。這樣，嚴嵩20年的政壇經營，一朝瓦解。繼嚴嵩而起的，是更有心術的徐階。不過，朝政方麵逐漸改變了過去嚴嵩當權時的悛（quān）刻之風，變得相對地寬鬆起來。所以，嘉靖最後的5年時間，氣象略有些回複。
嘉靖四十四年（1565），皇帝病重。太醫徐偉遵詔前往醫治。世宗坐在小床上，龍衣拖在地上。徐偉怕踩著龍袍，遠遠地站住，不往前走。世宗非常奇怪。徐偉說：‘皇上龍袍在地上永陵，臣不敢進。‘診視完畢後，世宗給閣臣們下了一道手詔，說：‘徐偉剛才說‘地上‘，最能體現他的忠愛之情。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聽內閣大臣一說，嚇得一身冷汗。剛才若是無意中說‘龍袍在地下‘，恐怕自己早已先變做鬼了。這種對文字的敏感，說明世宗自知自己來日無多了。果然，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世宗被眾人從西苑抬回到宮城的乾清宮中，規規矩矩地龍馭賓天了。據後來以徐階為首的一批大臣們的主張，道士王金是害死世宗的罪魁禍首。世宗是不是服用王金等人所煉的丹藥而死？這個問題，到隆慶三年（1569）時便模糊了。當時的大學士高拱為了報複原首輔大學士徐階，對穆宗說：‘如果要追究王金等人的罪責，就說明先皇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先皇活了60歲，卻最後留在世間一個暴死的名聲，恐怕不好吧！‘所以，此後對於王金等人的調查也就結束了。但是，從世宗喜歡服用丹藥的特征看來，他的死，未嚐不是服用丹藥過量的緣故。無論如何，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朱厚熜死了。留在他身後的，是一個不安的邊疆和海域。
朱厚熜個人小檔案
姓名：朱厚熜出生：正德二年（1507）八月初十日
屬相：兔卒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
享年：60歲在位：45年
年號：嘉靖諡號：肅皇帝
廟號：世宗陵寢：永陵
父親：朱祐■母親：蔣妃
初婚：16歲配偶：陳皇後，張皇後，方皇後
子女：8子，5女繼位人：朱載垕
最得意：大禮議中獲得勝利最失意：壬寅宮變
最痛心：曹端妃被淩遲最不幸：八子僅存其一
最擅長：權術、房中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