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此，賈誼曾將一偏《諫鑄錢疏》上奏於劉榮的祖父，漢文帝劉恒。
然這偏奏疏之中，主要是闡述了三個個重要的命題。
其一，因為民間鑄錢者多雜以鉛鐵，違反了朝廷的規定而導致“黥罪積下”，“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賈誼認為這是“懸法以誘民，使人陷阱”。
第二，因民間私鑄，導致錢法混亂，“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而其三，因民間鑄錢者日多而影響農業生產，“今農事棄。
賈誼還提出，朝廷應壟斷銅礦資源，並壟斷鑄幣，這有七大利處：一，將銅礦收歸漢廷壟斷，可減少私鑄犯罪。
二，銅錢皆由漢廷官方鑄造，標準統一，民眾用錢不必相互猜忌是否是偽劣幣。
三，農業才是漢家之根本。人們不再熱衷采銅鑄幣，老老實實從事農業生產。
四，天子可利用鑄幣權，來調控銅錢的重量，從而來調控物價。
五，銅礦可鑄幣，也可鑄成兵器，銅即是財富的代表，天子掌控銅礦，可按等級貴賤進行行賞，樹立皇帝權威、明確等級之別。
六，天子壟斷銅礦，壟斷鑄幣，就可吸收社會剩餘財富，充實國庫，並抑製商人投機暴利活動。七，漢廷可用多餘的銅錢，與匈奴爭奪民心。
而且，賈誼還還曾向文帝上書，進一步的闡述了，禁止民間鑄錢的具體措施，即由政府控製鑄幣所用之銅。
賈誼當時的關點是非常的直接了當的，隻要禁止民間私自采銅，私鑄問題便迎刃而解。
強烈反對文帝錢法的另一代表人物是賈山，這位大人在曆史之上，雖然不怎麽有名，但確實個標標準準的“反秦誌士”。
也不知道這位仁兄當初是怎麽想的，文帝一生除了寵信個佞臣鄧通以及被新垣平坑了一把之外，似乎並沒有什麽其他過多的汙點。
更是被漢家天下之百姓稱呼為聖天子，然賈山卻卻是為了勸諫文帝，便寫下來一篇奏疏，名曰：《至言》。
然其為了勸諫文帝做個好皇帝，可可謂是煞費苦心，將始皇嬴政，乃至其先祖皆數落了個遍。
而這位仁兄是認為:“錢者，亡用之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賈山認為貨幣是無用之物，雖然可以用來獲得富貴,但其本身隻是財富的代表符號，沒有任何價值。
然賈誼主要是從經濟的角發去分析民間鑄錢之弊的，而賈山則主要是從加強君主權力的政治角度來反對民間鑄錢的，與韓非所說的臣製財利日壅簡直是如出一轍，韓非即認為財利乃“人主之所獨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
在君主專製時代，富貴什麽的通通應操縱在皇帝自己手中，皇帝本就是至高無上的，隻有皇帝讓誰富貴，誰才能富貴之。
既然金錢可以用來交換富貴，而且金錢還是衡量富貴的標準，那麽鑄幣權當然也應由國家、皇帝所操縱。
賈山充分認識到了經濟壟斷與君主專製之間的關係。
然經過深思熟慮後，文帝還是沒有采納賈誼以及賈山的諫言。
其中還是有許多自身的考慮的。
首先，文帝不是被自己的老子劉邦指定的接班人，乃是由功臣派與劉姓皇族派共同推選出來的皇帝，在禮法之上非常的弱勢。
其二，以周勃、陳平為首的功臣派在朝中勢力太大，若是貿然下詔交鑄幣權收歸朝廷，必然會遭到諸侯王的不滿。
皇帝之所以能為皇帝，那也得是帝國所有人承認你是皇帝，那你才是皇帝。
早在推選皇帝之初，周勃便曾說過，當今天下，乃是劉姓之天下，高皇帝之天下。
但老劉家可不是隻有文帝一人，那還有一群眼巴巴看著的人看著呢。
在與功臣派奪權的過程之中，必不可少的要得到劉姓諸侯王的支持。
且像是早已與朝廷心生嫌隙的劉濞，其最大的產業就是開銅鑄錢，若是斷了他的財路，指不定其就要舉兵造反。
畢竟老劉家的狂人可是不少，劉長當年帶著七十個人，四十架馬車就敢造反。
被逼急了的劉濞會怎麽樣，那誰也不知道。
為了最快的恢複漢家的國力，終文帝一朝，除了三次匈奴入侵，便再無戰事。
即便是跳出來稱帝的趙佗，文帝也隻是派陸賈出使南越，令其自去帝號。
……………………………………………………………………
文帝放任民間鑄錢的政策，不僅當時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後世亦頗有爭議，然而無論人們評價如何，事實證明，文帝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至少在經濟領域中是這樣的。
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之中，“四銖”半兩錢在流通中逐漸趨於穩定，對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
如果說文帝的貨幣政策是不成功的，便無法解釋當時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工商業的高度發達，史記中有記載“非遇水早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現象。
劉榮可是曾親自到太倉中看過，那堆積如山一般的糧食。
文帝貨幣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於大力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允許民間鑄錢的自由競爭。
除禁止私鑄錢令後，政府為民間鑄錢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誰鑄的錢質量好、分量足,在流通中自然會受歡迎，反之就會被淘汰，再加上政府的外部監督，使文景時期的貨幣流通穩定了一段時期。
然而這競爭並不是平等的競爭，民間普通鑄幣者根本無法與地方郡國和權貴們競爭。《西京雜記》中有記載曰:“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吳王劉濞與鄧通得銅山之利，在競爭中處於絕對優勢，“故吳、鄧錢布天下”。
在這場鑄幣的自由競爭中，受益最大的是郡國貴族、豪強和少數與官府相勾結的巨商，由此也暴露了民間放鑄的弊端，鑄錢收入正是吳王劉濞叛亂的重要經濟基礎。
我大華夏曆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夠被稱之為盛世，乃是因為文景之時是漢家休養生息政策的高峰，同時也是貨幣政策最寬鬆的時候，即放任民間私鑄，在寬鬆政策的背後是國家經濟的全麵複蘇，國家實力的急劇增長。
然從辯證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麵性的，物極必反，隨著國家實力的增長，離政變休養生息政策已為時不遠了。
也就是說，國家必然會加大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社會經濟生活的
幹預力度。
在曆史上，劉榮的老爹劉啟在平定了七國之亂後，於景帝中元六年，頒布了“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禁止民間私鑄錢幣，逐漸將鑄幣權收歸政府。
然這裏的政府有中央政府和郡國政府兩層含義，但經過中央對郡國用人權的壟斷等措施後，此時的各地方王侯的權力同七國之亂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也就是說，此時的鑄錢的的確確向中央政府壟斷前進了一步。鑄幣權的收並過程同中央集權的加強過程是完全一致。
……………………………………………………………………
然到了劉彘一朝從建元元年開始推行三銖錢，到元鼎四年五銖錢的確立，在短短的二十餘年間，先後，進行了六次錢法改革，漢代的貨幣政策才最後確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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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元年，劉彘便開始推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漢代以來第一次實現了貨幣名稱與重量的統一。
但是，政府卻規定，在流通中，三銖錢作為法定貨幣，與文景時的四銖“半兩”錢等價使用，帶有明顯的虛幣斂財的性質。
鑄造這種輕小的貨幣當然利潤會十分豐厚，導致民間盜鑄再次盛行,法不能禁，這種以斂財為目的的貨幣改革很難推行下去。
到建元五年，劉彘廢除了三銖錢，恢複文景時期的四銖“半兩”.錢，並且進一步改進了錢幣的鑄作工藝，采取周邊有廓的形式，以防止人們磨豁取銅，同時也增加了盜鑄的難度，以後成為鑄幣的標準形式。
元狩四年，劉彘再次推行了三銖錢，並造皮幣與白金幣。規定皮幣值錢四十萬，強令王侯宗室朝覲時必須貢納。
這次貨幣改革主要是出於增加財政收人的需要，更是為了對付那些地方諸侯王們，要知道劉彘當初僅僅因為獻金成色不行，就一次罷黜了106個徹侯。
至於白金幣與皮幣，更是赤裸裸的聚斂財富的手段，吃相的確是非常的難看。
曆史上的顏異就是因為皮幣而亡之。紙幣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沒有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紙幣則無從談起，漢代根本不具備紙幣產生的條件。
然隻要規定輕小的鑄幣可以流通，盜鑄是難以避免的。盡管漢武帝明令“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仍“不可勝數”。
元狩五年，劉彘又因“三銖錢輕，易奸詐”，下令郡國鑄五銖錢，錢幣兩麵皆有周廓，五銖錢被確定為新的貨幣法定單位，這是五銖錢製的開端。
然而，劉彘的這次貨幣改革也不徹底，鑄幣權依然分散於地方郡國，銅材亦未由中央政府壟斷，民間盜鑄問題仍十分嚴重，因鑄錢而獲罪者日多。
史書有言：“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貨幣的發行，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身受我大天朝洗禮的劉榮可是對此清楚的很。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穩定的國家貨幣政策，是穩定國家的必要條件。
劉榮可是不想像劉彘一樣，哪天與匈奴人打起來了，也像劉彘一般，匈奴人還沒幹翻，先把自己家底打空了，搞得整個漢家千瘡百孔。
若不是有先前數代漢家天子的苦心經營，博得的民間百姓對漢家政權的信任。
不等到輪台罪己，可能民間的百姓就要揭竿而起，起來造反了。
然這偏奏疏之中，主要是闡述了三個個重要的命題。
其一，因為民間鑄錢者多雜以鉛鐵，違反了朝廷的規定而導致“黥罪積下”，“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賈誼認為這是“懸法以誘民，使人陷阱”。
第二，因民間私鑄，導致錢法混亂，“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而其三，因民間鑄錢者日多而影響農業生產，“今農事棄。
賈誼還提出，朝廷應壟斷銅礦資源，並壟斷鑄幣，這有七大利處：一，將銅礦收歸漢廷壟斷，可減少私鑄犯罪。
二，銅錢皆由漢廷官方鑄造，標準統一，民眾用錢不必相互猜忌是否是偽劣幣。
三，農業才是漢家之根本。人們不再熱衷采銅鑄幣，老老實實從事農業生產。
四，天子可利用鑄幣權，來調控銅錢的重量，從而來調控物價。
五，銅礦可鑄幣，也可鑄成兵器，銅即是財富的代表，天子掌控銅礦，可按等級貴賤進行行賞，樹立皇帝權威、明確等級之別。
六，天子壟斷銅礦，壟斷鑄幣，就可吸收社會剩餘財富，充實國庫，並抑製商人投機暴利活動。七，漢廷可用多餘的銅錢，與匈奴爭奪民心。
而且，賈誼還還曾向文帝上書，進一步的闡述了，禁止民間鑄錢的具體措施，即由政府控製鑄幣所用之銅。
賈誼當時的關點是非常的直接了當的，隻要禁止民間私自采銅，私鑄問題便迎刃而解。
強烈反對文帝錢法的另一代表人物是賈山，這位大人在曆史之上，雖然不怎麽有名，但確實個標標準準的“反秦誌士”。
也不知道這位仁兄當初是怎麽想的，文帝一生除了寵信個佞臣鄧通以及被新垣平坑了一把之外，似乎並沒有什麽其他過多的汙點。
更是被漢家天下之百姓稱呼為聖天子，然賈山卻卻是為了勸諫文帝，便寫下來一篇奏疏，名曰：《至言》。
然其為了勸諫文帝做個好皇帝，可可謂是煞費苦心，將始皇嬴政，乃至其先祖皆數落了個遍。
而這位仁兄是認為:“錢者，亡用之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賈山認為貨幣是無用之物，雖然可以用來獲得富貴,但其本身隻是財富的代表符號，沒有任何價值。
然賈誼主要是從經濟的角發去分析民間鑄錢之弊的，而賈山則主要是從加強君主權力的政治角度來反對民間鑄錢的，與韓非所說的臣製財利日壅簡直是如出一轍，韓非即認為財利乃“人主之所獨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
在君主專製時代，富貴什麽的通通應操縱在皇帝自己手中，皇帝本就是至高無上的，隻有皇帝讓誰富貴，誰才能富貴之。
既然金錢可以用來交換富貴，而且金錢還是衡量富貴的標準，那麽鑄幣權當然也應由國家、皇帝所操縱。
賈山充分認識到了經濟壟斷與君主專製之間的關係。
然經過深思熟慮後，文帝還是沒有采納賈誼以及賈山的諫言。
其中還是有許多自身的考慮的。
首先，文帝不是被自己的老子劉邦指定的接班人，乃是由功臣派與劉姓皇族派共同推選出來的皇帝，在禮法之上非常的弱勢。
其二，以周勃、陳平為首的功臣派在朝中勢力太大，若是貿然下詔交鑄幣權收歸朝廷，必然會遭到諸侯王的不滿。
皇帝之所以能為皇帝，那也得是帝國所有人承認你是皇帝，那你才是皇帝。
早在推選皇帝之初，周勃便曾說過，當今天下，乃是劉姓之天下，高皇帝之天下。
但老劉家可不是隻有文帝一人，那還有一群眼巴巴看著的人看著呢。
在與功臣派奪權的過程之中，必不可少的要得到劉姓諸侯王的支持。
且像是早已與朝廷心生嫌隙的劉濞，其最大的產業就是開銅鑄錢，若是斷了他的財路，指不定其就要舉兵造反。
畢竟老劉家的狂人可是不少，劉長當年帶著七十個人，四十架馬車就敢造反。
被逼急了的劉濞會怎麽樣，那誰也不知道。
為了最快的恢複漢家的國力，終文帝一朝，除了三次匈奴入侵，便再無戰事。
即便是跳出來稱帝的趙佗，文帝也隻是派陸賈出使南越，令其自去帝號。
……………………………………………………………………
文帝放任民間鑄錢的政策，不僅當時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後世亦頗有爭議，然而無論人們評價如何，事實證明，文帝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至少在經濟領域中是這樣的。
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之中，“四銖”半兩錢在流通中逐漸趨於穩定，對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
如果說文帝的貨幣政策是不成功的，便無法解釋當時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工商業的高度發達，史記中有記載“非遇水早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現象。
劉榮可是曾親自到太倉中看過，那堆積如山一般的糧食。
文帝貨幣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於大力推行休養生息政策，允許民間鑄錢的自由競爭。
除禁止私鑄錢令後，政府為民間鑄錢者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誰鑄的錢質量好、分量足,在流通中自然會受歡迎，反之就會被淘汰，再加上政府的外部監督，使文景時期的貨幣流通穩定了一段時期。
然而這競爭並不是平等的競爭，民間普通鑄幣者根本無法與地方郡國和權貴們競爭。《西京雜記》中有記載曰:“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吳王劉濞與鄧通得銅山之利，在競爭中處於絕對優勢，“故吳、鄧錢布天下”。
在這場鑄幣的自由競爭中，受益最大的是郡國貴族、豪強和少數與官府相勾結的巨商，由此也暴露了民間放鑄的弊端，鑄錢收入正是吳王劉濞叛亂的重要經濟基礎。
我大華夏曆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夠被稱之為盛世，乃是因為文景之時是漢家休養生息政策的高峰，同時也是貨幣政策最寬鬆的時候，即放任民間私鑄，在寬鬆政策的背後是國家經濟的全麵複蘇，國家實力的急劇增長。
然從辯證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麵性的，物極必反，隨著國家實力的增長，離政變休養生息政策已為時不遠了。
也就是說，國家必然會加大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社會經濟生活的
幹預力度。
在曆史上，劉榮的老爹劉啟在平定了七國之亂後，於景帝中元六年，頒布了“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禁止民間私鑄錢幣，逐漸將鑄幣權收歸政府。
然這裏的政府有中央政府和郡國政府兩層含義，但經過中央對郡國用人權的壟斷等措施後，此時的各地方王侯的權力同七國之亂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也就是說，此時的鑄錢的的確確向中央政府壟斷前進了一步。鑄幣權的收並過程同中央集權的加強過程是完全一致。
……………………………………………………………………
然到了劉彘一朝從建元元年開始推行三銖錢，到元鼎四年五銖錢的確立，在短短的二十餘年間，先後，進行了六次錢法改革，漢代的貨幣政策才最後確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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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元年，劉彘便開始推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漢代以來第一次實現了貨幣名稱與重量的統一。
但是，政府卻規定，在流通中，三銖錢作為法定貨幣，與文景時的四銖“半兩”錢等價使用，帶有明顯的虛幣斂財的性質。
鑄造這種輕小的貨幣當然利潤會十分豐厚，導致民間盜鑄再次盛行,法不能禁，這種以斂財為目的的貨幣改革很難推行下去。
到建元五年，劉彘廢除了三銖錢，恢複文景時期的四銖“半兩”.錢，並且進一步改進了錢幣的鑄作工藝，采取周邊有廓的形式，以防止人們磨豁取銅，同時也增加了盜鑄的難度，以後成為鑄幣的標準形式。
元狩四年，劉彘再次推行了三銖錢，並造皮幣與白金幣。規定皮幣值錢四十萬，強令王侯宗室朝覲時必須貢納。
這次貨幣改革主要是出於增加財政收人的需要，更是為了對付那些地方諸侯王們，要知道劉彘當初僅僅因為獻金成色不行，就一次罷黜了106個徹侯。
至於白金幣與皮幣，更是赤裸裸的聚斂財富的手段，吃相的確是非常的難看。
曆史上的顏異就是因為皮幣而亡之。紙幣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沒有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紙幣則無從談起，漢代根本不具備紙幣產生的條件。
然隻要規定輕小的鑄幣可以流通，盜鑄是難以避免的。盡管漢武帝明令“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仍“不可勝數”。
元狩五年，劉彘又因“三銖錢輕，易奸詐”，下令郡國鑄五銖錢，錢幣兩麵皆有周廓，五銖錢被確定為新的貨幣法定單位，這是五銖錢製的開端。
然而，劉彘的這次貨幣改革也不徹底，鑄幣權依然分散於地方郡國，銅材亦未由中央政府壟斷，民間盜鑄問題仍十分嚴重，因鑄錢而獲罪者日多。
史書有言：“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貨幣的發行，關係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身受我大天朝洗禮的劉榮可是對此清楚的很。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穩定的國家貨幣政策，是穩定國家的必要條件。
劉榮可是不想像劉彘一樣，哪天與匈奴人打起來了，也像劉彘一般，匈奴人還沒幹翻，先把自己家底打空了，搞得整個漢家千瘡百孔。
若不是有先前數代漢家天子的苦心經營，博得的民間百姓對漢家政權的信任。
不等到輪台罪己，可能民間的百姓就要揭竿而起，起來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