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曹燕，是在心語誌願者協會辦公室。她留著短短的寸頭，黑黑的，硬硬的，像是上了很多發膠，由於頭發太短，兩個耳垂上戴著的白色耳環就特別顯眼。
“這個殘疾女孩的打扮可真夠前衛的了。”
“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為了方便。”略顯拘謹的曹燕對我打開了她的心扉……
可能是家庭條件太差吧，剛診斷出我患了小兒腦癱時，父母就在近處給我東看一下、西看一下，斷斷續續地看了幾年，8歲那年，他們帶我去了一次北京的大醫院，以後就不再給我看了。
由於身體的原因，9歲時我才上小學一年級。班上有幾個調皮的同學，學我彎著右腳走路的樣子，學我顫抖著右手怎麽也使不上勁的樣子，然後哈哈大笑。在同學們的笑聲裏，我越來越自卑。回家告訴父母，他們隻說“別理會他們”，卻不會說安慰和鼓勵我的話。
爸爸原來是車工，每個月能拿700元錢，十幾年前他就患了糖尿病，他自己撐著，後來撐不下去了就換了工作，每個月隻能拿400元。那時候爸爸的脾氣不好，總打我，他越打，我越強，他就越生氣，所以我很不願意在家待著，總幻想有一天自己出去闖蕩，有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有足夠用的錢，有獨立的人格。
17歲時，我才上初二，實在沒辦法再繼續念下去了，家裏條件也不好，媽媽也下崗了，我就離開學校，先是在校門口賣冰糕、小吃，後來又到街上去擺地攤。父母都不願意我這樣，我想他們是怕我在外麵被欺負，或是怕我太辛苦吧。事實上，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苦，我覺得這是一種人生的磨煉，苦是苦點兒，但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樣，不像在學校時，我一個人默默地坐在教室後麵，放學後我就待在家裏，父母把我管得死死的，我沒有朋友，也不能到處跑著玩兒，我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太閉塞了。
有一年冬天，我拿著殘疾人證坐公交車，售票員非要讓我買票，我不買，說政策規定可以免票。可能她那天遇到了什麽不順心的事，表現得非常粗魯，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執，她把我推倒，又騎在我身上，還打了我三個嘴巴。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爺撥打了110，並主動地給我作證。我當時非常害怕，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大事”。最後，在民警的調解下，那個售票員賠給我200元錢，並和車隊隊長一起向我公開道歉。
我要的不是錢，要的是那位售票員對殘疾人的一種最起碼的尊重。
我渴望接觸社會，渴望認知一些新事物。不擺攤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在街上閑逛。有一天，經過一家股票大廳時，我好奇地走了進去，正趕上股評老師在給股民們講課。我似懂非懂地聽著，漸漸地入迷了。他講完了就要走，我跟上去向他介紹了我，他可能是看我可憐吧，就說行，你明天到某某地方找我。後來我才知道那個股評老師姓陳，四十多歲，在省城很有名氣，他在一家證券公司有個大戶室。從此，我風雨無阻，每天都去那家證券公司，在股票大廳裏一待就是一天。陳老師怕我在大廳裏難受，他就把我領到大戶室。大戶室一般人是不能進去的。
陳老師對我說，你的身體有殘疾，那麽你就應該用智慧來彌補它。在大戶室，陳老師從零開始教我學習證券知識。他用心地教，我用心地學。現在我隻想說一句話，這個世界上，還是好人多，我將永遠感謝陳老師。
以前我受到的歧視太多了，心理多少有些陰影。我曾經去過一家醫院看心理門診，號都掛了，但由於費用太高，一個小時就得兩百多元，我承受不起，所以沒看。認識陳老師後，我的心理疾病不醫而愈，我覺得生活已經向我打開了一扇門。我買了很多書，發了瘋似的填補我饑餓的求知欲。有些書我買不起，就在每周六、周日跑到書店裏待著，飯也不吃，像蠶吃桑葉似的吃那些書。
我主要是看電腦、金融、勵誌方麵的書，我相信能從書本裏找到自信。
陳老師告訴我，在上海有一家醫院可以治好我的病，大約需要兩三萬元。這筆錢對於我來說，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我不灰心。我相信，隻要我對生活充滿美好的向往，生活一定會回報我。
隻有學會了感恩，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用微笑去對待人生、對待朋友、對待困難，迎接未來的每一天。
“這個殘疾女孩的打扮可真夠前衛的了。”
“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為了方便。”略顯拘謹的曹燕對我打開了她的心扉……
可能是家庭條件太差吧，剛診斷出我患了小兒腦癱時，父母就在近處給我東看一下、西看一下，斷斷續續地看了幾年，8歲那年，他們帶我去了一次北京的大醫院，以後就不再給我看了。
由於身體的原因，9歲時我才上小學一年級。班上有幾個調皮的同學，學我彎著右腳走路的樣子，學我顫抖著右手怎麽也使不上勁的樣子，然後哈哈大笑。在同學們的笑聲裏，我越來越自卑。回家告訴父母，他們隻說“別理會他們”，卻不會說安慰和鼓勵我的話。
爸爸原來是車工，每個月能拿700元錢，十幾年前他就患了糖尿病，他自己撐著，後來撐不下去了就換了工作，每個月隻能拿400元。那時候爸爸的脾氣不好，總打我，他越打，我越強，他就越生氣，所以我很不願意在家待著，總幻想有一天自己出去闖蕩，有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有足夠用的錢，有獨立的人格。
17歲時，我才上初二，實在沒辦法再繼續念下去了，家裏條件也不好，媽媽也下崗了，我就離開學校，先是在校門口賣冰糕、小吃，後來又到街上去擺地攤。父母都不願意我這樣，我想他們是怕我在外麵被欺負，或是怕我太辛苦吧。事實上，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苦，我覺得這是一種人生的磨煉，苦是苦點兒，但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樣，不像在學校時，我一個人默默地坐在教室後麵，放學後我就待在家裏，父母把我管得死死的，我沒有朋友，也不能到處跑著玩兒，我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太閉塞了。
有一年冬天，我拿著殘疾人證坐公交車，售票員非要讓我買票，我不買，說政策規定可以免票。可能她那天遇到了什麽不順心的事，表現得非常粗魯，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執，她把我推倒，又騎在我身上，還打了我三個嘴巴。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爺撥打了110，並主動地給我作證。我當時非常害怕，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大事”。最後，在民警的調解下，那個售票員賠給我200元錢，並和車隊隊長一起向我公開道歉。
我要的不是錢，要的是那位售票員對殘疾人的一種最起碼的尊重。
我渴望接觸社會，渴望認知一些新事物。不擺攤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在街上閑逛。有一天，經過一家股票大廳時，我好奇地走了進去，正趕上股評老師在給股民們講課。我似懂非懂地聽著，漸漸地入迷了。他講完了就要走，我跟上去向他介紹了我，他可能是看我可憐吧，就說行，你明天到某某地方找我。後來我才知道那個股評老師姓陳，四十多歲，在省城很有名氣，他在一家證券公司有個大戶室。從此，我風雨無阻，每天都去那家證券公司，在股票大廳裏一待就是一天。陳老師怕我在大廳裏難受，他就把我領到大戶室。大戶室一般人是不能進去的。
陳老師對我說，你的身體有殘疾，那麽你就應該用智慧來彌補它。在大戶室，陳老師從零開始教我學習證券知識。他用心地教，我用心地學。現在我隻想說一句話，這個世界上，還是好人多，我將永遠感謝陳老師。
以前我受到的歧視太多了，心理多少有些陰影。我曾經去過一家醫院看心理門診，號都掛了，但由於費用太高，一個小時就得兩百多元，我承受不起，所以沒看。認識陳老師後，我的心理疾病不醫而愈，我覺得生活已經向我打開了一扇門。我買了很多書，發了瘋似的填補我饑餓的求知欲。有些書我買不起，就在每周六、周日跑到書店裏待著，飯也不吃，像蠶吃桑葉似的吃那些書。
我主要是看電腦、金融、勵誌方麵的書，我相信能從書本裏找到自信。
陳老師告訴我，在上海有一家醫院可以治好我的病，大約需要兩三萬元。這筆錢對於我來說，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我不灰心。我相信，隻要我對生活充滿美好的向往，生活一定會回報我。
隻有學會了感恩，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用微笑去對待人生、對待朋友、對待困難，迎接未來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