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在荀子死後的兩千多年,對荀子有這樣不同的評價呢?原因很複雜,也很簡單。


    首先是因為儒學傳統中的保守缺陷。


    從孔子創辦儒學開始,主張“述而不作”。老師隻學習、傳授、解釋儒家經典,自己不創造新觀點,不寫新文章。孔子把六經當作經典,孔子、孟子的學生把孔子、孟子的話當作經典,一代一代往下傳。


    並不是說儒學的經典不好,而是說,這樣傳授儒學的方法帶來一個很大的弊端。隻按照經典宣講,不能夠創新,不允許創新,長久下去,就把儒學引進一條死胡同。在荀子之前,儒學幾乎滅亡的命運就是證明。


    荀子開辟道路,把儒學引出了這條死胡同,讓儒學走到社會實踐中去,儒學才有了新生。可是,後來保守思想再度占領了儒學的統治地位,他們捍衛儒學照本宣科的保守傳統,把曾經挽救儒學生命的荀子當作異端。


    反對荀子的學者給荀子的最大罪名是“悖於聖人”。就是說,荀子的思想是自己的獨創,和孔子、孟子不一樣。孔子孟子,是他們判斷荀子是非的最高標準。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周王朝的時候“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以後諸侯國的力量逐漸強大,“禮樂征伐從天子出”的規矩被破壞,變成了禮樂征伐從諸侯出,與周王朝分庭抗禮,天下大亂。孔子感到社會很不安定,創立儒學,周遊列國,到處宣講應當恢複周王朝的禮樂製度,以維護安定的社會秩序。可是,諸侯出於自身的利益,對孔子的話不願意


    聽從。孔子死後,他創建的儒學因為不合時宜,也就漸漸地衰落。弟子們把孔子的話記錄下來,稱之為《論語》。


    一百多年之後,孟子繼承孔子的事業,繼續弘揚儒學。這個時候已經進入戰國時期。在華夏大地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氣象。倡導為我主義的楊朱學派,與倡導平等博愛的墨子學派,他們的主張比較接近現實,所以很受人歡迎。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對楊朱學派和墨子學派進行激烈的抨擊。孟子強調孔子學說中的“仁”字。他周遊列國,遊說他的仁政學說。但諸侯認為孟子講的主張距離現實太遠,無人采納。孟子去世之後,弟子們把他的話記錄下來稱之為《孟子》。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並不高。自從韓愈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的地位才逐漸提升。南宋的朱熹把《孟子》一書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在社會上推廣。到元朝,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把孟子的思想與孔子的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


    荀子所處的時代和他們兩個人不同,是戰國末期,七雄並立。七國經過變法,成為封建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國家。他們用郡縣製度代替了按照親疏遠近分封權力的宗法製度。用以軍功大小定爵位和等級的官僚製度,代替了兒子繼承老子的世襲製度。孔子所向往的西周時代的製度,一去不複返,社會的總傾向是走向天下一統。


    所謂的荀子“喜為異說”,是荀子根據時代的變化和要求,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做出的理論創新,為建立中華大一統的國家,創造性地製定出可以用於實踐的“禮法並舉”“王霸並用”等一整套理論體係。


    荀子所創建的荀學,是發展了的儒學,是與時倶進的儒學,是儒學生存所必需,是曆史的必然。簡單地用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為標準去衡量荀子的思想,如同刻舟求劍,是極其錯誤的。


    孔孟的儒學“述而不作”,反對獨立思考,排斥獨創性,這是儒學傳統的弊端。荀子的被扼殺,正暴露出孔孟儒學的弱點。荀子是孔孟儒學保守性缺陷的犧牲品,最大的受害者。


    第二,荀子在反對者的心中有難言的忌諱。


    荀子有兩個觀點讓君王和正人君子們都討厭。一個是“明於天人之分”,一個是“人之性惡”。


    古代的君王都標榜自己是天帝的兒子,他是代表天帝來治理百姓的,所謂“君權神授”,他們借此來蒙騙百姓,統治百姓。1


    荀子寫下《天論》,講“明於天人之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呼喚人把天和人區分開來,人是人,天是天,不能混淆在一起。言外之意,什麽天帝的兒子,什麽“君權神授”,全是假話、騙人。


    荀子的這個觀點對於君王來說,是釜底抽薪,戳穿了他們的騙人把戲,直接威脅著他們的統治地位。對於這樣一個學者,盡管學問很大,名聲很高,曆代的封建君王能喜歡嗎?能抬舉他嗎?所以,無論荀子說的道理多麽正確,無論荀子講的治國辦法多麽可行,君王們隻會在實際行為中運用他的辦法,卻不會推崇荀子這個人。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麽在漢代,朝廷內外正在熱心推崇荀子學說的時候,漢文帝把孟子的書設立專職博士給學子傳授;卻不把荀子的書設立專職博士,傳授學子,個中隱情是不言自明的。漢文帝害怕學子們讀了荀子的書,中了荀子的毒,也和荀子一樣,否定他“君權神授”的特殊地位。


    而孔子和孟子是相信“君權神授”的。“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孔子說隻有天子是受命於天,士大夫們是受命於君王。這樣的話,君王們看到了,聽到了,能不高興嗎?能不抬舉嗎?


    再一個,荀子的性惡論更讓許多人討厭。


    君王既然認定自己是天帝的兒子,君王就是品德的楷模,天下的百姓們隻能效法,誰也不能和他相比。


    那些正人君子標榜自己是道德的傳揚者,自然也高人一等。


    可是荀子說,人的本性是惡的,人出生下來都一樣。無論是君王、君子、聖人、農夫,天下所有的人都一樣,本性都是惡的。沒有哪個人天生下來就品德善良,人的善良品德是長大以後經過學習才有的。而且“學不可以已”111,每一個人都必須終生學習,遵守法律,修養身心,不斷改變惡的本性,才能完善地走完一生。


    荀子人性惡的觀點,太刺耳,太尖銳,太難讓那些君王、君子接受了。


    君王,還有那些正人君子,哪一個願意承認自己的本性是惡的呢?君王和君子一看到荀子這個觀點,都會把鼻子氣歪了。


    宋代理學家程顥就說,“荀子極偏駁,隻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荀子的一句性惡,就失去了大本。程顥說的“大本”是什麽?不就是孔孟之道嗎?不就是孟子的人性善嗎?


    因為荀子提出人性惡的一個觀點,就否定了他的一切,可見那些正人君子對荀子痛恨之強烈。


    有人說,孟子是道德教化,荀子是道德批判,這話有道理。孟子講人性善,誰都愛聽。荀子講人性惡,惹得人心煩。


    一個“明於天人之分”,一個“人之性惡”,使得曆代的君王和君子都要貶低荀子,排斥荀子。


    可是,在老百姓看來,荀子講的是真話。哪一個人從娘肚子裏出來不是一樣的?有什麽高低之分?荀子這種人生之初的平等觀,本來很明了,很正確,卻成了荀子被責罵兩千多年的一個內因。


    第三,反對荀子者把荀子弟子韓非、李斯的賬也算到荀子頭上。


    韓非和李斯雖然都是荀子的學生,但是他們兩個人的思想歸屬都不是儒家,而屬於法家。


    韓非將他之前的法家思想,包括法、術、勢三種理論綜合起來,形成了一套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係統理論。他主張極端的獨裁統治,嚴格禁止其他學派思想的存在。


    韓非的統治術被曆代封建統治者所接受,成為實行君主專製主義的理論基礎。由於韓非的理論過於尖刻露骨,所以,曆代封建統治者都表麵上推崇孔孟之道,隻在暗中使用韓非的獨裁統治術。這就是所謂的“陽儒陰法”。


    韓非之所以沒有延續他老師荀子的儒家理論,而走向法家,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韓非出身於韓國貴族。他在韓國的王宮裏親眼目睹和親自經受了王公貴族之間爾虞我詐的各種伎倆,並且眼看著韓國在這種內鬥之中,君權削弱,朝政混亂,使得韓國既貧窮又衰弱,屢屢遭受強國的欺淩。


    在痛苦的經曆當中,作為一個愛國者,韓非感到韓國要想強盛,就必須有一位有權威的君王。而要做一個有權威的讓臣子俯首帖耳聽命的君王,就必須有智慧、有手段、有能力。韓非用心研究君王的統治術,想給韓國君王提供解決這方麵問題的辦法。他終於在曆代法家的學問當中找到了,這種手段和能力就是法治。韓非將曆代法家的理論綜合起來,要君王將法、術、勢三種手段並用。


    韓非認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1韓非說的“氣力”,除了對外能夠運用強大軍事力量,對內具有大量的物質財富之外,重要的就是“法”的強製力,以及統治者的“權力”和“權術”。


    韓非為了幫助韓國的君王樹立權威,他無數次將他的研究成果當麵呈獻給韓國的君王,可是,韓王不願意聽從。


    韓非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為了自己的國家能夠強盛,不管韓王高興不高興,仍然堅持繼續給韓王提建議,並且還把他的意見寫成文章,連續不斷地上書韓王。在韓非著的《韓非子》這本書裏,許多篇就是韓非寫給韓王的上書。


    韓非是一個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又非常執著地倡導法治的人。他痛恨韓國朝廷中的腐朽庸俗之風。對那些不修明法治、不任用賢才、不獎勵耕戰、結黨營私、買官賣官的行為,非常憤慨。所以,在他明白自己不能說服韓王的時候,他便寫出了《孤憤》《五蠹》等文章。


    韓非的這些文章,既是計對韓國的時弊,又是對曆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既表現出了韓非自己心中的無窮憤懣,又涵蓋了他思慮已久的治國理想;既具有豐富深厚的哲理,又具有絢麗多姿的文采。


    韓非和荀子雖然是師徒關係,可是人生的經曆不同,所處的地位不同,所選擇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同。


    荀子想的是天下大一統;韓非想的是韓國強盛,不受欺淩。荀子想的是大一統之後的聖王應該如何治理國家;韓非想的是韓國的君王如何樹立權威、采取措施治理好韓國,如何去應對那些整天玩弄伎倆的權臣、重臣。


    韓非在急於強盛國家的思想指導下,選擇了法家的治國理論,並且運用他的智慧,把在他以前所有的法家理論匯集起來,推向極致,成為一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成為兩千多年來君王推行封建專製主義獨裁統治的教師。


    李斯也屬於法家。他雖然殺了韓非,那是出於嫉妒。在治國思想上,他和韓非是一致的。李斯殺了韓非之後,仍然使用韓非的主張。韓非在他寫的文章《和氏》裏,讚揚商鞅倡導秦孝公張明法令,焚燒詩書。李斯實行焚書坑儒,實行的就是韓非的治國道路。所以,也不應該把李斯焚書坑儒的責任算在李斯的老師荀子的身上。


    韓非既然是荀子的學生,在韓非的理論當中吸取了荀子的性惡論思想、唯物主義思想,這很正常。但是,荀子的理論和韓非的理論在本質上絕不能相提並論。


    學生和老師分道揚鑣,這是常有的事。正如亞裏士多德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他與老師在重大問題上麵有分歧。亞裏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師從敬仰的大師,分屬不同學派,這是一種常態。把韓非和李斯的問題加在他們的老師荀子的身上,是不對的。


    總之,荀子雖然是儒學大師,雖然對中國的曆史文化有巨大的貢獻,但因為其理論觀點不合乎統治者的口味,千百年來一直遭受批判。在孔廟裏麵沒有他的位置,他的著作也不讓學生學習。所以,荀子在社會上的聲譽和地位也就很難和孔子、孟子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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