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走出坑人的教育誤區(3)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一個教育專家16年的教子手記 作者：尹建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暴力作業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是數量大。
請看一個一年級的孩子很普通的一次語文作業。五個生字加拚音，每個字寫二十遍，a、b本各寫一遍，合計下來，共寫二百個拚音、二百個漢字。此外還有三個造句。如果頭一天生字本上有一個錯別字，還要把那個錯別字再寫三行，也就是錯一個字就再加三十個拚音、三十個漢字，前一天錯兩個，就要多寫六十個拚音、六十個漢字——這僅僅是語文作業。數學、英語作業也不會少，數量上絕不遜色。想想孩子一晚上要寫多長時間吧，他剛上一年級啊！
第二種是懲罰性。
我看過一個初二學生的語文達標考試卷，上麵有一些錯，當天的語文作業是把卷麵上所有的錯誤都改正，每個改正答案都寫二十遍。比如一個字沒寫對，把這個字重寫二十遍，這還好，如果一條成語解釋錯了，就要把這條成語抄二十遍。假如一段默寫有兩句以上的話沒完全寫對，或有五個以上錯別字，就算全錯，就要把這段文字寫二十遍。
成績好的同學和成績差的同學的作業量，其差異是巨大的。顯然，老師的用意主要在於讓學生知道，考不好，沒有好果子吃。
第三種是惡意評價。
圓圓初中時，她的一位英語老師，每次單詞測驗時，隻要學生寫錯一個單詞，就給打“0”分。圓圓也沒少得零分。老師可能是想通過這樣的方法讓孩子們知道，不想得零分就隻能爭取得100分。可這難道不是一個偏執狂的思維方式嗎？它更像一個心術不正的人耍的小聰明。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隻有當教師和兒童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懷有好意的基礎上時，評分才能成為促進學生進行積極的腦力勞動的刺激物。”[4]這種惡意評價，隻能導致學生們在測驗中更不認真。學生們發現，這樣的測試，寫錯一個單詞和隻寫對一個單詞得的分數一樣，大家也就不在乎對了幾個或錯了幾個了。
暴力作業這三方麵往往是相隨的，猶如貪婪、自私和嫉妒往往相隨一樣。它不僅給孩子當下的生活帶來痛苦，更破壞著孩子們對學習的興趣和意誌力，對他們一生的學習情感、學習態度形成消極影響。
每個孩子在剛入學時都對學校生活充滿向往，對學習充滿好奇與渴望，你看他們剛入學最初接觸到“作業”這個東西時，是那樣興奮和自豪，大人想不讓他們寫都不可能。可是，很快，他們就厭倦了——有些字早就會寫了，還要一遍又一遍地寫，既沒有時間玩耍，也不能早早上床睡覺。寫得再認真，也總是會有寫錯的地方，一錯了就被老師罰寫更多，一個字甚至要寫上一百遍……“學習”這個東西，好像處處和自己作對。他小小的心開始對學習產生怨恨了，他開始討厭學習了。
厭倦是學習中遇到的最凶惡可怕的敵人，暴力作業則是把這樣的敵人運送到孩子心中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個令人痛心的教育事實是，有多少教師嫻熟地運用著這樣的“交通工具”，他們以為把知識運進了孩子心中，不知道車上裝的，已變成了“敵人”。而這時更有不少家長在旁邊幫忙，強迫孩子接受這些暴力作業，加速著孩子對學習的厭倦。
有兩個直接原因，使一些教師和家長偏愛暴力作業。
一是他們頭腦中有一套邏輯，在這裏我不客氣地稱之為“笨蛋邏輯”——認為多寫多記就能多學到知識。他們認為一個字寫二十遍就比寫兩遍好，一道題做五次就比做一次好。這真是把學習這件複雜的智力活動，完全等同於老婆婆的鐵棒磨針了。他們不知道，大腦認知是個奇妙的過程，有它自身的規律，其中感情的參與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寫作業並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適才好。我們一定有過那樣的體驗，一個字寫三遍還認識，寫到三十遍時可能感覺越寫越不像，寫到一百遍就幾乎不認識了。
那些懷揣著一套笨蛋邏輯的老師和家長，都是把功力用在那些可量化的、表皮化的方麵。他們不懂得用種種方法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隻是用繁重的作業把孩子的肢體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書桌前；他們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孩子的內心會起一種化學變化，會生成一種叫“厭學”的物質。
第二個原因是教師的急功近利。
我在北京某小學隨機接觸了幾位語文教師。一位老師，她給學生布置寫生字的作業時，總是讓學生把一個完整的字先拆開了幾部分寫，比如語文的“語”字，先寫一行“訁”，再寫一行“五”，然後再寫一行“口”，最後再合成一個“語”字，寫兩行。拚音也是拆成聲母、韻母、調號三部分寫，然後合起來寫——就這一個字，總共寫了九行。她這樣做，確實在短時期內可以讓學生記住了所寫的那幾個字，單元測驗總能得不錯的成績，哄得家長們很高興。而另一位老師，她在班裏搞閱讀活動，每天留很少的作業，讓孩子們回家讀課外書，學生在閱讀中既提高了語文水平，又感到快樂。她的做法，無論對孩子們學習興趣的保護，還是學習能力的提高，都有良好而久遠的影響。
但因為學校統一出的考試卷都是隻考課本上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死記硬背的東西，“閱讀老師”班裏的孩子考試成績就往往不如“拆字老師”的。除了學校排名帶來的壓力，還有來自家長的壓力。
一些家長給“閱讀老師”提的意見就是作業布置得太少，以及讓學生回家看課外書浪費了時間。這位老師一直頂著壓力這樣做。她的學生在小學低年級階段看不出什麽，到了小學高年級，尤其是小升初的一些知識測試中，就明顯超過了那些死學課本的學生。她說她自己對學生進行了一些跟蹤調查，她所教的學生在中學階段學習狀態都比較好，幾乎沒有所謂的“問題學生”。而那位“拆字老師”的學生的成績事實上很虛幻，後續問題非常多，不少學生在小學高年級時就表現出厭學傾向，進入中學後，在學習成績、學習品格乃至心理健康等方麵都有不少問題。調查結果堅定了她這樣做的信念。不過她也感歎，進入中學後，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學習興趣的有無，誰能把它和小學老師的教育掛上鉤呢？人們隻會說某個孩子越來越懂事了，或越來越不懂事了。人們隻能想到，孩子上中學遇到好老師了，或遇到差老師了。
我也和那位“拆字老師”聊過，並非這位老師不知道她那樣做的壞處。她說，反正我隻教他們這幾年，這兩年他們成績比別的班好就行，以後怎樣，那不是我的事了。這位在教學上讓學生飲鴆止渴的老師，她是學校的“名師”，家長們總是趨之若鶩地想盡各種辦法，把孩子送進她的班裏。大家看到的是，在她任教的時間裏，班裏語文考100分的人動不動就超過一半。
暴力作業產生的兩個原因，反映的是我國當前教育上的兩個宏觀問題：一是教學評價的導向問題；二是教師的素質問題。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當前我國教育改革的關鍵，是解決一係列教育問題的切入點。可現在種種責難卻都把板子打在“高考”上，高考成了一切教育問題的罪魁禍首；而種種所謂“教改”，都隻是剜新肉補舊瘡，或者是頭痛醫腳——這是個很大的話題，在這裏無法展開評說。
如果孩子遭遇到暴力作業，我們該如何做？這一點我在另外兩篇文章《替孩子寫作業》和《不寫“暴力作業”》中談了一些想法和做法。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長自己要對暴力作業有認識，你如果經常有意精心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那麽自然會想出來對付暴力作業的辦法。
有時孩子遭受了暴力作業，卻不去對家長說，不去求得家長的幫助，這還是要從家長身上找原因。
有個初一的孩子因為上課搗亂，被老師罰抄課文十篇，這個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課文抄完了。孩子寧可接受“刑罰”，也不向家長說，這種情況應該和孩子對家長態度的預感有關。如果平時家長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比較隨意地批評孩子，對學校教學充滿了盲目崇敬，那麽孩子憑直覺就會認為和家長說了也白說，不但於事無補，還可能挨訓，雪上加霜。孩子承受了暴力作業，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課文，第二天還是那樣上學去了，好像什麽也沒損傷，什麽也沒缺少。這種情況甚至有的家長知道後還會竊喜，以為孩子多抄了課文就比別的孩子多學習了。他們沒看見孩子受的內傷，這種甚至終身無法痊愈的內傷。
暴力作業對兒童信心、意誌、品格等有全麵的消極影響。它的壞作用，遠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點熱、多吃一個饅頭有點撐那樣簡單。它能改變事情的整個狀態，讓孩子罹患一種“厭學”的慢性疾病，摧毀他們的上進心，吞噬他們的創造力，消磨他們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會損害他們的道德品質。所以它不是小事，是“教育事故”。
令人痛心的是，這種事故天天都在全國大麵積發生著。隻要和中小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聊聊，就會發現“事故”不僅多，而且方式無奇不有，令人歎為觀止。
多年來，兒童會不會遭遇暴力作業，全仰仗運氣，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樣的老師。隻要不是各科老師都喜歡暴力作業，就已經是萬幸了。
國家每年為教育科研拿出數字龐大的經費。師範院校、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課題，中小學現在也都在做“課題”，仿佛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專心研究問題。為什麽這麽具體這麽迫在眉睫的事沒有人去關注？擁有最多科研經費的教育專家學者們喜歡高屋建瓴地宏論，在事關兒童每一天學習生活的問題上卻總是缺席。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是一名優秀的小學教師，榮獲全國特級教師稱號。她說，以她這些年來的工作經驗，孩子們寫生字，每個字寫三遍效果最好。這麽一項簡單而有效的經驗——我認為這才叫“學術成果”——如果推廣開，會讓全國多少兒童減輕暴力作業帶來的痛苦，甚至從此變得愛學習啊！它仿佛簡單得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實際上卻包含著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學、心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的理論。比起那些和學校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的、以厚厚的書籍方式呈現出來、且總能端居廟堂之高的“教育研究成果”，這位特級教師的經驗如此樸素，卻如此有價值。可惜的是，成果得不到推廣，受益的人太少了。
再說教育行政部門，總是用“行政思想”來自上而下地管理學校，很少考慮用“教育科學理念”來細致入微地服務於學校。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僅無效，而且成為師生們新的負擔。
2007年，我從報紙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門出台了一個小學生“減負”方案，要求小學生的書包不能超過六斤。政府給各學校下達規定後，並派員到各學校抽查監督。這導致學生們隻好化整為零，先背個四斤的書包進去放下，再到校門口從媽媽手中接過一個五斤的書包背進去。聯想到這麽多年教育行政部門要麽不作為，要麽亂作為，隻能說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腦子進水了。這個“減負方案”不管它用去多長時間出台，醞釀過程都沒超越“拍腦門”的時間和水平。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其實多半是個比喻性說法，“書包”在這裏隻是學業的一個象征。書包的實際重量和學生學業負擔的輕重，有一些表層聯係，但並不對等。“減負”應該用思想和理念去做，怎麽可能用秤去做？“如果教師隻考慮怎樣迫使學生用更多的時間坐在那裏摳教科書，怎樣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別的一切活動中都吸引過來，那麽負擔過重的現象就是不可避免的。”[5]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這句話，已告訴我們學生負擔過重的來源和解決方案，為什麽不從這裏去思考呢。
杜絕不同程度的暴力作業，才是最重要的減負行為。把暴力作業上升到“事故”的高度，可以讓人看到它的破壞力，引起人們的警醒。
國家為杜絕各行各業的生產事故，不停地製定和出台相應的管理標準和管理辦法。煤礦發生事故不允許瞞報，而且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但全國每天有多少暴力作業事故，在以一種常態合理地存在著？！
有誰來揭露這件事，有多少人聽到了千百萬兒童的呻吟？說得輕一些，它永久性地破壞了許多孩子對學習的熱情和興趣；說得重一些，它在蛀蝕和扭曲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什麽時候能為孩子們出台這樣一套科學的“辦法”，讓他們免受暴力作業之害呢？！
4 不是電腦遊戲的錯
一個孩子如果長期鑽在遊戲裏不肯出來，以至於成為一種病態，那是因為遊戲外的世界讓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個孩子如果因為電腦遊戲耽誤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也會有別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堅信使人墮落的不是遊戲本身，而是心靈的空虛，或某些素質的缺失。那些在遊戲中墮落的人，即使沒有電腦遊戲，也會有另外的什麽東西使他不可自拔。
圓圓十歲上初一時開始玩電腦遊戲，經常玩到廢寢忘食的地步，每到周末，總是一玩就四五個小時，到寒暑假，能一口氣玩七八個小時。那兩年，她買的雜誌基本上都是電腦遊戲方麵的，和同學朋友們電話聊天，也大多是關於電腦遊戲的內容。
她玩電腦遊戲是在我的慫恿下開始的。
第一種是數量大。
請看一個一年級的孩子很普通的一次語文作業。五個生字加拚音，每個字寫二十遍，a、b本各寫一遍，合計下來，共寫二百個拚音、二百個漢字。此外還有三個造句。如果頭一天生字本上有一個錯別字，還要把那個錯別字再寫三行，也就是錯一個字就再加三十個拚音、三十個漢字，前一天錯兩個，就要多寫六十個拚音、六十個漢字——這僅僅是語文作業。數學、英語作業也不會少，數量上絕不遜色。想想孩子一晚上要寫多長時間吧，他剛上一年級啊！
第二種是懲罰性。
我看過一個初二學生的語文達標考試卷，上麵有一些錯，當天的語文作業是把卷麵上所有的錯誤都改正，每個改正答案都寫二十遍。比如一個字沒寫對，把這個字重寫二十遍，這還好，如果一條成語解釋錯了，就要把這條成語抄二十遍。假如一段默寫有兩句以上的話沒完全寫對，或有五個以上錯別字，就算全錯，就要把這段文字寫二十遍。
成績好的同學和成績差的同學的作業量，其差異是巨大的。顯然，老師的用意主要在於讓學生知道，考不好，沒有好果子吃。
第三種是惡意評價。
圓圓初中時，她的一位英語老師，每次單詞測驗時，隻要學生寫錯一個單詞，就給打“0”分。圓圓也沒少得零分。老師可能是想通過這樣的方法讓孩子們知道，不想得零分就隻能爭取得100分。可這難道不是一個偏執狂的思維方式嗎？它更像一個心術不正的人耍的小聰明。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隻有當教師和兒童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懷有好意的基礎上時，評分才能成為促進學生進行積極的腦力勞動的刺激物。”[4]這種惡意評價，隻能導致學生們在測驗中更不認真。學生們發現，這樣的測試，寫錯一個單詞和隻寫對一個單詞得的分數一樣，大家也就不在乎對了幾個或錯了幾個了。
暴力作業這三方麵往往是相隨的，猶如貪婪、自私和嫉妒往往相隨一樣。它不僅給孩子當下的生活帶來痛苦，更破壞著孩子們對學習的興趣和意誌力，對他們一生的學習情感、學習態度形成消極影響。
每個孩子在剛入學時都對學校生活充滿向往，對學習充滿好奇與渴望，你看他們剛入學最初接觸到“作業”這個東西時，是那樣興奮和自豪，大人想不讓他們寫都不可能。可是，很快，他們就厭倦了——有些字早就會寫了，還要一遍又一遍地寫，既沒有時間玩耍，也不能早早上床睡覺。寫得再認真，也總是會有寫錯的地方，一錯了就被老師罰寫更多，一個字甚至要寫上一百遍……“學習”這個東西，好像處處和自己作對。他小小的心開始對學習產生怨恨了，他開始討厭學習了。
厭倦是學習中遇到的最凶惡可怕的敵人，暴力作業則是把這樣的敵人運送到孩子心中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個令人痛心的教育事實是，有多少教師嫻熟地運用著這樣的“交通工具”，他們以為把知識運進了孩子心中，不知道車上裝的，已變成了“敵人”。而這時更有不少家長在旁邊幫忙，強迫孩子接受這些暴力作業，加速著孩子對學習的厭倦。
有兩個直接原因，使一些教師和家長偏愛暴力作業。
一是他們頭腦中有一套邏輯，在這裏我不客氣地稱之為“笨蛋邏輯”——認為多寫多記就能多學到知識。他們認為一個字寫二十遍就比寫兩遍好，一道題做五次就比做一次好。這真是把學習這件複雜的智力活動，完全等同於老婆婆的鐵棒磨針了。他們不知道，大腦認知是個奇妙的過程，有它自身的規律，其中感情的參與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寫作業並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適才好。我們一定有過那樣的體驗，一個字寫三遍還認識，寫到三十遍時可能感覺越寫越不像，寫到一百遍就幾乎不認識了。
那些懷揣著一套笨蛋邏輯的老師和家長，都是把功力用在那些可量化的、表皮化的方麵。他們不懂得用種種方法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隻是用繁重的作業把孩子的肢體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書桌前；他們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孩子的內心會起一種化學變化，會生成一種叫“厭學”的物質。
第二個原因是教師的急功近利。
我在北京某小學隨機接觸了幾位語文教師。一位老師，她給學生布置寫生字的作業時，總是讓學生把一個完整的字先拆開了幾部分寫，比如語文的“語”字，先寫一行“訁”，再寫一行“五”，然後再寫一行“口”，最後再合成一個“語”字，寫兩行。拚音也是拆成聲母、韻母、調號三部分寫，然後合起來寫——就這一個字，總共寫了九行。她這樣做，確實在短時期內可以讓學生記住了所寫的那幾個字，單元測驗總能得不錯的成績，哄得家長們很高興。而另一位老師，她在班裏搞閱讀活動，每天留很少的作業，讓孩子們回家讀課外書，學生在閱讀中既提高了語文水平，又感到快樂。她的做法，無論對孩子們學習興趣的保護，還是學習能力的提高，都有良好而久遠的影響。
但因為學校統一出的考試卷都是隻考課本上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死記硬背的東西，“閱讀老師”班裏的孩子考試成績就往往不如“拆字老師”的。除了學校排名帶來的壓力，還有來自家長的壓力。
一些家長給“閱讀老師”提的意見就是作業布置得太少，以及讓學生回家看課外書浪費了時間。這位老師一直頂著壓力這樣做。她的學生在小學低年級階段看不出什麽，到了小學高年級，尤其是小升初的一些知識測試中，就明顯超過了那些死學課本的學生。她說她自己對學生進行了一些跟蹤調查，她所教的學生在中學階段學習狀態都比較好，幾乎沒有所謂的“問題學生”。而那位“拆字老師”的學生的成績事實上很虛幻，後續問題非常多，不少學生在小學高年級時就表現出厭學傾向，進入中學後，在學習成績、學習品格乃至心理健康等方麵都有不少問題。調查結果堅定了她這樣做的信念。不過她也感歎，進入中學後，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學習興趣的有無，誰能把它和小學老師的教育掛上鉤呢？人們隻會說某個孩子越來越懂事了，或越來越不懂事了。人們隻能想到，孩子上中學遇到好老師了，或遇到差老師了。
我也和那位“拆字老師”聊過，並非這位老師不知道她那樣做的壞處。她說，反正我隻教他們這幾年，這兩年他們成績比別的班好就行，以後怎樣，那不是我的事了。這位在教學上讓學生飲鴆止渴的老師，她是學校的“名師”，家長們總是趨之若鶩地想盡各種辦法，把孩子送進她的班裏。大家看到的是，在她任教的時間裏，班裏語文考100分的人動不動就超過一半。
暴力作業產生的兩個原因，反映的是我國當前教育上的兩個宏觀問題：一是教學評價的導向問題；二是教師的素質問題。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當前我國教育改革的關鍵，是解決一係列教育問題的切入點。可現在種種責難卻都把板子打在“高考”上，高考成了一切教育問題的罪魁禍首；而種種所謂“教改”，都隻是剜新肉補舊瘡，或者是頭痛醫腳——這是個很大的話題，在這裏無法展開評說。
如果孩子遭遇到暴力作業，我們該如何做？這一點我在另外兩篇文章《替孩子寫作業》和《不寫“暴力作業”》中談了一些想法和做法。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長自己要對暴力作業有認識，你如果經常有意精心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那麽自然會想出來對付暴力作業的辦法。
有時孩子遭受了暴力作業，卻不去對家長說，不去求得家長的幫助，這還是要從家長身上找原因。
有個初一的孩子因為上課搗亂，被老師罰抄課文十篇，這個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課文抄完了。孩子寧可接受“刑罰”，也不向家長說，這種情況應該和孩子對家長態度的預感有關。如果平時家長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比較隨意地批評孩子，對學校教學充滿了盲目崇敬，那麽孩子憑直覺就會認為和家長說了也白說，不但於事無補，還可能挨訓，雪上加霜。孩子承受了暴力作業，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課文，第二天還是那樣上學去了，好像什麽也沒損傷，什麽也沒缺少。這種情況甚至有的家長知道後還會竊喜，以為孩子多抄了課文就比別的孩子多學習了。他們沒看見孩子受的內傷，這種甚至終身無法痊愈的內傷。
暴力作業對兒童信心、意誌、品格等有全麵的消極影響。它的壞作用，遠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點熱、多吃一個饅頭有點撐那樣簡單。它能改變事情的整個狀態，讓孩子罹患一種“厭學”的慢性疾病，摧毀他們的上進心，吞噬他們的創造力，消磨他們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會損害他們的道德品質。所以它不是小事，是“教育事故”。
令人痛心的是，這種事故天天都在全國大麵積發生著。隻要和中小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聊聊，就會發現“事故”不僅多，而且方式無奇不有，令人歎為觀止。
多年來，兒童會不會遭遇暴力作業，全仰仗運氣，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樣的老師。隻要不是各科老師都喜歡暴力作業，就已經是萬幸了。
國家每年為教育科研拿出數字龐大的經費。師範院校、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課題，中小學現在也都在做“課題”，仿佛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專心研究問題。為什麽這麽具體這麽迫在眉睫的事沒有人去關注？擁有最多科研經費的教育專家學者們喜歡高屋建瓴地宏論，在事關兒童每一天學習生活的問題上卻總是缺席。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是一名優秀的小學教師，榮獲全國特級教師稱號。她說，以她這些年來的工作經驗，孩子們寫生字，每個字寫三遍效果最好。這麽一項簡單而有效的經驗——我認為這才叫“學術成果”——如果推廣開，會讓全國多少兒童減輕暴力作業帶來的痛苦，甚至從此變得愛學習啊！它仿佛簡單得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實際上卻包含著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學、心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的理論。比起那些和學校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的、以厚厚的書籍方式呈現出來、且總能端居廟堂之高的“教育研究成果”，這位特級教師的經驗如此樸素，卻如此有價值。可惜的是，成果得不到推廣，受益的人太少了。
再說教育行政部門，總是用“行政思想”來自上而下地管理學校，很少考慮用“教育科學理念”來細致入微地服務於學校。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僅無效，而且成為師生們新的負擔。
2007年，我從報紙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門出台了一個小學生“減負”方案，要求小學生的書包不能超過六斤。政府給各學校下達規定後，並派員到各學校抽查監督。這導致學生們隻好化整為零，先背個四斤的書包進去放下，再到校門口從媽媽手中接過一個五斤的書包背進去。聯想到這麽多年教育行政部門要麽不作為，要麽亂作為，隻能說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腦子進水了。這個“減負方案”不管它用去多長時間出台，醞釀過程都沒超越“拍腦門”的時間和水平。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其實多半是個比喻性說法，“書包”在這裏隻是學業的一個象征。書包的實際重量和學生學業負擔的輕重，有一些表層聯係，但並不對等。“減負”應該用思想和理念去做，怎麽可能用秤去做？“如果教師隻考慮怎樣迫使學生用更多的時間坐在那裏摳教科書，怎樣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別的一切活動中都吸引過來，那麽負擔過重的現象就是不可避免的。”[5]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這句話，已告訴我們學生負擔過重的來源和解決方案，為什麽不從這裏去思考呢。
杜絕不同程度的暴力作業，才是最重要的減負行為。把暴力作業上升到“事故”的高度，可以讓人看到它的破壞力，引起人們的警醒。
國家為杜絕各行各業的生產事故，不停地製定和出台相應的管理標準和管理辦法。煤礦發生事故不允許瞞報，而且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但全國每天有多少暴力作業事故，在以一種常態合理地存在著？！
有誰來揭露這件事，有多少人聽到了千百萬兒童的呻吟？說得輕一些，它永久性地破壞了許多孩子對學習的熱情和興趣；說得重一些，它在蛀蝕和扭曲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什麽時候能為孩子們出台這樣一套科學的“辦法”，讓他們免受暴力作業之害呢？！
4 不是電腦遊戲的錯
一個孩子如果長期鑽在遊戲裏不肯出來，以至於成為一種病態，那是因為遊戲外的世界讓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個孩子如果因為電腦遊戲耽誤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也會有別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堅信使人墮落的不是遊戲本身，而是心靈的空虛，或某些素質的缺失。那些在遊戲中墮落的人，即使沒有電腦遊戲，也會有另外的什麽東西使他不可自拔。
圓圓十歲上初一時開始玩電腦遊戲，經常玩到廢寢忘食的地步，每到周末，總是一玩就四五個小時，到寒暑假，能一口氣玩七八個小時。那兩年，她買的雜誌基本上都是電腦遊戲方麵的，和同學朋友們電話聊天，也大多是關於電腦遊戲的內容。
她玩電腦遊戲是在我的慫恿下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