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導讀
危機中的憂與思（財經郎眼07） 作者：郎鹹平 王牧笛 王今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蘋果公司的靈魂人物史蒂夫·喬布斯辭世，引起全世界“果粉”與非“果粉”們對他的致敬和緬懷。與此同時，“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華爾街金融巨頭們成為眾矢之的。同樣為美國造就了神話，為什麽竟遭遇如此不同的待遇？
《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北京物價真比紐約高嗎》的文章引起輿論對中美物價的再次關注。經過對比發現，奢侈品在中國的價格比在美國高得多，而那些跟服務、知識產權相關的產品，美國又比中國高得多。是誰在購買天價商品？這種畸形消費的背後又隱藏著怎樣令人擔憂的問題？
利比亞戰爭以卡紮菲政權的全麵崩潰暫時告一段落。當我們回顧整個事件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法國、德國跟美國唱了一出非常奇怪的戲。法國，從外交的“無名小卒”華麗轉身，成為反恐急先鋒；德國，從過去的“人權衛士”也華麗轉身，變成孤立主義者；美國，卻從過去的“國際警察”華麗轉身，變成“跑龍套”的。是怎樣的利益驅使這三個國家做出完全出乎我們意料的選擇？中國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又該如何評價？
美國次貸危機之後，美國是輕傷，歐洲是重傷，中國表麵上沒事，其實是內傷。麵臨同樣的危機，各國的政策都不相同。美國是大力發展製造業。中國用4萬億投資拉動。歐洲自認水平不夠，什麽都沒做。幾年過去了，美國恢複是最好的，歐洲居中，中國倒成了最差的。如果當時我們像歐洲一樣，什麽都不做，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呢？
有關全球經濟是否將經曆二次探底的擔憂越來越多。而中國麵臨的真正危機並不是二次探底本身，而是我們對二次探底的無知。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危機是第一次探底，是非常快的探底。第二次探底不是這樣的，它一定是非常緩慢的，讓你察覺不到的，而且是長期的。我們如何走出危機？現在各種力量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就是繼續靠投資拉動。這讓人非常地擔憂，因為這種大當量的投資相當於給經濟注入了嗎啡，它是一針劑的刺激，刺激完之後怎麽辦？
2011年對馬雲來講注定是多事之秋，昔日他是像“聖人”一樣被崇拜，今天是像凡人一樣被批判。馬雲作為一個當年的教主，跟淘寶的中小賣家是有過很長一段蜜月期的，現在卻互相傷害，互相撕裂。我們不禁想問，當年的蜜月期是如何來的，又是如何沒的？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10%，但是網購占到百分之十幾，2011年很有可能占到全球的20%。我們的網絡普及率遠遠沒有日本、美國那麽高，可我們的網購為何如此發達？
隨著各地政府限貸、限購、限價政策的出台，很多媒體，包括新華社，都在討論說房價要大跌。可是從2011年上半年的數據來看，上海、北京這些城市，除了周邊比較偏僻的地方房價有下跌10%的現象，市區內的房價隻是小幅度地陰跌。究竟是誰決定了房價的漲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就是中小型地產商在有秩序地退出，如果說這是房地產行業的大洗牌，是必然的趨勢，那到最後我們會不會重蹈香港的覆轍，隻剩下“四大天王”？
瘦肉精對我們造成的陰影遲遲沒有消散，正當我們還在感慨中國這麽大卻容不下一個平靜的“餐桌”時，有人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美國將瘦肉精添加在豬的飼料裏是合法的。難道美國不知道瘦肉精的危害嗎？美國的老百姓不害怕嗎？為何隻有中國的老百姓如此恐慌？透過我們的研究發現，真正讓老百姓恐慌的並不是瘦肉精本身，而是這一事件背後的更深層次原因。
一個張悟本沒了，又一個李一去了，但未來會出現更多的張悟本、李一，中國似乎從不缺“大仙”和“神人”。令人感覺到困惑的是，現在科學如此普及，信息化手段如此強大，民眾怎麽還迷、還信呢？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兩個人都是最好的經濟學家，他們能透過中國這個m型社會的特點迎合不同人的需求，掙得名和利。中國為什麽造神不斷、毀神不倦？這種迷信的背後，我們真正缺少的是什麽？
教育是個永遠不會過時的話題，2010年的高考自主招生進入了“北約、華約、聯盟”的三國鼎立時代。高考也從以前的“一刀斃命”變成了慢慢淩遲處死。看似是給了自己孩子多一次鯉魚跳龍門的機會，實際上是增加了這些家長和學生的負擔。在中國做小孩成了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麽美國的那一套體製拿到中國來就玩不轉呢？我們究竟錯在哪裏？
重慶，可能正在上演當下中國最浩浩蕩蕩的“城市化”潮流，農民成為市民。而在東部沿海，尤其是浙江，現在也是浩浩蕩蕩、暗潮湧動，叫“逆城市化”潮流。在歐美國家，“逆城市化”是步入平等富足社會的標誌。難道說我們已經提前進入了歐美國家現在的“逆城市化”階段？透過調查發現，我們最先“逆城市化”的竟然是公務員，我國東部沿海部分城鎮的公務員竟然把戶口遷入農村，願意回村裏“當農民”。這一怪現象背後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麽？為什麽我們的“逆城市化”恰恰是城市化和社會不公平的標誌？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把“城市化”簡單理解為“工業化”。這其實是延續了美國的舊思維，美國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認為“城市化”就是要建高樓大廈，然後讓很多的企業來投資，卻忽略了城市的和諧發展。“城市化”有兩種，一種是高質化的，一種是低質化的。如果很多配套跟不上，其實就叫低質化，而我們就是低質化的“城市化”。那如何做才能讓老百姓生活得更美好？不是搞硬件建設，不是搞“工業化”，而是要把我們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解決掉。
《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北京物價真比紐約高嗎》的文章引起輿論對中美物價的再次關注。經過對比發現，奢侈品在中國的價格比在美國高得多，而那些跟服務、知識產權相關的產品，美國又比中國高得多。是誰在購買天價商品？這種畸形消費的背後又隱藏著怎樣令人擔憂的問題？
利比亞戰爭以卡紮菲政權的全麵崩潰暫時告一段落。當我們回顧整個事件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法國、德國跟美國唱了一出非常奇怪的戲。法國，從外交的“無名小卒”華麗轉身，成為反恐急先鋒；德國，從過去的“人權衛士”也華麗轉身，變成孤立主義者；美國，卻從過去的“國際警察”華麗轉身，變成“跑龍套”的。是怎樣的利益驅使這三個國家做出完全出乎我們意料的選擇？中國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又該如何評價？
美國次貸危機之後，美國是輕傷，歐洲是重傷，中國表麵上沒事，其實是內傷。麵臨同樣的危機，各國的政策都不相同。美國是大力發展製造業。中國用4萬億投資拉動。歐洲自認水平不夠，什麽都沒做。幾年過去了，美國恢複是最好的，歐洲居中，中國倒成了最差的。如果當時我們像歐洲一樣，什麽都不做，中國現在會是什麽樣呢？
有關全球經濟是否將經曆二次探底的擔憂越來越多。而中國麵臨的真正危機並不是二次探底本身，而是我們對二次探底的無知。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危機是第一次探底，是非常快的探底。第二次探底不是這樣的，它一定是非常緩慢的，讓你察覺不到的，而且是長期的。我們如何走出危機？現在各種力量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就是繼續靠投資拉動。這讓人非常地擔憂，因為這種大當量的投資相當於給經濟注入了嗎啡，它是一針劑的刺激，刺激完之後怎麽辦？
2011年對馬雲來講注定是多事之秋，昔日他是像“聖人”一樣被崇拜，今天是像凡人一樣被批判。馬雲作為一個當年的教主，跟淘寶的中小賣家是有過很長一段蜜月期的，現在卻互相傷害，互相撕裂。我們不禁想問，當年的蜜月期是如何來的，又是如何沒的？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10%，但是網購占到百分之十幾，2011年很有可能占到全球的20%。我們的網絡普及率遠遠沒有日本、美國那麽高，可我們的網購為何如此發達？
隨著各地政府限貸、限購、限價政策的出台，很多媒體，包括新華社，都在討論說房價要大跌。可是從2011年上半年的數據來看，上海、北京這些城市，除了周邊比較偏僻的地方房價有下跌10%的現象，市區內的房價隻是小幅度地陰跌。究竟是誰決定了房價的漲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就是中小型地產商在有秩序地退出，如果說這是房地產行業的大洗牌，是必然的趨勢，那到最後我們會不會重蹈香港的覆轍，隻剩下“四大天王”？
瘦肉精對我們造成的陰影遲遲沒有消散，正當我們還在感慨中國這麽大卻容不下一個平靜的“餐桌”時，有人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美國將瘦肉精添加在豬的飼料裏是合法的。難道美國不知道瘦肉精的危害嗎？美國的老百姓不害怕嗎？為何隻有中國的老百姓如此恐慌？透過我們的研究發現，真正讓老百姓恐慌的並不是瘦肉精本身，而是這一事件背後的更深層次原因。
一個張悟本沒了，又一個李一去了，但未來會出現更多的張悟本、李一，中國似乎從不缺“大仙”和“神人”。令人感覺到困惑的是，現在科學如此普及，信息化手段如此強大，民眾怎麽還迷、還信呢？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兩個人都是最好的經濟學家，他們能透過中國這個m型社會的特點迎合不同人的需求，掙得名和利。中國為什麽造神不斷、毀神不倦？這種迷信的背後，我們真正缺少的是什麽？
教育是個永遠不會過時的話題，2010年的高考自主招生進入了“北約、華約、聯盟”的三國鼎立時代。高考也從以前的“一刀斃命”變成了慢慢淩遲處死。看似是給了自己孩子多一次鯉魚跳龍門的機會，實際上是增加了這些家長和學生的負擔。在中國做小孩成了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麽美國的那一套體製拿到中國來就玩不轉呢？我們究竟錯在哪裏？
重慶，可能正在上演當下中國最浩浩蕩蕩的“城市化”潮流，農民成為市民。而在東部沿海，尤其是浙江，現在也是浩浩蕩蕩、暗潮湧動，叫“逆城市化”潮流。在歐美國家，“逆城市化”是步入平等富足社會的標誌。難道說我們已經提前進入了歐美國家現在的“逆城市化”階段？透過調查發現，我們最先“逆城市化”的竟然是公務員，我國東部沿海部分城鎮的公務員竟然把戶口遷入農村，願意回村裏“當農民”。這一怪現象背後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麽？為什麽我們的“逆城市化”恰恰是城市化和社會不公平的標誌？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把“城市化”簡單理解為“工業化”。這其實是延續了美國的舊思維，美國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認為“城市化”就是要建高樓大廈，然後讓很多的企業來投資，卻忽略了城市的和諧發展。“城市化”有兩種，一種是高質化的，一種是低質化的。如果很多配套跟不上，其實就叫低質化，而我們就是低質化的“城市化”。那如何做才能讓老百姓生活得更美好？不是搞硬件建設，不是搞“工業化”，而是要把我們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解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