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鹹平:對。所以我們國企老總變成怎樣?變成一群可惡的人,人人厭惡的人。為什麽?因為他隻想賺錢,他就想,我當國企老總,辛苦這麽一輩子,才賺那麽少的錢,太不公平了。那我請問,美國上市公司的哪一個不是國企老總?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上市公司,都是大眾持股、公司所聘的職業經理人。我請問你,人家為什麽要做好?當然你可以說,他薪水多。我跟你講,你說的不對,為什麽?他要做好是因為他有信托責任。比如說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他幹了20年,把通用電氣從一家電器公司變成世界數一數二的頂級公司,他退休的時候也不過就拿一兩億美金,這些錢和我們國企老總mbo賺的錢根本不能比的,差太多了。那他為什麽能做好?就是因為信托責任,他就認為做好是應該的。那我們保薦人有嗎?你做內幕交易的時候有想到你對國家、對民族、對我們股東,或者說對你的客戶有信托責任嗎?我想,大家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王牧笛:他們現在做了一個模式,叫保薦人代持,就是這些保薦人找自己的親戚朋友或者是其他關係的人去代持股份。


    郎鹹平:所以我跟你講,就上麵講的中信、國信被抓的這些人,都算是比較傻的,這些人還算是比較單純的。真正可怕的是什麽?是像中信、國信這些公司裏存在的問題其實比我們知道的嚴重千百倍,但是我們卻根本都不知道,這才叫真正的可怕。為什麽?因為我們的監管單位也不知道如何監管它們,手段不會,目的也搞不清楚。到最後誰吃虧呢?當然是我們中小股民。這完全違反了我這麽多年一直提倡的藏富於民的理念。你曉得這個有多嚴重嗎?政府出麵打擊內幕交易的目的是什麽?那不是為了打擊而打擊,而是為了一個長遠的立國目標——藏富於民,你想想看,這個問題有多嚴重。美國老百姓對於美國政府的這種執法力度是非常支持的,奧巴馬所碰到的困境是什麽?是來自於華爾街的壓力,是來自於利益集團的壓力,但老百姓是非常歡迎的,因為老百姓確實看不懂,確實需要政府來協助,因此到最後還是會通過的,因為這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大的民生問題了。


    王牧笛:所以我們討論這種激勵機製就跟我們討論新加坡的高薪養廉一樣,我們隻看中了人家高薪養廉,卻沒看中新加坡背後還有鞭刑的存在呢。


    郎鹹平:就是。


    王牧笛:人家法治傳統極強。


    郎鹹平:對。在新加坡你拿那個油墨噴噴別人車子,就要被抓起來打六鞭,那麽粗的藤條,那玩意兒很痛的。王牧笛:昨天我還跟朋友聊天說這個鞭刑,它是那種軟的鞭子,打完以後內傷很嚴重,而不是說隻有皮外傷,內傷很長時間都好不了。


    郎鹹平:其實我們應該引進鞭刑,對於股票市場的內幕交易,你就別罰他錢了,以後抓到的話呢,證券公司總經理打三鞭,你看怎麽樣?


    王牧笛:切膚之痛。


    郎鹹平:對,切膚之痛,讓我們老百姓在旁邊圍觀,叫他脫褲子打三鞭。就是說你先接受這樣的處罰,然後我們再實行高薪養廉。你問問這些人願不願意,我跟你說,他們肯定不願意。


    禹國剛:我告訴你,高薪養廉在我們這兒行不通,想想看,我搞一個內幕交易就能賺上千萬,甚至上億,你那個高薪養廉能高到什麽程度?太小意思了,我根本看不上的。


    郎鹹平:人的貪欲是無窮的。


    王牧笛:說到信托責任,它背後要有一個對法的尊重的精神,或者說白了,就是對於簽訂的合同的一種尊重。


    郎鹹平:這個信托責任本身是要寄托於一個人的良心。可是你要曉得,在美國也好,在歐洲也好,信托責任為什麽這麽重要?是因為它背後有強大的法律震懾力,讓你不敢不有信托責任。美國設立這個金融機構的目的是什麽?你看,賦予了它無限的權力,除了不能給人判刑之外什麽都可以做,目的就是讓你不敢不有信托責任,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王牧笛:當年發現新大陸的“五月花”上,可能有流氓、有地痞、有無賴,但這些人簽訂了一個協議,到了新大陸上大家就都要遵守這個協議。也就是說,從美國立國之初就有了一個法治的傳統,他們都尊重他們簽的這個協議。


    郎鹹平:我們不太了解有這個東西,我們隻知道有股票市場,可以賺一筆錢,但是從來就沒有想到信托責任是什麽?甚至不知道股票市場的目的是藏富於民。美國1934年的《金融交易法》的所有目的就是每個人都承擔信托責任,做什麽呢?替國家藏富於民,替老百姓創造更多的財富,這就是美國建立股票市場的終極目的。但這個我們是不懂的。現在pe的內幕交易是證券市場腐敗的一種新形態,還有剛才聊到的st,st重組是一個標準意義的中國概念,是一個怪胎。我們在別的地方沒有看到過這種st重組,現在這個重組裏麵的腐敗也是很嚴重的。我們說st創造了多少新的財富,這些財富又歸誰了?又是歸於少數人了,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說我們的股票市場完全違反了其成立的目的,隻是圖利少數人,就是那些有權力的,或者有內幕交易的人。最後的結果就是造成社會貧富的嚴重分化,中小股民基本上是虧的。撇開股票市場,看看我們的現實社會,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呢?是不是都是有權力的一些人賺了錢,而老百姓越來越貧窮?所以你看,中國的股票市場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也需要一個華麗的轉身


    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和責任感,而並不是所謂的監管架構,對一國的金融穩定起到關鍵作用,如果一國的監管者能夠獨立地、負責任地做出決策,就會增加金融中介和投資者的信心。


    王牧笛:這個要請教禹總,當年這個st,還有pt都是怎麽來的?


    禹國剛:這個我告訴你,就是說一個公司上市以後發生了虧損,按道理應該讓它除牌退市的,但是你知道的,中國的事兒是很複雜的。


    王牧笛:這兒我插一句話,就是當年為了使國企脫困,好多國企其實是不符合上市標準的,也都上了市。你說,上了市之後,你籌了資了,有了錢了,是不是該退市了?它還退不了。


    禹國剛:可能就一個pt水仙是最早退市的。st是英文縮寫,其意思就是應該特別處理,特別處理以後就得堅決叫它退市,沒什麽可講的,你不能危害中小股民,當然大股東也要保護。但是大股東一般具有一定的自行保護能力,我們中小股民可沒有。


    郎鹹平:有人問我說,大股東要不要保護?我說,當然不要保護,因為他們有自我保護能力,要保護的是中小股民。


    禹國剛:對,他就像是一個成人,能夠當公民了。但是中小投資者就像小孩子,小孩子是要特別保護的,對不對?那麽當時這些國企就沒有退市,也沒有除牌,而是等待一下。好,於是後麵就發生了重組,其實重組也沒關係,問題是你真重組了嗎?不是。這裏邊的名堂太多了,五花八門,隨便一弄,然後搞所謂的借殼上市,鑽我們現行法律的空子。其實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我們的中國香港,你重組以後是要重新上市審核的。但是我們這邊重組,然後借著這個殼上市的話,就不再審核了。這個不是我老禹的發明,我也隻是個執行者。當時是怎麽回事呢?就是叫它先停在那兒,叫它重組去,但是上市也有一定標準的,但是你可以透過借殼上市。用郎教授的話,這個殼很值錢。


    郎鹹平:對。


    禹國剛:就用那個殼,裏麵再裝一些東西,於是,就在這個重組當中,內幕交易之類的腐敗就發生了。打個比方,比方說這是一個st,大家都在盯著,這個st怎麽弄?這個st說,我找新大洲來重組,然後就開始重組,在重組中,可能也塞進了一部分黃金、白銀,但是也可能塞進的大部分都是馬糞,然後外麵用金紙一包,看起來這是很大個的金蛋。


    王牧笛:大家都撲上去了。


    郎鹹平:那當初在做決策的時候,你們有沒有做過什麽提議?


    王牧笛:沒有想到這些事後的風險嗎?


    郎鹹平:你當然都是知道的。但是當時你作為一個官員是怎麽處理的呢?


    禹國剛:我是要審查它。咱說一句良心話,中國的證券市場在開發的初期還是比較好的。我老禹這一輩子感到比較自信的一點,就是當時實現“四個現代化”於一身的也就是深圳證券交易所這一家了,比方說交易的電腦化,交收的無紙化,就是電子記賬,通訊的衛星化,運作無大堂化,就是深圳證券交易所沒那個大堂,不要穿紅馬甲的。不管是硬件的建設,還是軟件的建設上,我都是很重視的。


    郎鹹平:那當時這個問題你是怎麽處理的?


    禹國剛:這個問題就不由我來處理了。剛才不說了嗎,權力被拿走了。有文件把我的權拿走了,我還能處理嗎?沒辦法的。所以郎教授你剛才說,你老禹也退休了,事情也過去這麽多年,怎麽現在說起話來還這麽慷慨激昂?


    郎鹹平:就是,你比王牧笛還要慷慨激昂。


    禹國剛:我比他慷慨激昂得多。一想起這些內幕交易,一想起這些重組,我就一個字,恨。道理很簡單,就是我們不能坑害我們的中小投資者,應該出自這個願望,對不對?像我們今天說的,美國在係統地搞金融改革,光文件就寫了一千多頁。那我們的證券市場怎麽辦?


    郎鹹平:你知道我害怕什麽嗎?我害怕經過我們這些學者的鼓吹之後,過兩天我們也搞一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又是個正部級單位,又多了一大堆官員,到最後的結果是什麽事都沒做。


    王牧笛:金融監管對於整個金融,還有實體經濟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一份研究報告就直言,說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和責任感,而並不是所謂的監管架構,對一國的金融穩定起到關鍵作用,如果一國的監管者能夠獨立地、負責任地做出決策,就會增加金融中介和投資者的信心。


    郎鹹平:它的意思就是信托責任,它這麽講是因為他們心裏麵都是這麽想問題的,但我們不是。王牧笛:這樣才能發揮金融對於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而在中國現在這兩個脫節得非常厲害。


    郎鹹平:我們脫節的東西多了,哪止這兩個。


    王牧笛:所以我們今天聊美國的金融改革,聊中國的金融監管,其實等於是在不同的時空有一個融合。我們感慨的是美國的金融監管法規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我們這邊的內幕交易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它們最終能殊途同歸,達到一個點的融合,就是把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郎鹹平:當然,我也得說一句比較客觀的話,就是美國現在的這種以中小股民利益為前提的狀況也是從1934年才開始的,在那之前也跟我們差不多。


    王牧笛:所以我們也需要一次大的轉折,實現一個華麗的轉身才行。


    郎鹹平:對。


    禹國剛: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隻有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從硬件方麵說,它完成了西方國家長達幾十年甚至一兩百年走過的路程,甚至可以說,在一些硬件上還比它領先的。但是在軟件上,就是法律、監管,我們差得很遠很遠。


    郎鹹平:還有信托責任。


    禹國剛:這個信托責任,郎教授在很多場合、很多次地強調過,我也非常讚成。就以我們的證券監管體係為例,我們的證監會不但有它自身的各個部門,還在幾個地方設有證券的監管局,就這點,我敢說比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完善得多。但是怎麽樣去監管?信托責任明確不明確?如果明確,那能不能夠履行這個信托責任?這是中國股民,特別是中小投資者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希望我們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希望我們監管者的信托責任能夠明確,能夠執行,能夠保護我們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使我們證券市場健康地向前發展。當然,我們這個市場是一個新興的市場,充滿了機會和希望。


    郎鹹平:你後麵的話講得有點像官員了,說明你這個本質還是沒變。


    禹國剛: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的證券市場就關了算了,這麽坑害人,老百姓又賺不到錢,對不對?


    郎鹹平:那要先把這個上市公司都拿去分解了,把錢分給老百姓之後才能關,不能隨便關的,對不對?


    禹國剛:我們的小平同誌1992年1月在深圳視察的時候講過這麽幾句話: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風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個尾巴。但是我們不希望把它關掉,因為來之不易。


    郎鹹平:對。


    禹國剛:美國不是在搞金融改革嗎?我們希望能借助這個也來一次中國證券市場的法製、體製各方麵的改革。


    郎鹹平:但是一定要學習別人的靈魂。


    禹國剛:沒錯,而不是學習別人的表麵。靈魂就是這個信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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