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睜大了眼睛,側頭看向王軍英。


    有人說了慌?


    腦袋裏閃過一張臉,不必他指明,我就猜到王軍英口中的這個人指的是誰。


    王軍英目光放開我那雙疑訝不已的眼睛,轉頭看向別處。他好像在留察樹下有沒有人在偷聽。


    “說謊?”我不自覺的追問了一句,“你說他在說謊?”


    我也轉頭看向樹下,幾個人的影子在鬱鬱蔥蔥的樹葉花草中若隱若現。他們離這榕樹有一定的距離。沒人注意到我們的談話。


    王軍英又不看我,他的眼神放向前方,微微點頭。


    不可能吧,劉思革說了謊?我在心裏懷疑著王軍英的結論。


    低頭盯向繩子,我的腦袋開始飛轉起來。


    讓我們回想一下“山民事件”的經過:


    首先,被我們逮住的山民是個練家子,他手腳力量了得,並且會擒拿武術。在大部分人離開甘蔗林後,在劉思革準備滅口的過程中,他用了一種我們不知曉的技巧掙脫了捆住雙手的繩子,之後憑借一身了得的功夫,奪過了劉思革手裏的匕首,接著反殺劉思革沒成功,再接著順利從甘蔗林裏跑掉。


    劉思革所述的整個過程,差不多就是這樣。


    可是呢,手中的這團繩子已出現,讓這段“山民事件”,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雙手被反捆的山民,並不是用什麽特殊的技巧掙脫了繩子,他是直接搶過了劉思革的刀,然後再慢慢割開自己的繩子,最後擊倒劉思革,逃之夭夭。


    這聽起來這太不可思議,也太不合乎邏輯了。不過我們再捋清一下事件順序,也能找到一個關鍵點。關鍵點就是,山民假如要掙脫繩子,必定是要用刀。刀不一定隻有劉思革一人有,那有沒有可能是,山民自己藏了一把刀?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因為我立即想起,黃班長搜過他的身,再說他那身板上就掛著一件背心,一條褲子,赤手空胳膊的哪裏有可能藏著刀。


    除去這些之外,山民就還隻剩一口背簍。背簍裏有什麽呢,我仔細回想著。


    瞬間,腦袋裏的畫麵一閃,我立即想起,那背簍裏什麽都沒有,但有一把柴刀。


    我接著又想起,事故發生後,受傷的劉思革憤怒的踢了一腳背簍,那把柴刀還從背簍裏掉了出來。這說明,柴刀一直擱在背簍裏頭,沒有掉出來。至少在山民逃跑之前沒有。


    想到這裏,事情似乎有了合理解釋。


    山民是趁著我們“民主決議”的時候,悄悄將反捆的手伸進背簍裏,然後像很多電影兒裏頭的那樣,不停用柴刀磨割繩子。最後繩子全被磨短,山民在生死關頭一擊必勝,撿回了一條命。


    我細盯著手裏這段繩芯飛舞的繩子,盡管它們看起來是一道快刀割斷的,但我也不能百分百否定繩子是被慢慢磨割掉的。畢竟我沒實踐過,不敢貿然定論。


    這樣一說,劉思革的說辭倒還勉強講得過去。但同時我又想到,這其實是不可能的。因為清晰的記憶告訴我,山民被我們逮住後,一直都蹲靠在一顆甘蔗樹上。而那口背簍,也是遠遠的放在一邊。他當時的手被反綁著,如果要讓手夠到背簍裏的柴刀,必定會被我們發現。


    對,絕對不可能,想著我搖了搖頭。捏緊手頭的繩團,我心頭一沉,果然這件事不如劉思革講的那樣簡單。他十有八九撒了謊。


    因為之前撤離得很急,我們來不及去檢查“案發現場”,事件的經過隻能由劉思革的嘴巴來讓我們知曉。可手裏的這團繩段一出現,再簡單一推敲,“山民事件”有太多不對勁兒的地方了。


    此時,我基本已經相信了王軍英的結論。


    因為,如果山民不是用柴刀磨割開的繩子,那隻能回到最初的猜想——山民是在雙手被反捆的情況下打倒劉思革的。


    並且王軍英不是在“行刑處”撿到的這團繩子,倒也應證了上麵那條。山民在打倒劉思革的時候,根本沒有掙開繩子,他的手還被捆著,否則繩子不會掉落得那麽遠。


    可是,劉思革好歹是受過訓練,並且選拔進這個隊伍的偵察兵戰士。我怎麽都不會相信,有誰能在雙手被反捆的情況下,從他手裏搶過刀。這比起母豬上樹,我顯然更願意相信後者。


    分析到這裏,已經可以得出結論了。


    手中這團繩子帶來的線索,將這段“山民事件”變得無比清晰。事情並不是劉思革說的那樣簡單,這一串線索帶下來,能直直的帶入王軍英的結論中去。


    我展開手裏的繩子,還是不敢相信。或者說不願意相信。


    “他沒說實話,人沒跑,是他放跑的。”這時,王軍英適時的低聲冒了一句。


    轉過頭,我楞看著王軍英,喉嚨像是被驚人的真相噎了住,不知如何接話。


    我默聲的握緊了手中的繩子,捏了一陣,還給了王軍英。


    剛想說句什麽,就聽見樹下的雜叢裏一陣響動。


    低頭一看,就見黃班長抬頭望著我倆,他比劃著手勢,示意我們可以撤崗了。


    王軍英看了一眼樹底,然後揣好繩子,他歪過頭,幾乎沒動嘴唇對我說道:“這件事情,就你知我知,千萬不要捅出去,捅出去沒好處。”


    “黃班長那裏,也先掖著,再觀察觀察。”說著王軍英就蹲起身,準備下樹。我無神的點點頭,也跟著一塊兒下了樹。


    劉思革這老小子,竟然主動放走了山民?


    下樹的過程中,我自然停不住繼續念想著這件事。腦袋裏,回放的盡是幾小時前,我們抓住山民、商討生死的畫麵。


    劉思革當時是主動提出自己來解決山民的,這一點我記得十分清楚。但之前的結論已經足夠驚人了,再讓“主動邀功”這條線索一攪,整件事情又更加匪夷所思了。


    試想,要我猜出一個劉思革放走山民的理由,那我隻能想到一個,也就是他準備滅口的那一刻,憐憫心起,才放走了山民。


    這個是人之常情,畢竟不是每個軍人都是殺人機器,也不是每個殺人機器都能把白晃晃的刀子紮進一個手無寸鐵的山民的皮肉裏。我能理解。


    況且,劉思革也隻是一個毫無實戰經驗的戰士而已。


    這樣一說,倒也還說得通。可就是因為劉思革那“主動邀功”、“毛遂自薦”的清晰記憶,又把整件事攪成了一鍋亂湯,費人腦汁。


    他既然明白自己心慈手軟,下不去殺手,那為什麽又要主動邀功,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劊子手?當時那情況,如果不是劉思革毛遂自薦,黃班長肯定會安排我,或者王軍英去處理。這一點大家心裏都明白。


    琢磨來琢磨去,我又猜想到了另一種可能。


    劉思革這老小子完完全全是故意的,他從一開始,就沒想滅那山民的口。所有的一切,不過是他策劃的苦肉計,而苦肉計的目的,為的就是放掉那山民。


    返回營地的過程中,我不停問自己,那劉思革這樣做的目的,又是什麽呢?他為什麽要費盡心思導出一台苦肉計,去放走一個與自己毫無相幹、非親非故的敵國山民。


    他肯定明白,活生生的放走山民,也就等於是給咱們所有人埋上“地雷”。說不定得到風聲的越軍,會將我們圍剿個精光。


    他肯定也明白,假如這件事情敗露,回國後他一定會被送到軍事法庭,扣上“通敵叛國,出賣戰友”的帽子。


    戰爭時期,通敵叛國罪,那鐵定是會被槍斃的。並且那個年代,早年的政治陰影還未完全散去,階級與名譽是一種具象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個帽子一扣,不單單是他個人的命運會受影響。


    綜合幾因,我實在想不出,究竟是能有什麽原因,可以讓劉思革冒出這麽大的風險,使出一計“苦肉計”放走那非親非故的越南山民。想到這裏,我揪住了“非親非故”這個詞語。


    這個詞語,很重要。


    也許是我太先入為主了,因為我認為的“不可能”,是建立在“非親非故”、“毫不相幹”的關係之上。


    因為劉思革首先是我們的戰友,是和我們站一條線,所以他和我們是“親”,是“故”。有了這個立場設定,他放走山民的行為才會變得難以置信,不合常理。


    那假如要使其變為“可能”,變為“合理”,那很簡單,隻需要推翻“非親非故”這條先入為主的設想條件就行了。


    之前我對劉思革的話語絲毫沒有懷疑的原因就是,他的立場是和我們一致,他沒有理由去撒謊,更不可能會放走山民。但是,如果他的立場和我們不一致呢?


    比方說,劉思革這老小子有我們不知曉的目的,才迫使他這樣去做!


    再順著這樣一推,我腦袋裏忽然就跳出一個驚人的猜想。


    難道說,這劉思革和越南人是一夥的?


    因為這想法太大膽、太驚人,使得我在返回營地的過程中,楞住了腳步。王軍英跟在我身後,這突然的一停身就讓他撞了上來。得虧他將我撞回神,我才繼續動回步子。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雖然不了解劉思革的背景,但憑一個多月的相處來看,他肯定不會是漢奸之流。況且層層選拔之後,咱們這六個人的背景不說根正苗紅,但絕對不會有什麽大問題。這個大膽的猜想僅僅隻會是猜想,絕不可能是事實。


    畢竟那個年代裏,“特務”一詞早就被拋進了曆史長河裏,少有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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