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權，都有一種多收稅的衝動，正如地賦，老是有人在顏大少耳邊嘀咕說收得少了。
商人們販運商貨，往往要逢關納稅，遇卡抽厘，尤其在戰亂時期，收得稅率高，收稅次數多。
過去的逢關納稅手續繁多，其間關口官吏卡拿勒索，商人的實際損失比明麵更大，更浪費寶貴的時間。
東南府的情況好很多，而孫承宗立法，正式確定收稅隻收一次，商人們按要求交過一次稅，手中就有了稅單。沿途碰到稽查的，隻需要亮出稅單，即可以了。
敢知法犯法，勒索敲詐的東南府官員，一經查除，一律嚴懲不貸。
同時，膽敢偽造稅單，逃稅漏稅的商人，東南府執政府必會讓他們知道什麽叫做“勞動改造”的威力！
收稅重，同時一稅到底，嚴查胥吏的稅收法向民眾公布，組織官府文官、辦事員和商人“學習”文件精神，除了廣而告之，公布之外，還組織人員進行學習，此乃顏大少帶來的“特色”，受到了孫承宗的讚揚。
……
孫承宗不僅立法，還立規，譬如他協助完善了東南府文官係統。
東南府的行政人員不叫做“公務員”，而是文官+辦事員的那種。
好吧，顏大少承認失誤，還沒到“公務員”這種社會發達、製度完善和IQ高企的時候，那麽就是官吧。
文官的選撥必須經過考試，類似於科舉考試，對參加考試者隻要是東南府正式子民，沒有什麽門第，出身，城鄉的歧視，考試通過即可以進入官府任職。考試的內容不再是傳統的四書五經，而是政治、經濟、數學、物理等諸學科合在一起。
考試通過後不是一步登天，而是有一套完整培養的流程，例如某部的標準仕途是這樣的：某部的辦事員（為期兩年）-基層實習（為期三年）-某部低級文官（為期三年）-地方初級文官（為期三年）-某部中級官員或者地方中級官員（大約十年），之後看造化了，能否升到高級官員。
他主張既要有地方履曆，又要有部裏的經驗，說起來乃是“宰相必起於州部”，高規格，培育人才當成了宰相來培養啊！
不再象明朝那樣，考中進士之後，即可授七品官，結果什麽都不會，到了地方和部裏，盡受胥吏的欺騙，甚至給胥吏淩駕其上。
而從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則業務知識熟悉，不再產生以前的弊端。
這是對大明科舉和官員任職的一種傾覆！
孫承宗是科舉製的既得利益者，卻反過來推翻了科舉製，他說：“老夫年齡老了，臉皮也厚了，別人說什麽都不怕！”
還有什麽比他這樣的人去當科舉製的掘墓人更合適的人選，其實東南府官員的選拔任用也是從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但世人多有疑惑，畢竟他們見慣了科舉製是怎麽選官，對於東南府的用人任官方式不感冒，心忖你這個小海賊，哪會知道怎麽樣用人！
顏常武推行的文官製屬於轄地內自嗨，大陸的那些精英，根本不鳥東南府。
一些與東南府交好的朋友，也都勸說顏常武開科舉，即仿照大明來秀才---舉人----進士----放官，如此一來，才可以吸引人才。
“清談誤國，實幹興邦。”東南府人員普遍強於做，弱於說，許多好的經驗，說不出來，寫不到點子上，也難以反駁對方。
孫承宗一來，吆喝上幾嗓子，大家就信他了！
人比人，就是氣死人。
他威望高、提出來的證據多，說得頭頭是道，把科舉製的弊端一一陳述，駁得任何人無話可說！
譬如現任東南府財政部副部長的劉之鳳是兩榜進士，認為“科舉製”是好啊，而孫承宗不客氣地道：“好他個P，進士新官到達部裏，賬不會算，工不會做，連份公文都不會寫，都是胥吏把持，待到業務成熟，又調任了，然後重新開始！”
“這樣的官能有多大作為？地方官任上更是如此，隻會讀書讀死書的人，居然行政、司法、教育什麽都一把抓，以為個個都是老夫我啊！”他大咧咧地道，大家隻能洗耳恭聽！
孫承宗敢說自己什麽都行，如果顏大少這麽說的話，說他無所不能，大陸那些恭維他的說他是神人轉世，背後卻罵“小海賊你會做官才怪！”
要不是你仗著你的家夥比別人的更粗更大和更硬，說話聲大夾惡，動不動就亮出後麵的一群滿麵橫肉，臉色不善的兄弟們，別人隻當你是放P！
孫承宗就不同，他的背景太顯赫了，聽他分析胥吏之害：“曆代都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些胥吏欺上瞞下，中飽私囊，胥吏不是官，但一個縣裏的官隻有幾位，想要維持運轉就需要胥吏，就算是好的命令下來也往往會因為他們的作用扭曲，反而變成了劣政，惡政，他們的危害可想而知。
他們刁難索賄、挾製主官、監守自盜、依仗強豪、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盤剝平民、操縱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最為典型，再有，胥吏掌握著黃冊、魚鱗冊（就是人口資料和土地登記情況），甚至官老爺們都看不到真正的冊子！他們從中取利，你跟我好，我就少報你一點人頭上去，你給錢給我，我就把你的肥地變為劣地，少交糧！
行啊，縣太爺做不了業務啊，請師爺嘍，一個師爺一年二百兩銀子報酬，一個縣太爺要請起碼三個，一年六百兩銀子，而縣太爺的俸祿在萬曆年間米是12石、銀子30兩和寶鈔360貫，加起來請師爺都不夠，他不貪才怪！”
由他一錘定音道：“我東南府的文官製度確實好！其實就是北宋王荊公想做的事！
王荊公主張，即將出任公職的人都應當先擔任胥吏的職務，讓他們預先學習將來自己所要指導和監督的工作。
其次，他又主張提高胥吏和下級僚屬的地位，以消弭或縮短他們被隔絕於文官製度之外所造成的差距，希望將他們納入儒家倫理和社會規範的約束之下，並啟發他們忠誠奉獻的精神。當時他的確曾將胥吏納入支領國家薪餉的行列。可是，不久以後，他的政敵便將這項成就和他的其他改革措施一起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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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連王荊公亦即王安石這個改革家大牛搬出來，大家無話可說！
東南府的文官製度正式確立，所有新人都要考試，再逐級升遷而不是官職一步到位。
……
孫承宗在東南府坐鎮，影響深遠，等於一朝帝師對一個原本化外之地的認可，他都來了，別人自然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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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府的情況好很多，而孫承宗立法，正式確定收稅隻收一次，商人們按要求交過一次稅，手中就有了稅單。沿途碰到稽查的，隻需要亮出稅單，即可以了。
敢知法犯法，勒索敲詐的東南府官員，一經查除，一律嚴懲不貸。
同時，膽敢偽造稅單，逃稅漏稅的商人，東南府執政府必會讓他們知道什麽叫做“勞動改造”的威力！
收稅重，同時一稅到底，嚴查胥吏的稅收法向民眾公布，組織官府文官、辦事員和商人“學習”文件精神，除了廣而告之，公布之外，還組織人員進行學習，此乃顏大少帶來的“特色”，受到了孫承宗的讚揚。
……
孫承宗不僅立法，還立規，譬如他協助完善了東南府文官係統。
東南府的行政人員不叫做“公務員”，而是文官+辦事員的那種。
好吧，顏大少承認失誤，還沒到“公務員”這種社會發達、製度完善和IQ高企的時候，那麽就是官吧。
文官的選撥必須經過考試，類似於科舉考試，對參加考試者隻要是東南府正式子民，沒有什麽門第，出身，城鄉的歧視，考試通過即可以進入官府任職。考試的內容不再是傳統的四書五經，而是政治、經濟、數學、物理等諸學科合在一起。
考試通過後不是一步登天，而是有一套完整培養的流程，例如某部的標準仕途是這樣的：某部的辦事員（為期兩年）-基層實習（為期三年）-某部低級文官（為期三年）-地方初級文官（為期三年）-某部中級官員或者地方中級官員（大約十年），之後看造化了，能否升到高級官員。
他主張既要有地方履曆，又要有部裏的經驗，說起來乃是“宰相必起於州部”，高規格，培育人才當成了宰相來培養啊！
不再象明朝那樣，考中進士之後，即可授七品官，結果什麽都不會，到了地方和部裏，盡受胥吏的欺騙，甚至給胥吏淩駕其上。
而從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則業務知識熟悉，不再產生以前的弊端。
這是對大明科舉和官員任職的一種傾覆！
孫承宗是科舉製的既得利益者，卻反過來推翻了科舉製，他說：“老夫年齡老了，臉皮也厚了，別人說什麽都不怕！”
還有什麽比他這樣的人去當科舉製的掘墓人更合適的人選，其實東南府官員的選拔任用也是從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但世人多有疑惑，畢竟他們見慣了科舉製是怎麽選官，對於東南府的用人任官方式不感冒，心忖你這個小海賊，哪會知道怎麽樣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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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與東南府交好的朋友，也都勸說顏常武開科舉，即仿照大明來秀才---舉人----進士----放官，如此一來，才可以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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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現任東南府財政部副部長的劉之鳳是兩榜進士，認為“科舉製”是好啊，而孫承宗不客氣地道：“好他個P，進士新官到達部裏，賬不會算，工不會做，連份公文都不會寫，都是胥吏把持，待到業務成熟，又調任了，然後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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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刁難索賄、挾製主官、監守自盜、依仗強豪、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盤剝平民、操縱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憑借對律例的精通操縱司法、借訴生財的現象最為典型，再有，胥吏掌握著黃冊、魚鱗冊（就是人口資料和土地登記情況），甚至官老爺們都看不到真正的冊子！他們從中取利，你跟我好，我就少報你一點人頭上去，你給錢給我，我就把你的肥地變為劣地，少交糧！
行啊，縣太爺做不了業務啊，請師爺嘍，一個師爺一年二百兩銀子報酬，一個縣太爺要請起碼三個，一年六百兩銀子，而縣太爺的俸祿在萬曆年間米是12石、銀子30兩和寶鈔360貫，加起來請師爺都不夠，他不貪才怪！”
由他一錘定音道：“我東南府的文官製度確實好！其實就是北宋王荊公想做的事！
王荊公主張，即將出任公職的人都應當先擔任胥吏的職務，讓他們預先學習將來自己所要指導和監督的工作。
其次，他又主張提高胥吏和下級僚屬的地位，以消弭或縮短他們被隔絕於文官製度之外所造成的差距，希望將他們納入儒家倫理和社會規範的約束之下，並啟發他們忠誠奉獻的精神。當時他的確曾將胥吏納入支領國家薪餉的行列。可是，不久以後，他的政敵便將這項成就和他的其他改革措施一起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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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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