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章 奔赴海外秘密情報戰場
國安絕密檔案之深藍諜影 作者：天玄地聖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次任務和我以前執行的任務並不一樣，之前我執行的秘密任務一般來說都是秘密調查之類的，最多就是麵對緊急情況拚戰鬥力，相對來說對我的戰鬥能力要求要高些。而這次我將要麵對的是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保安機構，雖然他們的效率並不是很高，但是他們的情報搜集能力、案件調查能力和應對突發緊急情況的戰鬥能力都是世界聞名的，絕對不能小覷。尤其這回是在人家的地盤上行動，稍不注意就會被成百上千雙眼睛盯上。
這回情況要特殊一些，我暫時還沒有告訴小花和李玄清，讓他們先好好放幾天假。為了掌握住這個史密斯，我和那位前華盛頓站長一起研究這個人的履曆和心理。
史密斯，1972年出生在洛杉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94年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政治係，199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國際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成為中央情報局的一名國際戰略情報研究人員，一直工作到現在。他公開的身份一直是美國國務院公共外交事務局的研究員。這樣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參加各國駐美使領館的活動，以便搜集各種情報。
史密斯是一個典型的好美國人，父母是墨西哥移民，在美國屬於有色人種，南美後裔。沒有吸毒、濫交、酗酒的習慣，受過良好的教育，“從小在星條旗下長大，每星期高喊一次上帝保佑美國”。要知道，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有時候比我們的還要肉麻和“說教”，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更加會“洗腦”。
普通美國人對於上帝要求美國拯救世界的民主和和平以及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價值觀都深信不疑，這也是很多國家出現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很難想象這樣一位美國上層社會的活躍分子會提出要為他們的敵對國家--“紅色中國”（雖然自尼克鬆訪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沒有再在正式的宣傳媒體上稱呼中國為“紅色中國”，但是美國情報機構私底下一直是這麽稱呼的）工作。不過他還是這麽做了。
我和站長都認為史密斯不可能是偽裝投效，像他那樣的高級官員（其實中情局cia的主要核心業務還是情報匯總和分析以供美國的決策高層參考，在海外搞情報、進行暗殺、煽動顛覆政權活動等秘密行動並不是他們的核心任務，有些時候這些秘密任務是由cia牽頭，其他秘密機構如國防情報局等負責具體實施的。像史密斯這樣的高級情報分析師相對來說地位更高，行政級別和保密權限都高於地區情報站站長，有時候甚至還能列席國家安全會議，直接接受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谘詢。）是不可能來搞這種低層次特工的工作的，除非他和中情局的高層有矛盾。
另外，史密斯並不缺錢，據說他這個人有點清教徒的作風，對於奢華的生活並不感冒。他的收入雖然不多，但是他的妻子蘇珊的父親曾經是華爾街的期貨投資人，去世後留給他們近千萬美元的遺產。顯然他不會像當年轟動一時的詹姆斯那樣是為了錢來投靠我們的。餘下的可能隻能是他“喜歡遊戲本身”或者“意識形態的原因”（後者我和站長都不太相信）。
對於美國的反情報機關，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從內部資料上看到，他們的能力非常強大，不能大意。不過老站長認為美國佬的人力監視能力並沒有這麽誇張，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如果真有那麽神，當年也就不會鬧出轟動一時的詹姆斯間諜案了。仔細研究一下他們的弱點，對付聯邦調查局等反情報機關應該也不是什麽問題。
我冥思苦想了幾個晚上，翻了好幾遍《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後，想出了一套欺騙那些美國密探和如何與史密斯接頭的方案。在得到幾位領導的首肯後，我開始做準備了，先去部裏的器材研究所學習熟練操作幾種反竊聽儀器的使用，然後向我們的研究人員說明了我要求的儀器的性能指標，由他們負責製作，另外和我們研究電子技術的專家探討了對抗美國國家安全局技術偵查手段的方法。
隻不過王雲鋒處長和鐵柱副處長經過研究之後還是決定讓小花扮成我的夫人和我一起赴美國執行這次任務，理由是可以協助我工作，而李玄清留在國內負責跟進我們前幾次任務搜集到的樣本的分析研究進展。
鐵柱副處長還眨著眼睛，一臉壞笑地對我說：“天翔，男女搭配幹活不累嘛。哈哈！”
我也是無語了。
在後來，就是和小花說明到了美國後的一些注意事項，為此還專門訓練了她（盡管我很不想把她卷進這種事情當中來，但是有些事情的確需要一位“夫人”配合，訓練她總比讓部裏麵的海外情報處給我另外派一位“夫人”好。至少我和小花還熟悉一些，另外派一個陌生人感覺還挺尷尬的）。在一切準備妥當以後，國家安全部向美國駐望京大使館的安全聯絡官員做了通報，將派一名官員接替已經在華盛頓派駐2年的反恐情報聯絡官。
三天以後，當我和我小花手持紅皮護照，從外交人員通道免檢踏出國門的時候，我感到我居然像第一次執行任務時那樣，緊張、興奮又有點茫然。對於前方的道路，我知道的不多，有可能會有一些危險、帶來血腥、帶來恐懼的東西擋在我的麵前，但是我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的。在10多個小時的飛行旅途中，小花倒在了座椅上，甜甜地睡去，而我卻感覺不到睡意。
我在思考，思考我的過去，思考我的童年，思考我的軍人時代，思考我的充滿艱險的特工生涯。莫名其妙地，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此去美國，很可能將會有重大發現。曾經當過兵又來做特工，一直在腥風血雨中摸爬滾打的工作已經讓我的思考局限於和某幾個敵人的戰鬥，而從來沒有認真細想過我戰鬥的意義和價值，想過我的工作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道路上的某一種作用。雖然有些問題一時還沒想出答案，但我知道，我愛我的祖國，我隨時願意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就憑這一點，也就足夠了！
當客機伸出起落架，降落在華盛頓國際機場的跑道時，我明白我的美國冒險開始了！
我們都是第一次來美國，不過小花很陶醉於美國的山山水水，當然這是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讓我們身後的那幫fbi密探們知道她是個愛玩的女孩子。
等到我以中國海外反恐情報聯絡官身份開始工作之後才發現情況沒有我想的這麽簡單。實際上我們派到華盛頓的人真的沒有什麽可幹的，社會製度和國家利益的衝突讓中國和美國的特工們看對方時總有那麽點怨氣，通俗點說就是互看不順眼，因此大家都不會很情願地把自己辛辛苦苦搞到的情報“交流”給對方。
中國和美國情報界的共同語言隻局限於那些藏頭露尾的恐怖組織，但是就連恐怖組織的定義這樣基本的問題大家都有爭議，像“東突”組織在我們看來就是恐怖組織，美方卻認為他們屬於反政府武裝，諸如此類的問題讓中美雙方的特工們整天吵個不停，所以實際上反恐怖的情報交流內容是極其有限的。就因為這樣，除了和華盛頓的反恐怖部門的頭頭腦腦們搞搞交際之外，我基本上整天都在琢磨怎麽在cia、fbi的反情報工作人員麵前演戲。
這回情況要特殊一些，我暫時還沒有告訴小花和李玄清，讓他們先好好放幾天假。為了掌握住這個史密斯，我和那位前華盛頓站長一起研究這個人的履曆和心理。
史密斯，1972年出生在洛杉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94年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政治係，199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國際政治學博士學位。同年成為中央情報局的一名國際戰略情報研究人員，一直工作到現在。他公開的身份一直是美國國務院公共外交事務局的研究員。這樣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參加各國駐美使領館的活動，以便搜集各種情報。
史密斯是一個典型的好美國人，父母是墨西哥移民，在美國屬於有色人種，南美後裔。沒有吸毒、濫交、酗酒的習慣，受過良好的教育，“從小在星條旗下長大，每星期高喊一次上帝保佑美國”。要知道，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有時候比我們的還要肉麻和“說教”，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更加會“洗腦”。
普通美國人對於上帝要求美國拯救世界的民主和和平以及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價值觀都深信不疑，這也是很多國家出現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很難想象這樣一位美國上層社會的活躍分子會提出要為他們的敵對國家--“紅色中國”（雖然自尼克鬆訪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沒有再在正式的宣傳媒體上稱呼中國為“紅色中國”，但是美國情報機構私底下一直是這麽稱呼的）工作。不過他還是這麽做了。
我和站長都認為史密斯不可能是偽裝投效，像他那樣的高級官員（其實中情局cia的主要核心業務還是情報匯總和分析以供美國的決策高層參考，在海外搞情報、進行暗殺、煽動顛覆政權活動等秘密行動並不是他們的核心任務，有些時候這些秘密任務是由cia牽頭，其他秘密機構如國防情報局等負責具體實施的。像史密斯這樣的高級情報分析師相對來說地位更高，行政級別和保密權限都高於地區情報站站長，有時候甚至還能列席國家安全會議，直接接受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谘詢。）是不可能來搞這種低層次特工的工作的，除非他和中情局的高層有矛盾。
另外，史密斯並不缺錢，據說他這個人有點清教徒的作風，對於奢華的生活並不感冒。他的收入雖然不多，但是他的妻子蘇珊的父親曾經是華爾街的期貨投資人，去世後留給他們近千萬美元的遺產。顯然他不會像當年轟動一時的詹姆斯那樣是為了錢來投靠我們的。餘下的可能隻能是他“喜歡遊戲本身”或者“意識形態的原因”（後者我和站長都不太相信）。
對於美國的反情報機關，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從內部資料上看到，他們的能力非常強大，不能大意。不過老站長認為美國佬的人力監視能力並沒有這麽誇張，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如果真有那麽神，當年也就不會鬧出轟動一時的詹姆斯間諜案了。仔細研究一下他們的弱點，對付聯邦調查局等反情報機關應該也不是什麽問題。
我冥思苦想了幾個晚上，翻了好幾遍《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後，想出了一套欺騙那些美國密探和如何與史密斯接頭的方案。在得到幾位領導的首肯後，我開始做準備了，先去部裏的器材研究所學習熟練操作幾種反竊聽儀器的使用，然後向我們的研究人員說明了我要求的儀器的性能指標，由他們負責製作，另外和我們研究電子技術的專家探討了對抗美國國家安全局技術偵查手段的方法。
隻不過王雲鋒處長和鐵柱副處長經過研究之後還是決定讓小花扮成我的夫人和我一起赴美國執行這次任務，理由是可以協助我工作，而李玄清留在國內負責跟進我們前幾次任務搜集到的樣本的分析研究進展。
鐵柱副處長還眨著眼睛，一臉壞笑地對我說：“天翔，男女搭配幹活不累嘛。哈哈！”
我也是無語了。
在後來，就是和小花說明到了美國後的一些注意事項，為此還專門訓練了她（盡管我很不想把她卷進這種事情當中來，但是有些事情的確需要一位“夫人”配合，訓練她總比讓部裏麵的海外情報處給我另外派一位“夫人”好。至少我和小花還熟悉一些，另外派一個陌生人感覺還挺尷尬的）。在一切準備妥當以後，國家安全部向美國駐望京大使館的安全聯絡官員做了通報，將派一名官員接替已經在華盛頓派駐2年的反恐情報聯絡官。
三天以後，當我和我小花手持紅皮護照，從外交人員通道免檢踏出國門的時候，我感到我居然像第一次執行任務時那樣，緊張、興奮又有點茫然。對於前方的道路，我知道的不多，有可能會有一些危險、帶來血腥、帶來恐懼的東西擋在我的麵前，但是我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的。在10多個小時的飛行旅途中，小花倒在了座椅上，甜甜地睡去，而我卻感覺不到睡意。
我在思考，思考我的過去，思考我的童年，思考我的軍人時代，思考我的充滿艱險的特工生涯。莫名其妙地，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此去美國，很可能將會有重大發現。曾經當過兵又來做特工，一直在腥風血雨中摸爬滾打的工作已經讓我的思考局限於和某幾個敵人的戰鬥，而從來沒有認真細想過我戰鬥的意義和價值，想過我的工作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道路上的某一種作用。雖然有些問題一時還沒想出答案，但我知道，我愛我的祖國，我隨時願意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就憑這一點，也就足夠了！
當客機伸出起落架，降落在華盛頓國際機場的跑道時，我明白我的美國冒險開始了！
我們都是第一次來美國，不過小花很陶醉於美國的山山水水，當然這是她的工作，她的工作就是讓我們身後的那幫fbi密探們知道她是個愛玩的女孩子。
等到我以中國海外反恐情報聯絡官身份開始工作之後才發現情況沒有我想的這麽簡單。實際上我們派到華盛頓的人真的沒有什麽可幹的，社會製度和國家利益的衝突讓中國和美國的特工們看對方時總有那麽點怨氣，通俗點說就是互看不順眼，因此大家都不會很情願地把自己辛辛苦苦搞到的情報“交流”給對方。
中國和美國情報界的共同語言隻局限於那些藏頭露尾的恐怖組織，但是就連恐怖組織的定義這樣基本的問題大家都有爭議，像“東突”組織在我們看來就是恐怖組織，美方卻認為他們屬於反政府武裝，諸如此類的問題讓中美雙方的特工們整天吵個不停，所以實際上反恐怖的情報交流內容是極其有限的。就因為這樣，除了和華盛頓的反恐怖部門的頭頭腦腦們搞搞交際之外，我基本上整天都在琢磨怎麽在cia、fbi的反情報工作人員麵前演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