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淮鎮的東征部隊，在新羅藩取得了忠州城大捷的消息，傳到徐州的時候，已經是一副萬物凋零十月份中旬的事情了。
當然了在勢如破竹的攻勢下，類似的捷報和勝聞，自從青州守捉軍為主的征東大軍渡海出征之後，我就已經是聽的很多，以致讓人已經有些麻木了。
這一次的結果，似乎也沒有什麽意外。
雖然後百濟國方麵，難得就地聚集了數萬軍隊依托城池迎戰，也並不能改變整個城外決戰的過程，就是被淮軍從冷兵器到火器，從步軍刀騎兵，全方位壓倒性優勢所碾壓的結果。唯有最後攻打忠州城的時候，稍微遇上了一點麻煩。
因為作為忠清道北部的首府和京畿地區外圍，這是一座新羅地比較少見的大城，完全仿照中土規模和建製，因此最盛時可容納十萬人口；在此之前，當地十幾家諸侯組成的聯軍，斷斷續續圍攻了數月，也沒有能夠拿下來。
反而因為被長時間的久攻不下拖得師老疲敝，而被敵軍的外援打的大敗虧輸。
而今更是聚集了後百濟國敗退收縮的各路人馬在其中負隅頑抗；故而作為淮軍前驅和炮灰的當地藩兵，幾次攻上去都被打退趕了下來，於是趙隆集中了隨行野炮壓製了城頭，然後派人炸開了被封堵起來的城門而最終一錘定音。
至於集中火炮打破忠州城牆之後，在後續收尾的城內鎮壓行動和治安戰裏，陣斬一個後百濟國的兵馬大元帥，俘虜和斬殺一堆都督、節度使、經略、防禦使、刺史、將軍什麽的，也不是什麽令人稱道的事情。
然而這一次事情不一樣，在城外城內的戰鬥中，都出現了大量來自扶桑藩的倭軍身影，他們的戰鬥意誌和士氣，訓練和組織度都比那些裹挾來的烏合之眾，要強上一些程度的；因此，後續巷戰的時間也被相對拉長了。
並且至少當場繳獲了好幾個藩主大名的旗號，通過拷問俘獲無一例外的都指向了，扶桑北朝勢力所屬以吉良氏為首的關東諸侯集團。
這樣下來，這個與博羅會相關的幕後背景和靠山，眼看就是要呼之欲出了。
隻是，既然事情涉及到扶桑藩就有些麻煩了。
一方麵，這也同樣意味著，針對這個“後百濟國”的戰事，並沒有那麽容易實現速戰速決了。至少在今年冬天下雪之前，是沒法指望和實現了了。
另一方麵是淮鎮雖然已經擁有兩隻以上的海麵機動和武裝力量，但在海陸軍事投放能力和具體威脅上，僅限於環渤海內外圈和部分延伸出來的黃海近岸；對於與新羅藩跨海相望的扶桑之地，還是有些鞭長莫及，特別是處於扶桑北方的東國方麵；
目前的最大限度，也就是在距離最近的九州太宰府南端，保持一定程度的貿易往來和其他利益，在占據一些不受關注的邊角之地，聚攏點人口挖點礦產而已。
還有一方麵原因，就是這個扶桑藩，本身就是一個征戰不休的爛泥坑，以現今淮北道的體量，就算是投入多少力量進去，也未必能夠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因為，與另一個時空處於平安時代而相對落後貧乏的日本國有所不同，這個扶桑藩可是一度作為李唐皇室的支係分藩，而長期存在與曆史當中，由此也為當地文化和技術，帶來了文明發展上翻天覆地的變化。
至少，倭人是有名的能生養又是吃苦耐勞，再加上曆代沿襲下來的開發和教化，再加上諸多外來因素的幹涉和滲透，可以說是在這個時空軌跡裏，已經提前進入了加強版式的戰國時代了。
特別是乙未之亂後期，大量依舊忠於李唐卻又不堪忍受戰禍連綿的士民百姓，乃至豪門巨族紛紛登船出海東渡扶桑避禍，也幾乎改變了扶桑之地全麵倒向新興南朝的格局。
因此，自乙未之亂後留下來的某種殘餘慣性和影響，各種勢力分作南北兩大陣營，而以各自執政的源氏和平氏兩大巨族為首，相互爭鬥不休已經有一百多年光景了。
就連曆代國朝也是保持了有限幹涉的態度，而僅僅維持住盛產貴金屬的多片飛地，對於介入或是解決扶桑之地的紛爭，卻是完全興趣乏乏的。
不過，在最大的敵人北朝已經轟然倒下的情況係啊，或許一貫以來的事情方向，又會有所變化，也說不定的？。
而倭國內亂和源平兩家恩怨對立的曆史根源，則可以上溯到數百年前與梁公同時代的孝謙女王治下，因為這位倭國女王相繼寵信來自東土的僧人道鏡和玄舫，不但日夜出入起居相伴，還將大政盡數委之，專門設立僧相之位，而引起了以藤原氏為首的本土傳統貴族不滿。
最終以奈良六宗為代表的新興僧人集團與傳統貴族階層的矛盾激化，以藤原四家之一的南家之主，太政大臣藤原勝押美，發起了一場席卷平城京在內十數國的叛亂，一度將已經退位的孝謙女王追迫出走京畿，而擁戴淳仁王為新國主。
但是很快就在鑒真大師為代表的東渡僧團支持下，從海對麵的中土援引外力卷土重來，將掌握京都的藤原押勝美一族徹底擊敗，最終斬殺於近江國之地。
重新柞位而改稱稱德王，廢除藤原氏的一係列措施和政策，推行崇佛為基本國策。進而冊封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設立了法臣、法參議等僧侶大臣，自此開啟了僧團參政的國主/法王二元時代。
而在對藤原氏南家殘黨追索株連當中，有藤原勝押美的第四子和從弟，得中土渡來人的海船幫助，在金澤島脫出了追擊，而一路渡海逃亡南下，最終在當時梁公分領之一的夷洲落腳，自此在當地落地生根重新繁衍開來，並且以宣誓效忠的代價蒙得重新賜姓，這才分別有了後來的源氏和平氏兩大支係。
隨著終身無子的孝謙女王去世後，奈良六宗為首的僧團與藤原北家為首本土貴族的矛盾再次激化，最終演變成了持續數代的宮變和政權更迭，以及以近畿為中心的多次戰亂和國主出奔事件。
而這時候，來自中土大唐的影響力，也隨著曆代對海外的經營和開拓，而逐步滲透到了倭國內部。最終來自大唐的天使，被引入調停倭國朝廷的內部紛爭。
經過了一係列的運作和交涉之後，宣布將倭國王姓一族，內遷置於大唐的保護之下，以江城王前往聯姻的形式引入李唐宗室的血脈，於平城、山城兩京之外，另行營造平安京（今日本京都）為新都，自此結束了世代的紛爭不休，而開啟唐人在倭國的土地上進行分藩開拓的進程。
期間雖然數度有所反複和紛爭，但都在大唐中興的強勢之下，無疑都被壓製和消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乙未之亂爆發後，也自然而然的波及到了作為海外三藩之一扶桑。
其中，打著為梁氏報仇的旗號，以夷洲的源氏和平氏兩家為先鋒，引南海一路偏師渡海攻入扶桑之地，最終殺進山城京，流放了與李唐有所淵源的白河王，另立別係的崇德王，而開啟兩家輪流在京執政的曆史。
但是沒多久兩家已經矛盾激化而在朝中爭鬥不已，而當地土生貴族和舊屬李唐的分藩也各自乘勢而起，最終率眾出走平安京的平氏於舊都平城京（今奈良），擁立白河王之子鳥羽王，形成東西兩朝對峙拉鋸征戰的格局。
其中又夾雜著，所謂東國的持統派（來自大陸倭人後代）和西國的歸義派（海外歸來的倭人後裔），之間綿連世代的仇怨與攻殺；掌握政治特權和私兵武裝的“三京五山”僧團，與南北公卿世係之間的勾心鬥角和連橫合眾。。。。
隻是扶桑之地持續上百年的戰事雖然極為頻繁，但卻是各個家係和名主之間的私相爭鬥多而區域決定性的會戰少，且無論在戰爭的規模還是烈度上，都是與中土大陸無法比擬的。
所以扶桑地方上的那些螻蟻之民，多多少少能夠得到一些苟延殘喘，乃至休養生息的短暫間隙，而苦苦煎熬著在扶桑之地的各個角落裏繼續繁衍和存活下來。
當然了，現在作為最大的敵患北朝漸去，能夠抽出手來的國朝大梁，想要改變南北分峙的局麵，已經不再是一句空泛的遙遠預期了。
畢竟，以國朝氣吞江南而並有中原的巨大體量，就算是什麽實質行動都不做，光是一個名分大義上的支持，就足以形成打破扶桑整體大環境的連鎖反應了。
因此，從這一點上推及開來，扶桑的諸侯們想要主動染指和漸進式滲透，那些中土大陸的邊角之地，也未嚐不是某種謀取後路和積極尋求出路的一個現實方向。
不過，國朝所需要謀取的方向，卻未必是我淮鎮的利益和立場所在。隻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就什麽事情都沒有辦法做了，谘詢和參考了相應幕僚和參謀團體之後。
我也初步梳理出了，目前可以采取多管齊下的手段和對策；
一方麵繼續借助國朝大梁的旗號，拉虎皮做大旗而製造輿論主動聲援和支持，與扶桑東國勢力對立的南朝；製造聲勢和輿論上的壓力，起碼讓南朝方麵有了再度發起侵並攻勢的動力和契機；
另一方麵則是組建一支由戰船和運兵船，輜重船組成，有一定較長自持能力的混合水師；沿新羅南部外海北上而在相應海域和航線中待機、巡邏，
然後在巡曳當中一邊操練一邊索敵，擊沉和俘獲一切來自扶桑方麵的船隻和運力，而嚐試封鎖和斷絕，這些來自扶桑之地的後援和輸送補給；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尋機登陸和摧毀相應的額港口，至少以淮軍水師的裝備和訓練，麵對扶桑方麵就算數量上少一點，也足夠形成海戰中的優勢；
因為，根據相應參謀組的對策分析，並不認為他們這些外來軍隊，光靠後百濟國的地盤，就可以自給自足的供養起來。一旦陷入了嚴重困頓和匱乏之中，這些扶桑兵馬會做什麽事情來，就不言而喻了。
再者，再通過後續追加投入新羅藩的力量，以新羅為舞台和戰場，繼續重創這些扶桑方麵的外援勢力，最好把他們都留在新羅之地，自然而然的就會在扶桑本土的令國內，造成某種打破平衡的連鎖反應。
最後，就是針對後百濟國方麵，配套的經濟戰，需要商務部門和對外交涉領域的一同發力了；當然在國朝方麵的名分爭取也是必不可少的，再組織一批新羅諸侯代表過去，哭訴和誇大扶桑之地自初唐白江口之戰受挫之後，時隔數百年再次大規模出兵登陸大陸的野心昭然和事態嚴重。
這樣的話，負責監視平盧道方麵的劉琦所部數營海兵隊，就要撤回來了，他將要和宗澤重新搭伴，作為這隻混合船團的正副主官。
一連串的複雜思緒和考慮下來，我忽然心中一動；既然這個博羅會和藏得更深的那個公孫世家，多少有所牽連和淵源的話，那是否意味著可以推演出類似的結果。
這個扶桑藩還真有些臥虎藏龍的意味啊；想到這裏，我決定把阿琪叫過來再好好的炮製一回。
當然了在勢如破竹的攻勢下，類似的捷報和勝聞，自從青州守捉軍為主的征東大軍渡海出征之後，我就已經是聽的很多，以致讓人已經有些麻木了。
這一次的結果，似乎也沒有什麽意外。
雖然後百濟國方麵，難得就地聚集了數萬軍隊依托城池迎戰，也並不能改變整個城外決戰的過程，就是被淮軍從冷兵器到火器，從步軍刀騎兵，全方位壓倒性優勢所碾壓的結果。唯有最後攻打忠州城的時候，稍微遇上了一點麻煩。
因為作為忠清道北部的首府和京畿地區外圍，這是一座新羅地比較少見的大城，完全仿照中土規模和建製，因此最盛時可容納十萬人口；在此之前，當地十幾家諸侯組成的聯軍，斷斷續續圍攻了數月，也沒有能夠拿下來。
反而因為被長時間的久攻不下拖得師老疲敝，而被敵軍的外援打的大敗虧輸。
而今更是聚集了後百濟國敗退收縮的各路人馬在其中負隅頑抗；故而作為淮軍前驅和炮灰的當地藩兵，幾次攻上去都被打退趕了下來，於是趙隆集中了隨行野炮壓製了城頭，然後派人炸開了被封堵起來的城門而最終一錘定音。
至於集中火炮打破忠州城牆之後，在後續收尾的城內鎮壓行動和治安戰裏，陣斬一個後百濟國的兵馬大元帥，俘虜和斬殺一堆都督、節度使、經略、防禦使、刺史、將軍什麽的，也不是什麽令人稱道的事情。
然而這一次事情不一樣，在城外城內的戰鬥中，都出現了大量來自扶桑藩的倭軍身影，他們的戰鬥意誌和士氣，訓練和組織度都比那些裹挾來的烏合之眾，要強上一些程度的；因此，後續巷戰的時間也被相對拉長了。
並且至少當場繳獲了好幾個藩主大名的旗號，通過拷問俘獲無一例外的都指向了，扶桑北朝勢力所屬以吉良氏為首的關東諸侯集團。
這樣下來，這個與博羅會相關的幕後背景和靠山，眼看就是要呼之欲出了。
隻是，既然事情涉及到扶桑藩就有些麻煩了。
一方麵，這也同樣意味著，針對這個“後百濟國”的戰事，並沒有那麽容易實現速戰速決了。至少在今年冬天下雪之前，是沒法指望和實現了了。
另一方麵是淮鎮雖然已經擁有兩隻以上的海麵機動和武裝力量，但在海陸軍事投放能力和具體威脅上，僅限於環渤海內外圈和部分延伸出來的黃海近岸；對於與新羅藩跨海相望的扶桑之地，還是有些鞭長莫及，特別是處於扶桑北方的東國方麵；
目前的最大限度，也就是在距離最近的九州太宰府南端，保持一定程度的貿易往來和其他利益，在占據一些不受關注的邊角之地，聚攏點人口挖點礦產而已。
還有一方麵原因，就是這個扶桑藩，本身就是一個征戰不休的爛泥坑，以現今淮北道的體量，就算是投入多少力量進去，也未必能夠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因為，與另一個時空處於平安時代而相對落後貧乏的日本國有所不同，這個扶桑藩可是一度作為李唐皇室的支係分藩，而長期存在與曆史當中，由此也為當地文化和技術，帶來了文明發展上翻天覆地的變化。
至少，倭人是有名的能生養又是吃苦耐勞，再加上曆代沿襲下來的開發和教化，再加上諸多外來因素的幹涉和滲透，可以說是在這個時空軌跡裏，已經提前進入了加強版式的戰國時代了。
特別是乙未之亂後期，大量依舊忠於李唐卻又不堪忍受戰禍連綿的士民百姓，乃至豪門巨族紛紛登船出海東渡扶桑避禍，也幾乎改變了扶桑之地全麵倒向新興南朝的格局。
因此，自乙未之亂後留下來的某種殘餘慣性和影響，各種勢力分作南北兩大陣營，而以各自執政的源氏和平氏兩大巨族為首，相互爭鬥不休已經有一百多年光景了。
就連曆代國朝也是保持了有限幹涉的態度，而僅僅維持住盛產貴金屬的多片飛地，對於介入或是解決扶桑之地的紛爭，卻是完全興趣乏乏的。
不過，在最大的敵人北朝已經轟然倒下的情況係啊，或許一貫以來的事情方向，又會有所變化，也說不定的？。
而倭國內亂和源平兩家恩怨對立的曆史根源，則可以上溯到數百年前與梁公同時代的孝謙女王治下，因為這位倭國女王相繼寵信來自東土的僧人道鏡和玄舫，不但日夜出入起居相伴，還將大政盡數委之，專門設立僧相之位，而引起了以藤原氏為首的本土傳統貴族不滿。
最終以奈良六宗為代表的新興僧人集團與傳統貴族階層的矛盾激化，以藤原四家之一的南家之主，太政大臣藤原勝押美，發起了一場席卷平城京在內十數國的叛亂，一度將已經退位的孝謙女王追迫出走京畿，而擁戴淳仁王為新國主。
但是很快就在鑒真大師為代表的東渡僧團支持下，從海對麵的中土援引外力卷土重來，將掌握京都的藤原押勝美一族徹底擊敗，最終斬殺於近江國之地。
重新柞位而改稱稱德王，廢除藤原氏的一係列措施和政策，推行崇佛為基本國策。進而冊封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設立了法臣、法參議等僧侶大臣，自此開啟了僧團參政的國主/法王二元時代。
而在對藤原氏南家殘黨追索株連當中，有藤原勝押美的第四子和從弟，得中土渡來人的海船幫助，在金澤島脫出了追擊，而一路渡海逃亡南下，最終在當時梁公分領之一的夷洲落腳，自此在當地落地生根重新繁衍開來，並且以宣誓效忠的代價蒙得重新賜姓，這才分別有了後來的源氏和平氏兩大支係。
隨著終身無子的孝謙女王去世後，奈良六宗為首的僧團與藤原北家為首本土貴族的矛盾再次激化，最終演變成了持續數代的宮變和政權更迭，以及以近畿為中心的多次戰亂和國主出奔事件。
而這時候，來自中土大唐的影響力，也隨著曆代對海外的經營和開拓，而逐步滲透到了倭國內部。最終來自大唐的天使，被引入調停倭國朝廷的內部紛爭。
經過了一係列的運作和交涉之後，宣布將倭國王姓一族，內遷置於大唐的保護之下，以江城王前往聯姻的形式引入李唐宗室的血脈，於平城、山城兩京之外，另行營造平安京（今日本京都）為新都，自此結束了世代的紛爭不休，而開啟唐人在倭國的土地上進行分藩開拓的進程。
期間雖然數度有所反複和紛爭，但都在大唐中興的強勢之下，無疑都被壓製和消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乙未之亂爆發後，也自然而然的波及到了作為海外三藩之一扶桑。
其中，打著為梁氏報仇的旗號，以夷洲的源氏和平氏兩家為先鋒，引南海一路偏師渡海攻入扶桑之地，最終殺進山城京，流放了與李唐有所淵源的白河王，另立別係的崇德王，而開啟兩家輪流在京執政的曆史。
但是沒多久兩家已經矛盾激化而在朝中爭鬥不已，而當地土生貴族和舊屬李唐的分藩也各自乘勢而起，最終率眾出走平安京的平氏於舊都平城京（今奈良），擁立白河王之子鳥羽王，形成東西兩朝對峙拉鋸征戰的格局。
其中又夾雜著，所謂東國的持統派（來自大陸倭人後代）和西國的歸義派（海外歸來的倭人後裔），之間綿連世代的仇怨與攻殺；掌握政治特權和私兵武裝的“三京五山”僧團，與南北公卿世係之間的勾心鬥角和連橫合眾。。。。
隻是扶桑之地持續上百年的戰事雖然極為頻繁，但卻是各個家係和名主之間的私相爭鬥多而區域決定性的會戰少，且無論在戰爭的規模還是烈度上，都是與中土大陸無法比擬的。
所以扶桑地方上的那些螻蟻之民，多多少少能夠得到一些苟延殘喘，乃至休養生息的短暫間隙，而苦苦煎熬著在扶桑之地的各個角落裏繼續繁衍和存活下來。
當然了，現在作為最大的敵患北朝漸去，能夠抽出手來的國朝大梁，想要改變南北分峙的局麵，已經不再是一句空泛的遙遠預期了。
畢竟，以國朝氣吞江南而並有中原的巨大體量，就算是什麽實質行動都不做，光是一個名分大義上的支持，就足以形成打破扶桑整體大環境的連鎖反應了。
因此，從這一點上推及開來，扶桑的諸侯們想要主動染指和漸進式滲透，那些中土大陸的邊角之地，也未嚐不是某種謀取後路和積極尋求出路的一個現實方向。
不過，國朝所需要謀取的方向，卻未必是我淮鎮的利益和立場所在。隻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就什麽事情都沒有辦法做了，谘詢和參考了相應幕僚和參謀團體之後。
我也初步梳理出了，目前可以采取多管齊下的手段和對策；
一方麵繼續借助國朝大梁的旗號，拉虎皮做大旗而製造輿論主動聲援和支持，與扶桑東國勢力對立的南朝；製造聲勢和輿論上的壓力，起碼讓南朝方麵有了再度發起侵並攻勢的動力和契機；
另一方麵則是組建一支由戰船和運兵船，輜重船組成，有一定較長自持能力的混合水師；沿新羅南部外海北上而在相應海域和航線中待機、巡邏，
然後在巡曳當中一邊操練一邊索敵，擊沉和俘獲一切來自扶桑方麵的船隻和運力，而嚐試封鎖和斷絕，這些來自扶桑之地的後援和輸送補給；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尋機登陸和摧毀相應的額港口，至少以淮軍水師的裝備和訓練，麵對扶桑方麵就算數量上少一點，也足夠形成海戰中的優勢；
因為，根據相應參謀組的對策分析，並不認為他們這些外來軍隊，光靠後百濟國的地盤，就可以自給自足的供養起來。一旦陷入了嚴重困頓和匱乏之中，這些扶桑兵馬會做什麽事情來，就不言而喻了。
再者，再通過後續追加投入新羅藩的力量，以新羅為舞台和戰場，繼續重創這些扶桑方麵的外援勢力，最好把他們都留在新羅之地，自然而然的就會在扶桑本土的令國內，造成某種打破平衡的連鎖反應。
最後，就是針對後百濟國方麵，配套的經濟戰，需要商務部門和對外交涉領域的一同發力了；當然在國朝方麵的名分爭取也是必不可少的，再組織一批新羅諸侯代表過去，哭訴和誇大扶桑之地自初唐白江口之戰受挫之後，時隔數百年再次大規模出兵登陸大陸的野心昭然和事態嚴重。
這樣的話，負責監視平盧道方麵的劉琦所部數營海兵隊，就要撤回來了，他將要和宗澤重新搭伴，作為這隻混合船團的正副主官。
一連串的複雜思緒和考慮下來，我忽然心中一動；既然這個博羅會和藏得更深的那個公孫世家，多少有所牽連和淵源的話，那是否意味著可以推演出類似的結果。
這個扶桑藩還真有些臥虎藏龍的意味啊；想到這裏，我決定把阿琪叫過來再好好的炮製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