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鶴繼續道：“但如果嚴格按證據論，在虞國是否出兵這個問題上，三本書的觀點都是孤證，其實任何一家都不能完全采信。能夠確定的，是晉國經借道虞國滅虢，虞國行以方便，而後虞國也被晉國所滅，僅此而已。”
徐鶴頓了頓接著說道：“因此，我覺得三傳都不能作為證據而證明虞國是否出兵，史料互相印證，是必須的。但即使是互相印證成立，如果沒有當時的文物一類更加直接的證據支撐，我們仍然不能斷言得到的就是事實，隻能相信其中證據最有力的部分。”
所謂【當時的文物】，即為出土文物。
就像之前說的《聖人家書》，曆史上都覺得這本是是後人假托孔子之名寫的。
但是經過考古發現，其實這本書還真是出自孔子那個年代。
所以說，這本書排除了後人假托，但是不是真的是孔子所言，那也缺乏直接的證據，除非哪個文物上指名道姓說這本書就是孔老夫子親述，那才能作為證據定性。
同樣的道理，你因為成書時間或者書的性質而給假道伐虢定性，這也是耍流氓。
這時有人開口道：“萬一鄉試時，出卷官考這種題，我們總要取用三傳之一作為解答的標準吧！那用哪本書呢？”
徐鶴搖了搖頭：“能給鄉試出卷之人，無一不是飽學之士，他們在出卷時，肯定會避開這種爭議較大的問題。”
“退一步說，就算他們出了《假道伐虢》的題目，三傳中記載的文字並不相同，隻要熟記三傳，考官用哪本書，你就用哪本書的觀點作答即可！”
被教育了。
原本想教育新生的廩生、增生們在聽完徐鶴的話後陷入了沉思。
確實，在經史中經常出現有出入的地方，《春秋》還好，《尚書》才是重災區。
往往很多說法在後世都被人揪出來存疑了。
但在這個時代，大家對經史子集的研究還沒有到清朝訓詁派時那麽變態，所以大家對於經史子集中出現的問題，往往不知道如何解決。
徐鶴的辦法雖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但也提供了一個考試思路。
別說，還挺討巧。
這個問題，不僅讓以《春秋》為本經的士子們陷入了沉思，別的人也都開始思考自己本經中出現的問題。
不過這些人在場上之人裏也不過是小眾，大部分人在聽完後完全不知所雲。
徐鶴剛剛說的每一個字他們都能寫出來，但湊成了句子，他們就完全搞不明白徐鶴究竟在說什麽了？
這就是經學功夫還沒有到家的表現。
受電視劇的影響，在後世很多人認為，讀書考進士是個很簡單的事，動不動就是一個進士官。
不好意思，真正的曆史中，場中這些秀才都是天下最聰明的一批人。
但就算是這批人，十三經也未必能通讀，就算通讀，也未必能甚解，就算搞明白了，能不能闡發也是問題。
所以，能中秀才，那僅僅是讀書的另一個層次的起點。
徐鶴的這個解答完美地告訴眾人，你們距離考中舉人、進士還差了一大截呢，千萬別懈怠。
這時，一直站在階上的焦訓導也來了興趣，開口道：“沒想到兩聲對《春秋》也有涉獵，那我也出一題，你試答之！”
徐鶴已經知道這是育英齋的訓導焦澤焦克己，自己以後的班主任，於是趕緊謙虛道：“不敢言【涉獵】，隻是讀過！”
焦澤很滿意徐鶴的謙虛，微笑道：“無事，就當閑聊！”
說罷，他問道：“都說治史需【據事直書】，對此你怎麽看？”
徐鶴聽到他的提問，頓時整個人不好了。
這題已經脫離的經義，而是考驗徐鶴的治史原則了。
在華夏的史學發展中，一直存在著“予奪褒貶”和“據事直書”兩種治史理念。
所謂予奪褒貶就是以史為鑒，通過一定的記敘原則對曆史進行毀譽褒貶。
比如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從這就能看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世人以史為鑒。
但到了兩漢，占據主導地位的治史觀念變成了據事直書。
比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鮮明地體現出據事直書的理念，唐代史學家劉知己更是對撰寫史書提出了兩個標準，一是撰述方法上必須“征求異說，采摘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
二是在撰史態度上，讚譽勇於直書的精神，反對曲筆隱晦的行為。
但到了大魏朝，這個問題徐鶴就不能隨便回答了。
因為理學盛行，北宋二程就明確告誡弟子謝良佐說，學者不用儒家義理指導讀史，就會使人心粗，而讀史不知道闡明儒家義理思想，就是玩物喪誌。
徐鶴但凡敢在現場對此進行褒貶，那是要出大事的。
但焦澤此言明顯是想聽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回答得若是太循規蹈矩，顯然焦澤不會滿意。
“怎麽辦？”徐鶴有些腦袋疼。
焦澤見狀，猜到了徐鶴的擔心，於是笑道：“沒關係，咱們今天就是隨便聊聊，不要有壓力！”
班主任說隨便聊聊那能信？
徐鶴想了片刻決定萬一招【曲線救國】。
片刻後，徐鶴開口道：“剛剛這位歐陽學兄提到《春秋》，那我對【據事直書】的態度，用《左傳》中的一件事來舉個例子，說完後，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何？”
焦澤聞言差點笑出聲來，心說：“這小子倒是謹慎。”
徐鶴這時開口道：“《左傳·宣公二年》，「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背完了課文，徐鶴開始提問：“大家覺得《左傳》中的這段話，是不是據事直書？”
歐陽俊聞言頓時笑出聲來：“【趙盾弑其君】，這當然是據事直書！這還用說？”
徐鶴頓了頓接著說道：“因此，我覺得三傳都不能作為證據而證明虞國是否出兵，史料互相印證，是必須的。但即使是互相印證成立，如果沒有當時的文物一類更加直接的證據支撐，我們仍然不能斷言得到的就是事實，隻能相信其中證據最有力的部分。”
所謂【當時的文物】，即為出土文物。
就像之前說的《聖人家書》，曆史上都覺得這本是是後人假托孔子之名寫的。
但是經過考古發現，其實這本書還真是出自孔子那個年代。
所以說，這本書排除了後人假托，但是不是真的是孔子所言，那也缺乏直接的證據，除非哪個文物上指名道姓說這本書就是孔老夫子親述，那才能作為證據定性。
同樣的道理，你因為成書時間或者書的性質而給假道伐虢定性，這也是耍流氓。
這時有人開口道：“萬一鄉試時，出卷官考這種題，我們總要取用三傳之一作為解答的標準吧！那用哪本書呢？”
徐鶴搖了搖頭：“能給鄉試出卷之人，無一不是飽學之士，他們在出卷時，肯定會避開這種爭議較大的問題。”
“退一步說，就算他們出了《假道伐虢》的題目，三傳中記載的文字並不相同，隻要熟記三傳，考官用哪本書，你就用哪本書的觀點作答即可！”
被教育了。
原本想教育新生的廩生、增生們在聽完徐鶴的話後陷入了沉思。
確實，在經史中經常出現有出入的地方，《春秋》還好，《尚書》才是重災區。
往往很多說法在後世都被人揪出來存疑了。
但在這個時代，大家對經史子集的研究還沒有到清朝訓詁派時那麽變態，所以大家對於經史子集中出現的問題，往往不知道如何解決。
徐鶴的辦法雖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但也提供了一個考試思路。
別說，還挺討巧。
這個問題，不僅讓以《春秋》為本經的士子們陷入了沉思，別的人也都開始思考自己本經中出現的問題。
不過這些人在場上之人裏也不過是小眾，大部分人在聽完後完全不知所雲。
徐鶴剛剛說的每一個字他們都能寫出來，但湊成了句子，他們就完全搞不明白徐鶴究竟在說什麽了？
這就是經學功夫還沒有到家的表現。
受電視劇的影響，在後世很多人認為，讀書考進士是個很簡單的事，動不動就是一個進士官。
不好意思，真正的曆史中，場中這些秀才都是天下最聰明的一批人。
但就算是這批人，十三經也未必能通讀，就算通讀，也未必能甚解，就算搞明白了，能不能闡發也是問題。
所以，能中秀才，那僅僅是讀書的另一個層次的起點。
徐鶴的這個解答完美地告訴眾人，你們距離考中舉人、進士還差了一大截呢，千萬別懈怠。
這時，一直站在階上的焦訓導也來了興趣，開口道：“沒想到兩聲對《春秋》也有涉獵，那我也出一題，你試答之！”
徐鶴已經知道這是育英齋的訓導焦澤焦克己，自己以後的班主任，於是趕緊謙虛道：“不敢言【涉獵】，隻是讀過！”
焦澤很滿意徐鶴的謙虛，微笑道：“無事，就當閑聊！”
說罷，他問道：“都說治史需【據事直書】，對此你怎麽看？”
徐鶴聽到他的提問，頓時整個人不好了。
這題已經脫離的經義，而是考驗徐鶴的治史原則了。
在華夏的史學發展中，一直存在著“予奪褒貶”和“據事直書”兩種治史理念。
所謂予奪褒貶就是以史為鑒，通過一定的記敘原則對曆史進行毀譽褒貶。
比如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從這就能看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世人以史為鑒。
但到了兩漢，占據主導地位的治史觀念變成了據事直書。
比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鮮明地體現出據事直書的理念，唐代史學家劉知己更是對撰寫史書提出了兩個標準，一是撰述方法上必須“征求異說，采摘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
二是在撰史態度上，讚譽勇於直書的精神，反對曲筆隱晦的行為。
但到了大魏朝，這個問題徐鶴就不能隨便回答了。
因為理學盛行，北宋二程就明確告誡弟子謝良佐說，學者不用儒家義理指導讀史，就會使人心粗，而讀史不知道闡明儒家義理思想，就是玩物喪誌。
徐鶴但凡敢在現場對此進行褒貶，那是要出大事的。
但焦澤此言明顯是想聽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回答得若是太循規蹈矩，顯然焦澤不會滿意。
“怎麽辦？”徐鶴有些腦袋疼。
焦澤見狀，猜到了徐鶴的擔心，於是笑道：“沒關係，咱們今天就是隨便聊聊，不要有壓力！”
班主任說隨便聊聊那能信？
徐鶴想了片刻決定萬一招【曲線救國】。
片刻後，徐鶴開口道：“剛剛這位歐陽學兄提到《春秋》，那我對【據事直書】的態度，用《左傳》中的一件事來舉個例子，說完後，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何？”
焦澤聞言差點笑出聲來，心說：“這小子倒是謹慎。”
徐鶴這時開口道：“《左傳·宣公二年》，「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背完了課文，徐鶴開始提問：“大家覺得《左傳》中的這段話，是不是據事直書？”
歐陽俊聞言頓時笑出聲來：“【趙盾弑其君】，這當然是據事直書！這還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