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的歲入從絕對值來講，這些年一直都在上漲。高拱起複回朝的當年，朝廷歲入隻有308萬(他年底才到京，所以這鍋該歸徐階)，到了大致由高拱負責的第一年，朝廷歲入便上漲了二十餘萬兩(首輔還是李春芳)。
又次年，即高拱正式作為首輔負責全國事務的隆慶六年，朝廷歲入直接上漲到了384萬兩，相較於隆慶五年直接漲了約50萬兩——要知道，此時京華尚未發力，歲入的上漲幾乎全是高拱自身的能力體現。
嘉靖末年時的亂攤子不必多說，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導致隆慶時代的幾年全在還債。徐階去位的那年還沒實現收支平衡(之前高拱去位前已經推出過一些措施)，隻是欠債減輕了不少。
等到隆慶六年年末，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實現了債務基本還清(主要是補發曆年欠餉)，並且出現了18萬兩左右的盈餘，真是可喜可賀。
進入萬曆年間，高拱當政六年，京華也在這一時期慢慢形成。北疆開關，沿海開海，京華商社做起了邊關貿易，京華私港開啟了海洋貿易。兩方麵的貿易不再局限於某一兩處“試點”。
在北疆，除了張家口等曆來作為貿易關口的商關，高拱幾乎全麵開放了土默特、鄂爾多斯、青海土默特邊境沿線適合進行貿易的關口，總數高達四十七個馬市、私市。
在沿海，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由北而南的蓋州(營口)、永平(開平)、天津、萊州(京華造船廠北廠所在地)、鬆江(上海縣)、寧波、泉州、廣州都開建了私港，大量沿海走私商人開始逐步放棄走私而進入港口合法行商。
高拱去世那一年，大明的歲入已經高達五百四十萬兩(還有約40萬兩左右的收入不入賬，是當時計量口徑問題，由京華直接給了皇室)。
到了郭樸當政的四年，陸上貿易沒有多大變化，隻是在高務實去了廣西之後，京華又開辟了滇藏貿易線，對歲入稍有提高。
海上貿易則進一步發展，由北而南繼續開放了金州(後世大連)、膠州(後世青島)、海州(後世連雲港)、杭州、雷州、欽州這六大港口。
另外，郭樸時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時代就開始進行的清丈田畝工作，一條鞭法的推進也基本完成。整體來說，截止到郭樸主動致仕之時，朝廷歲入已經高達六百八十萬兩左右。
而後的張四維時代，陸、海貿易並沒有再行擴大太多關口，但他把提高朝廷歲入的重心放在了內部改革之上。
其最大的兩項工作成績，一是將商稅征收由北而南推進，打破了南方商幫長期不交商稅的格局(或者交極少，比如江南茶稅合計四兩銀子，噗)。
二是他為改革大明的鹽務工作開了個好頭，主動向高務實表達了支持鹽務改革的意向。這一點尤其難得，因為蒲州張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頂級大鹽商之一，幾乎壟斷了北方最大的海鹽基地長蘆鹽場。
雖然因為張四維秉政時間太短，他的鹽務改革具體方案還未推出便不得不回鄉丁憂，但其敢於對自己動刀子的態度還是讓高務實刮目相看。
不過鹽務問題實在是個老大難的痼疾，高務實也不敢玩什麽一刀切——看看大明朝設立了多少個都轉運鹽使司，就知道問題有多大。要知道，這每一個“都轉運鹽使”可都是從三品的高官！
自古以來都是設官容易裁官難，高務實也因此隻好和皇帝聯手，在特殊的軍管區域——遼東地區建立一所新的鹽場，打算先以商業衝擊為手段，強行打亂國內鹽務格局之後再進行全麵改革。
至目前為止，鹽務問題依舊存在，並且看起來還會繼續存在至少數年時間。不過，遼南鹽場雖然暫時還沒能完全打亂全國鹽務格局，卻給皇帝帶去了每年三四十萬兩的巨大收益，倒成了高務實獲得皇帝認可的又一項業績。
實際上，一年三四十萬兩的收益並不誇張。皇帝在遼南鹽場與高務實實行五五分成(這裏有遼東的特殊情況，即軍管土地算皇帝的土地，故皇帝以鹽場土地入股)，實際上等於說鹽場每年利潤為七十多萬兩。
七十多萬兩收益的鹽場誇張嗎？不誇張，因為長蘆鹽場僅蒲州張家的部分，平均一年就高達三百多萬兩——當然，哪怕是在張四維當政時期，鹽場收入也有很大一份需要額外支出出去進行上下打點，這可能也是張四維站在朝廷首輔層麵認為鹽務必須改革的一個要因。
遼南鹽場真正的收入當然不止七十萬兩，實際上高務實主要是一直在擴大這個鹽場，但鹽場工作有其特殊性。這年代沒有廉價的橡膠雨靴，一般鹽丁也不可能穿皮質靴子(再說也皮質在重鹽鹵水中也扛不住多久)，所以都是直接赤腳工作的。
赤腳泡重鹽鹵水對人體的危害不言而喻，所以全國的鹽丁其實都很慘。這個現象對於這個時代的人而言幾乎已經習慣了，但高務實畢竟是現代人，他覺得如此重度危害人體的工作不能長年累月，因此在遼南鹽場推行了一項仁政：輪換製。
具體來說，就是一名鹽丁隻在鹽場工作一年，接下來兩年負責務農(開荒種植北海道水稻或玉米)，兩年之後再去鹽場工作一年，如此輪流。
因為這個緣故，遼南鹽場的擴張就很花錢了，它實際上還兼有農場功能，所需的人手遠超全國其他各地鹽場(但其他鹽場的製度不同，鹽場主不負責具體生產安排，他們隻是以鹽法特權收購鹽戶的成鹽進行販售)。
正是由於擴張成本高，所以分成就少了。不過高務實認為這個情況很快會得到改善，理由是當北海道水稻和玉米的收成上來之後，說不定反而還有大筆獲利。
在這件事上，皇帝的支持很重要，因為鹽場的農場用地靠的是皇家的“麵子”——奉聖意開荒不僅享受之前高務實在遼東定下的三年免征政策，開荒之後的稅率也很低。
原本，如果這些農場按照皇莊計算則根本無須交稅，但高務實很反感不交稅這種情況，當年還勸皇帝把京師附近大量皇莊都“還”給了農民(分期付款贖回製度)，所以現在的鹽場農場也按照這個來辦。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農場成了“集體用地”，所有權歸鹽場所有，而鹽場的股份因為是皇帝和高務實各占一半，所以鹽場農場本身繳納一半田賦——高務實本來也不需要交田賦，但他很早便“以身作則”地宣布自己的田地都會足額繳稅。
高務實雖然不愛好買地，但他在高家的確是有分到田地的，而在各地買礦山的時候，由於其中有些位於幾個山頭之間的穀地不可能單獨列出，所以也隻能一並買入。
這樣一來，因為他買下的礦山極多，其實現在也順便成了大地主，隻是土地零散得很，星星點點到處都是，碎得和此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小邦國一般。
張四維時代結束，到了申時行當政時，京華也已經是大明的產業巨無霸。此時由於南疆和大明實際上打通了貿易(京華是大明的“國內企業”，有權直接貿易，於是南疆地區在商業上實際相當於大明內地一般)，這導致雙方貿易往來大增。
貿易量既然大增，關稅和海關稅收入便隨之暴增，這也是高務實之前在實學派聚會中提到現在兩項關稅從當年“十來萬”翻了三十倍的來曆，也就是說現在陸海關稅總額已經超過三百萬兩。
此時，全國的正常歲入已經提高到了八百三十萬兩左右，而今年高務實主導了戶部大收權之後，各地方衙門截留的收入少了很多，以往被隱瞞的很多收入也被戶部收取，導致戶部收入又提高了不少，已經有望達到或接近千萬之數。
而且高務實不擔心地方衙門會餓死，因為在此之前好幾年他就提出過地方衙門“創收”的辦法。這辦法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地方主官應該大力提倡發展商業貿易，並把征收商稅作為提高收入的手段。
大明當前階段的商稅分為兩個部分，一類是國家商稅，一類是地方商稅，但兩者之間的製度還沒有定好——原本高務實打算借鑒自後世紅朝的“分稅製”現在還在計劃當中，所以目前的大明商稅按照戶部與地方五五分成來草草結算。
總的上來說，這個做法也很符合高務實一貫的改革思路：以利益引導為主，而不是依賴於行政施壓。
行政施壓固然在某些時候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高務實始終堅信，單方麵的施壓是不存在的，但凡施壓就必然會導致反彈，所以任何時候都需要有利益引導，並以後者為主。否則一旦行政施壓結束——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結束之後必然會出現被壓一方的反攻倒算。
一年保底八百三十萬兩，今年甚至可能達到千萬級，這樣的財政實力之下，高務實依然對於這四十五萬兩銀子的開支增長很是猶豫，為什麽呢？
因為伴隨著收入的提高，大明朝的各項開支也同樣逐年上漲。
之前多次提到的幾個大項目，如宗室“買斷”、皇陵建設、戰備儲存、鞏固邊關(長城加固和新修炮台、要地棱堡化等)、官員俸祿改革(取消折奉，統一發銀)等等，無一不是吃錢的大戶。
換做是二十年前，可以說任何一項工程都不是當時的朝廷辦得下來的——君不見隆慶帝駕崩後，高拱竟然拍板讓他“住”進了他爹為他爺爺修的陵寢？以高拱對隆慶的感情，尚且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權宜之計，不是因為朝廷實在沒錢，還能是因為什麽？
然而現在，朝廷已經強大到了能夠一批大事同時辦。
二十年的改革，最大的變化就是兩個字：富強！
富強，富強，富了之後才能變強！
氪金，永遠是硬道理。
不過實學派改革畢竟還隻有二十年，氪金氪多了之後還是有後遺症的，比如各處都覺得自己需要氪金才能更強，這時候就很考驗高務實這個戶部尚書的平衡掌握了。
如此多的大事都要辦，花費自然是巨大的，要不然之前也不會逼出西北之亂。現在高務實主管財務之後雖然搞了大戶部，戶部的財政實力進一步強化，但他剛才已經批準了一些提高預算的項目。
更何況除了這些大項目之外，此前高務實很重視的“國家層麵救災賑災”工作也在積極推進，偏偏現在大明的災害也逐年增長，財政上給出的預算隻好隨之提高。甚至為此還不得不多準備一筆錢，用於可能出現的重大自然災害的救災賑災工作。
而現在兵部要花的這四十五萬兩銀子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在於它不是作為獎勵的一次性支出，而是一項常規性的提升軍餉。換句話說，今年批準以後，將來每年都要多支出這四十五萬兩。
這就有點狠了，高務實不能不猶豫。
但兵部給出的原因高務實是認同的，他對邊軍的情況比絕大多數朝臣都了解得多，甚至自己還帶著邊軍打過幾次仗，九邊邊軍的待遇是真的很糟糕，許多軍戶連養家糊口都難。
尤其是之前平定西北之亂，他就覺得亂子的根源出在陝甘寧地區的軍戶實在太窮上頭，稍微延遲一下軍餉的發放就能在有心人的拾掇下整出驚濤駭浪。從這個層麵上來講，提高邊軍待遇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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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隻管兵部的事，如何弄錢他們不管，他們隻管要錢，所以事情的解決還得看高務實。
高務實沉吟半晌，雖然沒有說不，但梁夢龍和三位侍郎的心情已經越來越緊張了。高司徒決斷問題一般都很快，拖這麽久沒說話，想必是其中困難真的很大，看來……多半沒戲了。
然而就在梁夢龍都打算放棄的時候，高務實卻突然開口了。
他終於歎了口氣，道：“銀子暫時實在給不出，我看隻能想點其他的辦法……諸位以為，直接發糧是否可行？”
梁夢龍一愣，回答道：“發糧當然可行，但糧從哪來？一條鞭法推行至今，朝廷征收的糧食已經越來越少了，各地糧倉的儲備都需要用銀子去民間收購，這發糧從何談起？”
高務實輕輕搖頭，道：“糧食的事我來想法子，不過需要過幾天才能給你們一個準信，還請諸位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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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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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隆慶六年年末，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實現了債務基本還清(主要是補發曆年欠餉)，並且出現了18萬兩左右的盈餘，真是可喜可賀。
進入萬曆年間，高拱當政六年，京華也在這一時期慢慢形成。北疆開關，沿海開海，京華商社做起了邊關貿易，京華私港開啟了海洋貿易。兩方麵的貿易不再局限於某一兩處“試點”。
在北疆，除了張家口等曆來作為貿易關口的商關，高拱幾乎全麵開放了土默特、鄂爾多斯、青海土默特邊境沿線適合進行貿易的關口，總數高達四十七個馬市、私市。
在沿海，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由北而南的蓋州(營口)、永平(開平)、天津、萊州(京華造船廠北廠所在地)、鬆江(上海縣)、寧波、泉州、廣州都開建了私港，大量沿海走私商人開始逐步放棄走私而進入港口合法行商。
高拱去世那一年，大明的歲入已經高達五百四十萬兩(還有約40萬兩左右的收入不入賬，是當時計量口徑問題，由京華直接給了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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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貿易則進一步發展，由北而南繼續開放了金州(後世大連)、膠州(後世青島)、海州(後世連雲港)、杭州、雷州、欽州這六大港口。
另外，郭樸時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時代就開始進行的清丈田畝工作，一條鞭法的推進也基本完成。整體來說，截止到郭樸主動致仕之時，朝廷歲入已經高達六百八十萬兩左右。
而後的張四維時代，陸、海貿易並沒有再行擴大太多關口，但他把提高朝廷歲入的重心放在了內部改革之上。
其最大的兩項工作成績，一是將商稅征收由北而南推進，打破了南方商幫長期不交商稅的格局(或者交極少，比如江南茶稅合計四兩銀子，噗)。
二是他為改革大明的鹽務工作開了個好頭，主動向高務實表達了支持鹽務改革的意向。這一點尤其難得，因為蒲州張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頂級大鹽商之一，幾乎壟斷了北方最大的海鹽基地長蘆鹽場。
雖然因為張四維秉政時間太短，他的鹽務改革具體方案還未推出便不得不回鄉丁憂，但其敢於對自己動刀子的態度還是讓高務實刮目相看。
不過鹽務問題實在是個老大難的痼疾，高務實也不敢玩什麽一刀切——看看大明朝設立了多少個都轉運鹽使司，就知道問題有多大。要知道，這每一個“都轉運鹽使”可都是從三品的高官！
自古以來都是設官容易裁官難，高務實也因此隻好和皇帝聯手，在特殊的軍管區域——遼東地區建立一所新的鹽場，打算先以商業衝擊為手段，強行打亂國內鹽務格局之後再進行全麵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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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一年三四十萬兩的收益並不誇張。皇帝在遼南鹽場與高務實實行五五分成(這裏有遼東的特殊情況，即軍管土地算皇帝的土地，故皇帝以鹽場土地入股)，實際上等於說鹽場每年利潤為七十多萬兩。
七十多萬兩收益的鹽場誇張嗎？不誇張，因為長蘆鹽場僅蒲州張家的部分，平均一年就高達三百多萬兩——當然，哪怕是在張四維當政時期，鹽場收入也有很大一份需要額外支出出去進行上下打點，這可能也是張四維站在朝廷首輔層麵認為鹽務必須改革的一個要因。
遼南鹽場真正的收入當然不止七十萬兩，實際上高務實主要是一直在擴大這個鹽場，但鹽場工作有其特殊性。這年代沒有廉價的橡膠雨靴，一般鹽丁也不可能穿皮質靴子(再說也皮質在重鹽鹵水中也扛不住多久)，所以都是直接赤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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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於歎了口氣，道：“銀子暫時實在給不出，我看隻能想點其他的辦法……諸位以為，直接發糧是否可行？”
梁夢龍一愣，回答道：“發糧當然可行，但糧從哪來？一條鞭法推行至今，朝廷征收的糧食已經越來越少了，各地糧倉的儲備都需要用銀子去民間收購，這發糧從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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