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劉馨“秘書處”名單中提到的人便得到了通知，知道自己“將被重用”，並需在今晚拜見高務實。一眾人等雖然不知道這重用究竟是如何一個重用法，但還是根據自身情況紛紛做了準備。
高務實依舊去戶部當值，順便接待來訪的吏部與兵部兩位尚書。
吏部尚書楊巍是來詢問關於明年百官俸祿預存情況的。“來年官俸預存製度”是高務實“收攏財權”之後的新舉措，不過其實類似的做法以前也不是沒有，隻是高務實將其製度化和標準化了，並且將之加入了戶部的國家財政預算體係當中。
由於這個國家財政預算體係是一個相當浩大的整體工作，因此各部衙都需要在年前與戶部聯係協商，達成一致。
否則的話，你要是不積極主動來找，那來年你部衙的錢不夠可就不關我戶部的事了，我戶部又沒損失，您老愛來不愛。
話雖如此，六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之類的衙門真要是連辦公經費都不夠，肯定到時候也能去找皇帝申述，隻不過這事一來丟臉，二來也顯得堂上官能力不夠，大家肯定是不樂意發生這一幕的。
吏部和兵部是實學派的基本盤，來找高務實也不怎麽擔心會被卡脖子，不過這兩部今年的預算都比往年高了一些，所以還是得早些過來與高務實通通氣。
這兩部的支出之所以會提高，吏部方麵其實是被戶部和兵部給“害”了。
先說戶部，由於戶部收權並改成了四侍郎製，正式變成“大戶部”，光是兩署十三司便多了好多官員，戶部人員整體膨脹了四成。這些官員雖然屬於戶部，但天下官員的“編製工作”責任在吏部，發俸祿也要在吏部先通過，因此楊巍反而要來向高務實說明情況。
好在兩署十三司與原先的各省司頗有區別，最大的差別在於兩署十三司的用人貫徹了當年高拱的一個著名觀點：進士少而舉人多，舉人中有實才而不精於文章者大有人在，故當多用舉人。
這當然是個很務實的觀點，春闈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開恩科)，雖然中試人數並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來說每年能“當官”的隻有一百人。
大明如此廣大，致仕退休者、政爭失敗者、丁憂守製者、因故掛冠者……各種各樣的離崗官員都可能超過這個數，光靠那點進士能管什麽用？
進士們真正的意義在於做大官，繼而刺激民間向學之風，而真正在基層辦事的官員在大明實際上是所謂“吏員”，他們並不在“官”這一階級。
但問題也出在這個“吏員”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員，其職務幾乎是世襲的，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讓該家族在主管項目上擁有充分的“經驗”，卻也一定會形成很多弊端。
比如某縣的財務工作始終是某家族負責，則其縣尊不管如何換來換去，都無法深入“改革”當地弊病，而該家族卻會形成越來越強大的地方實力，隻手遮天、胡作非為。
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變這種情況，隻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還隻是開了個頭，或者提出了“指導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
高務實作為他的衣缽繼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繼續推進下去，但與後世搞改革一樣，改革總是會由淺水區進入深水區的。
到了深水區就有深水區的講究，任何實踐都是不斷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沒有任何改革能畢其功於一役，不可能一勞永逸。
當前，大明的實學派改革基本上已經進入攻堅期、深水區，一些問題之所以難推進、難解決，是因為有的屬於體製機製遺留的老問題，有的屬於前進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有的源自思想觀念障礙，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
改革中遇到的問題，隻有靠進一步改革的辦法來解決。這種時候，最關鍵的兩點在於：一是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二是措施得宜，進退有度。
具體來說，高務實在前幾天的一次實學派高層聚會中，就提到了當前實學改革之“四要”：方向要正確，措施要精準，推進要有序，步調要一致。
方向要正確，是指實學派改革始終要記得自己的目的。改革不是為了實學派及其官員們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確保大明這個國家能夠通過改革獲得好處，於國於民都要有益。既不能是損公肥私，也不能偏重某士農工商某一階層，導致國家不穩，治理失序。
措施要精準，是指實學派官員們在具體的工作措施當中要有針對性，要能實際解決問題。這一點高務實非常看重，並認為這是實學派與心學派的一個極大不同。
他當時便強調說，躋身於實學派的官員，一定要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態度，不能遇事就打太極，得過且過，把問題推給接任者。
推進要有序，是指改革的推進要有計劃，不能盲目。改革一定要知道先做什麽後做什麽，先做的事情要能給後做的事情提供基礎。
他舉例說，就好比現在大家都知道海關稅的重要性了，但如果沒有之前的開關，沒有京華大筆投入建設海港，沒有建立艦隊打擊海盜、逼迫沿海私商放棄走私入境為“良商”的話，那現在一年能收的銀子，可能也就還是之前那十來萬兩，怎麽可能翻了將近三十倍？
步調要一致，指的是實學派內部要保持團結，推行政策的時候要能齊心協力，而不是互相扯皮拖後腿。
這一點看起來有些像高務實要樹立個人權威，但其實他的出發點還真不在這。整個派係團結起來做某件事的時候，除心學派之外的其他派係或無派係官員哪怕持不同意見，也一定不得不斟酌一番。
甚至就算是心學派，通常也不會很樂意與實學派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一點在申時行當政時期是非常明顯的。當然，王錫爵回京之後，心學派的作風有日漸轉硬的趨向，不過也沒有完全變化罷了。
言歸正傳，兩署十三司中除了兩位侍郎和各司正副主官之外，其餘具體負責辦事的官員清一色由舉人身份的候補官員充任，基本都是八九品的小官。
這些官員人數雖多，俸祿倒不高，吏部來高務實這裏商議，本身也隻能算走個過場，畢竟高務實自己設立的機構，不可能不管飯。
兵部這邊的情況則麻煩一些，因為相較於去年和今年，他們為明年做出的財政預算提高了著實不少，梁夢龍親自帶著四位侍郎中的三位同來，便是讓三位侍郎分別說明——戎政侍郎不必來，因為京營現在是生產建設兵團負責出錢出力，戶部不插手那一茬。
兵部來商議預算，規格很高，排麵十足，但其實歸根結底來講，花錢變多的原因主要出在高務實早有預計的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當然是戰前儲備。大明明確態度要一舉覆滅殘元，這事已經有好幾年了，由於之前皇帝態度堅決並且發力過度，甚至還鬧出了西北之亂。
不過在高務實平定了這次叛亂之後，皇帝幹脆把財務工作交給他來辦。讓他幹財務，當然不是讓他否決這個國策，而正是讓他更好的執行這個國策。
昔年永樂朝，成祖五伐漠北時，以那樣雄厚的國力也要進行戰前儲備，何況當前？更何況此番大明還不是以驅逐察哈爾蒙古人為目的，而是要直接連鍋端，這需要儲備的力量顯然會更多。
永樂朝的時候雖然已經有了火器部隊，但當時的火器與現在不能比，火器部隊在軍中的比重也不能比，於是消耗自然也就更不能比。
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自俺答封貢以來，大明從土默特購入的戰馬已經越來越多，朝廷的軍馬存量年年上漲。戰馬的消耗與駑馬不同，非戰時的食物雖然不需要頓頓喂精飼料，但隔三差五還是得喂一些以免掉膘或體質變差。
然而對於大明而言，還有更麻煩的事：精飼料固然價格貴，但如果吃草，也需要更多的馬場才行——前者還能花錢解決，後者反而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大明的馬場並不多。
如果九邊隻是如以前一樣，攏共才幾萬騎兵，那草場的壓力還算不太大，基本能將就過去。可現在的局麵早就不比當年，封貢十八年了，大明九邊的騎兵已經差不多有十幾萬，戰馬存量高達三十多萬匹，什麽馬場經得住？
就算前次高務實拿下大寧，獲得了部分關外馬場，而後又在遼南之戰後獲得了遼河河套馬場，但也供應不起這三十多萬匹戰馬——何況也不能把騎兵全放在這兩處啊！
這樣一來，飼料方麵的缺口日益成為讓朝廷頭疼的老大難，直到高務實在遼東推廣玉米並獲得成功，才算看見了解決之道。
不過這樣一來，問題又轉回去了。玉米的種植並非軍屯，乃是號召當地戰亂流民和普通百姓種植的，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開荒得來。按照當時高務實給出的政策，開荒所得歸開荒人自己所有，且三年免征。
也就是說，朝廷喂馬雖然可以用玉米，而玉米本身也極其適合喂馬，但所有的這一切都需要花錢，得從玉米地所有者手中購買才行。
<a id="wzsy" href="http://m.156n.net">筆趣閣</a>
大多數玉米地的三年免征之期都還沒過，兵部要用玉米喂馬，就不得不撥付更多的銀子，而兵部本身也沒剩下什麽財權了，一切都得找戶部來買單。
這筆錢高務實倒不打算省，隻不過看了看價格，他還是有些皺眉。後來他便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由兵部出麵建議皇帝給遼東下旨，要求遼東開辟更多的玉米地。
反正遼東鹽堿地太多，那些地種糧食的產量著實讓人頭大，而北海道水稻方麵的推進工作雖然正在加速，卻水稻這種精糧的種植難度更高，也沒有玉米推廣起來容易。
除了遼東外，他還建議北方地區都可以利用閑地種植玉米，甚至某些不算閑地但種麥子產量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同樣可以改種。
按照他的想法，當前玉米的價格雖然比米、麥便宜，但便宜得也有限，應該還是占了“吃新鮮”的光。隻要繼續擴大玉米種植，等總產量上來了，這東西的價格肯定要隨之下降，成為一種商品性不如維穩性重要的糧產品。
本來嘛，他引進玉米也不是給大明百姓改善口味來的，他是當做小冰河期的救命糧來引進的，這東西價格差點趕上米、麥了還得了？
兵部方麵見他批準了這筆款子，對於他的建議自然大聲說好，梁夢龍當即表示回衙門就寫題奏，一定要對皇上進行耐心說服。
第二個花錢的地方是訓練經費上升了。這一點高務實倒是心裏有數，因為這事細論起來還是他在兵部的時候提出來的。
火槍、火炮這種東西不比刀劍，不是某些人天生拿起來就知道怎麽殺人的貨。雖然比較而言，訓練一個合格的火槍手所需的時間比訓練一個刀客劍客短得多，但火槍的特點是會耗費火藥，而且槍管本身也有磨損，所以訓練中的花費就遠超冷兵器部隊了。
但不訓練卻肯定不行，不會用火器的人，給他再好的槍上了戰場也隻相當於拿了根燒火棍，那還要什麽萬曆二式，直接把以前的三眼銃拿出來使豈不是更合適，反正砸人而已。
所以這筆錢雖然不少，光是增量部分竟然就高達二十多萬兩，但高務實二話不說就簽字畫押了。
最後一筆錢稍稍有些意外：兵部居然“良心發現”，認為邊軍的生活過於困苦，因此打算給邊軍稍微加點餉——真的隻是“一點”，因為平均每個人每年隻加了大概五錢銀子。
然而高務實這一次偏偏猶豫了起來，道理並不複雜：九邊現在有兵多少？將近九十萬，每人一年多拿五錢銀子，這就是四十五萬兩銀子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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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依舊去戶部當值，順便接待來訪的吏部與兵部兩位尚書。
吏部尚書楊巍是來詢問關於明年百官俸祿預存情況的。“來年官俸預存製度”是高務實“收攏財權”之後的新舉措，不過其實類似的做法以前也不是沒有，隻是高務實將其製度化和標準化了，並且將之加入了戶部的國家財政預算體係當中。
由於這個國家財政預算體係是一個相當浩大的整體工作，因此各部衙都需要在年前與戶部聯係協商，達成一致。
否則的話，你要是不積極主動來找，那來年你部衙的錢不夠可就不關我戶部的事了，我戶部又沒損失，您老愛來不愛。
話雖如此，六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之類的衙門真要是連辦公經費都不夠，肯定到時候也能去找皇帝申述，隻不過這事一來丟臉，二來也顯得堂上官能力不夠，大家肯定是不樂意發生這一幕的。
吏部和兵部是實學派的基本盤，來找高務實也不怎麽擔心會被卡脖子，不過這兩部今年的預算都比往年高了一些，所以還是得早些過來與高務實通通氣。
這兩部的支出之所以會提高，吏部方麵其實是被戶部和兵部給“害”了。
先說戶部，由於戶部收權並改成了四侍郎製，正式變成“大戶部”，光是兩署十三司便多了好多官員，戶部人員整體膨脹了四成。這些官員雖然屬於戶部，但天下官員的“編製工作”責任在吏部，發俸祿也要在吏部先通過，因此楊巍反而要來向高務實說明情況。
好在兩署十三司與原先的各省司頗有區別，最大的差別在於兩署十三司的用人貫徹了當年高拱的一個著名觀點：進士少而舉人多，舉人中有實才而不精於文章者大有人在，故當多用舉人。
這當然是個很務實的觀點，春闈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開恩科)，雖然中試人數並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來說每年能“當官”的隻有一百人。
大明如此廣大，致仕退休者、政爭失敗者、丁憂守製者、因故掛冠者……各種各樣的離崗官員都可能超過這個數，光靠那點進士能管什麽用？
進士們真正的意義在於做大官，繼而刺激民間向學之風，而真正在基層辦事的官員在大明實際上是所謂“吏員”，他們並不在“官”這一階級。
但問題也出在這個“吏員”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員，其職務幾乎是世襲的，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讓該家族在主管項目上擁有充分的“經驗”，卻也一定會形成很多弊端。
比如某縣的財務工作始終是某家族負責，則其縣尊不管如何換來換去，都無法深入“改革”當地弊病，而該家族卻會形成越來越強大的地方實力，隻手遮天、胡作非為。
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變這種情況，隻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還隻是開了個頭，或者提出了“指導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
高務實作為他的衣缽繼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繼續推進下去，但與後世搞改革一樣，改革總是會由淺水區進入深水區的。
到了深水區就有深水區的講究，任何實踐都是不斷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沒有任何改革能畢其功於一役，不可能一勞永逸。
當前，大明的實學派改革基本上已經進入攻堅期、深水區，一些問題之所以難推進、難解決，是因為有的屬於體製機製遺留的老問題，有的屬於前進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有的源自思想觀念障礙，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
改革中遇到的問題，隻有靠進一步改革的辦法來解決。這種時候，最關鍵的兩點在於：一是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二是措施得宜，進退有度。
具體來說，高務實在前幾天的一次實學派高層聚會中，就提到了當前實學改革之“四要”：方向要正確，措施要精準，推進要有序，步調要一致。
方向要正確，是指實學派改革始終要記得自己的目的。改革不是為了實學派及其官員們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確保大明這個國家能夠通過改革獲得好處，於國於民都要有益。既不能是損公肥私，也不能偏重某士農工商某一階層，導致國家不穩，治理失序。
措施要精準，是指實學派官員們在具體的工作措施當中要有針對性，要能實際解決問題。這一點高務實非常看重，並認為這是實學派與心學派的一個極大不同。
他當時便強調說，躋身於實學派的官員，一定要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態度，不能遇事就打太極，得過且過，把問題推給接任者。
推進要有序，是指改革的推進要有計劃，不能盲目。改革一定要知道先做什麽後做什麽，先做的事情要能給後做的事情提供基礎。
他舉例說，就好比現在大家都知道海關稅的重要性了，但如果沒有之前的開關，沒有京華大筆投入建設海港，沒有建立艦隊打擊海盜、逼迫沿海私商放棄走私入境為“良商”的話，那現在一年能收的銀子，可能也就還是之前那十來萬兩，怎麽可能翻了將近三十倍？
步調要一致，指的是實學派內部要保持團結，推行政策的時候要能齊心協力，而不是互相扯皮拖後腿。
這一點看起來有些像高務實要樹立個人權威，但其實他的出發點還真不在這。整個派係團結起來做某件事的時候，除心學派之外的其他派係或無派係官員哪怕持不同意見，也一定不得不斟酌一番。
甚至就算是心學派，通常也不會很樂意與實學派發生激烈的衝突，這一點在申時行當政時期是非常明顯的。當然，王錫爵回京之後，心學派的作風有日漸轉硬的趨向，不過也沒有完全變化罷了。
言歸正傳，兩署十三司中除了兩位侍郎和各司正副主官之外，其餘具體負責辦事的官員清一色由舉人身份的候補官員充任，基本都是八九品的小官。
這些官員人數雖多，俸祿倒不高，吏部來高務實這裏商議，本身也隻能算走個過場，畢竟高務實自己設立的機構，不可能不管飯。
兵部這邊的情況則麻煩一些，因為相較於去年和今年，他們為明年做出的財政預算提高了著實不少，梁夢龍親自帶著四位侍郎中的三位同來，便是讓三位侍郎分別說明——戎政侍郎不必來，因為京營現在是生產建設兵團負責出錢出力，戶部不插手那一茬。
兵部來商議預算，規格很高，排麵十足，但其實歸根結底來講，花錢變多的原因主要出在高務實早有預計的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當然是戰前儲備。大明明確態度要一舉覆滅殘元，這事已經有好幾年了，由於之前皇帝態度堅決並且發力過度，甚至還鬧出了西北之亂。
不過在高務實平定了這次叛亂之後，皇帝幹脆把財務工作交給他來辦。讓他幹財務，當然不是讓他否決這個國策，而正是讓他更好的執行這個國策。
昔年永樂朝，成祖五伐漠北時，以那樣雄厚的國力也要進行戰前儲備，何況當前？更何況此番大明還不是以驅逐察哈爾蒙古人為目的，而是要直接連鍋端，這需要儲備的力量顯然會更多。
永樂朝的時候雖然已經有了火器部隊，但當時的火器與現在不能比，火器部隊在軍中的比重也不能比，於是消耗自然也就更不能比。
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自俺答封貢以來，大明從土默特購入的戰馬已經越來越多，朝廷的軍馬存量年年上漲。戰馬的消耗與駑馬不同，非戰時的食物雖然不需要頓頓喂精飼料，但隔三差五還是得喂一些以免掉膘或體質變差。
然而對於大明而言，還有更麻煩的事：精飼料固然價格貴，但如果吃草，也需要更多的馬場才行——前者還能花錢解決，後者反而是更大的問題，因為大明的馬場並不多。
如果九邊隻是如以前一樣，攏共才幾萬騎兵，那草場的壓力還算不太大，基本能將就過去。可現在的局麵早就不比當年，封貢十八年了，大明九邊的騎兵已經差不多有十幾萬，戰馬存量高達三十多萬匹，什麽馬場經得住？
就算前次高務實拿下大寧，獲得了部分關外馬場，而後又在遼南之戰後獲得了遼河河套馬場，但也供應不起這三十多萬匹戰馬——何況也不能把騎兵全放在這兩處啊！
這樣一來，飼料方麵的缺口日益成為讓朝廷頭疼的老大難，直到高務實在遼東推廣玉米並獲得成功，才算看見了解決之道。
不過這樣一來，問題又轉回去了。玉米的種植並非軍屯，乃是號召當地戰亂流民和普通百姓種植的，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開荒得來。按照當時高務實給出的政策，開荒所得歸開荒人自己所有，且三年免征。
也就是說，朝廷喂馬雖然可以用玉米，而玉米本身也極其適合喂馬，但所有的這一切都需要花錢，得從玉米地所有者手中購買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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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玉米地的三年免征之期都還沒過，兵部要用玉米喂馬，就不得不撥付更多的銀子，而兵部本身也沒剩下什麽財權了，一切都得找戶部來買單。
這筆錢高務實倒不打算省，隻不過看了看價格，他還是有些皺眉。後來他便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由兵部出麵建議皇帝給遼東下旨，要求遼東開辟更多的玉米地。
反正遼東鹽堿地太多，那些地種糧食的產量著實讓人頭大，而北海道水稻方麵的推進工作雖然正在加速，卻水稻這種精糧的種植難度更高，也沒有玉米推廣起來容易。
除了遼東外，他還建議北方地區都可以利用閑地種植玉米，甚至某些不算閑地但種麥子產量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同樣可以改種。
按照他的想法，當前玉米的價格雖然比米、麥便宜，但便宜得也有限，應該還是占了“吃新鮮”的光。隻要繼續擴大玉米種植，等總產量上來了，這東西的價格肯定要隨之下降，成為一種商品性不如維穩性重要的糧產品。
本來嘛，他引進玉米也不是給大明百姓改善口味來的，他是當做小冰河期的救命糧來引進的，這東西價格差點趕上米、麥了還得了？
兵部方麵見他批準了這筆款子，對於他的建議自然大聲說好，梁夢龍當即表示回衙門就寫題奏，一定要對皇上進行耐心說服。
第二個花錢的地方是訓練經費上升了。這一點高務實倒是心裏有數，因為這事細論起來還是他在兵部的時候提出來的。
火槍、火炮這種東西不比刀劍，不是某些人天生拿起來就知道怎麽殺人的貨。雖然比較而言，訓練一個合格的火槍手所需的時間比訓練一個刀客劍客短得多，但火槍的特點是會耗費火藥，而且槍管本身也有磨損，所以訓練中的花費就遠超冷兵器部隊了。
但不訓練卻肯定不行，不會用火器的人，給他再好的槍上了戰場也隻相當於拿了根燒火棍，那還要什麽萬曆二式，直接把以前的三眼銃拿出來使豈不是更合適，反正砸人而已。
所以這筆錢雖然不少，光是增量部分竟然就高達二十多萬兩，但高務實二話不說就簽字畫押了。
最後一筆錢稍稍有些意外：兵部居然“良心發現”，認為邊軍的生活過於困苦，因此打算給邊軍稍微加點餉——真的隻是“一點”，因為平均每個人每年隻加了大概五錢銀子。
然而高務實這一次偏偏猶豫了起來，道理並不複雜：九邊現在有兵多少？將近九十萬，每人一年多拿五錢銀子，這就是四十五萬兩銀子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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