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玻璃產業這塊本身和朱應楨沒多大關係，他在薩摩藩的買賣集中在樟腦產業上，通俗點說就是從薩摩收購樟腦，轉手運回國內銷售——其實轉手主要也是轉給京華，更具體來說就是轉給京華藥業。
樟腦這東西在後世的功用還挺多，但在眼下這個時代一般隻做藥用。京華藥業是在原先的京華藥行基礎上成立起來的，本質上這個行動就是為了擴展產業鏈。比如原先京華藥行主要做的是賣藥和行醫，在製藥這一塊涉及不多，主力產品就一個劉氏百寶丸(雲南白藥)。
後來因為李時珍加入京華工匠學堂醫學係，根本沒有版權意識的他將《本草綱目》中的藥方無償轉讓給了京華使用，京華這才開始生產一些……嗯，算是“中成藥”。
不過得到消息的高務實後來下令將《本草》係中成藥“淨利之百一(1%)”作為專屬使用費(此時無專利權一說)，並約定連續提供給李時珍及其子孫五十年，五十年後視為京華獨有。
這件事當時還轟動了一下“醫藥界”，以至於後來一直有民間名醫或者其他人給京華送來各種各樣的藥方，希望能仿李時珍的例子換來收益。
最神奇的是，不僅民間，連太醫院都有太醫來“賣”藥方——反正大明對此又沒有限製，而且大明的太醫院本身也並非隻給宮裏服務。
不僅京官們有需要的時候皇帝會讓太醫院派人看診，甚至京師出現疫病之類的情況，亦或者軍隊出現大規模傷亡等，大明的皇帝曆來都是直接調派太醫院力量去免費幫忙的。
正因如此，大明朝廷或者皇室對於太醫院太醫們的個人限製也很少。太醫院的規矩主要集中在宮內，比如本書前文提到過的“給皇帝看診絕不可能隻有一名太醫，至少都需要兩到三人同去”，諸如此類。
由於獲得的藥方越來越多，其中又有不少藥方需要獨特的方法來製造，針對的病症也越來越有指向性，因此京華藥行不得不日益加大投入到製藥行業。最終，高務實決定給京華藥行升格，於是便有了“醫藥一條龍”的京華藥業。
這裏就要解釋一下，朱應楨為什麽對高務實分配給他的針對薩摩藩的任務這麽在意。
樟腦這種東西並非樟樹的果子，它其實是樟樹的根、幹、枝、葉經蒸餾精製而成的一種顆粒狀物。樟樹分布很廣，大明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四川等地都不少，而又尤以台灣為最多且最密集。
大明在出現京華藥業這個製藥巨頭之前，各地生產樟腦的藥廠藥鋪並不多，偶有生產也是小批量，分布得又很散，很難看做是什麽大產業，幾乎都是有需求才煉製一些。
自從有了京華藥業之後，情況就出現變化了，規模化生產的優勢不必細說，什麽質量高、產量大、成本下降等等，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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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各地的民間大小藥鋪就發現了一個現實：“造不如買”，因此紛紛放棄自己製造樟腦，幾乎全都選擇從京華藥業直接購入。於是，京華藥業很快便無意識地壟斷了樟腦行業。
既然京華藥業壟斷了樟腦行業，那對於朱應楨這個在薩摩藩(其實他在整個九州島都收購樟腦)壟斷樟腦收購的“勳商”而言，就不得不有憂患意識。
什麽憂患意識？兩點：一是大明南方到處都有樟樹，雖然分布散了點，但高務實理論上並不一定非要用他成國公的日本貨；二來台灣現在正是京華開發的重點，甚至在大力移民，一旦將來高務實決定在台灣大量開發樟腦，那他朱應楨對日本樟腦的壟斷就幾乎沒有意義了。
因此，朱應楨覺得自己也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在高務實心目中的分量，不能單靠一個成國公的牌麵就想著高務實會永遠給麵子——人家新鄭高氏是文官世宦家族，理論上根本不需要勳貴多少助力，反而隨時可以給勳貴找麻煩，誰需要誰是明擺著的。
所以在朱應楨看來，趁著這個機會幫高務實處理好薩摩藩的事情很有必要，更何況在這個處理過程中他還有其他發現。
此刻聽了高務實的話，朱應楨立刻表示自己已經心領神會，然後還補充道：“日新，我覺得在島津家摸索水晶玻璃磨花技術的這段時間，咱們也不能光閑著，有些事情其實可以先操辦起來。”
高務實想不到朱應楨這個以前在他看來除了摟錢啥都不會的國公爺，閑著居然開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禁頗有興趣地問道：“國公說的是哪些事情？”
“是這樣，我覺得咱們很有必要提前把在日本銷售玻璃的市場打開。”朱應楨道：“現在京華有兩大類玻璃，一是普通玻璃，一是水晶玻璃。普通玻璃的加工增值我看意義不太大，但日常使用似乎不錯。
就像日新樓建成之後，由於全部窗戶都使用玻璃，現在引得京師富戶掀起了換窗熱潮。大夥都覺得這種近乎透明(此時技術限製，普通玻璃無法全透)的窗戶象征著地位和富有，都開始想辦法換掉紙窗。
這是一筆大買賣啊日新！我看在日本也完全可以這樣做，方法我都想好了，就在日本建一座樓。這座樓一定要多設窗戶，全部使用玻璃窗，讓全日本的大名、家老之類均以使用玻璃為榮。”
高務實這下還真有些意外，想不到自己的慣用招數之一現在竟然被朱應楨學到了。
不過，這不要緊，甚至還是好事。於是高務實很有興致地問道：“國公所言甚是有理，不過國公可有想過這棟樓應該建在何處？”
朱應楨道：“我覺得有兩個選擇，一是建在京都(天皇所在)，一是建在伏見(秀吉所在)。此二處都是日本人所最為關注之地，有利於吸引整個日本的注意。”
高務實沉吟著沒有立刻開口，旁邊的劉馨倒是笑了一笑，說道：“國公的主意甚好，不過奴家倒覺得還有一處可以考慮。”
朱應楨已經知道她在高務實麵前地位很特殊，聞言並不生氣，反而客氣地道：“劉小姐既有高見，還請速速道來。”
“豈敢言高見。”劉馨說道：“京都、伏見自是全日本最受矚目之地，不過那也是秀吉的統治核心。我們與秀吉雖有生意往來，但這種往來並不直接，大多是通過一些富商大戶，最多也不過是通過他的將、臣來進行，故我等很難知道秀吉會對我們這樣的舉動產生何等反應，此其一。”
她稍稍一頓，似乎是等朱應楨思索其中的意思，然後才繼續道：“其二，我們援助島津氏薩摩藩，目的不僅僅是通過島津氏獲得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通過扶植島津氏，讓他們快速變得強大起來，籍此成為日本大名們的榜眼。
換句話說，島津氏的快速變強隻是我們的一種手段，目的是為了讓更多的大名傾向於我們。既然如此，我們就更應該在各個方麵加強這種影響。奴家以為，將這座樓建設在島津家的領地，比如鹿兒島城或者周邊，效果會更好。”
朱應楨想了想，問道：“劉小姐這一說倒的確有理，但有一個麻煩：薩摩藩被日本視為鄉下，大多數日本人對此地的情況既不了解，也不關心。我們若將這座樓修在鹿兒島城，恐怕很難引起其他大名的興趣，也很難讓他們關注到玻璃。不知這個問題劉小姐可有解決的辦法？”
劉馨看了高務實一眼，見他衝自己微微頷首，這才微笑道：“辦法倒也有一個。”
朱應楨略有些意外，但還是立刻問道：“哦？還請劉小姐指點。”
“不敢。”劉馨說道：“首先，我們要先預計這棟樓的工期，並確保不會出現工期不足的情況；其次，我們要在同日本各地的貿易過程中大力宣傳這棟準備或正在建設的‘水晶樓’，吹得天花亂墜也無所謂；最後，我們還要宣布，在這棟‘水晶樓’落成之際，北洋海貿同盟將廣邀日本名流富商齊聚一堂，於‘水晶樓’舉行一次大型的商貿洽談會。”
朱應楨一愣：“商貿洽談會？那是要談什麽？”
“具體要談什麽，咱們可以容後再議。”劉馨認真地道：“重要的是廣邀日本名流富商。當然，與此同時海貿同盟應該放出風聲，將這次商貿洽談會可能達到的巨大規模狠狠宣傳一番，並且巧妙地將這次洽談會和與會人士在日本的影響力掛鉤。”
高務實這時淡淡地補充了一句：“總之就是說，在日本政界、商界影響力足夠大的人，才會受到邀請。”
“哦……原來是這個意思。”朱應楨恍然大悟，繼而雙目放光：“我幾乎已經能夠想象，到時候日本恐怕有很多人甚至會想方設法求得我們的邀請！”
劉馨微笑著補充道：“不錯，以海貿同盟這些年來在日本政商兩界建立的影響力，這一點幾乎是毋庸置疑的。”
那是當然，自從北洋海貿同盟建立，迄今為止已經掌握了全日本七成以上的對外貿易份額，除此之外還能談得上規模的，大概隻有大明江南商幫、葡萄牙和朝鮮了，甚至朝鮮方麵的占比還在一直萎縮。
朝日貿易的萎縮倒不是朝日雙方的貿易絕對量萎縮，隻是朝鮮本土的商船被海貿同盟逐步取代——因為海貿同盟的規模更大，運輸成本能夠做到更低，這是一種純商業性的取代。
而偏偏朝鮮又不敢拒絕背靠大明朝廷的北洋海貿同盟，因此隻能眼睜睜看著自家民間商船主們虧本、丟掉生意、最終改行求生。
這就是小國的困局，尤其是並未處在上升期的小國。想想當初高麗變朝鮮的那個時期，朝鮮那時候雖然被朱元璋坑了一把(不予冊封，以及技術和原料封鎖)，但還敢趁著靖難、五伐漠北等時期悄悄竊取蠶食遼東領土，直到成祖下旨定界才基本老實下來。
現在的朝鮮和當時相比就真是毫無“進取心”了，乖乖上貢不說，上貢路過遼東時還經常會被遼東某些人勒索一番。現在的局麵是遼東當地一個把總都敢勒索朝鮮使節，更何況北洋海貿同盟這種由頂級文官和頂級勳貴們組成的超級集團，朝鮮國王根本沒有勇氣反抗。
至於日本，地理因素已經決定了在這個時期它的主要貿易對象隻有可能是大明，葡萄牙人雖然開辟了日本商路，但由於台灣被京華逐步控製，葡萄牙人現在去日本還要給京華交一筆過路費，因此貿易額也呈下降趨勢。
這筆過路費名曰安全保障金，京華的說法嘛……和鄭芝龍差不多。不過也有區別，那就是京華故意隻針對去往日本的葡萄牙船隻收取，如果是與大明貿易則不收。
這事葡萄牙也沒地方說理，因為京華不光拿海盜說事，還表示這個行動與丹麥收取厄勒海峽過路費一樣，完全合情合理——丹麥收取這筆錢是不是合理本身在歐洲也有不少異議，但潛台詞是一樣的：不滿意你就和我的海軍幹一仗。
嗯，當年漢薩同盟幹過這事，先敗後勝，取得了一段時間的貿易霸權，可惜時過境遷，現在厄勒海峽已經再次被丹麥掌控。至於葡萄牙想和京華爭一爭南洋到日本的航道……洗洗睡吧。
西班牙船隊在菲律賓海域的失敗，已經說明京華作為南洋海上霸主的地位不可動搖，葡萄牙人與其做夢爭奪南洋製海權，還不如擔心一下馬六甲的歸屬權何時易主來得現實。
薩摩藩的問題到此就算是基本談完，三人又略微討論了幾點細節，話題很快轉到日本朝政的異動上麵。
不過，朱應楨報告的話題卻是在一開口就讓高務實愣住了。
“什麽？豐臣秀吉要找我們買船？”高務實一臉詫異，心中也大惑不解，暗道：這不對啊，萬曆十六年才1588年，豐臣秀吉不可能這麽早就準備進攻朝鮮啊。
朱應楨卻笑著點頭道：“不錯——誒，日新不必擔心。他的使者說了，他們並不打算買載炮的武裝運輸艦，他們隻需要無炮版的，說是隻做運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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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得到消息的高務實後來下令將《本草》係中成藥“淨利之百一(1%)”作為專屬使用費(此時無專利權一說)，並約定連續提供給李時珍及其子孫五十年，五十年後視為京華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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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神奇的是，不僅民間，連太醫院都有太醫來“賣”藥方——反正大明對此又沒有限製，而且大明的太醫院本身也並非隻給宮裏服務。
不僅京官們有需要的時候皇帝會讓太醫院派人看診，甚至京師出現疫病之類的情況，亦或者軍隊出現大規模傷亡等，大明的皇帝曆來都是直接調派太醫院力量去免費幫忙的。
正因如此，大明朝廷或者皇室對於太醫院太醫們的個人限製也很少。太醫院的規矩主要集中在宮內，比如本書前文提到過的“給皇帝看診絕不可能隻有一名太醫，至少都需要兩到三人同去”，諸如此類。
由於獲得的藥方越來越多，其中又有不少藥方需要獨特的方法來製造，針對的病症也越來越有指向性，因此京華藥行不得不日益加大投入到製藥行業。最終，高務實決定給京華藥行升格，於是便有了“醫藥一條龍”的京華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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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腦這種東西並非樟樹的果子，它其實是樟樹的根、幹、枝、葉經蒸餾精製而成的一種顆粒狀物。樟樹分布很廣，大明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四川等地都不少，而又尤以台灣為最多且最密集。
大明在出現京華藥業這個製藥巨頭之前，各地生產樟腦的藥廠藥鋪並不多，偶有生產也是小批量，分布得又很散，很難看做是什麽大產業，幾乎都是有需求才煉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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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憂患意識？兩點：一是大明南方到處都有樟樹，雖然分布散了點，但高務實理論上並不一定非要用他成國公的日本貨；二來台灣現在正是京華開發的重點，甚至在大力移民，一旦將來高務實決定在台灣大量開發樟腦，那他朱應楨對日本樟腦的壟斷就幾乎沒有意義了。
因此，朱應楨覺得自己也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在高務實心目中的分量，不能單靠一個成國公的牌麵就想著高務實會永遠給麵子——人家新鄭高氏是文官世宦家族，理論上根本不需要勳貴多少助力，反而隨時可以給勳貴找麻煩，誰需要誰是明擺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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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應楨道：“我覺得有兩個選擇，一是建在京都(天皇所在)，一是建在伏見(秀吉所在)。此二處都是日本人所最為關注之地，有利於吸引整個日本的注意。”
高務實沉吟著沒有立刻開口，旁邊的劉馨倒是笑了一笑，說道：“國公的主意甚好，不過奴家倒覺得還有一處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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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稍稍一頓，似乎是等朱應楨思索其中的意思，然後才繼續道：“其二，我們援助島津氏薩摩藩，目的不僅僅是通過島津氏獲得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通過扶植島津氏，讓他們快速變得強大起來，籍此成為日本大名們的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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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應楨想了想，問道：“劉小姐這一說倒的確有理，但有一個麻煩：薩摩藩被日本視為鄉下，大多數日本人對此地的情況既不了解，也不關心。我們若將這座樓修在鹿兒島城，恐怕很難引起其他大名的興趣，也很難讓他們關注到玻璃。不知這個問題劉小姐可有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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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應楨略有些意外，但還是立刻問道：“哦？還請劉小姐指點。”
“不敢。”劉馨說道：“首先，我們要先預計這棟樓的工期，並確保不會出現工期不足的情況；其次，我們要在同日本各地的貿易過程中大力宣傳這棟準備或正在建設的‘水晶樓’，吹得天花亂墜也無所謂；最後，我們還要宣布，在這棟‘水晶樓’落成之際，北洋海貿同盟將廣邀日本名流富商齊聚一堂，於‘水晶樓’舉行一次大型的商貿洽談會。”
朱應楨一愣：“商貿洽談會？那是要談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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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當然，自從北洋海貿同盟建立，迄今為止已經掌握了全日本七成以上的對外貿易份額，除此之外還能談得上規模的，大概隻有大明江南商幫、葡萄牙和朝鮮了，甚至朝鮮方麵的占比還在一直萎縮。
朝日貿易的萎縮倒不是朝日雙方的貿易絕對量萎縮，隻是朝鮮本土的商船被海貿同盟逐步取代——因為海貿同盟的規模更大，運輸成本能夠做到更低，這是一種純商業性的取代。
而偏偏朝鮮又不敢拒絕背靠大明朝廷的北洋海貿同盟，因此隻能眼睜睜看著自家民間商船主們虧本、丟掉生意、最終改行求生。
這就是小國的困局，尤其是並未處在上升期的小國。想想當初高麗變朝鮮的那個時期，朝鮮那時候雖然被朱元璋坑了一把(不予冊封，以及技術和原料封鎖)，但還敢趁著靖難、五伐漠北等時期悄悄竊取蠶食遼東領土，直到成祖下旨定界才基本老實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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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船隊在菲律賓海域的失敗，已經說明京華作為南洋海上霸主的地位不可動搖，葡萄牙人與其做夢爭奪南洋製海權，還不如擔心一下馬六甲的歸屬權何時易主來得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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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朱應楨報告的話題卻是在一開口就讓高務實愣住了。
“什麽？豐臣秀吉要找我們買船？”高務實一臉詫異，心中也大惑不解，暗道：這不對啊，萬曆十六年才1588年，豐臣秀吉不可能這麽早就準備進攻朝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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