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劾潘晟之事乃是高務實一錘定音決斷下來的，那麽由誰去彈劾，當然也要由他來安排。
這種彈劾閣臣的事，高務實本人肯定是不會出麵的，最起碼不會一開始就親自出麵，這是基本規則。
就好比下象棋，沒聽說起手就動將、帥的。
坐鎮中軍，策動全局，這才是“將帥”的本職工作，至於衝殺馳騁，自然有手底下的兵卒乃至於車馬炮去做。
彈劾這種事，首先安排誰去做呢？當然是監察官員，也就是科道官。
有明一代監察官員的權力甚大，所彈劾的對象亦甚廣，不囿於其品級和地位。舉凡皇親國戚、勳舊百僚，乃至基層皂吏、青衿士林，甚至同署官員，監察官員一律可以彈劾。
縱觀大明兩百年，彈劾事件生成的背景和契機也名目繁多，且具有明顯的時代性特點。既有在重大政治事件背景下的彈劾，也有在某些特定製度背景下的彈劾，還有對官員個人作風行為之劾。
從《明實錄》的記載來看，大明朝彈劾案發生最多、最密集的時代乃是隆慶朝——你沒看錯，正是老好人、小蜜蜂的隆慶時期。
隆慶時期，平均每年有12.5件彈劾案被記錄進了《實錄》，乃是大明朝建國以來的頂峰；其次是宣德年間，平均每年發生11.3件彈劾案；再次是景泰年間，平均每年記錄下10.375件彈劾案。
“人氣聖君”崇禎帝的記錄不高不低，平均每年7件。
有著“大禮議”的嘉靖朝，被記錄進《世宗實錄》的彈劾案反而隻有每年4.67件。這一點，乍看頗為詭異，其實不然。
首先“嘉靖”時期很長，高達45年之久，而大禮議是嘉靖前期的事，後期由於嘉靖帝的權謀手腕，雖然鬥爭激烈，但朝局本身還是比較平穩的。尤其是嚴嵩當政時期大權獨攬，一般人當然也就不敢胡亂彈劾了。
反過來這就可以解釋隆慶朝的彈劾案為何格外多：隆慶頭一年，徐階與高拱鬥法，雙方從“小兵”一路彈劾到“主帥”，就已經創造了記錄；後來高拱回朝，幫隆慶收拾亂局，少不得也要彈劾幾個不配合工作的。
偏偏隆慶皇帝本人又英年早逝，這樣一來，彈劾案當然就顯得很密集了。
實際上，原曆史中彈劾案被記錄進《實錄》最多的數據是萬曆創下的，在他48年的統治生涯中，《神宗實錄》裏一共被記錄進240次彈劾案；其次就是萬曆的爺爺嘉靖帝，一共記錄了210次；再次則是正統年間，也有182次之多。
神奇的是朱元璋的洪武年間，在他31年的統治生涯裏，隻出現了63次彈劾，平均每年約等於兩件。
統計這玩意並不是閑著沒事做，而是從這裏麵可以看出明代官員履行劾奏行為的情況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明初諸帝在位期間，政治形勢整體平穩，政治鬥爭不甚激烈，彈劾行為大體在一種較為平穩有序的製度框架內運作。
宣德後彈劾次數逐漸增多，並在正統間達到最高峰，這是因為英宗時期宦官佞幸大肆幹預朝政密切相關。
到了弘治朝，再度出現回落跡象，這應是弘治中興、政治氣象有所改良的結果。
此後直到明末，總體來看，可以說彈劾行為愈發泛濫，始終處於居高不下的境遇，由此亦可見明代後期政治鬥爭之慘烈。
明初、明中都已經是過去式，高務實雖然編過《大明會典》，對此心知肚明，但卻不甚關心，他真正關心的還是當前。
或者說，是嘉靖之後的朝局走向。
以原曆史中而言，嘉靖之後的大明朝就算是走向了後期階段。在此期間，政治事件可謂此起彼伏，直到明末亦不顯頹勢。伴隨著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彈劾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幾乎與每次政治事件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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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各種重大政治事件之外，在某些特定製度的運行過程中，如科舉考試，以及對官員進行任免、考核、廷推，乃至官員致仕、奪情之時等，也可覓得彈劾之蹤影。
在這些製度運作當中，伴隨著官員的升降遷擢，政治利益的天平出現傾斜，勢必也會產生爭鬥，彈劾便在這種情況下孕育生成。
從《實錄》的記載來看，最常見且威力最大的彈劾，大概有如下四種：一曰京察之劾；二曰廷推之劾；三曰奪情之劾；四曰科舉之劾。
重陽大會時，張一桂想到用回頭去查科考弊案的方式找王錫爵的麻煩，也是由於科舉之劾威力巨大的緣故，至於王錫爵的數次考官生涯沒什麽小辮子可抓……那是另一回事，並不意味著張一桂的思路有問題，有問題的隻是“針對具體對象的可操作性不強”。
而這一次高務實要針對潘晟發動的彈劾案，則正是四大彈劾案之一的“廷推之劾”。
所謂廷推，是指當朝廷中的重要官職空缺時，由廷臣推舉人選以備皇帝任命的製度。
按明製，大臣入閣或受廷推，或奉特旨，執行時“內閣……廷推上二人”——也就是內閣提供兩個人選讓皇帝從中挑一個用。
當然了，皇帝也並非就隻能從這兩個人選裏挑，如果他實在對這兩位人選都很不滿意，也可以讓內閣重新擬定人選，甚至幹脆繞過內閣直接“中旨入閣”。
由於名額較少，故爭議不可避免；加之有保薦之權的皆為九卿重臣，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和擁護者，因此更加深了鬥爭的紛雜程度，明代因廷推所引發的彈劾情狀也聚焦於末期吊詭的政治氣候中。
不過按照高務實的看法而言，原曆史中最著名的廷推彈劾案應該是發生在萬曆後期的事。
在萬曆三十五年廷推閣臣的時候，如今已成為高務實門生的李廷機名列其中，當時他遭到了隸屬東林黨的曹於忭等人堅決反對。後來李廷機雖然在萬曆的支持下入閣甚至當到首輔，但始終受到抵製，乃至遭“數十人交章力攻”，最後在多次請辭不得的情況下，幹脆徑自離去。
無獨有偶，不久之後鳳陽巡撫李三才在東林黨的運作下，被提名掌都察院事，又引起了浙黨的不滿。
於是到了萬曆三十七年，在沈一貫主使下，工部屯田司郎中邵輔忠極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而為貪險假橫之人”，竭力阻止其上位，最終導致李三才也辭職而歸。
實際上如果隻說能力，那麽李廷機可以算得上遇事有方，清廉居慎；而李三才也頗有政治能力，“世以三才為賢”。這兩人若居其位，對朝政或許都能有所裨益。
然而黨爭的時候，首先要看的永遠不是能力，而是派別。
隻是高務實目前在這一點上很看得開：潘晟的能力麽……倒也不說很差，但的確不屬於無可替代的那種，把潘晟搞下去，他實學派這邊用的是人可以頂上。
畢竟潘晟主管的是禮部這一塊嘛。
禮部的工作，說句不好聽的話，凡事進士出身的人，誰還幹不了這個？真要說對能力的要求，其餘五部不管哪一部，都比禮部要求高，尤其是“業務能力”。
拿隆慶朝來舉例，吏部、兵部這種衙門，讓高拱、張居正這類經世致用派主政，就肯定好過讓李春芳上，連解釋都沒必要。
重陽大會晚宴告罷，賓客逐漸散去，但有幾人被高家家丁悄然通知之後卻留了下來。
留下來的人很有意思，是兩對兄弟。
蕭良有、蕭良譽兄弟，以及王庭撰、王庭諭兄弟。
說來有趣，蕭良有、王庭撰這兩位和高務實一同進入庚辰科“三鼎甲”的兩人，現在都成了高黨人人看好的“新骨幹”，連帶著他們兩人的兄弟也被實學派力捧。
蕭良有和王庭撰被看好，這還比較好理解，畢竟本來就是三鼎甲，乃是“天上神仙”。雖然兩人進入翰林院這幾年來，也就那次跟著高務實編纂《大明會典》的時候撈了一筆功勞，都從編修晉了修撰，其後並無升遷。
然而他們的履曆擺在這裏，加上又是高務實的同年，自然被視為將來高務實的臂助，實學派的前輩以及高務實的師兄們當然是能幫一點就幫一點，提拔雖說不好辦，但說說好話，沒事給他們的考評填個“優”，那不是舉手之勞？
但蕭良譽和王庭諭被看好，這就隻能說是高務實的麵子太大了——蕭良譽是二甲第五十六名，庶吉士館選沒通過，留京為官；王庭諭的名次更是位列三甲第一百三十五名，館選什麽的根本沒戲，卻也撈了個留京為官。
留京為官本來就被視為好過去地方，哪怕是去當知縣，“主政一方”，也不如留京。
而且他們留京之後的仕途也特別順暢，某種程度上來說還好過在翰林院混資曆的兄長。
這一點，看他們現在的職務就知道了：蕭良譽時任浙江道監察禦史(不是巡按)，王庭諭時任吏科給事中。
此刻，在白玉樓後庭花園的水榭之中，高務實與兩對兄弟已經說了一會兒話。
“情況大致就是這麽個情況，四位年兄有何看法？”高務實把重陽大會上發生的事情說了說，就進入正題了。
蕭、王四人互相看了一眼，都很清楚高務實的用意，這肯定是暗示他們上疏彈劾潘晟了。
蕭良譽立刻先開了口，道：“我是浙江道監察禦史，潘閣老恰好是浙江人，這件事我自然義不容辭。”
這話其實在道理上說不通，某地監察禦史又不是按戶籍所在地管事的，潘晟是不是浙江人和這個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過高務實也不會糾結這個，他知道蕭良譽隻是給自己找個出手的理由，於是便微笑著道：“年兄的雄文，前幾年務實就曾拜讀多次，想必此番出手必然一擊即中。”
王庭諭見蕭良譽搶了先，也不甘示弱道：“庭諭雖然不才，但對這等忘恩負義之輩，卻也深恨焉，明日必奏彈章，呼應蕭兄。”
高務實滿意地點了點頭，拱手致謝道：“多謝二位年兄仗義出手。”
兩人忙道不敢。
高務實頓了一頓，又道：“對了，這彈劾之事，有一點雖然二位年兄必然心中有數，但務實還是要多說一句，希望二位年兄莫嫌務實嘮叨。”
兩人忙道不敢。
高務實便一字一頓地道：“此次彈劾，一定要就事論事，就人論人——就事者，便是隻說潘新昌入閣廷推曾在朝中引起爭議，而且他不曾上疏懇辭；就人者，便是說隻說潘新昌一人，切記不要提到旁人，不要擴大打擊範圍。”
嗯，高務實此前說得客氣，但在具體安排事情的時候，說話的語氣就明顯有一種“交代任務要點”的感覺了。
當然，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畢竟他才是話事人，這是客觀現實。
不過他這話說出來，兩人都似乎有些不太理解。蕭良譽倒還好點，隻是微微蹙眉，似乎陷入了思考，而王庭諭則有些意外地反問道：“不擴大打擊範圍？宮保是說不要對心學一派的其他人也帶上一筆？”
高務實還沒說話，王庭諭的兄長王庭撰先開口了，指點弟弟道：“尤其是申元輔……提也休提。”
王庭諭有些不明白，深深皺眉，一臉疑惑，問道：“可這是為什麽呢？這事不就是申元輔搞出來的？我總覺得，這……不需要敲山震虎吧？”
高務實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覺得“敲山震虎”沒有意義，因為動潘晟，申時行肯定明白實學派是在對他進行反擊。
不過王庭諭並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並不是什麽敲山震虎，也不是什麽打草驚蛇，這的確是沒有意義的事。自己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現在把申時行捎上有什麽用？他不過是剛剛撿了個首輔，如今張四維剛走，對皇帝而言，這朝局本來就是求穩的時刻，除非申時行要造反，否則必不可能現在這種時候把申時行怎麽著了。
既然如此，動申時行有什麽必要？倒不如集中力量把潘晟打下去，隻要潘晟被劾罷，將來其他中立派想要投靠心學派的時候就不得不仔細審視一番，考慮考慮自己有沒有那麽頭鐵了。
“劾罷潘新昌，則心學一派將來再想要拉攏誰，人家就不得不思索一下今日潘新昌的下場，如此心學、中立、搖擺不定者三類人之間便會出現鴻溝。”
把心學派與中立派隔離開來，再讓一部分搖擺不定的人不敢再投奔申時行，這便是高務實的“把汝裁為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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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下象棋，沒聽說起手就動將、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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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這種事，首先安排誰去做呢？當然是監察官員，也就是科道官。
有明一代監察官員的權力甚大，所彈劾的對象亦甚廣，不囿於其品級和地位。舉凡皇親國戚、勳舊百僚，乃至基層皂吏、青衿士林，甚至同署官員，監察官員一律可以彈劾。
縱觀大明兩百年，彈劾事件生成的背景和契機也名目繁多，且具有明顯的時代性特點。既有在重大政治事件背景下的彈劾，也有在某些特定製度背景下的彈劾，還有對官員個人作風行為之劾。
從《明實錄》的記載來看，大明朝彈劾案發生最多、最密集的時代乃是隆慶朝——你沒看錯，正是老好人、小蜜蜂的隆慶時期。
隆慶時期，平均每年有12.5件彈劾案被記錄進了《實錄》，乃是大明朝建國以來的頂峰；其次是宣德年間，平均每年發生11.3件彈劾案；再次是景泰年間，平均每年記錄下10.375件彈劾案。
“人氣聖君”崇禎帝的記錄不高不低，平均每年7件。
有著“大禮議”的嘉靖朝，被記錄進《世宗實錄》的彈劾案反而隻有每年4.67件。這一點，乍看頗為詭異，其實不然。
首先“嘉靖”時期很長，高達45年之久，而大禮議是嘉靖前期的事，後期由於嘉靖帝的權謀手腕，雖然鬥爭激烈，但朝局本身還是比較平穩的。尤其是嚴嵩當政時期大權獨攬，一般人當然也就不敢胡亂彈劾了。
反過來這就可以解釋隆慶朝的彈劾案為何格外多：隆慶頭一年，徐階與高拱鬥法，雙方從“小兵”一路彈劾到“主帥”，就已經創造了記錄；後來高拱回朝，幫隆慶收拾亂局，少不得也要彈劾幾個不配合工作的。
偏偏隆慶皇帝本人又英年早逝，這樣一來，彈劾案當然就顯得很密集了。
實際上，原曆史中彈劾案被記錄進《實錄》最多的數據是萬曆創下的，在他48年的統治生涯中，《神宗實錄》裏一共被記錄進240次彈劾案；其次就是萬曆的爺爺嘉靖帝，一共記錄了210次；再次則是正統年間，也有182次之多。
神奇的是朱元璋的洪武年間，在他31年的統治生涯裏，隻出現了63次彈劾，平均每年約等於兩件。
統計這玩意並不是閑著沒事做，而是從這裏麵可以看出明代官員履行劾奏行為的情況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明初諸帝在位期間，政治形勢整體平穩，政治鬥爭不甚激烈，彈劾行為大體在一種較為平穩有序的製度框架內運作。
宣德後彈劾次數逐漸增多，並在正統間達到最高峰，這是因為英宗時期宦官佞幸大肆幹預朝政密切相關。
到了弘治朝，再度出現回落跡象，這應是弘治中興、政治氣象有所改良的結果。
此後直到明末，總體來看，可以說彈劾行為愈發泛濫，始終處於居高不下的境遇，由此亦可見明代後期政治鬥爭之慘烈。
明初、明中都已經是過去式，高務實雖然編過《大明會典》，對此心知肚明，但卻不甚關心，他真正關心的還是當前。
或者說，是嘉靖之後的朝局走向。
以原曆史中而言，嘉靖之後的大明朝就算是走向了後期階段。在此期間，政治事件可謂此起彼伏，直到明末亦不顯頹勢。伴隨著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彈劾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幾乎與每次政治事件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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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錄》的記載來看，最常見且威力最大的彈劾，大概有如下四種：一曰京察之劾；二曰廷推之劾；三曰奪情之劾；四曰科舉之劾。
重陽大會時，張一桂想到用回頭去查科考弊案的方式找王錫爵的麻煩，也是由於科舉之劾威力巨大的緣故，至於王錫爵的數次考官生涯沒什麽小辮子可抓……那是另一回事，並不意味著張一桂的思路有問題，有問題的隻是“針對具體對象的可操作性不強”。
而這一次高務實要針對潘晟發動的彈劾案，則正是四大彈劾案之一的“廷推之劾”。
所謂廷推，是指當朝廷中的重要官職空缺時，由廷臣推舉人選以備皇帝任命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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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皇帝也並非就隻能從這兩個人選裏挑，如果他實在對這兩位人選都很不滿意，也可以讓內閣重新擬定人選，甚至幹脆繞過內閣直接“中旨入閣”。
由於名額較少，故爭議不可避免；加之有保薦之權的皆為九卿重臣，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和擁護者，因此更加深了鬥爭的紛雜程度，明代因廷推所引發的彈劾情狀也聚焦於末期吊詭的政治氣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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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萬曆三十五年廷推閣臣的時候，如今已成為高務實門生的李廷機名列其中，當時他遭到了隸屬東林黨的曹於忭等人堅決反對。後來李廷機雖然在萬曆的支持下入閣甚至當到首輔，但始終受到抵製，乃至遭“數十人交章力攻”，最後在多次請辭不得的情況下，幹脆徑自離去。
無獨有偶，不久之後鳳陽巡撫李三才在東林黨的運作下，被提名掌都察院事，又引起了浙黨的不滿。
於是到了萬曆三十七年，在沈一貫主使下，工部屯田司郎中邵輔忠極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而為貪險假橫之人”，竭力阻止其上位，最終導致李三才也辭職而歸。
實際上如果隻說能力，那麽李廷機可以算得上遇事有方，清廉居慎；而李三才也頗有政治能力，“世以三才為賢”。這兩人若居其位，對朝政或許都能有所裨益。
然而黨爭的時候，首先要看的永遠不是能力，而是派別。
隻是高務實目前在這一點上很看得開：潘晟的能力麽……倒也不說很差，但的確不屬於無可替代的那種，把潘晟搞下去，他實學派這邊用的是人可以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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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部的工作，說句不好聽的話，凡事進士出身的人，誰還幹不了這個？真要說對能力的要求，其餘五部不管哪一部，都比禮部要求高，尤其是“業務能力”。
拿隆慶朝來舉例，吏部、兵部這種衙門，讓高拱、張居正這類經世致用派主政，就肯定好過讓李春芳上，連解釋都沒必要。
重陽大會晚宴告罷，賓客逐漸散去，但有幾人被高家家丁悄然通知之後卻留了下來。
留下來的人很有意思，是兩對兄弟。
蕭良有、蕭良譽兄弟，以及王庭撰、王庭諭兄弟。
說來有趣，蕭良有、王庭撰這兩位和高務實一同進入庚辰科“三鼎甲”的兩人，現在都成了高黨人人看好的“新骨幹”，連帶著他們兩人的兄弟也被實學派力捧。
蕭良有和王庭撰被看好，這還比較好理解，畢竟本來就是三鼎甲，乃是“天上神仙”。雖然兩人進入翰林院這幾年來，也就那次跟著高務實編纂《大明會典》的時候撈了一筆功勞，都從編修晉了修撰，其後並無升遷。
然而他們的履曆擺在這裏，加上又是高務實的同年，自然被視為將來高務實的臂助，實學派的前輩以及高務實的師兄們當然是能幫一點就幫一點，提拔雖說不好辦，但說說好話，沒事給他們的考評填個“優”，那不是舉手之勞？
但蕭良譽和王庭諭被看好，這就隻能說是高務實的麵子太大了——蕭良譽是二甲第五十六名，庶吉士館選沒通過，留京為官；王庭諭的名次更是位列三甲第一百三十五名，館選什麽的根本沒戲，卻也撈了個留京為官。
留京為官本來就被視為好過去地方，哪怕是去當知縣，“主政一方”，也不如留京。
而且他們留京之後的仕途也特別順暢，某種程度上來說還好過在翰林院混資曆的兄長。
這一點，看他們現在的職務就知道了：蕭良譽時任浙江道監察禦史(不是巡按)，王庭諭時任吏科給事中。
此刻，在白玉樓後庭花園的水榭之中，高務實與兩對兄弟已經說了一會兒話。
“情況大致就是這麽個情況，四位年兄有何看法？”高務實把重陽大會上發生的事情說了說，就進入正題了。
蕭、王四人互相看了一眼，都很清楚高務實的用意，這肯定是暗示他們上疏彈劾潘晟了。
蕭良譽立刻先開了口，道：“我是浙江道監察禦史，潘閣老恰好是浙江人，這件事我自然義不容辭。”
這話其實在道理上說不通，某地監察禦史又不是按戶籍所在地管事的，潘晟是不是浙江人和這個一點關係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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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便一字一頓地道：“此次彈劾，一定要就事論事，就人論人——就事者，便是隻說潘新昌入閣廷推曾在朝中引起爭議，而且他不曾上疏懇辭；就人者，便是說隻說潘新昌一人，切記不要提到旁人，不要擴大打擊範圍。”
嗯，高務實此前說得客氣，但在具體安排事情的時候，說話的語氣就明顯有一種“交代任務要點”的感覺了。
當然，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畢竟他才是話事人，這是客觀現實。
不過他這話說出來，兩人都似乎有些不太理解。蕭良譽倒還好點，隻是微微蹙眉，似乎陷入了思考，而王庭諭則有些意外地反問道：“不擴大打擊範圍？宮保是說不要對心學一派的其他人也帶上一筆？”
高務實還沒說話，王庭諭的兄長王庭撰先開口了，指點弟弟道：“尤其是申元輔……提也休提。”
王庭諭有些不明白，深深皺眉，一臉疑惑，問道：“可這是為什麽呢？這事不就是申元輔搞出來的？我總覺得，這……不需要敲山震虎吧？”
高務實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覺得“敲山震虎”沒有意義，因為動潘晟，申時行肯定明白實學派是在對他進行反擊。
不過王庭諭並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並不是什麽敲山震虎，也不是什麽打草驚蛇，這的確是沒有意義的事。自己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現在把申時行捎上有什麽用？他不過是剛剛撿了個首輔，如今張四維剛走，對皇帝而言，這朝局本來就是求穩的時刻，除非申時行要造反，否則必不可能現在這種時候把申時行怎麽著了。
既然如此，動申時行有什麽必要？倒不如集中力量把潘晟打下去，隻要潘晟被劾罷，將來其他中立派想要投靠心學派的時候就不得不仔細審視一番，考慮考慮自己有沒有那麽頭鐵了。
“劾罷潘新昌，則心學一派將來再想要拉攏誰，人家就不得不思索一下今日潘新昌的下場，如此心學、中立、搖擺不定者三類人之間便會出現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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