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這麽說，想是這麽想，但創造機會也並不是易事。按照此前高務實的想法，原本曆史上的倒高三人組，其實也並非一開始就是鐵板一塊。
這裏頭，真正和高拱有著不可調和的政治矛盾的，隻有張居正。雖然高拱和張居正目前正處於蜜月期，且此前也多數處在政見相近的情況，二人的政治目標也頗為一致，或者至少說是頗為類似，但他們二人有一個永遠無法開解的矛盾：即便大家都是改革派，可是……誰主誰從？
後世有些學者囿於曆史偏見或狹隘地域觀念，強行把高、張對立起來，認為張是改革家，而高則是“奸相”、“佞臣”。這種“褒張貶高”的傾向即使在高務實穿越前還有一定影響。而事實上，高、張二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互相保護、互相幫襯，不僅在政治上倚為同盟，在學術上也有頗多共同之處。然而可惜的是，從個性而論，無論高拱還是張居正，恐怕都認為隆萬大改革的英雄人物，隻需一人足以！
高務實自穿越後沒多久就打定主意幫助高拱，這裏頭自然有很大一部分原由是因為自己穿越成了高拱之侄，而如果要“更好更快”的拯救大明，這個身份十分有用，高務實不想拋棄。但他自問也不是完全由屁股決定了腦袋，因為高拱從各個方麵來講，都是值得他傾力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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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曆史來看，在政治上高拱開創了明中後期“隆萬大改革”的先河。之所以能稱之為開創，是因為高拱有三個“首先”。即首先奠定了隆萬大改革的理論基礎——“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變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萬大改革的政治綱領——《挽頹習以崇聖治疏》（高疏於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張居正《陳六事疏》於隆慶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綱領付諸實踐，他的改革還為張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礎。有這三個“首先”，開創一詞，高拱當之無愧。
而在學術上，高拱則是明代實學思潮的先驅者。嘉、隆、萬三朝本是陽明心學和經世實學的勃興時期(雖然心學逐漸變味了)。但高拱通過批判此時心學空虛寡實之弊，全麵闡發了其實學思想，即“天地之間惟一氣”的元氣實體論，提出“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的實理實事論，“事必求其實”，“虛心以求其是”的求實求是論，“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實政實惠論。他的實學思想對明清之際整個實學思潮的鼎盛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從宋元明清氣學發展得高度來看，高拱既是明代氣學陣營的重要代表，也是構成從張載到王夫之氣學發展的中間環節，具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啟下曆史地位。
而且高拱絕非一個隻提理論而短於實踐的理論學者，他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實幹派。尤其是高拱在隆慶後期職掌吏部繼又提任首輔後，針對嘉靖中期以後的諸多弊端，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係列改革。
在吏治方麵，實行進士舉人並用，破除舉官舞弊陋習，創建人事檔案，建立任官梯隊，完善地區回避製度，州縣正官年輕化，精簡機構，健全考核製度，打擊行賄受賄等。
在軍事和邊政方麵，破除兵部“一尚二侍”舊體製，建立“一尚四侍”新體製，兵部司官精選久任，選拔邊才充實兵部司屬，建立邊帥休假之製等。
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顯著功績：在西北迫使俺答稱臣納貢；在東北取得遼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決安氏內亂；在南方取得“嶺寇底寧”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麵，高拱也有上佳表現。他督令觀政進士講求律例，實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強化州縣正官問理刑名之責，弭盜安民，嚴懲酷吏，平反重大冤案等。
在理財方麵，高拱加強錢糧官員的任用，完善稅糧征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實施一條鞭法(這功勞在後世全給了張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頓幣製等。
在漕政方麵，高拱推行河海“二路並運”的整治方案：疏通漕運，開鑿新河；破除海禁，恢複海運。
總之，高拱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顯著效果。後世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的教育家、史學家、哲學家，鄭州大學首任校長，曆史學係的創始人嵇文甫先生就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幹略的宰相，在許多方麵開張居正之先”。然而，“江陵成為中國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鄭就漸漸被人遺忘了。其實新鄭於江陵還是先進，江陵的學術和事功有許多地方實在可說是淵源於新鄭”。嵇先生不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績，而且也闡明了高、張在學術和事功上的傳承關係。後世史學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慶改革是創始期，張居正主持的萬曆改革隻是隆慶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合稱為“隆萬大改革”的論斷，就是對嵇先生這一觀點的繼承和發展。
因此，高務實對於“保高倒張”是沒有什麽內疚之意的。在他看來，反正你倆的政治目標實際上差不多，執政能力搞不好高拱還強了一線，至於對皇帝的教導能力……高拱教導出來的隆慶皇帝雖然能力談不上多強，但至少他至始至終都對高拱保持著足夠的信任，也肯放權放手讓高拱做事；張居正教導出來的萬曆皇帝雖然實際上能力並不差，卻最終變得性格扭曲，不僅打倒並鞭屍了自己的老師張居正，最後還因為國本之爭，鬧得君臣不和，雙方幾為寇仇，天下喧然。
所以，三人組裏頭，第一個完全不用考慮拉攏，隻需要考慮打倒的，就是張居正！
不就是政治人物之間的互相傾軋嘛！當年好歹也在縣委混過、鎮黨委幹過的高書記不屑的撇撇嘴：我幹這個事沒有心理壓力。
那麽，李貴妃和馮保呢？
這裏頭，真正和高拱有著不可調和的政治矛盾的，隻有張居正。雖然高拱和張居正目前正處於蜜月期，且此前也多數處在政見相近的情況，二人的政治目標也頗為一致，或者至少說是頗為類似，但他們二人有一個永遠無法開解的矛盾：即便大家都是改革派，可是……誰主誰從？
後世有些學者囿於曆史偏見或狹隘地域觀念，強行把高、張對立起來，認為張是改革家，而高則是“奸相”、“佞臣”。這種“褒張貶高”的傾向即使在高務實穿越前還有一定影響。而事實上，高、張二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互相保護、互相幫襯，不僅在政治上倚為同盟，在學術上也有頗多共同之處。然而可惜的是，從個性而論，無論高拱還是張居正，恐怕都認為隆萬大改革的英雄人物，隻需一人足以！
高務實自穿越後沒多久就打定主意幫助高拱，這裏頭自然有很大一部分原由是因為自己穿越成了高拱之侄，而如果要“更好更快”的拯救大明，這個身份十分有用，高務實不想拋棄。但他自問也不是完全由屁股決定了腦袋，因為高拱從各個方麵來講，都是值得他傾力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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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曆史來看，在政治上高拱開創了明中後期“隆萬大改革”的先河。之所以能稱之為開創，是因為高拱有三個“首先”。即首先奠定了隆萬大改革的理論基礎——“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變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萬大改革的政治綱領——《挽頹習以崇聖治疏》（高疏於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張居正《陳六事疏》於隆慶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綱領付諸實踐，他的改革還為張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礎。有這三個“首先”，開創一詞，高拱當之無愧。
而在學術上，高拱則是明代實學思潮的先驅者。嘉、隆、萬三朝本是陽明心學和經世實學的勃興時期(雖然心學逐漸變味了)。但高拱通過批判此時心學空虛寡實之弊，全麵闡發了其實學思想，即“天地之間惟一氣”的元氣實體論，提出“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的實理實事論，“事必求其實”，“虛心以求其是”的求實求是論，“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實政實惠論。他的實學思想對明清之際整個實學思潮的鼎盛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從宋元明清氣學發展得高度來看，高拱既是明代氣學陣營的重要代表，也是構成從張載到王夫之氣學發展的中間環節，具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啟下曆史地位。
而且高拱絕非一個隻提理論而短於實踐的理論學者，他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實幹派。尤其是高拱在隆慶後期職掌吏部繼又提任首輔後，針對嘉靖中期以後的諸多弊端，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係列改革。
在吏治方麵，實行進士舉人並用，破除舉官舞弊陋習，創建人事檔案，建立任官梯隊，完善地區回避製度，州縣正官年輕化，精簡機構，健全考核製度，打擊行賄受賄等。
在軍事和邊政方麵，破除兵部“一尚二侍”舊體製，建立“一尚四侍”新體製，兵部司官精選久任，選拔邊才充實兵部司屬，建立邊帥休假之製等。
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顯著功績：在西北迫使俺答稱臣納貢；在東北取得遼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決安氏內亂；在南方取得“嶺寇底寧”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麵，高拱也有上佳表現。他督令觀政進士講求律例，實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強化州縣正官問理刑名之責，弭盜安民，嚴懲酷吏，平反重大冤案等。
在理財方麵，高拱加強錢糧官員的任用，完善稅糧征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實施一條鞭法(這功勞在後世全給了張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頓幣製等。
在漕政方麵，高拱推行河海“二路並運”的整治方案：疏通漕運，開鑿新河；破除海禁，恢複海運。
總之，高拱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顯著效果。後世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的教育家、史學家、哲學家，鄭州大學首任校長，曆史學係的創始人嵇文甫先生就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幹略的宰相，在許多方麵開張居正之先”。然而，“江陵成為中國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鄭就漸漸被人遺忘了。其實新鄭於江陵還是先進，江陵的學術和事功有許多地方實在可說是淵源於新鄭”。嵇先生不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績，而且也闡明了高、張在學術和事功上的傳承關係。後世史學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慶改革是創始期，張居正主持的萬曆改革隻是隆慶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合稱為“隆萬大改革”的論斷，就是對嵇先生這一觀點的繼承和發展。
因此，高務實對於“保高倒張”是沒有什麽內疚之意的。在他看來，反正你倆的政治目標實際上差不多，執政能力搞不好高拱還強了一線，至於對皇帝的教導能力……高拱教導出來的隆慶皇帝雖然能力談不上多強，但至少他至始至終都對高拱保持著足夠的信任，也肯放權放手讓高拱做事；張居正教導出來的萬曆皇帝雖然實際上能力並不差，卻最終變得性格扭曲，不僅打倒並鞭屍了自己的老師張居正，最後還因為國本之爭，鬧得君臣不和，雙方幾為寇仇，天下喧然。
所以，三人組裏頭，第一個完全不用考慮拉攏，隻需要考慮打倒的，就是張居正！
不就是政治人物之間的互相傾軋嘛！當年好歹也在縣委混過、鎮黨委幹過的高書記不屑的撇撇嘴：我幹這個事沒有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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