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人物演义》
第1章 袁项城出生
清朝末年，內忧外患。鸦片战争被列强打败不久，又闹起了内乱。先是爆发了习惯被称做太平天国的的起义，领头的是一个多次考取功名不成，又不肯居于人下的落第读书人洪秀全。洪秀全的这支队伍从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挺进湖南湖北，由武汉沿长江东下，后在南京建都。
与此同时，张洛行等人率领捻军群起而响应。咸丰皇帝急忙调兵遣将镇压，安徽和江苏成为清王朝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主要战场。
而临近安徽的河南陈州府项城县也成了战乱之地。
项城县历史悠久，东西寛七十里，南北长一百一十里。地势低洼，颖水、沙河、汾河等从境内流过，进入淮河。水源丰富，被称做泽国。
由于连年的兵荒马乱，河流的沟渠年久失修，淤塞不通，稍遇大一些的雨就闹水灾。无雨又常闹旱灾和蝗灾，所谓旱涝皆不保收。
这里土地本就贫瘠，人多而地少，没什么物产，农作物产量也很低。经济落后，除了酿酒、榨油等少数手工作坊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生产。农作物品种也不是很多，常见有麦、谷、黍、高粱等，很单一。经济作物只有芝麻和棉花。连中原大地的花生都不能生长。
这里的人大多数是务农，过着自给难以自足的生活，很少有人经商，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
但是，再穷的地方也有富人，这项城县里就有一袁姓的大户人家。这家人据说是袁安的后人，到袁绍有四世三公，出袁术。
在项城袁氏的家祠中，曾立有一块铁鋳的横牌，上面记载着这家人始祖和世代子孙的姓名。后不知何原因而丟失，于是从袁九芝起始而重新续写家谱。
所谓瘦死的骡子比马大，这个家族到袁九芝这一代虽然已败落，但还是能算是生活好一点的士绅人家，但到其子袁耀东的下一代，这家族又显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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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田地五十倾，开着几处典当铺，还放高利贷，成为项城首富，被称做“汝南巨族”。
袁耀东有四子，依次为树三、甲三、风三、重三。
树三为禀贡生，当过低级学官，曾暑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事。
四兄弟中最有出息者是老二甲三，考中进士后在京做官，后由吕贤基奏请，到安徽帮办地主武装团练。
由于在江苏、安徽和河南一带屡次打败太平军和捻军，战功卓著有功于大.清.王.朝，晋升为淮军将领，督办三省剿匪事宜，官拜漕运总督。
树三生有二子，为保中，保庆。保中系副贡出身，捐了个同知，是本县的土豪士绅，参与大办团练。
保庆一八五八年考中举人，追随其二叔袁甲三，为剿灭太平军和捻军而作战，以战绩获光禄寺暑正。
后报捐郎中，分发刑部，紧接着调到河南办团练。因能力强而又努力做事，而深受河南团练和巡抚的赏识，叙功加盐运使衔。
袁保中有两房妻子，都是刘姓。袁家本来是住在项城城北的张营，为躲避战乱，搬到了张营东二十里的一个村子。
为自保在村子周围修筑高墙，于是这个村子改名为袁寨。
清咸丰九年阴历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刚刚还晴空万里，突然又雷声大作，很快又下起雨来。而伴随着这雷雨声，一个新的生命，降临到了河南项城的袁寨。
那一天，包括后来的很长时间里，谁也没把这个小孩子的降生和这骤变的天相联系。
只是当这个新绛生的孩子长大成人，成了一代枭雄以后，被有人想起。
怎么可能不变天呢？对他恨之如入骨的人说。一个如此的大奸大恶，一个这样的窃国大盗来到了世间，老天怎么可能无动于衷？落在地上的那里是雨呀？分明是几万万的国人唾弃的口水？
当然，也有喜欢他的人，只是，这些人会这样说，有异常之人出生，自然会有异常的天象。一个多了不起的人呀？那一天落在地上的，确实不是普通的雨水，而是为这位晚节不保的英雄豪杰掉下的惋惜的泪。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的错是可以犯的，有的错是不能犯的，犯了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管怎么说，复辟帝制是不可原谅的，也令人惋惜。一个封建历史这么长的国家，一个缺少民主熏陶，从上到下习惯于专制的国家，一个没经过启蒙洗礼的社会，在民主政治上刚刚有那么一点可怜的进步，怎么可以拉历史的倒车呢？为了一己之私也好，为了所谓的国家民族也好，都是要被送上历史的绞刑架的。
无论是喜欢还是憎恶，从一八五九年到一九一六年，这个人曾经在这个世上走了一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有人甚至提起，八仙之一的铁拐李，路过项城时曾留下“过项歌”，认定看此县的地脉，这里应出一个假皇帝和将相。
只是到了咸丰年间，这预言也没能兑现，以为神仙说话也有水分。
目睹了这个人的传奇人生，很多人才恍然，这神仙就是神仙，铁拐李的预言不正应在这个人身上吗？
这个人就是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因他是河南项城人，也常被叫做袁项城。
袁世凯生母刘氏是其父的继室，因而他也是这个大氏绅家的庶出子。据说，袁世凯这名字也是有来头的，说是他一出生，他父正好收到其袁甲三爷爷与太平军作战的捷报，于是谓之世凯。
袁世凯一出生，其母奶水不足。在那个年代，这是很悲惨的事情。
但是，袁世凯却因祸得福。恰巧其叔父的夫人牛氏生育后孩子夭折，牛氏的奶水很足，正涨得难受，就为袁世凯喂奶。袁世凯的幸运可不仅是奶不够时有足够的奶吃，他因此得到的可是多的多？
母爱固然是和血缘关系密不可分，但更与哺育相关，感情是相处出来的。一次二次或许无所谓，但自己的那个部位总是被一个孩婴吸允，母爱能不油然而生吗？
加之幼儿的袁世凯本就特别招人喜欢，牛氏不久就将其视为己出。
一个人一生一世，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必备的条件是自己需有相应的能力和才干。
而人们常说，这世上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很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是碌碌无为，原因是光自身有本事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另一个条件，而且是最为攸关重要的条件，就是机遇。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中国那么多的人，能当皇帝的人可以用鞭子赶。可是，皇帝只能是一个。所以，真有机会当上皇帝的人可不要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这个世界可能有天才，但应该不是阁下。
而一个人能获得机遇，很重要的一点是和他手里掌握的资源多寡有关。
袁世凯父袁保中有六个儿子，袁世凯为其四子。又是庶出，显然能从他父亲这里得到的资源是很有限的。
而恰恰是因为袁世凯之母刘氏的奶水不足，才有了袁世凯人生第一次难得机遇。
因为，他发达的几次重要机遇都与此有关。
哺乳袁世凯的牛氏曾生有两个儿子都不幸夭折，叔父袁保庆虽接连又纳了两个妾室也没为他生一子。
所谓侄子门前站，不算绝户汉，袁父保中见自己的保庆弟年过四十而膝下无子，见他夫妇有那么喜欢袁世凯，就将袁世凯过继给袁保中为嗣子。这样一来，袁世凯可就成了其嗣父袁保庆的独子。
无论从地位和声望，袁世凯之父袁保中都是无法和他的嗣父袁保庆相比的，更何况还是一对五呢？
如果说，袁保庆无子，袁保中六个儿子总要过继给他一个。若没有牛氏哺乳这份情缘，能一定轮上老四袁世凯吗？
把自己的骨肉过继出去，亲生父母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愫的。而嗣父嗣母也是格外的关爱，这使得袁世凯的幼年是在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环境中度过，也被宠得很不像样子。
袁世凯七岁的时候，其嗣父袁保庆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他带着家眷到济南上任。
见袁世凯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嗣父袁保庆为他聘请了一个当地叫王志清的秀才，担任袁世凯的私塾老师。
袁世凯是在娇生惯养中成长的，而这样的人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受限制，不受约束，为所欲为。
读书就是要把人规矩起来，袁世凯如何能受得了？
他根本坐不住，也不肯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老师一眼没看住，他就溜之大吉。
天下的孩童，有自觉自愿喜欢读书的吗？可能少之又少。小孩子所以能努力读书，主要是因为老师和家长的某种形式的强制。所谓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也不排斥有的孩子是为了讨老师和家长的欢心，或者拿到好成绩可以在人前炫耀等因素。
所谓，严师出高徒。给这样的官宦人家，这样的任性孩子当私塾老师，是很难放开手脚的。管得严了不但孩子不干，说不定会惹得家大人不高兴。管松了孩子什么也学不到，这分寸是很难掌握的。
王志清不是不负责任之人，但面对袁世凯这样的精灵古怪的顽童，也没有多少法子可想，只能是尽人力而为之了。
第2章 小人精
袁世凯是特别的淘气，但他从不顶撞老师，在老师面前也特别的乖，特别地会来事。
比如有一次，嗣父袁保庆来检查他的学习。他竟当着老师的面告老师的状，把老师吓坏了。
嗣父袁宝庆碍于老师情面，直给他使眼色，他却视而不见。非常委屈的说老师管得太严，让他受不了。
结果被嗣父开导了一番，说老师这样做完全是为他好。一再嘱咐他要听老师的话。然后又把老师赞杨了一番。
袁保庆走了后，王志清本来想就这件事说点什么，但袁世凯却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把王志清搞得很狼狈，好像被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玩弄于股掌之中。
或许，他已经看出了，这袁世凯不是个读书的材料，也就常常睁一眼，闭一眼了。虽然，袁世凯绝顶聪明，但这学业是一塌糊涂。
袁保庆在叔父袁甲三麾下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和同在袁甲三帐下效力的马新怡结成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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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马新怡因战功卓著而升迁为两江总督。
所谓苟富贵勿相忘，自己发达了不忘战场上生死与共的好兄弟，有了机会就要拉兄弟一把。如同人们常说的，叫做朝中有人好作官。当然，这话从当官的嘴里出来，就冠冕堂皇的变成了“知人善任”。
再者说了，用自己知根知底的人也放心。这样，袁保庆就被马新怡调到江苏重用，袁世凯也跟随在身边。
那时，清政.府选取官吏主要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凡官宦或有钱人家，想让自己的孩子奔个前程，都是把读书做为第一要务。
科举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给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向上爬的路经。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一个人是高贵还是低贱是有生俱来的，横在人们面前的等级一般是很难跨越的。
平民百姓要想有出头之日，除了生逢乱世，效命沙场用生命和献血换个官当之外，在正常的年景，走读书做官的路差不多是唯一的途径。
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但是，科举这条路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所谓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说是高不可攀，也差不多是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及。
譬如那个洪秀全，如果能走通科举之路，他肯定不会装神弄鬼搞什么天平天国起义了。但有路总比没路好，有路就有希望。
袁保庆是中了举人才走上仕途的，他也同样殷切地希望袁世凯继续走他走过的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而出人头地。
到南京后，袁保庆专门为袁世凯聘请了两个当地特别有名气的老师，又把袁世凯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从家乡接来，陪他读书。想得是有人管束和监督着，几个孩子比着学能有个激励作用。
看袁世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让老师一定对他严格管教，实在不听话可以体罚。但管住他的人，能管住他的脑袋吗？他在那里是老实坐着，老师讲课他不听，想别的事，谁能把他怎么样？
本就生性放荡，追求吃喝玩乐，爱游山玩水。来到这繁华的六朝古都，那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更使得他无法自持。
一有机会就和一些浪荡的少年游山玩水。清凉山、莫愁湖、雨花台、金陵矶、太平湖等名胜成了他常来常往的地方。
人总是各通一路，这袁世凯读书不上道，但学拳术和骑马术却是超人。不管多烈的马，到他手里都服服贴贴。
我们刚才说了科举制度的伟大之处，其实，科举制度也是有很大很多的弊端的。他给极少数提供向上爬的通道时，对绝大多数人则是灾难。
因为，科举制度的最大诟病是读死书，死读书，科举制度下读书人所学，绝大多数知识是没有用的东西。
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人们常说，读书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
一个人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用在这读死书上，其实是很悲哀的。
有的人一次考不中考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就算最后考中了，也到了垂暮之年。不但坑害了本人，也坑害了一大家人。
开办科举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这样的读死书，死读书肯定是培养不出人才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历朝历代，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也确实选拔出了不少的人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一般说来，一个人书读的好肯定是个很聪明的人。在读书上高人一筹，在其它的方面，应该也是个佼佼者。
也就是说，所以是人才，不是读死书读出来的，而是本身就素质好，学别的事情也很快。
（这里，我们不妨说几句题外话。说到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说到现在的学生在学校学的知识，很多人都指出这样和那样的弊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所说，多半是对的。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搞了个大的闹剧，慷慨激昂的提出了教育的很多问题，灾难性的后果是大学停摆了好几年。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高考存在的问题，也是有很多道理的。但那又怎么样？高考不是还得恢复吗！因为，无论如何，在选拔人的方面，高考是最公平的。或许，靠权和钱可以在很多地方通行无阻，但到高考这里恐怕寸步难行。是的，学习成绩好未必是人材，但必须承认，从总体上说，大学校园是这个民族优秀分子的集合。更不要忘了，在那城乡壁垒的年代，一个人想从农村出来进城，高考差不多是唯一的路。）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袁世凯，他没能如他嗣父希望那样读死书，死读书未必不是他的幸运。如果他真的规规矩矩的走科举这条路，他可能很难有后来的成就。反倒是到处游山玩水，寄情于山水，广泛接触人和社会，增知识，长才干，拓宽视野，对他掌握真才实学帮助更大。
袁世凯读书不行，却特别会来事，会办事。嗣父袁保庆有一姨太太叫金玉，很受袁保庆宠爱，和牛氏水火不相容，袁世凯夹在这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很难的。
但袁世凯小小年纪却应对自如，在牛氏和金氏间做了很多的调合与沟通。最后的结果是二个人都喜欢他，并在袁保庆面前极力掩盖他不好读书，不务正业的种种行为。
能做到这一点容易吗？肯定不容易，是需要大智慧的。
比如，有一次，金氏的娘家哥哥想开办个榨油作坊。本钱不够，找他妹妹帮忙，是想从妹夫袁宝庆这里借些。金氏就这一个哥哥，相依为命，这个忙不能不帮。于是晚上，借袁保庆兴干那事的兴头上 ，吹了枕头风。
男人在那个场合，一般很难有不答应的事。袁保庆当时一口答应后，事后做了难。
要借的钱并不多，袁保庆也不是没能力。为什么做难呢？这个家自然是袁保庆说了算，一家之主吗？但有一个问题，这家的钱在牛氏手里管着。
虽然，牛氏也是过路财神，钱怎么花得听袁保庆的，但这钱得过牛氏的手呀。袁保庆知道，牛氏和金氏别扭，借给金氏家钱牛氏肯定不愿意。袁保庆也知道，他要是一定要借，牛氏也不敢不拿，可因为这事，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多麻烦呀！可是，已经答应金氏了，不能言而无信。
如果编个谎话，是不是好些呢？可是袁保庆没动这歪脑筋。袁保庆硬着头皮和牛氏说完后，牛氏火大了。这钱能说借就借呀，自家男人每日都围着金氏这妖精转，人归了她还不够吗？还惦记上家里的钱了，这还了得。再说了，光说借，这钱什么时候还？到时候还不了怎么办？
袁世凯这个时候，恰好在牛氏身边，没等牛氏开口，袁世凯说话了：“爹爹，知道了，您事多先去忙，我一会儿给您送去。”
说完一个劲儿给袁保庆使眼色。
袁保庆这心里本来正七上八下着，一听袁世凯这么说，又见他给自己使眼色，虽然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是听了袁世凯的话出去等了。
第3章 科举之路
袁保庆一离开，牛氏的肺都快被气炸了，“狼崽子，你虽不是我生的，可是吃我的奶长起来的。从小到大，从来都拿你当亲生，谁是你娘亲自己不知道吗？怎么帮起了这个贱人？她给你什么好处了，怎么这么容易就把你收买了？谁告诉你我答应了，你不是给送去吗？本事大了，送去呀？我看你去哪儿找钱？反正别想从我这儿拿一个子儿！……”
牛氏越说越气，说着说着还委屈的掉起了眼泪。
牛氏发火的时候，袁世凯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听着。
等牛氏的气都撒出来了，他才开口：“娘亲，您以为我是在帮别人吗？我是在帮您呀！”
牛氏听袁世凯这么说，又来气了，“你当娘傻呀？二五不知一十呀！你帮那贱人借钱，怎么是帮我？”
袁世凯说：“娘亲，您别急，听我慢慢说。”
“好，我听你慢慢说，听你是怎么个帮我？”牛氏很不屑。
“娘亲，是这样，如果我不抢着答应下来，您肯定会一口回绝。我爹爹他肯定是答应人家了，他其实不是来找您商量的，是来找您拿钱的。您不愿意，最后这钱也得借。和爹爹吵一架，您再生一肚子气，末了这钱还要拿，多亏呀？反正这钱也不多，咱们做个顺水人情就算了。”
“这钱怎么就非得借给她，我就是不给拿，谁能把老娘怎么样？”
牛氏明知袁世凯的话有道理，但嘴上还是不肯认输。
袁世凯笑了笑，“谁能把您怎么样？孩儿有一句话，怕您不高兴，不敢说。”
牛氏瞥了撇嘴，“还能有什么不中听的话，说就是了。”
袁世凯说：“您就是不给拿钱，谁也不能把您怎么样？可是，您和爹爹搞僵了，他不让您管钱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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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让管就不管！这过路财神，谁稀罕呀？”
听了牛氏的话，袁世凯笑了笑，没再说话。牛氏嘴上硬，她还真怕被剥夺了这名义财权，功夫不大，把钱如数拿出，打发袁世凯把钱送了过去。
这会儿，袁保庆正在金氏房里等得着急。金氏不相信这钱能这么容易的借出，正怪袁保庆不是真心想借。袁保庆听金氏这么一说，心里也没底了。
这功夫袁世凯还真把钱给送过来了。
两个人都知道是袁世凯从中做了斡旋，都对袁世凯特别满意。
袁世凯回到牛氏身边，看老娘还耿耿于怀，就安慰她说：“娘亲，您没听我爹爹说吗？这钱是借给金妈家的舅舅开油坊的，您这个忙肯定不白帮！”
“拿这钱开油坊这忙怎么就不白帮？”
袁世凯说：“天机不可泄露。”
一个小孩子的话，牛氏并没放在心上。没想到还真让袁世凯说中了。
事过不久，金氏来到牛氏房中。姐姐，姐姐的叫得这个亲，说了好多感谢话。最后说出了来意，原来她哥哥的油坊需要人手。
“姐姐，您那大侄子不是闲着没事吗？能过去帮帮我哥哥吗？用谁都是用，干嘛不用咱自己家人？”
牛氏的娘家侄子，来南京好长时间了，是想出来找点事做。袁保庆到是答应了，但这事也不是那么好找？到现在也没有着落，牛氏正闹心呢？没想到在金氏这很容易就解决了。
牛氏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是袁世凯的杰作。
十四岁的时候，嗣父袁保庆患霍乱病不幸逝世，不久，他和嗣母回到了河南项城老家。
第二年的春天，在外作官的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回老家探亲。见袁世凯在家无所事事，怕他荒废了学业，叫袁世凯到北京读书，由袁甲三的次子，内阁侍读袁保龄管教。
为袁世凯请了三个老师，教作诗的为周文溥，教书法的是张星炳，教八股文的是谢廷萱，都是名师。
袁世凯的这两个堂叔袁保恒和袁保龄，在他身上可是下了本钱，也下了功夫。他们所以如此，主要是都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同在其父袁甲三麾下并肩战斗，战场上结下的情意是不同寻常的。袁家那么多子弟，仅袁世凯就兄弟六人，别人可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恩宠。
和袁世凯一起读书的还有袁保恒、袁保龄的几个孩子。为了看住袁世凯，把他读书的坐位放到老师身侧。
晚上还让他和老师住到一起。袁保龄的想法是:一方面多受些书香氛围的熏陶，一方面让老师看着他夜读。
袁世凯毕竟已经长大，也为二个堂叔的苦心所感动。虽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他还是做了很大地努力。
只是，如写诗、书法、八股文，要有所起色，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尽管，袁世凯咬紧牙关下了一番苦功，收获不能说没有，但终究成效不大。
有时候，他有些懊悔自己蹉跎了那么多可贵时光。
一八七四年的十一月，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病故。按当地的规矩，袁世凯应当守孝三年。因为他已经过继出去，袁世凯得以从北京回乡参加一八七六年的乡试。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以名落孙山而收官。从北京那么远专程赶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他还是怀抱希望的。这一次的落第，对他的打击不小的。曾经有一度，他灰心丧气、意志颓废。
这一年的十月，十七岁的袁世凯在家乡结婚成家，娶了第一房妻子于氏。
此时，对袁世凯特别关心的堂叔袁保恒。已经高升为刑部左侍郎，成了京官。
得知袁世凯落第的消息后，怕袁世凯经受不住这个打击而一蹶不振，就写信鼓励他。
和他说一次不中是很正常的，没有几个人能够一次就考中的。不能一次不中就自暴自弃。要想做人上之人，要想有不平凡的人生，没有功名这块敲门砖是不行的，人要想成功，只能是坚持到底，只能是百折不挠。
怕袁世凯荒废了学业，第二年的二月，袁保恒又把袁世凯叫到北京。放到自己身边，要亲自监督他读书。
为了开阔他的视野，熟悉官场礼仪和接人待物，也为积累人脉。袁保恒常带着袁世凯参加一些人际活动，拜访和接待客人，参与官员之间的往来。
官员们在相互介绍时，总是把这个人取得的功名排在首位。
某某人是哪一年的举人，某某人是哪一年的进士，有时候还能遇到哪一年的天子门生，状元、榜眼、探花之类的。
袁世凯注意到了，每介绍到谁的功名时，哪个人嘴里虽然挂着谦虚之词，但手抚长须，那种自得对袁世凯刺激特别大。
袁世凯也终于知道了，这功名对官场之人有多重要，这也使得他有很大转变。羞耻意识渐长，知道了如果没有功名，不但进不了官场，甚至无面目见人。
第4章 当官真好
这一年，河南遭遇了多少年不遇的大旱灾。全省饿殍载道、哀嚎遍野，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大旱一般要伴随蝗灾，袁世凯的老家项城，蝗虫几乎把所有的庄稼吃光。
奉命办理赈灾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迟延不力，被朝廷撤职。
改以河道总监李鹤年代之。又命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
袁保恒去开封上任时，把袁世凯也带在了身边，一方面是个帮手，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学一些作官的本事。
袁世凯也想借此为自己谋个职位，学得很用心，很认真。参加这次赈灾，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灾区，他首先看到的由于官员的不作为，给其管辖的地盘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匪患猖獗，……倾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无一而足。……数月之后，遍地皆成盗矣！”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这个阶层有二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分散，另一个容易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就是：只要有饭吃，只要有一条活路，他们都是可以逆来顺受的，都是听话的顺民。
但要是活不下去了，也很容易揭竿而起。如果灾荒把没有活路的，分散的农民因逃荒而聚集起来，是很容易出事的。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所以，袁世凯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在跟随叔父赈灾时，袁世凯看到了二种很典型的官员及其行事风格。一种是太平官，习惯于高高在上，在寻常的日子里，生活按着正常的轨道运转，是很难发现他这个官当得怎么样的？
而有时候，这样的人因为听话，甚至可能不贪不占。平日里中规中矩，善于逢迎，其仕途往往能很顺风顺水。
另一种人则不但是当官，更要管事、干事。他们体察民情，勇于担当，善于发现问题，努力解决问题。人无完人，这样的人因为有主见，不随波逐流，甚至不好使用。平日里是很难得到升迁的。
遇到灾荒这种特殊的时期，那些个太平官，那些个平日里被人常常称做的好官，这个时候非但没了用场，甚至误事。
而后者正可以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袁世凯在赈灾时给他叔父帮忙跑腿，有时到下边传达他叔叔的命令，使他对权力产生了特殊的嗜好和想往。享受着发号施令的快感，打心眼觉得当官，大权在握真的很不错。
第二年夏初，袁世凯的嗣母牛氏患病，他回家探望。
在嗣母床前照顾，问寒问暖，拳拳孝心使牛氏大为感动。
这一年的五月，开封送来急信，袁世凯特别敬重的叔父袁保恒不幸得上了传染病。袁世凯急冲冲的赶了过去，还是没能在袁保恒活着的时候见上面。
和袁保龄、袁保恒之子等护送袁保恒灵柩回陈州。请人看风水，择墓地，安葬了叔父后，因陈州他家有一处房产，他就带着妻子在陈州住了下来。
合久必分，大凡一个几代同堂的封建大家族，规模大到了一定程度，总是要解体的；人们称其为分家。这时候袁家也正是这样，四世同堂，矛盾重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走分家之路。
由于属于袁保庆的这一支，袁世凯从分家中得到了很可观的资产。严格管教他的嗣父袁保庆和叔父袁保恒都不在了，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之主。
解放了，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他像一匹无羈的野马，越发放荡。吃喝玩乐一阵子后，想到叔父袁保恒不在了，往上爬的梯子没有了。
想到要进入官场，只能走科举之路，为了能多结交一些写诗作画的朋友，他发起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
因为手头有钱又出手大方，这样的人在任何群体里都是受欢迎的；他很快成了当地文人中的领袖级的人物。诗文虽然写得很一般，但吃人家的嘴短，瞪着眼睛说及句瞎话，喊几声好算不上什么毛病呀？皇帝的新衣 ，整天吃人家的，谁认那个真？时间长了，袁世凯也渐渐有了些名气。
袁甲三祠中的景色很美，也独具特色，常有人到里边游玩观赏。一八七九年四月的一天，在淮宁县办理文牍的徐世昌到此游览，恰巧袁世凯也在园中。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徐世昌在一个亭前，正遥望着远处的景色，触景生情，吟诵起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诗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听到有人接上这首诗的后四句，徐世昌回过身来。
这便是袁世凯和徐世昌的第一次见面。
人和人之间是有缘份的，谁说只有情人才能一见钟情？这两个人的这次见面，奠定了这两个民国风云人物一生的合作和友谊。（徐世昌算是民国第三位大总统，本书第三部将专门写他。）
当袁世凯无意中得知，徐世昌欲去京赶考正苦于盘缠不足时，二话不说便慷慨解囊。
一八七九年秋，二十岁的袁世凯参加他这一生中的第二次乡试，也是他最后参加的一次乡试。为了迎接这次乡试，他是作了认真准备，也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文社的朋友为他和几个参加乡试的学子践行，大家都顺情说好话，说袁世凯必中，他自己自我感觉也不错。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没能如愿。期望值越高打击越大，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和他同社的两个人，平时看上去很一般，根本不为被文社的大家所看好。这一次竟能一举高中，这样，他这个文社的领袖情何以堪？
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被彻底击垮了。他把他所有的书稿诗文都付之一炬，发下重誓，今生不再参加科举。
从此，有谁在他面前再提起科举，他便恨得咬牙切齿。
很多年后，在他做直隶总督时，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从而将这个害人的制度在神舟大地永远废止。
每次谈起这件事时，他都特别的自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还炫耀自己从小就痛恨这个科举制度，言外之意是他自己两次不中，是题中应有之意，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能考中，才是咄咄怪事？
其实，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不过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
科举这条路是走不通还想当官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袁世凯还真给自己找到路了。
这时候的大清朝一直被外强所欺辱，弱国无外交，和老外打交道总是割地赔款。
国库早就被赔款赔得空空，这么大个国家，没有钱怎么行，能搜刮的地方都搜刮到了，也没什么可卖的了，穷凶极恶只有卖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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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偷偷摸摸，不是托关系走后门，而是名正言顺，明码标价。
人急眼了能看出来，国家急眼了也能看出来。
花了钱买官，当上了官就得把买官的钱贪回来，买官和贪官应当是可以划等号的。
分家的时候是分了不少，但再多也经不起袁大少爷挥金如土！官这东西，钱少了能买到吗？没办法，为了支持儿子奔前程，他的亲生母亲刘氏、嗣母牛氏，把所有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带着两位母亲的拳拳之爱和殷切的希望，袁世凯又来到了京城。旧地重游，想起堂叔袁保恒对自己的关爱与呵护，想起和敬爱的堂叔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袁世凯唏嘘不已，也很伤感。
第5章 去买官
这买官不是买大白菜，拿着钱到摊上就能买到？
买官得先找门路。袁世凯听别人说，买官的经办人黑得很，搞不好花很多的钱买个不起眼的官，大钱落到这些个人手里，可就亏大了。所以，事先还得知道行情。
这买官的门路也不是很好找，更何况他这个门外汉，找了几天一无所获。
这一天，袁世凯在街上闲逛，从好运来赌馆大门口走过。
这是京城屈指可数的大赌馆，在京城时倒是和几个胡朋狗友进去赌过，因为身上没什么钱，也谈不上什么输赢。现在，口袋里钱是不少，是不是进去碰碰运气？
往里走了几步，想想还是算了。这是两位娘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钱是有派大用场的，这要是输了还了得？
回过身往出走，听到有人喊自己：“客官，您的钱袋掉了！”
低头一看，脚下是有个钱袋。自己的钱袋自己认识，看出不是自己的。
习惯地随手入怀一摸，自己的钱袋在里边，“谢谢您，这不是我的。”
喊他的人弯腰把钱袋捡起，“在您的脚下能不是您的吗？”
这人四十上下的年纪，一脸忠厚相。
“真不是我的。”袁世凯笑着说。
“不是您的？会是谁的呢？”那人问道。
袁世凯好心地说：“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谁的钱袋？谁的钱袋？……”
那人把钱袋举起，喊了一阵没人理会。
“没人认领怎么办？”那人问袁世凯。
袁世凯也不知能怎么办？摇摇头想离开，被那人拉住。
“见面分一半。”
那人打开钱袋，里边有四小块碎银，那人拿出两块，往袁世凯手里塞。
袁世凯不要，想转身走开，但一只手被死死抓住，“您必须拿着，您不拿我怎么好拿？一个人怎么可以吃独食？”
袁世凯看到对方认真的样子，觉得实在好笑，“您要不要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会要的，要不您就放回原处。”
说着，袁世凯往刚才捡到钱袋的地方指了指。心里说，这点破碎银子，本少爷还真没看上眼。
“这样吧，反正是白捡来的，我们去赌几把，输赢无所谓，当白玩就是了。”
说着，拉着袁世凯就走。
袁世凯还没搞清楚状况，已经被拉到一个赌台坐下。
那人把两块小碎银放到袁世凯面前，另两块放到他自己面前。
这一桌是掷骰子，猜大小。那人附在袁世凯耳旁小声说：“咱们两个，一人猜大，一人猜小，总有一人赢。”
袁世凯点了点头。一人猜大，一人猜小，是能保证有一个人赢，但也能保证有一个人输。玩了几把后，袁世凯是赢了，但那个人输光了。
袁世凯想抓给他几个，对方还挺义气，坚决不要。没钱了，那人离开赌桌，站到了袁世凯身后观战。
袁世凯想不到自己的手气这样的好，猜大大赢，猜想小赢。功夫不大，面前赢的碎银子已经是本钱的五六倍。
那人附到袁世凯耳旁说：“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谁也不能总让运气罩着。”
袁世凯正在兴头上，哪能舍得离开。真是运气来了，档都档不住，一鼓作气又赢了好几把。
那人又劝袁世凯见好就收，袁世凯拿起几块碎银子塞到了那人手中，示意他不要在一旁啰嗦。那人接过碎银子，摇了摇头无奈地走开。
说来也怪了，自从那人离开后，袁世凯就再没赢过。最后不但把赢的和捡到的都输回去了，最后把自己身上带的钱也都输光了。
没钱了，袁世凯不甘心，想起自己还抓给那个人几块碎银子。想借过来当本，东山再起。但在赌场里绕了好几圈，就是找不到。最后，只能悻悻地离开。
回到住的店里，袁世凯才想到，自己的钱都在身上带着，输光了怎么办？别说是买官，就是住店吃饭的钱也没有了呀。？
店钱还不急，预付的还能挺几天，身无分文这饭钱从哪儿来呀？
睡了一宿觉起来，想找个地方吃早饭，走到门口了，才想起自己哪有钱呀？
怎么回事？平日里自己经常不吃早饭，从来没觉得过饿！今天怎么了？怎么饿得这样的厉害？
袁世凯从小到大，从没挨过饿，从来不知这饿是什么滋味。这一次知道了，真难受呀！是越饿越想吃东西，越想吃东西越饿。
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时辰，闲饥难忍，到外边走走，分散一下注意力能好些吧？这样想着，袁世凯来到了街上。
不出来还好，一出来更糟。特别是碰到卖食物的，眼睛都不敢朝哪儿看。可是，眼睛不看鼻子能闻到呀！
看到路边讨饭的，袁世凯现在最钦佩的是他们，人家能舍出脸伸手讨饭呀！自己却做不到。再说了，自己穿的“周吴郑王”的，就算是能伸出手去，有人给吗？
袁世凯这会儿知道了，这要饭也是有资格的，而自己没这个资格。
没有目的地，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漫不经心的走了一阵子后，想想还是回去吧！走路也需要消耗呀？
往回走着，快走到店门口了，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是喊自己吗？这北京城里有人认识自己吗？
回过头一看，大喜过望，看来，吉人自有天相。做梦都梦不到，在这里能碰到自己那只见一面，却一见如故的挚友徐世昌。
“果然是您，怕认错人，先在身后边喊一下名字，您果然回头
世昌兄，您怎么在这里？”
袁世凯心里想，真是天不灭曹。
“说起来，还全赖世凯弟您仗义相助！”
原来，那一次因为袁世凯赠银，徐世昌才能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并一举高中，现留在京城做了个京官。
袁世凯听了后，心里这个羡慕呀！看人家，不用花钱卖，凭功名，凭本事。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心想人家当上的这个官，花多少钱未必能买得到呀？
人家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自己也不差什么呀？怎么人家进京一次就高中，自己连个乡试都过不了呢？
老话说得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己是不是从现在开始，狠下心苦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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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问袁世凯，为什么来京城？袁世凯怎么好意思说实话？再好的朋友也不行，拿钱来买官，这脸往哪儿放呀？
袁世凯说自己来京城是来访友，结果扑了个空。
奇了怪了，袁世凯这个时候也不觉得饿了，两个人到袁世凯住的房间，闲谈了一会儿。袁世凯像说笑话一样的，很沮丧地说起了自己在赌场如何走的“麦城”。
徐世昌听了后哈哈大笑。事情是很可笑，但有这么好笑吗？
袁世凯很不理解，可是，徐世昌却一个劲的笑，笑得两眼淌眼泪。
好容易止住了，徐世昌说袁世凯上当了，从头到尾都是圈套。
第6章 此生不再进赌场
袁世凯把前后经过想了一遍，不同意徐世昌地分析。
“世昌兄，您看呀！如果我一开始从他的手里接过那两块碎银子走了，他们不是白白损失二块碎银吗？虽然不多，那也是得不偿失呀？
“我赢的时候，他曾二次劝我见好就收手，可惜我利令智昏没听。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听人劝，吃饱饭，他们损失不是更多吗？”
徐世昌摇了摇头，“不会的，您拿不走的。”
“为什么？”袁世凯不信。
“您别看他喊半天，那钱袋没主，只要您一拿到手，主人肯定就冒出来。至于后两次,您更走不了，他们的办法多着呢？”
袁世凯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
“世凯弟，您还不信吗？”
袁世凯还是摇头。想到那个一脸忠厚的老兄的一言一行，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他是在骗人，一个那么土气的人，有那么高的演技吗？
徐世昌问：“世凯弟，您去的是哪个赌场？”
“好运来。”袁世凯答。
“离这儿不远吗？”
徐世昌说着，拉着袁世凯就走。
“干什么去”袁世凯问。
徐世昌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让您亲眼去看。”
两个人来到了好运来赌场大门外，找了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等了起来。
袁世凯不能不服了。真让徐世昌说中了，功夫不大，同一个演员，同一幕剧，又演了一遍。只是，配角不是袁世凯，换成了旁人。
袁世凯血往上涌，呼的站起，正要冲出，被徐世昌一把拉住。
“您干什么去？”徐世昌问。
“找他算账！”袁世凯答。
徐世昌摇头，“算什么帐？人家逼你赌了吗，人家没有吧？不但没逼您，还劝您见好就收。是不是？”
袁世凯无言以对，“难道就这样算了 ，干吃这哑巴亏？”
“不算了，还能怎么样？”徐世昌叹了口气。
袁世凯满脸涨红，“我咽不下这口气。”
“世凯弟，咽不下也得咽。您知道在京城能开这么大的赌馆，后台和靠山小得了吗？明告诉您，我们惹不起。花钱买个教训吧！”
往回走的路上，当着自己的好朋友，袁世凯对天发誓：此生不再进赌场，不但自己，自己的子孙也同样不能沾赌场的边。
袁世凯真的做到了，不但他自己，就是他的子女进赌场也不敢让他知道，当然，这是后话。
徐世昌在京城，没有带家眷，自己租了个小房。给袁世凯搭了张床，袁世凯搬到了他那里。
徐世昌每天到衙门去公干，袁世凯一个人整天无所事事，没待几日，和徐世昌说他打算早些回河南。
徐世昌本想留好友多待一段时间，但见袁世凯去意已决，也就没再执意阻拦。
走的时候，为袁世凯带足了盘缠。较之袁世凯当初赞助他的是只多不少。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说徐世昌送袁世凯上路，两个人洒泪而别。
单说这袁世凯往回走了一段路后，便失去了回家的勇气。
自己这算怎么回事？二位娘亲拿出全部的积蓄，自己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去，怎么和她们说？有脸见他们吗？
官没买成钱也没了，她们会多难受呀？不能，不能回去。
不回去又能怎么办？
当天晚上，他住店时碰到了一个南京的商人。两个人说起了南京，袁世凯说起自己在南京的日子。
而说起了南京，倒使袁世凯想起了一个人，嗣父袁保庆的生死弟兄——吴长庆。
听嗣父说他是在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和吴长庆结拜的。
吴长庆安徽庐江人，早年随其父吴廷香在家乡办团练。一八五四年九月，太平军攻占了安徽大部。
吴廷香招募了三千乡勇，乘太平军不意，突袭克复庐江城。
但那一带，太平军势力很大，庐江城很快又陷入太平军的包围。
庐江粮草乏缺，无天险可守，情势危机，吴长庆奉父之命到袁甲三军营求救兵。
当时袁甲三部也正和强敌对阵，袁甲三征询大家意见。
袁保恒说大敌在前，胜负难料，事情明摆着。如果分兵去救援庐江，非但解不了庐江之围，己方这边也必败无疑。
袁保庆则认为大家同仇敌忾，唇亡齿寒，力主派兵救援。
袁甲三分析了整个战局，认为不应计较一地一时的得失，应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提议吴廷香部弃城突围。
吴长庆觉得袁甲三叔父所说是明智之举，答应回营尽力说服父亲。
袁甲三随后派一支少而精的兵马去接应吴廷香部。
袁保庆自告奋勇统兵前往，得到了袁甲三首肯。
但当吴长庆随同袁保庆前往庐江城时，没等赶到，庐江城已被攻破，吴廷香已经战死。
事后，吴长庆深感袁保庆一力主救之情和侠义胸怀，就和袁保庆结为兄弟。
后来，两个人又都在南京供职，来往就更加密切。
在南京时，袁世凯也和吴长庆很熟悉。
在一起相处，能感觉到嗣父的这位结义兄弟特别的喜欢自己。
为什么不去投奔吴叔叔呢？说不定能找点事做。于是，袁世凯来到了南京。
但是，很不巧，无论是到吴长庆住的地方，还是他做事的衙门，都没找到人。
打听一下吴叔叔的下落吧！竟也无人知道。这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一盆冷水浇灭了，袁世凯的心情糟透了。
天已经有些晚了，他想找个住的地方。经过一个妓院门口时，一不留神被妓院门前几个招揽生意的姑娘拉住。
等袁世凯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已经被姑娘们簇拥着进了妓院的门。
老鸨殷勤地让他挑选，他正想拒绝，但很快改变了主意。
袁世凯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有一天，和妻子于氏拌了几句嘴。所谓骂人没好话，吵架的时候，人在气头上，都捡有劲的尖刻的话说，什么话伤人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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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氏出言讽刺他，说她自己可不像袁世凯那样，她可是出自名门正宗。不像袁世凯哪样？庶出呀。
袁世凯的生身母亲刘氏不是偏房吗？这个庶出本就是袁世凯永远的痛，虽然，自己过继给了叔父，身份应该有了改变，但在自己的哥哥袁世敦面前，他还是很自卑。
一个人越是自卑，自尊心就越强，越敏感。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哪儿壶不开提哪儿壶。袁世凯哪受得了这个呀？
第7章 奇遇
自己是庶生，但自己愿意是庶生吗？自己能选择吗？是的，一个社会让人为自己不能选择的事承担责任是很无耻的，但这个社会就是讲求出身，有什么办法呢？
你于氏是出自名门，父亲是堂堂的河南河道总督，你于氏又是正妻所生，你再了不起，我不理你行吧？
从此袁世凯真就和这于氏成了路人，也就是说，二人从此再没做过那种事情。
袁世凯毕竟是男人呀，正常的男人，什么毛病也没有的男人，是有那种需要的。
再说，刚才几个姑娘往里拉时，一阵到处乱摸，袁世凯还真有些受不了了。
虽然，他明知道这是嫖.娼，为正人君子所不耻，但他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己经是个破“罐子”了，还怕破摔吗？更何况自己这会心情正糟，正无处发泄。
“客官，这么多水灵灵的可人，就没有您中意的吗？”老鸨在催促。
袁世凯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姑娘，只见一个个搔首弄姿，争先恐后推销自己。只有一个面目清秀的女孩，不像别的姑娘那样浓妆艳抹，落在后边在有意躲避。
袁世凯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选中了这个女孩。
女孩看来很不高兴，没正眼看袁世凯转身就走，袁世凯在身后跟随。
进女孩房间后，女孩使劲把门关上，顾自上床解衣；脱完衣服后就进到被子里。
袁世凯没进过这种地方，搞不清状况，被搞得一头露水，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发呆。
女孩见袁世凯迟迟没有动静，不耐烦了：“哎，你在等什么？”
“我？……我？……你让我干什么？”
袁世凯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怎么会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
“哎，你这人好奇怪呀？你自己来这里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不就是干哪儿破事吗？还要本姑娘告诉你吗？”
又是一盆冷水从头浇下，原本被勾起的欲望的火熄灭了。到这种地方也要被人瞧不起吗？也要被人奚落吗？
袁世凯有些火了，老子是花钱来这里享乐的，不是被你取笑的。
“怎么说话呢？叫谁‘哎’呢？我不是‘哎’，我有名有姓，姓袁，名世凯，字慰庭、号容庵。”
女孩一愣，好奇的打量了一下袁世凯，“到这里来又不用来将报上名来，我怎么知道您姓袁，叫，叫什么了？”
“袁世凯。”
“好，袁世凯，袁公子，对不起了。”
听了女孩的话，袁世凯反而被逗笑了，女孩也笑了。
“这里又不是战场，什么来将通名，还不杀无名之辈呢？”袁世凯言道。
“所以只好委屈的叫您‘哎’了，干什么发火？”女孩很不屑。
“我发火了吗？”袁世凯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头。
“您没发火吗？”女孩反问。
袁世凯想了想，“我好像真的发火了，对不起。”
女孩说：“用得着和我们这样的人道歉吗？”
“您们这样的人怎么了。”袁世凯问。
女孩打量了一下袁世凯，“难道，您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吗？”
袁世凯点头，女孩又重新打量了一下袁世凯，看来，她是信了。
“为什么来这个地方？”
想不到女孩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这里的女人该问的问题吗？如果都不来这里，这里的女人有生意吗？
袁世凯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你好像不愿意做这种事？”袁世凯想岔开话题。
从一见面他就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很奇怪？想知道原因。
“袁公子，您这问题问得好奇怪呀？谁会愿意？这里能谈情说爱还是能男欢女爱呀？”女孩很不屑。
“可是？”袁世凯想起刚才看到那些姑娘。
“您是说刚才那些人吗？哪些笑脸吗？那是在卖笑，您知道在那些笑脸背后是多苦的一颗颗心吗？对了，袁公子，您读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那首卖炭翁吗？”女孩沉思地说。
袁世凯想不出女孩为什么会问他这样的问题，自己怎么也得算个读书人，这首诗当然读过。
看袁世凯点头，女孩接着说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您能理解卖炭翁的矛盾心情？”
袁世凯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懂了。
袁世凯好奇地问：“姑娘能读白居易的诗？”
“这有什么？我如果说我能背出唐诗三百首您信吗？”女孩的表情很特别。
“我信。”袁世凯想都没想。
袁世凯的回答反到让女孩很意外。她沉默了，不知在想什么？
袁世凯站起身，把门打开，想往外走。
女孩问：“袁公子，您要去哪儿？”
“我走了，不想强人所难？对了，费用我会照付的。”袁世凯回答。
“袁公子请留步。”女孩坐了起来。
“姑娘还有什么事吗？”袁世凯站住。
女孩想了想，“袁公子走了，贱人还得陪伴别人，如果可以，袁公子可否留下，我们不做那破事，躺在床上说说话。”
袁世凯想了一下，自己反正没什么事，就点头同意了。
袁世凯不明白，一对青年男女，在这个地方躺在一起，竟没有做那种事的冲动。更想不到自己和这女孩素昧平生，女孩却好无保留的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这女孩是家中独女，曾经有富有的家庭，有特别疼爱她的父母。父亲是官场中人，不幸遭人陷害，家遭突变，母亲病亡，自己又被恶人所骗，被卖到了妓院。
在此之前，袁世凯本来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倒霉、最不幸的人。
听了女孩的讲述，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他真的很同情面前这个女孩，他的心也好痛好痛。他想帮这个女孩，但也明知道现在的他，没有能力为女孩做任何事。
今天，所有奇怪的事，所有不可理解的事都凑到一起了。
因为接下来发生了更不可理喻的事。而且是从来没发生的事，堂堂的大户人家的袁大少爷。竟对一个弱女子，讲起了他的心事，他的苦恼，他遇到的波折，他的不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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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两次乡试名落孙山，两位娘亲为自己拿出所有的私房钱，赞助自己去京城买官，结果在赌场如何被骗得身无分文。
甚至说起了那没钱吃饭的早晨，自己经历了怎么样的折磨。
这些对任何人都不能启齿的丑事，难堪的事，他竟都原原本本的说给了女孩。说着，说着，说到了伤心之处，他竟哭了。
一个大男人，伤害地哭了。
女孩张开怀抱，像母亲怀抱孩子一样，把他的头搂抱在怀里。那怀抱，好温暖，好温暖。
两个人就这样倾诉着，就这样互诉衷肠。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袁世凯竟附在女孩的怀中睡着了。
早晨，袁世凯睁开双眼时，天已大亮。女孩已经穿戴整齐，梳妆打扮完毕，正坐在床头静静的看着他。
袁世凯好像突然发现这女孩好美，清丽脱俗，高贵典雅。袁世凯被深深的吸引了，简直是惊呆了。
女孩淡淡一笑，“袁公子，您该走了。”袁世凯突然醒悟，这个地方是有时限的。连忙起床，女孩侍候他穿衣洗漱后，在就要打开门往出走时，他竟有些不舍了。
“袁公子，今晚还能来吗？”女孩声音很低。
“能，一定。”大喜过望的袁世凯，忙不迭地答应着。
第8章 约定
整个的一个白天，袁世凯脑海中只有这个女孩的身影，也只盼望着一件事——夜晚的来临。
时间过得真慢，从来没有这么慢过，终于到了相会的时间。
一进女孩屋，原来女孩也在急切的等待，两个人一下子抱在了一起。
于是两个人上床，于是干柴烈火在一起燃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做那种事那么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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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袁世凯当然是做过不知多少次了，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和于氏在一起，每次都好像是他自己的事。
对于女方来说，好像是一种单纯的给予，你不是要吗？要就给你。好像是在尽义务，身为人妻不得不尽的义务。
完事了，身子侧过去睡觉。
这会儿，袁世凯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书把干这种事叫做做ai。和女孩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而是两个人并肩战斗。不再是谁给予谁了，而是两个人相互给予，在相互享受着对方。
两个人都是那么投入，是心在交融，是情在奔放。就是睡觉的时候，两个人也紧紧的抱在一起。
可惜，他们白天还要分开，不过也好，没有分开的思念哪有相逢的欢快？
每天都是要有一笔支出的，袁世凯身上就那么多钱，花没了怎么办？
身陷温柔乡的他现在可没心情想这么多？
但是，钱很快用完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
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早晨分开时候再说，但没能忍住。
女孩哭了，哭得很伤心，袁世凯也想大哭一场。
“袁公子，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常不了。”女孩停止了哭泣 ，“每天都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天，一定要劝公子离开，可就是舍不得。明日复明日，今天推明天。回去吧，该走了。不用担心，回去的盘缠，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说着，女孩叹了口气，“袁公子，请记住，您走后，我即刻为自己赎身。袁公子，您有发达的一天，能来接我吗?”
“能，一定能。到时候，怎么找你？”
“找这里的陈妈妈 ，我不管去哪，都会把地址留给她。”
袁世凯已经知道这姑娘姓沈，现在记下姑娘和老鸨的名字。
这是一个疯狂的晚上，两个人一次接一次的做。早晨，女孩没和每天那样提前起床，等袁世凯醒了后，他们又做了一次。
完事后，女孩把袁世凯的手放到她那个地方，“袁公子，您记住，这里，我们在一起是你的，我们如果不能在一起，也不是别人的。”
女孩的话，连同她说这话时的神态，在很长的时间里，袁世凯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这官没买成，钱花光了。回家的路上，袁世凯一直没能想好，见了二位娘亲，这件事怎么和她们说。
让袁世凯想不到的是，回到家后，二位娘亲好像商量好了，谁也不和自己提这件事。
不但她们不提，就是自己主动说起，她们也不想听，也要把话题岔开。
挂在她们嘴上的话是：“可回来了，回来就好。”
有徐世昌高中的激励，又加上和红粉知己的约定，袁世凯决心发愤读书。他也却实刻苦努力了一段时间，但也终究是一时的热情和冲动。没能维持很久，袁世凯又迷茫了。
正在袁世凯苦于无路可走的时候，喜从天降，他收到了来自登州的一封信。
来信的人，正是上次去南京去投奔，结果扑了空的吴长庆。他现在正统领庆字军在山东登州帮办海防。
袁保庆去世前曾托孤吴长庆，请他关照袁世凯，吴长庆也一直铭记于心。
只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处于频繁调动之中，此次在登州安顿下来，才有机会履行对故人地承诺。
袁世凯预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告别了家人，欣然前往。
他先到天津，看望已经升为道员，在北洋帮办海防营务的堂叔袁保龄。
袁保龄觉得，有吴长庆这样关系，到庆字军谋个事做，也不失为一个出路。就鼓励他一番，也提醒他为人处事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告别了和他最亲近的堂叔后，袁世凯从天津乘船赶到了登州。
来到庆字军营，正当袁世凯准备从军大干一番，大展宏图的时候，没想到他的这位吴叔叔，吴长庆却另有打算。
原来，吴长庆自己军旅生涯一生，觉得从军没什么前途。认为，袁世凯还是应当走正途，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进入仕途。
这时候，吴长庆正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幕僚，就是状元张謇。他早就盘算好了，聘请张謇这位状元郎为袁世凯的老师。
他给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挂名的文职，还指派了二个差弁照顾他的生活。
和他讲什么事也不用干，什么闲心也不用操，专心跟着老师，苦读圣贤书。
关怀可谓无微不至，用心也极尽良苦。总不能辜负吴叔叔的一片好心，袁世凯虽然在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但只能选择接受。
不能说袁世凯不肯努力，无奈他基础太差。
张謇这位状元老师，给他布置作业命题作文，袁世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写完的文章交给老师。
张謇拿过一看，眉头紧皱。大笔一挥，这不好，那不通，最后划得没剩几个字。
所谓老师，教得是学生，总得根据学生的情况，因人施教。
你自己是状元，能用状元的标准要求别人吗？
张謇确实有学问，而且学问很大，但有学问的人未必是个好老师。和老师有道理讲吗？袁世凯只能是有苦难言。
咬牙挺了一段时间，袁世凯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找张謇说了实话。
而这时候的张謇也看出了袁世凯不是学习的料，正愁没法和吴长庆交差。
马上找吴长庆帮袁世凯说话。
吴长庆原本是怕有负于故去的兄弟，见袁世凯志在军务，求之不得。
自己这里也正需要人，更何况是自己人。
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营务处帮办。在军营，这可是个炙手可热的差事。
营务处协助主帅办理军务政务，联络将官，审理违法违纪，监督训练，负责各项考核，还要履行稽查队的职责。也是培养和储备军事人才的岗位。
职位不高，权不小，管事不少。
袁世凯这下子的如鱼得水，他努力办事，认真履职，也很受吴长庆地赏识。
袁世凯也就更加意气风发，趾高气扬，
晚上出门，令手下打着“帮办营务处袁”的街灯，到处炫耀。
他初来乍到，未立寸功，获此重任，没法不遭人嫉妒。
特别是庆字军，上上下下都是吴长庆老部下，一向骄横惯了，很难管束。
他们认为袁世凯是裙带关系，小小年纪又整天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样子，就更加有气。处处给袁世凯出难题，使絆子，设置障碍。
第9章 老兵和新兵
有时候别人办起来很简单的事，他出面去办就难了。有多难？难于上青天。
这样恶劣的环境，这样的逆境，不但没难倒和吓住袁世凯，反而激发出了他的一股不服输，不服气的劲头。
他知道，他只要是求助吴长庆，很多事要简单得多，但他就是要靠自己。
有什么困难克服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百折不挠，事办不成不罢休。你不是不怕麻烦给我找事吗？我也不让你很舒服。
这需要熟悉军务，需要了解人的心理，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不懂就学，不会就问。
别看学八股文不行，学军务，学做事，学玩人，袁世凯可灵着呢？一点就透，无师自通。
没用多长时间，他不但成了军务的行家里手，简直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我们很快能知道，这段时间学到的东西，这段时间的积累，这段时间的锻炼，对袁世凯的今后，乃至一生都受用无穷。
这应了那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些不幸换一种角度后反而变成了幸运。
比如，我们说过，袁世凯母乳不够，是不幸，可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因此而成为袁保庆的嗣子。我们看到了，他到现在，还在消费着嗣父的资源。
比如，袁世凯现在的处境，因为艰难的洗礼，而把这个公子哥百炼成钢。
这一年的春节，发生了一件事，对袁世凯是考验和锤炼，是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节日放假，军官们都回家过年了，袁世凯主动要求留在军营值守。
士兵们虽然不能回家，但放假的日子也是很难得的。
特别是头儿都走了，无拘无束。像所有的军营一样，这样的日子，大家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赌博。
袁世凯每天都到营房巡视，看到各个营房都是一伙一伙的赌钱，直皱眉头。
他想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士兵。老爹来找他，家里有病人，急需要钱，结果这个士兵一个大子都拿不出来。
这个士兵找了几个人借钱都没借到，红着脸来找他。
袁世凯问士兵：“你的军饷呢？被当官的克扣了吗？”
士兵摇头，说：“赌钱输光了。”
袁世凯想了一下，“钱我可以借你，但你要为我做件事。”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士兵答应的很痛快。
他是个孝子，真的是急着用钱。
“你能办到，就是有点难？”袁世凯肯定地说。
“多难都没问题，只要我能做到。”士兵言道。
“从现在开始，不再赌博，能做到吗？”袁世凯表情严肃。
，看来，这真的有些难，士兵在犹豫。
“想好，能做到我就给你拿钱，做不到就走人。”袁世凯说。
“行，不赌了，我就不信了，不吃饭能饿死，不赌博能死人吗？”士兵咬紧牙关。
从哪儿以后，那个士兵真的金盆洗手了。而且，经过这件事，他成了袁世凯的死党。袁世凯指哪儿，他打哪儿。
因为这儿，袁世凯通过吴长庆，把这个士兵调到了自己身边，用着特方便。这个士兵也姓袁，应该是在家行三，大家都叫他袁三。
通过这件事，袁世凯有了个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说了算，士兵的军饷，一部分直接给士兵家里，省得被他们全糟蹋。
我们会看到，有一天袁世凯真这样做了。
士兵玩得很痛快，也很尽兴，但乐极生悲。
军营是讲资历的，什么时候都是老兵欺负新兵，老兵使唤新兵。
但也有例外，比如有本事，能打架，打起架来三个两个到不了身边。
这样的人就是当一天兵也没人敢惹。
我们有时笑话别人，欺软怕硬，其实，有谁不怕硬？只不过程度不同，五十步笑一百步，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别说是人，鬼也一样，不是说鬼怕恶人吗？
这个世界，想不受欺负，就恶着点。咱不欺负老实人就行了。
刚才说了，乐极生悲，怎么回事？
原来是一个营房，正玩的高兴，出事了。
有一个老兵，资格特别老，只是今天手特别臭。把把输，越输越想往回捞，越想往回捞越输，结果，钱输光了。
胜败兵家常事，愿赌服输，输不起的人还赌什么？
这位老兵倒是个输得起的人，问题是没钱了，人家不和他玩了，他受不了。
没办法，想法借钱吧！
这个老兵有个毛病，借钱不还。人家憋不住找他要，他还不说好听的。
“不就是借你几个破钱吗？能不还你吗？跟着屁股后边要，也太抠门了！”
最后，好不容易把钱要回来，人也给得罪了。这样的人，熟人谁能借他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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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能不知道吗？
和熟人借不到钱，找生人呀！老兵看好了一起玩的一个新兵。
这新兵手气真好，快通吃三家了，老兵的钱大部分都输他了。
“兄弟，借哥们儿点，等发军饷时准还，哥从不欠隔月钱。”
老兵以为新兵不知道他？他哪儿知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借钱不还的毛病，这军营就没有不知道的。
“大哥，对不起了 ，我家里急着用钱。”
新兵虽然一口回绝，但口气很恭敬，理由也很充分。
“我cao，家里等着用钱还出来赌呀？哄谁呢？”老兵说话很不中听。
“大哥，不是不够吗？”新兵还是很客气。
“cao，别逗了，谁告诉你一定能赢？输了咋整？”老兵鄙夷地说。
“玩这个还能输吗？我从来就不知道输字怎么写？”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赌桌上有不输的人吗？也太能吹了，当着这三个输得一塌糊涂的人，吹这样的牛，气死人不偿命呀？
“我adi你mama挺牛bi呀！”老兵恼羞成怒。
新兵不忍了，“你说话嘴干净点，和你祖宗也这样说话呀，我a，我ibabeizuzong，骂人谁不会呀？”
“龟.儿子，你一个新兵蛋子，不服天朝管了？想反天呀？”
老兵说着，冲上去就打。没想到还没到新兵跟前，被新兵一脚踢个跟头。
老兵这下子糗大了，输光了钱，张口和新兵蛋子借钱没借到，又被踢了个狗啃地。
“龟.儿子，有种，你tama等着！”
老兵手指着新兵叫着号，但人没敢往新兵跟前凑。这人都是说大话，使小钱，所谓气壮如牛，胆小如鼠。
“老.子就在这等着，看你能把老子的蛋咬去？”新兵满不在乎。
大家都以为老兵是给自己争面子，以为他走了也就完了。凑了四个人，正准备开始，就见老兵一脚把房门踢开，端着枪进来。
“小子，行呀，还是个练家子，我来看看是你的武功厉害，还是我的枪厉害？”
没想到新兵还真是条汉子，呼一下站起身，“来呀，wangbadan，有种你就开枪。”
满屋子的人都以为老兵不敢开枪，谁知道是枪走火还是老兵故意开的枪，反正是砰的一枪，新兵应声而倒。
第10章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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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选择和机遇
一看出人命了，满屋子的人都吓得跑了。
谁知这个新兵因平时特别义气，经常为受欺负的新兵打抱不平，在新兵中威信特别的高。一听说他被打死了，新兵立刻炸了营。
你们老兵有枪，我们就没有吗？新兵平时是熊，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那是单个的时候，联合起来就不一样了，新兵人比老兵人要多，人多势众很块把老兵的营房包围。
老兵一方，打死了人，本来理亏，但看新兵打上门来，不干了。干什么？造反嘛？还有个尊卑长幼没有？反天了？平时不管人和人之间有多少矛盾、纠葛，这个时候都摈弃前嫌同仇敌忾。
于是，军营中枪声大起。管事的就袁世凯官最大，带着几个人赶到了现场。
两方打的正激烈，都打红了眼，各有伤亡。情况本就不复杂，很快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袁世凯首先要求双方停火，然后要两方各选出五名代表谈判。双方停火后，各选五名代表到阵前。
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先要求新兵先撤回营房，他会秉公处理。
新兵方不干，不严惩最早开枪打死人的老兵他们绝不撤回。
袁世凯要求老兵方交出元凶。老兵表示，人他们可以交，但必须等吴大帅回来之后，说袁世凯一个小小帮办，没权处理此案。
新兵坚持现在必须惩办元凶，并威胁说：如果不严惩元凶，他们五人马上返回本队，不惜决一死战。
双方相持不下。看到新兵方的五人起身要走，袁世凯灵机一动，说吴大帅离开军营时已经授他全权。他现在以吴大帅的名义，要求老兵方交出元凶。否则，包庇和维护罪犯，老兵方按哗变处理。
老兵不信，袁世凯用脚踩了下身边的袁三的脚，“吴大帅授我全权的时候，袁三就在身边。”说着对袁三说：“袁三，你和大家说一说，是不是这样？”
袁三也很灵光，他对袁世凯已经是唯命是从，马上站出来为袁世凯作证。
“首恶必办，你们把元凶交出，其它人概不追究。否则，凡开枪打伤打死打伤人的，一个也不放过。”
老兵方在袁世凯的威严下，只好交出元凶。
那个惹祸的老兵根本没把袁世凯放在眼里，以为袁世凯不敢把他怎么样？押到袁世凯面前，仍嚣张跋扈，嘴不干不净。
袁世凯本想把他先押起来，等吴长庆回来后再处理。见这个老兵如此有持无恐，如此蛮横的挑战自己的权威。毕竟年轻，压不住火，一脚把老兵踢倒跪下，掏出手枪，当众将其击毙。
新兵方和老兵方见袁世凯杀伐果断，都吓得各回各自的营房。
事情是妥善处理了，袁世凯一直惶惶不可终日。
自己假借吴长庆名义，还动手少了人，追究起来，罪也小不了呀！
他很后悔，特别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冲动。
第一次动手杀人，自己当时虽然极力掩饰，其实是很怕的。到现在老兵倒在自己脚下那可怕的样子，也还是总在眼前浮现。
他听说了，那个老兵和吴长庆有特殊关系，好像救过吴长庆的命。
怪不得他那么嚣张，原来是有所倚仗。怎么办？是不是在吴长庆没回来前先跑路？
家是不能回了，不回家去哪儿呢？要走没地方可去，不走是越想越怕。
时间在犹豫不决中一天天过去，离吴长庆回军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究竟怎么办，总得拿个注意。袁世凯把那天的情况仔细回想了一遍，觉得除了果断出手，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想到吴长庆平日里对自己的关心和呵护，想到这位吴叔叔对自己的深情厚意，事情也许不至于像自己予想得那样严重？
无论如何，自己不能招呼不打就一走了之，那样，就太对不住真心实意待自己的人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等吴长庆回来，争取主动，把事情和盘托出，一切听凭处置就是了。
一旦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袁世凯反而安定了许多。
吴长庆回军营后，袁世凯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经过做了汇报，恳请大帅治他的“专擅杀人”之罪。
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的是：吴长庆不但没有半句地责备，反而对他大加夸赞。
“我们不是常说吗？将在外有所不受。为什么这样？情况瞬息万变，怎么能一根筋呢？相机而行事，这是一个军人必须学会的本领。这等严重的事，如果不马上压制下去，闹出大乱子，别说我们这些人的官当不成，搞得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干得好孩子，你不但没罪，还立了功，立了大功！”
听了吴长庆的话，袁世凯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
高兴之于，他也暗自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地选择。
不久，袁世凯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机遇。
在清朝，清王朝和朝鲜是宗藩关系。
朝鲜虽然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是清王朝的藩属国。
一八八二年七月，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
朝鲜的老国王因膝下无子，由其侄儿李熙继承王位。
高宗李熙因年纪尚小，由其父大院君李罡应执掌朝政。李熙长大成人后，李罡应还权李熙。李熙愚懦昏庸，王妃闵氏很强势，朝政大权逐渐落入闵妃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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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氏排除异己、任人为亲，重用外戚。闵妃集团任性妄为，官员腐败，大肆铺张，搞得国家财政空虚，社会矛盾重重。
朝鲜王朝的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为长时间的欠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别技军”的不满，聚众哗变。
很多市民也参于其中。大院君李罡应不甘心失去权力，趁机重新掌握了朝政。
闵妃外逃，高宗李熙被扣押。当时，朝鲜的事务由直隶统管。
事变发生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丧母休假，由张树生代行其职。
正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得知国內发生政变，向署理直隶的张树生求援，要求清政.府出兵平定叛乱。
张叔生听说日本人也正准备出兵干预，想借机把朝鲜拿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认为不能坐视不理。
经请示朝廷同意，派水军提督丁汝昌带军舰三艘，吴长庆率军六营东渡，道员马建军随军同行。前去平定朝鲜内乱，也防止日本借机入侵朝鲜。
吴长庆准备率军出征，指派张謇负责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张謇因缺少人手，又赏识袁世凯的干事能力，提出让袁世凯协助。
吴长庆任派袁世凯到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勘探行军路线等军务。
袁世凯心里清楚，自己没有功名，想进入官场，只能是通过建立军功，只能是通过建功来立业，来争取出头的机会。
和平年代，想立军功谈何容易？他敏锐的感觉到了，这一次，对于他说来，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出发的时候，袁世凯携同朝鲜的金允植随同一营行动。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的表现。两个人很谈的来，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成为好朋友。
日本的行动也很快，吴长庆部到达朝鲜时，日本已经有七个兵船，一个营的兵力先期抵达，在仁川安下营寨等待后续部队。
为了抢在日本人的前头，吴长庆命一营做为先锋迅速登陆，但一营统带借口士兵连日劳累，要求迟缓行动。
吴长庆大怒，立即将一营统带就地撤职。
研究谁来代理一营统带时，张謇强力推荐袁世凯，吴长庆于是任命袁世凯为代理一营统带。
袁世凯正等着这样的机会，身先士卒，一马当先，脱去鞋袜跳进海中，赤足疾走于布满乱石的海滩上。
水军提督丁汝昌见状，赞叹曰：“纨绔少年亦能如是耶。”
第11章 大院君李罡应
这时，庆字军也和所有的中国军队一样，纪律松弛。在国內，在家乡的父老面前还能有所节制。但是，进入朝鲜境内后，天高皇帝远，要打仗了，谁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及时行乐吧！
甚至于抢劫财务，奸.污.妇女这一类地恶行也接连发生，搞得天怒人怨。
本来，对于朝鲜人，和日本人相比，他们还是很欢迎中国人的。
因为，中国很早就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人有正统思想。
而对于日本，则不一样，两个民族本来就有些恩怨。闵氏集团，和中国学习，搞洋务运动。也就是搞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日本开放。
但闵氏也和有些中国人一样，崇洋媚外。认为日本什么都好，日本的月亮也比朝鲜的圆。而有些日本人来朝鲜后，趾高气扬，以大和民族自居，看不起朝鲜人，欺负朝鲜人。
这一次士兵为什么闹事，除了欠饷外，还因为闵氏集团请日本人训练一支“别支军”这支部队待遇特别高，无论装备，还是军饷，都比别的部队高很多。
人就是这样，得志便猖狂。不但日本教官看不起朝鲜的其它部队，连别支军里的朝鲜人也欺负人。
于是，这些朝鲜军人终于忍无可忍，而揭竿而起。
而为什么么起义会得到很多市民的响应？也是应和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情结，迎合了一部分人的仇外、排外的情绪。
说老实话，现在，敌对的两个方面都欢迎中国军人，被推翻的一方不用说了，等着天朝来解救。起事的一方也欢迎，为什么？他们杀了不少日本人，日本人来了，能放过他们吗？
而中国军队来了，日本人就不能为所欲为。
但是，大家想不到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一群土匪。
“这样的队伍如何能打仗。”袁世凯对吴长庆抱怨。
“孩子，你说怎么办？”两个人私下时，吴长庆喜欢这样地叫袁世凯。
他也正为此事着急。虽然，这些个士兵跟着他走南闯北，平日里不能管得太严，撇家舍业的出来当兵，拿命出来混容易吗？有些事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但得看什么时候呀？这样的坑害老百姓，这支队伍能在这里立足吗？
“规定几条军纪，违令者斩，公布全军。组织了一支整饬行动队，整肃军纪。”袁世凯早就有了成熟想法。
“好，军纪你来搞，行动队你来组织。”
说着，吴长庆，拿出令箭，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高兴地接过，他知道这是授予他全权。有大帅的全力支持，他要放手干了。
军纪很快制订，简单明了，擅闯民宅者斩，奸.污.妇女者斩，抢劫财物者斩，有令不行者斩。
吴长庆一字未改，立即叫人抄几份到各营公布。
哪个军队没有军纪？没有人当回事，这结果袁世凯知道，也知道怎么做。
他亲自带队，抓了几个现行。当着全军的面，将抢劫财务、奸.污.妇女的七个士兵就地处决。
这一下子，大家知道了，这回玩真的了。不能没打仗把命丢了，都老实了。很快，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也有了明显提升。
总算不辱使命，中国军队先于日本军队到达汉城近郊。
庆字军经过研究，决定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主动去拜访李罡应，想法是诱捕大院君李罡应。
擒贼先擒王，但是怎么才能诱捕大院君李罡应呢？。
其实，出发的时候，吴长庆和丁汝昌、马建忠就商量好了。一进入朝鲜，他们就放出话了：我们中国军队，主要是来恢复秩序，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维和；不干涉朝鲜的内政。
朝鲜的內政是朝鲜人自己的事，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别人不能包办代替。
如果，两方面水火不容怎么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天朝这个宗主国可以进行调解，可以当一当裁判员，谁有理我们就支持谁。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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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还有些不理解，我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我们不是来平叛的吗？怎么变成了当裁判员呢？但是，他现在懂了。他很佩服的看了看吴长庆、丁汝昌和马建忠。这些人都不白给？姜还是老的辣呀！
现在，皇宫里的李罡应正七上八下，日本的部队登陆了，自己肯定打不过人家。起事的人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日本人和闵妃那个贱.人关系又那么好？
日本人来了，有他的好吗？但是，中国人能帮自己吗？要知道，自己这次的行动，不管怎么说也是反叛呀？
他已经派人打听过了，中国人是说了，不干涉朝鲜内政。但那可信吗？是不是烟.雾.弹呀？如果是来平叛，怎么办？抵抗吗？自己的这些乌合之众是天朝王师的对手吗？就算能把这几千人打败，能算完吗？不是要挑起中国和朝鲜二国的战争吗？别说现在呀？就是唐朝的时候，高丽也打不过人家呀？
大英雄渊盖苏文厉不厉害？不是也没打赢征东的薛礼薛仁贵父子吗？
是不是赶紧出去躲一躲呀？可是，好容易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就这么轻易放弃吗？
李罡应又很不甘心。
这些天，他就是在纠结中度过，始终没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刚刚有探子回报，说中国军人已经在城外扎营，没有进城的意思，这到是个好消息。他也听说了，这支军队刚进入自己国家时军纪很差。后来杀了几个做恶的人后，变得纪律严明了。一路上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买东西公买公卖，被老百姓称为仁义之师。
到底是凶还是吉呀？李罡应心里没底，他叫来几个亲信过来一起商量。
这会正商量着呢！
“大院君，我觉得凶多吉少。”说话的是他的智囊。
“为什么这么说？”李罡应问。
“第一、中国的军队肯定是为了维护国王和国体而来。第二、有人看到金允植随军行动，他可是国王的亲信？”
李罡应点了点头，他也听说了，金允植在军中，这对自己真不是个好消息。
“不一定吧？我可是听人说了，中国军队不干涉我国內政，金允植对国王是很忠诚，但他也不满闵妃集团的统治，对外戚专权更是深恶痛决。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他私底下和我说过多少次？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带着中国人来打咱们？他随军有什么不正常的？他在中国代表的是国家，代表的是朝鲜，而不是闵妃集团。”
说这话的是自己派在皇帝身边的人，对自己也是绝对忠诚。
李罡应不能不说，这人说得也有道理。
“各位爱卿，大家还是说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吗？”
李罡应知道，这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能要争论到明天了。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听了大院君的话，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看他，谁也不说话了。
李罡应这个生气呀？平日里一个比一个能说，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
停了好办天，一个人说话了，这个人和大院君关系很一般，但在朝堂威望很高。
“我说四个字，静观其变。”
“先生能说得再详细一些吗？”
李罡应的话音刚落，有人来报告，说中国军队的几个将军来访。
李罡应紧张地问：“几个人？”
“三个人。”报告人回答。
“带队伍了吗？”李罡应急问。
“没有，只有几个卫兵。”
李罡应一阵放松，“快请进，卫士留在宫门外。”来人刚要走，又被李罡应喊住，“不用了，我们去迎接上国使臣。”
第12章 平叛
几个属下幕僚问李罡应他们留不留下？李罡应坚持让大家留下。
殷勤地把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迎进来。
吴长庆做了自我介绍后，把丁汝昌和马建忠介绍给了李罡应。
李罡应倒抽了口气，大名鼎鼎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都来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
双方客气了一番后，吴长庆把自己的立场，用所谓朝廷的态度又叙述了一遍，强调了决不干涉内政地承诺。
李罡应听了不住地点头。他则对中国军队地到来表示由衷地欢迎，对部队的纪律严明大加赞扬。
谈到兵变，他强调了三点：第一，他坚决反对军变，这是不可以的，是不能接受的。他和他的家人，绝对没参加。
第二，他是动乱的士兵用武力和家人的生命相威胁，他才不得不答应出山。
第三，闵妃集团干尽坏事搞得天怨人怒，实在是不得人心。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引狼入室，亲日疏远我们的宗主国，丧尽天良。李罡应知道中国对日本有戒心，在这方面大加渲染。
最后，他清吴长庆对闵妃集团发表意见，吴长庆笑而不答。
问急了说了一句：“请大院君不要难为在下，我们说了，不干涉贵国内政，当然也不想议论谁的是与非了。”
但是。马建忠似乎是无意中说了一句，“中国的历朝历代，后宫干政都没有善终。”
明显给李罡应吃了个定心丸。
几个人说了会儿话就要告辞，李罡应坚持要设宴招待，吴长庆很客气地谢绝，说要招待也应该是他们先来。李罡应如果去回访，在军营一定喝个一醉方休。
送走了吴长庆、丁汝昌和马建忠后，李罡应和几个人继续商量。
原来有戒心的那个智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他会看人面像，这几个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特别是那个吴长庆将军，多忠厚的人呀？
原来的那个乐观派就更不用说了。
差不多所有人都主张李罡应带着劳军慰问品尽快回访，趁热打铁，多联络感情多亲近。再说了，不去回访，也失礼呀！
倒是和李罡应不怎么近的那一个，叹了口气说：“凶多吉少。”
这人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大家都不舒服。
“先生，何以如是说，难道你看出什么破绽了吗？”
这人的话，李罡应听着也刺耳，但还是想耐着性子听完。
“没有，一点破绽都没有，所以才更可疑。”
这是什么逻辑，没破绽也是毛病吗？大家都不用好眼睛看这个人。
那个人却很不知趣，“大院君大人，能听臣下一句话吗？”
“什么话？请讲。”大院君李罡应耐着性子。
“加强皇宫守卫，千万不要去中国军营回访。”那人言道。
“我知道了。”
看大院君没答应，那个人长叹了口气，对大家说：“能出去躲避就出去吧，我们斗不过中国军队。闵妃集团回朝，在坐的一个人都没活路。”
说完，回身就走。
回去的路上，吴长庆问丁汝昌和马建忠，李罡应能否回访？
丁汝昌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二位应当登台演戏？”
“为什么？”吴长庆问。
“表演的水平太高了。”
听了丁汝昌的话，马建忠一拍大腿，“坏了，如果大院君不上钩，毛病就出在这太完美上。”
吴长庆没听懂，马建忠又说了句，“真希望是我多虑了。”
事实证明，马建忠是多虑了，因为第二天李罡应就兴冲冲回访，还带了一马车慰问品。一切都很顺利，李罡应的卫队被留在了大帅的营帐外。袁世凯早布置好人，只要发令，这些人都无法逃脱。
只是在帐内，发生了状况。
就李罡应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吴长庆一个人就能对付，怎么过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动静？
袁世凯的任务是带人解决李罡应的卫队，帐內没他的事，但他还是准备进里边看看。
怕外边有变，他嘱咐了自己的铁杆——袁三几句，袁三说让他放心。
袁世凯进到账内，见吴长庆正在和李罡应谈笑风声。
袁世凯对吴长庆摆了下手，表示有急事禀报。
吴长庆抱歉地对李罡应说：“大院君大人，您先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吴将军，我来的时间不短了，您很忙，我就不打搅恁了。”李罡应说。
“大院君大人，您先稍等，一会卑下还有事向您禀报。”
听了袁世凯的话，李罡应脸立时变了，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但是，到底还是识时务之人，终于没敢动。
“吴叔，怎么还不动手？”
一出大帐，袁世凯小声问。
吴长庆为难摇头，“下不了手呀！人家那么信任咱们，再说，闵妃集团真不是东西，干的坏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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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苦笑了一下，“吴叔，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他已经警觉了。”
吴长庆问：“那怎么办？”
“我来。”
说完，袁世凯走到账内。
“李罡应，你知罪吗” 袁世凯大声喝道。
“我……有什么罪？大胆！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这样和我说话？”李罡应故作镇静。
“你身为高宗之父，又是朝廷老臣，为什么策动反叛朝廷？”袁世凯质问。
“吴将军，怎么会事？” 李罡应对着营帐门大喊。
袁世凯沉声地说：“你不用喊了，吴将军已经走了，这里我说了算。”
“你说话要有证据，我什么时候策动反叛了？”李罡应瞪圆双眼，
袁世凯轻轻一笑：“我们已经查清了，开始和你是没关系，但这段时间都是你在墓后指挥。”
“你有证据吗？”李罡应已经不那么硬气了。
袁世凯说：“证据当然有，会给你看的，你肯定是走不了了；但现在马上有件事需要你去做。”
“什么事？”李罡应问。
袁世凯严肃地说：“命令你的卫队放下武器，缚手就擒。”
“既然没有活路了，你们中国人不是有话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李罡应脸转到了一边。
“非得让那些忠于你的年轻的孩子无辜送命吗？”袁世凯问。
李罡应犹豫了，“你不行，让吴将军进来，我有话说。”
“有什么话请说。”吴长庆已经进来。
他就在帐门外站着，听了李罡应的话，掀开帐门进入。
李罡应说：“保住我和我家人的命。”
“我答应你，但你不能留在朝鲜。”吴长庆回答。
李罡应想了一下，答应了。
这样就如愿将李罡应拿下，随后用军舰送回天津，最后被软禁在了保定。
随后马建忠用同样的办法诱捕了手喔重兵的李罡应之子李载冕。
金允植又拿到国王李熙的平叛手书。
李熙在诏书中承诺：所有参加叛乱的军人，只要回到军营，放下武器，一律不再追究。
“中国军队是应朝廷请求，来我国平叛，要求所有忠于皇家的军人都不准抵抗和阻挡中国军队的进军。”李熙在诏书中明确。
有了李熙诏书，中国军队就出师有名了。
兵变的参加者失去统一组织指挥，群龙无首。清军发起进攻后很快土崩瓦解，兵变得以平定。
平定壬午叛乱，对已经病入膏肓的满清政府来说，差不多是在海外用兵为数不多的一次胜利；而且几乎没什么伤亡。
对于，那些喜欢夜郎自大的满清大臣，是一剂兴奋剂，是强心针，是自尊心的满足。虽然事不大，但却朝野轰动。
立下如此丰功伟绩，当然要论功行赏。
第13章 志得意满
在整个的平叛中，袁世凯表现得特别突出。
吴长庆在为他请功的奏报中写道；“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此时，李鸿章已回到任上，看到奏报，对袁世凯的事迹，印象深刻。
从此，袁世凯就有了更加显赫和有力的靠山。
李鸿章奏请朝廷，提请升任袁世凯为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
不久，朝廷批准，袁世凯升为同知，从此，袁世凯正式进入仕途。
袁世凯在平叛兵变中的杰出的表现，也得到了朝鲜王朝地关注。
高宗李熙为了答谢中国军队，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吴长庆、马建忠、张謇，还专门提出邀请袁世凯参加，表现了对袁世凯的看重。
鉴于金允植在平叛兵变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平定叛乱后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而此时，袁世凯和金允植的关系已经更加密切。袁世凯受到朝鲜王朝的重视，主要是得力于金允植从中斡旋。袁世凯的那些骄人事迹，高宗李熙多半也是从金允植处得知。
兵变平息了，朝鲜的局势还不稳定。为了帮助朝鲜恢复社会秩序，同时也为不让日本找到出兵朝鲜的借口，清政府决定吴长庆部继续驻扎在朝鲜；袁世凯自然随军留下。
中国军队不可能总驻军在这里，袁世凯通过金允植建议高宗李熙，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军队。
袁世凯的提议，得到了李熙的重视。此前，曾经聘请日本教官为他们训练了一支别支军，在这次兵变中不堪一击。看到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就请求直隶总督李鸿章，由中国为他训练军队。
李鸿章答应，把任务交给了吴长庆部。
吴长庆鉴于袁世凯在治军中的杰出表现，把为朝鲜训练军队的任务，主要交由袁世凯负责。
做营务处帮办时袁世凯就对于军事训练曾下过专门的功夫，经历在朝鲜带兵的实践，袁世凯又有了很多新地体会。
他深知旧军队的各种积弊，也经常思考着如何能训练出一支好的军队。
现在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他亲自动手编制计划和教程，特别在严格纪律上下功夫。他努力的发现问题，千方百计地解决问题。
差不多所有军队都有克扣军饷的问题，袁世凯注意堵塞各方面露洞，确保军饷一分不少地到士兵的手中。
而对于违犯军纪的行为，他则总是当众重罚，杀鸡给猴看。
对于训练中表现突出者，则给予不同方式的奖励。
有严明的纪律，又赏罚分明，袁世凯很快先后为朝鲜训练出几支让人耳目一新的军队。
高宗李熙曾多次到训练中的军队视察，每一次都赞不绝口。高中也经常的把袁世凯训练军队的杰出表现，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李鸿章和清廷。
这次练兵，让袁世凯积累了更多这方面的经验，也使袁世凯在上上下下，获得了特别善于练兵的好名声。
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对于袁世凯后来的快速升发，具有怎样的意义？
同样，也使得袁世凯在朝鲜上上下下，获得了更高的威望。
为了加强清政府在东北的防务，李鸿章命吴长庆带着朝鲜驻军六个营中的三个营撤回国內，调防奉天金州。
其余三营仍留驻汉城。
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领，并兼管一个营。
袁世凯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一方面主管三个营的营务处，也兼管一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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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营由总兵张光前统带。
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中国在朝鲜驻军的三大员之一。而因为他和朝鲜当朝重臣金允植关系特殊，同时在高宗李熙面前也特别被看重，加之他本人在朝鲜上上下下的威望，虽然位置在吴兆有之下，但常常给人的感觉他反而是三人之首。
很多朝鲜方面的人竟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吴兆有和张光前。
但无论如何，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是功成名就了。
在志得意满的时候，他一直没忘记自己在南京的那个红粉知己沈氏，更没忘记二人的约定。他觉得现在条件已经具备，是兑现自己对沈氏承诺的时候了。
于是，他派出了他的亲信袁三到南京，嘱咐他只要沈氏还在，一定把沈氏接回。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自己的这个最爱怎么样了？袁世凯不由得有些担心，甚至后悔自己应当早些派人接迎。
而沈氏那边也同样，好几年过去了，萍水相逢，那海誓山盟袁公子还记得吗？
靠着自己的不多的积蓄艰难度日，她逐渐已经不抱希望了。
就在她已经完全心恢意冷的时候，袁世凯派出的袁三找到了她。
久别如新婚，两个人缠缠绵绵，在异国他乡，过去了恩爱的夫妻生活。
这段时间，对于沈氏来说。是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她全心全意的爱着自己的男人，精心的为这个男人打点一切。
早晨把男人送出门，出门前每次都要吻别，晚上她要早早到门口迎候，一进门就是热烈的亲吻和拥抱。
袁世凯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有时候大白天的，情不自制还要先办那件事。沈氏也正求之不得，于是两个人都是如鱼得水 。
两个人有时也回忆在南京的美好时光，倾诉别后思念，也就更加情意浓浓。
袁世凯有个怪癖，特别喜欢小脚的女人。那个年代女人是缠足的，而沈氏的脚又正好特别的小，所谓三寸金莲。把玩沈氏的一对小脚，也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大乐趣。
可惜，对于痴心的沈氏来说，好景不长。
一方面，人是会变得，特别是袁世凯这样的地位的男人。
但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事过不久，袁世凯这个家又增加了新成员。
朝鲜国王和闵妃，看出了袁世凯才智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为了和袁世凯搞好关系，效仿古代和亲的方式，把一个望族家的公主金氏，赐给了袁世凯。
这位金氏还带来了两个侍女。
袁世凯则照单全手，把三个女人都纳为自己的姨太太。
这样一来，袁世凯就不属于沈氏一个人了。
那个时代，做官的都是三妻四妾，做为这样家庭的女人，只能是逆来顺受。
沈氏这样出身的女人，当然更要选择接受。
失落和不快肯定是有的，但沈氏只能把这种不满，发泄到对那三人的刁难和折磨上。因为这个家也要以长为尊。
四房姨太太，她是大姨太太，四个人，她说了算。更何况她和袁世凯有特殊关系，也有倚仗和靠山。
最为感到窝囊的是金氏。她是朝鲜当朝李王妃的妹妹，是富家小姐。
本来以为嫁过来是做正室的。
结果，不但正室没做上而做了妾。自己带来的两个下人也和她一样成了姨太太。并且不是平起平坐。袁世凯按年纪排序，其中一个下人比金氏年纪大，摇身一变成了二姨太。
长幼有序，金氏排在了其后成了三姨太。
这还不算，上边还有一位大姨太沈氏。袁世凯的正妻于氏在河南老家，这个家庭沈氏就成了管家人。
沈氏不敢不满袁世凯纳妾，就把气撒在这三个姨太太身上。
二姨太和四姨太出身下人，会来事也有眼力。而这位在养尊处优中长大的富家小姐金氏，就有罪受了。
在平定壬午兵变中，日本虽然没得到机会，但他们并未死心。随着大清的日益衰落，和日本的快速崛起，日本越来越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
他们收买了朝鲜朝廷的一些重臣，成为朝鲜朝中很强一股势力。正想利用中国与法国打仗之机，开出优惠条件，试图使朝鲜脱离中国，投向日本。
第14章 平定政变
袁世凯在朝鲜的朝廷中有人，秘密地告知了他这个消息。提醒他如果不采取行动，先下手为强，可能要出事。
得知这个消息后，袁世凯马上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信。详细汇报这边的情况，主张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可能悔之晚矣。
按说，袁世凯不是朝鲜驻军的最高首长，按官场的规矩，他应该报告吴兆有，再由吴兆有酌情上报。
袁世凯当然知道这个规矩，但是，他可不愿意这个表现的机会落到别人身上。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是有点事就捅到李鸿章那里。他心里清楚，李鸿章正权倾朝野，靠上他这个靠山，对自己的今后可是举足轻重。
他希望李鸿章能同意他的意见，那样，他就可以拿着李鸿章的信，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然而，接到了李鸿章的回信，他很失望。李鸿章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让他静观其变，切勿轻举妄动。
不过，还是有收获，李鸿章在信里表扬了他。说他看问题明睿、有见的，鼓励他再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及时报告。
虽然，他还没同这位大人物见过面，但他能够感觉到李鸿章很赏识自己，也能感觉到自己和李鸿章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一八八四年12月4日，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为首的开化党人在日本的策动和支持配合下，利用邮政总局举行落成典礼的机会，设宴招待要人，发动政变。
继而打入皇宫，劫持高宗李熙。又用李熙的名义，杀死反日派的大臣：闵台鎬、赵宁夏、闵泳穆、韩圭谡、尹泰骏等人。
重组朝廷，准备废李熙而立幼主。利用傀儡皇帝，好把大权牢牢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朝鲜历史上称此次事件为“甲申政变”。
政变一开始，参加邮政总局宴会的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即马上回到公暑，派人给袁世凯报信，要求袁世凯带兵干涉。
袁世凯马上带人赶到邮政总局宴会现场，已空无一人。赶到王宫，则宫门禁闭。
第二天，袁世凯会同吴兆有、张光前致书李熙，要求进宫护卫。金玉均谎称李熙之命不准。
吴兆有、袁世凯、张光前联名写信给李鸿章，汇报情况，请示如何行动？
袁世凯又偷着单独给李鸿章写了封信，写明厉害关系，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就会延误战机。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能用电报联系，等待李鸿章的指示需要时间；而形势已经刻不容缓。已经传出消息，李熙马上就要押往日本。如果一旦新君登基，再出兵就出师无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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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消息说，日本正准备派大部队入朝。日本一直视中国军队为死对头，到时候，中国军队的这一千五百人也性命难保。
袁世凯和吴兆有提出马上起兵进攻皇宫，解救高宗李熙。
吴兆有说这么大的事，怎敢擅自行动？如果出了问题，不但他们三人会掉脑袋，弄不好连累家人，甚至被灭九族。
袁世凯说：“吴将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如果耽误了战机，上边追究下来，我们同样是有罪的。为什么让我们驻军朝鲜，不就是为了维护两国的宗藩关系吗？”
吴兆有摇头，“世凯老弟，你还年轻，经的事少，我们已经发出请示信了。上边没指示，我们就没责任了。管他朝鲜谁当皇帝，我们第一件事是自保。这人呀，什么事都不能太急功近利，更不能冒风险。一切得求稳，老弟，听我的没错。”
张光前也支持吴兆有，他早就看不惯袁世凯的嚣张。
“吴将军，不是您说的那样，我们明知道请示信和指示回来需要多长时间？明知道会耽误事而不果断行动？肯定是逃脱不了被追责的。”袁世凯坚持。
“这不要紧，信上有时间，我们是在出状况之前发出的信。”吴兆有胸有成竹。
看到吴兆有没有商量的余地，袁世凯只能摊牌。
“吴将军，对不起，我提三条，第一条，我们三个营一起行动，出了问题，你们可以把事都推到我的头上。
“第二条，我带着我的那一个营去，虽然力量单薄，但也可以一战。出了事你们可以说我是私自带兵出征，你们不知情。
“第三条，如果这两条都不行，那我们把今天的事原原本本记录下来，都签名画押。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不会和你们一起承担罪责的，对不起，请您告诉我执行那一条？”
吴兆有看了看张光前，两个人交换一下眼色，这样一来，如果真耽误了事，他和张光前已经无法明哲保身了。
万般无奈，只好同意了袁世凯的第一条意见。
三个人一起率兵向皇宫进攻，袁世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日军人少，节节败退。打到王宫，担心伤了李熙，停止进攻，退回兵营。
当夜，日军自觉不敌，趁机逃走。
夜半，有人报告，李熙在北门内关帝庙，吴兆有立刻率兵去接。
袁世凯在外警戒保护。吴兆有救出李熙，劫持李熙的洪英植及其同伙都被朝鲜军人杀死。
李熙进入中国军营，下诏重新组织朝阁。
日本主事竹添进一跑到仁川，金玉均等开化党人都远逃。
袁世凯护送李熙回皇宫 ，甲申政变被彻底粉碎。
在袁世凯的力主之下，中国军队又在异国他乡，惩治了骄横的日本人，而且又打了一个漂亮仗。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也打出了中国的国威。让清廷的那些经常忍气吞声受洋人欺负的人，为之振奋。
李鸿章收到请示信时，差不多也同时接到捷报，高兴异常。
心里比谁都清楚，袁世凯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加认可袁世凯。
这一次袁世凯又拔了头筹，军中有知情者将此事传开，朝鲜的高宗李熙对袁世凯更是感激不尽。
在一片赞扬声中，袁世凯有些忘乎所以了。
不久，他受到了他的老师张謇和幕友朱铭盘的联名信，在洋洋千言的信中，两个人对袁世凯进行了严厉地斥责。
比如说他目无尊长，不知感恩，自以为巴结上李相也就是李鸿章后眼睛里就没别人了。称张謇开始为老师，而后降为先生，而后降为某翁，而后又降到某兄。比如对他恩重如山的吴长庆，也时而在背后说坏话，说吴长庆胆小难成大事。
告诉袁世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别以为你说吴长庆的这些坏话，没传到吴长庆耳朵里吗？只是像你这样的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桥的小人，人家不屑于理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就是了。
说袁世凯行为不端，竟纳妓女为妾，纳金氏的下人为妾，坏了纲常。说他不自量力，小人得志，越级上报，为自己往上爬，不择手段。进朝鲜王宫，居然不自量力，乘轿张盖，擅自干涉朝鲜朝政。
对李鸿章李大人，先骂后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实在令人恶心。等等等等。
张謇和和朱铭盘在信的最后写到：“愿司马（明清称同知为司马，指袁世凯）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语近思录）（格言联壁）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无谓天下人皆愚，无谓天下人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吴长庆字筱轩）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
“此讯不照平日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司马其自酌之。”
第15章 挫折
不管什么时候，同事之间，好朋友之间，上下极之间，甚至亲人之间。相互之间相互的批评、提醒都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益处的。
这有助于人们增长才干，克服不足。
如很多人所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一般说来，对于批评者来说，是应该注意批评的方式方法，注意批评的文字或语言，能够婉转一些，使被批评方更容易接受。
而对于被批评方呢？则尽可能不要计较批评方的方式方法，批评的用词或用语，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敞开胸怀。
这样，批评肯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而如果批评和被批评的双方不是这样，而是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批评者要求被批评者，你不应该计较我的方式方法，而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被批评者如果一味地要求批评者的方式方法一定要怎么样？用词和用语一定要怎么样？这样的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现在我们来看张謇和朱铭盘这两位老兄，在这批评信中的用词之尖刻，讽刺挖苦的语气，谴责抨击的用语。显然已经远远超出批评的范围。
确切的说是声讨，是列举罗列罪状。
这个样的批评，恐怕这世上，很难有谁能够接受。是呀！批评是帮助人而不是否定人，应该是善意的。把人说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噴头，能算是善意的批评吗？
张謇这样的状元出身的大才子，能不懂这些吗？
或许，他根本没考虑袁世凯能否接受，他只是想发泄一下，因为他太生袁世凯的气了。想当初，自己在吴长庆面前极力推荐袁世凯代理一营的统领时，袁世凯感激涕零的样子，差一点跪下叫自己祖宗。这还没怎么样呢？不就当个破同知吗？牛成什么样？除了溜须巴结李鸿章外，眼睛里还有别人吗？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封绝交信。
再来看这被批评一方的袁世凯，勉强把信读完就怒气冲天。把信撕得粉碎扔在了地上还不解气，又跳着脚在上面踩了一阵。
从此和自己这位曾经的恩师，曾经给过他很多支持和帮助的长者，恩断义绝。
不就是给自己当过几天老师吗？给过那点帮助算什么？自己有今天那是靠自己的实力，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看不得别人好呀？有红眼病呀？不就是嫉妒人吗？还一个月不出门，还读什么**语、近思录？我呸！见鬼去吧！
现在袁世凯对张謇和朱铭盘恨得咬牙切齿。
其实，如果袁世凯能冷静的想一想，也许不至于这样的暴跳如雷。
张謇的话是特别刺耳，但他不是当过自己的老师吗？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爹训斥儿子话重一点，是不是恨铁不成钢呢？
还有，张謇这是写给袁世凯本人的，不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也不是往上写的检举揭发信。
既然是写给袁世凯个人的，袁世凯看完了也就完了。说一些难听的话，又能有多少恶意呢？
再说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张謇和朱铭盘信里虽然说了许多过头话，但不能不承认，提出的很对问题是有道理的。不用说有之改之，无之加勉；有些问题，袁世凯是真应该引起注意了。
比如，得志就猖狂，得志就忘乎所以，得志就利令智昏。
事实上，袁世凯这一辈子，吃的最大的亏，恰恰就在这一点上。
最后成了历史的罪人。
当然，如果袁世凯真能做到张謇和朱铭盘要求那样，谨遵先贤的教诲。每日三省吾身，每日多反省自己，经常的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袁世凯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话说回来，能做到以上，需要怎样高尚的人品，需要怎样的个人素质呀？如此地要求袁世凯这样的人，不是对牛谈琴吗？
世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旁观者清，当时者迷。看别人的事，看别人的毛病，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论到看自己就糊涂了，就跑到云里雾里了。再被马屁精奉承几句，就更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飘飘然地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自己也觉得自己成了神，成了天才。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或许，这就是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或许，这也是反对个人专制的理由。
因为个人的局限性，因为容易利令智昏，个人的为所欲为是非常危险的。通过某种必要和必须的机制和形式，对个人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每个人都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也就是说，在你的权限范围内，你是至高无上的。但你只能在你的权限范围内纵横驰骋，超出你的权限范围你就寸步难行，这或许就是民主政治的优势。当然，这是后话。
当然，如果袁世凯像张謇和朱铭盘要求的那样，规规矩矩做人？他能有以后的发展呢？他还能像后来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吗？
在一个不好的社会，好人常常四处碰壁，不怎么样的人则能大显身手，这样的事情不是也常见吗？或许，袁世凯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张謇和朱铭盘的劝戒，没有使袁世凯因一帆风顺的跋扈放肆有所收敛，特别是平定甲申政变的成功使他更加忘乎所以了。
他看到了高宗李熙和朝鲜皇室的无能，为了控制朝鲜，他给李鸿章写信，强烈主张对朝鲜实行监国。
至于由谁来监国，当朝鲜的太上皇，他没有说。但他因为认为这是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非他莫属。
他写了很多理由，他认为那些理由一定能说服李鸿章。
在等待的日子里，袁世凯每天盼望着，每天做着当朝鲜太上皇的梦。
但是，等来的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李鸿章根本没同意。
李鸿章也不是没看到朝鲜的局势，也并非不知道袁世凯牢牢控制住朝鲜，让日本无机可乘是对的。
但他身在高位，眼界自然要开阔得多。一方面，立约之初，已经写明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明确不许他人干涉内政。
突然对朝鲜监国，不但会引起朝鲜的非议，伤害朝鲜人的民族感情，有被侵略和吞并的担心。
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日本的不满和敌对。
在中法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李鸿章不想再生事端。
李鸿章不批准就算了呗！可袁世凯不甘心。他或许是尝到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好处，竟自做主张，搬进了皇宫。借口保护高宗皇帝，住到了高宗李熙的隔壁。
这还不算完，他还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得经过他。好像朝鲜的皇帝不是李熙，而是袁世凯。
这样一来，不但朝鲜方面不满，中国军队也非议不断。
你袁世凯凭什么住进皇宫？谁派你去的。如果中国军队的首长要住进皇宫，那也有总管吴兆有，而不是你袁世凯呀？
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接下来一连串的打击落到了袁世凯头上。
首先就是，袁世凯为了在朝鲜收买人心，他擅自决定挪用军款，对在甲申政变中被杀害的朝鲜大臣的家属进行抚恤；并上报李鸿章要求在军费中报销。
袁世凯不知道当时的清政府的国库有多空虚，财政有多困难？哪有钱干这种事？就是有钱也不能往这个地方花呀？
结果引起李鸿章的大怒，把袁世凯狠狠的训斥了一顿。并指示驻军负责人吴兆有，责令袁世凯个人承担这些费用。意思很明显，你不是想当好人吗？，那就花自己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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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有和张光前看到袁世凯越来越目中无人，权势欲和野心极大，一心想在朝鲜独揽军权，自觉不自觉的总把他自己摆在三个人之首，吴兆有当然心有不甘。
过去摄于袁世凯和李鸿章关系不一般，而有所顾及。现在，一看他们的关系也不过如此。就向上写揭发检举信。揭发袁世凯贪污军饷、蓄养官妓、自做主张，干预朝鲜朝政等问题。
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这时候，日本政府又致函清政府。反咬一口，在甲申政变中是袁世凯妄启衅端，挑起中日冲突，要求严惩肇事者袁世凯。
清廷的相关大臣不知真像如何？以为如日本方所说，也惹不起日本。就认为袁世凯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
于是，朝廷责令李鸿章和会办北洋事务的吴大溦、负责查处。并明确要求，不准与日本开衅。
第16章 柳暗花明
经过会商，决定由吴大溦和续昌赴朝查办。
吴大溦和续昌抵达马山浦后，袁世凯即派人将叙述事变经过的书面报告呈上。后在汉城和二人相见后，又当面为自己辩解。
但他承认自己没经请示，也主动为自己擅自开衅请罪。吴大溦和续昌没因此而责备他，肯定了他的做法。但要求他即刻搬出皇宫，以免落人口实。
本来以为平定甲申政变自己是奇功一件，没想到虽然没给自己惹出祸端，而最后也不过是没什么过失而已。
但是，袁世凯不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所以，特别地沮丧。
从皇宫搬出，也使袁世凯很没有面子。
人就是这样，被人查办，查没查出什么事也会搞得满城风雨。加之与吴兆有等人反目，袁世凯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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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怨天尤人，整日大呼人心难测；并称自己是“官运恶极”。一直以来一帆风顺的袁世凯，经不起这一系列的挫折，心灰意冷到了极点。
恰在这时，袁世凯的嗣母牛氏，从他给家人的信中得知袁世凯的环境险恶，吓得旧疾复发。急函袁世凯回家。
袁世凯正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就和吴大溦请假回国。
一八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用袁世凯自己的话说，终于离开汉城这个事非之地。
他乘超勇舰先赶到旅顺，看望了在那里任职的堂叔袁保龄。
两天后，吴大溦和续昌也到了旅顺，袁世凯和他们一起乘船去秦皇岛。
驶出不久，遇到浮冰，船无法前行，他们改去山东烟台。到三月中旬，才辗转返回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
想不到袁世凯这一次又因祸得福。吴大溦见到李鸿章后，对袁世凯大加赞扬，称其为奇才，是人才难得。
李鸿章本来就对袁世凯印象不错，听吴大溦如此一说，更加令眼相看，从此也就真正成为袁世凯的靠山。
吴大溦向朝廷汇报时，又把袁世凯大大吹捧了一番，使袁世凯这个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人，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
袁世凯和李鸿章虽然多次通信，但在天津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无论是仪表堂堂还是谈吐干练，都给李鸿章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李鸿章的意思，袁世凯还是返回朝鲜，但袁世凯坚持回家探母，李鸿章也就准了他的假。这样，袁世凯在离家几年后，踏上了回故乡河南项城的路。
一路上，他不知道自己很快会时来运转，是很消沉的。
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自己那位朝鲜好友，金允植为自己送行的那首《送慰廷归河南》诗：“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事谅不易；最值危急日，人敢敛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觅疵，利**渐渍；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谓；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相见如不远，努力勉王事。”
这个世上如果还有理解和赏识自己的人，也就只有这位朝鲜朋友了！袁世凯长叹了一口气。
一九八五年三月，日本伊藤博文一行来华，谈判解决中日军队在朝鲜的冲突和撤军问题。
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谈判。
四月，经反复协商，签订了《天津条约》。
规定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两国均不派员教练朝鲜军队。今后如发生变故或重大事件，需要派兵去朝鲜要相互照会，事定即撤，不得留驻。
这个条约虽然解决了中日当时的军事冲突问题，却为日本出兵朝鲜留下了伏机。
在谈判中，日本方坚决要求严惩袁世凯，遭到了李鸿章的严词拒绝。
他强调营官奉国王之命带兵入宫是正常之举，无任何错处。
同年夏天，清军从朝鲜撤回国内。
军队的撤回，特别是袁世凯的离开，清政府基本失去了对朝鲜的管控。
闵妃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借机投靠俄国，企图请求俄国保护和训练军队。
李鸿章得知这情况后，认为不能坐视不管。而朝鲜的亲日派，对大院君李罡应被软禁在中国一直惴惴不安，多次提出异议。李鸿章权衡利弊后，决定送大院君李罡应回朝鲜，利用其的影响和力量，牵制闵妃集团。
谁去护送呢？李鸿章想到了袁世凯。
李鸿章先征求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的意见。
袁保龄看袁世凯能够看准时机，及时摆脱朝鲜的困境还是很满意的。觉得袁世凯到底没有功名，没有往上升的敲门砖，所谓先天不足。要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科举这一课是非补不可。而现在朝鲜驻军已撤回，没袁世凯什么事了，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恶补一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因此，没征求袁世凯意见，就自行做主，在李鸿章面前力辞这个差事。
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同是士大夫，李鸿章很理解袁保龄爱侄之心，也就没再坚持。
接到堂叔袁保龄让自己读书准备参加秋季科考的信，袁世凯想都没想就扔到一边。
早已对读科举的那些书深恶痛绝，自知自己不管怎么样努力，也是徒劳，不可能榜上有名。不过是自取其辱，在人前丢人现眼。
忙了几年，回到家乡，虽然算不上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但也混了个不大不小的官。
走科举之路？中了举人又能怎么样？张謇堂堂的状元郎，天子门生，科考第一，还不是给吴长庆当个幕僚而已。
什么读书自有颜如玉？自己没取得功名，照样抱得美人归。特别是三个朝鲜小妾，一个比一个漂亮。
找到过去的狐朋狗友，每天花天酒地，袁世凯在家乡也忙得不亦乐乎。
七月，朝鲜的形势越来越失去控制。李鸿章害怕迟则生变，急于送李罡应回国，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想了想去，还是袁世凯最为合适。
正在这时，又收到了高宗李熙的信件。
李熙在信中，明确提出袁世凯是唯一人选。他在信中写道：“自庆军撤回后，民无所持，物情危惧；唯袁舍人据东三年，熟谙国情，练达时务，为上下所信。去年冬，身试危险，廓清乱气，扶植藩邦，诞教皇灵，举国人民方切感佩之心，不图该员成功不居，飘然辞去。现敝邦事务繁殷，无与咨商，应请再派该员东来，籍以镇定民心，筹议时务，必大有裨益于艰难之际也。”
看到自己的想法和李熙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李鸿章用袁世凯的决心。
在上报朝廷之前，他还是想做通袁保龄的工作。
送大院君李罡应回国，既事关重大，也困难重重。稍有不慎，也可能断送了李罡应的性命。
为了说服袁保龄，李鸿章讲完自己的理由后，也把李熙的信拿给袁保龄看。
关系到国家的大事，袁保龄不能再推托了。
李鸿章于是写了如下的上奏：“袁世凯胆略兼优，能识大体，对朝鲜情形，最为熟悉，新旧两党咸相敬重——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若令前往，当能处置裕如。（朝鲜）变乱频仍，朝王外虽感德，內则趋向不专，有择强自庇之意（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因其任重道远，前功本应优予奖擢，令其出使属邦，尤须隆重其位，使之稍有威风，籍资坐镇。”
保举和推荐一个人，总要说一些赞扬之词，甚至可能说一些过头话。
但是，从这份奏章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
第17章 驻节朝鲜
这一年的七月三十日，李鸿章把李罡应从保定接到天津。进行了一番交谈后，决定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作为加强控制朝鲜的又一具体措施。
袁世凯已经从其堂叔袁保龄那里得到消息，正踌躇满志地急不可待。接到李鸿章的通知后，即刻动身，于八月下旬就赶到了天津。
对于如何护送李罡应回国，李鸿章开始担心闵妃集团抵制破坏，准备派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黄金志、王永胜等率陆海军护送。后来考虑若如此显得过于炫耀武力，闵妃集团反而可能产生恐惧，铤而走险，横生异议。最后确定由袁世凯伴送，“其才必能措置裕如，无须派兵同行”。
所以，袁世凯一到，李鸿章诙谐地对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
袁世凯深知此行的凶险，如果李罡应遭到不测，完不成李大人交给的任务事小，自己也会一命呜呼。
玩命的事，袁世凯可不想干。他是做梦都想升官发财 ，但是，命丢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一再请求，还是按照李鸿章开始的想法，重兵相送。
挂在嘴上的话和心里所想当然不一样，“大人，小人的这条贱命，实在是不值一提，您知道我们的驻军已撤，闵妃集团又是如何地猖狂！如果大院君有什么闪失，耽误了您和朝廷的大事，小人万死也难辞其疚呀！大人您一定要慎重呀！”
在李鸿章的眼中，无论是大院君李罡应的命，还是袁世凯的命，他都是不在乎的，不过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
不管袁世凯如何的恳求，都没有用。
李鸿章还开起了玩笑：“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谴，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足矣。”
看到李鸿章根本不做考虑，袁世凯也没敢再坚持。他虽然明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不敢违李鸿章的意，更不敢抗命。
再说，他也不想放弃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派袁世凯去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这还是李鸿章个人的打算，虽然他决定的事一般是不会有变化。但请示朝廷批准是必须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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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不能把此事告之袁世凯。但为了激发袁世凯积极性，也很隐晦地透漏出了，要重用袁世凯的信息。
袁世凯能听不出来吗？想到不经历一些风险，自己这样的人好事如何能落到头上，他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看无限风光，就得登临险峰，这个道理袁世凯还是知道的，富贵险中求吗？
同年的十月三日，袁世凯和总兵王永胜从海上乘船护送李罡应到仁川。
已经提前通知了朝鲜当局，但却没人到仁川迎接，袁世凯觉得不妙。他没敢下船，是想着万一遭到攻击，在船上逃跑容易些。
他派人给高宗李熙送信，要求他尊宗藩的礼仪和孝养之情，派员来接。也就是说自己是天朝使者，大院君是李熙的父亲，为公为私都应当有适当的礼遇。
他在信中，还一再提出，必须派金允植前来，才能表达朝方有足够的诚意。
李熙接到信后，知道袁世凯有顾虑，也知道袁世凯和金允植个人关系好 ，对金允植放心；就派金允植到仁川迎接。
袁世凯最信任的是金允植，金允植告诉他可放心前往，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进到宫廷后，袁世凯按着李鸿章的授意，对李罡应和闵妃的关系进行了调解。
他说，已经查明，当年大院君没有参与任午兵变。他当时所以出面，是受兵变者的胁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高宗李熙。
还说了，李罡应在平定任午兵变中，为天朝大军的平定叛乱，暗中给提供了很多方便，否则平叛也不会那么顺利。并指出，这次大院君回国，是清政府的安排，保证大院君的安全，是清政府对朝鲜的要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会对宗藩关系造成影响。也就是警告闽妃集团，不要轻举妄动。
事后，袁世凯又和李熙及金允植个别做了交待，提醒他们注意一些事情。临离开时，他又对大院君面授自保之策。告诉他遇到难处可找金允植，说自己已将他的安全托付给了金允植，金允植也是最值得信任之人。
安顿好大院君李罡应后，袁世凯见好就收，很快返回天津复命。
李鸿章听完袁世凯汇报后，非常满意，对袁世凯更加器重。袁世凯回天津不久，李鸿章上奏朝廷，把袁世凯这次赴朝送大院君的事迹，又大大吹捧了一番，正式提出派袁世凯去朝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
为了有相对应的身份，也为了对袁世凯这些年功勋卓著的褒奖，“拟请以知府分发，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同时赏加三品衔。”
在袁世凯护送大院君李罡应去朝鲜前，他的堂叔袁保龄已经知道李鸿章的打算。他曾嘱咐袁世凯不要接受。他认为袁世凯没有功名，是个白帽子，在文官的位置上，干不出什么名堂。袁世凯的发展还得在军中，效命沙场为国立功。即可为自己争取好的出身，也能光宗耀祖。
但是，袁世凯如何能听得进去。升为知府，成了三品大员，又出使朝鲜，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呀？争都没地方争去，甚至做梦都梦不到的事，落到了自已头上，怎么能推辞呢？精神不正常吗？
在家的时候，他和他二姐的关系最好，也和其二姐的联系最多。他的这种得意心情，在给他二姐的信中得到了充分显露：“此次东渡，往返不及一月，事虽棘手，却无贻误。本拟在內地谋事，而无如诸王大臣及中堂（李鸿章）均坚使弟赴朝鲜充四等公使，亦小钦差局面。而向来公使和钦差在属国无兵，亦名为驻，敬重之词也。弟年少识浅，不料蒙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作使臣，无人能害使，何险之有？今日时势，唯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达天听也。……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大臣推重，九重垂青，亦大喜事。”
一个没有任何功名，年不过三十，也没有什么从政的经历，享受知府待遇，成为三品大员，在那个时候，恐怕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袁世凯此刻的意得志满，也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凯再次到朝鲜。与陈树棠办理了交接手续，走马上任。此次，再来朝鲜，袁世凯可是今非昔比，一跃成为天朝的使臣。
他的确切身份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也称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这名头听起来就很吓人，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维护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抵制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图谋。
为此，李鸿章还专门给高宗李熙写了封密信，嘱咐李熙：“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务，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禆。”
这样一来，袁世凯可不像上次自做主张搬进皇宫那次，而是名副其实成了不叫监国的监国。
袁世凯本来就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没权的时候还挖空心思抓权，又了权就更善于利用了。
李熙本就软弱，遇事也没主意，什么事都想先听听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也不客气，什么事都想管，什么事都愿意管。时间长了，在朝鲜的群臣中不可避免的引起各方面的不满和非议。
特别是闵妃集团，见到自己日益被边缘化，自然不会甘心。
第18章 好景难长
一个袁世凯没什么了不起，但袁世凯身后有个宗主国呀！于是，闵妃集团就更加快了找新靠山的步伐。
我们知道，袁世凯的毛病，忘乎所以，得志便猖狂。他这样目空一切的在朝鲜怎么可以？
人做事都需要掌握好度，过头了就适得其反；连一直信任他的高宗李熙也不能忍受了。每个人都有民族自尊心，一个国王这方面的自尊心当然会更强烈。加之，李熙又是个没主见的人，大家都说袁世凯的坏话，他对袁世凯的戒心也就更重了。
这使他越来越感到：“时以三千里江山臣服于华为耻。”
这样，李熙在寻找新靠山方面，和闵妃集团走到了一起。
一八八六年，闵妃的侄儿闵永翊密告袁世凯，朝鲜政府秘密致函俄国驻朝公使，请求俄国保护，企图实现完全的独立。
对于这么重大的事，袁世凯不加核实就信以为真。一时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立电李鸿章；提出应废黜李熙，另立新君。
他说：“以凯管见，韩纵发文与俄，俄兵未能速来。不如待其引俄张露，华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东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续渡，俄见华兵先入，韩易新君，或可息事。且此时人心瓦解，各国怨谤，如明降谕旨，再由宪（李鸿章）授谕李罡应相助，三五日可定，尚不难办。如待俄兵先入，恐华难措手。”
从袁世凯的这些言词中，不难看出，他始终没弄清楚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的真正內函，也从没把朝鲜看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竟提出废黜在位国王另立新君，不是胡作非为吗？同时，他也是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世界大势和清政府已经何等的衰败，多么的意想天开。
他的这些想法，当然不会被李鸿章采纳。
袁世凯不知上峰的态度，一方面在等待指示，一方面自行采取行动。他逼迫朝鲜领相沈舜泽、右相金宏集等交出请求俄国保护的相关文件。
二人不但坚决否认有这些文件的存在，甚至一再声称请求俄国保护的事也根本不存在。
袁世凯说：没有确凿证据，他身为天朝使者，如何能拿这样的事开玩笑。
但他也很注意策略，对这二人说他们可能是被蒙在鼓里。紧接着又把二人恐吓了一番，严词指出此事后果的严重性。
正告他们：“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所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师问罪，未之韩何以应？”
这两个人也许知道这件事，也许不知道这件事。
而袁世凯只是听闵泳翊一面之词，因此也有可能这件事根本不存在。
但袁世凯的一番话还是把朝鲜的两个重臣吓得不轻，他们说就算有这样的事，也是个别人搞鬼，决不是朝廷的行为。他们表示一定会认真追查此事，查清后会给袁世凯一个交待。另一方面也请袁世凯对清廷和李鸿章大人做出解释。
过了几天，朝鲜方答复袁世凯，已经详查，并到俄国公使馆核实过，确无此事。
袁世凯不甘心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又感到自己势单力薄。
便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大员率兵查办。”声称：“此时（朝鲜）臣民交哄，举国鼓沸，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以解津（天津）候讯。”
这个时候，袁世凯还幻想着清政府能出兵朝鲜。或许，他是唯恐朝鲜失去控制，无法回报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或者，他已嫌李熙不听招呼，想立个幼主，他就可以当太上皇。袁世凯真正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反正这会儿，他是铁了心要废旧立新。
我们再说李鸿章。
虽然，李鸿章是完全清楚朝鲜国的独立自主地位的，但他和许多的国人一样，在心底一直把朝鲜视为臣属国。加之朝鲜的地理位置，一旦被别国控制，等于打开一处国门。从袁世凯那里，他已经知道放李罡应回去，没起到牵制闵妃集团的作用。认为，朝鲜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失控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清政府那时，內忧外患，那还有余力管朝鲜的事。再说了，就是他想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谓，三十年何东，三十年河西，那个时候，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老佛爷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但是，袁世凯的积极性也不好挫伤。就命知府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到汉城调查情况。
朝鲜方一看事态严重，正式发照会，明确否认此事，要求袁世凯拿出证据。
袁世凯没办法只好推出闵泳翊，而此时闵泳翊已不知去向。查无证据，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后果有二：其一，经袁世凯这上下折腾，闵妃集团投向俄国的阴谋败露，行动收敛了。其二，袁世凯同朝鲜朝廷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了。
李鸿章通过知府陈允颐转达袁世凯：对于他的积极认真的履职，给予了肯定。也明确告诉他李罡应那里已指望不上，加强控制朝鲜，就只能靠自己了。
人总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虽然这时候朝鲜从国君到群臣，对袁世凯都深存戒心，只是表面敷衍；但袁世凯自我感觉良好。
九月底，袁世凯上书李熙，提出“谕言四条，事事至务十歀”，要求他采纳，力去前非。
十月上旬，又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送给朝鲜政府，宣称：“朝鲜本属中国，今欲去而之他，是犹孺子自离其父母，而求他人之顾复也。”并说朝鲜“依靠中国”有六大好处。，“背中国”有四大坏处。
末了又驳斥了朝鲜的自主论：“朝鲜自君其国，自子其民，与各国立约，互称已为自主，不过受辖与中国耳。如以不臣于人为自主，是徒取文字之体面，而不顾宗社之论亡，贾虚名，受实祸，朝始称帝，夕已灭亡。……方今上下解体，国弱民贫，欲求一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謹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背中国乎？”
所谓弱国无外交，朝鲜当局，对于袁世凯这一番狂妄无知的言论和作法，表面上只能唯唯诺诺。
对此，袁世凯却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得计，很多年后还以此而吹嘘。
因此而为袁世凯唱赞歌的人也是有的，比如有人写到：“倘若当年他在朝鲜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呢？”
我们在有些时候，自己的国家弱而受强国欺辱时，常义愤填膺。但是在欺负弱小时，却往往不能站在弱小民族的立场思考问题。或许，这就是人性的悲哀。
袁世凯是不会知道，他的这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言词和作法，是怎样深深刺痛着朝鲜上上下下的民族自尊；也就加速了朝鲜和中国的宗藩关系的解体。当然，这是后话。
他的这些做法，连一直支持他的李鸿章都看不下去了。对其“动止张皇”、“躁妄轻率”，给予了狠狠地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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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好好表现一番，像给其二姐的信中所吹嘘：“只手撑起东方大局”，“清廷和李中堂一定会嘉奖他办事有法。”没想到等来的是被骂个狗血噴头。所谓拍马屁没拍准地方，拍到了马蹄子上。
有了这次教训，他做事才有所收敛，也开始学得稳重一些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控制就有反控制。袁世凯的滥用职权，激起了朝鲜当局越发摆脱中国这个宗主国控制的想往。
为了表示独立自主，为了寻求更多国家的支持。一八八七年八月，李熙派朴定阳为全权大臣出使美国，沈阳学为全权大臣，出使英、德、俄、意、法等国。
第19章 一心离开
袁世凯得知后，认为朝鲜擅自派遣使者出访，有伤中国体面。
朝鲜要表示独立于天下，中国就应当做出表示，属邦不得与中国平行于各国。
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朝鲜使臣与中国驻外使臣公事交涉，必须用呈文。往来用衔贴，中国使臣用札笔照会，以符旧制。
嗣后又照会朝鲜政府，责其不事先协商，借以阻止使臣出国。
李熙不服，申述理由，都被袁世凯无理驳回。
清政府也认为朝鲜此行不合属邦体制，责令其必须先行请示，待允准后方能前往。
李熙不听，密令朴定阳、赵正熙离开汉城。
袁世凯知道后，千方百计逼迫朝鲜政府将二人追回，同时派人带着奏咨前往中国请示并谢罪。
李熙迫于压力，只能照办。
事后，或许，连妄自尊大的请政府都觉得袁世凯这样做有些过份，过于欺负人。
提出：“此事未便强行阻止，只能嘱其遵守属邦体制。”
为了有所遵循，清政府要求李鸿章关于这方面，搞个具体办法。
李鸿章搞了三条，其中一条是，朝鲜的使臣到造访国要先到中国驻那个国的使馆报到，再由中国使馆的人带着朝鲜的使臣去拜访相关国。
但赵定阳出访美国，没执行这一条。袁世凯借机发难，责令朝鲜政府将其调回，并严加惩处。
一八八九年四月底，朴定阳回到汉城，朝鲜政府拟授其为外署督办。
袁世凯得知后坚决反对，认定朴定阳违背中国章程，实为罪人。非但不准朝鲜政府授予朴定阳官职，还要求对其严加惩处。
李熙不同意，数次派人疏通，袁世凯就是不答应。
李熙无奈，又不好勉强，就派袁世凯的好朋友金允植出面说情。
袁世凯对金允植说：他不是不给好朋友面子，但原则问题是不能让步的。
金允植说：“什么原则问题？不过是使臣一时疏忽，此事在朝野上下，议论很多。以蠢兄的意见，您就别再坚持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下不为例还不行吗？”
“金兄，这件事决无商量余地，因为我们是朋友，换上别人，我早将您赶出去了。金兄，如果想在我这里喝酒，兄弟陪您。只是这件关系国家政体的大事，不要再提了，不要徒伤好友的感情。”
笔趣阁
金允植见状，只能长叹一声告辞。李熙这个皇帝，当得也窝囊，不敢得罪袁世凯，最后只得按袁世凯的指示办。
这件事，袁世凯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声威也得到了张扬。
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固然有认真履职的成份，但更表现了他的任性妄为和一意孤行。
和当初李熙实心实意的请袁世凯来朝鲜相反，现在的袁世凯在朝鲜，已经是过街的老鼠。只是慑于他背后的势力，才没有人敢公然喊打。
袁世凯在朝鲜，已经成了恶魔。那时候的大清国，虽然已经百病缠身，但想欺负一个小小的朝鲜，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因为那时候的朝鲜，太弱了，太可怜了。
连最好的朋友金允植都和他绝交了，可以说是众叛亲离，袁世凯那么聪明敏感的人能感觉不到吗？
但是，他每次给李鸿章汇报自己的工作时，总是吹嘘自己在朝鲜的朝野，威信有多高，他的话大家有多重视。因为有他在，亲日派和亲俄派都不干轻举妄动。
朝鲜朝野，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袁世凯这个恶魔离开。
到袁世凯三年任期满的时候，终于等来了机会。
高宗李熙，致书清政府及李鸿章，称袁世凯“驻东既久，终难相济”，要求派员更替。
时间长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极端作法，也传到清廷一些官员耳中。因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人，对李鸿章不满的人，也借袁世凯的问题发挥，意思是李鸿章用人不当。
有人上奏，参袁世凯：“表里隔膜，情志不符，乃抵捂而不相人，甚有损大局。”
朝廷对李鸿章也有责难之意。曾因袁世凯的问题正告李鸿章：“非独朝鲜政乱可忧，而袁之轻躁易动亦殊可虑。”
这些事情，很快由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传到了袁世凯耳中。
刚来朝鲜时，袁世凯真的是踌躇满志。晋级加官，委以重任。自认为凭着天朝上国的神圣威严和自己的本事，指挥朝鲜君臣如草芥。一直雄心勃勃、信心十足、意气风发，志气高远。
他以为，朝鲜必定成为他升发的风水宝地，必将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重要平台。
但得知朝鲜和国內都对他大为不满后，他的心气一落千丈。
现在，他不想再留在这个是非之地了。
他的这些想法，在写给盛宜怀的信里，有明确的表露：“自韩狃于开化自主，一时延请洋匠西人甚多。而所事一无成效，并购买诸玩好无虚时，国财因一竭，国债因一积，至今百官俸薪四朔未颁，兵饷也朝不保夕。
“又妖邪百出，内外惶恐，至人心溃散，政治之废驰，从未加朝鲜之甚、如今日之甚者也。
“百官谋臣各具一心，各谋一身，即此时势，将不知伊如胡底？亦惟尽心竭力，待时而已。此间时势，如江流日下。
“如侄驽劣，已精力交困，惟盼秋后瓜期，即谋代藏拙，田园乐当不远矣。此间近势，已山穷水尽，……如侄不才，徒自遗戚，度日如年。尊教蝉联，非所敢闯。俄人阴谋蚕食，由来以久，方今锐意铁路，志固有在，将来造端，岂在韩乎？
“弟自知驽材，断难久任重寄，况此间事日益棘手，尤非弟所能支柱。设有遗误，有关大局，反复筹思，惟去为上计。且老母六旬，奉养须人，徒此荏苒，公私间惭憾实多。夏秋间曾托郁，芗两丈迭言于师，不蒙允；又具禀屡陈，又见阻；拟今冬更无望矣，殆亦命耶？姑俟来春，相机自谋退路。
“此间事如痼疾，膏肓之际，攻除难达。弟迭悬瓜代，尚未蒙允，日坐荆针，绝非久计。矧近灾生，百疾丛集。值多事之衘，乏补救之术，公私交殆，日切怵忧。十月之间，或可挂帆內渡，……未卜果能如愿否？来年设得内渡，……唯求帅择员接替而已。弟才庸识陋，值此事日棘手，病复迭生，此揣断难胜任，且老母多病，……特未卜何时得卸此肩也。
“去冬家母忽病偏废，迭次乞假，始为相帅为拂，继为内廷复阻，心绪甚劣，至成久病，今五月始渐痊可。……弟入秋即觉旧疾欲发，拟仍请简单代，未知当轴能俯允否？”
心灰意冷的袁世凯一天也不想在朝鲜待下去了。
理由当然不是如自己对盛宜怀说的那些，那显得多无能呀？和平时在李鸿章那里的自我吹嘘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20章 心机
袁世凯的理由主要是，他已在朝鲜待三年，朝鲜的一些难题已被他解决，各种关系通过他的努力已经理顺。朝鲜的形势目前也很稳定，派谁来接替他都是个好办的差事。
而他的问题主要是在朝待得时间过长，大家对于他过于依赖，不利于发挥方方面面的主观能动性。
而最主要的是母亲身体不好，已经时日不多，为人子他要床前尽孝。
另外他自己腿疾犯得很厉害，想回国养养病。
李鸿章是怎么想得呢？一方面，他总要更信任袁世凯的。认为朝鲜有相对稳定的局势，日本和俄国都有所收敛，闵妃集团也不敢过于猖狂，就是袁世凯在那里成为定海神针。
他坚持认为，朝鲜离了袁世凯是不行的。而李熙要调换袁世凯，正好证明他的推断。李熙为什么换袁世凯？就是因为袁世凯在那里限制着他，使他不敢也不能另外找靠山。
派袁世凯去朝鲜干什么去了，就是去限制李熙去了，你李熙觉得不舒服，觉得受限制就对了。说明袁世凯干得好，说明袁世凯称职。
你李熙想换袁世凯就换呀？不，你越想换袁世凯，就越不能换。
李鸿章看出来了，袁世凯想离开朝鲜不是故作姿态，是真心实意的。
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得做袁世凯的工作，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朝廷有一伙人，对自己心怀不满，也很有意见。一直再寻机会找自己的麻烦，专门和自己唱反调，正拉着架势拿袁世凯的任职说事。
他们不在意袁世凯留任与否。他们所以反对袁世凯留任，是因为这是李鸿章的主张，是对李鸿章来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袁世凯的任职不过是借口和抓手。
当时，因为李鸿章办的几件事，老佛爷都不太满意。他的对手们趁机落井下石，到老佛爷面前说他的坏话。
一个二个的，老佛爷没怎么往心里去。但所谓三人成虎，说的人多了 ，老佛爷就不能不当回事了。
李鸿章知道，如果他在朝堂之上，直接保奏袁世凯留任，肯定会马上遭到这些人的反对。袁世凯在朝鲜的许多过份的作法，已经成为这些反对者手里的把柄，自己也有口难辨。
都知道袁世凯是自己一手提拔的，别人都把袁世凯看做是自己的人。有人正在老佛爷面前诬告自己拉山头，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有人往这方面一归咎，袁世凯留任的事非泡汤不可。
其实，反正袁世凯也不想干了，按理说他留不留任不是无所谓吗？但李鸿章想的是：这一块归直隶管，派个什么也不是的人，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操心的还不是自己吗？责任不还是在自己身上吗？倒霉的不还是自己吗？
怎么办？李鸿章为这件事可是没少动脑筋，终于想出了办法。
至于这个办法行不行？也只有停天由命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
于是在朝堂之上，在讨论袁世凯是否留任的事时，李鸿章先没表态。而是先将这三年来，袁世凯在任上经历的艰难困苦，面临的恶劣环境，渲染了一番。接下来话锋一转，讲述了袁世凯如何用常人没有的勇气和智慧 ，克服的一个个的困难，冲破的一个个的难关。
接着，他讲了朝鲜当前的形势。对朝鲜的形势，他说得可不是袁世凯讲的那样，形势一派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不是的，而是非常糟，比袁世凯在那三年还要糟得多。
日本，俄国虎视眈眈，派出的人员什么坏事都干，都视中国的使者为死敌，多次组织刺杀活动。还有朝鲜朝野的亲日亲俄势力，也时时处处找中国使节的麻烦。
这驻朝商务日子，不是一般的难，而是十分的难。
李鸿章在讲这些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似乎是听得很认真，表面上还赞同地点着头。
但心里都在冷笑：你李中堂说得天花乱坠，不就是想说朝鲜的事情特别难办，非袁世凯不可吗？
他们知道，接下来李鸿章要保举袁世凯了。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炮弹，只等李鸿章说出举荐袁世凯，大家就万跑齐轰。
但是，他们想错了，接下来李鸿章的话和他们的预料正好相反。李鸿章先说了袁世凯的想法和要求，一方面是身心俱损，很难在朝鲜再干下去了。另一方面，袁母病重，袁世凯是个大孝子，就他这一个儿子，得床前照顾。注意，袁世凯和李鸿章说他母亲有病，到李鸿章这里变成了他母亲病重。
还有就是，袁世凯说他腿上有疾，也就是关节炎或老寒腿之类的，现在在李鸿章这里变成了遭暗杀留下的枪伤。
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所谓倒霉事不能可着一个人干，他的初步想法是派人把袁世凯换下来。
老佛爷问换谁？李鸿章说他是找不到合适人选，请群臣推荐。
准备反对的人一听，原来袁世凯想急于跳出火坑？原来李鸿章是想找个倒霉蛋把他的人替换下来？想得美，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有这样的好事也不能落在李鸿章和袁世凯头上。结果，准备反对的人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转。一个接一个的上奏，袁世凯人才难得，朝鲜非他莫属。
李鸿章这时候还耍起了叉，说这事他还真不好替袁世凯答应，不过他可以好好做做袁世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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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佛爷说：做什么工作？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就说我说的，一切以国事为重。
不过，老佛爷还是关心的问了袁世凯腿上的“枪伤”，李鸿章说到是没大碍了。这样，袁世凯留任的事就定下来了。
李鸿章下朝的时候，做出一付忧心仲仲的样子，还不住的长吁短叹，那样子真的是很可怜。那些恨他的人，别提多痛快了。
对于李鸿章来说，接下来的事是做袁世凯的工作了。
如何做袁世凯的工作呢？如果把老佛爷的话直接说给袁世凯，事情就简单了，给袁世凯一百个胆子他敢抗旨不遵吗？别说是怨言，屁也不敢放一个？但是，这样一来，自己为他付出的这些苦心，不就打水漂了吗？怎么也得让袁世凯领自己的情呀？怎么也得把袁世凯牢牢栓在自己这辆马车上呀！
袁世凯回天津述职的时候，李鸿章和袁世凯做了一次长谈。
他首先跟袁世凯介绍了朝廷的形势，介绍了自己所代表的洋务派和守旧派的斗争。
告诉袁世凯，他这次能不能留任朝鲜，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两派斗争的一个焦点。
如果，让对方得逞了，洋务派将全线溃败。他李鸿章，位高权重，战功累累，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像袁世凯这样的，被视作他的人，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
其次，李鸿章列举了袁世凯在朝鲜的不当行为。说守旧派如何抓住这些事大做文章，自己又是如何为袁世凯说话，辩护的。
让袁世凯知道，他留任朝鲜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是必须要格外珍惜的。
接着，李鸿章暗示袁世凯，他这次回朝鲜是不会白回去的。他心里早就有了打算，只是朝廷内阻力太大，他要找准机会。不过，他让袁世凯放心，这件事他是一定要办成的。
最后，李鸿章重复了老佛爷的话，意思说他如果抗旨，是要治罪的。因为这件事已经通天，没有可商量的余地。
所谓恩威并施。这样一来，袁世凯除了感激涕零，还能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他想的只是中堂大人的知遇之恩，真的是比天高，比海深。二辈子做牛做马也无法报答。
李鸿章是个言出必行的人，答应袁世凯的事是一定要办的，只是他在寻找机会，只是在他看来要办就得把事情办成。
事过不久，机会来了。
第21章 被蒙在鼓里
李鸿章在他的任上，致力于洋务运动，也就是和西方人学习，求新变革。
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也办了一些实业。
这样，他总督的直隶，至少在北方地区要富一些。
有时候老佛爷想用钱，没处搞去，就和李鸿章说点小话要些。
人家该交的都交了，再和人家要，就是求人家了。
李鸿章知道，不给不行，给又肝疼，就要点优惠，提点条件。
这一次，老佛爷手头又紧了，又张口和李鸿章要，李鸿章借机把袁世凯的事提了出来。不就升职吗？官都能卖，为了搞到钱给人升个职算什么？也没有指标限制，薪酬长一点也没多少。
再说了，老佛爷对袁世凯印象也不错。
这样，袁世凯的仕途就又上了个大台阶。一八九零年二月，李鸿章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十六字的考核评语，
奏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
很快下旨照准。袁世凯从此换上了红色的顶戴，成为了一名二品大员，一名监司大员。
袁世凯没有功名，在八年之内，一下子升到如此高位，从古到今，是难得一见的。
除了从家庭和嗣父那里获得资源，并对这些资源善加利用。除了运气，除了自己的主观努力，比如忠于职守，办事认真；手段灵活，聪明好学，协调能力强；会办事，会来事，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外，最主要是有李鸿章的这样的靠山。
就连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都对李鸿章感激得铭心刻骨，写信给家人说：“吾家世受国恩，傅相（李鸿章）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
这还不算，接下来，一八九二年八月，李鸿章又奏保袁世凯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再奏补为浙江温处道员，仍留任朝鲜。
袁世凯虽然好事不断，官运亨通，但在朝鲜的日子却很难过。正如他给他的二姐信中所写：“弟自思不能再久居外，自必极力设法脱此苦海，能早一日即早一日回。惟内外俱无替人，此间关系中国亚洲全局，不可闷耳。”
然而，为了标榜自己，在李鸿章那里，他又总是吹嘘，朝鲜方面对他是多好多好？对他是多么的尊重？他的意见如何为朝鲜上下重视。
比如，一八九零年五月，他在给李鸿章信中自吹自擂：“某在此素得民心。”
一八九一年十月，他想借母亲有病的机会离开朝鲜，但还不忘在告假中说假话：“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属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现深知凯待韩甚厚，已往各事，请毋介意等语。近自贷款念万，韩君臣感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禀等均善。骏等叠次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
朝鲜与沙俄相邻，和日本隔海相望，国弱无能。日本和俄国早就对这块肉垂涎已久。只是有中国这个大国站在其身后，才轻易不敢有所行动。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它们的胆气也就壮起来了。
特别是日本，本身国小又是岛国，急于扩张。而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又日渐强盛，越来越有对外侵略扩张的能力。
日本对吞并朝鲜，早就在密密准备，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不了解世界大势，对世界力量的对比更是知之甚少。
也不了解日本，根本没把这个东瀛小国看在眼里。
日本在一八九零年就做好了入侵朝鲜的准备，但在一八九三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没有丝毫察觉。
声称：“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牢特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
在日本已大肆活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还盲目乐观，自信满满。
给李鸿章的另一封信中还说：“顷闻日本新驻使大石（大石正已）谓，自可联合各国，扶韩自主，永不受华凌侮，……附倭群小顿增声势，恐自主议将复炽。然前年韦（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德尼（美国人，由李鸿章推荐，在朝鲜政府协办内务府事兼管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等谋韩自主，迄无寸功。倭强不如俄，大石阴狡不如韦等，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徒扰，似无能为。”
“前得大石著《韩论》，颇訾韩人。曾录示韩君臣，并遇事挑拨。近闻韩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说必无能力。”
袁世凯的这一番言论，或者是由于他对形势的误判，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继续地说假话，说大话，蒙蔽上方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李鸿章对袁世凯又过于的信任，同样被袁世凯蒙在鼓里。致使几次的对日作战，或是准备不足，或是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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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失败，从战略上，最终是和国力有关。但由情况不明导致在战术和策略的失误，无疑和袁世凯的误导有关，也就是说，袁世凯是难辞其咎的。
一八九四年四月，朝鲜东学dang发动农民在全罗道举行起义。尽管起义来势汹汹，朝鲜当局很难有能力平定动乱。但苦于这些年吃尽了袁世凯的苦头，不想引狼入室，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因此，拒绝了袁世凯地建议，不请中国出兵。
一直到五月三十一，起义军攻克全州，人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李熙看到再不向中国求援，政权将不保。于是，在六月一日，派人找袁世凯求救兵。
袁世凯这些年正因为没有实力，在朝鲜渐渐被边缘化，闻听后大喜。转告李熙写个正式呈文，以便转呈上报。
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做好了出兵朝鲜的准备。为了给自己的出兵找到借口，特别希望中国对朝出兵。
就在李熙提出请中国出兵的同一天，日本驻朝使馆的翻译来面见袁世凯。说起义对商务破坏极大，朝鲜无力镇压。提出中国做为宗主国，不能置身事外；极力怂恿中国对朝出兵。一再骗袁世凯，日本没有出兵的意愿。
袁世凯信以为真，立即给李鸿章发电报：“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
李鸿章已经从其它的渠道，听到了日本欲出兵朝鲜，询问袁世凯日本的动向。袁世凯不去调查了解，单凭主观臆断，就答复：“倭如多事，拟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兵来汉。”
打消了李鸿章的顾虑，又一次误导了李鸿章。
六月二日，日本出兵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三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专程会晤袁世凯，催促中国出兵。此行，也为刺探中国的军情。
袁世凯十分大意，把中国即将出兵的计划告之。泄漏了军情。使日本能够抢在中国之前，争取了主动。
此时的袁世凯对日本仍无任何警觉，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走后，他即电告李鸿章：“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打消了李鸿章的最后顾虑。
第22章 大事不妙
六月四日，李鸿章命水师提督丁汝昌派军舰两艘，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抽选淮军一千五百人，向朝鲜进发。
但是，当中国军队在路上时，日本的先头部队四百人已经先期到达。
为了遮人耳目，对外声称这四百人是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朝赴任，并保护日本公使馆免遭起义军攻击。
这样不同寻常的兴师动众，引起了高宗李熙的惊慌，立找袁世凯讨主意。
日本方给袁世凯的通知是大鸟圭介只带二十名巡捕回任。
事情都已经明了，袁世凯不出去核实，仍一味的相信大鸟圭介。回复李熙：大鸟圭介不喜欢多事，只带二十名巡捕，自无打仗之意。
六月六日，中国按事先约定，告知日本中国出兵朝鲜。
六月七日，日本答复中国，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正式通知，日本军队已经进入朝鲜。
然后威胁李熙，不能同意中国军队来朝鲜，以防擦枪走火，把朝鲜变成中日的战场。
李熙惊恐万分，连忙告知袁世凯。通知中方，清军到达后不要上岸，也不要再增兵。
袁世凯不做理会，答复李熙：“日本出兵，朝鲜应当力加阻止。如无力阻止，中国也要调兵蹑防。”中国没有不出兵的道理，是不是进兵朝鲜？“惟视全匪存亡，不能因倭调兵遽停进”。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还对日本出兵朝鲜的严峻形势缺乏应有的重视。
六月八日，大批日军队开进朝鲜，袁世凯此时才看到大事不妙。
马上致电李鸿章：“倭来甚锐，似非有得，不肯遽去。”
但他还对日本存有最后的幻想，安慰李熙：说日本出兵意在“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且勿惊极”，坚持认为“欲速退倭兵，唯有速图剿匪”，这样就可以使日本失去驻军朝鲜的借口。
而此时，东.学.党.起义人员，已退出全州，日本人还在继续开进朝鲜不止。
日本看到自己的目标已达成，军事部署已近完成，正式和中国摊牌。告之中国，日本军队进入朝鲜与否，进入朝鲜多少人，中国无权干涉。
清政府为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提出两国同时从朝鲜退兵，日本根本不理。
为了阻止日本继续的进兵朝鲜，袁世凯敦促朝鲜政府与日本交涉，同时请各国公使出面干预。
大鸟圭介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
经过谈判，双方约定不再增兵。大鸟圭介说一套做一套，继续增兵不止。
而袁世凯却信以为真，电告李鸿章不要增兵。
这样一来，二国在朝鲜的兵力越发悬殊。
当东.学.党.起义已经完全被镇压，清政府以朝鲜乱局已平定，要求中日按原约定同时撤兵，但日本根本不加理会。
袁世凯终于看出了日本的真正企图，是想处心积虑的挑起中日冲突，把中国赶出朝鲜。这时才和李鸿章说实情，宣称局势有多严重，请求大举增兵。
幸亏有这份电报，否则，袁世凯是会很麻烦的。别说是官位，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知道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李鸿章不会不知，出兵朝鲜已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和日本之间的一场大仗；甚至是二国的全面战争。这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能力？在不在李鸿章的权力范围之内，先另当别论？最根本的是自己这边还没有任何准备呀！
也就是说，由于袁世凯地自以为是及其提供的虚假信息，机会已经错过了。
日本控制朝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李熙对外宣布：朝鲜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和任何国家都没有所谓的宗藩之类的关系。
也就是把朝鲜问题和中国彻底脱勾，日本在朝鲜干什么？都与中国没有关系。
李熙不知如何是好？找袁世凯商议。
袁世凯现在不敢轻易自作主张了，发电请示李鸿章。
李鸿章也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袁世凯没有办法，只能指示李熙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且一再要求李熙坚决顶住日本的压力。
这么大的宗主国不能为藩属提供保护，反而要求弱小的藩属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怎么可能？
李熙除了对日本的要求一切照办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袁世凯这个时候，不但不检讨自己的失误和无能，反而把责任都推到李熙身上。说他是：目无上国，冒天下之大不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身上又沾染了一个官场官员的恶习：出了问题，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不足。即便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也要想法设法的甩锅，把责任搞到别人头上，或者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和原因。
像袁世凯这一类的某些居于高位之人，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永远正确，总是有理。
在他们看来，他们怎么可能有错呢？他们怎么可能犯错呢？如果他们有错，如果他们犯错，世人还能尊重他们吗？还能还拿他们当回事吗？不是要威信扫地吗？那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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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错了。那些真正品格高尚的政治家，人群中那些胸怀坦荡的首领级的人物，他们的高风亮节恰恰在于他们总是善于和不断的查找自己的不足，找寻自己的毛病。
而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开说出自己的毛病和不足。而正是这样的人，反而会得到世人更强烈的拥护和尊重。而且，这拥护和尊重是发自内心的。
而事实上，他们也肯定会把事情办得更好。因为，人总是要在克服不足中前进的，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但是，袁世凯怎么能懂这些呢？用这样的高尚的人品要求袁世凯这样的人，不是太难为他了吗？
看到朝的形势已经无法挽回，而且越来越恶化，再留到朝鲜，不但不会有什么业绩，而只能是背越来越多的黑锅。袁世凯知道自己不能在朝鲜待下去了，必须想办法离开。
这时，他听到消息，大鸟圭介正准备派兵把他押解出境。
这是可能的，因为日本一直把袁世凯视做眼中钉肉中刺。
如果真的被武装押送处境，不但他自己的颜面扫地，国家也会颜面无存。这下子他找到开溜的理由，于是接连给李鸿章发了两封急电。
其一曰：“闻韩决意不从属，是无上国。凯华员，须诘劝韩，转告大鸟。闻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辱甚。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
其二云：“闻倭兵八百今驻赴牙路，意叵测，倭韩相结，我兵可危。又俄，法署使来称，韩廷犒赏倭兵米肉甚多，韩喜倭，殊不可解。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如，应下旗回，拟留唐（唐绍仪）守看馆探事。”
李鸿章显然认为袁世凯是小题大做，草木皆兵。回电：朝鲜尚未公开承认不是中国属邦，应留下密劝朝鲜坚持；俄国公使已经答应出面调处，必有收场。“倭允不先与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勿怯退。”
这个时候，李鸿章还不知道袁世凯在朝鲜已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以为他还有很大能量，还指望袁世凯能利用他的影响力，使朝鲜的形势不至于太糟。
这也难怪，谁让袁世凯此前一直闭着眼睛说瞎话了。
所谓，吹牛虽然不用交税，但可能给自己找麻烦。
李鸿章回电，虽然没有训斥袁世凯，但一句“勿怯退”，已经很难听了，袁世凯能听不出来吗？但是，他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很快又给自己开溜找到了借口：“倭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陆兵路，均置炮埋雷。……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拟将有大兵续至。倭蓄谋已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是调处，恐无益，徒误军机。……叶（叶志超）君居牙，难接济，倭再加兵，显露无忌。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下，以待大举。韩既报匪平，我先撤亦无损；且津约倭已违，我应自行，。若以牙军与倭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
袁世凯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还是请求同意他离开。
第23章 离开
袁世凯的这些行为，也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朝廷。
因为，与此同时，清政府电告在天津的李鸿章：“袁道遽欲下旗回国，转似与国失和办法，殊觉勿遽失体。希速电止，万勿轻动。”
这个时候，袁世凯离开朝鲜，已经不是李鸿章有权决定的事了。
李鸿章只能回电，要求袁世凯坚守。
袁世凯归心似箭，他不知道他的事已经通天，李鸿章已经爱莫能助。
还是一封接一封的给李鸿章发电：“某以一身报国，无所恇畏，惟惧辱使命，损国威。”
“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凌胁，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
李鸿章也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不好意思说袁世凯离开的事他说了不算。只能对袁世凯的电报置之不理。
袁世凯见没有下文，死皮赖脸继续请求：“前以未认非属，故仍在差。惟倭胁韩欺华，韩请日变，消息全阻，凯坐视无益。韩、倭情形，惟凯深知，拟请调赴津禀商和战各情，冀可速了，迟则枝节愈多，更难着手。”
“倭昨又催韩派员议革政，限今午复，似非派不止，韩何能终持？且恐激生变。今又添兵至仁川千五百，决无和意。我欲和，应速以韩现情与倭商，冀可挽：欲战，应妥密筹。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悉，佐等和战。”
因为李鸿章也决定不了他的去留，不管他如何的挖空心思，终不能达成心愿。
7月三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內政五条，制度、法律、兵备、财政、教育无所不包。公然干涉朝鲜內政，拉开架式就是控制朝鲜。朝鲜政府被迫宣布改革。
所有改革举措，都有利于日本。使日本的各种行为，更加合法化。日本也就更加嚣张，更加有持无恐。
此时，作为驻外公使，一举一动都代表国家的尊严，必须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这是对驻外使节的最低要求。
所谓，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当兵的有几个不怕死？可冲锋号吹响了，都得冲锋，是职责所在。吃的就是这碗饭。
但是，袁世凯却不是这样。他听到了风声，日本认定，过去朝鲜所以拒日，就是袁世凯在从中作梗。这一次，不能轻饶了他。
有一段时间了，他吓得躲在公署，不敢出门。但公署也不保险。日本人的大炮已经对准了公署。
加之公署柴米缺乏，幕僚纷纷离去，袁世凯每日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因为不管他如何哀求，就是不准他离开，他毕竟没胆量擅离职守。
为了找理由离开，他可谓挖空了心思，再也找不到新由头了。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天降机会，他病了，病得还不轻。
于是，14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发电：“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珍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惟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忧智虑，明机宜，确有应变，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事。”
电文发出后，还是没能得到希望的回音。到了这个时候，为了保命，大话，假话，骗人的话再也不敢说了。
16日又连发数电，几乎是声泪俱下，近乎哀求：“凯与各国员商事且通信息，今已无可商通。各路将进兵决裂，在此华官民将尽为倭残辱。凯病至此，何可得保辱国？乞速示。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义州）、平（平壤）待轮，乞速示”
“頃接英领事知单，身及其妇并柏税司被日兵拦路殴打。日兵凶悍，毫无公法，稍迟，恐华人均难逃，乞速设法。”
既然知道，“在此华官民将尽为倭残辱”。做为驻外公署的最高长官，大难临头不为下属着想，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只顾自己逃命，有这样的民族英雄吗？恐怕没有。非但如此，用老百姓的话说，连最起码的哥们义气都没有。
看到这个样子的袁世凯，也许有人会问：这还是那个刚到朝鲜时，光着脚不顾一切往岸上冲的年轻人吗?还是那个在甲申政变中，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冲在最前的年轻军官吗？人真的是会变的。是官当大了吗？是年龄长了吗？
看到袁世凯如此的可怜相，连公署的翻译唐绍仪都看不下去了。（唐绍仪也是一位对袁世凯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我们在后边会经常遇到他的）生死关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几次给李鸿章发电，代袁世凯求情：“在汉两署办公只余二员，今闻南北进兵，均即逃，无能挽留。仪（唐绍仪）一人译电、办公、断难理。袁道病又须照拂，势急情迫，乞速示。”“袁道病日重，烧剧、心焚，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韩事以袁道为最熟，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尚可图效。若弃之不顾，可惜！乞恩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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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自己的人，回来有没有用还在其次，看来袁世凯在朝鲜也真没什么大用了。朝鲜的事，在那里明摆着，要么是打，要么是和。无论打还是和，与袁世凯都基本无关。连唐绍仪都为其求情，李鸿章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同意袁世凯回国。
听到这个喜讯，袁世凯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左肢也不疼了，心也不焚了，东西早就收拾好了，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秒钟都不想待了，拎包就走。
但是，刚刚走出大门，又听到唐绍仪的喊声：“袁大人请留步。”
“公署的事你就看着办吧！实在决定不了就电报请示中堂大人。”
袁世凯以为是公署有什么事。嘴里说着话，脚下的步子可还是那么快。
“不是的袁大人，有急电。”唐绍仪已经气喘嘘嘘追了上来。
袁世凯本来还想让唐绍仪看着办，见电报纸已经递了过来，不能不接了。袁世凯接过电报，傻眼了。
电报写的是：“朝廷严令，袁世凯留汉坚守。”
电报为加急的最高级别，点名道姓，电文直白，足见事情之紧急。
怎么回事？就自己这点小事怎么还惊动了朝廷？
原来，李鸿章答应了袁世凯后，猛然想起这不是自己能决定了得。
赶紧发电请示，于是就有了这份急电。
肯定是走不了了。
走不了就回去吧！袁世凯这时候，不但左肢疼得厉害，右腿也动不了了，是唐绍仪费了很大的劲把他扶了回去。
袁世凯终于知道，不是中堂大人不让他回去了。和李鸿章毕竟有些特殊关系，说点没骨气的话中堂大人也能理解。自己当初三年任期满后就不想回来了，无奈和李鸿章绑在了一辆马车上。
现在，朝廷发话了，可不敢乱说乱动了。搞不好，好容易爬上来的官位丢了不说，脑袋丢了怎么办？二品大员有什么了不起，老佛爷一不高兴，还不如同碾死一个臭虫？上天保佑，自求多福吧！
还好，事后不久，因已决定和日本开战，朝廷终于同意袁世凯回国。
自一八八二年八月到一八九四年七月，在朝鲜整整十二年的时间里，袁世凯个人收获颇丰。
我们前边说过了，从一个白丁，破格被提拔为二品大员。
袁世凯是干事的人，在任期干了很多的实事、好事。比如，对中国在汉城等地的公署进行了扩建，增设了龙山分署和麻浦稽查委员办事处，也促进了中朝二国的经贸往来。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他是尽了他的努力，维护了两国的宗藩关系。
他也帮助朝鲜做了很多的事。比如：帮助朝鲜铸币，改革完善货币金融系统；帮助建立电报系统；帮助朝鲜发展新式航运业务。
他为朝鲜做的这些好事，朝鲜人民应该能够记得。
第24章 幸运
过去，他只懂军务，驻朝后接触到经济、贸易、外交、财政。他肯学习，和学八股文不一样，学这些实务他的学习能力极强。离开朝鲜，他已经熟悉和接触了多门业务。这给他以后的人生，也积累了宝贵的个人素质资源。
命运总是特别眷顾袁世凯，他刚刚离开朝鲜，便风云突变。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海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军舰和运兵船只，挑起了对中国的战争。
七月二十八日，又向中国驻牙山的军队进攻。
八月一日，中国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准备不足，又对日本的兵力和战力知之不多，战争一开始就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
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主战派和主和派。李鸿章是主和派，袁世凯虽然不属于主和派，但他是李鸿章的人，不管他愿不愿意，，在人们的眼中，他肯定是主和派。
仗打得不好，但主战派不想承担战败的责任。
日本什么时候冒出这么多人？什么时候集聚了这么强的战力？我们怎么不知道？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谁的责任？这事该归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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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呀！袁世凯是干什么吃的？袁世凯干什么了？
正好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人，主战派把追责的矛头指向了袁世凯。
派人去查，先查往来电报。
看到前期袁世凯自以为是和主观武断的对日本情势的判断，袁世凯的责任好像是越来越大。
有人甚至提出，这袁世凯是不是內奸？是不是里通外国？怎么和日本人配合的这样的默契？一份接一份的电报，一份比一份让人生气，一份比一份触目惊心。
杀袁世凯的头以谢天下，差不多成了主战派的共识，呼声也越来越高。主和派的人看到铁证如山，也赶紧把嘴闭上，他们同样对袁世凯很生气。袁世凯怎么可以这样？在追责袁世凯的问题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好像达成了共识。
但是，袁世凯是幸运的，因为。也就在责任和罪名百分之百将要坐实的时候，他的那份请求增兵的电报冒出来了。
谁也不是神仙，谁也不是能掐会算。日本事前的密谋和策划不被知道，这应该没什么可奇怪的。
日本大举进兵朝鲜，人家袁世凯可是及时报告了。
其实，我们知道，袁世凯的这份电报不是想向国內示警和报告军情，而主要是为自己开溜提供借口。但是误打正着，这份电报在关键时刻，救了袁世凯。
我们说了，袁世凯是幸运的，幸运的天平总是向他倾斜。
中日的这场战争，中国方是一个接一个的失败。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日本已经打进了中国东北。清军则是节节败退。
中日战争期间，袁世凯被李鸿章安排在转运局，负责筹集粮饷军械。干的怎么样很难考证，但逃命跑得比一般人快。
由鸭绿江边的九连城，退到凤凰城，退到辽阳，退到新民厅，一鼓做气，退回到天津。
打不过人家了，只能请求停战议和。一八九五年二月，清廷免去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使，前去日本办理交涉。
李鸿章于三月十四日启程去日本马关，并在马关被刺，险些丧命异国他乡。
打败了的一方能有什么话语权？这实在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经过和日本的的一番谈判，签订了那个一直被称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谈判不仅仅是谈判桌前的较量，更是国家实力的较量。
按照马关条约，中国要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
增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船只可沿內河驶入上述口岸，日本在通商口岸可设立工厂等。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
条约极大的伤害了国人的民族感情和自尊。悲愤欲绝，纷纷要求废除此条约，坚决与日寇血战到底。
为们前面提到了，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二大派对立。一个是李鸿章代表的洋务派，一个是李鸿藻代表的清流派。
李鸿章和李鸿藻，名字只差一个字，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不是。
李鸿藻：字兰荪，号石荪，砚斋，是河北保定人。咸丰二年的进士，授编修，督河南学政，同治元年被提拔为侍讲。深受老佛爷信任，接连晋升为內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加太子少保；这个时候正任吏部尚书。
李鸿章则是安徽合肥人。
他们虽然都是朝廷重臣，不但没有亲属关系，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人，而恰恰是死对头。
这时候，被马关条约激怒了的这位主战的李鸿藻，这位当朝的吏部尚书，一再上奏朝廷，杀李鸿章以谢天下。
在全国人民和朝廷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李鸿章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杀他的头倒是不至于，李鸿章的政治生命应该是开始走下坡路了。
人就是这样，有权有势的时候自然朋友满天下，家里的客人可谓络绎不绝。可是，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可就门可罗雀了。
这其实非常正常，你有权有势，人家巴结你，是巴结你的权势，而不是巴结你这个人。你没权没势了，人家还巴结你干什么？
李鸿章怎会不知这其中的缘由。
只是，事到临头，还是有些伤悲世态炎凉。
但袁世凯可不是这样的人，回到天津后，马上备下重礼去看望恩公。
这要是在平日里，在李鸿章大人风光无限的日子里，这肯定是寻常之事，是必须的。
像袁世凯这样的近人，从外边回来第一件事不是去他这里，那才是怪事！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来了，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呀？”李鸿章感动地说。
“中堂大人，一路上买了点土特产，几棵高丽参，不是什么稀罕物。”袁世凯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慰庭贤侄，你是刚回到天津吧？这个时候，难得你还能……”
李鸿章摇了摇头，好像没想好用什么词语表达。
“中堂大人，您对晚辈恩同再造，比天高比海深，没有您老人家的护佑，我袁世凯怎么会有今天。再说了，仗打不过人家，想停战讲和，不答应人家的一些条件，不给人家一些好处行吗？总得有人去谈，总得有人去签字。不过是代人受过，代国家和朝廷受过。”
袁世凯的这番话入情入理，说到了李鸿章的心坎里。
“哎！事是这么个事，别人可不这样想呀！”李鸿章长叹了一口气。
“嘴长在别人身上 ，谁愿意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好了。我们无愧于心，权当耳边风就是了。”袁世凯很会安慰人。
好些天，李鸿章烦闷得很，心情也很糟，和袁世凯说说话，心情开朗了不少。想到自己今后，已经帮不上袁世凯了。送袁世凯走的时候，他叮嘱袁世凯要特别注意和两个人搞好关系。
第25章 找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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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想起一个人
一个是李鸿藻，李鸿章介绍李鸿藻时说：“这个人还是很公道正派的，做事一般还是出以公心的。只是迁腐一些，自视清高。
在他面前，一定要注意谦卑一些，还有就是，想要获得他的好感，还是要凭真本事，得拿出一些真东西的。”
袁世凯知道李鸿藻是李鸿章的死对头，现在正到处呼吁要李鸿章的命。李鸿章能这样的评价他，足见其看人看事还是公平的；袁世凯更加钦佩李鸿章的为人。
李鸿章为袁世凯推介的第二个人是庆亲王亦劻，李鸿章介绍此人是说：“这个人心眼没那么多，也没有很多的弯弯绕。比较好交，也重感情，重义气。这个人最大的长处是识大体，由于太后特别的宠爱有加，在朝廷之上能量很大。他有个毛病，喜欢这个，……”
说着，李鸿章做个手式，表示这个人爱财，喜欢收礼。
袁世凯点头，表示他记下了，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看到这位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其本人四面楚歌，还在尽心竭力为自己的今后打算，还在努力为自己指点迷津，还在为自己搭桥铺路，袁世凯很感动。
离开的时候，李鸿章把袁世凯拿来的土特产收下了，一包高丽参又交还给袁世凯：“这东西，你每次给我捎来的还有很多，离开朝鲜了，不那么好搞了，以后派上用场的地方很多，庆亲王应该能喜欢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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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回来不少，手里还有。”
袁世凯没接，他知道恩公的“庆亲王应该能喜欢这东西”这句话用意。
“慰庭贤侄，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就不必客气了。”
李鸿章态度坚决。袁世凯看到恩公实心实意，也就没再娇情。
一八九五年五月，袁世凯告假回河南省亲。
后奉旨进京，八月二日由吏部安排和引见，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
这是袁世凯的第一次面君。
此前，光绪皇帝是听说过袁世凯的，印象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这一次见到本人，感觉还是不错的。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要亲政，手上是需要有人可用的，光绪让吏部把袁世凯暂时安排在督办军务处当差。
让光绪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面前的这个袁世凯，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他最恨的人。成为他一直想将其千刀万剐的人，只是一直到死，都无法如愿以偿。当然，这是后话。
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其实是个闲差，整日什么事也不干也没有人找毛病。
官场有不少这样的位置。说好听的，是储存官员。说难听的就是养闲人，把一时半会安排不了的官员先养起来。
乐得清闲，优哉优哉，对有的人，可能是正巴不得。有时间出去挖挖门子，跑跑官，想办法找个好位置。
但袁世凯不同，他是个干事的人，是个在其位谋其政的人。
本来就是个闲差，本来就是个没事干的地方，袁世凯能怎么办？
这还真没难住袁世凯，因为，他在督办军务处的一项职责中找到了事做。
这一条职责是这样写着：“负责整顿旧军，训练新军。”
他马上想到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了。
设一个衙门总要编排一些岗位责任。而这些条条框框，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没人会当回事。
而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拿它当回事，它就不是回事。你要是拿它当回事，没准它还真成了事。
中日甲午战争，陆军败得一败涂地，水军更是全军覆灭。
旧军的腐败无能，让国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改革旧军队，训练新军队，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袁世凯对此，体会更深。
比如，他常对别人说，“各军皆不知枪炮”，如天津运来的快炮，没有鞍套、马匹和炮油。放炮时则“门涩，一败就弃”，炮彈也太少，不到十分钟就打完，大炮就成了废铁。
而很多士兵，枪拿到手都不知道瞄准，顺过来就发。不是指哪儿打哪儿，而是打哪儿指哪儿。
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更不用说纪律败坏，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他在庆字军下苦功研究过军务，在朝鲜分别用淮军和德国的方式训练过朝鲜军人，应该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能找到关键问题之所在。
他一有机会，就对相关的当权者宣传自己的主张，提出整顿军队的建议。
想到中堂大人曾经和自己讲过李鸿藻，发现李鸿藻对训练新军热心，又很有话语权，袁世凯找到了接近这位李大人的路径。
于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建议，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
他在建议书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甲午战败“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岐，纪律废驰，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
“为今之计，宜力拯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技，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
“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
“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李鸿藻原来因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人，对其印象并不好。
他也一直认为李鸿章用人是任人为亲，而不在能力。加之甲午之战惨败，虽没抓住袁世凯的罪责，但袁做事不得力，能力不行已在他的脑海里形成。
看了袁世凯的上书，对袁世凯刮目相看。
人们常说，人怕见面，树怕剥皮。意思是什么事情见一面，沟通一下，很多误会和偏见常可以迎刃而解，是很有些道理的。
其实，人不但怕见面，也是很怕恭敬的。
做为清流派领袖的李鸿藻，向来认为李鸿章的人眼中是没有自己的。
没想到袁世凯在上书中对自己是那样的五体投地，那样的敬仰，使他十分的受用。
袁世凯的这份上书，可以说是颠覆了李鸿藻对他的成见。
事后，李鸿藻又约见过袁世凯一次。
和袁世凯谈起训练新军，袁世凯谈了很多自己在朝鲜训练新军的体会。
李鸿藻也就知道了，袁世凯在朝鲜训练新军的事。
认为袁世凯对新军训练，不但有理论，还有实践经验；更加觉得袁世凯是这方面的难得人才。
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是个闲差，也没有实权，虽然其职务看起来不低，只是表面风光而已，袁世凯肯定不会把这里看做是久留之地。
当然。督办军务处也有个好处，消息灵通。
不久，他听到了一个风声，朝廷正准备在京城附近训练一支新军。
呼吁练新军，他不过是给自己临时找点事做，现在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
袁世凯瞄上了这个练新军的位置。
那时候的清政府，已腐败成风，人浮于事。
训练新军这样的重要位置，这样可以吃空饷，克扣军饷的肥缺，也同时被很多人盯上。
袁世凯深知，要想把这件事办成，首先要找人，找说了算的人。
李鸿藻肯定是一个。这个李鸿藻李大人，袁世凯觉得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了，再亲近亲近应该可以搞定了。
他很清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亦劻。
按说，从中堂大人的介绍中，亦劻这样的人比起李鸿藻这些清流，这些道貌岸然的人，要好搞定一些。不是爱财吗？，不是喜欢收礼吗？送上一份重礼不就行了？
袁世凯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又驻朝鲜这么多年，虽然不像别人那样的贪得无厌，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社会风气使然，轻轻松松也还是要捞一些的。
也就是说，一份重礼还是送得起的。
社会风气再不好，收礼也不是正大光明的事。也就是说，送礼要讲究方式，要送得自然，这其中是有很大学问的。
再贪的人，你拿着东西，到人家大门口喊：“我来送礼来了。”人家也是不会让你进门的。给亦劻的礼是备好了，其中光高丽参就一大包，袁世凯这次是下了血本了。问题是，这礼怎么送呢？找个什么由头呀？
第27章 如愿以偿
真的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经过多方打听，亦劻的高堂老母病了，机会来了。
袁世凯和亦劻是认识的，只是没什么大的往来，到家拜访更是没有过。
老母病了，同朝为官，来探望是情理之中的事。来探望有病的老人，不空手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袁大人，这礼物可太贵重了，怎么承受得起呀。”亦劻看到那一大包高丽参谦让着。
二个人素无往来，初次来往就送这么重的礼，客气一下也是必须的。
“王爷，我不是在朝鲜十多年吗？这东西到我手不值钱。可有一样，在市面上假得遍地都是，我的这个绝对货真价实。老夫人这身体，可是要补一补。”
这话听起来入情入理，亦劻只好笑纳了。
礼能白送吗？关系在走动，越走动越近，两个人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不同寻常。
通过亦劻，袁世凯又攀上了兵部尚书荣禄。
袁世凯是很善于搞关系的，通过李鸿藻，他又和光绪的老师，在朝堂特别有话语权的翁同龢搭上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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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劻、荣禄、李鸿藻、翁同龢都是大权在握的人。为公也好 ，为私也好，他们都愿意帮袁世凯这个忙。
比如很少夸人的李鸿藻对袁世凯就大加赞扬：“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今特练一军，必能骄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与朝。”
翁同龢更是捻着长须曰：“此人不滑，可任也。”
但是，问题是这个位置太炙手可热了，而且个个后台都不白给。
连一贯做事果断的荣禄都抱拳了，袁世凯这个忙是要帮，可别人的面子也不能不给呀！怎么办？
他给袁世凯出了个注意，面授机宜：“于睱时拟练各种办法上之。”
袁世凯心领神会。马上煞费苦心搞了套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文本等一整套东西，上呈督办军务处。
还写了个说明：“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因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诚如宪台原奏，不得不为易辙之图，作补牢之计也。”
紧接着，袁世凯还请人译篆了国外的兵书剪辑，到处分发。
一时间，不知怎么搞得，传出了一个说法，咱们大清出来个军事人才。此人不是别人，就是袁世凯。
这回差不多了吧？不行，不知谁说的，好像老佛爷心里头已经有了人选。
这还了得，不管是李鸿藻，还是翁同龢，也别管亦劻是什么亲王，荣禄是什么军务的最高长官。也别管这些人的权力有多大，多有话语权，在老佛爷面前，也都是小儿科。
总不能拿着一包高丽参给老佛爷送礼去吧？不想活了？别说高丽参，就是长白山参老佛爷能看上眼吗？
李鸿藻这些人在老佛爷面前肯定能说上话，但得分什么事？如果，老佛爷心里真有人选了，谁敢和她老人家对着干？
打听打听这个人是谁吧？老百姓有话，不打你勤，也不打你懒，就打你干活不长眼。
派出几路人马，愣没打听出来。
这更麻烦了，说明这件事是真的了不得，更没人敢乱说乱动了。
费了这么大的劲，忙活了这么多天，就这样的付之东流了吗？袁世凯不甘心。
这件事在老佛爷哪儿，真的就没人敢说话吗？
亦劻对袁世凯说，这人还真有一个，谁呀？李莲英。
李莲英，袁世凯听说过，大太监，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
他也听说过，这人是亦正亦邪。说自负他谁都看不起，说自卑他比谁都自卑。
毕竟是个太监，是个所谓的无根之人。见人不笑不说话，可是谁也揣摩不透他的心思，谁也不知道他水有多深？
不就是一个太监吗？
亦劻对袁世凯说：“袁老弟，你可别小看了他这个太监，在咱们大清国，说不定谁都办不成的事，他就能办成。”
已经称兄道弟了，可见袁世凯和亦劻的关系发展有多快。
怎么才能和李莲英搭上关系呢？袁世凯猛然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叫阮忠枢，自己从河南老家返回时曾在一起住过店，两个人很谈得来。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相遇。人在旅途上，二个人认识了，相处的特别好。但分开了，也就分开了，一般说来，这一生是不会再见面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袁世凯以为自己不会和阮忠枢再见面了，还真不是。
就在前天，袁世凯正在路上随便走着，有人在他的身后拍他的肩头。
回头一看竟是阮忠枢。这可不是一般的缘份，两个人马上找了个小酒馆大喝了一顿。
袁世凯记得阮忠枢和他说过，他在李莲英的弟弟家作馆，也就是当家庭的私塾老师。
阮忠枢告诉他，李莲英的弟弟家就是李莲英家。
分开的时候他还偷偷地告诉告诉袁世凯，他和李莲英特别的投缘，关系铁得很。如果遇到什么难事，可以找他。
当时袁世凯还真没把这话放到心上。一个太监，再大不也是个太监吗？自己能有什么事找他？还真别说，这还真遇上非找这个太监的难事了！
地方阮忠枢已经指给他了，说走就走，袁世凯马上付诸行动。
地方很好找，房子不错，但主人很低调，不喜张扬。
同样是老佛爷的大红人，同样是大內总管，同样是太监。这就是李莲英和安德海的不同之处，这也是李莲英比安得海的高明之处。
或许，是安德海的不得善终成了李莲英的一面镜子。
一提阮忠枢，门房连拦都没拦，还很热情的指给了他怎么走。
看来阮忠枢在这里人缘不错。
阮忠枢正给李家的几个孩子上课，看到了袁世凯在窗外招手，赶紧对几个孩子交待了几句出来。
“袁兄有事吧？”阮忠枢问。
袁世凯点着头，两个人走到一个僻静之处，袁世凯详详细细地说了来意。
事关重大，阮忠枢说：“袁兄，这件事既然对您这么重大，我怕说不明白，误了您的事。您看，这样行不行？”
袁世凯说：“忠枢弟请讲。”
阮忠枢说：“您自己亲自和他说，这样能说得清楚。”
袁世凯问：“我找他说能行吗？”
阮忠枢哈哈一笑，“您说凭我们俩的关系，这是个事吗？”
“我什么时候来合适？”
袁世凯大喜，他还真怕阮忠枢说不明白。
阮忠枢想了一下，“您今天晚上来就行，他今天早晨走的时候说了，今晚准回来。”
“真的不用约吗？”袁世凯还是有些不放心。
“袁兄，信不过兄弟吗？您来就是了，行不行？到时候您不就知道了？”阮忠枢轻松地说。
没想到事办得这么顺利，约好了时间，为了不耽误阮忠枢给孩子们上课，袁世凯很快告辞。
阮忠枢到是满不在乎，非要把袁世凯送出大门。
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想起，小声的问阮忠枢：“这第一次见面不能空手吧？”
阮忠枢想了一下，“怎么说呢？礼多人不怪，拿点什么，还是显得排场些。”
“拿什么好呢？”袁世凯问。
“您们官场的事，我可说不好。”阮忠枢摇头。
袁世凯问：“高丽参行不？”
“那可是好东西。”阮忠枢点头。
“我知道了。”
袁世凯很佩服自己有先见之明，从朝鲜回来，幸亏带了这么多高丽参，而且没留在河南的家里。想给两个娘亲每人留些她们都不肯，说在外边经常求人，用得着。
晚上，袁世凯按着和阮忠枢约定的时间赶到李府时。
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的是，李莲英和阮忠枢已经在客厅等他了。
尽管袁世凯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的平易近人早有耳闻，但还是不能把李莲英和眼前这位平和谦卑的长者合成一人。
第28章 下重药
“袁大人，您要折煞我们这些下人吗？怎能给我们送礼？还是这么贵重的东西？”李莲英看似很不好意思。
袁世凯连连摆手，“李公公大人，这是哪儿的话呀？在您面前我怎么能称大人呢？我不是在朝鲜待十多年吗？家里现成的，拿不出手的，让您见笑了。”
“袁大人，您是阮先生的朋友，也就是咱家的朋友。我待会儿宫里还有事，我们客气话就不说了。您不是找我有事吗？直说就是了。”
袁世凯一看这李公公还是个痛快人，就把自己的事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
听了袁世凯的话，李莲英沉吟了一下，“袁先生，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这可是军国大事，咱家很难说上话。”
袁世凯说：“李公公，您误会了。我不是想通过您，为我在太后她老人家哪儿谋这个差事。”
“那您找咱家的意思是？”李莲英不解。
袁世凯说：“我只是想请公公帮我打听一下，太后心里的人选是哪一个。咱们比一比，如果有一拼就争一争。相差太悬殊，咱们就放弃，也就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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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是很好办。我今晚上就去打听清楚，明晚您过来听个信就是了。”李莲英很痛快地答应。
整个一白天，不对。昨晚一夜袁世凯也没睡好觉。心思一直七上八下的，猜想着老佛爷心里的人选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分一秒的熬着，没等到约定的时间，他就急不可待的赶到了李府。
这一次李莲英没在。阮忠枢陪着袁世凯在厅里等。
袁世凯表面上心定气闲地和阮忠枢说着话，心里实在是惊涛奔涌。
终于把李莲英等回来了，厅门一打开，袁世凯起身迎接。
“袁大人，您看看！您看看！您们是怎么搞得？”
没等几个人重新坐好，李莲英就急急地言道。
袁世凯心一沉，“怎么了李公公？”
怕不吉利，“大祸临头了吗”几个字，袁世凯没敢说出口。
李莲英说：“我这事还没说完，就让佛爷把我训了一顿。”
“对不起公公，连累您了。”看来真的是大祸临头了，袁世凯的心吓得突突地跳。
李莲英摇了摇头，“您们知道佛爷是怎么说得吗？”李莲英看了看袁世凯和阮忠枢，学着老佛爷的声音：“小李子呀！你是欠打了吗？你知道咱大清国一天有多少事吗？就这找个领着练兵的人，这样的小事，要是也让你家主子来操心，你要累死你家主子呀？”
“这是怎么回事呀？”袁世凯没听明白。
李莲英又摇摇头，“怎么回事？佛爷不但是这个位置心里边没人，她老人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那这件事怎么办呀？”袁世凯一阵轻松。
“佛爷说了，看着谁行，督办军务处几个大臣议一议，按正常的程式办就行了。”
“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袁世凯心花怒放。
“对了，佛爷可说了，可要找个好人，找个认真干事的人。这兵呀是要好好练一练，不能总是打败仗。”
“好！好！好！请太后放心，我一定给太后训练出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
从此，袁世凯又结交上了一个手眼通天的人。
十一月十九日，督办军务处大臣亦劻、李鸿藻、长麟、翁同龢等议定：一、统管定武军十营的胡燏棻改任津芦铁路督办。二、袁世凯练洋队。三、荫昌挑选旗兵，入武备学堂。
接下来是正式的程式：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各亲王、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派员督练。
关于袁世凯的任命，军务处奏称：“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戍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洋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附加详核，甚属周妥。
“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
同日，朝廷批准了此奏，命袁世凯去天津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基础。
特别强调：“该道当知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唯该道是问。”
历经波折，袁世凯终于得到了督练新军的职务。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袁世凯前往小站镇接管定武军，开始了他的小站练兵的生涯。
小站镇位于天津东南七十里处，其名字来源于李鸿章的淮军。
一八七零年由于天津教案，英、法、美三国军舰直逼大沽口。
清政府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并命他的淮军保卫京畿。
李鸿章的亲军营从临汾调驻青县马场，分兵驻守新城。于是便在马场和新城之间修筑了一条马新大道，沿途设置驿站。十里一小站，四十里一大站。
这里是大沽以西第五个驿站，士兵习惯称这里为小站。
淮军在此屯田驻守近二十年，甲午战争中，这里的淮军全部溃散，营房空无一人。
后胡燏棻的定武军从天津马厂，移驻此地。
小站练兵对袁世凯后来的人生有多重要，可能连当时的他本人也是想象不到。如果说驻节朝鲜使他踏入仕途而红顶加头，小站练兵则是他攀登国家最高权力的基石。
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勋……这些个民国声名显赫的人物，就是唱着军歌从这里走出。
因为袁世凯，小站这个从来都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也变得驰名中外。
定武军原有4750人，在此基础上，袁世凯又从河南、山东、皖北、苏北招募一批新兵，购置马匹，形成了一直七千人的队伍。
部队的名字也从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采用德国和日本的建制，有步、炮、马、工程、淄重等兵种，结束旧军队不分兵种的落后局面。
步队五千人，分左右两翼。一千人为一营，左翼二个营，右翼三个营；
炮队一千人，分为右翼快炮队，左翼重炮队和接应马炮队三个队；
马队五百人，分为四个队；
工程兵五百人，分别负责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
装备全部换成从德国购置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快炮。
担任训练的军官有十多人是从德国聘请的，巴森斯则负责全军的训练。
在庆字军中，特别是在朝鲜，袁世凯深刻体会到，没有严明的纪律，是带不出好队伍的。一个没有纪律严格约束的军队，装备再好也没有用。
他训练的这支部队，老兵养成了许多旧习、恶习，需要克服。新兵初来一张白纸更要立规矩，养成好习惯。
袁世凯首先从军纪抓起，而且他知道这是大病，是顽疾，必须下重药、下猛药。
第29章 再一次因祸得福
于是，著名的十八条斩罪，就在他的亲自主持制订：
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
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
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
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
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戌机者斩；
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
临阵失火误事者斩；
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
泄露密令，有新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
骚扰居民，抢劫财物，奸**女者斩；
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
黒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
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
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
夤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
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
在军营吸食洋烟者斩。
最后还有两条：夜深聚语，私留闲人，酗酒赌博，不遵约束，及有寻常过犯者，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分别插箭责罚；
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该管官及头目失察，均分别轻重参革、责罚、记过。
另外，在行军、住宿、操练均有及其详细的规范，严格执行的奖赏或提拔，违者则给予处罚。
思路客
光有严酷的斩刑当然不行，还需要有劝人向善的行为规劝。为此，袁世凯编了个顺口溜的《劝兵歌》。要求每个士兵都能背诵，记在心中。
这劝兵歌这样写着： “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国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勇敢，命该不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段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究有报应，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违令罪不轻；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这劝兵歌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能看出袁世凯的苦口婆心和用心之良苦。
管理好一个七千人的队伍，又要除旧立新，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伙人，一个团队的齐心合力。
要找志同道合的管事之人。其一，要可靠；其二，必须要能力强。
首先，他想到了自己的挚友徐世昌。
多方打听，得知徐世昌正因为丧母，在老家丁忧。费些周折，调到了身边。
徐世昌虽是文人，不懂军事，但足智多谋，官场经验老道，办事可靠。
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是充当袁世凯的参谋长角色。
他又请他的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材。因为，他知道荫昌曾经担任过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了高材生梁华殿和王士珍二人。
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物色了冯国璋和段祺瑞。
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没让袁世凯失望，成为他小站练兵的重要帮手。
由袁世凯署名的《训练操法详唽图说》一书，就是出自这三人之手。
这三人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也成为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袁世凯确实是在把全部心思，用在新军的训练和缔造上了。在腐.败的晚清的官员中，像他这样认真做事的人，还真不多见。
在别的军中，克扣军饷几乎是惯例，但在他这里，在新建陆军，是绝对不能发生的。
他几乎是亲手把军饷发到士兵手中。
朝廷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建起的这支新军，按说军饷应该不成问题，但无奈清廷的国库太空虚，他们的军饷也常不能保障。
为了拿到军饷，他要到处磕头作揖，多方奔走。
他知道欠军饷对士兵和士气的影响。即便是费尽心思搞到的差事，他为了讨要军饷，实在无路可走，也不惜以辞职给上头施加压力。
有据可查，他曾经几次“一度力辞不干，未得允许”。
每个军队应该都有军纪，这些军纪单纯地看条文，写的也都不错。
最重要的是这些纪律能不能得到执行。
对于这一点，袁世凯恐比谁都清楚。
刚入伍的新兵还好些，已经养成了很多坏毛病的老兵，要他们改起来就难了。
矫往很难不过正，肯定地说，在执行军纪的过程中，袁世凯也确实有一些过头之处。
有些话传来传去就走了样，传到李鸿藻耳中就成了袁世凯嗜杀成性、滥杀无辜。
清流顾名思义，李鸿藻是很看重自己的名声的。袁世凯是他力主推荐的，保举这样一个残暴、跋扈的人多有损于自己的名声呀！
李鸿藻很恼火，长此下去还了得吗？于是授意御史胡景桂参劾袁世凯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用人“论情面之大小，馈遗之多寡”。
袁世凯得知消息后，当时就懵了。
是的，他是请辞过几次，但那不是不想干了，而是想把事情做好。
如果他真的不想干了，他干嘛去管欠不欠军饷？他所以敢理直气壮的去请辞，是因为自己明知道会被“未得允许”。
这次不一样了，一看来头，就知道事态有多严重。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很多事是说不清楚的。同样一件事，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环境中谈是一回事，离开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再谈就是另一回事了。
很多的事，可大可小，看怎么说？看来自己不但要把这个位置丟了，弄得不好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官位也保不住了。
袁世凯当时的状况有明文记载：“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
有御史参劾，就要派人去查，派人去核实。
袁世凯听说，朝廷是派荣禄牵头来查，心情稍稍安定了一点。
一方面，自己和荣禄关系不错。
另一方面，荣禄是武官，好沟通一些。
碰上个不管三七二十一，认死理的酸文人，那可就惨了。
袁世凯觉得自己总这样的消沉可不行，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这时候，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人走进了了他的营帐。
“袁大人，这还讲不讲理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一件事，说咱们克扣军饷？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头脑简单的段芝贵，有话憋不住，一进帐就大嚷大叫。
看来，这几个人也都听说了，是来关心自己的。患难见真情，袁世凯很感动，赶紧招呼大家坐。
“其实，这到是件好事。”徐世昌看着段芝贵。
“世昌兄，您说什么是好事？”
都知道徐世昌是个懂事理的人，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不但段芝贵，几个人都不解的看着徐世昌，包括袁世凯。
“我说克扣军饷呀！”徐世昌言到。
“无中生有怎么会是好事？”冯国璋问。
“是呀！世昌兄，您没病吧？”段芝贵睁大了眼睛。
“这说明，参劾咱袁大人的奏折是望风扑影，没有什么根据。”徐世昌说。
“世昌兄，我明白了。除了咱们这里，好像没有不克扣军饷的，所以写上这条，一抓一个准。”
段祺瑞总是比别人反应快些。其他几个人也回过味来，都不住地点头。
第30章 朋友
“按着朝廷的规矩，不管怎么说，有人上奏，总是要派人来查的。袁大人，您知道派谁来吗？”
徐世昌在私底下多数时候和袁世凯兄弟相称，有人时，还是要讲究礼数的。
“是兵部尚书荣禄荣大人。”袁世凯回答。
“那就太好了，要是来个文官，是要麻烦很多的。”
袁世凯看了看徐世昌，心里想真不亏是自己的生死弟兄，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认真准备。”徐世昌扫了一下屋子里的众人。
这样，这些人就在一起商量起来。人多力量大，人多主意多，很快一个完整的应对方案出笼了。
当荣禄带着人来军营的时候，这边早就知道了。
正是操练的时候，各兵种都在操练，只是比每天要整齐雄壮得多。
荣禄带着人到袁世凯的营帐，袁世凯不在。
卫兵说这是操练时间，我们袁大人这个时候是不会在营帐的。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练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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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兵口齿伶俐，特别精明，“大人们，我现在去通知我们袁大人。不过，要请大人们多等一会，操练场那么大，我们袁大人每天都到处转，不知他现在转到哪里了。”
卫兵刚要走，被荣禄喊住：“不用了，尔直接带我们到操场。”
袁世凯在这里练新军半年了，自己这个兵部尚书还没来过，荣禄想先看看操练。
去操练场，还要走一段路，荣禄随口问卫兵：“尔等这里欠饷吗？”
“大人，说实话，我们这里有时候也欠饷。”
“为什么欠饷？”荣禄脸色不好看了。
“大人呀！为什么欠饷我一个当兵的怎么知道？这您得问我们袁大人。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袁大人最急，急得满嘴起大泡。整天到处跑，到处磕头求人。有好几次钱没凑够，我们袁大人还把自己的薪奉拿出来先垫上。”
荣禄把声音放低：“小伙子，尔知道自己每个月多少军饷吗？”
“大人，那咋会不知？我们这里谁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兵士回答。
“小伙子，发得够数吗？”
荣禄左右看了看，声音压得更低了。
“大人，不会少一个子儿的。在这个地方，谁敢呀？我们袁大人死盯着呢！谁敢克扣呀？不要命了？”
荣禄一阵轻松。接了这个差事后，他一直很纠结，很忐忑。朝廷里谁不知道？自己是极力主张袁世凯练新军的，吹捧话没少说。
朝廷下了那么大的血本，建起这支七千人的新军，袁世凯要是出点什么事？自己这脸往哪处搁还是小事，伴君如伴虎，搞得不好，还不得受牵连呀！
克扣军饷是很普遍，真被抓住也是大事。
这里看来是没有，这个卫兵没必要编瞎话。纸里包不住火，多问几个士兵不就知道了？御史胡景桂参劾袁世凯奏章仔细看了，除了克扣军饷，其它的事情都有很大余地，所谓可大可小。
说心里话，他真不希望袁世凯出事，再说了，两个人关系也不错。
没等到操练场，几个人就惊呆了。
这是在中国吗？中国有这样的军队吗？满打满算袁世凯小站练兵也就是半年，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吗？别说荣禄这位内行，这位兵部尚书，和荣禄一起来的几个文官眼睛也不够用了。
这些人光顾了看热闹了，都忘了自己来这里干什么了。
卫兵眼睛快，对荣禄说：“大人，我们袁大人在炮队呢？您看，就在哪儿。”
卫兵不知道荣禄是个什么官？但他能看出这里边荣禄的官最大，这里边他说了算。
袁世凯也看到这边的人了，正往这边跑过来。
“荣大人，……各位大人，……不知道您们……光临呀！……怎么也得到……大门口接。”
袁世凯跑得急了些，上气不接下气。说着又转向那卫兵：“袁三，你……你……怎么搞得，怎么不快点来找我。”
“不是，袁大人，不是的。”袁三看向了荣禄。
“袁大人，不怪他，是我不让他喊你的。”荣禄赶忙出来打圆场。
“这次看在荣大人替你说话的份上，就不追究你了。”
袁世凯余怒未消地训斥着袁三，袁三则一个劲的认错，两个人都可以当演员，演技都不错。
等袁世凯的气喘得均匀些了，荣禄把袁世凯叫到了一边，和他说了自己带这几个人的来意。
袁世凯连忙摆手：“荣大人，这可使不得，下官是要回避的，您们几位大人要找谁，我马上派人去找。”
荣禄满不在乎地说：“袁大人，什么话？我还就想先听听你怎么说？”
袁世凯很感动，“荣大人能给下官辩解的机会，下官真是感激不尽。”
“袁大人，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呀？别太客套了。”
荣禄拍了拍袁世凯的肩头，声音很小。
“荣大人，那我带着大家回营帐？”袁世凯还是诚惶诚恐。
“不急，我们大家是不是先看看练兵？让袁大人给我们解说解说，各位大人好不好？”荣禄转向和他一起来的几个人，提高了声音。
几个人当然都赞成，这其实是袁世凯早就预料到的。
没有袁世凯解说，几个人看得是热闹。听着袁世凯解说，那可就是看门道了。
几个人这下子可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一直等回到袁世凯的营帐，大家好像才想起来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荣禄一行人在小站待了三天，袁世凯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
调查的结果是：胡景桂参劾袁世凯奏折基本上是扑风作影，有些事情不是没有，但情节并非如参劾所说。
几个人往回去的时候，荣禄交待随行的幕僚陈變龙，说袁世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
在陈變龙写奏章时，因为袁世凯确实在营门外擅杀过卖菜的百姓，胡景桂所奏不都是不实之词，提出应将此案下部议处。
荣禄坚决反对：“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寛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
最后的结果是以“查无实据”复奏，请求朝廷“毋庸置议”而收场。
不仅如此，荣禄一有机会就把袁世凯和小站练兵的成就大讲特讲。
最后把袁世凯的小站，搞成了一处景区，差不多成了朝廷的仪仗队。哪位大员想起来了，就去参观一番。
光绪皇帝去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大加赞扬。
这个也说，那个也夸，把老佛爷心也说活了，她让荣禄陪她去小站看看。
一再嘱咐荣禄，不能事先打招呼，她一定要搞个突然袭击，看到真实情况。
荣禄不管嘴里如何保证，但袁世凯还是提前做了准备。
结果龙颜大悦。袁世凯再一次因祸得福。一八九七年，袁世凯因练兵有功，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管小站练兵，但官却大了很多。
这里边所有的事，包括荣禄和他随从关于袁世凯参劾的对话，不知怎么回事，都原原本本的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袁世凯也就越发地对荣禄感恩戴德，更加依附于荣禄。两个人的关系，也是更上一层楼。
给袁世凯和李莲英搭上线的阮忠枢，对，就是袁世凯在旅途偶遇的那个朋友，现在也在袁世凯的麾下。是军务处的文案，就是大家常说的秘书，是文职官员。
因为工作的需要，又因为和袁世凯有特殊的关系，经常的出入袁世凯的营帐。和袁世凯说话办事也很随便，双方好像也很习惯这样。
这阮忠枢虽是一介书生，但生性风流，在天津的一个妓院，看中了一个叫小玉的妓女。两个人处出了感情，阮忠枢想把小玉买出来纳为妾。
这一天他来找袁世凯说这事，一方面有好事得告诉朋友一声。另一方面手头钱还差点，得找袁世凯借些。
阮忠枢进入袁世凯营帐时，袁世凯正和几个人在谈事。知道他们谈得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自己的事也不是见不得人，阮忠枢就打断他们，说了自己的事。
谁知阮忠枢刚把小玉的事说完，和袁世凯借钱的事还没说出口，袁世凯已经勃然大怒，当着那几个人把阮忠枢狠狠训斥了一顿。
第31章 戊戌变法
阮忠枢你怎么回事？做为一名军官，一名堂堂的上上下下寄以厚望的新建陆军的军官。怎么可以做这种有违军誉的事？
袁世凯很激动，声色俱厉。
阮忠枢没有思想准备，也确实不知道这是“有违军誉”的事，吓得赶紧从袁世凯的营帐退出。
事后想想觉得不对劲，袁世凯的大姨太太不就是妓院出来的吗？他怎么就不“有违军誉”？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阮忠枢也很生气：这还是朋友吗？不是求我办事那时候了？这倒使阮忠枢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不久前他看过一本外国人写的小说，里边讲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学法律的年轻人，到处找不到生意。
也难怪，谁打官司不是请有点名气的律师？打官司这东西，不管官司输赢，律师费都照给，谁能用刚毕业的学生？
这个年轻人很苦闷，一次喝了点酒，和一个高利贷者发了通牢骚。
讲了自己在学校学业有多优秀，实习时帮别人打官司表现得多出色。发完牢骚就算了吧！酒醒了自己都把这件事忘了。只记得那个高利贷者很抠门，二个人喝酒还是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什么收入都没有的人结的帐。
没想到没过几天，有个人来找他代理打官司，费了好大的劲想起来，是那个和自己一块喝过酒的高利贷者。条件就一个，不付费。
理由是像他这样刚出校门的人，给个表现的机会就不错了，还收什么费？
年轻人想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不付费就不付费。
给这个高利贷者打了几次官司，这年轻人的名气大了起来。
不少人都请他代理打官司，但这个高利贷者用他代理打官司还是不付费。理由是如果不为他打官司，这年轻人能出名吗？有人请吗？律师费就当年轻人为他付的广告费。
年轻人觉得高利贷者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也就没和他计较。
是金子总要发光，年轻人的生意越来越好，一个人干不过来了，他想开个律师事务所。一打听，正好有一个律师事务所要转让，只是自己手里的资金不够用。
这时他想起了那个高利贷者，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只是帮他打官司，从不付费。
借钱肯定是没问题，想着是自己的好朋友，帮他打官司又从来都是免费，这利息总得优惠些吧？
没有，比别人一分也不少，还有附加条件，继续免费为他打官司。
这还不算，还提出：他在年轻人身上投了资，他要经常看看投资的效果。也就是每周六要到年轻人的律师事务所坐坐，要免费给他一杯茶喝。
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坐坐，喝杯茶也不算什么，但年轻人心里憋屈呀！
可是，钱不借不行，也只能答应。
等这个年轻人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把本息都还清时，年轻人实在憋不住，问了高利贷者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您肯借我钱，既然想成全我，为什么条件还那么苛刻？”
年轻人没好意思提免费为他打官司的事。
高利贷者的回答让年轻人惊呆了，“因为我借钱给你条件那么苛刻，你就不会认为我是有恩于你，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平等的，没因为我借你钱有丝毫改变；所以我们还可以是这么好的朋友。”
读完这本书后，阮忠枢一直想着这段话。他觉得这段话很玄，人和人不平等就不能成为朋友吗？阮忠枢想不明白？
现在，他懂了，两个不平等的人是做不成朋友的。
怪不得离开李府的时候，李莲英说了一句：“阮老弟到了军营，和袁大人成了长官和下属的关系，这朋友就难做了。”
现在看来，不是难做了，是做不成了。
原想到投奔自己的朋友，能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闹了半天，还和在李府一样——寄人篱下。
是不是离开这里？想到现在大小也是个当官的，阮忠枢又实在舍不得。
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阮忠枢很少出入袁世凯的营帐了。和袁世凯说话办事，也不是像过去那样的自然、亲切。
但是，袁世凯好像没查觉，一切照旧。
阮忠枢认为这可能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上司和下属的关系，而过去自己是错位了。
有一天，袁世凯要去天津，让阮忠枢同他一道去。
上司的指派，让去就跟着呗！
到天津后，阮忠枢以为袁世凯是办公事，但是没有。没去什么衙门，而是把他带到一处私宅。
一看院门挂着红灯笼，贴着大喜字，阮忠枢想人家这是在办喜事呀！袁世凯这是带自己来喝喜酒。
喜酒能随便喝吗？得拿份子钱。怎么能想到出来是喝喜酒？走的匆忙，身上没带什么钱呀？
和袁世凯一说，袁世凯说办喜事是不假？只是来这里喝喜酒不用拿份子钱。
糊里糊涂地跟着袁世凯往里走，一进新房就听有人喊新郎官到了。
有人上来，不由分说的把一个用大红绸子系成的花，带在了阮忠枢身上。
怎么回事？有人挑开了新娘头上的盖头，新娘是阮忠枢日思夜想的小玉。
原来，自从那一天以后，袁世凯就打发人为小玉赎了身，安排了当下这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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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还说了，这“有违军誉”的事已不存在，因为人已经从妓院赎了身，就是明媒正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阮忠枢和袁世凯当没当成朋友，不知道。只是，一直到最后，袁世凯四面楚歌，众叛亲离，阮忠枢始终追随在他的左右。
袁世凯小站练兵，所有人加到一起，也就区区七千人。怎么使袁世凯获得那么雄厚的资源，那么骄人的本钱呢？
要知道，从这里走出去的七千人，有多少人成了封疆大吏，有多少人成了一方诸侯，成了各个级别的军官。
而就是这七千人，开花结果成了袁世凯手中的王牌——北洋军。
在一群人中，能够成为号令三军的领.袖人物，或许恩泽四方，或者善缘广结，或者有杰出的人格魅力，或者……。总之，能够把众人集合在自己的身旁，这处事和为人总会有不同于常人的服众之处。
袁世凯靠得是什么呢？好像很难有人说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反正有那么一群人，把他抬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宝坐。
一八九八年，对于中国是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戊戌变法”。
因为此次变法是以同年六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昭告天下，宣布变法起。到同年九月二十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光绪皇帝被幽禁为止。一共经历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甲午战争失败后，各国列强加大了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寻求改变，是这次变法的直接原因。
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第32章 袁世凯的选择
大凡一个社会要完成一次大的变革，一般是要分别通过二种方式。
其一是通过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政权。
这样的变革，社会付出的代价极大，要有大量的人流血牺牲，战争也会给社会方方面面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种变革代价虽然昂贵，但改变起来容易一些，因为旧有的东西已经砸烂了，不存在了。在旧的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从上到下的改变。
还有一种就是改革，也就是在保留旧的国家机器，寻求改变。或者说是利用旧有的国家机器去实现改变。
这样的改革和前者比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但改变要艰难得多。
新旧的思想，各种新旧的势力，交织在一起，反复的博弈、较量和斗争。
每走出一步都会经历艰难曲折，都要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
而戊戌变法就属于后者。
这次变法的主要內容是：在人事上启用改革派，比如改革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都得到重用。
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
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
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文化上、废除八股，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袁世凯在这次变革中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很多人认定，戊戌变法所以失败就因为被袁世凯所出卖。
戊戌变法中存在维新派和守旧派，袁世凯属于哪一派呢？
戊戌变法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四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虽然，此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但这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一次演习。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鼓吹变法，并组织了一个强学会。
从思想体系上来说，袁世凯肯定属于维新派。
从年轻时开始，他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否则，他的科举之路也就不至于走得那么糟。
在朝鲜他就用“西法”训练新军，可见他对外是呈开放姿态的。
驻节朝鲜十多年，常和西方人打交道，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视野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
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袁世凯就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替康有为把万言书呈递给荣禄。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时，他是参加者之一，而且是积极分子。曾为学会捐款五百元，还发动别人捐款。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凯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并公开宣称：“时局危险，必须变法，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应选择用人、理财、练兵三项着力变革。”
事后不久，袁世凯继续上书：“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
一八九八年三月，袁世凯还在和翁同龢讨论变法。
有明文记载，说袁世凯是“其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不但如此，在变法初期，他仍然是变法的极力鼓吹者。
同年的八月二十四，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决定十月前去天津阅兵，京津一带盛传着天津阅兵时荣禄将要废除光绪的传言。
要废光绪，对于老佛爷来说，易如反掌，为什么非要等到天津阅兵呢？显然这是无稽之谈，是谣言。
但这是谁造的谣呢？维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
如果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目的在于激化矛盾，促使改革派采取进一步行动，尽快搬开改革的绊脚石。
如果是保守派，目的同样是为了激化矛盾，制造紧张空气，引诱改革派采取过激行动，给镇压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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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
因为，维新派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康有为也好，梁启超也好，他们再书生气，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些个人是赤手空拳，也知道他们所倚仗的光绪皇帝，手里有多大的权力？
听到传言，维新派这些书生谎了手脚，他们要给自己找抓手，他们要抓枪杆子。
他们是不是也知道，在体制落后的国家，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国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们很快找到了目标——袁世凯。
因为，在手握重兵的人中，袁世凯是个唯一的改革派。
在康有为看来，袁世凯简直是铁杆改革派。
此前，康有为就考虑过利用袁世凯的问题。
他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迴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但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尽人皆知，康有为又“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也”，于是派亲信弟子徐仁绿去试探袁世凯。
袁世凯让徐世昌接待，徐世昌都是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
自以为是的徐仁绿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离间了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康有为遂代徐致靖拟了一个密保练兵大员疏，向光绪皇帝举荐了袁世凯。
又让谭嗣同递密折，请召袁世凯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
九月11日，光绪皇帝命荣禄传知袁世凯来京陛见。
袁世凯虽然是打心眼里赞成变法的，但他和康有为等人不同的是，头脑还能保持冷静。他要想得更多些，更要权衡厉害。接到荣禄的通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皇帝的召见肯定是不同寻常。
袁世凯马上通知徐世昌来天津，然后派他到京城打探消息，他要知道实情。
这个时候，朝廷內部反对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光绪皇帝明显感到，老佛爷反对变法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光绪皇帝自知自己权力有限，在朝堂的影响力有限，非常惊恐。
第33章 告密
九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写了一道密诏交杨锐带给康有为等人。
密诏言道：“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将礼部六堂官革职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但是，光绪皇帝的这份密诏竟被杨锐搁置起来，未及时送出。当然，就算是火速送出也于事无补。
也就是这一天，袁世凯带着随员来到北京，住进法华寺。
他深知，不掌握真实的情况，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住下来的第一件事，是听取徐世昌探听到的详细情况。
十六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询问军事甚详。
袁世凯一一恭答。
光绪皇帝突然发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
作为一个臣子，谁敢当面说不忠于皇帝？除非不想要脑袋！
袁世凯赶忙诅咒发誓：“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袁世凯退出后，光绪皇帝见他忠诚恳切之色溢于眉宇，认定是可以信任之人。
于是谕内阁开去他的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待补。仍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俱奏”。
笔趣阁
袁世凯一不留神又升官了。
他是想升官，很想很想，做梦都想。但是，从徐世昌探听到的情况分析，他明显感觉到这次升官升得是太不同寻常了。唯恐给自己带来麻烦，于自己不利。
于是，下午急忙去各处拜访，一边解释，一面继续探听消息。
他先找礼亲王世铎未遇到。
随后去拜见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户部尚书王文韶、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裕禄。从徐世昌那里得知，这些人都是反对维新的人士。
对这些人“备述无功受禄，万不可克称”，要上书辞去侍郎职务。
户部尚书王文韶说：此乃出自圣恩，“辞也无益，反着痕迹。”
其他几个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袁世凯才打消了请辞的这个念头。
但是，舆论已经造出去了，该找的都找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心还是安定了一些。
但是，很奇怪的是，袁世凯升为侍郎的事，很快传编了北京城。
一个官员从按察使缺升为侍郎待补，多大个事？很显然是改革派想把袁世凯逼到己方的战车上。
康有为则拍案叫绝，以为袁世凯必“喜而图报”。
利令智昏的他，紧接着做了一件最蠢的事，令毕永年等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时，带人废了西太后。而且不是个别布置，是当着很多人的面。
或许他是想为这些人加油打气，为了提振士气。
九月十七日早晨，袁世凯入颐和园谢恩。
光绪皇帝又予以召见，大力夸赞他练兵练得好，告诉他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其事。
目的是使其摆脱荣禄的控制，今后不再听命于荣禄。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离开皇帝后立刻去拜访反维新派的主帅亦劻。
袁世凯未必不是给自己留后路，但更有可能这个时候还处于摇摆不定中。也可以说是努力在寻找着可进可退，可左可右的平衡点。
同日，守旧派御史杨崇仪等人至颐和园封事，请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
光绪皇帝感到大势已去，明发上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毋得延误观望。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维新派人士读完这道上谕，知道大事不妙，知道有重大变故即将发生。
毕永年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问康有为：“今必败矣！未知袁（袁世凯）之消息如何。”
康有为彷徨无计，越发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
他以为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与自己交情极好，对毕永年说：令谭嗣同、梁启超、徐世昌“往袁（袁世凯）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
徐世昌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回到法华寺，与袁世凯密议。
他们两个密议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只是袁世凯马上去拜会维新派的死对头——亦劻和李鸿章。
通过进一步摸底，袁世凯已经判断出软弱无力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必败无疑，势力强大的西太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再说荣禄掌握着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数万人，淮军、练军几十营，京內尚有旗兵。十万余众对自己的区区七千人，力量悬殊过甚，绝无胜算。
刚回到法华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给他送来急信。信中称董福祥和聂士成各有一万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显是在监视他们。
也许，在此前他还有些犹豫不决，但此时此刻，何去何从他在內心应该已经做出了决断。
同一天，林旭把光绪皇帝 十四日写的密诏交给了康有为。
康有为当即与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人开会，商量营救光绪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想不出什么良策。
一个个唯有捧诏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动徐世昌。
他们都知道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和对袁世凯有怎样的影响力。
而徐世昌也同样地大哭。
毫无疑问，他至少是维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没得选择。因为他知道人必须识时务，更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的哭未必是装给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为光绪皇帝，和身边这些仁人志士而难过。因为对于最后的结果，他比这些人谁都有数。
在无路可走的条件下，大家最终的议定是：委托谭嗣同前去袁世凯住处，说服他“勤王”。率领他的新办陆军，扶助光绪皇帝“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谭嗣同本来是不同意用袁世凯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
与康有为为此争论了多次。而康有为必用此人，他也无可奈何。
何况，要挽救时局，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是想尽办法激发起袁世凯的义愤，促其站在帝党一边，以救燃眉之急。
梁启超也同意用袁世凯。
林旭持不同意见，认为袁世凯过于奸诈多端，不可依赖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将来也难以控制。
因此作一首小诗代简送谭嗣同。
诗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本初是袁绍的字，这里指袁世凯）”
他是告诫谭嗣同，不要轻率用袁世凯，而应当用董福祥。
但是，此时此刻，事情十万火急，不容再拖延迟疑，谭嗣同只有冒险一试了。
当晚，徐世昌回到法华寺，将康有为等人商议的结果和谭嗣同欲前来的事情，告诉了袁世凯。
两个人进一步密商了对策。
第34章 自保
十八日深夜，谭嗣同只身来到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
梁启超在其《谭嗣同传》中，是这样写谭嗣同和袁世凯的对话的。
参加的人只有徐世昌。
谭问袁：“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答：“旷代之圣主也。”
谭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答：“固有所闻。”
谭即直出光绪皇帝密诏，对袁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上乃我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徐世昌在一旁插话说：“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指袁世凯）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来笼络耳。……荣戝心计险极巧极之除，慰师岂不知之？”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许多记史的书接着是这样写的：谭嗣同听了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以为袁世凯被自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忠心贯日的话打动了，又与袁世凯密商一阵。
袁世凯最后说：“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彈药，则可也。”
表示要赶快回天津加紧部署，谭嗣同遂起身告辞。
十九日，徐世昌回天津。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
二十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白了一个臣子的忠心。奏称变法不能太急，只可让张之洞等明达时务，老成持重的人物赞襄主持，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慎密。
笔趣阁
出来之后他就向人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之也。”
已明显表露出自己要与维新派画若鸿沟之意。
当天下午，他匆匆忙忙赶回天津，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
二十一日早晨，西太后在宫内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了瀛台。
同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在日本人掩护下前往日本。
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皇帝，没有成功。
日本人劝谭嗣同逃跑，他不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杨深秀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临刑时大呼：“有心杀戝，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从此成了富于牺牲精神，舍身取义的楷模而光照千秋。
袁世凯则成了出卖维新变法之人而留下千古骂名。
很快有一首三言歌谣在社会上流传：“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因为袁世凯二十日的告密，而导致二十一日晨西太后发动政变，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说法。
但是，有人经过研究后后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袁世凯二十日下午从北京回天津，到荣禄处告密不假，这一点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
但西太后二十一日晨发动政变却和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因为，从时间上，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夜里已经没有从天津去北京的火车。
而电报京师那边都掌握在维新派手，无法用电报和北京联系，也就是说荣禄没有时间和条件，把袁世凯告密的事在发动政变前报告西太后。
那个时候，维新派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记律，京城守旧派的密探遍布。
在一片悲观丧气的情绪下，拿袁世凯这个救名的稻草，给自己的人加油打气，可能已经成了挂在嘴上的事。
这样的事，西太后从别处得知是非常可能的。
笔者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理由倒不是因为时间。
比如没有火车遇有紧急情况荣禄不能发专列吗？守旧派势力那么大，电报联系未必就没有办法，快马加鞭跑死几匹马也是可以办到的。
而一个最简单的根据是：如果袁世凯想告密立功，为什么在北京不直接到慈禧太后那里告，而要绕个大圈子，回到天津报告荣禄呢？
如果有人说，袁世凯见不到西太后，不要忘了袁世凯和李莲英可是朋友。
而李莲英对维新变法是恨得要死，曾经和亦劻在一起哭着跪求西太后重新训政。
袁世凯为什么要到荣禄那里告密，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自保。
他本身就曾经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关键时候被光绪皇帝传到北京。一次次的接见，升官的事又满城风雨。形势已经相当危机，一旦维新派倒台，他袁世凯逃脱得干系吗？
维新变法他是赞成，但在必败的局面下，为了这搞不成的变法丟了身家性命，袁世凯当然不干。
他可不是谭嗣同那样的大英雄，一事当前，首要的事还是要为自己打算。
而据有的史料记载：荣禄得知袁世凯告密的事情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报告，而是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边是皇帝，一边是老佛爷。人家说到底是一家人，是母子两个。
人家母子的事别人怎么掺和？弄得不好，事过之后，人家母子没事了，在里边掺和的人反而弄一身毛病。
伴君如伴虎，曹营的事难办。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第二天传来了西太后政变的消息。
于是，荣禄马上赴京，向老佛爷报告袁世凯提供的情报。
袁世凯对得起他，他也要对得起袁世凯。
因为有史料记载，西太后对袁世凯是有戒心的，荣禄也曾调集部队对袁世凯部进行了监视。
其实，戊戌变法是不会成功的。
首先，我们看到了，主持变法的人都是书生，不是做事的人。书生意气，以为只要他们想变，就什么都能变。
我们前边说过了，这样的改革是相当艰难的事。而这些书生们，对此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甚至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
戊戌变法用袁世凯的话说是急不得的，必须要循序渐进。而这群书生们却大刀阔斧，无所顾及。
举一个例子。在一百多一点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共颁布的新政的诏令和谕旨，就有一百八十多个。
开始底下还当回事，后来应接不暇，不会干，也干不过来，干脆看都不看的扔到了一边。
上边的这些人挖空心思，反复商讨，反复论证，反复修改，好不容易搞出来的东西。到了下面竟成了一张废纸，岂不可悲？
做成一件事那么容易吗？但在维新派的这些书生看来简直如同儿戏。
第35章 多事之秋
变法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利益的再分配。
要减少变法的阻力，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切记在变法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少伤害个人的切身利益。
因为正像一位伟人说那样，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燃文
而维新派的这些个读书人可不管这些。
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减轻财政负担，他们竟然一口气撤掉了一百多个衙门。一万多个官员，因此而丟掉了饭碗。
没安置好和尚就拆庙，能不搞得和尚到处闹吗？
这些人有很多是支持变法的，也对变法寄以厚望，他们中的多数至少是处于观望之中。可现在倒好，都被推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
其实，无论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归根结底都是想把国家搞好的，没有几个人是故意要把国家搞坏的；包括西太后也不例外。
一开始她一定就反对变法吗？未必。如果变法能把国家搞好她能不乐见吗？
我们说这样的话并非是没有根据。比如，就在她政变以后，还是把维新运动中办的京都大学堂保留下来。
而在八国联军进北京，她外出逃难回来，所实行的新政比维新变法的力度要大得多。
但是，维新派想要她的命，她能坐视不理吗？
还有就是，不管什么改.革，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而维新变法运动不过是少数社会精英的活动。
可悲的是，当慈禧发动的政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有记载，民间很多地方传出的却是一片欢呼之声。可见维新派的主张，并没有多少的民意支持，至少不被广大民众所理解。
更可悲的是，大英雄谭嗣同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遭到的是路边很多很多围观百姓用烂采叶等的攻击。
很明显，这些人是想表明自己是大清的顺民，要和谭嗣同这样的“反叛”之人划清界限。
这样的事现在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我们不能不说，这些是真的，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
鲁.迅的小说《药》，有类似的情节。当革命者夏喻在囚禁他的监狱中，对狱卒说：“这大请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现在看来是道理多么普通的一句话，但当时却被狱卒当作异端邪说，因此而对革命者夏喻一顿痛打。当刑场上砍革命者夏喻头的刽子手，在茶馆里和众人讲述着这件事的时候，大家的一致认识是：革命者夏喻这是在说疯话。
今天人们的认识，表明的是历史已经是大步向前了。
在戊戌变法正红红火火的进行之中时，有外国人问康有为：你们要办那么多事，钱从那里来？
康有为竟说可以把新疆和西藏这些国土卖掉换成钱。
满清后期最后穷得没办法，也不过是公然卖官。而我们这位戊戌运动的领.袖，竟然想卖国土？
如果，我们是说如果，维新派若是胜了，这位戊戌变法的领.袖肯定会官列首辅，
如果他真的卖起国土来，谁知道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人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康有为等人在兵力上，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京畿附近荣禄手握十多万大军，而袁世凯手里不过是区区七千人，而且远在小站。
就算袁世凯能全心全意地忠于维新派，不也是杯水车薪吗？
当然，戊戌变法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对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的，封闭、落后的国家和民众是一次伟大的启蒙，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也给予走向末路的封建专制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为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乃至为中国走向民主和共和是立下不朽功勋的。
无论如何，袁世凯对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是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这应该是事实。
至于他欺骗那些热血志士们，答应人家了又去告密，这样的行径肯定是很不光彩的。
袁世凯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他的《自书戊戌纪略》中这样写到：“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君无母之国哉！……乃谭嗣同等煽惑搆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
“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梢露主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合，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
“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予世受国朝重恩，幼受庭训，自通籍十七年，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知与不知，而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隉杌，几涉奇险。然区区此行，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鸇之逐，亦仁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
“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
每个人都不容易，为了自保没什么可以过多责备的。但为自保而出卖志士同仁，这就已经很无耻了，用我们常说的话，为利己可以害人吗？
是不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西太后的政变我们可以不论，但有史料记载，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更多的志士仁人流血牺牲这肯定是事实。
而做了这样可耻的事，再把自己打扮成忠君爱国爱民之人，就令人作呕了。
同样一个袁世凯，被他在这里痛斥和谩骂的“戊戌六君子”，在事隔十余年后，又受到他的大力表彰。
只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一九一四年一月，四川民政长陈廷杰将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弟、杨锐生平事迹造具清册，上呈大总统袁世凯，并要求袁世凯下令他省将谭嗣同等人的生平事迹造具清册，一并从优议恤，特予表彰。
袁世凯于一月二十八日批令：“立国大经，首陪元气，式庐封墓，自昔为然。所呈四川前清故绅杨锐、刘光第事实清册，详加披阅，慨慕良深。自应特阐幽光，用彰先烈，交内务府从优奖恤以眧激劝。
“并由该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广东各省民政长，迅即造具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各事实清册，并予矜恤，用示崇德报功之意。”
也是同一个袁世凯，在他的《自书戊戌纪略后》中，表白自己世受大清的国恩，如何忠君。
而为了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又是怎样的，把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一对儿孤儿寡母玩弄于股掌之中。
或许有人会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笔者倒是更认为像袁世凯这样的政客，大家真不要拿他们的有些话当真。当然，这是后话。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荣禄为使北洋各军联为一气，便于指挥和管控，奏请成立武卫军。以聂士成所部武毅军为武卫前军，董福祥所部甘军为武卫后军，宋庆所部毅军为武卫左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
从此，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
一八九九年一月，西太后召见袁世凯，赏其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
三月，交部优叙。六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袁世凯又升官了。
鲜血染红顶，这应该是出卖维新运动的志士们，所获得的赏赐。
第36章 署理山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是个多事之秋，是以屈辱和悲惨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发生了一连串的事，都是大事。
一个是闹义和团，也多被称做庚子事变，闹得最厉害的是山东、山西、直隶一带。
燃文
另一个是教案事件。
还有一个是八国联军打入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
这三件事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因果。
义和团也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这个组织是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参加人以农民为主体，可以说涵盖了各行各业。
义和团的前身大多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秘密组织。
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义和团中的有心之人，利用外国传教士与教众，经常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与纠纷，引发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把反清复明的口号改成了扶清灭洋。
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所受教育和能接触到的材料的限制，在很多人的心底深处，义和团个个都是令人敬佩的大英雄。
用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以血肉之躯，英勇无畏地面对洋枪队的快枪和大炮。
后来，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先前不被人知的事情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恶行被揭露，对义和团的种种不同说法多起来了。
看某些义和团的团规，好像还可以。
比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之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脏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
有记载：“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谴，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摘自《庚子记事》）
我们知道，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是相互独立，各行其是的形形色色的独立团体。肯定是有好有坏，良莠不齐的。
上边记载的应该是其中表现好的了。
但是，就是这好的，也是要画很大的问号的。
“只杀洋人和奉教之人”，所有的洋人都该杀吗？所有的奉教人员都该杀吗？
要知道，那些信众绝大多数是良善之人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有这样的悬赏，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杀一女洋人赏四十两，杀一洋小孩赏三十两。
不管你敢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
是西太后领导下的清政.府向英、美、法、意、日、俄、西（西班牙）、比（比利时）、荷、奥十一国宣战的时候，同时以国家名义发出的悬赏。
这是何等的野蛮，何等的卑劣，何等的惨无人道。
要知道，在这些被悬赏杀害的洋人中，有多少人是来中国宣传先进思想的，诸如破除迷信反对妇女缠足；有多少人是医生，来中国治病救人的；又有多少人是真的来中国传播宗教信仰的。
而义和团是见洋人就杀，无论女人和孩子。
不但如此，只要沾上一点洋都是要杀的。
那时国人称洋人为毛子。外国人为大毛子，中国人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是二毛子，通洋学、会说外国话的中国人，乃至用洋货的为三毛子，依次类推竟至十毛子。
有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辙置极刑。”
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义和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
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事？但这是真的。
有一本书这样写着：“六月二十七日（一九零零年），山西太原，城东南天主教堂，附属有诊所、孤儿院、女子教会学校。从早晨开始，教堂门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群。
傍晚时分，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开始向教堂里投掷砖头石块，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烧掉它！杀了他们！的口号此起彼伏。
在呐喊声和飞掷的砖头中，教堂门前的教会医院燃起大火。
“天渐渐黒了，义和团开始进攻。教堂里，有主教有修女有牧师有杂役，有医生有教师有学生。男人们武装抵抗，女人撤退到地下室。抵抗至午夜，已经无路而退，他们冲过火海，冲到街上，与义和团狭路相逢了。
“混乱中，有两个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原来是缠足的，正在放脚，十分痛苦，无法走路，在逃跑时落在了后面。
“她们的老师库姆斯小姐，本来已经逃到安全地带，又返回院子中找到两个女学生，把她们一个个往外背。不幸她们被义和团发现了，可怜的库姆斯小姐被五大三粗的义和团员们，抓着手拎着脚，扔进了熊熊大火。
“库姆斯小姐挣扎着爬了出来，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义和团员们又一次把她扔进火海，又猛砸了一通砖头。库姆斯小姐再也没有爬出来。”
文章继续写到：七月初，太原的官员以保护为名，把四十多个外国人集中到一个大院子。
毓贤（山西巡抚）的审判令天下法官膛目结舌。
毓贤是这样审讯的：“从哪里来？”
回答：“英国”
毓贤判决：“杀！”
又带进来一个。
问：“从哪里来的？”
答：“法国。”
宣判：“杀！”
这一日，毓贤的嘴里，说了四十四个“杀”字。
这一天，是一九零零年七月九日。
这一天，八国联军疯狂地向天津进攻，企图解救那些被毓贤们围攻和剿杀的外国人。
这一天，庚子国难中真正的英雄聂士成将军，提肠指挥，炮弹穿胸，战死沙场，为国尽忠了。
聂士成知道毓贤在干嘛吗？聂士成要是知道了，他还能“为国尽忠”吗？
我们的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事实和真相。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自己的人民，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社会的自信和胸怀的博大。
这样的社会，肯定会受到她的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戴。
那些靠欺骗，靠愚弄人民而维持的统治，或许可以得计于一时，但终究是不会久长的。
一位伟人说过：“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
关于教案。
十九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
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
地方上，基督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
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不能公正处理。
凡是教会和信众和非信教民众发生纠纷的案子，被大家称做教案。
第37章 涉外事件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类似于上边所说的让非信教民众吃亏的教案影响很坏。
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出很多谣言，比如说外国人的医院专挖中国小孩的眼睛制造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取小男孩身上的什么东西之类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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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因国人缺少科学知识，一般中国百姓很容易相信这类传言，形成了一股很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
一些为非做歹的人趁机抢夺教会和教民的财产，形成更多的教案；义和团也借机打出了灭洋的旗号。
一开始，由于山东的教案频繁，义和团活动猖獗。为了维护山东的社会治安，朝廷命袁世凯带他所部的武卫右军到德州和沂州等地操练，试图对匪患形成震慑。
有一起很出名的教案。
一八九九年十月七日，平原县杠子李庄的，一杨姓为首拳民、抢劫了本庄李姓教民家的财物。
李姓教民到县控告。县令蒋楷派总役陈德和带领县勇前往抓捕。
李姓拳民等群起抗拒，经过庄民协助，拿获邱姓拳民等六人。
蒋楷提讯。邱姓全民等供认听从李姓全民，抢夺李姓教民家粮食衣物属实，遂命将六人拘押。
李姓拳民逃走，立时向在这一带活动的义和拳的大首领求援。
大首领率众来到杠子李庄，又对教民抢劫了一次。绑架教民，声言必须将邱被子等六人放回。还诬陷陈德和讹诈李姓拳民钱文，必须如数交出，否则将教民杀尽。
蒋楷亲带领勇队前往，两名差伇被砍伤。蒋楷见对方势大，报请上方求援。
这时，袁世凯刚好带武卫右军在这一带操练。
十月十六日，济南知府卢昌诒和袁世凯带部前往，抵达平原。
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是个极端顽固的排外派，他对义和拳是袒护的，要求下边对义和拳主要是抚。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对义和拳动武。
卢昌诒将毓贤的告示，派人送义和拳大首领，劝其解散。
义和拳大首领倚仗人多势众，抗拒滋闹如故。
十八日，义和拳大首领率部移驻森罗店。
卢昌诒担心酿成更大的祸害，再次派人劝谕他们醒悟解散。同时和袁世凯带部前往，以示震慑。
义和拳大首领见官军到来，想先下手为强对官军展开攻击，官军有伤亡。
袁世凯下令部队进行攻击，并派马队包抄。两路夹击，击毙拳民二十多人。
义和拳大首领见不敌，带人逃串。
极端仇外的山东巡抚毓贤，接到卢昌诒的禀报，不问青红皂白。按着惯性思维，马上断定知县李楷袒护教民；且纵恶役陈德和讹诈百姓。以致激起众怒，盗匪乘机抢劫。
奏请将蒋楷革职，陈德和提省严办。
对袁世凯也大为不满，认为是他破坏了自己的招抚义和拳的的总体大计。向上参奏了袁世凯一本，请求朝廷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调离山东。
这样一来，反而把袁世凯坚决镇压义和拳的名声传了出去。
义和拳大首领等逃回茌平，与手下的几个其他首领经过一番协商。觉得事情已经闹大，干脆带人出去四处抢劫教民。
先后抢劫了禹城县苗家林庄教民王书绅等四家，并杀害了一名看门的平民。
抢劫了长清县李家庄教民李公堂家，并绑架了李公堂之父与弟勒赎。
抢劫了郑家营教民郑继先等人，绑架了其父。
抢劫了茌平县张官屯徐清华等家，将教堂教师王观杰杀害。
抢劫了王香老庄教民徐养兰家，绑架马家沙窝庄教民刘安义父子勒赎。……
事情越闹越大。但毓贤看抢得大多是是教民，仍然法外施仁，不咎既往，令其解散。
事情传到朝廷，朝廷严令毓贤严加惩处义和拳大首领等匪首。
毓贤不得不命道员吉灿升和副将马金叙率领所部官兵剿匪。
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义和拳大首领抓捕，而后又把另几个首领捕获。
毓贤对义和拳的这些首领等进行了审问。
发现这几个人的所作所为，和他脑子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教案无任何关系，这些人的确是以教案为借口杀人越货、抢掠财物作恶多端的劫匪。想到自己一直在袒护这伙强盗，怕落人口实，也迫于各个方面的压力，匆匆忙忙把义和拳大首领等首恶处死。
各国列强对毓贤不能保护教堂，引发教民的极大不满，强烈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抚。
清政府也认为毓贤“固执己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滋生事端”。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命毓贤进京陛见，
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目赌山东乱像，不愿意接毓贤的乱摊子。
进京请训时提出，因山东治安不好，奏请自己仍旧节制武卫右军。得到批准，便带领本部人马去山东上任。
到任后，袁世凯面临的是两大难题：
一个是高密的民众阻止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另一个是遍布山东全境的义和团的活动。
袁世凯早就在骨子里认定，义和团之类的是匪患。这也很正常，他的家族本就是靠镇压农民造.反中兴的。
因此，他在上任途中，路经德州接见吴桥县令，高度评价其请明旨惩办拳匪的举动，并电促直隶总督裕禄上奏。
到任的第二天，他就先下手为强，颁布了《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在告示中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统帅重兵彈压镇抚，原不难立加扑灭，究不忍不教而诛”。
除公告前任毓贤已将义和拳大首领等正法外，特出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悉：
“务宜互相劝诫，守分安常，……毋误堕于迷途。其已入拳教者，痛改前非，立时解散；其未入拳教者，勿复附从。有能激发天良献首者，定以自新之陆并奖其除霸之功；如其执迷不悟，怙恶罔悛，是乃甘蹈刑章，定当严缉惩治。
“或敢包庇匪首，隐匿不报，一经发现，定将窝主按律科罪，并将里保一并究惩。倘再目无法纪，持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本署抚部淳淳苦心，勿谓言之不预也。”
对于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各国列强是比较满意的。
比如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关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山东巡抚。
“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
“他已经宣布，必须把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时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可能期望，在他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
禁止义和拳的告示发出后，袁世凯找来手下的提督程文柄商量剿匪事宜。
程文柄一再摇头，说义和拳很多人有神功附体，刀枪不入，实难对付。
好意的劝说袁世凯，布告发出去做做样子就算了，别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
义和拳真有神功附体吗？袁世凯是个很迷信的人，但他更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回忆起那次和济南知府卢昌诒在剿杀义和拳时，打死拳匪二十多人，没见有谁刀枪不入呀！但程文柄一口咬定他是亲眼所见，说的活灵活现，袁世凯也不能全然不信。
如果这些义和拳的拳民真的是有神功附体而刀枪不入，还真的不好对付，袁世凯很纠结。
第38章 高密事件
思忖再三，袁世凯让程文柄请来一位“神功附体，能避枪弹”的义和拳法师。
老法师仙风道骨，白髯飘逸，手摇拂尘，有不食人间烟火像。
袁世凯肃然起敬，让其上坐，虔诚地问：“大师一旦上法，果然不避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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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当然，否则还叫什么神功者也。”大师回答。
袁世凯问“可据我观之，很多义和拳员中彈就倒，为何如？”
“神功附体，谈何容易，功夫不到，自然不灵。”大师回答。
“大师能现场一试吗？”袁世凯好奇心大起。
“有何不可。”大师脸不变色。
“大师请作法。”袁世凯神态依然恭敬。
待大师做完法后，袁世凯把人带到了教军场。
教军场，大师离开数丈。
袁世凯手下提督程文柄持枪瞄准法师，连开数枪，大师不闪不避，丝毫无损，众将大惊。
袁世凯怕其中有诈，命令程文柄手下众将皆试。
三十条火枪，枪弹纷纷。大师仍然不闪不避，照样分毫无损。
在场诸人禁不住交口赞叹，袁世凯也不能不信了。
大家准备往回走了，袁世凯看到大师的衣服也毫发无损，心里不由得又疑惑起来。
人神功可以附体，衣服也能附上神功吗？
袁世凯喊住大家，从程文柄手里接过手枪，检查了里边的子弹，对大师举枪。
程文柄刚想阻拦，袁世凯枪已响，大师应声倒地。
袁世凯哈哈哈哈大笑：“大师和我们开玩笑呢！”
等了一会儿，还没有动静，有士兵上前检查，血已流一地，人已一命归天。
袁世凯盯着手下的提督程文柄，程文柄很尴尬地躲避着袁世凯咄咄逼人地目光。
往回走的路上，程文柄想和袁世凯解释点什么。
袁世凯紧闭双唇，摆了摆手。
又往前走了几步，轻声的说了句：“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程文柄见新来的巡抚原谅了自己这次，忙不迭地点头。
袁世凯正在挖空心思的琢磨怎么进剿义和拳匪患？义和拳却找上门来。
十二月三十日，平阴与肥城的交接处发生了一起教案。
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人杀死，袁世凯感到问题严重，立刻严命泰安知府潘民表督率肥城和平阴两县缉捕嫌犯，并电告朝廷。
为避免再发生此类不幸，袁世凯下令各州府，各县对其境內的教堂和教士严加保护。
同时提醒各教堂的神职人员，集中居住，减少外出。
朝廷因此事是涉外事件，要求袁世凯尽快破案并严惩凶手。
同时要求袁世凯派部弹压阻止德国人修筑铁路的高密民众，防止德国找借口生事。
英国公使窦纳乐得知卜克斯死讯，立刻向总理衙门递交了照会。
要求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传教士的安全。同时指定上海副领事甘伯乐带两个教士到济南，监督对杀人凶手的审判。
过了几天，杀害卜克斯的人犯解到。袁世凯令按察使胡景桂和济南知府卢昌诒审理，他自己也亲自审讯了几次。
甘伯乐到来后，态度强硬、目空一切，提出四条处理意见：第一、将凶手从严治罪，巡抚会同观审，领事监刑。第二、将泰安知府和平阴肥城两知县革职，永不叙用。第三、照教会绘制的图纸，在行凶的地方为卜克斯建立教堂，由教士选择地方，官府拨款，并由民众集资立碑。第四、恭录上年十二月初四日著迅，将疏防的各官行参处的谕旨及办案情形，由巡抚出告示晓谕，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
袁世凯没有像某些清廷官员那样唯唯诺诺，表现得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立即将巡抚会同观审，和将泰安府和二知县革职、永不叙用两条驳回。虽然同意在行凶的地方建立教堂，集资建碑，但地方不能过大，投资不能超过一万两。完全答应的只有第四条。
在对犯人协商量刑时，甘伯乐要求此为恶性杀人事件，主犯和从犯应一律斩首。
袁世凯怕激起民变，只同意将两个首犯斩首。而后又驳回了甘伯乐其它无理要求。
甘伯乐因理亏词穷，只能泱泱而去。
这个时候的清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暧昧，分歧也很大。
当得知袁世凯坚决与义和拳为敌后，有人提议清政府不能让袁世凯轻易出兵清剿，有人甚至提出把袁世凯换下来。
清廷也不同意采取简单的高压政策，发出廷寄告诫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不可徒持兵力，转致民心惶恐。
三天后又下达一道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旨：“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寛纵酿祸之理。唯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是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挺而走险，激成大祸。
“着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严厉古灿升、马金叙等随机因应，各了各案，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
袁世凯看完这些后，认为朝廷只是担心对义和拳的镇压，会激起更大的动乱。这些提醒和训戒，没有改变他对义和拳坚决镇压的态度。
只是，他知道，对义和拳的进剿，不能简单行事。而现在，他真没多大的精力管义和拳的事了，因为眼下有更紧急的事，需要他来处理。
就是高密民众阻止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的事。
一八九七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因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而被杀。这本是当时教会与当地民众矛盾不断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一次偶然事件，德国却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胶州湾。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的军舰在请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轻而易举从栈桥登陆，随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赁条约》。这样，一八九一年才开始建置的年幼的青岛（当时叫胶澳）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过跳跃式的发展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资本主义强国。经济的强大促使德国向外扩张。霸占青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德国就对中国东部沿海的澎湖、大鹏湾、厦门、舟山、胶州湾等港口进行过调查。其中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一八六九年三月踏上了齐鲁大地，开始了三个月的调查。
他对山东的矿产、物产、交通、港口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尤其对媒炭资源描述甚详，通过考查得出以下结论：山东地区极为富庶，有可供使用的丰富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且有位置优越的可供作军港和商港的胶州湾。
于是就有了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
修铁路，要占用耕地，甚至会通过坟地，经常和当地民众发生纠纷。
这种矛盾到高密时形成了总暴发。
高密地形南高北低。北部本就常闹澇灾。
如果在东西方向再修一条铁路，无疑是筑了一条拦水坝，北部的水就更无法排了。
当地的村民要求多修几座大桥能够泄洪，但德国铁路公司因为增加投资而不接受。
双方矛盾因为发生几次流血事件而越演越烈。
对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和山东高密民众的冲突，为简化起见我们不妨称其为高密事件。
高密事件是很复杂的，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德国人修胶济铁路有对中国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背景，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这条铁路的修筑，有贫弱国家受欺辱的成分，也有受益的方面。毫无疑问，铁路建成了，会带来交通的便捷。
有人计算过，如果两个人从济南往青岛人背肩扛运粮，到青岛后有百分之八十会被二个人吃掉，更不要计算投入的人工等费用了。
而通了火车，肯定是大不一样了。
第39章 全力追剿
德国人修铁路既然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就有投资预算或投资额度地限制。做为投资方，在修成铁路的前提下，当然是期望投入越少越好。
诸如对占用土地的赔偿，对投资方来说，肯定是越少越好。但对于土地的主人，对于接受赔偿方，当然是赔偿的越多越好。涉及到各自的切身利益，这本来就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
加之清政府官场和官员的腐败，土地赔偿款经过层层盘剥，到真正受补偿者手里，已经所剩无几，更加剧了这个矛盾。
当然，在这些矛盾中，也有文化差异和破除迷信的问题。
比如修铁路遇到坟地，不可能见坟地就避开，要是那样，铁路就没法修了。
按德国人的想法，我占用你坟地给你土地占用费和坟墓迁移费就可以了。
但当地民众可不是这样认为，坟地是有风水的，关系到后代子孙，怎么能迁移呢？这可不是给补偿就能解决的问题。
就高密事件而言，当地民众提出的排涝问题，当然是属于合理的诉求。但如果铁路修高架从那里通过，恐怕也是铁路投资方无法承受的。
而高密民众反对修铁路，应该也掺杂着仇外和排外的情绪在其中。
高密事件，是前任巡抚留给袁世凯的烫手山芋。
到袁世凯来处理时，已经不是简单的修路纠纷。经过几次流血冲突，已经演变成了德国人和当地民众，清廷的当地政府和当地民众仇怨了。
清政府急着解决高密事件，是怕德国人借口高密事件出兵中国。胶州湾的借故被侵占历历在目，清廷已经吓破了胆。
按朝廷的想法，袁世凯手里有军队，派军队把当地民众打压下去就完事了。
袁世凯经过了解，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轻率的采取镇压的手段，很容易激起民变。
有了纠纷，就需要调解，但调解的前提是纠纷双方有共同遵循的东西。而要解决高密事件，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一个类似于德国方和中国方在修铁路协议的东西。
有了协议，就有了共同遵循的准则，办事就有了透明度。
比如土地赔偿，一亩地赔偿多少钱大家都知道了，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间盘剥了。
德国人不是不知道这个理，但是，他们更喜欢暗箱操做。通过贿赂当地官员，买通官员去压迫当地民众，这样可以常常能花小钱来解决大问题。
只是在高密，他们的这个伎俩没能行得通，因为当地政.府已经失去了当地民众的信任。
袁世凯认为，要解决高密事件，首先必须要有所遵循。没有章程，“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到民路纠纷没有法律依据，交涉往往无从处理。
袁世凯一面派当地有名望的绅员劝解安抚百姓，一面致电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请其派员到济南另订详细的路矿章程。
德国铁路公司迫于高密、潍县人民的反抗，不得不派人员到济南与袁世凯谈判，订立详细的路矿章程。
经过双方多日协商和艰苦谈判，于一九零零年三月二十一日，最终订立了《中德胶济铁路章程》二十八款，同时也议定了关于矿务的详细章程《山东德华矿务章程》二十款。
二合同的主要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规定了由德商、华商共同集股办理路矿；堪查、购地、租地、建房以及对损害人民财产赔偿等都做了明文规定。
章程议定后，袁世凯命人刊印多本，下发给各级官员。有了章程，德国办事人员也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各级官员也能够有所遵循。
在章程的约束下，袁世凯又派官员调解德方铁路公司和民众的冲突。双方也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铁路方把一段铁路北移了一公里，增加了一些泄洪的小桥和涵洞。双方的矛盾逐渐得到了缓和。
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调解的，特别是对民众的有些过激行动，袁世凯采取了一些手段进行弹压，抓捕了几个代头闹事的领头人。
对于不做为和在当地民众口碑特别不好的官员，袁世凯也进行了适当的撤换。
总之，经过多方的努力，德国人修造的胶济铁路，得以顺利施工。
高密事件，也基本得到了解决。
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固然是为了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资源；但也更想通过这条铁路为其谋得巨额的利润。
他们曾经计算过这条铁路的创利能力，按照他们的设想，这条铁路简直可以成为他们的聚宝盆。
但是，他们失算了。
铁路投资的特点是投资大，见效慢。获利是靠远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收益，近期投资的效果都不理想。由于运输增加是需要时间，加之运营成本维修成本和试运营的支出，最初几年能做到保住运营本身不亏损就不错了，谈不上投资收入和回本。
胶济铁路是一九零五年全线通车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英日联盟为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国宣战进攻青岛。
这一年的十一月，驻青岛的德军向日本投降，青岛和胶济铁路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德国人试运营与运营胶济铁路，总共不到十年时间，怕是连投资都没能收回，是为日本做了嫁衣裳。
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经营了胶济铁路几十年，可谓赚得盆满钵余。
当然，这是后话。
一九零零年一月九日，清政府来电询问袁世凯：在平原镇压义和拳被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奏请革职的，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是否离开山东？如未离开，着即驱逐回原籍，以息人言。
继而收到在京城的徐世昌来信，告诉他京城盛传袁世凯在痛剿义和拳，参奏他的奏折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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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完了济南、东昌、泰安三府和临清州禀报的一百四十六起案件，其中扰害教民的一百二十七起，共三百二十八家。扰害平民十九起，共二十八家。
对义和拳的抢劫财物，扰乱社会，为害百姓的真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
他觉得他对义和拳剿灭的做法没有错，对于自己刚上任没多少时间，就有这么多人参奏自己很恼火。对于自己二哥因为镇压义和拳而遭到免职，更是感到不公。
他知道盯着他二哥的肯定是毓贤，也清楚针对自己是毓贤这一类人在背后搞鬼。
一月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安分良民学习技艺，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互保闾里，不能目为会匪。
今后处理教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在无形中把义和拳默认为合法组织，义和拳的头目们见有机可趁，借机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为了防止毓贤这些人在朝廷里兴风作浪，袁世凯认为自己应当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月十三日，他上奏朝廷：“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持，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该匪（义和拳）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祇在于聚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脏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
“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知，况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乎！就使真能糾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何以制其后！且胶澳、威海逼处强邻，倘骚扰过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统筹全局，应分别治本、治标。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教不得依势凌民，凌民者许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闹教，闹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不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籍案勒索……”
“所谓治标者何？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楚匪类，化民愚氓。一面命官员和绅士前往开导，设法解散，一面悬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不操切以激变，亦不养痈以贻患。”
第40章 系矫旨
与此同时，他在全省刊发告示。內言：国家与外国订立条约，允许洋人设立教堂传教，承认有保护教堂之责。平民遇有冤屈之事，只可向长官呈诉申理，切勿私自报复，倘若聚众哄闹，私相寻仇，不仅使国家受到连累损失，自己也违背王法，有理变成无理。
遇有民教涉讼，传教士应当遵守中国法度，不得干预地方官审理案件。教民信教，仍是中国之人，必须遵守本国法令，倘若持教为非作歹，定要依法治罪，决不寛贷。
同时通饬各级官员，遇有诉讼案件，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持平办理。如有洋人和传教士干预，应当根据条约章程分别驳斥，不得偏听袒护。如果传教士不安本分，禀请上司核办。差役勒索，尽法惩治。
紧接着，刊发中外条约章程，令官员讲习，教育民众，保护教堂。一切摊派，平民有的，教民也不例外。
十九日，袁世凯又将劝民教告示稿和通饬各级官员稿，连同济南、东昌、泰安和临清发生的一百四十六起教案案情咨呈总理衙门，让他们了解山东义和团的实际情况。
慈禧太后粉碎戊戌变法重新训政后，就想废掉光绪，另立新君。她对被她扶上大位的“儿子”竟然想要害她伤心到了极点。
因外遭各国谴责，内受二江总督等封疆大吏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但她一直没死心，到了一九九年的十月，她认为其训政的地位已经很巩固，决定于元旦废掉光绪，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改元普庆。
军机首辅荣禄怕担恶名，献计把溥儁暂时先放到大阿哥的位置，做为缓冲，也可以试探一下各方面的反应。
慈禧太后觉得这个办法也不错，就在一九零零年一月二十四日，她召集亲王、贝勒及各大臣，命光绪宣读了立溥儁为大阿哥的上谕。
明确溥儁将来是继承同治大统，预立皇储。
史书称此为“乙亥建储”。
本来慈禧再出训政就反对声不断。
这样的建储等于是废掉了光绪，违背清朝的祖制，立刻遭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反对。
袁世凯觉得这是他在慈禧太后表现的机会，马上上折慈禧太后“恭贺圣喜”，上折光绪“恭贺天喜”。果然很讨慈禧喜欢，但光绪则对其恨得更甚。
显然，袁世凯上呈总理衙门的资料有了收效。
二月十九日，朝廷根据总理衙门的上奏，发布谕旨，严行禁止义和团，秉公处理教案。
对照上一个上谕，这使袁世凯感觉到了，朝廷内部对义和团有二种态度，而最高决策者在左右摇摆。
袁世凯认为必须要抓住这有利时机，立即命人拟定《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和上谕一起张贴出去，广而告之。
章程完全是按袁世凯的意思起草，内容主要是：州县官吏必须认真访查缉办，倘所管所辖境内有设厂教习者，“照纵匪例从严查办”。
庄长、首事、地保必须随时禀报，徇隐不报，即加监禁，与匪通气，即加正法。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父兄监禁三年。
所有拳厂，一律毁平，某家设厂，其家产一律充公。告发某家设厂，将该家家产一半赏给告发之人。拿获设厂匪首送案者，赏该犯全部家产。
设厂的邻人如果顾虑拳匪报复，不敢出头告发，应即通知庄长、首事、地保，密报到官，以凭拿办。知而不报者，提案严办，窝留者与匪同罪。
从前拳匪，除著名匪首及曾犯焚抢重罪者仍应查拿外，其余被胁者但能悔过自新，一概从寛免究。倘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
袁世凯一方面命令各级官员和绅士分赴四乡，挨户传谕，每天报告义和团的踪迹。
一边派出武卫右军全力追剿，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剿灭义和团的高潮。
义和团对袁世凯恨之入骨，称人人皆欲得而杀之，食其肉，寝其皮。
他们到处散发揭贴，骂袁世凯为“袁奸雄”，“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在山东到处流传。
有人还偷偷地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大乌龟。头顶红顶花翎，奴气十足的趴在洋人的屁股后面，以示痛恨。
而此时，山东和直隶正好遭逢大旱。饥民们为了生存，纷纷加入义和团，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三月十四日，朝廷正式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为了把已经成了燎原之势的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袁世凯奏请朝廷同意，把山东原有的二十四营的勇队栽并。
留下二十个营，共一万五千人，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重加训练，换发新式毛瑟枪。
其后又把另外的十个营改编为左翼防军，右翼防军和沿海防军，部署在全省要地。
不到二个月，就将义和团的主要首领数十人擒获斩首。
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了，纷纷逃到山西和直隶。
特别是毓贤到山西当巡抚后，山西成了义和团的天堂。
山东闹义和拳，毓贤是始作俑者，至于他在山西的相关作为，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了。
乙亥建储后，清政府的朝政逐步落到了顽固守旧的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启秀、大学士徐桐和大阿哥的父亲——载漪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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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各国承认立嗣，载漪命人到各国公使馆，请各国公使对此表示祝贺。
但各国公使没有人理睬，自讨无趣。
载漪知道，如果没有外国人从中作梗，早就废掉光绪，自己的儿子也早就已经当上皇帝了，自己不就是太上皇了吗？
载漪本就很恨外国人，这下子更是恨之入骨，恨不得将这些外国人斩尽杀绝。
他听说义和团能神功护体刀枪不入，见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大喜过望。
于是打起了利用义和团赶走洋人，达到自己废光绪立新君的目的，于是便竭力在慈禧面前吹捧义和团。
慈禧这时候正对自己在洋人面前处处受制而脑火，想起洋人庇护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党更是怒火中烧。也想利用义和团为自己卖命，她想把义和团收编为官办团练，但朝廷內争论很大。
这些意见各有各的道理，慈禧拿不定主意了。
和袁世凯接触虽不很多，但能觉出袁世凯有头脑，遇事有独到见解。于事，便争求袁世凯的意见。
从询问中袁世凯已经感觉到慈禧的心意，但他这一次没顺着慈禧说，而是直接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自己杀了那么多义和团，这些人要是得了势能饶了自己吗？
“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专仇洋教。”
最后不容质疑地言道：“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
被这些****掌握了朝纲的清政府，如何能听得进袁世凯的意见。
在载漪等人的纵容下，六月上旬，直隶的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声言要攻打各国大使馆。
六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亦劻，他本来是反对载漪这些人瞎胡闹的。但他会看风向，见慈禧太后都那么积极了，赶紧把嘴闭上。
怕将来受牵连，干脆躲在家里称病不出。
载漪正求之不得，顺势取得了管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权。
第41章 东南互保
同一天，英、法、德、意、俄、美、日、奥组织的八国联军两千余人，在英国海军将领西摩的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中途不断地遭到义和团的袭击。
袁世凯早就领教义和团的神功附体和刀枪不入，根本不相信这些乌合之众能挡住八国联军地进攻。
在义和团阻击八国联军的时候，他马上派冯国璋统率部队开往德州驻扎，守住直隶通山东的门户。他要保护山东剿灭义和团的成果，防止直隶的义和团窜入山东。
袁世凯给冯国璋的命令是：靠近直隶的州县，禁止直隶的义和团入境，如果他们强行入境，就地消灭。
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慈禧害怕了，这老太婆比谁都怕死。
十五日急命袁世凯带队或派得力将领统带，前往援助。
十七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这时候的袁世凯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不派兵勤王，在京城遭遇危险的时候，自己带领的这支经过特殊训练的新军，置身事外，如何向慈禧太后交待？
别说是前程不保，搞不好丟了性命。
如果派兵，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自己苦心经营的***就会被葬送。他在山东，剿灭义和团所以胆气这样壮，不就是倚仗着这支部队吗？
经过一番苦思苦想，袁世凯脑洞大开。借口防列强从海路趁虚而入，派少量人马前往，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
于是，他奏称：京师为天下根本，亟应提一旅之师，星夜奔驰待命阙下，但山东“为南北咽喉，海疆重地，而威海、胶澳，英、德逼处……包藏祸心，伺隙以动……今日复有直境盐山，庆云匪徒窜入武定各属，尤赖兵队随时弹压。……且东省铁路正在创办，其所经胶州、高密、昌邑等处人心浮动，尤赖兵队随时弹压。若将所部悉数开拔，恐东省内乱即起，而外患得以乘之。……不得已，凑集三千人，派孙金彪统带进京。”
听到袁世凯制造的山东的紧张情势，清政.府觉得山东海防也很重要，三千兵马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就令袁世凯停止派兵进京。
三千人已经出发，不过不是冯国璋带领的袁世凯的嫡系部队，而是他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
还好这支队伍走得不快赶紧派快马追回。
北京的慈禧连续二天召开御前会议，商讨与外国开战事宜。
事情明摆着，甲午战争，一个小小的日本，都没打过人家，又割地又赔款的。这才几年呀！有什么能力和那么多的世界强国同时开战？
只要脑袋没进水，这个时务总是可以识得。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如何选择。
光绪皇帝和吏部侍郎许景澄是坚决反对开战的。
但这时候的清廷，已经被载漪等脑袋进水的人把持。他们什么也不信，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就相信义和团的神功附体和刀枪不入。
见慈禧太后有些犹豫，载漪拿出了早就伪造好了的外国人给清廷的照会。
照会内容是：强烈要求慈禧停止议政，还权于光绪皇帝。
这照会造假的手法并非很高明，也未必很难识别。这个时候，外国人怎么会突然发出这么个照会？又不是没有联络通道，派人问一下不就真像大白？但人一钻进死胡同，就常常变得要多蠢有多蠢！
一下子戳中了慈禧的命门，这丧失理智的老太婆什么都丢在脑后，决定孤注一掷了。
一九零零年六月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前往清廷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
非常不幸的是，在途中遇到了脑袋进水的载漪的虎神营。
这是一群发疯的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这些人击毙，这就是庚子国变中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中国古代都讲究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外国使臣遭害，无疑是极其严重的事件，事态越来越失控了。
接下来便有了一连串的事件发生。
六月二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告知全国臣民，要与列强开战，传旨嘉奖义和团为“义民”。
尔后派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
紧接着命令各省总督、巡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并特别强调“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同时命令将旧存的军械修理整备。
为了表示对义和团的优抚，还专门赏银十万两。
袁世凯在六月二十六日，接到朝廷仍饬孙金彪的三千人马火速增援天津的谕旨后。
奏称：“该军已往返奔驰千数公里，又经此炎暑酷热之际，不免疲病相乘。如再回援津，计程尚有八百余里，恐非一时所能骤到；即到，亦疲惫不支，虑难得力。……
“尤可虑者，潍县地方突有匪徒焚掠美国人教堂，并杀伤教民二名。胶澳德人于昨日分派马兵、炮队，这高密一带游戈，借护守各教堂为名，，意在窥伺潍坊。……
“若再分兵援津，恐未必有济，而转贻误东防。……况內地盗匪渐炽在在均需弹压，多处均嫌空虚。臣职在守土，存亡与共，如贪赴援他省之名，而忘本省设防之实，臣实有所不敢。……”
很明显，袁世凯想故伎重施，摆出一大堆情况，让朝廷主动说话，撤回成命。
但是，把持朝政的那些脑袋进水的人，哪还有心思管山东的事，只顾他们自己和京师的安全。
严命袁世凯遵旨派兵，不得借端推诿。袁世凯没办法，不敢抗旨，无可奈何改派夏辛酉统带六营兵士北上。
对于朝廷命招集义和团御侮之事，袁世凯则上奏说：山东与直隶不同，良民“无心结团聚众”，“游手好闲者概系游勇、盐梟、马贼、土匪”，若招集成团，匪徒必定“公然啸聚”，“是未得御侮之实，而內地官民已先受其害矣，此不独使饷源必至断绝，而且造成腹背受敌，败可立待。”仍然主张“照章禁办。”提出：“延举公正绅士，认定举办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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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袁世凯曾就朝廷的借义和团抵御列强之策，通过铁路大臣盛宣怀，向二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教。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
二江总督刘坤一是个有话直言不讳，敢作敢当，勇于担当之人。
在戊戌变法时曾旗帜鲜明的反对变法，也曾上书大骂康有为、梁启超为害朝纲。把光绪都带上了，惹得龙颜大怒。
慈禧听说后，别提当时心里有多痛快，觉得刘坤一实在是好样的。。
但事过不久，他同样把慈禧气得暴跳如雷。
在慈禧重新议政后，要废掉光绪，他同样坚决表示反对，而且以恐激起民变相威胁。
慈禧所以没敢一意孤行，列强的反对是一个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刘坤一等人的强烈抵制。
当袁世凯征求二江总督刘坤一的意见时，他马上明确表示，这是“伪招”，他肯定是不执行的。
张之洞和刘坤一不同，是官场上的老油条和不倒翁。在戊戌变法时，他本来是积极支持变法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曾是他的心腹。
只是看到风向不对，赶紧置身事外。
这一次收到此上谕，他当然能一眼看出这是昏招。但何去何从，他不敢擅自行动，于是，就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甲午战败，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成为众矢之的。
他有自知之明，事后自己主动找了份离京畿远的地方任职，当了两广总督。
当张之洞和他讨主意时，他的回答十分艺术，断定此上谕“系矫旨”，也就是说，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是“断不可从命”。
听了李鸿章的话，张之洞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当袁世凯请教他时，转达了李鸿章的话，同样表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
有了这些人的表态，袁世凯也知道怎么做了。
第42章 接任直隶总督
慈禧和载漪等人还是不同的，她毕竟要考虑和列强开战的后果，一直处于犹豫不决之中。否则，做为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也不可能久攻不下。
但是，有些事已经开动了就很难停下来了，这时候的慈禧已经差不多被载漪等人绑架着，
于是便有了我们前边说到了的宣战和悬赏。
有资料记载，宣战书并未送达外国使馆，只是对内公布；可见慈禧还是有所保留的。
为了立威，也表示破釜沉舟，他们还先后杀了反战主和的五位大臣。
首当其冲的是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在他们之后的是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这五人后被称做庚子五忠。
光绪在戊戌变法之后，在大臣面前很少说话，对什么事也都很少表态。而这一次他坚决表示反对这些人的意想天开和胡作非为。
看到这些人连伤害外国使节这样的人神共愤的事都敢干，曾在朝堂之上拉着吏部侍郎许景澄的手大哭。
载漪曾公然在朝堂之上，指着光绪的鼻子骂光绪卖国贼，嚣张无比。
在京畿一片大乱时，他想趁机除掉光绪，为他儿子登基扫清障碍。曾带着义和团的几十个人去杀光绪，被慈禧制止。
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认为保住东南各省这清朝的财赋之区，国家饷源所出之地，大局或可有所转机。若这些地方再遭蹂躏，将全局瓦解，不可收拾。
他们无力阻止载漪等人的任性妄为，只好秘密和英国约定“东南保护”。商定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流域各地由督抚保护。
七月一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致电袁世凯，劝其仿效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
袁世凯当即回复：“鄙见与各督所见相同。”
参加东南互保，除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之外，还有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广东巡抚德寿、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
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的实现条件是政令畅通，是地方服从中.央。
“东南互保”表示，中.央谕令地方可以无视，地方可以另搞一套，这无疑是标志这个王朝的统治已经走进穷途末日。
“东南互保”也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的一次预演。
袁世凯也是参加人之一，他也是认真履行了互保协议。
为了保护洋人不被义和团伤害，他训令各州府县告知在境传教士等，携带眷属到济南寄居。
后又将境内的洋教士及管理路矿的洋人，一律护送到通商口岸。
当美国驻烟台领事将二百多名传教士由小清河运往海口时，袁世凯给予了尽力的帮助，派兵保护每个离去的人们。
从直隶等省逃到山东的传教士和各国的难民，他同样提供保护和帮助。
在他的努力下，山东全省无一洋人遇害。
东南互保，也保护了山东的民众，免遭战火的劫难。
袁世凯让与直隶接壤的地方，赶造高大界牌，写明山东某县某村。在交界处和村庄，交通路口广为竖立。
许多村镇还在墙壁上写上大字：此山东界内。
八国联军也遵守了互保协议。追剿义和团，见到山东的界牌和此山东境内的字样，即掉头而回，不相进犯。
七月十四日，天津沦陷。十九日，清政府命袁世凯严饬夏辛酉部速进，不得以天津失陷，意存观望。
袁世凯回电说，该部早已北上，不敢稍涉延缓。
夏辛酉，字绍襄、庚堂，山东郓城人。
中日甲午战争中，驻防登州，任水师长官，曾击沉日舰二只。
在袁世凯帐下任武卫右军先锋左翼长。
天津失陷后，他带兵参加了京城保卫战。
京城失陷后，他带残兵返回了山东，这是后话。
天津失陷十多天后，京城告急，清政府急命袁世凯接济军火，加派部队，保卫首都。
按着和列强商定的互保协议，出兵勤王是违背协议的。夏辛酉部可以解释，是在订立协议前派出去的。现在再派兵，等于是自行撕毁协议。
袁世凯只送去一些军火，没有加派军队。
他没有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资历，更不如刘坤一那样的羽翼丰满。
不敢和朝廷顶牛，只能出言搪塞：“自津郡不守，游匪溃勇勾结土匪，多持洋枪，时来窜扰，几于防不胜防……半有以来，已觉疲于奔命，左右支拙……京师天下根本，现值军情紧急，奉诏征兵……中心焚灼，莫知所措……可否仰恳天恩俯准，俟将郑家口及平阴县两股土匪办理稍有就绪，再抽拨队队伍，饬令迅即北上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几乎是用乞求口气请求寛限。态度极其诚恳，就是不办真事。
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兵力确实吃紧。都派到与直隶接壤地带，防止那边被打散的义和团流窜到山东境内。
八月十五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
清政府谕令袁世凯驰援，他仍然找种种借口推脱。
为了执行“东南互保”，也确实难为袁世凯了。因为他所受的压力不仅来自上面，还有下边。
京畿被敌攻入，皇帝和太后逃命，他手下的热血男儿受不了了。
比如，在鲁直边界带兵围剿义和团的张勋，就几次请缨“前往京、津助剿洋夷”。
见京城失守，心急如焚：“吁请大帅率队勤王”，并说，袁世凯如无法分身，他可以会同各营前往。实在不行，他愿“独树一旗，作马革裹尸之想”，已报“君父大仇”。
对于张勋的满腔热血，袁世凯不能挫伤，于是批道：“览禀，忠勇可嘉，但曾奉旨责成守土未敢轻动，姑俟商定，再行饬知。现在武属匪窠尚多仍望努力肃清为要。切切！”
庚子国难，以战败方主动乞和，订立了那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辛丑条约而告终。辛丑条约的签订也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表示中国已经彻底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辛丑条约除了那么多的惩戒和限制条款之外，仅给列强的赔偿竟高达四亿五千万两，当时合每人白银一两多。对于一个早已民生凋敝的社会，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思路客
清廷所以接受这样苛刻的条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为了保住慈禧的命。在谈判期间，列强动辄要打到西安揪出祸首。而军机首辅荣禄交代给负责谈判的奕劻和李鸿章的话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太后。
在联军提出不惩治罪魁不言和的威胁下，慈禧太后为保住自己这条老命，曾先后四次下诏严惩所谓的战争罪犯。像切西瓜一样砍了一百二十多个朝臣和各级官员的头。
这其中却实有罪该万死之徒，比如山西巡抚毓贤。他开始的处罚是免职回乡，后来在列强那里通不过，返乡时走在半路被赐死。
而多数人是因为遵从了朝廷的旨意，而当了无辜的替罪羊。
最该死的，应是一直在做太上皇梦的载漪。因为判的是候斩而不是斩立决，反而保住了一条命，最终被流放到大漠。
他的那个当了大阿哥的儿子溥儁，也因为受他的牵连而被废。这场乙亥建储的闹剧，也可笑收场。
听话的，遵旨行事的成了罪人，而自行其事，各自为政，另搞一套的人却获得了嘉奖。
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因东南互保和剿灭义和团有功，加太子少保衔。
跟着这样的朝廷，和谁讲理去？再有政令，是听还是不听？
用刘坤一的话说，慈禧这个老寡妇，为了她的一己之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又一次担了卖国的骂名。
被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到任不久就病死。
这个时候的清政府，已经没有了任命直隶总督的完全权力，在内外的一致呼声中，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
第43章 第一支警察部队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二年，公平的说，他还是十分努力做事，也是很认真履职的。
特别是在处理胶济铁路修筑中的高密事件，和在庚子国难中保境安民，保护外国人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前他带过兵，干过外交，政.府工作他还是首次尝试。这也为他今后的从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因为镇压义和团被一些人恨之入骨，但还是被山东的士绅和很多民众所称颂。
山东巡抚的二年，他自己也是很得意的。
在后来的日子，他不止一次的和别人说，要想把事情做好，必须了解下情，可不能被假像所屏蔽。
他是巡抚，不能什么事都亲历亲为，怎么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
他的做法是调查一件事，他总是派出不相干的两伙人。调查回结果如不一样，他就再派出一伙人，把调查的结果进行比对。
他说，他不是不相信别人，但调查事情也要受能力和条件的限制。比如有的人喜欢先入为主，谁先告状信谁，谁先告状谁赢。
这二年他的仕途也收获满满，从巡抚一下子跃升为总督；而且是京畿重地的直隶总督，被称做天下第一总督。
一不留神，还有意外收获，得太子少保衔。
这虽然是个虚衔，但袁世凯可很看重。在很多年里，他都喜欢别人叫他“袁少保”。
说心里话，参加“东南互保”他心里是不落底的，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他和刘坤一、张之洞、以及他的恩公李鸿章不一样，那些人把天捅个窟窿，谁能把他们怎么样？人家几个人和慈禧什么关系？
自己不一样，所谓杀鸡给猴看，说不定上方正需要自己这样的脑瓜皮薄的人。
他为什么敢冒天下大不违参加“东南互保”？除了受李鸿章的影响，随大帮之外，更主要的的是他同义和团的矛盾已势同水火。有他袁世凯没义和团，有义和团没他袁世凯。
那是一场豪赌，把一切都赌上了的豪赌。
虽然，在那其间，他做了大量的补救，给落难的慈禧太后几次送上大笔银钱，事情遮掩得好像也可以。
但他自己比谁都清楚，漏洞百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定他个抗旨不遵的罪。
赌赢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一点他能够想到。但赢得这样的灿烂和辉煌，他还是很出乎意料的。
到了直隶总督任上后，权力更大了，他干得也就更得心应手，春风得意了。
很多年后，他的孙子袁家诚在为周醉天所著《千秋功罪袁世凯》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祖父啊，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晚辈的我已成老夫，欣逢盛世，遂常漫步于海河两岸，见大经路、新车站、种植园、造币厂、官银号、劝业会场、女子师范，居然都有你的足迹；警察、法院、选举，也有你的身影：环顾直隶京师，水泥工业，京张铁路，滦州媒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祖父的身影却越来越朦胧，……”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的业绩，周醉天在《千秋功罪袁世凯》一书中做了列举。
第一、
中国警察制度的奠基人。
关于这一点，周醉天写到：“中国警察的缔造者是谁？估计现在调查问卷，一百个人中可能有九十九个不知道，说了您别不信，中国警察的缔造者是袁世凯，中国警察制度的奠基人也是袁世凯。”
袁世凯怎么想起创立警察，真不是他想抢这个头功，抢这个发明创造权。怎么回事，他是被逼的，是没办法的办法。
一九零零年七月十四日，外国人占领了直隶的首府天津。位于河北大街关上的直隶总督衙门，也变成了一堆瓦砾。
在这里干了二十五年总督的李鸿章，在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在废墟上再次接过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官印，难过地坐在瓦砾上嚎啕大哭。
因为马关条约，他被骂了五年多，现在骂声还不绝于耳。又签下了砸锅卖铁也很难还上的辛丑条约，国人会怎么样骂他，李鸿章能想不到吗？
可是，事不是他惹的，屎不是他拉的，他得去给人家擦屁.股。
总要有这么个人，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落到了他的头上，只能认倒霉。
如果把慈禧送上断头台，肯定不用花这么多钱。而且归政光绪，中国的历史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袁世凯肯定是要掉脑袋的，被袁世凯玩得团团转，还给他升官晋级，最后反而被他出卖。光绪是永远都不会宽恕袁世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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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慈禧能甘心把命交出来吗？不又是一场内乱吗？
国家还承受得起吗？老百姓和后人怎么看。
别看现在大家都对她恨得咬牙切齿，但要是她大义凛然的为国家上了断头台，那老太婆说不定就成了英雄了。
人嘴两张皮，人们的吐沫星子也能把他李鸿章淹死。
骂人能把人骂死吗？李鸿章的死和全国的一片骂声有关系吗？我们不知道。反正，再次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没几天，李鸿章就结束了他那被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人生。
在订立“东南互保”协议时，还有一条。如果慈禧和光绪都一命呜呼，大家本来是要推举他为新型国家的大总统的。
据说这件事，中.山先生也是很赞成的。
如果是这样，恐怕就轮不上袁世凯当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了。
这对袁世凯到未必不是好事，因为，他有可能就没有机会和条件去拉历史的倒车而遗臭万年了。
汪精卫的孙子，看到他的爷爷奶奶在两个人墓前，跪着的塑像，说了句非常公道的话：干了坏事就要受到惩处。
没错，还是笔者在前边说得那句：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想不付出代价，就别做人神共愤的事。
李鸿章对袁世凯是真够意思，临死之前还为他做了最后一件事，举荐他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当然，德高望众的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极力推荐他。
对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袁世凯创建警察吧！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外二十里之内不能驻军队。
自从人的能动行为逐步取代动物的本能活动，人类社会就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之中。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人们还不能自觉的去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
也就是说，既然是必须要做的事，人们又不能或不愿意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怎么可以呢？社会不是就陷入了自我矛盾吗？
社会总是要顽强的为自己开拓道路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凌驾在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个力量调合矛盾，排解纠纷，甚至使用暴力去强制人们去做他们还不能自觉去做的事。这就是国家机器，我们有时也叫它暴力机关。
有了国家机器，就要有武装起来的人去执行这种强制。
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这个世界是需要秩序的，也就需要维持秩序的人。至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必须的。
这伙人的名字叫差役还是叫军队，并不重要。总要有人拿着武器去维持秩序的，不让驻军，谁去维持秩序？怎么办？
这难不倒袁世凯，他当过外交使节，常和外国人打交道。
他听说过，外国有警察，他们和军队的职权不一样。
有些国家为了防止军队利用枪杆子搞军事政变，规定，军队除了国防，不经特殊授权是不能参与国家内政的。
正常情况下，维持社会秩序，只能靠警察。
第44章 肃贪治吏
不让驻军就不驻军，建立一支警察部队不就完了吗？
人现成的，武卫右军，自己的袁.家.军正有一批老兵需要安置，那可是他的嫡系部队。
警察怎么当，不会就学就培训。
于是他从武卫右军中抽出三千老兵，请日本教官来当老师。这样，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就有了第一支警察部队。
中国第一个警察局也在天津成立，设南北两个分局，各一千五百名警察。
南分局管天津城区的治安，分局机关在金汤桥西。
北分局负责西站、北塘、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治安，分局机关在河北贾家口。
三千名警察很快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执勤巡逻。
接下来，袁世凯又在巡警总局建立直属马巡队，河巡队，拘留所、差遣队、军乐队、电线巡警队和侦缉队等。
警察的机构越来越完善了，袁世凯也是中国建立消防机构的首创者。
一九零二年十月，袁世凯又从直隶抽调了二千名老兵，成立了铁路巡警总局，负责京山铁路的治安任务。
局机关设在北京车站，受天津南警察分局管辖。
这样，中国第一支铁路警察，也被袁世凯顺理成章的首创出来了。
普通警察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消防、户籍、卫生、车辆行走，戏院和妓院秩序、保护过境大员、缉查犯罪，收集情报等。
警察的出现对维护社会秩序，大至凶杀案的侦破，小到里弄的卫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过去，这里边的很多事，是没人管的，出了事也不知道找谁。要想解决问题，只能找官衙。那么大的地方，就一个官衙，管得过来吗？
现在不一样了，什么事都有人管了，在袁世凯总督的天津，已经有现代国家制度的雏形了。
和建立铁路警察的同一年，袁世凯还在天津成立了第一个警察学校，培养警察官兵。
女人的事，男人管起来有时未必方便。天津的警察还招了一批女巡警，女人也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了。
一九零五年，袁世凯领衔上奏请行立宪，并在奏折中建议派员出国考察，朝廷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
当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正准备登车时，革命党人吴樾投掷诈彈，诈伤了十多人，迫使五大臣推迟行程。
袁世凯派天津二百多警察前往北京侦破案件。
他借机建议在北京建立国家巡警部，被朝廷采纳。
第一任长官也是袁世凯推荐的。原天津巡警总局赵禀钧任国家巡警部的侍郎，警察制度从天津被推广到了全国。
第二、
创建中国法院。
为了更加明确的规范人的行为，一九零二年，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要求修改和建全法律，并建议学习西方。还建议由沈家本和伍廷芳主持法律的修订。
到一九零九年，已制订出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大清刑律》。
一九零六年，在袁世凯的努力推动下，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并设置检察厅，在法部的监督之下，负责提起公诉。
袁世凯在天津首先试行新的施法制度，主持制订了天津的审判规则。按着这个规则，首次确立了司法和行政的分离，向着司法裁判权的独立，迈出了重要一步。
首次赋予审判官根据法律的的独立裁判权，规定上司对裁判官的裁判没有干涉权。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废除了个人独裁制，实行合议制度。
在审判官和书记官之外，还设立了检事官。设立预审官，对重大、复杂的刑事案子实行预审制。
按照这个审判规则，设立了承发吏，担当送达执行之事务；设立检验吏，担当验尸验证等事务；设立司法警察吏，担当搜查、抓捕，以及对判罚和刑罚的执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审判规则，提出了公开审判的原则，确立了四级三审制。
最下级是乡谳局，第二级是地方审判厅，第三级是高等审判厅，最后一级是大理院，相当于后来的最高法院。
三审是：乡谳局和地方审判厅为一审，高等审判厅为二审，大理院为终审判决。
和完善司法和审判制度的同时，袁世凯还在天津建立习艺所，有罪犯习艺所和游民习艺所。前者是让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学到一技之长，后者使无业游民学到谋生技艺。
为了满足对司法专业人员的需求，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政法学堂，看守学堂，司法警察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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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创立了新型的征兵制度。
同八国联军作战，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全军覆灭。
荣禄的武卫中军被打散解体。
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将慈禧一行护送到西安后解散。
宋庆的武卫左军也只剩不到一办，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虽然在山东，袁世凯增加了武卫右军先锋营，人数从七千人增加到了近二万人，但直隶本身的防务加上京畿的防务，靠袁世凯手头这些人是不够的。
加之老兵又抽出去做警察等，袁世凯到直隶总督任后，急需征集新兵。
袁世凯是个做事讲求章法的人。
为了保证新兵的质量，袁世凯在小站募兵章程的基础上，又主持制订了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和募兵八条。
这样一来，一个新型的征兵制度也在袁世凯领导下建立了起来。
募兵章程对新兵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寸以上，能举起一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
吸食大烟，素不安分，犯有事案，五官不全，体质软弱，有眼疾者一律排除在外。
不但要看本人条件，还要看家庭背景。
所征之兵由各级官府推荐，要保证是当地固定人口，要查明住址和三代以内家庭人口和财产情况。
流民、游民、溃勇等身份不明者不得推荐。
官兵按级别饷银有明文规定，头目每月饷银五两，正兵四两二钱。
头目每月扣下一两五钱，正兵每月扣下一两，这些扣下的银两，每六个月派人送到家中。
袁世凯最早的那个把兵士的饷银直接交给其家部分的想法，在这里终于得到了实现。
要求地方官保护兵士的家属，遇有诉讼有特别的照顾，军属免除部分的差役。
这个章程保障了兵源的优良，提高了军人和家属的社会地位，减轻了军属的经济负担。有力地冲击了人们多年形成的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老观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干了一件更出彩的事。把军队分成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
常备兵就是现役军人，时限是三年，享受全饷。
三年期满，退伍回家成为续备兵，饷银每月一两，每年集训一次，训期为一个月。
续备兵期限同样是三年，期满后转为后备兵。
后备兵每月饷银半两，每二年集训一次。期限是四年，期满后转为平民。
遇有战事，可随时征用续备兵和后备兵入伍。
大量入伍的新兵需要练，需要训。
在袁世凯的极力推动下，清政府成立练兵处。
袁世凯是练兵的老手，大家都认为他是不二人选。
但袁世凯特别精明，他知道满族权贵对汉人握有重兵猜疑心重，他把亦劻推到前台总.理练兵。
亦劻不懂军务也不愿意管练兵的事，主要管事的人都是袁世凯的人。
练兵处设有总提调，下设军令司、军政司、军学司。
总提调是徐世昌，军令司正使是段祺瑞，军政司正使是刘永庆，军学司正使是王士珍。副使也都是冯国璋、陆建章等人担任。
也就是说，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老班底，练兵处的军权实际是牢牢掌握在袁世凯手里。
第45章 积重难返
一九零四年二月至一九零五年五月，俄国和日本两国为了争夺东北的地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领土上厮杀了一年多，清廷谁也惹不起便保持中立。
为防止日俄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清政府严令奉天和直隶的边要地区由北洋统筹防守；沿海口岸则由相应督抚各自战备。
袁世凯趁机大幅度的扩军备战，于是他的武卫右军扩充为北洋军。或许，这支北洋军对袁世凯以后的人生有多至关重要，这个时候的袁世凯也未必能够清楚的知道。
第四、肃贪治吏。
晚清官员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国家贫弱交加，官员的薪俸极低。靠那一点可怜的官俸，维持家庭生活得精打细算。但是，别看薪俸没几个钱，但官员几乎是人人有钱。
对此，袁世凯有深刻的体会。
逃难在外的慈禧回到到皇宫以后，见宫内设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大多数陈设被抢走或毁坏，慈禧在召见袁世凯时，要求他赶紧筹款维修。
这诺大的一笔歀子，从哪里来呢？
因为还庚子赔款，清政.府加大了各种赋税，搞得民怨沸腾。袁世凯到任直隶后，曾因为负担太重，已经爆发过景延宾在直隶广宗县领导的抗捐斗争。
虽然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民众心中的怒火没有平息，如果往下摊派，势必激起民变。
老百姓不好得罪，老佛爷就好得罪吗？无论如何，这笔钱必须得搞到。
袁世凯召集手下的藩、臬、司、道等官员来商议，想和他们大家私人筹借，事后肯定如数偿还。
他知道，这些官员手里都有钱。
但是这些人一张口，一个比一个会哭穷。有人还给袁世凯算了笔帐。自己一个月薪俸是多少，自己一家人一个月要吃多少粮，多少菜。粮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一斤，算来算去根本不够用，只能节衣缩食。
袁世凯一见如此，也只能作罢。
接下来，袁世凯不动声色的派人找天津的各大票号联络，谎称要把一笔公款存到票号，问他们能给多少利？
他们说最多是八厘。这个人说不对，他可是听说了，别人把钱存到这里，利钱可不是这个数。
票号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就矢口否认，但这个人说什么都不相信。
为了说服这个人，就把账簿拿出来，把某官署某官员个人的存歀数字和利钱是多少一一报给了他。
这个人把这些人和存款数记下来，报给了袁世凯。
过了几天，袁世凯把那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
话锋一转说：“这些票号的掌柜的太可恶了，竟敢打着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处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那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干吃了个哑巴亏。
对于官场的腐败，袁世凯深知，任其发展下去，任何的统治是很难维持的。
而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直隶总督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他需要政绩。
在当山东巡抚时，他也曾抓过几个贪官。
比如手下有个叫王治馨的，派他到东北出差，他趁机大贪了一笔。
被袁世凯发现后，本来是要砍这人头的，后来有袁世凯没法不给面子的人出来说情，才饶他不死。
正是这个王治馨，后来一直追随袁世凯的北洋嫡系赵秉钧。
一九一三年赵秉钧任中华民国总理时，王治馨当上了北京市长。
官大了，贪心更大，被大总统袁世凯主持成立的“肃政厅”抓个正着，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处死。
当然，这是后话。
但是，一方面袁世凯在山东时间有限，权力有限，又那么多大事，难事缠身。对于治理腐败，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他决心要大刀阔斧，大干一场。
在整饬吏治上，袁世凯采取的第一措施是破除陋规。
所谓陋规，也叫“规礼”或“常规”，就是官吏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按时、按节、按事，向所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的金钱和礼物。
因为各级官府，上边拨付的办公费用严重不足，只能和下属收取。对此，上边也心里有数，不是睁一眼闭一眼，而是睁着双眼什么也看不见。
因为，这其中有必须的费用，所以，向下边伸手也就理直气壮，有持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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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为利用陋规来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
袁世凯认为，吏治最大的问题“莫如收受陋规一事”。
他的作法是，确实必须的办公费用和必须的支出，该多少就多少，由公费实报实销，把利用陋规索贿和必须和正常的支出划分开来。
要肃贪，首先需要明确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是“贪”， 破除陋规对于肃贪当然意义重大。
袁世凯在直隶的财政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后，他还拿出一部分资金给官员一定的补助。缓解官员薪俸过低的问题，拿出钱来养廉。
袁世凯整饬吏治的第二个措施是设立官吏考验处，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
用官员，除了道、府的大员他亲自过问外，其他的官员任用主要是由官吏考验处拿出考核意见，核准后才能进人审批程序。
袁世凯整饬吏治的第三个措施是设立调查处。调查处的工作分为平时和临时。
平时主要是比较官员的政绩，了解和跟踪社会舆论和民众反应，发现问题展开调查。
临时就是承办朝廷发下来的参奏问题，总督交办案件，官员互相揭发的问题，绅民告诉事件等。对像仅限道、府以下人员。
致力于使贪腐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惩处，让搞贪腐的人付出相应的代价。
整饬吏治的第四个措施是“开官智”，就是陪养官员，提高官员的素质。
为了使官员能接触到新知识，袁世凯首先设立了课吏馆，不久改成了直隶法政学堂。
专招候补人员学习，附设幕僚学堂专教幕僚学习。法政学堂每年招收一百二十人，分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学制二年。
正科讲义，绝大多数由日本教员讲授。
科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约、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日语、演习裁判。
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
其次，袁世凯还命未赴任的实缺州县官员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属和学校、实业，回来后再赴新任。
第46章 办实业
袁世凯的这些整饬吏治的措施，最后的收效如何呢？
腐.败其实是历史的产物。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财产私有以后也就有了腐.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腐.败的内容和定义或许有不同，但只要存在财产私有，任何社会就不可能没有腐.败。
腐.败与所在社会的秩序是不相容的。没有哪一个社会会公然提倡。相反，治理腐.败，是所有社会管理者的共同责任。
而判定一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如何，不能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腐.败，甚至不能仅看腐.败问题发生的数率的大与小，最主要是看管理者能不能对腐.败有效管控。
如果一个社会腐.败成风，管理者失去了对腐.败的控制，那这个政权是不会久长的。
公道的说，采取这么多措施，下如此大功夫去抓去管，成果肯定是有的，而且不会小。
特别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直隶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气象一新；管与不管自然是大不一样。
但是，在晚清那样的大环境下，想彻底改变腐.败的状况，其实是不可能的；所谓积重难返。
官员的腐.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官员手里的权力，可以为别人谋取特殊的利益，人们才会去送礼送钱，去获得想得到的特殊照顾。
在官员腐.败上，人们的目光习惯放在官员身上。
人们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官员掌握着稀缺资源，不是什么人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资源——权力。
但如果想搞清问题，如果想解决问题，就应该搞清楚，官员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有送礼才有收礼，没人送礼哪个官员能收到礼。
前面我们肯定了，破除“陋规”很重要，也很必要。但从根上说，官员的腐.败根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袁世凯认为的“陋规”，而在于权力本身。如果权力不能为别人谋取特殊的利益，谁还会去巴结权力？
问题是不能让权力任性妄为，更不能为所欲为。
问题在于办事公开和透明，不能有暗箱操做。
问题在于干什么都要有规矩和章法，让个人随意性无所作为。
问题在于把权力装在笼子里。在权力范围之内，在笼子之内，可以纵横驰骋，出了笼子，再想用权力搞事，就寸步难行。
问题在于把权力置于各方面的有效地监督之下，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没有监督的权力差不多必然导致腐.败。……
但是，在袁世凯那个年代，在封建特权制度下，以上的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
封建统治本质上人治而不是法制，归根结底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算袁世凯的肃。贪能取得很大的成效，他离开了也未必能继续，这也是人治体制必然的局限性。
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即用知县叫周子荫，他这样的评价袁世凯的整饬吏治：
在外省未做官时，“常闻北洋用人行政之善”。
及分发直隶后，“默察官界之芜杂，吏治之苟且，人员之壅塞，风气之颓衰，迴非意计之所及。设官为民，至此可为寒心。……
“近年举行新政，直隶负全国模范之名，不意外州县腐败敷衍或较他省为甚者。……（官吏）流品之庞杂日甚，亦运动之术日工。查直隶自道、府以至未秩，数逾虎贲（意为三千），盖候补而外，后补者数百，投效咨调者数百，并无官职而冒充职衔及未经分发者又为数百，故有谓北洋为当时官界逋逃薮者。……
“他省兼差一、二为罕，直隶兼差四五以为常。他省有兼差而不兼薪，直隶有兼薪而不到差。往往一局之中办事而不负责任者不是官长，而是司事，书记。复有专门安置私人之冗差，结果造成＇五羊十牧＇还有无以名之者曰候差，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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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北洋之特色，为各省所罕见。”
什么意思，至少在人浮于事方面，直隶比别处要差得多。
这也难怪，袁世凯总督直隶，资格又不老。我们常说宰相家人七品官，朝中的那些官袁世凯哪个能惹得起，谁找他安排个人他不都得接一条腿去办。
他有事求人家也少不了，人家有求于他，他可能求之不得。
位置就那么多，没地方安排，只好“五羊十牧”了。
有的人安排了职务，但什么也干不来，就只能是办事者非官长。
有人安排了，又不能到位，只能是只发薪不见人。
袁世凯那么知下情的人，这种情况他能不知道吗？知道了他又能怎么样？反正都是吃皇粮，不用袁世凯从自己口袋里拿一个子儿。
或许，有那句在外省未做官时，常闻北洋用人之善就够了，因为，袁世凯要的就是政.绩。
有人问道，袁世凯这么努力的反腐.败，他自己怎么样？他贪不贪呢？
袁世凯最后九个老婆，哪儿一个生活能差得了？
每个月每个人都有份子钱，更不说他的几十个子女。
还有他在任内置办那些的房产和土地，还要不断的给亦劻，荣禄等人送钱。
清政.府薪俸那么低，他直隶总督的薪俸能有多少？
如果，没有别的来钱道，老婆孩子恐怕要靠喝西北风活着了。
贪恐怕肯定是要贪的，只是贪多贪少，贪得无耻程度如何而已。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自己本身就是个贪.官，还反什么贪？
然而，袁世凯反.贪是真实的，他自己的贪也应当是真实的。
其实贪官未必就不能反.贪。
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说，贪.官更有能力更有条件反贪，因为至少贪的业务能熟一些。
别以为贪.官能容得了贪.官呀？很有可能，贪.官更容不得别人贪，都让别人贪没了，他贪什么去？
很贪很贪的人都是很自私自利的人，都是喜好吃独食的人，这样的人可能更容不得别人贪。
很多人都指出，袁世凯的这四项整饬吏治的措施，收效最大的是第四项。
通过开“官智”，确实开阔了官员的眼界，使他们长了见识，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特别是对于这些学八股文出身的人。
袁世凯的培训官员也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
比如，周学熙从日本考查归来，按照日本模式，开办了直隶工艺局。为天津日后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实业家。
天津知府凌福彭考察归来，在袁世凯的全力支持下，主持了天津的政法改.革。建立审判庭，成立罪.犯习艺所，开中国司法改.革之先河。
黄璟考察归来，推广新式农业技术，利国利民，功德无量。
第47章 兴新式教育
第五、创办实业。
袁世凯的前任李鸿章是著名的洋务派，他在办实业方面肯定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和袁世凯比，恐怕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讲到袁世凯在直隶办实业，首先应当是中国的第一条自造铁路。
关于这一点，周醉天在他的书中是这样写的：“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小学课本里《詹天佑》的课文第一段是这么写的：＇赞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段铁路，最早是在他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
“我认为，说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说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段铁路是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说京张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却有待商榷。
“负责任地说，京张铁路是中国人第一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铁路，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负责设计施工等技术工作，功不可没，但说他主持就不准确了。主持建造这条铁路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京张铁路，见证了中国铁路事业的艰难，赞天佑在修这条铁路时，可以说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
火车经过青龙桥火车站时，不管青龙桥车站需不需要停都必须停下。因为到了那里后火车要往后倒一段路，才能继续往前走。
没有人认为在那个时候那里能修成铁路，因为很难解决降低高差缓和坡度的问题，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展线。
但詹天佑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是走了个之字，也就是一进一退。
那时候，从青龙桥火车站下车走着去下一个车站，人走路比火车还先到。
当然，我们说的是那个时候的施工和技术能力，放到现在还是事吗？修越龄隧道和特大桥就是了，只要肯花钱。
当然，要修一条铁路，光有技术是不够的。因为首先，修不修这条铁路，这是权力说了算。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就是得有投资，那可是个大数。
修新线铁路的人都知道，铁路线上的一个石渣，比东北人喜欢吃的水饺都贵。
要修这段铁路，这两个问题肯定不是詹天佑可以解决的。
而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可以解决那两个问题的，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却实是袁世凯解决的。
袁世凯办的第二个实业当属开办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事业。
一九零零年，北洋机器局造币厂毁于同八国联军打仗的战火中，因此天津银根吃紧，物价波动，商业困难。
一九零二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创办银元局。
鋳银元，铜元，以铜元代替制钱，银元代替银两，实行币制改革。
其后又开办官银号，发行银两票、铜钱票。这些措施对于天津市场的资金周转，对于方便货币的携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世凯创办实业的另一举措是倡办工业。一九零三年十月，他任用周学熙在天津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管理实业的官方机关。
工艺总局章程很明确，以提倡和发展工艺，以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
工艺总局成立后，先后兴办了工艺学堂（后改名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等。成立工商研究所，举办仪器讲演会、工商演说会。
工业学堂主要是培养工业人才，设化学、机器、化学制造、绘图等学科，由英、日等外国教员授课。
劝工陈列所主要是把本省、外省和外国的产品，分类陈列展览。将本地产品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较，研究工艺、成本、销路、运费和包装等问题，随时讲解、实验，进行现场开导。
现场进行化学物品和矿产实验，推广制造工艺。搜集有关工业的书籍、标本、报告、新闻、商品目录，供工商业者考查研究。
教育品制造所陈列中外各种教育书籍、仪器、标本、模型、图表，供有需要的学校咨询和仿制。
实习工场为工业学堂学生实习之所，兼培养技术工人。
直隶工艺总局还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引导、奖励，努力推动工商业的振兴。发布相关文章，号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创办工场，或糾合同志设立公司”，“推广工业，大辟利源”。
承诺：“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莫不代为筹划，总以扶助成立为主义。”
工艺总局经常派出工业学堂的教员，工商业家到街头讲演，宣传鼓动，派遣劝工委员，分赴各地发动官绅合办工厂。
调查出产和工业情况，举办展览会。试办工业售品所，出售所属工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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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寄售业务，打开销路。考核鉴定厂矿企业，好者给以奖励。
一九零五年评定模范工厂二十七家，一九零六年五十八家，颁发金奖牌三十八枚，银奖牌四十七枚。
还派人带领工徒前往湖北制麻局学习织造技术，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到日本考察造纸，织布工艺。……
袁世凯通过直隶工艺总局的积极努力，对天津和直隶的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兴办起了一批企业。天津市区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九年间，开办的工厂有三十三家，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七年的四年多时间里，直隶一百五十多个府、州、县，开办工艺局、所、厂的达八十五处，资本总额库平银四十二万余两。
较大的企业，有机器造币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织造毡呢等）、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有限公司和有当时名气很大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
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年产水泥二十余万，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建材企业。
在实业方面，袁世凯较大手笔还有滦州媒矿的兴办。
在袁世凯的任内，直隶民族工业还是得到了一定发展的。
袁世凯认为：“非讲求地利，振兴农务，不足资生计而裕度之。”因此，他在直隶总督的任内，也是很重视农业的，特别是植树造林。
在他的主持下，一九零二年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楠原正三指导种植。
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主要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的生产。保定郊区二百多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余顷稻田，也归农务局经营。
该局还开展农产品评会，大力宣传种树的益处。在他们的努力下，那个时候，各州县对植树造林还是很重视的。
当然，最值得一书的还是大办新型教育。
随着国门的被打开，新思想，新知识不断的涌入，旧的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发显现。
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已经提到了历史议程。
一九零三年十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提出“专注学校一途”。指出“政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而科举阻碍学校的兴办，“科举一日不除，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
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二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以前的举贡，生员按照不同情况，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仕学和师范速成班学习，或另给其他出路。
引起清廷重视，谕令从丙午科（一九零六年）起，科举分三科减尽。
一九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袁世凯再次领衔，与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折，指出“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实同一日千斤”，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十多年后，人才始盛”，奏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
清廷立允，谕令从丙午科起，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科举制度被永远的废除了。
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学校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中国的教育，也就逐步的融入世界。
第48章 开滦矿权
为了大办新式教育，袁世凯早在一九零二年，就组建管理教育的行政领导机构——学校司，督办直隶全省的教育。
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编译三处。
学校司设立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教学方法等。
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在直隶财经很困难的条件下，袁世凯想法设法拨出公款。
同时发动地方和个人出资办学，他本人捐款二万元，表率群僚士绅。
在培养师资方面，袁世凯一方面多方招揽通晓西学的教师；设立师范学堂，解决师资困难；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
到一九零六年，直隶已经办起了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忧级师范学堂、女师范学堂各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小学堂四千三百四十四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
注册入学人数八万六千多人，连同武备和巡警等学堂，入学人数，在十万之上。
直隶的教育，不但在当时，走在全国前列。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也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这和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人们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公平的说，无论是做山东巡抚，还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应该是做到了。如果把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所做，和戊戌变法中维新人士提出来的主张相比较，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走得更远了。
这一方面得益于慈禧逃难中，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实行的“新政”。
现在，我们应当认识一下庚子国难中的慈禧“新政”，这一页应当被历史记得。
清末新政，香港称晚清改革，是清朝末年自上而下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下令和谈，接受八国联军提出的承办祸首之要求，几乎把朝廷内部的顽固守旧派一网打尽。
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清政.府平静地进行改革，实施了1898年戊戌变法提出的大部分改革方案，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
第一、筹饷练兵。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
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
我们前面提到了，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
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
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
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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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办学堂，派留学。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第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
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1903年9月7日设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10月8日设巡警部。12月6日设学部，裁国子监。
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新政”在政治上增设了一些适应近代化的机构，修改了《大清刑律》，废除酷刑峻法，注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
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总的来看，清末“新政”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而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
慈禧怎么会突然想起搞新政？史学有研究，她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守旧的人。比如，戊戌变法没有她的默许能搞起来吗？如果维新派维护好和慈禧的关系，事情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了。但是维新派要她的命，慈禧能干吗？
为什么要实行“新政”？戊戌政变后，给中外的感觉是守旧派扼杀了革新派。或许，慈禧想用“新政”正视听。告诉世界，她慈禧不是守旧派。
为什么要实行“新政”？庚子国难，国家被搞得一团糟，国内外一片谴责之声；或许慈禧要转移国内国外的视线。
为什么要实行“新政”？或许慈禧也想寻求新路……
第49章 君主立宪
了解了慈禧的“新政”，我们也就更能理解袁世凯在直隶实行的变革，他是参与了“新政”制定的，在直隶率先实行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袁世凯的成功，更主要的是因为袁世凯不是想搞什么变法之类的运动。和维新派那些书生不同，袁世凯是个做事的人。他为什么做这些，是因为这些是需要做的事。
而不像维新派那样，是为了改变，为了变法而去做那些事。
但是，当袁世凯和他的支持者做这些事的时候，相关的机制也随之而改变了。
比如，废除科举兴西学，比如司法制度等等。只是这些改变不是上边发谕旨，而是自下而上。即便是需要上边的首肯，也是在下边的推动之下。
这或许是袁世凯的这些变革，和维新运动又一不同之处。
袁世凯在直隶任上，还干了一件很出彩的事，就是为争回开滦矿权所做出的努力。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煤矿之一。亦称开滦矿务总局。开滦煤矿实际是华商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开平矿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经营的，合称开滦。 开滦故事错综复杂，既有开创官督商办现代企业先河之显赫，又有外商偷窥窃取优质矿山资源之屈辱。
它是北洋财团执牛耳之企业，是后来的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华新纱厂投资之源泉，汇集了晚清官僚、民国政要、津门士绅于一身，是清末民初金融实业中最重的浓墨重彩.....。
开滦煤矿前身开平矿务局创建于一八七八年，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清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福建道唐廷枢创建官督商办开平矿务局。
当时募集商股八十万两白银，投资在唐山乔屯开掘煤矿。自此首开中国最早的机器采矿业与铁路运输业。
一八九二年十月唐廷枢病故，由张翼接办。一八九四年张翼聘请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为会办，继续扩展营业。
一九零零年庚子事变，时任督办的张翼不韵现代管理，产生财政危机。且因八国联军侵华，德璀琳趁机对张翼采取软硬兼施，以将开平矿务局置于英国旗帜保护之下为名，由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由胡佛（即后来的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时任张翼技术顾问的胡佛） 代表英商墨林公司，以八万英镑的白菜价私下签订"卖约"。
旋即，墨林公司转手以 二十五 万英镑的价格将开平煤矿卖给英国财团"东方辛迪加"。
虽后来张翼辩称自己不知此事，并未在"卖约"上签字，而后为补救并制约"卖约"，又与胡佛签订了"移交约"和"副约"，"副约"内特注明"中外合作"，但开平煤矿转入英商手中已成事实。
此事由严复最先发觉并提出《说贴》。
一九零二年的一天，一大队清兵走在开平煤矿的土路上，滦州知州在例行巡视。但他把头从轿窗中伸出，不禁打惊失色，飘扬在开平煤矿主楼上的龙旗不见了，只有英国的米字旗独自挂在那里。
龙旗实际上是大清国的代国旗，是中国主权的象征。
开平煤矿是中英两国合办的，约定是挂两国国旗。现在龙旗不见了，当然不行，叶知州不敢耽搁，马上交涉并强行要求挂起龙旗。
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得知此事后很不满，说开平煤矿是英国独资，中国官员强行让挂龙旗是一种挑衅行为，因此向外务部提出抗议。
这就是当时很有名的“龙旗事件”。
“龙旗事件”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
期间他去上海公干，偶遇英国驻华大使，袁世凯质问英国大使，提出要求撤下龙旗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英使理直气壮的告诉袁世凯，开平煤矿已把全部资产卖个英国商人，并在英国注册，早已不是中英合资了。
袁世凯得知详情后，痛心疾首之余，三次参奏张翼，清政府责令张翼收回开平。
开平煤矿事件实际上是一种诈骗行为，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相关官员的失误和渎职。
张翼在伦敦起诉多次，列强的法院如何会为一个弱国主持公道？正如国弱无外交，张翼在伦敦的所有努力，都以无结果而告终。
袁世凯又于一九零六年命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用实力进行抵制，试图达到以滦收开的目的。
一九零七年三月，由周学熙发起成立"北洋滦州矿务有限公司"，一九零八年增股并改称"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滦州矿初定资本二百万两，主要股东包括袁克定、周学熙、龚仙舟、李士伟、李颂臣、陈一甫等人。这些大股东参与了前期的筹建工作。
滦州煤矿开工后生产发展迅速，一九零八年出煤一点二万余吨，到一九零九年已经达到三十五点七万余吨。而到一九一一年输往天津的煤竟达到九十八万吨之多。
这期间周学熙、李希明、李士伟等一起到英国伦敦参与了与开平公司代表那森的谈判。但是最后由于抵不住开平的跌价倾销压力，被迫让步，同意和开平联合经营，成立开滦矿务局，至此由"以滦收开"演变成为“滦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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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批准滦州、开平两个煤矿合并，成立中英合办的开滦矿务局，局本部设在天津。
一月二十七日，滦州煤矿公司代表周学熙、李士伟、李希明与开平矿务公司订立合同，联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盈利按照 "滦四开六"分配，经营管理权掌握在英人手中，十年年后中方赎回开平公司。
决策机构设在董事部，纳森为董事部主席兼总经理。董事部分别设在伦敦和天津。其中天津董事部有董事七人，英方四人。 中方三人为：周学熙、李士伟和李希明，督办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
当然，这些是后话。
袁世凯在为收回开滦煤矿的矿权的努力，虽然收效没能达预期，但他为维护国家主权付出的努力是应该被后人记得的。
即便是一个最腐.败的政.府也不会公然的搞腐.败，也是希望他的官员能清政廉洁的。同理，一个最无能的政.府，也还是喜欢他的官员努力做事的。以腐.败无能著称的晚清政府也不例外。
当袁世凯一心一意的治理直隶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是一片赞扬之声，如果他不去管别的事，袁世凯的日子应该是很好过的。
对直隶取得的骄人成就，袁世凯是很引以自豪的。
他是属于那种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出些名堂的人。这样的人有时会被视为好大喜功，有时会被视为爱出风头，有时甚至会因此而被认定是个有野心的人。
袁世凯的动机是什么？或者是兼而有之，或者是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干了很多事，而这些事是利国利民
袁世凯是不会满足的，对他来说，直隶好像太小了，已经装不下他的雄心壮志了，因为，干了几年后，他更多的是关心起国家大事了。
这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为把下边的事情做好，需要排除上边的障碍。比如，想在底下大力兴办新型的学校，发展教育，不废除科举制度行吗？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袁世凯是个雄心特别大的人，我们还是不用野心这两个字吧！那么大的雄心，直隶可能放不下。
还有一个方面是职责所在，因为袁世凯身上还兼着好多的职务。
我们不妨列举出来：督办政务处大臣、会办练兵处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督修正阳门大臣。
袁世凯身上挂职真的不少，但细看一下都是部门或基层事务，而袁世凯的鸿鹄之志好像是问鼎中原。
第50章 过街老鼠
日俄战争，诺大的俄国让那么小的日本打败。
消息传来，有人心里好像平衡了许多。俄国都让日本人打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手下败将，似乎不是那么丢人了。
但也有更多人在思考，小小的日本怎么这么厉害？明治维新呀！
最主要当属庚子国难后清廷的的新政。向外打开了一扇窗，人们暨看到了外边的世界，外边的东西也从窗子里进来。
外边的民主政治搞得那么好，中国还笼罩在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中。我们想要强盛起来，必须寻求体制的改变。
于是，很多有识之士，便开始呼吁君主立宪制。
一九零四年三月，中国驻法国公使孙宝琦、驻俄国公使胡惟德、驻英国公使张德彝、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公使梁城等连名电请朝廷立宪。
与此同时，张謇与两江总督魏光涛、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商量立宪，他们觉得力量太单薄，想把慈禧面前的大红人袁世凯拉上。
张之洞让张謇出面征求袁世凯意见。
张謇已和袁世凯绝交多年，他本不愿意再和袁世凯往来。但立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个人恩怨是不能计较的。于是，张謇主动给袁世凯写了封信。
袁世凯很慎重，不想步戊戌变法维新派那样的后尘，请李莲英去探听一下老佛爷的口风。
没多久李莲英传回了消息。和他说最好别掺和这类事。
袁世凯心领神会，就给张謇回信：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等看看再说。
当时间过了一年以后，李莲英主动告诉袁世凯，立宪的事可以张罗了，这件事不能落人之后。
于是，一九零五年七月二日，由袁世凯领衘，与张之洞、周腹、端方等联合上奏，请行宪政。
清廷对袁世凯等人的奏章显然引起了重视，于同年七月九日就作出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
也难怪，那时候的立宪已经呼声一片。
七月十六日，朝廷宣布，派镇国公載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后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赴东西洋考察。
八月，袁世凯上奏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官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做准备。
朝廷准奏直隶和奉天试办。
袁世凯为推动宪政，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直隶出资十万大洋赞助。
九月二十四日，五大臣及随员在北京启程。
北京各新式学校师生、工商实业界人士、大小官员以及外国驻华公使及使馆人员前来送行。正阳门火车站华盖云集，锣鼓喧天，人流涌动。
这不是普通的官员出访，是历史性的事件，人们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然而，正当五大臣与送行的人挥手告别的时候，一声爆炸，十几人应声倒地。载泽、绍英受伤，死伤十几人。
现场一片大乱，还有人踩踏受伤，出洋考察暂缓。
慈禧听说后，感叹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立刻派出天津巡警总办赵秉钧，限期破案。
赵秉钧很快带二百巡警前往。案情很简单，是一个叫吴樾的革命党人，搞自杀性人体炸.弹爆炸，以阻止五大臣出洋，本人已经当场炸死。
关于这件事，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了。
鉴于此情况，袁世凯建议在北京成立巡警总部，推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侍郎。
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有机会就安排自己的人。而这些人也很忠于袁世凯，因为跟着袁世凯能升官，有好事袁世凯想着大家。
清廷照单全收，完全接受了袁世凯地建议。
徐世昌倒没什么，他已经居军机大臣的高位。
赵秉钧就不一样了，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突击提干。他可是从天津市的警察总管，一下子跃升到了国家警察的副总管。
估计徐世昌也就是挂个名，赵秉钧肯定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管。跟着袁世凯是有前途的，因为赵秉钧在袁世凯当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他水漲船高，当上过国务总.理。
这样一来，袁世凯创立的警察制度，也就推向了全中国。
五大臣出洋考察最终成行，只是人员有变。
尽管为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兵分两路行进，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
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时间取得最大之功效。
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是形成一个惯例，也引发许多思考。
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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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踏上美国时，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
而当他们来到英国时，也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
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
八月十二日，袁世凯单独上奏，要求预备立宪，并陈诉了建立上议院和实行地方自治的意见。
袁世凯写到：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为以后建立上议院做准备；各州县有名望的乡绅商人都应该参议地方政务，为以后地方自治做准备；预备立宪应先在一省试办，以后逐步推广。并自告奋勇，提出让直隶省作为试点。
八月二十五日，五大臣正式向朝廷提出了五年立宪的考察报告和建议。
朝廷谕令載沣以及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和北洋大臣共同商议立宪大计。
八月二十六日，袁世凯被慈禧召见，她好像对立宪的事还没怎么搞明白，问了袁世凯一些关于立宪的事。
这是二天来，慈禧第四次召见袁世凯，足见她对立宪的重视，对袁世凯的信任和看重。
或许她很后悔，庚子国难没重视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对老佛爷提出，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
八月二十八日，众大臣学习讨论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报告。大家都很振奋，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赞成和支持。
这才几年，维新运动的理想，这时候好像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今天的收获和当年维新人士的耕耘，肯定是不无关系的。维新变法运动，至少对国人是一次启蒙和洗礼，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血没有白流。
第51章 仓惶跑回天津
在几次的御前会议上，朝臣分成了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但争论的焦点不是立不立宪，而是立即使行预备立宪还是缓行预备立宪。
亦劻、袁世凯、徐世昌等人主张，立宪有利无害，符合民意，应从速实行。
孙家鼎、铁良、翟鸿楫等人认为，中国国情不同，实行立宪必然导致执政者没有权力，想办什么事办不成，为祸国家。
孙家鼎等人认为：人民什么都不懂，给他们权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给他们权力，他们反而会成为负担。如果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政权一旦被坏人掌握，会导致民怨，他们就会怪罪于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也拿这个坏人没办法。需要时间启发民智，需要等待人民觉悟。
但主张马上开始的人则认为，国民素质的高低，在于政府的引导，如坐等提高，则永远也不能立宪。只有先行立宪，才能引导和提高国民的素质。正因为中外国情不同，才实行预备立宪，而不是马上立宪。
事情总是越辩越明，而且大家也没有根本的分析，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马上着手预备立宪。
接下来“面奏二宫，请行立宪”。
八月二十九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
九月一日，朝廷发布上谕，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基础。
这样，国家就正式开启了预备立宪。
朝廷就此发布的太后懿旨，是袁世凯起草，足见他在立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多重要。
太后懿旨写道：“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阽，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
“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政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
|“又兼各国互相师法，变通尽利，政通人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人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荫昭大信。
“故廊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国法院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
“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迅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喻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
“勿以私见害工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清廷行动很快，预备立宪遵从袁世凯的意见从改革官制入手。
一九零六年的九月二日，也就在朝廷发布仿行立宪上谕的第二天，清廷宣布以载泽为首，由袁世凯等十四名朝廷重臣参与，“共同负责编篆官制”，也就是搞一个机构改革的方案。
立宪是袁世凯领衔奏请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也是袁世凯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袁世凯又是个干事的人，不管干什么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人。所谓以载泽为首，也就是挂个名而已，真正主持这件事的，自然成了袁世凯。
九月四日成立编制馆，组成了由杨士琦、孙宝琦具体负责，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为成员的，官制编篆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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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章宗详、陆宗舆也参加了进来。
办公地点就设在北京海淀的朗潤园。以上这些人除了袁世凯的幕僚之外，就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
这些人思想前卫，眼界开阔，敢想敢干。
其中四个留学生，也就是汪荣宝、曹汝霖、章宗详、陆宗舆被当时的人们称做官制改革的“四大金刚”。
袁世凯几乎一直在那里亲自坐镇，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他也很振奋。觉得自己也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一个月后，官制改革的方案制订出来了。
主要内容除了裁撤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合并精简一些机构外，增设了审计院、资政院、大理院、行政裁判等具有现代性质的行政机构。
依据内阁官制，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
成立责任内阁无疑比过去不负政治责任的军机处是前进了。但是，如此之内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呢?显然不是。
从形式上看，君主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只有1人，这一方案则增设了两名副大臣，认为“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一人之例，尚非其时”。
从内容来看，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均对国会负责，国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主要体现。尽管袁世凯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国会一时难于成立，然而作为一个全面的预备立宪的改革方案，也应将国会的性质、权限以及与责任内阁的关系等等明确规定下来，以便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体现立宪的基本精神。
这个草案最核心的内容是设立责任内阁，主管国家行政事务。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后，袁世凯可谓春风得意，豪气干云。
让他想不到的却是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
我们说过了，一般说来，一个人努力做事，也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一般说来是会受到上方的肯定的，袁世凯也不例外。
他在直隶的政绩，有目共睹，因此朝廷之中对他是一片赞扬之声。
但是，自从袁世凯热心朝廷事务外，形势变了。
特别是一九零六年以后 ，革命党人常以反满为口号。比如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还我中华。这样，在清廷的满人中也出现了排汉的思潮。
对汉人处处猜疑，不信任，特别像袁世凯这样的手握军权的一方诸侯。
也就是说，在朝廷，已经有好多人看袁世凯不顺眼了，只是苦于无处下手，苦于找不到机会。
这下子机会来了，也有处下手了，就是袁世凯拿出的这个官制改革的方案。
所有的改革其实也是利益的再分配，别的事情可能都还好办，一牵扯到个人利益，事情肯定麻烦。
而官制改革能不牵扯到个人利益吗？
很多人都是立宪的积极支持者，或许，他们都觉得自己会从官制改革中有所得，因为人们差不多都有一个弱点，缺少自知之明。正如人们常说的，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但是，当大家看到官制改革的方案时，多数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比如，新政的官制改革的方案规定，官员不得兼职。
担任财政部尚书和练兵处会办的铁良，只能出任内阁副总.理，失去财权和军权他如何受得了。
在此其间，铁良和袁世凯，曾经做为朝廷派出的阅兵大臣，参加了在河南彰德举行的南北新军秋操大演习。
参加秋操的北军是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的第一、四、五、六镇的一个混成镇和和一个混成协，段祺瑞为总统官。
南军为湖北的第八镇和河南的第二十九混成协，张彪是总统官。
在演习中，铁良和良弼看到北军的军容和军貌，及其在秋操中的表现，对袁世凯手握重兵疑惧心理陡增，排袁之心也就越发强烈。
于是，这些满坏热情的人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呕心沥血搞出的官制改革方案，成了众矢之的。
被触及到个人利益的人就不用说了，早就看袁世凯不顺眼的人趁机跟着起哄，他们可不管这官制改革的方案好不好，因为是袁世凯搞得就反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于是，袁世凯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大家的公敌。
第52章 段芝贵贿买高位
反对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是以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为主的满族亲贵。取消军机处，尽管他们可能另外任职，但权力毕竟要大大削弱。
而且，袁世凯还设想，待上议院成立后，王公、贝勒、贝子等不实际干政，让他们充当议员。这使得这些公、子们愤怒异常。
铁良坚称：“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其攻击矛头直接对准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大员。满汉矛盾，隐然可现。
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
由于传说内务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监都要裁去，有次袁世凯下朝时百余名太监将他团团围住大声谩骂，有的甚至挥拳要打，几成围殴之势。
袁世凯招架不住，急忙大呼奕劻过来为其解围。经奕劻百般劝解，并保证绝不裁撤太监，这些太监才忿忿而去。
为避免更大的动荡，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
另一个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以瞿鸿穖、岑春煊、王文韶、赵炳麟等为要角的汉族大臣、御史。他们有的一直与袁争权，有的对袁结党营私愤怒已久，因此纷纷上折慈禧，坚决反对。有的从中国传统观念出发，认为改官制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认为这样内阁权重，如果“用人偶失，必出权臣”，有人甚至明确指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实际为少数一二总理大臣专权，也就是袁世凯专权。
有的相反，从西方宪政制度对此进行批判，认为这次改制完全虚假，指出外国君主立宪国的责任内阁之所以不能专权是因为有议院监督、限制，中国议院一时恐难成立，所谓“责任内阁”既不对皇上负责又无议院负责，只是统揽了过去皇帝的权力。
人总是这样，维护自己利益是他们反对的真实原因，但个人利益受损的事是摆不到桌面上的。大家也都知道，上头最忌讳的是什么，便把矛头主要指向了责任内阁。
御史刘汝翼上奏说：总理大臣代替君主负责，是“率天下士大夫，内背朝廷……不可轻设”。
御史张瑞荫、吏部主事胡思敬上奏：内阁权重，“用人偶失，必出权臣”，君权将被取代，军机处万万不可撤。
御使赵炳麟指出：“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
他与五名御史联名上奏：坚决反对设置责任内阁，说责任内阁必然导致大臣专权，皇权无存。
内阁中书王宝田、户部李经野、兵部马毓桢上奏：痛斥官制改革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 ，设立责任内阁是“实阴以夺朝廷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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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学士文海、御史陆宝忠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说他乱政，败坏朝廷纲纪，应饬令其回本部，不能主持官制改革。
这样，从王公亲贵、大小太监到大臣御史，尽管观点不同，但几乎全都反对袁世凯的改革官制，不是到慈禧处哭诉哄闹就是不断上折，天天鸡飞狗跳。
现在朝廷之中，已经没有立宪不立宪，马上立宪和缓行立宪的派系对立，好像所有的派系都联合起来一致攻击袁世凯。
就连亦劻和徐世昌都不敢说话了。
载泽虽然是编篆官制改革方案的总负责人，但已经和袁世凯切割，称这个方案他根本就没看到。
慈禧或许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立宪是怎么回事，但责任内阁那么大的权力她看明白了，搞了半天是抢夺自己的权力。
袁世凯怎么回事？召见袁世凯，袁世凯还振振有词：“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
慈禧还没听完就怒发冲冠，把弹劾袁世凯的奏章往袁世凯面前一摔，“这么多朝中大臣都不如你袁世凯吗？这大清朝就你袁世凯高明吗？什么别无良策，你手里不是有兵吗？把这些人都杀了不就一了百了吗？”
袁世凯吓得赶紧跪附在地下，老老实实被慈禧臭骂一顿。
胆战心惊地退出后马上上奏：官制改革需谨慎行事，自己操之过急。
说自己直隶公事积压过多，需回去处理。准奏后，仓惶跑回天津。
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瞿鸿穖甚得慈禧信任，也是慈禧指定参与改官制的大臣之一。他与袁世凯、奕劻矛盾极深，在讨论官制方案时勉强同意，但又另上一道《复核官制说帖》反对军机处与内阁合并。他利用慈禧单独召见的机会，说责任内阁对太后不利，将大权旁落，而这一点最为慈禧太后担心、忌讳。
他的话完全说到了慈禧的心里，意见也特别得到了慈禧地重视。
最后的结果是慈禧大笔一挥取消责任内阁，保留军机处，在11月6日颁布了以瞿鸿穖为主导的新官制。
准备立宪还是要继续，官制改革方案虽然也有少部分内容保留了下来，但已经面目全非。
君主立宪，归根结底是对君王个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也可以说是用集体决策取代个人专权。
这无疑是政治体制的伟大革命，因为集体决策总是要比个人专权好很多，也更可靠。
个人可能有发疯或利令智昏的时候，但一个决策集体都疯了的可能性要小很多。
可是天下有几个君王有这样的高风亮节，这样博大的胸怀。
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遇到，肯定是国家之幸，万民之幸。
这可以少流很多很多血，也可以使国家免受很大的破坏。
实行君主立宪，除了君王的开明和人品超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外力的强迫。不是君王自己愿意和不愿意，而是不立宪不行，没有别的选择。
能指望慈禧有这样的品德吗？肯定是痴人说梦。至于后者，显然也没到火候。
袁世凯离开京城时，他没和徐世昌打招呼，可能是怕自己牵连到朋友。
回到天津后袁世凯惊魂未定，想起前几日徐世昌在他身旁经过时，曾经低声说了一句：“不要锋芒毕露。”
回顾一下这一段时间，自己也觉得有些忘乎所以了。这样不行，这样会给自己带来祸端的，袁世凯这样的对自己说。
想想，是不是应当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马上想起了一件事，立即上奏，呈请辞去身上的所有兼职。很快朝廷下旨照准。
你上奏，人家照准，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袁世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兼职太多他有时候是有些煩，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要辞去所有兼职，有些兼职，比如会办练兵处大臣这个兼职，他就不想辞去。
再说了，这一次也是一种试探，一种姿态。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有闹情绪的成分，想不到真的就照准了。
第53章 杨翠喜事件
最令袁世凯心寒的是，自己在上奏中，辞去会办练兵处这个兼职他是自己提出的，准了就准了，谁让是自己主动申请呢？
可是，自己在上奏中明明说了，第二、四二镇兵马，防区就在自己的直隶境内，八国联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因此请求仍归自己“统辖督练，以资策应”。
但是，这两镇的兵权也被削了。理由是“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并明确派第一镇统制、副都统凤山接管袁世凯交出的北洋军权。
这不是在剥夺自己的军权吗？
想到在那次南北新军的秋操阅兵时，铁良曾用那样一种眼神看自己，这应该是铁良等人在背后搞鬼。
对于铁良，袁世凯感觉到了素和自己不睦，他在背后搞点动作倒没什么可怕。袁世凯最担心的是让慈禧这个心胸狭窄的老女人猜疑，那样一来可大事不妙了。
晚清的宫廷内斗是很出名的，比如，对日本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洋务派和清流，维新派和顽固派，等等。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慈禧，这好像是她乐见的。因为两派对立，这两伙人就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就争先恐后的顶礼膜拜最高权力，以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和认可。
这样一来，最高权力也就越发巩固。
如果群臣团结一致，都忠于最高权力倒好，要是合起来把最高权力架空，最高权力不就被边缘化了吗？
袁世凯其实没参加过两派斗争。对日之战，要论他个人的心意，他是应当属于主战派的。只是因为他是李鸿章的人，硬生生被归进主和派。
而在庚子国难中参加东南互保，他其实也不是想加入那一派，和另一派势不两立。只是因为身不由己，只是因为事情赶到哪儿了。
袁世凯知道，在清廷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身后没有靠山是不行的。
他开始的靠山是吴长庆，后来靠上了李鸿章。李鸿章死后，他靠向了荣禄和奕劻。现在，荣禄死了，靠山就剩下奕劻了。
他本以为通过这一段时间努力，他已经靠上了慈禧，这个最牢靠的靠山。
现在看来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缘，慈禧的这个靠山，是不容易靠上去的。
再说了，君心难测，伴君如伴虎，这一次袁世凯是亲身体验到了。
袁世凯给自己的忠告是，在自己直隶这一亩三分地，好好消停一段时间。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也真这样做了，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现在，我们得深入地认识一下奕劻了。
奕劻，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曾孙。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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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镶蓝旗人，一八三八年出生于北京，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子，初封辅国将军，后晋爵贝子、贝勒，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
光绪二十年（一八八四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爵亲王。
奕劻一辈子没什么建树，业绩平平，但因为他会看风向，识大体，是晚清政坛上的长青树，不倒翁。
这个人说他没水平吧！他真的水平有限。可是也很怪，几乎在每次重大时刻，他都能站对队，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比如在维新运动中，他是坚决反对变法的，和李鸿章一起，成为反对派领袖。
在庚子事变中，他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
而当载漪等极端派占了主导后，他见慈禧支持极端派，只能装病不出。
这使他既没有同那忠心耿耿的五大臣那样，遭杀身之祸，也没像载漪之流一样最后遭清算。
而在庚子国难中，他和李鸿章同为与八国联军的全权代表，做通了列强的工作。没追究庚子事变的首恶，保住慈禧的命，而又立了大功。
他一般不参与宫廷的内斗，用他自己的话说，谁对我听谁的；这或许是他能成为晚清政坛不倒翁的一个重要因素。
都说高处不胜寒，但身居高位的他好像从没引起谁的关注。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庚子国难中为保慈禧立了大功，越发得到慈禧地器重。
荣禄死后，他已经成了军机处的领衔军机大臣。他的儿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俱贵，势焰熏天。
奕劻和袁世凯其实没有什么共同志向，两个人关系好，主要是奕劻能贪，袁世凯能送。
比如荣禄病危时，袁世凯听说奕劻要领衔军机处，即派杨士琦给奕劻送十万两银票。杨士琦曾告诉奕劻：“这微数目，不过是作为王爷到任后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奕劻进入军机处成为领衔大臣后，袁世凯越发殷勤，每个月，每逢年、节日都有礼奉送。
遇有奕劻和福晋的生日，甚至奕劻儿子的成婚，女儿的出嫁，孙子的满月和周岁，所需开资都有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袁世凯有什么事，奕劻自然是尽全力。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朝廷差不多是尽人皆知。很多人在背后议论，称奕劻为袁世凯的傀儡，是袁世凯在朝廷的代理人。
奕劻伴随着位高权重，更加贪得无厌，变本加厉。
特别是任军机处的领衔军机大臣后，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 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当时的人们讥为“庆那公司”。
大小官员都去贿赂他，庆亲王府门庭如市。奕劻挥霍异常，但是尚能积蓄起巨款，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一百二十万两私产。
光绪三十四年，奕劻七十诞辰，大开祝典。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而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列起了长阵。这一次七十寿诞，奕劻所得现金达五十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两白银以上。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奕劻病死于天津租界，时年七十九岁。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按谥号解，知人曰哲。
溥仪不同意，亲选四字，让内务府选择，为“谬、丑、幽、厉”。
溥仪之父载沣闻此，终觉同为宗室，有所不忍，劝溥仪网开一面。
溥仪仍不肯。后在亲贵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 密者，“追悔前过”之意。
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令，允许其子载振世袭和硕庆亲王的爵衔。
可见，在末代皇帝溥仪眼中，奕劻实为祸国之辈。当然，这是后话。
甲午战败之后，东三省就陷入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威胁之中。进入一九零六年，形势越发紧急。盛京将军赵尔巽几次奏请朝廷派人前去实地查看，共商应对之策。
这一年的十一月，朝廷派奕劻之子、商部尚书载振和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去东三省查办此事。
载振和徐世昌途经天津，停了几天，袁世凯招待的极为热情周到。并派亲信，已经做了道员的段芝贵带人随行，主要是保护，也协助调查。
载振生长在骄奢淫逸的皇家贵族的豪门世家，是标准的公子哥，纨绔子弟，平日里既好渔色猎艳，又特喜欢观剧。
在中州会馆看戏时，见到一个色艺双艳、温柔妩媚、风情万种的歌妓杨翠喜，载振这位公子哥立即为之倾倒。心荡神摇、意乱情迷、不得自持。
段芝贵正在挖空心思攀高枝，见机会来了，马上用一万二千两银子将杨翠喜赎出，献给了载振。
载振大喜过望，欣然接受。
不久，段芝贵又从天津商务总会会长王竹麟处借得十万两银票，作为奕劻的寿礼送上，意在贿买高位。
第54章 所谓的据实复奏
一九零七年春，清廷决定将东三省改设行省。消息传出后，买官者纷纷到奕劻家奔走。
奕劻遂按照袁世凯的意见，提出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别任三省巡抚。
唐绍仪就是在朝鲜时，袁世凯的那个翻译和得力助手，回国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袁世凯手下效力。
袁世凯本想自己当东三省总督，慈禧未准。
朱家宝，字经田。华宁县宁州镇人。
以坚忍伉直，洁清自励著称。善黄庭坚书法，雄伟有力。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进士。选翰林院编修，再授礼部祭司，后历任直隶平乡、新城、南和知县。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对其特别赏识，被袁世凯推为“近畿循吏第一”，升保定知府，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后被派往日本考察政务，回国后升江苏按察使。
军机大臣翟鸿禨见所提全是袁世凯的党羽，尤其是没什么政绩的段芝贵，从小小道员一下子成了巡抚，实属罕见，极力表示反对。
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也志在必得这个位置。
四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宣布，改革东三省官制，盛京将军改称东三省总督，三省各设巡抚一人。
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升为布政使，署理黒龙江巡抚。
此旨颁布后，举朝哗然，朝臣大为不满。特别是一贯勇于同权贵抗争的，被称为“三霖公司”的都察院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尤其愤怒。
江春霖，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梅阳（今属莆田市涵江区）人。
眼见朝廷昏庸，官贪吏横，贿赂公行，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江春霖立下匡时救弊之宏志，他在《言志对》一文中，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阐明志向。
客人问：“其志何在？”答以“内则谏官，外则县令”。客人又问，为什么不想当宰相、翰林、六部、九卿一类的官，而想当个“谏官”？答曰：“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
果不其然，入仕后的他始终践行诺言，坚持忠国惠民的原则，嫉恶如仇，为民请命，舍生取义，成为受人敬仰的百姓代言人。
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年），江春霖考取御史第一，补江南道监察御史，旋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诸道监察御史。作为言官，他肩负监督朝政和吏治的重责。
上任约六年，弹章数十本，劾及范围从军机大臣、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直至都御史（监察御史的顶头上司），被指名道姓的达15人之多。弹劾内容涉及结党营私、卖国求荣，执法不公、贪赃腐败，鱼肉百姓、奢侈荒淫等罪行。义正词严，声震朝野。
赵启霖，湖南湘潭县明道乡人。清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年）进士。曾任河南道、江苏道、山西道、监察御史。民望较高。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正月，赵启霖四十七岁时补河南道监察御史，九月，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十一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他任该职仅一年多，就11次上奏，吁请澄清吏治、禁绝鸦片、改革教育、赈济灾民、注重实效。他褒善贬恶，旗帜鲜明，敢于仗义执言
赵炳麟，名竺垣，号清空居士。一八七六年十一月而十六日生于广西全州绍水乐家园。
赵炳麟一生深受儒学大同与经世思想的影响,在时局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他能接受一部分西方先进文化,治史与为官不拘于古法。且赵炳麟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入世,力图造福天下。
一九零六年赵炳麟任都察院侍御史，遇事敢言，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勇于弹劾，有“铁面御史”之称。
形势对奕劻和袁世凯很不利。
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对奕劻和袁世凯威胁更大的事。四月二十九日，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不经批准，自行入朝。
这人就是三月三日，刚调补为四川总督的苓春煊。
苓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戊戌变法时支持过光绪，八国联军之役积极勤王，护驾西逃有功，极得慈禧宠信，由布政史一直做到二广总督。
调补四川总督时因身体有病，正在上海就医。
此人为政严猛，六亲不认，经常参劾违法乱纪和玩忽职守的僚属，被人称之为“官屠”。与“土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为天下三屠。
苓春煊因忠于朝廷，敢作敢当，不畏权贵，被称为“肝胆总督”。
与“头脑总督”袁世凯、“思想总督”端方、“文章总督”张之洞三人，也同时被世人称为“四大总督”。
他在下边，耳朵里被塞满了奕劻和袁世凯等人的所作所为。这一次就是冲着奕劻和袁世凯这些人来的，要在慈禧和光绪面前“造膝详陈种种危迫情形”。
他觉得一入四川，以后就很难面君了，就打算以赴任为名绕路进京。
因为此意已决，抵达武汉，即电请入朝觐见，不等复电就乘车北上。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连三日召见苓春煊。
苓春煊一见面就痛哭流涕面奏：“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
将矛头直指奕劻和袁世凯集团。
他早做好了准备，一下子参劾大僚二十多人。见慈禧太后没有明确态度，进一步提出：“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强烈要求留在北京任职，监视防备奕劻，袁世凯等人，保护朝廷。
慈禧太后听了大受感动，对苓春煊说：“汝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指八国联军进北京西逃），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将汝当亲人看待，近年汝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故未能叫汝来京，汝当知为此意。”
苓春煊对曰：“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故臣谓根本重要，不可不留意也。”
慈禧太后点头说：“汝所言极是。”
五月三日，苓春煊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上任的当日，就在慈禧面前奏本该部的侍郎，奕劻的嫡系朱宝奎。他手里有朱宝奎贪腐的证据，说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当自己的副手？
慈禧准奏，立即将朱宝奎革职，在朝中引起震动。
我们说过了，花钱买的官能不贪吗？总得把买官的钱贪回来。
从奕劻处买官诸人个个惴惴不安，人人自卫。
早在一九零六年的九月底，御史陈田就曾参奏奕劻和袁世凯“贪横专擅”，揭发奕劻接受山东巡抚杨士骧贿赂银十万两，经袁世凯之手，因此奕劻甘为袁世凯的傀儡。
因为拿不出确凿证据，没了下文。
五月七日，御史“三霖公司”之一的赵启霖单衔上奏，狠狠的参了段芝贵和奕劻父子一本，同时也波及袁世凯。
奏折中详细叙述了段芝贵献杨翠喜，送寿银的不法行为，指出袁世凯不识人，将段芝贵这等不良之人从杂役提拔成道员。
“在段芝贵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持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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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之广收略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
“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
赵启霖的上奏，引发了震动晚清政坛的杨翠喜事件。
第55章 反击
慈禧太后览奏大怒，又听到苓春煊密奏外边物议沸腾，立即撤去了段芝贵的职衔，命程德全暂时署理黒龙江巡抚。
看起来对赵启霖的上奏很为重视，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鼎确切查明，言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声色俱厉地怒斥奕劻：“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绳縊死我母子为佳。”
奕劻惶恐万分，混身发抖。载振吓得不知所措，急走天津，找袁世凯讨主意。
由于参奏本身就连带着自己，段芝贵的督抚是他推荐的，而他已经被别人牢牢绑在奕劻的马车上，袁世凯自然要全力以赴。
他冷静地思考了一番，觉得当前的关键点在杨翠喜身上。
于是给载振出主意，让他马上把杨翠喜送回天津。先消灭直接证据，而后再设法周全堵漏。
载振依言而行，袁世凯进行一番策划和安排，天津一些报纸报道了杨翠喜一事的更正。
五月十一日，也是三霖公司之一的御史江春霖，感到报馆更正大有蹊跷，上折要求调查各报。名为调查更正的原因，实为追究奕劻父子和袁世凯利用权势，胁迫报馆掩饰纳贿渔色之事，但奏折被留中。
在袁世凯的精心策划下，奉载沣和孙家鼎之命，前往天津调查的印务参领恩志、内阁待读润昌到达时，杨翠喜已经变为天津富商王益孙，在农历二月上旬用三千五百元买下的使女；并有字据为证。
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则坚决否认，有借给段芝贵银票之事 。
把这些人押到京城面讯，口供无任何变化。
载沣年少不更事，很容易轻信。老奸巨猾的孙家鼎重视的不是事实真相，而是揣摩圣意。江春霖上折要求调查各报的奏折被留中，已经表明了慈禧的态度。所谓“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不过是说与外人听的。
于是，五月十六日将调查结果复奏。
当日，慈禧太后以赵启霖随意污蔑亲贵重臣，将其革职。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落下帷幕。
杨翠喜案，当时轰动晚清的贿赂案，是一件令人难忘的案件。这次案件的主角除了青楼女子杨翠喜，有朝廷的蛀虫，有敢于讲出事实，说真话的忠良。实际上案情十分简单明了，也很容易搞清楚。但却被人为搞得扑朔迷离，以不了了之和让人百思不解而收场。是正义得不到伸张，正气得不到褒扬。深刻揭示晚清官.场的黑暗，昭示了满清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
杨翠喜案，也描述了一个晚清青楼女子悲戚的人生。杨翠喜是一个有着悲惨命运的女人，她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入乐户家学习乐器，14岁之后就在青楼做乐技。因其初衷的相貌和绯闻的传播，在当时的名流圈里也是轰动一时。她年少时也曾有过知心的人，只是二人的身份和地位都没能抵过世事无常。
杨翠喜确是魅力超群，就连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大才子李叔同，也甘愿拜在其石榴裙下。
有李叔同写给杨翠喜写下两首诗词《菩萨蛮》表达了爱意的诗为证：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这件事是慢慢地被平息下去，却无人再同情这位历史事件中漂浮的可怜的女子杨翠喜。她一生孤苦无依，命运完全是由他人掌控，幸福也是别人花钱就能买来买去，从来无人顾虑她的感受。最终她的结局到底如何？也是被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她孤独终老，有人说她做了商人的小妾后安顿下来，还为商人生了孩子。她的行迹匆匆，照片也就只是这么几张，人们只能在上面看到一点点她年轻时的美貌。
尽管在袁世凯大力庇护下，奕劻父子有惊无险，事情的疑点重重，但大家的议论无法平息。
在赵启霖被免职的第二天，载振自请开去所有职务，立刻获批。
事情的结果让大家迷惑不解，赵启霖被免职，载振辞职照准，段芝贵的职务不恢复，这本就自相矛盾，谁也猜不透慈禧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御史的责任是发现问题就应上奏，不能保证问题的真实性，问题是否属实可根据调查去得出结论。所谓言者无罪，御史因上奏问题而获罪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而赵启霖在督察院极有威信，人缘又很好，御史们各个不平，准备联名上奏。
都御史陆宝忠见大动公愤，遂出来调停，上奏为赵启霖辩护。
三霖公司的另一个，御史赵炳麟则以挂冠去职为赵启霖力争，朝廷则闭上眼睛一律不准。
三霖公司的江春霖不甘心，五月二十三日再次上疏。指出载沣和孙家鼎复奏的案情有六个疑点：
其一、买献歌妓之说起源于天津报纸，假如真是王益孙买杨翠喜为使女，怎么可能搞错？
其二，天津买一使女，明码标价百多元，而杨翠喜身价高达三千五百元，王益孙是傻子吗？
其三、杨翠喜声色艺倾动天津，年少红颜，岂能甘愿为使女。
其四、证人供词明显不同，有明显的捏造掩饰的迹象。
其五、杨翠喜身为名妓，生活在脂粉绮罗之中，怎会干使女的活计？
其六、杨翠喜色艺双颜，王益孙必会动情，买使女一说肯定是为了遮人耳目。
由此可见，即使王益孙冒名顶替载振，把杨翠喜领走不实，但王益孙“买妓为妾之事更无疑义”，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职官纳妓应受处罚。
因为，王益孙不仅仅是个富商，也是个有官职之人，是兵部候补郎中。至于他的这个官职是不是花钱买的，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花钱买的官也是官，享受官员的待遇，也要受官员行为准则的约束。
江春霖的想法是，王益孙为自保也只能说实话。最终使这个案子真像大白，扳倒奕劻，为赵启霖平反昭雪。
他的想法很不错，只是朝廷同样不予理会。
“好险呀，袁兄弟，这一次亏得你运筹帷幄。”奕劻话里充满对袁世凯的感激和钦佩。
在奕劻家的客厅里，奕劻、载振、袁世凯三人正在商量着事。
这段时间里袁世凯已经成了奕劻家的常客，就连奕劻家院子里那条很吓人的狗，见了袁世凯也不咬不叫了。
“是呀，袁叔，这一次亏了你。”载振附和着奕劻。
见这父子一身轻松，袁世凯摇了摇头。
“怎么，袁兄弟，这事还没完吗？”吓破胆的奕劻又紧张起来。
他是个没主意的人，很长时间了，什么事都指望袁世凯给拿主意。
“是呀，袁叔。”载振更什么也不是。
“杨翠喜这件事应该是过去了。”袁世凯说。
“那袁兄弟，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奕劻问道。
“王爷，载振贤侄，您们以为这次我们能过关，是因为我的那些小伎俩吗？不是的。”袁世凯细眯着双眼。
“袁兄弟，你的意思是？”奕劻不解。
袁世凯继续地摇着头，“我的那点小聪明，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想弄清楚真像，不费吹灰之力。”
“那你是说载沣和孙家鼎帮了我们？”奕劻问。
“载沣不会帮我们，只是他太好糊弄了。孙家鼎能看出这里边的名堂，他所以不揭破，不是帮我们，而是因为他揣摩出了上意。他和翟鸿穖关系一般，苓春煊得罪过他，他没有必要为了这两个人而得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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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兄弟，你是说太后在保我们吗？”奕劻问。
“不可能，这老太婆不可能保我们，她是巴不得我们出事。她要是保我们，为什么我一递辞呈，马上就准？”载振气得满脸涨红。
“畜牲，怎么说话呢？太后对我们恩重如山。”奕劻呵斥着载振。
“可是，赵启霖也没复职呀！”袁世凯说。
“袁兄弟，你确信太后是支持我们吗？”奕劻问。
袁世凯想了一下，“我原来也是这样以为，所以，建议载振贤侄自己主动递辞呈去试探，现在看来，是我们错了。”
第56章 祸从口出
“袁叔，您是说我不该主动上辞呈？”载振问。
“辞呈还是要上的，这样就可以把王爷保下来。”袁世凯说。
“袁兄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奕劻应该是被袁世凯搞糊涂了。
“其实，太后是保我们，也是不保我们，是支持我们，也是不支持我们。”袁世凯言道。
奕劻使劲的摇头，“袁兄弟，我是更听不明白了。”
“是呀，我也是。”载振附和。
袁世凯扫了一眼这对草包父子，“太后这边接受了载振贤侄的辞呈，保留对段芝贵的处罚。那边免掉赵启霖，其实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她要打咱们五十大板，咱就得伸出屁股让他打。否则，让太后找地方，就不知道打哪儿了。”
“袁兄弟，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看来，我们以后做事一定要谨慎，什么事都尽量往后缩，尽可能低调。”奕劻点着头。
袁世凯急摆手，“王爷，恐怕不行，我搞官制改革碰壁后，也是想缩回天津，把兼职都辞了，不再管朝廷的事。可是，人家不肯放手。你退，人家就进，你想躲起来，人家就到处搜。你想跑远点，但不见得比追杀来得快。”
“有那么严重吗？”奕劻有些不信。
“相当严重，人家这一次可是冲您来的，冲您这军机处领衔大臣的位置来的，我最多是在天津老实待着，他们未必能把我怎么样？”袁世凯竭力装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知道，奕劻没什么心机。如果有一天，自己这一派失利，他很可能把自己推出，说所有的事都是自己策动的，他是受了诱惑和蒙蔽。
“父王，必须把苓春煊和翟鸿穖这两个老东西搞掉，要不，咱们永无宁日。”载振言道。
“王爷，都知道您心肠好，可是，您应该知道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也应该听说过农夫和蛇的故事。”袁世凯赶紧附和。
“我们怎么办？”奕劻活心了。
“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把苓春煊和翟鸿穖搞掉。”袁世凯坚决地说。
“这两个人是很可恨，可说实话，他们都是不错的人，都是认真做事的人，都是忠于朝廷的。”奕劻好像有些不忍心。
“王爷说的不错，您是一心为朝廷着想，可是，别人会这样想吗？这一次我们两家打个平手，其实是很侥幸的，也有几分运气。下一次，我们未必能这样的幸运？”
看奕劻还在犹豫，袁世凯接着说：“人们不是说了吗？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次事我们惹着谁了，杨翠喜的事算个屁事呀？男欢女爱的，可是人家就要拿来大做文章，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惹他们了吗？没有吧？是他们不肯放过我们。
“人家拿刀砍咱们，咱们总不能伸出脖子任人家砍，总得自保，总得防守。王爷，您应当知道，主动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王爷，您想好，如果想和他们和平共处，我没关系的。倒是您自己要多加小心，我可是听人家说了，苓春煊这一次就是对您来的，他对太后和皇帝亲口说的，他要给太后和皇帝当一条恶犬，专门咬您。”
“父王 ，您还犹豫什么？现在我们和这两个老东西势同水火，是有他们没我们，有我们没他们呀！听我袁叔的，没错。”载振在催促。
“说得对，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袁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我全听你的。”奕劻的大手一挥。
袁世凯旴了一声，手往下压了压，起身打开厅门，伸出头往外看了看，然后将头缩回，把门关死。
“没事的，兄弟，我这府里的人都可靠。”奕劻言道。
“王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含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心驶得万年船。”
袁世凯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但是，主要还是得奕劻来实施。
于是，晚清那场，由翟鸿穖和苓春煊发起的，袁世凯和奕劻为一方，以翟鸿穖、苓春煊为一方，震动晚清政坛的大风潮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这一年是一九零七年，干支纪年为“丁未”，所以也称“丁午政潮”。
军机大臣兼外务部会办大臣、尚书，翟鸿穖湖南长沙人，字子玖，号止庵。同治进士，光绪初年大考全国第一，从翰林院编修、待讲学士起步。
少年的瞿鸿禨在父亲的严督之下，满怀报国之志，刻苦用功，在十七岁就中了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二岁又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大考翰林，瞿鸿禨考列一等第二名。
此后二十余年瞿鸿禨曾两充考官，四督学政，遍及五个省份。晚清的内政腐化已深，翰林则以派学政为肥差。这样的机缘，换个爱钱的官员早已发财。而瞿鸿禨所到之省，一心一意选拔人才，拒绝一切铺张浪费，谢绝一切请客送礼，严厉禁止手下以教育为名对地方的索扰。二十余年的精忠为国，其清正廉洁的官风终于被天下所称颂，其官职也从四品的侍讲学士渐渐升到二品的礼部右侍郎。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军机大臣中有四人因“庇拳”之罪被黜，只剩下荣禄和王文韶两人，急需补充。瞿鸿禨受到推荐，于一九零一年正月十五日奉旨赶往西安，经选拔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此后，瞿鸿禨出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后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他任外务部尚书。因为官清廉，作事认真，勇于担当，在朝堂威信极高，深受慈禧太后信赖。
袁世凯其实是很钦佩翟鸿穖的，曾经努力结交过。开始曾放下身段，示意愿意成为翟鸿穖的门生。
翟鸿穖以“受宠若惊，万不可当”而推却。继而又托人询问可否换贴，又被翟鸿穖宛然谢绝。
就是这样，袁世凯还是想和翟鸿穖搞好关系，提出设立责任内阁时，想以奕劻为总.理，他和翟鸿穖为付总.理，共同組阁。
想不到翟鸿穖竟以此到慈禧太后那里奏他一本，说他野心特别大，想通过设立责任内阁，把組阁权紧紧抓到手里，最终导致自己费尽心力搞出来的官制改革方案流产。
一次次的热脸贴冷屁股，袁世凯还是不死心，后来听别人说，翟鸿穖根本就没把他这样的没功名的人看在眼中，根本不屑于和他这样的人为伍。
这还不算，翟鸿穖还公然对外宣称：贪婪昏庸的奕劻和骄横跋扈的袁世凯结党营私，他这样清白之人怎么能和袁世凯之流同流合污呢？
终于惹得袁世凯恼羞成怒。
当袁世凯得知这一次对自己和奕劻下手是翟鸿穖一手策动后，下决心除之而后快。
按着袁世凯的战略安排，奕劻按部就班的开始行动。
他们的第一步是对付岑春煊。
在奕劻、袁世凯策动下，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饶平、黄冈、钦廉等地匪患难平。
五月二十七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春煊重任两广总督。
苓春煊刚来时，慈禧是怎么看怎么喜欢，觉得这朝廷还真就缺这么个六亲不认，铁面无私的人。
但是，这还没多长时间，慈禧就有些烦了。
这人怎么回事？怎么看谁都不顺眼，今天参这个，明天参那个，这世界没好人了，就你苓春煊一个好人吗？
慈禧给了个特权准其随时入见，他亦不推辞。不管不顾地屡屡求见或上奏疏，放言无忌，使朝野频生波澜。
最让慈禧不高兴的是，就在前天，他还密奏李莲英一本。
当然了，李莲英要是有毛病，也不是不能奏本的。但什么毛病没有，就是“和袁世凯关系不一般”。“和袁世凯关系不一般”，这算什么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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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子，一个下人，能得罪袁世凯那样的封疆大吏吗？和袁世凯走得近一些，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
所以，听了奕劻的话后，一方面觉得奕劻的提议有道理，两广本来是苓春煊的地盘。另一方面，也真想把苓春煊快点弄走，让自己的耳根清净一点。
马上下旨，苓春煊任二江总督，免去他还没干满一个月的尚书职务。
第57章 管见十条
苓春煊和翟鸿穖不傻，知道这是奕劻和袁世凯使出的毒计，其图谋是把苓春煊先排挤走，让翟鸿穖孤掌难鸣。
苓春煊于是密奏慈禧太后，揭穿奕劻和袁世凯的阴谋诡计。
但慈禧说苓春煊想多了，坚持要求他以大局为重，这是派他到更重要的岗位。
苓春煊不死心，又找了几次，但慈禧太后这一次是铁了心，怎么说都白费。
苓春煊见无法挽回，最后一次见慈禧时，在地下长跪不起，又一次痛哭流涕。说自己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但要想让他放心离开，就把奕劻免掉。
慈禧说奕劻不拉帮结派，就一个毛病——有点贪。和珅贪不？奕劻的曾爷爷先帝乾隆皇帝能不知道吗？早算计好了，再贪，自己能吃多少？喝多少？什么时候国库太空了，把他的家抄了，国库不就有钱了。贪了半天，还不是给朝廷贪的。
苓春煊说：奕劻这贪不是一天了，自己一心要搬倒他不仅仅是因为他贪，而恰恰是他拉帮结派。其实，奕劻不可怕，可怕的是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袁世凯，利用他，把他当成傀儡的北洋派。
苓春煊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虽然没能留下来，但慈禧真的信了他的话。决心把奕劻拿下来。因为，她不能不忌惮兵强马壮的北洋派。
官制改革，翟鸿穖奏袁世凯的那一本，不能不引起重视了。
因为光绪对她说了几次，现在不除掉袁世凯，等他根深蒂固以后就难了。她所以一直没引起重视，总觉得光绪是要报戊戌变法被袁世凯告发的一箭之仇。
这一天，奕劻病休，慈禧太后单独召见翟鸿穖，主要是谈了奕劻的贪腐影响有多坏，征求翟鸿穖意见，谁可以接任奕劻的位置。
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奕劻撤掉。
翟鸿穖一直在盼望这一天，大喜过望。回家后不小心把这事说给了他的夫人。
他夫人也是个嘴快之人 ，又很快把事情说给了京报的创始人，翟鸿穖的门生汪康年之妻。汪康年之妻又传给汪康年。汪康年继续外传，一传俩，俩传仨，七十二个传一百八。
奕劻的贪是出了名的，而贪.腐的人总是不得人心，贪.官受到惩处也必定人心大快；好消息快速传播。
结果英《秦晤士报》登出消息，奕劻失宠将要退出军机处。
奕劻被很多外国使臣看重，驻京英国公使阅报后大惊，深恐会因此而影响中英两国关系。就让其夫人在参加慈禧太后宴请各国使臣夫人的宴会时，核实这件事。
慈禧太后非常惊恐，也恼怒异常。心想此事自己只说给了翟鸿穖一人，必然是他有意泄露，其目的是造成既成事实，促使她痛下决心。
想起闹义和团时被载渏一伙近乎绑架，慈禧就气得发疯，翟鸿穖这不是也在绑架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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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听到了自己即将被黜，惊恐万分，找袁世凯密谋对策。
袁世凯提出必须抓住这难得时机，将翟鸿穖一举击垮。
他们找来亲信，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密谋，商定由杨士琦起草奏折稿，贿买御史参劾。
但翟鸿穖享有清誉，加之赵启霖被罢官一事在都察院还没过去，御史们没有人肯被收买。
杨士琦最后找到了很不得志的翰林院待读学士惲毓鼎。
送其一万八千两银子，许愿将其外放为布政使。
恽毓鼎这一次肯定是做了件很不好的事，但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 宫总裁，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
和清代许多文人一样，恽毓鼎几十年如一日地写着日记。他去世后，日记由家人保存，其中几册不慎遗失。
一九六零年，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将保存的三十六册日记全部“归之北大图书馆”。
一些史学家曾到北大图书馆查阅并引用过这些日记资料，但由于整部日记篇幅浩繁，整理难度大，一直未能刊行面世。
史晓风先生穷十年之力，完成了整理点校工作，使这部珍贵史料 能为更多的研究者参考利用。
这部《恽毓鼎澄斋日记》，起于一八八二年，迄于一九一七年，计一百二十万字，是恽毓鼎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的全面记录。
由于工作的关系，恽毓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慈禧、光绪及朝廷大臣的言行；出于职业习惯 ，他翔实地在日记中记录了所观察到的种种细节，为后人再现了当时的场景。
例行的新年庆典，外国使臣觐见，慈禧、光绪的丧礼，宣统登基，他都不避琐细，一一记录仪式程序、官员服色，以及有关人员的言行举止(如记几位二品官员在丧礼上“大声谈论，且纵笑不止”)。
日记中对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情景的记载，经常被史学家引用：“上啼哭索母，声甚厉。…… 监国抱上步行，自殿后门入，升宝座，上啼哭不肯就座。监国一足立脚踏上，一腿跪宝座上 ，扶上立于座上。四服事太监在旁慰劝，上哭不止，言欲回家，不愿在此。”
又如记溥仪入学的情景：“十八日，晴。皇上入学，悬龙旗志庆。……陆师傅书此十字，逐字授认。上只能识四字，往复理熟，乃退。伊教习(授清文者称教习，不称师傅)先授清文，上能记两字母 。”
收为附录的《崇陵传信录》，是记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在史学界影响很大。
毓鼎处于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国势日衰、朝政腐.败的忧虑和愤慨，也提出了不少救敝图强的见解和主张。
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的日记中，他对官员所上八项变革办法条陈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有的可以斟酌而行，有的宜就今法变通，反对简单模仿西洋之法。
他对江淮分省、经营新疆等重大问题上的见解，今天读来仍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日记所体现的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恽毓鼎很有济世救民的抱负，一度想到地方上施展才干，平时注意物色人才，乐于接待四方之士，日记中详细记载所见之人的姓名、籍贯、特长等，是研究清末人物的一份宝贵资料。
恽毓鼎在仕途上并不得志，一直是个没有多少权势的普通京官。不过，工作在宫廷、生活在市井，却让他的多方面爱好得以充分发展，其日记因而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内容。
他是一位史学家，尤其精熟于《三国志》，日记中记录了许多治史心得；
他是一位医生，对自己的医术颇为自负，并于一九一零年创办“医学研究会”，日记中经常有他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诊病的记载；
他是一位古籍收藏家，精于版本目录学；
他是一位书法家，颇得东坡书法神髓；
他是一位诗人，日记中不乏诗酒唱和的记载，所录诗作当行本色；
他还是一位京剧、昆曲票友，与当时名伶多有接触。
此外，日记中还记载了不少当时的习俗，如与科举有关的“ 吃梦”，与娱乐有关的一些特殊的习俗，以及国丧三日内的“抢婚”，等等，甚至还记载了“星异”(不明飞行物)。 日记内容丰富，文笔流畅，不仅可供专业工作者借鉴取资，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部可以增长见识的饶有趣味的闲书。
当然，这些是后话。
惲毓鼎被收买后，立即奏劾翟鸿穖“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
所谓“暗通报馆”是指《京报》在杨翠喜事件中，该报曾连篇累牍的发文，评论段芝贵、朱宝奎的被严惩，赵启霖被无辜罢免，载振之开缺，对奕劻的抨击不遗余力，是翟鸿穖背后所操弄。
所谓“授意言官”是指翟鸿穖授意赵启霖参奏奕劻父子之事。
所谓“阴结外援”是指《秦晤士报》刊登奕劻失宠一事。
所谓“分布党羽”是指翟鸿穖曾托法部保荐其亲家余肇康为该部丞参。
与此同时，奕劻和袁世凯安排人，在朝廷大造翟鸿穖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余孽，一直致力于还政光绪皇帝的舆论。
六月十七日，慈禧下旨将翟鸿穖开缺，将余肇康革职。
慈禧所以不经核实就处理翟鸿穖，并非因为参劾所列的几条，主要在于翟鸿穖竟敢把自己和他密议的事泄露出去。
而关于翟鸿穖致力于还政光绪的事，更加触动了她的最敏感的神经。因为，她联想起前不久翟鸿穖还密请赦免康有为和梁启超，对此便确信不疑。
故以后虽然未查明所参各事，仍不肯收回成命。
第58章 离开老巢
把眼中刺肉中钉的翟鸿穖搞掉，奕劻和袁世凯并不轻松。他们也没法轻松，开始的各打五十大板就不消说了，现在则是危机更甚。
因为，一方面，翟鸿穖所以这么容易就得手，显然表明翟鸿穖传出的拿掉奕劻的动议，并非无穴之风。
翟鸿穖地被开缺，并不表示下架奕劻的危险不存在了。
而且，奕劻和袁世凯很快听到风声，慈禧曾征求过孙家鼎的意见，把翟鸿穖和奕劻同时拿下的可能性？
听说孙家鼎担心做这样大的动作，朝中一时无人可用。
好像在关键时刻，孙家鼎有意无意，又一次帮了奕劻和袁世凯。
袁世凯和奕劻商定，试探一下慈禧太后究竟是如何打算？就由奕劻面见慈禧，主动提出辞去他自己在军机处的职务，结果未被慈禧接受。
奕劻请辞的时候，很注意慈禧太后的表情。看到慈禧没片刻犹豫，心安了许多。
但很快有几件事，令袁世凯很不痛快。一个是一贯对袁世凯没好印象的载沣进入了军机处。
虽然袁世凯和奕劻不知道，慈禧是让这个年轻人熟悉政务，准备将奕劻取而代之。但他们本能的感到，对他们说来，这不是好消息。
紧接着，又出了另一件事，七月七日，御史三霖公司之一的赵炳麟，上奏《请销党见疏》。内称：“今日大臣争权，小臣附势，人心险诈，朝纲废弛，不早维持，弊将安极，岂徒开明末党援之习，且恐酿唐季藩镇之忧。推究其源，皆因威福下移，天下知大臣，不知天子之所致也。”
奏请饬令朝中各部院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将康熙三十年十一月禁绝朋党的上谕，竖于衙署，使之触目惊心，预防流弊。
并附参惲毓鼎图升官发财，弹劾翟鸿穖各事均与事实不符。
对于前者，慈禧立刻照准，责令各部院和袁世凯执行。
对于后者，也就是惲毓鼎参翟鸿穖之事，则搁置未问。
袁世凯敏锐的感到，这是朝奕劻和他来的，暗指奕劻和他结党营私。否则，总督府不止一个直隶，为什么别处只字不提？
接下来，御史陈田又参了袁世凯一本，说他“览权营私”。虽然没有实质内容，虽然也没有下文，但袁世凯敏感感到，朝廷在通过陆军部和度支部在逐渐收回直隶督抚的军权和财权。 好像是搞不动奕劻，一些人越来越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一再地遭受攻击，袁世凯沉不住气了。他不想坐以待毙，决定出手反击。
七月二十五日，他上折密陈管见十条。其中有一条叫做“明党派”，辩称结党有公私之别。有结党为公，有结党为私之别，公党立国，私党病国。攻击翟鸿穖“专务汲引私人，阿比亲旧”，“内外结引，排异联同”，搞的完全是私党。请求朝廷“严辩于君子小人之界”，“必察其所行所为。究竟为公为私，而因示以劝惩焉”。
等于公然承认自己和奕劻结党，只是他们是结党为公。
这样做其实有害无益，因为慈禧最忌惮有人结党。无论结党为公，还是结党为私。
而在这个奏折中，袁世凯还做了件更大的错事，就是主动挑起了和铁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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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袁世凯和奕劻所代表的北洋派，及翟鸿穖和苓春煊所代表的清廉派外，在朝中还有两股势力： 其一，“亲贵”势力。由满洲皇亲贵族组成，以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肃亲王善着、宗室良弼等为首。 其二，“老臣”势力。内中较有活动能量的有大学士孙家鼐、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鹿传霖等。
这两股势力，对袁世凯和奕劻对翟鸿穖和苓春煊的这场争斗，一直做壁上观，他们对这两派都没好感。
而奕劻不管怎么说是皇族宗亲，因此说如果铁良他们对这恶斗中的二派，倾向谁方一些的话，还是倾向奕劻和袁世凯这伙儿一点的。
而“老臣”势力的重要人物孙家鼎，其实是一直对奕劻和袁世凯有帮助的。
袁世凯上呈的“管见十条”中有一条是：“国势必须振兴”。
他写道：“陆军部设立以来，已阅十月，观听所系，尚无振作之现象兴革之举动。足餍众望而惬群情。凡兵法如何厘定，兵区如何规划兵备如何筹计，兵数如何扩充，及何以作养兵才，何以增进兵格，何以侦察各国之兵势，何以会通东西之兵学，固皆未遑议及，即本部章制，亦迄未见实行。
“至近幾已成之四镇，举以委诸副都统风山督练，查凤山初非出身学堂，又未一经战事，……才非出众，识非过人，无威望之可言，无功绩之足数，即论其军营阅历，亦甚浅鲜。……举四万众之重任，付诸谬妄人之手，中外腾笑，将士解体……
“似此非但武备决无起色，且恐愈趋愈下，久将杌隉不安，以我介乎日、俄两强之间，彼方扩张军权，各不下百万之数，我如仍此泄沓瞻徇，几视兵事为儿戏，欲厕于列强而幸免其祸，讵可冀也？……
“应请旨饬下庆亲王奕劻破除情面，慎选办理武备人才，……方可振兴军政，挽救时艰。”
袁世凯的意图很明显，是想把铁良和风山搞掉，用自己的人取而代之。
铁良毫不示弱，声言一切“是非自有公论”，奋力反击，进言慈禧太后，奏袁世凯“存心叵测，若不早为抑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
对风山则大力推崇，“异常得力”一将难求。
最后的结果是，非但铁良和凤山没有撼动，凤山还加封了一品顶戴。
很明显，因为奕劻请辞未准，使袁世凯对形势产生了误判。其实，袁世凯不但没看清形势，而且自我感觉良好。
在同一奏折中，自己公开承认自己和奕劻结“公党”，紧接着提出把铁良和凤山拿掉，让奕劻“慎选办理武备人才。”其用心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
表面上看，袁世凯似乎没什么损失，实际上他在慈禧哪里是因此而丢很多分的。
很快，袁世凯和奕劻得知，苓春煊没去两广任上。借口有病待在了上海，和翟鸿穖的人来往密切，很明显在伺机而动。袁世凯和奕劻都知道，苓春煊虽被排挤出京，但仍受到“宫人交口揄扬”，慈禧太后对他的眷宠“尚未全衰”。实是心头大患，不把他彻底搞垮，是不能睡安生觉的。
凭苓春煊的口碑和给慈禧形成的印象，要将其扳倒是很难的。
苓春煊曾经是积极支持戊戌变法的，而慈禧是最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想搞掉苓春煊，只能从这里下手。
袁世凯于是安排人上奏折，密奏苓春煊曾入保国会，和康有为、梁启超关系非比寻常。现在以有病为借口，不去两广上任，而是整日和康、梁余党打得火热。奏请朝廷严办。
密折交上去后，过了好多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很明显，慈禧不信，怀疑这是有人对苓春煊地陷害。
正在袁世凯和奕劻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人主动找上门献计。
此人名为蔡乃煌，极有才气，号称广东文坛“四大金刚”。只是人品很一般，特别喜欢钻营。早年持才充当科考“枪手”，每考必中。后因吃花酒争风，影响很坏，被革除了功名，改名乃煌顶替堂侄子为国子监监生。
光绪十七年中举后，入福建藩司唐景崧处做幕僚。
一八九四年唐景崧升台湾布政使，署理台湾巡抚，蔡乃煌随唐景崧入台。
甲午战败台湾割让，蔡乃煌趁机卷走部分库银，回大陆钻营。得知袁世凯和奕劻正急于倒苓春煊，赶来投靠。
蔡乃煌献上的一计极妙，也特别歹毒。他通过一个广东朋友，从上海一照相馆分别搞到了苓春煊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他的计策就是通过影像技术，把三个人的照片合成一张照片，编排成三个人在一起商量事状。
袁世凯闻听大喜，表示事成后，一定重金酬谢。
蔡乃煌最不缺的就是钱，听了袁世凯的话后很不高兴，说袁世凯这样做有损于他的人格。他自己这是为国家除害，如若是为了钱而陷害人，自己还是人吗？
当然，从台湾回大陆后，一直无事可做，倒是很想跟着袁大人和庆王爷为国家效力。
袁世凯马上明白蔡乃煌想要什么，看到这蔡乃煌也确实是个人材，就一口答应。
袁世凯和奕劻事后没辜负蔡乃煌，最后这蔡乃煌还做上了上海道台，曾在上海股市兴风作浪。
当然，这是后话。
当奕劻把这特制的照片交到慈禧手时，慈禧对苓春煊的信任最终动摇了。
她这样的人怎么会知道可以进行照片合成呢？
看到照片中几个人谈笑的样子，真是越看越生气。她这一生中最恨的两个人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怒之下，下旨把苓春煊开缺。
第59章 主持立宪和署理外务
军机大臣林绍年，福州人，清同冶十三年(一八七四)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改任御史，以极谏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名噪四海。
是清末时期一位比较有清誉的官员,曾任滇、黔、桂、豫四省巡抚,军机大臣等,也兼署过云贵总督。
林绍年任巡抚和军机大臣时,正是清末新政时期。林绍年对新政持比较积极的态度，他是第一个在上奏中明确提出君主立宪的地方督抚,也积极支持了辖区内的国会请愿运动。
他积极实施"开官智",先后开办了广西政法讲习所和河南法政学堂。
他为人“劲直”，是清廉派的又一干将。在收到惲毓鼎参奏瞿鸿禨的奏章后，慈禧不经核实就将瞿鸿禨开缺，林绍年曾当庭质问慈禧，逼得慈禧不得不走形式派人查证。
岑春煊被摒出京门时，袁世凯和奕劻就想把他连带逐出军机，授林绍年度支部右侍郎职。瞿鸿禨闻讯后急忙补救，说服慈禧令林绍年仍值军机。岑春煊罢官，林绍年完全失却奥援，加上此前林绍年因反对开缺瞿鸿禨触怒慈禧，同日也被赶出军机，就任河南巡抚。
这样，搅动朝政的丁未政潮，从面上看，就以袁世凯和奕劻这一方大获全胜而收官。
丁未政潮，历时不过三月有余，但政地沧桑，倏忽转换。北洋清流两大集团都动员最大力量作殊死搏斗，使得朝事变化，一波三折，多有出人意料的变局。
丁未政潮的实质，是清统治集团内部两大对立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但这两派之间仍有优劣高下之别，两相比较，清廉派廉洁，北洋派污秽，判然可分。
清朝自立国以来，一直有腐.败和清廉两种力量的相峙抗争，使得腐.败力量不能为所欲为。但以丁未为终点，清朝权力阶层中的清廉之士再也不能构成派势，控制朝政的各集团派别竞相腐.败，无一堪言。晚清政局江河日下，愈发不可收拾。
但是，官场上的恶斗其实是很少有胜利者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把翟鸿穖和苓春煊这两个口碑很好的人开缺之后，慈禧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有没有后悔过，没有人知道。
而慈禧这样的人，不管做错了什么，她都是不会承认，也是不会纠正的。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她对袁世凯的戒心是越来越重了。
翟鸿穖和苓春煊的遭遇，引起了很多官员的不平，为他们鸣寃叫屈者层出不穷。
八月十五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又上折参劾奕劻贪污受贿，用语极幽默讽刺，其附片则主要对准了袁世凯。
他说，袁世凯的党羽和心腹，之所以能够进入军机处和当上总督、巡抚、侍郎等要职，皆由于“袁世凯言之，庆王行之”。袁世凯“自握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重权，又使其党在奉天、吉林皆有兵权、财权”，思之令人寒心。且“其人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完全是汉末曹操，晋末刘裕之流的人物。今“乃令狼抗朝列，虎步京师，臣实忧之”。痛心疾首地提醒朝廷，对袁世凯和奕劻的结党营私加倍警惕。
这个奏折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多是发表议论和感慨。但慈禧把此折留下，看了好几次，很显然，说到了她的心里。
不出十天，御史成昌又上封奏，指出袁世凯的门生，故吏布满天下，甚非国家之福。一个接一个的弹劾和警告，慈禧觉得不能置之不理了。
但是，袁世凯的势力和能量，慈禧不能不有所忌惮。处罚袁世凯没有说服众人的东西，慈禧决定先剥夺袁世凯的实权。
一九零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廷电召袁世凯入京陛见。
三十日，袁世凯进京，慈禧太后赏假，赐食。
九月四日即下旨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
同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的还有张之洞。军机大臣的地位比总督的地位要高，但却没有总督那样的实权。
慈禧太后此举，看是尊崇和重用，实是压制和裁撤。
慈禧知道张之洞和袁世凯历来不睦，用意在于让这两个人在军机处互相牵制，便于她自己驾驭。
在官场待了这么多年，袁世凯当然能看出这里的名堂。
因此，在感恩戴德的同时，一再表示自己不堪重任，诚恳的请求留在直隶的任上。
但不管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慈禧太后就是不准。
君命难违，袁世凯只能告别自己的总督衙门，去当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
当年咨询立宪的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朝廷发布仿行立宪国策后，主张立宪的人们，曾经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以为国家和民族从此有了希望。
但袁世凯主持官制改革受挫后，人们又陷入极度失望中。
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依靠这些统治者，立宪是很难实现的。必须唤起民众，逼迫统治者就范。
更有些人直接主张，必须推翻这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才能争得人民民主。一段时间以来，各种立宪团体，纷纷成立，特别是南方地区，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更是风起云涌。
一段时间以来，二广地区连续暴发了三次武装起义，日知会也在湖广起义，徐锡麟、秋瑾在安徽浙江起事。虽然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每一次都给清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每一次的革命运动，也都给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有记载，在袁世凯上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的次日，就被慈禧召见。
慈禧的案台上有好几份各地起事的奏报，见到袁世凯，这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太婆流起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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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抱怨：“内乱外患，日急一日，究竟如何是好？有云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真无法可施。”
慈禧虽然对袁世凯有戒心，但她清楚，袁世凯对很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她实在搞不清楚，立宪是怎么回事？真心实意想和袁世凯讨主意。
袁世凯回答：“与其坐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可免后悔。”
于是，在风雨飘摇的满清，又开启了新一轮的立宪运动。
把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一南一北，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两个封疆大吏升迁至军机处，一方面是为了把他们从其老巢迁出，另一方面也是让这两个一直政见不和的人相互制约。
但是，慈禧太后的后一想法没能如愿。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为总督时，喜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 ）。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一八六二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袁世凯和张之洞都是立宪的支持者，但两个人也是有分歧的。袁世凯是主张急办的，张之洞是主张缓办的。
但是，两个人这一缓一急，不但没起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取长补短。
立宪是何等艰难的事，快能快到哪里，慢又能慢几何。而两个人都是干实事的人，都是责任心极强之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最重要在于，毕竟这处于变革时期，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思想上收获的东西，和按部就班的平常日子是无法相比的。社会在进步，人的思想也在进步。
两个人都是对新的事物容易接受之人，共同的进步也会使这两个人形成很多的共识。
第60章 山雨欲来
袁世凯的长处是敢说、敢想、敢干、敢闯，这恰恰是张之洞的不足之处。因为后者一事当前，总是顾虑很多。袁世凯的短处是想事不够全面，顾此失彼，而能把某件事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能想到，干什么事都反复思量，这又正是张之洞的优势。
或许，这就是优势互补。
重组后的军机处，没了翟鸿穖等处处和袁世凯唱反调的人。由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的第二轮立宪改革，进展得很顺利，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比如，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
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赴英、日、德国考察宪法。
任命溥伦、孙家鼎出任资政院总裁，筹划资政院建章建制。
责成各省督抚迅速筹建咨议局和各府州县议会，颁布宪法大纲和一系列变革法律。……
这一系列的举措，意义重大。
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九日，清廷下诏决定在各省设立咨议局，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
一九零八年二十二日，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员选举章程》。
随后，全国性选举议员的选举宣传工作在各地全面展开。
士绅、地方团体派出人马到各地讲演。告诉民众，议会是为民众说话办事的。选一个能表达自己的心愿，能够为大家说话办事，敢说话，有能力说话的议员，关乎到每个人切身利益。
清廷的立宪，虽然没取得最终的成果，但这一系列的活动和措施，并非是无足轻重。因为，国家的变革是渐变的，是通过不断量的积累而蜕变为质变。
很多人看历史，只注重那些划时代的事件。但是，他们忘了，没有量的积累，是不可能有质的改变的。
正如没有已经压在骆驼身上的那些草，最后一根稻草是不可能把骆驼压倒的。
清政.府设立资政院，是考虑到“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也就是说，目的在于培养锻炼议员的能力，为成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
咨议局是清末改革中建立的地方审议机构，具有西方代议制立法机构的雏形。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地方议会的咨议局，议论本省应兴应革的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及省政义务等。咨议局议员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
资政院、各省咨议局和各州县议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地方民主化进程在体制内合法开启，第一次在封建等级制度内部出现了特权和专权之外的民主机构。
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封建专权，另一方面也成为一个学校，培育民众民主意识的学校。
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就应该长官说了算，很多重大事是要和大家商量的，是要征求大家意见的。
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参予政治的途径，为新型的士绅阶层提供了表达政治诉求的的平台。
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为埋葬腐朽的封建制度，培育了掘墓人。
进步在继续，一九零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要领》，明确了要进行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
将于一九一六年正式颁布宪法，进行第一次国会选举。第一次国会将在一九一七年召开。
《钦定宪法大纲》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这一文件是“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五大臣督同馆院谙习法政人员，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编辑而成的，共二十三条，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君上大权，共十四条；二为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共九条。《钦定宪法大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日本《明治宪法》的借鉴。
《钦定宪法大纲》具有破天荒的意义。虽然，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在借鉴日本《明治宪法》时，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君权的限制条款删去，实质上是对封建君权的又一次强化，它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也因此而遭到立宪派的声讨和否定。
但是，此前在中国，皇权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现在至少皇权要有法律来规定了，把最高权力限制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的这一步，毕竟是走出来了。
慈禧从来把皇权看得比命都重，在她的虎视眈眈下，还能过多地苛求袁世凯和张之洞吗？
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对国家政治制度提出的改变的要求。在这个封建政权的内部，正在蚕食着这个制度本身。
这一期间的清廷，在立宪上取得的点滴成果，都应该镌刻上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
这至少可以表明，两个人不管政见有多少不同，是可以齐心合力地在一起做事情的。
我们说过，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也不管他管得是什么事，他都是努力摸清情况，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同样，他在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他也干了很多的实事。
谈到袁世凯在主事外务部的业绩，首先应该提及的是美国退还了部分的庚子赔款。
庚子还歀曾经是压在晚清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为沉重负担，可以说是压得中国人民喘不上气来。
有人说，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英国是和中国结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国仇怨最深的，相对关系好一点的是美国。
袁世凯到任就听说了一个情况，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提供。美国公使梁诚说他在和美国的各界人士接触中，发现美国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过多，对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着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凯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于是要求奉天巡抚唐绍仪，下功夫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联络，加强沟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凯承诺，成立东三省银行从美国借歀，积极回应美国方的关切。
同年，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进行秘密谈判，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退还庚子赔款。
为促成这件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当属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他曾经做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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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在华传教士明恩溥，他曾经通过和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关系，写信并当面劝说过美国总统。
外国传教士是近代最早接触中国人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得以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较为敏锐、细致的观察。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自一八七二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著有《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剖析。
在明恩溥看来，勤劳刻苦是中国人的显著特点，但并不是一个值得宣扬的优点。因为在勤劳刻苦的背后，则是持续的为“活着”而劳碌、奋斗。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只有勤劳刻苦，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那必定要勤俭节约才可做到，因此，“节俭”又成了一个衍生的性格，而在中国人看来，节俭也是一种传统美德。
这种奇怪的逻辑让美国人感到不解。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将“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
长期的贫苦，锻造了中国人坚韧的性格，普遍具有高强度的忍耐抗压特点。在明恩溥看来，忍耐是一种隐蔽，是一种小心谨慎，与渔夫和猎人有相似之处。但明恩溥又将这种忍耐等同于印第安人的消极忍耐。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人。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
经过各方的努力，美国国会终于在一九零八年，做出了退还已收庚子赔款的一半，用这笔钱培养中国赴美留学生。
而现在的清华大学，也就是当时赴美留学预备学校，就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不应忘记，一百多年前，列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屈辱和欺压。但我们也应记得，有一个国家，在他们的很多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曾经真心的帮过灾难中的中国人民。
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的任内，还有一件做得很好的事就是废除《接待教士五条》。
鸦片战争中国在战败后，在列强的压力下，制订了外国传教士高人一等的《接待传教士五条》。
条例规定，外国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相当于地方官，这助长了某些人品很差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非作歹。
引发庚子事变的“教案”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零八年四月，袁世凯奏报朝廷，撤销了这个不合理的条例。对于遏制不良教士的气焰，缓和教民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61章 开缺回籍养病
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做得另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是禁止鸦片进入。
鸦片的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危害极大。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了禁止鸦片曾做出过不懈地努力，但始终没能禁住。
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后，马上着手了与英国禁止鸦片进口地交涉。
经多次磋商后，于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中国外务部就禁止鸦片进口事宜致函英国驻中国使馆，明确表示，吗啡“如查有不因医治使用贩运来华者，一概不准进口”。同时表明，中国也将限制种植罂粟等作物。
经过一番努力，英国政.府同意从一九零八年一月开始，减少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十年内禁绝。禁止鸦片进入终于通过外交地努力，有了一次重大地进展。
后来，一九一一中英又续订条约，规定自一九一一年一月起，至一九一五年完全停止进口鸦片。祸害中国几十年的毒品，终于以条约的形式明文禁止了进口。对此，袁世凯功不可没。
当然，他的一位多年以来，一直在外交官岗位上的英国朋友朱尔典，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对于袁世凯的这位英国朋友，我们在后边会进一步认识。
除此，袁世凯在外务部任内，也为收回天津浦口铁路、沪杭甬铁路的路权，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分别于一九零八年订立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歀合同》、一九零八年三月六日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歀合同》，把借歀和路权剥离。
津浦路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北起天津，南至浦口，路经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全长一千多公里公里。始建时，计八十二个站(长淮卫等五个小站不在其内)。一九零八年动工兴修，一九一一年竣工通车。
一八九九年英国驻华公使马可独与德使秘密商妥，由两国银行团签订有关协定，合资修筑津镇铁路并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承筑津镇铁路的要求，获准。五月十八日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许景澄与英德两银行团签订了《津镇铁路草合同》三十五条。五月二十一日具奉旨允准。合同规定：自天津经德州、济南至峄县为北段，自峄县至镇江为南段。北段和南段的建造、行车一切事宜，分别由德华银行和中英公司代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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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共七百四十万英镑，年息五厘，九折付款，以路产及营业收入作担保。自一九零一年起，四年内还清。借款还清以后，铁路才能归中国自理。并规定南北两段各设一总局，各由华员二人、洋员三人组成。草合同签订之后，由于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运动，修筑津镇路未能开工。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四月十七日，袁世凯、张之洞电奏朝廷，请派外务部左侍郎梁敦彦与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英国中英公司代表濮兰德筹议修建铁路事宜获准，特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与德、英银行议商。结果，争执五月，始有成议。并以直、鲁、皖、苏四省绅民的请求为由，改自天津筑至浦口，定为“中国国家天津浦口铁路”。
一九零八年元月十三日，正式签订了《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计二十四条。仍规定分南北两段修筑，以山东省峄县韩庄运河桥为界。借款暂定五百万英镑，年息五厘，自一九一九年起二十年内分期还清。1
上海至杭州、宁波铁路。初名苏杭甬铁路。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曾订立中英苏杭甬铁路草约，拟由英国借款代筑，路权属于英国。因为当时清廷无钱修路，为收回路权，解决无钱修路的问题，通过袁世凯的努力，改由同英国借款修路。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英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成立，工程.asxs.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接，由邮传部出面借英款一百五十万镑。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引进外资。
还有，在袁世凯的任内，也对外务部的所有衙门进行了整顿。明确了岗位责任，无论办事的效率，人员办公的纪律，都有了明显的改观。用很多人的话说，他当外务部尚书后，外务部各方面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和七十四岁的慈禧先后死去。按慈禧死前的安排，载沣的长子溥仪继承大统。
因溥仪只有三岁，载沣为摄政王。
按慈禧遗命，遇有重大事件需请示隆裕太后（光绪皇帝之妻）。
隆裕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很强的权力欲，摄政王载沣实际上成了最高统治者。载沣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五个儿子，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光绪如何地恨袁世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有记载，光绪常在纸上画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每天不知要用针扎多少次，以解心头之恨。
因为光绪皇帝死时只有三十八岁，正值壮年，所以他的死留下了很多说法。
第一种：慈禧知道自已即将归西天，不愿意在他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派人毒死了光绪帝。
主要依据有清末给光绪看病的名医屈桂庭他的回忆录中说：“光绪在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症状。”
根据这种说法，光绪是被毒死的，最大的嫌疑人是慈禧太后，因为她是当时最有权势、又严密控制光绪帝的、是最好下毒、最可能下毒的人。
第二种：袁世凯见慈禧一病难起，怕慈禧死后，光绪掌握实权，报复自已在戊戌变法出卖皇帝的行为。于是贿赂宫廷宦官，用剧毒药物害死光绪帝。
这种说法最有权威的依据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说法，溥仪说：“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
第三种：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帝的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一起阴谋将毒药投入光绪帝的食物中致使光绪帝中毒身亡。
第四种：有专家根据光绪帝生前的病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推断是光绪帝因为严重肺结核病加上其它并发症，导致死亡的。
第五种：光绪帝有严重的肾亏，加上光绪帝从小身体虚弱。从几岁起就受慈禧的压制，长期处在紧张之中。后来又在做皇帝时更是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和打击，病情逐渐加重，引起一系列呼吸道、消化道、等并发病症，最后病亡。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光绪生前的病历和光绪生前自已的一段回忆。
但是，仇恨袁世凯的人和袁的政敌更愿意相信，光绪是被袁世凯所害。
可以想象，如果慈禧死在光绪皇帝前面，光绪可以亲政，要做的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杀袁世凯。
现在，皇权落入了光绪的家人之手，光绪的家人和袁世凯的政敌看到机会来了，纷纷上奏朝廷，要求杀袁世凯实现光绪皇帝的遗愿。
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分别发表讨袁檄文，提出“先帝之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賊也；即无可疑，袁世凯也賊也 。”
是说，无论光绪皇帝的死与袁世凯有无关系，袁世凯都是賊，都必须除之。
在一片倒袁声中，袁世凯可谓惶惶不可终日。
外界也有种种猜测，担心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
一九零八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六岁的摄政王载沣首次接见外国公使，袁世凯在坐。
似乎给人传递出的信息是：诛杀袁世凯的消息不过是谣言。
同年十二月二日，溥仪正式登皇帝位，定明年也就是一九零九年为宣统元年。
溥仪登基的第二天，清廷重申了准备立宪的时间表，宣布宣统八年，也就是一九一六年颁布宪法。
表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国策将继续坚持。
十二月十三日颁布监国的摄政王礼节，也就是在制度上明确了摄政王的权限，向外传递的信息是，治国不能靠个人的随意性，而要用制度和规章。
十二月十六日，十八日连续下旨，要求各省督抚认真考查吏治，要求各级官员崇尚节俭，摒弃浮华，是告诉国民，新政权要反腐败了。
十二月十九日，封官加冕，奕劻被赏加世袭罔替，也就是被封为铁帽子王。载沣的兄弟载洵、载涛被加郡王衔。张之洞和袁世凯加太子太保衔。
奕劻和袁世凯的加封，遭到了倒袁派的强烈反对。
御史江春霖上书摄政王：“伏思庆王在庚子虽稍有微劳，而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如袁世凯、徐世昌、杨士骧、赵秉钧、冯汝骙、唐绍仪、袁树勋、增韫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
“而袁尤为其腹心，借新政为名，引用私党，遂令官场相习成风，以奔走为事，钻营为能。令今摄政王监国，此风少息，盖以我摄政王素有贤声，将退小人而用君子。今庆、袁等又邀巨宠矣，不知者以为庆王宠仍不替，宵小之徒且复彈冠相庆矣，袁等之门又如市矣，造端虽微，而关系于前途者甚巨。我摄政王其重思之。”
第62章 垂钓洹上
御史赵炳麟趁机火上浇油，上疏密陈用人之大计，称曰：袁世凯当军机大臣令人担心，理由有二：
其一、袁世凯为人变化多端，“善构骨肉”，光绪皇帝“以三十余年之长君尚束手就箱，终身郁结，而袁世凯得以树植私党，挟制朝廷。方今主少国疑，似此包藏祸心、罔知大义者久在枢恒，他日必生意外之变。”
其二、“今日袁世凯党羽虽多，幸皆富贵利达之人，袁世凯一出军机，必多解散。若待其党根深固结，谋定后动，他日监国摄政王虽欲去之，亦无可如何。至是时唯有敢怒不敢言，俯首听其所为而已”。
因此，必须迅速将其罢斥，“以奠国本而杜后患。”
善愭和载泽同时秘密向载沣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主张果断的除掉袁世凯。
袁世凯现在简直是墙倒众人推，而在这个时候，御史陈田紧接着又恨恨奏了袁世凯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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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揭奏袁世凯如何反对和阻挠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清理直隶财政，说明其是害怕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乱帐被揭露。还说袁世凯擅用军机处名义发电，企图鼓动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其阴险用心是挑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关系。
陈田，字崧山，贵州贵阳人。著名学者。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与兄陈灿同科举人，且名列第一，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官御史。为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敢仗义直言，在朝堂威信极高，他的这一奏折分量极重，几乎成了“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陈田也是一位诗人，留下好些妙笔生花的诗篇。御史任上反而是参奏袁世凯使他名震天下。
载沣，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切都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但袁世凯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正在被边缘化。很多交办给军机处的事务，都绕过他，而是通过张之洞等人去办，他预感到了凶多吉少。
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重组了禁卫军，直属于摄政王载沣。
此时，所有的军权都掌握在载沣的亲兄弟手中，载沣要对袁世凯动手了。
原来，摄政王载沣早就打定主意要除掉袁世凯，只是在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奕劻听到了风声，急忙通知了袁世凯，让他赶紧出去躲避。
袁世凯本来早有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吓得惊恐万状。
他换上了便装，只身逃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想通过直隶总督杨士骧搭船逃亡日本避祸。
杨士骧认为事情不至于那么糟，为了避嫌自己没有出面，而是让自己的儿子杨毓瑛找到袁世凯陈说厉害。劝袁世凯返回京城，不要落人口实，被人说成是畏罪潜逃。
袁世凯权衡利弊后，听了杨士骧的劝告，鼓足勇气，返回了京城。
载沣本意是要杀袁世凯的，在征求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时，首先遭到奕劻的反对。
奕劻说杀袁世凯容易，但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
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世凯。他说他所以不同意杀袁世凯，不是为了袁世凯而是为了国家。
言道：“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都知道张之洞和袁世凯关系很不好，他出来说话，自然令人信服。
载沣似乎也没下定杀袁世凯的决心，他不会不知道大清王朝到了他手里，国势有多艰难。如果因为杀袁世凯引起动乱，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国家也未必能经得起这样地折腾。
最终，对袁世凯地处置变为“开缺回籍养病”。
此上谕于一九零九年一月二日发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本来是罢官，但被很客气的被说成是照顾回老家养病。
而这也不完全是借口，因为上年的十月七日，袁世凯曾因为足疾请假五日。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常称足疾，让人搀扶上朝。
命保住了，在袁世凯看来，无论如何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他还是如惊弓之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为了防备清室亲贵对其下手，他既不敢在京都停留，也不敢乘京汉铁路火车回河南老家。而是换上便服先到天津，住进了租界。
待了几天，做了严密的布置后，才只带着五姨太和七姨太前往彰德。
有书这样描写袁世凯离开天津的场景：“一九零一年一月六日，天气阴霾，朔风怒吼，滴水成冰，寒气砭骨，袁世凯在天津东站乘火车南下。
“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从北京赶来的严修、杨度等三、四人，专车更没有，昔日的威风排场一变而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心情之悲凉可想而知。
“他握住严修的手说：＇好冷啊！＇语意双关，实感于宦情之冷也。”
袁世凯被开缺以后，在朝廷还是有很大地反响的。
很多人发声，开缺袁世凯是排斥汉臣。更有人说这是对立宪运动的清算，因为袁世凯是立宪的积极推动者。
有人则针锋相对，说这些声音是来自袁世凯的党羽。在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为重新起用袁世凯大造舆论。
更有很多人主张把袁党连根拔出，防止其东山再起。
御史赵炳麟密奏解散袁党，罢黜奕劻，调走直隶总督杨士骧，用人不分满汉，以息谣言。
载沣召见赵炳麟。询问具体意见。赵炳麟提出宣布袁世凯的罪状，独用张之洞为相，表示重用汉人。启用苓春暄统率禁卫军，巩固朝廷。召立宪派康有为，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和赵启霖等入京，成为摄政王的顾问，教授皇帝读书。以收海内外人望。大刀阔斧地“实行立宪，大赦党人，示天下以为公”。
但是，这个意见遭到了历来与康有为、苓春暄等人关系不睦的张之洞地反对，他认为奕劻老成持重，在当前人心不稳的条件下，稳定朝政，平衡和安抚各方，非奕劻这样的人不可。
载沣本就属于皇族亲贵派，对汉臣势力存有很深地戒心，最后还是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
但对袁世凯的势力，不能不有所忌惮。于是将东三省的总督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又借京察的机会，令民政部的侍郎赵秉钧退休，等等。
袁世凯被解除官职，说到底是戊戌变法中的所做所为，酿成的苦果。也是在丁未政潮中，他主导的朝廷内斗，留下的后遗症，和自食其果。
为官的这些年，总的说来他是一直在努力做事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官是不多见的。他的被开缺，不能不是清廷的一大损失。
在朝廷之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在他开缺的谕旨一下，就有学部侍郎严修上折，请朝廷收回将袁世凯开缺的成命。
他历数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山东巡抚任上保境安民，特别是直隶总督任上的政绩。也点评了袁世凯在推动立宪和在外务部任上的担当和作为。指出袁世凯是个勤政务实之人，是那些善空谈、说空话而不做实事的人，无法相比的。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晚清进士,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曾任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等职。光绪二十年八月,严修被授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三年多。任职期间,他恪尽职守,整饬考政,剔除积弊;设立官书局,刊印书籍;改革书院课程,并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对近代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被称为贵州传播新思想的第一人。
他不是袁党，完全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袁世凯说公道话，在朝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这些不平之声，改变不了袁世凯这时的开缺回籍，但却为将来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做了舆论准备。
第63章 请愿大潮
袁世凯在为官其间，还是搜刮了一些资财的。在豫北的汲县、辉县、浚县和彰德（今安阳市），购置了不少的田地、山林，也修建了一些房舍。
被开缺以后，他没有回老家项城，带着两个姨太太，先在汲县他事先购置的房舍中暂时安顿下来。
袁世凯是不愿回老家项城的，因为他与长兄袁世昌矛盾极深。起因是袁世凯生母死后安葬之事所致。前边说过了，袁世凯兄弟六人，只有大哥袁世昌为其父袁保中正室刘氏所生，系嫡出外，其余兄弟五人皆由袁世凯的生母刘氏所生。
也就是说，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对于袁世昌这位嫡生子来说，不过是庶母。
一九零二年十月，袁世凯由直隶总督的任上回祖籍项城，安葬其生母刘氏时，因埋葬之地，与恪守封建伦理的长兄发生激烈地争吵。
袁世昌认定，袁世凯的生母身份是庶母，不能埋入袁家祖坟的正穴，只准埋在坟地的边角。不管袁世凯怎样的据理力争，其长兄袁世昌就是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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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外边可谓位高权重。但在家里，在袁家祠堂，他还必须要听从他的这位大哥，也就是家长的。
这就是封建伦理，这就是纲常等级，在某种意义上，是为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提供秩序。
袁世凯这位孝子，在无奈之下，只能另买一处坟地，安葬了生母。从此和这位大哥，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袁世凯带五姨太和七姨太先行离开北京后，其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其它家人，也特别地害怕。除了留几个家人看守外，全部逃到了天津，暂住进了一户很有钱的梁宝生家里。
汲县是袁世凯的临时落脚之地，他是想把家安到彰德附近。
彰德古称相、殷、邺、邺城、邺都、邺郡、相州等，简称殷或邺。位于中国中北部、河南省最北部，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东接濮阳，西临长治，南接鹤壁、新乡，北临邯郸。
彰德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属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先后有商朝、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在彰德建都，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盘庚迁殷、武丁中兴、奴隶傅说拜相、女将军妇好、文王拘而演《周易》、西门豹投巫治邺地、蔺相如降生古相村、信陵君窃符救赵、项羽破釜沉舟、曹操邺城发迹、三朝宰相韩琦、抗金名将岳飞等名人轶事层出不穷。
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商王盘庚亦将都城迁至太行山麓的漳河、洹河冲积扇扇缘，史称盘庚迁殷。 商王盘庚迁都于此，历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五十五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殷商文明。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文字始祖，与现代汉字一脉相承，也是世界三大古文字之一，对推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彰德全境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展布。西部为太行山；中、东部平原。最高点在林州四方垴，海拔一千六百三十二米；最低点在内黄，海拔仅五十米。山地、丘陵、平原、陂洼多种地貌类型，构成复杂的地表形态。
彰德名胜古迹众多，有殷墟、太行大峡谷、羑里城、岳飞庙、黄华神苑、天平山、太行屋脊、万泉湖、洪谷山、扁鹊庙；天宁寺、珍珠泉、小南海、都里漳河湾、林州五龙洞和彰德府城隍庙等。
在彰德城北门外有一洹上村。
洹水又名安阳河，发源于河南林县西北的林虑山中，至彰德境内的善应山有山泉涌入，水流渐大，蜿蜒而由西向东流淌，洹上村因面向洹水而得此村名。
村中原有天津一户何姓人家的别墅，总面积二百余亩。
袁世凯先前“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太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随购居焉”。这是袁世凯选好的隐居之地，先派其长子袁克定打前站，主持整修。
几个月后，全家人搬入，袁世凯开始了他一生难得的洹上田园生活。
住进洹水袁宅后，袁世凯又大兴土木，在袁宅周围修起高大的院墙和炮楼。
袁世凯这样的人，即便是过上了平民生活，他住的地方也属于政.府重地。
当地府衙派二个营的兵力来保护袁宅，从外边看仿佛是个城堡。
院内修了一座花园，袁世凯因早年曾得慈禧太后所赐“养寿”二字，故将此园命名为养寿园。
养寿园有三列主要建筑，养寿堂为园中最大建筑。
该堂有楹联为：“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寛。”
养寿园南有一谦益堂，“谦益”二字系慈禧一九零二年所赐。袁世凯以此二字命名，意在“俾出人瞻仰，用自循省”。
此堂楹联为袁世凯亲拟：“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婆让老夫。”
园内还有：五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纳凉厅、澄淡榭、葵心亭、待春亭、瑶波亭、泻练亭、天秀峰、碧峰洞、椎风洞、散珠崖、汇流池、鉴影池、卧波桥等。
袁世凯把洹水引入园内，修成一占地十亩多的人工湖。
湖水碧波荡漾、亭台榭阁倒影水中，湖心有一亭名为水心亭，需乘船才可达。
湖中备有船只，泛舟湖上，到水心亭宴乐赏月，是袁世凯携成群妻妾常临之处。
养寿园有书记之：“整个园内名花遍布，香飘四季，茂林修竹、婆娑滴翠、高石泻泉、瀑散珠玉、朱拦半隐、曲径通幽，确是一个景色绝佳、清幽恬静、适于颐养天年的处所。”
湖中生长着荷花，菱角，养殖着鱼虾蟹，湖边垂钓，是袁世凯和家人的一大乐事。
不久，袁世凯身穿蓑衣，舟上垂钓的照片，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
很显然，袁世凯是在向外传递这样的的信息：他已无心政事，与世无争。
他下这么大的功夫大兴土木，修筑自己的安乐窝。或许是真的想颐养天年，或许是告诉世人，特别是那些时刻关注着他的有心之人，他袁世凯已经“乐不思蜀”。
人总是这样，当生命受到威胁时，第一要务是保住性命。
在最初的日子里，袁世凯应该真的已淡泊名利，悠哉悠哉于湖光山色之中。他已看破红尘，一心一意隐遁了。
有他的诗为证：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园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亨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
袁世凯的女儿袁雪梅女士，在她的《女儿眼中另一个袁世凯》的书中写道：
“在这个＇寨子＇里，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佣人的家眷就住在里边。此外，还开辟了菜园、瓜园、果子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人食用。
“我们的住宅有很多的四合院，它们另有一道墙围绕着。他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栆等果木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活鱼。
“我父亲喜欢吃的熏鱼，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用池子里的活鱼做给他吃。记得每年秋天，他还带着我们在水池里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所养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自己捕来自己吃。
“池内还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我父亲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他有时独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荡舟赏月。我母亲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音，是十分高兴的。
“有时候他俩一边赏月一边下围棋，偶然一语不合，也会闹起气。有一次我母亲竟气得把棋盘、棋子都扔在水里了。
“我家当时上下人口是很多的。为了筹措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父亲早就在彰德置买了不少田地，因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园里又饲养了家畜、家禽、活鱼，因此副食供应也无缺。
“园子里的瓜果等类，还可以卖到市上换回钱来。他甚至在南方请来一些蚕娘和纺纱娘（这些人都住在宅子外边的群房里），让她们养蚕和缫丝。缫出来的丝，就送到他在彰德所办的纺纱厂里织成绸缎出售。
“他时常带着家人去看她们喂蚕，缫丝。同时，也让各房自己喂蚕，自己缫丝，所得的丝价就归各房自己支配。
“家里还用了一个姓葛的采买，每天都要进城采办一次。每隔两三个月，还要专程到天津、上海购买那些彰德买不到的吃、穿、用的东西。
“葛去天津和上海之前，总是逐一向各房问明需要买些什么。这时，各房就开列清单，交他办理。所有需用歀项，都是账房支付的。”
第64章 燎原烈火
清廷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袁世凯回原籍时，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其实是监视袁世凯。
肃亲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在暗中盯着袁世凯地一举一动，袁世凯对此当然心中有数。
开始为了避开嫌疑，他在家里闭门不出。有当地官员来探视，他一方面毕恭毕敬，一方面闭口不谈国事。还无病呻.吟地总是说自己的足疾有多严重，身体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付悲悲切切、絮絮叨叨的市井小民的模样。
对袁得亮则是特别地恭敬，常常找各种借口重礼相送。
因为都姓袁，袁得亮也很快成了袁世凯的本家。
这本就是个贪财好利之徒，加之袁世凯也真没有什么不轨行为。
每个月向步军统领衙门写的报告，最后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代劳。
或许是清廷真的对袁世凯放心了，或许是他们已经没有精力管袁世凯的事。这个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这正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
没有了袁世凯，清廷这个又老又破的机器，还在艰难地运转着。
主事的摄政王，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载沣，正焦头烂额。
从对袁世凯处置中，应该能看出，这是个有心机，能忍耐，也是能够识大体的人。
他接管朝政后，在摄政王的岗位上，可谓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是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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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地说，无论是个人的才干，还是在勤政方面，比起他的那些有作为的前辈君王，并不逊色。
只是生不逢时，比如一部车已经马上就瘫痪了，司机的驾驶技术再好，又何济于事呢？
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术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一个人有再大本事，如何能够扭转乾坤。
这个时候被开缺，对袁世凯来说，应该是他的幸运。
因为他离开后，清廷的统治就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
有人说如果袁世凯在位，清廷就可以化解这些危机，其实未必。
因为，袁世凯不是超人，他如果继续在位，恐怕也只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甚至很难再有后来的，东山再起机会了。
袁世凯离开政坛不久，就暴发了大规模的立宪请愿活动。
载沣摄政之初，就承诺立宪将按着既定的政策继续进行。
他没有食言，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国二十一个省，除新疆之外，都完成了咨议局地选举。、
各省的咨议局一产生，就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议员们积极的参政议政，不但监督制约着政.府的权力，也促进和完善着政.府的施政。
上上下下，积极性都很高，特别是士绅阶层，成为立宪最积极和热心的群体。这也不奇怪，这些人已经是这个社会最为活跃的阶层，立宪本就是这个新兴的阶级的政治诉求。
是的，立宪在继续，但广大的士绅和民众对原定的准备立宪时间，不满意了。九年时间太长了，大家等不得了，纷纷要求加快进度。
张謇，不错，就是袁世凯的那位老师，他一直热衷于立宪。我们记得，当年提议立宪时，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在朝鲜时两人因张謇那封信已绝交多年，但为国家、为立宪大局，张謇放下了个人恩怨，主动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
现在，张謇已经成了立宪请愿活动的领袖。
从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在张謇的策划联络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个省的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联合会。
联合各省的督抚和咨议局，要求中.央政.府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他们組织了三十三人国会请愿团进京请愿。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请愿书出自状元张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国会，在此之前应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从速组织责任内阁。
请愿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利用各种关系遍谒朝臣，寻求支持。
他们首先去求见的是首席军机奕劻和其他军机大臣。
奕劻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那桐也表示赞成。
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访问一些皇族亲贵的时候，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而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总算是让代表们感到些许安慰。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随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资政院议员）特意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不仅如此，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他们“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尽管经过一番很大的波折，请愿书还是送达到了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手中。
清廷在对请愿书答复的谕令中，对代表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对各地表现出的立宪积极性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做什么事都不能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九年立宪既然是已经定下来的大政方针，还是不要改变为好。客客气气的拒绝了这一次地请愿要求。
请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达成，但能看出新一届的清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后当政时期的固执和傲慢。至少已经能够有个平和的姿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了，这个进步还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当年的公车上书，请愿书根本就没交到皇帝的手中，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清廷根本不当回事。
遭到拒绝的咨议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没有放弃。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
于是，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
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
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吓”，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
于是，六月二十一日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这一次的拒绝态度强硬，明确提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很遗憾，这个政.府毕竟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面对，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如何倾听发自民众地呼声，更谈不上正确对待民众的请愿活动。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
第65章 保路运动
“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讨论做出三个决定：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一百人以上，远省至少五十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一九一零年七月一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
一九一零年八月十五日，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八月前必须到达北京，九月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另外，国会请愿团向各省谘议局致电建议，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各省谘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那就是速开国会案，目的不达到，各谘议局即行解散。
不久，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驱车乘轿，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一时热闹非凡，轰动京师。很多年后还被人们传为佳话，山西人每说起此事时，也是特别的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
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代表们亦泪流满面，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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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
直隶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
十日后，河南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
山西太原民众一千多人集会，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同日，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当场签名的就有五千多人，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
福建各界人士五千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同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到会者六千多人，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
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特别是东北三省，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签名者近三十万。
谘议局这边的请愿活动也很顺利，各省谘议局基本上都通过了呈请速开国会的议案，并组织好进京请愿代表。
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湖广总督瑞澄、两广总督袁树勋等十八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九月二十三日，国家的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们提出提案，支持请愿活动。
湖南籍的议员罗杰慷慨陈词：“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
十月二十六日，资政院投票对提案进行表决，获得通过，全场群情激愤，掌声雷动。资政院虽然还不是议会，但能通过支持请愿活动的提案，意义重大。
如果民众的请愿可以无视的话，但另一股力量的出场，形成的是泰山压顶之势。
各省的督抚或联名，或单独奏请清廷顺从民意，明年召开国会。
在重重的压力之下，载沣和朝廷让步了，他不得不让步了。还好，能学会对民众让步，毕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廷宣布，着手组织责任内阁，预备立宪由九年“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即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
对于这个结果，立宪派中张謇等所代表的温和派，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偃旗息鼓了。张謇现已是一名富商，他生意上的事也很忙。
而立宪派中的激进派不满意，又搞了一些活动，但因为参加的人不多，也就慢慢平息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千呼万唤的责任内阁终于出笼。
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礼藩十个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为各部大臣。
在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满族九人，汉族仅占四人。
满族九人中，皇族又占五人。
这个结果很令方方面面失望，被人们戏称为“皇族内阁”。
而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立宪派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选大员担当总理大臣。
又向全国宣告：新内阁人员組成，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左”。“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对此，清廷不予理睬。七月初，咨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組责任内阁。
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过问。
咨议局联合会立刻针锋相对的用立宪原则给予批驳，指出：国家是国民的国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君主之地位，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动言君上大权，总揽政治权，是违宪的，是对人民权力的剥夺。
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才是立宪的本来意义。
严正声明：“授亲贵以国务大臣，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下边喊得多凶，不管下边的意见多有道理，但权力在朝廷手里，朝廷不理睬，说什么都没有用。
君主立宪，需要特别开明，思想境界极高，道德品质极好的君主。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毫不贪图个人的权力及名利，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没有，但肯定是为数极少的。
一个国家能够遇上，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而在大多数时候，没有制度和有效机制对专制进行强有力的限制，靠当权者的良心发现和自觉自愿，君主立宪是很难实现的。
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而不能靠封建统治者地恩赐。
载沣或许在想，反正大权在自己手中，无论你们大家怎么喊、怎么叫，我就是不理睬，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从表面看似乎是这样，但让载沣想不到的是，人民用和平的方式 ，达不到目的，很多的人就会诉诸暴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清朝统治的灭亡。
袁世凯在农工商部当参丞的长子袁克定，这一天又回彰德洹上探望父亲。
每一次他都会很详尽的讲朝廷的事，袁世凯每次也都听得很仔细。
这一次，他显然对责任内阁更感兴趣，听完了这个被称做“皇族内阁”的名单和各方的反应后，袁世凯沉吟了良久，没有说话。
袁克定征求父亲对这份名单的看法，袁世凯说：“说实在话，这个责任内阁的組成人员，还是很不错的。
“就拿总.理大臣奕劻来说，人虽然有些贪，但他是很开通的，也识大体。载泽在海外的华人和立宪派中，口碑是不错的。善耆在宗室皇族中则是最开明的一个，他与海军大臣载洵出洋考察时，曾在国外与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有过密切的接触，思想是很前卫的。
“溥伦作为资政院的总裁，一直在致力于立宪。而司法大臣绍昌一直在主持起草法律，《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这些法律都是出自他手，如果他不是立宪派，还有谁能称得起立宪派。至于你徐世昌伯父，就更不用说了。”
第66章 机会
听了父亲的话，袁克定想了一下，“可是，大家就是异口同声地不认可呀？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换了，都换成汉人，照样还是会有人反对。”袁世凯摇了摇头 。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袁克定又问。
“有句话怎么说了，对了，众口难调，人多事多。还得看谁主事。要是老佛爷那个时候，不搞责任内阁，谁敢说什么？载沣这黄毛小儿，差远了。”
说到这里，袁世凯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有人偷着和我说，责任内阁有您就好了。”
袁世凯旴了一声，走到门口看了一下，“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可不准跟着瞎掺和！”袁世凯正色道。
“这您尽管放心，我傻呀？”袁克定回答。
袁克定这一次回来，发现父亲有了很明显地变化，和外边的人联系得多了。家里还安装了电报，经常听到电报房里传出滴滴答答地声音。
他心里不由得想：自己的这个老爹，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但是，父亲闭口不说，他也不好去问。
国会请愿活动余音未消，皇族内阁的抗议声未绝耳，又暴发了保路运动。
晚清末期，腐败已经成风，官员腐败，民间也同样腐败。
晚清新政时，为发展铁路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修建铁路。
到一九一零年，全国已经涌现出十七个私营铁路公司。
这些私营公司也深受腐败之害，或集资不到位 ，或因贪腐导致瘫痪，或修筑铁路款被挪做它用，十七家铁路公司竟无一家建成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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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情况，原来极力主张铁路商办的张之洞、杨度、盛宣怀等人都改变了观点，主张铁路国有。
国家没有钱，可以和外国银行借贷。
责任内阁，也就是被称做皇家内阁的这一意见被清廷所采纳。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决定：“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
“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份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我们勿需讨论铁路国有还是商办或民办好，也不去讨论责任内阁和清廷这铁路国有的想法和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问题是，那么多人集资了那么多钱修筑和正准备修筑的铁路，朝廷做一个决定说一句“铁路国有”，就可以了吗？
我们说过了，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的利益也要遭到人们的反对，一个铁路国有，触及到多少人的利益呀。
特别是四川，有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自普通的农民。
每个农民的钱或许不多，但那是贫苦的农民从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里边，好不容易省出来的。
本指望投资修建铁路能赚些钱，现在倒好，一下子国有了，这涉及的可是千家万户呀！
清廷的这些决策者们，可能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说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了。更不是白居易写《卖炭翁》的那个时候。
一劳作者辛辛苦苦在南山烧一车炭，拉到集市上去卖。
“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身上衣正单”，一家人靠这一车炭换成钱，去买“身上衣服口中食”。可皇宫来几个人，无偿就把这一车炭征用了，只是把一块红绸布挂在拉车的牛头上。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常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是不可能相容的。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准备立宪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资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议局。把修铁路从商办变成国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没有拿自己规定议事流程当回事。
对于民间先期的投入，清廷那边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应地补偿。
对于这些补偿，我们不去讨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国家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大家的，所谓取之于民，不是统治者自家的财产。
问题是，这样的事你和被赔偿方商量了吗？没有。
还有，和外国的银行借钱修铁路，我们现在叫做引进外资，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好事；但这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被解读成用外国人的钱修铁路，铁路就是外国人的，这借钱的行为就被视做是卖国了，这又会引发爱国情绪。
于是，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酿成了这场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聚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人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叫租税以示抗议。
在湖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等地也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也叫铁路风潮，声势最大，事态最严重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出电报，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金。
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做抵。
王人文原以为政.府只收路而不收款，至此方知是路款皆收。他收到电报后 ，知此电文一传出，全省必定大乱，于是便把电文压下。
盛宣怀、端方又致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报，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
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十三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罗纶，字梓卿，又字梓青，原名晋才，字康候，四川西充人。清末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人士，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
邓孝可,字慕鲁,四川奉节人。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归国以后,邓氏长期从事于立宪政治活动。辛亥四川保路运动时期,他出任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长,主办《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等通过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成立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刘声元，字立青，号凤书，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人。实业家、四川保路运动领袖之一，后为佛教僧人。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
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辛亥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九零四年参加殿试，中进士，被授职主事，一九零五年公派日本留学。一九零九年蜀人公推蒲殿俊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同年八月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一九一零年创办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提倡民权。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也应当据理力争。
十七日，王人文致电内阁：“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朝廷未作理会，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川的局势则越发严峻，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
第67章 迫不及待
十九日，王人文再奏说：“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同时上疏严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二十七日，他又把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
清廷申谕严饬，并将王人文.革.职。
王人文，白族，云南大理人。清同治二年生。光绪十三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
一九一一年曾以布政使的身份短期“署理四川总督”的职务。
在辛亥革命后，王人文曾被武昌政府誉为四川革命的“八大功臣之一”。 一九一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四月，任川滇宣慰使。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后脱离国民党。国会解散后，离开北京。国会重开，遂入京，仍任参议院议员。一九一二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仍任参议院议员。
晚年王人文一直过着寓公生活，一九三零年病逝于天津。
此为后话。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
当晚，曹笃和革命党人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
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水电报”。
名扬四海的“水电报”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浪潮。
曹笃，字叔实，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是民国元老之一。
先后就读于自流井炳文书院、富顺江阳书院、泸州经纬学堂（现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一九零七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立志反清救国，与黄复生、熊克武、谢奉琦奉孙中山之命主持川省中国同盟会的工作。
先后参与策划成都、泸州、江安反清武装起义，四川保路民军起义，曹笃领衔筹备成立国民党四川省支部，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川黔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中国国民党四川特派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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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力主对日作战，抱病率四川抗敌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抗日官兵，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
曹笃晚年弃政从医，出任四川省国医馆馆长，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一九四五年病逝。
曹笃性格豪爽，胸怀坦荡，以一生之传奇为世人所称道。
此亦为后话。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
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二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赵尔丰，字季和，祖籍辽宁辽阳市，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其父是道光进士，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赵尔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也就是买官，任职于广东。一八八四年任山西静乐知县，一八八八年调永济县令，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随任于河南。
一九零三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又随之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
武昌起义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
当然，这也是后话。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
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
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
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二十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
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一千余人。
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相应武昌起义的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十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廷又急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没有立宪请愿活动、保路运动、特别是遍布四川的“同志军”地暴动，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很难设想的。
袁家的人发现，自家老爷这段时间特别的亢奋，特别的关心时局，关注各方面的消息。
已经好些天没“蓑衣垂钓”了，一再地叮嘱家人，有电报和信件，要第一时间拿给他。
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这个家的平静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
事实上，从去年的年底起，朝廷就开始不断有人呼吁，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特别是外务部的呼声更高。
袁世凯在外务部时，对下属要求特别严，大家都很惧怕他，也很烦他，几乎都盼望他快点离开外务部。
他被开缺时，虽然没有人敢有所表示，但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乐开了花的。
但袁世凯离开后，外务部的业务处处干不上去，总是遭致方方面面的指责，大家又想起了袁世凯在的日子。
那时候累是很累，每天也很紧张，但干起事来痛快呀！也有成就感。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以后，唐绍仪因为外交上屡屡受挫，几乎天天鼓动军机大臣们起用袁世凯，以应付外交上所面临的危机。
这是个真诚的人，他一直被视为袁党，但却无所畏惧。从袁世凯被开缺的那一天开始，就公然为其鸣不平。
东三省，由于日、俄都在加快侵略地步伐，为应对东三省的危机，以奕劻为首的十多名重臣，力保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
当责任内阁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时，协理大臣那桐心灰意冷。在提出辞呈时，竟公然说，自己这样的人，十个也顶不住一个袁世凯。
徐世昌为避嫌，不好直接提袁世凯的名字。但几次提出要求，破格启用扶危济困之才，谁都能听出来，这扶危济困之人，是非袁世凯莫属。
就连载沣的亲弟弟，海军大臣载洵等人，也认为应当起用袁世凯。
一些列强，也大造袁世凯应东山再起的舆论。
第68章 武昌起义
但是，继承光绪皇帝遗志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态度坚决，多次表示启用袁世凯决不考虑。
这些事，都从不同的渠道，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他对载沣和隆裕太后越发怀恨在心。在心里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有机会定要以牙还牙。
这一天，当地的州府又来袁家大宅，他倒是来过几次了。每次走，袁世凯都要厚礼相送。虽然每次都要推辞一番，但最终还是却之不恭。
这一次是不同以往，竟带来了重礼，称呼也变了，一口一个宫保大人。
走的时候，袁世凯也还是备下了重礼，但对方坚决不收。一再说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人亲，等宫保大人出山后，请多想着家乡一些；袁世凯也就没再勉强。
送家乡父母官走的时候，望着知府卑恭的笑脸，袁世凯无限感慨，心里说这人还是有权有势好。这个时候的他，对出山的期盼之情是更加强烈了。
一九一一年六月的一天，有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洹上，就是袁世凯曾经的老师，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张謇。
虽然，由于张謇因立宪之事，主动给袁世凯写信，袁世凯也很客气的回了信，过去的那一页，应该是翻过去了。
但袁世凯因开始不知张謇的来意，谈吐闪烁，也只说了一些场面话。后见张謇态度十分诚恳，力劝他放下个人的恩恩怨怨，以国事为重，准备出山，为国家效力。
袁世凯也说了心里话：“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效犬马之劳，世凯当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毕竟当过自己的老师，袁世凯也没见外，还和张謇说了些小话。说自己不是不想出去，虽蓑衣垂钓洹上，心里一直深怀报国之志。整天无所事事的，其实是很难受的。
诚挚地说：在这近二年的时间里，他也多次反省过自身，觉得过去自己很多事情做的是很不妥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当年在朝鲜，“学生如果能认真地听取先生的教诲”，自己后来的人生，走得就会从容得多。
这些未必是袁世凯的心里话，但他深知这话张謇听着肯定舒心，恭维的最高境界是恰到好处。
末了，袁世凯对张謇说：“我知道，朝廷有人，对我嫉恨和猜忌极深，阻力还很大。我知道的，我全知道，这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还请先生多多地疏通，把我的诚意传达出去。”
反复表示：如果，给他机会，他一定会不负众望。
袁世凯的这一番话，让张謇特别地满意，认为袁世凯“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张謇是北上去京，路过这里顺便停留，他一再和袁世凯承诺，此次去京，一定为袁世凯出山全力以赴。现在的张謇，能量极大。
两个人谈到了半夜，当晚，张謇就住在了袁宅。袁世凯当然是隆重接待，走时还重礼相送。
袁世凯虽然对东山再起心急如焚，但在有些人面前还是要极力掩饰的。
比如端方，二个人是结拜兄弟，感情是相当融洽的。原来在同为总督时，二人一南一北，配合的也相当地默契。一起上奏废科举制度，一起发起立宪。
特别是在丁未政潮时，两个人更是遥相呼应，同甘苦而共命运。
但袁世凯是个心机极重的人，对再好的朋友，也是有保留的。
这一天接到端方的信，信中告诉袁世凯，大家正在为他重出江湖而全力为之，断定袁世凯出山，只是个时间问题，提议袁世凯做好思想准备。
端方，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中举人，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虽非皇族，但是满贵之后，袁世凯还是有戒心的。在给端方的信中，说自己多病缠身，应该是行将就木之一，早已习惯二耳不闻窗外事，习惯于不问政事。“不足再言功名事业”，“常患头晕心悸，亦衰朽之一端也”。
对好朋友的信任表示感谢，但自己要让朋友们失望了。
端方是个率直爽快之一，收到袁世凯的信后，信以为真。一方面担心袁世凯颓废下去，另一方面也担心袁世凯的身体，没过几天，专程来到洹上。
在满贵之中，端方是思想最为开通的一个，曾被誉为“旗人三才子”之一。（另二人是大荣〈庆〉，小那〈桐〉）
他忠于朝廷，又主张变革，主张满汉一家。在戊戌变法中，他是积极支持变法的。
百日维新伊始，就被任命为变法中诞生的农工商总局督办。
端方能力极强，光绪皇帝设此局，旨在促进农业商业的流通兴盛。尽管谕令成立此部，但并未提及办公处所，人员设置，经费来源等。
但端方光杆司令，不到十天时间，就使此局正式办公。戊戌变法失败后，此局被撤消，端方也被罢官。
端方所以没和其它维新派人士遭同样命运，后又被起用，有人说是因他是慈禧的宠臣刚毅所举荐，有人说是因为慈禧政变后他及时进献《劝善歌》。歌颂慈禧：“太后知人善任人，……御膳房内曾减膳，省出银钱去放赈。”
端方没有像袁世凯那样，靠出卖维新派去自保。用一首《劝善歌》拍慈禧的马屁，也同样保住性命，保住了仕途，其才气是被传为佳话的。
端方在庚子国难时，慈禧西逃至西安，他正署理陕西，把自己的行署让给了慈禧一干人。安排生活和办公，深讨慈禧的喜欢和感激，便步步高升。
他一直觉得自己和袁世凯特别投缘。两个人见面后谈了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两个人都特别高兴，订下了两家人两门亲事。一门是袁世凯的二女儿嫁给端方的侄子，一门是端方的长女嫁给袁世凯的五子袁克权。
端方此次来还带来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给袁世凯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方知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
盛宣怀的信说得很直率。
袁世凯回信中同样吹捧了一番盛宣怀，又自谦一番写到：“弟初病左足，嗣病右臂，头眩心悸，益以失眠，精神日见颓靡，志气更不待言。承大哥期望之厚，当铭诸肺腑。
“惟久病衰朽 心与世违，愿常作乡人，以了余年。有负厚爱，无任悚惭。弟病眼昏花，不能具丹庄书，敢祈谅之。”
袁世凯和盛宣怀并不知心，他很怕是盛宣怀是有意试探。
其实，盛宣怀是力主铁路国有的，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祸端。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袁世凯快点出山，因为在他看来，如若袁世凯出面处理铁路风潮，事情肯定会很快平息。
袁世凯在这里，真的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腑。
送端方走的时候，袁世凯没有想到，这一次和端方一别，竟是诀别。端方其实是不赞成铁路国有的，看到各地如此强烈的反对，他更坚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现在这个铁路督办大臣的差事，他是很不愿干的。
对于铁路风潮，他的想法是和平和协商解决，无奈载沣不允。习惯了封建专制，清廷还没有学会和平和协商解决与民间地纠纷。只相信强权，只相信压制，只相信诉诸武力。
在他们看来，对于民间的要求，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己方退一尺，对方就会进一丈，就会没完没了，朝廷的威信就会荡然无存。
端方不能抗命，只能消极怠工，最后还是成了清廷的牺牲品而死于非命，实在是可惜可叹。
从端方处得知，自己东山再起的事已经张罗得差不多了，说载沣和隆裕太后已经露出了口风。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听到的最好消息。但他更知：世事多变，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变化？
这样的事，他自己再急也没有用，只能是等待。虽然，特别特别地急切。
他的这种心情，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他撰写的《重修百泉祠庙碑中》的一段话中，有明确的表达：“龙骧虎跃之士怀奇负异，每息偃乎寥廓之藩，以韬养其光气。而贤哲之有经世之略者，亦往往因以自放焉，如康节诸人是也。今余幸有余闲，无人事之忧，而鞠人（徐世昌）虽居朝列，志亦不忘丘壑，乃得相与致意于此。
“缅怀孙、阮之高踪，盖敻乎不可攀已。时方多事风云俶扰，不知所穷，要非沈雄俊伟之才，不足以贞多难。意者风教所树，英才骏足接踵而兴，世变赖以康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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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凭吊和缅怀古人的时候，不免对当今发出感叹。虽然“风云”跌宕之际，当权的朝廷“不足以贞多难”，只有自己这样的“英才骏足”，“世变”才能“赖以康济”。
袁世凯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出山，去大展宏图了。
第69章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百泉景区位于新乡西北二十五公里处，是河南省最大的、保护最好的古园林建筑群。素有“中州颐和园”、“北国小西湖”的美誉。百泉湖位于苏门山南麓，因湖底遍布泉眼，故名百泉。泉水自地穴迸出，累累如贯珠，又名珍珠泉。百泉由苏门山和百泉湖组成。
苏门山是太行山的一道支脉，是万仙山根部向东延伸到这里形成的一座山头。而太行山中的各道水系延着万仙山的石隙缝间向东挤压而来，到达苏门山时，从山南麓的石窦中向上仰天喷出，就形成了这碧波荡漾的百泉湖。这一山一水，交互相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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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泉因百泉湖而得名。它远溯于三皇时期，盛名于殷商时代。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已唱出了赞美百泉的诗句。《荀子.儒效篇》云：“武王伐纣，暮宿于百泉。”证明了百泉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是风光怡人之地。以后历经整修、改造，使百泉成为中原地区著名的古典园林，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古建筑达九十多处，其建筑风格既有南方的小巧玲珑、清新秀丽，又有北方的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集南北方建筑艺术为一身，和美丽的自然山水溶为一体。
百泉早在三千年前殷商即行开凿，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防泄水，绕岸砌石，成一长方形泉湖。湖水面积三万四千多平方米，经常流量四至五个，最深处达三米，水温常年二十度左右，冬暖夏凉，湖水四季碧绿，清冽纯净；湖内鱼来蟹往，荇藻交横；湖畔亭台楼阁星罗棋布，曲桥相接；湖周古柏参天，绿柳婆娑。
百泉湖畔，遍布历代修建的亭台楼阁寺祠院殿。始建于元的清军阁，四周翠柏环绕，雄伟壮观。"涌金"、"喷玉"、"灵源"、"放鱼"、"洗心"、"下马 "诸亭沿湖而立，设计古朴，造型玲珑剔透。其中：以"涌金亭"为最，亭中嵌有碑刻五十余块，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于元佑年间游览于此，挥毫疾书"苏门山涌金亭"六个大字。书体楷行柔中藏锋。
百泉湖水，清澈见底，毛发可鉴。阳光照射，颗颗金光闪耀，如金似玉，故又有“涌金泉”之称。元代词人王磬在《咏百泉灵源泉》中赞曰：“济南七十二泉，散在坡迤百里川，未似共城祠下水，千窠并出画栏前。”
若值“三伏”酷暑，湖畔石阶一坐，淋漓大汗顿然被丝丝凉意逼走；“三九”严寒，湖面升起腾腾薄雾，袅袅娜娜弥漫于亭台楼阁之间如入仙境。泛舟湖面，亭台楼阁点缀在平湖远山之中，令人心旷神怡。
袁世凯被罢官回乡后，见百泉多处建筑破损失修，联合长期寓居辉县的挚友徐世昌，倡议重修百泉名胜。
袁徐领先募捐筹集资金，得到张镇芳、端方、蔡绍基及北洋袍泽、河南士绅热情捐助，共募得捐银一万五千余两。
历时两年多，修葺增饰了亭台宇榭祠庙等胜迹，修治了巡山跸道，疏浚了泉流，百泉名胜焕然一新。
袁世凯亲拟碑文，徐世昌书丹的《重修百泉祠庙碑》立于百泉湖西岸。
袁世凯很为自己能为家乡做些事而自豪。
张謇走一段时间了，陆陆续续传来的都是好消息，但朝廷那边就是没有实际性进展。就在袁世凯的焦急地等待中，机会来了。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文学社，这个有着书香名字的革命团体，他的领导人是蒋翊武以及刘复基等。其实，文学社是从同盟会中脱离出来的，由于不满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理念。于是，蒋翊武以及刘复基就从同盟会中脱离出来，而文学社主要的人员都是新军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出生贫寒的人士。
共进会跟文学社一样也是从同盟会脱离出来的，他的领导人是孙武、刘公以及居正和焦达峰等。共进会的成员一般都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当时他们脱离同盟会是因为不满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不过，当时为了壮大势力，共进会还是打着同盟会的旗号。
他们发展的成员也是多来自新军。
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发展的起义人员大多在新军，革命党人也担心这些人被调走，决定在武昌尽快发动起义。
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十月六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了会议，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同日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由于士兵与长官因个人矛盾打架，几个士兵把长官狠狠打了一顿。这件事情惊动了湖北总督瑞澄及统军的张彪，他们肯定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决定加强对新军的管理。炮队事件后，瑞澄和张彪下令收缴新军部队的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为加强对部队的有效控制，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节日不放假。
为了应对这一意外情况，加之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如约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把起义时间推迟到十月十六日。
十月九日中午，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紧张地配制炸.药。此时革命党重要成员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到这里，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热闹。
据说他实际上是炸.药的出资人，所以谁也不好意思提醒他：为了安全，不要吸烟。
烟瘾过完，刘同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有旁边一个脏兮兮的盆子像是装垃圾的。扔烟头的水平还真高，还在冒烟的烟头精准无比地丢了进去。
轰地一声炸.药爆炸，火焰窜起的烟雾升腾，盆里装的正是准备一周之后用的炸.药。离得近的孙武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赶紧将其送往医院。肇事者刘同反倒是安然无恙。
此时大火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滚滚浓烟四起，左邻右舍大呼救火。其他人准备把起义的文件和人员花名册等带走，可是这些都锁在柜子里，没人知道钥匙在哪。
还没来得及想出办法，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所有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危险的炸.药，用大斧劈开柜子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印信。很快，这些东西包括刘同在内的六人，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
刘同很快就统统全招了。
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督府师爷张梅生强烈反对，主张正好按名册抓人。
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听从了布政司陈树屏地建议，或许，武昌的起义就很难发生了。
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特别睿智的君王，他在查抄一朝中大贪时，得到了一个木箱。从被查贪官处得知，箱里装的是朝中文武大臣和各级官员给他送礼的帐单。
只要把箱子打开，就知道有谁对这位大贪行贿了。
对于这位曾经权倾朝野，贪得无厌、雁过拔毛的贪婪之人，几乎没有人没给他送过礼。
按律行贿与受贿同罪，文武大臣和各级官员人心惶惶，如坐针毡。
但这个君王没有把木箱打开，而是当众把木箱烧掉，人心一下子安定了。
政司陈树屏应该是知道这个故事，他提出地建议，也应该是从这个故事中受到启发。
督府师爷张梅生可不是这么想的，好容易得到乱党的名册，正可以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怎么能毁掉呢？
湖广总督瑞澂偏偏听从了他的这位师爷张梅生的，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按名单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眼看事已败露，总指挥蒋翊武决定于当晚十二时立即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他派遣邓玉麟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炮一响，大家就行动！
因为全城戒备森严，邓玉麟紧赶慢赶，十二点过后才回到炮队。炮兵兄弟们早已全部关灯睡觉，约定的时间已过，炮手又都已睡下，邓玉麟正不知怎么办，军警已闯入文学社总部，开始抓人。
蒋翊武侥幸逃脱，而被捕的起义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第二天清早人头就挂到了武昌城的门楼上。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鼎鼎大名的武昌首义三烈士、这三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彭楚藩原名家栋，字青云，湖北鄂城人。一九零六年入湖北新军。后考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在宪兵营任班长，先后加入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文学社等，是起义总指挥部的军事筹备员。
刘复基字尧澄，湖南常德人，二十一岁时加入黄兴创立的华兴会，在流亡期间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先后在长沙、上海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入湖北新军后，加入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他有胆有识，足智多谋，被称为“小诸葛”。 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委任他为起义总指挥部的常驻军事筹备员。
杨宏胜字益三，湖北鄂城人，在湖北新军当兵期间，加入文学社。根据起义总指挥部的决定，退伍离营，在中和门正街开一小杂货店作掩护，传递情报、联络同志。筹备起义时为交通员，负责起义时的弹.药运输。
第70章 呼声
下达起义命令后，蒋翊武、彭楚藩和刘复基等人仍坚守在总指挥部，只等南湖炮响，发动起义。不料，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当晚十时刚过，总指挥部的大门被搜捕的军警擂响。
刘复基知道敌人已经下手，情势十分危急，叫蒋翊武等跳窗逃离，自己拿着炸.弹冲下楼去，向破门而入的反动军警猛力掷去，可惜炸.弹未能引爆，当场被捕。
蒋翊武、彭楚藩等人从二楼跳了出去，哪知黑暗中早已埋伏了大量的军警，除蒋翊武蓄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未被军警注意，乘机逃脱外，其余的人都落入敌手。
九日下午五点，担任交通的杨宏胜在送完起义命令后，又提着伪装好了的篮子为工程营的同志送炸.弹，当时门卫正好是自己的同志，顺利交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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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晚上七点左右再送炸.弹时，门卫换了人，不是自己的同志，被反动军官发现，遭到追捕。为了摆脱险境，杨宏胜连连向追捕的军警投出炸.弹，不幸自己受伤被捕。
湖广总督瑞澄见逮捕了这么多革命党人，急忙下令铁忠等人在总署衙门大堂里连夜会审。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只见他身着宪兵制服，一身堂堂正气，在大堂上站而不跪。审讯官铁忠一见彭楚藩是宪兵，心中暗暗叫苦。
因为宪兵营的管带（营长）是他的妹夫，营中出了革命党，妹夫不好交待。
铁忠怕亲戚受牵连，便有意为彭楚藩开脱，说道：“你是去抓革命党的宪兵，怎么把你也抓来了？”
哪知，彭楚藩不吃他那一套，大义凛然地说道：“没有抓错，我就是革命党人！”
接着彭楚藩慷慨陈词地历数了清廷误国残民的罪行，说道：“清朝亲贵专权，鱼肉百姓，腐败无能，失地丧权。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我们就是要推翻清王朝，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我既然参加反清革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死是吓不倒革命党人的，要杀便杀，何必多问！”
铁忠听了这些话，气得脸色发青，知道再问下去，也是一无所获。连声大叫：“推下去，斩首！斩首!”
彭楚藩在敌人的刑场上威武不屈，至死不跪，高呼“民国万岁！”的口号，英勇献身。
接着受审的是刘复基。他一进公堂不等铁忠等人开口，就大呼“要杀便杀，不必多问！”
铁忠知道他是革命党的主要骨干问也无益，便下令斩首。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刘复基神情自若，视死如归，高呼“同胞们，快起来革命！”、“还我河山！”等口号，慷慨就义。
最后受审的是杨宏胜。他虽被炸得血肉模糊，但他那高大的身躯像一株傲雪的青松直挺在大堂之上，透出一股革命者的浩然之气。
铁忠要他供出革命党。
他高声大骂：“老子就是革命党，要杀就杀，有什么好问的！你们要问我的同党，我现在告诉你们，除了你们这些狗奴才，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是革命党！”
铁忠一听，气急败坏，下令用鞭抽打。
杨宏胜哈哈大笑，说道：“老子连死都不怕，还怕鞭子？”凶残的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他始终没有供出一个同志，临刑前，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的同志们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
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烈士牺牲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黎明，这是个最黑暗、最阴沉的黎明，也是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黎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在烈士就义的地方，武昌首先爆发了起义，并一举成功，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后被尊崇为武昌首义三烈士。武昌人民为了永远纪念这三位人民英雄，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三烈士亭。
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三烈士的壮烈牺牲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意义有多重大。
现在这个时候，起义领导人已经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革命军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就这样还能起义吗？
然而湖广总督瑞澂硬是把这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已经知道了有人要造反，又掌握了具体名单，最好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分化处理，暗紧明松。
暗紧，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着缴获的名单将为首的统统抓起来，抓住了该杀立即杀该关马上关。
明松，就是要安抚人心、息事宁人。
可是这位瑞澂偏偏选择了明紧暗松。
他下令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一律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
这一下立即捅了马蜂窝。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共有五千多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册上。
于是谣言四起：
一开始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
跟着又传不止是革命党，瑞澂要把剪辫子的人都杀掉（好多新军都已偷偷剪了辫子）；
再后来说只要是汉族新军，就要被杀掉！你不信？门楼上的三颗人头还挂在那呢！
前边说了，三烈士的壮烈牺牲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意义重大，直接的意义就是促成了起义。因为被抓住就只有死，而起义也许能活下来，为什么不选择起义？
当局很快也觉得措辞不妥，告示上改成了“除主谋外，既往不咎”。但已经晚了，已经没人相信。
病毒式传播的流言成了最好地战前动员，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人自危，个个都想活命。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不起事，大家死路一条；要活命，就只有先下手为强。
十月十日晚上七点刚过，陆军第八营的哨长（即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旁边还有一盒子弹。
陶启胜冲过去，厉声训斥：干什么！想造反是吧？
“ 想造反吗？”这应该是排长训斥兵士的随口一句，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如同往火.药桶扔了一根划着的火柴。
金兆龙回骂：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 !
两人扭打起来，程定国一枪.托把陶启胜打倒在地，然后背后补上一枪。请记住！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连续赶来弹压的三名军官都被程定国一一击毙，军营大乱。
有人站出来了。第八营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宣布正式起义，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
不想死的就跟着来！什么话都不及这句有号召力，立时响声四起一呼百应。起义人数达到三千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库，起义军掌握了大批轻重武器、弹药。
熊秉坤，字载乾，原名祥元，又名忠炳。湖北江夏人，早年经商。后投鄂军第八镇第八营当兵。加入“共进会”，任该营总代表，秘密发展会员二百余人。武昌起义，率工程兵首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卓著功勋。
武昌起义后，任第五协统领，参加武汉保卫战。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在南京参加讨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中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当然，这是后话。
熊秉坤后来被称为熊一枪，也就是说是他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他不想谈天功为己有，曾在其回忆录中郑重地纠正过。其实他在武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比打第一枪要重要得多。
熊秉坤开始实际上充当了起义的总指挥。
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熊秉坤站在高台上对台下士兵发出如下的命令：
一、
起义军称为“湖北革命军”。
二、
本军今晚作战以破坏武昌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
三、
作战目标为总督署。
四、
敌人在督司巷、吴家巷、望山门、水陆街、豹头堤布防。
五、
我军以楚望台为大本营，沿阅马场、大朝街、保安门正街一线布防。
六、
金兆龙率工程八营后队二排、右队一、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去往南湖，接应炮队八排。
七、
徐少斌率工程八营前队三排，占领中和门高地，沿津水闸布防。
八、
林振邦率工程八营左队三排占领千家街，向铁佛寺、伏龙寺方向警戒。
九、
其余部队做为总预备队。
十、
今晚口令“同心协力”。
熊秉坤思路清晰，布置也很得当，但他只是个班长，军队是讲究军阶的。这里边班长，排长多了，我们大家凭什么听一个班长的？
这时，刚好有几个人押着连长吴兆麟进来，熊秉坤眼前一亮。
他快速地和蔡济民等人商量了一下，对吴兆麟说：“我们拥戴你为起义总指挥，由你指挥部队作战，我做监督。”
吴兆麟不是革命党，是被当成俘虏抓来的。
他连忙推脱：“弟兄们不杀我，就感激不尽了，我怎么能当总指挥？”
熊秉坤说：“我们都读过你的教材，听过你的课，也都敬佩你的道德文章。你原也是日知会会员，今日之事，非你莫属。”
蔡济民和马荣也随声附和。
吴兆麟还在推辞。
金兆龙把枪一挺，上了刺刀，对吴兆麟大声说：“别婆婆妈妈的，让你干，你就干，等走狗们缓过神来，谁都别想活。”
当总指挥总比死强，吴兆麟站上了高台问大家：“推举我做总指挥，你们愿意吗？”
“愿意！”下边的士兵齐声回答。
“既然如此，大家必须服从我的统一指挥。”
“服从！”
“违令者，斩！”
“同意！”
就这样，吴兆麟成了武昌起义的总指挥。
当晚上十点半，在吴兆麟的指挥下，革命军分成三路，进攻湖广总督官署和旁边的陆军司令部。
第71章 您不走吗
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二十二个营多一点，除五个营参加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还剩下十七个营，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三倍。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好，实战经验也丰富。
而起义部队毕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指挥。
此时督府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官署。他向瑞澂进言：新军哗变，事出有因。如今只是一时躁动，不但立足未稳，而且群龙无首。只要坚守静待援军赶到，再设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抚人心，可保大局无虞。
而瑞澂的小妾廖克玉却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官署，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理由也很充分：上了兵轮进可攻退可守。老爷万金之体，留在这里一旦有什么闪失，一家人如何是好？何况此时不走，过一会就走不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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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总督和清廷的角度，师爷张梅生这次说的无疑是对的，指挥员怎么可以擅离指挥的位置。
清政.府湖北军政最高长官博尔济吉特?瑞澂，他这次又恰恰没有听从师爷张梅生的。对待武昌起义，他总是和正确的意见过不去，带领全家老小从后院撤到了长江的军舰上。
博尔济吉特?瑞澂，清末大臣。字莘儒，号心如，蒙古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之孙，黑龙江将军恭镗之子。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因留守北京有功，擢升九江道。一九零五年调任上海道。一九零七年先后任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同年十月升任两江总督，一九一零年升任湖广总督。
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利于起义军，可谓与对手配合默契。
此时起义军现场成立的四十人敢死队正勇往直前，人人心里明白：今晚不攻下督署，明早大家黄泉路上再见。
而守卫总督官署的士兵一见瑞澂都跑了，我们还在这里守什么？
起义军大而大之是为共和而战，小而小之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拼命，这样的部队其战斗力是可以想象的。守卫总督官署的士兵是为什么而战呢？为了个总督的已经逃命留下的空总督衙门吗？
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凌晨一点三十分，整个武昌都被起义军所控制。第二天，武汉三镇都落到了起义军手里。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容易得让人不敢相信；而武昌起义之前，起义是很难的事情。
从一九零六年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后发动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屡屡受挫，都未能达成预期。尤其是广州黄花岗一役，林觉民、喻培伦等精英的牺牲更是让革命党人损失惨重。
所以，当孙.中.山在美国收到武昌即将起义的电报时，他内心其实是拒绝的。他想回电让湖北新军暂时不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时机，避免重蹈黄花岗的覆辙。
十月十二日，正准备吃完早餐去回电的孙.中.山买了一份早报，扫了一眼，感觉全身的血都不流了：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当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爆发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袁世凯正在当寿星，和亲朋和老部下等一起庆贺他的五十二岁的寿辰。（袁世凯的生日是农历八月二十日。这个日子在他出生的一八五九年是公历九月十六日，而在辛亥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这个日子则是公历的十月十一日，是武昌首义的第二天。）
这一天，洹上村宾朋满座，袁世凯的心腹亲信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王锡彤等都前来为他贺寿。袁世凯在养寿园大摆酒宴，还请来戏班助乐。
筵宴中，突然收到电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武昌被革命党人占领。
满堂宾客相顾失色。惊恐中人们已无心祝寿，于是剧宴皆止，众宾客转而议论起武昌变乱之事来。
有人说起义的士兵不过是数营，瑞澂和张彪必能平定。
有人说闹事者不过是为抢夺财物，三天二日，大军压境，自会做鸟兽散。
有的说，革命党的首领孙.中.山和黄兴均不在武昌，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群龙无首，焉能成事。
大家议论纷纷，意见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武昌的举事成不了气候。
听着大家的议论，袁世凯一直抚髯微笑，不作一语。
倪嗣冲见了问：“不知袁公对此有何见教？”
袁世凯语出惊人：“瑞澂和张彪这两个人我知道，都是无能之辈，指望他们什么事也干不成。载沣少不更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昏庸无能，没有主持大局的能力。听说革命党人占据武昌后正在进兵汉阳和汉口，来势不得小视。加上路权之争造成的一派乱像，难啊！”
袁世凯说着叹了口气，看他的面部表情，与其说是叹息，毋宁说是兴灾乐祸。
赵秉钧趁机说：“天下大乱，除了宫保出山，谁人能扭转乾坤？”
袁世凯赶忙制止，说这话可不敢乱说，他自己已经是处江湖之远的山人。
袁世凯嘴里这样地说，心里可不是这样地想，他预感到自己应该是重出江湖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几乎不离电报室，密切关注着各地的消息。
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后，差人带着一大笔银票，去孝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这个时候为什么送银子，奕劻当然心知肚明。
袁世凯知道奕劻不会让他失望，满怀信心地静候佳音。
革命党人攻下武昌，瑞澂、张彪弃城逃走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廷一片慌乱。
经过一番研究，十月十二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两镇赴武昌镇压起义，湖北军队及各地赴援的部队也都归荫昌节制。同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军舰，会同长江水师往援。
下令将瑞澂革职留任，暂署湖广总督，戴罪立功。
荫昌虽在德国学过军事，但从未带兵打过仗，无作战经历，没有调兵遣将的实战经验。
由于陆军部未直接统辖一兵一卒，于是他向载沣请旨，命军咨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抽调已赴直隶永平参加滦州秋操的吴凤岭所辖的第四镇、王占元所辖的第二镇第三混成协、李纯所辖的第六镇第十一协这些北洋主力，新编为第一军。
因见征讨军武器精良且训练有素，荫昌并未把武昌的事情看得很严重，他认为大军压境，平叛将指日可待。
当他率全体幕僚在北京西车站登车南下时，邮传大臣盛宣怀追至车上。将汉阳地图一纸面交荫昌，并请下令前线军官，进攻汉阳时保护铁厂使少受损失，即赏银十万两。
盛宣怀下车告别时，荫昌曾豪情满怀地对他说：“你就预备赏钱吧。”
但到了真正排兵布阵、行军打仗的时候，荫昌才知道自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什么准备没有就急于出兵，粮饷、弹药等物资短时间内亦难以筹集和调拨，入鄂的先头部队因等候弹药，无法向前推进。更头痛的是，所带北洋军因袁世凯经营多年，从上到下，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有他人，荫昌根本指挥不动。
没有袁世凯不行，这正是袁世凯最需要的。
武昌起义在把朝廷搞得人心惶惶的同时，各国列强也在担惊受怕。他们不知道武昌起义的宗旨，担心还和义和团一样，对外国人不利。
为了保住各自在华利益，他们一方面把军舰开进长江水面，表面上打出了严守中立的旗号，其实是在监视革命党人。
另一方面则积极地为清廷出谋划策。
刚刚收到袁世凯银票的奕劻和列强的联系紧密，应该是他跟列强暗示了什么。而袁世凯也确实为列强所看好，被寄予厚望。
于是，各国公使和各方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启用袁世凯。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的美国代表司戴德和法国代表贾思纳都发声：“清廷必须选用铁腕人物，力挽狂澜，推动宪法改革，叛乱失去了矛头，就不难粉碎。”
银行方面强烈要求：“必须要有袁世凯这样的人来保证政.府的稳定。”特别强调：“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是制止叛乱，召唤回不忠诚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化解危机的唯一人物。”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本就是袁世凯的好朋友，自袁世凯被开缺后，一直在为袁世凯鸣不平，这一次叫得最凶。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建议公使们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就重新启用袁世凯而对清廷施压，获得了驻京公使团的一致赞成。
美国还亲自派人，如宫觐见，用命令的口气，要求清廷：“不要任用袁世凯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和皇权的执行者”
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本就与袁世凯交情极深，一有机会就替袁世凯说话。这一次见机会难得，一起给载沣施加压力。
第72章 六字箴言
不久前，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还说过，他这样的人，十个也抵不住袁世凯一个，这次喊得更凶。他对载沣说如果对袁世凯不放心，他可以用身家性命为袁世凯作保。
载沣对袁世凯怨恨极深，听那桐如此地为袁世凯说话，立刻大发脾气。
那桐寸步不让，马上提出告老还乡。
叶赫那拉?那桐，字琴轩，另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举人出身。前边提到过了，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的小那，就是那桐。
那桐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考中举人，由户部主事力保为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后来又迁为内阁学士。从一九零零年开始兼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理藩院侍郎。
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地谈判。
一九零一年因日本使馆书记官杉杉彬被杀，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赏加头品顶戴，出使日本“道歉”。翌年再奉派为赴日观博览会大臣，其间，率随员考察了日本的警政、路政；后来那桐主管京师工巡局，在开辟新式马路、兴建东安市场方面，多借鉴日本的经验。
一九零三年擢为户部尚书，不久调外务部充会办大臣，兼领步军统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门提督”），管工巡局事。一九零五年晋升体仁阁大学士，一九零九年谕为军机大臣。
曾为清华大学题名“清华园”。
和恽毓鼎一样，那桐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他的日记。
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零年)到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十六年坚持写日记，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官僚日常行为生活。在现存的日记中，前二十三年的日记为那桐逐日亲笔书写，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那桐中风以后，日记改为那桐口述，他人代书，之后那桐还会查阅、小改。有时，那桐自觉身体不错，可以提笔，还会亲自再写。
由于身处要职并处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那桐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系统完整，时间跨度大，历经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对于研究晚清民初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官僚机构的运转都具有重要价值，并为研究满族的岁时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然，这些是后话。
和那桐一唱一和，奕劻也闹起情绪，在家称病不出。
而前线军情紧急，很多事情必须马上处理。载沣没办法，说小话把几个人请来商量。
奕劻两手一摊，把话说到了家：“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无力承担。袁世凯有气魄，有能力，有办法。北洋军是他一手打造，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
“否则，再行拖延，后果不可设想。且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也都如此主张，他们比我们还急，他们的意见可以无视吗？”
奕劻显然不是只代表他一个人在这样地讲话。他说完话后别人都没发言，而是把目光都射向了载沣。
载沣不笨，他当然知道在场大家的心思。
但是，他不甘心，看了看大家，“除了起用袁世凯，真就没有别的办法吗？”看几个人还是谁也不说话，“你能担保他没有别的问题吗？”载沣看向了奕劻。
“这个是不消说的。”奕劻打了保票。
载沣停了好一会儿，很明显两种意见还在他心里做着激烈地碰撞和交锋。
“你们既都这样的主张，姑且照你们大家的意见做，我可是把话说到前头，出了事你们可都要承担责任。”说着话载沣难过地流泪了，那样子即可怜又无助。
于是，起用袁世凯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
对于起用袁世凯的事，在朝廷意见并不是一面倒，反对的也大有人在。
消息刚一传出，有人就问那桐：“你们这么做，不是加速我朝的灭亡吗？”
那桐回答：“大势今以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恭亲王溥伟，立即找到载沣，责备载沣不该放虎归山，引狼入室。
载沣也正后悔，但做出的决定不能说改就改，就自我安慰说：“袁四是将才，且名望也好，干事多有建树，故命他去。”
溥伟说：“这样才更可怕，没有人能掌控他，请神容易送神难，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载沣沉吟了良久，始言奕劻和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溥伟说：“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之势？”
载沣问：“用谁？”
溥伟说：“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
载沣丧气地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一个爪牙心腹。”
溥伟知道无可挽回，长叹了口气，悻悻而去。
谕令还没发出，载沣所以不收回成命，一方面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北洋军除袁世凯没人指挥得动。要镇压革命党非用北洋军不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
另一方面，他也是有打算的。
有记载，他和几个王公们计议过了，这次只是利用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成事，正可以借此将袁世凯除掉。
如果袁世凯成了事，也同样是卸磨杀驴，找个借口还不容易？
可见，这个年轻的摄政王也不白给。
只是很多事情的进程，常常不为谋划之人所能掌控。所谓，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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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四日，载沣写好了一道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要求奕劻，派一个与袁世凯熟悉的朝臣，带上谕前往彰德。
叮嘱：“促其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
奕劻遂派袁世凯的亲信，内阁参议阮忠枢前往。
当天，阮忠枢赶到了洹上，把朝廷谕令和奕劻的亲笔信交给了袁世凯。也转达了载沣的话，“速来”，“勿介意旧事”。
同来的还有内阁统计局长杨度。杨度与袁世凯有特殊情谊，当初载沣要杀袁世凯时，让他写谕旨，他曾冒死抗命。
在袁世凯凄凉从天津乘火车南下回乡时，曾有二人从北京专程赶到天津，不避嫌疑和不畏受牵连为袁世凯送行，其中就有杨度，令袁世凯特别感动。
杨度这次来彰德是来阻止袁世凯的，他是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着想。在他看来，清朝已经无药可救。就算袁世凯出山，能顺利的剿灭武昌的革命党，也挽救不了清朝灭亡的命运，没有必要为这个腐朽的朝廷殉葬。
当时，本地一名流叫王锡彤，他是专程来给袁世凯祝寿，还住在袁府，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在家。
王锡彤和袁克定也不同意袁世凯复出，他们主要是担心袁世凯的安全。
袁世凯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这一天地到来。正高兴的不得了，听了几个人的话，很扫兴。见几个人都是为自己好，不好发作。
只是坚定地说：“我袁家世受皇恩，在国家生命存亡之际，当责无旁贷以报国，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慷慨陈词，又言：“我和我袁家子孙，与革命党誓不两立。”
几个人见袁世凯决心已定，只能摇头叹息。
说那些激昂话未免做作，但袁世凯是真得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能想象，为了他的出山，奕劻、徐世昌、那桐等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能让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吗？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这两年来，在别人看来，悠哉悠哉，蓑衣垂钓、吟诗作对、寄情山水。但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多难受，有多度日如年。
他是待着的人吗？一天不发号施令，是何等的空虚和怅惘。
一个活蹦乱跳的老虎，被关在了笼子里。每天只有在梦里，回到往日的时光，才能找到感觉；醒来则更加伤心难过。他真的很恨载沣，很恨隆裕太后，很恨很恨。
只剩两个人的时候，阮忠枢偷着交给袁世凯一封有封的密信，说是徐世昌写给他的。只能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看完毁掉。
当天，阮忠枢和杨度就住在袁府。
王锡彤也没有走，他欲为袁世凯送行。
袁世凯豪气干云的对王锡彤说：“你在家的时日也不会多了，得出去帮帮我了。”
不久，王锡彤倒是真做了袁世凯的幕僚，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写了不少有关袁世凯的文章。当然，这也是后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阮忠枢问袁世凯何时动身？
袁世凯神秘一笑，拿出一封信，交给阮忠枢，“忠枢弟，请将为兄的此信，交给我们那位摄政王大人。”
“您不走吗？”阮忠枢问。
“我要走还会让忠枢弟代劳吗？”袁世凯微笑着。
第73章 在家上任
“宫保大人，您想通了？”杨度和王锡彤几乎是异口同声。
两个人都难以置信，但阮忠枢知道，袁世凯突然改变主意，肯定与徐世昌的信有关。
袁世凯点点头，把信又从阮忠枢手中拿回。信封敞着口，袁世凯将信取出，交到了杨度手上。
杨度读的时候，王锡彤凑过去看，只见袁世凯的信写道：“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宝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
“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
“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
“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妙！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足疾让我回家养病，我就足疾不能奉诏。”杨度不住地称赞。
袁世凯问阮忠枢：“如果咱们的那位摄政王问起我的足疾？你想怎么说？忠枢兄弟。”
“我就说连路都走不了。”阮忠枢想都没想。
袁世凯摇摇头，“忠枢兄弟，你得这样说：我看足疾实在是没什么，只是人变得心灰意冷，好像已经看破红尘。所谓功名利禄，皆已成过眼烟云了。”
杨度说：“也就是说，宫保大人不是不想出山，而是要些条件。”
“我是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使唤丫头吗？”袁世凯忿忿地说。
说完，他又拿出一封封好的信，交给阮忠枢，“这封密信交与庆王爷。”
袁世凯在给奕劻的信中写了了一些感恩戴德的话，而后话锋一转，言道：“鄂军已全变，各路援军会很少，余去湖北，赤手空拳，无兵无将，拿何剿抚。对于荫昌大人所部，余只有会同调遣之权，能当何用？……”
接下来提出条件如下：“无兵无饷，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前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拟请度支部先拨银三四百万两，备作军饷与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经文法，遥为牵制。……日各事照办，自当力疾一行。”
阮忠枢和杨度前脚走，荫昌后脚到了。
他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袁世凯，他还不知道朝廷要起用袁世凯，自己没带过兵打过仗，心里还是没有底数，想到袁世凯这里讨些主意。
袁世凯听家人报荫昌来访，立刻装起病来。
荫昌，字五楼，后改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
早年是国子监官学生。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入北京同文馆内德文馆就读。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出任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官。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入德国军事学校学习军事操作技术一年，在德国留学期间，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建立了深厚的私交。毕业后奉派押运地雷返国，交给北洋新军。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出任北洋武备学堂翻译，继补道员，历升武备学堂监督、帮办、总办。
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因德国强占胶州湾，荫昌奉命挑选精通德语的人才，以备翻译之用。同年冬天，调协助对德交涉路矿事宜。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曾请荫昌推荐人才。荫昌独具慧眼，推荐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梁华殿。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三月，调至山东佐赞军务，在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麾下，任副都统，参与对义和团的镇压。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委其与华德铁路公司总办锡巴乐、德军军官布德乐议订铁路章程二十八条，是日正式签定。同时与德国山东矿务公司总办米海里等签订《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三月，授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七月，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惭悔之意’。并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随同前往，参赞一切’”。同年出任驻德国钦差大臣，继兼驻荷兰钦差大臣。后以侍郎衔出使德国大臣，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年）十二月任满，清廷命留任。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九月召回，以正白旗军副都统加兵部侍郎衔署江北提督，继而出任陆军部右侍郎兼署江北提督。
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八月，署陆军部尚书，改陆军大臣，训练近畿各镇大臣。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九月，再任驻德国钦差大臣。
宣统二年（一九一零年）春授陆军部尚书，至夏时卸除钦差大臣职返国履任，并兼训练近畿陆军各镇大臣，同年底升陆军大臣。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颁新内阁官制，廕昌出任陆军大臣。
荫昌和袁世凯关系很不错，对袁世凯也很钦佩，后来也一直跟着袁世凯，身居高位。
他到袁世凯病室，先问候了几句，袁世凯也装出很感动的样子，说了一些感谢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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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武昌战事，荫昌说：“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
他说了很多，袁世凯都未接话，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荫昌问他怎么看，他还是摇头不答，再三问，袁世凯才言道：“荫大人，听我一句，武昌之事，决非您想得那么简单。谁说武昌没人主持，不是有黎元洪吗？那可是个能文能武之一。我早有耳闻，此人在军中威望极高，应该也善于用兵。”
荫昌请教武昌的仗得怎么打？袁世凯说了六个字：“切勿轻举妄动。”
荫昌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袁世凯显得很神秘，一副天机不可泄漏的模样，说只需切记这几个字就行了。能说早早平定了武昌战事，还有他袁世凯什么事了吗？说多了，荫昌什么时候随口说出去，说不定会给他带来祸端。
“切勿轻举妄动”，这几个字怎么理解都可以，用大家常说的话——没毛病。
是的，“切勿轻举妄动”， 这几个字怎么理解都有可以，但荫昌对袁世凯在其中所表达的要领却心领神会，他正愁进展缓慢。
袁世凯这六字箴言，使不懂实战的荫昌如获至宝。他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给予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使清廷愈发陷入被动之中，从而给袁世凯帮了大忙。
荫昌这次来，本来还想请袁世凯给其北洋老部下们打个招呼，但想到自己是三军统帅，请一个闲赋在家的人帮忙，终于没能说出口。
荫昌走后，袁世凯在十六日又给奕劻写了一封信，意思是他真的不是故意刁难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要求的事情是最起码必须解决的问题。
他催促奕劻，这些事应尽快办理。
阮忠枢回去后先见了奕劻，把袁世凯写给他的和写给载沣的信都给他看过。
奕劻看过后，让阮忠枢把给载沣的信，即刻送过去。
本来，给袁世凯的谕令写好送走后，载沣又后悔了。犹豫了一阵，见想追回时间已来不及，也就只能作罢。
见了袁世凯的信后，反而一阵轻松。心想，你们这些人都让用袁世凯，我用了，袁世凯不肯出山，我有什么办法，这下子可以有交待了。
随口问了一下袁世凯的情况，特别是关心的问了袁世凯的足疾。阮忠枢学了袁世凯的话。载沣品了品，觉得味不对。把袁世凯的信再仔细看了一遍，起用袁世凯的意愿反而更加坚定了。
载沣叫人请来奕劻，将袁世凯的信拿给奕劻看，奕劻已经看过，装模作样又看了一遍。
看完，载沣问他的作何想法？
奕劻说：袁世凯这不是借故推脱，他是有苦衷的。这只能进一步说明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也一心想把事情办好。
载沣问奕劻为什么这么说？
奕劻说，事情明摆着，你让他赤手空拳去当这个湖广总督吗？他怎么干？
“不是说了吗，所有湖北的军队和各省援军都归他节制吗？”
“湖北还有军队吗？援军，谁看到援军了？能有人去增援吗？路权之争搞得邻近几省个个自顾不暇。”
“那怎么办？”
载沣听明白了，觉得奕劻的话有道理。
奕劻于是把袁世凯的要求，变成了自己的意见，说给了载沣。
载沣没表态，只是在袁世凯的信上写下：“现在武昌，汉口时机紧迫，该督凤秉公忠，勇于任事。着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加倚任之至意。”
已经称袁世凯为“该督”了。但对奕劻提出的现在马上应办之事，没引起重视。
第74章 湖南和陕西的起义
急于出山的袁世凯，见接下来的几天没有动静，自己反倒急了。有点埋怨自己的生死弟兄徐世昌，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
你协理大臣当着，当然不急。自己这边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错过了怎么可好？
十九日，他再也沉不住气了，电请内阁代奏：“凯衰病余生，何堪负重，然受恩高厚，利钝姑不敢计，唯有竭尽心力，以图报称。但鄂省兵叛库失，凯赤手空拳，无从筹措，必须赶募得力防军，以备驻防收复地面及弹压各属。……拟请旨俞允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曾经入伍壮丁一万五千二百人。……编集二十五营，作为湖北巡防军。……惟兵以饷项为命脉必须裕筹……仰恳饬下度支部速拨得歀四百万两，以备拨支。”
载沣收到内阁转来的袁世凯电奏后，发布上谕：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督抚妥筹办理。也就是说，袁世凯这个总督已经在家上任。
二十日，袁世凯致电内阁，要求清廷饬令卸署江北提督，开缺副都统王世珍襄办军务，以便托付得人，早日南下；饬令军咨府正使、副都统冯国璋迅速来彰德筹商一切，其所统第二军可以备援，不必急于调发；副都统衔开缺奉天度支使张锡銮、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山东军事参议官陆锦、直隶补用副将张士钰、直隶补用知府袁乃寛均随他驰往前敌委用差遣；第四镇统制吴风岭迅赴前敌。又奏请饬署江北提督段祺瑞酌带得利将弁，立赴湖北。
很明显，袁世凯在“举逸民”，他要把自己的人召到身边，用起来得心应手。
这所有的一切，清廷都照准。袁世凯虽已上任，但还未出山，仍坐镇于洹上，他现在反而不急了。
革命军占领武昌后，已于十一日成立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原名秉经，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故称“黎黄陂”， 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
史载，幼年黎元洪“头角峥嵘，具厚德载福之像”。 黎元洪出生之日是民间传说的观音出家之日，故而打小他就被家人寄予厚望。史称黎氏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名为元洪两字，亦大有深意。盖隐以元末之朱洪武（朱元璋）自居，而又含蓄自然。
黎家虽靠近县城，但周边却很荒凉，有着无数的农田和大片的荒野。除了几处只有富裕人家子弟能够上得起专教经书的私塾外，没有一所学校。
黎元洪幼年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居住在乡下，生活艰辛，只种了很少田地。 为改变生活窘迫的现状，父亲黎朝相迁居县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经族人介绍，黎元洪决定投军效力。
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科 ，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海军知识学习，这也是黎元洪接受正规的新式海军教育的开始。
北洋水师学堂是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的培养北洋海军人才的学校，施行英式海军教育，开设英国语言、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等课程。训演枪炮、鱼.雷、机器等外国水师操法，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
黎元洪在学习中擅长轮机驾驶的技术，对引擎修造学尤其感兴趣，在水师学堂中的刻苦程度最高。 因其学习成绩斐然和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推重，年终被学校特予嘉奖。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北洋大臣李鸿章赏给他六品顶戴，并给予其把总的职位。 此后，他被派至北洋水师来远号快船见习海军技艺，有海道、驾驶、帆缆、枪炮、列阵等训练项目。
黎元洪训练时与同事关系颇为融洽。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零年），黎元洪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调赴广东广甲舰，充当三管轮。负责巡视琼崖、虎门、汕头，管理机器开关、拆洗及保养事务，兼管储料生火诸事。
他勤于职司，大多数时间都在南方沿海进行巡视。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秋，黎元洪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清廷批准先后从把总晋升为千总。由六品顶戴赏换五品顶戴。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来参战。
广甲舰是铁肋木壳船体，平时为教练及安放鱼.雷之用，较之日人的钢甲兵舰的威力相差甚远，对于猛烈的海战自然很难抵挡。
在九月十七日的黄海战役中，广甲舰触礁搁浅以致未能行驶。为躲避日军的追捕，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及此，黎元洪结束了为期十二年的海军生涯，告别了曾尽心效力的北洋水师。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应张之洞之召随同回到湖北家乡，在湖北枪炮厂负责监制快炮，从此结束二十余年的北漂生活。
张之洞到湖北后继续编练新军，加强军事建设。 湖北新军的营制仿德国军制，张之洞任黎元洪为护军后营帮带，五品顶戴尽先补用千总；后又以黎擅骑术，任为马队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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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护军编练取法上，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教、同文、同俗，而且军事变革已经初见成效，所以中国想要学习欧美各国的军事制度，应该先以日本为阶梯。
遂从学习德国转而师法日本，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在湖北当差的黎元洪受张之洞委派，先后三次到日本留学考察军事教育和观摩仙台大操。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黎元洪逐步充当了清末军事现代化风潮的地方军制改革的先锋。
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国后都写下日本军事考察报告送呈张之洞检阅，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学习考察后归来的黎元洪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被提拔为各营教练官，又兼训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又开始推行清末新政，湖北开各省风气之先，加紧施行。黎元洪奉命协助办理将绿营、防营结束后，又增招新兵，扩充武备学堂设备。在日本所学的西式教育的洗礼下，黎元洪的军事思想开始进入了湖北最高军事决策层的视野，并付诸实践。
张之洞先后多次采纳黎元洪的军事改革建议：一是规定水陆各营所辖兵勇凡遇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
二是将武备学堂及防营将弃学堂合并改为武高等学堂，另设武普通中学堂。前者为张之洞军事学堂体系中的高等军事教育机构，后者为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武高等学堂程度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等，为武普通中学堂毕业学生升学之地 ，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
三是湖北省会开办警察，从各营选拔优秀士兵进行训练后充任。因在军事实践中表现突出，黎元洪的仕途平步青云。
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的十五年间，黎元洪一直在湖北担任重要职务训练新军，他知兵爱兵，和新军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此同时，随着湖北革命力量的渗入，他所带领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集结了大量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力量。
他不是革命党，也不赞成革命。有说在武昌起义后，他为了自保还亲手杀过起义的士兵。
当瑞澂逃走，督署被占，革命军炮轰其司令部时，他吓得跑到黄土坡。换上便衣，躲在参谋刘文吉家中。
起义人员把他搜出，请他担任都督，他坚决不干。他虽然对清廷的腐朽统治不满，但还不想背叛朝廷。
起义人员用枪指着他的脑袋，逼他就范（这名起义人员，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武昌首义元勋三武中的张振武），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又再三劝说。看到起义人员态度强硬，觉得僵持下去对自己不利，被逼无奈才勉强应承下来；其实是逼上梁山。
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他开始出工不出力，有什么事请示他，也总是好好好，是是是，从不拿主意，大家背后都叫他“泥菩萨”。
直到武昌、汉口、汉阳都落人革命党人之手，看到士兵浴血奋战，广大民众积极支持革命，他才真正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通过起义的士兵英勇奋战，和立宪派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湖北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革命党的方向发展。
京山、天门、黄州、宜昌相继光复。十九日攻克刘家庙，清军败退到了滠口。
武昌起义得到了各省的热烈响应，也鼓舞了各地革命党人。
第75章 慢慢走，等等看
十月二十二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和立宪派人士，共同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杀死巡防营统领黄浩，巡抚余诚格潜逃。起义军成立了军政.府，宣告湖南脱离清廷而独立，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龙伏镇达峰村人，“达峰”为其在日本时署名。
焦达峰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他四岁入私塾，人极聪慧，九岁即能作诗。一八九九年，入浏阳县立南台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知，因不满清廷腐败颟顸，逐渐产生反清思想。十六岁时经人介绍加入洪福会，这一经历为他献身革命后长期从事会党工作打下了基础。
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富国独立之路令焦达峰心向往之，因此，一九零三年，他进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学习，兼习日语以为留日准备。一九零五年，焦达峰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在东京东亚铁道学校学习铁路管理与爆破技术。日本留学生活开阔了焦达峰的视野，也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八月同盟会成立，焦达峰加入同盟会从事会党联络工作。一九零六年，焦达峰奉黄兴之命回湘参加萍澧浏起义，担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起义失败后，焦达峰遭清廷通缉，逃亡日本。
一九零七年，焦达峰担任新成立的同盟会调查部长，成为同盟会骨干。因不满同盟会集中全力经营华南的策略，焦达峰与张百祥、孙武等人在日本组织成立共进会，以图在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进行革命。
一九零九年初，焦达峰和孙武奉命回国筹划起义，四月，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总机关。八月，焦达峰前往湖南成立湖南共进会机关，并积极联络集聚湘赣会党进入共进会，为将来起义准备基础。
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前，焦达峰在湖南策划准备以响应之。但是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焦达峰只好和杨任等人前往武汉与孙武等商议两湖共举义事。七月回湘，加紧联络新军及巡防营工作，并说服立宪派共同合作。
陈作新，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一八九九年随唐才常在湖南联络会党，准备举事。一九零二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炮兵营排长，旋改任步兵四十九标排长，因倡言革命被撤职。一九零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零九年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兼任教官。一九一零年春，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拒绝参与镇压，拟乘机起义，再次被革职。仍留长沙，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
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消息传到湖南，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焦达峰在首义之后三天才获得确信，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响应武昌首义事宜，并派人前往浏阳，通知洪江会准备进入省城。十三日，由陈作新出面，召集新军代表安定超等人开会，商议军事行动方案。
十四日，又召集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各界代表开会。与会代表三十余人，湖北军政府派来的代表蓝综、庞光志应邀出席。会议决定湖南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领导起义。定于十月二十日举义，以响应武昌首义。嗣因会党徒众未能如期赶到，拟延期至二十三日起义。
二十日，陈作新得知党人饶运钧前往水陆洲运动巡防营时被捕，拘于五十标禁闭室待斩。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敦请巡抚余诚格下令，限二十二日将新军一律调离长沙，调集巡防营劲旅至省垣自卫。事危时迫，焦达峰、陈作新商量决定提前至二十二日起义。
十月二十二日清晨，长沙新军正式宣布起义。四十九标代表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弹，站在操坪石凳上宣布焦达峰的作战命令。起义队伍分两路攻城，一路由焦达峰、彭友胜率领四十九标二营后队，会同五十标及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局。另一路由陈作新、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二营前队、右队、左队，会同辎重、工程两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北路军未鸣一枪，迅速人城占领军装局，东路军开始因巡防营长官督率士兵闭城相抗，相持了一段时间。但在义军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陈作新与巡防营管带交涉，打开了小吴门城门，东路军亦未开一炮就占领了谘议局。下午三点，东路军与北路军会合，由焦达峰、陈作新、曾杰、成邦杰、安定超、李金山等率领一部分新军，驰赴巡抚院辕门及附近又一村，四堆子、五堆子一带，包围巡抚院。
当焦、陈进入巡抚院内时，发现巡抚余诚格已经潜逃，炮兵营正目李金山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刺伤，押解至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巡抚院门前的旗杆上挂出了第一面“汉”字大白旗，一时间，长沙城内到处白旗招展，长沙起义就这样顺利成功了！
当日晚上，各界代表涌入谘议局，商量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
会议由同盟会员文斐主持，在讨论组织新政.府人选时，陈作新提议由焦达峰充任湖南军政府都督，表示自己愿意出任副都督一职。
焦达峰则表示：“原议没有副都督的设置，我让你当都督就是。”
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按照陈作新的提议，“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这一提议在一片掌声中获得通过。
次日，焦达峰、陈作新在巡抚衙门就任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职。
同日，陕西新军起义，西安将军文瑞于次日投井自杀，护理巡抚钱能训被拘。前陕甘总督升允逃跑，陕西宣告独立。
立宪情愿运动的迅猛发展，陕西各地也布满了求新变革的干柴烈火。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更给了毗邻的陕西革命党人的反清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根据同盟会组织的决定，陕西革命党人原拟于武昌首义前的十月六日（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义。但由于陕西当局防范严密，加上连日阴雨等原因，起义未能如期举行。
中秋节后，已听到风声的清政.府陕西当局，派人四处探听，甚至拆查信件，以获取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经过一番侦探，查出健本学堂、公益书局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据点，同时查出一些革命党人姓名，立即电奏清廷。清廷复电，下令就地处决被发现的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当局更加恐慌，为了逮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他们决定把新军分批调到外县。一方面分散新军力量，另一方面分头捕杀革命党人，同时调驻扎在外县的巡防队到省城西安，加强城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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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严峻，起义迫在眉睫。这时，井勿幕等同盟会领导人因赴渭北组织起义不在西安，革命党人钱鼎、张钫等人便商定 十月二十二日晚起事，决定新军协司令部参军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担任起义总指挥。
十月二十二日是星期天，又适逢农历九月初一，是新军发饷之日。上午领过饷后，各军营除留少数值日官外，其余的人大多离营外出。
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和驻陕八旗将军文瑞等人上午在咨议局开会后，由于当天恰巧有日蚀，陕西当局的官员会后即匆忙散去。
早饭后，革命党人张钫、朱叙五带领新军以去灞桥洗马为名，先后由西门进城，按原计划顺利到达东羊市军装局，革命党人党自新也率众由南门进城向军装局进发。
这时的军装局周围，已三五成群地聚集了数百名徒手士兵和哥老会弟兄。
正当张钫与事先联系好的军装局守军排长和库兵商议进军装局的路线时，警察数次前来查问。这时已是上午十时许，张钫见形势急迫，怕再出现变化，使整个起义计划毁于一旦，便当机立断，下令冲入军装局抢枪。枪抢到手后，立即装上刺刀，子弹上膛，很快就占领了军装局。
接着又打开咸宁县和长安县监狱，放出关押的囚犯，四处高呼：“举义反清，与汉人商民无关！”要求市民不要惊慌。
张凤翙听到枪声，率军队迅速经西门赶到军装局，一面组织兵力，设岗布防，防备清军来攻。一面通知起义新军，设临时指挥部于军装局，以便联络，统一行动。
其他各路起义军，亦迅速按计划占领了各个据点。钱鼎率部占领了藩台衙门和城内制高点之一的鼓楼。
张宝麟率部占领了陕西巡抚衙门南院门，万炳南率部占领了军事参议官衙门。
城内居民，见到新军起义，沸腾欢呼。有的给义军送吃送喝，有的在门口摆桌放茶，慰劳义军，还有的剪掉脑后的辫子，臂缠白布，参加起义。
省城内的回民，也给了起义军有力的支援。西安起义前夕，新军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马玉贵（回族）即委托回民中哥老会首领金启恒、白玉麟等人秘密组织回民军，准备起义。
西安起义爆发的当天，他们接到张云山、马玉贵的通知，立即起而响应。
在回民中有一定声望、曾任过管带（营长）的马文英，亦召集回民500余人，由西大街经木头市到达军装局。领取枪械子弹，奉命在回民区维持秩序，并积极投入了围攻满城的战斗。
由于起义军行动迅速，兼以广大市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十月二十二日，起义军仅用半日时间，就控制了城内满城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满城是西安八旗军队及其眷属集中驻扎居住的地区，四周修有城墙以便防守。西安将军文瑞得到新军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从咨议局赶回满城，下令满城驻军紧闭城门，顽抗固守，与起义军隔城墙对峙。
二十三日拂晓，起义军按计划由西、南两面向满城进攻，满城内清军在城墙上拼死抵抗。上午九时许，清军骑兵百余人，企图夺占东城门城楼。接连冲击三次，均被起义军炮火击退，几乎全被歼灭。
下午三时许，起义军侦察到大差市与小差市之间，有一段城墙早已倒塌，原地已修建民宅。张凤翙与刘世杰、马玉贵率部挖开民宅院墙，乘清军不防，冲了进去。
西面进攻的义军这时也攻下后宰门，又向北城门清军火药库射击，引起火药库爆炸，清军伤亡甚重，迅即瓦解。
起义军从南、西两面攻入满城后，天色已晚，为避免误伤，遂令各部义军就地待命。
二十四日黎明，起义军逐巷搜索，歼灭残敌，清军纷纷逃命。第二天，起义军传令，严禁杀戮，西安城内战事遂告平息。
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下令搜捕省城内清朝高级官吏。
满族将军文瑞在满城失守后投井自杀。
护理巡抚钱能训自杀未死，被革命军捕获。
按察使锡桐（满族）被捕后，自愿捐银二万两助饷，暂押后遣送出陕。
十月二十七日，陕西军政.府正式成立，推举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
第76章 大后方起火
武昌首义成燎原之势，在陕西革命党人起事第二天的二十三日，九江新军起义。占领了湖口、马当两要塞。
二十五日，被袁世凯当年在“密陈管见十条”的上折中，贬斥为“非出身学堂，又未一经战事。……才非出众，识非过人，无威望之可言，无功绩之足数，即论其军营阅读，也甚浅鲜……”总之，在袁世凯看来是一无是处的凤山，已经当上了广州将军。
只是在这一天被革命党人炸死。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在九江布有重兵，沿江设有马当、湖口、田家镇、金鸡坡及岳师门守备炮台，必要时能迅速阻断东西南北之往来。
当时，九江城区周围驻有陆军江西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的三个营和第五十五标的第二营，加上常备军、巡警等武装足有三余人，几乎是江西兵力的一半。
当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冀图以长江流域的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为活动地盘时，九江开始被革命党人所重视。
一九零九年，同盟会员林森由上海调往九江海关任职，与吴铁城等人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宗旨即“极力倡导改革社会风气”，而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宣传共和，宣传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林森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晚年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啸余庐主人、凤港渔翁、虎洞老樵，福建闽县（今福建闽侯）人，近代政治家。
林森幼居福州，入英华学堂，因反清被开除。后参加反割让台湾斗争，并加入兴中会。由于他本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超人的才干，逐渐成为兴中会的首脑，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率会加盟。
林森利用浔阳阅书报社，在读者群中吸收商人、教育界人士、缙绅、新军官长、洋行职员为社员，将革命势力发展到九江社会各领域，各个阶层。浔阳阅书报社实际上成为革命党人联络同志、培养干部、宣传思想、酝酿起义的秘密机关。
林森还利用工作关系，与九江商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先在商界组织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将五十三标的军官请来当教官，专门负责军事训练。
学员结业后，林森决定立即成立九江商团，以便适时策应长江流域的反清行动。“商团”的对外名义是护厂护产。有了这一合法的理由，林森就以“商团”的名义，成立了军队性质的武装，进行较为正规地军事训练。
其时，身在外地的江西新军管带李烈钧，也在五十三标中利用同学和同事的关系频频联络策反。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林森立即派人将武昌的报纸贴在“浔阳阅书报社”的门口，并将革命军起义、拒满复汉、建立民主国家等消息，用红笔框出。九江人正是通过这些报纸，才得知了武昌起义的详情。
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
自幼学文习武，爱好击剑，尤喜书法。稍长、广交友、豪放不羁。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后，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旧欠田赋，全县民众怨声载道。烈钧激于义愤，聚众密议驱王。
某日，乘王回衙时，率众蜂拥而上，打护兵，砸官轿。回衙后，王立即调兵遣将，捉拿肇事者。引起全县民众愤怒，群起声援，终于将这个王浚道知县赶走。
光绪二十七年，李烈钧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成为吴介璋得意门生，后又以学术两科兼优，于光绪三十年由学堂选送北京应试。
合格后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先入士官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学习一年。在日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在东京富士见楼神田俱乐部，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
光绪三十三年，经张断、王侃介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李烈钧自日本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
因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被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闿暗通消息，及资助路费，逃至上海。
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义等人介绍，于宣统元年（一九零九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曾暗中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十月十三日夜间十时许，九江革命党人闻知湖南已响应武昌起义，九江岳师门外的金鸡坡炮台由陈廷训发炮三响，接着又响一排枪声，九江新军开始起义。
九江城内的道署卫兵知是起义信号，便点火接应，大开城门。城内城外革命军个个荷枪实弹，臂上绕着印有“同心协力”字样的白布，攻向道署。
九江道台保恒匆忙躲进租界逃命，继而逃往上海。午夜时分，革命军围住九江府署，九江知府璞良被擒。
九江起义胜利，革命军将九江道署改为军政分府，推五十三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林森为民政部长。两天后，李烈钧赶到九江，被公举为总参谋长。李烈钧、林森、吴铁城等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军政人物。
而荫昌统领的清军，在前线却毫无进展，他继续贯彻着袁世凯的战略部署。
待在家里就任湖广总督后，袁世凯怕荫昌误事，明确电告他：“前鋒不竟，拟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戴筹备完善再图进取。”
现在袁世凯给荫昌的电文，已经不是建议，而是命令，因为荫昌已经收到统归袁世凯节制的谕令。
二十三日，得力干将冯国璋到达彰德。
袁世凯面授机宜：“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是负隅之势已成，兼工厂未停，火器日出不穷，势力如此之大，诚有不可轻视者。而我军饷械未到，人员未齐，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鲜。是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授意冯国璋，一定要“慢慢走，等等看”。
如果真要收复武汉，应当趁革命党人立足未稳，火速进军。各地也应趁未联合成一体，若想各个击破，也应兵贵神速。袁世凯为什么按兵不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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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要借用革命党的势力压迫清廷，做出更多的有利于他的让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他人虽在洹上，足不出户，但各地的形势，他通过电报等渠道，是了然于胸的。他一直想着杨度的话，眼见清王朝已奄奄一息，自己能为这个没有希望的王朝做殉葬品吗？
所谓“世受国恩”，那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努力做事，却差点丟了性命，而被罢官回家，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
对这个待自己如此不公平的王朝，他不担没有什么恩可报，反而仇怨很深。当此乱世，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实力，他怎么舍得把自己手里的这些本钱用在为这个垂死的王朝去卖命呢？
冯国璋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他当然不知道袁世凯的用心。对整个战局虽然不如袁世凯那样全面了解，但大局观还是有的，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今之计应当是速战速决。
袁世凯自然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又怕冯国璋坏了自己的事。就很严肃的告诉冯国璋，自己有通盘考虑，要求他只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和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就行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是来自自己尊敬的大帅地命令，冯国璋当然是言听计从。
对袁世凯来说，最重要的是捂紧钱袋，也就是把军队死死的抓在手中。二十四、二十五两天，袁世凯接连两次电请内阁代奏，称革命党势力雄厚，未可轻视。清军士气不振，兵心不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安抚军心，激励士气。同时奏请冯国璋统领第一军，段祺瑞统领第二军，陆续开拔，到河南信阳一带集结。
还是怕荫昌坏了他的事，二十六日，袁世凯再次致电荫昌：“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必须筹备完全，厚集兵力，知彼知己，一鼓荡平。”
荫昌听了袁世凯的，一直“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等待着冯国璋带领的增援部队，前来汇合。
冯国璋离得不是很远，但行动迟缓。去电催促，总有一大堆理由。荫昌也实难有所作为，只能按兵不动。
第77章 燎原的烈火
载沣在那边，见各地纷纷起事，自己这边却毫无进展；局势一天比一天糟，越发无所措手足。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宝都押在袁世凯身上。他的想法是，与其让革命党人得势，宗庙覆亡，不如满足袁世凯的要求，或可有一线生机。像输光了的赌徒一样，想把全部押上再赌一把。
现在对袁世凯的奏请是有请必准、有求必应，可谓言听计从。
按袁世凯所说，任命冯国璋统领前线第一军，段祺瑞统领第二军；均隶属于袁世凯。
拨直隶，奉天两省武器装备，招募新兵。
财政虽然拮据，但也尽力满足袁世凯地要求。
十月二十七日召回荫昌，授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命所有赴援之海陆军，长江水师和此次派出各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时要求各邻省督抚者，随时协同筹办。
特别强调：“军情瞬息万变，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速成功。”
并着袁世凯：“激励将士，相机因应，有不得力将弁，准其随时撤换，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退缩不前者，即按军法从事。不得优容迁就。”
这正是袁世凯想要的，不胜欣喜中，除回电谢恩，高调表白：“竭尽血诚，勉图报称”，说一些“效命疆场”、“荡平逆匪”的空话外，人仍“垂钓洹上”。
目的达到了，更不能轻举妄动了，他要进一步看清形势。
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等不要紧，有更大的好事在等着他。
因为，正在此时，清廷的大后方，接连出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十月二十七日，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芦永祥、伍祥祯、潘矩楹。电奏清廷：强烈要求速开国会，改定宪法，重组责任内阁。提出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政治犯之党人一体特赦等十二条要求。
紧接着，张绍曾扣留下清廷运往湖北前线的一列军火。并致电黎元洪、黄兴，表示断不会督师南下，与民军作战，牺牲同胞生命，助成政.府淫威。
张绍曾，字敬舆，直隶大城人。生于清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九日）。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毕业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官费资送留日，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
他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的主张都产生一定兴趣，对清朝专制政权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感到不满，认为非痛加改革不可。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张绍曾毕业，翌年春归国。正值袁世凯在保定练兵，成立练兵营训练初级军官，张被派任炮兵队官。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年），袁世凯以“尽先千总”衔委他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第五标帮统。
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年），调任北洋督练公所参谋总办，翌年转陆军第五镇任正参领官，不久升炮兵第五标标统。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新军彰德秋操大演习，他被奉派为北军第五混成旅正参谋官。
次年初与士官学校同学吴禄贞、蓝天蔚，被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到奉天军界任职。
由于三人都富有变革思想，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又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被称为“士官三杰”。
宋教仁以创办实业为名，来东北发展同盟会，并在奉天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张绍曾与吴、蓝均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支部的主要负责人。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年），张绍曾陪同清军禁卫军第一协统领良弼检阅北洋军，得良弼器重，调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
宣统二年（一九一零年），陆军部奏请清廷授予他副将加“总兵衔”。陆军部右侍郎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那晋赴东三省检阅陆军，以张绍曾为总参赞。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六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保举，张受命继陈宧任陆军第二十镇统制，驻守奉天、新民。四月，清廷赏以副都统衔。
清政.府拟于九月在直隶永平（今河北卢龙）举行秋操演习，张绍曾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均受命率部参加秋操。张和吴、蓝“秘密决定，利用参加秋操之便，暗中私带子弹，相机起义”。
当张部刚抵昌黎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下令停止秋操，令其率部开到滦州，然后南下镇压起义。张于十月十三日急返奉天，约集第三镇第五协统领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共商对策。
十月二十七日，张绍曾等由奉天返滦，立即向全体官兵宣布：“武昌革命，名正而言顺，专尚征讨，不合人情……所有军队，均不前进。”
二十九日，又将所拟立宪政纲十二条，联名致电清廷，要求速开国会，定宪法，重组责任内阁，主张在保存清政.府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
清廷后院烧起的第二把火，山西太原新军起义，杀死巡抚陆鍾琦，推举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山西支部立即响应，并积极筹划在太原发动武装起义，准备待机发难。
而以陆钟琦为首的山西清政.府官员也急忙筹划对策，决定把新军两个标调出太原，分别调往蒲州和代州，以分散集中在太原的革命力量，同时将分驻南北各地的巡防队调回太原接防，以稳定省城。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命令黄国梁的八十五标先行出发。因恐于他们整队出发，途中有变，反戈回攻太原。遂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各营，原地待命。未出发之前，不发给子弹。
为了应对此突发情况，当日下午，同盟会员及起义主要领导者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张瑜、乔煦、南桂馨等在五福庵三十二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在省城举行起义，因为在首府革命，影响大。
(二)为防不测，于二十九日晨提前起义。
(三)因黄国梁的八十五标下层官兵同盟会员多，革命要求强烈，首先在八十五标发动。待一、二营领到子弹后，即可起义。阎锡山的八十六标随后响应。
该日，同盟会员一致推举胆识过人、颇具指挥才能、精于军事学科的姚以价为起义军司令，姚慨然应允:“吾虽薄德鲜能，但值此革命紧要时期，只有当仁不让”。
当晚，姚以起义军司令名义起草了军事计划，然后领各营回驻地集结待命。
待新军领取弹药后，同盟会革命党人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便于十月二十九日按计划发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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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士兵冲入太原城后，很快占领了子弹库，获取大量的军用物质。
进军满城时，遭到满城旗兵的顽强抵抗。
起义军见久攻不下，便拖来大炮，向满城轰击。几声炮响之后，满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
山西巡抚衙门也很快被攻占，巡抚陆钟琦被乱枪打死。
起义胜利的当天，革命党领袖、参加太原辛亥起义的重要人物和谘议局的议员，在山西谘议局商讨成立山西军政.府。谘议局议长梁善济欲窃取胜利果实，被革命党人制止。最后新军协统阎锡山当选为都督，改巡抚衙门为都督府。
太原起义不久，山西很快就发生了大同起义和晋南光复，革命烽火遍及全省。
山西是黄河以北第一个起义的省份，其光复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山西起义消息传至北京后，朝野震动，王公贵族纷纷逃离北京。山西地义举，为辛亥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山西大学堂各界千人欢迎大会上演讲时总结说:“……广东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先生盛赞山西响应南方起义，牵制清军南下的历史功绩，肯定了太原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
此为后话。
大后方起火太可怕了，裕隆太后和载沣听此讯后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携溥仪逃到热河避难。
袁世凯听说后，则惊喜交加。惊得是清廷统治的腹地出现如此地危机，喜得是可以迫使清廷交出更多的权力。
听说隆裕太后和小皇帝要跑到热河避难，袁世凯在洹上待不下去了。
清廷对于他来说，同样有利用价值。至少，他现在所有的权力和资源，还都是来自清廷。不能让清廷这么快就完蛋，他需要给清廷一点信心，需要给清廷打强心针了。
三十日他起程去湖北。
三十一日，袁世凯抵达信阳，和荫昌办理了交接。
荫昌如释重负，回北京复命去了。
十一月一日，袁世凯到达了湖北孝感的萧家港，在那里，他设置了前敌指挥部。
后勤补给已经到位，此前欠了些军饷，他到了后就张罗补发了，大大提高了士气。
他正和他的部下们筹划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三十日，又收到了云南昆明的新军和江西南昌新军起义的消息。
第78章 汉口之战
云南重九起义又称辛亥云南起义。
早在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会员中的云南留日学生就成立了云南支部。推吕志伊为负责人，并派人回云南开展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云南的革命党人，主要是通过讲武堂中的同盟会员发展力量。
武昌起义成功后，云南革命派积极响应。从十月十六日到二十八日，昆明同盟会员举行几次秘密会议，讨论布置起义事宜。推举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决定于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午夜起义。
蔡锷。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之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 ），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
一八八七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
幼年在私塾读书，十三岁考中秀才，十五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后入学上海南洋公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一八九九年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眼见祖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一九零零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一九零四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被聘任为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
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不久，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一九一一年，蔡锷升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
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但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晚八时许，昆明北校场士兵准备枪弹时，计划暴露，提前于下午九时发动起义。因十月三十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故称重九起义。
李根源带新军七十三标中的起义者从昆明北门攻城。
李根源，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云南腾冲人。生于云南腾越（今云南梁河九保乡），近代名士、中国国民党元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根源考入昆明高等学堂，在此期间大量读了《訄书》、《革命军》、《清议报》等书刊，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根源考入公费留日，先后入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学习。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根源到横滨拜访孙中山 ，随后参加了东京召开的同盟会的筹备大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根源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
宣统元年（1909年），李根源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
是云南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正在巫家坝准备起事的蔡锷、罗佩金、唐继荛等闻讯，立即召集七十四标官兵，整队出发，由东南方向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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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至三十一日中午，起义军完全占领昆明，昆明“重九起义”获得成功。
十一月一日，革命者在五华山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都督，宣布对内对外方针。
数日后，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
云南是武昌起义之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
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为推翻清王朝在全国的统给，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云南人民“重九”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吴介璋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
吴介璋，字德裕，号复初，江苏省无锡市阳山镇人。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被人聘为塾师。甲午战争爆发，遂弃文从戎，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留校助办教务。
同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到江南物色训练新军人才，被邀请去主持文案及营务处帮办等，不久升任武威新军统带，为陕西训练了一批新军人才。
嗣后清政.府下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吴介璋受江苏巡抚署邀请，归籍任督练公所提调兼征兵处提调。
吴介璋主张重新招收年龄较轻的有志青年，并改“募”为“征”，听从自愿报名。并先在常州设立征兵处，征招府属各县的乡民子弟进行训练。
他在江西任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及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总办期间，为江西训练了一大批新军人才，如李烈钧、熊式辉、刘峙等均出于他的门下。
一九零四年张惟圣、彭素民、周养浩、邓文辉等在南昌组织了易知社。表面上是研究学术的团体，实际是反帝反清的组织。该组织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并与湖南华兴会的黄兴取得了联系。
一九零五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蔡复灵把同盟会江西支部设南昌市系马桩街。
在他和张世膺、钟震川等人的努力下，深入江西武备学堂、测绘学堂、测量司和陆军小学传播革命思想。
这个时时候，江西留学生俞应麓、李烈钧、彭程万、彭素民、欧阳武等也先后回南昌，进入军界工作。经常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发动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
一九零六年江西组织了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辛亥革命时，江西的新军几乎全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里。
在南昌新军起义之前，革命思想在新军中广泛传播，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比较成功地把一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反动武装转化为反清的革命力量。可以说南昌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只待时机到来。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九江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南昌，南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积极准备起义。
新闻学界密切配合，报道九江起义经过，宣传全国革命形势，鼓吹“清政.府从此长辞矣”，“使社会一般人心”莫不趋向革命。十月二十五日，《江西民报》刊登九江独立捷报。
商界也冒险尽力支持革命。
南昌更是风云突变，倾向革命的清廷参议官张季煜、新军协统吴介璋与革命军加紧联系，南昌新军起义势在必发。
清廷江西方面当得知九江起义后，日夜筹商应变之计。
他们一方面宣布军队加倍给饷、安抚军心。
另一方面，严加戒备，扩充军队，急调旧派军队和上饶防营限期到达南昌，准备用武力对付新军。
面对官府的步步紧逼，革命党人加紧了起义的准备。
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党人在工程兵队召开秘密会议，决议将马炮工辎各营队编成“光复军”。从工程兵队抽调人员组成精悍的越城队，设法夺取衙门守卫的武器。派周兆麟接洽城内警察，还确定了起义的日期。
十月三十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革命军越城队顺着顺化门城墙飞身登上城头后，打响了辛亥革命“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倾向革命的原清廷巡抚卫队和警察按事前约定，在城内巡抚两侧的鼓楼和旗杆处浇了煤油，投了火把，引得火光冲天。大开城门，迎接光复军进城。
十二时，“光复军”发出总攻信号，方先亮率领骑兵营进城占领军装库，蔡杰率工兵队、宋炳炎率辎重队蜂拥入城，分头占领各重要据点。
清廷所掌握的少部分武力无力抵抗，巡抚冯汝骙慌乱中带着卫兵狼狈的躲入旺子巷的店铺里。
城内在革命党人在俞应麓的组织下，学绅商界联合组织了一支“保安团”，维护地方秩序。革命军“在巡抚衙门放了几枪，烧了巡抚衙门门口的吹鼓亭和一根旗杆”，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光复了。
面对全国一片乱局，束手无策的载沣一改办事犹豫不定的习气，接连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四道上谕。
其一是实行宪政。
其二是马上着手起草宪法，“与民更始”。
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表示一旦事机稍定，就将重新组织内阁，不再以皇族亲贵任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
其四是大赦国事犯，宣布从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因提倡改革获罪、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和此次乱事（指各省的起义）被胁自拔来归者，一律赦其既往；今后臣民如不逾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力，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当日，资政院开始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三日，就将宪法信条十九条报奏朝廷。清廷阅后，即刻予以公布，并宣告‘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
清廷于十一月五日又批准资政院奏请，准许党人按照法律组织政党，借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同时谕令资政院速订议院法、选举法，预备召集国会。
清廷的这一系列的作法，都是应当肯定的，也相当不错。
可惜，世上的很多事就是这样，同样的事情，提前半年，或几个月，结果可能都会很好。但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的选择 ，而不肯主动去做。
当处于“城下之盟”，被逼得不得不做时，做得再多，恐怕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载沣摄政的清廷就是这样。
第79章 黄兴开出的条件
奕劻看袁世凯已经出山，面对国事的危艰，自己实在是无力承担，就于十一月一日，奏请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力荐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其他国务大臣也纷纷请辞。
清廷随即开去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职务，也同时开去那桐和徐世昌的协理大臣和其他国务大臣的职务。
“皇族内阁”寿终正寝。
奕劻被任命为弼得院院长，那桐和徐世昌为弼得院顾问大臣。
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刻来京，组织内阁。原开赴武汉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其调遣。
袁世凯为什么不急于进剿武汉的革命党？又为什么一再叮嘱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呢？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清廷现在只所以如此看重他，是需要他剿灭革命党。
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一旦真的剿灭了革命党，他还有用处吗？满清的政权只要一巩固，载沣说不定第一件事就是对付他袁世凯。
因为有革命党起事，清廷才能想起用他，因为有革命党需要剿灭，他袁世凯才能派上用场，
怎么能剿灭革命党呢？再说了，那么多的省宣告独立，这革命党剿得过来吗？把自己这北洋军的老本都搭上，也未必能扑灭这燎原的烈火呀！
还有就是，他袁世凯凭什么为清廷出这个死力，值得吗？如何对付革命党？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剿而是抚。在他还在洹上没出山时，已经做过了试探。
袁世凯的手下有个叫刘承恩的，和黎元洪是同乡，这两人个人的私人关系也不错。
刘承恩，字浩春，湖北襄阳太平店人。附生，因生活所迫，投效清军，考入北详武备学堂。一八九五年十一月，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从为袁世凯当幕僚、随从干起，先后升任为陆军右翼步兵第三营帮统、工程营管带。后襄助袁世凯创办步队随营武备学堂，任学堂监督。
袁世凯曾让刘承恩接连两次给黎元洪写信，询问能否和谈？黎元洪理都没理。
看革命党方面很牛气，很目中无人，觉得应该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袁世凯没搞清楚湖北军政.府内部状况，错把黎元洪当成实权派。那个时候的黎元洪虽名为都督，其实没多少话语权。
十月二十七日，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这一天，为了给自己出山捧场助威，他命令冯国璋进攻汉口。
进攻汉口必须夺取战略要地刘家庙火车站。
刘家庙火车站曾经发生过激烈的血战，在清廷中.央调动军队开赴武汉时，湖北第八镇新军统制张彪退出武昌城后 ，收拢了二千人左右的残军，就守在汉口的刘家庙车站
他的想法是：刘家庙车站是从北京到汉口火车的终点站，守住这里，即可等待荫昌的大军到来，届时或可翻转局面。
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当然也知道刘家庙车站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军政.府抽调了三千新军，又临时征召了一万七千余名热血青年入伍，组成了一支二万余人的民军，在十月十八日这天对刘家庙车站发起全面进攻。
民军是张彪残军的十倍，胜利看起来是毫无疑问的。民军气势如虹，张彪的残军士气低落，战斗一开始就呈现一面倒局势。
眼看就要拿下刘家庙，突然，清廷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赶到，他的十多艘军舰停在长江水面，向着民军阵地猛烈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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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突如其来的炮击迅速改变了战局，张彪大喊：“兄弟们，我们的支援到了！只要坚守阵地，援军会很快到来！”
民军没料到张彪如此强悍，只有区区二千多人了还这么耐打，愣是不退。这是一场硬仗，双方僵持不下。
十月十九日，天还未亮，调整了战术的民军从刘氏花园，从西商跑马场，从大智门火车站，向东推进，再次向刘家庙发起攻击。前来参战的有京汉铁路江岸机务段的工人，铁路沿线棚户区的贫苦市民等。
清军被击溃，躲进铁路沿线棚户区，民军及当地市民火烧棚屋，清军慌乱溃逃。
此时，长江江边，清军舰艇暂时停火，炮弹供给不上来。
乘此间隙，民军一鼓作气攻占刘家庙。
冯国璋这段时间一直有些纠结，一方面他很想平乱，很想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听从他的大帅袁世凯的指示。
如今得到袁世凯的命令进攻，冯国璋兴奋异常，如出笼的猛虎，率部攻向了刘家庙车站。
刘家庙火车站再度燃起战火！
冯国璋看来是要把这些天来，憋在心里的闷气都发泄出来，克虏伯炮怒吼着，炮.弹雨点般砸向刘家庙民军的阵地。
民军这边乱做一团。领导层发生了分歧，有些人主张撤军，有些人主张血战到底。
步兵指挥谢元凯集结一支敢死队手持大刀，冲向冯国璋的北洋军。但在猛烈的炮火下能有什么作为，敢死队几乎全部战死。
眼看刘家庙车站实在是守不住了，总指挥下达了撤退命令。
北洋军出师就拿下了刘家庙火车站。民军组织了几次反攻，均告失利，只能退守汉口。
一不做二不休，为了给清廷打气，防止隆裕太后和小皇帝跑出去避难，袁世凯乘胜调集援军，配合冯国璋部攻打汉口。
进攻的部队分为两路，主攻部队由冯国璋带领，沿铁路线攻击前进。另一路由袁世凯亲自带队，迂回策应。
冯国璋部强攻另一战略要地——大智门火车站。炮火掀天，步兵突进。
民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谢元凯和马荣率领部前后两次冲出车站，逼近北洋军，近距离肉博，迫使北洋军前锋部队胆怯后退。但，这也只是片刻间的喘息，少数人的慷慨献身阻不住大部队的强大攻势。
汉口战况于革命军极为不利，北洋军倾巢南下。湖北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起义军力量。
黎元洪派人到客栈向外省返乡的军校学生发出邀请。
当晚，后来成为国民党高官的徐源泉，作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即红楼）召开的军政会议，慷慨发言愿为革命效力。会后，带领学生军三百余人，自任为队长，连夜渡江到汉口，于大智门火车站与北洋军展开激烈交战。
数天以来，汉口民众自发组成武装，这是一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战斗团体，是名符其实的“民军”，随着“阳夏之战”的持续，逐渐形成为中坚力量。
大智门争夺战打了整整三天。北洋军采取扇面攻势，从刘家庙沿铁路线向西，向大智门车站进攻；从姑嫂树、岱家山、西商跑马场（汉口解放公园一带）往西南行动，向汉口市区中心进兵。冯国璋命令炮兵避开租界，大炮向华人居住区猛轰，民军及市民死伤惨重，大智门车站被炸成废墟。
北洋军占领大智门，民军退到循礼门再退到歆生路（今江汉路中山大道以北，江汉路步行街与京汉大道相交一段），借街边商店民居为屏障，和北洋军开始街巷争夺战，
民军很英勇，战斗很惨烈。但是，民军已经没有群体参战的实力了。自大智门失陷之后，民军指挥系统就被打乱。汉口保卫战，民军将近三千官兵阵亡。渡江到汉口的湖北新军正规军人所剩不多，湖南援军撤走，剩下的汉口守军队伍溃散，装备丢失，来不及整编。
武昌军政.府派来炮队增援，但也是杯水车薪，北洋军的兵力实在是太强了。
民军从未遭遇过像北洋军这样的强敌，交战说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十一月一日，北洋军占领汉口。
袁世凯向朝廷报捷，清廷如同久旱逢甘露，这使得载沣这些天第一次听到了好消息。他不好交往，平时也不怎么喝酒，这一天破例喝得满脸通红。
拿下汉口后，冯国璋的意见是乘胜进攻，拿下武昌。第一次交手，他觉得民军没有得力的指挥，战斗力和久经沙场的北洋军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
冯国璋怎能看透袁世凯的心思？当从袁世凯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切不可轻敌，先巩固一下现有的战果，不要急于进攻时，他心里虽然有些想不通，还是在汉口布了防。
给了对方这雷霆一击，袁世凯觉得对方应该知道北洋军的厉害了。
十一月二日，他又让刘承恩以自己的名义致函黎元洪。说朝廷已下罪已诏，确定实行立宪，敞开党禁，皇族不再过问国政。“似此，则国事尚可有挽回振兴之期，……务望趁此时机，和平了解。……至诸公，皆大才榱槃，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项城为人诚实，阁下必素所深知，此次决不至失信于诸公”。
收到袁世凯的函后，黎元洪请来主事的几个人一起商量。
大家把袁世凯的函传看了一遍。
武昌首义“三武”之一，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重重地拍了下桌子，“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要是诚实，这个世界就没有不诚实的人了。当年，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志士们，要不是相信他，能那么惨吗？”
也是“三武”之一，同为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的蒋翊武接着言道：“袁世凯太嚣张了，不就是打了一个胜仗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想劝降，真是不自量力、痴心妄想，白日说梦话。”
黎元洪看大家都不说好话，就征求大家意见，问怎么答复袁世凯？
有人说不要理他，大家都赞成。
第80章 越是不来越是要请
十月三日，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了一次登台拜将典礼。黎元洪委任专程赶来指挥作战的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为作战总司令；民军大受鼓舞。
黄兴随即把司令部设在汉阳，将陆军扩充为八协，组织布防备战。
这个时候，传来上海和贵州的民军取得了胜利，成立了军政府的喜讯。
汉口的失陷没有影响湖北军民高涨的革命热情。
上海的起义简直是一场商人的革命。
辛亥革命前，上海一些商人已投身革命，著名的有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朱葆三、虞洽卿、李征五等。除朱葆三外均是同盟会员。他们为革命党人提供秘密活动场所，资助活动经费。虞洽卿还为起义军代办军械，李征五还组建了一支光复军。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和绅商代表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贞吉里李平书的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于十一月三日发动上海光复起义。“当时确定南市以江南制造局和苏浙太兵备道衙门为目标，闸北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共和路)为目标”。
十一月三日下午二时，上海起义部队集聚南市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
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另一路由李显谟率领商团攻占上海道，县衙门。
商团攻防有序：冯少山率领沪西商团占领南城、西城；尹村夫、冯润生率领的商余、清真、洋布、韫怀（珠玉业）、伶业等商团占领东城、北城；刘舜卿率领书业商团占领硫磺局（火.药厂）。到下午四时，各城楼均悬挂大白旗，城门均有商团把守。到晚上八时，整个上海县城均为商团所占，社会秩序稳定。
十一月六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
陈其美，字英士，号无为，浙江湖州吴兴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元老。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
蔡元培称其可与历代侠士齐名列传，并盛赞陈其美为“民国第一豪侠”。
一九零六年陈其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警监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期间与蒋介石、黄郛结为金兰兄弟。
一九零八年奉孙中山派遣回国，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革命党人。
一九零九年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
一九一零年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
贵州的胜利则和一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就是民主革命斗士张百麟。
一九零七年，张百麟组织了一个名叫自治学社的政治团体，参加的人大多数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举起“救亡”的旗帜，要求革新图强。自治学社实际上是贵州同盟会分会。
而后，贵阳陆军小学、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学校中的一些进步青年，在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个名叫“历史研究会”的政治团体。吸收新军士兵和哥老会会员参加，并与上海、武汉的同盟会组织取得了联系。
张百麟的自治学社联络新军，主要借助了“历史研究会”的力量。
在武昌起义和云南独立的鼓舞下，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加紧联络贵阳当地的会党和新军，伺机起义，夺取政权。
自治学社一方面紧锣密鼓的准备武装起义；另一方面与宪政预备会和解，企图“不流血的革命”，实现贵州光复。
十一月二日，张百麟、杨昌铭、任可澄等冒死劝说贵州巡抚沈瑜庆投诚。沈不仅拒绝他们的请求，反而，计划在十一月四日，召开由各界人士参加的“自保会”，诱骗张百麟等人参加，将自治学社的骨干一网打尽。
十一月三日夜，陆军小学首先发难，共推陆军小学总办杨荩诚为指挥。
奉命前来镇压的新军营长赵德原同情革命，没有履行镇压职能，反而成了一个和事佬。
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都有一颗跳动的心，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良知。当一个王朝，连自己的军队都不听使唤了，这个统治怎么能够不病入膏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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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卫队、巡防营也纷纷响应陆军小学举事。
巡抚沈瑜庆闻报大急，召卫队入卫。卫队管带彭尔堃臂缠白布条进来，沈瑜庆更加惊骇，因为白布条是革命党的标记。
彭尔堃对巡抚沈瑜庆说：如果是土匪来犯，卫队自当严正以待，如果是镇压起义士兵、学生则不能。
巡抚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手书承认贵州独立，送往咨议局，交谭西庚、张百麟。
能承认失败也需要勇气和智慧，在有些时候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贵州的胜利，基本上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十一月四日，大汉贵州军政.府宣告成立。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长。
也就是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登台拜将典礼的这一天，袁世凯收到了清廷对他的内阁总.理的任命，喜不自胜。人有时候是要低调一些、做做样子的。虽然，自从接到老友徐世昌的信后，他就等待着这一天，但还是回电辞谢。
同时奏报朝廷，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杀戮，已令前线军队停止进攻，写信劝解乱党投顺。
倘数日内无确实答复，便立限时间，攻取武昌。
载沣知道袁世凯请辞不过是故做姿态，坚持催促袁世凯尽快上任，亲組内阁。对湖北的战事，则请袁世凯相机而行。
这边袁世凯见黎元洪方面还没有回答，让刘承恩派可靠人带信去面见黎元洪，以便尽快得到明确的答复；刘承恩找到侦探王洪胜。
王洪胜见到黎元洪后说：“袁大人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何必拼个你死我活。”
黎元洪回答：“这个时候，不将皇帝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黎元洪表明了态度，先提条件是推翻清王朝。但他还是留了活口，说刘承恩要是能过来，就过来谈谈。
看来，他现在在军政府的实际地位，已经有了很大地提升。
王洪胜回汉口复命。
袁世凯又收到朝廷催促他上任内阁总理的电告，他回电说按刚公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的规定，任命内阁总.理大臣，需国会公举，“故前命不可奉诏”。
十一月八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收到电报，没有理由再推脱了。
十一月九日鄂民军总司令黄兴写信给袁世凯。
先痛陈了清朝统治的黑暗，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再维护这个统治了。指出，清廷的开放党禁，不过是枝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只能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接下来对袁世凯晓以大义，劝其尽快弃暗投明，顺应时代潮流。
为了打动袁世凯，黄兴还开出了最为诱人的条件：“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胜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胜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胜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袁世凯当然看懂了，黄兴这是以中国第一任大总统的位置相期。他清楚，这不是黄兴一个人说了算的事，虽然黄在革命党中地位显赫。
但是，黄兴的信倒是给他指出一个光明的前景，一个努力的方向。
一山更比一山高，人的欲望是很难满足的，特别是像袁世凯这样的雄心勃勃的人。
这好像也很正常，人类不就是在不满足的追求中进步的吗？如果我们的祖先满足洞穴生活，我们的人类能有今天的文明吗？
现在的袁世凯，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复出，满足于位高权重了。
因为，前一个目标已经达成，又有更辉煌的权位在向他招手了。
他盘算了一下，如果只满足前一个目标，他势必要剿灭所有的革命党。否则，天下不太平，自己的位置是坐不牢的。
而天下太平了，自己的位置就能坐稳吗？载沣这些人能容得了自己吗？
如果自己带着北洋军起义，加入革命党，满清的统治自然会指日可灭。先不说北洋军能不能跟着自己起义，就算这一块没问题，把满清统治推翻了，自己的目的就能达成吗？
第81章 战汉阳
想来想去，袁世凯想明白了一件事。清廷为什么这样的看重自己？是指望自己带着北洋军剿灭革命党。
不是有句话吗？叫作养敌自重。先不说这革命党能不能剿灭？就算这革命党很容易剿灭，也不能轻易剿灭，要留着他们对付清廷。
而革命党的首脑黄兴，为什么愿意用拿破仑和华胜顿的地位换取自己和他们一路走呢？不也是因为有自己在，清王朝推翻难吗？这不同样存在着“养敌自重”吗？
推翻了清王朝，在革命党的那一边，自己不也就失去可利用的价值了吗？显然，这个清王朝也是不能随意推翻的。
虽然，这个时候，袁世凯还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可以怎样做？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在革命党和清王朝之间的他，清王朝和革命党都想利用，又都有可利用的价值。
而他要做的，则是想办法对这两股力量善加利用，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一来，他反而没有必要招抚这些乱党了。需要怎么做，同样要视形势的发展而定。而当下，急需要做的，是他这位名正言顺的内阁总.理大臣，回京上任，重组内阁。
临行之前，少不了对即将委以重任的的冯国璋面授机宜。
虽然，冯国璋是他的亲信，是绝对可以放手信任的人，但袁世凯对他也还是要有所保留的。还是要把他的一些做法和想法，穿上好看的外衣，装扮起来。
因为，他的真实想法是不能告人的。
既然要“养敌自重”， 既然是清王朝不能随意推翻，革命党也不能轻易剿灭，临行之前，袁世凯还是想暂时休战，为自己的进一步图谋争取些时间。
十一日，他派出正式代表刘承恩和蔡廷干，带着他的亲笔信渡江与武昌方面议和。
袁世凯在信中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以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黎元洪和军政.府主要负责人接见了刘承恩和蔡廷干。
刘承恩和蔡廷干按照袁世凯地交待，见面时强调了，清政.府已经宣誓实行立宪，革命的目标已经达成。倘在延长战争，只能是生灵徒遭涂炭。现在，列强正虎视眈眈，无休止的战乱，只能让列强有机可趁，恐酿中国遭瓜分之祸。希望暂息兵端，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共图治国安邦大业。
黎元洪首先驳斥了袁世凯的革命遭致国被瓜分说。
指出：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国家已经和正在遭受到瓜分。现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正是为使国家免遭瓜分。清廷现在的立宪不过是麻痹人民，维持自己统治的手段。从戊戌变法开始，立宪喊多少年了，什么时候真心实行过。
没有各地革命的风起云涌，清廷不可能有所谓的立宪，一旦大家放下武器，旧的势力一定会卷土重来。革命志士的血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无休止的流下去了。
革命的目标是共和，当前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很快就要土崩瓦解了。所谓民心不可逆，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搞什么君主立宪？
黎元洪最后奉劝袁世凯认清形势，不要顽固的与人民为敌，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正确的选择是，率领北洋军转向共和，把手下的弟兄们带上光明的大道。
听黎元洪这一番话，能感觉出这时候的他已经被革命党同化了。
军政.府的其它负责人也纷纷发言，奉劝袁世凯不要顽固不化，继续与人民为敌。别以为自己手里有一支北洋军，就可以佣兵自重。袁世凯的面前只有二条路，一条是起义投向人民，一条是被民军消灭。
这些人义正词严，倒让刘承恩和蔡廷干无言以对。
送刘承恩走的时候，黎元洪小声对他说，让袁世凯好好思考一下黄总司令的信，不要错过良机。言外之意是袁世凯如转向共和，他也拥戴袁世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华胜顿。
刘承恩表示，他一定把黎都督的话带到。
袁世凯这时其实对君主立宪制没有很大的兴趣，只是身份所致。他是内阁总.理大臣，只能站在内阁总.理大臣的立场上说话。
对议和也没抱很大的希望，主要还是想摸摸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看看他们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
黎元洪个别和刘承恩说的那几句话他很爱听，也印象深刻。
但是，对方的狂傲还是激怒了他。而另一方面，长时间的按兵不动，也对清廷那边无法交待。
此前，他对冯国璋的要求是保持和对方的对峙，暂不进攻。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临行前布置冯国璋，做好必要的准备，一举攻克汉阳。
是想再给这些革命党一记重拳，让他们进一步清醒清醒。
冯国璋正立功心切，高兴地接令。
清廷又发急电催袁世凯这位内阁总.理大臣归位了，袁世凯不能再推辞了。他把前线的军事完全交待给冯国璋，带领大队的卫队，浩浩荡荡北上；十三日抵达京城。
第二天，隆裕太后和载沣召见了袁世凯，对他进行了勉励；也殷切希望和要求他不要辜负朝廷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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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诚惶诚恐：“世凯拜此大命，膺此大任，日夜苦思，不知如何能上安圣虑，下除民苦。”坚决表示：“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
隆裕皇后是个心地善良之人，看到袁世凯诚恳的样子，很为感动，关心的问起了袁世凯的足疾？
袁世凯感动地回答：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载沣详细地问起前线的战况。袁世凯说：叛军的总司令部设在汉阳，他动身前已经布置好了收复汉阳的作战，不出特别的情况，很快当有好消息传来。
载沣和隆裕太后听了后，很高兴，也很受鼓舞。
从他们的表情看，应该是在为自己所托称职之人而庆幸。
如果他们知道袁世凯心中所想，不知会作何感想。
十六日，袁世凯的内阁成员出笼，名单如下： 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副大臣胡惟德（由曹汝霖暂署）。 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度支大臣严修（未到任前由绍英暂署），副大臣陈锦.涛。 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 陆军大臣王士珍，（未到任前由寿勋暂署），副大臣田文烈。 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到任前前由谭学衡暂署），副大臣谭学衡。 司法大臣沈家木，副大臣梁启超。 农工商大臣张謇（熙彦暂署），副大臣熙彦（祝瀛元暂署）。 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杨如浩（梁士诒暂署）。 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这些人大多是袁世凯的人，特别是他眼中的重要位置。只有张謇和梁启超几个少数人，算是袁世凯的外人，和袁世凯没什么特殊关系。
张謇是个忠于自己追求的人，现在已从立宪派转向了共和，他坚决不接受袁世凯给的官位。
梁启超是不是对戊戌变法的事还耿耿于怀？反正也是坚辞。
袁世凯考虑他们有名人效应，一再挽留。过去，他与梁启超矛盾很深。曾不止一次地骂梁启超是“密谋乱政”的罪魁祸首，现在则是大力吹捧。
他亲拟电文致电梁启超：“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务祈念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恳请即日脂车北上，商定大计，同扶宗邦。”
在梁启超断然拒绝后，袁世凯还不屈不挠地给梁启超写信：“十余年来，执事（对梁启超的尊称）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没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住也。……执事热心匡室，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行，不思同舟之危难，坐视大厦就倾。”
阮忠枢在一旁，见梁启超一次次地拒绝，袁世凯还煞费苦心一次次地请。
忍不住多了一句嘴：“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们何必呢？”
袁世凯刚想说什么，见旁边还有别人，便言道：“当年为请诸葛孔明出山，刘备三兄弟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我们这连大门都不用出，打几个电报写几封信，算什么呀？”
“难道梁先生对于大人，真如诸葛孔明对刘备那么重要吗？”
阮忠枢很不解，因为他常听袁世凯私下议论梁启超，常说的话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袁世凯听了后诡秘一笑。
这时候旁边的人已离开，袁世凯低声对阮忠枢说：“忠枢弟，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怎么还猜不透我的心思。像梁启超和张謇这样事多之人，内阁里有一个两个，还能承受，要是多了，什么事都商量不成。这样的人，越是不来越是要请，要让别人看到，咱们是非才不用。”
第82章 一明一暗
阮忠枢终于明白了袁世凯的用心，他点了点头，没做回答。
心里想的是：你袁世凯这样的人，谁能猜透你的心思？反正别人怎么样，不知道，自己肯定是被袁世凯卖了，还得帮袁世凯数钱。
为了避嫌疑，这一次徐世昌没有入内阁。但他由弼德院顾问大臣兼任了军咨大臣，后又被委任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朝廷为了拉笼他，加了他一个太保头衔。都知道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拉笼他就是取悦袁世凯。
袁世凯的内阁不设协理大臣，但保留了前内阁阁承华世奎的位置，且将此位置升为正二品。
华世奎（1863年—1942年），近代天津著名书法家。字启臣，号璧臣、思闇。祖籍江苏无锡，后迁居于天津。一八六三年生于天津老城厢东门里。汉族。
天津“八大家”之一。因家资丰厚，家中常聚各方名士吟诗谈词。十六岁时得中秀才。十九岁时中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为领班章京。一九一一年奕劻组亲贵内阁，又被升任清内阁阁丞。
华世奎在政绩上没什么骄人的成就，但作为名书法家，所取得的辉煌是很值得一书的。他平日里订有“笔单”，在很长的时间里，每年天津各纸局多代收书件。在当时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为四大家。因自小父亲对他寄望颇高，四岁时就指定书目让他学习，经常站立书写，腕力、臂力达到超人程度，为日后成为津门四大书法家之首创造了条件。
华世奎的书法，行、楷、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而最能代表其书法风格的要算他的楷书作品，走笔取颜字之骨，骨力开张，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一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被国家定为中华历代名匾。东北角的“正兴德”茶庄、估衣街的“德昌公”等著名商号匾额招牌题字也都是他的手笔。
华世奎经过长期的书法实践和探索，将苏东坡的巧结构和篆隶的笔法与颜的拙字相结合，形成了拙巧相间的“华体”书法；而且在理论上总结出了富于自己个性内涵的六种笔法，即“提、按、顿、挫、内颤、外颤”。
他为人写了许多牌匾和碑记、墓志铭等，在天津留下了不少可资纪念的文物。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著有《思闇诗集》留世。他的书法作品也被各美术出版社相继出版，如《津门华世奎孝经帖》等等。
还是让喜欢书法的人，去研究华世奎的书法吧！这会儿，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
华世奎是徐世昌的同乡知己，一向惟徐世昌的马首是瞻。遇有重要公文，袁世凯必在上边批上“徐太保阅”。也就是说，徐世昌仍然是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可以说，华世奎其实是徐世昌在内阁的代理人。
只是，徐世昌特别识时务，也特别会办事，会做人。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人，但连和袁世凯水火不容的翟鸿穖等人，也都喜欢和他共事。
袁世凯被开缺，竟无一人说徐世昌的坏话，可见徐世昌的为人确有过人之处。
奕劻喜钱而不很喜欢权，也不善于弄权，更不善于专权。在使用权力方面，他最善长的大概也就是卖官等以权谋利之类了。
因此，在他当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大权其实都还在载沣这个摄政王手里。
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同样一个位置，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内阁总.理大臣，是什么样的职责，与摄政王所代表的清廷是什么关系？这应该是首先应当搞清楚的事，或者是应该有个明确的规章。
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是个讲究约章的人，但是，他却从不张罗这方面的事。
他好像更喜欢这样的糊里糊涂地干。
他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请示，不是的。袁世凯经常请示的事情一般有两个特点：一种是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得照办的事。
另一种则是怎么办都行的小事。特别是些无足轻重的事，他请示的可勤快。有时候搞得载沣都有些烦了，会说一句，这样的事，内阁总.理定一下就是了。
但是不行，比这还小的事，还要一次次地请示。
但是，有一些的大事，特别是可能遭至朝廷反对的事，他反而不请示了。不但不请示，载沣根本就很难知道。
就是知道了，想追究也难，没规定什么事该请示，什么事可以不请示呀！
可以说，自从袁世凯当了内阁总.理大臣后，摄政王载沣好像成了聋子，成了瞎子，成了摆设，差不多是被袁世凯彻底架空。
这是袁世凯早就想好了的，对付载沣的法子。因为袁世凯知道，清廷目前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摄政王。
汉阳，一边是滚滚长江，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汉水。据有蛇山之险，是武汉三镇的一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拿下汉阳，武昌就无险可守。
冯国璋在攻打汉阳时，先发挥炮火的优势，然后又组织强攻。开始的几天，北洋军与民军互有胜负，不相上下，战况处于胶着状态。
十六日夜，黄兴组织民军，夜渡汉水，反攻汉口。
当晚，天下着滂沱大雨，北洋军都躲进了民房避雨，被民军打个猝不及防。被打得节节败退。
民军很快打进汉口城内。黄兴组织了敢死队，直捣冯国璋的司令部。
冯国璋开始被打得有些发懵，但很快清醒过来，组织火力，进行抵抗。
北洋军的增援部队很快赶到，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很快取得了优势。
北洋军开始反击，民军节节败退。退到了江边，来时的浮桥却被黄兴下令拆了。
雅文吧
黄兴这是按着古代战法，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
是的，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古代确实有这样的战法，也取得过很好的战绩。
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所以攻城讲究三面围之，留一面让人家逃命，免得人家玩命。
或许真能置于死地也许能够好些，但是，没有。长江边长大的人有几个不会游泳，游过去不就可以活命了吗？
所以，民军没有转过身和北洋军拼命，而是纷纷跳入水中逃命。
为了快些游过江去，有人把武器都扔了。
黄兴这次真是把民军置于死地了，
北洋军追上来就是轻重机枪的乱扫，民军伤亡很大，士气也严重受损。
北洋军乘胜进攻汉阳，民军仍然顽强坚守。
北洋军一支队伍，由孝感到新沟（古镇，位于汉水与汉北河汇合处，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渡过汉水占据蔡甸，十一月二十日，从蔡甸进逼三眼桥。
黄兴调动军队西向迎敌，十一月二十一日，双方在三眼桥展开激战。
汉阳三眼桥位于蔡甸到汉阳王家湾之间的公路上，隋唐时汉阳通往京城的驿道，曾经有一座桥，桥下有三孔，所以得名，后来桥毁留下这个地名。三眼桥战斗，两方杀得难分难解，革命军斗志凶猛，清军受挫，被迫停止前进。民军占领三眼桥以东高地——仙女山、米粮山（美娘山）、锅底山、汤家山、磨子山、扁担山——阻挡清军入城之路。
同日，冯国璋亲率大军从舵落口（汉水北岸，今汉口硚口区工农路）渡河，冲破米粮山防线，与蔡甸方向赶来的北洋军配合，攻打米粮山，对民军形成夹击之势。
汉阳三眼桥到王家湾之间一带属岗垄地貌，小山丘陵密布，如盆圈一般围合着龟山脚下的汉阳古城。突破这一圈山岭，从扁担山到月湖古琴台，摊开一片平野湖泊，从西而东，坦坦荡荡没有遮蔽，汉阳古城便无险可守。
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米粮山、仙女山相继失守，民军退守锅底山和扁担山。
十一月二十五日，两路北洋军在扁担山一带会合，合力进攻汉阳守城民军，大炮声震撼山峦水泊，锅底山和扁担山失守。北洋军从王家湾、十里铺长驱直入，近逼归元寺（中南名刹，清光绪建筑，今汉阳翠微横路20号）和汉阳铁厂（张之洞湖北工业基地之一，遗址在今汉阳区琴台大道旁边）。
山地争夺战伤亡巨大的民军，再也无力在平原上组织防御。数路清军如飞蝗袭来，汉水不是长江，渡河过来是很容易的。清军分数路从汉口渡河，从琴断口、十里铺、五里墩、古琴台、南岸嘴沿河登岸，汉水堤防全线溃散，困守汉阳城的民军只能是拼死一搏。
十一月二十六日，来支援的湘军顶不住了，先行撤走，自行撤退过长江经洞庭湖回湖南了。
民军又守了一天，汉阳被北洋军攻占了。
冯国璋向朝廷报捷，朝廷上下无不群情振奋。
第83章 连自己兄弟也不能吐句实话吗
汉阳失守，武昌也岌岌可危。
黄兴见大势已去，主张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撤出武昌，汇合江浙的民军一起，攻取南京。
他的意见，遭到军政.府的军务部主要负责人的坚决反对：
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流了那么多血，武昌是首义之地，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与武昌共存亡。我们这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比直接参与攻打南京发挥的作用不是更大吗？
特别是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他掏出枪来大吼：“再有言撤退者，格杀勿论！”。
军务部部长是那个被火.药炸伤的孙武，现在还没有痊愈，他的职务由张振武暂代。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黄兴的意见肯定都是对的。保存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当然没错。
但是，当时，民军如果听了黄兴的话，还真的大错特错了。
因为，武昌丟不得。武昌是首义之地，是照亮各地的灯塔，是旗帜，是圣地。全国各地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武昌呀！对各地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也无疑是对各地的革命运动地最大支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昌也不会丟，因为有人眷顾。
误打正着，坚守反而是对的。
黄兴见说服不了民军负责人，眼看武昌肯定是守不住，只好带着几个手下，匆匆离去。他倒不是临阵逃跑，上海那边一直催他快点回去。
不过他走的时候心情很沉重、很沮丧，好像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了。如同他后来对一个知己所说，自己怎么总打败仗？
因汉口古时候叫作江夏，汉口、汉阳争夺战，又被后人称作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无论是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战况之惨烈，乃至交战双方的死伤人数，都是可以称最的。
民军所以失败，说到底是因其实力和北洋军远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也有人也指出，黄兴的指挥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如，汉阳守卫战，如何布防？黄兴的部署是大军在汉阳正面防守，用少数兵力在侧翼牵制。这个作法，曾遭致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等人地坚决反对。
他们久在军中，熟知北洋军的战法，认定冯国璋不会从正面进攻。正面最多是佯攻，汉阳的侧翼蔡甸才是汉阳的门户，而新沟又是蔡甸的咽喉，当重兵把守。
事实上冯国璋正是这样做的，如果黄兴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民军还是有一拼的。
但忠言逆耳，固执己见的黄兴听不进这些土专家的意见，他是总司令，他说了算。
而奇袭汉口，如派出一支小部队，一支敢死队，趁滂沱大雨奇袭冯国璋的指挥所。先把北洋军指挥系统打瘫痪，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孤注一掷搞什么置于死地而后生，则历来是兵家大忌。
危机时刻，黄兴临阵走人，也被张振武等诸人很看不起，认为他们是临阵脱逃。张振武等人则正相反，什么地方最紧急，什么地方最危险，他们则出现在那里。
清廷为了表彰冯国璋，授冯国璋一等男爵，冯国璋自然欢欣鼓舞。接连拿下汉口、汉阳，冯国璋乘胜追击，发起对武昌的进攻。
民军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黎元洪也已经带着军政.府一干人，退到了离武昌几十里外的葛店镇王家店村。
武昌城内军心涣散，失守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是，就在北洋军就要打进武昌的时候，他们却停止了进攻。
原来是袁世凯下了死命令，停止进攻武昌。
冯国璋正打在兴头上，看到武昌垂手可得，当然心有不甘。
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的请战，说乱党已溃不成军，战机不能错过，拉出架势，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袁世凯怕冯国璋贪功心切，临阵换将用段祺瑞换下了冯国璋。
冯国璋是个军人，段祺瑞不但是个军人，也是个政治家。他比冯国璋站得要高，看得要远，也有大局观。
段祺瑞了解袁世凯的战略意图，更不愿意和曾经的新军兄弟自相残杀。他接受了冯国璋的指挥权后，马上把人马撤回到了汉口、汉阳，而后按兵不动。
民军方面一见北洋军撤军，总算舒了口气。
他们想不明白北洋军为什么撤退，更没想到北洋军会派出和谈代表。
本来就打不下去了，都准备弃城逃跑了，人家来讲和，不是求之不得吗？于是，经英国公使从中斡旋，很容易就签下了停战三天的协议。
为什么要停战三天？因为北京方面，要派人过来，商讨和平大计。
现在，又有一个重要人物要登场了，就是后来沦落为大汉奸的汪精卫。
袁世凯和汪精卫，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两个人怎么搞到了一起呢？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阴，出生于广东山水。汪精卫人很聪明，出身书香人家，熟读四书五经，一九零二年三月，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
同科还有其二兄和一个侄子，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一家二代考中秀才前三名，留下“玉峰双秀，珠树三花”的佳话。
汪精卫科考得志，本是想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
但年轻人是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一九零三年官费赴日本留学，一九零五年七月，因结识了中.山先生而加入了同盟会。
他活动积极，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八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
后常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的文章，宣传三民主义，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思想，受到中.山先生看重。
留学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岺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一九零七年初，随中.山先生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他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的主笔。
一九零八年赴缅甸建立同盟会仰光分会，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
一一年一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像馆，做为从事革命的职业掩护。
他们到北京肩负重大使命。
那时，革命党热衷于搞暗杀活动，暗杀满清的官员。既然是暗杀官员，当然是越大越好，他们盯上了摄政王载沣。
在准备的过程中，不幸事情败露。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等被捕入狱。
谋杀摄政王这样的大罪，应当是被杀头的。
期间民政尚书善耆慕汪精卫之名，也可能有几分好奇心，曾探了几次监。
善耆本就是个开明王爷，欣赏有新思想的人，两个人很谈得来。
在善耆的努力下，汪精卫三人被判无期徒刑。
虽然暗杀未成，但因为要杀的人是载沣，汪精卫这个在同盟会中本来就很有名气的人，更加名声大噪。
而汪精卫又在獄中写下了那首名满天下的的诗篇《被逮口占》，也很快被流传。特别是其中四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堪称革命者励志的千古绝唱。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汪精卫三人得益于政治犯而被释放。
袁世凯早就开始关注汪精卫，他正想联系上革命党的重要人物。
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得知汪精卫被释放的消息后，马上派人联络上汪精卫。希望对方能在北京等他，自己有要事面谈。
汪精卫早就注意到了袁世凯，也想争取袁世凯，使其不与革命党为敌；两个人算是一拍即合。
袁世凯到京城后，办公之余，和汪精卫频繁接触。或许是因为两个人投缘，或许是两个人思想相近，有共同语言，反正他们特别谈得来。
人在特殊的时候，思想是容易发生变化的。有记载，汪精卫在獄中和善耆长谈过几次后，和原来的书生气已经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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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也相处得特别好，两个人竟成为了结义兄弟。
这样一来，汪精卫差不多和袁世凯成了一家人。从袁克定那论，袁世凯应该是汪精卫的义父。
汪精卫认为，袁世凯的努力和革命党人没有大的分歧，袁世凯如果能和革命党人合作，肯定是利国利民的。
因此，一段时间里，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之间，汪精卫做了积极地协调和沟通；他也成为了袁世凯和革命党高层联系的管道。
拿下汉阳后，袁世凯认为给革命党的教训差不多，把重点转向了和谈。
为使和谈能够成功，他决定开通两条管道。双管齐下，一明一暗。
一个是继续派刘承恩、蔡廷干，继续去见黎元洪，这是明的，是公开的。
还有一条是袁克定，是暗的，也是不能告人的。
第84章 海军起义
汉阳刚刚攻下，袁克定密谴朱芾煌带着汪精卫的信去见革命党的重要人物。
汪精卫信的大意是：
经过他的努力，他认为，握有重兵的袁世凯是可以反正的，是可以率部加入推翻满清统治斗争的。现在，满清统治唯一可以和革命党抗衡的就是北洋军，就是掌握在袁世凯手里的武装。袁世凯能够反正，满清统治不堪一击。
但是，他了解到了，袁世凯的必须的要求是，他来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汪精卫认为，谁当大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推翻满清的统治。
革命党人是为了推翻旧制度而革命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
当然，当大总统得有才能，有人品。而据他观察，无论在才智上，还是在人品上，袁世凯都是非常优秀。
他在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上所做，政绩有目共睹，所谓人才难得。
另外，大总统不是皇帝，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是有任期的，不称职可以选掉。
而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可以少很多战乱，可以使很多生灵免遭涂炭，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遭战争地蹂躏。利国利民，功德无量。
给汪精卫带信的朱芾煌，又名黻（绂）华。四川省江津县人。同盟会员，佛学家。一九零一年考中清朝秀才，一九零六年他入读上海中国公学。一九零九年在日本求学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回国。
胡适在日记中记载：
“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
“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绍仪]、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
“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
是的，凡是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应忘记的。
朱芾煌一九一二年夏与吴玉章返回四川，发起组织四川省俭学会，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开始。受惠者包括著名的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刘伯坚等数位百川人。
这为后话。
朱芾煌过去和袁克定有交往。武昌起义后，他预感到袁世凯必然得势，通过袁克定到彰德见袁世凯，和盘托出自己是革命党。
力劝袁世凯把清廷的军权抓到手，投效革命，革命党肯定推出其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并表示如果袁世凯能顺应民意，他将出面作革命党人的工作。
袁世凯当时没表态，也没想那么多。因为自己还没复出，朱芾煌规划的未来，离自己太过遥远。
袁世凯是个务实之一，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似乎感觉到了，这个朱芾煌对自己有用处，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只是叮嘱他不要暴露自己的革命党身份。
看来，袁世凯还是有点远见的，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从汪精卫的信中，可以看出：第一，袁世凯和汪精卫的关系已经非别人可比，这样的不可告人的事，袁世凯都可以相托。
第二、如果革命党人坚持推翻满清统治，他已经做了率部反叛满清政.府思想准备。只要北洋军能跟着自己走，推翻清廷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第三，这其中有两个顾虑。其一，北洋军能不能跟自己走？还是不能打包票的。比如庚子国难，在山东任上时，张勋表现的就是忠君报国，差点坏了东南互保的大事。这样的人，忠于自己就是忠于朝廷，自己反叛朝廷，还能跟自己走吗？这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其二，革命党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袁世凯的安排可谓天衣无缝，给革命党的信是汪精卫所写，给自己留下余地。万一事情败露，可以说这不过是汪精卫的推测。袁世凯自己可以失口否认，和他没有关系。
但不管袁世凯计划得多周密，还是出事了。
朱芾煌把汪精卫的信送出后，从武昌返回时，被冯国璋所部拿住。
冯国璋部对武昌过来的人搜查很严，防止革命党派奸细过来，搞破坏、搞暗杀和刺探情报。
从朱芾煌身上搜出一份，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的通行护照。
冯国璋部怀疑他是间谍，就抓起来盘问。
朱芾煌非常坦然，声称自己要面见冯国璋。
这会儿冯国璋还没调离武昌前线，正立功心切，一份接一份的发电报请战。
武昌垂手可得，还在等什么？等敌人的援军到吗？
自己是什么人？谁想见就能见的吗？
他正在闹心，也正没好气。
听到士兵禀报，抓了个间谍嫌疑，这人非要见冯大帅。
冯国璋很不耐烦，朝外摆了下手，随口说一句，拉出去枪毙算了。
报告的士兵答应一声，回头就走。
等到这个士兵走到营帐门口了，冯国璋又把人喊住。
对身旁的参谋长张联棻说了句，请他去见见人。冯国璋想的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这其中真有点什么，不就误事了吗？
张联棻见到朱芾煌时，朱芾煌坚持说不见到冯国璋，他什么都不会说。
参谋长张联棻吓唬了对方几句，见对方口风极严，没办法只能回头说给冯国璋。
冯国璋还是懒得见人，就吩咐人给袁世凯发个电报，问是否认识此人。
不一会，来了回电，电文是：“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你我兄弟名誉。请你就地正法。但克定刻不在京。”
冯国璋一看，觉得再无问题，就吩咐人将朱芾煌即刻处决，专门破坏自己和袁大帅的名誉，这人留不得。
张联棻接过电报看了一眼，看到最后一句“但克定刻不在京”，急忙又把人喊住。
他是个细心之人，觉得这句话中有名堂。
冯国璋问那怎么办？张联棻说给袁克定发个电报问一下就是了。
冯国璋说从大帅的电报看，大公子不在京城，谁知他在什么地方？
张联棻说他能找到大公子。
张联棻出去了一会，回到营帐吓出一身汗，说侥幸！侥幸！
冯国璋接过电报，见袁克定的电文写道：“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武昌。良以海军尽叛，我军四处受敌，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权宜之计，以定大乱。……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
冯国璋和张联棻知朱芾煌有来头，赶紧把人发了，他们可得罪不起袁克定这位大少爷。
从袁克定的电报看，这是计议好了的，万一朱芾煌事情败露，不但袁世凯可以置身事外，袁克定也难受牵连。
只是冯国璋发了一句牢骚；“这人到武昌办什么事？连自己兄弟也不能吐句实话吗？”
冯国璋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张联棻要婉转得多，他说：“这件事大帅应该是不知道，没看大公子说了吗？他是专擅？”冯国璋没说话，面无表情。
如果不是张联棻细心，这朱芾煌怕是会脑袋搬家。
在袁世凯看来，这肯定不算什么。想当年为了自保，不是出卖过维新派吗？
不过，让袁世凯没想到的是，和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吐一句真话，会让他的弟兄们心寒，而终究尝到了恶果。当然，这也是后话 。
张联棻，字馥卿，汉族。淄川县白塔镇北万山村(今属淄博市博山区)人。
思路客
他十九岁到德州当兵。一九零三年考入保定武备学堂学习炮兵和普通军事。毕业后到北洋直隶总督署兵备处任科员，后调陆军三镇九标二营任帮带。
一九零五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零六年任清陆军部军咨处二司五科科长。一九一一年任北洋军第六镇(师级)正参谋官。同年八月任冯国璋的总参谋长。
抗日战争中，他力主抗战。解放战争中，他曾为北平和平解放积极奔走。
新中国成立后， 任北京市救济分会执行委员、 北京市政.协福利会委员等职。一九五二年后， 任山东财产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专员。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四日，由李济深介绍参加“民革”。同年因工作成绩显著，被誉为“北京市十位红色老人”之一。
这些是后话。
张联棻老成持重，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和冯国璋个人关系很好，也深得冯国璋的信任。进攻武昌城时，接到袁世凯停止进攻武昌的命令后，冯国璋开始没当回事。说大帅远在北京，怎么能知道前线的具体战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冯国璋想拿下武昌，来个先斩后奏。
是张联棻仔细看了电文后，苦口婆心的硬拦住了冯国璋。
还好有张联棻在，否则历史要改写了。
第85章 殿前作答
在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的电文中，提到了“良以海军尽叛”是怎么回事呢？
十月十七日上午，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号炮舰率巡洋舰队抵达武昌江面，与先期到达的长江舰队等舰只会合。
至此，清廷两舰队已大部到达指定位置，泊于汉口江面的舰艇计有三艘巡洋舰、四艘炮舰，五艘鱼雷艇。
在九江、安庆等处，作为后援的还有十多艘舰艇。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清朝海军比较著名的大型战舰只有四艘，即"海圻"、"海容"、
"海筹"、"海琛"号巡洋舰，除"海圻"系一八九九年向英国购买外，其余三艘均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向德国订购，排水量均为三千吨。
"海圻"舰因赴英国参加英皇的加冕典礼，未能参战。
当天，清政.府即下令海陆军对武昌民军实施全面攻击。两舰队在三大舰率领下，在汉口江面上排成一字形，轮番向民军阵地猛烈炮击，民军亦组织岸炮向清舰队还击。
这一天双方炮战了三个小时，清舰一艘遭到重创，民军亦伤亡很大。
我们前面提到过，为争夺战略要地刘家庙火车站，湖北军政.府抽调了三千新军，临时征召了一万七千余名热血青年入伍，组成了一支二万余人的民军。在十月十八日这天，对死守刘家庙车站的张彪率领的残军发起全面进攻。
民军是张彪残军的十倍，胜利看起来是毫无疑问的。民军士气正盛，张彪的残军士气低落，战斗一开始就呈现一面倒局势。
战略重地刘家庙车站就要落入民军之手了，关键时刻海军赶到，十多艘军舰停在长江水面，向着民军阵地猛烈开火。
这突如其来的炮击，迅速改变了战局。
在这连续的炮战中，细心的人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的舰只火力虽猛，只见江上火光闪闪，听炮声隆隆，却不见对方的阵地落下炮弹。
这是怎么回事呢？
水兵文化素质普遍较高，频繁的流动也必然使他们更有见识。更何况水兵中很多人都有留洋的经历，对清廷统治的黑暗和腐朽体会更深，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
"海琛"巡洋舰管带荣续乃一满人。每次炮战，他都强令下属倾全力炮击岸上的民军，掩护陆军出击。
但二副杨庆贞、三副高幼钦等中下级军官早就倾向革命党，支持武昌起义。早在清廷下令增援汉口的命令下达后，他们就计议在赴鄂之战中，刺杀荣续，率舰起义。
炮战开始后，"海琛"的进步官兵经权衡利弊，认为单刺杀一个荣续，不足以成大事。不如联络其他舰艇一起行动，共举义旗。
于是，"海琛"官兵采取消极应付之策，虽猛烈发炮，但落点已经修正，炮弹尽落在附近山头和稻田里。
与此同时，"海琛"与"海筹"、"海容"取得了联系。
三艘巡洋舰掌管电讯的正电官都是倾向革命的，"海琛"正电官张怿伯、"海筹"正电官何渭生和"海容"正电官金琢章，早就通过各自的电台互通了情况。
为了联络方便起见，三人临时编订了十二种英文密电码，专门用于舰与舰之间沟通起义事宣，使三大舰之间的行动更加协调。
冯国璋每次军事行动，都要求萨镇冰率舰队主力前往配合。
海军给予了冯国璋的很大地炮火支援，冯国璋也越来越倚重海军。
双方在青山展开激战时，清舰弹药用尽后，遂纷纷驶往下游，退出战场。北洋军军失去了海军炮火的掩护，遂退往滠口一线。
清舰补充弹药后，又投入炮战。双方在三道桥、青山、刘家庙、谌家矶等地反复展开拉锯战，伤亡都很重。
攻打汉口时，冯国璋看到民军以民房为掩护抵抗顽强，要求海军轰击民房，遭到海军的拒绝。
残暴的冯国璋遂下令放火焚烧民房，目的是使民军失去屏障，无存身之处。
一时间，长江两岸火光冲天，百姓叫苦不迭。
冯国璋的这一丧尽天良的举动，不仅没有使民军退却，反而激起了海军官兵的强烈愤慨。海军官兵们更加厌战消极，又有更多的海军舰艇和官兵加入了准备起义的行列。
冯国璋对汉口人民犯下的这一涛天大罪，汉口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三十一日，武昌起义后双方最激烈的炮战开始了。清海军舰队经过重新部署和弹药补充，又驶至汉口江面。从午后三时至四时止，以三艘巡洋舰为首的两个舰队，向汉口革命军猛烈炮击，三舰左舷及首尾的二十一尊十至十五厘米巨炮，共发射炮弹七百余发，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江面。
冯国璋见状，心里极为得意，心想，革命军的士气这一下将被彻底打垮了。
实际上，早在炮击之前，三大舰已通过电台暗中商定，修正大炮瞄准点，使炮弹偏离民军阵地。因此，看起来发炮虽猛，炮火虽密，但革命军却没有多大的伤亡。这一次加入修正"炮击"的已不是一艘二艘军舰了，冯国璋还蒙在鼓里呢。
参战的海军舰艇，以"海筹"、"海容"、"海琛"为最巨，各舰均以此三艘巡洋舰马首是瞻。要想策动清朝海军起义，唯有这三舰出来领头。而发号司令者，除管带外别人很难有此权威。
"海琛"、"海容"二舰管带均是满人，说服其起义不太可能，只有"海筹"管带黄钟瑛（福建闽侯人）是汉人。
于是，三舰官兵暗中商议，决定在"海琛"和"海容"舰上秘密地开展自愿参加起义的签名运动，然后再在黄钟瑛身上寻找突破口。
秘密指示一下，二舰自告奋勇签名者甚众。这一步工作完成后，起义军官才将此举目的告诉黄钟瑛，并把签名的名单交他过目征求意见。
黄钟瑛其实内心早已倾向共和，但在当时情况下又不便明确表示支持，只是以默许来赞成这一行动。
随后，"海筹"将士又争先恐后地参加了签名，很快，三大舰的起义发动工作进入尾声。
在海军官兵紧锣密鼓地运动起义之时，冯国璋曾多次不解地提示萨镇冰："为何海军的战力越来越差？军心似乎有涣散之势"，表示十分忧虑和不满。
与此同时，武昌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也派人送信给他的老师萨镇冰，力劝其起义反正。
信中云："昔人谓谢安云：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同胞万声一气，谓吾师不出，如四万万同胞何？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色改观。……"
黎元洪在给各舰管带的信中称："国家存亡之机，在诸船主一臂之助。孰无心肝？孰无血诚？孰非炎黄子孙？岂肯甘为帮凶，残害同胞？请勿犹豫，……"
"江贞"舰管带杜锡珪（福州人）在与民军作战中，目睹革命党人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深感钦佩。杜锡珪决心站到民军一方，他联络了海军参谋兼"海筹"副管带汤芗铭，密谋暗中援助民军。
两个人和萨镇冰个人感情不错，分头前去劝说萨镇冰率领海军起义。
萨镇冰以“年老不能担此非常举动也”，予以婉绝。
萨镇冰，字鼎铭，维吾尔族人，一八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生于福州。
从军后因深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的赏识，先后任北洋水师大副、水师学堂教习等职，当过黎元洪的老师。
甲午战争中，萨镇冰以副将衔参加了威海卫保卫战、刘公岛等著名战役。
先后担任吴淞炮台总台官、"通济"舰管带、北洋水师总兵衔帮统领、"海容"舰管带、广东南澳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等要职。曾于一九零八年由清廷派遣率舰队出访南洋。
一九零九年七月，清廷任命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授予一等第三宝星勋章。
八月十四日，清廷又任命萨为海军提督，总管全国海军事务。
萨镇冰曾多次出访美国、日本，及欧洲的发达国家，在他的军事生涯和出访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了清王朝的腐败、没落。
他在欧洲考察海军时，因脑后的辫子拖挂而遭人围观，曾手捧着大辫子气愤地对留学生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中国人还拖这么个大辫子，真是太可笑！"
但他本人倍受清廷恩宠，忠君思想又使他不愿去反抗清廷。
攻打汉阳前，在冯国璋又一次下达海军全力协同陆军攻打民军的命令时，萨镇冰召集各舰管带开了一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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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镇冰十分为难，他忧心忡忡地向各位管带道出了自已的处境。还拿出黎元洪、管带们劝他反正的信件，以及英国等不主张攻打汉阳的函，让大家发表意见。
管带们个个低头不语，会议冷了好半天，不了了之。
萨镇冰深知部下们大多是倾向革命的，会后，他为应付冯国璋，只是下令各舰象征性地打了几炮，又差遣了几只小舢板驶往汉阳一线江面，向岸上放了几排枪……
萨镇冰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驱使下，给黎元洪写了一封信，称："彼此心照，各尽其职"，还违心地为自己辩解说，"民国政体，不宜行于中国"，由此拒绝了黎元洪的要求。
自己虽不想参与，但深知军心不可违，只能选择引退。
给黎元洪的信送走后，萨镇冰把各舰管带召到"海容"舰舱中，悲切地说道："老夫有病，须赴上海就医，统领沈寿堃与我同去，此间各舰舰长中，以‘海筹’舰长黄钟瑛资历最深，堪为队长，望各位同仁鼎力相助。从明日起，即将我之提督旗落下，由‘海筹’升队长旗统率之。"
第86章 每个人都不简单
也就是在萨镇冰决定去留之际，舰队收到了上海海军起义的消息。
这时，清海军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煤粮供应已被武昌民军切断，更加促使广大海军官兵下定决心起义。
萨镇冰在临行前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用灯语通知泊于阳夏水面的各舰艇说，"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舰艇好自为之。"
接着，萨镇冰离开了"海容"舰，登上了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驶往上海。
萨镇冰并没有把出走一事禀报清政.府，因此清廷一直不知内情，以为萨还在汉口与革命军作战。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凯在北京组阁时，居然还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大臣。
萨镇冰的出走，实际上是对海军起义的默许。萨一离舰，"海筹"管带黄钟瑛立即担当起大任。
十一月十一日午后，黄钟瑛和各舰官兵们一致决定，舰队脱离武汉战场，下驶九江，准备反正。
"海琛"舰管带荣续、"海容"舰管带喜昌均是满人，他们不愿继任原职。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只好请大副代理舰务，自己匿于军舰底舱不出；后由起义官兵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也有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的，“海容”帮带吉升为尽忠清廷，投江自杀。
这时，清朝海军的二个舰队，在三艘巡洋舰的率领下，井然有序地列于大江之上，显得分外威武雄壮。
各舰烟囱中纷纷冒出了黑烟，轮机发出了轰鸣，铁锚露出了水面。
"海筹"管带黄钟瑛发出命令，离开阳夏，驶往九江待命，作好起义准备。
只见"海琛"舰一名见习官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扯下了清廷的龙旗，掷于甲板上，又用双脚践踏，随即弃于大江之中。
各舰官兵纷纷效法，一时欢声雷动。
次日凌晨，各舰官兵纷纷把早已秘密制好的一面面巨幅白旗升上了主桅。
海军起义，对清廷的打击是沉重的。对此，黎元洪功不可没，从此没人再敢说他是捡了个都督当。
暗管道信是送出去了，还没有收到回音，袁世凯知道这需要时间。反正他也不急，这事确实也急不得。
刘承恩和蔡廷干也回来了，带回的口信是被一口回绝。刘承恩说，革命党人说了，立宪是决不能考虑的选项。
革命党人为了共和，已经流了那么多血，回到君主立宪就是对烈士的背叛。反倒是奉劝这边看清形势，为自己和家人考虑后路，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
袁世凯对立宪之事并不感兴趣，只是有些恼怒。本以为拿下汉阳，武昌无险可守，这些革命党人能识得些时务，没想到这些人还这样的嚣张，这样的不可一世。
袁世凯问黎元洪什么态度？蔡廷干说黎都督反对立宪，主张共和的态度更坚决。袁世凯只能摇头，脑袋里想的是要不要再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革命党。
想来想去，如果拿下武昌，自己也就被逼上梁山，和革命党人彻底撕破脸，很难再有回旋余地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袁世凯把这口气忍下了。
几个人正说着话，宫里来人，说太后和摄政王召见总理大臣。还说宫里已经知道派到武昌和乱党议和的两位特使已回，不妨也让跟过去说说情况。
袁世凯内心一惊，心想宫里的消息够快，看来自己身边弄不好有宫廷的密探，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了。
袁世凯想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带刘承恩和蔡廷干过去为好，不一定什么地方说露了嘴，反而会添乱。
到了宫里，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正在宫里等他。见礼后，袁世凯简单介绍了两名特使带回的消息。
载沣说，不是自己想干扰总.理大臣政务，只是几个皇族和王爷闹得太凶，质问为什么已经攻取了汉口和汉阳，还不乘胜进兵攻下武昌，继而光复湖北全境。
载沣说他解释了，总理大臣想招抚，想减少杀戮。
他们说，已经这么多天了，这伙革命党和别的强人不一样，不可能是轻易招抚的。现在需要做的是，趁武昌援兵未到，尽早拿下武昌，而后再对所有叛逆进行征讨，实行各个击破之策。
载沣又解释了一次，说他也解释过来，无法说服大家，“袁卿能否解释得更有说服力些？”
隆裕太后也说，刚才几个人闹得确实厉害，摄政王也确实努力解释过，无力说服大家，让袁世凯不要有什么想法。
袁世凯知道这是这两个人更想知道的，不过，他并不说破。
袁世凯首先申明，太后和摄政王找自己问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己也一定据实禀报，态度是分恭顺。
随后话锋一转言道：“大家说得完全对，已经拿下了汉口，汉阳，武昌已无险可收，拿下武昌可以说是手到擒来。但为什么按兵不动，派人讲和呢？”
说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一下，看了看隆裕太后，又看了看载沣。
见两个人正看着他，正想听袁世凯的答案。袁世凯本来想说下去，来的路上，他知道隆裕太后和载沣肯定会有此一问，他已经准备好怎么回答。
但他看向载沣时，临时改变了主意。他想戏虐一下载沣，一看到载沣这张脸，他就想起被开缺洹上垂钓的两年时光，便怒从心生。
“关于这一点，别的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觉得聪明绝顶，对大局了然于胸的摄政王爷不会不知道吧？我想先听听摄政王爷怎么说？”
听了袁世凯的话，载沣满脸通红，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借机难为他，讽刺他，是想在隆裕太后面前让他难堪。
“小王愚钝，还是请袁卿不吝赐教吧！”
载沣说完，求助的看了看隆裕太后。
“袁爱卿不要客气了，如果能说服那些不更事的宗亲，摄政王还用请袁爱卿吗？”
“摄政王肯定是知道的，他这不过是为了考考臣下，那臣就献丑了。”
说完，袁世凯停了一下，接着说：“不错，拿下武昌，虽然现在不那么容易了，但也没有大问题。但是，拿下武昌，又能怎么样呢？当下，南京已被乱党攻陷，海军已经尽数被叛。一旦拿下武昌，拿下对乱党有重要意义的武昌，乱党一定会全力来争夺。有海军炮火的配合，武昌能不能守住倒还其次，弄不好汉口和汉阳也会丢掉。
“但是，就算武昌、汉口、汉阳都落入乱党之手，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后方不稳，太原离我们这么近。但不管怎么说还有近千里路，滦州可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呀！如果这些地方闹起来，我们用什么保卫京畿重地。
“现在，我们手里所谓的家底就剩这六镇北洋军，大家可能是疑心我保存实力。有人不是常说吗？北洋军是我袁世凯的私有财产，是什么袁.家。军。
“如果派北洋军去攻取武昌，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乱党攻过来，就算能守住武昌、汉口和汉阳。北洋军也要严重受损。如果乱党采取用武昌把北洋军牵制住，趁京畿空虚来攻京城，我们拿什么保卫京畿？”
袁世凯说完，看向了载沣，看他嘴唇动了动，无言对答，接着说道：“都说我袁世凯携北洋军自重，可到末了怎么样？别以为为我不知道，为了排挤我北洋军将士，招了那么多学生入伍，搞了那么多新军，最后怎么样？参加叛乱的都是新军，而最后保我大清江山的，不是还得北洋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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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袁世凯激动了，他看向了隆裕太后。明显是拉一个打一个。
隆裕太后也恨恨地瞪了一眼载沣，因为这是他的主意。
隆裕这时候也许再想，这大清江山，说不好就毁在摄政王这兄弟几人手里。这几个人把军权死死揽到手里，最后搞得到处被叛。
载沣当然知道袁世凯在谴责自己，但事实在那明摆着，自己有几张嘴也说不清楚。只能紧闭嘴唇不说话，紧闭嘴唇装傻。
袁世凯朝隆裕太后走近几步扑通跪下，“臣有罪，罪该万死。”
隆裕太后吃了一惊，“袁爱卿何罪之有？”
“海军叛乱，臣有用人不当之罪。”
“袁爱卿请起，萨镇冰原就是海军都统，大家都知，海军的事与爱卿没多大关系。”
“萨镇冰只是擅离职守，并未参加叛乱。”载沣在一旁附和。
“据臣所知，萨镇冰虽未参加叛乱，但他的擅离却给叛乱大开方便之门。”袁世凯言道。
第87章 吴禄贞
“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提了，袁爱卿还是快快请起。”隆裕太后宽宏地说。
袁世凯没有起身，“谢太后，臣还有事请奏。”
“袁爱卿还是先平身，有什么事只管说。”隆裕太后说。
“臣无能无力担当总理大臣大任，请太后和摄政王允许臣辞职，另选贤能之人……”
“袁爱卿这说得是哪里的话？”隆裕连忙制止。
“臣到任以后，虽然殚精竭虑，不敢有一刻懈怠，但国势非但没有转好，而是越发难以控制，臣现在已经是束手无策。还是请太后和摄政王遂了臣下的心愿吧！”袁世凯在坚持。
“袁爱卿言过了，不说别的，爱卿出山后即亲赴前线收复汉口，后又收复汉阳。我知道爱卿的难处，以后爱卿责内之事，我们这边尽可能不去干预就是了。”
隆裕太后说着，看了看载沣。
载沣心想，自己什么时候干预袁世凯了？今天不过是召袁世凯来问问武昌的战事，就惹出他这么多话。见袁世凯跪地不起，就上前几步，将袁世凯扶起。
“袁大人当知，您的这个总理大臣可是由资政院选定的。”
载沣的言外之意是，袁世凯的这个总理大臣不是他和太后想撤就能撤的。
载沣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袁世凯也再无话可说。
袁世凯出宫后载沣跟了出来，袁世凯以为载沣是在送自己，出了宫门就礼貌的请载沣留步。
载沣却向前几步，走到袁世凯近前，“袁大人能听我一句话吗？”
“摄政王有话只管吩咐。”
袁世凯在心里虽然很讨厌载沣 ，但摄政王的面子是要给的，他仍旧显得很恭顺。
“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还请善待她们母子两个。”载沣很诚恳。
“她们母子两个？”袁世凯没明白载沣说的这母子两个是谁。
“自然是皇帝和太后。当初如果没有太后坚持，袁大人可能早已人头落地。有什么仇怨，就记到我身上吧！”载沣言道。
“摄政王这是说哪儿的话？对于圣上和太后，臣下只有效忠的份。”袁世凯说。
“那我就当是袁大人答应了。”
载沣说完，再无废话，回头就走。
袁世凯倒是被搞糊涂了，他想不明白，载沣何以会对他说这样的话？
往回走的时候，袁世凯也一直在想这件事，难道自己刚才在宫里，对隆裕太后有什么不尊重的地方吗？
没有呀！如果说有什么不恭敬之处，对摄政王到是有一点，对太后可是半点没有。
袁世凯无论如何想不出什么头绪。不过，他注意到载沣说这话时的表情，那表情是真挚的。不过，袁世凯很快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事后没几天，载沣竟和朝廷提出，辞去摄政王的职务。
载沣是铁了心，无论隆裕太后如何挽留，都没能使他收回辞呈。
无奈之下，十二月六日，隆裕太后准其以醇亲王退归藩邸，每年俸银五万两。满足其本人的愿望，不再参与朝政。
隆裕太后同时明确，嗣后所有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和各国务大臣承担。这时候的清廷大权，已经差不多全部落在了袁世凯的手中了。
载沣的突然辞职始终是个迷，各方猜测不一。
有人形象的把载沣的辞职说成神隐，“神隐”的意思是“被神秘的力量藏了起来”，具体指的是一个人从人间蒸发，没有了音信和去向、不知所踪等。
有一点似乎成为共识，认为是袁世凯当了内阁总理大臣后，他已丧失了实际权力，已形同虚设，不得不做出这样地选择。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载沣出生于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为醇贤亲王奕譞之第五子，母侧福晋刘佳氏。其二兄载湉入继咸丰帝为嗣，继承同治帝入承大统，是为光绪帝。
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袭封醇亲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全家移居什刹海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北府）。
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清廷派人去德国为此事“道歉”。但关于赴德去“道歉”的亲王人选，清政.府迟迟没有定下来。
正当赴德去“道歉”的亲王人选久拖不决时，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德向清政.府的议和大臣李鸿章和奕劻推荐了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
载沣之所以成为赴德道歉的不二人选，德国人看重的是载沣的身份特殊。作为光绪皇帝的胞弟，慈禧的亲外甥，载沣的地位相比于其他亲王更尊贵，更能表现出清政.府的“道歉诚意”。
在确定了人选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远在西安的慈禧和光绪帝正式任命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并任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精通德语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随同载沣出访。
慈禧之所以选中了载沣，一方面因为地位和血统的崇高是其他亲王不能比的。另一方面慈禧也考虑到了载沣的年龄尚小、血气方刚。即使到了德国，德人出言侮辱、羞辱，载沣也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毕竟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亲王，有着自己的个性，即使是惹出什么纰漏，清廷也有回旋的余地。
如果换做的是一个资格、阅历尚老的亲王，在外做事时便会有所顾虑。即使不会对德人的要求妥协，也会在做事时处处小心谨慎，事事多虑。这便会缺少一种果断，一种性格，难免会使其个人受气、国家受气。
果不其然，在醇亲王载沣到达德国后，德人要求载沣向当时的德皇行跪拜礼。
为了国家的尊严，十八岁的载沣据理力争，坚决不向德皇行跪拜礼。此举不仅使得国内臣民纷纷叫好，也让德人对中国刮目相看。
完成了这次带有屈辱性质的“道歉”之旅。首先通过这次出访，让载沣开拓了眼界视野，加深了对国外的了解。而通过这次出访，载沣“圆满”完成了政治任务，让慈禧甚为满意，也为其以后仕途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光绪二十九年的时候，离载沣完成任务已经过了两年多，他也从原本的十八岁成长为了二十岁。
刚满二十朝廷便将他提拔为了随扈大臣，三年后又将他提拔为了健锐营负责人、正红旗满族都统。
此时的载沣还只是负责军事上的事务，但是在后来的几年中，他的位置和权力慢慢地走向了上升的快车道。从光绪三十四年起，便担任起了军机大臣的重要职位。
醇亲王载沣自担任了大清朝的监国摄政王，整个王朝的命脉就都紧紧地握在他的手中。他同时也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局势，明白自己接手的是一盘什么样的残局。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溥仪成为了清王朝的皇帝，载沣很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个监国摄政王。但偏偏溥仪在后来通过叶赫那拉氏太后的懿旨，成为了清王朝的接班人，他也就只能是勉为其难了。
每个人都有一颗登上权力巅峰的心，但就那样一个危险的局势而言，载沣的这个位置是不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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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为了剿灭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朝廷让很多汉人回乡团练，这便导致了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小，地方的实力越来越大。
在这三年的执政中，载沣一方面想要稳固住国内的形势，另一方面还是想着将兵权和势力从地方大吏手中收回。他曾经雄心勃勃的想干一番事业，但最终回天无力。
可地方势力做大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事情，对此“东南互保”已经做了最好的图说。载沣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虽然在后来制约了威胁最大的袁世凯，但最终还是要亲手将袁世凯请回。
载沣的“神隐”其实是对满清统治彻底失去信心了，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把一切都看明白了。
公道地讲，他不是个能担当的人，不想让祖宗的基业毁在他自己手里，于是选择了逃避。
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知道进退是很难得的。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每个人都不简单，不能小瞧任何人。更何况这位摄政王呢！
让人很难能够想到，他辞职回到家后，和家人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从今后可以安心在家抱孩子了。”
说完后长嘘了口气，可见他对朝政是如何地厌烦。载沣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再没过问过朝政，全心全意的过起了自家的小日子，让很多的醉心权势的政客为之汗然。
载沣退出了，朝庭只剩下一对孤儿寡母，对袁世凯再不能构成牵制了。但是，袁世凯并不轻松，武昌那边议和，他已经电请他的好朋友，英使朱尔典电告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力争再休战几天。葛福正在斡旋之中，传回的消息是在顺利进行，很快会有结果。
第88章 大通起义
袁世凯现在最头疼的是后院起火，是直隶、山西、东三省的革命党。说到北方的革命党人，不能不谈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吴禄贞。
吴禄贞近代民主革命家，字绥卿，湖北云梦人。
在云梦县城的西郊，有一个名叫吴家台子的小村庄。一八八零年三月六日，在一户书香人家，有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吴禄贞。
这个四周环水、绿树荫翳的村子，就是他童年活动的天地。
六岁时，入村里的家塾读书，已显出他过人的天资。他不仅理解力、记忆力超过其他孩子，而且才思敏捷。
至今在家乡仍流传着他对对子的故事：一天，先生出了个上联：“春风催绿柳，”无人当场能对上，问到他时，他脱口而出：“大泽起龙吟。”
先生不由暗叹：“此子有奇志!”云梦古为大泽，那么答此联的孩子莫非日后将要干出一番虎啸龙吟的大事来！
稍长，转入义堂镇一私塾就读，那时他写出了这样一幅对子：“一拳打倒亚细亚，两脚踢翻欧罗巴!”表达他对鸦片战争后试图吞并、瓜分我国的欧、亚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恨，写出了自己要把他们都打倒、都赶出去的决心!他那稚幼的心灵上，已种上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他又是个活泼、淘气的孩子。爱爬树、喜游泳，并习家传的“吴门神棍”。大树、池塘、濠沟都成了他练本领好地方，他练得身体矫健，练得有了武功的底子，为他后来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吴禄贞九岁时，他长年在外幕游的父亲吴利彬，回到了武昌设馆教书，举家迁往武昌。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在母亲先走了一段时间后，自己独自一人找去的。这之前他从未出过远门，更没到过武昌，小小年纪敢于一人前往，那胆子实在是非常人可比。
十至十五岁，他跟父亲在武昌读书。父亲吴利彬，学识渊博，不仅通晓经书，而且懂得格致学。所谓格致学，也就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吴利彬还自己制作几何图形讲解几何。
禄贞虽说善诗能文，被人视为文学天才，可他却不热中于走科举之路。
他认为那些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对于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状态无益；不如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更为有用，所以他在学格致学上大下工夫。
课余仍爱舞剑弄棍，又喜读兵书，并给自己起号叫“梦泽雄”。他的故乡云梦，古为云梦泽，由他为自己起的这个号，可看出他少年时，已有壮志。
十五岁时，父亲外出讲学，归途中病逝。一家人生活遂陷入困境，搬入戈甲营一陋屋生活。为分担母亲肩上的生活重担，他辍学做工，成了“湖北织布局”的一名小工。
禄贞每天天未亮就来此做工，晚六时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只能得到一角多工资!工人们在那儿不仅受剥削，更由于劳动条件差，时有事故发生。
那些洋监工、技师随意打骂工人，再加上中国工头的欺侮，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
下班时，工人必须在厂门口接受搜身。
一次，一个姓袁的工头，借机调戏一名小女工，被禄贞看见，他上前打了工头。
工头大怒挥鞭就要打他，但由于引起了众怒，未能得逞。
禄贞不甘受这份气，决意离开这家工厂。
一八九五年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引起了国人的愤怒，纷纷起来声讨；台湾则爆发了“反割台”斗争。
禄贞痛感国家的衰落，眼见当时的列强图谋瓜分中国，他认为只要国人齐心，力挽狂澜，就会有助于国家转弱为强，于是萌发了投军卫国的念头!
一八九六年一月，张之洞调回湖北任湖广总督。他张榜召募新兵，应募者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而吴禄贞年龄尚不足十六，他前去应试时。为了闯过了报名关，他搬出“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童子汪漪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例子，说服了负责报名的军官同意他报名。
考试时他写文赋诗，表明自己投笔从戎之志。
其诗云：“开卷喜读战国策，濡笔爱草从军赋。安得一战定三韩，投笔从戎争先赴。”文章讲述了书香门第出身的他，投笔从戎为报国。他的试卷颇受张之洞赏识，命人油印后散发各营，以鼓士气。
他被录取在工兵营当兵。
吴禄贞入伍后，刻苦操练，钻研《西法类编》等兵书，成为士兵中的拔尖人材；一年后被张之洞指名选派入湖北武备学堂学习。
这是一所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收年满十八的有培养前途者入学，年方十七的禄贞是破格入学的。
他在那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自幼学过的格制学，此时发挥了作用，使他接受“西学”较他人容易。
一次，他甚至走上讲台去纠正日本教官证错了的几何题，他毫不客气地在教官演算的题旁打了个大“X”，口说：“你证得不对!”自己从从容容地证出了此题。
日本教官被他的“胆大妄为”弄得目瞪口呆，又发作不得。
这件事当时使全校为之轰动，被人们盛赞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其实，这不过是被欺辱，被人看不起的民族阿Q精神的一种自我安慰。
老师就不能证错一道几何题吗？一道几何题老师做错了，学生能做对，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老师还是老师，学生也还是学生。
国人讲求尊师重教，外国老师就不应当尊重吗？所有的外国人都欺负中国人吗？即使在那个年代真心帮助一个懦弱民族之人也大有人在；说不定这位日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长期的受欺辱，被人看不起，有时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形成一种类似于义和团的那种盲目排外情绪。
从这件事上，吴禄贞所表现的是不是这种情绪呢？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像吴禄贞这样的先进分子，这样优秀的人，也是很难逃脱的。
还有，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吴禄贞过于张扬，过分自信的性格弱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弱点，最后要了他的命。
一八九八年冬，禄贞被派去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成城学校，后入士官学校骑兵科。
他目睹了明治维新后蓬勃发展的日本，更感到清廷的腐败和自己国家的落后。在日本，他有机会接触到反映欧美各种新思想的书籍，他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此便醉心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学说，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仅是建立军事武力就能挽救的。非得彻底地改革政治，推翻清廷这个腐败的政权才行。
他于是与傅慈祥、沈翔云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该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目的是联络同志，讨论革命如何进行。
他此时的革命思想，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此时侨居日本横滨的孙中山先生，在日成立兴中会，并注意从留学生中吸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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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经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对孙先生学识之丰富，非常佩服;对孙思想见解之成熟，也十分倾心。
交往之中，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有了深入的认识，毅然加入了兴中会。从此，他成了一名民主革命的自觉的战士。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在祭文中所说的：“昔在东海，谈笑相逢。”
他们的革命友谊，从此开始。
一九九零年夏，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革命党人决定趁此大好时机，在南方发动起义。吴禄贞认为“夏口兵冲要地”，建议以武汉为发难基地，以便控制南北要冲，然后出师北伐。
孙中山先生赞同此建议，命吴禄贞、傅慈祥主持长江流域的起义，又派人回国联络会党;他自己则将主持珠江方面的起义。
吴、傅二人受命后非常高兴，着手准备，但苦于没有经费。
此时，毕永年告诉孙中山先生：“唐才常已从康有为处得到了两万元款子，计划起兵，款为新加坡华侨所捐，还将继续有。”
通过商谈，双方同意联合起义。孙中山先生还亲自出席了梁启超为唐才常、吴禄贞等人举行的饯行宴会。
毕永年（1869—1902），湖南长沙人，清拔贡。少读王船山遗书，萌反清之志，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善，参与维新变政，暗中结交会党。一八九八年八月赴京，康有为欲委其领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政变后剪辫、焚贞照，以示脱离满清政.府统治。赴日本，谒见孙中山，与保皇派绝交，加入兴中会。
吴禄贞与唐才常一同秘密潜回国内。
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将原“正气会”改名“自立会”，“勤王军”改为“自立军”。他对保皇党称“勤王”，对归国留学生说“保国保种”。唐才常为谭嗣同的密友，他热心举义有很大为友报仇的成分。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贡生，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回沪后创“自立会”，旋于汉口谋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被捕就义。著有《唐才常集》。
第89章 出师未捷
吴禄贞牢记孙先生关于与唐才常合作，要“携手协力”，“不要存着成见”的叮嘱，虔心与之合作。一段时间的交往和接触，两个人的个人感情也很不错。
自立军兵分五路：安徽大通为自立军前军;安庆为后军;湖南常德为左军;湖北新堤为右军;汉口为中军。
吴禄贞与秦力山负责大通前军的起义工作。
唐才常为总司令，自立军司令部就设在汉口宝顺里四号。定于这一年八月九日的(旧历七月十五日)各路自立军同时起义。
秦力山，出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其父秦文炳，曾在县署任刑名师爷。秦力山聪颖好学，长于文字。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以第二名考入善化县学。时值维新运动在湖南风起云涌，秦力山耳濡目染新学新风。又常去南学会听讲演，对康有为、梁启超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非常崇敬。
戊戌政变后，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在校时，和一些进步留学生及兴中会会员也有来往。
秦力山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国民报》。
参加唐才常等所组自立军，任前军统领。七月去安徽主持大通一路自立军起义。
吴禄贞和秦力山到大通后，便积极地投入到起义的准备工作之中。
秦力山的童年好友孙道义，是哥老会员，此时在安徽抚署当管带，从他那儿他们秘密得到了军械。
两人通过会党首领符焕章、秦老耀等人用散发“富有票”的形式发展组织。
富有票，清末唐才常组织的会党“富有山堂”所散发的宣传票券。
此票“仿钱店票式，上列‘富有’二字，中注发钱‘一千文’。盖用大字号、“业精于勤、日新其德” 各种各样的图案。此间含义取自《周易?系辞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南陵、青阳、裕溪等地的会党也积极准备，秘密向大通靠拢。八月七日，义军在江北原桐城县境内的周家团(现属纵阳县)、铁板洲、和悦洲(现属铜陵县)等地聚集。
清军长江水师驻大通的一营士兵(大部份为哥老会员)，决定倒戈。
起义总指挥部设立在和悦洲的“生生庵”，前线指挥部设立在和悦洲的大关口。八月八日他们宰牲祭旗，宣布起义。
当大通起义的第一枪打响后，倒戈的四艘炮艇，立即掉转炮口，轰击大通督销局、厘金局。
督销局为专收盐务税的机构，厘金局为清朝筹军响的税收大关卡，都是驻大通和悦洲上的重要机构。药械局则是清军储存弹药、军械之要地。
倒戈水师轰击了督销局、厘金局后，又俘虏厘卡炮艇八艘，击沉督销局的常平差轮。
义军登岸后，连续攻下盐务、厘金、药械三局和一些库房及衙门。进而占领了大通全镇。义军声势大振，大通附近百姓附和者达三、四万人。他们又一鼓作气，分兵攻占青阳、南陵、芜湖。
当被打懵了头的敌人清醒过来后，马上调动了大批军队从水、陆两路来“会剿”自立军。
安徽巡抚王之春派出大批人马，两江总督刘坤山派出了三艘军舰，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调来三营水师。
在敌人潮水般涌来时，他们开始向南陵方向退却。
自立军前军原打算退向南陵等待援军，哪知他们等待的援军根本不会来!
康有为虽说以支持起义名义，确实募得三十万巨款。但钱进他手后舍不得拿出，连他亲口答应的自立军的军响，都是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到位，使得起义时间一再推迟。
而前军未能接到通知，单独起义了，于是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危险境地。
他们且战且退，在横港、杨家山、汀家洲、南陵，与清军激战。终因众寡悬殊，他们浴血奋战七昼夜后，全军覆没。
吴禄贞死里逃生。
吴禄贞就是这样踏上革命征途的，当时年仅二十岁，却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对大通起义，他“常叹功败垂成，引为一生的憾恨。”起义虽说失败了，却使革命的营垒进一步觉醒，改良派进一步分化，人们也看清楚了某些人贪婪的嘴脸。
大通起义，对以后的革命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在《祭吴禄贞文》中所说的：“倡义江淮，建牙大通。”就是指此而言。
自立军起义是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企望改变中国政体的一次尝试，吴禄贞是实现这一合作计划孙方的执行者。这也是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第一次起义，人们称它为武昌起义的源头。
吴禄贞只身逃到了上海，躲入法租界留日学生会馆。当他从报上得知唐才常、傅慈祥等人，已在武昌被捕并被处死后，悲愤不已，发誓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傅慈祥（1872—1900） ，湖北省潜江县人，早年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后转湖北武备学堂。不久东渡日本，先后进入日本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孙中山，加入兴中会，决心从事反清革命，旋与吴禄贞等人在东京创励志会。
一八九九年唐才常由日本返国，谋自立军起事。傅慈祥与吴禄贞等人受孙中山指派，参与长江流域武装起事。
八月二十日日傅慈祥与唐才常、林圭一起被清军逮捕。受审时虽遭严刑，而拒不道出同志姓名。
一九零零年八月二十二日被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后安葬于武昌洪山西北麓之庚子烈士陵园。
吴禄贞在上海经常被人跟踪，每次都巧妙地摆脱了身后的密探。国内待不下去了，他只能乘船重返日本。
失败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发誓：“一俟学成后，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土，奉上我的血肉之躯，我的理想和抱负，为救国救民，为革命大业奋斗到底!”
后来，他果真实现了自已的诺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清廷委派打入清军多年，已经做了都统的吴禄贞到滦州“宣抚”张绍曾。
皇室宗亲都对张绍曾畏惧三分，唯独袁世凯致电内阁：“张、蓝所请，尽可照准，以缓和当前局势……唯吴镇心怀叵测，亟应严防。”
袁世凯敏锐地判断出，张、蓝二人不可怕，唯独吴禄贞才会做出大乱。而当时，良弼、载涛等均被吴禄贞蒙在鼓里，对他相当信任。
袁世凯看吴禄贞很准，而吴禄贞评判袁世凯，更是非常精道。
武昌起义事发，清廷起用袁世凯，吴禄贞认为：“(袁世凯)无论忠清或自谋，均不利于革命”，多次提醒革命党人：“清已不成问题，老袁不除，我当将与之有十年战争。”民国建立后的历史，印证了吴禄贞的判断。
当袁世凯在武汉前线应对革命党时，吴禄贞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扣留运往湖北的大量军火物资。
突然一击，切断北洋军生命线。袁世凯切实感觉到了危机，曾发电报给内阁，“汉口地居洼下，士卒守岸，两面受敌，日有伤亡，后路阻挠退延，(吴禄贞)未知是何居心！然照此防守，兵力日疲，久恐生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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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四日，苏州独立，程德全为都督。浙江独立，汤寿潜为都督。吴禄贞的燕晋联军拥兵二万，护卫北京的第三军望风而惧，袁世凯在湖北孝感鞭长莫及。
十一月六日傍晚，吴禄贞结束和阎锡山会谈，大功告成，回到石家庄。
何遂随行归来，在石家庄突然发现一个人非常眼熟，该人见何遂注意自己，慌忙逃逸。
何遂(1888～1968) ，民主革命家。字叙甫，祖籍福清港头镇占阳村，出生于侯官县（今福州市）。
何遂一生待人耿直，热诚，不近烟酒，唯酷爱书画、文物，他唯一的财产就是大量的古文物和图书。
曾先后全部分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
仅一九五零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六千八百九十五件。为此，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专函致谢，国家***发给了褒奖状。
此为后话。
何遂猛然记起，这个人叫周符麟，原为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被吴禄贞撤职，转投吴鸿昌帐下。此人消失已久，怎么今天突然出现？何遂越想越怕，赶紧报告吴禄贞，提醒他注意安全。
吴禄贞听后，大笑，“不要紧的，我有马蕙田当警卫，他这个人靠得住。”马蕙田是东北人，吴禄贞非常信任此人。
何遂放心了，可是没过多久，他突然看到了军谘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大为奇怪。
赶紧又禀报吴禄贞：“大帅，陈其采这个人，你要小心提防！”
但吴禄贞却满不在乎地对何遂说：“你不必大惊小怪，别说一个陈其采，就是禁卫军一团人跟着我，我都不怕！”
第90章 汪袁配合
何遂想到山西军就要抵达石家庄，便问吴禄贞：“大帅，山西队伍要来了。给你加派一个警卫营吧。”
“不必了！”吴禄贞哂然说道，“不必管我，你带着马营长替我去犒赏山西人，说我明天就见他们。”
何遂领命退下。
吴禄贞正要批阅公文，心腹瞿寿程来见，对吴禄贞说道：“请大帅容我说一句。”
吴禄贞知道瞿寿程有大事，点点头。
“刚才，元柏香告诉我，有人要刺杀大帅，请求大帅更换卫兵，早作准备！”
“换卫兵？”吴禄贞有些烦了，“你的意思是马蕙田会杀我？”
“大帅，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小心为上啊！”瞿寿程在坚持。
吴禄贞摆摆手，“把马蕙田给我叫来！我要当面问他！”
功夫不大，马蕙田进到屋内。
“听说你要杀我吗？”吴禄贞问，言罢，扔给马蕙田一把枪，“现在就开枪吧！”
马蕙田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跪下，“统制待我如再生父母！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敢！”一边说，一边以头撞地，血流满面。
吴禄贞看看瞿寿程，瞿寿程无语。
吴对马蕙田说道：“呵呵，量你也没这个胆子。站起来，去吧！”
然后，吴禄贞令瞿寿程退下。
晚上十点多，山西军第一营来到石家庄，驻扎在郊外。
马蕙田陪着何遂去劳军，半路上，马蕙田对何遂说：“统制向我专门介绍过你，今后，还请何大哥多多指教！”
何遂见他相貌忠厚，放下心，微笑地说：“吴统制很器重你，今天本来要加派警卫，都统说你很可靠，所以，才没有加派警卫，你可要忠心尽责啊！”
马蕙田心中幽然一惊，忙赔笑说：“多谢何兄指教！”
午夜时分，吴禄贞召开秘密会议，向主要将领宣布，他与阎锡山联手，决定起义。
会同滦州的张绍曾一起，三路大军进攻北京。起义时间定为十一月七日，明天一早，全军开拔，向北京挺进。
会上，给众将发放起义标志，即白布臂箍，缠在左臂，以作起义军标志。并严明纪律，违令者格杀勿论。
散会后，众将回归各营，紧张准备。
吴禄贞回到车站办公室的住处，刚坐下不久，陈其采求见。
吴禄贞准见，两人一见面，吴说：“你是涛贝勒（载涛）派来监视我行动的吧。”
陈其采当然不会承认，“军谘府无事可办，老兄要开赴三晋，我愿意追随左右，同建一番功业。兄乃一代豪杰，何必多疑啊！”
陈其采所以说吴禄贞带领的北洋六镇开赴三晋，是因为吴部公开的旗号，是去山西剿灭所谓的乱党。
吴禄贞哈哈大笑，就与陈其采畅谈很久。陈其采辞别时，已经是凌晨时分。
送走陈其采，吴禄贞便披上大衣，明天兵发北京，他开始审阅发给张绍曾的电报。
吴禄贞的客厅门外有一个小院子。
凌晨二点，马蕙田、参谋夏文荣、队官吴云章、排长苗得林四人突然走进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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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帅贺喜！”说着话，马蕙田猛然拔枪，向吴禄贞射击。
几个人的突然出现，吴禄贞马上警觉，他情知不好，已经有所准备。一手拉出枪，从窗口一跃而出，冲到小院里。
马蕙田等人见状，猛扑到小院中，见吴禄贞正在翻墙，四人便举枪齐射。
吴禄贞腿部中弹，跌落而下，起身拼死反击。马蕙田四人弹尽，跑出大门。
吴禄贞奋起，举枪追出大门，万万没想到，门外有伏兵。顿时，枪弹如雨，可怜一代英雄，死于乱枪之中。
马蕙田割下吴禄贞首级，众人杀回吴禄贞的车站办公室，杀死吴禄贞的副官周符麟、张世膺。
事毕，马蕙田等人撤到吴鸿昌营内。
原来，吴鸿昌是袁世凯的嫡系老部下。周符麟被吴禄贞撤职，投靠了吴鸿昌。
马蕙田和周符麟是同乡，马蕙田喜欢嫖.妓和赌博，欠下巨额赌债，个人无力偿还。周符麟得知这一情况后，答应用三万银元的酬劳，换取吴禄贞的人头。
现在的北洋军纪律已经非常败坏，和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那只队伍相比，有天壤之别。周符麟就是因为无恶不做，犯在吴禄贞手里，而被吴禄贞撤职的。
马蕙田见利忘恩，竟然一口答应。陈其采星夜造访吴禄贞，是为了探知吴禄贞虚实。陈其采离开不久，马蕙田就开始行动。
瞿寿程事先通报预警，情报来自马队司令元柏香。十一月六日晚，元柏香和于文泰相遇，于文泰是马蕙田营里的排长，获知刺杀阴谋。
于文泰和元柏香是结盟兄弟，便秘告元柏香：“今晚，马蕙田要杀吴统制，你们早作准备，速换卫兵。如办不到，消息一露，我命难保！”
元柏香大惊，跑到司令部，吴禄贞不在，见瞿寿程在，急忙报警。瞿寿程待吴禄贞回来，赶紧禀报。吴禄贞不信，失去了最后一线生机。
而何遂在犒赏晋军路上，无意间吐露了吴禄贞身边缺少警卫的信息，让马蕙田获知刺杀的最好时机。于是，大战在即，吴禄贞却死于非命！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吴禄贞的被害，致使十一月七日的起义最终流产。
吴禄贞的被害也一直是个谜。
一种意见，是清皇室主使周符麟、马步周暗杀了吴禄贞。
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清廷对握有兵权的袁世凯甚感恐慌，因而起用反袁的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想以此来实现以吴制袁的目的。
武昌起义后，吴禄贞联合革命党，屯兵威胁京师，这是清廷始料不及的，所以清皇室要派人暗杀吴禄贞。
杨玉如著的《辛亥革命先著记》就说：“清廷以禄贞行动威胁清廷，遥助革命党 ，深加痛恨和恐惧。奈当时军威已替，又不敢显示其非，明正其罪，恐致激变，只得用二三权臣卑劣之计，密购绿林贼盗往石家庄将吴禄贞刺死。”
张难先所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也说：“军咨府大臣载涛，知马步周、周符麟与吴禄贞有隙，就秘密将他二人叫到北京，许以二万两银子，并许将来保他们升官，教他们刺杀禄贞。”
罗正伟编的《滦州革命先烈事略》则认为是：“良弼知禄贞有异，乃重贿啖其部下原第十二协统周符麟往刺之。”
吴禄贞是良弼一手提拔，当他知道自己一直是被吴禄贞所骗，便恼羞成怒。欲致对方于死地，是很正常的。
然而，当时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说吴禄贞“为项城（即袁世凯）遣人暗杀”。曾在袁世凯的亲信随从唐天喜家做过家庭教师的任芝铭在回忆录中说：唐天喜告诉他，是袁世凯主使周符麟、马步周暗杀吴禄贞的。
任芝铭认为，北洋军队一向由袁世凯所控制，清政.府把吴禄贞安插在北洋六镇中来抑制袁世凯，必然引起袁世凯的忌恨；况且吴禄贞一上台就联合革命势力，截留清政.府运给袁军的军火列车，使袁世凯面临南北革命军夹击的形势。
所以唐天喜说：“老头子（袁世凯）不止一次说要杀吴禄贞。”再说，清政.府大兵南下攻打革命军去了，京畿空虚，怎么敢加害重兵在握的吴禄贞。
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写道，当时的军咨府第二厅厅长冯耿光说：吴禄贞与载涛、良弼关系很好，他们曾多次密议铲除袁世凯的方法。
吴禄贞的存在，不仅对清廷是个严重威胁，对袁世凯也是个极大的障碍。清廷和袁世凯都有可能谋杀吴禄贞，因此以上两种说法各有所据。
吴禄贞的参谋何遂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是清政府和袁世凯共同主谋暗杀了吴禄贞。
他说，军咨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是清廷所派，去石家庄监视吴禄贞的行动，周符麟则是受袁世凯指派。
周符麟到石家庄，召集部分军官密谋暗杀事宜时，陈其采也参加了。马步周就是被他们共同收买，去暗杀吴禄贞的。
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事后还在何遂面前称赞马步周，说：“马步周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
所以清廷派陈其采、袁世凯通过段祺瑞共同主使马步周暗杀吴禄贞。
不管吴禄贞的被害是否与袁世凯有关，但他的死袁世凯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北方的革命党没有统一的组织，吴禄贞被害后因失去“马首”，而更加处于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状态。
为了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袁世凯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利用汪精卫，对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加以控制和压制，以此为南北议和创造好的条件；汪精卫也对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比如，其中之一就是发动那场所谓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十月初九）北京起义。
这次北京起义最初的计划是由袁世凯和汪精卫策划，由袁世凯暗中运筹和指挥。为了这次行动，袁世凯资助革命党发动费五千二百元，另由津、京同盟会出二千八百元。
第91章 脚下的烈焰
所谓北京起义，据知情人介绍：具体计划是以二十九日晚十时由革命党鸣炮为号。
炮响后，革命党率众即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同时命其长公子袁克定率兵三千攻取东华门。
此前，革命党人陈涛、邝摩汉、王振汉、易宣等由武昌、沈阳先后到津。邝摩汉、王振汉很快转赴北京。
陈涛，出生年于一八八四年，早年就学，后到湖北沙市，投身清军巡防营，并加入共和会。一九一一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某部参谋长，率部与清军多次激战。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在直隶（今河北）发动第二次滦州起义，任前敌指挥使兼军事参谋长。后被清军包围，突围后退守昌黎。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邝摩汉，字振翎，清光绪十年十月十二日生于寻乌县留车乡黄羌村，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成绩优异。
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读书，并输送到日本深造，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
清宣统三年（1911）回国，参加武昌起义，后被派到直隶发动起义，失败后投身教育事业，任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教授。
在北京期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五?四”运动。民国十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教育战线，致力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国十六年后，先后出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经济科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南京文化学院副院长等职。
著有《黄埔丛书》、《石溪集》等书。在北京期间，培养在京求学的刘维锷、邝才诚等，引导他们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且倡导创办革命刊物——《寻乌》杂志。
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任教期间，被人投毒陷害致死，时年四十八岁。
其余诸人不详。
当晚，革命党人践汪兆铭与袁世凯之约，准时集结于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计划兵分三路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
十时，准时炮响，而袁世凯所说禁卫军第四标，及其子袁克定率领的三千人只影未见。
倒是军警早就布网以待，捕去革命党李汉杰等十余人。高新华、陈雄不愿被俘而自杀。
不少人悲愤地说：“袁世凯、汪兆铭果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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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很明显是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玩耍的阴谋活动。
汪精卫是其同谋还是被蒙骗，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事没影响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从哪以后，汪精卫仍全心全意的维护着袁世凯。
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同盟会支部负责“库藏”的女同志杜黄，曾在一次报告中道出了汪精卫地作为。
她说：“本支部部长（汪精卫），固主张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动，军警之联络，枪弹之购置，向不措意。库存手枪、子弹因年代久远，子弹大多不合手枪口径，所以不能用。”
支部军务部长吕超和汪精卫也有过争论，吕反对“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于清帝之臣仆”（指袁世凯）接替清帝的军政大权，那就和“父死子传、兄终弟继”无异，根本不是革命。
吕超还曾制定京畿革命计划，准备联络近畿各军中他的陆军同学，发动起义，以倾覆袁世凯。
由于汪精卫的干预和反对，吕超的京畿革命计划无法实行。
武昌首义成功后，北方的革命党人，曾请求湖北方派员指导北方的革命。湖北军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派出胡鄂公等人前往。
胡鄂公（1884—1951），原名荣铭，字新三，号南湖，生于南五洲胡家祠堂（原属江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少失父母，靠亲戚抚养，并读私塾，常得塾师周济。早年曾参加其兄胡荣珪领导的澧洲、华容、公安的洪门起义，失败后回乡务农。
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预备中学堂学习，时逢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他与同学熊德山、宁郭开、钱铁如等二十余人结为辅仁社，任社长，宣传革命。
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校；发起成立保定学生断发会；并组织共和会，在京、津、晋、桂、粤、鄂发展会员。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返鄂，任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鄂军水陆总指挥，大别山要塞监督等要职。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奉黎元洪之命，以鄂军政府全权代表身份赴京、津。月底，胡在津成立津军司令部。十二月二日，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胡兼任总指挥，又成立北方革命协会，被推为会长。
曾策划行刺袁世凯。
据胡鄂公在他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记载：
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汪曾将革命党在京、津、保的情况全盘提供给袁世凯。
袁“投之以李”，对汪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
可见，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
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
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
事实上，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前去会唔汪精卫、李煜瀛。
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
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
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
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
汪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
“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
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
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确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
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
如十二月九日上午，京、津、保、滦、通、石家庄、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到会者有二十余人（无汪），会议议决二十八日举义于任邱，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
到会张先培、薛成华等提议，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
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第92章 三晋大地的风云
胡鄂公、白逾桓等人也努力绕开汪精卫，试图把北方各自为政的组织联合起来，自行联络各革命团体组织北方革命协会。经过不懈的努力，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于天津英国租界小白楼。
参加者有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鞭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公推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协会会长。
对北方革命协会成立后，汪精卫的表现，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北方实录》做如下记载：“先是，予等之议商任邱起义于保定也，事为汪兆铭所悉，迨予与谏声至滦州南青坨，兆铭遂使人四出阻止。并语于诸同志曰：背约寒盟，自我实为不祥。以此之故，任邱起义，京、津、保、通、石家庄无一响应。”
从此文献所揭示的情况看，一方面汪精卫在直隶的革命党人中威信并不高，因他和袁世凯走的近，更失去了一些党人的信任。而另一方面，直隶地区本来就没有统一的组织，很多时候都是各自为政，因此，袁世凯依靠汪精卫来控制直隶地区的革命党人的活动，其作用还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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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待北方革命党的另一手段则是坚决镇压。
北方虽处于清廷统治的中心地区，但民主革命也同样有着深厚的根基。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到过直隶，传播革命思想。对于唤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大批早期同盟会骨干先后在直隶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革命火种。其中具有“士官三杰“之誉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更是辛亥革命时期直隶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者。
武昌起义后，直隶的革命活动更是风起云涌。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第二十镇管带施从云、王金铭等在滦州策动起义。
前面提到过，十一月六日夜吴禄贞曾召集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七日凌晨举行起义。布署完毕赶回设在正太车站的行辕，被骑兵营长兼警卫队长马蕙田杀害。参谋长张世膺在车站旁同时遇难，参谋张厚琬逃出，躲避到英美烟草公司楼上幸免。
吴禄贞突然遇害，施从云、王金铭等在滦州策动的起义也被迫中断。
何遂、孔庚等随同山西革命军将吴禄贞的尸体运往娘子关入殓。由刘国盛带领的到石家庄赴约的山西民军先头部队，听到吴禄贞被刺的消息，遂拆毁铁路十余里，将第六镇的辎重物资装上火车，撤回山西。
面对新的形势，十一月下旬，北方革命党人筹划在张家口起义。消息泄露，数十人被捕，李飞仙、秦礼、高志清等七人惨遭杀害。
李飞仙，留学东京学医，祖籍辽宁，后随家定居直隶。高涨的爱国热诚促使他加入了同盟会，决心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像许多同盟会员归国后，以从事各种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李飞仙归国后，则在张家口挂牌行医。
秦礼，字宗周，直隶丰润县秦庄人，是反清革命组织“铁血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铁血会” 京北部军司令，因组织张家口起义而牺牲。
秦礼身高力大，少年时弃文习武，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因刀枪娴熟，善使大刀，人送外号：大刀秦礼。
十二月十八日，任丘、雄县革命党人七十余人在耿世昌、靳广隆率领下起义。遭到北洋军镇压，退守雄县，在北洋军军激烈进攻之下，因缺少外援，耿、靳等百余名革命党人牺牲。
耿世昌（1872年——1911年10月28日），男，汉族，籍贯山东烟台。为人豪爽、侠义。曾入教会学堂，后浪迹江湖。
一九一零年春，在关中小学任教习。
一九一一年七月到北京，十月九日，曾参加北京民党发动的起义，遭遇失败。后积极参与革命党人胡鄂公、郝仲青等人在任邱、宣化等处的举事。
十二月三十日，新军二十镇七十九标一二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与驻守海阳八十标一营管带冯玉祥联名通电，主张共和。并且组织武学研究会，在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
年底，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应王金铭要求，决定派白毓昆、孙谏声等十余人到滦州，加强革命领导力量。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王金铭、施从云等革命党人率部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总长，孙谏声为军务部长，冯玉祥为总参谋长。
但是，此时，冯玉祥已遭到监视。一月四日，北方革命军政.府通电全国，并乘火车西进，准备进攻天津。
袁世凯派第三镇统制曹锟通州镇守使王怀庆出兵围剿。民军在雷庄与北洋军交战。一月五日，王金铭、施从云冒死到清营谈判，遭王怀庆杀害。之后，清军残酷围剿革命军，白毓昆、孙谏声等大批革命军将士牺牲。袁世凯也因此而在北京、天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王金铭，一八八零年出生于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老城镇东屯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八岁入本村私塾就读，十六岁入洪瑞钱庄当学徒。
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王金铭，在天津小站参加袁世凯组编的新军当兵入伍。不久即被提升为副目，颇得长官赏识，送入讲武堂学习。
一八九九年毕业后提升为正目（班长）。
一九零四年，擢升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七标前营左哨哨长。
一九零五年，调任北洋常备军第五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
一九零七年，任由徐世昌统率的第一混成协第一营帮带，驻防新民府（今辽宁省新民县）。
一九零八年，王金铭结识了同盟会员刘瀛凡，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立志革命。
一九一零年春，与同在第一混成协任帮带的冯玉祥、施从云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武学研究会”，以读书研究军事学科为名， 秘密开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
同年九月，任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第一营帮带， 后升管带。
一九一一年，他和天津“北方革命协会”的白雅雨等取得联系，筹划武装起义，并发起成立了“山东同乡会”，从事募捐活动，筹集资金， 秘买枪械。
同年，调驻滦州，后与二营管带施从云、同盟会代表白毓昆等积极响应武昌起义。
施从云(1880—1912)，字燮卿，北乡(今晴岚乡砂岗村)人。幼入私塾读书，常阅读有关鸦片战争等革命书籍。
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直隶投军，后入保定将弁学堂。
毕业后，分发至新军第五镇十八标任排长。光绪三十三年调东北驻防新民府，由此与第一混成协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相识。
不断接受新思想，施从云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清王朝，中国才有出路。毅然剪掉发辫，决心投身革命。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组建新军第二十镇，施从云编入该镇四十协七十九标，最初任队官，后晋升二营管带。
其间，他与冯玉祥、王金铭等发动组织“武学研究会”，以读书研究军事为名，在士兵及下级军官中发展会员，开展革命活动。
一月十二日，滦州革命军唐自起、黄际隆、庞希德等数十人潜入开平，袭击王怀庆，遭到失败而殉难。
黄际隆，直隶（今河北）丰润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习举子业，不成，遂弃之。常与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北方最大的反清组织铁血会的主要创始人丁开嶂纵论天下大事。
一九零四年，协助丁开嶂在燕辽上游创立铁血会，奔走于长城内外，联络绿林豪杰，宣传革命。
一九零七年，被选为铁血会东京支部长。
一月二十七日，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代表五十多人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准备起义，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地响应。
二十九日，天津起义燃放信号炮失误，起义失败，大批敢死队志士牺牲。
三十一日，北方革命协会代表再次在天津集会，筹备起义，并且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主张彻底革命，反对向清军妥协。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直隶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为反对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行了不懈斗争。
这些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一方面直接打击了清朝军队的主力，另一方面，在清王朝核心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彻底推翻清王朝功不可没，也起到了特殊作用。
袁世凯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后院起火的，对直隶的革命党人的镇压是决不手软。而在另一方面，直隶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也成为他给清廷施压的重要筹码。对此。我们在袁世凯与载沣和隆裕太后的殿前作对中已经见识过了。
第93章 南北议和
三晋大地倚太行而扼黄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离京畿极近，对清王朝的统治，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和对直隶的革命党人一样，袁世凯对山西的革命党人，同样不能放过。
与全国特别是南方一些地方相比，三晋的革命力量似乎相对薄弱些，但以老实忠厚著称的山西人民也不甘落于人后。
所谓革命不分先后，后来居上，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山西异军突起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了辛亥山西起义壮烈的一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晓，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山西起义军在太原城南十里的狄村，经过庄严的誓师大会后，打响了对山西乃至全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辛亥山西起义的枪声。
前面提到过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神洲大地曾爆发过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维新运动。
虽然维新运动仅历时百天，但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改革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戊戌政变扼杀了求新变革的维新运动后，清廷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并不思想守旧，或许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在埋葬了维新运动之后，开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反而得到了大力提倡。
可以说，山西的革命始于教育。
一九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国各省兴办军事学校。山西省也不例外，在太原设立了培养新军初级军官的山西武备学堂。
当时被录取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王嗣昌、姚以价、张瑜、孔繁霨、孔紫霖、王宝善、应芝、殷铭、乔煦、金风巢、金应声、李大魁、井介福、潘遇安、赵守钰、周望英、马开崧、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王炳潜、焦滇等人。
这些人都是山西民主革命重量级的人物。
这样，也就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人员准备。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 第一期毕业生尚未到毕业期限，即由清廷择其成绩较优者二十四人，保送日本留学，以培养中、上级军事人才。
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嵩、孔繁霨、金风巢、王宝善、金玉声、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等就是在这一年经选拔考试，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
而在一九零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奏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随后，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商，利用庚子赔款筹办中西大学堂。
翌年五月达成协议，将山西大学堂和中西大学堂合并为山西大学堂。
就在这一年，太原又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这是我国早设立的一所农林专门学堂）、公立学堂（后改称为晋阳中学堂即后来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现在的太原市第五中学）。
一九零七年初（清光绪三十三年），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因课吏馆积弊颇深，规模简陋不足以造就法政人才，经呈请山西巡抚恩寿同意，创办了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雅文库
请调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刘绵训为监督，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生吴人达为教务长，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崔廷献为斋务长。
同年，太原商业专门学校在新南门街上官巷西口设立，后改名为太原商业专科学校。由于学生不多，教学不景气，不久合并于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新城街（即现在的太原十七中校址）创办了一所中等实业学校，嗣后改为商业学堂。
一九零七年，孟步云在南肖墙创办了公立女学校，这是太原市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
清政.府在山西创办的这些学堂，虽然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崩溃，有些学堂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有些学堂中途易名或合并。但这并不妨碍，在三晋大地上新思想的快速传播，也不妨碍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
早在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山西学政刘嘉琛任满调京，新任学政宝熙到任之后，就首先整顿大学堂中学专斋。聘请了一批中外教师任教，一改旧日的“斯文学究”之态，使中斋与西斋取长补短，合二为一。
随后，他又整顿了农林学堂，聘请日本农林专家多人授课，并添置了理化仪器。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新文化的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也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当省城太原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学政宝熙感到教员供不应求，于是征得巡抚同意筹措经费保送学生留日学习。 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为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武备学堂，农林学堂各有数名。除官费外，宝熙还鼓励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自备资金出国留学。
凡有自愿申请者，宝熙则有求必准。
这样，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的思想，并有机会与在日的革命党人联系，接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
宝熙（1871——1942），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绪十八年（1882年）进士，始任翰林院侍读，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学政。是个忠于职守，热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学政任上，多有建树。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学堂的创办，不仅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后来辛亥山西义举培养了诸多革命党人。
一所所学堂的创办，一批批留日学生的派遣和陆续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传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间，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样迅速得到传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风貌。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学堂二十名，师范学堂十名，他们到日本后差不多都是学习文、法、医、农、实业或师范。另二十名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到日本进入了陆军振武学校，专学陆军。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后，山西留日学生积极参加。
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神池县）、王荫藩（汾阳县）、荣福桐（太谷县）、景耀月（芮城县）、王用宾（猗氏县）、荣炳（阳曲县）、温寿泉（洪洞县）、阎锡山（五台县）、赵戴文（五台县）、乔义生（临汾县）、王国祜（新绛县）、焦纯礼（忻县）、张呈祥（赵城县）、景定成（安邑县）、何澄（灵石县）等。
由于参加人数多，中国同盟会批准他们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干，在远隔大洋的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总会，选择军事骨干二十八人，组成“铁血丈夫团”（不参加一般的社会活动，保持秘密身份）作为回国后各省军事运动的骨干。阎锡山、温寿泉、何澄、乔煦、张瑜等参加“铁血丈夫团”，为后来回到山西掌握新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会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新支那》杂志。只发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着又于十一月另出刊《民报》，宣传革命理论，并与保皇派（即后来的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民报》的影响下，同盟会山西支部也出刊了《 第一晋话报》，由景定成负责编辑。“晋话”即“进化”之谐音，有一词两用之意。
《 第一晋话报》在日本编印，在太原刊发，它积极地宣传革命，鼓吹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使省城太原思想风气为之大振。
同盟会的民主思想的宣传和大力传播，为即将举行的辛亥山西义举，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第一批回到太原的留日学生有刘懋堂、徐一清、孟元文、兰承业、赵戴文等，这些人又把新思想带回山西。从此，中西两斋及各学堂的学生遍布省城，加速了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发育。
特别是中斋留学生景定成、王用宾、景耀月、刘绵训、谷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会，函件往来，鼓吹革命。
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所著的“饮冰室文集”大量运来太原，中西斋学生及其有关的亲友，几乎每人都存一部，这对省城新思潮有相当的影响。
后任大学监督的解荣辂（翰林，万泉县人），教务长刘盥训（举人，猗氏县人）思想进步，胆略过人。领导两斋学生团结一致，一面进行教学业务，一面鼓吹革命理论。这种思潮也逐渐影响到省城各大、中、小学堂。
由于山西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所以山西同盟会员都自觉地把“北应”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在振武学校学习，准备进入士官学校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除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军事学员中发起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外，学习体育的王建基等还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学问，练习操法和射击。
他们的抱负是，回国后在绥远建立根据地，将来响应南方起义，出兵张家口，以拊清廷之背。
第94章 僵局
山西的同盟会员们清楚，为了进行武装斗争，必须掌握武装力量，于是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省内，并以发动军人做为主要工作目标。
同盟会员荣炳奉派回国后，很快在山西武备学堂和新军中发展王嗣昌、应芝、常樾、赵守钰、张煌、王梦弼、金殿元等加入同盟会。
不久，同盟会员荣福桐回省传达了同盟会总部关于“加紧革命活动，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与会人员商定除在太原等地壮大实力外，还应在清廷鞭长莫及的绥远西部开展工作。
会后，王建基等到包头一带进行活动，一九零七年在萨拉奇发动起义。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和力量悬殊而告失败，徐翰文（字西园）牺牲，王建基被捕 。
这是同盟会在北方进行武装暴动的一次尝试。
一九零九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山西留学生毕业回省。同盟会员阎锡山、仇亮、张瑜、乔煦、马开崧、李大魁等分别在陆军小学堂（武备学堂改称）和督练公所等军事部门任职，使同盟会在山西军事机关的力量大为增强。
这年十一月，清廷陆军部召集留日学生在京会试。结果山西的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相当中尉的军衔 ；名列上等的黄国梁、阎锡山、张瑜、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辎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
这次考试使各省军人中在日本入盟的同盟会员聚首一堂，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对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考试之后，陆军部发布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军校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
山西当局根据这一指示，提升温寿泉为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革命同情者）、阎锡山分任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五标和第八十六标教练官（相当副团长）。
不久，黄国梁和阎锡山又分任两标标统（团长），同盟会员常樾、马开崧任教练官，南桂馨任军需，张瑜、乔煦任管带（相当营长），王嗣昌、张德荣、张煌、刘汉卿、应芝、王缵绪等任队官（连长）。从此，同盟会员基本上掌握了山西新军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山西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也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会员杨彭龄是师范生，在胶东随同宋教仁起义失败后，被派到山西工作，打入第八十五标二营当兵，后升正目（相当班长）。
他宣传革命思想，联络进步士兵，把左队的另外八个正目，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与他们拜为结义弟兄。
二营右队的二十四个同盟会员也拜为结义弟兄，其他各营也都有类似活动。这样，新军从上到下，就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了。
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山西起义的条件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关于山西起义具体情况，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太原起义后，清廷即令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进军山西，镇压兵变。
十一月三日，吴禄贞到达石家庄，即派何遂到娘子关与山西民军联系。
十一月四日，吴禄贞与阎锡山在娘子关会谈，决定成立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任参谋长；并决定山西民军两个营开赴石家庄，然后联络张绍曾、蓝天蔚会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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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一计划因吴禄贞的被害而流产。
不久，袁世凯的把兄弟，绰号“快马张”的张锡銮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曹锟率北洋军第三镇保护他到山西赴任。
起义军如何迎敌，景定成向阎锡山建议：“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惟有一战，不可退让，胜则长驱北上，败则分兵南北，另作计划。”
阎锡山同意景的意见。
十二月九日，两军在娘子关附近交战，民军不敌，十二日清军占领娘子关。山西民军退返太原，按原定计划，阎锡山、赵戴文等率部北上，温寿泉、杨彭龄、景定成等率部南下。
民军离开太原后，原来的清政.府官员立即复辟，用原印信布告安民。
协理巡抚李盛铎成立巡防队三旗以及民团等，并致电张锡銮：“三晋官员重见天日，无不额首称庆。”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梁善济为首的太原官绅代表又到石家庄欢迎张锡銮。
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第三镇第五混成协协统卢永祥率步兵第一标王丞斌部等进占太原。一月十日，张锡銮也由石家庄到达太原。
看到直隶革命党的活动有所减弱，特别是拿下太原后，袁世凯总算松了口气。后方有所稳定了，他总算可以抽出主要精力张罗南北议和了。
十二月三日，南方脱离清廷各省的代表在武昌开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此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党人正式组织起来，同意与北方进行正式谈判。
十二月七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
九日，南方十一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
唐绍仪于十日抵汉口，由英国代表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把和谈地点定在上海，十七日唐绍仪至上海。
“南北议和”的具体地点经商议设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工部局的市政厅，和谈的时间开始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南北双方的伍廷芳和唐绍仪二人是广东老乡，也曾是在外务部共事过的老朋友老同事。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省香山县人，二十世纪初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袁世凯的金兰兄弟、高级幕僚。曾先后任辽宁巡抚、清廷总理总办、邮传大臣、山东大学校长、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等职务、后来曾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伍廷芳、字文爵，广东省新会县人。同样是清末民初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中国近代的第一位法学博士，著名律师，也曾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在第一次会议上南北双方讨论了各省战场的停战问题，
在这一点上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决定停战，第一次会议气氛融洽、成果显著。
十二月二十日，“南北议和”的第二次会议讨论了今后国家的国体问题，南方代表团伍廷芳的观点很鲜明——承认共和、取消帝制。
北方代表团唐绍仪本人是赞成共和的，但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清廷，只能按着出发时袁世凯交待的口径，坚持君主立宪。
虽然唐绍仪也委婉的表示如果让袁世凯出任总统，想办法让清帝退位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伍廷芳则坚称，南方是为共和而高举革命大旗的，共和是谈所有问题的基本点。在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第二次会谈只能结束。
南北议和牵动着方方面面，方方面面也都在登台表演
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议和开始后的第三天，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双方代表分别提出相同照会：“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因此各国政府“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
战乱会使列强的在华利益受损，这显然是他们不愿见到的。表面上对谈判的双方不偏不倚，但总的说来他们是倾向于袁世凯的，此举主要是给革命党方面施加压力。
南北双方的代表刚刚坐到了一起，议和就遭遇到了清廷部分皇室人员的强烈反对。
喊得最凶的是以溥伟、良弼等贵族子弟，他们竭力主张集结效忠清政府的军队，前去和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其中尤以恭亲王溥伟最为激进。
爱新觉罗?溥伟一八八零年出生于京城顺天府，是第一代恭亲王奕訢的后裔，在光绪二十六年承袭王爵。
溥伟在慈禧太后在位的时候很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不止一次地说过：“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因此使溥伟受到了清廷的重用。
慈禧太后死后，溥伟对袁世凯手握大权十分不满，曾和摄政王载沣一起密谋诛杀袁世凯，但是后来没有成功。在袁世凯复出的过程中，他曾极力地加以阻挠。
这些人的反对，也给“南北议和”带来一定的干扰和制约。
第95章 打破僵局
“南北议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前，又进行了几次会谈。除了在讨论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有所进展外，在最主要的议题，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双方的意见一直处于僵持之中。
也就在唐绍仪、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得到段祺瑞军方将领支持的另一场谈判在上海秘密进行。其南方黄兴的代表是顾忠琛，北方段祺瑞的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
段祺瑞和他的代表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
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段祺瑞的这些想法其实也是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早在武昌与黎元洪合作时，就讨论过推举袁世凯的可能性，所以当他通过顾忠琛获悉这个消息后，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
黄兴表示，他个人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南方许多人的拥戴，出任临时大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于是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进行谈判。
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会谈进行的十分顺利，在十二月二十日的当天，就达成五项秘密协议：
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皇室；
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
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
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甚至不少人认为段祺瑞只是个表面的幌子，背后的主使是袁世凯。
其实，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可能性都应该是零。
段祺瑞自从冯国璋手里接受了前线指挥权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贯彻了袁世凯的战略意图。能实现这一点，除了袁世凯面授机宜和他的理解能力外，更主要的是他这个阶段的思想和袁世凯是完全合拍的。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个时候，没有人比段祺瑞更懂袁世凯。因此，这应该是段祺瑞的自悟，是代为进行，这当然也是一种推测。
或许，段祺瑞在实现共和中所起的作用，被后人在很大程度上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之命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时。非但没得到肯定和赞扬，反而遭遇到袁世凯大发脾气。
“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两眼冒火，看不出半点造作。
廖宇春 字少游。一八七零年出生，上海松江府娄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充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随员。回国后，襄助冯国璋、段祺瑞办北洋陆军学校近十年，一度担任保定姚村陆军小学堂监督，并随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
辛亥革命时，与夏清贻、靳云鹏等奔走南北，联络议和。对南北议和做出突出贡献，因此而受重用。民国元年（1912年）被授陆军中将。
而在这一年的六月，因出版《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一书，述其参与南北议和经过。话语中涉及袁世凯在议和时内幕，为袁世凯所忌恨，遂被边缘化。
顾忠琛（1880—1945），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早期同盟会员。南北议和期间，代表革命党人黄兴与段祺瑞的私人代表在上海密谈。
一九一一年由无锡前往江苏，策动江苏起义事宜，先后任江苏军政.府参谋厅厅长、江苏革命军参谋长、江苏陆军第十六师师长、安徽新军协统等要职。
一九二三年任国民党本部中央军委委员，北伐时期任北伐讨贼军第四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任汪伪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此为后话。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情理之中，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
他生气是因为，这首先是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和信用，对一个整日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之人，这是最忌讳的东西。再者说，北洋军将领背着他去做这样的事，他不生气才怪？
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指出这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是大节和大义之所在。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和一些军方将领首肯，说他这次来禀报也是按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行事。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还能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了吗？这是袁世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还是很疑惑，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考虑的？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靳云鹏有思想准备，也早就和段祺瑞等人统一过口径。
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他问靳云鹏：“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人们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
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是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的。事情被闹到了这个份上，相信袁世凯不高兴也在是很正常的。
军方的态度，对袁世凯不能不形成压力。
而此后的政局发展，还真是沿着段祺瑞、黄兴规范的五项原则进行。
但是，这也为这个国家一个不好的政治生态埋下祸根。就是军人干政，枪杆子说了算。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理走遍天下,但在专制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专制制度下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谁权大谁说了算。
军人干政造成了另一种专制，谁有实力谁说了算。这和民主共和肯定是背道而驰。
见到南北议和陷入僵局，列强纷纷站出来力挺袁世凯。
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声言：“我们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极其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一个十分强大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将从我们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法国使臣和英国相呼应，到处宣传，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真主人”，宣杨“袁世凯殊有统一全局之力量”，“于皇室及民间，皆能保其良好之感情，或者彼渐超然于此二者之上，而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乎？此则吾外人之大幸也”！
列强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的支持袁世凯呢。 有研究表明，和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有很大的关系。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变局：
与历次农民起义完全不同的是，它不是改朝换代。起义者不仅要推翻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而且要求皇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完成社会制度的政治变革。
巨变震惊世界，欧美各报的记者纷纷投入到对这场变革的报道之中，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表现了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描摹。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作为记者，不但实时报道了中国的革命，而且以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袁世凯所依赖的外国人之一。
莫理循认为辛亥革命不是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运动，反对那些对中国内战血腥场面的报道。
有人认为莫理循是清帝逊位的主要支持者，可能还是策划者。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蔡廷干向莫理循透露了，他与刘承恩到南方谈判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动向，使英国掌握了其中的内幕。蔡廷干还说过，莫理循安排了唐绍仪赴上海谈判时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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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南北议和中支持袁世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涉及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与列强和在华外国人的关系时，他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因为他是外国人，在列强看来，他的发声能客观公正，更值得信任。虽然他在南北议和时期的作用，和他对袁世凯支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值得探讨。
第96章 风云突变
从总体上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国采取的态度是观望，随后则是根据自己的在华利益采取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干涉。
作为一个在华英国人，莫理循首先表现了对辛亥革命欢迎的态度，他迅速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事态，说明中国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他通过支持袁世凯的一系列报道和活动来证明他的这一信念。由于他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其报道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
最终由于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向全世界表明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为列强支持袁世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一八八七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一八九七年，莫理循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并聘为驻中国记者，就此开始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
一九二零年五月，一个英国人在伦敦病逝了，他曾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并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嘉禾勋章。
作为记者，他身历或亲见从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他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但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他病重之际，依然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他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生中拍摄了数千张珍贵的照片，为那段时光的中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他就是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
这是个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他。
当然，列强的态度，最主要的还是受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所驱使。正如驻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在同文照会中所说：“中国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
“南北议和”在第二次会议后陷入了僵局，南方所坚持的以“共和”为基点成了过不去的坎。
唐绍仪心里比谁都急，他和南方代表一样都渴望共和，渴望国家免于战乱。
他知道自己代表的不是清廷，而是袁世凯，他更知道袁世凯的难处。
一个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怎么能赞成共和呢？更何况还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
怎么才能破解这个难题？
唐绍仪经过一番苦死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召开由各省派代表参加的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
唐绍仪很高兴，他觉得，国民议会肯定会支持共和。这样，袁世凯也就有了民意的台阶。
唐绍仪首先发电请示袁世凯。
从各方面传来的信息看，袁世凯已经知道大总统的宝座肯定不会旁落了。
因为国体受阻，袁世凯也很焦急。他虽然每天言必称“世受国恩，忠君报国”，别人信不信他不知道，但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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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他自己说出背叛朝廷的话，也真说不出口。
欺负一个孤儿寡母，太让人看不下去了。如果由国民议会来决定，这就不是他袁世凯的事了，他觉得唐绍仪的这个主意真的很不错。
袁世凯找自己的高参徐世昌商量，徐世昌也认为唐绍仪的这个主意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虽然现在袁世凯大权在握，但在表面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召开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不是他袁世凯个人或内阁可以决定，必须要通过清廷。
于是，他和徐世昌商定，把这个皮球踢给隆裕太后，让她开御前会议来讨论决定。
为了减少阻力，袁世凯专门去拜会了奕劻，把目前的严峻形势说给了他。实际上是教会他在会议上如何发言，引导大家。
次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一同将奏折递上。
奏折主要是引用唐绍仪的话，内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
“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何如？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
“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语。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现停战之望，势必决裂，唯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
“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此处，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
“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唯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隆裕太后看完奏折后，看向了袁世凯，意思是问：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袁世凯做出一副很为难，很无奈的样子。从朝堂出来，袁世凯一身轻松，把这个难题交给隆裕太后和皇室解决，自己免去了任何嫌疑。
隆裕太后没有别的办法，事情又很紧急，就于次日召集宗支王公开会讨论。
隆裕太后先叫人把内阁的奏折念了一遍，请大家发表意见。
奕劻第一个发言，把袁世凯讲给他的形势学说了一遍，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其余诸人，除了载泽和毓朗之外，也都附和奕劻。
隆裕太后见多数人都赞成，当即通知袁世凯，准唐绍仪所请，并让转告伍廷芳，先行罢兵，由内阁迅拟选举办法，协定施行。
清廷颁布上谕的当晚，唐绍仪就收到袁世凯的电令。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南北和谈复会。
关于袁世凯电令的内容，会谈速记录只记录了唐绍仪所说：“昨夜得袁内阁之令，嘱我令商阁下，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而据会议当天发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南京代表团、天津《民意报》电，内容较为详细，而且有所不同：
“今日唐使言：自初一会议以后，日将赞成共和之意电达告袁内阁，昨接袁电嘱开国民会议，将共和问题付之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的电报是说决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则强调共和指向，有意避开君主制的存废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从一开始民党方面就坚持以实行共和制为议和的前提条件，此前，伍廷芳曾表示，共和是南北和谈的基点，而再度开议，伍廷芳却轻易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等于放弃了既定的和议原则立场。
对此伍廷芳解释道：“廷意共和主义已为全国人心所趋向，原不必再开会议以观民情，但袁既欲免战事，且有服从民意之心，则此亦可为解决目前问题之一法。因与唐使开议。”
在和谈再次陷入僵局时，伍廷芳答复南京代表团的问难，解释稍详，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尤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为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历史上光荣之事，故廷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适用清政.府所定选举法之理。”
等到清帝退位，温宗尧、汪兆铭等人辞去和谈代表之职时，伍廷芳又声称，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
南方参与和谈的人员当中，极力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是代表团成员汪精卫，他在南北之间极力运动协调，影响力虽未如预期，不过，汪精卫与杨度联手进行的活动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起到重要作用。
第97章 中山先生
既然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默契，接下来事情的进展也就相当顺利。
这一次会议决定：
(一)现在两全权代表会议，图解释猜疑，以安大局，特订条款如左。
(二)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三)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
(四)次日早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之清兵，五日以内，一律退出原驻地方百里以外，只留巡警保卫地方，民军亦不得进占，以免冲突；俟于五日之内，商妥退兵条款，按照所订条款办理。
其山东、河南等处民军已经占领之地方，清军不得来攻，民军亦不得进攻他处。至于国民会议办法、地方、日期等及清军退兵条款，均于明日续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双方还初步商议了“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各五款。
此事本应在共和制确定之后才会提上日程，如此看来，尽管国体政体形式上要待召开国民会议来公决，与会双方的确心照不宣地都认为已是确定无疑之事，因而才会着手商议后续事项。
双方大概均认为关键障碍已经突破，因而连日开会，希望一鼓作气将所有事项迅速敲定。可惜事与愿违，接下来的会议在国民会议的开会地点以及与会代表省份比例等问题上，双方又出现顶牛。
由于袁世凯来电不愿会议地点在上海，唐绍仪提出，会场在上海，蒙回藏全体反对，宜在北京。
伍廷芳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认为“万万不能，如此则毋庸议”。
接着唐绍仪又提出汉口、胶州、威海卫、烟台等地，伍廷芳则以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等理由予以否决，仍然坚持以“交通便利、会场易择、行旅皆安、万国消息灵通、且两位全权与各代表接洽亦易等条件好的上海为最宜”。
考虑到袁世凯坚持不愿在上海，伍廷芳又提出香.港备选，唐绍仪亦不赞成。
鉴于民党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唐绍仪表示：“我料投票必为共和，但形式上事耳。”伍廷芳顺势道：“一家之事，何必如此争执?今日之事，将近成功，不如以上海为便也。”
于是双方将议题转到与会省份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到会省份有三分之二以上即可开议。唐绍仪认为，今为特别之事，宜全数同意。
伍廷芳觉得不能以一二省之故而不开议，虽然如唐所说可以随时开会，毕竟会期一定而且有限。
唐绍仪仍然认为三分之二未免太少，举总统亦不如是草草。其他还有蒙古能否算作省之类的具体问题。
会议最终议定国民会议产生方法四条：
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成，每省为一处，内外蒙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
二、每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到会代表不及三人之处，仍有投三票之权。
三、开会日期，各处代表四分之三到会，即可开议。
四、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代表，由南方发电召集；
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并由南方电知该省谘议局；内外蒙古及西藏，由两方分电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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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南北的代表讨论的差不多都是召开国民大会的相关事宜。
既然是开会决定，理论上说就有二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可能是共和体制，一个可能是君主立宪体制。
对于袁世凯来说，无论做出的决定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无所谓。
实行“共和”体制，他当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当他的内阁总.理，而且是朝廷已尽在他掌握中的内阁总.理。所谓“旱涝保守”，稳操胜卷。
但是，对于南方民军方，他们恐怕只能接受一种结果，就是“共和”体制。
如果决议的是“君主立宪”，那是很麻烦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接受这个条件几乎是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个人意见。
当时的南方民军，没有统一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实际上是各省各行其是。
能够有一定号召力的，当属黄兴。
二十九日的和谈会议前夕，唐绍仪专门拜访了黄兴，并提出自己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想法，征求黄兴意见。
可是在会议期间提及此事时，并未说明黄兴作何反应。
据十二月三十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致内田外务大臣电，二十九日唐绍仪密电称：“昨日与黄兴会晤，进行简短交谈，以探索其意向所在。
“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似已毫无折冲余地。此次会晤虽系个人交谈，但在正式会议上双方若公开坚持各自主张，谈判必至破裂；且各国领事之外交方针似亦有所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务希尽速筹拟方策，来电示知。”
由此可见，黄兴并没有同意唐绍仪的建议，至少并未就此明确表态。
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黎元洪了。
而黎元洪谁都知道，在“共和”方面是寸步不让的。
从集团来看，南方民军至少分为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伍廷芳没证得两个集团中任何一个集团的同意。
而他所以敢大胆拍扳，是因为他认定，国民大会的决定只能是共和。
各省派代表，二十二个省区，南方占据十四，是绝对的优势。而人们有理由相信，北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北方的代表未必就能赞同“君主立宪”。
无论是伍廷芳还是唐绍仪，都认为开国民大会是纯粹的形式，是走个过场，给袁世凯一个台阶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会议决定的不是“共和”怎么办？
精明而又沉稳的伍廷芳未必没有打算，一个最省事的办法是说自己超越了代表的权限，辞去代表的职务，他签署的东西当然也就不作数了。
结果只能是南北议和流产。是打还是谈，那就走着瞧了。
很快，在伍廷芳和唐绍仪二人之中，真有一人要辞职了，不过不是伍廷芳。
对南北合谈两次重要会议做出的决议，袁世凯都没提出异议，也都执行了。
比如，有文章记载了段祺瑞所部后撤的情况：
“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撤军时军容整齐，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队伍，均整装集合于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队分若干排，成纵列形，伏地卧下。
“第一排开动，第二排起立前转，第三排收拾槍弹、最后一排伏地，持槍实弹掩护，逐次如式退尽。中外人士围观的有数千人，均啧啧称道。”
其他的驻军，也都陆续地按约定后撤了一百里。
对各省参会名额南方占多数，袁世凯是有想法的，但他顾及的是将来选举总统。这次讨论国体，前面说了，对袁世凯，结果无所谓。或许他更喜欢“共和”，至少身后没有了那对孤儿寡母。
三十一日，在和谈的又一次会议上，双方在讨论会议地点时还是各执己见。伍廷芳提出于次年的一月八日在上海，唐绍仪则按着袁世凯的意见开会地点在北京。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唐绍仪可能是考虑到，在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体的如此重大问题上，南方都做出了让步，己方也应姿态高些。或许是在他看来，在什么地方开会也不是多重要，于是就做了让步，同意开会的地点放在上海。
当他把这一消息电呈袁世凯后，没想到会风云突变，袁世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强烈谴责唐绍仪越权行事，逼着唐绍仪辞去代表的职务。而且，竟因此而废止了唐绍仪在会谈中，做为全权代表签署的所有协议。
一个会议地点值得这样吗？有异议也可以重新研究吗，值得这样的不顾一切吗？
千辛万苦，费尽辛劳，好不容易获得的议和成果都不存在了。
唐绍仪被袁世凯搞懵了。
伍廷芳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袁世凯这人是怎么回事？还有没有一点信用？做人还有没有一点谱？
他马上把袁世凯的反复无常和出尔反尔，照会各国驻上海领事，以便获取同情和支持。
但是，唐绍仪和伍廷芳很快知道了，袁世凯何以如此？因为，发生了一件他们两人都没想到的事。
怎么回事？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登场了，就是中.山先生。
第98章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
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又名帝象，化名中山樵，杰出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了《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一个普通的家庭。其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有所好转。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孙.中.山的父亲，年轻时在澳门的板樟堂街当过鞋匠。孙.中.山从小常随父母往来澳门与家乡之间，澳门中西文化交融，他耳濡目染而视野开阔。
一八七八年，十二岁的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
一八八三年，十七岁的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同年前往香港学习医学。孙中山在香港学医的五年间，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结成被人称为“四大寇”的小集团。其时杨鹤龄在澳门的“杨四寇堂”，也成为孙.中.山在澳门时的重要活动地方之一。当时孙.中.山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官吏，而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新派人物。
孙.中.山早期主要是受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二年春，郑观应在澳门编成五卷本《盛世危言》，孙.中.山其时写的《农功》一文，经郑观应润饰而收入书中。同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九月，二十六岁的孙中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出任新设的西医局首任义务医师，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
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他希望通过李鸿章能使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一八九四年一月，孙.中.山写下了《上李鸿章书》，集中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之后，孙.中.山偕陆皓东赴上海拜访郑观应，并通过新派人物王韬向李鸿章推介自己，拟到天津见李鸿章。
一八九四年六月间，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赴天津，渴望能见到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但是，孙.中.山此行非但并没有见到李鸿章。反而在李鸿章常引为自豪天津。看到的也同样是清政.府官员的极度腐败，使其思想发生了转变。对李鸿章满怀失望的他，偕陆皓东离津转道上海赴檀香山。
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同时，孙.中.山也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早年追随孙.中.山的骨干人员里面，广东人占了最大比例。如邓荫南、陆皓东、杨鹤龄、陈少白、尢列、李纪堂、谢缵泰、程奎光、史坚如、郑士良、冯自由、王宠惠、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古应芬、许崇智、邹鲁、邓泽如、李福林等等，这些人多数是广府人，有些还是会讲粤语的客家人 。
孙中山的革命经费由海外华侨和商人捐助，尤以李煜堂、李自重、简照南、简玉阶等为多。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十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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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零年（光绪二十六年）十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斡旋，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二十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八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
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一九零五至一九零六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
他广泛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动员更多的人投身于反封建专制的革命。从一九零六至一九一一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
在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虽然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但他仍领导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英勇战斗。一次次给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港迎接。
胡汉民力劝孙.中.山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
孙.中.山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 。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报纸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
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
同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的南方各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三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南方各省代表依次投票，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
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
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
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刚刚协议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体，南方竟独自宣布“共和”，还选出了个临时大总统。不是说好了让自己当这个的临时大总统吗？原来这些人一直在骗自己，原来这些人一点起码的信用都不讲。
袁世凯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正好接到唐绍仪关于国民大会开会地点定在上海的电报，于是便借机发难。
第99章 六路北伐
这还有什么可谈的，一月二日，冯国璋、姜桂题、张勋等北方将领通电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如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反对，不惜一战到底。
空气骤然紧张了，战端一触即发。
是呀！南方是怎么回事？其作法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恐怕还得由史学家去回答。
从表面看来，应该有这样一些原因：
其一、南方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特别是军事上的，来结束各自为政的状况。
这应当是南方的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也是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上海方面，曾经推举过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大元帅。但消息传到武昌后，武昌不干了。一方面，武昌是首义圣地，你上海有什么资格推举大元帅？再者说了，推举大元帅也不能是黄兴啊！来武昌指挥打仗，没把汉口夺回来，还把汉阳丢了，过河拆桥枉死了那么多兵士？要是听黄兴的撤出武昌，这首义的圣地不就早丢了吗？
武昌方面马上对上海推举的大元帅公开表示不承认。
武昌是是首义圣地，来自圣地的态度不能不引起重视。于是，南京光复以后，在江浙的中心南京又重新推举了大元帅。人还是那二个，次序变了。黎元洪是大元帅，黄兴是副大元帅。
这样一来，武昌方面满意了，但大元帅得来南京上任呀！黎元洪不想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便委托黄兴代他行使大元帅之权。
黄兴也有脾气呀！让你当副的你不干，让你当正的你又离不了家，好事都是你的吗？黄兴一口回绝。
这样一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总不能翻来覆去的再选黄兴当这个大元帅吧！
正在这个时候，同盟会的总.理，革命领.袖中.山先生回来了。回来的还真是时候，那就选中.山先生当这个大元帅吧！武昌方面不会有异议吧？
总得事先征求一下本人意见，中.山先生当然愿意了，他急匆匆的回国就是来主持大局的。
当胡汉民劝他去广州时，他不是说了吗，“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吗！
但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总要见多识广些，民国的元首怎么能叫大元帅呢？给人的印象不成了军事政权了吗？国人怎么看，外国人怎么看，不是自找麻烦吗？
干嘛选大元帅呀？要选也是选大总统呀！于是，中山先生就被选为了临时大总统。
其二、信息不畅通。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电报，但南方各方没有人主持，在当时的条件下各方沟通还是不畅的。
南北谈判在上海，但推举大元帅或大总统的代表在南京。伍廷芳这边谈妥的事，南京的代表们很难马上知道，而南京的各省代表做什么事，伍廷芳他们这边也不太可能很快得知。
否则，袁世凯突然翻脸后，伍廷芳最开始不可能表现得那么生气。
不会轻易断定，袁世凯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会马上去照会各国领事，去争取外部的同情，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有些失误，误会等是很难避免的。
其三，让袁世凯当总统的事，是很私密的事。南方方面，知道的人除了黄兴、黎元洪、汪精卫、伍廷芳这些头面人物外，其余的知情者是很有限的。
包括南京的那些各省的一些代表，也可能不是都清楚。
这事也真的是不能告人的，让大家知道，袁世凯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当这个总统，让他怎么见人？清廷容能得了他吗？北洋军的弟兄们怎么看他？袁世凯也是个好脸的人。虽然，事是这么个事，但总得做些装饰，总不能让人家脱光了身子站在大家面前。
还有就是，既然是民主共和，总统是要经过一个法定的程序产生呀，不是那一个人，那几个人能说了算的。
无论如何，把总统许给袁世凯的这个做法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再说了，在南方的许多革命党人看来，袁世凯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出卖维新人士的事，新派的人未必会丟在脑后。革了半天的命，让袁世凯当这个总统，革命党人一时能接受吗？
关于让袁世凯当总统这个交易，不但别人，一开始中.山先生都未必能知道。
黄兴和黎元洪为什么选大元帅，不就是把大总统给袁世凯留着吗？如果中.山先生开始就知道，应该不会让代表们推举大总统的，没事捅这个马蜂窝干什么？
不过，中.山先生应该是很快知道了，所以在宣誓就职时说了那么一番话，努力做出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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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制度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謹以此誓于国民。”
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就职宣言，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个总统不该我当，等正主出来，我就腾地方。
这还不够，宣誓就职的当天马上给袁世凯发电：“北京袁总理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嘱，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必要条件。
“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之，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日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中山先生或许觉得话没说透，第二天又发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凉之。
“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合，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从中山先生的这番话中，我们至少能读出三个意思：其一、不但把总统许给袁世凯的事他不知道，就是南北合谈他也是刚知道。所以，他不反对和谈。他刚到上海时，不是说过吗！“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其二、中.山先生是诚挚的，人格是崇高的，心胸也是很开阔的，确有伟人胸怀。
其三、和刚成立同盟会时相比，中.山先生在民族问题上已经有了大的进步。因为在制订同盟会纲领时有“驱逐鞑辱，还我中华”这样的话。中华不只是汉族人的，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所有民族的，也当然包括满族。
为什么要驱逐满人？把他们驱逐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现在，中山先生的提法是“保民族之调合。”而在辛亥革命中有很多人是喊着反满口号的，和中.山先生的博大胸怀相比，未免就狭隘了。
袁世凯认定了革命党人是在骗他，觉得不能再上当了，当然不会相信。
面对先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用嘲弄的口气给先生回电说：“孙逸仙君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愧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
国体还要等国民大会公决，何谈临时政.府，何谈谁当总统，别拿这子虚乌有的东西诱人了。这话说得一点毛病没有，只不过都是官话、套话、冠冕堂皇的话，就是没有一句实话，没有一句真心话。
第100章 两边都难
袁世凯的不相信好像还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因为一月三日，南京那边又选出了黎元洪为副临时大总统。
南京参议院可能是考虑，武昌首义这个圣地是不能慢待的，所以而有此举。
袁世凯可不这样看，搞出了个总统还不算完，又搞出了个副总统，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便直接给伍廷芳发电质问：“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在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示驱除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此次总统选举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立即取消。”
伍廷芳自知己方理亏，但嘴上是不能承认的，回电驳斥道：“一、现在民军光复已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在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此系民国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议决前，何以不即行消灭？何以尚派委大小官员？贵大臣亦当无词，请先责己而后责人，方为公允。
“二、前与唐使订定国民会议第一条，谓国民会议取决多数，议决之后两方均须依从。来电所诘者，请还以相诘：设国民会议决为共和体制，清帝是否立即退位？盖国民会议所以能平和解决者，在其议决能使两方依从，既经两方全权代表签字作准，自应彼此遵行，无须再发疑问。”
像伍廷芳这样的善辩之人，无理还能辩三分，何况还占了些理。一个本来有些失理的事，听他道来竟然满身是理，搞得袁世凯无言可对。
不过，伍廷芳这里肯定说了大话，如果国民会议真的议决君主立宪制，他伍廷芳这个代表签的字还能做数吗？当然，所谓吹牛不用上税，反正是没发生的事，当然是怎么对己方有利怎么说。
而其实，伍廷芳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说了不算。不但是他，就是他们自己組成政.府都很难。
比如，南方临时政.府的各部首长，人员如下：
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次长黄作宾。
海军部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
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
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
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組。
内务部长程德全，次长居正。
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
实业部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
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这些人都是有名望民主革命家，无论是个人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可谓无可挑剔。由这些人組成的新政.府，很难挑出大毛病。
但是，作为从武昌首义成功而建立起的新政权，武昌首义的功臣却无一在其内。
是的，这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这是个开启新时代的政.府。但所有的人还是从旧时代走来的，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论功行赏的观念，在大家的思想深处总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的。无论怎么样，做事情都得面对现实。
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人和发起人孙武，就因此而大为不满。
他此次来南京，本来是想谋个陆军次长位置的。
在湖北时就搞得很不愉快，黄兴对孙武这些人没好感，怎么能让他当自己的助手？
于是，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人和发起人孙武，因此而一怒退出同盟会，而自行成立民社。
革命还在艰难中，明眼人当知这些职务都是临时的。但为了争这临时的位次，内部却发生分裂，不能不让人叹息。
袁世凯对合谈已经失去信心，觉得还得立足于打，靠实力说话，他开始扩军备战了。
南北和谈在表面上似乎破裂，但双方还保持着接触和往来。唐绍仪、伍廷芳和汪精卫也在私下协商不断。
一月八日，袁世凯和伍廷芳电商，各战场继续停战十五日。袁世凯是想给自己的备战争取时间。现在，他要对付的已经不是一个武昌 ，而是南方十四个省，他不能不考虑双方实力的对比。
谁都知道，打仗首先打的是钱粮。要想打仗，手里得有钱，但袁世凯差不多是两手空空。于是上奏朝廷：“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同时又指使姜桂题电奏朝廷，“饬各亲贵大臣，将所存歀项分别提出，接济军用”。
南方成立政.府的事也在清廷引起振动和恐慌，隆裕太后全部照准。令宗人府传知各王公“毁家纾难”。但响应者寥寥，奕劻还不错，拿出了十万。其余诸人拿出三万、二万、几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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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见此大失所望，在隆裕太后面前悲愤地说：“既促我战，又吝我饷，是置我于死地！”
见“军饷无着，哗变甚虞”。隆裕太后被逼无奈，将内帑黄金八万两拿出劳军。
革命党方面见袁世凯已无和谈诚意，北洋军如此嚣张，除了打之外也没有其它选择。一时颇为高涨的北伐浪潮，暂时压倒了大多数革命党人妥协和迁就的思想。
中山先生亲自挂帅，出师北伐。派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六路北伐计划：
以湘鄂为第一军，沿京汉路北进。
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攻。
淮杨为第三军，出华东而取淮海。
烟台为第四军进攻山东。
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
山陕为第六路，向北京进攻。
一、二、三、四军到达指定地点后，即与五、六路军汇合，最后攻破北京。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拥有的军事实力都具有一定优势。集中在江苏境内准备北伐的各省军队达17个镇，汇集在湖北的各省援鄂之师也接近10万人，加上留驻独立各省的军队，革命军队的官兵总数不下三、四十万人。
再加上清廷所有的海军大小战舰四十余艘已反正，皆可支援陆路北伐。虽然其中多是新募之卒，未受过军事训练，但多由革命党人统率，士气旺盛。
最出色的当属蓝天蔚率领的北伐军在山东和东北的战绩。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孙中山从南京给正在上海准备出师北伐的蓝天蔚去电：“北伐之沪军即海容、海琛、南琛三舰概由贵督节制，以一事权。”
一月十六日蓝天蔚率领主要由参加上海起义的敢死队员以及青年学生组成的北伐民军数千人，并刘基炎统领的沪军、许崇智统领的闽军、李燮和统领的光复军一道，分乘海容、海琛和南琛三艘军舰以及泰顺、新昌、公平等运输船由沪北上。
他率领将士们斗志昂扬，齐声高唱从湖北传过来的军歌破浪前进！北伐军首先攻克烟台，与山东、关外民军会师。声势大振，直窥京津，把革命的烽火烧到了清王朝的大门前。
蓝天蔚在烟台设立了北伐军根据地，并立即命令部队星夜兼程，分兵袭取了山东境内的登州、黄县，打通北伐门户。
他在烟台庄.严宣布：北伐军不日将开赴东三省攻略各地，东北将“克日光复”。
为了给北伐军登陆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蓝天蔚亲自乘船到大连，将当地分散的革命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并布置了各自分担的任务。在军事上，蓝天蔚派海容等舰只轮番在营口等处海面游弋，进行示威，牵制清军兵力。
他还向日本关东都督发出照会：“切望贵国确保南满铁路之中立，对民军及清军，均应一律同等对待”，以便减轻民军的军事压力。
第101章 小人之心
在进行了政治、组织、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准备之后，一月底，蓝天蔚接到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电令：
“京师今已孤立无援，请贵军迅速依据预定计划，实行进兵北伐。”
蓝天蔚当即下令，由海容舰掩护三艘运输船，送北伐军前往黄河北岸的花园口海面，作登陆的准备。
他本人于三十一日乘永田十九号轮到大连亲自指挥。二月一日夜至二日晨，蓝天蔚指挥北伐军主力分别在辽东半岛的貔子窝、花园口、大孤山、安东等处同时强行登陆。
在当地民军的密切配合下，北伐军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清军连遭重创，节节败退，溃走庄河方面。
二月四日，清军试图反扑，遭民军有力反击，清军大败，统领被俘。
蓝天蔚发布告示，针对清廷对人民强征苛捐杂税，宣布“免税令”，下令将民国元年以前积欠的“地丁钱粮，一概豁免”，“所有元年之土贷捐税”和“各属杂捐为地方所用者外”也“一概豁免”。
在安民告示中，他又宣布了革命宗旨“建立共和政体，人民永保安康”，表明了民主主义的理想，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
二月六日，北伐军占领辽东半岛重镇瓦房店，民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二月十日，北伐军占领庄河厅城，商店、民宅纷纷悬挂革命军旗帜庆祝胜利。
蓝天蔚（1878—1921），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民主革命家，湖北武汉人。早年加入张之洞的新军，一九零二年，经张之洞推荐，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与同时期留学的吴禄贞、张绍曾并称“北洋士官三杰”。
归国后，蓝天蔚组织长沙日知会，宣传革命派思想。一九零七年四月，蓝天蔚赴奉天，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手下任职。一九零一年，奉东三省总督锡良之命，赴日本考察军事，入陆军大学校学习。归国后，任第2混成协协统，驻扎奉天北大营。
一九一一年十月，他和张绍曾、吴禄贞准备在直隶省永平府举行的永平秋操中举兵。但随着武昌起义爆发，秋操中止，计划变更。他们发起滦州兵谏，向清政.府提出宪法制定、责任内阁制实施等要求。
后来，蓝天蔚被推举为关外革命军大都督，率军策划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未成，逃往上海。以关外革命军大都督的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六路北伐方针确定后，宁皖、淮扬二路北伐军率先挥师北上。
柏文蔚部皖军和姚雨平部粤军为主力，苏军为右翼，陈干部充作左翼，在津浦铁路线上，北伐军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
安徽、河南、湖北等战场上，革命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然而，北伐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革命军虽在局部打几个漂亮仗，但在总体上并不占有优势，在和北洋军主力的几次对阵战绩都很差。胜败乃兵家常事，而这还不是主要的，财政极度困难是革命军无法克服的障碍。再革命的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几十万军队都要临时政.府供养着，光一天的军粮消耗就已经巨甚，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各省的军队虽然以北伐的名义来云集到南京一带，但是，他们大多数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索要粮饷，并不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
当一九一一年底，孙中山回国的时候，国内流言他携带了巨款。记者问起，孙.中.山却回答道：“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精神固然宝贵，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革命的军费开支，革命政权的运转等各方面都需要巨额资金，不是靠“革命之精神”可以解决的。
投向革命党的南方省份都是各自为政。盐税、关税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欧美各国也不愿意借款支持南方的革命，各地把持的海关也拒绝将“关余”转交临时政.府。
新生的民国财政没有资金来源。南京临时政.府运作有限的经费，都还是由华侨募捐而来。
如《胡汉民自传》记载，胡汉民当时是孙中山的秘书长，在安徽前线告急的时候，无粮无饷，恳求南京临时政.府拨军饷。当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笔一挥，在批示单子写着拨款二十万银元救急。但是，胡汉民拿着批示的单子到财政部要钱的时候，才发现国库只有十枚银元了。
军队方面，当时南方各个省份起义的军队都是装备落后，没有统一管属，战斗力都低于北洋军。南京临时政.府无论在军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都管不了各个省份。各省的新军都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团结和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外国势力对中国也是虎视眈眈，随时找借口对局势加以干涉。
都知道这打仗首先打得是钱粮，没有钱这仗还怎么打？别说军费，这新政.府的人员总得开薪酬，养家户口吧？就这些钱也没来处呀？仗是打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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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一片谴责声，说南方政.府是破坏合谈的罪魁祸首。答应人家袁世凯当大总统，自己先把位置占上，又主动挑起战端。
人家袁世凯是叫得很响，但没先动手，你南方这边可是打的第一枪。
而更大的压力，是来自内部。仗打不下去了，主战派没动静了，轮到主和派发声了。武昌首义掀起的这场革命，一个重要力量是来自立宪派。
张謇代表的立宪派，他们本就寄希望于袁世凯，也是在南京政。府中和谈的主要支持者。他们代表的是士绅和实业者，最怕的就是动乱和战争。
谈得好好的，需要统一行动，推举出个大元帅不行吗？非得鼓捣出个大总统，惹事了吧？
想打仗，以为自己胳膊粗力气大，有本事打呀，打不动了吧？
他们的矛头所指，很明显是主战的中.山先生。
民主革命的元老章太炎先生站出来说话了：就是选总统，论功劳应当是黄兴，论才能应当是宋教仁，论德应该是汪精卫。言外之意是，无论如何轮不到你中.山先生。
有的人说得更难听，不是筹款吗？筹到的款呢？自己留起来了？带回革命精神？革命精神用你带吗？没有你参加，没有你带回来的革命精神，武昌起义不是也成功了？两手空空急匆匆的回来，是为抢这个大总统位置吧？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你当这个大总统吗？
就连中.山先生的信徒和学生汪精卫也出来说话了，话说的很婉转，但同样不好听。大概意思是革命者应胸怀坦荡，大公无私，不能为那个人，那一家人，这么多人来革命吧？先生不会是想成为独夫民贼而遗臭万年吧？大家能把你推上这个大总统的位置，也能把你推下来。
这是南方政.府这边。
袁世凯那边日子也不好过，他很快发现自己战线拉得很长，机动部队只有十万多人，士气也不高。没事谁愿意打仗，为一个没落的王朝打仗。南方都苦于应对，后院却又起火，辽南的民军士气正旺。
打起来，同样也是没有钱。另一方面，人家也一直说，大总统的位置给他留着，有必要为清王朝而战吗？通过各个方面、各个渠道的摸底，都说南方政.府和中.山先生是说得真话。
这时候，立宪派也来做袁世凯工作了，给袁世凯交了实底，只要他能使清廷退位，这大总统的位置肯定是他的。
开什么国民会议呀！真要是会议决定了君主立宪，南方也是不会接受的，共和是不可阻挡的。
再说了，君主立宪有你什么好，最多当个皇帝手下的内阁总理。一个没见识的女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当牌位供着。
养虎为患，等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了，一定能容得你吗？不知道伴君如伴虎吗？
现在，南方的情况也很复杂，夜长梦多，谁知道拖时间长了会出什么差头？抓紧时间把清廷赶下台比什么都重要。
第102章 革除弊陋
但是，袁世凯还是不放心。他其实是个没什么信用的人，也就不容易相信别人。如人们常说那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电告唐绍仪，让他去找伍廷芳，和伍廷芳讨句实话。如果他使得清廷退位，当这个大总统有多大把握？
为了当这个大总统，袁世凯已经不顾什么脸面了。前段时间，还假意推让，说这个大总统应当是黄兴来当，现在直接摊牌了。
一月十四日，唐绍仪私下问伍廷芳：袁世凯和清廷正在商量退位之事，如果退位成功，袁世凯的这个大总统有多大可能当上？
二个人是朋友，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伍廷芳也做不了主呀！就去问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此刻正受内外夹攻，一筹莫展，这个要啥没啥的临时大总统，正当得憋气又窝火。
听了伍廷芳的问话，找到了台阶下，马上以自己的名义，给袁世凯发电：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就差着指天发誓了，袁世凯还能让人家怎么说？
这时候，袁世凯的一位北洋爱将，来电问：“南北合谈谈得好好的，怎么又打起来了？有人造谣说，是因为南方同意大帅（袁世凯）当总统，才坐下来和谈的。南方成立了政.府孙.中.山当了大总统，大帅翻了脸和谈才破裂的。我们都不相信，大帅，不会是这样吧？”
这封电报让袁世凯害怕了。自己当总统这个交易，还是秘密，这要是传出去，自己的威信何存？为了清廷，是出师有名的，所谓食君之禄，听君之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自己当这个总统而战，北洋军还有多少人肯卖命？
又有人来做袁世凯的工作，特别是张謇和汪精卫的一番话，更是让袁世凯再不能无动于衷了。
张謇来电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昨由中.山、少川（唐绍仪）、先后电达，兹距停战期止十余小时矣。南勋北怀，未可得志，俄蒙英藏，图我日彰。即公所处，亦日加危。久延十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
汪精卫则请结义兄弟袁克定帮着做袁世凯的工作：“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
紧接着，唐绍仪、杨士琦致电梁士诒转告袁世凯：“清必倒，民国必成，宁使人诽谤为王莽、曹操，而西方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孰得孰失，当能决之。”
接到这些消息，袁世凯心还不落底，又派出亲信出去摸底。
夏清贻到上海面见黄兴，朱芾煌则电询孙.中.山的最后态度。
他的一个死党则到处放话：“若南方能严守承诺，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力，决不迁就。”
看到袁世凯让清廷退位的决心已定，黄兴答复夏清贻：“如约。”
孙.中.山则仍是，只要清帝退位，他将“马上辞职，以袁世凯为代”。
得到这些人的明确表态，袁世凯决心终于下定，立即命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并转秩庸（伍廷芳），谓势在必行，义无反顾，唯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
自此以后，和议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由此，袁世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逼宫上了。
而南方临时政.府那边，或许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不打仗了，多为国家和人民干些实事吧，连续发布变革改制的决定。一方面用难得的国家机器，宣传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立法，将来能对袁世凯形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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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临时政.府的这些改革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建元改历。
改朝换代了，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限期剪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年12月29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表示庆祝。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致各地的电文中，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此后，剪辫的地区或有早晚，甚至也有个别坚持留辫的顽固派，但大势所趋，剪辫的潮流已是不可阻挡的了。
（三）劝禁缠足。三月十一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曩者仁人志士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犹执成见。
“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
内务部根据孙令，在通饬各省文中，曾提出下列要求：“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
缠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便有记载，不过那时只存在于个别“舞人”中。自五代南唐后主令宫人以帛缠足，舞莲花中，由是人皆效之。而自宋以后，随着纲常礼教束缚的加强，缠足便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
“因此，放足也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桔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以前，虽有个别的志士仁人提倡天足，维新派也曾在许多地方设立禁缠足会，但象临时政府这样，自上而下大规模地禁止缠足，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从上述令文和办法中，民主共和派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
（四）禁止刑讯。
刑讯是一种封建野蛮作法，孙中山在禁止刑讯令中说：“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声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他要求“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
接着，他又在禁止体罚令中指出：“乃有图宣告之轻便，执行之迅速，逾越法律，擅用职权，漫施笞杖之刑，致多枉纵之狱者，甚为有司不取也。夫体罚制度，为万国所屏弃，中外所讥评，前清末叶，虽悬为禁令，而督率无方，奉行不力。顷闻上海南市裁判所审讯案件，犹用戒责，且施之妇女。以沪上开通最早，四方观听所系之地，而员司犹踵故习，则其他各省官吏，保无有乘民国初成，法令未具之际，复萌故态者。”
他着重申明：“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
第103章 速定大计折
南方临时政.府继续发布法令和政令，革除旧时代的弊端和陋习。对于这些举措，为了条理清晰，我们还是接续上一章的编号。
（五）保障人权。天赋人权是现代社会平等学说的核心。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通令改变所谓“贱民”的身份。他说：“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及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为此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
（六）禁止买卖人口。从保障人权出发，孙中山还专门发布过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令中说：“前清入主，政治不纲，民生憔悴，逃死无所，妻女鬻为妾媵，子姓沦为皂隶，不肖奸人，从而市利，流毒播孽，由来久矣。”他要求：“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
（七）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
孙.中.山长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之疾苦，因此临时政.府成立后，专门向外交部下达了禁绝买卖“猪仔”、保护华侨令，令中说：“查海疆各省，奸人拐贩猪仔，陷人涂炭，曩在清朝，熟视无睹，致使被难同胞，穷而无告。
“今民国既成，亟应拯救，以尊重人权，保全国体。又侨民散居各岛，工商自给者，亦实繁有徒，屡被外人凌虐，然含辛茹苦，挚爱宗邦。今民国人民，同享自由幸福，何忍侨民向隅，不为援手？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
（八）严禁鸦片。民主共和派是坚决的禁烟派。
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出的严禁鸦片令中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偏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
他“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缅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
他还提出要求说：“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鸦片贸易，英国为罪魁祸首，南京条约更把这种罪恶行径合法化。
因此，孙.中.山在严禁鸦片时，非常注意和英国的关系。
即使他在临时大总统解职后，仍为禁烟问题致伦敦各报说：“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患。吾人今既建筑共和政体，切望扫除此毒，告成全功。予自引退临时总统之任后，对于此事，潜心推考，知今日最要紧之举，即在禁绝中国栽种罂粟。然非同时禁绝售卖，势难停种，故必须将买***悬为禁令，则禁种始能收效。兹因与贵国订有条约，碍难照行，予今敢请贵国于吾新国定基之初，更施无上之仁惠，停此不仁之贸易。予切愿以人道与真正之名义，恳贵国准许吾人在本国境内禁止售卖洋药、土药、害人毒品，并许悬为厉禁，则栽种自能即停，谨为全国同胞乞助于英国国民。”
（九）改变称呼。
称呼也涉及到人权和人身的平等，封建社会是个等级社会，森严的等级从称呼上便表露无遗。因此，人和人的称呼也关乎“共和”和“专制”
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非常重视。
他在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命令中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以官职相称，比较起“大人老爷”来，肯定是很大的进步。
（十）废止跪拜。跪拜之礼，是一种提倡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极不平等。而这种礼节和平等和人权说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即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此后，鞠躬礼便逐步流行开来。
（十一）禁止赌博。临时政.府内务部曾分咨各部及各省都督，要求“无论何项赌博，一体禁除”。其办法是：“凡人民宴会游饮集合各场所，一概不准重蹈赌博旧习。其店铺中有售卖各种赌具者，即着自行销毁，嗣后永远不准出售。责任各该地方巡警严密稽查，倘有违犯，各按现行律科罪，以绝赌风而肃民纪。”
（十二）廉洁奉公。
孙.中.山为民主共和到处奔走，生活极为俭朴。他的旅费多半是别人资助的，自己身上经常一文不名。就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身穿的大衣也是一件极粗陋的呢子制成的。
由于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只是给了由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三十元。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的生活。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有人前往祝贺，正遇上这位总长自己在洗衣服，由此可见临时政.府职员生活之一斑。
（十三）任人唯贤。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在用人方面，基本上做到了“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从他对待自己的胞兄孙眉的态度，便很可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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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袁世凯的逼宫吧。
其实，对袁世凯说来，逼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的，很难的。虽然袁世凯这一类的政客，有时是很无耻的，但在很多的时候，也还是要些脸面。毕竟是公众人物，还是要顾及一下社会形象。
因为，袁世凯一直宣称自己是“世受国恩，忠君报国”。在议和之前，他一直把反对共和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经常对大家表白：“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不止一次地宣扬：“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
就在不久前的一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弟袁世续指着他自己脑后的辩子问袁世凯：“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
袁世凯还斩钉截铁地回答：“您大可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的，总要千方百计保全的。”
在南北议和开始后，袁世凯还恭恭敬敬的对皇族亲贵说：“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不停的对外国公使等宣称自己的这些主张。
比如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在召见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时还承诺：“作为根本解决时局的办法，我个人主张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
同月二十三日接见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仍坚称“大清万世一系为益。”
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初，他在外交场合还大讲：他本人“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会和主张共和的乱党同流合污。”
时时处处表现出，他和清廷是休戚与共，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他要做的，只能是肝脑涂地，来报答清廷对他的恩重如山。
是的，袁世凯是很难的。他一直难下决心，除了不敢轻信这些革命党外，这方面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如果国民会议做出实行共和国体的决定，就好说了，他袁世凯只是不得不接受国民会议的决定，不得已而为之。
第104章 隆裕太后
一个如同袁世凯这样的公众人物，能一点信用不讲吗？一个如此重大而又相左的政治取向，可以说变就变吗？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谈何容易？
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摆到了这里，不是他袁世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不是他愿意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而是不这样做不行了。无论多难，必须要做的事总得去做；所谓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还好，袁世凯已经提前做了渗透，让梁士诒布置驻俄公使陆徵详等人，电请清廷退位。
驻俄国大臣陆征祥已电请外务部代奏：“今既政变纷乘，人怀民主，似不如追踪太王，明诏父老，则先圣后圣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仁人之报，利亦必溥。” 驻荷兰国大臣刘镜人，也发来内容相近的电报。
这些奏折，袁世凯已经转交上去了，不至于清廷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朝廷肯定会提出，不是开国民会议决定吗？还没开会，没做出决定，怎么就要求退位呢？这也是很难解释的，幸亏有革命党人这阵子来势汹汹的攻势做为说词。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上折密奏《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其主旨就是请清帝禅让，等于正式对清帝提出退位的要求。
折称：“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
|“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
“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
“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其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
“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要求清廷召开皇族会议，从速决定帝位去留。
关于袁世凯上朝觐见过程，许多史书是这样记载的：“他跪在红毡垫上，一边耸动着双肩，抽缩着鼻子，流淌着眼泪，一边向坐在炕上的隆裕太后断断续续地诉说着，那＇伤心＇的样子简直非语言所能形容。隆裕太后默无一言，唯有用手绢擦拭流不尽的泪水。
“坐在隆裕太后旁边的幼小无知的宣统皇帝，不知地下跪着的矮胖老头为谁，听不懂他嘴里嘟囔的是什么，也不明白两个大人因何啼哭，心里非常纳闷。”
末代皇帝溥仪，这时候应该是记事了，很多年后对这个场景的回顾，证实了以上的情景是真实的。
袁世凯何以会如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这是演戏，演戏给这孤儿寡母看。
如有些史家所说：“袁世凯见自己主演的这幕逼宫戏效果还不坏，心中窃喜，叩头辞去。”谈到奏章时，史家也常说道：“在这里，什么一定主持君主立宪”的诺言，岂忍负孤儿寡妇的恻隐之心，统统不见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恫吓之意。”
为了能当上大总统，对清廷，对革命党，袁世凯肯定做了行骗之事。但是，袁世凯在朝上念奏折的难过的样子，未必是装出来的，或许，他真的很伤心，也很难过，甚至可能有些自责。
问笔者有什么根据，肯定没有，只是一种推测。为什么这么说？
其一，袁世凯一个大男人，一个男子汉，有什么必要在一个弱女子面前，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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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这样做有用吗？肯定没有用，袁世凯就是在以自杀相威胁，隆裕太后也不会因此而被感动答应退位的。
其三，袁世凯是人，是个有血有肉，总得说来还是个有一定良知的人。
其四、清廷对得起袁世凯吗？回答是肯定的。晚清这个没落的朝廷，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可以说这个朝廷欠中国所有老百姓的，欠很多很多人的，但恐怕不欠袁世凯的。
你袁世凯是出过不少力，也可以说是为清王朝立下过不朽功勋，但你袁世凯也没少干坏事。比如驻节朝鲜最后关头丢国格，误导朝廷，对甲午战败是有责任的。
比如给奕劻等高官送礼，败坏朝廷纲纪和社会风气。比如结党营私，用人搞任人为亲。比如，搞阴谋诡计陷害忠良。比如，把北洋军培植成袁.家.军，许多北洋军将领眼中只有袁世凯而不认其它。……
从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白丁，一路被提拔为朝堂之上数一数二的重臣，清王朝对你袁世凯还不算厚待吗？
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对你最重的处罚，不就是让你垂钓洹上，享几年清福吗？最后不还是重用了你吗？你骗人家光绪皇帝，人家的弟弟为死去的兄长报仇不应该吗？也没把你怎么样。
就算摄政王载沣对你不起，人家孤儿寡母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吧！而你是怎么对人家的？如果单纯地站在清廷的立场上说话，平定武昌对北洋军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早点平定武昌，有后来的全国乱局吗？袁世凯当然改变不了清廷灭亡的历史，但是不是还可以再维持一段时间呢？如果人家就不用你袁世凯，你不还得在家垂钓吗？而事实是请袁世凯出来，客观地说不过是加速了清廷的灭亡。
袁世凯从前线回来的时候，隆裕太后是怎么重托于你袁世凯的？你袁世凯又是怎么保证的？可你是怎么做的？对得起孤儿寡母对你的信任和重托吗？是的，袁世凯是下定了决心要摊牌了，但不管决心多大，人怕见面，树怕剥皮。当面对那可怜的母女时，难道会对自己做的所有一切，非常的理直气壮吗？
做为一个稍有一点良心的人，不应该有所自责吗？不应该为自己做的那些对不起人家的事而感到歉意吗？所以，袁世凯在朝中的表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不是这样，袁世凯恐怕都不够人这两撇。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隆裕太后也算是个可怜人。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来认识一下这个女人。
隆裕（1868年2月3日—1913年2月22日），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名静芬，小名喜子，慈禧之弟副都统叶赫那拉桂祥之女，是光绪的表姐。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慈禧太后钦点成婚，次年立为皇后，并在婚期过后住进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
大婚庆典定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正当后宫上下为皇帝的大婚忙碌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89年1月16日）深夜，这是一个雪花纷飞数九寒冬之夜，紫禁城突起大火，烧毁了太和殿前的太和门。
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废墟。慈禧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再入后宫。如何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成为问题，慈禧再次做出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她居然责令扎彩工匠日夜赶工，在火场搭盖太和门彩棚！最终也搭起一座足可以假乱真的太和门，使长期在内廷行走的人，一下子也难辨真伪。
第105章 大难不死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是钦天监选定的皇后入宫吉日。午正三刻，是奉迎皇后的吉时。光绪帝头戴珠冠身着龙袍，升坐太和殿，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礼部官员宣读册封皇后的诏书。奉迎正使和副使待光绪帝回宫之后，率领着奉迎大臣们前往后邸迎接皇后入宫。与此同时，瑾、珍两嫔也由神武门被迎入后宫。
在婚期过后，隆裕住进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但光绪帝只宠幸珍妃，和隆裕之间感情很不好。光绪应知慈禧太后之所以会挑选隆裕为皇后，是想用亲侄女来监视自己，因此而对她多有防备。姿色并不出众，且性格柔懦，身为皇后既不得宠，在宫中也得不到慈禧太后的欢心，平日与诸命妇王妃见面时也不太有威信。
不喜欢也就算了，光绪皇帝还经常捉弄隆裕太后。根据晚清太监的回忆，光绪皇帝每次经过隆裕寝宫的时候，都会非常气愤，而且他养的狗在隆裕寝宫前也是随地大小便。好歹人家也是后宫之主，光绪在老佛爷那里受的气没地方出，就把隆裕当成出气筒。
隆裕的容貌虽不太出众，不过她是一个非常有涵养的女性。光绪对她的种种举动她本可以告诉慈禧，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在德龄公主所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笔下的隆裕太后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性，德龄公主对隆裕赞赏有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联军攻入紫禁城前夕，皇后随着慈禧太后、光绪帝和其余宫眷一同逃往西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行人再度回到了紫禁城。在珍妃死后，皇后依然不得宠。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驾崩，依慈禧太后遗命由宣统帝即位。依宣统帝之命被尊为隆裕皇太后，被称为“兼祧母后”，上徽号“隆裕”，史称隆裕皇太后。宣统帝登位时年仅三岁，因此由太后抚养宣统帝。同时隆裕太后也实行垂帘听政，和摄政王载沣 共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
隆裕不善于巴结于人，所以亲信不多。自当了太后，时有秉裁军国大政，她才知道要守住太后的宝座，必须要保住溥仪的帝位，这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尤其是与那些手握实权的亲贵与外臣联合。因此，当载沣树威立信，筹建统治班底之际，隆裕也不得不想方设法笼络一些大臣，以防止载沣权力过大，而危及到自己的位置。
隆裕拉拢的对象是庆亲王奕劻，奕劻因得隆裕太后的恩宠，受封清王朝最后一个铁帽子王爷。奕劻在朝中权力很大，与练兵起家的袁世凯相互勾结，载沣一开始就决定进行有限的抵制。
有一次载沣拟提名那桐为军机大臣，请示隆裕，不想隆裕却推荐袁世凯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当军机大臣。这一下，载沣被惹火，虽然他也答应让两人同时当军机大臣，但不无警告地提醒隆裕说，只有朝廷重大事件，太后才能出面商议，这些具体政务，不必烦劳大驾。
载沣虽没明说，但隆裕心知肚明，是让她不要越位。经此一遭，本来就没什么实权的隆裕，从此就很少直接出面干涉载沣。对于幼帝只能尽母亲的责任，而对这个国家她已是有心无力。
其实，说隆裕太后可怜，是有些可怜，可是跟真正受苦受难的的那么多天下女人比，她可怜吗？从小生在皇亲贵族之家，锦衣玉食，什么事都有下人伺候。从十几岁开始就贵为皇后，在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成了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
很多知内情的人，都说隆裕太后是个很好的人，或许，有些人为她鸣不平。似乎她当政的几年，没做过什么坏事，为她的前人慈禧等承担罪责不公平。其实，也不尽然。如果她没有那些前人，能继承大清江山吗？要继承不可能只继承好的方面，而不对坏的方面承担责任。所谓，风风雨雨都接受。其实，若论结局，在中国历代的亡国之君中，她的结局可能是最好的了。大可不必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伤悲。
隆裕虽然一直困在深宫，见识不是很多，其实是个很精明的人。并非像很多人说那样，遇事什么主意都没有，就知道哭。其实，对于女人来说，在男人面前哭，有时候是最聪明的做法。女强人慈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多时候还萌可怜掉眼泪呢。隆裕太后只是没有慈禧那样的心机和手腕，不会像慈禧那样玩权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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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袁世凯嘟囔完上奏后，隆裕太后在不停的抹眼泪的同时，还是不忘问了袁世凯一句：“不是说好了，开国民什么会决定吗？这会还没开，就么就非让我们这孤儿寡母退位呢？”
对此，袁世凯当然是有所准备，他讲了事先准备好了的几个方面的理由。
其一，其实所谓开国民会议的动议，是我们这方提出来的。唐绍仪他们在下边做了很多工作，中间也托了不少人，包括外国使臣从中斡旋。对方只有伍廷芳和少数几个人勉强同意。他们所以同意，也是因为认定国民会议肯定作出共和的决定。因为二十个省 ，对方占十四个省，他们的人多。话说回来，就算真通过了君主立宪，也没有用。到时候伍廷芳会说他是越职行事，和唐绍仪一样辞去代表职务，他签署的协议也就成了废纸一张。
其二、和谈的过程中，两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虽然我方没有把握胜他们，但还有一拼。而现在，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从人数上看，我们指望的北洋军也就十万人，而对方已经是四十多万之众，并且士气高涨。
从财力上看，我们是国库空虚，他们不一样，听他们知情者说，孙.中.山从国外可带回很多很多钱。
袁世凯说到这里，隆裕太后问：孙.中.山不是没带会一文钱，只带回革命精神吗？看来，在深宫的隆裕太后知道得也很多。
袁世凯说：这话能信吗，这是烟.幕.彈，是麻痹我们，我们差点上当。
其三，南方虽然成立了政.府，其实，是属于失控状态。伍廷芳好心告诉我，趁热打铁，过这个村不一定再有这样的店了，到时候，恐怕就不是能不能优待了，而是能否保住命了。
说着，袁世凯激动了，“我都后悔死了，要知道国家已经被搞成这个样子，已经被搞得这么糟，这样的民怨沸腾，不得人心，我说什么也不会出来。在家钓钓鱼虾，享享清福不好吗？干嘛受这个罪？太后呀，昨天要不是庆王爷和醇王爷，到我家逼着我干，我今天送来的就不是这份奏折，而是内阁总辞职的奏折了。不管您信还是不信，我现在为太后和皇帝争取的是最好，最有利的结果，天地可鉴。”
说着，刚刚站起没多久的袁世凯又跪了下去，委屈地一阵大哭。
从宫里出来，袁世凯的心情并不好，面对孤儿寡母，对他真是一种折磨。接下来发生的事，还真成全他了。就是革命党人，阴差阳错地对袁世凯所进行的暗杀。
这是京津同盟会暗杀部策划地行动，暗杀袁世凯的具体组织者是郑毓秀。
郑毓秀（1891—1959），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倡导者 。出生于广东广州府新安县西乡屋下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郑姚，穷苦出身，后在.香.港.发迹，成为大商人，曾赈济黄河水灾，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郑毓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第一位女性律师，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
为了能够成功杀死袁世凯，郑毓秀等革命党人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参与计划的志士分组行动，准备在预定地点向袁世凯投掷炸弹。
第106章 小德张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的情况表明，真正阻碍南北议和的是以良弼、铁良为首的皇族贵戚，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根据平时的线索，通知了八位战友，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郑毓秀无奈之下也只好赶去现场。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在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出来，前往他的新办公地点外务部新衙门。当他的马队快要行进到东华门外大街和王府井大街路口处时，从路北边的三顺茶点跑出三个人，分别向他掷出三枚炼乳罐大小的炸.弹。因袁世凯的马车跑得快，第一枚和第二枚炸.弹扔晚了，落在马车后。炸伤了袁的卫队和马匹，有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他的侍卫管代袁金标送医不治身亡；第三枚炸.弹没有炸。
炸.弹之所以扔的不准，还有一个原因是路边有个木质岗亭挡住了刺杀者的视线。三名刺杀者扔完炸.弹后又跑回茶店，警察当即逮捕了十个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
从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身上均搜出武器，当日便被行刑。郑毓秀凭借自己的才智，巧妙躲过了追捕。后来去找一些当记者的外国友人，以他们的名义将被逮捕的其余七名战友保释出狱。
张先培（1890—1912），字心裁，贵州省麻江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成员，出身官宦家庭，北京陆军贵胄学堂毕业。后在军谘府测地局任职，1911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
黄之萌（1888—1912），广东开平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成员，北京陆军测绘学堂毕业。1911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
杨禹昌（1885—1912），四川资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成员。一九一零年，杨禹昌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陆军测绘学堂。是年农历十月，他离乡北上，在武昌偶遇黄之萌和张先培，三人志同道合，遂结为莫逆之交同上北京。1911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
大难不死，袁世凯吓得也不轻，正打怵见那孤儿寡母，借机危险和旧疾复发而称病不出。派出赵秉钧和胡惟德等人和清廷打交道，自己则躲到了幕后。
被刺事件很血腥、很恐怖，对各方振动极大，也在某些方面帮了袁世凯。先前，为了吓唬皇族宗亲，让他们尽早就范，袁世凯曾让人在京城到处散布，京城到处都是革命党。这下子得到了验证，大家不能不信了。
还有就是，一些皇族亲贵见袁世凯剿灭乱党不积极，造舆论说袁世凯已与乱党勾搭成奸、沆瀣一气，现在谣言不攻自破。
让一个王朝退出历史谈何容易。
十七日，隆裕太后召集宗室王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实行共和。会上奕劻和贝子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溥伟和载泽等人则极力反对，双方争论不休。
隆裕太后只是抱着宣统小皇帝呜呜大哭，会议无结果而散。同样的会议十八日接着开，同样是没有结果。
当晚，良弼、溥伟、铁良等人纠集了几十个人到庆王府，攻击和围攻奕劻。主要也想做奕劻的工作，因为奕劻在皇族宗亲中影响力较大。
但是，不管这些人怎么样的威胁和恐吓，奕劻就是主张不变。
他坚持说：“你们这些毛孩子懂什么，胡喊瞎叫有用吗？大.清就亡在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明事理的人手里。整天排斥汉人，光靠我们满人能管好这么大个国家吗？国家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不知道维护祖宗的基业吗？大.清退位对我和我这一家有什么好处。你觉得你们这是为我们这个家族好，其实你们这是害我们大家。你们说袁世凯这不好。那不对，我也不反对，但是，现在能帮我们的，还就是袁世凯。非得让大家和你们一块去死吗？你们省省吧，听一句老人言吧！”
奕劻这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没能打动这些个极端和狂热分子。这些人趁势发起组织了宗社党，并大肆展开活动。
良弼，满洲镶黄旗人，清末大臣、宗社党首领，清太祖努尔哈赤幼弟贝勒巴雅喇八世孙。祖上原系宗室，顺治年间七世祖巩阿岱（贝子拜音图之弟）依附睿亲王多尔衮。故被削爵、幽禁、黜宗室，直到嘉庆四年始命复宗籍，赐红带子。
早年丧父，与母亲杭阿坦氏相依为命，从小接受正统的忠孝伦尚教育，侍母极孝。
作为皇室后辈，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腐朽气质，更没有逗鸟遛狗的爱好。他曾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后，入练兵处，旋充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司长。禁卫军成立，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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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弼刚正傲骨，素有大志，以知兵而为清末旗员翘楚。不但是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而且才情卓越”，参与了清末一系列振武图强的军事活动，“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尤注意延揽军事人才，举凡吴禄贞、哈汉章、沈尚谦、卢静远、章递骏、陈其采、冯耿光、蒋百里等无不延纳，与铁良等被称为清季干将。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良弼既反对起用袁世凯，又反对革命，冀图“以立宪弥革命，图救大局”。
一月十九日，宗社党发布宣言，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
此时，良弼的禁卫军协都统一职虽已被冯国璋接替，但在禁卫军中仍广有人脉，铁良更是久历行伍，在军中的影响大约仅次于袁世凯，因此宗社党声势不小。
奕劻所以这样的坚持，有人说是收了袁世凯三百万两银子，在为袁世凯出死力。
凭袁世凯的办事风格，给奕劻送重礼是很正常的，但送这么多恐怕不值得。
无论奕劻的活动能力有多大，但因其贪腐，在皇族宗亲中威信并不是很高，能量也很有限。袁世凯用银子的地方很多，不见得花到奕劻身上这么多。
奕劻或许是在帮袁世凯，但他可能更是识大体。
袁世凯很着急，他怕有变，怕夜长梦多。这一天，他的好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来访。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英国外交家，生于爱尔兰，为农家子弟。就读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学院，拥有文学硕士学位 。
清光绪二年(1876)来华，先在北京领事馆任见习翻译员，曾于各口岸学习领事业务，对中国官场相当了解。
一八八八年升为北京公使馆馆员，一八九一年成为中文书记长。一八九六年出任汉城总领事，一八九八年升为驻华代理公使，一九零一年成为办理公使，一九零六年成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
一九二零年退休之后，曾出席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袁世凯与朱尔典是故交，他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因位高权重而备受猜忌的袁世凯被贬谪出京，袁一度心灰意冷。据说朱尔典还曾去信劝他振作，养身待时。
第107章 只能亲自上阵
一直以来，无论是南北议和，还是给清廷施压，朱尔典都一直在全力帮袁世凯，他是看好袁世凯的。
袁世凯有个特点，不管是哪儿的人，哪国人，只要是重要人物，他见一次面就准能把对方的名字记下。再次见面，能马上喊出对方的名字， 使对方常很惊奇、感动，会觉得自己在袁世凯这里很重要，很被袁世凯看重。
袁世凯不懂外语，但外国人的名字无论多难记，他都能记住。有人因此说袁世凯的记忆力惊人，其实不尽然，只是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别人不屑于去下的功夫。说明袁世凯对人对事，有独特的判断和领悟，是小事情中见大智慧。
朱尔典是可以用汉语和袁世凯交流的，他说中国话袁世凯也能听得懂。一般说来，在外交场合，外交官是必须说自己母语的，这在很大程度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
但朱尔典和袁世凯是老朋友了，所以也就很随便了。
听了袁世凯的担忧后，他和袁世凯商定，可以考虑由请廷授权，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先把全国的政令先统一起来，避免在这个阶段出现权力真空。这样，可以把清廷和南方政.府都放在一边，必要时，为安全起见，也可以把临时政.府放在天津。这实际上是建立一个，凌驾在清廷和南方政.府之上,号令全国的政.府。
同日，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参加了继续召开的御前会议。赵秉钧在会议上提出了成立临时政.府的动议，袁世凯的想法一下子被清廷的亲贵们看穿，立刻遭至他们的强烈反对和谴责。胡惟德、梁士诒用财政困难、军费匮竭、无法打仗、外国将要干涉等理由进行说服。纨绔子弟和清廷的顽固派们根本听不进去，话说得越发难听。
袁世凯本来一再嘱咐这参加会议的几个人，一定注意说话的态度，多做耐心说服的工作。
一天天的，赵秉钧见这些人油盐不进，说话放肆，终于火了，激动地说：“人心已去，君主制度已无法无力保全，劝大家还是往前看，往远看，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做出明智和正确的选择。
“你们这样的议而不决，这样的无限期拖下去，别说南方的那些革命党，就是我们这些内阁大臣也没耐心奉陪了。如此下去，内阁只能总辞职，你们有本事，来和革命党打交道吧！
说完起身就走，胡惟德和梁士诒也忿忿地跟上。
隆裕太后喊他们留下，说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就是不要扔下不管。
几个人对隆裕太后还是十分客气和尊重，只是说和这里的有些人对牛弹琴实在是浪费时间，还是坚持离开。
隆裕太后抱起溥仪又是一阵大哭，御前会议再次不了了之。
蒙古王公纷纷出京，各回本旗，组织敢死队保卫朝廷。陕甘总督升允准备带兵马勤王护驾。宗社党则分头活动，有人去印传单，揭露袁世凯的阴谋，有人则去御林军召集旧部，他们到处放风要杀袁世凯为国家除害。
被那次炸.弹袭击吓破了胆的袁世凯，连日来已经钻到地下工事办公和休息，听说宗社党要拿他开刀，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急调曹锟的第三镇人马，进京护卫。觉得曹锟所部赶到需要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想由外国军队护卫，到天津租界去躲避。手下的人看他如此的怕死，不好意思说破，只是劝他现在是特殊时期，不可以轻举妄动，没有必要过于大惊小怪。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要求赵秉钧组织好护卫，加强防护。
成立临时政.府的事，袁世凯在清廷没找到市场，又转向南方政.府寻求支持。他让唐绍仪把他的想法转告伍廷芳，伍廷芳将此传达给革命党高层后，没想到反应更加强烈，特别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严正指出，清廷不退位，一切免谈，清廷把权力私授于任何人都是非法的，南方政.府也绝不会承认。
组织临时政.府的事在两头碰壁后，袁世凯自讨无趣，想来还得从逼宫上下功夫。他找来赵秉钧、胡惟德、梁士诒等人来商量，寻求如何突破。
梁士诒说：“让皇族这些人都改变态度，这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关键还是太后的态度，还是要想办法做太后的工作。”
赵秉钧说：“通过这些天的接触，他觉得太后这个人真还是个很好的人，也很寛宏大度。但说起来，对她的工作也没少做了，每次我们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也主要是给她听的。但这很难奏效，因为场面上只能说场面的话。但话说回来，这事放到谁身上，也很难，下这个决心真的不容易。如果，找一个和太后能说上私方话的人，可能效果要好些。”
胡惟德说：“听了二位的话，我到是想起一个人来。”
“您说得是小德张吧？”梁士诒细眯起双眼。
“对了，您们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听说这隆裕太后最听小德张的，甚至有时候还有点怕他。隆裕太后特别爱磕瓜子，但瓜子吃多了对她身体不好，小德张每次见她磕瓜子就制止她。有的时候可能急了些，管得也严厉一些。隆裕太后是又想磕瓜子，是又怕小德张，一见小德张，吓得赶紧把瓜子藏起来。”赵秉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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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了，这小德张最爱财了。他就是穷怕了，才当的太监。这家伙够狠了，是自己割的。听说不会割，没割干净。隆裕太后一辈子没被光绪恩宠过，从小德张那得到了满足，所以他们的关系特别特殊。”旁边一个人言道。
“别瞎胡说，这都是无聊的人编排的，隆裕太后可不是这样的人。”袁世凯紧忙制止。心里想，小德张爱财就好，送份重礼，让小德张帮着说话到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让赵秉钧找人请小德张过来一次。
张兰德（1876年－1957年4月19日），天津静海县南吕官屯人，太监总管。名祥斋，字云亭，在内宫太监里排辈兰字，慈禧太后赐名“恒泰”，宫号小德张。
一八八八年十二岁自宫其身，一八九一年入宫当太监，一八九二年被派入宫内南府升平署戏班学京剧武小生，技艺精湛，深受慈禧太后赏识。
一八九八年被提升为后宫太监管事。庚子事变中，随慈禧太后西狩，回京后升任御膳房掌案，三品顶戴。
一九零九年，按照慈禧的懿旨，小德张升为长春宫四司八处大总管。由于小德张十分的聪明，而且善于投机钻营，很会讨人喜欢，并且想方设法得到了慈禧的青睐，大权在握，混得更加风生水起。
小德张的家庭条件很不好，父亲是打渔的，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年景好的时候还能吃上饭，遇到天灾人祸，那就只能是饿肚子了。由于家境贫寒，小德张稍大一点就出去给人打短工，搞船运贴补家用，即使这样，家的日子过得也异常艰辛。
再穷的人也可能有富亲戚，小德张也是这样。他的姑奶奶是个大财主，非常有钱。小德张和他的哥哥有一年去给姑奶奶拜年的时候，遭到姑奶奶家人嘲笑，说他一辈子也买不起其姑奶奶家的大套车。小德张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愤然离去。
怎么能成为富人呢？听说皇宫里的太监个个有钱，他思考良久，决定进宫当太监。肯定地说，小德张是个非常之人，他做出了一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举动：自己动手自宫，而且用的是镰刀。自宫后，小德张痛的死去活来，母亲发现后非常后悔，但是也没办法，赶紧急救。这个世界还真有奇迹，小德张昏迷了六天醒过来了，保住了一条命。
但是清朝要进宫做太监是要候缺的，只有宫里太监出缺才能进新的太监，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在家人的帮助下，为小德张买了个缺，恰好当时一个老太监死了，于是小德张进宫成为太监。
小德张自从在慈禧太后身边伺候以后，可以说是左右逢源，深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太监大总管李莲英的喜爱。虽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常有争执，但是小德张的尺度把握的非常好，因此光绪皇帝对小德张也比较信任。
慈禧太后去世，小德张已为自己铺好了路，那就是帮助隆裕太后保住太后的宝座。在安葬好慈禧太后以后，隆裕太后的位子被其他三个妃子窥视，都要争着回宫拿到太后金印。小德张当机立断说服了隆裕太后，策马狂奔回宫里把太后金印拿到了手中，隆裕太后由此而坐实了太后的位子。
第108章 叫嚣战争的人一般是从不上战场的
赵秉钧行动很快，时间不长，小德张来了。
他和袁世凯常见面，只是没办过什么事。每次小德张见袁世凯都显得很恭敬，袁世凯对他也很客气。
和李莲英相比，小德张要英俊得多，但给人的感觉没有李莲英大气。
袁世凯把别人都支走，剩他和小德张两个人的时候，先把整个国家面临的大形势，和小德张讲了一遍。
小德张应该对这些不是一无所知，但从主持大局之人这里听来肯定是不同的，他听得很认真，看起来也很感兴趣。
“张公公，我真得很后悔，怎么也没想到这大.清朝被搞成这个样子，我要是不出来，过悠哉悠哉的日子多好，这过得是什么日子，门都不敢出，出门就挨炸.弹。”袁世凯两手一摊。
“袁大人，我们主子知道您不容易，在背后没少说您的好。”小德张很会说话。
“要是都有太后这样的胸襟就好了，可是别人可不这样想。我袁某世受国恩，只要能保住咱大.清江山，我吃多少苦受多大累，就是把这条老命豁出去，又有何不可？谁不知道，我袁某与革命党势不两立，如果还能有一拼，我能不拼吗？
“现在，人家四十多万兵力，还有战力超强的海军舰队。要钱有钱，孙大炮带回来的钱说是数目吓人。我们呢？北洋军就区区十万人，要钱没钱，要饷没饷。我袁某拿什么和人家拼，打是肯定打不过。
“人只能去做能够做到的事，我就想着通过谈判，朝廷自动退位，能为太后和圣上，以及所有的皇族亲贵，还有宫里的大家，争取像样地优待，让大家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的问题是，清廷不肯退位，乱党那边，催得又急，真没办法。”
“袁大人，您能和奴才说说您想为清廷争取到的优待条件吗？”小德张问。
看来，这段时间小德张也没少朝这方面动脑筋。
袁世凯于是把两方基本已经达成的优待清廷的条件说了一遍。
“奴才不懂军国大事，历史还是知道一些的。一个亡国之君，能享受到这样的优待，已经很难为袁大人了。我只是不知道，袁大人喊奴才来，和奴才说这些是何意？”
袁世凯没说话，拿出一张银票，放到小德张面前。
小德张看了一下数目，两眼放光，“袁大人这是何意？”
“太后那里，请您……”
袁世凯话还没说完，小德张马上把银票推回到袁世凯面前。
只听他激动地言道：“主子对奴才恩重如山，要害我家主子，奴才是决不会干的。奴才很穷，这辈子没见过钱，但要想让我害主子，我是决不会干的，给再多也不会干，要奴才的命也不干。袁大人告辞。”
小德张说着站了起来。
袁世凯连忙陪笑脸，“公公，哪儿的话，我怎能害太后，就是您想害，从我这也过不去呀！”
“那您是让奴才干什么？”
“没事，什么也不需要干，看现在这个情势，公公在宫里是没有多少时间可待了，万一出来，有这些银子，您和家人，不是能过上差不多的生活吗？”
“袁大人，哪可不行，无功不受禄，您这儿也到处都用钱，我怎么好花袁大人钱？”
袁世凯摇了摇头，“无功不受禄谈不上，袁某这里还真有事需要公公费心的。”
说着把银票又推到小德张面前，示意他坐下。
“不知袁大人吩咐奴才办什么事？”小德张有些疑惑，但还是坐了下了。
“很简单，就是把我刚才和公公讲得当前的这些情势，方便的时候，说给太后听听。我们大家都知道，太后特别信任公公，别人说的话，她未必相信。”
“奴才虽身在宫中，外边的事也是知道一些的。袁大人既然是一心为太后和朝廷好，就是袁大人不吩咐，空闲的时候，奴才也是要经常和太后叨念的。只怕是军国大事，奴才的话，不见得能有什么用场。”
“能不能有用，能有多大用场，不妨事，公公只要把该说的话说出去就行了。
“做这样的事，实是我们这些当奴才的本份，这银子？……”小德张看着眼前的银票。
“一点心意，以后请公公帮忙的事还多。”袁世凯摆了摆手。
“那我就恭敬不入从命了。”小德张小心地将银票收起。
又说了些闲话，小德张起身告辞，袁世凯起身相送。
快到门口时，袁世凯说：“还有一事拜托公公，如果宫里发生了公公认为袁某应该知道的事，还请公公及时相告。”
小德张连忙点头，一口答应：“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袁世凯在小德张身上下的功夫果然没有白费，小德张一有机会就在隆裕太后声言外边的形势有多严峻：各省纷纷投向乱党，乱党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朝廷的兵士都不愿意打仗，根本抵抗不住乱党的进攻。若不答应乱党的要求，乱党一旦杀进京来，性命不保。如果自动退位，则能获得优待云云。
奕劻也在朝堂之上，大造革命党方面是如何如何的不可战胜的神话。有一次隆裕太后召对，他进宫时对众人说了革命党军的数目，一转身功夫等隆裕太后召见时，数目又大了不少。只是没人问他：这么短的功夫，增加的这么多革命党军是哪儿来的，他又是如何知道的。
隆裕太后每天都处于胆战心惊之中，越来越失去信心。
袁世凯这边迟迟没有消息，革命党方面也失去耐心。
一月二十二日，中山先生提出议和的最后解决办法五条，等于是发出最后通牒。
一、清廷退位，由袁世凯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告各国政.府，或让驻沪领事传达也可。
二、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
三、接到清廷退位的通知后，孙.中.山即行辞职。
四、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方能接受事权。并严重指出，袁世凯如不能赞同共和，无和平解决之诚意，如此，则优待皇室和满蒙条件亦不能实行。此后战争再起，陷天下于流血，其罪当有所归。
中.山先生令伍廷芳将此转告袁世凯，并公开发表在各大报纸上。
接此电报后，虽然让袁世凯这当到总统的渴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但也立时使他的处境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原来就有传闻，袁世凯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有种种私下交易，现在把两方私下密商的东西大白于天下。这给清廷反袁世凯的势力提供了炮.弹。
宗社党活动更加猖獗，他们痛骂袁世凯为乱臣賊子，以皇族亲贵組成的北洋第一镇杨言，要发兵讨伐袁世凯。有宗社党人则恐吓，对袁世凯及追随者实行暗杀行动。有人还公然宣称，已在袁世凯家安置好了炸.弹，空气立时变得分外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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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信用不好之人，人们还是很反感的。
有些袁世凯的支持者也对他的用心发出疑问，更有外国使者由此对他出言讥讽。
狼狈不堪的袁世凯，赶紧欲盖弥彰。此地无银地让外务部发表文告，说他从来无意当什么民国的大总统，并让人散布，他正在准备辞职，回彰德颐养天年。
把双方密谈的事情，公诸于天下，对革命党人内部，也有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低下层的革命党人。自己在浴血奋战，上层在搞交易，有被出卖的感觉。
很多的革命党人，一直是把袁世凯当成大敌。特别是北方的革命党人，正在遭受着袁世凯的残酷镇压。搞了半天的革命，是为了袁世凯这个敌人当总统，如何能接受？
中.山先生的本意应该是逼袁世凯，使他没有退路，尽快让清廷退位，完成共和大业。但实际效果并不好，甚至使他本人在革命党人中的威信受损。
袁世凯很清楚，为今之计只能是尽快迫使清廷退位，但他想了很多办法，调动了方方面面的力量，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胡惟德等人下朝回来，带回来最新消息。隆裕太后意见，还是设法和南方协商，仍按原议，召开国民会议，无论结果如何，都全心全意接受，这样，她也可以对皇族做出交待。
袁世凯一看，自己只能亲自上阵了。
第109章 加封一等候爵
二十四日，袁世凯上了个奏折：一方面谎称，他已经和对方反复协商过，伍廷芳“复语悖妄，尚无头续”，能感觉出对方态度特别强硬和失去耐心，欺骗隆裕太后。
另一方面则称自己病势愈发严重，继续请假，撒手不管，刁难隆裕太后。拉开架式，清帝不退位，他就不再参与决策，让亲贵们自己去争，自己去吵。
病假一天接一天的续。其实，他躲在幕后，策划一切，一切也尽在他的掌握中。他在等待，等着清廷熬不下去了自己说话。
等了几天，看还没有明显效果，袁世凯打出自己的杀手锏，指示段祺瑞给清廷发电。
前些日子，北洋将领还通电全国，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这才没过几天，这些北洋将领怎么又都高喊起共和？不用脑袋想，也能知道这都是袁世凯授意的。
但如果看名单，人员还是有别的，有人也许说这是袁世凯故意为之，其实未必。
因为北洋将领们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一个观点。比如段祺瑞等人是主张共和的，而冯国璋和张勋等人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甚至是忠君报国的。
也有段芝贵之辈，自己好像没什么主张，是唯袁世凯马首是瞻。
袁世凯是需要发什么样的电报，使用什么样的人，也算是人尽其用。
不管这些人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有何不同，但现在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忠于袁世凯。
按着袁世凯的授意。段祺瑞联合一众北洋将领共五十多人，联名上奏，建议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成共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电文说：“虽祺瑞等公忠自励，死生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势成坐亡。”
军人的态度，给朝廷，给隆裕太后很大的压力，但是，宗社党给隆裕太后的压力也很大。
虽然，隆裕太后早就看透了宗社党这些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们这些人的强烈反对，隆裕太后不能不顾忌。
再说了，在她的心底，也是不甘心的，只要有一丝希望，也是不愿意俯首就擒的。
现在，她也需要忠社党来为她自己提供借口。袁世凯步步紧逼，隆裕太后就是不肯就范，仍坚持召开国民会议。
袁世凯又打出一击重拳。把自己拟定优待清室的草案抛出，声言：“如一定坚持，国民议会决定国体，则优待清室的条件，也必定由国民议会议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预决。”
言外之意，真要是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给清室什么样的优待，给不给优待，就很难说了。明确的告诉隆裕太后，不要错过机会。
见宗社党过于嚣张，一再干扰清廷退位，袁世凯决定恐吓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有多厉害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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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授意北洋将领发电报警告。
一月二十六日，段祺瑞致电内阁，点名道姓指责载泽、溥伟等人，破坏议和，明确提出：“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发出话来，如果谁人敢一意孤行，破坏议和，将对其进行追究。
但这些人并没被吓住，仍然我行我素。
正在僵持之中时，这一天有了变数，京津同盟会暗杀部不请自来帮袁世凯。
幸运的天平还是往袁世凯这边倾斜，因为很快发生了刺杀良弼事件。
京津同盟会暗杀部的组织并不严密，各行其是的情况很难避免，联络也很不通畅，这在当时也有保密方面的需要。对良弼下手的革命党人，本来的目标也是要刺杀袁世凯的。但是因为袁世凯身边的能人异士太多了，他们无从下手。
无奈之下，开始将矛头转向了良弼。他们觉得良弼在当时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杀了他影响力肯定也不会小。而他身旁没有很强的保护力量，刺杀容易得手。
刺杀良弼的具体实施人是革命党人彭家珍，
彭家珍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调任奉天讲武学堂兵营队官兼教习，受当时东北总督赵尔巽委任，为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
武昌事变，彭家珍偷盗司令部军饷，资助革命党，遭到通缉。之前资政院会议，清王公集会，彭谋炸会议未成。
彭家珍在奉天任职时与讲武堂满人崇恭很熟，知道崇恭与良弼有交情，先派人去奉天，以崇恭名义给良弼发一电，称将入都商量大计。
然后身着高级军官服配刀，执崇恭名刺，由火车站入住金台旅馆。
先驾马车入前门至军谘府觅良弼，复至西城红罗厂良弼寓所，时良弼未归。门房引入府中等候良久，本已决意离去。出门时恰看见良弼的马车驰来，就立刻退了回去。
良弼车至，门房上崇恭名刺，良弼下车却发现来人并不是崇恭，诧愕之间，炸.弹已至。距离太近，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只是良弼被炸断左足，彭家珍却当场身亡。时为辛亥腊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三天后，良弼亦不治殒命，年三十五。
为民主共和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是值得永世纪念的，后来，革命党人将刺杀袁世凯牺牲的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和彭家珍的遗体，一同安葬在北京三贝子花园荟芳轩内，竖碑铭志。
这为后话。
良弼被刺只是被炸断了一条腿，手术后应无生命之忧。
家人问他，是何人所为，他说：“不难想知，今日之害我者，即来日夺国者。”
他认定凶手是袁世凯指使。
刚刚收到北洋将领的警告，宗社党的首领就遭暗杀，人们很容易联系到一处。而且，良弼是宗社党的一号人物，段祺瑞的电报却没点其名，也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这本身就是事先计划好了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更加明显，赵秉钧去良弼家探望，介绍了一位有名的中医，结果良弼只吃了一副药就一命呜呼。
良弼的死，应该是和吃这中药有关。真相是袁世凯授意？还是赵秉钧擅为，还是那位有名中医出手，就不得而知了。
这世界上的事真的是很复杂的，因为也还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良弼的家人，比如买药的环节。但是，谁会动这么多脑筋呢？除了确知内情的人之外，差不多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袁世凯。
于是传出消息，袁世凯想要谁的命，谁就得必须死。
宗社党的这些成员，平日里一个比一个气壮如牛，但其实一个比一个怕死，一个比一个胆小如鼠。
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嚣战争的人一般是从不上战场的。还没大难临头，这些平日里慷慨激昂之辈，就吓得各个逃离京城，唯恐被袁世凯追杀；嚣张一时的宗社党立时以鸟兽散而告终。
良弼的死，把隆裕太后也吓了个半死，她可能也认定是袁世凯所为。
梁士诒曾把隆裕太后的恐惧情况对别人这样讲过：“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就在你三人手中 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人心都是肉长，那样子看上去真叫人难受，赵秉钧先禁不住掉泪，誓言保驾，我亦不禁然。”
梁士诒（1869年—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出生于今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民国初期著名的经济家、银行家、政治家。
梁士诒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三水、广州、香港读书，后又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
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取进士，历任清邮传部大臣、国务大臣、铁路总局局长，为中国早期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九一一年，协助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
民国初期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并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全国铁路建设计划。梁士诒有“活财神”、“二总统”之称。
一九一六年，他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梁士诒创办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梁士诒以私人名义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请其联合各国，制止日本暴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到上海与段祺瑞共商抗日大计，不幸于四月九日病逝。
第110章 最后一次朝见仪式
看来，真像一个名人说过的那样，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扫地一样，扫把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而何况是让一个王朝，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隆裕太后还是不肯放弃。她看样子是和袁世凯耗上了，你有来，我有往，你出一招，我就见招拆招。
良弼被炸后不久，退归藩邸的醇亲王，也就是曾经的摄政王载沣来到袁世凯处，宣读了隆裕太后加封袁世凯为一等候爵的懿旨。
隆裕太后很聪明，也看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一切都在袁世凯身上，只要笼络住袁世凯，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等候爵，是何等尊贵？但这要分什么时候，分谁给的，给谁，等等。说句实在话，一等候爵的封号再尊贵，能比上大总统的位置吗？
载沣催促袁世凯赶紧上朝谢恩，但袁世凯坚辞不受。
送载沣出门的时候，载沣犹豫了一下还是问袁世凯：“袁大人，请和我说句实话，除了退位，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了吗？”
袁世凯也犹豫了一下，言道：“王爷，现在，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了，就算拼上我们这些人的性命，也与事无补。”
“那也就是说，先前还是有办法可想的，是吧？”
载沣眼睛看着袁世凯，袁世凯没有回答，表示默认。
载沣明白其意，也没逼着袁世凯回答，只是长叹了口气，“请记住，您曾答应过我，善待那母子二人。”
“王爷，我是答应过，现在也没变。但是，只是我答应而已，很多的事情不是我能掌控的。比如，现在这退位的事，一直这样的拖下去，不知会怎么样？我们这些人世受国恩，但有很多人对我们这个朝廷，可能只有恨。”袁世凯神态诚恳。
载沣点点头，“我知道袁大人的意思，我只要袁大人一人地承诺就可以了。”
袁世凯想了一下，“我也有一件事，有求于王爷。”
“有事求我？请说，只要我能做到。”载沣很意外。
“这件事很简单，很容易，如果方便，还请王爷劝劝太后。”袁世凯说道。
“我会的。”载沣马上答应。
袁世凯真想不到隆裕太后还有这么一手，十分气愤的对王锡彤说：“近日为君主，为保皇室之尊严，余力竭声嘶，殚精竭力，朝廷以为我这是在摆花架子吗？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这人呀都是一样，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王锡彤言道。
袁世凯出山不久，王锡彤就投奔袁世凯当了幕僚。
袁世凯回奏，力辞隆裕太后的封赏，隆裕太后不准。
袁世凯再上奏折，言道：“臣世受国恩，屡叨殊遇，本年武汉事起，重膺疆寄，兼錧兵符，寻以更新政治，荐秉钧衡，当艰阻之迭乘，愤阽危之莫挽。绵历数月，寸效未收，国势土崩，人心瓦解，千疮百孔，无术补苴，诚有如明臣史可法所言：但有罪之当诛，并无功名之足录者。”接着详细列举了“奉职无状”的四个表现，即没有维持住君主立宪，军事无起色，外交斡旋无术，政治腐败如前。
又言道：“臣以衰病之身，受恩如此，受任如此，而咎愆日积，涓埃无补，分当自情罢斥，只以累世受恩，仰见宵旰焦劳，不忍以言去者重烦圣虑。然若再受高爵，则上累朝廷赏罚之明，下辜全国军民之望，其何以昭示天下，表衰群僚！唯有恳恩收回成命，使臣之心迹稍白，免致重臣之罪。”
隆裕太后还是不准。
袁世凯第三次上奏：“大事变如是而受高爵，揆之祖制，既所不容；验之前期，适成衰象。现在艰危日迫，困难殊多，朝廷爱臣，不可使臣受挟权要赏之讥；臣爱朝廷，不欲使朝廷有名市恩虚糜之迹。”
隆裕太后仍是不准。
袁世凯又第四次上折：“现大局震撼，人心动摇，成败利钝，未敢逆赌，事变所极，已陷入水深火热之秋；功效弗彰，莫偿夫返日回天之志。若遽收高爵，忝窃殊荣，不独为前代所羞，亦恐为将来所笑。与其辜恩于日后，何如沥忱与事先。”
隆裕太后是铁了心了，就是不准。拉开的架势是：要不要是你袁世凯的事，给不给是她的事。不管袁世凯要不要，她是一定要给的。
她可能也想明白了，江山社稷都要丟了，一个封号算什么呀！如果不违背祖制，只要能保住大.清江山，隆裕太后恐怕给袁世凯封王乃至铁帽子王都舍得。
袁世凯为什么死活不肯接受呢？首先应该是他心中有愧，所谓无功不受禄。其次他真不想承受清廷的这份人情，束缚他的手脚。
其三是怕受世人耻笑 ，朝廷授那么高的爵位，却不肯为朝廷出力，世人会怎么看。再者说，一个马上走进坟墓的王朝，再高的爵位也一文不值呀！
但是，隆裕太后就是不肯收回，袁世凯也没办法，只能是啼笑皆非。
中山先生见袁世凯这边迟迟没有消息，认为袁世凯是没有诚意，觉得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了，决定这次停战期满后，不再展期。
一月二十八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林森当选为议长。
第二天，中.山先生电告伍廷芳：“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共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消唐绍仪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仪于正式会议时所签允之选举国民会议以议决国体之法；
“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来电商多日，突然电称未及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况民国既许以最优之礼对待清帝与清皇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日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位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
“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
中.山先生看来把清帝退位之事看得过于简单，以为是袁世凯举手之劳。现在没有结果，系袁世凯从中作梗。
伍廷芳将此电转发袁世凯后，袁世凯心中叫苦，自己何尝不急，何尝不全力以赴。同时，也很有气，一个王朝自动退位，中国有过吗？那么容易吗？南方诸人把事看得太简单容易了。
急也好，气也好，袁世凯清楚当前最紧迫的是清廷尽快退位。因为从来电中，袁世凯悟出，再拖下去，革命党方面很可能对原来所达成的共识未必仍承认，事态将愈发不可控制。
动员了这么多的力量，发动了这么大的攻势，清廷就是不肯就范，怎么办？袁世凯决定利用社会和舆论的力量。他授意杨度等人，在北京发起和组织共和***。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君主立宪已经过时，为挽救国家，保全皇室，清廷应尽速退位，顺应时代潮流，实行共和。
共和***的宣言在各大报纸发表，一方面给清廷造成极大的压力，一方面向南方的革命党传递信息：我们正全力逼迫清廷退位。
一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上奏：“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其，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唯遵朝旨。”相当于给清廷发出最后通牒。
另一方面，通过小德张等途径，告之隆裕太后，如果再不做出决断，将内阁总辞职，袁世凯撒手不管了。
这一招果然有效，隆裕太后吓得抱着小皇帝终日啼哭。宗社党瓦解后，死硬分子大多外逃，剩下的几个在朝廷已掀不起风浪。其它人都在为自己今后打算，朝廷乱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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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从摄政王载沣辞职后，朝廷已经就成了摆设。但就这样一个摆设，也是这样的难以割舍，不知是谁给隆裕太后出了个主意。
二月一日，她召开御前会议，提出采取虚君共同政体，比照日本天皇 ，皇帝不管政事，只是名义存在。
这想法在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那里当然都通不过。
袁世凯通过奕劻，渗透给隆裕太后，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体面退位是唯一的选择。留个她的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等待她和皇族的只能是灭顶之灾。
隆裕太后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争取好一点的优待条件，总比覆灭要好得多。于是最终决定退位，实行共和。三日，授袁世凯全权，和南方革命党人协商清帝退位条件。
袁世凯终于松了口气，马上把清廷同意退位的好消息，和早就拟好的优待条件发唐绍仪，令他交伍廷芳并征求南方革命党的意见。同日，冯国璋、段祺瑞等六十余人和蒙古联合会也将优待条件电告伍廷芳，条件相同，以表示袁世凯对优待条件的重视。
第111章 进入新的时代
南方最主要的诉求是清廷退位，结束帝制实现共和。对具体优待条件不是特别关注，而事前其实已经通过各种管道进行过沟通，优待条件很快达成共识。
把优待条件反馈给清廷时，反而遇到了障碍。
原优待条件确定的支给清廷的年金是白银三百万两，隆裕太后提出必须增加到年金白银四百万两。袁世凯解释，根据国家的财政状况，每年三百万已经是很重的负担，再增加很难承担。如果清廷有什么特殊需要，可以申请一次性特殊拨款。
但这一次，隆裕太后表现得极为强硬，表示，如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清廷退位免谈，不惜鱼死网破。可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袁世凯不想因为一百万两白银而前功尽弃，最终答应了隆裕太后的条件。
被各方认可的优待条件如下:
大. 清皇帝赞成共和国之政体。
大. 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不废，共和国待君主之礼永远相待。
大. 清皇帝辞位之后，月月所用四百万两，由共和国专款拨用。
大. 清皇帝辞位之后，迁居故宫外之新建居住之场所永居，照顾皇族之人员照常留用，不再新招太监，宫女。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皇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共和国选设卫兵妥慎保护。
皇族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共和国特别支出。
大. 清皇帝辞位之后，其皇族原有之私产，由共和国特别保护。
帝国原有之禁卫军，军队共和国重新编制，工资仍如其旧。
皇族对共和国之公权，私权与全民同等。
皇族永免当兵纳税之义务。
皇族永保姓氏之自由权利。
皇族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皇族尊重共和。
皇族废止共和国法律抵触的一切行为。
停止使用年号。
皇族赏赐只能用于家族，只能赐物。
皇族不得赐谥。
皇族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
皇室人员必须留共和国规定之发型，服装。
由共和国皇宫管理局办理皇宫内的犯罪案件。
皇族享受自由婚姻的权利。
民族待遇之条件：
各民族与汉族平等。
保护各民族原有之财产。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去除，各地听其自由入籍。
各民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条件，列为公文，由代表照会各国驻我国大使，转达至各国政.府。
优待条件谈妥了，或许清廷是觉得有保障了，迟迟不宣布退位。
南方革命党人每天在催，袁世凯比南方还急，怕夜长梦多，而急于登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眼看着清廷明日复明日的拖着，袁世凯只能出狠招。他把拟好的电稿交靳云鹏送交前线的段祺瑞，以前方将士的名义拍发。
二月五日，段祺瑞等人将电文一字不改地发出：“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
“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
“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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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电文灼灼逼人，图穷现匕首，令人不寒而栗。袁世凯收到电文后，马上召集王公大臣开会传达，众王工大臣各个吓得面如土色。唯独溥伟大放厥词，斥责前线将领无法无天，也发了很多牢骚。
事后，袁世凯派胡惟德和赵秉钧去解劝，溥伟态度仍然蛮横。后来，赵秉钧故意放出话来，说要除掉溥伟。溥伟比谁都怕死，吓得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藏起来从此再不敢露面。
几经反复协商，各方对所有退位条件达成一致。十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大臣和近支王公，讨论通过了南京政.府提出的清帝退位条件的最后修正案。
十一日，隆裕太后认可，决定下诏退位。
同日，袁世凯将尚未颁发的清帝退位诏旨电达伍廷芳、唐绍仪，并转孙中山，黎元洪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并各部长。与此同时，袁世凯复发一电，等于是对外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电文的开头言道：“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养心殿里举行了清王朝也是中国传统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
这一天清晨，内阁大臣们仍像往常一样头戴翎顶、冠带，早早来到乾清宫东南角上的廊子里候旨。
不久，一个小太监的通报声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太后已到，请各位大臣上殿！”
大臣们听后纷纷起身，他们习惯性的整了整冠帽朝服，随后在外务部大臣胡惟德的率领下走向养心殿。在那里，内务府大臣世续和原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早早的在殿中等候。那些带刀的侍卫也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依旧威风凛凛。
片刻之后，殿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太后驾到！”
各大臣齐齐转身，只见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的引领下，牵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进了殿，慢慢的走向了宝座。因为是最后一次朝见，也就不按以前的规矩，隆裕太后不垂帘，大臣们也不必向皇帝三叩九拜，只是由胡惟德领着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三鞠躬，就算是行大礼了。
胡惟德上前启奏：“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因病不能上朝，特委托臣等前来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
隆裕太后听后点点头，说：“袁世凯为国家鞠躬尽瘁，为皇室出力不少。他能为皇室争取到如此优待条件，也实在不容易。今天我就按南北议和的条件颁布诏书，实行退位，让袁世凯去做好善后事宜。”
说到“退位”二字，隆裕太后还是忍不住眼圈一红，几乎要掉下泪来。底下的大臣们局促地站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尴尬异常。
隆裕太后拿起御前太监将早已准备好的退位诏书看了数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顾不得太后的体面，终于当众抽泣起来。
看到这里，底下的大臣们也被感染，好几个人开始用朝服的袖子抹泪。
作为领班大臣的胡惟德也只能做样子的干哭了几声。
朝堂上笼罩着一种悲伤的气氛。这里的多数人本就是这个朝廷的受益者，或者本就是这个朝廷的一部分，本就一百个不愿意。兔死狐悲，现在找到机会发泄了。
朝堂上哭声一片，简直就像谁家在办丧事。
领班大臣胡惟德前后左右看看，觉得总这样下去不是个事，还得办正事。
只好假装哽咽的对已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说：“太后，如今大局已经如此，还望太后保重。太后英明睿智，顾全天下百姓，保全皇室上下，臣等深感太后恩德，一定不会辜负太后和百姓的期望。如今优待条件已定，还请太后放宽心，安心退养。”
隆裕太后听到这里，反而哭得更加伤心了。她将退位诏书紧紧的攥在手里，生怕被谁夺走，泪珠儿几乎就要把诏书给打湿。
看来再劝说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了，怎么办？胡惟德脑子里在飞快的想着主意。两只手习惯的绞在一起，无意中触到了一件东西。
马上想起他袖里还有一份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发来的电报，于是急忙从袖中取出，故作惊慌的奏道：“太后，你先别哭，我这里还有南方革命党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文，要向太后奏报！”
隆裕太后一听“革命党”三个字，忍不住又打了个冷战，慌忙止住哭声，她带着哭腔问：“电报里说什么，是不是革命党又要变卦？”
胡惟德心里一乐，便故作镇静展开电报念道：“万急。南方伍廷芳代表电：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十五日下午十二点之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
隆裕太后听后也顾不上抹泪了，便慌忙将退位诏书交出，命世续和徐世昌赶紧用御玺用印，生怕晚了真的要收回优待条件。
第112章 兵变
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一下胡惟德，这个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胡惟德（1863 —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北洋政.府第十位国.家.元.首。
一九八八年以算学中举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清末历任驻俄使馆参赞，一九零四年使俄钦差大臣、外务部右丞，一九零八年使日钦差大臣，一九一零年外务部大臣，一九一一年清末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使，一九一二年民国唐绍仪内阁任外交次长，历任北洋政.府驻法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公使、驻法国公使、一九二零——一九二五年驻日公使、一九二二年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一九二六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兼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一九二七年一月又任内务总长，十一月北洋政.府平政院院长高级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一八——一九二八年四次连任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等职，一九三三年病逝于北平。
胡惟德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曾多次担任驻外使节，后任民国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参与并见证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是书写晚清与民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子胡世泽也是著名的中华民国外交官，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
等盖好印后，胡惟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大声念道：“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高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欠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诏书文笔典雅清婉，据说出于前状元张謇之手笔。
一个退位的王朝。有什么权力指定某人负责组织政.府?“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 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段话显然是不该出现在“退位诏书”中的。有人说这是袁世凯在给自己当总统加保险，其实多半是冤枉他了，因为这段话是隆裕太后坚持加上的，和革命党相比，她更信任袁世凯。
在念完诏书后，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便宣告结束。胡惟德拿着诏书，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随后便退出殿外，从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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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
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语凄惨悲凉，为世人所知。
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看，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是国家之幸，万民之幸。
任何历史事变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为了埋葬封建帝制，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但这其中，总有人做出了相对较大贡献，比如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唐绍仪、伍廷芳、张謇……
有一个人的名字也必须写进史册，就是隆裕太后。
不是所有的变革都是需要流血的，清廷就实现了和平交接。只有经历过战乱，目睹战争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的人，才更能懂得和平交接有多难得可贵。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差不多是首创，因此，隆裕太后对此所作出的贡献，就越发值得后人铭记。
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务部大楼，当众把这么多年来一直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高举双臂大声宣告：让我们一起进入新的时代。
群情昂扬，场面感人，很多人禁不住流下激动的热泪，人们欢欣地憧憬着明天。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即清廷宣布退位的第二天，中.山先生向南京参议院辞职，提交了举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以兑现自己此前许下的诺言。
咨文言道：“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有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记，无失当选之人。”
中山先生在辞职的同时，也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
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
其二、辞职后，待参议院选定的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
其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
前两条的用意在于把袁世凯从老窝调出，使其处于革命势力的包围和控制之下；第三条则是通过法律手段，限定袁世凯的行为。
权力不能出现真空，袁世凯于十三日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名义，布告文武官衙和军警，代替了清政.府行使职权，自任此“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首领。在南京临时政.府之外，另組了一个政.府。
二月十四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总统选举会，十七省的代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随即电告袁世凯，务请其到南京参议院受职。同日，中山先生亦电告袁世凯，准备派专使北上迎接。
十六日，袁世凯致电唐绍仪、伍廷芳、张謇：“现天下糜烂，经济困难，将来抚军治民，头绪万端，而外蒙问题尤难措手，断非世凯衰病之驱所能料理。……勿祈三公切商中.山，仍以利国福民之念，始终其事，勿弃前功。凯俟接代有人，仍返洹上，务我农业，皆三公之大赐也，感且不朽。”
本意是表示坚决不去南京，不惜以不做大总统相要挟，发电后马上意识到不对。对方不是清廷，离了自己就玩不转，一听说自己辞职就吓得要死。这个总统可不是自己不干，就没人敢干，没人能干。说不定有的人正等着自己说这句话。弄假成真、弄巧成拙怎么办？就坡下驴自己不是干吃哑巴亏。自己不干，不是人家不让干，自己不是百口难辨？
马上给中.山先生发电：“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惟前陈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素承厚爱，谨披沥详陈，务希鉴亮。”
同电致参议院，闭口不提“退归”，只是请求体谅他的不得已之苦衷。
当日，袁世凯又会见各国使节，请求支持。
各公使一致表示，临时政.府应设在北京，否则不予承认。有了列强的支持，袁世凯也就更有底气了。
袁世凯越是不想去南京就职，南京政.府越是觉得必须坚持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中.山先生接电后立即回电，请袁世凯找个可靠和办事能力强的人，授以全权，接替袁世凯把那边的事管起来。
十八日，中.山先生再次致电袁世凯，催促其尽快南下就职。指出：首都暂时设在南京，具有“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宫庙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的作用，意义重大。坚持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职。
为表达诚意和决心，委派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人为欢迎员，携同唐绍仪前往北京。接袁世凯南下，迫其离开北京。
二十日，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接到迎接专使来北京的电报后，袁世凯立即指示直隶省和天津地方当局予以特别的招待。另派其长子袁克定，专程到天津迎接专使一行。
第113章 首届内阁
二十五日，蔡元培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用极高的礼节，打开正阳门，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下午，蔡元培一见袁世凯，就递交出孙.中.山请其就职的手书及参议院的选其为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状。恳请其尽速南下就职。
当晚，袁世凯委派外务部首领胡惟德举行盛大宴会招待。
二十七日，袁世凯邀请蔡元培一行人举行坐谈会，在谈到去南京就职一事时，他表示，现在他正在处理手头上的一些事，等这些事有了眉目后，他将尽快去南京。态度很好，不在坚持不离开北京了。
蔡元陪等人对袁世凯的态度，很满意，也给予了称赞和肯定。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袁世凯不能再坚称不离开北京了。中.山先生说了，袁世凯一天不到南京就职，他就一天不交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任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参议院也在南京，如果参议院因袁世凯迟迟不去南京就职，做出新的任命，不是很麻烦吗？人家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来接你，你有再多的理由，也不能一口回绝呀！
按照北京行政当局的安排，为庆祝结束帝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为了欢迎迎接使团，北京要连续三天举行庆祝活动，晚上还要提灯游行。
但是，就在庆祝活动进行的第二天，北京响起了枪炮声。
开始，人们误以为是庆祝礼炮，但很快发现是兵变。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阴历正月十二日）晚六时，第三镇兵一部炮、淄两营因扣饷事溃变。变乱先由驻扎朝阳门（也叫齐化门）的第九标之炮队引起，随后驻于禄米仓的辎重队、帅府原煤炸胡同东城土地庙驻军纷纷与之呼应，起兵作乱。
炮队先在朝阳门外为乱，而后炮击强行进入朝阳门，辎重队在城内与之配合，打开城门，两队汇合后向西行进，一路毁坏民居，劫掠无数。
当晚亥时初（21：00多）乱军至专使团居处，直言只索要财物，蔡元培等立即避去 。下半夜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土匪和部分巡警加入抢劫。
这晚兵变的结果是商民遭抢劫者四千余家，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以及制币厂亦遭劫掠，损失白银九百多万两。专使住所被洗劫一空。蔡元培等人避入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仅以身免。
这场兵变，发生的时间节点太过蹊跷，很容易使人想到是有人刻意组织、安排，目的就是阻止袁世凯离开北京。因为兵变的士兵高喊的口号就是“宫保走了，没人管我们了”。用这样伤天害礼的无耻，卑鄙的手段，实现袁世凯不去南京就任的目的，可谓骇人听闻。
大多数人说，这场兵变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因为，举行兵变的是袁世凯专门调到京城保护他的曹锟的北洋三镇。
兵变发生后，有人曾见，曹锟到袁世凯这里报功。也没管有没有外人在，见面就叫嚷：“报告大总统，昨晚奉大总统的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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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气得大骂曹锟：“胡说！滚出去！”
兵变把北京破坏成那个样子，给老百姓带来那样的浩劫，兵变后没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也没处罚过任何人。管理社会治安的警察部队都躲了起来，陆建章的军法执行处也没有任何作为。人们怀疑是袁世凯策划，当然理由充分。
也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背着袁世凯，打着袁世凯的旗号，串通曹锟所为。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理由是：蔡元培来北京后，耳闻目睹了很多情况后，经过他们的从中斡旋，南京方面已经不再坚持，一定要把临时首都放在南京了。
已经让步到，袁世凯只要去一次南京，在参议院宣誓就职就可以了。去南京一次，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袁世凯没有必要搞什么兵变。
他们的另一个理由是，袁世凯不至于那样的道德败坏、丧心病狂。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袁克定，或是别的人的自作聪明帮自己的主子，这次兵变有人事先策划的可能性极大。但是，事情搞得这么大，造成如此大的破坏，肯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
这很正常，很多运动和事变，一旦启动了，就不是策动者所能够掌控的了。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那场十年浩劫；所谓事与愿违。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单纯的士兵因长期欠饷而闹事，打着阻止袁世凯南下的幌子。不管这是不是袁世凯一手策划，他不去南京就职的目的是达成了。
三月一日，兵变又抢了北京西城，通州、保定，天津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应了那句话，兵匪一家。
英、俄、德、日等国随即采取行动，首先派驻京的部队在通衢的大道上巡逻，又借口保护使馆，把外地的部队调入京城。完全证实了袁世凯的那句话：“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
北洋军的大小头目纷纷通电，临时政.府必须留在北京，袁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向接袁世凯的南下专使示威。
梁士诒反复对蔡元培等人说：“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的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的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的调度弹压，确保地方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切实需要注意的。”
蔡元培眼见这一切，思想与来时本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加之汪精卫从中大力渲染，更使他认定：袁世凯离开北京，北方肯定出大乱子。
就给南京参议院发电：“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人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变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况，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以专使身份，要求参议院在袁世凯南下之事让步。
袁世凯也在兵变后致电孙.中.山，请他通融。南方临时政.府信以为真，以为北京的局势不知有多糟，黄兴竟提出要带兵北上，帮袁世凯弹压兵变，并保护袁世凯。
袁世凯真怕黄兴率兵北上，急忙回电：“顷此事变，该兵匪等事后尽数溃走，绝无政治上意见。鄙人连日严饬军警弹压面，抚恤被害商民 ，现人心已定，秩序渐次恢复。……毋庸远劳军旅，请停止出发。”
袁世凯还因此而通告全国：“专使到时，决意南下，组织联合政.府，统一南北，用慰国民之厚望。今遇此变，实行维艰，公等幸谅。且驻京外交图案及吾国驻外各代表等，均云方今欲巩固民国，保全共和，舍速建设统一政.府，别无他法。想全国心理，均表同情，因兹事变，南行无期，组织政.府，势必从缓，凯实焦灼万状。”
紧接着，北京商民强烈要求，坚决反对迁都南京。有人到欢迎代表处请愿，他们是真怕了这当兵没人管束，更加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袁世凯建议由副总统黎元洪赴南京代受职权，黎元洪复电不能前往。
为了做通南京方面的工作，他还派出几个人到南京，分头去做疏通工作。亲身感受到北京民众的强烈呼声，本来是专程来接袁世凯的专使蔡元培等人，现在反过来为袁世凯说话，反复做南京参议院和孙.中.山的工作。
孙.中.山感到再坚持下去未免理亏，也只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受职。
三月六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的决议。
（一）由参议院电知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
（二）袁世凯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
（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复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
（四）袁世凯受职后，即将拟排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告参议院，求通过。
（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交待事宜。
（六）孙.中.山于交代之日始行辞职。
三月七日，孙.中.山电告蔡元培转告袁世凯，按参议院所开六条办法，在北京正式受职。
一身轻松的袁世凯三月八日即电告参议院，完全承认所列六条办法 ，并将誓词电告。
三月九日，参议院电告袁世凯，承认其受职，在电文中强调：“《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謹！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狎非德，勿登非才！”
表达了参议院对袁世凯还不是很放心的，也算是约法三章。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志得意满的如愿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
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精神抖擞，满面红光。
第115章 唐绍仪其人
踌躇满志的袁世凯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宣读了如下誓词：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渐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禅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逾。埃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捆，哲告同胞。”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着手组织政.府。经袁世凯提议，参议院通过，唐绍仪当选为内.阁.总.理。
唐绍仪在袁世凯驻节朝鲜时就追随袁世凯，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任南北和谈代表时，和南方的主要人士有广泛的接触，能够被各方所接受。他留过洋，思想前卫，真心主张共和。为取信南方的革命党人，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
在组织政.府时，袁世凯曾致电孙.中.山：“建造伊始，予才短年衰，非赖群策群力，匡其不逮，难以膺此重任。南京政.府.募僚济济，良材之多，盛称一时，概行留用，借资臂助，请代予挽驾。”
南京临时政.府就要完成使命了，肯定是人心惶惶，前路茫茫。袁世凯的这一电文，一方面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袁世凯求才若渴的胸怀。
当然，说是说，做是做，真到了用人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
比如内阁中的陆军总长的人选，南方革命党极力主张由黄兴担任。在袁世凯心里，革命党人，终究不是自己人，甚至是外人，这样重要的位置，怎么能给革命党呢？袁世凯必须用自己人，坚持由段祺瑞出任此职。
仅此一职，双方就争论十多天各不相让。一直争到了月底，唐绍仪的内阁方才出台。
三月二十九日，唐绍仪在南京出席参议院会议，当他出现在讲台上，尚未解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陪同着他。
唐总.理开始报告阁员的名单。
在场无人不知这份名单难产的程度：先是袁世凯与唐绍仪在北京反复磋商，才提交给南京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也对名单大动干戈，是十二个部还是十个部，陆军总长之争，海军总长之争，都曾在报纸上大打通电战，让人几乎对民国第一届政.府诞生绝望。
这份名单所有的媒体都事先得到了：
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财政总长熊希龄，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南北人员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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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总理介绍了每位阁员的委任理由，当然是官方版的。说到交通总长梁如浩时，整个会场的嗡嗡声大了起来，唐绍仪不得不提高了嗓音：“中国的交通，目前首重在铁路，而吾国铁道之建筑，关涉外债者甚多，非兼长于铁路建筑与外债交涉者，不能胜任。梁君前清时曾办山海关铁路，又曾任海关关道，二者均系熟手，足堪任此。”
唐绍仪退席后，有人直接站起来开口：“国务员表决，必须开全院委员会，详加讨论，不可直接表决。”
马上又有个胖子站起来，是直隶代表谷钟秀，只听其言道：“开全院委员会，应该禁止旁听！即使是总.统、总.理、各部总、次长，都应该退席！”
直隶代表谷钟秀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临时约法》没有规定类似情形，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有人提议全院委员会可挪到夜间再开。又是谷钟秀，大声嚷道：“现在已经六点多了！事极急迫，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马上开会！总.统总.理与各行政官如有意见，请赶快发表，如果没有，就请退席，等我们议定之后，再请总.理回来……”
他看了一眼唐绍仪身旁的孙中山，“至于总统和各位行政官，就没必要再出席了吧！”
无人反对。于是闹哄哄地，总.统.总.理行政官退席，旁听人士退席。媒体记者职责攸关，不能离开，又没有进入休息室的权利，只能在参议院门口株守。
教皇选举般的内部讨论，持续了足足一个多钟头。
终于有人走了出来通知：“会议继续，请各位入场！”
大家回到原位，往坐席一看，唐绍仪回来了，孙.中.山居然也没走。他也焦急地在等待着结果。看来，谁也掌控不了参议院的局势，这让在场的人有一种特别地刺激感。
议长林森宣布无记名投票开始，到会议员三十九人，以得二十票为通过。计票结果出来了：其他总长人选都得票半数以上，只有梁如浩得了十七票，以少数未通过。
梁如浩（1863—1941），男，原名昭涛，字如浩，号孟亭（梦亭），广东香山人，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与唐绍仪、周长龄等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先后人读哈德福中学与史梯芬工学院。
清光绪七年(1881)五月归国，任天津西局兵工厂绘图员。清光绪九年(1883)，任中国德籍顾问穆麟德随员，赴朝鲜筹设海关。
清光绪十一年(1885)，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事宜大臣，梁如浩被任为幕僚。清光绪二十年(1894)，袁世凯奉召回京，梁如浩随后也归国，委为关内铁路运输处处长，后升北宁铁路总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其受清廷委派，由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关外铁路。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任唐山路矿学堂（即后来的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总督（即校长）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驻荷兰，后纳资捐升候补道。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如浩负责修筑京汉铁路支线(由高碑店至梁格庄)。翌年，先后任奉锦山海关道兼关内外铁路总办、天津海关监督、牛庄海关道、天津海关道、上海海关道。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授外务部右参议，复迁升外务部右丞兼署奉天左参赞。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副大臣。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曾委任梁如浩为军政.府交通部部长。
1912年民国肇建，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曾提名梁如浩为交通总长，未获参院同意。稍后，任陆征祥及赵秉钧内阁外交总长，加入国民党。因派系纷争，蒙事棘手（俄国策动外**立），乃辞职出走天津。民国十年(1921)，梁如浩出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翌年，又被北京政.府任为“接收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几经谈判后于民国十二年(1923 )与英国草签“中英威海卫条约”。民国十四年(1925)加入“扶轮社”。
退休后居天津。晚年任“华洋义赈会”会长。民国三十年(1941)十月在天津去世。
开始唐绍仪在宣读内阁人员名单念到梁如浩时，会场就起一片嗡嗡声，已经有了预兆。公道地说，无论是人品、才智、能力和资格，梁如浩都是个很不错的人选。但无奈他的名声不好，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修建铁路和筹款等方面为清廷背了黑锅，再者他一直被认定为袁世凯北洋系的铁杆，可能是为了防止袁世凯拉帮结派。虽然不是个人原因，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议院的灯火明亮，人们能看见唐绍仪脑门上有汗珠闪亮。他匆匆登台，对着议员们说：交通总长一职，舍梁如浩之外，难于得人。不过他还是尝试着提出了一个候补人选：前浙江都督汤寿潜。
“反对！”还没等议长提付表决，下面已经是一片树林般的手臂。
第二天报纸记载是“全体反对”。
唐绍仪说了半天，白费唇舌。最后他宣布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交通总长，暂由绍仪本人自兼，再寻贤才。
这是参议院能接受的结果。于是议长宣布，散会。
第一届内阁就这样诞生，……交通总长后由施肇基担任。
因为唐绍仪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十个总长，同盟会占有四席，因此被一些人称做同盟会内阁。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这些个重要部门，均不在革命党手中。
由同盟会员任总长的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当时是被视做冷板凳的。
这是袁世凯的高明和心机，让革命党人心有不满，而嘴上说不出。
为了安抚南方的革命党人，袁世凯于三十日任命黄兴为参谋长，此职徒有虚名而无实权，黄兴不受。袁世凯又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负责维持南方地方和整顿南方各省的军队。
谁能想到费尽洪荒之力产生的民国首届内阁，竟会那么的短命。
第116章 水火不相容
四月一日，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四月二日，参议院做出决定北迁，和临时政.府一道迁移到北京。
袁世凯之用唐绍仪组阁，是综合考虑的结果。从私人关系说。唐绍仪可以说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不止如此，唐绍仪简直就是他的小兄弟，最听他话的小兄弟。从朝鲜就一直跟着他，用起来从来都是得心应手。他当总统，唐绍仪当内阁总.理，配合能有问题吗？肯定是他指哪儿，唐绍仪打哪儿，他迈左腿，唐绍仪绝对不会迈右腿。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来给他当一个办具体事务的“应声虫”的总.理是最合适不过了。
何况，唐绍仪还有另一身份——同盟会员。他还是一位“美国通”，与列强打起交道来，也是比较适宜的。
看来，袁世凯并不真正了解唐绍仪，因为，事与愿违，从一开始两个人就根本搞不到一起。这结果不但出乎袁世凯的预料，甚至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唐绍仪何许人也。怎会甘当别人的“应声虫”。
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二日，唐绍仪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唐绍仪以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
光绪十年（1884年）12月4日，汉城邮政局落成当晚，亲日的开化党举行宴会，准备将亲清朝的事大党一网打尽 ，穆麟德也在场。唐绍仪闻讯后临危不惧，立即与人携带武器驾着马车赶到邮政局，护送穆麟德和被刺伤的守旧派大臣闵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随后又请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疗伤。
这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袁世凯将政变镇压，被封为驻朝大臣。而唐绍仪以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是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唐绍仪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底，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
光绪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凯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直到次年才假满回任。在这期间，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袁世凯的职务，长达七个多月，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唐的信任。
在袁世凯的保举之下，唐绍仪平步青云，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经官居三品衔，仅次于“二品衔补用道”袁世凯，成为甲午战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
前边讲到了，袁世凯是经过怎样的千辛万苦，朝廷才同意其离开朝鲜。据说，日本人得知消息后，立即密谋刺杀袁世凯。唐绍仪闻此讯，立即跑至英国使馆，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了一个救袁世凯方案。
当晚，袁世凯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走。唐绍仪身配双枪双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汉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在汉江边，两个人洒泪而别，立下重誓，此生同甘苦共富贵，生死相依。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绍仪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多次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西藏有关问题。进入正题后的唐绍仪态度强硬，力主废除英藏签订的《英藏条约》。因为这个条约撇开了主权的中央政.府，英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会上虽未能完成预定的废约目标，但说服了英方代表弗利夏，承诺把唐绍仪的意见和主张带给英方决策层，谈判取得初步成果。 由于他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唐绍仪和萨道义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废除了两年前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属于中国领土。
在腐朽的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少有的外交胜利。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
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
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九折改为九点五五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二人、洋员三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一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他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后，上任伊始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
用唐绍仪的话说：“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打算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
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之后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
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第二年七月回到北京，此行他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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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唐绍仪少年有国外的经历，长期驻外和与外国人打交道，和一般封建官僚有所不同。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而不是前请时“太后”面前的“军机大臣”。让他当百依百顺的“奴才”，是不能接受的。行事办事，他是只认法和规矩，认为怎么做对就怎么做，而不是看着哪个人的脸色行事；这使得袁世凯感觉很不爽。
有人这样描述那时候的唐绍仪及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在当上民初首任内阁总.理之后直接爆发，自从加入同盟会之后，就像中了忽悠大法一样，处处站在同盟会立场与袁世凯作对，全然不顾二十余年的老交情，反驳袁世凯的手谕更是家常便饭，满脸委屈袁世凯一度怀疑同盟会是有特异功能的组织，否则怎么可能如此收揽人心。
“每次唐绍仪前往总统府，袁世凯的侍卫总会在一起私下嘀咕着：‘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曾经忠诚的老部下，如今像变了一个人。”
第117章 搞垮首届内阁
记述袁世凯和唐绍仪关系的文章继续写道：
“窝了一肚子委屈的袁世凯迅速着手反击，先是赵秉钧一逢开会就搞失踪，陆徵祥好像更醉心于疏通外务部门前的下水道。开个内阁会议，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不到，眼看拆台之下难以维持，黄兴要钱的的电报又接连发来。
“毕竟在武昌起义之后南京周围啸聚了三十余万散兵，都是一副功臣姿态自居，遣散这些人需要钱。没钱的唐绍仪面对洋人借款时的掣肘，一怒之下决定不借了。
“袁世凯接手的本就是个近乎破产的政.府，用钱地方多了去了，没钱怎么行？没钱怎么过日子？便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与六国银行协商，这等于明摆着要把唐绍仪踢出局。
“一天，唐绍仪有事要向袁总统报告。一见面袁世凯就没有好脸，未等唐绍仪把事情讲完，便很不客气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先是一惊，接着想到，自己在这‘总统府’，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以上的描述肯定是夸大其辞。或许袁世凯身边的人，卑躬屈膝惯了，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直立行走，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另类。
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在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时，为了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制约，在国体上实际上实行的是“内阁制”，也就是说行政权主要是在内阁。而且《临时约法》明确，内阁不但要对大总统负责，更要对国会也就是这时候的临时参议院负责。
已经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唐绍仪，作为内阁总.理，严格按照《临时约法》行驶权力，是很正常的事，是在履行职务。肯定地说，唐绍仪真的没做错什么。
但是，袁世凯可不是这样地认为。在他看来，他是大总统，他就要说了算。他才不管什么《临时约法》，更不管什么“内阁制”，想决定什么就给内阁发指示，下命令。唐绍仪并不想和哪儿个人争夺权力，但涉及到执行《临时约法》这样的大事大非当然是不能妥协的。这样，经常地驳回袁世凯的决策，为一些问题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受到袁世凯的冷言冷语相待，唐绍仪也很委屈，但他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坚定地认为，自己如果不负起责任，就有负大总统袁世凯的重托。袁世凯可不领他的这份情，只是认定唐绍仪已经不再是他的好哥们儿了，唐绍仪已经"不会再听从自己"了。早已习惯了大权独揽的袁世凯，费尽心思得来的大总统，岂容自己成为总.理上面的"虚君"？
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等方面，唐绍仪和袁世凯看法都不统一。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让袁世凯非常不快，同时唐绍仪也因此而得罪了英美等列强，不断地遭到他们的攻击。
很明显，唐绍仪和袁世凯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地步。直接造成唐绍仪辞职的原因是是任命直隶都督事件。
参议院还在南京时，当时参议院规定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咨议局改省议会，都督由省议会公举。
直隶代表谷钟秀、刘若曾等人考虑驻南京第三军军长，原广西副都督王芝祥有些威望，感觉人也不错，做直隶都督合适，就推荐给唐绍仪。唐绍仪对王芝祥印象也不错，马上表示赞成。
南方的革命党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袁世凯不能来南京，在直隶安排个自己人也不错。事前，唐绍仪征求过袁世凯意见，袁世凯并没表示反对。唐绍仪随即通知了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议会）。直隶议会通过必要的程序，批准了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决定。
此决定报到唐绍仪处后，唐绍仪电报袁世凯：“准参议院咨文及各处函电，皆谓本省都督应先由人民公举，再由大总统委任命，王芝祥既经直人举为都督，应请速予发表。”
孙中山也为此发电袁世凯，请其按照直议会议决案加以委任。请他签署委任。
当初，唐绍仪请示袁世凯时，袁世凯可能没太在意，或许也没认真去想。现在看事情还真这么办了，袁世凯不干了。
直隶是自己的地盘，怎么可以容外人插足。自己身边，有一个革命党人军政大权在握 ，这还了得吗？所谓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于是回复唐绍仪：“都督由地方公举，抑由中.央任命，此固为国会成立后解决问题。但就目前而论，北方三省都督业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总统之职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和参议院做为“紧箍咒”的参议院立法，袁世凯根本不当回事。
任命官员的权力怎么能放弃！否则，谁还围着他转，谁还拿他当回事！不是要他命吗？
唐绍仪回京后，又和袁世凯谈起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一事，袁世凯似乎并未拒绝，只是表示一时不便公布。
那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生死相托，既然已经打定主意不办，为什么还不说实话？
可见，袁世凯像许多和他一样的政客一样，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疑心也就越大。
何况现在，唐绍仪在他眼里，已经不是自己人了。
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其赞不绝口，请其吃饭，重礼相送，并聘为高级顾问。暗地里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密商出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之计。
唐绍仪不是说王芝祥“北洋民意所归”吗？就针锋相对来个“北洋军意反对”。密令直隶五路军队，突然发出反对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通电，遍发匿名信，恐吓主张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各界人士。
六月二日，袁世凯同时发出两个命令，一个是：“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本省人民不能“随意迎拒”，并提出要追查请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电报是否“系奸人托名擅电”。若是，定当依法严惩。
另一命令则是：“斥责”军人不应“迎拒主将”，“不许军人干涉政治”。表面上是主持公道，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真正的用意是把任命王芝祥的任命作废。
这还不算，袁世凯还提出让王芝祥出任南京宣抚使，协助黄兴，解散部队。唐绍仪认为，王芝祥任职一事，关系到民国首任内阁的权力和威信，也关系到《临时约法》和临时参议院的权威，如不坚持，将来内阁必定会沦落为总统府的附属机关，《临时约法》必定成为一纸空文。为国家民族计，为民主和共和，不能不争，不能听之任之。
因此，拒不接受袁世凯的意见，苦劝袁世凯，尊重约法，不要失信于直隶人民。
袁世凯把话挑明：“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
唐绍仪说：“已经答应人家了，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
袁世凯说：“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
唐绍仪说：“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
袁世凯说：“我不盖章，就能生效么？”
袁世凯不给唐绍仪的文件上盖章，唐绍仪也不给袁世凯的文件上签字，进行抵制。
六月十五日，袁世凯竟把没有内阁总理签字的委任状发给王芝祥。
按照《临时约法》，总统命令不经内阁副署，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袁世凯这样做显然是公然违背《临时约法》，也是破坏共和的行为，本应是要受到制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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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参议院多数人把这个事件看成是袁世凯和唐绍仪的个人争执，没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给唐绍仪应有的支持。
只有谷钟秀等少数人提出了质问，指责袁世凯蹂躏参议院的议决案，以命令取消议决案。
袁世凯辩道：“据《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而南京议决案在《临时约法》之前，已未采入《约法》之中，当然遵照《约法》，则南京决议案应无效。”
只谈《临时约法》总统有任命文武职员的权力，不谈《临时约法》总统命令没有内阁副署，不能生效的规定。显然是对《临时约法》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用着《临时约法》了，就拿出来说词，用不着《临时约法》就扔到一边。
而那个唐绍仪为他力争的王芝祥也不争气，拿着一大笔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宣抚费，得到袁世凯提示剩余部分不必上缴后，觉得这个宣抚使更有油水，屁颠屁颠地去走马上任了。南京方面好不容易找到的想插进袁世凯一亩三分地的钉子，就这样又被袁世凯一脚踢了回去。
第118章 荒唐的婚配
唐绍仪看自己已无法和袁世凯共事，于十七日请假五天，办理辞职；袁世凯正求之不得。
他在袁克定给他的信中批道：“少川请病假赴津，将辞职。名望太坏祇好许之。”
先是准唐绍仪假，指定陆徵祥代理国务总理。
明知唐绍仪决不会回心转意，偏偏派梁士诒和段祺瑞去天津，做挽留劝说。
梁士诒不知袁世凯是何心思，竭力劝说唐绍仪。一再说袁世凯常讲他和少川关系如何特别，私交甚厚，唐绍仪的离开对他打击很大，从唐绍仪走后就寝食不安。
唐绍仪虽然去意已定，但还是想尽量留一分情谊，话也尽量说得婉转，“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与同盟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事，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辞呈上批道：“该总理在共和宣布之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兹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服。应即准如所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仍望趁此寛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睱，备政治咨询，将来倚重正多，当有以副.国.民之望。”
有身边人透露，袁世凯自己写完这些后，很得意，脸上露出古怪的笑。那表情，和他写批示所含之意，风马牛不相及。
六月二十日下午，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面见袁世凯，告之同盟会会员国务员于昨晚议定全体辞职。张耀曾提出，再要組阁，最好组织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如采用混合内阁，同盟会会员不会加入。
袁世凯当即表示反对：“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内阁。……余之主意，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并郑重地说：“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消长之成例，适用于危急存亡之中国。
“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
搞垮了首届内阁，袁世凯的舆论很不好，很多人说他这是在搞封建专制。有人更有眼光，看得也更深远，呼吁警惕袁世凯黄袍加身恢复帝制。对袁世凯心怀疑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袁世凯六月二十四给黎元洪和各省都督发电：“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泊乎中岁，略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影从，遂使二千余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为共和体制。世凯以垂朽之年，躬兹盛会，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
“就职之初，又复经沥忱宣誓，皇天厚土，实闻此言。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感观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维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
|“用是重为宣布：凡我国民，苟以救国为前提，则当能见其大，万不宜轻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唯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猜嫌。知我罪我，付诸公论。”
应该记下，这是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二次郑重对外宣布他本人对共和的忠诚。“皇天后土”，几乎是对天明誓。
问题是，善良的人们，可以相信他吗？
不仅如此，事后不久，他还对革命党人，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裕时推心置腹的言道：
“外头人说我要做皇帝，这个皇帝是最要不得的东西，不是清朝就在你们手里推翻了的吗？
‘我是在对全国国民宣誓忠诚之下就职的，怎么能说我要做全国人民所推倒的玩意呢！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当然知道有史以来做皇帝都没有什么结果。
“即如你现在所驻地南京，就是六个朝代皇帝的惨史，他们的子孙甚至于临到末路，有生生世世不愿生在帝王家的怨言。
“上溯秦汉，下迄唐宋元明，哪一朝是有良好的结果？清帝逊位后，虽受到优待，但是一旦国民不承认他，还有什么方法能存活下去呢？我若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还敢在这乱糟糟的时候挺身而出，当此大任吗？
“请你将我的话告诉孙（中.山）黄（兴）二公及第八师各位，使他们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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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时是受同盟会的委托，找袁世凯来谈事情的。事情谈完后就想马上离开，想法是袁世凯很忙，不好多打扰。没想到被袁世凯拉住，说了这么一番话。
听了袁世凯的话，陈裕时想了一下言道：“这个世上，人嘴两张皮，说什么的都有。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就是了。这事最简单了，只要我们不去做，谣言不攻自破。我想，孙黄二公，还有八师的同志，是很相信大总统的，否则，也不会力推您为临时大总统。”
陈裕时对袁世凯是没好感的，也是很有戒心的。这几句话不咸不淡，怎么理解都行，不管怎么说，还是给足了袁世凯的面子。
袁世凯知道陈裕时在南京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对陈裕时和新组建的八师这支南京精锐部队是很看重的。本来想从对方嘴里讨几句自己想听的话。但事与愿违，自讨无趣。
赶忙说：“那是！那是！那就让大家看袁某的实际行动好了。”
送陈裕时出门后，袁世凯狠狠的瞪了一眼陈的背影，他对这些革命党人，真的没好感。
陈裕时（公元1877～1940年），原名陈裕大，字符伯。后皈依佛门，法号元白。湖北宜昌三斗坪人，幼年胸怀志，青年时参军，在汉阳兵工厂工防营当兵，被送到武备学堂读书，只因读《鉴略》颖悟过人，受到张之洞的重视，被其送往日本深造。
一九零三年（二十六岁）七月陈裕时到达东京，进入振武陆军士官学堂读书，因其在校阅读、宣传革命书刊被开除学籍，继而转学法政。后结识孙中山与黄兴，与宜昌人黄恺元、高冈、全敬存、陈吉甫、杨征祥一道入同盟会。三十二岁回国，与蔡锷、赵恒惕、唐继尧去广西，担任龙州讲武堂监督兼龙州新军邑龙统带一职。
辛亥武昌起义后，陈裕时极力游说桂军抚王芝祥、总兵陆荣廷，宣布独立。对抗清政.府，组建了北伐军第三军，任三军参谋长兼邑龙标首长。与王芝祥、陆荣廷等人分几路驰援湖北、江苏。南方各省纷纷回应起义，当时到达南京的北伐军有十万馀人。孙中山先生的临时政.府，粮草不足，各路人马鱼龙混杂，江西、安徽两省援军，抢劫财务，发动叛乱，均被第三军弹压下去。
平息叛乱后，陈裕时建议孙中山、黄兴∶由于这些援军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军事素质差，如果要对付袁世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很难打胜仗。为此，北伐军应该吸收广大革命同志参加，整编几支精锐之师，打败强敌；并推荐精通军事的冯国璋之婿陈之骥担任要职。陈是陈裕时的留日同学，讲信用，重义气，可以利用他与冯国璋的关系，保证粮饷，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
孙中山、黄兴采纳了陈裕时这条建议，以广西革命军为基本力量，以同盟会员为班底，集中优良装备，整编成南京陆军第八师，黄兴任命陈之骥为八师师长。这时，陈裕时任该师十五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
袁世凯称帝后，陈裕时成功游说湖南总督汤芗铭、四川总督陈宦同时通电反袁。湖南总督汤芗铭、四川总督陈宦站出来反袁，对袁世凯打击是沉重的，特别是四川总督陈宦的离他而去。当时有人曾说袁世凯死于二陈一汤，汤是汤芗铭，这二陈其中一陈就是陈宦。不过自此之后，陈裕时或许看破红尘而心灰意冷，不再过问政治，潜心研究佛学，参与国内一些佛事活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陈裕时积极号召全国佛教徒一致抗日。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在重庆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当然，这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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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 超然内阁
这一天的晚上，袁世凯在家里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大儿子袁克定，二儿子袁克文谈起外边议论他黄袍加身的事。
袁克定说：“父亲，您在彰德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人多事多，一件事这个人说好，那个人说坏。这人说应当这么办，那个人说应当那么办。等决定了怎么办，说不定黄瓜菜都凉了。要我说呀，咱这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听大家瞎吵吵，什么事都做不成，就得有人说了算，还是有皇帝的好。”
袁克定说完后，仔细查看父亲的表情，揣摩着袁世凯的心思。
“别人都怎么说？”袁世凯不动声色地问。
看父亲没责怪，袁克定胆子大起来了。“我身边的人都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主事人怎么说怎么是。主事人说对就对，主事人说错就错。”
“大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谁说这对的也变不成错的，错的也变不成对的。国家是大家的，就是要听大家的。父亲他们好不容易把皇帝赶下台，大哥不可以说破坏共和的话。”说话的是袁二公子袁克文。
他的生身母亲是朝鲜的那位公主，也就是袁世凯的三姨太。袁克文无论是长相还是才华，都似乎继承自他的生母。
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多才多艺，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因为大姨太不能生养，他被过继个大姨太做儿子。
好交往，重义气，和特别重心机的大哥袁克定怎么也不像是一对儿同袍兄弟。
袁世凯其实是很喜欢自己这个次子的，但他在子女面前总是做出一种很严厉的样子，袁克文平日里不但很怕这个父亲，对他的大哥也是惧三分的。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袁克文被其父袁世凯派到南京公干。
袁克文生性好在外边玩乐，有空睱时间总到南京的钓鱼巷闲逛。一来二去，结识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姑娘。二个人很谈得来，脾气也很相投，一见钟情，私自订下了一方非她不娶，一方非他不嫁的婚约。
两个人缠缠绵绵，难舍难分，但袁克文是去南京办事，办完事得回去和父亲交差。两个人离开的时候，姑娘给了袁克文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袁克定如获至宝。
袁家还是老规矩，从外边回来的儿女，回家后要给父母磕头请安。袁克文很想念那和自己私订终身的姑娘，一有空就拿出姑娘的照片看。
可能是放得不小心，给父亲磕头请安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把姑娘的照片掉在了父亲的面前。
袁世凯好奇的将照片拾起，一看是个姑娘，立刻沉下了脸，厉声问：“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袁世凯平日里对子女要求极严，不但不许他们抽大烟，进赌场妓院，在男女这一方面也是绝对不能随意往来的。
袁克文当时还没结婚，那个时候婚姻是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是自己能订的事。吓坏了的袁克文脑袋一片空白，竟然瞎编起了故事。
说自己看这个女人长得好看，是给父亲物色的，照片是拿给父亲看的，看是否能够相中。他以为把这个场面撑过去就行了，没想到弄假成真。
袁世凯一听，转怒为喜。把照片放到眼前一看，姑娘长得果然漂亮，连声说好。恨不得马上就娶回家来。派出专门给他办这一类事的家人符殿青，带着银钱很快就去迎娶。
姑娘是和袁公子有婚约的，见袁家这么快的来迎娶，又下的是重聘，喜出望外。风风光光的从南京来到了天津，只是，在洞房花烛之夜，翩翩美少年，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这个时候，袁世凯除了正妻外，已经有了五个姨太，这个姑娘于是就成了袁世凯的六姨太。
姑娘会怎样的哀怨，又怎样的面对她曾经的心上人，现在论辈份应当是她儿子辈的袁克文，人们尽可以去想像了。
那是个绝对男权的社会，女人对一切只能逆来顺受，谁会去顾及一个弱女子的感受。袁克文又是个很花心的人，所谓见一个爱一个，很快就有了新欢。
人是会变的，人的感情也是会变得，就是这个六姨太，和袁世凯在一起生了五个孩子。是袁世凯的妻妾中，生养最多的一个。
平常日子，袁克文在父亲和长兄说话的时候，他是很少插言的。
今天，可能是听自己大哥的话，说得实在是难听，简直就是歪理邪说，胡说八道，忍不住插了话。
袁克定历来看不上自己的这个弟弟，始终认为这是个不干正事的浪荡公子。被弟弟说教，袁克定很不高兴，但在父亲面前又不好发作，就用眼睛恶狠狠地瞪了袁克文一眼。
袁克文没注意大哥的表情，觉得言犹未尽，继续说道：“咱父是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高处不胜寒，大家眼睛都盯着呢！大哥在外说话可要小心，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弄不好影响父亲的威信。”
袁克定越听越生气，但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训斥自己的这个弟弟，“临时大总统！你怎么就喜欢临时这两个字？”
“父亲本来就是临时大总统吗！”袁克文不服。
“你！你……”袁克定手指袁克文，正要说什么，被袁世凯阻止，
“克文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们在外边说话是要注意影响。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跟着乱说。现在，你们没看出来吗？没有事还都挖空心思找事，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特别是克定，你是这家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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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父亲如此说，袁克定赶紧点头称是。
唐内阁垮台了，内阁不能没有，袁世凯提名陆徵祥接任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所以这样做有他的考虑，主要原因至少应该有以下几点：
其一、陆徵祥他既不属于袁世凯的北洋系，也不属于同盟会和任何党派，被称为“超然内阁”，容易被各方接受。
其二、他从国外归来，所谓远道和尚会念经。
其三，他任总长的外交部为内阁之首，是第一顺序的接任人。
其四、他在任外交部总长的位置上虽然时间很短，但取得的成效引人关注。
其五，最重要的，和唐绍仪相比，陆徵祥要听话得多。
陆徵祥，字子欣，上海人，原籍江苏太仓。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一战结束后，曾代表中华民国率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一八八四年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由总理衙门主办的上海官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一八九三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一九零六年陆征祥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
陆徵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原来这里的门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门前积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员只好由衙门的差役背进衙门。
衙门改成外交部，陆征祥认为门口积水有碍中国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让门面有个新气象。外务部是人来人往的地方，门前积水成了外交部人员和外来人员一大难事。清除了淤塞，下雨后没了积水，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而被人赞不绝口。
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
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那一次李鸿章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姓厨师不干，李鸿章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他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
民国成立后，余厨子以为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不急，发现新外长果然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就慌了神。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人。
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成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第120章 关系终于理顺了
陆徵祥是于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受任国务总.理，七月十八日经参议院以七十四票通过其出任总.理的。通过的当日以总.理身份在参议院发表了就职讲话。
由于陆颇有国际声誉，所以议员们认为必有高见，怎知陆徵祥演讲说后都大失所望。
陆徵祥在演讲中言道：“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
“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徵祥极喜欢本国人。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徵祥，则徵祥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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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返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
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
“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云云。
议员们听了陆这篇演说为之大哗，这哪里是内阁总理的就职报告？
就陆徵祥本意来说，他是想用真诚之心，面对众议员。这发自内心的口语化表白，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这要是在国外肯定会大受欢迎，会使人感到亲切，会很快拉近与别人的距离。但是，陆徵祥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而在国内，做很多的事，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比如就职这样严肃的场合，怎么可以拉家常呢？即使不是讲套话，讲官话，也得说点差不多呀！
陆徵祥出任内阁总.理已经是参议院通过了的，本来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但现在有很多议员提出，要重新考虑内阁总.理的人选。
不过也有主张让陆徵祥一试，其理由为：
（一）陆徵祥在参议院的就职演说，并非是正式发表政见。
（二）当前局势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陆徵祥组阁还未成，未经考验，无从分别其好坏。
（三）陆徵祥叙其生平不赌博不做生日，正见其人不矫饰不欺人。
袁世凯事后听说此事后，明确表示：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任总.理。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强调指出：“陆徵祥在参议院获得七十四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推翻其总.理，则当日之七十四张同意票岂非盲举。”
尽管袁世凯和部分参议员有上述主张，但第二天参议院开会，陆徵祥所提的内阁成员名单交由参议院表决时，多数议员们因不信任总.理，一口气把陆徵祥所提的六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
陆徵祥还未过上国务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久在国外温文尔雅的陆徵祥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称病住进医院。其实也是无脸见人。他住进医院后，抵死也不肯出来。
自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新阁员名单后，同盟会的议员们认为袁世凯的“超然内阁”路线走不通，于是大家又唱出“政党责任内阁”。
有一派人主张由宋教仁组阁，亦有主张由黎元洪组阁，还有人主张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组阁。另有一派则主张由蔡锷组阁，因蔡是统一共和党人，而其主张又和共和党接近。同盟会对蔡亦引为同志。蔡锷出来组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会全力支持，共和党亦无从反对。
当组阁问题正在酝酿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过去日俄对立，在侵略中国行动上互相监视，于中国是有利的，这是李鸿章外交上的大原则。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
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由于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陆徵祥组阁化险为夷，因陆长于外交，正符现实需要。
同时参议院中部分议员亦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其他如孙毓筠则认为总统可以解散参议院，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北京各报亦赞成孙毓筠的提议。
孙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 安徽寿州人，民国政要。一九零六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总部庶务部干事。一九零七年回国，策动新军起义，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被任为浙江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安徽都督。后赴北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一九一五年参与发起筹安会，拥袁复辟。一九一六年七月被北京政.府通缉，后被赦免。一九二四年应邀赴河南军务督理胡景翼处，后客死于开封。
此为后话。
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的六名新阁员，爆发了国会和政.府的大危机，各方对参议院的行动多有微辞，袁世凯也用尽方法对参议院施加压力，军警会议公所发表公开电就是袁的一贯法宝。
袁世凯同时招待全体议员，大讲国际间的危机，以及无政.府的危险。
这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谓要杀议长吴景濂及谷钟秀，有谓要用.炸.弹对付议员，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
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寄居财政学堂的参议员竟偷偷地搬了出去，同时不敢出席参议院。
军警会议公所除了发表公开电之外，还召开特别会议。中级以上的军警官佐都出席，会场中情绪甚为激烈，认为参议院误国，应用武力解决之，最后决议：
（一）请大总统再规劝参议院；
（二）公推代表往谒陆总.理，请其打消辞意；
（三）如参议院仍顽固不化，仍不投同意票，则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最后还发表一项声明，说是明知军警不应干涉政治，但为了国家前途不得不挺身而出。
第二天军警代表四十余人趋赴国.务.院谒陆。陆徵祥着燕尾服，一副外交家派头和来宾握手、问姓名、寒暄。
军警代表余大鸿首先致词说：“当前外交危急，非总.理维持不可，外间虽有阻力，但请总.理千万不可求去，这是我们军警界全体的意思。
“本来我们军警界并不想干预政治，不过我们亦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本于国民天职，不能不有此一来，何况南北之能达到统一，就是由于南北军人以国家为前提，不忍兵戎相见，使国家纷乱，同胞受苦。
“今天如果总.理一去，国事瓦解，外患相侵、战祸必不能免，所以我们才来见总.理，请你打消辞意。”
陆徵祥答辞说：”我自十多岁作学生起，原想牺牲一身为国家尽力，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今天，此志不变。所以在唐内阁时代虽曾屡次辞职，仍奉命留职至于今日，即是由这种思想演变而成。承各位的好意，我是非常感谢的。
“我在外国多年，还没有见到军人对国.务.员有如此的诚恳和善意，使我不仅感激，而且十二分感动。今后无论如何必将尽全力服务，即使牺牲名誉，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请各位把我的意思转达全体军警界的同人，我非常谢谢。”
这一幕演得很动人，据一位代表事后追忆说，这位通洋务的总.理，态度倒是非常诚恳，不过他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怪不得参议院有反感，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因此如果不仔细静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
在参议院第二次投票表决陆内阁成员前，北洋军系的四位巨头：毅军总统姜桂题、直隶提督马金叙、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在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其中还邀了一位女领袖，是革命军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女士。
首由陈策致辞，他说：“今天主人有军界的四巨公，由于鄙人和各位先生较熟，所以邀鄙人同列为主人，以资介绍。想请孙少侯先生为临时主席。”
孙少侯即是孙毓筠，他起立致辞，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同时希望这类联络感情的聚会应该多举行，既可沟通各方意见，又可免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接着便由主人之一的陆建章演说。
陆很会说话，说得很动人。陆建章的话，颇使听者为之动容，与会人士偷偷说：如果国务总.理的那个姓陆的（指陆徵祥）有这个姓陆的口才，则参议院绝对不会印象如此恶劣，也不会发生这次政.府危机的。
第121章 黎元洪和张振武
民国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再以咨文给参议院，略谓：“时局阽危，朝不保暮，阁员悬旷，百务废弛，中外共瞻，险状何可思议。前次提出六员，既经贵院否决，兹特重行遴选，拟任周学熙为财政总长，许世英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陈振先为农林总长，蒋作宾为工商总长，朱启钤为交通总长，依照《临时约法》第卅四条咨请贵院同意”云云。
这个咨文事先很秘密，提交参议院时，各方预料可能仍有一半或过半不能通过。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改由刘揆一递补，获得参议院同意。
这一天出席参议院的议员九十一人，会场秩序甚为静穆，投票进行时，有一位议员拈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透视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是：“议员无骨”。
自六月二十七日唐绍仪辞卸国务总.理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的无政.府状态乃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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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内阁难产，但终于呱呱坠地。这位被各方尊为外交长才的陆徵祥，在外交紧张空气中登台，不料他上台后首先碰到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
陆徵祥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管一个他熟悉业务的部门或许能发挥其所长，但实在不是统领全局的料，很快又遭参议院弹劾，再次坚决提出辞呈。袁世凯这一次也对他有诸多不满，马上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和唐绍仪一样被聘请为高级顾问，但很快又回到了外交总长的岗位。
八月二十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代理国务总.理，这一下子总算找对了人。赵秉钧把国务会议搬到了总统府，什么事都听袁世凯的。这位代理国务总.理，当起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小跟班，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的关系终于理顺了。原来，习惯于大权在手的袁世凯，需要的是这样的国务总.理。
赵秉钧是个孤儿，早年丧父，不久母亲又病故，家境极其贫穷，小时连名字也没有。
说起他的姓，赵是百家姓之第一姓为姓，名乃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生日是他自定的正月初一，其真实性究竟如何已无从可考。
赵秉钧膝下无子女，他先是收养了一个义子，后来另择堂兄的次子立嗣，以续后统。
迫于家境贫穷的压力，赵秉钧幼年寄居于舅父家。
曾在家乡一个仕宦人家做书童，他生性慧黠，强悍而有胆识，颇得主人欢心。因此获得自修学习机会，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加上自幼聪明能干，学啥通啥，在家乡店铺当伙计时，帮助路过此地的官员修好了一台座钟。从那时起，赵秉钧得到这个官员的赏识和器重，于是就把赵秉钧也带了出去。从此，赵秉钧离开家乡，开始闯荡人生。
一八七八年，赵秉钧考秀才未中，遂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赴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
隶张曜所部随军出嘉峪关，进驻新疆，东征西讨，作战勇敢，以马术建长，屡建奇功。因早年作战在戈壁滩曾被风雪掩埋三天，幸得不死，但身体受重伤，落下残疾，据说后果还很严重。
收复伊犁时，赵秉钧又参加了中俄边界的勘察谈判。鉴于在新疆平乱的出色表现，赵秉钧被任命为新乐县典史。此间，他以“长于缉捕”而闻名官场。
赵秉钧介入军政门槛，也与袁世凯有一定的渊源。赵秉钧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机智殊众。袁世凯小站练兵，慧眼识英雄，将赵拔于草莽，颇受重用，从此赵一直是袁世凯身边的智囊式人物，深受袁的信任。
在内务部的岗位上，特别是做为警察的最高首长，赵秉钧肯定是很称职的。
比如他主导的京城秩序，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就能记述过这样一幕：京城的大街上，一个推粪车的老乡行进途中粪车翻倒了，京城的警察看见了，不是责骂、罚款，而是几人一起上去帮老乡将翻倒的粪车抬起来。为此，莫里惊叹道，在过去，你能想象这种事吗？
除了仁善，有公职操守，由赵秉钧实际领导的京城警察，办案能力也是一流。
一九零五年，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被吴樾行刺，赵秉钧承办此案，验尸报告做的相当专业，最后硬是通过被炸的稀烂的吴樾尸体，迅速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赵秉钧的国务总.理当的怎么样呢？看来这就不需要别人操心了，因为，袁世凯一个人满意就足够了。
我们说过了，南方革命党人，急急忙忙搞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为了用法律来约束袁世凯。
对于中华民国的政体，同盟会内部，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权力很大。有人主张执行法国式的内阁制，权力在内阁，总统基本上是虚设。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是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的，被临时约法替代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的国家政体就是总统制的。
但在为袁世凯“量身定制”《临时约法》时，孙先生又极力主张实行内阁制。在《临时约法》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实行内阁制，但内阁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没有国务员的副署，总统发布的命令是无效的。
我们应该记得，任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参议院特别强调要求他必须要认真奉行《临时约法》，可见大家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
如果，袁世凯把内阁变成了自己的附属机关，所表现的是他根本无视《临时约法》的话，但他做的另一件事，则是对《临时约法》的肆意践踏。
这件事就是：公然杀害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
或许有人会问：袁世凯不是很讲求“约章”吗？一点不错，袁世凯是很主张建立和执行规章，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是，这只是针对别人的，至于他自己，特别是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后，是不能受限的。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才是他想要的。
张振武，汉族，湖北罗田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军事将领，“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早年毕业于竹山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到老师的影响，萌发反清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加入了体育会，学习战阵攻守诸法。
一九零伍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长崎，加入同盟会。一九零七年毕业回国，于武昌黄鹤楼街小学任教，期间因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被捕。
一九零九年参加共进会并负责财务。
一九一一年成为武昌起义领导者之一，一九一一年九月，出席文学社与共进会决定起义的联合会议，预选为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副部长。此间回乡变卖祖产，以充革命经费。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汉口机关被破获后，清吏大肆缉捕党人。张振武不惧白色恐怖，曾与朱次璋、李华模等磋商，联络各方代表约于十月十日晚发难。有文字记载：十日清晨，方兴邀约甘绩熙、李华模、李南星和朱次璋等测绘学校革命党人一起商议，请李华模、朱次璋与张振武联系，李、朱二人返回后向方兴报告：张振武说，今夜必动。能白昼动更佳。
当晚，起义爆发后，张振武积极投入其中。
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主持军务十余日部署有序，颇具胆识。
保卫汉口、汉阳期间，凡民军赴前线，必亲往激励，以振士气。并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
汉口失陷，派人往各州县办理民团。又亲赴青山、张公祠、梅子山、扁担山一带布置防御，并派员在前线招降北兵。
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后退守武昌，鼎力襄助总监察刘公守城。黎元洪出走葛店，主张去黎另举贤能，为黎所深恶。
汉阳失守、革命军士气陷入低潮，黄兴主言放弃武昌、退走南京之际，又是张振武坚辞批驳，以示反对。
张认为，武昌和汉阳有大河相隔，北洋军要想攻下并非易事；就算能攻下，也为其他各地革命赢得了宝贵时间。
至于黄兴所谓南下攻取南京，他认为不过是洪秀全一般的结局，并无可取之处。
北洋军炮轰武昌，炮弹一度落入军务处并炸死炸伤卫队三十余人，一颗流弹甚至落在了会议桌旁。
与会人等均吓得面如土色，唯张振武坦然笑道：“可移至楼下，照常办公，不必惊恐！”过人胆识可见一斑。
第122章 如此黑暗
为稳固军心，断了大家撤出武昌的念头，张振武发言时甚至以佩刀砍地，眦裂发指：“武昌为兵事重地，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披靡，大敌当前，有敢言弃武昌者，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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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张振武不顾自己有伤在身而愤起驰马举旗，并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此举颇令民心安定。
这些担当和作为，使他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共和元勋，和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
张振武的被害主要源自他和黎元洪的矛盾。
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人，是起义的人员拉着他走上这条道路的。
把黎元洪逼上“梁山”的人中，张振武也是其中之一。说起来，没有这一步，黎元洪怎么会有后来的名利双收。按说，他应该感谢把他逼上这条道路的张振武等人，但黎元洪可不这样想。这也不能全怪黎元洪，因为，以首义功臣自居的张振武，打心底就看不起黎元洪。
从一开始，张振武对黎元洪就没有什么好感。
或许，黎元洪从一个清廷的高官，走上革命造反的的道路，无论如何需要个转变的过程。或许，一下子被推到这么高的位置，总要谦让一下，客套一下。你们让我当这个大都督，我说话有人听吗？是不是需要讲点条件呢？
不管何原因，反正武昌起义之后，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大都督时，黎元洪确实是曾推辞过几次。
这让张振武异常气愤。在他看来，你黎元洪有什么了不起？革命党人这样的看得起你，你应该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才对，怎么可以推三推四呢？看黎元洪不争气的样子，张振武曾提出要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警醒世人，振奋人心。
张振武说这话的时候并没刻意避人，这番言论很快传到黎元洪的耳中，黎元洪对张振武能不记恨吗？
有人说，黎元洪和张振武的矛盾，很重要的方面要归结到张振武的性格上。张振武坦率正直，但是为人极其的飞扬跋扈。尤其在公开的场合经常嘲笑黎元洪，对黎元洪这位大都督极其的藐视。
“当日不是我们这些人将你推出来，能有你今日之威风?”这是常挂在张振武嘴上的话。
肯定地说，这是让黎元洪很难忍受的。
在一段时间里，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的“三武”。有这“三武”的存在，被推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黎元洪和张振武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已是军政.府中公开的秘密。身为都督的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手里的“枪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张振武是个抓枪杆子的人，他直接掌握的将校团有三千多将士，团长是其亲信，也就是和张振武同时遇害的方维团长。这支部队只听张振武的，是黎元洪的一块心病。
武昌起义胜利后不久，发生了群英会事件。
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出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之职。他居功自傲，“逢人称首义”，以“革命元勋”自封，且作风跋扈，喜独断专横。很多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重要成员都觉得受到排挤、抑制。黄申芗是共进会重要成员，在会党中颇具声誉，对孙武极为不满，于是他便联系其他一些不满孙武的人密谋倒孙。
黄申芗（1884—1942），湖北大冶人，字少骧、圣养。一九零五年与人组织同心会等反满团体。次年投入湖北新军。后考入特别陆军小学堂，又组织种族研究会、湖北军队同盟会。一九零九年加入共进会，接替孙武主其事。次年与李六如等密谋响应焦达峰在长沙的起义，事泄走沪。武昌起义后任湖北都督府近卫第二协统。一九一三年和詹大悲等在汉口策划讨袁，事败潜离武汉。护法时期蓝天蔚在鄂西组织靖国军，应邀前往。失败后去庐山隐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山到沪，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在上海病逝。
一九一二年二月，黄申芗、向海潜等人组成“改良政治群英会”，策划武力倒孙。
二月二十七日夜，以黄申芗、向海潜为首的群英会成员，会合第三十一标组成的教导团，由文学社领导的伤兵团体毕血会，起义老兵组成的将校团，以及由士兵组成的义勇团，集众达数千人。配带群英会徽章，涌上街头，高喊“打到孙武”，“打到军务部长”的口号。
随即包围了军务部及武昌大朝街孙武寓所。孙武孙事先得到消息，已匆匆逃避汉口。群英会等会众遂捣毁孙武的寓所，放火烧其房屋。
武汉群英会暴乱事件之后，黎元洪曾下令解散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将校团，没有成功。
他想派一个心腹去任副团长，试图让这支部队摆脱张振武控制，遭到该团的拒绝。
他又下令将这个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六镇，又遭强烈反对，被迫收回成命。
最后又设计想把该团改为军官学校，也没能成功。
民国成立后，南北方不打仗了，都开始裁撤军队。原兵站所辖六个大队，共千余人，黎元洪下令将其解散。
张振武则把这支队伍改编成军务司护卫队，又成了他亲手掌握的一支部队。这样的在黎元洪身边拥兵自重，让黎元洪如何能泰然处之。
更何况，张振武对黎元洪的施政有诸多不满，还经常把“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也挂在嘴上。
在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件怨恨很深之事。南北议和期间，为了做打的准备，张振武曾带巨款去沪购置军火。
湖北驻沪代表杨玉如电告黎元洪，说张振武“耗费公款，械不合用”。
黎元洪派人去查他的账目，并电请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
张振武一怒之下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
黎元洪实行军民分治，将武昌起义有功人员，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振武非常气愤，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使黎元洪觉得张振武是处处和自己作对。
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原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同时被解职。孙、蒋都消极隐退，只有张振武不干。不甘为军事顾问，强烈要求留任，黎更加对张不满。
黎元洪一开始是想把张振武调出湖北。
请袁世凯帮忙，调张振武为“东三省边防使”，让张振武带着自己的人马，走得远远的。
袁世凯开始一口答应。
但革命党人终究是外人，袁世凯怎能让革命党的人马在他的身后驻扎。便借口东北大局已定，南军不服北方的水土等理由推托。
黎元洪和袁世凯说了实话，请袁世凯解决困难。
恰巧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一直想打压南方革命派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对于张振武的态度上和黎元洪达成一致。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决定对张振武等人施行调虎离山之计。
于是袁世凯以共商建国大计的名义，邀请孙武、蒋翊武、刘公、张振武等民国元勋十六人入京就职。
张振武信以为真，当他踌躇满志的和孙武等人赶到京城时，没想到袁世凯为“三武”安排的全是总统府军事顾问虚衔。
孙武和蒋翊武没说什么，张振武大怒，当众指责：“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他找袁世凯要求，安排实职。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
张振武又信以为真，对这个职务很满意，遂和袁世凯落实经费和人员编制。
袁世凯又借口经费困难，目前无法筹措。
张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湖北。自立门户，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要求黎元洪每月提供经费一千元，准备召兵一镇，去蒙古屯边。
黎元洪在裁撤军队，而张振武却在这里招兵买马，这不是和他对着干吗？谁知道张振武招的兵马干什么用？如果是对自己搞兵变，搞什么“二次革命”怎么办？
还要自己给提供经费，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我给你钱，让你招兵买马革我的命，谁是傻瓜吗？
一山不容二虎，有张振武无自己，有自己无张振武。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应该是已动杀机。
但是，袁世凯当起了好人，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
刘成禺等人属于议会中共和党的参议员，张振武属于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他们出面张振武也不能不给面子。
在各方努力下，张振武和黎元洪等武昌地方军政大员至少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
第123章 孙袁会
表面上的和气，解决不了深层的矛盾和恩怨，黎元洪和袁世凯应该是在私下策划了什么。因为很快，袁世凯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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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很认真地对张振武说，正准备商谈研究蒙古屯垦事宜，怎么就走了？请张振武到京，共商大计。
张振武再一次信以为真，带着方维和三十多名兄弟赴京。走时，黎元洪临行还给带了四千元，做为路资。
张振武很满意，可他哪里知道，他们一行四十余人前脚刚到北京，黎元洪给袁世凯的电报后脚就到了。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
无论如何，正值与南方革命党的蜜月期。袁世凯对革命党肯定没好感，但杀武昌首义的大功臣，袁世凯还是要慎重考虑的。
便回电说：“原电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要求黎元洪补充说明，确认黎元洪所说情况是否属实。
黎元洪实在是迫不及待，当即再度回电，说明“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同时还派了饶汉祥等人，快车进京，面见袁世凯，“告袁以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
袁世凯见黎元洪已做好准备，于是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发布军令处决张振武。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
八月十五日晚上，为增进南北感情，他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酒席散后，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回旅杜。
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按照袁世凯的军令，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
临刑前，张振武还抱一线希望，要求公开审判，根据罪名定刑，“岂可凭空杀人”。
负责监刑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晃着袁世凯的命令，“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振武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一九一二年八月月十六日凌晨一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其腿、肩、脑、腹、胸等处共中六枪，“死时腹裂肠出”。当晚，张振武的亲信、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捕，随即枪决。
这就是震撼民国的“张振武案”。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中以张伯烈为首的20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指责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违背约法。
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亚细亚日报》评论道：“即使在专制独裁的清朝，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之后，铁证如山，审判之结果也只是予以监禁，而在倡导法治的民国，没有审讯和证据，下一个命令就能杀人，连清朝都不如！”嘲讽袁世凯这位民国总统与专制皇帝完全一样，他们的命令就是法律，就是圣旨；
“民国虽建，但人治犹在”。《亚细亚日报》的评论者还就张振武案，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
面对参议院的质问和舆论的压力，袁世凯随即抛出了黎元洪，公布了他们之间的电文，说明是奉副总统命令将张振武处决。
黎元洪做梦都没想到，他和袁世凯密议的电报会被大白于天下。其实他是应该想到的，诸如袁世凯这样的奸猾之人，帮你杀人就够意思了，还能替你背黑锅吗？
面对诘难，黎元洪只好再三地刊发电报，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
然而，在共和体制下，尽管正式议会尚未选出，正式法律亦未颁布，但总统下令越权杀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张振武案成了中华民国开国后的第一个强权凌法案，也是第一个大冤案。
革命党人所以把黎元洪推出来当最高首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这些人没有名望，怕不能服众。另一方面，也是看好了黎元洪这个人。
在军队的高级长官中，黎元洪是口碑最好的。人平和厚道，对下属和士兵也很好，在士兵和中下层军官中极有威信。
也就是说，不是随便过去抓一个过来，不是的，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所以才费很大的努力找到他。
说起对共和的贡献，黎元洪不说是第一大功臣，至少比“三武”贡献要大。
担起都督这个担子就无需说了，以一己之力，策动海军倒戈，这是多大的功呀！
武昌就暴露在海军的炮火下，能承受住海军多少炮弹呀！
大家叫他泥菩萨，其实主要是说他心肠好。
开始他管事不多，这是很正常的，是逼他干的，他能有多少积极性？再说了，那个时候“三武”也未必让他多管事。
后来就不一样了，在都督的位置上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
此前，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立宪派，甚至北洋系，黎元洪都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这威望是越来越高，简直可称得上是如日中天。
但是，出了张振武被杀事件后，黎元洪的声望可以说一落千丈。
常听到的说法是：人不可貌相，看黎元洪一脸忠厚像，这人毒着呢，一肚子坏水，比毒蛇还毒。
把黎元洪搞得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他一方面痛哭流涕的表示悔恨，“从优处理张振武的身后事”，“甚至于“引咎自责”，电请裁去副总统一职，希望能挽回些影响。
黎元洪不是袁世凯那样的政客，他的悔恨未必不是出自于真心，而且，他毕竟还知道自己有错，知道认错。不像有些政客那样，永远有理，永远正确。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大错已铸成，已经无法挽回。
袁世凯自以为得计，关键时刻把黎元洪推了出来，以为这一次自己是一石三鸟，既打击了革命党，也把黎元洪搞得很臭；还离间了革命党和黎元洪的关系。
其实，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
人毕竟是死在你袁世凯手里，黎元洪让你杀你就杀呀？你傻呀？缺心眼呀？他是副总统你是总统，谁听谁的呀？
临时约法对保障生命权有明确的要求，就算黎元洪不懂法，你袁世凯也不懂法吗。
张振武是有很多错，一个为革命献出祖产的人就不可能贪污了吗？就算你张振武没贪污，你不应该向行政当局报告巨款的使用情况吗？
还有，哪儿个政.府能容得你拥兵自重？
一个当过老师的人，怎么就不知道遵重人呢？别说是副总统和地方最高首长，就是一个普通人，也不能动不动就揭伤疤，揭老底呀！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大乱中，常见有“揭老底战斗队”，难道这张振武是“揭老底战斗队”的始祖吗？
有多大功呀！功劳大就可以居功自傲吗？
可话又说回来，张振武就算有再多再大的毛病，他犯死罪了吗？就算他犯了死罪，罪不可赦，也要通过必要的司法程序呀！
你袁世凯在天津搞司法改革，搞法院独立审判，怎么到你自己这里就可以随便杀人呢？更何况杀得还是首义的功臣，你要干什么？大家还能相信你吗？
有人说，张振武生前写好了三封遗书，其中给黎元洪的是这样写的：“元洪足下：我能手造中华民国，自起义以至今日，实属傥来之岁月，死生久置之度外矣。但恨不死于战场而死于雠仇之手耳。
“好一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足下如再爱我，请将我全家杀戮，使一家骨肉聚首九泉，振武感激不浅。足下之待英雄真是神圣不可侵犯。
“古人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言念及此，肝肠寸裂，暗无天日之世界，我亦不愿活矣。总统不交法庭而下军令，不以刀杀而以枪毙，不赴法场而赴暗室，死后有知，当为雄鬼以索其命。”
看这份遗言，特别是从“好一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总统不交法庭而下军令，不以刀杀而以枪毙”的几句看，倒更像是做了鬼回来讨命。应该是后人编造的。
“我能手造中华民国”，口气是不是大了些？多少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中华民国怎么可以说成哪个个人手造呢？张振武再狂妄，也不至于这样无知，这样的贪天功归为己有吧！再者说了，“不交法庭而下军令，不以刀杀而以枪毙”，如果能把事情看这么清楚，就不至于发出民国黒暗的感叹了，也就不会让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第124章 八大政纲
从张振武被杀事件中，应该能看到无论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他们都是旧人，身上都深深地刻着专制制度的烙印。和民主相比，他们更熟练的是专制，和法治相比，他们更得心应手的还是人治。
一个伟人说过，封建制度下也能造成一种平等，就是大家都什么也不是，大家都等于零，零和零平等。在封建统治下不是常说，百姓为草民，人命如草芥。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个人都出身于封建高官，在他们的眼中，根本没把人命当回事。张振武毕竟是“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说到底也是一介草民。
这或许也是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历史局限性。从旧式集权专政.府向民主共和政.府转型过程中，各色人等的都在艰难的转身适应。
不是把清帝赶下台，就可以轻轻松松走进共和，不是的。别说是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共和国，就是入门，也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验证。
袁世凯应该是意识到了，张振武事件越往深处搞对自己越不利，必须转移人们的视线。不愧是耍阴谋的高手，他很快有了新的计划。电邀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进京会面，有要事和他们商量。
此时，黎元洪己经领教到了袁大总统的手段。是绝对不会贸然前往。
袁世凯根据自己地判断，孙中山和黄兴是不会来京的。
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不久孙中山就不顾个人安危启程赴北京。临行前对各界表示，他此行的愿望是说服袁世凯迁都南京，以摆脱北方的旧势力。达到与同盟会真诚合作。
当时，袁世凯在北京刚杀害武昌起义领袖之一的张振武。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孙.中.山北京之行无疑冒有风险。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赴京。船上，一女士突然闯入船舱，还拿出武器，她要以死反对孙中山赴京。
孙中山说：“去是我的责任。因张振武地无故被杀，内战可能因此而起。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中华民国的统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国民都要以为我惧怕袁世凯。倘使我去，国民都要想，我是保护他们利益的。”孙中山好言劝慰，该女士才怏怏登岸。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半，孙中山经天津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站台上有欢迎人群，路上高呼扬帽的人亦很多。孙中山乘袁世凯所备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为了表示礼让，袁世凯让出了自己位于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给孙中山做行宫，自己则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办公。
当晚，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总统府设宴欢迎孙.中.山。
席间觥筹交错，孙袁二人相谈甚欢。
孙中山在感谢袁世凯的答词中极力称赞袁：“我中华民国成立，粗有基础，建设事端，千头万绪，须我五大民族全体一心，共谋进步方可成为完全民国。
“现有少数无意识者，谓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大不满意于政.府。殊不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
“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得人庆。” 说完，孙中山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整个宴会在南北两大政治巨头互相称赞声中达到.高.潮。
孙.中.山自八月二十四日进京至九月十七日离开，在北京整整待了二十五天，期间与袁会面竟有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密谈，有时孙中山的广东同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座。
据国民党编撰的《国父年谱》记载：“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
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一是试探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南北妥协达成了民国的统一，但南北仍互不信任，彼此猜忌。袁世凯对长江以南的控制是有限的。他通过实战摸清了武汉革命军实力，但对其他地方尤其是宁沪革命军实力没有底，更不清楚南方革命党人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正如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官唐在礼回忆中所说，袁世凯邀孙中山进京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
二是笼络孙中山。据唐在礼回忆，袁世凯邀孙中山进京的另一目的是“进行拉拢，把中.山先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有两件事，袁世凯办得令孙中山十分满意。一件为修筑铁路。孙中山卸任后从政治家改行为实业家，计划十年内筹建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明知孙中山修筑铁路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却偏偏满足其要求，就是为了笼络孙中山，给孙中山这帮失业的革命党找点事做，免得他们闹事。
九月十一日，袁世凯委任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把慈禧专用的小火车拨给孙中山一行使用，而且巡游经费管够，并知会各地官员盛情款待。
另一件为孙中山的三个子女（孙科、孙娫、孙婉）在国外读书。因缺钱供给，他想为子女申请公费，但按留学章程不够资格。孙中山遂走后门，请袁世凯出面下拨官费资助，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如此，孙中山无论于公于私还是大事小事都受了袁世凯恩惠。
三是利用孙中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想向国内外显示，自己得到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拥护与支持。因此，他既邀请孙、黄等革命党领袖进京，也邀请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首领归国。孙中山若北上，表明南方革命派承认和服从袁世凯的领袖地位，袁氏当国更顺理成章；同时也能为袁世凯解决政党政治等诸多问题。
在袁世凯看来，他的这个大总统当得很不称心如意，参议院和内阁总跟他过不去，一心要分总统的权。唐绍仪和陆徵祥两个总理先后辞职不干，袁世凯提名警察头子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参议院又饶舌不予通过。他闻知国民党即将成立并欲邀孙中山任党魁，便欲借助孙中山的威望压制参议院那帮同盟会员们。
孙.中.山在京一月，在与袁会谈中，多有建议。每当孙提出一个问题，袁世凯总表示提出的好，非常赞同。有一次孙.中.山再次表示愿意在十年之内修筑铁路二十万公里，请袁在同一时期练兵一百万。孙中山提出的其他的所谓“问题”，袁世凯不会放在心里的，这次一说让他练兵一百万。正说到袁的心坎上。他一时激动，冷不丁地站起来，把胳膊一举高声呼道：“孙.中.山先生万岁！”
孙.中.山到京后，在与袁世凯的相处中，应该是被袁表面的“热情”蒙蔽，以为袁世凯并不像传言中的那么坏。于是,他力劝黄兴北来。
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付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此后，针对部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孙.中.山在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孙中山对议员汤漪言道：“可以和袁总统一起做善事……袁总统绝没有不忠民国的意思……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万不可随意揭发袁总统阴私、抨击袁总统使彼此不信任、什么事都办不了……还刺激逼迫袁总统做坏事。
“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到那时，国家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那时，我们差不多可以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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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袁世凯正式宴请孙中山，各部长、各高级军官及参议院议长、秘书长等，诸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对孙中山备加赞扬，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亦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在欢宴席上的答词，更是对袁世凯推崇至极： “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现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
第125章 中国宪政之父
中.山先生在欢宴席上的答词接着言道：“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国，以无兵力，卒至被人吞并。可见共和国家，无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云云。”
孙.中.山说完，再一次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在孙.中.山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时，袁世凯站起高呼：中.山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会议的气氛十分的友好、热烈，那场面让与会人员深受鼓舞。
在原本革命党人激烈反对的张振武方维被害事件上，孙.中.山也逐渐对袁世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谈及此事时，他说：“据我观之，张、方不可谓无罪。但在鄂都督（指黎元洪）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
似乎张、方二人是该杀的，或者说如果张、方二人有罪当诛，黎元洪“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这也就是暗指黎元洪借刀杀人，自己缺乏担责的精神，此事不能怨袁世凯。
于是，引起人们强烈义愤、极大愤慨的“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军民分治问题上，孙.中.山认为实现军民分治，就是要“军权收归中央，都督可由中央任命。其他交通、财政、外交、司法，皆为中央独占之大权”。这正是袁世凯最想听，最想办到的事，理所当然得到袁世凯的高度认同。
因为当时跟袁世凯分庭抗礼的主要是南方几个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加强中央集权在当时的环境下，无非就是加强袁的个人统治。
在政党问题上，孙.中.山力促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世凯认为，他加入任何一个党派必然会引起其他党派的不满，作为总统要取超然地位，故而不参加任何政党。实际上，袁世凯也就要凌驾于任何一个党派之上。因为在袁看来，政党政治归根结底仍然只是政治工具，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服从其统治，而不是他要服从某个政党的管辖。
由于此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已经请辞，袁世凯又请孙.中.山一起商定下一届内.阁.总.理人选的问题。主要在沈秉堃和赵秉钧二人中择一。当然，他最理想的人选是赵秉钧。
不知中.山先生是不是知道了袁世凯心中的想法而投其所好，反正是主动提出：“沈无毅力，政治经验远不如赵，万一再为短命内阁，于国民名誉及选举甚有关系。”
这一下又中了袁世凯下怀，既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提名赵秉钧就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了。
在修筑铁路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修筑铁路的经费不能以政.府名义向外国政.府借款，而是以有政.府授权的公司名义向外国资本家借款，这样可以避免主权丧失。资金、人才、技术，都可以大胆从西方引进。孙中山进京后大力宣扬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赞许和支持。
九月十一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负责组建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筑全国铁路。公司内部的用人之权，政.府一律不加干涉，且每月从中央政.府拨款三万元供其作为经费。条件极其优厚，袁世凯摆出的姿态是对中山先生绝对的信任，完全的放手。中山先生个人的薪金也高得惊人，把个人的事办好，这是袁世凯的拿手好戏。
可以说，在这么多天的讨论中，孙袁二人就各重大问题几乎都达成了一致。
黄兴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九月六日乘坐“铭新”轮由上海北上，于十一日抵达北京。黄兴抵达北京后，也受到了与孙中山一样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款待。在黄兴抵达前夕，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黄兴抵达北京后，显然对袁世凯的热情接待也特别满意。不过，那个时候，国民党已完成重组，党派利益高于一切的黄兴是逢人就把人家往国民党里拉。虽然拉袁世凯时，袁用婉言谢绝中山先生的理由推脱，但黄兴也有意外收获，因为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
赵秉钧加入国民党是袁世凯授意，还是他个人的想法，没人知道。反正他成为国民党员后，对参议院通过其正式国务总.理任命，又加了几分保险。
袁世凯马上邀请黄兴加入与孙.中.山的会谈之中，三巨头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形成了“八大政纲”。
这八条政纲是：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各省斟酌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纲，又制定了五项实施措施：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专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此后，这八大政纲以电报形式发往武汉给副总统黎元洪审阅，经黎同意，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对外界公布这八条政纲。八条政纲是为袁、孙、黎、黄四巨头“精诚合作”的成果，历史上又被称作“四巨头协定”。
那时，各界已将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誉为开国四杰。“四巨头协定”，对急切盼望国家安定、和平与发展的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也获得了方方面面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这八大政纲除了大谈发展经济，在政治方面不仅没有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反而帮了袁世凯一把，不断强调采取“中央集权主义”。要求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收束归于中央。说明白点，就是把辛亥以来兴起的革命党人的地方势力一起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可以说，八大政纲完全是袁世凯借孙、黄、黎三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至于发展实业、兴办铁路都是冠冕堂皇，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对实行民主宪政，防止袁世凯权力过大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不和谐之处也是有的。比如，九月十六日，孙中山再赴总统府，出席袁世凯举行的饯别宴，并与袁作最后一次谈话。席间，袁世凯再次试探孙中山。
他佯作酒醉，说：“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
孙中山莞尔对答：“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
袁世凯闻语失色，孙中山之言也为日后历史所证实。
九月十七日，孙中山带着对袁世凯坚定的信任和对未来中国美好的憧憬离开了北京。
然而，这次孙袁会谈的最大问题是，表面上看两巨头达成诸多共识，但二人似乎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核心的敏感问题，就是对约法的遵守和总统权力的限定，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大做文章。
但是南北和解在表面上已经实现，整个国家气氛是和谐的，国家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袁世凯和他的政.府也从频繁的内外争斗中很大程度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国政权和经济建设上来。
必须承认，那是这个新型的国家很少有的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被人们所怀念。
毫无疑问，那个时期，无论国家的各项事业，还是袁世凯的治国理政，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仅就民主政治方面，也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局面，人民从没获得过这样的发声和表达意见的权力。不但在南方革命党人控制的地区，就是在北京城，公开地批评大总统袁世凯和政.府，也是寻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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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个好的局面没能维持很久，因为，很快，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随即，风云突变，一九一二年这样团结一致的气氛也就烟消云散了。
第126章 宋教仁遇刺案
唐内阁是被同盟会很看好的。
唐绍仪在袁世凯逼迫和百般刁难下辞职，导致唐内阁的垮台，使宋教仁等觉得必须要实现政党政治，通过政党组阁，方能与袁世凯的独裁行径相抗衡。
同盟会虽然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距成为独立组阁的政党，其力量还是很不够的。要达此目的，必须联合其他小党团，才能成为一真正强大的政党。因此，宋教仁极力主张再次改组同盟会。
孙.中.山对改组同盟会表示支持和赞同，一九一二年七月同盟会本部两次召集改组会议，多数人员赞同改组。
会后宋教仁积极着手改组工作，先谋求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联合。
八月七日三党代表举行会议，就党名、党纲等达成协议；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也表示同意加入合并。
九月五日，五个党的代表开会通过宋教仁、杨南生等起草的《国民党组党宣言》，以同盟会、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党名义公开发表。
当天孙中山、黄兴联名致电同盟会各支部，要求各支部对改组一事“务求同意”，说明变更会名是适时的。
九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等八人为理事。
国民党的党务实由宋教仁代理主持。
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民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平和为政纲。从宗旨、党纲来看，国民党在大力扩充组织力量的同时，主张责任内阁以分袁世凯权力，积极维护共和制度和反对专制，在很多问题与袁世凯处于对立地位，团结了相当部分反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势力。
国民党也如愿得到了壮大。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号遁初，亦作钝初、遯初、敦初，别号渔父，化名犟斋、宋錬、中岛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仙瑞乡上坊村香冲（今漳江镇教仁村香冲组）人。 中国近代革命先驱者之一，被称作为“中国宪政之父”。
清光绪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常德桃源。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宋教仁入读桃源漳江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宋教仁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现华中师范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宋教仁结识了黄兴，并成为挚友。同时，因不满清政.府统治，他开始倾向革命。十一月四日，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发起成立华兴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二十五日，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七月，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十一月，计划在长沙进行起义反抗清朝政.府，但事泄未遂，宋教仁潜赴日本，于这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抵达日本。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并入读日本法政大学。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八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加入并担任司法部检事长，同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宋教仁一度回到中国，在东三省从事反清活动，后因躲避追捕又再次去日本。
期间，根据其侦探结果编纂《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提供了有力证据。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兴赴安南谋举事，举荐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宋教仁由此开始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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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了宣传革命的文章。
宣统三年（1911年），宋教仁赴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七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二十八日，宋教仁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十一月十三日离开武昌，赴上海；十二月初，抵达南京。
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四月二十七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七月，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七月二十一日，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被孙中山委为代理理事长。
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十三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二十一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二月十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二月十九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三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国民党得二百六十九议席，共和党得一百二十议席，统一党得十八议席，民主党得十六议席，跨党者得一百四十七议席，无党派二十六席。
参议院议员二百七十四人，国民党得一百二十三席，共和党得五十五席，统一党得六席，民主党得八席，跨党者三十八席，无党派四十四席。
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八百七十议席中占有三百九十二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可以说，宋教仁等付诸努力的国民党组阁的目标已经达成。
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袁世凯下达正式国会召集令，命令所有当选的参众议员，于同年三月齐集北京。三月十九日，袁世凯又通电全国，宣布于四月八日举行国会开会礼。
作为在大选中胜利的国民党代表，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从上海赴北京商议国家大事。
三月二十日十时，宋教仁及前来送别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黄兴、于右任等到达车站。
十时四十分，当宋教仁在大家的簇拥下走向检票口时，一声沉闷的枪响过后，宋教仁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
整个站台顿时大乱。这时，只见一人拼命逃离站台奔向出口，其间连着摔了两跤，之后沿着车站铁栏向东逃脱。混乱中，黄兴等人护送宋教仁到车站外，拦住一辆车，由于右任送宋教仁到沪宁铁路医院，其余的人留下来希望能抓获凶手。
而此时，整个站台上竟没有一名巡警。
第127章 应桂馨与洪述祖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袁世凯得知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后，当即发来慰问电报： “上海宋钝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顷接哿电，方得其详。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除电饬江苏都督、民政长、上海交涉使、县知事、沪宁铁路总办，重悬赏格，限期缉获凶犯外，合先慰问……”
同时在发给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通商交涉使陈贻范、上海县知事吴馨、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的电报中明确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一面由该交涉使、县知事亲莅医院慰问宋君，切劝静心调治，以期速愈。”
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也于当天致电北京《民立报》代转宋教仁：“闻公遇险，无任惊骇。默相吉人，幸加珍重。”
击中宋教仁的子弹从他的右肋穿到腹下部，伤及小腹及大肠。医生割开伤口，从他的身体内取出子弹。子弹尖小，推测为新式勃朗宁手枪。
由于宋教仁不停叫痛，医生给他注射止痛药，依然没有效果。而因不见好转，医生们不得不给宋教仁做二次手术。除了缝补大肠的穿孔外，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大小便失禁，流血不止。
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得知宋教仁不幸去世的消息，袁世凯立即复电陈贻范说：“……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谁也没想到这样大的案子，却破得格外容易，悬赏告示登出后不久，就有人报案。
关于报案，从资料上看有几个版本。
其中之一是两个潦倒不堪的学生。说他们是四川来投考学校的，住在六野旅馆。
据这二人说：他们的隔壁房住着一个衣衫不整，面目凶恶之人。名叫武士英。每天早出晚归。昨天午前突然有三四人来找武，武很高兴。
来人走后，武士英来找他们借坐车的钱。他们给其一角，说不够就又加二角。
晚上八点回来时，已换上一身新衣。到他们的房间掏出一把钱，有几十元，拿出一元还他们。他们要找零武坚决不允，说自己有钱了，有人让其办件大事，事成之后还要给一千元。
今天在报纸上见到宋先生刺害，联想到此人。问旅馆管事的，说此人昨一早出去后，至今未归。觉得可疑，便来报告。
接待的周南陔立刻报告陈其美，陈其美指示尽快找到武士英。结果找了一天没见踪影，只是在他住处发现了一张应桂馨的名片，从而引出了宋教仁遇刺案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还有一个版本，古董商人王阿法成了报案人。
王阿法声称，他认识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黑帮人物应桂馨。
有一天，他到应宅交易，中途应桂馨拿出一张相片，要他认仔细了。说与此人有仇，希望王阿法做掉他，酬金可以给一千元。
王阿法说自己从没有做过犯法勾当，所以当时便拒绝了应桂馨的要求。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相片，认出就是应桂馨给他看过的人。
从没做过犯法勾当之人，怎么会有人找他买凶杀人？找他的人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黑帮人物，这不能不令人生疑。或许报案人王阿法是为了自保，或许这里还有其它隐情。
无论是在疑似凶手那里发现其名片，还是有人指证他买凶杀人，疑点都指向了应桂馨。巡警马上到应桂馨抓人。应桂馨不在家，但在他的家里却有意外收获。
一是抓获了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这名男子正是杀人嫌疑人武士英，很快被当时在凶杀现场的人认出就是凶手。
其次在应宅发现大量秘密电报，竟是由当时担任袁世凯临时政.府的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来。
还有就是黄兴也与应桂馨有大量电报往来。
洪述祖的电报内容，主要是以如何对付宋教仁为主，里面有“毁宋”的文字。提到在日本找到了宋教仁、孙.中.山、黄兴三人的劣迹。而与黄兴的电文，则是帮黄兴打理钱财。
由于武士英、应桂馨在租界被捕，所以两人被暂时关押在租界牢房。
于是宋教仁遇刺案怀疑的对象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进一步被引到赵秉钧和袁世凯身上。
四月四日下午公审公堂开庭预审时，先由代表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庭的刑事检查员侃克律师，介绍此前在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初步审讯武士英的情况：武士英已承认一九一三年二月来到上海，认识陈玉生后，于三月十九日在陈玉生带领下到应桂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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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他与陈玉生再次来到应家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着手枪前往火车站。刺杀成功后，他乘坐人力车逃到应家与陈玉生见面，并得到应桂馨夸奖。
曾经在云南当过营管带（营长）的山西籍军人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前，已经落魄到连房租都交不起，出门找工作都得向他人借车费和饭钱的地步。于是有过从军经历的武士英在一千块现大洋的诱惑下，干起了杀人的勾当。
但是令武士英没有想到的是，其杀死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青年领袖宋教仁，而杀人以后的报酬，其还来不及挥霍就被巡捕房给抓获了。
根据武士英被捕以后的供述，案情已经很明了，他是通过黑道人物介绍，接了个杀人的差事，报酬为一千现大洋。这个姓陈叫陈玉生的黑道人物将他介绍进了共进会（以青红帮流氓为主要成员的黑社会组织），雇佣他杀人的老板是共进会头目应桂馨。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后，法租界将武士英引渡给了中国政.府，并将其转移关押到警备森严的上海模范监狱。
可惜，武士英在法祖界关押期间，因受了风寒染病。加之知道自己没有生路后，心理压力太大，加重了病情，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病死于监狱内。
为了弄清楚武士英之死，政.府部门聘请了多位医生对武士英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证明其死于疾病，而非袁世凯方面宣称的被陈其美灭口。
应桂馨的代理律师沃沛辩护道，行凶之人说是某人主使，而没有第三人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据是不能够成立的。沃沛虽然没有点出第三人的名字，他所说的第三人显然是指已经于三月二十七日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
令人奇怪的是，已经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一次也没有出现在连续七次的法庭预审当中，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四月十一日下午，公审公堂第六次开庭预审，应桂馨当庭说，三月一日或二日，武士英带着吴乃文的推荐信到他家里求职。他送走武士英后，当即吩咐手下人，以后武士英再来就不要通报接见了，拒不承认买凶杀人的罪行。
案发之后，武士英留在应桂馨家里的吴乃文推荐信被搜查出，保存在巡捕房里。
在宋教仁案的涉案帮凶中，吴乃文是最为关键也最为神秘的一个人。吴乃文既是武士英与应桂馨认识的介绍人，也是在现场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而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中，谍报科科长应桂馨手下的三名一等科员中，恰好也有吴乃文的名字。
无独有偶，曾经委托王阿发到应桂馨家里登门卖画的拓鲁生，又恰好是为宋教仁送行的国民党要员。
宋教仁案经过会审公廨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遗留下来的最大疑点和盲点，就在于原、被告双方配合默契地避免了武士英与应桂馨的当庭对质。这是一桩并不复杂的暗杀凶案，只要把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暗杀活动的吴乃文、拓鲁生、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以真相大白。
包括在凶杀现场无一巡警，这一系列的事情，开始让人们怀疑，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偶然与巧合，不如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参谋长黄郛等国民党人士里应外合的精心安排。
宋教仁遇刺后举国震惊，刚刚成立的国民党内部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愤怒之中。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的似乎不是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来针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
在案子还在审理之中时，上海的报纸上就连篇累牍报纸上公布了，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赵秉钧往来电报。
第128章 “宋案”审理之争
被媒体曝光的，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往来电报如下：
一、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面注明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二、应桂馨寄赵秉钧的“应密冬电”内有：“民党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 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三、民国元年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二月二日洪致应函：“弟须于事前迳电老赵索一数目。”
四、在往来电报中，洪述祖称应桂馨为弟，应称洪为荫之老伯。
五、二月四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喜， 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六、二月廿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 （称赵秉钧）已将密本交来，统归兄一人经理。”
七、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八、三月十四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此系指宋在各大城市 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九、三月廿一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这使得这一事件徒然上升为一桩严重的政治事件，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就是袁世凯指使人刺杀的宋教仁。
一直为国民党宋教仁派喉舌的《民立报》对密电的解读，就相当具有代表性。
《民立报》在对应桂馨与洪述祖往来函电（二月八日电）的解释中，将案件的逻辑说得很清楚：“袁、赵蓄谋倾陷宋先生，无时或忘。至应犯一再迁延，乃知宋先生的名誉无术毁坏，不得不毁坏宋先生之身命。故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
也就是说，《民立报》认为，应桂馨买凶杀宋教仁，并非偶然，而是在长期策划毁坏宋教仁名誉无法得逞之后，才出此杀人灭口的下策，是预谋已久的。
应桂馨，其父应忠才（应文森）本为工匠，因在上海贩卖地皮而发家。
应桂馨肄业于上海梅溪书院，后又补送龙门书院。一八八七年跟随英国工程师金斯美学习工程绘图，后随岳父薛培榕去汉阳铁厂任职。因与美国工程师为商办建筑钢铁熔炉意见冲突，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改派到武昌监修两湖书院，旋又因上呈不合程式而被斥。遂赴南昌知府曹朗川幕下，一八九一年报捐县丞，被任命为巡捕。
同年赴安徽，充支应局兼报销差，一八九三年负责皖南缉捕营。一八九四年辞职赴沪，开设祥园烟馆和桂仙戏院，成为上海滩的著名地痞流氓。
一九零六年因涉嫌敲诈及私通巨匪范高头，被驱逐出租界。他逃往苏州，捐一候补知县，并被袁世凯之族弟袁干卿委任为督练公所科长，后又打算让他当印刷局提调，引起舆论哗然。在汪钟霖为首的士绅的抗议与控诉下，应桂馨遭到通缉而逃走，藏匿于老家鄞县。
在声名狼藉的另一面，应桂馨还一直暗中支持反清革命。他在一八九四年任皖南捕营管带时曾抓获革命党人龚照，反而被其感化，决定弃官投身革命事业，多次秘密接济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时参与上海光复，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为谍报科长，孙中山来沪时负责照料，并护送孙中山至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应桂馨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后兼庶务长。应桂馨“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被总统府发觉后即遭斥革。
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应桂馨纠合青帮、红帮等江湖势力，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然该会成立后到处闹事，危害社会治安。尤其是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制造了湖北马队兵变，被黎元洪镇压后查明应桂馨为主使，于是严加通缉。
不久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以调查水上警察事宜为名来上海，实际上带着袁世凯招安共进会的秘密使命，与应桂馨建立联系与交情。洪述祖不仅向江苏都督程德全举荐应桂馨出任江苏驻沪巡查长，还说服黎元洪取消了对应桂馨的通缉。
十二月应桂馨受洪述祖之邀北上北京，谒见大总统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期间曾请求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总长”，管辖自川、豫以至闽、广等地的会党势力，被赵秉钧拒绝，
当时，洪述祖欲阻止国民党组建政党内阁，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密电联络应桂馨，要求他搜集关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黑材料。应桂馨谎称他已得知日本有“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物证，向政.府索要30万来购买。袁世凯对“宋犯骗案刑事提票”颇感兴趣，欲知其详情并托洪述祖要求应桂馨先提供原件或影印件，但应桂馨始终无法交出。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洪述祖知道妖魔化国民党要人的方法行不通后，便于三月六日密电应桂馨，暗示他对宋教仁“乘机下手”。十三日更以“毁宋酬勋位”为诱饵，嗾使应桂馨杀害宋教仁。应桂馨欲以低价收购国债作为报酬，洪述祖则回应“债票特别准”。
应桂馨得到承诺后，收买凶手武士英，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制造了宋教仁案。三月二十四日，应桂馨在迎春坊妓女李桂玉家中被英捕房逮捕。在审判期间百般抵赖，至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之际，他趁乱越狱，藏身青岛德国租界。
据称，二次革命遭镇压、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应桂馨致电政.府，称自己杀“贼”有功，请求平冤昭雪。袁世凯政.府并无反应，他便亲自入京邀赏。在北京期间，每晚在八大胡同纵情声色。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七日，应桂馨在嫖娼并吸大烟时遇到军警查拿。军警不知他为应桂馨，他却高声对军警说：“我乃民国首功，又杀宋教仁之功首，现在政.府将予我上将，并酬勋位及国库证券百万，今我逸兴遄发，乐此以消永夕，于汝何事？”遂将军警轰走。
两天后的一月十九日下午，应桂馨就在津京快车上遇刺身亡，主使者一般认为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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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到自己的电报，赵秉钧辩称：“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
宋教仁案的另一个重要嫌犯是国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洪述祖，原名洪熙，字荫之，号观川居士，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他的先祖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大文豪洪亮吉。其名述祖，有继先祖功业之意。不过，洪述祖一生行迹与乃祖之行，南辕北辙。
洪述祖九个月大时，太平军攻陷常州，其父洪彦先死于巷战，家属十七人投河。唯洪述祖与其母张氏被人所救。后依靠叔父洪彦哲生活，并在其门下受学。
光绪四年（1878年）考取秀才，但其后八年间屡试不第，于是以游幕为生。先后佐理江西学政陈宝琛、江西巡抚潘霨、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和台湾巡抚刘铭传之幕府。
光绪十四年（1888年），洪述祖被刘铭传派去英国，验收台湾商务局在英国订造的“驾时”、“斯美”两艘快船。事后刘铭传弹劾洪述祖私吞公款，遂被革职并下淡水县狱。
光绪十九年（1893年），洪述祖出狱，北上天津投奔同乡津海关道盛宣怀。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洪述祖被派往朝鲜，负责电报事务，并在那里结识了袁世凯、唐绍仪。战后洪述祖回江苏谋生，从此其名由洪熙改为洪述祖，并入余联沅之幕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清廷重新起用洪述祖，以候选知县分发湖北。在汉口任职两年多，历任汉口清丈局坐办、汉口厘局交涉文案兼办鄂中洋务交涉、汉阳府夏口厅发审委员、汉口警察第二局总办等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因与江汉关道继昌不和，洪述祖辞职，重返上海，协助李经方办理安徽铁路事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选拔到直隶任职，历任全省水利总局会办、洋务局会办、印花税局会办、度量权衡局会办等多个差使。一年试用期满后，直隶总督杨士骧给他的评语是“精明干练，颇知大体，堪为优等”，奏请留省补用。
第129章 谁是幕后指使
但是，洪述祖此人实在是不争气。在被重用为井陉矿务局总办时，任内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合同，以井陉矿务局的资产为抵押来借款七十五万两库平银，引起舆论非议，披露并批评他贪图回扣而出卖国家利益。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弹劾他“办事荒谬”，遂被革职，留住天津。
他任职时应该是捞了不少油水，故而在天津过着奢华的生活，并结交了原民政部侍郎赵秉钧。
因对清廷不满，辛亥革命时，他与其姻亲赵凤昌在暗中活动，图谋推翻满清。曾亲拟退位诏稿（未被采用）。因此他后来常以“革命元勋”、“共和功臣”自居。
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赵秉钧被任命为内务总长，洪述祖被当时的国务总.理唐绍仪推荐为内务部秘书。
纵观洪述祖为官，可谓“招权纳贿”、“名誉甚劣”。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洪述祖偕应桂馨南下上海，负责调查欢迎国会团，一月三十一日离沪北返。
在上海，洪述祖、应桂馨注意到了国民党对袁世凯政权的威胁，因此他们在袁世凯的默许下，先计划搜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黑材料与负面消息，试图将其散布到社会，但未能得逞。
在“宋案”发后不久，应桂馨、武士英先后在租界落网后。洪述祖于三月二十六日晨逃离北京，躲进德国租借地青岛。
五月，青岛的德国裁判所审问洪述祖，洪述祖坚称“毁宋”只是要破坏宋教仁的名誉，并非肉体消灭之意，因此德国人判他无罪，继续寄居青岛。
关于洪述祖的结局：日本占领青岛德国租界，将租界内所有房产充公，洪述祖便化名张皎厂，亡命上海。一九一七年四月行踪暴露，被上海公廨逮捕，四月三十日被保释。
然国民党已得知消息，在洪述祖被保释而上车离去之时，一群国民党人前来公廨探听消息。其中宋教仁之子宋振吕认出上车之人正是洪述祖，立即跃上汽车，将洪述祖扭下。押送至警局，后被解到北京。法院审理过程中，他始终不肯认罪。
一九一八年三月月二十七日，大理院判处洪述祖死刑。四月五日对洪述祖执行绞刑，这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机器，行刑时因身体太重、筋骨衰弱，竟然身首异处。洪述祖之妾。找了北京最善于连尸的医院把头缝好才下葬。
据说洪述祖临终前留下对联曰：“服官政，祸及于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这为后话。
现在，还是回到宋教仁遇刺案的审理。经多方磋商，租界领事团决定在会审公堂第七次预审结束后，将“宋案”移交给中国当地法庭处理。
得此消息后，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并提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之后，负责“宋案”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此提议电告袁世凯与北京内务部、司法部。
袁世凯当天回电同意设立特别法庭，但在法庭的组织及所在地问题上，北京方面与国民党人产生了重大分歧。
司法总长许世英认为，宋教仁遇刺案影响重大，理应提交北京大理院公开审判。国民党人则认为，既然案件发生在上海，那就应该在上海设立特别法庭审理。
为此，国民党人抢先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并提请中央批准。
对此，北京方面很是不满，因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黄郛与王宠惠又都是革命党人，司法总长许世英考虑再三，随后又提议由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审理。
国民党人不同意此议，据理力争坚持己见。江苏都督程德全为难之下，只好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重要性。
袁世凯接电后回复，称司法总长拒绝副署，他也无权驳回，因而无法按国民党人的意见颁布命令。
之后，许世英再次做出让步，提议由伍廷芳署理上海地方审判长来审理此案，但国民党方面仍坚持原议。就在这南北争执当中，凶犯武士英却突然于四月二十四日不治身亡。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民政长应德闳从南京赶赴上海坐镇督办。但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最重要的案犯，杀人凶手武士英似乎是莫名其妙的意外死亡，这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不满。
其实，后来查明了武士英的死因确系是病死，但因为死的时间太过敏感，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
在此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于四月二十六日，将“宋案”的相关证据，即应桂馨、洪述祖密电函全部公开。
得知总理赵秉钧、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涉嫌“刺宋”密谋后，国民党人群情激奋。
黄兴随后致电袁世凯：直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认为现在都督程德全拟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遭到司法总长许世英的大力反对别有用心。
按许的主张在北京大理院审理，法院处于政.府的藩篱之下，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罪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是否会妨碍司法的公正，这些都令人担忧。
再者，“宋案”涉及政.府，司法总长本就是国.务.院中的一员，而其上司赵秉钧为案中巨犯，又怎能不让人心存疑问？电末，黄兴请袁世凯“独持英断，毋为所挠”，以“维大局而定人心”。
两日后，袁世凯回电，称总.理赵秉钧与应桂馨只通过一次信函，即一月十四日附信送达“密码电一本”，并声明今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如果仅凭这一信件就一口咬定赵秉钧是“宋案”主犯，在法律与证据上都站不住脚。
再者，“近年来那些闹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的，无不假托伟人，如凭为嫁祸之媒，不免人人自危”。
“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三人来往之事，好比甲、乙谋丁，甲骗乙说丙已授意，而丙实际上并不知情，如果以此定丙之罪，未免不公。现在的首要问题，还应请法律部门将各项证据详细研究，等到人证到齐，审判公开，自能水落石出”。
对于黄兴要求他直接命令设立特别法庭之事，袁世凯颇不以为然。他在回电中表示，民国既是立宪国家，司法独立原则不可轻易摧抑。司法总长许世英为保障法律而拒绝副署，此乃他的职分所在，并无偏私之见。如果任其辞职，法官界未免横起风潮。如此，对大局影响重大。当下“国事艰难，人心险恶，转移风气”，还希望黄兴能够理解。
袁世凯的这段话可谓冠冕堂皇、滴水不漏，一下就把黄兴的质问堵了回去。私下里，袁世凯对程德全、黄兴等人的做法大为不满。
《民立报》一九一三年六月二日报道，谭人凤、王芝祥于五月十八日拜会袁世凯，袁世凯称：“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指善后大借款，后文将专门谈及）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黄兴）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
另外，作为政。府官员，程德全又有何权力公布本应由法院公布的证据？至于黄兴要求自己独断专行，下令设立特别法庭，“岂不是强人所难，好让自己背负干涉司法独立的罪名吗？”
就司法程序而言，黄兴的做法确实不太妥当，如未经审判即一口咬定“总.理为案中要犯”，如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这无疑都是违反法治原则的。
对此，副总统黎元洪也发表通电，称共和国家应首重司法，既不容行政机关非法干预，也不能让立法机关随意侵犯。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程德全等宣布证据，不出自法庭而出自军政.府，未免有违法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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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教仁多年的至交，黄兴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当时的中国缺少法治观念，民主共和又刚刚确立，所谓“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这些东西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一旦进入操作阶段，难免会因为个人好恶或集团利益而导致理念扭曲。
革命党人这边，主张对袁世凯持强硬态度的不仅有黄兴，另一位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如此。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在第二天即得知消息并决定立即回国。
四天后，孙中山一行人回到上海，随后开会讨论“宋案”的处置办法。
黄兴等人主张用法律解决，与黄兴不同的是，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了一切。
返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即在拜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
第130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四月十三日，国民党人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当天到场人数近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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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挽联中，黄兴所写的一副特别显眼：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当天，黄兴因病未出席。
同样未出席的孙中山也送来一副挽联，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从挽联上看，黄兴的态度激烈而孙中山反显得平和，但背后的事实并非如此。
宋教仁遇刺案应该是民国第一大疑案。
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
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谁又是应桂馨的背后指使呢？让我们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
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阵营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
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是，在袁世凯的如此用心地结交之下，宋教仁却是这样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当然，如果真要是宋教仁组阁，对袁世凯还真的麻烦。因为，按《临时约法》当时的中华民国基本上是内阁制。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其实是个虚衔。
除掉了宋教仁，不就去了这个麻烦吗？
其次说赵秉钧，作为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要来做总.理了，赵往哪搁呢？
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
比如：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似乎是逃不掉的。
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另一最大嫌疑人。
还有陈其美杀宋教仁说。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几乎处处唱反调。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
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
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
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有可能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首先我们看袁世凯。
宋教仁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如果袁想杀宋也不会选择这个敏感时间。
宋此行北上正是与袁商谈国事，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
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火爆的黄兴来不是更难摆平？袁难道想不到这一点？
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
在者说，袁世凯是凭着手中的北洋军，凭着实力问鼎最高权力的，能轻易通过民主的方式交出权力吗？对所谓的议会道路，政党政治会当回事吗？要知道，从取消帝制到相对成熟的民主共和，肯定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多半是天真地幻想。
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十一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
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
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
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 根据现有证据，袁世凯对刺宋是否知情只能存疑。但是根据对民初政局的分析，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很难设想袁世凯会有这样卤莽的举动。
仅凭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吗？他承认主使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但“绝无谋杀之意”。
赵秉钧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
事后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
而且按照赵宋二人的交情与利害来说，赵秉钧杀宋说也显得可疑。
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五千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应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
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嫌，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几乎无说服力。
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
赵秉钧出任总.理，孙中山和黄兴是赞同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而那时，赵秉钧已加入国民党。
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
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辞去了总.理职务。可见其对这个总.理职务，并非如有些人想象那样地贪恋。
赵秉钧的结局：辞去了总.理职务后被袁世凯任命直隶都督，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天津督署死于中风，即今所谓脑溢血，“厥逆扑地”而亡。
上海《申报》当时曾报道：“总统府得电，都督赵秉钧今早八时痰厥，十二时死。”
从以上可以看出，赵秉钧确实没有必要杀宋。
最后看一下陈其美，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加之凶手武士英在监狱之死看似蹊跷，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
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第131章 善后大借款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看来，梁先生也认定陈其美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指使。
但是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
那些宋陈恩怨，不过都是捕风捉影。
如果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三人都不是幕后指使，还有别的人吗？
其实除了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三个嫌疑人之外，“宋案”的幕后指使者，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还可能是另外两个人之中的一个。
其一，是洪述祖。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张溥泉：字溥泉，河北沧县人。一八九九年留学日本。一九零四年参与创立华兴会，一九零五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国民党参议。一九一三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自一九一七年后任护法军政.府驻日外交代表、军政.府顾问。一九二零年任广东军政.府顾问。
张溥泉是老同盟会会员，他的话可信度高。
后据袁二公子袁克文回忆：“家父曾说：‘我代人受过多得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如果上边《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所记，洪述祖和袁世凯见面和对话确有其事，那袁世凯对刺杀宋教仁是不知情的。而是做为袁世凯的手下的洪述祖，求功心切，私下安排人员刺杀了宋教仁。这一点，从想邀功请赏的应桂馨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端倪。
有个史料记载，袁世凯曾嘲笑洪述祖，说他净说空话不干实事，这话是有针对的。此前，洪述祖曾说过能拿来陷害宋教仁的材料，从袁世凯处预支五万块钱赏钱，结果赏钱拿出去了，一无所获。
所以，当洪述祖说，应夔丞可以搞到构陷“孙、黄、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东西，再要钱的时候。袁世凯要求先把东西拿来，再说钱的事情。
应夔丞想的是空手套白狼再骗30万块钱，洪述祖发现应夔丞是在骗他，觉得没脸见袁世凯，也没办法向大总统交代。
被嘲笑不干实事的洪述祖决定干一件实事，他马上告诉应夔丞拿不到材料的话就趁机下手。因为，他可能不只一次的听袁大总统说过，宋教仁如果当了国务总.理，可是比唐绍仪当国务总.理更要麻烦得多。洪述祖自以为是的“揣摩上意”，以为袁世凯要除掉宋教仁，便有了洪述祖主谋刺杀宋教仁地自作主张。
或许，洪述祖应该就是大家一直要寻找的元凶，在他得指使下，应桂馨又安排武士英刺杀了宋教仁。也正应了袁世凯所说：“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
如果洪述祖是受袁世凯和赵秉钧所指使，有一件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洪述祖在被处死前，都没有说出袁世凯或赵秉钧。那时，这二人已经死去，真要是他们指使的，洪述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他有什么必要保守这个机密呢？这是否也是个佐证呢？
但是，洪述祖在为自己辩解时，一直坚称：他给应桂馨电报中的“毁宋”，只是毁坏宋教仁的名誉，前面电文中关于搜集宋教仁“黑资料”方面的内容可以证明。而除“毁宋”外，好像再没证据证明是洪述祖指使应桂馨杀宋教仁。
因此也有另一个可能，是应桂馨自己把“毁宋”理解为“杀宋”。或者，应桂馨没把“毁宋”错理解为杀宋，因为“毁宋”的材料搞不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宋杀掉，比“毁宋”干得更彻底，得的赏钱不就更多吗？这样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能排除的。因此，杀宋教仁的主使人是应桂馨自己，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宋教仁死后，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是主谋……”上，但大家都忘却了宋教仁的最后嘱托：“请诸位同志继续奋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务必继续走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之路。”
或许，做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他应该预感到自己的死会干扰共和的大计。事实上宋教仁的担心恰恰成为了现实。
宋教仁的死，不但影响了他死后的政局走向，也宣告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蜜月期的结束。
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以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并极力主张起兵反袁。他的理由是：袁世凯是总统，而总统指使暗杀，这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只有武力。
黄兴继而提出，南方革命党人武力不足，如贸然发难，恐怕大局糜烂，最终不可收拾。对此，孙中山不以为然，他极力表示宋教仁被杀并非一人之事，除从速起兵、武力解决外，决无其他办法。
但是，会上多数人认同黄兴的看法，起兵反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人放弃武力反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会即将召开。由于在议员人数上占尽优势，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可以通过国会来制约袁世凯，“宋案”同样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
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民国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议员一上来就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总统府派去致贺的代表梁士诒被认为是藐视国会而被斥回。
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文件的前一天，国民党人张继（也就是前边提到的张溥泉）、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林森为全院委员长。
正当国民党为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遭遇了迎头一棒。因为，不久后进行的参众两院议长选举，已经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却没能继续保持优势，众议院议长却落到了共和党的汤化龙头上。国民党在议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汤化龙实际是共和、民主、统一等进步党系的党魁之一，背后有袁世凯撑腰支持。众议院议长选举时，在袁世凯的收买和分化活动帮助下，他经过三轮选举才勉强击败国民党的吴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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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随“宋案”之后，另一件搅动民国初期政坛的大事发生了。
因为，也就是在国会选举的这天晚上，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正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一场卓绝艰难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将各项条款最终议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国际银行团贷借的长期巨额借款。双方交涉已久，最终在一九一三年四月有了结果。
清政.府在宣统三年与美国资本团、 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清政.府为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借款一千万镑的合同(资金到位仅十万镑清政.府就垮台了)。
袁世凯为摆脱民国初建时资金困难的处境，为处理善后问题，策划将这笔贷款改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
北洋政.府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袁世凯起初要处理的善后事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首先是遣散南方的军队；
二、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
三、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
四、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
简言之，就是解决革命中所产生的或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袁世凯以全国领袖自居，急于以解决这些问题来建立他的新统治体制和统治秩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而袁的政.府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而最方便的乞求对象就是四国银行团。
第132章 袁世凯不肯善罢甘休
具有深意的是，这处理善后的首个借款，并不是为北京政.府自身，而是为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
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刚刚一星期，他的度支部副首领（这是当时的称法）周自齐找到四国银行团驻京代表门上，说南京政.府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要求四国银行团紧急提供帮助。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主持下仍在执行职务，包括也在向外国谋求借款。袁世凯的出发点是尽快以北京政.府取代南京.政.府，如果他能找到钱给它用，那自然就可提高他的地位，进而证明他的全国性政.府能为南京解决问题，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没必要继续存留下去。这笔钱如用于遣散南方军队，会对他更有利。
对各国列强及其金融资本来说，清朝既已退位，中国南北两方已走到一起，则保持中立（包括金融中立）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它们心目中的“能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即将由袁世凯建立起来，对这样的政.府，它们是乐于帮助的。加之由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内部及列强在华争夺的形势的变化，已使原定一九一二年春发行的币制实业借款不可能发行，因而四国银行团也有承揽对华新贷款的欲望。
在此情况下，四国银行团接受了袁世凯政.府的要求，于二月二十八日由汇丰银行经手，付银二百万两给南京临时政.府作军政费用。这是四国银行团给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一笔垫款，它也为接下来的善后大借款提供了契机。
当借款在谈判之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插曲。三月十四日袁世凯政.府同另一个国际财团，签订了一项一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于是在四国银行团与袁政.府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另一个财团渊源于一九一一年初，当时俄国政.府指使俄亚（道胜）银行去组建一个同四国银行团竞争的机构。俄亚（道胜）银行网罗了一些与四国银行团无关的英、法、比资本，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正式组成这个国际财团。它刚一成立，就由华比银行出面向袁世凯政.府承揽了这笔借款，常被称为比国借款。
合同规定借款利息五厘，九七扣，签订合同十五天后付款。中国以通常岁入以及京张铁路的净利和财产为此项借款做担保，并同意给该财团以出借一千万英镑的优先权。
整个说来，这笔借款的条件比较温和。袁政.府在急切地向四国银行团告贷的同时，又悄悄地搞成这笔交易，显然是想使借款来源多元化。
这项借款的谈判开始于该财团成立之时，二月二十日已订立了草合同，可见袁政.府的本意并不是以此项借款与四国银行团抗衡。
但这个借款合同签字于三月九日，是袁世凯复函四国银行团同意给以垫款及借款的垄断权之后，这就把袁政.府自身置于矛盾的境地。
四国银行团一得知比国借款的事，立即责袁政.府“不守信用”，停止垫款及谈判；有关四国的公使也于三月二十五日就借款提出抗议。
事情的实质是：比国借款抢了四国银行团一部分利益，而且合同中没有规定对借款用途实行监督。这对四国银行团刚制定的对华借款条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它们必须要加以制止的。
初时袁世凯政.府还要为自己辩解，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唐绍仪（这时他已担任袁政.府的内阁总理）甚至在上海与华比银行再次次商定，该财团再垫款二十五万英镑（连前一次总共付款一百二十五万英镑）。但唐绍仪终究经受不住四国银行团及四国政.府的压力，回到北京后不得不为比国借款一事亲自向四国公使道歉，进而通知这些公使，决定废除比国借款合同，要求四国银行团恢复关于借款的谈判并支付垫款以应急需。
后四国公使同意命四国银行团代表恢复谈判，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夜至二十七日凌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合同二十一款，另有七个附件，二个附表。规定：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债券九折出售，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净收入二千一百万英镑。
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七百六十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六千七百八十九万英镑。
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特别条件是：今后未经银行团允许，不得向他国借债。
由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在审计处设华、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单须有华、洋稽核员会同审核，签押后方可提款。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人会办一员主管。
“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中国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员，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办、会办会同定夺。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后方可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总办、会办会同签字的凭证不得提用”。
借款合同的主要附加条件：
(一)善后大借款的借款期内，中国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团借款。中国以后兴办实业，如需再借款， 只可聘洋技师， 按照普通合同办理。
(二)借款支出领款凭单必须有一中国人和一外国银行团的稽核员签认方能有效。
(三)中国的盐务收入、支出和管理都必须有洋会办参加。 盐、关两税收入必须存储在五国银行团之银行，统归五国银行团执掌。 而北洋政.府要动用两大税收偿付每期债款本息后余额，仍需征得五国银行团同意。
不能不使人感觉到：从此， 中国的盐税、关税主权落入洋人把持的海关税务司、盐务稽核所的洋会办手中了。
善后借款商议之初， 因其条件有损国家主权，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及各界人士的极力反对。借款合同签署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一片反对和抗议之声，纷纷谴责袁氏的卖国行径，
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人张继，副议长、国民党人王正廷在签约之前一日得到消息，即以议长资格赴总统府求见袁世凯，意欲阻止大借款签字，袁托故不见。
二十六日，黄兴发表通电，指出未经国会承认而擅行借款是违法行径，并警告袁世凯，"非得人民代表之画诺"而径行签字，"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
与此同时，孙中山、胡汉民分别到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
孙中山并通电各国银行团，表示反对违法的善后借款。但这一切努力均未能阻止住善后大借款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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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政.府无视各方反对，于二十六日深夜至二十七日凌晨秘密进入北京汇丰银行完成签字仪式。
借款成立后，张继、王正廷又以议长名义通电全国，愤怒谴责袁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
通电指出："政.府如此专横，前之参议院既屡被摧残，今之国会又遭其蹂躏，不有国会，何言共和？继等惟有抵死力争，誓不承认。"
在国会中也展开激烈斗争，国民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情绪沸腾，由汤漪领衔就借款问题提出质问。
二十日，袁政.府仅以一纸咨文答复参议院，说是此项借款大纲曾于去年十二月为参议院所通过，故以借款合同全文咨请查照备案，不须交付国会讨论。
实则是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财长周学熙曾向临时参议院报告大借款的条件及接洽的大致情形，当时参议院未表示不同意见。但彼时周学熙所作报告仅出以"说帖"形式，并非政.府的正式咨文，参议院也未形成任何形式的正式决议，大借款签字更非参议院所知。
故参议院接到袁政.府答复咨文后愤慨异常，当即作出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
五月五日，众议院讨论大借款案，当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出席议会(赵秉钧辞职后由段代国.务.总.理)，答复议员质问。段在议员据理诘责之下，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对于此次借款案手续实欠妥协"，但又声称，政.府"宁愿担错误之责任，不愿陷国家于破产之地位"，要求议员"曲为原谅"。
第133章 二次革命
国民党议员谷钟秀会上发言，愤怒谴责袁政.府违法行径，并提出动议："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
这一动议获得众议院通过。
但事后共和党议员又企图翻案，以致在五月七日的众议院会议上发生国民党和共和党议员的激烈争执，会场大乱，几乎酿成武斗。
八日，袁世凯政.府又向参、众两院发出咨文，以列强逼债相威胁，要求两院承认大借款。正在商谈合并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与国民党作对，致使善后借款案在国会被搁浅。
在社会上，革命党人和舆论界也纷纷口诛笔伐，谴责袁政.府违法借款。
黄兴和南方国民党掌握的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谭延堃、胡汉民以及省议会也纷纷联电抗争。指斥袁政府"私借巨款"，"弁髦议会"，"以前清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民国之政.府"，"凡有血气，孰不发指毗裂"。
孙中山在借款成立以后，再次与汇丰银行交涉，要求停止向袁政.府交款，同时向欧洲各国政.府、议会发出呼吁："（袁政.府）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借给北京政.府"，要求其取消对袁政.府的借款合同。
六月，国民党党部发表反对借款的宣言，驳斥了袁世凯所谓大借款已于去年十二月获参议院通过的谰言，表示"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尚存，则一日不能承认此违法签约之借款"。
初建的民国，本就是多事之秋，现政局又被善后借款案搅动得越发风云激荡。
袁世凯的态度极为强硬，一方面亲自出马发表通电进行弹压，指斥国民党反对借款是"包藏祸心，思借端煽惑，倾陷我四万万人民共有之民国"。并对反对借款的皖、赣、湘、粤四省都督下令严加申斥，指斥他们反对善后借款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是"惟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
威胁四省都督说：“都督是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之必要。今四省都督，似此张皇宣告，荧惑人心，国事更将何赖。"
另一方面又指使其死党跳出来发声，大骂国会反对借款是"不顾大体，无理取闹"，攻击国民党是唯恐世界不乱的"奸人"。
共和、民主、统一合并而成的进步党，于五月底成立后，立即充当袁世凯的马前卒，指责国民党反对借款纯系一种"别有用心"的"手段"。
参众两院中国民党和进步党，也为善后大借款争吵不休。
众议院里，议长汤化龙则替袁世凯站台，联合四十八位前临时参议院议员发表通电，证明一九一二年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借款说明文件。国民党议员反驳说，说明文件不是合同，善后大借款数额、条件等内容未经国会批准，就是违法。
国民党和进步党系都不肯丝毫退让，对抗激烈。汤化龙夹在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左右不是。恰好其祖母病逝，干脆借口奔丧回了湖北老家，离职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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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汤化龙主持众议院的副议长、共和党员陈国祥可就倒了霉。五月七日，众议院又针对大借款案吵个没完。
会间休息时，一批进步党系议员纷纷趁机离开，重新开会时议员已不足法定人数。
陈国祥正准备借此宣布会议延期，国民党议员谷钟秀勃然大怒，跳上演讲台，破口大骂陈国祥是“袁氏走狗”、“亡国议长”。
正骂得热闹，台下一名议员拿起一块大铜墨盒向议长席掷去。铜墨盒从陈国祥头上飞过，误击在五色旗上。
另一位议员一边大声呼喊“打死此狗议长”，一边挥拳而出，结果没打到陈国祥，一拳打在坐席上，自己的手都打伤了。
陈国祥本是翰林出身，哪见过这等阵势，在警卫保护下落荒而逃。
国会的政治辩论从动口变成了动手。到了六月初，两党围绕大借款案的辩论已有一个多月，期间暴力冲突三次。
有人认为：议员们演说洋洋洒洒，其实各方观点早已表明，后面不过是没有意义的重复而已，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本来，第一届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可如今两个多月过去，除了选举议长，便是围着大借款案扯皮。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的重要工作完全被撇在一旁。
就连进步党系的精神领袖梁启超都说：“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
作为辩论焦点的善后大借款案，最后也没拿出一项两院都认可的决议。
袁世凯的合同签了，钱借到了手。
关于善后大借款，有几点是应当指出的：
其一、由于晚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致使还赔款和欠款，长时间来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重负，国人真的被赔款和欠款搞怕了。也就是说，在那时的中国，向列强借款已经成了非常敏感的事情，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但是，袁世凯政.府对此，并没有引起应有地重视。
其二、我们说过，袁世凯接受的是一个财政已频临破产的政.府，到处都需要钱，却二手空空，一时间又没有来钱的道。也就是说，款是必须要借的，不借钱这日子没法过。
其三、在借贷关系中，借方能有多少话语权？条件是很苛刻，但嫌条件苛刻可以不借吗？好像没有人逼谁非借不可。一般来说，越穷的人借钱，给出的条件会越苛刻，不是怕还不上吗？
其四、这笔借款确实有一大部分用于了镇压二次革命，但这决不是借款的初衷。
其五、借款的事无论多敏感，事情也不至于搞这么大，里边掺杂了许多因素，比如“宋案”，从根本上说是相关方面已经对袁世凯政.府失去了信任。
其六、唐绍仪任国.务.总.理时，是很照顾南京临时政.府的，曾拨给黄兴很大一笔钱。黄兴请领这笔钱的由头是遣散南方军队，但实际并未专款而专用，甚至可能部分用于购买军火。对此，北洋系内部与唐绍仪不和之人，一直拿这件事大做文章，追查这笔款的下落。有人甚至怀疑，这笔钱被唐绍仪或别的人私吞。但这至少说明一件事，袁政.府确实用先期四国银行或比国的垫款，处理过善后。
其七、中山先生北上“孙袁会”时，袁世凯曾经和中山先生详细谈了这笔借款及其用处，当时，中山先生是完全支持的。后来为什么坚决反对，为此一时彼一时也。而且，不要忘了，中山先生当南方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时，为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特别是为“六路北伐”，曾试图同日本等国贷款。而主动提出的贷款条件，比善后大借款的条件要恶劣得多，只是没人肯借。
五月三十日，除国民党四督之外的十七省都督和热河都统（当时共22行省），由黎元洪领衔致电国会，要求其放弃对袁世凯的斗争，批准善后大借款。就这样，一场反对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政治风潮平息了。
款也借到手了，事态也平息了，但袁世凯不肯善罢甘休。他很生气，也很窝囊。有钱谁愿意借钱呀？借钱那么容易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没钱的难处。
好不容易借到了钱，却遭到这么多的刁难和攻击。
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很不满，但他还勉强能忍，对下面的几个都督是无法忍受了。
六月九日，袁世凯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突然罢免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由驻守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
随着这位反袁急先锋的离职，十四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
三十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袁世凯用这种分化手段搞突然袭击，使反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
撤掉了三个跳得最高，喊得最凶的几个都督，袁世凯觉得还不能算完，他还要给国民党点颜色看看。考虑到孙中山的威望，他决定先选个“軟柿子”捏，拿黄兴开刀。
袁世凯已经看明白了，他是不能和国民党共存的，可以说是先天就注定了。
但他对他的大敌国民党的处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离“乱党 ”两字，时刻想着要铲除国民党在南方的军事力量。可是他这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过渡到正式大总统，必须经由国会选举。如果解散国民党 或者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 ，那么国会便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也无法产生。
北洋军系的人主张由军人共推袁为总统，以显示军人力量，袁没有考虑走这一条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军国。
第134章 较量
袁世凯对国民党既然还有些投鼠忌器，对于北京的国民党员就比较客气一点。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国民党员，也要比较有妥协性一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所谓人在房檐下，不能不低头。
袁授意北京总检察厅票传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吴景濂到案。质问黄兴是不是国民党的领袖，如果黄的“逆叛”行为与国民党有关，那么国民党就该负起“谋叛”的责任。如果黄的行为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就该立刻开除黄兴党籍以明责任，限吴景濂三天内答复。
吴景濂拿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很想召开一次北京支部大会来研究处理，可是时间太仓促，会议召开不及。三天限期转眼即到，吴景濂没有办法，只好想出一个应对之策。
他以个人名义在北京报纸上刊登一段启事：“黄兴除名一案，非经大会不能决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会，因即遵令除名。”
袁世凯和北洋系骂黄兴是捣乱领袖，其实黄是很冤枉的。
其在宋案后一直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对宋案本身言，黄主张纯以法律解决，求是非，讲法理。
对于袁政.府的态度，黄鉴于各国尚未承认民国，蒙藏风云紧急，所以反对用武力对付袁。
他的主张受到多数人支持，因此在袁下令免三省都督前，国民党对于解决纠纷的宗旨是：“宋案责成法院，借款责成议会。”并拟推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钊、汪兆铭等为调和专使前往北京。
袁免赣、皖、粤三省都督后，国民党方面仍希望不致决裂。所以六月十日李烈钧有电报告袁政.府“遵令免官”，并且通电将已经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
六月十六日胡汉民有电“请授赴藏方略”，并且解释“宋案借款之争，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范围”。而柏文蔚早在调任令发表之前就表示要辞职。这一切并非国民党施缓兵之计，实在因为国民党的多数派还不打算对袁进行武装抗争。
在这纷扰的期间，又传出了一个谣言，据说是日本在幕后策动的。就是要在南京另外组织一个政.府，推举岑春煊为总统。
民国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熊希龄的通电，曾经揭破这个密谋：“报载四省独立，有在宁设立政.府，推举岑西林为总统之谣。前南北议和时，犬养毅等于前年冬来华，运动南北分立，渠与希龄本属旧交 ，屡至沪寓密告希龄，谓袁如得志，中国可危，不如劝孙、黄公推岑为总统与袁对抗，并要求希龄介绍往见。希龄与张謇、汤寿潜、庄思缄、赵凤昌诸君与犬养毅接谈数次，竭力反对。幸黄兴当时力主和议，岑亦病辞不见，犬乃回国。去年春间再到上海，乃不与希龄接洽矣。此日本民党 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实在情形也。”
岑春煊在南京组府之说，使袁世凯有了紧迫感。岑、袁两人在清廷同朝为官时就有大隙。宣统年间盛宣怀红极一时，挟隆裕和载涛、载洵以自重。辛亥起义后，盛主张用岑，奕劻则主张起用袁，其后袁因缘时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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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在上海，据说孙、黄都去拜望他。他告诉访客说：“别人都怕袁世凯，我是不怕他的，倒要和他较量一下。我本无意大总统，今既有现成的，就不妨试试看。”
为了震慑和控制国民党拥兵自重江西和南京，北洋军分两路南下：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担任湖北、江西之线。第二路军包括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因第二路军不止是一个军，所以称为第二路军），由冯国璋统率，沿津浦路南下试图控制南京。
这都是北洋军的嫡系。段芝贵和冯国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将，袁心目中的两个重要棋子。袁心中内定段芝贵是湖北都督，冯国璋是江苏都督。
肯定地说，北洋军此刻的进兵，只能加剧紧张局势，也是导致“二次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南北已经名义上统一，袁政.府是全国的合法政.府，军队可以派到国家的任何地方，所谓，出师有名。
北洋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李烈钧是国民党四个都督中最有实力的，袁世凯也最嫉恶李。
李被免职后，孙中山派居正、白逾恒、吴铁城前往南昌慰问。力劝李不受乱命，宣布独立。
李颇踌躇，认为：“被免了职才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所以决定离江西至上海谒孙中山再作计较。
李烈钧于六月十五日经安徽至上海，下榻斜桥路六十号。
柏文蔚是主张使用武力的，且打算首先在安徽发难，曾密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孙因为安徽逼近北方，且可拱卫南京，似不宜先动。最好由湖南、广东、江 西各省先行独立，迨袁出兵，安徽便可截击，所以劝阻了柏。柏被袁免职即赴南京升平桥小住。
李烈钧在上海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反复会商今后对袁应付策略。中山先生在宋案后本就一直主张武力讨袁，现在则起兵之心更加坚决。其他人也深感袁世凯这是在斩尽杀绝，再退让下去，袁世凯只能是更加猖狂，更加有持无恐。当前只有一途，就是举兵反抗。
黄兴这时已派人在南京运动军队。
李烈钧激于义愤，愿任首难之责。遂于七月七日自上海轻装潜返江西，七月八日抵达湖口。召集旧部第九、十两团 ，及辎重工程两营，于七月十二日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
李部混成团团长林虎，自告奋勇，愿任九江前敌军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欧陽武，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赣南第四旅旅长蔡森，均电告整军备战。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三日，江西省议会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慷慨誓师，发布讨袁檄文：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腹盛暑兴师，蹂躏 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这就是民国史上的“二次革命”，也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事实上李还未就讨袁总司令以前，江西军便已和北洋军有了接触。七月十二日晚北洋军步兵第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已率全团抵赣。
十二日拂晓，北军开始攻击，赣军以一连应战，士气高涨，俘虏北军百余人，掳获甚多。北军第十二旅旅长马继增赶来增援，而赣军已奏捷后鸣金收兵了。这一战张敬尧惨败，赣军夺获北军槍枝百余支，毙连长一名，排长五名，士兵二百余人，俘虏营副一人。讨袁军只伤了士兵一人。
李烈钧湖口倡义后，湖南都督谭延闿紧接着宣布独立，福建方面师长许崇智亦宣布起义。福建都督孙道仁犹存观望，许迫孙，孙不得已乃勉强加入讨袁军。
安徽方面柏文蔚交卸都督后，本已至南京小住。当李烈钧返江西后，柏文蔚亦于七月十七日返安徽宣布独立，以响应江西。不料安徽军师长胡万泰已被袁世凯收买，反戈对付柏，深夜勒兵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及躲避几乎遇险，乃出走芜湖。胡万泰联合海陆军进攻芜湖，柏力战不支，惨遭失败。
上海方面则由陈其美策划部署。广东由都督陈炯明与胡汉.民.联.合于七月十八日宣布独立，本拟出兵援赣。但因广西都督陆荣廷、巡防统领龙济光投靠袁政.府。广东受广西牵制，乃不能出兵。四川方面川军第三师长熊克武于八月四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
李烈钧在江西发动讨袁后，中山先生本打算亲赴南京主持。黄兴觉得戎伍之事非孙中山所长，乃自告奋勇请缨，于七月十四日赴南京。临行急促甚至连其夫人均未通知，直到抵南京后才致书夫人。
黄抵宁后，即召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军官会于八府塘李鸿章相府。决议组织讨袁军，响应江西。
当时南京驻军中，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要塞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均为袁世凯的人 ，持反对态度。黄兴当即将三人抓捕处死，以立军威。
江苏都督程德全弃职走上海后，南京方面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名义宣布独立，并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以黄葆仓为参谋长，许崇灏为参谋主任，秦效鲁为筹饷处长，沈缦云为造币厂厂长，朱寿颐为接收马府街袁政.府陆军部仓库专员。
同时檄令驻徐州第三师冷遹部堵击南下袁军，第一师章梓、第八师陈之骥出兵临淮关控制要隘。
南京于七月十五日慷慨誓师。
第135章 一现的昙花
上海也是北洋军的进攻的重点地区。
陈其美在上海计划讨袁时，恰逢蒋中正和张群由日本返沪，陈大喜，即与二人会商军事。张群主张先攻海军，蒋则以兵工厂为军队命脉，应先夺取兵工厂。陈其美赞成蒋计划，遂积极部署。
蒋曾在辛亥年光复上海时组织军队，旧部甚多。后因赴国外考察，乃将一手训练之部队交张群统领，张其后又赴英国考察工业，乃移交陈其美。
这时陈其美所率士兵即蒋中正当年训练者，今见蒋、张两位旧主归来，欣喜若狂，均愿接受指挥。于是蒋乃号召旧部，拥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袁世凯派海军中将郑汝成统率警卫军一千三百人驻守高昌庙兵工厂，又派海军司令李鼎新率黄浦江军舰协同保护。
陈其美宣布独立，屡劝郑汝成让出高昌庙兵工厂，郑不答应。陈乃命蒋率所部及钮永建之一团分道进攻，相持数日。讨袁军因子弹接济不及，遂告败北。其后回兵进攻吴淞，也因众寡不敌，未能获胜。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大举向南方用兵，并发出两道通令（民国2年7月），第一道是致各省宣布意旨电：
“余以衰病余生，伏处已久，稍有田园之乐，自问已无事可为。此次出山，实缘事机危迫，不忍见人民陷于牛马奴隶之域，故冒万险，膺兹艰巨。
“受事以来，始终以尊重人道主义，及适合世界大势为主旨，苟可和平维持，决不轻事破裂，并非兵力有所不足，实缘民困已极，不堪再受战祸，一年以来弥缝迁就之苦衷，当为国民所共谅。
“现在财政、外交 触处荆棘，国家运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气之伦，自应以同舟共济之心，为披发缨冠之计，决不肯再言破坏，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则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乱，必不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情，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魔。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愿共勉之。”
第二道是为了“赣乱”的通令：
“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 ，国会有弹劾之例。
“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 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
“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本末了然，何得信口雌黄，借为煽乱营私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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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阅欧陽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躏婬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睽，视察之使，络绎于途，何至无所闻见。陈廷训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职，堂堂正正，何谓陰谋？孤军救援，何谓三道进兵。
“即欧陽武蒸日通电，亦云‘李烈钧到湖口，武开两团 往攻’等语，安有叛徒进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该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岂陈廷训、刘世均近在九江 之电不足为凭，而独以欧陽武远在南昌之电为足信？岂赣省三千万之生命财产，独非中华民国之人民？
“李纯所率之两团 ，独非江 西兼督之防军？欧陽武以护军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且与本大总统除乱安民之宗旨，与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
“独我无辜之良民，则奔走流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本大总统年逾五十，衰病侵寻。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无非欲使黎民子孙免为牛马奴隶。此种破坏举动，本大总统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救国救民。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
“副总统兼圻重任，经本大总统委托讨逆，责有攸归，或乃视为鄂赣之争，尤非事实，仍应责成该兼督速平内乱，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至断送于乱徒之手。查欧陽武前日电文，词意诚恳，与此电判若两人，难保非金壬挟持，假借名义。俟派员查明再行核办。此令”。
二十一日又发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
“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所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
“为此通令，条举三端：一、该暴徒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 ，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
“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
“三、乱党 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
“仍着外交 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努力使自己出师有名，袁世凯很注重舆论战。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不过孙中山却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乃发电致袁，原电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
“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
“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
“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
“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 ，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
“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 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
“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二次革命是由江西肇始，赣军虽然在开始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是北洋军增援后，大举猛进。相持十余日，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被袁收买，暗与北军相通。于七月二十四日晚令炮兵反击赣军。
赣军不及防备，前后受敌，不得已遂放弃湖口。二十五日北军遂入据湖口县，李烈钧虽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门户大开，江西已无险可守，八月十八日南昌失陷。袁世凯以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李廷玉襄办江西军务，旅长马继增升第六师师长。
第136章 民心所向
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
丢掉了安徽，南京也就门户大开。南京方面也因部分讨袁军反水而作战失利，九月一日南京失守。
随着北洋军的节节胜利，袁系的升官图也紧跟其后。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升上将，实授江西宣抚使；张勋亦升上将，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讨袁军失败，亦功败垂成。袁世凯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
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是快又省力。七月二十七日袁派龙济光、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八月三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八月五日陈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八月九日宣告独立，但为时只一月就被解职下野。
湖南独立的局面，主要受湖北的压迫。广东独立失败后，使湘督谭延闿和湘军师长赵恒惕更加孤掌难鸣。
八月十二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九月十七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在第三师曹锟部的配合下进驻岳州，袁政.府任命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这样一来，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控中。
袁继续施行借刀杀人计，命黎元洪兼领湘督。黎当然不会中计，敬辞大命。袁乃请黎荐人自代，黎自然不会推荐与袁无关的人。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 ，又是湖北人，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
十月七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十月二十四日袁发表人事命令，免谭，以汤继任都督，王瑚继任民政长，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
并命谭延闿即日入京，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袁的军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入驻长沙。
黎元洪与谭延闿、赵恒惕的关系很好。谭延闿下野后，黎元洪打电报给袁世凯，极力为谭延闿开脱：“谭的独立非出自愿，乃系被迫，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
谭延闿人品极佳，是个认真又有担当之人，当然也有些书生意气。见到黎为他解脱的电报，立即加以否认。
他发出一则通电，大意是说：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难道我不知感激，可是我并未仰药，亦未受迫。我为都督，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要治罪，一身甘当云云。
二次革命后，各省取消独立，浮起一片骂孙、黄声，但谭却始终不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或被冒名，谭则独任其咎。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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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 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南京。 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谭延闿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 ，著述有《组庵诗集》等, 其精于美食，为组庵湘菜创始人 。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袁政.府北京陆军部判谭四年有期徒刑，黎再出头说项，乃于十二月十二日下令特赦，仅褫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
黎同时又代赵恒惕说情。赵亦因之免难，议处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少将衔。后赵获蔡锷力保，民国三年年九月十三日亦获特赦。
袁世凯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
孙是于民国元年九月九日受任筹办全国铁路，提倡修筑铁路二十万里。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以为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简直是神话，于是大家以“孙大炮”嘲笑孙中山。
其实当时美国已有一百多万里铁路，中国比美国大，即使修筑了二十五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实在太浅见了。
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第一条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四川达西藏；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江 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
筹款方法主张借款，“如京奉、京汉、沪宁诸路办法，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资本订六十亿元，里程二十万里，期限十年。
计划才告拟定，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此一宏大计划，乃随孙之去而告流产。
七月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同时发布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责成冯国璋、张勋捉拿黄兴到案，还发出捉拿赏格，捉到黄兴的赏洋十万，捉到陈其美的赏洋五万。
上海、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八月二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本意拟去广东，不料次日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驻粤将领张义权、苏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接受袁世凯乱命”，恐不安全，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
行前召见随行同志梅光培、李朗如，令梅、李两人先至.香.港，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并把随身所带全部款项六百元交梅、李备用。梅、李拒不肯受，胡汉民劝他们接受，大家黯然话别，分道而行。
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张继、马君武亦随后赶至。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孙乃转去日本。
不料袁世凯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幸得船长的掩护，以及国民党在日本的负责之人丁怀瑾（石僧）的布置，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等地协助，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丁怀瑾则往来东京、神户各地，对外连络。
九月六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以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其余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不久，黄兴、陈其美、居正、戴传贤、邵元冲、邓铿、田桐等亦先后亡命至日本。
民国二年的讨袁之役（又称为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可惜是昙花一现，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省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
至于桂、黔、滇、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北洋军侵入，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袁觉得鞭长莫及。由于地盘扩大，北洋军既要镇摄北方，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当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于是乃大举扩充，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
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失败，对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袁世凯的胜利进一步膨胀了他独裁称帝的野心，使中华民国民主事业，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
平定二次革命中，袁世凯很注意做反袁派的分化瓦解工作。他曾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梁士诒当袁世凯面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则摆手制止说：“就说是我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五月二十九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明确声明拥护袁世凯和“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
各地进步党的都督也紧随其后，为袁世凯张目，连国民党山西、陕西都督亦列名于攻诋黄兴的通电。
在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反复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也就使得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徒增合法斗争的信心。在“二次革命”中，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
袁世凯一直安抚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对付国民党。
第137章 名流内阁
当时，社会各界大多希望维持稳定。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有谁“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苏、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蔡元培也奔走调停。
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祸国殃民。”
短短一年，时局完全改观，内外形势都对国民党很不利。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指责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
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
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
七月十三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袁的这些作法，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
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
后来，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封建专制的忧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和争取了立宪派和中间势力。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这么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其成分已经很复杂。
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二次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没有信心。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在南京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就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力派的支持，自然也就很快失败。
反过来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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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很多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的。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场中人，都知道当家不易，管事很难，把事管好更难。相反，一些革命党人，一朝大权在手，便忘乎所以。以为有权真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
这一时期，应当说袁政.府在抓经济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
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这一切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
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全国共设三千九百三十七家，平均每年设厂一三一二家，将近达到一九零四—至一九一一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
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动“二次革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很难不违民意。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似乎适应了实际需要。
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而是众望所归。
镇压了二革命后，袁世凯看到内阁饱受各方面指责。为了缓和矛盾，平衡各方面关系，决定重组内阁。
开始，他是想让自己最信任的徐世昌出面组阁，老谋深算的徐世昌看到面临的乱局，没有接受。
袁世凯有分别找了张謇，张謇也没有接受，他一再坚持，张謇推荐了熊希龄，这倒很对袁世凯的心思。
当时在唐内阁内任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其能力卓越被袁世凯发现。对袁来说，由专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不能变得太快。而熊希龄属于温和派，且好控制，邀他组内阁比较合适。
第138章 总统选举
袁世凯欲授权熊希龄组阁，主要是看中了熊的两个优点：一是熊有学问、名气大，办事认真负责，有傻干的精神。二是熊基本上是个无党派人士，（虽然后来加入了进步党也就是之后统一共和党，但不是领袖人物）无政治野心，是个管家式的人物。其乃一介书生，没有官架子，易与人接近。与各党派关系都可以，很容易得到各党派的支持和认可。
唐内阁解散后，在经过两个过渡内阁之后，袁世凯向国会提出由熊希龄重新组阁。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众议院对熊希龄任国.务.总.理一事进行投票表决，以多数票同意而通过。
七月三十日，参议院最后投票表决，熊希龄以一百二十六票赞成、七十二票反对、四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月三十一日，袁世凯即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熊希龄事前并未想到自己能出任国务总.理，参、众两院投票表决通过后，他显然也还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当袁世凯亲自打来电话邀他出山时，他踌躇了一下，提出一个要求，由他来组阁，就必须实行一个原则：“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他要组建一个“真正人才的内阁”。
袁世凯马上一口答应，因为他心里清楚，不管叫什么内阁，其主导权都在他的手里。
后来，人们习惯的称熊希龄内阁为“名流内阁”或“人才内阁”。
“名流内阁”也经一些周折，熊希龄在组阁时。曾放出话：张謇、梁启超、汪大燮三人必须同时入阁，否则，他这个国务总.理是不会当的。
但是，熊内阁却难产了。袁世凯坚持由自己的心腹掌管财政、交通、外交等重要部门，只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闲差。
熊希龄不善与人争，更不能同袁世凯争，只好请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
但是，梁启超以不能掌财政便不入阁，张謇、汪大燮等又因梁启超不出山而不就职。
有人出来做梁启超的工作，说：“公等均不出，熊内阁势将流产或纯以官僚组织之，此时你们将持何等态度？”
梁启超自然不愿意看到熊内阁流产。袁世凯也稍作让步，即财政总长由熊兼任。
九月十一日，熊希龄的“名流内阁”终告组成：
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希龄兼财政总长、张謇兼农林总长。
九月十四日，熊希龄对外正式发表《就任国务.总.理布告》。同时，熊希龄还率领全体阁员出席了国会，对外宣布了他的八条施政方针。
熊希龄的阁员中有几名是当世著名进步人士，内阁中又多是社会贤达名流，所以熊内阁很被大家看好，被寄以厚望，也大幅度地提高了袁政.府的威望。
熊希龄出任民国总.理后，很想为国家、人民竭智尽忠，干一番事业。
九月二十七日，熊希龄在参、众两院议员暨各党代表茶话会上发表演说，承诺要负起内阁的责任，划清国务院与总统府的权限，努力把中华民国建成一个法制国家。
他与梁启超等制定了关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等详细规划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
在政治上创立新政、力主共和，贯彻法治精神，建立“真正共和国”。
在经济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财政、繁荣经济的计划和基本法令，大胆提出了统一中央财政、开放实业发展经济的主张。
在教育上提出“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对社会人心实行改造”。
熊希龄在给袁世凯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共和成立，各省秩序未尽恢复，争夺相乘，毫无人道。其故由于旧日社会腐败，道德堕落，教育未普及，风俗因之日颓。今欲匡其不及，惟须由教育着手，乃足以济教育之穷。”
熊希龄（1870.7.23—1937.12.25），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湘西凤凰人，祖籍江西丰城石滩。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
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
一九八九年因参加百日维新运动被革职。后为端方援引，充当考察宪政五大臣出洋的参赞，嗣后又调奉天盐运使。
武昌起义后到上海因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有功，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
一九二八年出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二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起，熊希龄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熊希龄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熊希龄在香.港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熊希龄内阁是民国初年破天荒的第一个有政策、有阵容的内阁，这是它比前四期内阁更为受人关注的地方，也是它后来失败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些被熊视为内阁命脉的大政方针，在蓄谋推行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袁世凯那里，只能四处碰壁。
熊希龄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坐上国.务.院的第一把交椅，这是他从政历程的巅峰，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受人指责和诟病的地方。从入主国务院的那一天起，熊希龄便注定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袁世凯之所以让他组阁，并非真正看中他的雄才大略，而是想利用他和进步党帮自己“正位”，做正式大总统，然后解散国民党，进而搞垮国会，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以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当然，这是后话。
解决了内阁问题，袁世凯把目光锁定总统选举。因为临时总统的“临时”两字使他很不舒服，而且规定的选举时间也快到了。他所以还没对国民党下手，就是考虑总统选举的需要。
经过国会选举取代原来旧的参议院，建立了新的国会。但是国家仍然沿用着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没有一部新《国家宪法》，而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是先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然后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政.府和总统。
袁世凯的北京民国政.府成立了近两年，仍然是一个临时政.府，袁也只是个临时总统,这其实是很不便的。世界许多国家还不承认北京民国政.府，就是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一个临时政.府，总统是临时总统。
由于国家政.府处在一种临时的状态之中，这样许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都无法实现正常化。清王朝的残余因此而一直试图进行复辟，一些地方许多官员也开始感到国家处在临时状态下的不便，既然国家政.府和总统都是临时的，自然他们这些地方官员也肯定是临时的。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政.府组织程序，应在《约法》实行后十个月内选出正式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选举正式总统。
但是，袁世凯等不及了。为了尽快取大总统的职位，在他的授意下，由黎元洪出头，联合十九个省的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主张先把总统选出，再定宪法。或是从速定宪法，再选总统，总之他们希望中国能尽速将制约发展的“临时”两字拿掉。
由于宪法并不是短时就能制定出来的。不久，进步党人提出，在众议院先制定一个总统选举法，选举出总统再制定宪法的议案。大多数议员认为，这个提议解决了当前的紧迫问题，此议案众院以二百一十三票对一百二十票获得通过。接下来，参议院亦予以通过。
十月四日在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努力下，中国的第一部《大总统选举法》诞生，并于次日公布。
几千年中国的历史，皇帝的权力都是通过暴力的办法或者世袭的办法来实现，《大总统选举法》的产生表明中国也开始第一次实行总统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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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赶在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总统宝座，在袁世凯的坚持下，仓促中国会决定于六日进行总统选举。
选举的那一天，一大早袁世凯派出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率数千军警，改穿便服，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虽然这些人穿着便装，但是军靴，军裤，短枪都露在明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
当七百五十九名国会议员（按法定总人数在800人以上，俗称“八百罗汉”）来到选举会场，先让这些人来个下马威。
第139章 庆典
由于在中国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总统竞选，选举这一天引来了许多记者和一些观看的人群，人们还是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希望能早点知道竞选的结果。
由于这是共和后的第一次竞选，为防止一些暴力、恐怖、复辟分子乘机捣乱，为了使选举顺利进行，政.府出动了军警和便衣，对众议院进行保护，这似乎也是无可指责的。
只是，后边发生的事情，实在是不可理喻。
按新公布的《总统选举法》，总统竞选以选举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为有效。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四分之三者当选。当连续两次投票无人获四分之三选票当选时，第三次选举，就以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选之，再以得票过投票人之半数者为当选。
此次到会议员七百五十九人，超过了法定的人数，选举有效。
共有四位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伍廷芳。
第一轮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而孙中山和伍廷芳只得了几票。尽管四人人都没有达到四分之三的票数，但是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票离四分之三已经很接近，而孙中山则只得了几票。
在一个国民党为第一大党的议会里，绝大多数的国民党议员都投了袁世凯票，足以证明袁世凯在当时威望之高。
四个候选人均未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按《总统选举法》，需要再进行一次投票。
当袁世凯没有当选的消息传出后，那些身穿便装，军靴，军裤，短枪都露在明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公民团”。 整齐严肃地大踏步进入会场，将正在投票的议员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圈内之人就算插翅也难飞。
议员们本来想去吃饭，但是看见外面这个架势，瞬间都怂了，乖乖坐回了议会庭继续讨论。
议员们何时见过这等“民主”架势，只得推议长去交涉，要求这些人退出会场，不得干涉选举。
谁知那帮人听后，反而大声嚷嚷起来：“我们都是公民团，今日推选大总统，关系重大。倘若你们选出辜负众望的大总统，我们是不答应的！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所选非人，今天各位就甭想走出会场！”
如此情形，议员们也就明白了七八分。
很多议员是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没搞清楚投票规则，造成了首次投票中出现了不少的无效票。那些无效票大多都是投袁世凯，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无效票都有效的话，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票应该是可以达到四分之三的。
第二次投票几乎没有了无效票，按说袁世凯这一次是可以顺利通过的，但是没有。
不能不让人敬佩的是，当时那些议员们还是颇有些骨气的。在如此高压下，他们偏不肯将票投给袁世凯。第二次投票，袁世凯虽然有所增加，但也只是得了四百九十七票。距七百五十九人的四分之三的五百六十九票，还差七十二票。孙中山和伍廷芳基本无变化，黎元洪到是多得了一些票。
从效果上来看，“公民团”的做法其实是添乱。黎元洪多得的票很可能就是国民党议员投的，虽然他们未必打心眼里支持黎元洪。
无记名投票，也叫秘密投票，总不能拿着枪看着人家写票。
由于大家对当时投票流程不甚熟悉，从.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这一圈搞下来大约要四个小时，议员们的肚皮也有些饿了，打算明日再进行第三次选举。
但是，这些“公民团”们坚决不答应，他们早已将会场团团围住，许进不许出。就连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不选出“袁总统”，谁也别想跳出这禁锢圈。
时间拖到晚上，议员们饿得急了，想闯出大门找点吃的，但那也不行。议员们还没等走到门口，便被“公民团”的人拽住，轻则破口大骂，重则饱以老拳。把议员们打得抱头鼠窜，狼狈地逃回会场。
最可笑的是，某些议员好吸大烟，一时间烟瘾犯了也没法补充。这群人在会场上哈欠连天，鼻涕不是鼻涕，眼泪不是眼泪，真是急得抓耳挠腮，捶胸顿足，徒然让“公民团”取笑。
也有送饭的。比如支持袁世凯的公民党给他们的议员送饭来了，“公民团”的人便放他们长驱直入。
进步党也派人来送吃的，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团”们不让他们随便进去。
进步党的人急忙说：“我们是拥护袁总统的！”
“公民团”们听了喜笑颜开，大手一挥，说：“那就赶紧进去吧！”
国民党派人送饭来，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给议员们送饭！”
“公民团”们大怒，骂道：“国民党的不准进，多饿死他几个才好，活该！”
眼看不继续选举就不许出门，议员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地接着进行第三次投票。
前面说过，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换言之，这次只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中间选举一人，而且只要过半数就可当选。
待到选票发到各议员的手中，“公民团”们又叫嚷起来了：“选举袁总统！”“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出门！”“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吃饭！”
在此喧嚣声浪下，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们早已是手脚发软，头昏眼花。但即便是这样，仍旧有部分硬骨头议员在选票上画叉，以示抗议。
投票结果袁世凯得五百零七票，远远超过半数当选总统。
当主席宣布投票结果，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大总统时，全场的人还是很振奋的。
人们有理由为中国两千年来的第一位选举总统而高兴，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甚至一些小政党，各位议员们不分政见如何不同，他们第一次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
许多外面围观的民众，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待到晚上十点，有些一整天都没有吃饭。他们都想知道，中国第一位总统究竟是谁？
现在结果终于出来了， “袁世凯大总统万岁！”的欢呼声，肯定有导演成分，但肯定也有人发自由衷。
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毫无悬念，“公民团”的行为实在是弄巧成拙，本该下午就结束的投票非被他们弄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差点还饿出几条人命来。
人呀，真的不能太聪明了，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是很风光的一件事，被这样自做聪明、画蛇添足地搞下来，反而成了每每被提起就要遭人嘲笑的闹剧，被永远写在历史的耻辱簿上。
这好像也不能过多的指责袁世凯，他实在是太贪恋、太痴迷于这个大总统的位置了。
虽然选举的过程可笑又可悲，但袁世凯毕竟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以往中国历史上都是以“造反““革命”“暴力”而称帝的，只有袁世凯第一次由国会，通过选票而走上最高权力。
虽然那时候中国的民主选举还不健全，还不能实行全民投票选总统，但能实现通过议会这种间接的办法选总统，在当时已经是一件前所未有的盛事。
第二天进行副总统选举，出席的议员共有七百一十九人，结果黎元洪第一次投票就得了六百一十一票。
都知道，因为杀害首义元勋张振武，把黎元洪搞得很臭。但时间还是很有力量的，可以把很多东西冲淡。再说，黎元洪的为人和个人品质，还是被大家认可的。好人毕竟是好人，和阴谋家是不同的，做几件错事，还是可以被世人原谅的。
这样除了袁世凯当时是中华民国公认的第一位领袖外，黎元洪就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位领袖人物。
十月十日,袁世凯在明、清两代皇帝登基的地方——太和殿,举行了总统就职仪式。
这一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又是袁世凯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日，两个庆典同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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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因为布置会场问题，国会与总统府发生了争论。总统府提出在殿内按东西南北方位分设坐席，北面为主席台，作为总统宣誓的席位，南面是外使节和政.府官员及其代表，东西两列为两院议长，议员。
而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认为安排不当，提出反对，主张总统要向议长和议员宣誓。尽管这只是一个宣誓的形式问题，却反映在民国初期，中国三权分立的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表现在宪法上立法权仍然在支配行政权。
上午十点，总统就职仪式和国庆两周年的典礼开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总统的就职仪式，参加仪式的不仅有四百多位议员，还有众多的各国来宾和政.府要员。
第140章 袁世凯的心病
典礼开始， 袁世凯起立面向南宣誓。
《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接着，是宣读宣言书。在宣言书的结尾，袁世凯言道：“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动摇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
袁世凯说得肯定不是心里话，也不是事实。或许，这就是做为政客的袁世凯，不管干什么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贴上漂亮的标签。
当然，必须肯定，袁世凯的宣誓是很为朴实的，这代表了袁世凯本人作风和决心。
下午，举行阅兵仪式。袁世凯和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一起，检阅了拱卫军，禁卫军和京卫军。
当天，还为建立共和民国政.府，以及为和平奠基共和的一些功臣授勋。
在同一天里，副总统黎元洪也在湖北宣誓就职，他同时兼任湖北都督。
前边讲过，中华民国正式总统就职，表明两千年来的中国第一次告别“皇帝”，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不是经过“暴力革命”或武力争夺，也不是通过家族继承，而是由国会竞争选举产生的总统。无疑，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破天荒地的第一次。
中国的广大民众都在为国家的第一位总统的诞生而欢呼，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为中国的这种进步而高兴。袁世凯当选总统的当天，日、俄、英、德等国即发来贺电，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士等国也纷纷正式承认。美国、秘鲁、巴西三国，在四月国会正式成立之日，就已经宣布了承认。
十月十日，这一天袁世凯还专门接见北京外交团的全体成员，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的时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再把来自外国的东西看成是“外来邪术”，从而也就把自己融入世界大家庭。
就任大典被一场大雨给搅得有些糟，多多少少影响了许多参加者的兴致，为欢乐的气氛增加了些许郁闷之气。
袁世凯花了不少时间，才念完了他那篇长长的总统就职演说词，在庆典结束前一直显得倦容满面。这几天他真的很辛苦，虽然一切进行的都还顺利。
当天夜里，在外交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各国驻京公使及其夫人们均出席了宴会。
以下为袁世凯就职演说的全文：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馀也。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苦痛。
“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敉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至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国民生计日蹙，迫于饥寒，暴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欲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恳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藉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馀，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馀，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为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
“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各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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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倏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为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知古人敬事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第141章 “泥菩萨”离开老巢
袁世凯的就职演说接着言道：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
“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心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余故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肥，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总的说来，袁世凯的就职演说所描绘的前景还是很美好，也是很鼓舞人心的。
庆典整个一周的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三海宫殿的花园聚会上。
总统的夫人（正妻于氏夫人）由一长排兴高采烈的小女儿们陪同着，接见了众位宾客，并和他们握手致意。
到了下午，总统本人也要露面，他绕着硕大的凉亭漫步，并和被介绍给他认识的外国女宾们一一握手。
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有这样地描述：“随后，宾客们云集在宫里美丽的假山旁。在这里，站立着的军乐团演奏着乐曲，曲声却多多少少被树荫遮挡的石窟和四处蜿蜒的运河所投射出的旧时代的神秘氛围化解了。但是，什么都无法取代那倒映着晴朗天空的湖泊。
“沿着枝杈半掩的走道徐徐而行，可见庙宇、宝塔闪耀着明亮的红黄蓝绿等各种色调，浸润在光线中，全都展露出明亮的色泽。从一处大理石堆砌的栈桥开始，我们就在这使人沉醉的画面中搭乘渡船走了半英里路。景色奇巧瑰丽，水面延伸至无尽的远方，我们似乎徜徉在一大片开阔的街道上。
“魁伟的金黄色高墙将宫殿和环绕四周的城镇切断开来，又几乎完全被掩映在一整排大树之中。虽然此处与京城不过咫尺之距，我们却觉得相隔千里之遥。袁世凯在京城最完美的角落里选定了他的住处，世上所有城市里的一切庸常事物，或许都在此处被消解得一干二净。”
有意思的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事，袁世凯还给末代皇帝溥仪写了报告。
新任大总统要给昔日的皇帝写报告，这称呼该用什么呢？
当时，这份报告的抬头是这样写的：
“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
报告结尾处这样写道：
“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从这个称呼来看，当时袁世凯是将溥仪和自己视作平等关系的。细想下来，这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北京城里，同时存在着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政权。一个是大.清帝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他们毗邻而居。而管理范围和权力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他们之间似乎又是彼此平等的。
袁世凯报告的内容，一方面是告知溥仪自己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1913年10月6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并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另一方面是感激当年隆裕太后将政权交给自己，就任之后，将“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 （此时隆裕太后已经去世）
接到报告的溥仪是什么心情？如何回复的呢？
据说，溥仪看完报告，百感交集。
他不敢怠慢，急忙派“清前大臣、贝勒衔固山贝子溥伦”于十月十日典礼举行当天，率领禁卫军军官四员，带着《大清皇帝致大总统函稿》，代表他前往致贺。
在贺函中，溥仪依旧以皇帝的派头和口气夸耀自己和隆裕太后当年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可谓“付托之得人”，对袁世凯的当选“朕深慰之余，尤乐企盼深”。
袁世凯看了这份回函，呵呵一笑，他的目的达到了。至于溥仪的皇帝架子，袁世凯大概并不放在心上。他相当客气地接待了溥伦，还赏赐给溥伦一枚“一等嘉禾章”，作为他前来道贺的回报。
平定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收获满满，反对他的几个“诸侯”都被赶跑了。
安徽都督已换上了他的嫡系倪嗣冲，新换上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广东都督龙济光、江西督李纯，都是他信得过的人，这些地方也已在北洋军的势力范围之内。
湖南已委任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查办使。
这一年的十一月，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率李厚基的人马进入福建，遣散了湘军，赶跑了原来的都督孙道仁。
原江苏都督程得全也被迫宣布过独立，讨袁失败后不敢回南京。
江苏曾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又是富庶之地，江苏都督这个位置，袁世凯本来是想留给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的。让冯国璋带本部人马过去，就可以把华东牢牢控制。
但因为是张勋率部先打入南京，开始只好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
不久，袁世凯借口张勋所部因不慎引起外交纠纷为由，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长驻徐州），还是让冯国璋来坐镇华东。
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张勋和冯国璋比，袁世凯还是和冯国璋更贴心，也更信任他。
而据张勋日后对别人讲，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是，北京崇文门监督何棪，让他劝袁世凯称帝，遭到他的严厉斥责，而得罪了袁世凯。他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是后来才想明白的。
云南这个地方，始终是袁世凯的心病，一方面北洋军兵力有限，鞭长莫及，自己的势力一时还无法到达那里。另一方面，对蔡鄂这个人一直深怀戒心。
在“二次革命”中，蔡鄂是二边都不得罪，充当了调节人的角色。
南北双方在准备开战前夕，鉴于蔡锷在民初西南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都不约而同地着力争取蔡锷，希望蔡锷支持己方。
孙中山指望蔡锷“能带云南兵出武汉，来参加讨袁”。黄兴则密派蔡锷的老乡谭心休至滇，约蔡锷起兵响应，支持讨袁。
袁世凯方也在试探蔡锷，意图拉拢。袁的心腹冯国璋致电蔡锷，攻击国民党人野性难驯，嘱蔡锷主稿呼吁对国民党进行围剿。
对于南北双方的剑拔弩张，蔡锷早已洞若观火。
他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后认为，“宋案须待审判于法庭，借款当待政.府与国会之解决”，均不能构成双方开战的理由。
他认为：“而况，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岂可阋墙启衅，自召瓜分！”、
基于上述分析，他坚决反对双方用武力解决党争和政争，努力避免发生内战，主张双方化解矛盾，共建民国。
他曾联合桂、蜀、黔等省都督通电全国：
“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法律判决。借款系政.府目前万不得已之举，且条件已经前参议院通过，并非政.府违法，无反对理由。旬日以来，锷等对于此案意见，业已迭电通告，其中危言苦语，原欲若辈稍有悔悟，以免摇动大局。乃不逞之徒，莫肯念乱，假托全国公民名义，意在借此大题，以为扰乱破坏之计。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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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祸首，即属仇雠，务恳程都督、应民政长查究该会主名，按法惩办。兹请两院诸公、各都督、民政长暨各党会、报馆发抒正论，而遏乱萌。倘能内部调和，则外人野心必可稍戢，从容建设，或者可以图存，庶无负我辈革命之初心。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佥壬之手也。”
蔡锷不仅通过舆论表明自己反对双方动武的立场和主张，而且还具体做南北双方主要人员的工作。他对黄兴指派来滇的谭心休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加之袁世凯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时机未到，未可轻动。并要谭心休劝黄兴暂时忍耐，万勿轻动。
第142章 宪法起草
两边都不得罪，也两边解劝。对于冯国璋嘱其“主稿呼吁进行围剿国民党人”的要求，蔡锷则以“近日某派（指国民党）气已中馁，大局或可不至破坏”为由，也同样委婉予以推脱。
蔡锷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五月二十三日，李烈钧曾通电表示：“宋案、借款两事发生以来，各处主张虽有不同，福国利民之心则一。目前发表意见各电，问心无他，可矢天日。烈钧素心戆直，值兹谣诼纷繁之际，窃于行事固不敢偏重，亦未便盲从。
“此次开罪政.府，诚不所免，若谓为逞异谋，不惜名、不爱国，则不敢受。民国缔造艰难，烈钧随诸公之后服务年余，虽无功可言，亦何致不知国家大计，又安敢忍心害理，甘为共和罪人。……
“当此风雨飘摇，操戈同室固足以致亡，即畛域不化，诚信未孚，亦岂国家之福?现在政争激烈，损益轻重，端赖识时俊杰平心权衡，若稍偏决，将何以定人心而固国本?事关大计，仍当续陈。待罪章门，静候谴责。”
从通电中不难看出，李烈钧的态度明显在软化。
对于李烈钧以上通电，冯国璋于二十六日致电蔡锷煽动说：“国璋愚谓宜一面联名电请中央，即将该督撤换；一面先由同志各省互相声援，嚆矢待命。势成骑虎，誓灭此贼。请诸公血战，谅同兹意。”
对此，蔡锷表示反对，并于五月二十九日致冯国璋说：“近日事机似已渐顺。李都督（指江西都督李烈钧）电所陈，较之以前各电，气焰顿减。虽其中多强词抗辩，然为伊设想，实不敢以破坏大局之罪自认，其情不无可原。至电尾‘待罪章门，静候谴责’二语，此系行文常套，亦近于俯首告哀。此时似可乘其悔祸之心，迎机一导，或于时局不无补益。
“至李以前行为，本难宽忍。然政.府所以虚示羁縻者，亦以外患四伏，目前统一之局万不可破；若阋墙祸起，不惟秩序遽难必复，深恐外人借保护实行侵略。投鼠忌器，实迫于无可如何。俟大局略定，中央以一纸之令去之足矣，初无烦武力解决也。所商联电中央撤换该督一节，鄙意任免系大总统特权，弹劾之案似不能由我辈提出。此端一开，恐酿成外重内轻之祸，事关大节，不厌详商。”
这里，不难发现，蔡锷的的总体态度是识大体、维护大局的，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平常日子，蔡鄂行事也很严謹的。
但是，袁世凯对蔡锷就是不放心。
他曾对曹汝霖说：“松坡（蔡鄂的字）此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得早提防于他。”
干事总得有个由头，对于蔡鄂，袁世凯一时之间，还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不过，还终于让袁世凯等来了机会。
蔡鄂病了，欲请病假休息。
治病可是件大事，云南地处边陲，能有生么名医呀！京城这曾经的皇城，则是名医荟萃地方，来京城调养，袁世凯要亲自给找名医诊治。
大总统这样的体贴和关心，怎么好辜负呢？所谓恭敬不如从命。蔡鄂前脚刚离开云南，袁世凯就指定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
于是，袁世凯云南这块心病总算是去了，不过，他还有隐忧。
湖北的都督一直由黎元洪兼任，黎元洪也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老巢。
黎元洪原本是属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两方谁都不轻易得罪他，头上又环绕武昌首义的光环。
因为杀张振武，和革命党方面撕破了脸，而最终和袁世凯走到了一起。
无论在“宋案”还是在“善后大借款”的风潮中，黎元洪都坚定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和袁世凯一南一北、一上一下，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在平定“二次革命”中，黎元洪说得上是出力不小。
为了表彰黎元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曾先后授其一等文虎章，赠送“民国柱石”的匾额。
现在，“二次革命”平定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黎元洪这个“泥菩萨”，应该是没什么大用了。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情，实属相互利用的关系。既然是差不多用完了，就该放到一边了。
归根结底，黎元洪到底不是自己人，湖北的地理位置又十分了得。
十二月八日，袁世凯派出大将段祺瑞到武汉，敦请黎元洪赴京就位。
理由很充分，也无可辩驳，副总统是全国人民的副总统，总在湖北待着名不正，言不顺
盛情难却，再赖着不走就可能影响关系了。
黎元洪只好找自己手下人开了个密会，把一些事交待一下，万般无奈踏上了进京的路。当时想着，是去北京待几天就能回来，想不到他人还没到北京，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的任命就公告天下了。
到京后，被袁世凯敬为上宾，接待规格之高比接待国.家.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菩萨总得供起来，供奉的地方也特别的讲究，光绪皇帝待了好多年的地方，——瀛台。
黎元洪也不能不识抬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分不请愿的辞去湖北都督的职务。
当日，袁世凯对此大加赞扬：“伟业丰功，彪炳寰宇”，不知是真是假的说：“听夕握谈，快倾心膈……每念在莒之艰，辙有微管之叹。……嗣后凡大事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逮。”
不管袁世凯说得有多动听，反正黎元洪这尊菩萨，被敬而远之而束之高阁了。
就一个副总统，总应该分管些什么事，或分管一个或几个部门吧？好像没有，看来是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只是什么事都不用管。
为了对南方加强控制，袁世凯部署杨善德率第四师驻扎松江，伍祥祯率三十九混成旅守在长沙，曹坤率率第三师扼据岳州。
这些精锐之师，和袁世凯任命的都督相配合，北洋军的势力范围终于从北方，扩大到了南方。
正式的大总统当上了，万里江山也已成一统，袁世凯现在要对“临时约法”动刀了。
这个约法，一开始出台时，袁世凯没当回事。那个时候，他当回事也没用，因为参议院在南京，掌握在南京政府手里。
再说了，做事情总得分个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
为了得到大总统的位置，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比“临时约法”更苛刻的条件他也只能接受。
一段时间以来，他多次听人说，共和制度下有总统制和内阁制。总统制是总统大权在握，内阁制则权力在内阁，总统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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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知道了，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实行的是总统制，论到他的时候，就变成了内阁制。
原来，这“临时约法”是专门给他制订的。是专门约束他的。每每想到这一层，袁世凯就火冒三丈。
原来这帮家伙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怪不得自己处处受限，怪不得怎么干怎么不舒服。
他原来的想法是，这法你们愿意怎么定就怎么定。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不执行就完了吗！反正自己是总统，反正自己说了算。
可是，实践起来，还真不是那么回事。自己不拿这“临时约法”当回事，有人当回事呀！而且，还动不动拿出来和他说事。拿出来找他的毛病，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在袁世凯看来，真要是规规矩矩的执行“临时约法”，他这个总统就没法干了。辛辛苦苦，挖空心思搞到手的大总统位置，如果是这么个东西，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临时总统时他可以忍，现在他是正式的了，不能再忍了。如何取消让他袁世凯深恶痛绝的“临时约法”呢？袁世凯首先的想法是制订正式的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
由二院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在七月初就已产生，宪法的起草工作，也一直在筹备之中，只是常常被打断。
比如，为了让袁世凯在双十节前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他们就得突击制订总统选举法。
现在，这个委员会总算可以安下心来起草民国宪法了。
对宪法起草，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解除“限制”。
有记载，早在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他就说过：“将来宪法，关系国家根本大法，所有编制宪法之人，应对于行政一方面格外注意，切不可再加《约法》种种之规定，限制个人，贻误国事。”
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又强调：“将来宪法之所规定，……如若束缚政.府太甚，必至一事不能着手。国内之统一不固，安能对外竟争乎！故一言及此，即令正式选举乃属于吾，亦当视宪法之所规定以为进退。”
时隔不久，在另一个场合，他同样如是说：“如果国民此次仍将总统一席举予时，予必先行声明，若宪法规定组织内阁等事，仍有《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之束缚，虽被选也必辞职。”
第143章 熊希龄中招
当宪法的最初草稿出台后拿给他看，还没看完就看不下去了。他所深恶痛绝的东西，一点不少都在。
袁世凯想，看来这宪法起草也是很麻烦的事，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这也就是说《临时约法》还不能马上寿终正寝，这如何是好呢？
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怎么说呢？简直是有《临时约法》没他，有他没《临时约法》。也就是说，袁世凯是一天也不想这《临时约法》在他眼前晃了。
不知是他的哪个心腹，给他出了个主意。先易后难，先简后繁。《临时约法》不是看着不顺眼吗？修改不就是了吗？
袁世凯一听，觉得这实在是个好主意，于是，给众议院提出一个增修《约法》草案。
给出的理由是：“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
“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 ，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之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苜弥缝之术，相与确周旋；
“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挾其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
“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
与此同时，他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立法的公布权。于是，他又向议会明确提出，宪法的公布权属于总统。议会对于宪法，只有起草权与议定权，没有公布权。
他的根据是《临时约法》，看来这《临时约法》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有对他有用的时候。
刚刚使用过的《大总统选举法》，不是宪法会议公布的吗？不是也生效了吗？这又作何解释呢？
如果说，《大总统选举法》不是总统公布，是无效的。那根据这个《大总统选举法》选举出的大总统是不是也无效呢？这不是要惹出一系列的麻烦吗？
袁世凯给出的理由是：宪法会议自行公布《大总统选举法》，“显与《临时约法》暨《国会组织法》规定不符。然以目前大局情形而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友帮承认问题，又率以正式总统之选举能否举行为断。是以接准来咨，未便过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相绳。”
意思是说，虽然宪法会议自行公布《大总统选举法》是和《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相违背，但当时情况特殊，事情紧急，也就不能太过求全责备了。
已经公布了，没有必要再追究。袁世凯心里的话可能没说出口，反正是把他选上了，怎么都好说，要是选出来的是别人，那这个法律就可能无效了。说不定，袁世凯本来在这里边还藏着玄机，还留有一手。
接下来，袁世凯严肃指出；“若长此缄默不言，不惟使民国议会蒙破坏《约法》之嫌，抑恐令全国国民启弁髦《约法》之渐。……宪法会议以此项宣布权，乃竟贸然行使，其藐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根本之《约法》，影响实巨。”
什么意思，错一次姑且可以原谅，但不能一错再错。藐视总统权力，或许不是大事，但违反《约法》，可是动摇国本，是决对不可以的。
在这里，能够看到，当《约法》的条歀，对他自己有利时，袁世凯维护《约法》是怎样的一丝不苟、不遗余力！
如果有人问他，你还知道有《约法》呀？你还知道《约法》是国之根本呀？杀张振武你怎么没想起约法？搞善后大借款时，你想到过约法吗？你派那么多便衣军警，进入国会选举会场捣乱，想到过《约法》吗？当罗列《约法》的那么多罪状时，怎么没想到动摇国本呢？
如果真的有人这样的问袁世凯，真不知道他会怎样回答。
对于袁世凯提出的修改《约法》的提案，国会认为，宪法正在修订，实没有必要对一个临时约法再做修改。
袁世凯提出的增修意见，国会也未做理会。
对他提出的发布权一事，国会则表示，宪法还在起草之中，还不到谈发布权的时候。
袁世凯得知后，恼羞成怒。告知国会，已派遣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照淼、余綮昌八人为委员，代其陈诉对宪法的意见。
并送致宪法会议的咨文如下：
“为咨行事：查《国会组织法》载：民国宪法案由民国议会起草及议定。迭经民国议会组织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暨特开宪法会议。本大总统深维我中华民国开创之苦，建设之难，对于关系国家根本之宪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发达。
“惟查《临时约法》载明大总统有增修约法之权。诚以宪法成立，执行之责在大总统，宪法未制定以前，约法效力，原与宪法相等，其所以予大总统此项特权者，盖非是则国权运用易涉偏倚；且国家之治乱兴亡，每与根本大法为消长。
“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国家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是岂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
“本大总统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一年有余，行政甘苦，知之较悉，国民疾苦，察之较真。现在既居大总统之职，将来即负执行民国议会所拟宪法之责，苟见有执行困难，及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之处，势未敢自已于言。况共和成立，本大总统幸得周旋于其间，今既承国民推举，负此重任，而对于民国根本组织之宪法大典，设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尽，殊背忠于民国之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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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前往，代表本大总统之意见；嗣后贵会开议时，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或开宪法审 议会，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相应咨明贵会，请烦查照可也。”
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有识之士，眼见袁世凯如此粗暴的干涉和漠视立法。针锋相对的由国民党和进步党诸人联合起来，由原国民党人张耀曾、谷钟秀、汤漪、钟才宏、杨永泰及原进步党人丁世峄、蓝公武、刘崇佑、李国珍、汪彭年等人，发起和组织成立民宪党。
该党宗旨是“保障共和，拥护宪政”。主张“励行立宪政治，反对立党图私”，声明：“对于国家负忠诚之义务，对撼摇吾民主国体者，必竭全力以维持之，保护之”。
表示独立制宪的决心，共同对抗拥袁的进步党、公民党。由于它由国民、进步两党部分议员共同发起,体现了这是个轻党见、重政见的政党。
次日，还没等宪法会议答复，袁世凯派出的八个人已经来到了宪法会议的会场。
宪法会议认为，该会议性质与二会不同，大总统对于会议，没有提案权，也就没有理由派出人员出席和做出说明。宪法起草委员会同时认为，政.府人员出席宪法起草会议，无法律根据。且宪法起草规则规定，出二会议员外，其它机关人员，既不能出席会议，也不能旁听，更谈不上发表意见了。对于袁世凯的作法，给予了严词拒绝。对于袁世凯的咨文，也未做理会。
不甘心失败的袁世凯，拿出了他惯用的招数，发动下边的各路诸侯，对宪法会议群起进行攻击。
他在给下属的文武官员通电中宣称：“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全；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记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
“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默而不言？《临时约法》，大总统有提议修改约法之权；
“又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合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卅万人出众议院一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法国制定宪法时，麦克马洪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命外务大臣布罗列向国民会议提出宪法草案，即为法国现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公共讨论，仍当随时续告。
“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第144章 天坛宪法草案
都是他的走卒，都想表现忠诚，不到三天，“谠论”都抒发过来。没人提法律草稿本身有何问题，估计他们也找不出什么毛病，对这一点，袁世凯也心知肚明。
手下有不少御用的法律专家。他曾拿着宪法草案，征求过几个人意见。这几个人都附和他的喜好讲话，而让他们从法律角度对草案提出异议，则各个面有难色。
后来有一人壮着胆子，说了一句，做为民主共和体制，这草案所表达的大多是最基本的原则。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法律对行政权进行限制和监督，对个人的随意性进行管控，防止个人的任性妄为和无法无天，正是民主共和体制的真谛。是民主共和体制区别于封建专制的根本之所在。
虽然没明说，这宪法草案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但袁世凯还是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和当年老佛爷不懂立宪一样，袁世凯跟着大家喊了这么长时间的民主共和，其实一直没搞明白这民主共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总算是懂一点了。
他好像终于弄清楚一件事，好像不是《临时约法》和《宪法草案》和他过不去，应该是这民主共和本身和他过不去。
怎么办？难道就能俯首听命任这民主共和摆布吗？袁世凯不服，他不甘心。他从来就不信邪，只相信一句话：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了权力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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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然不指望下边能提出宪法草案有什么毛病，他只需要下边发声。需要方方面面听听底下的呼声，需要用底下的呼声给国会和相关方面施加压力。
手底下的文武官员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这些人也真会“揣摩上意”，都不约而同的把矛头指向了国会，指向了宪法草案，指向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指向了国民党议员。
他们大骂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是“国家的蟊贼”，强烈要求铲除国民党，驱逐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作废宪法草案。
亲信近臣倪嗣冲、冯国璋、张镇芳、汤芗铭、张勋喊得最凶。
特别是倪嗣冲，早就呼吁：“似此（国民党议员）害群之马不除，天下安有永平之望！拟请通令京外各处，将国民党一律解散，其有身居津要而迹涉嫌疑者，应令免职回籍，使之闭门思过。”
收到袁世凯的电文后，更是大放厥词，说宪法草案“显违法理，阴加鼓煽，实为该党破坏民国再接再厉之手段，与黄兴等之谋逆搆乱，一而二，二而一也。”叫嚷：“迅将国会解散，其国民党议员，并即驱逐回籍，交各省官司详加察看”。
这一日，《宪法草案》全部杀青，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提交宪法会议。
袁世凯看到了，大家都在抢时间，于是决定摊牌。
国会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原打算是想让他们制订一个自己可心的宪法，取代《临时约法》；现在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他要对国会下手了。
不过，这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要拉上国.务.总.理熊希龄。因为，按《临时约法》，发出的文告和决定，还需要国.务.总.理联署。
经过了一番筹划后，总.理熊希龄被约到总统府议事。
熊希龄刚到，就有外国使者求见大总统。这当然是事先就约好了的。内外有别，袁世凯自然是要先接见外宾。
他很抱歉的请熊希龄在办公室稍等。
熊希龄闲来无事，随意看了一眼袁世凯桌子上摆得一个卷案。是前司法总长许世英，查办承德避暑山庄的案子。略加窥视，发现关系自身，大惊失色。
原来熊希龄任熱河都统时，就住在承德避暑山庄。那里是清廷的行宫，皇帝常到那里避暑狩猎。山庄陈列了许多清室珍宝古物，每任都统到任，都对这里的文物进行检查，并向清廷报告。
熊希龄在山庄居住时，清点过山庄的文物。
他曾把一把折扇，送给袁世凯的亲信姜桂题。姜桂题没敢私自留下，把宝物交给袁世凯，并把熊希龄密报。
熊希龄担任热河都统的时候，正值库仑蒙匪叛乱，边务吃紧。他看到行宫古玩盗卖严重，加之房屋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为保护这些珍贵文物，熊连续两次呈文袁世凯，要求修整行宫和整理陈列的文物。并建议将文物装箱运往北京，作价卖给民国博物馆收藏。
袁世凯批准了熊的建议。熊希龄从一九一三年五月开始，对行宫房屋进行修理，对陈列的文物彻底清查。他还颁发了十三条清理办法，编制了各种清理表格，委任了两名清理官员。会同宫里的事务主官，费数月之功，分门别类，将行宫古物彻底清查完毕。
熊希龄本人对于古玩完全是个门外汉，既无赏鉴知识，亦无收藏雅兴。在修整房屋和清理文物过程中，由于经费紧张，熊在经袁世凯同意之后，派人从宫中的古文物中，选了十多件稍贵重的瓷器，运往北京、上海变卖，得到一笔巨款，充作修缮经费。
但是，袁世凯对谁都信不过，批准熊希龄提出修整行宫和整理古玩的建议后，背后又指使前清内务府官员暗中监视。
内务府官员将熊希龄在北京、上海变卖的瓷器与其他被盗卖的古玩搞在一起，大约二百多件，开列一个清单，要求袁世凯进行追查。
袁世凯派人秘密调查此事，调查者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在调查报告上故意闪烁其词，暗示熊希龄有盗宝嫌疑。袁世凯接到这份调查报告后，故意压下不发。
于是，就有了前司法总长许世英，查办承德避暑山庄的案卷。那案卷一直压在袁世凯处，现在派上了用场。
袁世凯接见完外宾，请熊希龄到外间谈事。
见熊希龄面色有异，显得特别关切：“秉三，你昨晚别是因为忙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不好，精神很显疲惫呢？咱们这身上的事情，如何有忙完的时候呢？可要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
熊希龄是个特别胆小怕事的人，也没经过什么风浪。脑子里还在想着刚才的事，心想袁世凯是不是要落实避暑山庄盗宝案的什么问题，还没想好该怎么回答。
见袁世凯关心自己的身体，忙不迭的表示感谢。
两个人扯了几句闲话，袁世凯突然脸色一变，“秉三，你这段时间应当看清楚了，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处处设障。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痛心！我国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如果不能把国民党这个障碍铲除掉，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无法行使。我现在想明白了，为了把我们这个国家治理好，只能痛下决心，解散国民党了。秉三，你怎么想？”
袁世凯声色俱厉，根本不是和熊希龄商量事的表情。
性格懦弱的熊希龄，这个时候，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
袁世凯见他无异议，遂将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放到了熊希龄面前，让其签字。
熊希龄都没顾得看上边写什么，就乖乖地把字签了。
熊希龄签完，袁世凯马上把在隔壁房间等着的内务总长喊过来，也在上边签了字。
此时此刻，熊希龄才意识到这是给他设下的一个圈套。
他心里很不舒服，也很难过，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干坏事的人的同谋。他很后悔，干嘛私自拿承德避暑山庄的东西送人，成了把柄让人抓住，能怪谁呢？此前，熊希龄一直很为自己骄傲，自己都很钦佩自己。现在，不一样了，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在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前，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听到了消息，乃匆匆忙忙地跑到总统府，希望袁顾全大局，不可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他到总统府门口，侍卫阻挡他入内，告诉他说：“总统正在讨论要紧的公事，请总长（梁是司法部总长）明天来吧！”
梁发急说：“我正是有要紧的公事要和总统商量，我在这里等一会吧！”
梁等了好大半天，侍卫才向他说：“总统有请。”
梁见到袁世凯后，说了一大篇道理，劝袁世凯勿下命令解散 国民党。
袁世凯微笑而有耐心地听他陈说，最后，淡淡地说：“晚了！命令已经发出了！”
在命令发布的同时，袁世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动了三百多人包围外彰仪门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暴徒一样的军警连续搜查四个小时之久，将党员名册，文件和档案材料全部收缴。
第二天又包围了参众两院，甚至半夜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缴获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共三百多件。
袁世凯在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命令中宣称：“此次内乱（指二次革命），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搆煽……但知搆乱以便，早己置国家危，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及，……特饬令迅将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并令各地将国民党所设机关，不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于三天内一律解散。……
“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查办，毋稍寛纵！……至于国民党议员，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颠覆国家之乱谋，实以丧失议员资格，……凡国民党议员，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所缺议员名额，由内务总长速令各省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候选人，如额递补。”
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命令的借口，竟是已经时过境迁的“二次革命”，实可谓欲加之罪。
第145章 抢救国会
当天袁世凯又进一步向全国电告解散国民党的理由：“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名，行攘夺权力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茶毒生灵，亦所不惜。……该党标其名曰国民，而专以残民为事，与民意违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秘密机关，遂经发现。本大总统何能寛容少数乱徒，置四万万人利害于全不顾？不得已，始有解散该党之令。”由于国民党议员“曲庇作乱之逆党……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只能将其议员资格取消。云云……”
一个为了民主和共和，努力奋斗，流血牺牲的党，就这样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下被遣散了。让人不能不为袁世凯的独裁而义愤填膺。
但是，没过多少年，就是这个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国民党的一些人，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夺取政权时，就转过头来，对曾和他在一个战壕里北伐的另党大开杀戒，成千上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因为为国家和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战斗倒在血泊中。
把他们拿来和袁世凯比，好像袁世凯要仁慈和人道得多，因为，袁世凯毕竟没有大开杀戒。
从袁世凯，到后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他们在干坏事的时候，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言必称他们代表人民。只是不知道，人民通过什么方式，授权于他们。
解散了国民党，袁世凯自以为得计，自以为是大获全胜。其实是给自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自掘了坟墓。
唐绍仪说过，民国要想搞好，袁世凯必须和同盟会真心合作。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有国民党这个反对党时时地限制、监督和抵制，袁世凯未必能有后来的倒行逆施，乃至遗臭万年。
所以，国民党的被解散是国民党的不幸，其实更是袁世凯的不幸。
草原上有一群野山羊，经常遭到草原上野狼的攻击。人们为了保护这些可爱的野山羊，就把草原上野狼灭杀了。没有了野狼，野山羊应该能够健康成长了吧？没有，野山羊反而越来越体弱多病，大量减少。后来，有了明白人，又把野狼引进草原。野山羊为了生存，不停地奔跑，反而更加强壮。
不同思想、观点、主张能够共存，甚至和睦相处，这样的社会或许会更为健康。
收缴获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共三百多件后，计算下来，两院议员仍够得上法定人数，还可以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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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次派出军警，把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而后来已被袁收买为相友会、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的证章、证书搜缴回来。然而，两次搜缴数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
便又第三次派出军警，把“二次革命”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章、证书也搜缴回来。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
在参众两院开会时，袁世凯派出军警把门，手持名单，逐一排查，不准撤销资格的议员入内。使二院都达不到会议的有效人数，而使二会瘫痪。
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二十几名委员被取消资格，加之有人辞职，无从开议而宣告解散。
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天坛宪法草案》走进历史。
《天坛宪法草案》简称“天坛宪草”。因于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此名。辛亥革命后第一届国会成立后，由参众两院各选三十人为宪法起草委员。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天坛宪法草案全文：
（中华民国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
中华民国宪法会议，为发扬国光，巩固国权，增进社会之福利，拥护人道之尊严，制兹宪法，宣布全国，永矢威尊，垂之无极。
第一章国体
第一条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
第二章国土
第二条中华民国国土依其固有之疆域。
国土及其区划，非以法律不得更变之。
第三章国民
第三条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
第四条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
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
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
第六条中华民国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
第七条中华民国人民通信之秘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
第八条中华民国人民有选择住居及职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九条中华民国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条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一条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二条中华民国人民之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但公益上必要之处分，依法律之所定。
第十三条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诉讼于法院之权。
第十四条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请愿及陈诉之权。
第十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六条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从事公职之权。
第十七条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纳租税之义务。
第十八条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之义务。
第十九条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教育之义务。
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第四章国会
第二十条中华民国之立法权，由国会行之。
第二十一条国会以参议院、众议院构成之。
第二十二条参议院以法定最高级地方议会及其他选举团体选出之议员组织之。
第二十三条众议院以各选举区比例人口选出之议员组织之。
第二十四条两院议员之选举，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五条无论何人，不得同时为两院议员。
第二十六条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条两院议员之资格，各院得自行审定之。
第二十八条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
第二十九条众议院议员任期三年。
第三十条两院各设议长、副议长一人，由两院议员互选之。
第三十一条国会自行集会、开会及闭会，但临时会由大总统牒集之。
第三十二条国会开会期为四个月，但得延长之。
第三十三条 国会常会于每年三月一日开会。
第三十四条国会临时会之牒集，于有左列情事之一时行之：
一、两院议员各有三分一以上之请求；
二、国会委员会之请求；
三、政府认为必要。
第三十五条国会之开会及闭会，两院同时行之。
一院停会时，两院同时休会。
众议院解散时，参议院同时行之。
第三十六条国会之议事，两院各别行之。同一议案，不得同时提出于两院。
第三十七条两院非各有议员总额过半数之列席，不得开议。
第三十八条两院之议事，以列席议员过半数之同意决之。可否同数取决于议长。
第三十九条国会之议定，以两院一致成之。一院否决之议案，同一会期内不得再行提出。
第四十条两院之议事公开之，但得依政.府之请求或院议秘密之。
第四十一条众议院认大总统、副总统有谋叛行为时，得以议员总额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弹劾之。
第四十二条众议院认国务员有违法行为时，得以列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弹劾之。
第四十三条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
前项决议用投票法，以列席员过半数之同意成之。
第四十四条参议院审判被弹劾之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
前项审判，非以列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判决为有罪或违法。
判决大总统、副总统有罪时，应黜其职，其罪之处刑，由最高法院定之。
判决国务员违法时，应黜其职，并夺其公权，如有余罪时，付法院审判之。
第四十五条两院各得建议于政.府。
第四十六条两院各受理国民之请愿。
第四十七条两院议员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或请求其到院质问之。
第四十八条两院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四十九条两院议员除现行犯外，非得各本院或国会委员会之许可，不得逮捕或监视。
两院议员因现行犯被逮捕时，政府应即将理由报告于各本院或国会委员会。
第五十条两院议员之岁费及其他公费，以法律定之。
第五章国会委员会
第五十一条国会委员会，于每年国会常会闭会前，由两院各于议员中选出二十名之委员组织之。
第五十二条国会委员会之议事，以委员总额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决之。
第五十三条国会委员会于国会闭会期内除行使各本条所定职权外，得受理请愿并建议及质问。
第五十四条国会委员会须将经过事由，于国会开会之始报告之。
第六章大总统
第五十五条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总统以国务员之赞襄行之。
第五十六条中华民国人民，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住居国内满十年以上者，得被选举为大总统。
第五十七条大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之。
前项选举，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二以上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三者为当选，但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五十八条大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大总统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须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
第五十九条大总统就职时，须为左列之宣誓：“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第六十条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止。
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
副总统同时缺位，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
第六十一条大总统应于任满之日解职，如届期次任大总统尚未选出，或选出后尚未就职，次任副总统亦不能代理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
第六十二条副总统之选举，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但副总统缺位时，应补选之。
第六十三条大总统公布法律，并监督确保其执行。
第六十四条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依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
第六十五条大总统为维持公共治安，或防御非常灾患，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时，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
前项教令，须以次期国会开会后七日内请求追认，国会否认时，即失其效力。
第六十六条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吏，但宪法及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依其规定。
第六十七条大总统为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统率陆海军。陆海军队之编制，以法律定之。
第六十八条大总统对于外国为民国之代表。
第六十九条大总统经国会之同意，得宣战，但防御外国攻击时，得于宣战后请求国会追认。
第七十条大总统缔结条约，但媾和条约及关系立法事项之条约，非经国会同意，不生效力。
第七十一条大总统依法律得宣告戒严，但国会委员会认为无戒严之必要时，应即为解严之宣告。
第七十二条大总统颁予荣典。
第七十三条大总统经最高法院之同意，得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但对于弹劾事件之判决，非经国会同意，不得为复权之宣告。
第七十四条大总统得停止众议院或参议院之会议，但每一会期，停会不得逾二次；每次期间，不得逾十日。
第七十五条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大总统解散众议院时，应即令行选举，于五个月内定期继续开会。
第七十六条大总统除叛逆罪外，非解职后不受刑事上之诉究。
第七十七条大总统、副总统之岁俸，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国.务.院
第七十八条国.务.院以国务员组织之。
第七十九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
第八十条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之同意。
国.务.总.理于国会闭会期内出缺时，大总统经国会委员会之同意，得为署理之任命。
第八十一条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
大总统所发命令及其他关系国务之文书，非经国务员之副署，不生效力。
第八十二条国务员受不信任之决议时，大总统非依第七十五条之规定解散众议院，应即免国务员之职。
第八十三条国务员得于两院列席及发言，但为说明政府提案时，得以委员代理。
前项委员由大总统任命之。
第八章法院
第八十四条中华民国之司法权，由法院行之。
第八十五条法院之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六条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但宪法及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七条法院之审判公开之，但认为妨害公安或有关风化者，得秘密之。
第八十八条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
第八十九条法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减傣、停职或转职。
法官在任中，非受刑罚宣告或惩戒处分，不得免职，但改定法院编制及法官资格时，不在此限。
法官之惩戒处分以法律定之。
第九章法律
第九十条两院议员及政府各得提出法律案，但经一院否决者，于同一会期内不得再行提出。
第九十一条国会议定之法律案，大总统须于送达后十五日内公布之。
第九十二条国会议定之法律案，大总统如否认时，得于公布期内声明理由，请求复议，如两院各有议员三分二以上仍执前议时，应即公布之。
未经请求复议之法律案，逾公布期限，即成为法律，但公布期满在国会闭会或众议院解散后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三条法律非以法律不得变更或废止之。
第九十四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
第十章会计
第九十五条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
第九十六条现行租税未经法律变更者，仍旧征收。
第九十七条募集国债及缔结增加国库负担之契约，须经国会议定。
第九十八条国家岁出岁入，每年由政.府编成预算案，于国会开会后十五日内，先提出于众议院。
参议院对于众议院议决之预算案修正或否决时，须求众议院之同意，如不得同意，原议决案即成为预算。
第九十九条政.府因特别事业，得于预算内，预定年限，设继续费。
第一〇〇条政.府为备预算不足或预算所未及，得于预算案内设预备费。预备费之支出，须于次会期请求众议院追认。
第一〇一条左列各款支出，非经政.府同意，国会不得废除或削减之：
一、法律上属于国家之义务者；
二、履行条约所必需者；
三、法律之规定所必需者；
四、继续费。
第一〇二条国会对于预算案，不得为岁出之增加。
第一〇三条会计年度开始，预算未成立时，政.府每月依前年度预算十二分之一施行。
第一〇四条为对外战争，或战定内乱不能召集国会时，政.府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为财政紧急处分。
但须于国会开会后七日内，请求众议院追认。
第一〇五条国家岁出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之核准。
第一〇六条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案，每年经审计院审定，由政.府报告于国会。
众议院对于决算否认时，国务员应负其责。
第一〇七条审计院以参议院选举之审计员组织之。
审计员任期九年，每届三年改选二分之一。审计员之选举及职任，以法律定之。
第一〇八条审计院设院长一人，由审计员互选之。审计院院长关于决算报告，得于两院列席及发自。
第十一章宪法修正及解释
第一〇九条国会得为修正宪法之发议。
前项发议，非两院各有列席员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成立。
两院议员，非有各本院议员总额四分一以上之连署，不得为修正宪法之提议。
第一一〇条宪法之修正，由宪法会议行之。
第一一一条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
第一一二条宪法有疑义时，由宪法会议解释之。
第一一三条宪法会议由国会议员组织之。
这一宪法草案与《临时约法》相比，明显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如规定了大总统有颁布紧密命令权等），但袁世凯还是不能接受。更何况该宪法草案对总统任期有了明确规定，袁世凯这样的人，如何能受任期的限制呢？
第146章 袁世凯如愿以偿
进步党和国民党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个党在国会里历来是，只要是对方赞同的事，另一方肯定反对。反之，一方反对之事，另一方则肯定投赞成票。也就是常说的，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一次国民党遭到灭顶之灾，进步党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兔死狐悲，表现得很寒心。
梁启超虽向袁当面要求没有结果，他乃作第二步努力。就是在国务院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示激烈的反对。
他认为袁的解散国民党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 主张内阁全体辞职，以表示对袁的抗议。
对他的这个提议，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 坐在主席位子上的熊希龄也是面部毫无表情，不置可否。
看到大家的样子，梁启超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他看了看大家，摇了摇头。
有人以为梁启超会个人请辞，但是没有。
梁启超没再说话，他的这个提议只好不了了之。
进步党的另一个领袖，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对解散国民党也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对于取消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认为更是罪大恶极。
他表示：议员资格应由国会本身来解决。总统出动军警来干涉是不合法的，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议员有附乱嫌疑，则应提出确实证据，请国会依法处理。
因此，他对议院秘书处下达指示，以后议会开会的通知书， 仍照以前一样投送，不管他是任何党派的议员。
同时，他还跑到总统府向袁直接交涉， 要求发还“未附乱”议员的证书和徽章，以免国会流会。
在总统选举前，袁世凯每见到汤议长都是格外尊敬，所谓言听计从。这一次袁总统变了个人，见到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只是冷冷地向他瞟了一眼，一句话也不说，汤化龙只落得个下不了台。
进步党拿出了浑身解数，请名义上是进步党领袖的黎元洪出面与袁交涉，希求挽救这个破裂的局势。黎元洪没让大家失望，为挽救国会积极奔走、呼吁。但是，袁世凯根本不给副总统面子，虽然没说什么难听的，就是不理不睬。
进步党有的议员，开始对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幸灾乐祸。，以为解散了国民党，他们在二会就一党独大了。
当二会都不能形成后，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有人或许已经看出，袁世凯搞垮国民党是一箭双雕，除了搞垮他的政敌国民党，同时也是为了搞垮国会。
无论从哪个角度，国会中剩余人员，达成了共识，——抢救国会。
他们考虑了两个补救措施，其一，设法恢复部分被追缴的证书和徽章的议员资格。如果第一步行不通，他们就来第二步，从候补当选人中增补，已补足法定人数。
十一月七日，剩余议员开会，议定由参总两院议长王家襄、汤化龙出面见袁世凯。商谈维持国会问题。要求对收缴议员证和徽章的议员进行甄别。
确实属于以下三种情况之一者，恢复议员资格。其一是湖口之役前已经脱离国民党者，其二是确有证据证明反对江西起义者，其三是已经加入其他党派者。
这三条意见合情合理合法，当天，王家襄、汤化龙去面见袁世凯。同去的还有梁启超、张謇等。
王家襄谈了恢复部分议员资格的三点意见。
汤化龙则痛切的对袁世凯说：“议员罪应黜否在法，总统得黜议员否，事须别论，要不能借口仆国会，无国会非立宪也。今宪法尚未成，则国会竟寐罢，公将何以处民国？”
梁启超和张謇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提请袁世凯应支持国会工作，尽快恢复国会的正常运转。
袁世凯就是想要国会无法运转，当然不能答应国会方提出的要求。但是，这些人提出的意见也无可辩驳，思考了半天，说这些具体事还是由国务院去查证。
几个人再去找熊希龄时，熊希龄几次都不在。好不容易找到了熊希龄，熊希龄却一改往日彬彬有礼，谦虚谨慎的作派，变得不可理喻，说这么复杂的时情谁能搞清楚。
几个人说，这些问题有什么复杂的，不是很容易搞清楚吗？
熊希龄则一口咬定，就是搞不清楚，最后干脆什么道理也不讲，对几个人下逐客令。
气得王家襄说，他们要对国.务.总.理启动罢免程序。
熊希龄出言相讥，说你们两院能开成会吗？把王家襄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几个人过去本来和熊希龄私人感情不错，这一下子结下了仇。
几个人气急败坏的离去后，熊希龄脸色阴沉，心情沉重。他站在窗前目送几个人离去，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不停的对自己办公室指指点点，肯定没说自己的好话。熊希龄嘟囔了几句，没人听到他在说什么，只是能看到他两眼含泪，看样子比王家襄几个人还难过。
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给袁世凯当听话的羔羊。
王家襄和汤化龙按着大家在一起商量的步骤，见第一步走不通，就走第二步，从候补议员中增补。这也符合袁世凯十一月四日，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精神。
增补得各地来做，国会这边刚通知下去，袁世凯马上授意内务部，电告各地。增补议员事关重大，各地不能擅自行动，要听从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
眼看二步都走不通，王家襄和汤化龙只好通告在京议员，由于两会达不到法定人数，无法开议，从十四日起暂停发放议事日程。议员们不甘心让袁世凯搞垮国会，奋起抗争。
十七日，众议员议员一百九十余人向政.府提出：《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
“质问书”全文如下：“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之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
“近阅报载，大总统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隶籍该党国会议员 证书徽章；夫该党本部与南方乱党勾结，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结社， 凡我国民，无不认为正当，独是国民党与隶籍国民党之议员，在法律本属两事，其处分 自不能从同。
“假令议员而与乱党通谋，确有证据，勿论隶何党籍，均得按法惩治，否则 确与乱事无涉，即隶国民党籍，亦不能牵连取消。盖党自党而议员自议员，二者性质不侔，即不能并为一谈。
“查议院法第八条，议员于开会后发现不合资格之疑义时，各院议 员得陈请本院审查，由院议决，选举十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审查之。据此，议员资格之疑议，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 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
“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 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
“查议 员中有早已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 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
“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 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 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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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 势难缄默。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参议院议员纠集六十余人，也提出质问书。内容大体与众议院议员的质问书相同，特别强调了：“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政.府如以为民国犹应有国会也，其速取消前令，彼此相见以法律。否则，以为国会掣政.府，防大政方针之实行，则政体如何，无关存亡，尽可任意所为。乃计不出此，既以非法使议会永无开会之日，而又畏首畏尾，不欲居破坏国会之名，究竟奚所取义？是何居心？”
态度极其强硬。
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的“质问”，不但三日内无消息，简直如石沉大海。经多次催促和多方周旋，到过了近二十天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国务院才做出答复。
第147章 一不作二不休
国.务.院在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国会的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 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
“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
“查两院议长， 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 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 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 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 《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
“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 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
“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 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
“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且现已由内务总长 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 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
“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 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对议员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着力否认议员们有质问权，对袁世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这个“第一流人才内阁”更加名誉扫地。
袁世凯当然不想恢复国会，又不想独担解散国会的恶名，就想到了召开政.治.会.议来解决问题。
政.治.会.议原是袁世凯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世凯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
袁世凯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
最初，袁世凯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
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世凯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经羲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经羲为议长。
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会.议议员六十九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怀仁堂，恭谒袁大总统。
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把政.治.会.议的性质加以描述。
他说：“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时期……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有同意之权，而实行之权则在政.府。……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不存丝毫政见，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
这时，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 袁世凯授意十九省军民长官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
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根据上面两电，咨询政.治.会.议取决可否，以便实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
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 讨论。
十二月二十九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
最后决定成立十五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三年一月二日，十五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
元月十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
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这样，袁世凯搞垮国会的愿望，终于达成了。
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从成立到被袁世凯解散，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特别是在为维护共和所进行的努力和抗争，可以说是写下了可歌又可泣的篇章。
虽然，这第一届国会，从代表的产生，到两会的议事和运行，曾经饱受争议和指责。
有文章这样记述第一届国会选举情况；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区开始了第一届正式国会选举。按照此前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正式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两院组成，其中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共二百七十四人，众议员由各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共五百九十六人。
“不过，并非人人都有资格投票，“资格选民”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然后要至少满足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三个条件之一。这样筛选后，全国“资格选民”只占4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终的实际投票率也只有十分之一，即400万人。但如此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当时的中国无疑仍是个新鲜事物。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八成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二成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就难怪当年选举中的怪现象比比皆是。
“早年加入同盟会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自十八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读书，选举时人在上海，却当选了家乡陕西省朝邑县的初选议员。回去打听了才知道，原来朝邑竟像办差一样“办”起了选举，当地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请来各乡绅士帮忙，这些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第一，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第二，为“应当”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抄写选票。张奚若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选”为初选议员。
“而在江苏南通，《民立报》记者遇到了一位拖着辫子的乡人前来投票，简单问答，不禁啼笑皆非。原来，前几日有人送投票证到他家里，他还以为名为投票，实则要钱，顿时惶恐，生怕不去会惹来祸端，这才赶紧带着投票证和现钱赶到投票现场。
“江苏算是当时中国相对开放的省份，“资格选民”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全国范围的四千万“资格选民”中，这样的糊涂选民恐怕不在少数。
“不过，乡人糊涂，热心选举的各党派人士可一点都不含糊。当时国内政党林立，其中最大的两个党派是同盟会联合多党成立的国民党，以及由来源于清末立宪派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的相对亲袁的进步党。……
“无论国民党、进步党，最基本的选举手段当然是竞选演说。江苏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竞选演说多在茶馆或其他公开场合进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锣，一面高声叫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对于识字不多者，公开的竞选方法则是开设私塾教选民写候选人姓名，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带入选举场内摹写等。
“演说也罢，开私塾、印名片也好，多少还有点公平竞争的氛围，但一些暗中进行的活动却着实乱象丛生。
“有偷选票者，江苏淮安清河县众议员初选，一候选人为确保当选，竟然偷去马头镇选票四百张，填写自己的名字；
“有买选票者，用酒饭、面点、火车票、金钱甚至鸦片，不一而足；
“有选票卖价太低而懊恼者，苏州复选选票价格相当波动，特别是到最后几日期限，只差数票的竞选人不惜重金收买，使得票价猛升，共和党出价达到三百元甚至更高，以至于许多已经廉价卖出选票的人懊悔不已；
“还有因选举发财者，民初商业萧条，但在国会选举的带动下，选举投票所在地的旅馆爆满，饭店整日高朋满座，妓院房间都被早早预订，各自发了一笔“选举财”。
“更有甚者，投票现场直接上演“高手对打”的闹剧，江苏无锡的省议员选举分了十个投票站，由于政党相争，暴徒起哄，竟有七处投票站被毁，管理人员被殴，投票箱被砸……
“国会议员选举的过程一团混乱，用尽了合法的、非法的手段，有人明白，有人糊涂，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到了一九一三年三月，总算有了各政党都承认的选举结果。”
联系到民国初建时的国民素质和人们的民主意识水平，以上的描写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不管选举过程有多少问题，但第一届国会却把很多的优秀分子集合到了自己的旗帜下，这不能不是个奇迹。
而第一届国会在履职方面，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第一届国会做出的第一个决议，竟是给议员定下了天价的工资。有人因此而讽刺他们不是代表国民，而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者。
公权力来自民众，自当用于民众。如果一个持有公权力的人，首先盘算的是用公权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无疑是对公权力的滥用，也是公权力的腐败。国会议员近八百人，号称八百罗汉。这八百罗汉的高薪，对财政拮据的袁世凯政.府,无疑是极重的负担。袁世凯所以很痛快的照单全收，显然没作长久打算。
而无论这第一届国会有多少问题和不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努力和勇于履行职务。
当然，国会和议员们能够敢于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氛围的，至少不用冒被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同样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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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垮国会，袁世凯尽管如愿以偿，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因为，搞垮国会，正如他搞垮国民党一样，不过是加速了他走向身败名裂的步伐。
第148章 袁记约法
袁世凯解散了国会还不算完，索性一不作二不休，紧接着又对地方自治会动刀，于民国三年二月三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
他的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
如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
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
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
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
列举了各地自治会的“罪行”，“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
地方自治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是随着西方思潮的东来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才得以在中国出现的。晚清的地方自治，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范围遍及全国，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代地方自治思想，最先是由西方传教士和一批最早接触西方的知识分子引进中国的。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宪政思想的传播，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百日维新前后，地方自治概念开始引入中国。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只有推行地方自治，才能奠定立宪政治的基础，挽救国家的危亡。
前边提到过，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国内外革命党活动的日益频繁，以及国内改革势力的呼吁，清政。府同意实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于是，国内外出现了大量以宣传救亡和变革为主题的报刊。尤其是在一九零五年前后，受日俄战争的影响，舆论界出现了一股主张宪政和地方自治的潮流。
我们看到了，在地方自治和宪政的声浪中，朝廷上下的部分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实行宪政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在全国上下实行宪政和地方自治的呼声中，清政.府决定将地方自治作为筹备立宪的重要事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随即发布上谕，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清末的地方自治分为两级，城镇乡级自治为下级自治，限五年内初具规模；府厅州县级自治为上级自治，限七年内一律成立。规定先行在城区进行自治实验，嗣后再推至乡镇。
但因各地情形不一，也有变通办理者。为了推动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十六日颁布《自治研究所章程》，责令于各省省城及各府厅州县设立自治研究所，以“讲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此外，还将“城镇乡应办自治各事，演为白话，刊布宣讲，以资劝导”。这就为地方自治做好了人员和思想的准备。
次年，清政.府又颁布《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及其选举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使自治政策更趋完善。
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的制定，使地方自治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有力地推动了方兴未艾的地方自治运动，从而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大潮。
晚清的地方自治运动是在民主宪政思潮的影响下出现的。它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既体现了近代的民主特点，也体现出浓厚的民主精神。
其一，议员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决问题取决于多数，不失民主的精神。
其二，议事会与董事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体现了近代的分权原则。议事会是议决机关，董事会是行政机关，后者由前者选举产生并受其监督。
其三，董事会成员不得兼任议事会议员，使行政工作能得到议决机关的有力监督，加强了议事会的监督功能。此外，相关人员的亲属不得同时担任议员或董事会成员的规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结党营私等腐败事件的产生。
其四，规定“现任本地方官吏者”、“现充军人者”、“现充本地方巡警者”、“现为僧道及其他宗教师者”不得选举或被选举为自治职员，使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免受行政、军事和宗教力量的干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地方自治是民间力量与政.府权力互动的结果。从地方自治的进程看，晚清地方自治首先由民间发动，而后经由政.府推动，逐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
一些受地方自治思潮影响较深、经济发达、和外界接触较多的地区，在部分绅商的倡导和部分开明官员的支持下，地方自治搞得尤其出色。
由于具有民主意识的新式绅商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争取，一些地方的商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获得了相当的自治权力。这也就更加激发了绅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使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由于清政.府各级政.府官员和广大绅商的努力，至一九一一年，全国各地成立的自治会、自治研究会、自治预备会等团体就已达五十多个。
虽然，在举办地方自治过程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舞弊、刮民、铺张，民众对地方自治事务的误解、无知和冷淡。加之财政的困难，使许多地方自治事项的举办或流于形式或大打折扣，从而限制了地方自治的成效。但这些终归是前进中的问题，有待于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完善和加强。
并且，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地方自治的成绩是主要的。事实也确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地区，地方自治事业取得的成绩，更加引人瞩目。
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的目的是弥补官治之不足，使官治与自治相协调，从而巩固清朝统治的根基。但实际上却是造就了封建专制掘墓人。地方议会与地方官的实际关系是相当对立的，它们之间的主要竞争表现为对财政的控制上。
地方自治在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毫无疑问，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有利于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产生。地方自治以当地居民参与、举办公益事务为特征，这种活动必然有助于公民意识和团体观念的萌生。随着外力的侵逼、自治的兴起和绅民的觉悟，国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也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广度。民主化体现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系对参与势力的有效吸纳。
地方自治同时为地方绅商参与政治提供了合法性途径，地方自治机构则体现了对其能力和影响的承认。
士绅对地方自治的参与，对于民主具有推动作用。由于大批的工商业者进入自治机构，从而改变了传统政治参与者的成分，给封建政权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阶级力量。
此外，不但地方自治机构的产生基于民主的选举原则，而且其运行规则也体现了近代民主的精神，因此从事地方自治活动有助于培养人们民主参与的能力和习惯。对于传统的官僚政权而言，地方自治实际上具有民主启蒙和政治动员的作用。
绅商力量的兴起与中央权力的衰微。清政.府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后，将大批的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权甚至税收、司法、警务、市政管理、交涉涉外事件等权力下放民间，反映了专制权力的松动。
清末新式绅商通过地方自治掌握了一些权力，社会影响大大增强，成为对政.府权威的强有力的制衡力量。地方自治团体就所有的时事议题进行讨论，自由地讨论高级官员的决策，通过公共会议和游行施加压力，这种情况的蔓延也影响到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活动。
这样，地方社会就加强了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姜桂题、汤芗铭、田文烈那些地方大员，所以对地方自治会深恶痛绝，恰恰表明那里的地方自治在努力作为?。
在某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晚清地方自治运动有助于培植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
市民社会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独立的利益和自治领域；平等、自由的契约型关系；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治精神和责任观念。
据考察，晚清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地方自治单位已经具有市民社会的萌芽。由于国家放松了对某些领域的限制，扩大了社会的活动空间，使民间的政治力量的作用得以发挥，调动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从而促进了市民社会萌芽的产生。
事实上，无论在宪政运动、保路运动，地方自治会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做用。可谓功不可没。为什么武昌首义能够出人意料地取得成功，地方自治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肯定是不能忽视的。
袁世凯曾是请末立宪运动，也就是兴办地方自治会倡导者和实施者，现在，他来了个自我否定。
这还不算，袁世凯在二月二十八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很快又制订《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论之自由。也就是说，凡是民主的东西，都是他所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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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袁世凯，可谓是一身轻松，志得意满。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因为他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还远未达成。
第149章 徐世昌出山
这段时间里，袁世凯一有机会就宣扬总统制如何有利于国家。逢人便诉苦，苦于总理制和议会权力太大，他这个总统根本放不开手脚。
他口头上常这么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实在太滞隔了。”
中华民国驻比利时公使汪荣宝向袁世凯辞行时，曾真诚地向他进言，要求大总统勿行总统制，而行内阁制。
汪荣宝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总统制最大的缺点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今日办事十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尤都集于总统一身，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人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
忠言逆耳，袁世凯根本听不进去。他戏虐地说：“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听不到讨唐（绍仪）讨陆（征祥）讨段（祺瑞）讨熊（希龄）呀！”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做些铺垫，所谓出师有名。法还是要有一个的，毕竟是民主共和国体。《天坛宪法草案》已经胎死腹中，国会已垮，制定新的宪法已不可能，总不能继续执行《临时约法》，袁世凯的想法是制定一部新《约法》。
新《约法》如何产生了？袁世凯从制定《临时约法》》的参议院那里得到启发。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划，袁世凯政.府在民国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于三月十八日组成约法会议。
约法会议相当于制定《临时约法》》的参议院，只是名字不叫参议院而叫约法会议。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
袁世凯亲临主持约法会议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总统可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就可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
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 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他的用意是既要作废《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由自己搞的新《约法》作为替代品合法化。
他所提出的七个增修大纲为：
（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
（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
（三）实行总统制。
（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
（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
（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
（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约法会议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先付审查。
由议长指任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邵廉、邓镕、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洲、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十五位议员为审查员，审查通过。
接着，袁世凯又咨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增入约法。
议长复指定：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澂、王祖同、王树棚、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十五位议员为审查员。决议将前两案并案起草。
新约法的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约法》又名袁记约法，于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开三读会，当然通过。咨复袁总统中华民国三年五月一日公布。
全文如下：
国家
第一条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
第三条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
人民
第四条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
第五条人民享有左列各款之自由权：
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书信秘密之自由；
六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七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
第六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请愿于立法院之权。
第七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诉讼于法院之权。
第八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请愿于行政官署及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第九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应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
第十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一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二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服兵役之义务。
第十三条本章之规定，与陆海军法令及纪律不相抵触者，军人适用之。
大总统
第十四条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第十五条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
第十六条大总统对于人民之全体负责任。
第十七条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解散立法院；但须自解散之日起，六个月以内，选举新议员，并召集之。
第十八条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及预算案于立法院。
第十九条大总统为增进公益，或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发布命令，弄得使发布之；但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
第二十条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害，事机紧急，不能召集立法院时，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但须于次期立法院开会之始，请求追认。
前项教令，立法院否认时，嗣后即失其效力。
第二十一条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官。
第二十二条大总统宣告开战、媾和。
第二十三条大总统为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全国海陆军。
大总统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兵额。
第二十四条大总统接受外国大使、公使。
第二十五条大总统缔结条约。但变更领土，或增加人民负担之条款，须经立法院之同意。
第二十六条大总统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二十七条大总统颁给爵位、勋章，并其他荣典。
第二十八条大总统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立法院之同意。
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立法
第三十条立法以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立法院行之。
立法院之组织及议员选举方法，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第三十一条立法院之职权如左：
一议决法律；
二议决预算；
三议决或承诺关于公债募集及国库负担之条件；
四答复大总统咨询事件；
五收受人民请愿事件；
六提出法律案；
七提出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大总统；
八提出关于政治上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但大总统认为须秘密者，得不答复之；
九对于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以总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提起弹劫之诉讼于大理院。
前项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事件，其表决以出席议员过半数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二条立法院每年召集之会期，以四个月为限；但大总统认为必要时，得延长其会期，并得于闭会期内召集临时会。
第三十三条立法院之会议，须公开之；但经大总统之要求或出席议员过半数之可决时，得秘密之。
第三十四条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案，由大总统公布施行。
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案，大总统否认时，得声明理由，交院复议；如立法院出席议员三分二以上仍执前议，而大总统认为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议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
第三十五条立法院议长、副议长，由议员互选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三十六条立法院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三十七条立法院议员，除现行犯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会期中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
第三十八条立法院法，由立法院自定之。
行政
第三十九条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
第四十条行政事务置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分掌之。
第四十一条各部总长依法律、命令，执行主管行政事务。
第四十二条国务卿、各部总长及特派员，代表大总统出席立法院发言。
第四十三条国务卿、各部总长有违法行为时，受肃政厅之纠弹及平政院之审理。
司法
第四十四条司法以大总统任命之法官组织法院行之。
法院编制及法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五条法院依法律独立审判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各依其本法之规定行之。
第四十六条大理院对于第三十一条第九款之弹劫事件，其审判程序，别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七条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但认为有妨害安宁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秘密之。
第四十八条法官在任中不得减律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之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
参政院
第四十九条参政院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参政院组织，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会计
第五十条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现行租税，未经法律变更者，仍旧征收。
第五十一条国家岁出岁入，每年度依立法院所议决之预算行之。
第五十二条因特别事件，得于预算内预定年限，设继续费。
第五十三条为备预算不足或于预算以外之支出，须于预算内设预备费。
第五十四条左列各项支出，非经大总统之同意，不得废除或裁减之：
一法律上属于国家之义务者；
二怜法律上之规定所必需者；
三履行条约所必需者；
四陆海军编制所必需者。
第五十五条为国际战争或战定内乱及其他非常事变，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大总统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为财政紧急处分；但须于次期立法院开会之始，请求追认。
第五十六条预算不成立时，执行前年度预算；会计年度既开始，预算尚未议定时亦同。
第五十七条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每年经审计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报告书于立法院，请求承诺。
第五十八条审计院之编制，有约法会议决之。
制宪程序
第五十九条中华民国宪法案，由宪法委员会起草。
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参政院所推举之委员组织之。其人数以十名为限。
第六十条中华民国宪法案，经参政院审定之。
第六十一条中华民国宪法案，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
国民会议之组织，由约法会议议决之。
第六十二条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
附则
第六十四条中华民国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约法施行前之现行法令，与本约法不相抵触者，保有其效力。
第六十五条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所宣布之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清皇族待遇条件、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
其与待遇条件有关系之蒙古待遇条件，仍继续保有其效力；非依法律，不得变更之。
第六十六条本约法由立法院议员三分二以上或大总统提议增修，经立法院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时，由大总统召集约法会议增修之。
第六十七条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第六十八条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于本约法施行之日废止。
这个新约法比之《临时约法》，最大的区别是总统权力的扩大。
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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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变成为附属品。
第150章 复古
在此之前，袁世凯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熊希龄和他的“名流内阁”。虽然熊希龄一直以来惟命是从袁世凯，可谓“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毕竟已经失去使用价值，而其存在也已成为障碍。
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伪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嫁祸于熊希龄。
于是，北京的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如《新社会日报》、《群强报》等，突然登出熊希龄盗取热河行宫古玩的新闻。
指名道姓地刊载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内之古瓷器、书画取出二百余件，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
接连几天在头版用大量的篇幅刊登熊希龄涉嫌“盗宝案”的消息，各报还发表了评论。
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京城内外顿时轰动。
“盗宝案”究竟如何？袁世凯比谁都清楚。
熊希龄也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幕后策划，只好自认倒霉。
“盗宝案”成了熊希龄的一块心病，他本想出面为自己辩护，以保全人格。但有些事不便大肆声张，很多事也很难说清楚。比如他虽没从热河行宫拿二百多件文物，但确实曾从那里拿了一把纸扇送人。
若说他自己一件没拿，不是事实，如果说只拿了一件送人，谁会相信呢？再说了，燕山雪片大如席，燕山有雪就不算夸张。拿一件也是拿了，人家就没冤枉他。人若是想堂堂正正做人，就什么坏事都别干，这时候的熊希龄，处境真是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熊希龄本是读书人，既不齿于辨驳，又生性淡泊，只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愤而辞职。
果然，熊希龄辞职后，热闹一时的“盗宝案”很快收场，报纸上有关盗宝的文章也就销声匿迹了。
熊希龄辞职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梁启超相继辞职，成立才半年的“名流内阁”轰然倒台。
《中华民国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院十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
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中华民国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
张其锽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闿私交甚笃。
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
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
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
袁世凯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
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世凯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常出自皇帝口中，袁世凯对这个“卿”有特殊的情结。
民国三年五月一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的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命徐世昌为国务卿。
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
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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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世昌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
又设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人员。
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和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动下来，把原来相对独立的内阁等，统统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手握全国税务大权，还是一个有实力、有实权之人。
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而成立了约法会，他当议长的政.治.会.议就寿终正寝了。
另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系中的必最受重用的新人物，不料袁世凯却选了旧古董，把徐世昌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只是做了一场春梦。
原本杨度在总统府中，袁世凯特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两个人秉烛夜谈。自徐世昌拜相后，受了冷落的杨度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世凯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二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三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 “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八百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世凯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着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徐世昌和袁世凯是真正的老朋友，如果袁世凯这一生有百分之百可信任之人，这个人必是徐世昌。
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
袁世凯执掌北洋军后，为了避免引起清廷的多心，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世昌带到关外，那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世凯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世昌等于是袁世凯在北京的代理人。
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世凯，归根结底是徐世昌为主奔走和策动。所以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人的私交，确是其他人不能相比。
不过徐世昌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
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世昌“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世凯有意请徐世昌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世昌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便力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未答应，但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三年二月，袁世凯特请徐世昌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
徐世昌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三月二十九日到了北京。
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世昌仍表示不肯接受。
袁世凯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世昌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
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
徐世昌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宝琦、段祺瑞向袁世凯复命后，袁世凯特别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
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世凯便常常跑来和徐世昌聊天。
袁世凯对徐世昌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世昌为老相国。
徐世昌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四千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世昌便欣然收下。
第151章 天坛“祀天”
政事堂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
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
（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应列席。
（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
（三）国务卿在政事堂范围内应发堂谕。
（四）国务卿可召集各部总长开政事堂会议。
从上述情况看，徐世昌这个国务卿其实是在主持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
在法律上虽没有原国.务.总.理的地位，但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这应该是因为徐世昌任国务卿的缘故，所谓因人而设事。
因为这些职权均来自总统的授权，而没有法律保障，如果总统不愿意，这些权力可随时收回。
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重要事项均须国务卿核准，各部总长对国务卿实际是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世昌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
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八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九点钟即至总统府。至十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与袁世凯议论国事。十一点钟到政事堂办公，十二点钟午膳。有时陪袁世凯进餐，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二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十点钟。
政事堂下设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
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办公。
杨士琦、钱能训二丞则七点上班，把张一廏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世昌呈阅。
张一廏和袁世凯的关系也很特殊，是深得袁世凯信任之人。
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张一廏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世凯、徐世昌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一廏从中间联络。
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世昌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们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廷燮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
吴廷燮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写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
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
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世昌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
“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
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世昌的特性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具体言之是“复古”！其实这可能有一定的误解成分。在晚清的重臣中，徐世昌决不是个顽固守旧之人，相反倒一直是求新变革的。
比如在戊戌维新中，他无疑属于维新派，只是因为识时务而没卷于其中。在立宪运动中，他不但是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属于立宪派中的激进者。而在清廷退位和平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徐世昌所担当的角色，至少是主谋之一。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有很浓重的复古味道，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他和袁世凯在一起，始终是个参谋，是袁世凯的谋臣。也就是说，徐世昌的复古，秉承的是袁世凯的意愿。
客观上讲，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被赶出政坛，袁世凯政.府的骨干大多是清廷的遗老遗少，所谓旧人。
而袁世凯北洋系，从根本就是个旧东西。
当时的民国，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他们中的多数人不知道大总统和皇帝有何不同，不知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有何区别。
那个时候，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
一、民国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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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二、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三、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发，且对剪发的人加以迫害。
民国元年七月，甘肃旅京人士向参议院请愿，要求转咨政.府，电饬赵惟熙剪发，并保护剪发人民。
后来赵惟熙竟获得二等嘉禾章和陆军上将衔。他上谢恩折，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
四、民国元年有樊增祥电袁世凯，反对官吏自称“仆”。又谓民国宜有爵位。
五、民国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国风报》载有冯国璋、倪嗣冲劝进密电，中有句是： “……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
六、湖北商民裘平治（一说是山东人），函呈总统府，略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
袁世凯虽于民国二年三月十九日下令拿办，裘平治竟公然晋京自首，像是讨赏的功臣。
七、民国二年四月，湖南人章忠翊递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全体用骈文，有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袁世凯令湘督拿办，但无下文。
以上各则，不过随手拣来，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公然倡导。
他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竟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
由于徐国务卿竟恢复了太傅身份，外间就传出了袁世凯将通过徐世昌恢复大清帝国，各部次长将用满人的谣言。
徐世昌不只是要所有文职官员在逊清时做官的履历，同时更进一步恢复旧时官名。
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
更为变本加厉的，是恢复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
袁世凯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这和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
徐国务卿还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习惯，这本是清朝官场的仪式。官员们在接见僚属或是宾客时，侍者敬茶，客人照例不得取饮。当主人端茶时，便是暗示客人必须告退了。
至于在地方上，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递手本、履历。
有一位安徽桐城县长某，到任后去谒见兼民政长倪嗣冲。没有准备手本，是用的名片，结果被倪嗣冲严词申斥。
袁经常召集各部属员举行谒见礼，除了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各省来京的大员和新任命的大员都要举行觐见礼。上下级和平行级之间行文都有一定程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六军部行文都用“呈”。但直隶都督则例外，这也是援引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军机处等机关视为平行机关的旧例。
在这种复古的浪潮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因此，大家都感到民国官吏远远不如逊清官吏有威严，总长不如尚书，都督和民政长不如总督和巡抚，县知事不如县正堂。
民国三年，琼崖道尹王寿民上呈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说：“琼崖民俗强悍，非临以官威，不足以资慑服，拟援用前清仪仗，如金鼓牌伞、日照执事、大号四轿等。”
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竟也公然批准。
第152章 古今中外独家创始的选举法
其实，在袁世凯政.府中，地方官吏乘坐绿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时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等恶习久已盛行。
还有一些地方执行了逊清官场中的丁忧守制、回避本籍的规定。
一片复古声中，只有两样事没有办，一件是辫子没有明令恢复；一件是袁世凯将甘肃都督赵惟熙关于恢复“谥法”的建议提交政.治.会.议讨论，未能通过。
辫子虽然没有明令恢复，可是留辫子的人还是很多，张勋统率的军队便全部留辫子，被戏称为辫子军。甘肃都督赵惟熙也是不肯剪辫子的大官，而在参政院中，有十多个参政也是留了辫子，大摇大摆地出入官场。
谥法也仍然存在，因为正流行“民间私谥”。而且清朝废帝宣统，对死去的王公大臣和逊清遗老，仍有“赐谥褒忠”的上谕发表。
民国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和“职”分开。有的是有官有职，有的是有官无职。
官分为九等，是：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袁世凯所发表的授卿令，上卿仅徐世昌一人，其次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是中卿加上卿衔，这三人都是曾在清廷当过总督或是尚书。
中卿是：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模、汪大燮等。
少卿加中卿衔的有章宗祥、汤化龙。
少卿有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
赵秉钧被袁世凯追赠为上卿；宋教仁也被追赠为中卿。
又有顾鳌“恢复五等爵”的条陈，由法制局编纂，政事堂议决后，交由参政院通过颁行。
这样一来，袁世凯以大总统而有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且有卿、大夫为其辅翼，五等爵为其“沛施酬庸之典”，实在是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大皇帝了。
皇帝时代的廷寄（就是皇帝封交各省督抚的官书），袁改其名为“大总统封交×督”。
清廷的御史台主司弹劾，现在则易名为肃政史，主司审理的则易名为平政院，至于国务卿则极为类似清廷的军机大臣。
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各省民政长直接向总统行文而不由有关各部转递，这就相同于原清廷各部尚书和各省督抚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老例。
这一切官爵体制，都是皇朝的复活，就只差一个皇帝。
连国玺的使用也仿照皇帝的御玺，袁的国玺条例分为三类：一是中华民国国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是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和颁爵；三是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
武职的更改，是把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上将军、将军、左右将军之称，并将全国划为八大军区。
袁世凯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下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
同时下令：
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
张勋为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
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
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黑军务。
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吉林。
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黑龙江。
勒云鹏为泰武将军督山东。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将军衔督河南。
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山西。
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江苏。
朱瑞为兴武将军督浙江。
李纯为昌武将军督江西。
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安徽。
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湖北。
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湖南。
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陕西。
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甘肃。
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加将军衔督新疆。
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四川。
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广东。
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广西。
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督热河。
蔡锷为昭威将军。
蒋尊簋为宣威将军。
张凤翙为扬威将军
（以上三人无地盘）
以上将军，有地盘有兵权的冠以“武”，无的则冠以“威”字，两者可以随时调换。
文官授卿，武官授将军，统领海陆军的大总统授何军衔呢？经过一番运作后，由副总统领衔，众将军列名，恭上大总统为“神武大元帅”徽号，这个神武二字即是神圣英武之意。
只是袁世凯这时对这个徽号已经没什么兴趣，当手下的几个近臣，正不遗余力的张罗着这件事时，被袁世凯叫停。
他对几个人说，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他们忙活
这样，袁世凯身旁的马屁精，挖空心思琢磨出的，为他授封神武大元帅的徽号之事便不了了之了。
袁世凯所说的有更重要的事，就是他正筹划着的天坛“祀天”。
祭祀天地是古代帝王一种传统，又名封禅大典，开始要去到泰山举行。
东汉史学家班固有《白虎通义》载：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
封禅大典目的，是要彰显帝受王命于天，向天告太平，对佑护之功表示答谢，也要报告帝王政绩如何显赫。
封禅的具体仪式富有极浓厚的帝王象征意义。
按照历史记载，到泰山封禅的帝王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
因到泰山封禅兴师动众，花费极大且车马劳乏，路上安全也得不到完全保证。所以，到了宋真宗以后，泰山的封禅活动基本上就废止了。
到了明成祖朱棣，为了巩固因靖难之变夺来的皇权，在北京建成天地坛，并举行祭祀天地仪式。
表示他的皇权是受命于天，天地坛的作用，就等同于巍巍的泰山。
民国后的一九一二年七月，原先的皇家禁地天坛，被改为了农艺试验所，政.府准备在这里种庄稼。
到了一九一三年新年，天坛首次开放让民众参观游览。
五个月后，民国政.府内务部起草了一份文件，想将以天坛为首的京城著名景点一起向公众开放，被袁世凯所否决。
早在民国三年一月十四日袁世凯就交议了 “祭天”和“祀孔”两案，准备在元旦穿戴古代衣冠，行跪拜大礼，举行祀天典礼，打出的旗号是为民请福。
当时的政.治.会.议议员孙毓筠建议以天坛为祭所，冬至为祭期，冕服为祭衣，跪拜为祭礼。所以，延到这年十二月二十日才颁布了祀天的日期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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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行祀天典礼前三天，内务部就把“斋戒牌”晋呈总统，并分发给各陪祭人员，陪祭人于先一日举行“演礼”。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距离冬至节的前三日，袁世凯斋戒三日，随后天坛便被凈街，并再次成为了禁地。
此时的天坛也被修缮一新，不仅增加瞭望灯一座，而且加装了圜丘内外棂星门门扇二十四对，还在圜丘天库琉璃门上加装了九九八十一颗鎏金钉。
冬至节这一天，自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所有规定的警戒线上，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
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摊贩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屋顶上也布置了了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
大总统经过时，不许沿途人民停留偷看。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轿到坛前。
大总统由武官长荫昌和侍从长左右搀扶，缓步走上石阶。
袁世凯头戴冕冠，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知道内情的人知道，这身穿十二章纹衮服祭服，是有讲究的。
要知道，十二章纹是一个帝王的象征，根据中国古代传说，只要成为帝王，便会得到十二种神秘自然力量，辅佐他成为至善至美至上的明君。代表这十二种力量的图案，就被印在了帝王的衣服上，以象其德也。
陪祭人员制服：特任官九团大礼服，简任官七团大礼服，荐任官五团大礼服，下面全是一色的紫缎裙。
袁世凯所用的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子臣”两个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这个祀天大典，由清晨三时开始，至八时五十分礼毕。
因为袁世凯搞这个祀天大典，北京传出了一个说法，叫做“蛤蟆祭天”。
因为民间有传说，袁世凯是“西山十戾”中的蛤蟆。他颈肥腿短，走八字路，煞像癞蛤蟆，又喜绿色。
民间有传说，当年袁世凯民国元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
第153章 白朗起义
前面已说过，根据新约法，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
在立法院未成立前，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
他任命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 七十三名参政员也均由总统直接任命。
袁世凯所任命的参政员，多数是清朝的达官贵人，这些人年纪均在六十岁岁以上。比较新的人物是梁士诒、梁启超、孙毓筠、严复、杨度、刘师培等。
袁世凯在参政院成立以前，曾派出劝驾员多位，持他的亲笔函分别到大连、青岛这些遗老休养地去促驾。
信上说：“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中国之危。”
参政员名单中，有光绪廿九年任大军机的瞿鸿机。这瞿鸿机有时糊涂得出奇，曾误认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
这时瞿鸿机也已经六十多岁了，都知道他和袁世凯是曾经的政敌，是被袁世凯用阴谋诡计搞下去的。有人为了取悦袁世凯，力阻启用这种所谓政治垃圾中人，说袁世凯是自找麻烦。觉得请瞿鸿机出任参政，实在大可不必。
袁世凯听了后微笑不语，其实他正想利用这件事表现自己的容人之量。
有人则担心瞿鸿机不肯出山，大总统这是自讨无趣。
却听袁世凯鄙夷地说：“什么？你以为他不干吗？是他叫他的夫人来京讨这份差使的。”
参政院中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是：梁启超、杨度、严复、马良、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施愚、王世澂、曾彝进十人。
杨度和梁启超、梁士诒，三个人关系有些特殊。杨度和梁士诒是在光绪廿九年经济特科殿试中，梁士诒考第一，杨度考第二。
两人都被瞿鸿禨军机糊里糊涂地附会为“康梁余党”而不敢复试。
杨度和梁启超则在光绪卅一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替五大臣做枪手编制宪法草案。
这时候，三人同在袁世凯政.府下面共事。昔日少年才子，现在都已变成鬓毛有些斑白的中年人，每每相对时，都免不了有一番感慨。
尤其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始终和宪法有着不解之缘。开始是做枪手编制“满清宪法”，这时是同为“民国宪法”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是，不知他们是不是知道，所谓的“民国宪法”，其实就是袁世凯的袁家宪法。
黎元洪拿起了参政院院长的木槌，这时他才体会到所谓的参政院，是一个制造皇帝的御用机关。他开始对于他的处境感到惶惑，可是已身入罗网，有身不由己之苦。
他屡次请求出国游历，或要求回原籍黄陂料理家务，企图跳出袁世凯的手掌心，袁世凯当然不会放他走。
虽然他看出黎元洪不一定敢站出来反对他，可是黎却是一个好偶像，倘被国民党或其他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仍然有可资号召之处。
所谓缚虎容易纵虎难，黎元洪虽不是老虎，却有老虎的号召力，于是他乃用温语好言慰留他。
黎元洪自然知道自己不能不辞而去，也没有方法破壁飞去，因此他除了“唔……唔……好…… 好”之外，像一座泥塑的菩萨，既不表示意见，也不开口说话。
大凡到了袁世凯这样的地位和权势，总是会有一些竭尽献媚之人，附炎趋势。这些人为了争宠，是很能动脑筋的。
这个时候，不知是谁开的头，开始拿袁世凯的总统任期说事。
最妙的是有这么一段故事：
民国三年初，四川城口县知事陆某，上了一个条陈，请将大总统的任期订为终身制。
袁世凯看了这个条陈，大发雷霆，正拟发布命令拿办这个县太爷，以示自己无意成为终身总统。
旁边一位策士悄悄地对他说：“这样一来，岂不是要使真心拥戴大总统的人们心灰意冷吗？”
袁世凯听了为之恍然大悟，立刻把这个条陈发交到三月八日的政.府公报刊出，并通令各省文武长官就这个条陈表示意见。于是，首先交卷的是有袁家急先锋绰号的倪嗣冲，他表示大加赞美。
七月间，总统政治顾问古德诺提出了一个说帖，认为总统选举法有修改的必要。
因为这个选举法是以参众两院为总统的选举机关，而新的约法采取一院制，参众两院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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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而新约法对官制有所修改，国.务,院和总.理都不存在了。
修正《总统选举法》，正合袁世凯的意图，他把古博士这个说帖提交参政院，授意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
税务处督办、参政梁士怡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在参政院提出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的提案。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参政院建议大总统将该提案提交约法会议，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总统选举法修正案。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约法会议召开关于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第一次会议。
会议认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宜注重共和之精神，而不可概袭共和之形式，宜参稽本国之遗制，而不宜涂附外国之繁文”。
约法会议虽然是袁世凯的立法御用工具，但人总是有思想的，事情的进展并不能让袁世凯事事满意。
袁世凯没有参加会议，但通过他的亲信，也就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时刻控制着会议。经过多次举行会议，直到到十二月二十八日。约法会议终于把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成袁完全满意的、为袁独裁统治服务的法案。
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于二十九日公布施行，同时废止一九一三年十月由国会制定的《总统选举法》。
根据这个新选举法，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改选之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可议决总统连任而不必进行选举。
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各执其一。平时不许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
总统资格以年满四十岁并在国内居住满二十年者为限。现任总统可继续当选。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选五十人组织之。副总统亦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其当选资格与总统同。
根据这个选举法，不仅袁世凯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可以造成袁家的世袭总统。
这时候袁世凯已年过五十，总统任期规定为十年，任期届满后，如果他还健在，通过选举形式或是通过参政院的表决形式，就可以达到连任的目的。
如果没活下来，或者年老“倦勤”，则他已预留了继承人。据说他在嘉禾金简上预先填了袁克定、袁克文、袁克权的名字，选来选去都是他的下一代。
这样一来，中华民国已经差不多成为袁家王朝了。
这个选举法是古今中外独家创始的选举法，是仿照封建帝王康熙的立储法，把嗣君的名字预先写好，封匣内，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
把立法机构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利用这个御用工具，随意的制订和修改法律，使法律完完全全符合自己需要。袁世凯找到了对“民主共和”，对“法制国家”的应对之策。
整日里耳听着左右的马屁精，拼命叫嚷他是“安定”中国的唯一人物，“今日之天下舍袁世凯其谁”？这时候的袁世凯真是志得意满，要多惬意有多惬意。
但是，袁世凯也有特别闹心之事。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支反袁世凯的武装力量，闹腾的越来越凶。
这就是民国初年，昙花一现，哄动中外的白朗军！它的出现像传说、像演义、也像神话。
白朗军的首领是白朗。白朗是何许人呢？
有记载，白朗（1873年—1914年8月），字明心，河南宝丰大刘庄人。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县城西大刘村一农民家庭。喜救助贫苦人家。幼时读书年余，稍长，在家务农。他家门户单弱，经常受本村地主的欺侮。
关于白朗起义，有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白朗被本村地主王岐诬陷入狱，卖地百亩贿官始获释。后自带马匹去禹县某部马队，旋因受讹诈而归，至梁洼，所带马匹被乡队抢走。朗多次无辜受害，愤怒异常。时县境连年大旱，饥民四起，众多求助于白朗并劝其出来“闹闹”。白朗游移未定，恰逢县衙将其城内姐家所雇泥水匠以匪名抓走，并抢了他在姐家存放的财物，遂愤而起事，时为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
也有说，白朗清末曾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吴被暗杀后，他就和中州大侠王天纵一同在嵩山落草，自称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
第154章 尊孔复古
据说白朗身高体长，跑得很快，所以也被称为“白狼”。他好读小说水浒，极仰慕宋江之为人。“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
河南和湖北边区，本就是个贫困歉收的地方，加之连年的兵荒马乱。由于这里的人衣食两缺，易于铤而走险，白朗军的诞生和发展，在这种地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白朗起事初，仅有二三十人，步枪一支。不久，夺得财主步枪、手枪各一支，土枪30支。联合李朗、张群等杆，旋增至百余人。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八日，白朗率众从姚店铺移驻稻谷田村。时近春节，白朗集四乡饥民，往城东刘集仓库抢粮一百七十余车。
当夜，白朗得悉县官张礼堂将于次日离任，道经交马岭。便带人截击，一举夺步（快）枪十六支，俘张礼堂之子又获赎身枪十余支。之后，又联合李凤朝等杆，拥众二百余人，势力渐大。
河南都督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以秀才出身而曾任天津海关道，革命时管理皇族捐，后来担任直隶都督。由于河南是袁世凯的故乡，所以袁世凯才把自己的表弟从直隶调来。张镇芳是个聚敛之臣，只懂搜刮，这样一来便为白朗军的壮大注入了加速剂。
当地流行一首歌：“好白朗，白朗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
还有一支是：“老白郎，白朗老，抢富救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
当白朗军和官军交战时，他们常大喊一个口号：“白朗军专打官长，不打弟兄。”
白朗既然自比宋江，他便把他的军师当作吴用一样看待。白朗军的战略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
民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北洋陆军第十三营统领余耀亭进剿白朗，白朗自高皇庙退至城西马道、张庄一带。
五月十二日，余耀亭率部赴大营，至李文驿时，遭白朗部伏击败退。随后，白朗联合杜其斌等杆，夜袭余耀亭之驻地大营镇，余耀亭军落荒而逃。
白朗击退官军后，在本村演戏庆贺三天，并和杜其斌、牛天祥、郜永成等杆首，商讨共同行动方案。
十月二十四日，白朗率众北攻禹县，复南下打开泌阳的春水、象河关等地。后因几个县团联合进剿，白朗军不敌撤回宝丰。
是年冬，白朗军复南下，进入舞阳母猪峡（今属舞钢市境区）。先后联合南阳的王传新，鲁山一带的宋老年、李鸿宾、王振等杆，计六百余人，攻取唐县（今唐河县）。一举消灭陆军独立五十九团大部，缴获大量步枪、机枪、大炮、子弹，白朗军增至千余人，声威大震。
随后是回师北征，攻鲁山、破禹县，并明确提出“打富济贫”口号。
北洋军集结雷振春、王毓秀、雷存修等部近万人大举围剿。白朗率众冲出重围。兵分两路，一路西攻卢氏，一路南破淅川西坪镇、荆紫关等地。
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对南方用兵，把北洋军主力都调到南方去打国民党。后方空虚，白朗趁机纠合退伍军人和樊枣一带的溃兵，纵横于舞阳等县。
白朗给北洋军沉重打击，得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重视与支持。
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讨袁总司令黄兴致信白朗称：“自足下倡义鄂豫之间，所至披靡，豪客景从，志士响应，将来扫清中原，歼灭元凶，足下之丰功烈绩，可以不朽于世……”
黄兴提议白朗进攻湖北，策应江西的李烈军部。
嗣后，白朗于九月十六日，破湖北重镇枣阳，歼守城军五百余人。进城后，开仓济贫，张贴告示，自称中华民国抚汉讨袁军司令，打出讨袁旗号，配合二次革命。
民国三年一月十一日，白朗军由西向东，横越京汉铁路，接连攻下了光山和固始等地。河南是毅军翼长赵倜的防区，袁世凯派赵倜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收复失地，严令其全力剿灭白朗军。
但白朗军行动非常敏捷，闻讯立即开入安徽，二十六日攻占六安、霍山两县。
六安县长殷葆森弃城走，袁世凯大为震怒，立即下令枪毙。
同时下决心把只会搜刮的表弟张镇芳撤换，派北洋军的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责成他驰赴信阳督师。
白朗已成袁世凯的心头大患，他捕“狼”赏格，一升再升，合计北京、河南两地计算，由五千元逐步提高到十二万元。
白朗军毫不把这个威名赫赫的段都督放在眼内，公然将白朗军的大本营设在离信阳不远的确山县县境内的磋砑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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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人呢？有的说只有一万人，有军械的不到一千人；有的说能战的约有二千五百人，裹胁了二万人。
白朗的布告宣称凡退伍兵入伙的，没有军火不收。
北洋军的月饷四两，白朗军却以十两月饷相诱。白朗军一天能走一百廿里，官兵却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所以官兵虽称追“狼”，实际上只能是摆队相送。
袁政.府对这支行踪飘忽，出没无常的“匪”军大为惶惑，上上下下，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竟不遗余力地竞相夸大白朗军的实力。
依照袁政.府前后公布的战报，大约已经击毙“匪”一百万人，而白朗本人更不知被北洋军击毙了多少次。
袁政.府这些捷报，大长了白朗军的志气，进一步将其神话。
一时间，真真假假的，关于白朗军的谣言和传说满天飞。
有传说白朗曾派遣第五纵队潜入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各大城市，分别扮作古董商人、杂货店主、流动乞丐，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
还有情报说白朗在各大都市建立了交通网和运输站，一方面从水路运出他们所抢到的物资到卖价高的地方脱手，一方面换回自己所需各种物资。
袁政.府的公报中确凿有据地说到，曾在广州破获了白朗的秘密机关，同时还绘声绘影地说已经发现“匪目”中，除了白朗之外，还有“黄狮”、“绿狼”。
于是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一律缉捕归案”。
民国三年三月间，武昌城有四个小孩在池塘里游泳，无意中摸到一支废枪。这一下可不得了，缉捕人员马上把这四个小孩捕去。
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白狼已派童子先锋队到武昌了！”袁大总统又据以密电各省，责成各省严加防范白朗派的“童子先锋队”。
更严重的谣言是：辫子军统帅、长江巡阅使张勋，竟在徐州的总部接见了白朗的密使。
这个谣言可真把袁世凯吓得不轻。
张勋虽属北洋系，却是北洋系的旁支，并非袁的嫡系。不久以前，为了争夺南京帅印，袁曾玩了一些手法迫张勋让出江苏都督和南京地盘，这是新仇。
还有旧帐是张勋一直忠于清廷，他和他的部队始终留了辫子就是一个证明。
既然有新仇旧恨，张勋靠不住是可能的。
袁世凯真的很怕辫子军和白朗军联合。
为化解这一难题，袁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就是命令张勋去攻打白朗军。
张勋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但却要求袁准许他扩充兵力，招募十营新兵。这个反要求弄得袁世凯自吞苦果，急忙派心腹并且和张勋有交谊的阮忠枢到徐州去疏通，叫他不要招兵，也不要剿匪了！
鉴于中原北洋军势强，白朗采纳孙中山所派沈参谋关于夺取四川为反袁根据地的建议，于三月自东回师攻占荆紫关西上。
西征的路上，白朗以“中原抚汉军大都督”布告宣称：“照得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励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用是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惟起事之初，无地可据，无饷可资，无军械可恃，东驰西突，为地方累，此亦时势，无可如何，当亦尔商民人等共知共谅也……嗣后本军过境，尔商民等但能箪壶迎师，不抗不逃，本大都督亦予以一律保护，决不烧杀”。
四月初，克商南、越秦岭后，至西安近郊，又发布“讨袁反帝，拥护共和”的檄文。
四月六日，白朗军突破陕督张凤翙万余人阻截西上，克周至、乾县、户县、彬县、凤翔、陇县等地，军临通渭县，知县陈鸿宝率士绅出迎。
白朗令驻军城外，只带百余人入城，住一学校内。
他对部下说：“这个县城小如斗，民贫可怜，学生还可以造就。”
遂捐银二千两，以作办学之用。
长期的奔袭作战，缺休整补给，加之两万余陕甘步骑紧追，白朗军形势不利。特别是五月二十五日临潭之战，因未能处理好与少数民族关系，遭到其顽强抵抗。白朗及主将宋老年负伤，猛将邱占标战死，义军伤亡千余人，元气大伤。
接着，在攻占秦州（天水）时，军师李白毛和大将李鸿宾相继阵亡。加上粮食奇缺，供给困难，军心不稳，入川之计难成，众多主张返豫，白朗便率军东归。
第155章 劳乃宣其人
一九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白朗军由临潭东返，沿途艰苦奋战，冲破层层阻截。经甘谷、宝鸡、兴安等地，于六月二十八日抵荆紫关。
白朗决定分散活动。七月三日，白朗率领鲁山、宝丰籍义军千人回到宝丰。而后士兵探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归队，兵力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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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的消逝或死亡是一个谜，这一场风暴也以谜的结果告终。
由于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过分疲惫。待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河南老巢时，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了。白朗军的兵士们一见到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
追击白朗军的，是毅军翼长赵倜。袁世凯本来派他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消灭白朗军。怎知白朗军无法堵住，赵倜因此而受革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于是他便格外卖力追击白朗军。白朗在前，毅军在后，马不停蹄地追，追，追。
当白朗军回到河南老巢，喘息未定，兵卒离开，赵倜的毅军也赶到了。
这时袁世凯在北京突然接到赵倜的告捷战报：“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廿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
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 “朗身腐败，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熏门城墙上。”
八月九日，大喜过望的袁大总统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
不料过了三天的八月十二日，北京的大总统府又撤消了这个褒功令，并指责了冒功行为。
其令如下：“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等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冒功之外还有争功，由于争功，第六师和毅军几乎开火。事后据俘虏所供，白朗死后，白朗军由宋老年为总杆首，据守母猪峡。白朗军秘不发丧，瘗尸张庄之东，其中有一人向毅军告密，所以有割首冒功一事。
九月二十日袁世凯委任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
白朗的惊扰在白朗死后总算告一段落。
因为袁世凯谈白朗色变，曾有这么一段插曲：有一天，袁在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段世垣的专论：“中央制刍议”，觉得“文意两佳”，便打听作者是何许人？
旁边秘书说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
袁世凯很以同乡中有这么一个人为得意，遂派为总统府秘书。过不久，袁世凯表弟张镇芳由河南都督任内调回，和袁世凯谈起地方人才。
袁世凯忽然想起了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不错。
张镇芳即变色说：“他么？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
袁世凯一听脸色也变了，正像西太后听到革命党和维新派一样。立即派侦探严密监视段世垣的行动。侦探们一会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长，一会又说他和白朗的军师另一国会议员凌钺秘密通信。
很快，这位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而总统府那个秘书则宣告失踪。
此后，总统府加强了戒备，还换了出入核验的腰牌，并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
白朗的起事，说到底是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中，做为阶级的农民，并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谁都知道，农民起义的最高成就是用新的封建统治代替旧的封建统治。
在世界上，中国封建历史差不多最为漫长。学者们在探究其原因时，有人提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在中国的历史上频发。道理很简单，如果农民起义能够实现改朝换代，一般会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而战乱总要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地提高。
也就是说，总得说来，农民起义是把封建统治维持在一定秩序内的力量。
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朗的起义本身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对于类似于白朗的起义，革命党人如果善加利用，是可以发挥同盟军作用的。
从规模上看，白朗的起义并不是很大，所以影响那么大，一方面是袁世凯政.府从上到下的对其的无限夸大；另一方面，白朗军所以得到很多民众的拥护，说明袁世凯的这个政.府，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几乎所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尊孔的。克制自己，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封建礼仪、道德和纲常、维护封建秩序，孔子的儒家思想无疑迎合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民国成立前，保皇思想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就发表《共和政体论》、《救亡论》等文章，大谈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成立后，他大肆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认为中国的危机和混乱都是革命党人造成的。宣扬只有恢复旧制度、旧秩序、旧道德，才能拯救中国，挽救危机。
他认为，只有尊崇孔子、孔教，才能做到“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之”。
因此，他把尊孔当作头等大事，四处呼吁恢复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一九一二年十月，“孔教会”在上海成立，康有为被推举为会长。
康有为在给孔教会的电文中说：“昔法人越南之岁，仆考万国教俗，独居深念，中夜涕零，深虑据乱世之经说，大教将坠于地，乃发大同太平之新教，至戊戌开孔教会，曾上奏。去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声绝，大惊深忧，乃草序例寄门人麦孟华、陈焕章，令开会沪上。”
《孔教会开办简章》规定：“本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昌孔子之教，聿照中国之光”。
“孔教会”总会设在上海，国内各县设立支会，各市乡设立分会，外洋各埠也设支会、分会。“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得填具愿书，由介绍人介绍人会。”
会务分讲习部和推行部，讲习部负责宣讲经学、理学、政学、文学，推行部的任务是“讲道化民”、“拜圣读经”、“考礼正俗”、“仁民爱物”。
规定每年在孔子诞辰纪念日前三日开全国大会一次，每月、季各开常务会一次。
一九一三年，康有为等又相继创办《孔教会杂志》、《行世报》和《不忍》杂志。各地也成立了不少类似的团体，如山西的“宗圣会”、山东的“孔道会”等等。孔教会的追随者以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南昌、长沙等城市为中心，以办“诗社”、“读经会”为名义和形式，招徕信徒，扩大影响。
孔教会极力攻击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观念，污蔑革命造成了社会混乱。
在《孔教会杂志》上有一篇署名孔教会全体的《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的文章，赤.裸.裸地指出：“今中国改建共和政体，于政事宜若有进步矣。然而纪纲不立，中央与地方隐然分为十数国，无统一之实。赏罚颠倒，骄悍跋扈之徒、非縻之以禄位，即饵之以财赂。而挟兵拒命之夫，作奸犯科之辈，且熟视无睹而莫敢谁何也。”
“自共和成立以来，政事上何尝有毫厘之进步，亦只见其退步而已。”共和致使道德败坏，“人心风俗益又甚焉。谲觚成风，奇衰百出，廉耻道绝，大言不作，造作黑白，名实混乱，天下无事非之公，举世以攻击为事”。
康有为在《祀天配孔议》中说：“今民国肇建，号称共和，天下之心，皆放无纪极，昔患一人专横于上，今乃患亿兆人纵恣于下。”
他在《中国学会报》题词中说“孔子曰：汤武革命，顺呼天而应呼人。天视民视，革命乃吾中国最寻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伥伥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朝，欧服欧历，徒为棺惊骇娶之仪。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于斯乎!”
康有为对共和以来废除祀天祭孔，废止小学读经等极为不满，他攻击说：“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下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
“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
第156章 隔靴搔痒
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极力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宣扬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宣扬“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
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
他赞美道：“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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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对这股尊孔复古风进行了抵制。一九一二年七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没有获得通过。
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
但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
这个时候，袁世凯还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做事还有所忌惮。其尊孔还比较掩饰，没有在全社会公然提倡“尊孔读经”，只是从道德层面提出问题。但是，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认为他的江山已经很牢固，已经无所顾忌了。
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六点半抵达孔庙。
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五千元相助。
遗老们借机发出请愿书，要求袁世凯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为袁世凯后来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但是，搞倒退是不会长久的，仅仅几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喊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
这股尊孔复古思潮，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此为后话。
谈到复辟，有一个人是必须要介绍的，——劳乃宣。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中国近代音韵学家。
他是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坚持“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的修律方针，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维持封建君主专制。
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曾上书请取缔义和团。
民国成立后，他反对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
民国三年，在一片复古大潮中，劳乃宣预感到时机成熟，便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
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
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情结，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凯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也就更加助长了这股复辟思潮。
劳乃宣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
信上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
“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
“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乃宣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尔巽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尔巽。两个人很熟，赵尔巽刚由北京到青岛。
他们谈话时，赵尔巽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
他觉得机不可失，所以当赵尔巽由青岛回北京后，劳乃宣即写了这封信给他。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世凯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世凯的财政总长。
劳乃宣给周馥的信中说：“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
“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
“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乃宣还写了第三封信给国务卿徐世昌，信上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
“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
“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
“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人总是向往美好的。一个健康的，好的社会，会激励和吸引人努力去走正道，通过自己的正常和正当的活动去谋生，去为自己取得收益，去养家糊口，去生活。
但是，在一个不好的、畸形的社会，特别是个人专权，有权者说什么是什么的社会。会诱发人的投机和钻营行为。去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做一件取悦当权者之事，试图走捷径，甚至幻想着一步登天。
第157章 禁赌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能够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有人因为写了封信，而立时变得声名显赫。有人参加考试时什么都不会，挖空心思在其考卷写几个不相干的字，交了白卷，竟成为了白卷英雄。
劳乃宣是不是想这样呢？是不是想抓住机会，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呢？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一遇有合适的气候和舞台，就会跳出来表演。
劳乃宣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如他所愿的到了袁世凯的手中。
劳乃宣的苦心还真没白费，袁世凯看后虽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却对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当参政吧！”
这件事传了出去。作为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不但不旗帜鲜明的反对劳乃宣的一派胡言，反而要请他为参政。这很容易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说明劳乃宣说出了袁世凯的心声，说明袁世凯是支持复辟的。
于是很快，鼓吹复辟成为了登龙术，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
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 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此人恰是附和劳乃宣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
听到这个消息，劳乃宣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实在搞不清楚袁世凯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考虑了一整天，“车不落险地”，觉得此行风险实在太大，决定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既然主张复辟成了升官捷径，于是乎，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
除了宋育仁的“还政清室”说，还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宋育仁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
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宋育仁（1857－1931），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
刘廷琛（1868—1932） ，字幼云，晚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县人。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于乡，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
在北大校长一任上贡献最大，是我国近代开创分科教学第一人。
刘廷琛受其父刘云樵影响，擅写草书。书法作品为许多收藏家珍藏。青岛“礼贤中学校”、“谦祥益”及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 “望古遥集”、“羲皇上人”枋额、《靖节先生祠堂记》碑刻，均为刘氏所书。刘廷琛亦擅诗及作文，有《潜楼文稿》等著作行世。
鼓吹复辟的谬说越发猖獗，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世凯，义正辞严，力辟邪说。
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
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世凯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世凯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为人。
复辟袁世凯是欢迎的，但“还政清室”，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袁世凯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他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呼声鼎盛，袁世凯乃不得不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
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
查办本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料宋育仁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急于立功，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对他指名道姓检举揭发。这样一来江朝宗不能不公事公办，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
马车夫对宋育仁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
宋育仁心惊胆颤地去见到了江朝宗。
江朝宗含笑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育仁应命写来：“劳乃宣着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育仁的应变之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
在这之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
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世凯的北洋系也摸不清袁心中的真实想法，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奕棋，政体岂同儿戏！”
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不明所以，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
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
可这个判决到袁世凯手中时，却被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三千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三百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十一月三十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育仁上车，宋育仁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育仁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育仁要特别优待。
十二月三日宋育仁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芝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
而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育仁见面。
宋育仁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世凯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三年袁世凯聘其为清史馆馆长，他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
袁世凯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
赵尔巽随后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
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因对川民的保路运动大开杀戒，得绰号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大总统替这位赵屠户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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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乃于民国年三月二十四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
赵尔巽并不完全满意于这个昭雪令，但勉强出山了。
他就任清史馆长后，自我解嘲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
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的态度，但他却怡然自乐，认为是义薄云天，忠贯日月，大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气慨。
赵尔巽虽然自认为对清廷很忠心了，可是另一个遗老梁鼎芬却写信骂他：“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
提到梁鼎芬，这是个顽固得透顶的遗老。民国二年三月二日已退位的清隆裕后梓宫奉安典礼，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宣伏地痛哭，如丧考妣。
这时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则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看见孙宝琦，眼珠里几乎要出火了。
假装不认识，上前问道：“先生是哪一国人？”
孙宝琦说：“节庵，你开什么玩笑？”
梁鼎芬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就大骂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该到这里来；你如果还记得做过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你带信给你那个亲家老鬼，叫他别活在世上吧，免得丢人！”
一旁伏地叩头的劳乃宣跳了起来，大呼 “骂得痛快！”原来奕劻这时在天津租界作寓公，清室召他来料理丧事他却置之不理， 一般遗老都不耻其为人。
第158章 欧战
宋育仁被递解后，他的老师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大受惊吓。
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世凯邀请，袁世凯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三年四月五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
路过湖北时，段芝贵曾设宴招待。
这是个极风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
他嬉笑着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样用嘻嘻哈哈的态度对待袁世凯，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袁世凯拿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学究没有办法，听说此事后只一笑了之。
王闿运对徐世昌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为政事堂拟的横匾是“清风徐来”。
这样的人胆子其实都不大，宋育仁案发后，他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径返湖南。
袁世凯遂派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王闿运就任国史馆长时，有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不知王闿运怎么得罪了谭启瑞，竟上书告发王闿运“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
黄汉湘是受另一复辟案牵连被逮。
谭启瑞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闿运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
袁世凯派人去找王闿运，问如何整顿？
王闿运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
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
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八千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
有一次王馆长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
王闿运责问教育部，欠两个多月的经费，为何只给拨一个月的费用？
有人告诉他这还是因为他的面子大，总长特殊照顾，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过。
王闿运为一介书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难，不管钱不知道没钱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复辟，他这样的老家伙人人自危，何况他脑后还一直拖着辫子。
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如夫人”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这官实在不是好当的。
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
于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没人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几处无人收后，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儿媳妇。
他的这位四儿媳妇可不是一般人，名气大得很。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
杨度对他这个妹妹是特别地溺爱，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
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
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代王转呈袁世凯，请示办法。袁世凯顺势派杨度为国史馆副馆长，代理馆务。
王闿运弃印潜归，留书告别“慰亭老侄总统”离京后，肃政厅提出弹劾案，责其擅离职守。
袁世凯将王闿运等人招到麾下，并不是想指望着些人为他独当一面，也没指望着些人干成什么事。只是想让他们装潢门面，显示自己人才尽用。这样的人走就走了，尤其这王闿运，袁世凯正看他不顺眼，巴不得快点滚蛋。
弹劾就免了，大总统以王闿运“年高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当复辟风刮起的时候，紫禁城里逊清小朝廷当然也听到了风声，有好些人无疑是满怀期待的。小朝廷里边的人，和外边的遗老遗少也是有动作的。
突入其来的反复辟，袁世凯反复辟的态度又那么坚决，吓得故宫里的逊清小朝廷慌了手脚。
因为怕引火烧身，在宫中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中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了辫子，可是张勋却没有听。
清宫内的负责人瑾太妃，派内宫管事志锜向袁世凯解释，清室和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没有关系，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同时，请袁世凯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
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派总统府的内史监阮忠枢代为接见，好言劝慰了一番。
民国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岁数的人说，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冷到什么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冻死了好几个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气一样低沉。复辟案把京城的遗老遗少搞得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袁世凯在反复辟的同时，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让这些习惯于吃喝玩乐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厉行禁赌和娼禁，禁赌的风声尤其紧。
都知道袁世凯在年轻时，因为赌吃过大亏，他对赌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
任直隶总督时期，袁世凯以巡警制度相配合对社会上的赌博现象予以打击,并停办了顺直义赈彩票。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
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一九一二年六月颁发《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但是，赌博的恶习在北京已经根深蒂固。《暂行新刑律》刚发布时，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风头一过，人们便将禁赌的事抛到了脑后。特别是袁世凯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常出入赌场，更助长了赌博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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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介绍，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袁世凯对此非常不满，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彻查呈报。
吴炳湘当然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当时北洋内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诒、孙宝琦、段芝贵、王克敏、潘复等，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有晚孙宝琦在梁士诒家打麻将，凌晨方归，倦眼迷矇，竟一头撞在院内假山上，碰得鲜血直流。
曹汝霖在书中这样写道：“翌晨入府，项城(袁世凯)已侦知此事，故意问道，君何额忽有伤？慕韩(孙宝琦)答以小疖忽破，出了一点血。项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总以少出为是。”
这一次，袁世凯加大了禁赌的力度，并从官员身上抓起。特别是高官，好赌之人，袁世凯都让人打了招呼。
所谓抓不抓，是不一样的，大抓小抓，花得气力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有文记载：“小酱坊胡同张寓，是梁士诒寓邸的后门口，原是张文达公伯熙故居，赌徒租了作为俱乐部，每礼拜六或礼拜日聚赌其间，达官显要，富商巨贾，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终，往往杂以扑克和雀战。
“突然由于查办复辟和严禁娼赌，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有顾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诒，主人问梁饭后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说：我有两个月不动手了，为了一时余兴，闹出麻烦来，太犯不上。
“原来在一个月前，袁曾令内务总长孙宝琦传谕文武官吏，严禁赌博，第一个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诒。孙传袁的口谕，要大家谨慎些，倘如闹出事来，是没法可想的。”
这样的情势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和法制社会相比，人治社会的局限在于，光有法是不够的。如果当权者不重视，不花大气力抓，再严苛的法也会被人们当作耳边风。而对法的贯彻执行，又常常以搞运动的形式出现，风头浪尖上，人们会很当回事。过了一些时间，或者当权者又力推别件事了，便会慢慢淡化。
第159章 梁士诒的预言
一九一四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战争主要在欧洲，故一般人习惯地称之为“欧战”。
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也简称“一战”，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战争。
战争主要是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进行。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属于同盟国阵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塞尔维亚王国、比利时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和希腊王国等则属于协约国阵营。
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大约有六千五百万人参战，一千多万人丧生，二千万人受伤。
造成的经济损失无可估量。
一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的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各种新式武器如飞机、毒气、坦克、远程大炮相继投入战争，是武器发展史的重要阶段。
当时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纷繁复杂，但基本矛盾有三对，即法德矛盾、俄奥矛盾和英德矛盾。
法德矛盾十分尖锐。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失去了原来在西欧和中欧的霸主地位，国内各个阶层一致要求报仇雪恨。德国为了防止法国东山再起，极力扩充军备。
俄奥矛盾的表现是在对巴尔干半岛的争夺上。多年来，俄罗斯帝国打着大斯拉夫主义的旗号，向巴尔干半岛上南方斯拉夫人的居住地区进行扩张。
地处中欧的奥匈帝国也在向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扩张，很怕在自己统治下的南方斯拉夫人脱离奥匈帝国的统治而独立。
英国从它传统的外交政策上出发，力求维持欧洲大陆势力的均衡。既不愿意德国过分强大，也不愿意看到俄国的势力在巴尔干半岛过于膨胀。随着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的加剧，英德矛盾开始激化。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建立了针对俄罗斯帝国和法国的三国同盟。
一八七九年，在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奥签署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具有明显的反俄性质。
后来，由于意大利在同法国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失败，俾斯麦趁机拉拢意大利，共同对付法国。一八八二年，德、奥、意三国签署了“同盟条约”，三国同盟正式建立。德国成为三国同盟的核心。
为了对付“三国同盟”， 一八九二年，法国和俄罗斯帝国达成了军事协议。协议规定一旦法国遭到德国或是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以全部军事力量进攻德国。同样，一旦俄国遭到德国或是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的进攻，法国也应以全部的军事力量来进攻德国。
俄法同盟形成后，欧洲开始出现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
随着英德矛盾的加剧，英国适时调整同法国、俄国的关系。
在一九零四年和一九零七年分别签署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三国协约的建立，使欧洲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形成。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成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德、俄、法、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交战的一方为同盟国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以及支持他们的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另一方为协约国的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帝国以及支持它们的塞尔维亚、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等国。
原属同盟国的意大利，考虑到利害的关系，加入到了协约国方面作战。
当时的国人，因与外部世界联系不多，对欧战知者有限。就是知道的人，也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让大家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国家也很快卷入其中。
袁世凯接到各国宣战公文，马上召集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孙宝琦等密议应付方略。很快做出决定，老规矩，和日俄战争一样，采取中立立场。
当场指派梁士诒、孙宝琦、梁敦彦、李盛铎四人草拟中立条规。
八月六日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八月月十一日设立中立办事处，十二日各国承认中国中立。
与此同时，梁士诒、孙宝琦等起草了中立细则多条呈袁世凯核定，大略为：
（一）中立办事处由政事堂派出三人，陆军、海军、交通三部各派二人，统率处、总务处、参谋本部各派一人，机要局派出主事三人常驻，为日常办事人员。
（二）设中立检查处，查照中立条例第廿四条，公布戒严后，对于各国输入及运送之物品，允宜详为检查，倘系战时禁品，即予扣留。特饬由交通部及税务处于各铁路要站及沿海各关内，一律设中立检查分处，以执行此职务。
（三）注重沿海防务，分饬粤、闽、浙、苏、奉、鲁各省长官，以香.港、青岛、威海卫等处，英、德、俄已宣布戒严，恐将来不免有战事，应筹安谧地方，严防匪患，并令六省筹议联防计划。
（四）海军舰队重新配置，将海军部所属舰队分为三队：第一队海圻、海容等十五艘，分配厦门、马口、上海、烟台等处为海防。第二队建安、建威等廿三艘，分配浦口、武昌、上海、九江、福州、新堤、芜湖、岳阳、江阴、长沙、宜昌、太平府等处为江防。第三队是练习舰队肇和、应瑞等分守马江、黄埔。粤海海防则由广东负责。
（五）训饬驻外各使节，对于散居各国各地华侨，应随时商同驻在各国政府，妥筹保护。对于此次战争，我国既宣言中立，各使领馆应以冷静沉默出之，不可轻加评论。国际规约尤当审慎遵守。关于战争消息，逐日拍电报告。至中国将来派员观战，当预先向各该国声明。
（六）禁止密码电报，检查外人函电。
（七）停发游历护照。
（八）增调陆军第十师赴山东。
同时袁以大总统名义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作战行为。美国对此没有确切答复，日本驻华代办小幡抗议中国政.府不应向美国提出此项请求，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照会中国外交部，要禁止交战国士兵通过中国领土。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即受尽了列强的欺侮，自己既不争气，列强则得寸进尺。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虽不能尽人意，但弱国无外交，以夷制夷还不失为一种策略。
欧战爆发后，对中国来说，可算是一个大好机会，利用列强自顾不暇，把列强势力逐出中国。
可惜这时袁世凯因打压国民党，使新生的民国元气大伤。
很长时间了，袁世凯每次和大家商量事时，大家都习惯把眼睛看向他。一旦他发表了意见，便是随声附和。
是的，人都愿意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但是，袁世凯有时也很想听一听不同意见。为此，他常不急于发表意见。可每到这时，大家好像都在努力揣摩他的想法。对此，袁世凯很不满意，可当他提出不能搞一言堂，大家要开动脑筋时，接下来的还是随声附和。都说他说得对，特别对，只是没有独立见解发表。
袁世凯觉得梁士诒看问题有独到见解，这一天把他找来夜谈。他和梁士诒说，就想听听对方的想法。就两个人，梁士诒倒是很放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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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是他们的对话：
袁问：“欧战祸及远东，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着手？”
梁答：“有两件急务，一是救济财政；二是提防日本侵略。”
袁说： “请言其详。”
梁答：“先言财政，去年二千五百万镑借款，所余无几，财政尚未整理就绪，国库异常空虚。
“欧战爆发后，外债无法再借，所以目前必需先打通财路，否则二三月后，军费、政费从何而出？因此目前应趁欧战发生，镑价起落，汇兑困难诸种理由，先行停付各国赔款，所有关税盐税，一律提存于中国之银行。
“由于我国已宣告中立，词严义正，各国亦无如我何也。同时立即发行内国公债。这两者可以并行，则一二年间不至财用不足。
“至于提防日本，则是我国最大隐忧，近年曾分别和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基、日使日置益、法使康悌会晤。朱尔典曾告英日联盟已告成功，日本必定助英国攻德国所属的青岛，中国若不乘此时机取得，则一定有人会去夺取。
“朱尔典所指自然是日本，不如乘日本尚未动兵之前，我们先和英国密议，由英人威胁要夺青岛，我即和德使磋商，要求德国将青岛归还我国。同时暗中派兵包围青岛，谈判不成，即用武力夺取。先下手为强，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如已夺获，日本便无词可借了。
“这不特防日本的侵略，亦可以杜绝将来的后患。”
袁说：“燕孙，你的意见很对，关于财政计划，停付赔款、移存关盐都可立即施行。至于内国公债，过去失败过，你看有何良策以善其后，请予详细计划，全权办理。
“至于先行下手夺回青岛，于情于势都是应行的，不过我国既然宣布中立，忽然又推翻前议，出兵对付德国，虽说是收回青岛，但在中立立场上似乎有点碍难说得过去，这样做了就怕外交上会增加困难和纠纷，且恐愈增加和日本的尖锐关系，我觉得此一着可行又不可行。”
梁说：“德奥两国以小敌大，战争结果必难幸胜，不如找个适当时机对德国绝交宣战，俾将来在和议中可以取得地位，立于有利地步。”
袁说：“这一层让我再详细考虑一下。”
第160章 二十一条
很快，袁世凯政.府成立了内国公债局，派梁士诒为总.理，办理“民国三年内国公债”。
财政次长张寿龄、交通次长叶恭绰、中国银行总裁萨福楙、总税务司安格联、副税务司包罗、中法银行经理赛利尔、保商银行经理泾恩等为内国公债局董事。
欧战期间，列强非但不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且还要互相争夺在华利益。袁世凯政.府的中立政策不但没有使中国置身欧战之外，反而让中国的处境更加恶化。
是因为是中立方，两方哪边也不靠，就谁都无所顾忌的欺负吗？
德国在东方没什么盟友，在中国更是孤立作战，同时要对付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为了拉帮结派，首先在北京组织了中德协会，联络对象是中国方面的朝野人士。其后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名为巩固团，该团以联络中国人和朝鲜人，排斥日俄两国为宗旨。
巩固团团长是德人牟里哈，总团部设在奉天，活动区域在南北满和内外蒙古。行动目标是破坏日俄粮台、营垒和械库。因为重金收买，巩固团成员很快发展六七百人之多。
英公使朱尔典、法公使康悌、俄公使库朋斯基因中国政.府没有停止支付德国的庚子赔款，使得德国能够利用这笔钱在中国境内进行不利于协约国的活动，以及组织巩固团，表示很大不满。因为青岛德军雇用中国工人构筑防御工事，这几个国家也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袁世凯当局也有为难之处，青岛德军雇用中国工人，是基于一八九八年中德所签订的《胶州湾租借条约》。
日本对德国在华利益垂涎已久，当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之机。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以承担英日同盟的义务为借口，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并限九月十五日以前，无条件把胶州湾交付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
最后通牒明确，以上这两点如果在八月二十三日正午以前没有满意的答复，则日本即采取必要的“措置”。
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在八月十五日这天公开宣布：“德国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是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
八月十六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无理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是自行破坏中立。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没有满意的答复，正式对德国宣战。
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又向袁世凯政.府表示，德国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中国。
但被日本警告吓破了胆袁世凯政.府，这时竟不敢接受，电请美国政.府代为接受，然后转交给中国。
没等美国答复，日本已向胶州湾采取军事行动了。
袁的好朋友朱尔典，劝袁加入协约国。
袁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军火，提高质量，以应协约国之需；
（二）协约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的条约；
（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
袁这个参战条件，前两项是想拉拢英国，对付日本；后一项是对付国民党的反袁活动。这时的英国，需要日本超过了需要中国，所以袁的三点要求原则上同意，但要征求俄、法、日的同意。俄法两国是同意的，可是日本则坚决反对，更进而要求：凡有关中国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日本已经认定，中国的事，只有其有话语权。
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欧战，排斥各国在中国的势力，实现其独霸远东的野心。
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因为美国未曾卷入大战漩涡，同时在中国问题上是比较主持正义的。
日本首相大隈曾致电美国政.府，进行试探，强调日本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可是就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随即利用对德国宣战之名，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日本陆海军二万多人配合少数英军，组成所谓了英日联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和莱州附近地区登陆。
日本要进攻德军，只能以胶州湾德军驻防区为目标，可是日军却先侵占莱州半岛。
由于日军破坏了中国的中立，袁世凯政.府便遭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划定战争区域。日本要求以黄河以东为界，袁政.府经过多次周折，援引日俄两国在辽东作战的前例，于九月三日照会各国使节，声明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
原文如下：
“此次欧洲战争，所有各交战国，均系本国友邦，故本政.府决意宣告中立，竭力遵行。兹先后据山东官吏报告，德国军队在胶州湾一带有行军备战各形状，日英联合军在龙口及胶州湾、莱州附近一带亦有军事行动等情。
“查本国与德、日、英三国同居友邦，不幸在中国境内，有此意外之举动，实属特别情形，与一千九百零四年日俄在辽东境内交战事实相仿，惟有参照先例，不得不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使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
‘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
依照这项声明，袁政.府承认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以西地区为中立区。九月二十一日袁世凯政.府又宣布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
德国驻华代办对于袁政.府划定交战区域的声明，，分别于九月三日、九月四日、九月二十四日，连续三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德方认为日英联军在莱州地区所采军事行动，是彻底地破坏中国中立行动，中国引用日俄战争时划定战区的办法是不符国际性的。因为中国这项宣布是在日英联军已在山东半岛登陆之后，其结果只是方便于日英联军。
他们提出保留两项权利：（一）德国保留在适当时机可以要求的权利；（二）损害之赔偿。
袁政.府对德国代办的抗议，答复的理由是：德军在青岛已经构筑工事，要把青岛当作军事根据地，所以引致日英的进攻；中国划定战区的宣布是非常适合情势的办法。
九月六日，日军马队五百人开至莱州，在城西扎营。三日后日军正式非法接收管理莱州，莱州居民没来得及外逃，四乡村民闻讯则逃散一空。
接着日军又占领了平度县，日军向县知事苛索，要一千头牛，二千只鸡，一千头猪，米面草料五十万斤，大车一千五百辆。县知事无力与日军抗争，只能逃之夭夭，却又被日军捉到，像对待犯人一样加以监禁。
同时日军进占即墨和胶县，自行发行军用票，占据县衙门和电报局。
强占民房，反令房主人露天睡眠，令妇女在房中陪日兵。
天下雨则在堂屋中生火烤湿衣，把门窗桌椅拆下来引火。
日军已把中国城镇当作了占领区，邮电员公然检查邮件，男丁被勒令挑水拾柴。
日军司令部竟公然在平度县的乡村张贴布告说：“如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之罪，则该村人民全体问斩。”很多无辜乡民被认为有妨碍日军的嫌疑被杀。
九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潍县，超越了袁世凯政.府划定日政.府同意的交战区域。
袁政.府外交部于二十六日，由次长曹汝霖提出口头抗议，进而提出正式照会。
笔趣阁
这个照会软弱可笑：“胶澳在东，潍县在西，非行军必须之路，前经声明，潍县不在战区之内，已经贵政.府同意，该地军民亦经屡次晓谕，令勿惊疑，今贵国军队突有此举，使我政府失信于军民，不知是何用意？”
二十九日，日驻华公使访外交部总长，答复中国抗议，大意谓奉本国训令，胶济路为德人所经营，战争前后一直为德军输运军粮，今潍东一带虽由日方占领，但潍西一带则仍由德人暗中使用，殊于日军行军不便，以是占领之，但决不侵害中国之中立云云。
这个答复，把前此承诺有关战争区域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拉开架势，以胶济铁路是德人经营为理由，意欲占领胶济铁路。
十月六日夜十一时，日兵三十人，军官三人乘车进抵济南，立即占据火车站。
中国外交部再提抗议，并以普通书信作为答复，交付中国外交部。
其大要是：（一）山东铁路系根据胶州湾租借条约，纯系在德国政府监督权之下公产性质之德国会社，其实体上与租借地为一体的延长。（二）铁路本身为运用上绝对不可划分之物，决不能以德国经营之铁路以其在中立地带潍县以西之故得改变其性质。日本开战之目的，不仅攻击胶州湾，并拟进而根绝德国在东方经营之根据地。（三）交战区域之划定和山东铁路问题个别的，不能混而为一。很明显，日方的野心很大，至少要吞并山东半岛。
德军的根据地是青岛，日军发动攻击后，扬言六个小时之内可以攻下青岛。
青岛的德国守军只有六千人，德皇威廉电令他们死守青岛，战至最后一人。
德国的胶州总督华德克也公开宣称日军如果来攻青岛，将会遭到坚强的抵抗，至少要花四万人的代价，才能攻占青岛。
自从清帝退位后，大批清皇族、王公、大臣和遗老，都迁到青岛做寓公，现在只好洒泪告别青岛。遗老如周馥、吕海寰、劳乃宣等也离开青岛，只有宗社党首领恭亲王溥伟仍留下来。
日军于十一月七日攻下青岛，德军有二千三百余人被俘，事前德国守军接有德皇的令电，叫他们不必死守。
十一月十四日，胶州总督华德克被解往日本东京本愿寺监禁，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占领青岛的十七周年。
第161章 哀的美敦书
日军攻下青岛后，袁世凯政.府要求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可是日方根本不加理会。
袁世凯政.府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日本政.府不但仍然不理，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占领地。
经中国多次照会日本。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日本才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假借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的名义，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向袁世凯政.府要求秘密谈判。
在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即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
民国三年十二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借口回任，请求和袁世凯面谈。
一月十八日，袁世凯如约接见了日置益。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先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个文件，对袁世凯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则日本政.府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日本政.府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请贵国严守秘密。”
日置益交给袁世凯文件的内容分为二项：一是条款，相当于准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的内容；一是觉书（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同样是要求中国需要履行的事项。
袁世凯将条文略略翻了一翻，很客气地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国际间的交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外交谈判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在当时是极没有礼貌的行为。
日本竟让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文件，这实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或许，这表明，日方认定中国的事只有袁世凯说了算，和别的任何人说都没有用。这同样表明，日方对中方的无视。
按日方的意愿，中日的谈判秘密进行，中方可不想这么做。很快，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
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
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
这十一项条款，是前面所说的条款中的部分，这部分内容是能见得人的，在国际法上也是能说得过去。另一部分，特别是觉书，多是不能见人的东西，日方当然不能告之各国。
其实觉书与条约，在国际法上约束力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条约一般是可以告人的，而觉书则是不可告人的或不想为人知的。
这次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要求，条约方面的内容还是容易接受的，而觉书部分涉及到的问题则极为严重、苛刻。
袁世凯接见日置益当日，指着其提交的文件，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但日置益坚持请大总统先亲阅一下，临告辞时还特意强调，让袁世凯感到事态的重大。
待日使走后，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即刻电召熟悉外交事务的陆徵祥，由瑞士放下手头所有事回国。
陆徵祥回国后，知道事情紧急，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袁世凯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一见陆徵祥到，长舒了一口气，随即送走徐世昌，邀陆徵祥密谈。
据有史料记载，袁世凯见陆徵祥把日方的文书仔细读一遍后，对陆徵祥说： “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
陆徵祥于晚饭后，按袁世凯的要求，在他下榻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商谈。
陆徵祥先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
文件这些人都看过了，孙宝琦首先发言：“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
接下来，几个人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
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在袁政。府无力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条件下，这是大家不敢想的事。。
孙宝琦认为，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说明：对此，曹汝霖在其《我与二十一条》书中是坚决否认的）
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
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于是这次商谈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见袁世凯，报告先一天商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孙宝琦退出后，袁世凯又召见陆徵祥，对陆徵祥说：“刚才孙总长来过，我经过慎重考虑，也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这个谈判。”
陆徵祥沉吟了一下，答：“这个谈判太困难，徵祥体力不足，最好请总统另派干员。”
这时陆徵祥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
袁世凯说：“精力不足，无关重要，我可告诉曹次长，要他多负谈判责任，并告诉日方，陆先生体力衰弱，需要休息。我全力付托你，你放心去谈判好了。”
陆徵祥见袁意已决，只好接受。
袁世凯在陆徵祥辞出后，又召见孙宝琦，告诉他决定要对日本谈判。
孙宝琦很快提出辞呈，请辞外交总长，并向袁世凯推荐陆徵祥为外交总长。
袁世凯于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并令他和曹汝霖负责对日谈判，调孙宝琦为审计院院长。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到孙宝琦辞职消息，极为不安，乃赴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口头抗议。
日使日置益表示：“敝国刚递要求书，中国便换外长，分明是毫无诚意，日本政府深为遗憾。”
袁世凯答：“贵公使的看法适得其反，中国换外长，正是表示诚意。何况新任外交总长，做事素有耐心，必能一心一意和贵国谈判，如不相信，请你去问问别国公使吧。”
日使果然去问北京公使团领袖英国公使朱尔典，英使答复说陆徵祥很好。日置益只得电告东京，谓中国换外长，实在是好意的表示。
陆徵祥接任外交总长后的第二天，就接见日置益，双方谈话如下：
日置益说：“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是一位着名的外交家，这次能和总长谈判中日问题，深感荣幸。”
陆徵祥答：“本人当尽力而为。请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我们现在就订下日期好不好？”
日置益说：“我想请总长定日期好了。”
陆徵祥答：“贵使既奉政.府命令，当然以早开谈判为佳，那么明天就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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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置益说：“可不可以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
陆徵祥答：“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日置益说：“本人希望谈判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
陆徵祥想了一下说：“每天开会是可以的，不过星期天要开，外交习惯上没有这个成例，似可不必。还有一层，虽然每天开会，不过我身为外交总长，不能把其他正式约会通统取消，因此每天上午必需腾出时间，接见宾客，所以会议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
日置益说：“可以。”
陆徵祥说：“那么规定每天午后五点钟开会好了。”
日置益说：“五点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
陆徵祥说：“两点钟开不成问题，不过夜间继续开会，我身体太坏，拖一个星期，我必须辞职了。”
日置益问：“我们确定何时开会呢？”
陆徵祥答：“决定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举行会谈如何？”
日置益说：“好吧！就决定这个日期好了。今天和总长的会晤，非常荣幸，希望由这个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好的结果。”
陆徵祥答：“我一切当尽力为之！”
陆徵祥从这次谈话中看出日方态度强横，一个公使，对驻在国的外交总长，竟试图以他为中心来安排一切。
孙宝琦（1867—1931） ，字幕韩，晚年署名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晚清至民国时期重臣、外交家。
自幼好学。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改任候补直隶道员。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进京，随光绪帝至西安。一九零一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一九零二年七月，升任驻使法国大臣。
一九零五年回国，署顺天府尹。一九零七年四月，出使德意志，筹措讨还青岛事宜。
一九零八年回国，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一九一一年任山东巡抚。当年爆发辛亥革命，在山东宣布独立，后又取消独立。
一九一三年九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一九一四年二月兼代国务总.理。 一九一四年五月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外交总长（次长曹汝霖）。
适时地辞去外交总长，看来孙宝琦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陆徵祥当然知道自己接下的是什么差事，只是没有办法，只是推脱不了。
因为他即将和日本商谈的文件，就是后来给中国造成极大震动的，让国人至今提起都怒火中烧和无法忍受的“二十一条”。
第162章 国耻
这个二十一条共分为五个分项，在文件上是第一号包括四条，第二号包括七条，第三号包括二条，第四号包括一条，第五号七条，
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全文如下：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个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下：
（一）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二）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三）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四）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向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五）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①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②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六）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政府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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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秘接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一）两缔约国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二）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左：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二）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三）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六）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七）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二月二日下午三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举行第一次会谈。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会谈开始后，日置益首先发言，他公然大言不惭地说：“敝国政.府向贵国政.府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文件，其用意是敦睦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
陆徵祥看了一眼日置益，不卑不亢地言道：“贵公使所说的，我能了解，对于贵国是否因欧战，或因国内大选而向敝国提出这个文件，在本总长看来，颇为感触。亲善二字是本总长素来所主张的外交原则，也是所努力的目标，本总长在欧洲廿多年，盱衡时局，认为在亚洲的中日两国必须携手成为兄弟之邦，中国今日许多事务都应向日本学习，因此和日本亲善，在中国政.府和国民来说，都是最希望的。
“不过亲善要公正和公平，处处可讲亲善，却不必在此时提出条件才得谓之亲善。何况我们面前的这份条件中有悬案、有新案。请想想，悬而未解的事件，以贵我两国地理之邻近，过从的密切，随时随地都可以商讨，当贵国伊集公使驻华时代，所有长崎至上海之海底电线问题，及南满铁路通过敝国国境三分减一纳税问题，本总长当时悉本亲善之意，与之解决。
“而本人前在国务总理任内，曾聘请贵国有贺博士为顾问，交通部亦聘请平井博士为顾问。若细加研究，在贵国政.府实无不可以达到目的，在中国政.府亦从未过于拒绝，随时均可以商办，初非待提出许多条件，始得达到贵公使所说的亲善之目的。”
对于会谈，双方的态度正好相反。
日本当时希望尽速就该条款有一结果，速谈速了，怕夜长梦多，国际干扰。
中国方面则希望迁延时日，在会外寻求转机。
因此，一开始就发生争议。中国代表主张就日方五号条款逐条讨论，征祥并提出第一号第一条修正案，坚持要加以讨论，可是日置益却坚持中国政府对日方全部要求先表示一个原则意见。
对此，陆徵祥说：“关于第一条的讨论，贵公使如果同意，再逐次讨论下条；否则一条未了，又提一条，或因次条意见不合牵及前条，反于进行有碍。”
日使说：“本人主张按号按条先询贵国意见，然后再逐条讨论。”
陆徵祥答：“这一层要请贵公使原谅，本总长于一月廿八日到任，廿九日拜外交团，卅日始行视事，时间如此匆迫，对于贵国条款内容还未详加研究，最好再缓一个星期，待我全部研究后，再行奉告，可否延至下星期二再开会？”
日使说：“此件之内容贵总长早已研究过，本人奉政府训令，须每日开会，惟贵总长到任未久，亦是实在情形，仍盼阁下从速研究，俾能加速进行。”
接着，日使又说：“今天下午三点钟起到六点钟止，耗去了整整三个小时，毫未谈出什么结果，本案何时可了，殊难悬揣。贵总长倘要对文书内容详细加以研究，可否在迅速研究后，决定每日开会。至于开会时间，则由贵总长自定好了。”
陆徵祥答：“每日开会是可以的，但外交部每逢星期三是接见外宾期，本人难以分身；何况本人体力甚弱，事实上难以照办。”
第一次会议就此结束。
在交涉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
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比如，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就因偷取中国财政预算案内容卖与日本而被发现，判处徒刑八年。
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还可以靠外交官和武官身份，在中国境内四无忌惮地旅行，进行各项间谍活动。
由二月二日至四月十七日，中日两国共会谈二十五次。
其中，二月九日中国曾提出修正案，对第一、第二、第三号做出修正，对第五号的意见是“碍难商议”，日方则强迫中国全部接受，不放松半步。
三月八日，日方见会谈会谈仍无结果，日置益单独往晤曹汝霖，用恫吓的口吻说：“会议拖延，使日本国军民不能忍耐，倘在数日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的承认，恐发生不测的麻烦。”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派出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在日本各界游说。传回消息，他在日本元老重臣间奔走，已收到了效果。袁世凯对有贺长雄寄以厚望，还是想拖一天是一天。
四月二十六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廿四条，强迫中国同意。
与此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空气顿形紧张万分。
中国方面在此紧要关头，于五月一日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突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限袁世凯政府于五月九日午后六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的答复。
哀的美敦书是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译。即“最后通牒”。一般是一国就某个问题用书面通知对方，限定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其条件。否则就采取某种强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断交，封锁，抵制等等。
第163章 曹汝霖之苦衷
这个成为国人永远的痛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部分全文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远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
“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
“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这份“最后通牒”，火.药味极浓，战事一触即发。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立即报告了袁大总统。
袁世凯于下午五时召集各政界首.脑人物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均主张和平解决。
所谓和平解决，当然就是接受日方的条件。
此前，袁世凯曾不安地问段祺瑞：“若我国与日本人作战，能坚持多久？”
段祺瑞回答：“恐怕只能支持一个星期”。此时，段祺瑞还并不知道“二十一条”的事。
在会议上，袁世凯将日本的“二十一条”公布后，询问与会的大家，到底该怎么回应日本？段祺瑞听后，拍案大怒。
他流着泪说：“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
作为国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不能接受不战而降，这是北洋军人的耻辱，是作为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虽然段祺瑞知道与日本作战，损失肯定惊人，但他还是对袁世凯说：“总统，国家养兵多年，未有一次外战，请总统下令，祺瑞愿率北洋陆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与日偕亡也不能如此丧权辱国啊！”
据说，听完段祺瑞的话，袁世凯同样两眼含泪。其他参会人员也都面面相视，心情沉重。
百盟书
袁世凯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改往日一言九鼎的行事风格。
他于八日上午十点在春藕斋，下午一时又在纯一斋连续召集会议，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等皆出席。反复听取大家意见，他自己则始终没表明态度。
当日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他转告袁世凯：“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
“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
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这时，欧张正打得胜负难分。中国虽然和协约国走得很近，但毕竟没正式加入协约国。再者说，谁会为了一个任人都可欺负的国家，而得罪军事强大的日本？
英、美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当日本的说客，实在是没什么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日本所以这样的有持无恐。就是摸透了英、美等国的心理。
很多人说：这时的袁世凯正坐着当皇帝的梦，他像所有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一样，总是把“攘内”当做最大要务。他要全力对付的是国民党和所有反袁势力，哪有心思抵抗日本。
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正好可以借坡下驴。
也有人说：但凡有别的选择，试问谁愿意签这个约，当万夫所指的卖国贼呢？
还有人说：当时民国实在太穷了，不得不曲意向日本屈服，不可能像段祺瑞所说的那样，与日本决一死战。袁世凯一方面假意答应日本人，一方面将日本人的阴谋公之于众，致使国际舆论哗然。最终，日本人强迫中国成为保护国的计划不了了之，只能以《民四条约》作为代替。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这个历史事件究当如何去看呢？笔者认为，无论对袁世凯其人是好还是恶，历史事件还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无论如何，反正最后的结果是：袁世凯于五月八日下午八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泪随声下的演说，宣布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并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表示诚挚的感谢。
会议上商议如何答复日本，开始的意见是用长文答复，叙述一下谈判过程、发生的争论和进行过的修订，可能是后来觉得，怎么说都是很丢人的事，不如干脆改为简短的复文。
当日晚间，外交部连夜准备复文，有关第五号福建一条中“日后另行协商”一句，外交部和日参赞不幡酉吉在电话中争论甚久。日本方面要求袁政.府把中国的复文底稿，提早透露给日使阅看。
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持复文底稿至日使馆，给不久前坠马受伤的日置益公使阅看。
日置益看到回文后，因“第五号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行协商”，而大发脾气。
坚决地表示：“这项复文我不便接受！”
施履本只好持稿匆匆赶回外交部，向曹汝霖请示。
曹乃在复文底稿上加了 “容日协商”字样，仍令施履本持往日使馆送请复阅。日置益复按照自己意图，在回文上作了某些修正，直至八日深夜一时才告完毕。
袁世凯第二天知道了又作了一些屈辱的让步，大为光火。不知是真心还是故作姿态，当然亦或是借题发挥和迁怒与人，当即痛骂曹汝霖不该未经请示而擅作主张，马上把已准备颁给他勋三位的一道命令临时撤销。
五月九日下午一时，中国的复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亲自送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复文全文如下：
“日本公使于五月七日下午三时亲以日政.府哀的美敦书送交 中国政.府，并附以说明书七条。该哀的美敦书之结语云：
“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于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交 出满意之答复，倘届时不能得满意之答复，则日本政.府将施用日本政.府以为必要之方法。今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起见，除第五条中之福建问题议定互换公文外，系照四月廿六日日本提出之修正案，及附属哀的美敦书之说明七条，承认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中之各款，惟第五号中之五条，俟将来另议。
“中国政.府今日即行承认者，无非盼望中日间之悬案从此解决，而两国国交 可以巩固，中国政.府请日本公使从速定期到外交 部会拟条文，正式署约。”
日置益得到中国正式复文后，便电奏日本天皇，报告兵不血刃而在外交上获到辉煌的胜利。一方面表功，一方面向他的天皇表示祝贺。
五月十日，日置益公使前来中国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向中方表示了感谢。
十一日，日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送来公文四件，（一）日本政.府所交之条款；（二）会议后中国回答原案；（三）第二次之修正案；（四）中国第二次回答原案。
同时约定十四日在迎宾馆正式会晤。
五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丧权辱国条约后，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中国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
与此同时，袁世凯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五月九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
事后，他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五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
他咬着牙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在动物界，通行的生存法则是弱肉强食。人也是从动物世界来的，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同样奉行着这个原则。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没有道理可讲，没处去讲道理。比如这一次中日之间发生的事，哪里是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纠纷呀！不过是日方跑到中方的领土上欺负人。受到欺辱，只能怪自己拳头不硬。想不受欺辱，只能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 当一个国家被一个或一伙极端主义者和野心家所掌控，或者这个国家的主流民意被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所左右时，这样的国家越是发达和强大，就越可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164章 芥蒂
或许，袁世凯总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久，又密谕给各省的文武长官，全文如下：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
“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
“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
“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
“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
“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得甚大。
“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日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
“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
“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六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惶恐，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逐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
“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
“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六沉，不知死所。
“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
“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鍼肓，期有起色。
“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
“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
“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日政.府与袁世凯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
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政.府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
这样的一些主张，中.山先生是不赞成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遭国人责难。
孙中山复电说： “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
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内务部竟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
五月十三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
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
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袁政府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为了谋求外交助力，有意将交涉内容漏泄于外，以争取各国同情与暗助。同时，利用国内的舆论和民气，给日方施加压力。如暗中授意一些有背景的报刊披露一些有关日本提出“灭亡中国”条款的消息，让报章刊登一些抒发爱国反日言论的文章，借以鼓动各界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为政府交涉提供支持。
而自“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致使日本对华商品输出锐减。
“二十一条”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各大城市爱国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卖国“二十一条”。上海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表示拒日到底。上海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各地青年学生组织团体，呼吁抗日救亡，掀起规模更为巨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日置益向袁政.府施压，要求袁政.府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
袁世凯害怕全国的形势失控，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
六月十六日袁世凯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同时，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六月十六日明令公布。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七月八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政.府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在强烈反对签订签订“二十一条”的呼声中，全国各地还喊出了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被点名最多的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主持谈判的陆徵祥当然也不能幸免。
陆徵祥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曾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出任外长后，陆徵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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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徵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或许，大家都清楚陆徵祥是被临时推出的，是被迫签的字，更多的时候把矛头指向了，被认为是亲日派的曹汝霖。
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
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
陆徵祥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徵祥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汝霖则说是请示后而行。
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润田，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提供了很多细节资料，现附录于下：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
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廿一条觉书，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袁世凯），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风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
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徵祥）并未与议，（《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
越日总统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
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
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现只能记其大意如下：
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至第五项则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
次日，日置公使来见孙总长（外长孙宝琦），面递觉书。
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
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
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
孙总长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惯例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
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敏捷，日本则有后言。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出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
我国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
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
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
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
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允，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本亦同意。遂开议。
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
陆答当东三省会议时，那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
日使谓重定年限于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
略加辩论，即予同意通过，日使笑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日使谓胶澳租地德国所得权益，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牒时，已声明无条件让与日本。俟德让与后，为尊重贵国主权，应请中国承认。至该项租借地（指青岛），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完全交还中国。
陆氏答以日本与德国宣战时，声明取得德国租借之胶澳全境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它权益。
日使谓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明取得后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开和会时，自有商定适当之处置，故不必先向贵国声明。现要请贵国承认者，即是和会商定之办法，与当时日本得了俄国的权益，请中国承认同一意义。
陆氏答以既要将来和会商定，现在不必先行承认，俟和会开时再看情形，何必先行声明。
日使则谓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口舌。
陆又答以攻占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方面的事。
日使谓英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议。
我方始终不允先行声明，日使谓，请先商一范围，只限于青岛有关连之事，决不越出范围。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次会日使提议，先议东北路矿问题。
我方答以东三省会议录，有不能再说并行线之约，此条有违前议。
日使谓此次商议者，系南满与内蒙之交通，与前会议是两事。该处地壤相接，商业日繁，仅是古老运输工具，不合实用，非敷设铁路不能发展商业，此举与地方大有裨益，并非为日本设想。
我方以蒙人风气未开，恐遭反对为词。
日使笑谓，现在内蒙人民与东省人民无异，他们亦愿意修造铁路，便利交通，决不反对。磋商结果，只记得先允一路，以后再看情形，路线记不清了。
继议开矿。
日使谓中国向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若任它藏在地下不事开采，岂不可惜，故应彼此先行调查，再商开采。此事可由中日合办，使两国同沾利益，且于地方人民亦大有好处。
我方同意先行调查，择优良先办，惟合办方法须照中国矿业条例，中国即以矿产矿权为合办之资本，须派监理。如有盈余，应合理分配。
日使谓合办公司，是商业性质，中国既是股东，自能同等选出董事、监察人，政府不必再派监理，利益当然均沾。遂允以先调查两三处，地名也记不清了。
继议东三省增开商埠问题。日使谓东三省发展迅速，比前不同，中日商业与时俱进，原开的商埠不足以应付现实，故须添开商埠，仍照贵国自开商埠成例，更可增进双方贸易。
我方答以东三省商埠，前在东三省善后会议时已开设甚多，照目前情形，似无增开之必要。
日使谓中国自开商埠，一切管理警察行政权，仍归中国办理，不过便于各国通商，不但发达中日两国商务，于各国均有利益。后允斟酌地方实际情形，仍照自开商埠办法，允增开三四处。
日使继提内地杂居问题。日使谓日本地狭人稠，东省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
陆氏答以东省商埠已多，现又允许增添，都是为解决贵国人居住问题，不单是为经商。内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即是此故。
我又补充说，中国山东人往东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
日使笑对我说，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
陆外长则说，目前治外法权尚未收回。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
彼此辩论几次，我方坚持，不得解决。
日使提议，此案彼此研究再议，前议山东问题，尚无结果，续议山东问题如何？我方同意（我方又修改答案）。
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于会议，拟请陆总长与您枉驾使馆会议。
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
日使先说抱歉之意，又说内地杂居，难于解决，我们先议山东开埠及合办矿业问题。我方同意。
陆氏先说，查山东沿海，都已开为商埠，此次贵方提出各处，近于内地，不通海道，轮船不能进出，不合开埠条件。
讨论后，日使允先撤回，调查后再议。
先议开矿问题，日使谓山东煤矿、铁矿都有，久藏于地，不使开采，殊为可惜，若中日合办开采，彼此有利。
我方答以本席亦同有此意，但贵方所提各矿，均已由人民领得开矿执照者，未便取消。
日使谓，听说贵国商民，往往领得执照，取得利权，永不开采，此种利权应即取消，另给他人。
陆氏答，我国商民请领执照，亦定有限期，若逾限不勘测，亦予以撤销。
余又补充说，亦有斟酌情形，在限期未满即行撤销者，惟中国商民集资不易，政.府为体恤民艰，定限较长，不能若贵国商民之踊跃投资可比。
陆又云，贵方所提各处，都没有逾限，故不便撤销。
日使请主管部再行详查，如有逾限不事勘测，或确知其无力集资开采者，应依法撤销，此是各国通例，并非优于日本也。
后由商部清查撤销一处，允与日本合办，惟声明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
越数日，日使能支拐杖而行，会议仍迁回外部官邸，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
每件议案，总须磋商两三次，故屡改答案，请示总统而行。
在移回外部会议时，日使即说，上次会议关于胶澳租借地内权益问题，尚未解决，今日先将这问题解决如何？
陆氏坚持不允先议。
日使问为何理由？
陆氏答以总要有了相对事实，才能决定承认与否，本席对于青岛之德国权益，不甚明了，何能先予以笼统承认？且事或许有变化，目前先行承认，将来岂非为难？
日使谓，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这是既成事实，不会变化。
陆谓凡事变化，岂能预知？
日使追问，贵总长所谓变更，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请明白指示。
陆氏谓，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化。至其他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即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于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
日使谓德国在青岛之权益，自应由日本继承，这是天经地义，将来开和会，各国决无异议。
彼此争论两日，陆氏坚持不肯先议。
日使强调日本决不以未经中国承认之事强中国承认，贵总长既然不肯先议，且看将来和会开议，决不会有与今日不同之处，只先作存案可也。
后又议及闽浙铁路问题，我方告以此案因与英国有关系，须要知会英国后再议。日使即说，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对英国联盟之重视。
日使继提福建不能让租与他国问题。陆氏正色道，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他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
日使笑谓，因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
陆谓前政府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
日使仍一再要求，须请声明，不用换文，亦不向日本声明。
后改由中国自行声明，中国领土，永远自保完整，无论何省，决不与他国有让与行为，福建亦不例外，将此声明抄送日本。
我觉得这办法，等于自骗自，不很妥当，然陆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说。
对于汉冶萍合办问题，我方答以此系民间商营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谋，应与该公司自行商议。
日使请为介绍亦未允。
越日又议内地杂居问题，日使坚持甚力。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
每当会议不能解决之时，总统常命余与日使或小幡交换意见，为侧面之商谈，探听对方真意所在，有时因此而获解决之途径。
此次总统又命余为侧面之商谈，这种商谈，仅是个人行为，不负正式会议之责任。
我去见日使，告以我国对日本人内地杂居为难情形。
日使说中国不允日本人内地杂居，不过仍有排外之心而已。
我答以中国并非有排外心，实在是日本人优越感太甚，致使彼此发生不愉快事情。中国人对外国人向来一视同仁，很有礼貌，而日本人对我国人往往轻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国人受不了时，激起不快之事，反与国交有碍。所以不允内地杂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况内地？
日使谓，东省地面辽远，人烟稀少，多些日人有何关系？我答以奉吉两省内地，亦有人烟稠密之处，且东省人习惯，喜欢聚族而居，往往一乡即是一族，他们与别族同住尚不愿意，何况与外人杂居？东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满广大的附属地，难道日本人尚不够居住？
日使谓，商埠与附属地，一为经商，一为护路。日本人长于农事，你是知道的，若今日人杂居内地，即可从事耕种垦荒，不出十年，东省荒地，变成熟地，多产粮食，于两国都有益处，岂非两利？
我记得他在会议时，没有提过农事垦荒的话，
我即说此确是与两国均有益处，但恐日人不惯寒冷耳。
日使笑谓，这是他们自己之事，我又说，中国租地耕种，各省都有**惯，各处不尽相同，日人能照地方习惯否？
日使谓，当然要照当地习惯。
遂辞出，归告陆总长，并报告总统，日使所言，意在垦荒耕种，若照此意，与杂居不同。
总统说，虽然如此，日本借垦荒为名，行其侵略阴谋，亦不可不防，你们姑拟一方案，就耕种方面，谋解决之法亦是一法。遂拟方案如下：
“吉奉两省，不论官有民有地亩，允许日人订立契约租借耕种（如系官荒，向地方管辖官吏商订租约），定明晌数（东省一晌约合内地十亩），期限二十年，满期后应无条件交还原业主。日本租地人应照纳课税，并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及不违背地方上租地耕种之习惯。”
呈阅总统，亦以为然，遂又续商杂居问题。
陆氏说，杂居问题本席尊重贵方意见，再三研究，拟成新方案，与杂居之意不但不违背，且取杂居精意，希望贵使容纳，解决此案。
日使阅后谓，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议。
及下次会议时，日使谓此案对于年限交还业主，及不背地方习惯各点，都有商量余地，惟服从中国法令，听中国警察指导，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无服从中国法令及听中国警察指导之义务。若照贵方所拟，不啻剥夺条约上应享之权利，须知贵国尚未收回裁判权也。虽经余等再三说明解释，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馆见小幡书记宫，我说我方所拟方案与杂居已颇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误解方案之意，甚为可惜。
小幡问所谓法令，系指何项法令？如何性质？请为说明。
我谓不过违警令之类，并非法律。若不听警察指导，设有两人互斗，没有警察劝解，岂不有酿成人命之虞。至课税更是轻到无可再轻，这是地方收入，请加调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严重，须在事实上着想，不在法律观点上着想，才是解决此案之办法。从前贵国明治初年，外国人只居留在长崎，不准自由往来他处。我国商人居留于长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国情形与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国待外国人比日本宽得多了。
反复辩论甚久，小幡始允转达公使而别。
我方将方案二十年改为“三十年”，满期交还后又添“如双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过十年。”
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改为“服从中国警察法令”。此案已会议五次，侧面商谈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争到舌敝唇焦，对于“服从中国警察法令” 争论最烈，我方始终认为维持秩序为不可少之条，与条约绝无关系，坚持不让，终于就范。
至此，应商之案，都已商结，计第一条列为条约，此外议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为换文。
陆总长起立致词谓：“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亦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政府向贵公使深致谢意。”
日使亦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顾全大局，至为感佩。尚有第五项各条，亦希望开诚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
陆外长答谓：“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第五项，贵国本为希望条件，本政府亦以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
?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
日使请交换意见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外长遂正色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
日使亦谓：“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遂于不欢中散会（原注：以上记述，因年代久远，手头又无资料，只凭记忆，头绪纷繁，大略如此，难免有错之处，深抱不安）。
休会至一星期，余亦不去见日使，彼此僵持，濒于决裂。
当日本提出廿一条向我国交涉以前，以盟邦关系，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项。后闻我国因不肯商议第五项，濒于决裂，英报提到第五项，日政.府从没有向英政.府提过，这种重要条件，不先告友邦，有欠诚意。
西报又谓，日本想独占东三省，与美国开放门户，利益均沾，实有违背之意。
日本曾来责问中国事前泄漏，有违预先声明，我方自然极力否认。其实当时英国名记者莫理逊，美国记者端赖均在北京，与参事顾少川（维钧）、五梯云（朝枢）等时有往来，会议情形知之甚详。日使因无凭证，只口头抗议亦无他法。
余以会议僵持已久，终须设法打开，遂向总统建议，请密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
总统问，此着有效否？
余答，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即是元老院的干事，与陆奥宗光（甲午中日之战后与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之日本外相）同事，故于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为然。请总统召见有贺，假以词色，恳切相托，他必肯效力。
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由外交部总、次长尽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愿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实在令我为难，请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君必能谅解我意，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详辞。
有贺果然自告奋，愿回国尽力向元老报告，力说利害。
时日本元老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有贺见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日置公使又要商议希望条件之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难怪中国政.府为难不肯商议。
松方侯听到第五项，似未知道，又听有贺报告第五项内容，面现诧异之色，随即召加藤外相，访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
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
松方即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
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
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日本对善处之语，意颇严重）。
加藤知是有贺进言，遂令监视有贺，不许行动，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
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招元老之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竟决下最后通牒，以强迫我国；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后通牒内谓“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这种措词等于自行撤回，对外尚箭拨弩张，对内已色厉内荏矣。
陆公使（宗舆）亦探得内容，密电报告。
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陆公使即电告外交部。
而北京自使馆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来见我说，政.府即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
我答以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已来电报告，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归后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语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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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将最后通牒亲到外交部送交陆总长，态度严重，不发一言。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一语，他即告辞。日方一面关外调动军队，渤海军舰游戈，迨下通牒后，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
陆闰生公使（宗舆）又以日本内情时常电告。
陆总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正式会议之外，又有侧面商谈，卒以说动日本元老挽此危机。
日本所提之廿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
揣日本此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
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
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
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徵祥，我是次长何能签为？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侯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
朱使（英使朱尔典）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测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
闻陆军段总长（祺瑞）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
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
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
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
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
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
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可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维钧）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
脱稿时已逾深夜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后，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
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
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他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
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
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忠枢）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于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
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
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
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
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
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
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说”，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
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
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方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
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
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
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
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
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
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
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
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之原因。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变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敝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
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
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
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
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杨皙子（度）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美顾问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激生懈怠。
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第165章 模范团
“二十一条”的签订，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对其虽然已经有所感知，但对后果的估计仍是远不够的。
满清政.府为什么被视作无能政.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签订了那些如同“马关”、“辛丑”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你民国取代了清廷，丧权辱国的条约照签订不误，人们怎么能不对这个民国，对袁世凯和袁政.府大失所望呢？
事实上，“二十一条”的签订不但使袁世凯和袁政.府的威望大减，而且为后来的历史埋下祸根。几年后的一九一九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其导.火.索也正是这个“二十一条”。
小书亭
签订了“二十一条”，日本的那些狂热的民粹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自以为得志，自以为占到了大便宜，其实正是他们坑害了日本和日本人民。往远了说， “二十一条”的签订，使日本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引发这些人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发动侵略战争，最终的结果是使日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而就是在当时，也让日本在中国侨民的日子很不好过。
“二十一条”的签订后不久，袁世凯曾对其秘书曾叔度言道：“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手段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此举效果如何，曾叔度在忆及此事时引日本人言：“我等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二十一条”的签订，加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两个民族感情造成的伤痕，可以说至今还不能痊愈，这难道不是这些军国主义者给他们的后代造的孽吗？
如果说日本是凭实力，迫使袁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爬上大总统的宝座，不同样是凭借实力吗？
要是论个人的威信和魅力、论人品，这个大总统能轮上他当吗？不说别的，就他在戊戌维新中出卖光绪帝那件事，什么时候被提起，都会被臭出几里地。
毫无疑问，是北洋军把袁世凯抬上大总统的宝座。
北洋系的基础，建立在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手下的这些得力干将也大多来源于小站练兵。谈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干将，首先当属“北洋三杰”。
这时，“北洋三杰”的情况是：冯国璋外调南京，主持长江一带的军事；段祺瑞在中央统理全国军事；王士珍已退隐正定。
谈到“北洋三杰”，排在首位的当然是段祺瑞。
而此时段祺瑞正以陆军总长身份，不但对北洋军系独揽大权，即对于全国军事亦有统筹之权。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多数是由他所培养和提拔，这一块越来越成为袁世凯的心病。
段祺瑞与袁世凯的其他将领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有自己的原则。不像段芝贵等人，什么都听袁世凯的，总是看袁世凯的脸色行事。
论能力，袁世凯的手下无人可与段祺瑞相比。要是真有需要，把他派过去也真的顶用。但能力强，有独立思想的人也有他们的局限，就是不那么听话。比如这段祺瑞，有时候就没有段芝贵好用。
最让袁世凯受不了的是，段祺瑞似乎对共和情有独钟，三句话不过就能冒出一句：“维护共和”。更可气的是这话袁世凯听着刺耳，却又找不出毛病。
不光是袁世凯对段祺瑞有诸多不满，段祺瑞那边，对袁世凯也大不如前了。
北洋系里相传有这么一段故事：
袁世凯称帝以前，小站旧人早已恢复了跪拜礼，唯独段祺瑞不肯。已经是民国了还要曲膝，他身体力行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袁世凯对此虽然嘴上没说过什么，心里显然是不悦的。对此，同是袁世凯左膀右臂的冯国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冯国璋几次劝段祺瑞说：“芝泉，你别任性吧，皇帝和终身总统有何区别？跪拜礼和脱帽鞠躬礼又何尝不是一样？”
这一次，冯国璋拉了段祺瑞一齐到袁世凯那儿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祺瑞见冯下跪，没有办法，只得依样画葫芦了。
袁世凯见了这两员大将一齐跪在自己面前，倒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来，呵着腰说：“不敢当，不敢当！”
两个人坐了一会，再至袁克定处，也行跪拜大礼，心中当然是十二万分委曲。怎知这位大少爷却端坐不动，受之泰然。
段祺瑞一肚子冤气，怒冲冲地跑出来，埋怨冯国璋说：“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
冯国璋亦连连摇头说：“芝泉，莫说你发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后我跟着你走，我们不能再当一辈子狗了！”
冯、段的不满，后来有人传给袁克定，埋怨他不该摆架子激怒了北洋的两大将。
怎知袁克定却淡淡地说：“这正是我要的，这两个人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他们都有点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们的骄气，将来他们更不得了，难免不爬到我的头上呢！”
北洋军人那一年都向袁世凯行跪拜礼，袁世凯在接受他们大礼时，总是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说：“你们快来还礼呀！”
袁克定从不答应，俨然以未来储君自任。
这是小过节，虽使北洋系的将领对袁世凯寒心，还不是致命伤。最致命的，是他们逐渐感觉到袁世凯不肯和他们说真话，并千方百计地解除他们的兵柄。
他们觉得：“鸟还未尽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将烹！既然老头子已不把我们当作人了，我们又何必对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杰”中，王士珍比较最随和，没有个性，因此袁世凯对其最为放心。
民国成立后，王士珍就回到正定原籍，不问民国政治。由于袁世凯越发容不得段祺瑞，便打起了借重王士珍排挤段祺瑞的主意。
民国三年春天，袁世凯派长子袁克定乘专车到正定去迎王士珍进京。
王士珍表示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件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启程，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促驾，无颜面回北京了。”
王士珍被大公子这么一逼，终于情不可却地随同袁克定来到了北京。
袁世凯立刻颁授王士珍为陆军上将，并且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
统率办事处是民国三年五月九日成立的，由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特派的高级将领组成。陆、海、参三部总长是当然办事员，第一批所派的办事员，只有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三人，其后加了蔡锷等。
这是袁世凯把全国兵权从陆军部抓回自己手里的一项具体措施。
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总统府的军事处也就取消了，段祺瑞退为办事员之一。而陆军部的重要职权都移转到办事处，陆军部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了。
袁世凯在宣统初奉“旨”养疴时，曾把价值三十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慷慨地赠给段祺瑞。段祺瑞从那时起便住在这所房子内，在该宅辟一个侧门以与陆军部军需司的走廊相通，经常由这门出入。
自统率办事处成立后，段祺瑞就不大到部议公，一切部务都交由他所宠爱的门生——陆军次长徐树铮代拆代行。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亲信的人，却是袁世凯最讨厌的人。
一次袁世凯表示要把徐树铮调职，段祺瑞觉得这简直是成心在找他的麻烦，因此沉不住气大声地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总统要怎么办，便怎么办！”
民国四年五月，正当日本提出廿一条的时候，陆军部上了一道请求增加职员薪金的呈文，袁亲笔批下：“稍有人心，当不出此！”八个大字。
由于段祺瑞不到部办公，自然对陆军部公事也不看，有次袁世凯问他某件公事，段祺瑞说不知道。
袁世凯马上正颜厉色地质问段祺瑞： “怎么，刚刚我看到陆军部送来的公文，你是总长却不知道？”
廿一条签署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所以要向日屈服，只是因为中国不能抗日；为何不能抗日？因为陆军不能作战，陆军部务无人负责，因此政.府不能孤注一掷，冒险去抗日。
段祺瑞是个何等聪明之人，当然更知道进退，于是向袁世凯呈请辞职，并且不俟批准便赴西山养疴。
袁世凯当时有意拉扰蔡锷，准备让入京不久的蔡锷接任陆军总长；后来觉得这样重要的位置不能旁落，最后还是决定留给自己的北洋嫡系。于是，陆军总长一职便落在王士珍身上。
段祺瑞的请辞，当然是被迫的，但是他有病也是真的，所以他请辞后即赴西山养疴。而袁世凯则一再假意挽留，只准段祺瑞请假，一再给予延期，同时派王士珍代理。
北洋“三杰”中，王士珍与段祺瑞感情尤深，因为不肯卖友，他一再坚持不肯正式就任陆军总长。
第166章 实情
一直到民国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凯才明确王士珍代理陆军总长，并发表明令给段祺瑞。放其病假两月，支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
命令如下：
“前据陆军总长段祺瑞呈称：自去冬患病，饮食顿减，夜不成寐，迄至今春，遂致咯血，多方诊治，时轻时重。医言血亏气郁，脾弱肺热，亟当静养，服药方能有效，迄今四月有余，方值国家多故，未敢言病。
“现大局稍就平定，拟请开去差缺，俾得安心调理，冀获速痊等情。当传谕少给假期调养。兹据续请开去各项差缺，俾得安心调养，庶获就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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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自辛亥改革以来，该总长勋劳卓着，艰险备尝。民国初建，忧患迭乘，数年经营，多资臂助，因而积勤致血衰气弱，形容羸削，迭于会议之时面谕该总长酌于一星期抽两三日赴西山等处清静地方调养休息，以期气体复强，而该总长以国事为重，仍不肯稍就暇逸，尽瘁国事，殊堪嘉敬。
“兹据呈请开缺，情词肫挚，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察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销假。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着随时入内会议，以抒嘉谟而裨国计。此令！”
段祺瑞正式解除陆军总长职务是这年的八月二十九日，与这命令同时公布的，是正式由王士珍接任陆军总长的职务。
段祺瑞离职后不久，袁世凯便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军火浮报四十万元，免去他陆军次长职，以田中玉继任。
袁世凯与段段祺瑞之间，由于段的病假，袁的明令给假种种而惹起许多流言。争传二人已正式决裂，而很多迹象也表明此非无穴来风，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早已摆在了明处。袁世凯越做作，越启人疑窦。北洋将领之间未尝没有矛盾纠葛，但兔死狐悲，尤其是徐树铮的被处罚，段祺瑞派系中人更是人人自危。
此地无银，八月三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辟谣：
“廿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一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炮队统带，升任统制，不数年由千总微秩，擢道员、总兵、副都统各职。及大总统东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各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
“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目，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恳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
很多时候，官场是谣言越辟越真。段祺瑞所谓行刺及某国报纸，原来是这样的：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置炸弹案，日本报纸有意挑拨，说这是袁世凯欲谋杀段祺瑞的政治阴谋。
北洋军人都认为，袁世凯和段祺瑞分家的导火线，是袁克定编练“模范团”触发的。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历来把军权死死抓在手里。不过自他当总统后，已经有心而无力。久而久之，袁世凯觉得自己对北洋军已经失去控制。
加之常有人在他耳边吹风，说北洋军的方方面面已经过时，中国急需缔造一支新型的军队，就像袁世凯当年在小站练兵一样，所谓从头再来。
开始，袁世凯没怎么动心思，但三人成虎，时间久说得多了，袁世凯便不能不重视了。
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未成立时，袁克定便经常和德国的丁克满少校，法国的白礼苏中校讨论军事学和训练新军的问题。
为了建立起一支更新的新军，袁克定向袁世凯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下面成立一个模范军。由大元帅兼模范军军长，这个计划和清末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集中兵权于皇室中央，组织禁卫军而自为统帅一样。模范军预定先成立两个模范师，中级军官尽量用留学生，下级军官则用军官生和速成生。
原来北洋军的军官来源，多是天津武备学堂和北洋各军事学堂的毕业生，这两个学堂一直是段祺瑞掌控。
袁克定筹编新军计划中，军官来源改用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保定军官学校和天津武备学堂一样，都是在清末创立的。袁世凯为了牵制段祺瑞，在一次商定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人选时，故意未采纳段祺瑞意见，也未和和段祺瑞商量，派素与段祺瑞不睦的蒋方震为校长。段祺瑞也还以颜色，对保定军官学校的经费种种，陆军部常做留难。
蒋方震当然知道其中原委，此人心胸不是很开阔，受不了这样的委屈，竟在校长任内自杀，幸被抢救但坚决求去。
袁世凯乃改派蒋方震为总统府军事参议。段祺瑞这时还兼总统府军事处长，仍不肯放过，竟拒发委任状，搞得蒋方震不能到差。
心机超人的袁世凯，不想太刺激段祺瑞和一般北洋旧人，把新建模范军缩小为模范团。模范团的性质与规模都和模范军不同，它更像是一个军官训练团。
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处长，直隶于统率办事处。袁世凯深知，用北方人又是北洋宿将来筹备，就可以避免引起北洋旧人的反感。
民国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模范团正式成立，团址设在西城旃檀寺。
袁世凯开头欲让袁克定当这个模范团的团长。征求当时的陆军部长段祺瑞的意见时，被段一口否定，说袁克定怎么有能力当这个团长？
袁世凯很没面子，也很不高兴，但又无法反驳段的话，因为段说得是事实。
没有办法，袁世凯说：“他没能力，我有这个能力吧？那就我来当这个团长。”
段祺瑞听了后自然无话可说，这样袁世凯就自兼起模范团团长。
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办事员，团本部设在北海。
袁世凯一个大总统哪有精力管模范团的事，什么事都委托给了自己的儿子袁克定，于是袁克定就成了不是团长的团长。
模范团成立后，无论待遇还是装备都远优于其他部队，这必然引起北洋军的其他部队的攀比和眼热。常听北洋军中人说：这下好了，若有战事有模范团，没我们的事了。
更糟的是引来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的不快，这明显表示袁家父子已经不相信他们大家，另立新军以代替北洋军。
袁世凯以北洋军为本钱起家，能稳稳当当的坐在大总统的宝座上，更是因为北洋军威震八方。一个模范团能成什么事？所谓没等卸磨就欲杀驴，天下还未完全底定，即欲取代北洋军；这无疑是袁世凯这一生中的又一大败笔。
模范团成立后，士兵由北洋军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仅驻在上海的第四师就被抽调了四百九十人；又由荫昌自保定军官毕业生中抽调直、豫、吉、奉各省籍贯二百八十人为中下士，以北洋军各师中的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
袁世凯预定模范团分作五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每期可产生四旅的新军军官，暂以训练十师的模范军官为目标。
第一期训练成熟后，袁世凯特设“新建陆军督练处”，成立拱卫军步兵四旅，炮兵一团，骑兵一团，机关枪营一营、辎重营一营。模范团的军火都是购自德国的最精良武器弹药。
第二期名正言顺以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
袁克定自作聪明，特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毕业后因程度不够，仅能成立两旅。
第一期后来编为第十一、十二两师，以李奎元、陈光远为师长。第二期人员后来仅编为第九师一师，以陆锦为师长。
为了表示对模范团主要兵源的保定军官学校的重视，民国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保定军官学校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袁世凯派陆军上将、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他，前往该校颁发毕业证书。每人颁赠军刀一把，在毕业文凭签字的不是该校的校长，而是袁大总统。
袁世凯每星期必乘马至模范团观操一次，观操时必召集军官训话，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向袁叩头谢恩。
凡是在模范团受训的官兵一定要举行效忠宣誓，誓词共有八条：“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民国四年一月十三日，第一期全体团员均到关岳庙宣誓，袁特派荫昌监誓，由模范团团副陈光远宣读誓词，每读一句，全体团员则随声朗诵。
第167章 洪宪六君子
从培训模范团到筹组拱卫军，表示袁世凯父子要自己掌握军队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袁世凯只过问北洋军的上级军官的任命，而下级军官则是由段祺瑞和各部军事长官负责选配。在袁世凯看来，这是一个大的失误，因为他认为，这样一来，下级军官眼中就只有他们的长官，而没有他袁世凯了。
如果上级长官不和他一心了，这支部队也就自然失去控制。这一点，在段祺瑞这里，袁世凯似乎的体会得尤其深刻。
这一次袁家父子吸取了教训，特别注重对下级军官的控制。模范团中无论头目升排长，或排长升连长，袁世凯都要亲自接见，这些人也都要给袁世凯叩头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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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每一次也亦必敦敦教诲这些人，如何忠于职守，如何效忠长官。
这样做有用处吗？其实很难说，因为这表明，袁世凯对上层军官的不信任，很容易造成，手下的大将们和他离心离德。人们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信任是相互的，你不信任人家，人家自然也不能信任你。
而袁世凯待部下，历来是抓人心，却不信人。他的信条是，对谁都得多留个心眼。袁世凯平日里最得意的就是他所谓的特务工作的“三套头”：就是派甲去监视乙，另以丙去尾随甲之后以监视甲的行动。
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人最可贵的就是待人以诚。也就是说，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一个人只有诚心诚意、实心实意的对待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同样的对待。当然，对于这一点，袁世凯恐怕一辈子也搞不明白。
都知道，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在排斥段祺瑞的时候，袁世凯特别注意对冯国璋的拉拢。而冯国璋虽不像段芝贵那样的对袁世凯死心塌地，但比段祺瑞要好说话得多。
袁世凯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宜兴人，名周砥（号道如），是天津女师附设女子高小的教师。已年近四十，而未谈婚论嫁。这女教师在袁家很得人心，和袁家上上下下相处得也都很好，袁世凯对其印象也甚佳。
冯国璋常来袁世凯家，和这位女教师也认识。这一天，冯国璋又来袁世凯家，正赶上袁世凯和这位家庭女教师在谈他的几个孩子的学业。女教师周砥见有高官来访，连忙告辞。
冯国璋也没什么事，就是走动走动，没话找话，见女教师离开就随便问了几句。冯国璋是问者无心，袁世凯却听者有意。因为他突然想起，冯国璋不久前元配夫人去世，正张罗续弦，马上想到把周道如许配冯国璋，以示笼络。
周砥是知识女性，那个年代是所谓的洋学生，自有独特魅力。加之一直以来，冯国璋一直对其印象也不错，何况是大总统家的女教师，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袁世凯一经提出，冯国璋当然一百个愿意。
袁世凯说，这是个独立女性，老姑娘，他得征求一下本人意见。趁热打铁，袁世凯让冯国璋等一下，他现在就去征求周砥本人意见。
袁世凯知道周砥是个很大方的人，也没拐弯抹角，直接进入主题。这周砥也不是个独身主义者，只是眼睛太高，家人等提了不少亲，也相过了多次亲都没看上，拖来拖去拖到了现在。人早过了想入非非的年纪，思想要实际得多。这嫁人家境和地位是必须考虑的，而无论从那方面说，冯国璋肯定都是佼佼者，周砥自然很愿意。但是，大家闺秀的周砥虽然是年纪不小了，可还是黄花大闺女，她要求明媒正娶，正式迎亲。
这有什么可难的，冯国璋一口答应。
这一年元旦刚过，袁世凯派三姨太送周女士南下。
到南京时，冯国璋以最隆重的礼仪，鸣炮二十响以示欢迎，下塌交涉署。
一月十九日是冯周大婚之日。冯国璋为了实践“亲迎”的诺言，事前把女家从交涉署迁到都督府西花园，与都督上房毗连，门首标了“周公馆”字样。
新婚佳日，冯国璋穿了上将制服行亲迎礼，花车由碑亭巷绕花牌楼入督府，沿途军警禁止行人，莲舆入府，在大堂停下，鸣炮奏乐。
由女傧相四人穿大红吉服陪伴新娘，后有女童二人各执鲜花篮扶新人下舆进府。前导为马队，继为乐队，新娘穿元色绣花外套，大红裙，由江苏省长韩国钧代表袁大总统为证婚人。这场婚礼，虽不算很特殊，但在当时是被称做“文明结婚”的。
因为周砥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算是袁的家人，袁世凯又是大媒。从此，冯国璋和袁世凯就又多了一层关系。很多北洋人暗地里，都叫冯国璋为驸马爷。
冯国璋自己也感觉特好。原来因为他自己只是一方大员，而和他过去一直彼此彼此的段祺瑞却统领全军，虽然两个人表面很不错，但在内心深处他对段祺瑞是很嫉妒的，也是不服气的。现在段祺瑞失宠了，而他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和大总统差不多是亲上加亲。可谓志得意满。
我们说过，袁世凯在中日问题发生前，他把老友又是着名的遗老徐世昌搬出做国务卿，种种复古的举动，加上搞垮国会，取缔国民党等，给人的感觉明显是复辟帝制。那时的北洋将士们生怕落于人后，也跟唱起了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的调子。谁知，没过多长时间，风云突变，北洋军的将士又争相通电反复辟。
接下来因为二十一条的事，复辟也好，反复辟也好，人们都淡化了。等二十一条的事过去后，大家都感觉到了，风向好像又变过来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主张复辟帝制的死硬派，越来越得到重用。
很快传出消息，大家搞错了，袁大总统是既赞成复辟帝制，又反对复辟帝制。何为反对复辟帝制？诸如宋育仁的“还政清室”说，还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让进入历史的清廷死灰复燃，袁世凯确实坚决反对的。至于何为赞成复辟帝制，复辟什么样的帝制，皇帝是哪一个，就不言自明了。
是这样吗？北洋将士半信半疑。已经出一次丑了，不能再搞错了，大家费尽心思去打探，就是搞不清楚袁大帅、袁大总统是怎么想的。
怎么办？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冯国璋这位“驸马爷”身上，凭着冯国璋和袁世凯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能从袁世凯那里讨出实话吧！
而冯国璋同样也在为这件事着急，帝制也好，共和也好，冯国璋都无所谓，他只要袁世凯给他交个实底。
新婚不久，冯国璋携新夫人从南京回到了北京。新婚毕竟是新婚，两个人感情特别的好，真是如胶似漆。冯国璋去北京所以带着新娘，离不开是一方面，此行还有另一层用意，就是相当于回娘家，去感谢大媒。
从南京动身时，大家都嘱咐冯大帅，这次去京，一定要十拿九稳的把大总统的心思摸清。冯国璋一口答应，因为即使大家不说，他自己也要搞搞清楚。
过徐州时，张勋到徐州车站为冯国璋送行，又将此拜托了一遍。
此次到京，冯国璋在京待的时间虽不长，但还是见了袁世凯三次。
第一次是这对新婚夫妇一起去袁世凯家。可真是回娘家了，一进门这新娘子就被全家人围住问长问短。新娘子成了主角，冯国璋和袁世凯被晾到了一边，看着这热闹的一家人，两个人只能在一边陪着笑。闹哄哄的一直到吃饭，也没找到机会和袁世凯说这事。冯国璋也感觉到了，这样的场合也真不适合说这种事，太煞风景。
第二次冯国璋是自己去的，就是专门去办这件事。机会也挺好，只他和袁世凯两个人，看样子大总统的心情也不错。
冯国璋说：“大帅（私底下北洋将领愿意这样称呼袁世凯），这段时间，弟兄们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不知当问不当问。……”
“华甫，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呀，有什么事问就是了，不管什么事。”
不等冯国璋把话说完，就被袁世凯笑着打断。
冯国璋刚想说，电话铃响了。
不知是谁给袁世凯来电话，也不知对方说了什么，见袁世凯接电话时还笑呵呵的，听着听着脸变了。
只听他大声的吼道：“你搞搞清楚，我是堂堂的民国大总统，当哪门子的皇帝，乱弹琴。”
说完，怒气冲冲的把电话放下了。
冯国璋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多亏他没问，否则不是自讨无趣吗？
第二天，一个在京的北洋将士，去冯国璋北京的家去看望他。说起了这件事，对方直摇头。
冯国璋问怎么回事？对方问：“冯大帅，您知道谁来的电话吗？”
“我怎么知道。”冯国璋回答。
“您又不是不知道，大总统的心里话能随便说给别人吗？”
这人走后，冯国璋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想起那次在武昌前线，自己差点把袁世凯派出的议和信史，当奸细给杀了。给袁世凯打电报问，不也没问出实话吗？自己既然是受大家重托，一定要把事情弄清。
冯国璋第三次见袁世凯，是和袁共进午餐，只有他们两个。
午餐谈话中，冯国璋有意提到外间传说大总统要做皇帝的谣言。袁夹了一口菜正慢慢要放到口中，听了后很严肃地把筷子搁下，菜也掉到桌上。
袁世凯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明了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不是无所本的，在国民党把持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国情，我在口头上曾表示退位或者还正清室，我本人则决不愿做皇帝。最近由于新约法中有一条规定总统可以颁爵位，于是外间便附会这是变更国体的一种步骤。其实我认为这毫不相干，只是满蒙回藏四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却没有这种权利，太不公平，所以我要这颁爵权是为了使汉人也可封王封公的。”
冯听了袁这番话，正想插嘴，但袁又接着说：“华甫，我的心事已经对你说过，今天总统的权力和责任，跟皇帝有什么两样？一个人想当皇帝，无非为了子孙，因为总统不能世袭，而皇帝却可传子传孙。拿我来说，老大有残疾，老二是以名士自居，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都很幼小，岂能付以国事？历史上帝王之家的下场总没好结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冯抓住这机会插了一句话：“总统说的肺腑之言，可是到了天与人归，黄袍加身时，就推不掉了。”
袁好像很生气地说：“不，我决不会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叫他在那儿置了点产业，如果再有人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再不问国事了。”
第168章 筹安会的表演
冯国璋听了袁世凯这番表示，不能不信了，但他辞出后，还是顺道来到政事堂机要局，见局长张一麐。
两个人是好朋友，无话不说。
冯国璋把袁世凯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的看法。
张一麐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世凯的文案，深得袁的信任，属于北洋系中少之又少数的参预机密之人。
他听了冯国璋的叙述，想了一会说： “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这样一来，冯国璋更是确信不疑了。
明明是挖空心思想当皇帝，为什么还要对自己的好兄弟如此说呢？
袁世凯知道，变共和为帝制的蜕变，将是十分艰难的事。这样的事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就是从捍卫清廷到跟风共和。这转身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个中的酸甜苦辣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而这一次的转身，和前一次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如何去完成这个转变，怎样去完成这个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可以说，袁世凯本人也心中无数。这个时候，称帝之事还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在酝酿之中，前途未卜，变数多多。这样的私密之事，他怎会告人呢？
再者说，对于这支北洋军，很多事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比如，段祺瑞诸人，何以对共和如此着迷？再比如张勋和他的部属都拖着长辫子，明显仍是在忠于清廷。如此等等。也正是对北洋军已经不相信了，和对其的难于驾驭，袁世凯才要建新军而代之。
冯国璋是代北洋军的大家来问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无异于在北洋军乃至更大范围公开，这会引出什么结果，袁世凯想都不敢想。
另外，称帝不是打仗，用不着武把式，北洋军只要是不捣乱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至于对冯国璋这样的爱将和重臣，都说假话哄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袁世凯就顾不了许多了。而后，袁世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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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主要是依靠三个人，所谓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
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
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曾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远道的和尚会念经，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
而有贺长雄是日本法学家，在他看来，日本是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了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而立宪，则亦将步日本之后而成为亚洲强国。
至于那一个中国才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
杨度自认是袁世凯的智囊中的超级大腕、王牌，资格老而思想新潮。不料在袁世凯阵营，他似乎又最不得志，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憋气又窝火。
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干得很无聊，民国三年四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袁世凯的智囊而变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
这时，袁世凯身边最近的人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度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气，其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还是杨度介绍的。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世凯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袁世凯怕他把控不住他自己。而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已经担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身边最信任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
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世凯的意图完全了解，就迎合其的心思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
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
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三年五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于是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
袁最初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佛苏、丁世峄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
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度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其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度却不想错过这千载良机，坚持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
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这六人被称为“洪宪六君子”。
一般说来，能获得几君子之称，应当是几个人干了什么好事。例如戊戌六君子。拉历史的倒车而被称作君子，很让人费解。或许是因为这些人个个是大家，都有辉煌人生。
孙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 安徽寿州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
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官做到大学士。说起来，按辈份孙毓筠是孙家鼐的侄孙。
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
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世凯，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1884年—1933年），湖南桃源人。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是黄兴的弟子，兴中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因身份暴露而被捕。
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任武昌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山东都督。与宋教仁、覃振并称桃源三杰。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
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四年五月下旬到了北京。
刘师培（1884年—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书。曾投在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后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被袁政.府聘为咨议。
他也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
“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
第169章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
在这所谓洪宪六君子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二年严复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
他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政府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
先后译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
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
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其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
他曾说： “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
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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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真性情人，当袁世凯倒霉时，别人对袁世凯都是避之不及，他却敢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
民国成立后严复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组织筹安会，杨度主动去找严复，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严复冷冷地答： “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
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
李燮和（1873年—1927年），字柱中，号铁仙，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李为光复会元老。一九零零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李燮和首先加入了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并约集同志者创建了一个“黄汉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黄汉会”意即反对满清，恢复黄帝和汉族的荣耀。
李燮和参与了华兴会的一系列反清活动，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
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正式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紧接着，杨度的筹安会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全文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
“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国中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凯，以“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
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
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但不能否认，那个时候，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他是学者，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杨度的一生，极富戏剧性，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后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做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
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度的筹安会。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
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做。
接下来，筹安会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
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
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
第170章 汪凤瀛和梁启超
筹安会的活动引起了多方反对，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文：“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
“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更改国体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
袁世凯这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民主人士，讲起了言论自由。
回复肃政厅：“欧战发生后，国际情势已变，墨西哥之乱，可为寒心……我以大总统之地位，实难研究及此；但学者开会讨论，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 我个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总统之位，洹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他们主张如何，均与我不相涉。……此举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
筹安会成立之后，原定计划是组织各省代表前来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但因为参政院要在九月一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
所有请愿书均由筹安会代拟。九月一日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
筹安会自成立到组织请愿团，前后不到十天，这样的高效率，恐怕在全世界也不可能有第二。
有人戏称：袁世凯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戏，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九月六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参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如下：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
“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
“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世凯已经明白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参政院心领神会，马上制造民意的文策。
筹安会的成立，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个机构本是一个研究国体的机构，所以除了国体论战而外，反对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径，希望政.府解散这个团体，没有其他的实际行动。
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他辞去国史馆长回湖南老乡，看来也不甘寂寞。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王闿运由衡州来电云：
“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
“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
袁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
各省的劝进电都没有得到袁的复电，只王闿运一电有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其实据说这封劝进电是假的，因为王闿运已届八十有五高龄，大可不必去争宠和求取什么功名。很有可能是被他的得意门生杨度偷奸一次。
筹安会成立先后只有两个月，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迨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于是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电云：
“筹安会之设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今国体问题，已待决于国民代表大会，以全国民情向背论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国体，当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意。
“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盖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
“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
“今据会员多数之同意，决定将筹安会名义改为宪政协进会，所有本会中组织及一切职员，并各处加入讨论之代表，概仍其旧。特此宣布，邦人诸友，幸共图之！宪政协进会。”
前边说了，杨度托夏寿田转给袁世凯的一篇大作《君宪救国论》，袁读后曾击节赞赏，叹为真是旷代逸才！这篇《君宪救国论》，以客与虎公对话的形式。
原文太长，摘录如下：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
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
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
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
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
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
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已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
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当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
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故曰：欲为立宪国无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
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谓欲求富强，先求立宪？
虎公曰：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宪之方法，以谋富强，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是也。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
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强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
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也。此言虽奇，理实至常。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
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由此言之，宪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
虽然，富强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此也。
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
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
“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
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
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专制之主，而树功德于民，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于君主之利害，既详言之矣，至言立宪，则应研究之问题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国，国中未尝不行宪政，而弊端百出，为后世诟病者，其故何欤？
虎公曰：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着，排满革命之言，充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挟毅力以实行，虽仅有造端，而海内思望郅治。最初立宪党之势力，远不及革命党，及立宪有望，人心遂复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党之势力，因此一落千丈。
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断其必无；盖立宪则皇族政治无自发生故也，乃天祸中国，大总统之计划未行，而朝局以变，漳滨归隐之后，立宪党失主持之中坚，而与宪政极端反对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悬立宪之假名，为消极之对付；一面与皇族以实柄，为积极之进行，二者皆所以创造革命也。
皇族怙权弄法，贿赂公行，凡其所为，无一不与宪政相反，人民请开国会，无效也，人民请废皇族内阁，无效也。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当时识者早已知之，立宪党由盛而衰，革命党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
果也，武昌一呼，全国响应，军队为其主力，而各省咨议局议员和之，议员中以立宪党为多，至此亦不能不赞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时，始去皇族内阁，颁布《十九信条》，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终清之世，并未成立宪法，更无宪政利弊之可言，仅设资政院咨议局等以为之基，然以皇族所为，无异命之为革命之机关。西儒有言：‘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宪欺民，焉得而不颠仆？大总统当时奏对，即言‘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
至今顽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谓前清之亡，亡于立宪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宪党，立宪党不任受也。故谓皇族不愿立宪，致酿革命之祸，则可耳；谓立宪不便皇族，致酿革命之祸，则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谓清室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则然矣，民国元、二年中有《约法》、有内阁，有议会，似亦实行宪政，然国会之力万能，政府动皆违法，叫嚣纷扰，举国骚然，此种宪政，设令长存，国家亦岂有不亡之理？今子犹谈宪政，国人已觉闻此名词而生戒惧，是亦不可以已乎？
笔趣阁
虎公曰：民国立宪之机，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国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论政，亦多谓非用专制不能统一者，是明知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乃所议《约法》，辄与相反，是明知之而故违之也，果何故欤？且即以初次《约法》而论，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时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参议院将移北方，乃临时加入内阁等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条文。
及至后来，国会即据此以束缚政府之一切行动，又何故欤？岂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宪政乎？非也，不过欲以此削减政府之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以为彼等革命之预备耳。合前后而观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谓此为彼等立宪之宗旨，其知者谓此为彼等革命之手法。
人并未欲立宪，则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宪诬之，并以此诬宪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虽为革命手法，表面仍为立宪宗旨，究竟不能不谓为立宪，且不能不谓立宪之足以酿乱；不知此又非立宪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设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权，定成此种《约法》；又何能以一国《约法》，全由民党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约法》以预备革命，为竞争大总统之地乎？议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叶之宪政，是不知本之论也。
予尝谓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可，由此以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则子所谓立宪，不与前清，民国同乎？
虎公曰：然！予以为他日之君主立宪，有二要义焉：一日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
客曰：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予虽愚蒙，敢不从教。
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第171章 关于国体
袁世凯既然宣称筹安会“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那反对筹安会的主张，政.府当然也同样“无从干涉”。
毕竟是民国初建，那是个难得的思想活跃时期，无论赞成共和还是反对共和，无论赞成恢复帝制，还是反对恢复帝制，都可以发声，都可以见诸于报端。
在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复辟帝制时，也有大量的声音和文章对其进行抵制和驳斥。
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曾传诵一时。
汪凤瀛，字志澄，号荃台，出生苏州元和汪氏家族，父亲为汪亮钧。
早年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师从大儒黄以周。
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选为乙酉科拔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哥哥汪凤藻一同出使日本。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以知府分发湖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出任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又任洋务文案。他还曾任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提调。此后又担任过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长沙知府。
他与兄弟汪凤池、汪凤藻、汪凤梁皆为清末知府，时有“一家四知府”之称。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请他出任政.府高等顾问。民国三年（1914年）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
现将汪凤瀛的《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摘录如下：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
“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刬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
“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
“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专制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
“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
“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
“然而公等皆甚爱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在总统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
“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爱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
“至贵会宣言，但研究国体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人，有时竟甚于洪水！前清末叶，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
“迨辛亥武昌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种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心者深也。
“及民国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乱者，犹屡仆屡起，蹈死不悔，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
“今国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之旧说已沦。
“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奸究，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乱者乎？
“专阃将帅，保无有沉吟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乱速祸，谁为厉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为新《约法》创大总统开明专制之特例，治今中国，最为适当。
“民国宪法，谓宜一踵前规，无所更易。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凯觎竞争之剧烈，则请取干宝分晋史论及六朝、五代之历史，博观而详究之！忧危之言，不知所择，幸垂谅焉！”
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
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堪比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战。
原文也很长，同样摘录如下：
“秋霜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
“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龂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
“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所主张云）。
“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
“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着，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
“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着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着论腾书，泪枯血尽（我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取证，当时要人，谁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
“又云：兹括安可触，驰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其余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
“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复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
“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国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果尔则并世诸立宪国，其国体之纷更，恐将无已矣！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
“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与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
“所谓立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
“认定此简单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
“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
“就今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
“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肯承认也，就今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肯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腯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
“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此闲散之地？借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能否成立，能否适用，仍是一问题。
“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生存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盖今日凡百艰钜，非我大总统自当其冲，云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今先自不行。
“昔之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
“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
“今如论者所规画，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吾言几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不能不为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天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
“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总统愤践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谓大总统居常所谈说，咸非其本意，不过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吾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
“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贱之！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
“乃公然在辇彀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改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
“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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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
“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易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
“诗曰：‘毋教揉升木，如涂涂附。’谋人家国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今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着《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汉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
“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是何等睿智之人，能看不出这复辟大剧的总导演是袁世凯吗？其文中给袁世凯戴那么的多高帽，无非是戏耍这个窃国大盗，无非是巧妙地用袁世凯之矛攻袁世凯之盾而已。
第172章 派系争斗
唯物史观认为：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国体或者是什么样社会制度，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永远不会是哪个人想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可以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毫无疑问，脱离开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去讨论国家实行什么国体，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采用什么样的国体，不是哪个国体的优还是劣，而是哪个国体能够与之国情相适应。
如果一定要对共和国体和专制国体相比较，肯定地说，共和国体是在社会更高发展阶段的产物。当然，实行的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发展到了这个更高阶段。
那么，和封建专制相适应的，是怎样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而和民主共和相适应的又是怎样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呢？
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文笔，只能简述如下：
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原始社会，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决大多数时间是在这一状态下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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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主要靠采集野果、野菜和渔猎获取生活资料，靠自然的恩惠生存。群体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他们像动物一样贫乏，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生产还不能创造出剩余，没有积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及其低下。
说不清从何时开始，热爱劳动几乎成了所有民族在褒杨自己祖先时常用的字眼。但这里所表达的不过是今天的人们对劳动的认识。正如人们为死者致悼词时，无论对死者的赞扬多么的夸大其词，也不会有谁去追究一样。但要科学的对问题做出解释，结论只能是人类的祖先对劳动决不是热爱而只能是厌恶。
并且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人们对劳动的厌恶就越强烈。关于这一点，如果在没有剩余，人们为了生存，而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始社会里还看不清楚的话，一旦劳动创造出剩余，一旦自己不劳动通过他人劳动谋生和获得享受资料成为可能，就一目了然了。
尽管那个时代留下的可供研究的资料很有限，但描绘一幅劫掠的图画却已足够，如马.克.思所说：“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
劳动成了只有奴隶和下等人才配做的卑下行为。
“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这句话充分表达了那时的人们对劳动的态度。
现在居住在乌干达境内的卡拉莫贾人，至今还把劫掠作为第二生产活动。在劫掠中，谁的功劳大就在左臂上划一刀，刀痕越多越受人尊敬。小伙在向姑娘求爱时，则要如数家珍的重复他在劫掠中的战绩。
劫掠肯定要比劳动实惠得多，但靠“流血方式”获得的东西，首先必须靠“流汗的方式”创造出来。人类社会不能没有劳动，人们却又厌恶劳动，在没有自觉性的地方，必须要自发性强制为人类社会前进开拓道路。这样由一部分人用野蛮、残酷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的社会制度就被创造出来了，就是奴隶社会。
对于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人们通常是当作人类社会的耻辱对待的。但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它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的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任何统治，至少在它的上升阶段所反映的必然是对这种统治的需要，奴隶社会的野蛮是和人们对劳动厌恶程度相适应的。
奴隶社会是建立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的，劳动已经创造出了剩余，劳动力已经获得了价值，但个体劳动还没有实现。
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而农业无疑是最容易实现个体劳动的。可由于当时劳动者劳动技能低下，生产经验的贫乏，生产工具的粗笨、简陋，铁器的使用还不普遍，家畜和诸如犁一类的较为复杂一些的农具很有限，只能供集体共同使用，单个的个人还无法承担主要的田间耕作。
这样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奴隶的价值观念——对自身的轻视和无所作为，使他们能够接受和认可奴隶主的野蛮奴役。而个体劳动形不成生产力就只能靠协作的力量，奴隶主的大庄园经济适应了这种需要。
但是，奴隶社会也只能是建立在以上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的。虽然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但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家畜和生产工具的普及，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生产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提高，在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实现了个体劳动。
这样，为弥补个体劳动不足的集体劳动也很自然的过时了。发展了的物质生产水平为劳动者注入了新的价值观念，对于那种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利益的劳动，劳动者已经没有兴趣，奴隶的劳动甚至已经不能给奴隶主带来利益了。
如恩格斯所说：“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可能的形式了。”
大庄园被分成了小块土地，租给交纳一定款项或一部分劳动产品的个体佃农，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出现了，就是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里，直接生产者农民比起奴隶制度下的奴隶，无论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农民可以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获得了一定的可供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奴隶相比，农民的劳动兴趣和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
奴隶社会国家的.asxs.是狭小的领地，充其量是几个部落的联合，而封建社会则是把广大的地区联合成为王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如兴修水利。
王国把大的区域联合起来，也就可以给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同样有利于发展生产。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的：个体劳动已经实现，但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占据着绝大多数的劳动时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所使用的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对其他自然力偶然应用如风力、水力也只是简单的利用，没有再加工的能力。
这是个高度分散的社会，也是个以各扫门前雪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社会。为把这些高度分散的家庭联合成王国，在需要的时候形成集中，就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凌驾社会之上的力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也就应运而生。
封建帝王总是说“皇权神授”，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神仙？封建帝王获得权力的秘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土地国有。农民离开了土地就不能生活，对土地的依附就是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
在封建制度下，一个农民的最高成就，不过是通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挣扎到自由占有一块土地，成为一个自耕农。而他一旦自由占有一块土地，也就获得了失去这块土地的自由。成为一个自耕农，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挣断了其身上的封建枷锁。当然，也同样，一旦挣脱了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也就失去了封建宗法的保护。
可见封建专制从根本上来说，和土地私有是不相容的。
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农村家庭几乎生产了自家所需的全部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少量的产品交换是一种个别的现象。
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因为，商品交换能够正常实现，前提是买方和卖方的平等。
而一个人要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或自由劳动者，前提是人身的自由。而一旦谈自由，谈平等，和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就要说再见了。
很明显，封建专制和商品交换同样是不能相容。
而到了清朝末期，虽然农村人口还占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土地私有已经相当普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发育和规模。
封建统治的基础已经支离破碎，清廷的统治怎么能够不千疮百孔？
毫无疑问，这时候的中国，封建统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存在条件而过时。当然，民主共和的基础还很薄弱，但无论如何，社会要发展，只能向前走。
而在当时条件下，恢复帝制，肯定地说是倒行逆施，是拉历史的倒车。
第173章 梁士诒的自救
袁称帝之前，北洋内部就已经有了种种派系争斗，其中之一是粤系与皖系之争。
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
梁士诒（1869年—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出生于今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民国初期著名的经济家、银行家、政治家。
梁士诒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三水、广州、香.港读书，后又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
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取进士，历任清邮传部大臣、国务大臣、铁路总局局长，为中国早期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一一年，协助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
民国初期历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并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全国铁路建设计划。
梁士诒有“活财神”、“二总统”之称。一九一六年，他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梁士诒创办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
一九三二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梁士诒以私人名义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请其联合各国，制止日本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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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到上海与段祺瑞共商抗日大计，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病逝。
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世凯之下，确实在是一个实权人物，相当于是“幕后总.理”。作为总统府秘书长，是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而不可一世。
加之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曾经让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
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是很难有大的前程。
但是，所谓树大招风。梁士诒的势力是很大，但招来的反对的势力也不能小视。当时的北京官场上几乎尽人皆知，梁和两杨势不两立；两杨既是杨度和杨士琦。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清同治元年 (1862年)生于淮安府山阳县，杨士骧之弟。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报捐道员。十一年，捐指直隶试用，其后十余年一直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
光绪二十五年，杨为两广总督李鸿章重用，与兄杨士骧同赴广州效命。李鸿章重回北洋大臣之位，杨氏二兄弟同回北京。此间，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过往甚多。
翌年，曾致书袁世凯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并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后，杨转而投靠袁世凯，任洋务总文案献，成为袁“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马前卒，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被袁视为心腹，且素称“智囊”。
据说当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
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
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 “他不合做这事。”
杨度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三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三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 ‘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奕劻），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
“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
“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
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政府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
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
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
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
梁答： “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
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这样一来，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高处不胜寒，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香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
“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
“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
“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
“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
“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政府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
“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世凯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
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
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府秘书厅扩大，以容纳人才。
袁欲改总.理为国务卿，梁竭力反对，袁目不转瞬瞪视梁，梁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为袁所疑忌了。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乃离开了总统府，声势自然是减低了不少。
民国四年六月间，又发生了交通大参案，对梁更是严重打击。
这个交通大参案，是当年袁政.府一件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参案是自津浦铁路开始的。由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定参案草稿，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至津浦路密查，列出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领参。
第174章 列强的干涉
七月十八日国务卿徐世昌传达袁大总统口谕：
“据肃政史庄蕴宽等呈称：‘铁路为营业性质，如浦津一路，全系借款，倘我不刷新整顿，有债权者必异言’等语。当经转交王瑚、蔡宝善将种种情弊，切实访明，呈请核办。兹据该肃政史等调查事毕呈真报告书前来，罗列十款，俱系重大弊端，除饬交通部将该路局长赵庆华立予撤差，传解就质外，应交平政院依法审理，并将案内重要人证，分别传提，毋得瞻循！”
这对梁士诒的打击并不算重，但是重手接踵而至。
七月二十日，袁世凯又申令停止梁的左右手叶恭绰的交通次长职务。
袁的命令是：“据平政院长周树模呈称：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舞弊营私一案，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最有关系，请谕令暂行停职候传等语。叶恭绰随即暂行停职。”
叶恭绰是交通系的第二号人物，是梁士诒的化身，梁不作交通总长而能身为交通系领袖，是因叶恭担任交通次长之故。
打击梁系的人竟能说动了袁世凯向叶恭绰开刀，其幕后力量之大当可想见。
然而事态并不因叶恭绰的停职候传而结束，反之却正在扩大，兼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各铁路。交通部以部令令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铁路局长关冕钓离职听审。这样一来当然变成了交通界一件轰动事件。
而知内情者都明白，这是袁世凯对梁士诒的交通系的重拳出击。
显然，袁世凯对粤、皖两派的明争暗斗早就心中有数，或许，和当年的慈禧一样，乐见自己手下的相互牵制，正好借此加强对各方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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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参案刚发生时，突然的打击把梁士诒打的有些发懵，也措手不及。所谓当事者迷，梁士诒开始还没想很多，更没认识到事态的严重。
当时，袁世凯曾安抚梁士诒说：“参案原来有你在内，我叫他们除去你部分。”
这使得梁士诒心安许多，感到袁对自己还是很好的。
待叶恭绰被停职后，梁士诒觉察到了危机。冷静下来，很快搞清楚了打向已方的几记重拳的幕后力量。以梁士诒的精明，自然知道杨度所以有如此大的神通，是因为他搞得这个筹安会立了头功，是袁世凯对其的奖赏。
关键的关键是获得袁世凯的欢心，要想自救，梁士诒当然知道从何处下手。于是他发动自己的人马，全力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
经过一番筹划后，梁士诒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九日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
梁士诒是个干事的人，做起事来自当与杨度这样的书生大不相同。这使得全国请愿联合会一现身，就成为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动团体。比起筹安会挂研究之名，要实际得多，作用也就更不能同日而语。
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发起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廿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
“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声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请愿联合会正会长沈云沛，副会长那彦图、张锦芳，文牍主任谢桓武，副主任梁鸿志，方表，会计主任阮忠桓，副主任蒋邦彦，夏仁虎，庶务主任胡壁城，副主任权量、乌泽声，交际主任郑万瞻，副主任袁振黄、康士铎。
请愿团体名目表：
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北京人力车夫发起。
乞丐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发起。
妇女请愿团安静生所发起。
公民请愿团各省官吏用本籍公民名义组成。
筹安会杨度等发起。
筹安全请愿代表团筹安会各省代表组成。
商会请愿团北京商会冯鳞霈、上海商会周晋鏣等发起。
教育会请愿团北京梅宝玑、马为珑发起。
北京社政改进行会恽毓鼎、李毓如发起。
旅沪公民请愿团陈绍唐等发起。
妇女请愿团，发起人安静生女士，绰号安大浪，其请愿书有云：
“吾侪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而诸君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请愿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之人民耶？抑变更国体，系重大问题，非吾侪妇女所可与闻耶？查《约法》向载中华民国主权，在全国国民云云，既云全国国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请愿皆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请愿，不几夺吾妇女之主权耶？女子不知，是谓无识，知而不起，是谓放弃。
“夫吾国妇女智识之浅薄，亦何可讳言？然避危求安，亦与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财产之关系，亦何可任其长此抛置，而不谋一处之保持也？静生等以纤弱之身，学识谫陋，痛时局之扰攘，嫫妇徒忧，幸蒙昧之复开，光华倍灿，聚流成海，撮土为山，女子既系国民，胡可不自猛觉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姊乎妹乎！盍兴乎来！发起人安静生启。”
这安大浪名声实在不怎么样，她们的请愿书在报上披露后，杨淑仪、陈秀文、梁秀英等女士发文：“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五！”
观后，许多人大呼：骂得痛快！
请愿联合会组成后，就发动各省和各机关投送请愿书，要求改行帝制，作为催促帝制实现的团体。
“总指挥”袁世凯希望能召集一次国民会议，作为全民赞成帝制的机构，于是请愿联合会便上书参政院，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
原本，袁世凯急欲称帝，有病乱投医，拟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机构。
但明白人还是有的，有法律专家指出。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同时人数不多，不能算做真正代表国民，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说不过。
这样，联合请愿的目标，又转向了促成国民代表大会的产生。
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的风头，很快盖过了杨度的筹安会。前面说过了，筹安会成立，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待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于是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
梁士诒的苦心没有白费，力也没白出，交通大参案前后查办历时五个月不了了之，最后结果是叶恭绰得到明令复职。
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正值交通大参案期间。很多人都说，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是袁世凯指使他的亲信梁士诒，为制造民意搞得自欺欺人之举，这与实际情况应该有出入。因为那个时候，梁已基本上失宠，这样见不得人的事，袁世凯是不太可能交与梁士诒去做的。
梁士诒对袁世凯称帝本不是特别积极，作为杨度的政敌，开始甚至有看热闹和幸灾乐祸的心理。做这件事只是为了自保不得已而为之，所谓政治上的自救。
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是梁士诒一生的一大败笔。事后梁士诒很介意这件事，极力为此事洗刷。
他曾多次说过，“全国请愿联合会”不是他所筹组，而是袁世凯硬性替他署名于上的。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但至少可以说明一件时，搞劳什子“全国请愿联合会”，只是利益驱使，而非梁士诒所情愿。而其本人，也将此事作为不光彩之事。
帝制活动的密锣紧鼓，招致国内的一片反对之声，对此，袁世凯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他的应对之策是扣帽子、打棍子，把所有公开反对者，统统归咎于国民党等反对派在搞破坏。当然，历来认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袁世凯，打心眼里对民意是不在乎的。
但是，袁世凯怎么也没想到，他复辟帝制活动竟招致了外国列强的强烈反对。
袁世凯很恼火，真的很恼火，心想我恢复帝制，和你们这些个国家有什么关系？你们这些人不是吃饱饭闲得没事干吗？
但是，对于国内的反对他可以视而不见，来自列强的强烈反对，他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第175章 日本的图谋
民国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
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
“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
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
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
于十一月三日亲赴外交部与陆徵祥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
思路客
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十一月十二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徵祥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缓行。
十月二十八日，更有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
“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
“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
“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列强为什么对中国的国体变更如此敏感？当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旦恢复帝制中国必乱。而中国乱就会损害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这么简单的事，几乎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到。
袁世凯等人都是很有见识的人，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呢？这或许就是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人总是容易过高估计自己，大家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一个人真正能做到有自知之明，并非易事。权力和高位对人的吸引力之大，实是局外之人很难想象的。何况高高在上惠及子孙的做皇帝的大位呢？历史上为得到这个位置，父子兄弟都可以相残，或许这便是利令智昏。
外交部陆徵祥总长于十月二十八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
“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
“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
“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
“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
“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
“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十一月四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
陆徵祥总长当即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求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
第176章 紧锣密鼓
袁世凯惟恐因各列强不能满意，而惹出重大事端。于十一月 九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日、英、俄、意等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
表示：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
已经是年底，本年内天数其实已所剩无几，实是自欺欺人。
同时邀请四国公使于十一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答复。
陆徵祥在答复中，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
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
“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四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这些答复很含糊，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这自然让列强放心不下。仍一再照会袁，要求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世凯怕夜长梦多，一方面不想放慢称帝的脚步，另一方面又不想把和几国的关系搞僵，便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能出来帮忙。特别是做一下日本的工作，因为日本反对的最为强烈。
朱尔典很为难，但还是琢磨出了一个主意。他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想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
朱尔典这样做，也是履行他的外交职责，借机劝中国加入协约国。
朱尔典将这一计划，通过陆徵祥正式之答复给袁世凯，此计划也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
十一月二十日朱尔典又找陆徵祥问结果，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
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
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
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正秘密洽商结为同盟，条件是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恢复帝制。
这消息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其日本的矛盾，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
日本外相石井则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
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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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施加压制。
当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十三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十五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
十五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
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十月十二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讨好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
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 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政.府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民国五年元月十四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自齐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
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原来，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当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
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世凯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
第177章 所谓的民意
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驻日本使节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 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多方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为交换条件，袁世凯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在欢迎上所表现的却是超乎寻常的热情和高规格。
俄国特使于元月十二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欢迎。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
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
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示好的声浪，甚至有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
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
协定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
有了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
日本的图谋是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所保持均势，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美梦。这样一来，他在野心实现的路上，就又大进了一步。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
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列强之间无非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袁世凯一边敷衍列强，一边加快称帝的步伐。
参政院本是代行立法院的机关，同时也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袁要改革国体，无法由参政院解决此重大问题，所以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出面要求以组织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构。
参政院根据这项请愿咨请袁发布命令，定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
袁世凯怕时间延缓，授意全国请愿联合会再作第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参政院乃建议用国民会议的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
于是袁世凯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之告令，全文如下：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本院前据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蒙、青海、回部、前后藏、满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会、学会、华侨联合会等一再请愿改革国体，当经本院开会议决，将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并建议根本解决之法，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叠准大总统咨复，以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报竣为期，以征求正确民意为准，以从宪法上解决为范围。
“具见大猷制治，精一执中。易胜钦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请愿书以后，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代表沈云沛等、全国商民冯麟霈、全国公民代表团阿穆尔灵圭等、中国回教俱进会、回教回族联合请愿团、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宽等。哈密吐鲁番回部代表马吉符等、锡林果勒盟代表程承铎等、云南迤西各土司总代表邓汇源等、新疆、蒙、回全体王公代表暨宁夏驻防满蒙代表杨增炳等、北京二十区市民董文铨等、北京社政进行会恽毓鼎等、南京学界丁伟东等、贵州总商会徐治涛等、筹安会代表杨度等、暨全国商会联合会蔚丰厚各处票商等，前后请愿前来，咸以为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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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后，改用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诚如共和制度，元首以时更替，国家不能保久长之经画，人民不能定专一之趋向。兼之人希非分，祸机四伏，或数年一致乱，或数十年一致乱，拨乱尚且不遑，致治何由可望？……惟有速定君主立宪，以期长治久安……
“鉴于各界，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机关，国体未先决定，宪法何自发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机关，征求真确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计而立国本。再三陈请，众口一词。本院初以建议在前，复经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议变更；而舆论所归，呼吁相继，本院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兹事重大，自未便拘守常法，以求解决。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
“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惟民意既求从速决定，自当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以顺民意，与本院前此建议，所谓另筹妥善办法，以昭郑重者，实属同符，即与我大总统咨复所谓国家根本大计，不得不格外审慎者，尤相吻合。谨按《约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则国体之解决，实为最上之主权，即应本之国民之全体。兹议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似此则凡直省及特别区域满洲、回、藏均有代表之人，征求民意之法，普及国民全体，以之决大计而定国本，庶可谓正大机关，而真确之民意，可得而见，较之国民会议为尤进也。
“兹据《约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于十月六日开会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经三读通过。现在全国人民亟望国体解决，有迫不及待之势，相应抄录全案，并各请愿书，咨请大总统迅予宣布施行，等因。除将代行立法院议定之《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外，特此布告，咸使闻知！此令。”
民国四年双十节袁世凯又有所谓尊重民意之申令云：
“……先后吴呈请改定国体，佥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无可讳言，惟有俯顺舆请，速定君主立宪，以慰薄海人民长治久安之望，各等情。本大总统披览之余，以为改革国体，事端重大，倘轻率更张，殊非所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
“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令公布。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竞竞，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京外文武官吏，有保全地方治安之责，应各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其膺选举监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将事，用副本大总统遵守《约法》，尊重民心之至意。将此通令知之。此令。”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即设立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是顾鳌。这个事务局就是执行机构，推动国民代表的产生，和产生投票决定帝制，下面各色各样的电报可见当时袁世凯及其党羽的运作。
有史料记载国民会议事务局的对下的指导意见，可谓事无巨细，其中之一为：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中略）查关于国民会议议员初选机宜，前经本局密电，申明办法，请转饬各初选监督照办在案，想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目下情势，较前尤为紧要，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咨格之人，详加考察，挥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庶几投票结果，均能听我驰驱。
“且将来选举国民代表，及选举国民会议议员时，自可水到渠成，不烦缕解，此事实为宣布选举之最要关键。务希飞电各初选监督，慎密照办，其无通电地方，应即迅用密饬，加急星夜飞递，以免贻误。如实有赶办不及之处，即将初选酌量延期数日，亦无不可。倘或敷衍竣事，致令桀黠滥竽，则重咎所归，实在各该初选监督。再，查国民代表选举，在各省系以各该最高级长官，会同监督之，此后凡关于国民代表选举事宜，如系军政地域，希即妥密协商办理，并饬知各该初选监督，一体遵照为要。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印。”
第178章 传染性的政治病
紧接着，袁世凯的操弄工具国民会议事务局，又连续发电各地，列举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查关于选举机密事件，视为国家机务之一，应行确守秘密，责成专员管理，俾免漏泄等因。业经呈奉大总统电令遵行。并于八月敬日通电查照在案。数日以来关于选举密件，各地方尚无泄漏情形。具见贵监督注重选举之真心。现在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宜，依照组织法应由本局筹备。各长官监督，权责重要，尤异寻常，彼此协商，日益繁多，不得不格外慎密从事。所有关于协商机密事件，自应查照前次呈准办法，特别注意。诚以国民代表大会为决定国体请愿事件而设，欲收内外相维之效，不能不密筹操纵之方。关于京外官署往来协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
“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贵监督谋国素忠，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关于国民代表投票密件，其有应饬各具知事及其官署密行之件，仍望随时声明机密，俾免贻误，而维国本。是所切祷。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真。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敝局依法筹备，近数日来，通致诸公，明密电报，已不下十有余起。关于解释条文者用明，关于运用方法者用密，均就愚虑所及，六续渎陈。计邀大鉴。窃思此次国体问题，关系于国家前途者至钜。诸公鼎力提倡，遂能全国景从，如水赴壑。默察现在趋势，已有沛然莫御之机。惟其猝能致此之由，实赖诸公提挈之力。惟《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之规定执行，责任付托于监督者甚专。而敝局筹备之司，不过所以求统一。盖立法者明知诸公忠诚受国，必能贯彻始终，巩固国基。际兹筹备进行期中，不啻在最后五分钟内。
“鳌以轻材，勉附骥尾，所有迭电一切敷陈，纯出于内外相维之义。综其希望，约有四端：
（一）国体改革，系国家万年永计，诸公封圻任重，登高一呼，必能于法律范围，运用灵活。果于形式上办到丝毫无憾，自足奠久安之基。
（二）国民代表大会之组织，既系依政治法律常轨，以解决国体问题，凡关于法律上之形式，除确有十分障碍者外，投票程序，务必表示郑重。庶对内可以为弹压反侧之资，对外可以杜干涉责言之渐。
（三）法律形式上应从同，故敝局迭将法律条文，详为解释，以期全国办理一致，俾符代表投票制度之精神，特开征诛揖让以外之创局。
（四）吾国地广民稠，情形不能一律，故于事实内容，听由诸公自行运用。以免拘牵文义之嫌，而收推行尽利之效。凡此种种下怀，均系筹备期内之希望。诸公荩筹远虑，必能谅此愚忱。鳌于迭电奉商事实，计已随时安筹，确有把握，尚望好音时赐，俾得着手进行，临电神驰。无任盼祷。顾鳌叩。删。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览本月二十一日奉大总统谕。政事堂交片，第一百五十三号内开，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本日国务卿面奉大总统谕，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决：关于决定国体投票标题咨行前来，着交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按照院咨，拟定施行办法后即将决定国体投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原咨内称：查《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一条载，关于全国国民之国体请愿事件，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全体之公意决定之。第十三条载国民代表决定本法第一条事件，以记名投票方法行之。第十四条载决定国体投票之标题，由代行立法院议决咨行政府。
“本院于本月十九日开会讨论，佥以全国国民前后请愿，系请速定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应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票面应印刷君主立宪四字。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即写反对二字。至票纸格式，应由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拟定，转知各监督办理。当经本院依法议决，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施行等因。奉交到局。除咨行外，合亟遵照电行各监督查照。先期敬谨将君主立宪四字标题印刷于投票纸，钤盖监督印信。并于决定国体投票日期指示国民代表一体遵行。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漾。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决定国体投票标题，业已另电依法转知。至决定国体投票纸格式，曾经本局拟具式样，呈奉批准，通行在案。此次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决以君主立宪为标题，应即于投票纸决定国体字样之下长方栏内，印刷君主立宪四字。并于君主立宪字样栏下，加印直行、圆形两圈，各国民代表依法所写之赞成与否字样，即于此圆形圈内，各写一字，以免形式参差。此项投票纸，既系用以依法决定国体，关系甚钜，拟请通用玉版宣纸，加工印刷，其中印刷之文字圈线，一律改用朱色，以昭典重。并请各监督先期制备，居期发给，特此电达，希即查照！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漾电。”
笔趣阁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决定国体投票之日，应先将大总统本月八日关于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告令印刷多张，散给各国民代表，并于各代表齐集投票场所时，由监督先行宣读告令。诚以此项告令。系布告代行立法院原咨，为此次决定国体请愿特采代表投票制度立法精神之所在，应先宣读，可以表示国家立法机关，共谋久安长治之公心。宣读毕后，再行发给投票纸，依法投票于匦。
“当日开票，即行依法报院，仍希随时报局，以便汇报。惟参政院议决标题原咨，其决定方法形式上分为赞成反对两种，相提并举，自是立法者注重民意之公心。而此事关系国家根本大计，除标题应依院咨宣示外，拟请各监督发给投票纸后，特别声明，如果赞成君主立宪者，即依法于投票纸上亲写赞成者姓名，并亲写赞成字，俾符征求正确民意之本旨。以上各节，均关重要，特电奉达，希即查照。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敬。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堂密。顷据外交部员声称，此次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投票各事宜，在京驻使及旅居外人，异常注意。前日大宛两县，初选投票，外国人前往参观者不少，以该两县选举人数之寥寥及办理不完备，因之外报颇致不满之词。恐于将来对内对外，或生窒碍。并据称某公使亦曾以各省于选举情势该特别注重为言。该部员奉谕告由本局转知各监督，依法慎重办理，免贻口实等语。窃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现在既有此项事实发生，诸公任重强折，与国家休戚利害关系迥异泛常，于执行监督职权时，万祈特加注意。凡法律上应经之程序，应备之条件，但系于事实无甚妨害者，不妨应有尽有，务表示我国此次决定国体，实为异常慎重，实于国家前途关系匪轻。
“兹酌拟表示郑重之法三端：（一）国民代表之选举人，无论系初选当选人，及有复选被选资格者，均于调查完备时，分别造册报局。如为时甚迫，先就有复选被选资格一项，撮要电报。仍于期后翌日补行册报。（二）当选人表须先将姓名电报，一面仍册报。（三）筹办选举如何慎重情形，于投票期前，详细电报。本局于接到各监督电报，即择其可以宣示者，逐日送登《政府公报》，俾资各省办理。此事均极严重，且极文明，是为至要。本日明发另电，盖即为此而设。并希查照！本局非不知诸公各有颂画荩筹，何敢一再喋喋，惟既准外交部员正式转告前来，谊应掬诚奉达，统乞亮察！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敬。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国体投票解决后，应用之国民推戴书文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谨以国民公意，恭藏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再，此种推戴书在国体未解决之前，希万分秘密，并盼先复；至奏折一切格式，均照旧例，惟跪奏改为谨奏，其他仪式俟拟定再行通知。启钤、自齐、士诒、镇芳、忠枢、在礼、乃宽、士钰、震春、炳湘。漾。印。”
“各省将军巡按使鉴：华密。此次以投票制度决定国体请愿事件，树国家亿万年久安长治之基，关系极为重要。其决定国体投票日期，尤为将来历史上特别之纪念。应请贵监督于投票日将投票情形及开票情形，饬择精于照相技术之人，分别摄影以留纪念，能适用十二寸影片更为周宜。并希将此项影片，各封寄二份到局，俾汇齐后，作为编辑资料。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沁。印。”
前面的许多函电，可以充分表明帝制活动完全是袁世凯及其党羽发动指使的。
第179章 司马昭之心
早在筹安会以前，袁的干儿子段芝贵已经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且先拟好了请愿书，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同时罗致地方绅商名流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
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 “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从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可看出。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当然也是不可告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
只是纸里包不住火，有心之人不想承担千古骂名，偷着保留下来，后来独立的各省把这些原件制版纷纷发表在报上。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袁世凯本没策动他们参与帝制运动，可一些省的将军却也不甘落人之后，争相劝进。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八月二十五日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 “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很不以为然。
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
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传到袁世凯的耳中，让其很是难堪，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
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三年十二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十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他不愧是袁世凯的干儿子。九月间他领衔十四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
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都知道张勋是主张复辟的，可是他所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世凯不放心张勋，特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疏通。
张信誓旦旦地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
张勋也很乖巧，于是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
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
事后不久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勋却给袁一个电报如是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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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革命党的眼中钉，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郑曾被刺未中，十一月十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
袁世凯闻郑遇刺，大为震动，伤心至极。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
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
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这谓后话。
郑汝成被刺不知为何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声称传言是冯和革命党人暗通所为。
原来冯国璋自那次到北京谒袁世凯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冯国璋深信不疑，还和很多人为袁世凯打了包票。
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也很没面子。他到是不介意袁世凯称不称帝，只是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经常因此而在背地里放牢骚。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是他，现在才知自己不过是袁世凯手里的一个被利用的棋子。
袁、冯分家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日本报纸更是大加渲染。
冯国璋为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六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
“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十二月十八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冯国璋老早与段祺瑞就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似乎传染性极强（有免疫力的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 “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
第180章 两揖一让
蔡乃煌出任三省禁烟特派员这个职务是有暗盘的，他向袁克定保证筹款三百万为帝制运动费，这个暗盘经由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保，所以才有这道人事命令。
原来民国成立后，各省禁烟已有成绩，民国二年起印度烟土停止运入中国的，已有十余省。根据光绪卅三年中英互订禁烟条约规定，自民国三年起，能运进口的鸦片烟只有旧存于香.港和上海关栈的一万四千二百余箱。
民国三年共销去了六千六百五十箱，民国四年一至四月销去了一千六百余箱，最后仅存了六千箱。
烟商认为中国禁烟成功已成定势，贩卖烟土的生意不久即当终结，因此抢着要把存货售罄。
烟商们经和蔡乃煌几经私议，除了照原约纳税外，每箱另外再缴纳费用四千五百元，以六千箱计，合共可得二千七百余万元。蔡即以此款献给帝制运动作经费，于是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为了称帝，袁世凯及其同伙可谓是丧心病狂，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北京参政院自称是国民大会的总代表，向袁恭上推戴书。文中用 “我圣主”代替前此所称的“我大总统”。
推戴书由参政院秘书厅起草，由秘书朗读，全体赞成通过，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半三呼万岁散会。
哔嘀阁
第一次推戴书全文如下：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国.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合词仰乞圣鉴事。窃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满蒙、汉八旗，全国商会，驻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因。兼由各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窃维帝皇受命，统一区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
“《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盖惟应天以顺人，夫是以人归而天与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吁罔应，溃决势成。罪己而民不怀，命将而师不武，我圣主应运一出，薄海景从，逆者革心，顺者致命，岌然将倾之国家，我圣主实奠安之。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卒草创政府，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覆，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尽之人民，惟我圣主实苏息之。斯时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于我圣主，我圣主仍有而弗居也。
“民.国告成，四方和惠，群丑窃柄，怙恶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载，我圣主赫然震怒，临之以威，天讨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盖有征而必死战。慕义向化者，先归而蒙福。迷复不远者，后至而洗心。皆惟我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斯时大难既平，全国统一，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固执谦德又仍有弗居也。夫惟皇煌帝禘，圣人无利天下之心，而行施地生，兆民必归一人之德。往者国家初建，参议院议员推举临时大总统，斯时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国运于以肇兴。继此国会成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推举大总统，全国人心亦咸归于我圣主，国基于以大定。
“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在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牖民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轩帝神明之胄，宜建极以承天，姒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另有参政院给袁世凯的咨文如下：
“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备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公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
“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赉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
当天下午，袁世凯装模作样地将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说：
“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威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卅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祸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世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
“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
“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人，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这个人就是王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西汉权臣、 新显王王曼第二子、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
这是个历史上争议极大的人物，他当皇帝后，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因此，被有些人誉为改革家，称其为有作为的，杰出的政治家。
但也有很多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 认为“王莽的所谓改革，不过是“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
有人将其的所谓改革概括为四：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定“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
王莽在称帝前，也曾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汉室。但这不妨碍他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年号称“始建国元年”。
历史上还有司马昭其人，篡政的野心人人皆知，就是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还挖空心思欲盖弥彰。
袁世凯将推戴书发还的造作和故作姿态，比起历史上王莽和司马昭，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力图洗刷其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无耻行径。
第181章 黎元洪捍卫共和
参政院心领神会，于当天下午五时开会。由秘书报告袁世凯咨文之后，杨度和孙毓筠都起立发言，略谓推戴袁大总统为大皇帝一案既是全.国.民意一致赞同，元首亦未便过于拂逆舆情，应该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于是仍推秘书厅起草，全体无异议，即退席休息。
参政院效率之高实属罕见，五分钟后二千六百字的第二次推戴书便告完成，参政员们回到自己席位听秘书朗读，主席请付表决，自是全体通过。
第二次会议由开会到公文发出只用十五分钟，这样的神速可谓空前绝后。不用脑袋想都清楚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和计划好的。
这第二次的推戴书，所谓声情并茂，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是袁世凯称帝期间一篇重要文献，全文如下：
“奏为舆情恳迫，谨再合词，吁请登极，以顺人心，而符天命，恭折仰祈睿鉴事。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
“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撝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改昧识知，请先就功业言之。
“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驰，师徒屡潜，国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六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刬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材，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着，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六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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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匪乱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宇骚然，率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斯时构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新贵。不惩祸始，从无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乡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任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步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独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至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帝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获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圉，得完其版图，于雨风漂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豗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制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载，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朽枯，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庆，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四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蠹，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盖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情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乱，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献，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熟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存，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霄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期，其于臣节，可谓至矣。
“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万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祀，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
“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胃之暗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一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戒，斲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力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六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续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芨芨莫救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涕泣，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于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俱举，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己，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支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极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
“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如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敻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廉抑之过言，而究未可 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
“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差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着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衷勉仰，渊鉴早回， 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时今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
这一次，袁世凯没再推脱，这样一来，其称帝两揖一让，就在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天之内完成了。
第182章 开张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正式发表了接受帝位的申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
“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于是袁大总统摇身一变，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奇异现象，让人啼笑皆非。是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在公文上更显得异常混乱，把人搞得不知怎么办好。
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
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世凯就不喜欢别人再称其为总统了。
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 “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至今仍是个迷。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听口气这应该是准皇帝的口吻，大概是历史的过渡吧！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最高当局又是袁政.府，又是袁家王朝。还真别说，袁世凯的走狗们还真能“与时俱进”，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十二月十二日，是袁世凯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二百余人。
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大皇帝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
袁世凯发表一篇简短演说，把自己的接受帝位，说成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明明是挖空心思当皇帝，却做出一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奈”姿态。
为了当上这个皇帝，袁世凯搞垮国会，把立法机构变成他的御用工具，变成他随意使用的玩偶。按着他的需要，随意修改法律，随意制造民意。成了终身总统还不满足，还要子子孙孙把大传下去。使得我们这个饱受专制之苦的国家，在民主制度建设上刚刚取得一点点进步，便全部化为了乌有。
袁世凯所做的这一切，在中国的历史上，肯定是空前之举，会不会绝后呢？恐怕很难说。因为，这种脸皮比城墙都厚的无耻之辈，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获得权势而不择手段的人，这人世间恐怕很难绝迹。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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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薄德，受国民之付托，揽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置词，人之不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
“外征大势，内审素怀，事与愿殊，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旁皇竟目。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谕知之。此令。”
既是“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又何谈“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 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呢？
大总统做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呢？
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后，便以“无智、无能、无为”自处。
帝制运动开始，黎元洪更装聋装哑，自民国四年九月六日起，他便一再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
自从黎元洪借袁世凯之刀，杀害了首义功勋张振武之后，至少给人们的感觉是黎元洪完全投靠了袁世凯。而事实上黎元洪也时时处处维护袁世凯，只要袁世凯有需要，就出来为袁世凯站台、发声，可谓亦步亦趋。即使这样，袁世凯还是对其不放心，因为袁深知黎元洪的能量和影响，好不容易从湖北弄出来，关在笼子里，当然不能放虎归山。
黎元洪曾经筹划逃离，但因走漏风声而没能如愿，知道离北京是办不到了，自十一月起，他坚决拒绝受领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世凯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
他像个哑巴，对任何人都不开口，辛亥起义开始，他身不由己被拥推出来，那时还“唔……唔……唔……”，“好……好……好……”，这时连这些字眼也没有了。
十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其申令如下。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这道命令显示袁世凯的阴险，他不否定建立民国出过力的人功劳，所以而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他称黎元洪为上将，是勾消了他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是表示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元洪觉得是民国荣典而可以接受。
但是，黎元洪并不买账，封王命令发表后，袁世凯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去窥探黎的态度。
阮忠枢公然向黎称呼“王爷”，并且传达袁世凯的意思，打算加封他为副元帅和辅国大将军。本来以为黎这位“泥菩萨”一定会受宠若惊、感恩戴德。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顺民的好脾气之人，却怒不可竭。
义愤填膺地吐出了六个字：“你们不要骂我！”
十九日袁世凯又有一令劝黎元洪受封，有“王其祗承，毋许固辞”语。
黎元洪的一位智囊因劝了他一句，希望他能明哲保身，不要因小而失大，竟气得黎元洪从此不和他对话。
为了让黎元洪能接受武义亲王这个封号，袁世凯可谓心思用尽，但黎元洪就是不接受，最后一次竟以自杀相威胁。（关于此内中详情，本书在第二部《黎元洪》中将详加叙述，这里就暂时略过）
总之，这位被孙中山誉为的民国第一伟人，自从离开老巢被近乎软禁在京城后，便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现在，为了捍卫共和，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不能不被世人所刮目相看。
第183章 嵩山四友
早在四月九日，政事堂便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大典筹备处”。由于帝制活动尚未正式行动，袁世凯及其党羽还有所顾忌，有所收敛。这个机构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是，这个筹备处是不公开的。
筹备处处长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兼，成员是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筹备处下设科室和负责人如下：总务科主任沈铭昌、撰述科主任王式通、法典科主任顾鳌、内仪科主任阮忠枢、礼制科主任郭则沄、会计科主任袁乃宽、文牍科主任陈燕昌、警卫科主任张士钰。
大典筹备处秘密工作了三个月，直到十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才明令正式公开。
大典筹备处正式公开后，第一项工作是改太和殿为承运殿。
原来太和殿一直便是袁任大总统后办公的地方，殿内圆柱完全漆成红色，当中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
然后便是中和殿更名为礼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
皇帝的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四十万元，上套黄缎绣龙，座褥也是一样。
御座前有雕龙的御案，案的前面排了三座古鼎，三座古炉。
御座的后面陈设了九面雕龙嵌宝屏风，屏风的左右两面是日月宝扇一对。
皇帝的龙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福祥承制，共有两套，一套祭天时用，一套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嵌上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旋，每旋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
新朝的御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金印五颗。
袁指定赤色是新朝代表色，以代替逊清的黄色。
关于洪宪称帝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所列媾和条款所载，数目约在六千万元。有帐可查的约在三千万。秘密用出的则没有详数。
这笔费用的由来，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项税款、鸦片专卖之类。
据调查所得：三千万用途，原定以二千万为大典专款，以一千万为登极犒军之用。
自护国事起后，将犒赏军队之一千万移作战费。而大典筹备之二千万，尚余二百余万，据说被大典筹备处中人瓜分。
二千万费用，细分三大项：其一：筹安会经费。其中运动费约二三百万，内中用款，收买报馆费约三十万，收买名士文章及各省支会之开办费，各代表之恩给金及电报费等，包括杨度、孙毓筠等的开支，大典筹备处人员的报酬金亦均在内。
其二：三殿工程费。有说用度为二百七十余万，但也有说不足二百万，系袁乃宽经手。
其三：登极费：（一）御用品，如龙袍、祭天、登极等二百余万万元。
例如龙袍，全用真金丝织成，遍嵌珠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御玺玉质一颗，价值十二万元。又金质御宝五颗已制成，所谓皇帝之宝，大者重五十斤，小者重三十斤，价值六十万。又御极宝座四十万。此外借用清室之銮驾，修理费亦花去数万。
（二）典礼费：如登极用演习国乐之教员、学生冠服费，各衙门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孔庙之铺设费（按孔庙内一切桌围帐幔，本用黄缎，因新朝尚赤，一律改用红缎，大成殿及两庑，皆系新制）。还有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及前门一带，但以电灯及彩棚电灯牌楼而论，三日共用十余万。至各种国旗及彩灯尚在外，故此项在一二百万左右。
（三）机关费：筹备处人员共四百余人，或发津贴，或发兼薪，一半系专任。薪水之厚达出各部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来之銮仪，及内务府赞礼等人员共千余，每人日薪两圆，办公房屋皆装新式热水管以御寒，旧有板壁，皆改玻璃，饮食亦极讲究。
这高昂的费用，对拮据的民国财政，无疑是雪上加霜。
“袁朝”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这是表示“五族共戴一君”的含义。
二十一日袁大皇帝封赏群臣，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六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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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追封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又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计封爵者一百二十八人，一二等轻车都尉七十余人。
在封爵之前，内史缮就一张大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等摆在“御案”上。袁大皇帝亲手用朱笔按名点上特定的圈，比如五圈者为公爵，一圈者男爵等等。
二十二日，袁大总统发布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以显示他的这个新朝的吐故纳新。
三十一日又发布申令。公布年号，改来年为“洪宪”元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改为奏事处，总统府警卫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
袁世凯以总统而兼皇帝，实在是不伦不类。因为皇帝还有一个现成的，就是在故宫中的宣统，人们的习惯和观念是不容易变的。
尽管，民国时代，大家都认为袁世凯是最有实权的人物，是个大人物，可如果谈到皇帝，大家想到了的还是宣统，虽然这是个废帝。中国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皇！
说几句题外话，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有一天在商场购物被人认出。一见这曾经的“真龙天子”，立时在他面前跪倒了一大片人。搞得溥仪本人手足无措，也很不理解，说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足见这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当了皇帝不被认可，这让袁世凯很不是滋味，他决定接受帝位时，曾想封溥仪为懿德亲王。但这个念头正在徘徊酝酿之时，恰巧辫帅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帝号，待旧君以客帝之礼，于是袁世凯的这个念头只能胎死腹中了。
满族亲贵中最善投机的，当属曾任过资政院总裁的溥伦。
当帝制酝酿期间，袁世凯提出要求清廷交出仪仗、让出大内和送缴御玺等问题，对于现在的逊清小朝廷无疑是一次地震。
逊清的当家人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把袁世凯恨得入骨入髓，骂他是董卓、是曹操、是司马懿。然而骂归骂，问题不能不解决。
有人主张逊清对于民国的国体变成帝国一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但对于袁世凯想雀巢鸠占，进据皇宫大内，则无法抗拒。因为国家都让给了他，还谈什么宫院？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
在会议上溥伦则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态度，立即移往颐和园，把紫禁城让给袁世凯，把仪仗和传国御玺也送出，以换取袁世凯保持清帝号和优待清室条件。
忠于逊清的王公遗老们，对溥伦的态度很不满意，可是却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表明：清室赞成袁世凯做皇帝的态度。
十二月十六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
“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监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十二月十八日袁世凯投桃报李，发申令说：
“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
袁并且写了一个亲笔的誓约，以保证优待清室条件不会改变。同时为了报答溥伦的拥戴，派他为参政院院长，以代替久不到院办公而且坚决辞职的黎元洪。同时给溥伦 “赏食亲王众俸”以偿溥伦请求封王的夙愿。
逊清小朝廷没有搬到颐和园去。因为袁世凯不敢太迫害他的故主，传国御玺也没有拿去，因为这个御玺是满汉文合壁，对于“中华帝国”没有用，只是把皇帝銮仗取走了。
第184章 来自各方的声讨和规劝
所谓故人均勿称臣一节，政事堂把袁世凯的故人列出一个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 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有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有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
袁世凯又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在十二月十八日，袁大总统还有两道滑稽命令：
其一为“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以予薄侣、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所仪文末节也。此令。”
其二为“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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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命名嵩山四友的申令全文为：
“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政事堂根据这道命令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二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他内心也应该是反对复辟帝制。在他看来，退一万步说，就算共和国体与国情不能适应，皇帝宝座也应该属于清帝宣统。
早在民国四年十月间，帝制进行到如火如荼时，他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
他的国务卿职务，袁世凯先命杨士琦代理，十月二十七日又改命陆徵祥代理，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任命陆徵祥为国务卿。
徐世昌原住在总统府内，十月间请病假时，由总统府迁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这期间情绪很坏，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最好去问夏内史。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学会了黎元洪那一套，——置身事外，划清界限。
嵩山四友之二的赵尔巽看见筹安会宣言，掷之于地痛哭不已，他是忠于逊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辞清史馆长。
嵩山四友的李经羲和张謇，对于洪宪皇帝亦很冷淡，采取貌合神离的态度。
古有“商山四皓”的故事，“商山四皓”说的是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黄老学者。
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出山时都八十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
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
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
吕释之对张良说：“您是皇上的亲信谋臣，现在皇上想要更换太子，您岂能高枕而卧？”
张良推辞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
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因为听说皇上一向蔑视士人，因此逃匿山中，不作汉臣。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
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商山四皓”的老人请来了，把他们安顿在建成侯的府邸里。
在一次宴会中，太子侍奉在侧，四个老人跟随在后。刘邦突然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都已八十开外，胡须雪白，衣冠奇特，非常惊讶，问起他们的来历，四人道出自己的姓名。
刘邦听了大吃一惊：“多年来我一再寻访诸位高人，你们都避而不见，现在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
四个老人回答：“陛下一向轻慢高士，动辄辱骂，臣等不愿自取其辱。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恭敬爱士，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期待为太子效死，所以臣等自愿前来。”
刘邦说：“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
四人向刘邦敬酒祝寿之后就彬彬有礼地告辞而去。刘邦叫过戚夫人，指着他们的背影说：“我本想更换太子，但是有他们四人辅佐，看来太子羽翼已成，难以动他了。吕雉这回真是你的主人了！”戚夫人大哭。
刘邦强颜欢笑：“你给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刘邦便以太子的事件即兴作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袁世凯为什么要加封徐世昌等四人为嵩山四友呢？或许是“苟富贵勿相忘”，表示他当了皇帝不忘故友、不忘旧情。或许是借助于名人效应，表示他对人才的尊重。或许是希望嵩山四友能像“商山四皓”那样维护他的儿子。或许……。
从前汉高祖刘邦，因为“商山四皓”而不敢换太子，而最终保住了太子的地位。可袁世凯册封了的这嵩山四友，这四位“贤人”不要说不肯照顾他的儿子，对他这个老子也不买账、不支持，不能不让人啼笑皆非。
袁世凯帝制自为一幕戏，是他毕生最糟的一段政治玩意，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这场戏既不干净，又非常笨拙，尤其是伪造民意。
袁世凯父子和杨度一批人自以为天衣无缝，实则西洋镜立刻被拆穿。因为当时由北京发号施令，要各省劝进，制造民意，结果很多省宣布独立后立即公布那些密电，于是袁的笨戏乃为全国人所共晓。
其实，纵观袁世凯的一生，虽然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诸如出卖戊戌运动、杀害首义功勋等；但是也创下了大量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业绩。在本书的开头，笔者就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些错事是不能做的。做了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做了就会毁了自己的一生，甚至会连累自己的家人。
因此，袁世凯因为称帝而落下千古骂名，被斥为窃国大盗而遗臭万年，虽然让人不免惋惜，但一点都不冤枉，所谓罪有应得。
袁世凯时代有很多流行名词，前面提到过北洋三杰、西山十戾、筹安六君子。
后来还有四将军，是北洋三杰的王士珍（龙）、段祺瑞（虎）、冯国璋（狗）、再加荫昌，又有四凶是指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
四凶之一朱启钤（1872～1964）是个值得一提的人，他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卒于北京，享年九十二岁，几乎长达一个世纪。
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
他是工艺美术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光绪举人。
一九零三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
一九一二年七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
一九一三年八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一九一四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
其人积极支持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一九一八年获赦免，八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
一九一九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期间曾经兴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朱启钤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
第185章 蔡锷和小凤仙
袁世凯死后还有八大祸首：即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济、薛大可。
八大祸首中的薛大可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的主持人，《亚细亚报》在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文后，曾悬赏三千元征文驳之，并以二十元一千字的巨额稿酬征求文稿，但无人应征。其上海分社在发报的第二天就遭炸.弹.爆.炸，后来则是一连串的被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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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看来钱能通神，没有钱办不了的事，现在他可能知道了，钱有时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前面提到过袁世凯的总统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袁极力利用这个日本法学博士来表明外人也赞成中国帝制，更何况日本是君主立宪很有成就的一个国家。为了答谢这位“国际友人”，当然也有笼络之意，袁世凯不惜将贺长雄最想得到的唐人墨迹赏其，
有贺长雄无限感动之余具奏谢恩，自称外臣：
“外臣酷爱唐人墨迹，拜领之余，恐惶万状。伏维中日亲善为二国存亡之所关，亦为世界和平之基础，外臣仰蒙恩知，备员顾问，进止标的，恒在于是。对于母国，固应确守臣子之分，卖国利外，非外臣所敢为，然事关法律，苟利中国，无害日本，或见共利于中日二国者，必进而明其治理，使其易于实行。因此之故，犯难亡身，亦且不惜，区区人言，更无待论。燕京风土，本与外臣病躯相适，年齿亦正当致力之期，拟即贡其所得，为新朝创业之助。誓致毕身之力，从事于陛下所命之法律事业，以报恩于万一。”
日本报纸大骂有贺长雄，劝他还是归化中国为好。
天津日侨于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大和俱乐部开会，以有贺长雄竟在日本未承认洪宪帝国之前公然执外臣之礼，实属有玷日本的国格和体面，公议开除他的侨民身份。
袁称帝前后，孙中山寄寓日本，策划党人倒袁，计划亲赴美国争取外援。
在袁世凯称帝后，中山先生义愤填膺，在日本发表讨袁檄文如下：
“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之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邀利，至乃要窃总统以言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至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珍，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敦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佥壬，比周于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
“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衄，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媟，犹复恣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此时，方论功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为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载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鄙，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弄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觇国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民国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我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驯此以往，亡国灭种，非伊异人，国交之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推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六沉，愤独夫之四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雄，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复，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檄到如律令。”
孙中山讨袁檄文发布前后，四方八面都有劝阻袁世凯悬崖勒马回首是岸的电函。
例如：首义功勋刘公电北京袁大总统钧鉴：“共和创造，艰苦万端，国家大业，付托君手，应如何恪遵宪典，发扬民国精神。讵解散国会，蹂躏民权，叛逆罪恶，已不容诛。举国隐忍，犹观后效。乃专制未已，进而帝制，帝制未遂，进而卖国。中日交涉，为帝制预备，土地利权，割丧至钜。近招警告之干涉，更为秘密之拍卖。帝制承认之日，即我四万万民族绝命之时。夷主人为奴隶，沦同胞于水火。叛国曰逆，卖国曰盗，人非枭獍，何忍自噬其类。矧侄孙皇帝，波印侯王，只供他人灭国之傀儡。国既不存，帝于何有？大总统自谓神圣心肝，应在腹中，伏杀清夜暂回天良，靖遏昏俗，不远祗悔，免稽天诛。特进忠告，幸盼容纳。刘公叩。”
南岳峻电北京政事堂呈大总统钧鉴：“国之不竞，病在用人行政，若罪共和，何以解于前清？若改君主，何以异于复辟？若谓筹安会为学理研究，不能干涉，设有以改造政.府为议者，且将何以对待？舍政治而易国体，故有墨乱。私大位而失人心，何利秦皇。况卧榻有客，不宜再受口实，狡邻首鼠，当犹忆夫辛亥。诸侯争权，总统孤立，失信义于天下，增扰乱于危亡，即使君主果优于民主，亦非目前所可变革。矧言者之各有心乎？请诛杨度诸人，以为妖言乱邦者戒。南岳峻上。”
南岳峻，号右嵩，陕西省兴平县流演村人，一八八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清末举人。
他在广西任过知县。当时蔡锷曾在他管辖区内练过新兵。南岳峻深受蔡锷的民主进步思想影响，不愿为清政.府出力，于是弃官到日本留学。
袁世凯筹谋称帝时，南岳峻又弃学回国到上海，不久回西安，隐居华山，以书法自娱。袁世凯被推翻后，他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省监察厅厅长、第一届陕西省议会议长。之后，曾担任榆林道尹。时值杜斌巫任榆林中学校长，南与杜过从甚密。他在任内曾帮助杨.虎城解决粮调困难，受到杨将军的推崇。
名学者方梦超电北京大总统钧鉴：“杨度、梁士诒、孙毓筠等，设筹安会，诪张为幻，捣乱国本，以元首为孤注，陷国家于危亡，舆情隐忍，险象环生，中央威信，一落千丈。今更不俟国会成立，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不伦不类，欺我平民，稍有良心，无不发指。我大总统莅政以来，迭戡大难，宣誓天地，力主共和，口血未干，神人共鉴。杨度等鄙夫希旨，寖成事实，我公英武明察，乃竟曲予优容，致令今日共和国庆纪念停止庆贺典礼，英灵欲泣，举国痛心。后虽日百其令，令百其辞，南响北应，让再让三，宁可解于操莽之故实。国家新造，民志未宁，西弱于俄，东辱于日，有街宗邦，愤亦逞矣。犹复纵容奸宄，自召覆亡，请立斩杨度、梁士诒、孙毓筠首，悬之国门，以谢天下。梦超天良不泯，改以上声，国庆日方。梦超谨叩。”
南洋华侨欧纪华等电北京大总统钧鉴：“今日变更国体，实与公现居地位不相容。若不始终负维持共和之责，而使帝政复治于公之身，是失信义于天下，莫此为甚！况以总统而践帝位，无论国民若何请愿，参政院若何通过，各军民长官若何赞成，揆诸事实，实有未当，盖请愿人为筹安会所召集，筹安会要人为公所亲信，参政员及各军民长官为公所任命，以势力左右其间，而可名民意，则当日王莽之劝进，与拿破仑之民选人数且什百倍于今日，何以终无救于当时之乱，后世之讥。若谓创大业者不避小嫌，信如此说，来日大难，效尤者众，往代陈迹，可为殷鉴！况列强警告相追而来，口舌无效，势必继以武力，冕旒未加，翻为罪首，言之可惧。今曲突徒薪，事犹可及，吾公明达，尚三思之！南洋华侨。欧纪华梁惠民、林.雄、陈侨、李图南等叩。”
共和维持会致袁世凯电北京大总统钧鉴：“友邦警告正严，郑使忽又被刺，商业停顿，人心益恐，证以内外情势，国体决难变更，若再狃性逆时，势必丧身亡国。生灵万象，系公一人，何忍贪一己之私荣，弃国人之生命。专电哀求，引颈待命。上海共和维持会黄.毅、朱海珊等公叩”
美国波士顿中华公所电上海中国报界公会，转各省将军、巡按使、国民会鉴：“请反对君主，实行民主，复自治，公选举，开省会。中华公所全体华侨。”
泗水华侨致北.京.当.局电北京大总统、政事堂、参政院、肃政史公鉴：“接读九月六日大总统对于立法院之申令，殊深钦佩，但杨度等倡立筹安会，变更国体，欺罔元首，紊乱《约法》实为召乱速亡之祸。请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严办杨度等，解散筹安会，以弭大患，而维国本。泗水筹办爱国捐事务所、泗水商务总会。”
留日学生华侨通电上海各报馆转各省将军、巡按使鉴：“袁氏无端，图谋帝制，惹起日、英、俄警告，开外人干涉内政之创例。吾国独立资格，从兹丧尽。应固不国，拒尤召祸。逞一人之野心，陷国家于无可转旋之地。袁氏能发而不能收，千钧一发转危为安，惟吾国民履行主权者资格，迫袁负咎退位，以副总统代行国事。从速组织正式完全民意机关，确定国基，消弭外侮，吾国不可避之革命，亦借兹消释。一举数善，惟吾父老兄弟图之。留日学生华侨同叩。”
良药苦口，这些金玉之言，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如何能听得进去？历史事变总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有人抬轿子才能有人坐轿子，袁世凯的悲剧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不仅仅属于杨度、梁士诒、孙毓筠等。道理很简单，袁世凯想当皇帝就能当上皇帝吗？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后来的人们，常常能用这面镜子照上一照。
第186章 成功出走
倒退和复辟不得人心，总要有人站出来，用实际行动捍卫共和。一个重要的人物要登场了，这个人就是蔡锷。
在筹安会成立前，杨度几乎天天都到棉花胡同去访问蔡锷，力劝蔡能成为筹安会发起人中的一个。蔡锷一再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但一谈到参加筹安会，总是力图回避，想尽办法推脱，杨度也不好过分勉强。
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跑去杨度那儿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让任公（梁启超的别号）参加？”
思路客
杨度于是请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游说梁。
这时梁启超正写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汤、蹇两人看了这篇文章，吓得脸都变了色。
梁启超托他们带封信给杨，信中写有： “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也给袁世凯带信，其中言道：“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之新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
就是这一天，梁启超的高足蔡锷由北京专程到天津来访梁，师生二人促膝密谈，决定要以行动反对帝制。
蔡锷慨然说：“眼看着不久便有盈千累万的人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要是安然登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力量虽然有限，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下不可。”
蔡锷在北京，一直被袁世凯监视，他怎可随便离京赴津呢？原来他这趟赴天津是杨度促请他，杨请蔡以师生之谊去劝梁不要反对帝制，杨一直被蒙骗，认为蔡不反对帝制。
蔡由津返京后，把梁谈话的经过编了一套，结论是梁反对帝制的意思很坚决，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注意，扮演起“诈降”角色。
因为老师梁启超公开反对帝制，他的处境很难。为了减轻袁党对他的疑心，在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第一个提笔签名，以示拥护帝制。
还不止此，为了使袁党认为他已是花天酒地之人，每天都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不久便和云吉班的小凤仙打得火热。
由于蔡每天都往云吉班，使得蔡的夫人很不开心，两人曾为此争吵得很厉害。
小凤仙原名朱筱凤，后改名为张凤云、张洗非，满族旗人，祖籍河南，一八九九年出生于浙江杭州。
她的父亲姓朱，是一个没落的满族八旗武官，后被解职，光绪年间全家流寓湖南湘潭，后到杭州。
小凤仙出生不久生父便去世，因母亲是偏房，备受大母虐待，不得已乃和生母离开朱家单过。不久母亲病逝，一位姓张的奶妈收留抚养她，所以就改姓张，名凤云。
武昌起义爆发时，张奶妈正带着她在浙江巡抚曾蕴家帮佣。随后杭州革命党人炮轰浙江巡抚衙门，张奶妈就带着她逃亡上海。因衣食无着，便让她跟着一位姓胡的艺人学戏，到南京卖唱为生，取了艺名“小凤仙”。
国民党人在南京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北洋军阀冯国璋、张勋等部攻打南京，战火延及近两月。小凤仙跟着胡老板逃回上海。这年小凤仙已是十三岁，成一亭亭玉立的美人。
不久，胡老板又将她卖到上海曾出版过庸俗小说《鲁男子》的风流文人曾孟朴家当奴婢，后来曾孟朴又把她带到北平，“转让”给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里的陕西巷云吉班卖唱。小凤仙自幼聪颖，识文断字，会拉二胡，会弹琵琶，会唱京剧，会写歌词，很快便以“色艺俱佳”脱颖而出。
蔡锷住在西城的棉花胡同，常常化装成商人模样，串八大胡同，找妓女寻欢作乐。
这一天，蔡锷来到了小凤仙所在八大胡同陕西巷里的云吉班。蔡锷心内烦闷，随便出来走走，并不是成心嫖妓。又因打扮成了普通商人的样子，并不像是特别有钱的大少，妓院老鸨就把他带到小凤仙这里。
小凤仙一见来客就断定他不似一般寻常的狎客，真诚以待。
蔡锷遇到小凤仙后，则顿感此女虽沦落风尘，然而出语不俗，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而一见倾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越来越亲密，简直是形影不离，蔡锷甚至为了小凤仙与发妻闹翻。
杨度眼看这位当年在云南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今与八大胡同的一个二流妓女打得火热，不免深感叹惜。
天天醇酒妇人，壮志似乎已经消磨殆尽，时常昼夜不分。不只是耽搁了公务，连棉花胡同家里的老太太也疏于早晚问安，结发妻子更是久受冷落。
杨度把这种情形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听到蔡宅闹得鸡飞狗跳、乱七八糟，不屑地说：“我道蔡锷是个干练之才，可参与国家大事，谁知道治家都还不妥贴！”大大松懈了对蔡锷的戒心。
这一切都是演戏，蔡鄂在醇酒美人的幕后，正不动声色地布置军事讨袁，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
戴戡与蔡锷志同道合，深得蔡锷的信任。
戴戡（1880—1917），贵州贵定县人。一九零四年赴日留学，被贵州学界誉为神童。在日本获梁启超赏识，归国后得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请，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经理，其间结识蔡锷成为知己。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被蔡锷安排在贵州经办盐务，辛亥革命后进入贵州政界。一九一三年任贵州巡抚使，一九一五年解职入京任民国参政院参政。
袁世凯称帝后，戴戡遂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密谋“倒袁”。护国运动中任云、贵两省核心联络人，云南起义后策动贵州桴鼓相应。
护国战争中任滇黔联军右翼军总司令，被蔡锷盛誉“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杇。”的护国将军。
一九一七年因反对张勋复辟，与川军刘存厚激战寡不敌众，战场阵亡，年仅三十八岁。
戴戡和王伯群同到北京，随后便成为蔡和云南将领间的秘密联系人。
蔡锷派王伯群携密函前往昆明。王伯群动身前曾和戴戡、陈启铭等穿着大礼服共摄一影，且题：“不成功即成仁”字句。
蔡锷的反袁安排中，邀戴戡到天津和北京是重要的一幕。
蔡、戴和梁启超共商讨袁计划，拟定于袁称帝时，云南首先宣布独立。贵州则俟一月后响应，广西则俟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南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武昌，底定中原。
同时并派彭新民赴桂，毕厚赴粤，赵恒惕、陈复初赴湘。前面说到过，赵恒惕因参与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命令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拿解至北京六军部监禁，民国三年十二月，蔡鄂在北京联合陈宦将其保释。
蔡锷这时自己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假意和老师梁启超各行其是；其二是大隐花丛，与小凤仙打得火热。然而暗中他却积极部署倒袁的军事，除了戴戡成为他和云贵两省的中间连络人而外，他同时和流亡东京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
袁世凯虽被蔡锷的假象所迷惑，但却仍不十分放心。
民国四年十月十四日的清早，北京棉花胡同的蔡宅门口，突然人声嘈杂。
蔡鄂这时刚刚起床，门口一个操天津口音的刘排长，推门闯入，厉声喊叫：“检查！”
蔡家的看门人挡不住这些如狼似虎的兵士，大声嚷着说：“这里是蔡将军的公馆，你们检查谁呀？”
刘排长气势甚盛，一掌把看门的推在地上，呼喝说： “管你什么菜将军饭将军，我们是奉上头命令。兄弟们，快搜！”
于是这伙人一拥而入，在每个房间倾箱倒箧，结果除了破书若干卷而外，连衣服都没有两套，至于可疑的文件甚至所谓的违禁品自然也没有了。这些凶猛的鹰犬一无所获，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而去。
联想到去天津那一趟，袁世凯的密探对他层层监视，蔡锷由此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决定抓紧行动。
他经过一番苦思苦想，想出了一条脱身之计，只是需要小凤仙的协助。
在相处很长时间里，小凤仙都不知蔡锷的真实身份。有一天，蔡锷在云吉班兴之所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小凤仙——“自古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
这副对联吻合小凤仙的身份和性格，也流露出蔡锷的心情和感情。他将小凤仙比作侠女，内心里已经把她定型，框定了她与自己不仅仅于儿女情长，而是和革命大业有着密切关系。
据说当时蔡锷在这副对联的上方题写了一句“凤仙女史灿正”，但下面没有署名。
小凤仙有所不满，对他说：“你我虽贵贱悬殊，但又何必隐姓埋名？”
蔡锷犹豫了一下，写上了“松坡”二字，松坡是他的字。小凤仙此刻方知，眼前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蔡锷将军。
第187章 唐继尧
这一天，蔡锷对小凤仙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和境况，言道：“决计不顾生死，非要逃脱羁系不可。”
小凤仙处变不惊，马上决定与蔡锷生死相依。当场，竟把自己的舌头咬破，血滴在蔡锷送她的对联之上，以示对蔡锷的忠诚。此举后成为佳话，被誉为“咬舌示忠”。
于是，蔡锷与小凤仙越发如胶似漆。还托梁士诒购前清某侍郎废宅一所，大兴土木，到处扬言为小凤仙建造华屋。
思路客
蔡锷的这些活动更加惹恼了原配夫人刘侠贞，闹得更加厉害。引得蔡锷恼羞成怒，先是把不少家具砸得稀烂，接着对刘侠贞拳**加，棉花胡同里蔡宅的“战事”升级。人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蔡宅的“战争”却搞得满城风雨，朝野震动。
袁世凯看不下去了，派王揖唐和朱启钤两人前去调停、劝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王揖唐和朱启钤费尽口舌无济于事。
回去和袁世凯汇报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民间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劝赌不劝嫖。”
袁世凯听了后，惋惜地摇摇头，但最终大大松懈了对蔡锷的戒心。
蔡锷扬言要把小凤仙接回家来，刘侠贞更加大吵大闹，蔡锷嚷嚷着要休掉这个泼妇。蔡老太太一开始就站在儿媳一边，经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数落儿子的不是。
老夫人最后伤心地说严冬将届，北方天气大冷，老年人实在吃不消，倘若媳妇要回老家，她老人家也要一齐南归。
就这样，蔡老太太和刘侠贞先后离京南下，这样，蔡锷的母亲和原配夫人就离开了是非之地。
过了许久，等蔡锷也离开虎口，世人才恍然大悟，这是他们母子、夫妻，还有小凤仙使出的一条苦肉计。
蔡锷和小凤仙在一起，虽然是做戏给袁党看，但二人还是动了真情，从而演绎成一曲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被后人艺术加工成一部电影“知音”，成千古绝唱。
当然，这为后话。
回过头再说，蔡锷见到那些来搜查其宅的人，一看便知是袁的特务机关——军警执法处派来的，知道不可理喻。
待他们搜查无着而去后，立即打电话找执法处处长雷震春。
接电话的人回答：“处长尚未起床。”
蔡锷真气极了，留话对方，请雷起床后复一个电话，然后便闷坐家中，等待雷的电话。
傍晚时候，雷震春才有电话来。
蔡锷把早晨军人无理搜宅的经过说给了他，雷震春连声说：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太胡闹了，一定是误会，请原谅！”
雷震春后来向蔡鄂解释这场误会引起的原因如下：
蔡的住宅原来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由何的亲戚姓福的代为管理。何仲璟和袁世凯是亲家，袁的第四儿媳是何仲璟的侄女，慈禧死时袁避祸天津，即住何家。
搜宅的刘排长原是何家的旧仆。
宣统三年何仲璟在天津欠下外国商人一笔巨款，闹得几乎要破产，何仲璟的姨太太派这个后来的刘排长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寄存这所住宅。
事隔多年，何死了，何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何家的这个旧仆从军，从士兵干到了排长，这笔财产的来龙去脉，只有他知道得最清楚，也一直记在心里。因赌钱输得精光，想起了这档子事，于是带兵到西城棉花胡同的这宅院大事搜查。
他不知福家早已搬家，现在住的是蔡将军，因此发生了这一幕。
这种解释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何仲璟既然是袁的亲家，而且何的兄弟何颐臣仍然活着，就是给这个刘排长一百个豹子胆，恐怕也不敢来发这样的财。
雷震春所说的刘排长，后来如何结果，不得而知，但有人做了替罪羊。十月十七日一“罪犯”被绑赴西郊土地庙执行枪决，其罪名是闯入蔡公馆，其姓名却是吴宝鋆。
这件事发生后，对蔡锷说来是大好事，因为在蔡宅什么东西也搜不到，使袁世凯对蔡放松了监视。
蔡锷从北京的逃脱极具戏剧性，一方面由于他自己对这一幕没有正式的记述，另一方面正史没有相关记载，于是而被民间传言成多种版本，现例举如下：
其一、蔡有一天在私邸宴客，故意扬言要纳小凤仙为妾，蔡夫人亦在座，酒酣，夫人盛怒诟谇，揪蔡，两人欧斗及于户外，遂共议离婚。
夫人索取衣饰和财物，搬往天津居住。蔡则独居北京，更形放荡，大家都误认蔡是绔绔子弟。
又过了几天，蔡将军与友人至长安酒楼，飞笺召小凤仙，酒酣，蔡大呼腹痛，遂入厕所“尿遁”。
客人以为蔡醉酒返家，至天明，监视蔡的人发现蔡未归家，又不在小凤仙处，才知蔡已搭夜车去天津了。
其二、一位姓哈同僚为父母祝寿，蔡锷往祝贺，参加省战，战至通宵。
天亮七时始结束，蔡大败。于是蔡由哈宅侧门出，直入新华宫。
袁党所派的监视人员在哈宅彻夜未眠，见蔡锷拖着踉跄的步子入宫，完全失去戒心，熬了一夜困极睡在了传达处。
蔡锷在办公室稍作停留，暗窥监视人皆已入睡，遂自政事堂出西宛门。乔装人力车夫，径奔火车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混迹三等车厢中，安然逃抵天津。
其三：蔡从十月下旬起，就经常称病假不去办公，不久借着一个和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了东车站。
梁启超早已派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着，蔡上车前，曹福把一张车票偷偷地塞在蔡手中，两人在车上装作互不认识。
还有一个版本要玄乎得多。说蔡锷可不是普通人，是天上的武曲星下界，是上天派来的专门惩治袁世凯这个祸乱人间“西山十戾”中的蛤蟆。
话说蔡锷送走了老夫人和夫人后，想了好多办法都没能成功。这一天坐在案前苦思苦想良策，不知不觉中睡着，醒来时人已在天津梁启超宅中。这个版本倒是圆了一些说法，比如，为什么他自己对这一幕没有正式的记述？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到的天津。为什么护国之战结束后他不久便离世，是完成了任务回天庭复命。这个版本也有问题，天庭不是一直是玉皇大帝统领，一直是封建专制吗？没听说天庭搞君主立宪或共和，怎么会派神仙维护人间的共和呢？
比较接近事实和靠谱的说法是这样的：蔡有两位夫人，刘氏和潘氏。刘氏侠贞是武冈人，蔡才八岁刘就来蔡家作童养媳。民国元年蔡三十一岁任云南都督，十月月间纳潘氏为侧室。
蔡由云南内调北京，即偕潘氏同行，一年后才迎太夫人和刘氏到北京。
潘氏夫人于民国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阴历五月初五日）在北京生下长男昆，因为是端午出世，所以号叫端生。
棉花胡同蔡宅被搜前，蔡的太夫人因住北京不耐寒冷，蔡乃令张介寿护送南归王板桥。蔡宅被搜后乃令刘氏夫人携子南归侍母。
十一月间蔡锷亦借病为名入住天津的共和医院。洪宪帝制正在密锣紧鼓时，蔡还在天津日本共和医院诊病。月底袁特派人到天津来探视蔡的病况，同时加紧派遣特务监视蔡。蔡为了化除袁的疑忌，于是在袁下令称帝的当天，返北京销假。
蔡锷这次返京，扰乱袁党的耳目，也极大程度的迷惑了袁世凯。
十二月一日蔡偕小凤仙漫游，然后溜到北京的东车站，悄悄地上了三等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到了天津。
蔡走后，监视蔡的人赶忙报告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雷立刻报告了袁。袁乃派蒋方震到天津的共和医院来探视蔡，希望蔡早日回北京。蔡把医生的诊断书交给蒋带回，以证明病况。
蔡这次到天津是决心由天津出走，不打算返北京了，所以抵津后即派何鹏翔陪蔡的如夫人潘氏离天津到香港，然后到梁启超寓告别。
临行蔡锷悲壮地言道：“此次维护国体，大任落在老师和我身上，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成仁，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
蔡锷在给他好友丁怀瑾（石生）的信中亦有云：“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所谓既要仁慈，又要痛快也。”
蔡锷于十二月二日晚易和服变姓名，搭乘日本商轮山东丸赴日。
动身前留书给袁请假，说是赴日就医，抵横滨后还致书袁报告东渡就医情形。
与此同时预先写好了几张明信片交给张孝准，叫张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处就寄一张明信片给袁世凯，以表示蔡锷正在日本各地漫游。
当这些明信片一部分到袁世凯的手上，还有一部分尚在途中，蔡锷已经从日本过香港、安南循滇越铁路到云南了。
第188章 熔岩涌动
蔡锷事前未经袁世凯批准而擅自到日本就医，当然使袁大为震怒。可是袁这时正兴高彩烈地要当大皇帝，所以顾不上蔡锷的事，也没把事情想得有多严重。
他一面派龚心湛代理蔡锷的经界局督办，派张元济代理参政院参政，同时在蔡锷的呈文上批“准假”，希望他早日痊愈，早日返京复任。
袁世凯在实现对国家的控制时，云南始终是袁系势力范围的一个薄弱环节。他认为蔡锷有才气、有胆识，在南方得人心，召蔡锷入京无疑是调虎离山。
蔡锷离滇前，袁世凯要蔡推荐云南都督的继任人选。为了安抚和笼络蔡鄂，也为了安云南民心，他接受蔡锷的推荐，把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为云南都督。
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这显然是其的一个重大失策。尤其是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了蔡锷身上，而忽略了另一个人，就是唐继尧。
唐继尧（1883年8月14日-1927年5月23日 ），又名荣昌，字蓂赓。出生于云南会泽一个家境虽不富裕、但重视子女教育的地主家庭。
父唐学曾是庠生，叔唐学敏为丁酉科举人。 唐继尧六岁入私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唐继尧十五岁的时候，应童子试，中秀才。 其旧学很有基础，为人器宇恢弘，倜傥有大志。
光绪三十年（1904年）唐继尧到昆明，考取官费留日生，得以留学日本。 就读东京振武学校，初拟学工科，后改军事，和赵恒惕、孔庚、阎锡山等人同期。
次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了中国同盟会，唐继尧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 并参与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的组织工作。 同时又秘密组织了陆军团、武学社。
十一月，因日本政府公布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并纷纷准备回国。唐继尧不同意学生们进行抗议活动，反而号召他们安心学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唐继尧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振武学校毕业，到金泽的日军第九师团炮兵联队见习，一年期满后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
宣统元年（1909年）唐继尧毕业后返国，遍游东北，凭吊日俄战场，又至北京，在保定观秋操。
唐继尧返云南任督练公所提调、云南讲武堂教官之后加入新军，在新军任职，从事革命活动。
宣统三年（1911年），唐继尧任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继尧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雷飚是第三营管带。
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派雷飚、彭新民护送前云贵总督李经羲离滇。派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出四川，迫四川总督赵尔丰独立。派罗佩金、庾恩旸率一军赴滇南，派李根源率一军赴滇西。这时候贵州也起义，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吁请蔡锷派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
唐继尧率滇军占领贵阳，即被推为贵州都督。
民国二年秋，唐继尧继蔡锷出任云南都督。 十一月唐继尧正式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
在当年底唐继尧继蔡锷督滇前后，恰逢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武力荡平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抹掉“临时”二字成为正式大总统之时，袁世凯的军队就此推进到了南方各省，仅余的云、贵、桂、粤诸省。
袁世凯以爵位金钱拉拢了粤督龙济光，对广西构成了牵制，又以陈宧督川，有进一步收拾云贵之势。
民国三年二月，袁世凯下令停办地方自治，并以民政长官进一步分削军事都督之权。唐继尧以军事长官的都督，只能勉强推荐并接受袁世凯任命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掌理民政。
民国三年秋任可澄在应蔡锷邀即将赴京时，唐继尧就秘密让他转告蔡锷：“袁氏自平宁、赣后（指二次革命），予智自雄，蹂躏国会，蔑弃约法，停止自治，扑灭民党。窥其举动，将不安居于总统，必有盗国之日。蔡公在京，宁能伈伈俔俔，屈伏其下，将来为袁所忌，必遭危险。不如脱身南来，共图大事”。
袁世凯显露出称帝的野心之后，唐继尧在云南暗地准备反袁。民国四年二月，唐继尧分别向粤、湘、桂、川等六省将军及巡按使发出密电，明确表示反对“二十一条” ，建议西南各省“秣马厉兵，有备无患”。
“内则调整本省人事”，暗中庇护并启用曾经在江西参加二次革命的被袁世凯敌视的叶荃、黄毓成、赵复祥等人；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闲居在家的罗佩金、顾品珍等复出；用“在外散处之刘云峰、李雁宾、吕志伊、李曰垓、李宗黄等”。
“外则与各方同志密通声息，派人邀约，如蔡锷、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熊克武、韩凤楼、但懋辛、王伯群诸公，亦皆久相默契，次第来滇。凡起义前后之军事、政治、饷械、宣抚、游说、联络等，皆赖内外同人分任合作，乃收云龙凤虎集贤成事之效”。
整军方面，当时云南省陆军只有两师，一旦有事不足应付。故除将现有部队加以整顿训练外，自行编警卫两团，以唐继禹、赵世铭分任团长。并借补充之名，招募退伍及新征之兵，以待编组。复选赋闲军官及测量班学员，命于讲武堂补习，以备任使。并以治安为名，密令各县整饬地方团队，以等待时机。
唐继尧就任云南都督后的整军经武，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当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各省的国民党人除了赴国外的，都纷纷入滇，唐继尧一一予以收容，妥为安置。
当时滇省只有两师陆军，第一师长李鸿祥，第二师长谢汝翼。因二人有拒唐回滇的行动，所以唐回滇不久即以汪度接长第一师，顾品珍接长第二师，不久又以张子贞为第一师长，刘祖武为第二师长。一方面加紧训练，同时暗中扩充军队。
有了军队，就要补充械弹。唐返滇不久，曾密向德国定购二百余万军械，不幸因欧战发生，只有一部分启运来华，又被袁世凯侦知截扣。
民国四年春夏间，袁克定筹办模范团，唐继尧即以在滇办模范团为名，向北京参谋次长唐在礼骗取若干械弹。
当年九月初以准备秋操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兵工厂长赵伸赴日本购买军火，赶速于十二月中旬运到云南。
又派吕志伊赴南洋各埠慰问华侨：筹募饷款。
袁称帝密锣紧鼓，唐继尧认为必须明了各方真相，乃派刘云峰等赴浙江；吴擎天等赴两广；李植生等赴四川；杨秀灵等赴湖南；李雁宾等回贵州。
九月十一日唐继尧在昆明召集了军界的中坚分子在混成团本部会商，当时大家都认为袁称帝阴谋已显，决定采取三项措施应变：（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作战；（三）严守秘密。
小书亭
十月七日帝制活动愈益见诸行动，十九省赞成帝制的伪电陆续到了云南，唐继尧再度召集军界人士会议，当时又拟定了四个原则和步骤：（一）起义讨袁的时间最好在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三）海外华侨或国民党接济饷糈时；（西）如上三项均未实现，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愿孤注一掷，宣告独立。
自从云南有不稳的消息后，袁党对云南甚为关注，唐继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所以伪装顺从；暗中置备饷械，命邓泰中和杨蓁两支队向四川边境移动。
这时，李烈钧到了香港，李烈钧和蔡锷、唐继尧素有往还，唐继尧听到李烈钧已到了香港，乃派其弟唐继禹到香港款洽。
又闻蔡锷已离天津东渡，乃派邓泰中到香港迎候。在东京的国民党人士也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黄毓成家中，孙中山的代表丁怀瑾也潜抵昆明。
在北京，袁世凯的特务机关很注意云南情况，曾有密电到昆明，敦嘱唐继尧拿办“党首” 吕志伊、丁怀瑾、李根源等。
十二月中旬李烈钧入滇，十八日北京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有电致唐继尧，电云：
“急。滇唐将军，华密。奉大元帅训令：据探报，有乱党要人入滇，煽动情形颇显等语。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镇慑消灭，倘有乱党赴滇，或猝生扰乱，准唐继尧以全权便宜处置，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事后报明，无庸先行请示。所有侦剿人员，均准破格请奖，要在保全地方治安，勿使生灵涂炭，予有厚望焉。等语转达。处。巧。印。”
十九日统率办事处再电唐继禹，电云：
“……蔡锷、戴戡偕同乱党入滇谋乱，应请严密查防……”
第189章 圣战揭幕
袁党正在密切追踪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从日本经由香.港、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
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夜间不开车，夜车要在此停车投宿过夜。
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世凯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曾接到袁党的的密令，命其密切注意蔡锷的踪迹，一经发现，即行除之。
张一鲲发现蔡锷后，曾安排人下手暗杀。但因沿铁路的警察早已接到唐继尧的命令，严密保护蔡锷，致使张一鲲没能得手。
蔡锷是十二月十九日安抵昆明的，他来的正是时候。虽然云南的反袁情绪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涌动。虽然唐继尧也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
因而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情绪更加激昂。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个世界，很多时候还是要呼唤登高一呼的英雄的。
蔡锷、唐继尧见面后，即商量起倒袁大计。唐继尧虽然起事的决心很大，但顾虑还是很多的。这也一点不奇怪，因为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世凯的北洋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蔡锷来自京城、途径天津、日本、香.港等，一路所获信息量极大，对总体的局势和外间大势已了然于胸。
蔡锷给唐继尧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袁世凯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大多数将领们都排斥为局外人，如段祺瑞、冯国璋等。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
蔡锷的这一分析似乎立时得到验证，因为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继尧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
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来的，是请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讲得是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之事，讲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前边说过了，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就是说北洋军系主要将领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情。原来很长时间了，冯在南京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
胡嗣瑗（1869年—1949年），字晴初，别字琴初，又字愔仲，别号自玉，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精通史学，擅长诗词、书法。点翰林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又曾充当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僚。
辛亥革命前后任江苏金陵道尹、江苏将军府咨议厅长。民国初年因慕其名气被直隶都督冯国璋聘为督军公署秘书长，继而随冯国璋赴南京，仍任督军公署秘书长，深受冯国璋信任。
胡嗣瑗反对袁称帝，只是他主张的是清帝复辟，梁启超的电报交给他即发出。虽不是冯国璋所为，但由此一来倒是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所谓，歪打正着。
十二月二十一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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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
唐继尧首先请蔡锷讲话，蔡锷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极力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
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二十二日晚上十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
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
楼内气氛肃穆，大家举拳宣誓，其誓词为：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发出了两份电报，限袁世凯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
这两份电报全文如下：
唐、任电云：“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
“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
“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
蔡、戴电云：“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在一片颂扬声中的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虽然吃惊不小，但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回事。在他看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出动北洋军即一举讨平，如今一个小小的云南，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平定。
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不想大动干戈，而是请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
第190章 历史佳话
云南英国领事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怀瑾劝告唐继尧、蔡锷。
怎知丁怀瑾听了后脸色骤变，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
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很没有面子。他不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其本人对袁世凯称帝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便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在通过英国外交人员暗中进行说服的同时，也命政事堂给了云南一个复电。
电文中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显然袁世凯对唐继尧还心存幻想，也有挑拨蔡锷和唐继尧的关系之意。
袁世凯一生都是玩弄别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真所谓是打了一辈子的猎，却让大雁琢伤了眼。
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袁。
起义的准备需要时间，在正式宣布起义之前，蔡锷和唐继尧一方面不想和袁世凯撕破脸，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尽最大可能获得各省的理解。因而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这些复电如下：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
“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
“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黎元洪）、段（段祺瑞）、徐（徐世昌）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全体赞成，俾袁氏少全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全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
“特不知国体解决后，我国民尚有死所否耳。要之，袁氏一意倒行，国亡已决，尧等今日亦是死中求活，微幸万一。且借以风示外人，使知吾国人心未死，冀少戢其野心。至成败利钝，非所敢知，是在我全体国民之自决而已。我公洞明大局，于国家存亡之故，计之已熟。袁氏难共忧患，亦所深知。贤如芝泉，甘为鹰犬如赵智庵、王治馨结果如斯，可为殷鉴。我公宁忍自绝生机，张其凶焰，惟乞始终为国不尽百一。翘盼明示。继尧叩。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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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复徐州张勋电：“（前略）宥电敬悉，危言高谊，感佩同深。此次袁氏罔民误国，对内对外，威信全坠。听其所为，则种奴国亡，必无幸理。故各省主张反对，大致略同，都非得已。滇黔穷僻，尧等材复弩下，以抗袁氏，明知卵石不敌，区区之意，特为诸公负驽前驱。亦恃人心不死，当能鼓桴相应耳。
“夫在我辈推翻专制，改建共和，本为安定国家，可告无罪于清室。若乃食言背誓，帝制自为，微论外侮内阋，无以为国。即我辈对于清室，已忉忖无可自解。我公眷怀故君，久而弥誓，纯忠大节，海内昭然。今袁氏置国家于至危，复陷我辈于不义。下走所由偾兴，度亦从者所深恶也。且袁氏何常之有，黎、段诸公宣力效忠，可谓甚至，而拘囚窘辱，尚未知命在何时，鸟尽弓藏，古今同慨！时至今日，公犹不知所自外乎？尊处控制江淮，锁钥南北，更得我公登高一呼，必能使海内景从，中外倾听，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凡此哓哓，要非过计。惟乞亮察，不禁屏营。继尧叩。印。”
唐继尧复武昌王占元等电：“火急（中略）有电敬悉，矢志救国，人同此心。惟中华民国之人，应救中华民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袁氏谋覆民国，在《约法》为叛逆。若云民意，则国民投票，挟诈弄术，纯由造作，是否民意，个中人何必自欺。前勉徇乱命，举行投票，乃通电劝进，并非有意从逆，徒以袁氏多诈，故姑与委蛇，以稔其恶，而速其亡耳！幸勿误会，谓系中变。此心此理各省皆同。帝制问题发生以来，人心皇皇，怨讟蜂起，工商辍业，市四夕惊。京外正人君子，引避逃亡，朝署为空。
“此种情彩，有目共睹，人心瓦解，此岂谣言。而况五国警告，至再至三，干涉之机括已露，搪塞之空言何补。不自敛抑，恐石敬塘，张邦昌之故事，行再见于今日。内审舆情，外察邦交，乱象败征，不寒而栗。继尧等中夜彷徨，以为逆谋不戢，必不免于危亡。是用联合各省，仗义执言，问罪独夫，改造政.府,各省军民长官，皆国家之栋梁，非袁门之鹰犬，现已往返筹商，各发戒备，云从景合，指顾可期。而公热忱爱国，洞察时局，较顺逆之迹，计胜败之情，幸即早决大疑，同申义愤，据左右轻重之形势，树南北继起之风声。使袁氏慑威早遁，大局易于收拾，则再造民国，谁与比烈。
“若或坐昧全局，眷念私情，不顾众叛亲离，甘为权驱术使，微论众矢所集，已有曲直老壮之分，即能久于相持，亦徒重生灵涂炭之祸，贻强邻渔人之利而已。况袁氏不仁，以赵智庵、段芝泉、冯华甫之服勤效忠，今竟何如者？好以赤心奉袁，恐两公他日不免东门黄犬之叹会。为国为己，两公幸熟权之！唐继尧叩。”
十二月二十五日，唐继尧、蔡锷等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
通电全文如下：“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
“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
‘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迁延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车乐。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有。印。”
与此同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各界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独立的意义。
会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中华民国万岁。”
二十七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告独立。这也就标志着云南起义，拥护共和的伟大圣战正式揭幕。
第191章 护国军扩军筹饷
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关于军政.府都督的人选，蔡锷和唐继尧二公相互推让，由于蔡锷的坚持，最终推举唐继尧为军政.府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指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张子贞为参谋厅长、庾恩肠为军政厅长、陈廷策为民政厅长、丁光冠为司法厅长、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
军政.府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资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世凯忿怒到了极点。他应该是清楚云南地理环境，对云南用兵不一定如平定二次革命那样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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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知道，必需使用雷霆手段，尽快解决云南问题。他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称帝有多少民意支持，一旦各地效仿和响应云南，弄不好局面可能失去控制。
于是，袁世凯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还一厢情愿地下令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云南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民国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凯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世凯对蔡锷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以政事堂名义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结果，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
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而蔡锷为官多年，虽然名满天下，却没什么资产。蔡锷的家人老夫人和妻子等早有准备，不知躲到了何处。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
蔡鄂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怀柔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做蔡锷的工作。
为此，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李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奉诏于民国五年年一月十六日抵京谒袁。
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荐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
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约法的态度如何？
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
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熊希龄难道忘了，光绪年间曾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宪政专家的身份。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们有时亦称熊内阁为凤凰内阁。于是，他这次入京，被戏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
然而这位凤凰有自己的打算，二月八日，他假口南下疏通，便一去不返。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握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而现今的云南和当时的国民党，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然，云南也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山地多，城镇大多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是北洋军无法相比的。
唐继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全面分析了整个战略形势，言道：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取长沙，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
“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引起争论，其一为：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
但是，这样相当于另立中.央，蔡锷和唐继尧都认为不妥。既不能包办讨袁，也不能让世人认为己方是争权夺位，“当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保留地方建制，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
其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这样就更加出师有名。
其三、护国军云南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
唐继尧的理由很充分，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他的长官，他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云南都督。
可是蔡锷力推唐继尧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
两位贤者的谦让，令人感动，成为民国历史上的佳话。
第192章 贵州护国起义
军事会议的最后，蔡锷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
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声下。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
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继尧和蔡锷是并坐主席位子。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唐继尧被推举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成为云南的护国军最高长官。但是，唐继尧为了尊礼蔡锷，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并肩。
这一幕同样令人感动。什么是教养？何为人品？这里应该能让人悟出些什么。
会议决定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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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一）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二）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三）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但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
现将云南护国都督府和护国将佐名单列表如下：
职别 姓名 别号 籍贯 党籍 备注
军都督 唐继尧 蓂赓 云南会泽 同盟会
左参赞转任统兵官 戴戡 循若 贵州 进步党
右参赞 任可澄 志清 贵州 进步党
政务厅厅长 陈廷策 稚苏 贵州 进步党
财政厅厅长 籍忠寅 亮侪 山东 进步党
参谋厅厅长 张子贞 青圃 云南 国民党
军务厅厅长 庚恩旸 泽圃 云南墨江 国民党
秘书厅厅长 由龙云 夔举 云南姚安 国民党
第一军总司令 蔡锷 松坡 湖南邵陽 国民党
总参谋长 罗佩金 蓉轩 云南澂江 同盟会
第一梯团 长 刘云峰 晓岚 山东 国民党
第一支队长 邓泰中 和卿 云南 同盟会
第二支队长 杨蓁 映波 云南 国民党
第二梯团 长 赵又新 凤喈 云南顺宁 国民党
第三支队长 董鸿勋 干丞 云南 国民党
第四支队长 何海清 镜寰 湖南 无党 籍
第三梯团 长 顾品珍 小斋 云南昆明 国民党
第五支队长 禄国藩 介卿 云南 同盟会
第六支队长 朱.德 玉阶 四川 原国民党 后共产党
第四梯团 长 戴戡 循若 贵州 进步党 后改为右翼总司令
第七支队长 熊其勋 克臣 贵州 无党 籍
第八支队长 王文华 电轮 贵州 国民党
第二军总司令 李烈钧 协和 江西武宁 同盟会
第一梯团 长 张开儒 藻林 云南文山 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 钱开甲 鼎三 云南 未详
第二支队长 盛荣超 湖南 未详
第二梯团 长 方声涛 韵松 福建 同盟会
第三支队长 黄永社 未详 同盟会
第四支队长 马为麟 子祥 山西 未详
第三梯团 长 何国钧 干臣 云南宜良 同盟会
第五支队长 林开武 未详
第六支队长 王锡吉 未详
兼第三军总司令 唐继尧 蓂赓 云南会泽 同盟会
第一梯团 长 赵钟奇 毓衡 云南凤仪 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 华封歌 咏三 云南呈贡 未详
第二支队长 李植生 云南 同盟会
第二梯团 长 韩凤楼 五峰 河南 未详
第三支队长 吴传声 歲鸾 贵州 未详
第四支队长 彭文治 公武 云南 未详
第三梯团 长 黄毓成 斐章 云南 同盟会 后改挺进军司令
第五支队长 杨杰 耿光 云南大理 国民党 后改纵队司令
第六支队长 叶成林 云南 未详 后改纵队司令
第四梯团 长 刘祖武 继之 云南文山 同盟会
第七支队长 杨体震 云南 未详
第八支队长 李友勋 麟书 四川 国民党
第五梯团 长 庚恩旸 泽圃 云南墨江 同盟会
第九支队长 唐继虞 夔赓 云南会泽 国民党
第十支队长 赵世铭 鼎臣 云南 未详
第六梯团 长 叶荃 湘石 云南 同盟会
第十一支队长 马骢 伯安 云南 未详
第十二支队长 邓埙 小池 云南 无党籍
挺进军总司令 黄毓成 斐章 云南 同盟会
第一纵队司令 杨杰 耿光 云南大理 国民党
第二纵队司令 叶成林 云南 未详
（说明：一梯团 约合一旅，一支队约合一团）
在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历史应记下这些人的名字。
在当时，国人还是很注重地域和乡土观念的。从以上人员的籍贯和党派看，护国军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其中有一人，即第一军第六支队长朱.德，一点不错，这便是世人熟知、大名鼎鼎的朱老总。朱.德有一篇纪念其母亲的文章，曾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他在那里提到了，他家的一笔外债，在他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只是，这个时候，他还是个支队长，也就是团长。
洪宪帝制以前，袁世凯就一直视云南为异己，对云南的军队实行的是削减的政策。对云南的军费，则是一压再压。到了民国三年的云南军费已降至三十二万余元，民国四年更减到了二十四万余元，又减少了四分之一。
由于军费减少，自然不能多编部队。因此，云南当时现役兵只有两师，一个混成旅，一队宪兵和十余个独立步兵连，一个独立步兵营，九十三个警卫队。
在举义讨袁的出师计划中，第一军要编三个梯团出四川，第二军编两个梯团出广西入广东，第三军编一个梯团及先遣一纵队出贵州会师湖南。
有一支队扎武定，远图成都，另编挺进一军由贵州直趋辰、沅、常德，伺机进兵武汉、荆、襄。这样一来，云南的精锐现役部队大部分都已抽空。无论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人员补充。
唐继尧随即委任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义勇四千余人。派马文促为游击统领，黄文忠为游击队统带，并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增编新军二十团（原有八团），警卫团四团（原有二团），骑兵、炮兵各一团。
新编各团团长是：
禄国藩为第九团长、朱.德为十团长、盛荣超为十一团长、杨体震为十二团长、李修家兼十三团长、黄永社为十四团长、李植生为十五团长、刘法坤兼十六团长、马为麟为十七团长、马骢为十八团长、缪嘉寿为十九团长、马轸为二十团长、马梁为二十一团长、邓埙为二十二团长、林桂清为二十三团长、徐振海为二十四团长、方声涛兼二十五团长、钱开甲为二十六团长、段廷佐为二十七团长、周宗濂为二十八团长、陈维庚为警卫第二团长、叶荃兼领警卫第四团长、廖鼎高为骑兵团长、李朝阳为炮团长。
各团先后成立，日夜勤加训练，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较起义前的兵力增多了二倍。
军队扩充了，紧接着是饷械问题，云南本是靠协饷的省份，现在军费既要自己负担，又要扩充军队，因此筹饷购械成大难题。
经军政.府反复商定，筹饷办法如下：
（一）向各机关提借存款，计铁路局十五万元，水利局十四万元，垦殖局二万余元，电报局一万元，造币厂五万元，制革厂三万元，织绒厂十五万元，商号借款五万余元，救国储金五千余元，借用河口商款十二万余元。共计七十二万余元。
（二）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所有款项移助军费，每个月约三万余元。
（三）举义前中央由盐款月拨协款十二万五千元，举义后商准稽核分所尽数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银一百六十七万余元。以九个月计，每月合十八万余元。
（四）设立筹饷局劝导各县殷实绅民，捐资济饷。规定额数，大县一万五千元以上，中县万元以上，小县五千元以上，计全省大县十三县，合十九万五千元。中县二十四县，合二十四万元。小县五十九县，合二十九万五千元。共计全省额定七十三万。
综计收获实数二十九万六千余元。
又由省会劝捐，共收获银四万零二百余元。未收银三万一千余元。又各厘局行政委员分治员，亦劝捐报缴，共收获银一万五千余元。以上总共收获三十五万一千余元。
（五）派古道、赵伸、吕志伊、龚振鹏、寸如东、郿煜煌、张南生等，前往南洋一带及香.港、越南、缅甸各处劝募华侨捐助军饷。
各地华侨先后汇到香.港富记共收获银十万六千余元，上海共收获银一万元，军需局共收获银一万二千余元。三处共收获实数一十二万八千余元。
（六）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分发第一军携入四川一百万元，第二军八万元，第三军第一梯团二万元，挺进军十万元。其余八十万元，均作本省军饷。
（七）颁布护国公债条例，发行护国公债一千万元。后因故停止发行。
第193章 鏖战綦江
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同时向法国买了一万四千枝步枪。
为了筹饷，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位起义领袖曾经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
“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
“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
“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
“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民国五年一月二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
戴戡和王伯群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也都是护国军的重要核心人物。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 ，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他积极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也因护国运动而声名远播。一九二零年，追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一九二四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
一九二八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推荐王伯群兼任交通大学（即现今的西安、上海、北京、西南、新竹等五所交通大学的前身）校长职务，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
这一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为学校题写校训，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大学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 一九四四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六十岁。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排斥。
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便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这时，受云南影响。贵州一般情绪已经趋向讨袁了。
王伯群的兄弟王文华担任黔军的团长，他和另一位团长熊其勋都敦促刘显世参加护国军。贵州由于平素兵额很少，所以团长就是实力人物。
王文华（1888-1921），字电轮，号果严，为王伯群之胞弟。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兴义市景家屯村，毕业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零六年与窦简之等赴贵阳，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后转入贵阳优级师范选科，精研史地。
这是个对贵州护国起义做出特殊贡献之人。
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后，王文华积极响应。面对贵州当局的犹豫不决，王文华与兄王伯群多方奔走，陈述护国大义。
王文华利用手中掌握的模范营，将黔军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的重大意义，与会的军官情绪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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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吴传声发出誓言：“这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时机，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
通过一番发动，军队上下，人人激奋，个个准备杀贼立功。王文华又联络驻黔东、黔南的二、三团同心协力，一致反对帝制。
在贵州军民迫切的要求讨袁时，袁世凯所派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情绪，民国五年一月七日，他电请袁世凯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
袁世凯不理解龙建章的苦衷，对其来电特别反感。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一月十四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
袁世凯此时为了拉拢刘显世，提拔其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
两面不讨好的龙建章，于一月十六日化装逃走。
王文华和刘显世有亲属关系，也深得刘显世的信任。
这一天，他苦口婆心的做刘显世的工作。指出：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相容，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袁者，便是国贼走狗。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还在犹豫，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坚定地说：“您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
刘显世当然不会这样做，但他内心不能不为王文华的一片赤诚所震撼。
不过，王文华的话却也提醒了他。贵州是个穷省，起事也需要银钱，于是马上电请袁世凯迅速接济军饷以稳定军心。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刘显世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虽然大多都反感于袁世凯称帝，但对武力讨袁，多数人还是持否定态度。会议形成了主战与反战的两派，会议开始后，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反战派郭重光说道:“袁世凯练兵几十年，兵多将广，他把全国都统一了，我们区区贵州与之相抗，无异以卵击石。决不能轻举妄动，招来灭门之祸。事楚事齐,皆非良策,只有自保才是上策。”
王文华听罢,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击呵斥道：“袁世凯毁弃约法,背叛民国，妄自称帝，实属国人皆曰可杀、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今日所议者，惟有发兵讨贼耳，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
此言一出，会议厅顿时沉寂，反战派面面相觑，不敢再有异议。最后，会议决定，即日宣布出兵讨袁。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汇来军饷三十万元到帐，刘显世等得就是这个。
贵州随即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会议上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
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檄文：“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民心的真正意向。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地调遣。
当袁世凯看到贵州护国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
第194章 叙、泸之战
关于贵州举义情况，作为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丈夫的何应钦，在他曾撰写的《滇黔首义五十周年》一文中叙及。从而提供了另一视角，现摘抄如下：
“当民国二年十二月之际，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王伯群先生任贵州代表赴京，知袁氏将谋帝制，遂滞留京津，侦其内幕，尽得其情。帝制议起，伯群与蔡锷密谋起义讨袁，锷虑黔作壁上观。
“伯群曰：‘贵州意向，余弟王文华能左右之。且所部皆劲旅，可一战也。余兄弟早知民国必危于袁氏，磨厉以须者久矣。’
“锷曰：‘今始知君昆季非常人也。黔能共举，滇势不孤，尚何犹豫。吾当冒险入滇。’
“因此书请伯群先赴云南，密谋部署。民国四年十月，伯群间道至昆明，会国父命吕志伊、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诸先进相继入滇。吕志伊先至滇垣，适巡按使署接北京陆军统率办事处电令，拘之警察厅，吕函邓泰中、杨蓁求救，邓、杨至警厅引吕出，谒唐继尧，告以来意，唐命泰中款之于其家。
“伯群与李、吕等密划，并以蔡锷函交唐，唐曰：‘俟松坡至，则有此举也’
“十二月十八日，锷由海防至滇。翌日，蔡锷、王伯群、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熊克武、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杨蓁、龚振鹏、戢翼翘、戴戡、李雁宾等集于唐继尧寓中，议定，先电袁氏，促其取消帝制，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国人，限廿四小时答复。复于是月二十一日共同宣誓。任可澄为黔人，时官云南巡按使。上电由唐继尧与可澄具名，唐尚冠以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衔，任犹冠其云南巡按使衔也。
“方王伯群之至滇也，即密饬其弟王文华秣马厉兵，与滇省同时举义。文华请于贵州都督刘显世，即设模范营，更番调各级干部，施以政治训练，告以护国大义，勖其僇力讨贼。众皆感奋。及接云南所订起义日期电，文华请于显世，与滇同日宣布讨袁。
“显世左右以保境为言，阴泥其事，文华词而辟之，曰：‘吾与民国，誓共死生，事在必行。今日头可断，志不可夺，请都督以第一团告变，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倘天相中华，事而有成，其功尽归都督也。’军皆左袒，显世听之。
“职是迟至翌年一月廿七日始宣布独立，推显世为都督，戴戡为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援川，王文华为东路军总司令，率兵向湘进发。袁世凯乃伪令免刘显世都督职。以唐尔锟督理贵州军务，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冀其自相内讧，坐收渔之利，然民心所向，离间无成，惟徒费心计而已。
“初，文华接乃兄伯群先生密函，预于云南未宣布独立之前，集中兵力于黔东镇远、铜仁一带，准备作战。时袁世凯已令马继贞率近畿第六师，益以卢金山之第十八混成旅步马兵三万，号十万众，进逼辰州，将循沅江西上犯黔东。一月廿五日晨，晃州袁军来犯，击溃之。二月二日，文华击退由晃州来犯之袁军一混成团，激战三小时，遂克晃州。
“有告第二团长彭文治将携二者，文华曰：“其部众皆深明讨袁之义，决不为动，二何能为？”遣卢焘匹马往代之，文治宵遁。大义不张，盖模范营实施政治训练之功效也。袁军退据距晃三十里之吴公关，恃险抗拒。经一昼夜之激战，卒克之。而黎古支队吴团长传声亦于沪平矿山等处与袁军遇，殊死应战，兵皆以一当十，夺勇直前，袁军溃退，乘胜追之，势若破竹，进克黔阳，占领洪江，约期会攻沅州。
“十三日，文华督军攻沅州，黎古支队自右夹击，袁军焚民屋多栋而退，溃不成军，吴团长传声亦因剧战阵亡。十六日，袁军被击退于麻阳，纷向凤凰厅遁走。黔军虏获枪枝及军用品无算。文华复饬游击统带王华裔与湘步兵统带周则范会克靖县，占领武岗。自晃州开战以来，迭克险要，破袁军三混成团，歼卢金山全旅，马继贞屡蹶不振，愧而自杀。湘西底定，已无袁之势力矣。
“是役也，黔人之攻湘，不亚于滇军之攻川。而促成袁之羞愤死者，实川湘两役有以致之也。滇黔本唇齿相依，在明清同辖一总督，且同一语系，亲若兄弟，故能团结一致，克竟护国之功，而考其始末，黔人之参与其事者，王伯群先生实主动人之一也。”
贵州的成功起义，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湖南和四川两省感受威胁。
二月八日，袁政.府下令查办刘显世，派黔军的团长唐尔锟继任贵州护军使，这个命令正和云南情形一样，不过是废纸一张。
贵州出征的黔军编为护国第一军右翼军，列入护国第一军战斗序列。蔡锷、唐继尧、刘显世即委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
护国第一军右翼军由北路、东路两支部队组成。
北路军由入黔滇军和黔军第五、六团编组为一个梯团，二千余人，由熊其勋任梯团长。北出松坎，攻綦江，威逼重庆，以配合川南护国军第一军中路军主力进攻。
东路军由黔军第一、二、三团组成，三千余人，由原黔军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为司令，东出铜仁、镇远攻湘西，阻挡袁军由湖南进攻贵州和云南。
二月四日，戴戡率北路军出发，八日进入松坎，在沙湾驿站衙署设立司令部。
为了对付云、贵两省向川、湘出兵，袁世凯于护国战争爆发之初就命川军第一师周骏部刘虎臣、阎相文、张鹏午等团进驻綦江一带。
一九一六年三月初，又将入川的北洋军齐燮元旅、李炳之旅等部调往綦江，阻击黔军入川。由此，綦江战场成为护国战争川境内，仅次于泸纳和叙府的第三个主要战场。
二月十一日，戴戡命所属各部队从松坎分东、中、西三路向集结在川黔边上的北洋军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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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由第六团代理团长胡忠相率领，由松坎出发向青羊寺的北洋军攻击。西路由卢汉臣任支队长，从松坎出发，攻东溪。中路由梯团长熊其勋率领，从酒店垭、崇溪河向九盘子攻击前进。
二月十四日拂晓，熊其勋率领中路军向九盘子发起进攻。
九盘子是川黔边界上的一座大山，川黔古道穿越其间，山上的九盘关地势十分险要，是贵州入川必经门户，兵家必争之地。
护国军赶到九盘子时，北洋军早在九盘关上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凭险扼守，恰好此时气温骤降，天空中下起了冻雨，为护国军的进攻增加了难度。
但在困难面前，护国健儿并不退缩，他们在前敌指挥李雁宾的带领下，有的战士打着赤脚，踩着冰渣而上，有的战士从岩石上攀藤附葛而上，迎着敌人的猛烈火网，向九盘子冲锋前进，战斗十分激烈。
在步兵节节仰攻时，炮兵紧密配合，无数炮弹准确落入敌军阵地爆炸，顿时敌军阵地硝烟弥漫，工事里燃烧起熊熊大火，风助火势顺着敌军工事燃烧，敌军阵地一片混乱。护国军乘势发起猛烈进攻，终于攻入九盘关。
经过一小时白刃格斗，守敌溃逃，护国军占领九盘关，撕开了进入川境的通道。
中路首战告捷，东、西两路乘势勇猛，连战皆捷，青羊寺、东溪相继被攻克，并乘胜下赶水，过分水岭、柑子坪。
十五日，三路护国军一齐攻击前进，午前攻占马口垭，前锋迅速进抵距綦江县城仅十余里的桥坝河。
护国军兵临城下，綦江城震动，城内守敌极为恐慌，派出大量部队阻击护国军。
在进攻桥坝河时，由于河谷平坦，北洋军早已在对岸凿有战壕，地形对护国军极为不利，加之时降大雨。经四昼夜血战，虽八战八捷，但守敌增援增多，凭借战壕顽强抵抗，綦江县城一时难以被攻下。
二月十七日，护国第三军参谋长殷承瓛率华封歌支队抵达松坎，稍事休整后即加入进攻綦江的战斗。
此时，蔡锷正指挥护国军与北洋军军在纳溪、棉花坡一带激战。为了防止重庆袁军西援泸州，蔡锷电令戴戡北路黔军速下綦江，并西攻江津，截击增援泸州之敌。
这时北洋军千余人已先自江津向龙台寺防守，黔军第六团一个排开往龙台寺，另一个排开往高庙子，敌我两军遂在綦江、江津之间的龙台寺一带展开激战。黔军两个排一进入阵地均陷入重围，往高庙的一排全军覆没，仅一中士逃回。
面对军情突变，护国右翼军司令部立即调集重兵，组织反击。二十三日，熊其勋指挥护国军向敌人发动猛攻，经激战，于次日占领龙台寺、狮子山。当日，北洋军由江津调步兵一团并携机关枪两挺、炮六尊，经三角塘进攻龙台寺、高庙，意在夺回东溪，抄袭护国军的后路。
护国军及时看穿敌人的企图，熊其勋即命两个营，从四面围攻北军，激战一昼夜，敌败逃，护国军追至三角塘。随后，护国军与北军在綦江、江津之间及其以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三月十六日，蔡锷致电护国军右翼军司令部：“近日敌军纷纷向重庆进发，恐其泸州取守势，綦江取攻势，我军既是单弱，应竭力将范围缩小，以免将来腹背受敌。”
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蔡锷的指示，戴戡决定右翼军军事上由主动进攻改为积极防御，并逐步退回松坎，以防御和牵制北军。
护国第一军右翼北路军在綦江战场与十倍于己的北洋军鏖战一个多月，虽然由于战线长、兵力严重不足，未能突破北军的綦江防线，但经过浴血奋战，给北洋军以沉重的打击，也有效地牵制了北洋军，对护国军叙府、泸纳之役给予了有力的支援。
第195章 师直为壮
在戴戡率北路军出征的同时，由黔军第一、二、三团组成的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军，也在司令王文华的率领下东进湘西，于一九一六年二月初进入湘黔边界。
此时，袁世凯任命的北洋第六师师长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率领第六师、第八师一旅、河南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奉天范国璋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二混成旅骑兵队及炮兵队等部约三万人，号称“十万大军”，此时已气势汹汹进入湘西各县，意图经贵州进攻云南。
虽然北洋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兵种齐备，但东路军并未被北军的气势所吓倒。
王文华将三个团的兵力分成三路，一路为吴传声团攻黔阳、洪江，一路为毛文华团攻晃州（今湖南省新晃县）、沅州（今湖南省芷江县），一路为彭文治团攻麻阳。
战斗打响后，各路护国军以湘西多山和官兵长于山地作战的优势，利用游击战术，以少胜多，连胜十多仗，有效杀伤北洋军。
经过半个多月的英勇作战，东路军陆续攻占晃州、黔阳、沅州、麻阳、靖县、通道、绥宁等县城，歼敌三个混成团，毙伤、击溃敌军约万人。兵强马壮的北洋军被装备简陋的护国军打得一败涂地，第一路司令马继增羞愧自杀。
为了稳住军心，袁世凯随即命令马继增下属第十旅旅长周文炳继任第一路司令，拼凑了四个混成旅驰赴湘西。又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招募退伍兵二千余人，充实到湘西前线，向护国军反扑。
护国军前仆后继，坚守阵地，英勇反击。至四月初，整个湘西除常德、桃源、辰溪等少数县外，其余二十一县或被护国军攻克，或宣布护国讨袁。湘西北洋军陷于反袁各县的包围之中，进退维谷。
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军在湘西英勇杀敌，彻底粉碎了袁世凯经湘黔攻滇的企图，鼓舞和推动了西南和全国的倒袁护国运动。
对于护国第一军右翼北路军、东路军的战绩，蔡锷当时曾有高度评价：“黔军此次分出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朽。”
护国军主力第一军按初定出师计划，其左翼第一梯团所部两支队于民国四底年出发，第二年的一月十六日已行抵滇川接壤的新阳地区，该处及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地，已有袁军川军防守。
十七日护国军进至燕子坡，袁军凭山列阵。护国军一支队仰攻，二支队绕道许堰突击袁军后路，袁军不支弃山逃遁，护国军乘此胜追击，势如破竹，黄坡耳、凤来场直至捧印村俱被占领。到十八日已完全占领横江。
十九日第一支队踞金沙江右岸，以大炮牵制敌军，第二支队经罗东渡江，由山后发起突击。支队长杨蓁率敢死士冲锋猛进，二十日晨，袁军弃柏村溪退踞叙州。
护国军进至柏树溪后，袁军叙府守军望风哗溃。
二十一日，护国军兵不血刃，进驻叙府，叙府各界代表欢迎护国军入城。叙府即成为护国军进入四川后夺取的第一个重要县城。
袁世凯闻耗大震，下令五祥祯为川南镇守使，责令带罪立功。
四川将军陈宦调兵分四路反攻叙州：一路五祥祯率所部由自流井进攻叙北；一路为冯玉祥所部由泸州方面进攻叙东；一路为朱登五统汉军（巡防军）由犍为进攻叙西；一路由泸州方面分兵一股绕高珙迸扰叙南。
叙州位于四川盆地南缘，长江上游，金沙江、岷江下游，川滇两省结合部。地形南北长、东西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部为大小凉山余脉，南部为云贵高原北坡，东北属盆中方山丘陵区，也属战略要地。
一月二十九日，护国军一支队二营长马鑫培所部，与来自自流井大股袁军战于宗场附近之斗牛岩，支队长邓泰中亦于次日率援队驰至，激战两昼夜，袁军顽强抵抗。在两军相持不下之时，三十一日，二支队长杨蓁率兵一排多助战，护国军士气大振，冒死冲杀，袁军不敌向自流井溃走。
护国军夺获大炮二尊，杀伤敌兵四百余人，生擒者数十人，阵地弹壳堆积寸余；护国军乘胜追击。
同日，二支队营长田钟穀亦与来自沪州冯玉祥所部大股袁军战于白沙场，袁军据龙头山，用炮数尊并机关枪十数挺集中扫射，护国军第四连连长杨盛民战殁，第三连长凌邦亦受重伤，其余官兵伤亡亦众，但仍死力抵御。
支队长杨蓁率队由宗场赶到，命工兵营向正面及左翼展开攻击。
半夜一支队一营亦至，向袁军左翼合力围攻，鏖战三昼夜之久，毙袁军营长一人，连长三人，兵数百人；袁军旅长冯玉祥亦负重创，向南溪溃退。
护国军猛力追击，袁军投河溺毙甚多，夺获大量枪炮子弹，俘获百余人。
袁军朱登五所部汉军，分由屏山、牯舌片、凉水井犯叙，俱为护国军所阻。由屏山分兵一部犯柏树溪，同样被护国军击退。
二月四日晨，袁军又集川军二个营、北洋军六个连回攻宗场。四日薄暮，护国军冒雨冲击袁军，袁军抵挡不住而奔窜，死百余人，伤者众多，夺取大炮二尊，机关枪一挺，弹药 四十余驮，驼炮骡五匹。
六日晚，袁军一团，陈宦亲军两营，由犍为方面据牛喜场进窥叙州城。护国军一小部依险相持，以大部包敌列阵。护国军出其不意四面环击，袁军惊溃。追杀三十余里，夺获大炮二尊、大量枪弹。
此战役前后剧战七八昼夜，护国军仅一梯团，共有兵五营。三路袁军计二旅数营，护国军以士气勇敢，卒摧大敌。
另一路袁军见三路既败，亦只好绕道退回泸州，陈宦四路攻叙的计划以大败告终。
护国一军中路于民国五年一月十四日由昆明出发，前部第三支队长董鸿勋率队于一月二十六日抵毕节。
云南宣布独立后，陈宧对护国军北上十分恐慌，即命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一旅从泸州赶赴永宁，并派兵扼守古蔺雪山关，企图防堵滇军入川。
前边说过了，刘存厚曾是蔡锷的部属，也曾和唐继尧在陆军第十九镇卅七协七十四标共事。当时卅七协协统是蔡锷。七十四标标统是罗佩金，唐继尧是第一营管带，刘存厚是第二营管带。因此，刘存厚早就与蔡锷有了联系，决心反袁起义。当中路军前锋董鸿勋部抵达毕节时，刘存厚即派员前来联系。
随后，董鸿勋部在刘存厚所部的配合下由毕节一路北进。于一月二十八日占领赤水河，接着连克雪山关、磨泥站、营盘山、高土坡等处，三十一日进抵永宁，二月一日，进入纳溪县城（今泸州市纳溪区）。纳溪县城位于长江南岸，北距长江对岸之泸州约二十公里，是进入泸州的必经之地。
董鸿勋部抵纳溪后，刘存厚遂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起义。并将所属刘宝、陈礼门两个团改称为护国军，自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
随后，刘存厚与董鸿勋协商会攻泸州事宜，决定赶在敌人大部分增援军未到泸州之前，董鸿勋支队与刘存厚师的陈礼门团协同北攻，尽快攻下泸州。
五日，护国军向袁军发起勇猛的攻势，经与敌激战一天，于六日晨占领泸州对岸的蓝田坝、月亮岩等地。随后，董鸿勋将蓝田坝、月亮岩交由陈礼门团防守，并与陈礼门商议分两路会攻泸州。一路由陈礼门团自蓝田坝、月亮岩助攻，一路由董本人自率其支队两个营由长江下游泰安场渡过长江，攻击泸州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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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北濒沱水，南面长江，东据两江会合之口，西有龙透关的险隘，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素有“铁打泸州”之称。而此地又为滇、黔入川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此时泸州的敌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护国军方面显然还不知之不多。
本来，在天津密会上，蔡锷和梁启超等人考虑到敌强我弱实际情况，为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曾商定待护国军潜运到四川边境后再宣布云南独立，然后迅速给川南敌人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占领叙府、泸州等要地。
但由于梁启超于十二月二十日急电蔡锷，通报了袁世凯将派周自齐赴日洽谈条件，以换取日本承认帝制和江苏将军冯国璋“盼滇速起”，且将“立应”的紧急情况，并建议云南提前起义。
蔡锷等人因而在参战部队尚未集结、有关准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提前宣布了独立。以致云南宣布独立半月后，蔡锷才率领护国军主力自昆明出发。这就给了袁世凯调兵入川，使其主力先行抵达泸州的机会。
第196章 陆荣廷
护国军前锋抵达泸州对岸的蓝田坝一带时，张敬尧带领的北洋军吴佩孚旅和川军李炳之旅已先一步进入泸州。这样，加上泸州原有的川军熊祥生旅，袁军在泸总兵力达三个旅，一万五千人之多，且其装备优良，战斗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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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蔡锷所率领的中路主军仅三千多人，加上刘存厚师川军约一千五百人，川边义勇军约九百人，总数仅为五千多人。而这五千多人中，战斗力较强的只有滇军的三千人。很明显，敌我双方兵力悬殊。
于是，二月八日，会攻泸州战斗一打响，护国军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袁军依仗优势兵力和早有准备，不仅有效地阻击了董鸿勋支队的侧面进攻，而且于二月九日晚派兵乘夜偷渡长江，突袭月亮岩。
刚反水的陈礼门团因军纪涣散，遇袭不敌仓惶溃退。月亮岩、蓝田坝遂相继失守，团长陈礼门羞愧自戕。
董鸿勋支队孤悬江北，后无援军，随时有被敌围歼之虞。只好于二月十一日，原路撤回纳溪。这样，护国军初次会攻泸州的计划功败垂成。
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于二月五日进入永宁后，十分关注攻泸战况，却一直未得战报。后接刘存厚来电方知守泸援军已到。
蔡锷分析，敌援军到后，“则彼我兵力，相差悬殊。而助攻之川军，恐未必能如我军之勇劲，殊大可虞”。
随即命随行的炮连、警卫连及机枪排兼程行进，驰援董鸿勋部，并令后续部队何海清支队和朱德支队迅速来永宁集结待命。尽管如此，但终未挽回攻泸败局。
十二日，袁军见护国军兵力单薄，即调兵遣将，渡江进攻纳溪，将董鸿勋、刘存厚两部包围在纳溪安福街一隅，妄图将护国军一举歼灭。董、刘两部一面奋力抵抗，一面急电蔡锷派主力增援。
护国军首攻泸州不遂，蔡锷正筹划调集兵力，再攻泸州。接到纳溪救援电后，急命刘云峰抽调精锐李文汉营由叙府顺江而下支援纳溪。同时，又命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率何海清支队、禄国藩支队，总参谋长罗佩金及第三梯团长顾品珍率朱德支队紧急增援纳溪。一场保卫纳溪的战斗就此打响。
十三日晚，李文汉营、何海清支队、禄国藩支队相继赶到纳溪，冲破敌人包围，解救董、刘两部。十七日，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朱.德奉命率队由永宁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也赶到了纳溪东面的棉花坡战场(今纳溪区棉花坡镇)，加入纳溪保卫战。
二十二日下午，蔡锷抱病率第一军司令部抵纳溪，设司令部于安福街，亲自指挥战斗。此后，护国军中路军主力与数倍于己的袁军在泸州南岸的纳溪及其周边的棉花坡、菱角塘、蓝田坝、双河场等地展开拉锯式恶战，“川南全部化为战场”。
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曾参加此役的第三支队长的朱德后来深有体会地回忆道：“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
激战一直进行到三月初，但由于袁军源源不断增加，而护国军既无援军可用，又乏饷械、弹药补充，部队也连续作战，极度疲劳。为保存实力，蔡锷不得不接受罗佩金、刘存厚等人的建议，于三月四日命令各支队撤出纳溪及其周边地区，向永宁方向徐徐引退。
撤退时秩序井然，袁军慑于滇军威风竟不敢发一追兵。
袁军冯玉祥旅首先进入纳溪。冯玉祥本想把他的部队撤到陕西去，可是还没有行动，正赶上护国军退出纳溪，他就乘机攻入。这样一来，冯玉祥便立了大功。
三月七日，袁世凯因此而破格封冯玉祥为三等男爵，策令中称赞冯是：“忠勇奋发，极堪嘉奖。”
同日，张敬尧得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都晋级陆军中将，熊祥生部团长刘湘也得到勋五位和陆军少将。
这个时期可算是护国军最黯淡的一个时期，在袁军攻占纳溪的同时，护国军右翼军退出了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袁军周文炳师于三月十三日攻占麻阳。
大皇帝袁世凯这时收到的尽是捷报，最使他兴奋的，是川军统领杨起元从宁远来电。
杨起元电称：二月十三日他率部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鲊，已由江驿过江进抵芝麻口。
袁世凯发表命令盛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授他勋五位。
此为洪宪称帝后，这位袁皇帝最得意时期，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回光反照。
袁军捷报频传，袁皇帝连日来情绪都处于亢奋之中。
为了鼓励前方士气，袁政.府采办了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品、绍兴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时钟、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贴、相片、磁器等运往前线，分别慰劳将士。
对立功将领给以一等至五等荣光宝星勋章，得到勋章的人按勋章等别，每年可以分别领到年俸三千元、二千元、一千元、五百元、二百五十元。
同时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以充战费。
护国军退出纳溪后，袁军并没有勇气进行追击。而护国军只经过了十天的整顿，就于三月十七日卷土重来。
仅在几天之内，护国军便势如破竹地收复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抱头鼠窜地逃回泸州。
张敬尧是袁世凯称帝时的死党，最是替袁世凯卖力气，而蹂躏人民最凶恶的也正是他的第七师。
蔡锷曾写信谴责张敬尧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
蔡锷还有公开通电，描绘袁军的种种暴行：
电一：“……逆军数千据油罗坪，经我军连日痛击，渐次溃散，余均伏匿不出。七号夜半，突有油罗坪多数百姓，纷纷渡河，团首保正亦在其中，据其口述：北军占油罗坪后，于昨午十二时大四掳掠，装运财物二十七船，每船能容百人，经三溪向綦江方面进发。又该逆军大四奸.淫，妇女扑水死者数十人。
“查油罗坪为四川天险，四周壁立，中现平原，周围八九十公里。前经张献忠之乱未遭蹂躏。自前月起，綦江富户大都迁徙入内，计其财物不下数百万。乃逆军形同盗贼，任意掳.掠.奸.淫，应请将其罪状宣布全国等语。查此次我军所到之地，凡其中人民惨遭逆军种种蹂躏者，莫不泣诉军前，研讯所获俘虏，亦供认不讳，且擒逆军各官长，在其身上搜出袁逆伪谕，纵四淫掠，证据确凿，现值军事孔亟，未可逐一揭布，先请将此通电中外，使众周知……逆状如是，人道安在？凡我国民，应当怒发冲冠，速起而诛此獠也。……”
电二：“……逆军在川，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举其所目睹者而言，逆军败后，其散兵壕内，民间被褥、媛女衣袴，狼藉满地。其遗弃尸骸，戒指、手镯辉煌满手。非男非女，怪状难名。每至回攻紧急，或溃退时，纵火毁烧民房几成定例。旬日以来，牛背石、双合场及纳溪附郭各处，焚烧民房殆近千家。有时发见伪示，尚谓滇军纵火，贻害百姓，乞请专款赈恤等语。横暴之极，济以贪骗，人民身亲目睹，衔之刺骨。故逆军所至，迁徙一空。其步哨溃兵，常被人民挺击，舁送本军。……”
和北洋军截然不同，护国军纪律严明。这使得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在川南、川东南和湘西与袁军的作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护国战争爆发后，云南掀起了民众踊跃从军、踊跃输将和踊跃献钱、献粮、献物的热潮。护国军经过的地方，还承担了供应军队给养的任务。
在四川前线，护国军所到之处，当地人民更是“无不箪食以迎”。
蔡锷曾无限感慨的言道：“农民武装起来，攻击敌军运输，他们把粮食和弹药转运给我们。船夫撑船往来给我们送给养，把我们的部队摆渡过河，并且从战场上往上抬送伤兵。……逆军所至，（人民）迁徙一空。其步哨、溃兵常被人民梃击，舁送本军。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人以上，不敢径行乡镇。我军所至，人民舞蹈欢迎，逃匿妇孺，相率还家，市廛贸易骤盛。甚至火线以内，常有人民携榼馈食。各野老村妪，大率彻夜讽经，祝滇军之战胜。故俘虏供词曰：天时地利人和，都为滇军占尽，北军万无全胜之理。”
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在川南、川东南和湘西地区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志，推动各地反袁斗争的开展。
护国军讨袁之战，完全可以证明胜利不是仅凭借兵力、财力和武器。所谓只要正义在我，师直为壮，就会获得最后胜利。
蔡锷的军队，食无隔宿之粮，衣不蔽休，唯赖蔡四处驰电告贷，向地方人民高息借贷，简直是过一天才能考虑下一天。这种战争照现代眼光来看根本就不能打，可是蔡等护国元勋却打得非常出色。
和镇压二次革命相比，同样的北洋军，同样的装备，战力和士气却大不一样。足见袁世凯称帝，搞复辟倒退不得人心。就算北洋军人，内心也未必没有自己的想法、看法；有多少人愿意为袁家王朝出死力呢？
第197章 广西护国独立
从地理位置上看，对于护国讨袁大业，广西的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广西全身心投入袁世凯阵营，护国军的后方就始终处于被威胁的态势。而如果广西能够加入护国行列，和云南、贵州联为一气，情势则完全改变。
因此，做为广西王的陆荣廷的态度，对护国大业的成败关系极大。
陆荣廷（1859年8月13日-1928年11月6日） ，壮族，，字干卿，小名阿发。清咸丰九年（1859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公历8月13日），生于广西武鸣县垒雄村（今南宁市武鸣区宁武乡雄孟村），一个壮家的破旧茅寮里。
陆家世代务农，一贫如洗，以至他出生时连块裹身的破布也没有。其父业秀，靠耕田和打短工度日。
咸丰十年（1860年），其父陆业秀被有的村民诬为与“长毛”（太平军）勾结，引太平军入村，并被殴打至死。同治元年（1862年），陆荣廷之生母欧氏改嫁县城魏家，陆荣廷随养母生活。
同治七年（1868年），陆荣廷只身到县城找母亲，被送入私塾上学。同治八年（1869年） 母欧氏病死，陆荣廷失学后沦为孤儿、乞丐，处境凄惨。
光绪元年（1875年），陆荣廷因在武鸣县城无法容身，流落到南宁，后又随船户朱拉索到龙州立足，在“三友斋”当侍仔。
光绪三年（1877年）陆荣廷结识龙州厅衙役梁亚珠，当上了龙州厅号役。送公文到各地衙门，逐步熟悉衙门礼仪、规矩，增长见识。
光绪五年（1879年），陆荣廷因打死法国传教士的一条狗，被迫逃避到土司坟地，以“不抢中国人”为前提，入伙越境行劫，为逃避官兵追捕流落到龙州水口村。
不久，陆荣廷因不堪忍受一名法国人欺侮及毒打，将此法国人打死，从此被迫上山为匪，专与法兵为敌。
光绪八年（1882年），陆荣廷被驻水口关清军管带程武英招为亲兵。
光绪十年（1884年），陆荣廷应募进清军唐景崧军营，入选锋营（敢死队）参加中法战争。陆荣廷随唐景崧部深入越南境内，在与刘永福黑旗军的协同作战中，因作战英勇被刘永福提升为哨长。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因景字军被清政.府裁撤，陆荣廷率众拿走一部分号衣和枪械，啸聚于中越边境，以杰出的山地丛林游击战术专与法国侵略军为敌。
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那兰之战中，陆荣廷率众痛歼法军多威大卫部队。此战后陆部声威大震。后所部发展到五千多人，成为中国关外重要的游击抗法力量。
法国殖民军对陆荣廷部恨之入骨。
光绪二十年（1894年）陆荣廷部受清朝招抚，编为健字前营。历任管带、督带、分统。因作战勇敢并善带兵，深受两广总督岑春煊赏识，升陆荣廷为荣字军十营统领。而后在岑春煊的一手提拔下，仕途进入快车道。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陆荣廷奉派到日本考察军事，同年十二月回国。在东京期间，陆荣廷与孙中山会面，并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左江镇总兵。宣统三年（1911年）授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副都督；后当上广西都督。
岑春煊对陆荣廷有知遇之恩，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非同寻常。岑春煊从来都是反袁的，他早就劝陆荣廷参加讨袁大业。两广和云、贵一样，都是北洋军势力没有到达的区域。
广东将军龙济光对国民党心狠手辣，袁世凯因此而特别喜欢他，把龙视为最可信任的新袁党成员。
袁世凯任命各省将军时，根据前清督抚驻地，给予各省不同的待遇。龙济光被任命为振武上将军，而对在逊清时同官为广西都督的陆荣廷，却只封为宁武将军。人是喜欢攀比的，对此，陆当然有受冷落之感。
袁世凯发现陆荣廷有离二之心，才又晋授陆为耀武上将军。但在陆被封上将军后，龙济光却被封为一等公爵，不久又因平定惠州有功晋封郡王，而陆则只是一个侯爵。
袁的封爵本是借此笼络各省僚属，想不到由于爵位有高低，虽满足了某些僚属，却也失去了一部分僚属。
陆荣廷被封侯爵时，不许属员向他道贺。加上袁又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会办广西军务。这更使陆对袁离心离德。
在王祖同于民国四年九月到广西上任时，陆荣廷虽没公开表示拒绝，但拒不接待，向袁请假以示敌意。为防留后患，把在北京的儿子陆裕勋召回。
陆裕勋原在北京总统府任武官，请假回广西探视父疾。当他到了汉口，竟不明不白地暴毙，有人说这是袁世凯暗下的毒手。
陆荣廷表面上对此不形于颜色，而袁世凯也装出悼惜的样子，派员照料丧事。旁观者清，暗笑这两人都会演戏。
陆荣廷既不满意袁世凯，对帝制更不赞成，但他不敢轻举妄动。
他很注意北洋系段祺瑞、冯国璋两大将的态度。段祺瑞在北京装病，袁、段不谐已成公开事实。而冯国璋不肯去北京，都对他产生重大影响。
冯国璋曾有一个代表潘博到广西来访，陆荣廷从潘口中得知袁、冯之间裂痕日益扩大，使他反袁的勇气倍增。
陆荣廷随即派了五个代表到南京、上海一带活动。他对梁启超很仰慕，所以他的代表被指定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迎梁启超赴广西。
梁启超和蔡锷在天津分别后，也于十二月十八日由天津潜抵上海，较蔡锷抵滇先一天。云南起义后，梁留在上海用笔倡言反袁，鼓吹讨袁。他于民国五年一月下旬曾有一函长三千余字，给广西将军陆荣廷。
二月十九日，忽然有陈祖虞代表陆荣廷来见梁启超，面称奉陆荣廷之命邀梁去桂。表示一俟梁抵桂后，陆荣廷即举义。
二十二日，又有唐绍慧衔陆命来促梁入桂。
梁启超于是于三月四日搭日轮横滨丸赴香.港，十二日搭船由香.港去海防，再由镇南关入广西。
三月二十六日梁启超辗转抵达南宁，但是，陆荣廷已于三月十五日宣告独立了。
原来，袁世凯对云南用兵时，本有通过滇越铁路运兵攻滇的打算，后遭法国公使拒绝而作罢。
这样一来，袁世凯便寄希望北洋军能借道广西进攻滇东。
陆荣廷得知这个消息，便发动广西士绅团体公开拒绝北洋军入境。袁世凯投鼠忌器，不敢对陆荣廷过分，就反过来劝陆荣廷派兵攻打云南，陆荣廷则以广西军饷械两缺为由加以谢绝。
袁世凯于是又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派陆荣廷的亲家，龙济光的哥龙觐光率军借道广西攻云南。
袁认为龙氏兄弟都是云南人，又是滇南土司，派他攻滇可得人和。龙觐光的儿子龙运干是陆荣廷的女婿，派龙觐光借道广西，陆荣廷不好反对。
果然这个决定，陆荣廷无法拒绝，只好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带士兵。理由是，有了军械不愁沿途招募士兵。
刚好这时龙济光在广东兵力不敷，不能抽调更多兵力交给他的哥哥，所以龙觐光只好带了四千粤军组织起远征军一支。
民国五年一月中旬，龙觐光率军到了南宁，在桂省又招募了四千兵，合共八千人马。
一月三十日，龙由南宁前往武鸣访问装病的陆荣廷，这时候的龙觐光正春风得意。
两个亲家见面时，一个很热情，一个很冷淡。陆荣廷竭力做出一付心灰意冷的模样，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
二月八日，袁世凯委任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不胜恩宠的龙觐光随即派所部团长李文富由百色进攻云南剥隘，又派儿子龙运干潜赴家乡蒙自，招募当地武装。
当龙觐光向云南挺进时，袁世凯电请陆荣廷派兵协助其进攻云南。袁本没抱很大希望，没想到陆荣廷这次竟欣然受命，马上派儿子陆裕光率军前往协助龙军。
袁世凯见陆荣廷态度好转，得寸进尺要求陆荣廷派兵进攻贵州。陆荣廷也不推辞，只要求袁拨发步枪五千支，军饷一百万为开拔条件，袁世凯马上照办。
三月七日，袁世凯委任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军第一师师长陈炳焜署理广西军务。任命中竟无中生有说，这是出自于陆自己地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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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命令发出的同时，惯善于玩二手的袁世凯，又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
袁世凯原以为陆荣廷一定不会接受贵州宣抚使一职，怎知陆却立时通电就任，只是又给袁世凯一个电报，要求再加军饷一百万元。袁生怕陆反悔，马上照办。
陆荣廷在南宁开拔前，曾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在会议上，被袁世凯任命为署理广西军务的陈炳焜发言激烈，袁世凯本想利用他倒陆，怎知他却是反袁的中坚。
他大声指责陆态度暧昧：“事新君（指袁）不忠，背旧主（指岑春煊）不义，忘杀子仇不慈，一个人怎可以不忠不义不慈！”
三月十一日，陆荣廷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
十三日，他效仿蔡锷和唐继尧，先率领广西军将领通电劝袁辞职，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全电云：
“前大总统袁公惠鉴：痛自强行帝制，民怨沸腾，云贵责言，干戈斯起。兵连祸结，徂冬涉春。国命阽危，未知所届。远推祸本，则由我公数年来，殃民秕政，种怨毒于四民。近促杀机，则由我公数月来，盗国阴谋，贻笑侮于万国。
“查《约法》第四十六条，有总统对于国民负责任之规定，失政犯宪，万目具瞻，厉阶之生，责将谁卸？云、贵既扶义以兴，势无返顾，我公犹执迷不悟，何术自金？荣廷奉职岩疆，保安是亟，启超历游各地，蒿目滋惊，因念辛亥之役，前清以三百年之垂统，犹且不忍于生民涂炭，退位让皇。今我公徒以私天下之故，不惜戕亿万人之生命，以蹙国家于亡。以较胜朝，能无颜汗？
“况事终无成，徒见僇笑，名为智者，顾若此乎！荣廷等以数年来共事之情好，不忍我公终以祸国者自祸，谨沥诚奉劝，即日辞职，以谢天下。荣廷等当更任力劝云、贵同日息兵，则公志既可自白，而国难亦可以立纾矣。事机安危，间不容发。务乞以二十四小时赐复，俾决进止，不胜沉痛待命之至！陆荣廷、梁启超、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马济、王祖同。”
第198章 广东也宣布护国独立
三月十五日陆荣廷在柳州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宣布独立。这时梁启超还在越桂途中。
梁启超风尘仆仆赶路时，他的父亲病逝香.港，亲朋都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遂使他蒙在鼓里。他偷过镇南关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旅行，迨他抵达南宁时，广西已经独立十余日了。
广西起义，宣布参加护国军，在护国倒袁的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把广西和云南、贵州连成一片，壮大了护国倒袁的力量。更显示了护国运动不是一省一人所发动，而是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对其他地区影响极大。
毫不夸张地说，广西起义不亚于护国军打胜一场大战役，因为其对护国倒袁的贡献，不止以上已经谈到的两点。
最有意思的是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有教科书式的模式。在独立以前都是先向袁世凯骗饷骗械，达到目的后，即以袁的饷械来倒袁。
有人戏言：“袁一生以行骗纵横天下，临到自己败亡时，却被反对他的人如此戏弄，真是报应不爽。”
在广西独立以前，龙觐光已于三月九日占领剥隘，龙的儿子龙运干也在云南南部发动了地方团队三路出动，进攻个旧、蒙自、临安。
龙觐光父子发动这些攻势时，正值护国军在四川受挫、实行战略撤退。
为保大后方安全，李烈钧率领的护国第二军分别由文山、昆明等地出发，在广南、富宁与袁世凯委任的“云南查办使”龙觐光纠集的粤军展开激烈战斗。
龙觐光自己把总部移驻百色，他的前锋李文富团长已进入了土富州附近。
看起来袁氏这支奇兵颇收战略突袭之效，此时的龙觐光也正踌躇满志。
可是好景不长，噩耗天降。陆荣廷派来支持龙觐光的陆裕光和桂军竟突然发动军变，就在一个阴雨的晚上，不声不响地把龙觐光亲信部队全部缴械，把龙觐光和他的儿子龙运干也都扣押。
龙运干是陆荣廷的女婿，和陆裕光是郎舅，做梦也想不到至亲会突然变脸。
他要求和陆裕光见面，这位大舅子说至亲是私，倒袁护国是公，他不能因私而废公。龙运干于是托人打电报给太太和丈母娘，并且要太太好好恳求一下她的母亲谭氏，请丈母娘去劝老丈人，放他父子一条生路。
不久，南宁有了回电，电文上说：彼此政见和立场虽然不同，可是亲戚仍然是亲戚，一定不会委曲亲家和女婿的。不过想请亲家和女婿发出一则电报给广州的龙济光，请龙济光响应独立，参加护国运动。
龙觐光父子这时已是亲家的阶下囚，对于亲家的要求怎敢不从，于是就在已拟好的电报上签字，劝其兄弟龙济光在广州独立。
而龙运干在云南南部所发动的三路军事行动，也被唐继尧所派驻蒙自的第二师刘祖武部扑灭了。
龙觐光父子被生擒，龙运干的奇兵又在滇南被歼，这些坏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
在北京的袁皇帝听到的则是前半段一连串好消息，三月十二日袁世凯下令，晋升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云南巡按使。可怜这位“云南将军”已是阶下之囚，没有机会让他接受新命了。
他这时正在百色的独立会议讲台下，颤声抖手地念着他亲家派人交给他的广西全省独立的通电。
广西独立后，袁世凯派的广西巡按使王祖同请求陆荣廷准许他离境。陆立即答允，还赠以程仪二万元，派兵护送出境。
陆荣廷对亲家也很优待，把龙觐光父子由百色接来南宁，请他们舒适地住在公馆中，就是不准随便行动。对龙觐光的部下，陆也都宽宏地允许他们自由选择，任去任留。
广西独立后，促成广东独立成了护国军方面最重要的工作。
两广唇齿相依，如果广东与广西背道而驰，对广西是不利的，因而陆荣廷等便以全力争取广东。
他们的做法首先还是攻心为上，陆荣廷、梁启超联名致电广东的龙济光和巡按张.鸣.峻，电云：
“广东龙上将军、张巡按使同鉴：前大总统袁世凯谋逆，神人共愤。自滇、黔首义，湘、蜀奏功，舆情所趋，昭然可见。本都督会同本军总参谋，联名电劝袁氏退位，以谢天下，顽不见答。今已徇军民之请，出师讨贼。粤、桂比邻，谊同唇齿，伏望两公督率所属，载歌同袍，不胜大幸。军机迫切，乞以十二小时内赐复为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陆荣廷、总参谋梁启超。”
广东没有答复，陆荣廷、梁启超随即用两广护国军名义檄告广东军民，檄文云：
“两广护国军总司令、总参谋，为檄告事：前大总统袁世凯蓄谋造逆，自为帝制，殃民辱国，罪恶贯盈。自滇、黔首义，湘、蜀奏功，舆情所迫，昭然可见。本总司令、总参谋，不忍祸结兵连，生民涂炭，乃致电袁氏劝其退位，以谢天下。袁犹不悛，至今负固。本总司令、总参谋义不获已，乃徇桂省军民之请，出师申讨。广东将军龙觐光、巡按张.鸣岐，与本总司令既久属同僚，在本总参谋，且曾为推毂。方冀克明大义，相与同仇，迭经电商共发义旆，不料竟昧天良，甘心从逆。本总司令、总参谋乃不得不暂移北上之师，先服东征之役。
“今已统率劲旅，合围省垣。济光、鸣岐若能悔罪投诚，自当予以更新之路。倘犹执迷拒命，势亦难逃渠首之歼。我全粤父老子弟深明时势，忠义性成，当谅吊伐之苦心，乐扶开济之元气。仰各安堵乐业，勿事张皇，静候大军迅平小丑。全粤大小官吏，仰各照旧奉职，毋得荒弃。全粤将校士卒奉职民国，禄养有年，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正我军人厉节效命之日，仰各辨明顺逆，慎择从违。其驻屯省外各路军队，有保卫地方治安之责，万勿擅离汛地，致酿变端。
“其城厢内外军队，宜激发天良，去逆效顺，万勿抗敌义旅，荼毒生灵。但能卷甲来归，自尔同袍济美。要之安省城，即所以安广东，救广东，即所以救中国。本总司令、总参谋既念为国捍患，在义难辞，复痛同室操戈，虽胜不武，雅不欲穷极兵力，糜烂地方。故暂驻节要冲，传檄申警，猗欤多士，懔兹良言。此檄！”
由于龙济光的部下多为云南士兵，陆荣廷、梁启超联名又另对广东境内的云南军士，发出文告：
“谨檄告广东境内云南将校士卒，诸君非奉民国之职，领民国之饷耶？诸军之原籍云南，非首倡护国军，义声振天下耶？今云南军西定四川，东定湖南，为国立功，所向克捷。无论中国人外国人皆啧啧称叹，谓云南人真个好汉。独粤中数千之云南军士乃为龙济光一人所利用，赌诸君之性命换己身之头衔。
“诸君不知情形，甘为效力，中外人士皆谓诸君为可恶，本总司令、总参谋则谓诸君为可怜。诸君前年之入粤，非助袁世凯也，助民国中央政.府也。何独诸君，即桂军固亦助之矣。今袁世凯背叛民国，自称皇帝，内之则为国人所共弃，外之则为友邦所明拒，调兵无兵，筹饷无饷，死亡之期近在数月。
“诸君与袁氏何亲何故？袁氏于诸君何恩何德？乃至今犹在梦中为之拼死。人谁无死？死为逆鬼，所为何来。本总司令、总参谋所率雄师，已压全粤，一旦交绥，胜算立见。所以暂不猛攻省城者，一则顾全地方不欲糜烂，二者念诸君俱属好男儿，将来可以替国家大大出力，不忍遽加鏖杀，同气相残。为此切切檄告，即日缴械投诚，听候调遣，则现时之地位，仍旧保存，他日之功名，未可限量。如或执迷不悟，始终从逆，国法所在，本总司令、总参谋亦不能为汝容赦也。此檄！”
广东是革命的发源地，龙济光虽然盘踞广东，可是革命的火种却在四处潜伏。自广西举义后，广东就在不稳中。
最先起事的是从新加坡秘密潜回广东东江的陈炯明，这位辛亥革命的斗士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他发动东江驻军和民军起义，率先打出了反袁护国的旗帜。
陈炯明，一八七八年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一八九九年中秀才。一九零六年，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一九零八年以优等成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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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九年，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十一月与丘逢甲等一起被推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中积极投身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先后任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
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
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不久后为代都督。二次革命中宣布广东独立，声讨袁世凯，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陈炯明带领起义军攻入惠州，但由于力量过于单薄而被龙济光派军击败、打散。
可是陈炯明部却散在粤东，自称护国军，对外宣称拥黄兴为总司令。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一下子冒出了徐勤军、魏邦平军、林虎军、朱执信军、邓铿军、叶夏声军、何海鸣军、李耀汉陆兰卿军等等，云集影从，遍地皆兵。
紧接着团长莫擎宇在潮汕独立，镇守使隆世储、道尹冯相荣在钦谦独立。
第199章 浙江继广东之后
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龙济光，一方面向袁世凯请示应对之策？一方面要求派大军增援。
袁世凯密令龙济光“独立拥护中央”，另电驻上海的第十师速行援粤，第十师防务则由驻南苑的十二师接防。
运兵行动尚未开始，四月四日寄驻广州的宝璧、江大两兵舰竟参加义军，投入魏邦平部。魏邦平随即统率舰队驶抵海珠，预备攻城。
走投无路的龙济光、张.鸣岐，在万般无奈之下，四月六日宣布广东独立。
布告如下：“为布告事：现据广东绅学各界全体公呈，粤省连年灾患，地方已极凋零。近来各省多已反对袁氏，宣布独立，粤省危机四伏，糜烂堪虞。各界全体为保持全省人民生命财产起见，群众公议，联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保卫地方，维持秩序。此系拥护共和，天经地义，请即刚断执行等情。
“查阅来呈，持议甚韪。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治安为前提，刻经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官，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官商，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官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营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自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其各同心协力，保卫安宁，有厚望为。特此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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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独立是假独立，是奉袁世凯密令独立，独立而拥护北京，等于不独立。但真假独立外界不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真的。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广东的独立，进一步壮大了护国反袁势力的声威。
龙济光、张.鸣岐的假独立，很快露出真容，因为紧接着就发生了“海珠事变”。
这个历史上称为“海珠惨案”的事件发生在四月十二日，前中国银行行长汤觉顿代表陆荣廷带人先由梧州来粤，与龙济光接洽。算是为准备来粤的陆荣廷、梁启超先行打前站的。
这一天中午，汤觉顿与龙济光的部下及民党领袖徐勤等，参加龙济光在广州海珠岛水上警署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解决广东独立善后问题的会议。会议刚开不久，龙济光的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突然开枪，将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击毙。
梁启超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异常，他本来准备去广州的，现在只能留在梧州看形势的发展。
龙济光担心事情闹大，赶忙派张.鸣歧前往梧州，向梁启超、陆荣廷说明情况。
海珠事变后，曾经担任过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海军总长，此时在广东治河事宜处督办任上的谭学衡急电陆荣廷、梁启超。
电云：“梧州探投陆都督梁任公台鉴：今日海珠会议，汤君觉顿、舍弟学夔当场受枪殒命，王君协吉、吕君清受重伤，随后亦毙。当经力请龙、张两公，终始维持，毋使广东糜烂，均盼召从星夜来粤，妥商善后办法，全粤幸甚。”
龙济光、张.鸣岐把海珠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蔡乃煌和颜启汉身上。
蔡乃煌是奉袁克定之命，到广东来搞鸦片烟筹措帝制经费的。他当然容不得广东独立，利用一切机会破坏广东独立，显然是说得通的。但颜启汉是龙济光的警卫军统领，他怎么会不听龙济光的而听蔡乃煌的，龙济光很难自圆其说。
海珠事变发生后，各派势力都有“屠龙”之论，但梁启超与陆荣廷从大局着眼，还是希望能把龙济光拉到反袁势力一方。
这时候由于广东各地民军蜂起，龙济光的号令不出广州，当然害怕广西大军压境，所以极力向广西方面做出姿态。
陆荣廷遂提出几个条件：一、交出祸首蔡乃煌、颜启汉，二、分调警卫军出省，三、龙军一半须随护国军出征江西，四、陆荣廷等到广州，寓所自择，龙须让出东园给陆军驻扎。
两方经过协商，议定四款：（一）查办海珠祸首；（二）请陆荣廷、梁启超到粤维持粤局；（三）陆、梁电饬广东省内各路护国军暂停进攻，静待解决；（四）严办土匪，保卫地方。
龙济光想用商谈来拖，以待大局变化，什么事都是一拖再拖。不久，海珠事件的祸首颜启汉又逃走，潜匿到上海。
陆荣廷、梁启超见龙济光毫无诚意，于是由梧州顺流而下向广东进军，进至肇庆，肇庆镇守李耀汉欢迎桂军。
陆荣廷、梁启超联袂发表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通电，全文如下：
“龙都督并分送军界全体将校士卒公鉴：荣廷、启超承龙都督之招，来粤共商大计，本拟轻装减从，星夜驰来，嗣叠接龙都督四电，力言北伐救国之急务，作两粤会师进取之远猷，敦迫率重兵来会，荣廷等义无可诿，随带桂军万人，次第东下，此事纯出于龙都督之意，专为国家前途起见，与两粤内部交涉，毫无关系。仍恐军界诸君及粤中父老，或有误会，谨先将荣廷等之心迹及计划，披沥陈之。荣廷生性恬淡率直，毫无争权贪位之心。
“粤中军界，多有曾与荣廷共事者，当能深知其为人。今迫于公义，挥泪兴师，自行督兵，出境北伐，并广西都督一席，亦不愿久居。今兹来粤，只欲以旬日之间，议定大计，即行北上，断不能久淹滞粤境。外间或有虑荣廷到粤，粤中军界将有变动。荣廷敢矢信，誓保其必无。望我军界诸君，推诚信之。
“至于启超本一介书生，于军事素无所知，其不愿干预军政，自无待论。其对于各党派之贤俊，惟有敬受，绝无偏袒。两年以来，专意于社会教育事业，与党派久脱离关系。此次迫于义愤，勉从诸君子之后，竭其 棉薄。首义之始，即自誓无论何种地位，断不肯居，若有相强，惟有引身而退。今次来粤，惟本恭敬桑梓之心，稍尽维持调护之责。粤事粗定，便须游历他方，更思自效，此来于粤中军界，绝无影响，更何待言？
“须知今之国贼，实为袁氏。袁氏一日不退，国患一日不息。今袁势日趋穷蹙，然淫威积之既久，摧陷尚费全力，我军全力报国，正在此时。若两粤境内秩序安谧，无内顾之忧，自能出其劲旅，迅定中原。若内部自生葛藤，则为敌所乘，势将自溃，更何所挟持以救国，而身家权位，更何所托。龙督与荣廷、启超有鉴于此，故一月以来，苦心调护，务成两粤一家，同心御侮之局。耿耿血诚，可表天日。想我军人必能深会此意也。特此先行驰告。其北伐进取方略，俟与龙督会晤后，当决定迅速进行。凡我军人志切从戎者，请各安待，必有以偿诸君之壮志也。六荣廷、梁启超。咸。印。”
接着陆荣廷命莫荣新率军五千进抵三水。
由于三水离广州不远，所以龙济光不能不力求妥协，于是偕张.鸣.岐亲赴肇庆与陆、梁会商，达成立五项协议；（一）广东独立后仍由龙济光为都督；（二）肇庆设立两广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三）惩处祸首蔡乃煌死刑；（西）从速北伐；（五）各地民军自岑春煊入粤后设法抚绥，并自三水划清防界，以马口为界，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六兰清防守，西南以下归龙军防守。
四月二十日龙济光由肇庆返广州，着手组织广东护国军三个军，做出整装待发姿态。
二十四日龙济光把蔡乃煌交出，解往长堤枪毙。
蔡乃煌是为袁氏称帝出死力之人，其人品也很坏，跟着袁克定干了很多坏事,应是死有余辜之人。但做为海珠事件的祸首，肯定是冤枉他了。
有文记载他被抓和处死情况：龙济光从肇庆返广州，“一入省城，即与谭学衡密谈数语，学衡会意，便调了军士数百名，直至蔡乃煌寓所闯将进去。乃煌莫明其妙，尚与那新纳的簉室，对饮谈心，备极旖旎，猛见了谭学衡，知是不佳，急忙起身欲遁，哪经得谭学衡的武力，一把抓住，仿佛与老鹰攫(又鸟)相似。
“可怜这个蔡老头儿，生平未尝吃过这个王法，吓得浑身乱颤，带抖带哭道：‘这……这是为着何事？’
“谭学衡也不与细说，一径拖出门外，交与军士，自己随押出城，行至长堤，喝一声道：“快将杀人造意犯，捆绑起来，送他到地狱中去。”
“蔡乃煌才知死在目前，当向谭学衡道：‘我不犯什么大罪，就是罪应处死，也要令我一见子诚，如何你得杀我？，
“‘问你何故设计杀人？’谭学衡道：‘你还说没有大罪么？往事不必论，就是现在海珠会议，你与颜启汉等通谋，害死多人，我弟学夔，也死在你手，问你该死不该死呢？’
“乃煌不禁大哭道：‘龙济光卖友保身，谭学衡替弟复仇，总算我蔡乃煌晦气，一古脑儿为人受罪，我不想活了六七十岁，反在此地处死呢’
“‘谁叫你做到这般？’语尚未毕，已被军士缚在柱上，一声怪响，枪弹洞胸，蔡乃煌动了几动，便一道魂灵，驰归故乡去了。
“堤上观看的行人，统说是这个贪贼，应该枪毙，并没有一个爱惜。蓦地里来了一位美人儿，行至乃煌身旁，总算哭了几声老头儿，老杀坯，后经军士说明，才晓得这个俏女郎，就是与乃煌对饮的美妾，还不过与乃煌做了半月夫妻。
“小子有诗咏乃煌道：享尽荣华逞尽刁，长堤被缚泪潇潇。贪夫一死人称快，只有多情泣阿娇。”
第200章 成立军务院
四月十二日，浙江继广东之后宣布独立，算是护国倒袁宣布独立的第五个省份。浙江独立和滇、黔、粤、桂不同的是，它在地区中属于东南，和先前各省地理上并不毗连。
直接促成浙江独立的，是袁世凯打算把驻防上海的北洋军第十师开驻浙江，因此而激起浙江方面的民变。
实现浙江护国独立，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在杭州的第二旅旅长童葆暄。
此外，警察厅长夏超、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台州镇守使张载阳等也都主张护国独立。
广东独立的消息，传到浙江。浙江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不知广东独立是假独立，顿时感受到威胁，立刻向中央请兵，巩固浙防。
与此同时，为防有变，将驻城内的两旅部队，调到城外。
朱瑞和屈映光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驻杭州的第二旅旅长童葆暄，本是辛亥革命的发起人，朱瑞恐他有变。另一为叶焕华旅，是防童保暄和叶焕华有串通，便一起调出。
驻沪的北洋军第十师，本拟调粤，因浙事吃紧，袁政.府改令其先赴浙。这时又传出，驻南苑第十二师，也要从海上南来赴浙的消息。
浙江是革命先驱秋瑾和徐锡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同样有着厚重的民主革命传统。袁世凯反复无常，无耻地破坏共和恢复帝制，在浙江早就不得人心，浙江大地的护国倒袁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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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来浙的消息一传出，浙人随即大哗，纷纷电阻。
一心捍卫共和的童葆暄旅长，入城见朱瑞，要求其出面宣布浙江独立。
朱瑞随即召集主要人员开会商议。会上，参谋长金华林，师长叶颂清，均反对。就是旅长叶焕华，也很犹豫。
童葆暄道：“今日不独立，恐他日无暇独立了。”
朱瑞看了看在场的大家，言道：“本将军的意见，不必独立，也不必不独立，就是中立了罢。”
会场上多数人都赞成朱瑞的说法，明哲保身，保持中立，两边都不得罪。
隔了一天，童葆暄探到朱瑞的将军署正密谋，拟诱他入署，将他抓捕。他便来个先下手为强，带属下二十三团、二十四团，于四月十一日夜间，潜行入城，直攻军署。
军署守卫，猝不及防，竟一哄儿散去。童葆暄抢步当先，冲入署中，左右四顾，不见一人。一直跑进内室，将楼上楼下，尽行找寻，毫无人影。
原来这朱瑞狡兔三窟，自从听到桂、粤独立消息，早就做了防备。已将家眷运往上海，只自己留住署中。听到动静，知道不好，即忙换了便服，逃之夭夭。
署中其他人役，进来入报将军，见朱瑞正在逾墙逃走，于是便相互招呼、四散逃去。
童葆暄转身出来，移兵至师长署，叶颂清也早走了。再往寻参谋长金华林，旅长叶焕华，统统不知去向。
来到巡按使署，巡按使屈映光，倒还从容不迫，出来相迎。这位善见风使舵之人一见童保暄带兵闯入，马上表态赞成独立，并极力褒奖童保暄，愿推他为都督。
童保喧推让道：“都督一席，当然推举屈公，如保暄资轻望浅，怎能胜任？今日此举，无非是舆情趋向，不得不然呢。”
屈映光道：“且集众公举便了。”
第二天童葆暄召集省城代表集会商量推举浙江都督。当时浙江军界找不出一个力能控制全省的人物，大家遂推举当时富有人望的浙江省巡按使屈映光担任都督。
屈映光是袁世凯所赏识的人，他对大家说：“我只能以巡按使名义暂兼总司令，维持地方秩序。”
他的目的是保全浙江，不使动乱损害了浙江，所以他又和淞沪护军使、北洋军第四师长杨善德订立了“淞沪互不侵犯条约”。
浙江宣告独立后，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等军方人士联名发表通电，全文云：
“北京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各部院长，各省军民长官，军警商学各界公鉴：滇黔首义，举国景从，公理真诚，皎如天日。公望等徇吾浙军民各界之切望，全体一致于真日宣布独立，公推屈映光为都督。士气奋发，秩序晏然，堪以奉告。
“溯自辛亥发难，共和告成，海内喁喁，翘首待治。项城以国民付托之重，忘天下为公之心，背弃誓言，破坏《约法》箝塞舆论，劫制正人，外债崇于祁山，苛政猛如虓虎，致闾阎无乐生之气，道路多吁嗟之人。犹复托名筹安，希图帝号。诡密之电腾笑于友邦，警告之声皇皇于五国。不知惟信可以立国，惟德可以服人，狙公之术既穷，土崩之局乃见。
“公望等于国事岂敢轻试，于项城非有私仇，此次仗义兴师，枕戈待命，理无反顾，义无还心，实欲将顺众情，巩固民国。盖以飘摇风雨，国势已属可危。如其朝四暮三，鲁难伊于何底？欲减除时局之危难，清弭国内之战祸，则不得不鉴天下之大势，示亡秦之决心。权利本无可言，危险更非所计。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中国岂袁家之中国？
“项城果尚有爱民惜己之心，宜速为洁身避贤之计，庶足示光明之度，犹不失退让之情。清室尚能以组织全权授诸项城，项城岂不能效法旧君授诸冯、段。冯公在南、段公在北，布置既周于前，祸患自无忧于后。况乎《约法》具存，条文可据，代理既久经规定，争议自无从发生。方今四海分崩，众心离涣，川湘北旅，挫败相寻，各省风云，日益紧迫。项城亦当知大势之既去，覆水之难收，佳兵不祥，群情可见，当不为旦夕之延，以重其殃民之咎。矧威信既失，将何以临民？果拥兵负嵎，则败亡可待。
“公望等谨整饬军旅，严阵以待。庶几 海内君子，鉴此微忱。掬血陈词，伫侯明教！吕公望、张载阳、周凤歧、童葆暄、王桂林、夏超、俞伟、顾乃斌、徐则恂、童绍基、王萼、施承志、李炜章、吴钟镕、傅其永、来伟良、李全义、五文渊、韩绍基、汪镐基、王文庆、莫永贞、张翅、裘绍、葛敬忠等。皓。印。”
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屈映光另有密电给袁世凯，叙述自己被推戴的经过，并非出于己意：
“……四月十一日夜四时，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当经密派警队，防护本署。次早军官绅士，以地方秩序关系，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往复数四，午后旋有各机关官长，暨绅商领袖全词吁恳，最后即请以巡按使名义兼浙江总司令，借以维持地方秩序，固辞不获，于今日上午始行承诺，以维军民而保治安。现在人心已定，秩序如恒。……”
此时正值袁世凯日薄西山、众叛亲离，门生故吏等近人也纷纷离去之时，屈映光的来电使袁感到极大的安慰。得意之下，顾不得屈的电报是一封给他的密电，竟于四月十四日发表申令把屈的电报内容公布了出来，言道：
“……该使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军民翕服，全浙安然，功在国家，极堪嘉尚，着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当此时势艰危，该使毅力热心，顾全大局，既已声望昭彰，务当始终维持，共策匡定，并着剀切晓谕军民，俾如今日世界大势，当以国家为重，各尽服从之天职，为保秩序之安宁，造福桑梓，即所以造福国家。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人说所谓自作聪明，就是愚蠢至极，愚蠢到以为别人也和其一样的愚蠢。袁世凯嘉奖屈映光的申令本是想鼓励其他各省的人对他效忠，却不料竟置屈映光于危殆之地。
偷鸡不成反失米，屈映光叫苦连天。除了在心里骂袁世凯比蠢猪还蠢外，只能认倒霉。他在浙江并没有实力基础，拥戴他的人为的是是倒袁。看到了袁的申令，原来屈映光竟有密电给袁，搞两面派，浙江各界纷纷通电指责屈。
不久宁台镇守使独立旅长周凤岐和嘉湖镇守使吕公望都到了杭州，屈映光被迫辞职，五月六日改推吕公望继任浙江都督。
吕公望（1879—1954），男，浙江永康人，字戴之，清廪生。
一九零伍年，吕公望在杭州结识秋瑾。初次见面秋瑾就向吕公望介绍革命情况、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这让吕公望非常敬佩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表示也要参加革命活动。几天后，吕公望应秋瑾之约从杭州涌金码头坐小船来到雷峰塔西面的白云庵。
原来白云庵是光复会的秘密联络站，在二楼的一间秘室里，秋瑾的介绍他加入了光复会组织，从此成为秋瑾的得力助手。在秋瑾和吕公望主持下，浙江全省各地的会党和光复会会员整编为八个军，对外称之为“光复军”。
一九零六年通过秋瑾，吕公望有幸在杭州见到了前往安徽就任候补道员的光复会会员、革命党人徐锡麟。
徐锡麟对他冒着坐牢与杀头的危险参加光复会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表示赞赏，希望他继续配合秋瑾开展工作，并建议他进入军界发展，以利日后开展武装起义和斗争。他听了徐锡麟的话后深受启发，将自己的原名“吕占鳌”易为“吕公望”，表示决不辜负徐锡麟公之希望。
经与秋瑾商量后，吕公望便打算进入浙江巡抚衙门抚署卫队当兵，这样可以打入清兵内部发展革命力量。
为此，他写了一封自荐信给当时的浙江张巡抚，张巡抚被他信中“马革裹尸还”之类恳切言辞所打动，很快将他招进抚署卫队当兵了。
在军营里，他很快与一些金华等地的老乡搞好了关系。根据秋瑾的要求，为配合光复革命行动，必须做好抚署卫队和候潮门洋枪队军人的策反工作。通过他的努力，结交了抚署卫队的李寅、王永泉和洋枪队长陈绍槎等军中朋友，在后来光复杭州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零七年四月，段祺瑞督办的“陆军部河北保定速成学堂”向全国招生，吕公望等四十名浙江学生被选派去学习。在保定学习期间，他不仅学到了许多军事知识，又结交了一批革命志士。
一九零七年七月，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在安徽发起皖浙起义失败被杀害，浙江起义指挥中心大通师范学堂暴露被查抄。七月十五日，秋瑾也因与徐锡麟组织并参与皖浙起义而英勇就义。吕公望闻讯后痛哭一场，并下决心要推翻清政.府，为徐锡麟、秋瑾等报仇。
一九零九年，吕公望从保定速成学堂毕业后回到浙江，分配在新军八十二标第二营当督队官军官。当时正处于“皖浙起义”失败不久，浙江大地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浙江的革命组织惨遭破坏，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和严峻困难状态之中。为了继续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一零年一月，吕公望经广西军备部总办庄蕴宽等之邀，与一批革命同志前往桂林协助筹办新军，继续投身革命。
辛亥革命时，吕公望参与光复杭州和攻克南京之役。历任浙军第十一协协统、浙军第六师师长、嘉湖镇守使。
第201章 孤家寡人
吕公望就任浙江都督后发表通电：
“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各都督、总司令、参谋长暨上海各报馆鉴：袁氏世凯背誓食言，殃民祸国，诸公仗义，简甲兴师，攘除奸凶，肃清群慝，义声所播，天日为昭。浙省虽僻在偏隅，誓同护国。独立既倡，万众一心。屈前都督危局支持，心力交瘁，元功弗宰，让德弗居，军民同声，攀援无术。乃责公望承兹钜艰，自愧菲材，艰胜重任。只以四方多垒，元悉未除，敢惜一身，以误大局。
“兹于五月六日正式就任。区区之志，誓在搜讨义旅，为国驰驱，期与诸公东西策应，虽历危险，在所弗辞。事属同仇，义无反顾。翻云覆雨，窃所痛心，停战迁延，尤非所望。诸公首义，必宏远谟，幸锡南针，共图北首。枕戈待命，临电神驰。浙江都督吕公望。鱼。印。”
屈映光连军政.府的都督的名头都不敢要，他领导的浙江独立应该也是假独立。只是被袁世凯这一掺和，浙江的假独立反倒成了真独立，实可谓是弄巧成拙。
岑春煊早在四月初旬就已由上海到了香.港，他和袁世凯是一对老冤家，我们知道，在“丁午政潮”的那次恶斗中，岑春煊是袁世凯的手下败将。他是反袁的，一直是反袁的，民国后他也还是反袁的，而且加入了国民党。
思路客
二次革命时，曾有传说，国民党要拥他为总统以对付袁，他是真动了心，也满怀期待。只可惜二次革命失败得太快，这一次他总算赶上了直接参加倒袁的活动。
两广和西南都是他最有人脉的地区，正可以有所作为，他于是四月十九日由香.港启程前往肇庆。
岑春煊抵达肇庆后，即由两广军方联名通电推戴他为护国军都司令。五月一日两广护国都司令部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
李根源（1879—1965），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
清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六日，李根源生于云南腾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昆明高等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入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任陕西省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辞去其国会代表职，隐居吴中。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返回昆明就任云贵监察使职。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李根源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
李根源是辛亥元老，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参与领导云南起义，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在修建英雄冢，倡导建设“腾冲国殇墓园”，在昆明“重九起义”、云南军都督府建立等作出过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零年六月，李根源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五九年，李根源将在抗战期间从苏州寓所疏散到小王山所收藏的全部古籍、书画、文物以及故意沉在小王山关庙前小池塘中的唐墓志九十三方，无保留地捐给苏州市文物管理会。
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后，岑春煊、陆荣廷、梁启超等就打算把护国讨袁的重心由滇、黔移到两广，计划筹组一个中.央机构。
五月八日，梁启超一手筹划的护国军中.央机构军务.院宣告成立，以代行北.京.国.务.院的职权，军.务.院的组织规则如下：
第一条：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统筹全国军机，施行战时及善后一切政务。
第二条：大总统不能亲临军.务院所在地时，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事宜，以军.务院名义行之。
第三条：军务院置抚军，无定员。以抚军议决或同意行其职权。抚军以各省都督或护理都督、全省以上联合军都司令、都参谋及各独立地方成军有二师以上之军总司令任之。凡新取得前项资格者，同时取得抚军资格。
第四条：军.务院由抚军互选抚军长、副长各一人。抚军长执行抚军议决及同意之事项。抚军得赞襄抚军长协理一切。抚军长有事故时，副长摄行职权。抚军长、副长俱有事故时，得公推抚军代摄行职权。
第五条：军务院置政务委员会，由抚军互选一人领委员长。设各种委员，无定员，分掌外交、财政、军政、法制各项政务。
第六条：军务院置各省代表会，由各省都督各派二员列席，以备咨询。
第七条：军务院置秘书，无定员，承抚军长、副长、政务委员之命，掌管机要事宜。
第八条：军务院遇有关于对内、对外特别重要事宜时，由抚军之合议或同意得特任专使处理之。
第九条：军务院所属各种委员会、各省代表会组织细则，以院代定之。
第十条：军务院自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废之。
原来拟议中的抚军长是岑春煊，其后决定推唐继尧。因为云南唐继尧是护国首义之人，又是实力派，由唐继尧为抚军长更合适些。这样，岑春煊便出任副抚军长。
军务院设于肇庆，唐继尧远在昆明，便由岑春煊以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
抚军资格规定为独立各省都督及军长以上的实力派，梁启超则是特殊的例外，是实力派以外的人。因为是倒袁的首创者，又是护国精神领袖蔡锷的老师，所以他很自然地成为军务院中的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军务.院直隶大总统，这里所谓的大总统当然不是袁世凯。大总统不能施行职务时，由军务院代行，军务院置各省代表会，由各省都督派代表二人列席。以唐绍仪为外交代表，王宠惠和温宗尧为副代表。
唐继尧遥任抚军长后，通电中外，略谓：“迫于时艰，勉膺重任，谨掬血诚，誓以公心效忠国事，一俟大难削平，即当退避贤路。”
蔡锷是反对设立军务院的，当五月初旬两广筹组军.务院时征求滇、黔意见，蔡即复电认为目前只须迫袁退位，而由段祺瑞出面主持。“不宜组.织政.府，致招争权夺利之嫌，而启南北分裂之渐”。
蔡锷的想法和当年朱元璋“缓称王”的思想是相通的。是想明白的告诉世人，他们大家挺身而出反对袁氏称帝，是为了捍卫共和，为了护国，而不是为争权夺利。
军务.院成立后，发表第一号宣言：
“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一职，依法应由副总统黎公继任，已由本军政.府宣言在案。但黎公今方陷贼围，未克躬亲职务。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云：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由国,务.院摄行其职。今大总统身体蒙难，副总统职尚虚悬，国.务.院又非俟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后，不能组织。
“而军事正亟，既当求统一之方，至国运方新，尤宜作通筹之计。今由继尧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军务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由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除将军务.院组织条例别行公布外，特此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军.务.院各首领就任宣言：
“北京黎大总统，云南、贵州、南宁、广州、杭州都督府，泸州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南宁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及护国军各地前敌总司令，各省将军、巡按使、巡阅使、镇守使，各师旅长，各道尹县知事，暨两广各团体、各报馆公鉴：
“护国军军政.府宣言如下：本军政.府设置军务.院，权理军国重事，业经宣言，并将组织条例公布在案。今于五月八日组织军务.院成立，遵照条例，以继尧、显世、荣廷、济光、春煊、启超、锷、烈钧、炳焜等任军务院抚军，并往复通电，互选继尧为抚军长，春煊为抚军副长，启超领政务委员长，暂定广东为军务院所在地。
“继尧因云南地方职守未能远离，依条例第四条第二项由春煊摄行抚军长职权。继尧等菲德庸才，迫于时艰，勉肩生任，谨掬血诚，誓以公心效忠国事。一俟大难削平，即当退避贤路，皇天后土，实鉴斯言。为此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再，浙江都督吕公望，遵依条例应任抚军，因交通阻梗，电商未复，除专电敦请加入外，合并声明。云南都督唐继尧、贵州都督刘显世、广西都督陆荣廷、广东都督龙济光，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两广护国军都参谋梁启超、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广西护国都督陈炳焜。青。印。”
护国军军务院的成立，表示护国倒袁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
第202章 撤销帝制
现在，我们得回过头来说一说袁世凯了。
民国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凯颁布讨伐令，正式对云南护国军用兵。
令云：“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
“各省军民，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所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类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
“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应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至意。此令。”
云南是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宣告独立，袁世凯所以未急于对云南用兵，一方面是没把云南放在眼里，另一方面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思路客
他筹划和部署了三路进兵云南的计划，是想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而打垮护国军。
只是这三路大军，没有一路如他所愿。
袁的三路大兵是：
派虎威将军第三师师长曹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所部入四川。曹锟的第三师原驻岳州，张敬尧的第七师原驻南苑，李长泰的第八师原驻保定。作为正面攻滇的主力，这为一路。
派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第廿师师长范国璋、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入湘西，兵力包括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所属第六师，由河南调动的第七混成旅，以及由奉天调动的第廿师一部分。
这算是第二路。
派粤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由广西入贵州，另由安徽调倪毓棻所属的安武军由湘西入黔。做为侧面的攻击，这为第三路。
我们说过了，袁世凯还有一个打算，是由海道运北洋军到越南，假道滇越铁路进攻昆明，只是未获得法国人的同意。
袁世凯后来也由海道运北洋军南下增援，这是他扑灭二次革命时的重要步骤，他想故技重施。
他命海军总长刘冠雄运兵到广东，可是这时听到广东情况发生了变化，又想运兵到浙江，而浙江也独立。
后由塘沽装运了北洋军第十二师的一部分，以新裕、新康、新铭、爱仁等轮为运兵船只，以海容、海圻为掩护船，前往华东。
四月二十日船队到了温州海面遇到了一场大雾，海容舰没有达到护航的目的，反而撞上了新裕轮，两只船舰同时沉没，淹死了官兵七百多人，军械物资损失不计其数。
前方战事不利，固然使袁世凯心焦，更让他走投无路的是无人可用。
袁世凯在丰.泽.园设立了“征滇临时军.务处”，他想请段祺瑞出来替他撑场面。段以“宿疾未愈”为由辞却。这和辛亥年清廷命袁世凯出山督师而袁对以“足疾未痊”如出一辙。袁为了讨好于段，低下身段，把平素极不喜欢的徐树铮请了出来。徐树铮因遭袁世凯反感，正专心办正志中学，忽然有命令让其任将军府事务所长。
但是，段祺瑞仍丝毫不动心。还是称病不出。
袁世凯没办法又想请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可是冯也是和段一样，一再称病，一再续假。而暗中却和北方军人及南方实力派接洽议和工作，这也和辛亥年袁暗中与革命军议和一样。
历史是在故意作弄袁世凯吗？段祺瑞和冯国璋似乎在串通一气，以曾经的袁世凯之道还现在的袁世凯之身。
段祺瑞的态度在袁世凯的预想之中，而冯国璋称病南京，拒绝北上，却大出袁世凯预料。他一直认为冯国璋对其是忠心不二的，虽然他清楚冯国璋的忠心和段芝贵是不同的。袁世凯自觉自己对冯国璋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冯国璋应该没有理由和他各奔东西。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女士在她回忆文章中提到：袁世凯和冯国璋都喜欢吃猪肘子肉，袁家每次煮猪肘子时，袁总要给冯送一份过去。
冯国璋是真的病了吗？袁世凯特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专程去南京探虚实。
冯国璋当然没有病，他抓住蒋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为什么总统都不把我当作人看待。”
他这话是指他前次赴北京谒袁时，袁对他否认帝制的那一幕。这件事袁世凯早就忘了，从没当一回事，没想到带来如此后果。
袁世凯接到蒋的密报，知道了冯的“病况”，就走马灯似地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等轮流到南京来疏通、解释。
在信誓旦旦的向冯表白自己和他是多么亲密无间的同时，暗中却对冯下手。先是指使蒋雁行勾结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就近篡冯的权位，没能得逞后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督理江苏军务一职。只是因为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密电请勿调动冯，所以未曾下手。
袁又想借重黎元洪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这个在袁世凯称帝前，几乎是事事时时都维护着袁的驯服工具，很好说话的老实人，自袁世凯称帝后变了个人。
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但他对共和的忠诚，在捍卫共和上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勇气，不能不让人去重新认识这位首义元勋。
当袁世凯派人将他的想法告诉黎后，黎断然表示：“宁可杀头不为利用。”
无人可用，袁世凯只能是自己来。这时候的他，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筹钱，又要管军事。一时间，袁大皇帝忙得不可开交。
云南讨袁军突起后，袁只好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对云南军事上。一方面命政界减薪，一方面以金钱和爵位鼓励前方将士，有功者男爵加封子爵，少将升为中将，旅长升为师长，或者赏食双俸。
正在事事不如意时，宫廷之内又有人“造.反”。肃政史庄蕴宽公然铁面无私，不用奏请而以公函送交国务卿，提出：（一）取消洪宪年号，因帝国未成立，不应先有年号；（二）请撤销大典筹备处；（三）请取消参政院。
庄蕴宽（1866—1932），字思缄，号抱闳，晚年称无碍居士，常州人。
一八九零年中副贡，光绪年间历任浔阳书院主讲，百色厅同知，梧州府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广西龙州边防督办等职。并先后在平南设武城学堂，广州设武备学堂、创梧州中学堂，龙州设女学和图书社等，并受邀钮永建，蔡锷赴桂林协办陆军干部学堂。
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苏都督，后上京任审计院院长十二年之久，期间又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领导人之一，对阻止军阀窃盗文物做出卓越贡献。而后任《江苏通志》总编纂，直至一九三二年病逝。
庄蕴宽还是位书画家，能诗擅联。而且字画也非同凡响。
当然，庄蕴宽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是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六十位约法会议员，五十九位表态支持，唯庄蕴宽一人拍案而起。冒死请徐世昌代递公开信，痛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欺，时代潮流不可逆。
庄蕴宽亦因此以骨鲠之士不畏强权的亮节高风，名满天下，享誉士林。
袁世凯看到这一件公文，大为震怒，宣称要对付庄。庄蕴宽虽不惧死，但还是更愿意活着，便挂冠而去。袁立即派张元奇继任。同时令严禁官吏请假，凡请假的须具三人以上连环保结，并派军警保护简任以上的大员。正和清末监视亲贵们出京一样。
洪宪元年本应于民国五年元旦袁登极改元，由于云南首义，各国使馆又退还改元的公文，因此袁世凯的登极把戏也只好一再展期。
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第203章 逼得哑人说话
在云南发起护国倒袁后，江苏将军冯国璋无形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过去，大家都知道，北洋系中最有实力人物是段祺瑞和冯国璋，但现在不同了。这时候的段祺瑞只是有名而无实，冯国璋则掌握实际的兵权，又不受袁控制，和段这时的处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广西独立后，冯国璋看到了反袁的势力愈来愈大，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的形势看，袁世凯都处于十分不利地境，这当然是他最想看到的。
笔趣阁
其实，冯国璋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便主动地发出一则密电给和他有关系的各省北洋主将，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强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
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复电赞同。
冯国璋觉得连他自己只有五位将军，声势不够壮大，乃用五人名义密电征求全国各省将军的同意。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对袁世凯也已无所畏惧。
不料他这则密报到了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后，对袁世凯很忠心的朱家宝，立刻把这封密电送交了袁世凯。
这是三月十九日晚上，袁皇帝正为广西和龙觐光的事而极度闹心。原来，他刚刚兴高采烈发出提拔征滇有功之臣龙觐光的电报，就得知了广西独立和龙觐光被扣之事。所谓祸不单行，恰在此时，看到了朱家宝报来这个密电，直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倒过去。
现在，袁的恶梦终于醒了。他此刻知道了，他所面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护国军，不是前方不利的战事，而是来自自己阵营的内部。他一手培植，并且赖此以打天下的北洋系，如今已欲离他而去，甚至可能变成了他的敌人。
他的心情糟透了，双目已没有平素炯炯的威棱，失神而黯然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说：“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第一次是文忠公（指李鸿章）去世，这次大约轮到了我。”
于是他又沮丧地谈到袁家祖先都在五十九岁以前死亡，如今他已五十八岁，恐怕也过不了五十九岁的“坎”！
他站到窗前，面朝窗外举起双手，绝望的喊道：“苍天呀，你要抛弃我吗！”
真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袁世凯伤心透顶，觉得自己是众叛亲离，觉得大家都对他不起，没有人可寄腹心。而他的嫡系却也都很伤心，觉得袁对他们只有猜疑，一直被袁当作手掌上的玩物。
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辫子军统帅张勋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以盛宴款待。几杯老酒下肚，谈得非常投机。
张勋和冯国璋是有很多宿怨的，这会儿张觉得他和老冯已前嫌尽释，于是大声地对冯说：“你知道我的来意吗？我是奉着老头儿的命令来察看你的行动！”
冯听了只淡淡地一笑，跑到书房中拿出一封密电给张，并且说：“老头子也有电给我，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呢！”
人和人之间贵在相互信任，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人们常说你真心对人，别人才能真心对你。不能敞开胸怀对人的人，是很难得到大家真心相待的。
有一个伟人说过，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
或许，这一方面，是袁世凯一生做人的一大败笔。
已经找不到几个能说知心话的人了，这一天，袁世凯邀梁士诒谈心。
这时袁世凯对局势已完全失控，他知道事情的根源，看到帝制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已经有了撤销帝制的初步想法。但还很不甘心，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梁士诒。
他先把一些重要的文电拿给梁看，其一是康有为劝袁撤销帝制的致“慰庭总统老弟”函；其二是徐世昌自天津来函，内有：“及今尚可转寰，失此将无余地”语；其三是冯国璋等五将军联电请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电文；其四是派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来电称：日首相大隈与内阁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讨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至，日本应在中国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各地，以确保东亚之和平。
其他则是各种军报，包括张敬尧受伤，及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
这时袁和梁对坐一个方桌前，袁世凯已如惊弓之鸟，觉得哪儿都不安全。
他以手指蘸茶涂方桌上，以谈某方情形如何，某人态度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了桌子，又以纸擦去，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
最后，袁面色沉重地对梁说：“事到如今，我只有如此决定，分为几方面进行，中央政事由菊人（徐世昌）、芝泉（段祺瑞）任之。安定中原军事由华甫（冯国璋）任之。请你替我致电二庵（陈宦），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你和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托其疏通滇、桂，并复长素（康有为）函，请其援助卓如。倘能令国家安定，我牺牲至任何地步均无不可。”
袁世凯很想听到梁士诒的劝慰，更想听到他的反对意见。但是，梁士诒却一言不发，只是表情凝重的点着头。
袁世凯还是下不了决心，或许实在是舍不得好容易得来的皇帝宝座。
在称帝的热潮中，杨士琦已经有些被袁世凯边缘化了。在内外煎迫的情形下，他把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
杨认为当前大局困窘，除非采用和平方法，否则很难解决反袁的护国运动，而和平的先决条件，必先取消帝制。
这是袁世凯最不想听到的话，但他终于知道了自己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
他不甘心的对杨士琦说：只怕取消帝制仍不能满足独立各省的愿望，“倘若对方得寸进尺，连总统地位也不给保留，则取消帝制依然不能求全”。
杨认为“先尽其在我，如果护国军迫人太甚，则我直彼曲，就会激起北洋派的同仇敌忾”，到那时候可以团结北洋系和护国军一战了。
袁这时想在保持颜面的情况下取消帝制，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仍旧请他继任总统的决议。可是召集立法院开会和议事，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在事情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这个想法显然行不通。
最后，袁世凯只好求助于几位不赞成帝制的重要人物。
三月二十一日，袁世凯亲笔写了几封密函，交由承宣厅遣派专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请他们来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送信的人还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今天“务必发驾”。
这是一次送终帝制的会议，情景很像清朝未年召开御前会议商讨退位问题一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
袁世凯只好厚着脸，忍气吞声地说：“取消了帝制，则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诚心作乱，我们只好再用兵了。”
徐世昌、段祺瑞都赞成，表示除此亦无他法。可是应袁电召入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却站起来发言，他很激动地表示反对，自称为“臣”，要求带兵去打护国军，为“圣主”效力。
袁世凯很沉痛地说：“丹忱（倪嗣冲号）。你看看。”
说着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通电给倪看。倪嗣冲这才像漏了气的皮球，黯然坐了下来。
袁世凯请徐世昌出山，再任国务卿，主持和护国军的议和事宜。徐自帝制酝酿后，即坚求去职，这段时间国务卿由陆征祥担任。
袁克定常在背后称徐为“白脸活曹操”。徐平素为人喜怒不形于颜色，云南护国起义时，徐却少见的眉开眼笑。
这一天，他长嘘了口气，对杨士琦说：“快失败了。”
杨士琦后来告人说：“数月以来，仅见此老破颜一笑。”
徐闻袁请他再度出山，便推三阻四，经不起袁的哀恳：“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谁来帮忙？”
徐才无话可说勉强接受。
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职务，回任外交总长，国务卿由徐世昌出任；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联名电劝护国军停战议和。
如对方同意，可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
三月二十四日，袁世凯召请从来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
袁对张说：“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所拟的一稿给张阅，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
张见袁如此说，亦不禁黯然，心有不忍言道：“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
袁立刻接下去说：“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
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此时此刻，人们总算听到了袁世凯说了句实在话。
张一麐（1867一1943），著名爱国人士。字仲仁，号公绂，苏州吴县人。
幼时有神童之称。十二岁应童子试，即为秀才，光绪十一年考中举人。甲午中日海战，清军惨败，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倡言变法图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各地也纷纷成立学会，张一麐等在苏州倡设苏学会。
光绪二十九年，张一麐录取经济特科，被分往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处任职。宣统即位，袁世凯被放逐回籍，张也解职回乡。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在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而独立。
民国初年，复入袁幕，任总统府秘书。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下设六局，张一麐被任命为机要局局长。
一九一五年调任教育总长。一九一六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
一九二一年，创议召开和平会议，会议失败后，不复问政事，闲居苏州。在此期间，曾与张謇组织苏社；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改良农业，兴办教育；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保护乡里文化遗迹；参与《吴县志》总纂；倡议开辟体育场、图书馆、阅报室、植物园、蚕学馆、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教育设施。
“九?一八”事变后，张一麐创办《斗报周刊》，自署“江东阿斗”，撰发刊词，号召奋起救亡图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支援抗战。一九三六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多方奔走，设法营救。
“八?一三”事变后，组织抗敌后援会，捐募军需，收容难民。并与李根源着手组织“老子军”，号召全国，凡六十岁以上者，前来从军，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各地耆老闻风响应，轰动全国。由于种种原因，“老子军”没有组成，但这爱国行动，对于鼓舞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从此无人不知苏州有个张仲老，而“老子军”之名，也不胫而走，妇幼皆知。
第204章 劝退
袁撤销帝制令全文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钜，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傥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
“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俊转圜。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当共体兹意！此令。”
袁世凯继续搞两面派，明里发表撤销帝位申令，却又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许多无稽消息，想以此煽动起北洋系同仇敌忾。如：护国军已推举岑春煊为总统，北洋军高级将领均将被撤职等……。
密谕中说：
“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云云。
袁世凯自接受帝位起到撤销帝位止，总共只有八十三天，这可算是华夏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皇帝戏歇场后，陷入困境的首当其冲自是洪宪帝制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瑞福祥服装店老板也倒霉不轻，订制的龙袍和朝衣都没有人要了。
三月二十五日，黎元洪坚决要袁下令取消他的王爵。他说如果不明令取消，他就无面目做南北之间的调解人。
这一天参政院一致通过袁所提的撤销承认帝位案，如同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全场一致通过袁当皇帝一样。
足见参政院所谓的参议，不过是装饰，不过是遵命行事。
该院于当日回复袁世凯，请将各省推戴书发还各省自行销毁。大概是觉得这个参议院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同时也自请解散。
同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分别发电陆荣廷、梁启超、蔡锷、唐继尧等。
提出：“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这份电稿是袁世凯代拟代发，黎元洪、段祺瑞两人俱未同意。
很快收到护国军回电：停战的先决条件：一是袁世凯退位。只是这里的退位已经不是退出皇帝位，而是退出政坛。二要诛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这十三人是：杨度、严复、刘师培、梁士诒、朱启铃、周自齐、孙毓筠、李燮和、胡瑛、段芝贵、袁乃宽、张镇芳、雷震春，他们也常被人们称作袁世凯搞帝制的十三太保。
人们常说，这个世界有一样东西是买不到的，就是后悔药。已经差不多是终身总统了，好好当你的总统不就好了吗？可叹欲壑难填，得陇望蜀。现如今是非但蜀得不到，陇也很难保住了。
在袁世凯看来，你们不是反对我当皇帝吗？我不当皇帝，再回头当总统还不行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再说了，一个失去众人信任的人，再说什么话还有人相信吗？
局势太坏，四面楚歌，袁世凯的四子袁克端，带着其母及妻躲到天津岳父家暂住。
三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亲自指挥焚毁有关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
四月二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和它决定的君主国体案。
袁世凯的皇帝不当了，倒袁运动并没就此止步，随之把目标转向了把袁世凯彻底赶下台。
梁士诒按袁世凯的旨意，给梁启超发出劝解电后，十六日梁启超电复梁士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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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电同兹欷慨！弟之愿平安，爱和平，当为兄所夙信，徒以政治泯棼，益成绝望，故挥泪以从诸君子之后。以兄解人，试将四年所酝酿、所杂谒以推测将来变祸，容有一线之光明耶？帝制之发生与撤销，朝三暮四，何关大计！须知国人所痛心疾首，正以其专操政术以侮弄万众，失信于天下既久，一纸空文徒增恶感耳。
“以言外侮，在弟等何尝不日怀临渊之惧。积欠相持，非国之福，尽人皆知；然祸源不塞，何由安国人之心，而平其气？弟即欲苟且自卸，岂能回西南诸将之听？诸将即欲苟且自卸，又岂能回全国人之听？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快，万一事久不决，而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而罪责必有所归。知弟与项城私谊不薄，诚不忍其卒以祸国者自祸，乞代致拳拳。粤既响应，变局益急，兄亦宜善自为谋……”
梁士诒把梁启超这份电报交给袁世凯交差，袁世凯拿起电报，看得很仔细，还信手随阅随批。
在“正以其专操政术以侮弄万众”句旁，袁批“内阁、国会”，其意这是内阁、国会之过。
在“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快”句旁，袁批：先攻川湘。其意是护国军先动的手。
在“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句旁，袁批：“敌国忌恨，讵非伟人？”
最后袁在电末批：“收束军队。”其意是双方应收束军队为最要务。
自袁世凯接受帝位后，就没有一天太平过，可谓步步受挫，举步维艰。
一开始就遭遇到国际方面的阻挠和干涉，在五国提出联合警告后，袁政.府不得不做出年内不登极的口头承诺。紧接着就是蔡、唐领导云南独立，护国倒袁。袁被迫宣布缓办帝制。其后是袁内部倒袁，特别是冯国璋等五将军通电。袁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之下，被迫撤销承认帝制案。
袁世凯无疑是个枭雄，也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俱通变之才，运气也不错，一直以来应该是顺风顺水、得心应手。倘若能够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则此一生即使成不了中国的华盛顿，但肯定风风光光。
可叹的是，到末了利令智昏。自任总统后，暗杀异己，胸襟偏狭，手段尤甚于西太后，政治腐败更超过逊清。
很多如袁世凯这样的人，是不拿老百姓当回事的，常说的话是老百姓懂什么。岂不知，终究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袁处处玩弄人，制造民意，擅用武力，善施权术，结果在他最后关头，人民的公意打倒了他，蔡锷的三千弱兵劣器打败了他。
有人说：袁世凯的气数在他五十八岁后便完了，以前他的运气好，所以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聪明，无往而不顺利；到了气数已尽，则无往而不愚蠢，无往而不糊涂。
其实，骗人者人亦骗之，杀人者人亦杀之，以权术治天下，最后一定是众叛亲离。一时得意，千古骂名，一念之差，遗臭万世。权力欲太强，往往是没有好结果的。正如有人所说：权力欲用之不当是一个最不好的东西。
三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的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一封劝退电，既呼先生，又称执事，语句尖刻、犀利，一针见血。
电文言道：“北京袁慰亭先生鉴：白宫睽隔，瞬已连年。忆从癸丑电请执事解职，既蒙严谴，即蛰居沪上，对于政事，从未妄发一言，妄建一议。坐是亦久缺笺候，甚罪！甚罪！执事数年来所有不忠于《约法》之行政，世人注视方严，固有公论微言，执事亦自知之。
“自帝制发生，以至滇、黔事起，举国骚然，不可终日。仪虽雅不欲言，而国事重大，亦万难漠视。近阅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实心拥护共和者乎？今兹之变，致吾同胞日寻干戈，自相残杀，仪亦深信执事目前所握兵力、财力之充足，亦暂胜于起义之滇、黔、桂数省。但力服不能心服，古有明训。
“此次义举，断非武力所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举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兹陈唯一良策，财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约法》上自有规定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抑更有请执事深加注意于前事之可危者，庚子之攻使馆，壬子之掠商场是也。仪秉性狂戆，素荷恕原，愚昧所及，故敢呈最后之忠告，采纳幸甚。绍仪叩。有。”
唐绍仪和袁世凯结交于朝鲜，共事数十年，自民国初创唐担任内阁总理被袁欺侮而下台后，就由北京迁来上海，经营实业，小隐于商，绝口不问政治。
他从没拿过袁政.府提供给他的高级顾问的俸禄，或许是不想徒伤和袁世凯之间的感情，离开后从不说袁氏的坏话。这一次终于是憋不住了，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民间有一句话，逼得哑巴说话，说得是不是袁世凯和唐绍仪呢？
第205章 冯国璋的如意盘算
张謇、徐世昌和袁世凯订交最早，也算得上是对袁世凯帮助最大的人。徐世昌、张世昌两个人也是很不错的朋友，两人都未参与洪宪帝制。
徐世昌重新出山后，面对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局面，曾求教于张謇。张的答复是徐世昌当劝袁下野，原函如下：
“菊老相国前辈阁下：违侍左右，忽忽半载。辱奉明问，累读增唏。当筹安会发生之时，正下走朴被出都之日。濒行谒辞洹上，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洹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隐情惜己，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恳挚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而蓄窾未竟，洹上颇不以为忤。私心窃喜，谓旦夕之顷，可以消弭无形。不图群小交蔽，以帝制为投机，居洹上为奇货，浸淫酝酿，以成今日之祸，思之痛心，夫复何言？公于帝论勃兴之时，洁身而退，及睹时局颠危，慨然出山，取消帝制，自任天下之重。风谊卓然，谁不饮仰！
“夫今日海内洹上故旧，缔交最久，如公与下走者，殆无几人。而公与洹上昔日同官尤久，相信尤深，故公之爱洹上也，自较下走为尤挚。惟明问所谓国步益棘，痼疾已深，责望下走，罄其愚虑，贡于左右，复督下走北上行期，下走自解职得请以来。专意村落，不一语及世事。此闻桂继滇、黔而起，乃前尽此二三月之报纸，撮要而观，不禁太息于热中群小之误，洹上遂至于此也！目前则粤继之，浙又继之矣。
“公所谓痼疾已深者，则下走尚有一最后罄虑效忠之说，请毕陈之：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着。癸丑之事，洹上得收迅速蒇事之功，虽由北方将士之用命，亦全国人心信仰之效也。
“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考中国往史，国事扰攘之会，皇帝下罪己之诏，则父老感泣，人民鼓舞，史册载之，以为美谈。若总统则非皇帝比也。今取消帝制之申令已自承为有罪，而人民之感想愈恶。甚且号举义旗者，即曾膺勋爵之人，此无他，不信固不威，不信先伏于人心，故不威乃见于军事，今且不必论法律，不必论是非，而专论利害。曹锟、张敬尧所统，皆北方劲卒，进退趑趄，顿于泸叙之间，湘省北兵，号称三万，以当滇军数千之众，未闻有若何奇功伟绩。
“浸假而两粤会师，分途入湘，此三万不相统属之北军，能保必胜乎？湘失则荆襄必动摇，荆襄动摇，则蜀中北军之后路断。报纸固言某省，且为浙续，纵未必遽成事实，而中央则不能不防，防多则力分。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此不可救药者。
“报纸又有调和之说，谓公将罗致反对之人，组织责任内阁，此非下走所敢知，否则窥意梁、蔡，既抗颜行事，败非身殉，则作海外逋客耳，尚冀其伈伈伣伣，俯首惕息于 北京侦探之下，其可得乎？此不可救药者又一。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而中央六个月必平乱之认期，转瞬即届，外人诘问，将益见逼，何以应之？
“今为国计，为民计，为洹上计，惟有以真悔救已失之信，以大勇留未泯之威而已。报言汤、唐诸人曾有劝退之电，不知确否？不知洹上能舍己以听否？下走原始要终，反复度之，亦以为无逾此说。下走非贸焉附和而雷同之也，为国计免外人之干涉；为民计免军民之荼毒；为洹上计上不失为日月更食之君子，次不失为与时屈伸之英雄。洹上之承认帝制也，固尝以救国救民牺牲一切，号于天下矣。帝制成而有所牺牲，帝制消而又有所牺牲，宁复乐此无聊赖之虚名，供不相谅之描画，逞忿一朝，与国人搏，使牺牲一切之意，转无以表白于天下乎？
“或者谓北方军警，非洹上不能统驭，一旦受代，恐生骚乱。证以壬子三月之变，诚亦应有之虞。但洹上果于辞职之时，推诚布公，晓以大义，令其以感戴私恩之意，移而爱惜国家，军警果信赖洹上，必能体洹上一旦豁然大公之意旨。公与芝泉总长，复左右维持其间，安在必不可以弭止。设也受代之顷，中外晏然，匕鬯不惊，则今日之反对洹上者，他日将转而敬佩，谓命世之杰，其器量果度越寻常，不在华盛顿、林肯下也。
“抑洹上今日虽不如昔日之能统一全国，但尚有一部分之军人，为其心膂，此虽反对者，亦不能不认。夫此一部分之军人，使之统一虽不足，而听其生乱则有余。如洹上仍惑于群小，必欲竭此一分军人之力，延长战祸，使民生糜烂而无遗，外交危迫而更酷。此则益非下走所敢知。下走之爱洹上，自谓不后于公，故敢本爱人以德之言，贡诸执事，以间接效忠于洹上。以洹上不远而复之明，与执事守正不阿之忠，必察区区之愚，而谅其无他也。
“下走自辛壬癸三年以来，须发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门谢客，日惟以书生结习自遣，为慈善事，每念乡里朋辈之宴欢，益绻海内生平之旧雨。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则下走近所经营江上之五山，与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为联袂偕游之地。人世未来之事，听彼英俊年少为之，而倚仗观焉。尔时洹上当信下走今日之言，为不愆也。属者洹上与公所触苦恼，极可念，宁不愿一往省视，顾奉晤时，所欲贡者，亦不外此，而转不若笔述之，犹可曲达。且军时方扰，旅行不便，不能远赴嘉招，临颖惘然，蓄窾亦仍若未竟也。幸鉴谅之！伏祈为国，万万珍重。”
四月一日袁世凯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更像是命令。谈判的前提是谈判双方的平等，从袁世凯的这些条件看哪有平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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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条都是袁世凯自拟的，黎元洪没有过问，段祺瑞则不肯表示意见。
四月中旬，护国军回复黎、徐、段，同样是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相差两极，找不到共同点。
所谓漫天要价，说归说，做归做。袁世凯的日子不好过，护国军方面也很难。
当时，滇、黔均属于贫困地区，护国军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的补给，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不但袁世凯希望和谈，护国军也有和谈的愿望。如果通过和谈能实现倒袁的目标，何乐而不为。
在全面性性议和条件差距太大，很难坐下来谈的情况下，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个方面。全国性的谈和由冯国璋居中斡旋，局部地方的和谈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
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倒是很快取得进展。
对于全国性的和谈，护国军方面咬得很死，先决条件是袁世凯下台。这当然是袁世凯不能接受的，因此一直处于僵局。
但是，对于护国军方面倒袁的主张，作为政.府方面“居中斡旋”的冯国璋，内心是赞同的，甚至是说出他的心声。
四月中旬，冯国璋有两份重要电报给袁：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四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
“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
“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冯国璋的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已失之威信难返，……推让治权”，这应该是袁世凯得力干将中首先劝袁退位的。
第206章 各有所求
对冯国璋的电报，袁世凯不能没有态度。凭袁世凯的精明，怎能看不出冯的电文所指，但他宁愿装糊涂，顾左右而言道：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到四月二十六日，冯国璋不再含混其词了，发电徐世昌、王世珍、段祺瑞“三元老”：
“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四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各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
“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转陈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最怕看这一类的电报，他认为自己人的电报比蔡锷、唐继尧的电报更可怕。
由于冯国璋带了头，大家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各省大佬劝退电一个接一个。很快的竟成了一种潮流，一种趋势，搞得有人生怕落人之后。有意思的是，劝退最力的往往是那些此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人。
袁世凯虽惶惶不可终日，但心里清楚，这其中的关键之人是冯国璋，于是，派阮忠枢南下做冯国璋的工作。
另一方面，袁世凯看到在内内外外，黎元洪的威信越来越高，又打起了黎的主意。
这一天，袁把公府顾问张国淦找来，对他说：“我打算让位给宋卿（黎元洪），但是宋卿不懂公事。请你向他说，请他到府里来和我一同办公，让他的公事摸熟了，我就放心退位了。”
张想了下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平日是哪位传话？”
袁回答说：“杨五（杨士琦）。”
张推脱说：“那么还是请杏丞传话的好。”
张国淦，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居安徽，一九零二年中举人，一九零四年考取内阁中书。一九零六年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次年任黑龙江省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武昌首义前，调北京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后以“参议”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得袁世凯看重。一九一二年四月起历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
他也是位学者，代表作《历代石经考》、《俄罗斯东渐史略》等书。
因张国淦是湖北人，袁世凯是想利用他以同乡人资格探听黎元洪的口气。张既不肯去，袁也不能勉强。
想听听张对时局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以下的对话：
“近日外间舆论如何？”袁世凯问。
张答：“都在讨论退位的问题。”
袁问：“你看，退位好不退位好？”
张答：“要从三方面分析一下：外交、军事和舆论。”
袁说：“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哪有什么把握，明显是在说大话）。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
张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
袁问：“什么，你说华甫（冯国璋）吗？”
张答：“华甫做了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
袁问：“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吗？”
张答：“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耳！”
袁显然明白账的话意是：以第三者自居，处于敌友之间最难应付。
见袁沉默不语，张接着说：“我想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
袁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等到张往出走时，袁又唤他转来，说：“你去和菊人一谈。”
张的兄弟国溶是徐世昌的得意门生，他随即到了徐宅。
徐世昌刚刚驾好了车，对他说：“请你宽坐一会儿。我应公府的电召，马上就回。”
徐果然从袁世凯哪儿很快就回，对一直等他的张说：“你刚才向他（指袁世凯）所说： ‘不左不右’的一句话，他倒听得颇入耳。因此他叫我去，问计于我，我胡乱地答以 ‘派人疏通一下’，他说已经叫斗瞻（阮忠枢）去了。”
当四川方面停战后，袁世凯就散播一个谣言：“蔡锷已承认元首仍居大总统之地位。”
他所以这样做，是想告诉自己的北洋部下，护国军方面都不要求自己退位，内部人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他派阮忠枢到南京访冯，最主要的用意是，要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发出一个拥袁仍居总统之位的联名电，借以表示北洋系是团结的，是拥戴他的。
冯国璋不傻，当然能看穿袁世凯的用心。但他很鬼，不说破，也不拒绝，而是提出：目前正和护国军停战谈和，不能制造过份紧张的空气使局面恶化。他主张最好先作内部的协调，联合未独立各省的军政首长，在南京举行会议，取得本身意见和步调的一致，才能有发言权。
冯这个意见袁当然同意，其实这件事冯国璋早有筹谋，正好现在有了机会。
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浑水摸鱼，由北洋系的实力派借此而成为真正的北洋领袖。他甚至想仿照辛亥革命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办法，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
而他冯国璋以东道主和盟主资格，被推为临时总统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再提出惩办洪宪祸首和大赦党人等条件，就可以安抚护国军和国民党。
在冯的盘算中，除了他本人在北洋系的地位，还有个很大优势，就是他和梁启超、陆荣廷的良好关系。
以超然的第三者自居，一方面拿护国军压袁，一方面拿袁和北洋军来压护国军。在鹬蚌相争中，他这个“渔人”得利。和袁世凯当初居于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他相信护国军方面会争取他来倒袁，就如同当初革命党靠袁世凯推翻清廷一样。如果他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袁岂不是“不推自倒”了。
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打得很不错，可是，他有些高估了自己。当初袁世凯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二个条件，其一是他能够掌控北洋军，其二是在清廷中的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地位。而这时候的冯国璋，这两条一条都不具备。
思路客
冯国璋根据这个假想，就打电报请张勋、倪嗣冲二人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便作为三人的联合意见向准备召集的南京会议提出。
不料张勋目的完全和冯不同，张勋一心想着复辟，推戴逊清废帝宣统。张认为在复辟条件尚未成熟以前，不妨仍以袁过渡。
二次革命后张勋进占南京，袁世凯却借故迫他去徐州，张勋对袁是有怨恨的。但是，近来阮忠枢先后三次到徐州，传袁世凯的话许了他很多好处，还让他督理安徽军务，使得他对袁的怨恨化解了很多。
张勋并没看好冯国璋，和袁世凯相比，他觉得维持袁比捧冯对自己更有利。他的解释是自袁承认帝位以来，总统地位业已丧失，今后的总统既不能由国会产生，就只能根据清朝皇帝赋予袁以组织共和政.府的主权命令，把这道命令的有效时间延长到现在，袁做总统才是合法的，和名正言顺的。
张勋这个主张，是一套移花接木的手法，因为逊清的命令既然有效，则废帝的帝位也随时可以复活。
关于召集国会问题，张本心是彻底反对的，冯提议召集国会，他在上面加了慎选议员四字，表示有限度地召集。冯提议惩办祸首他改为惩办奸人，这个奸人两字意义很模糊，既可解释为洪宪祸首，又可能是国民党人，或是所谓的南方“暴徒” （指护国起义人士）。”
冯国璋知道他和张勋的意见如果不能沟通和协调，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张勋妥协，接受张的意见。虽然，两个人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
四月十八日冯国璋和张勋联名提出时局解决方案八条：
一、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
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
三、惩办奸人；
四、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
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前，仍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
六、民国四年冬以前之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
七、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
八、大赦党人。
这种含糊其词的东西，既不能满足张勋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冯国璋自己的要求，更不可能满足其他方面的诉求。因此这八条一出笼，就理所当然的招致了各方反对。
第207章 南京会议
冯国璋讨了个无趣，，并未气馁，四月二十五日又以个人名义通电未独立各省：
“日来因苏省地方不靖，江阴、吴淞、苏州、无锡各处，时有匪人窃发，岌岌可危。国璋以为欲策大局之全安，宜先维本省之秩序。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实不遑更及其他。兹幸剿抚兼施，次第戡定，不至有意外之风潮。正拟将前议八条，详加参酌，拟稿电京。适接陈将军马日录寄前致中央电文，谓蔡锷提出条件，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等语。国璋体察情形，不得不另筹计划，因思帝制取消后，曾由国璋约同诸公，分电四省，切词劝告，均皆置之不答，是其怀一不信中央之成见，并我辈所主张者，亦疑为别有意思，未肯遽听忠告，无可讳言。
“至四省所要求，又从无条件宣布，国璋深虑不得要领，解决无期。嗣后政.府电知陈将军，业以和议与蔡斟商，取得同意，始将八条通电奉质，冀可从事和解，早息纷争。今观陈将军续电所言，蔡锷一个并不能代表四省。而政.府于此真相亦未尝明白披露，或故隐约其词，我辈出任调人，将从何着手。四省现未疏通意见，必尚相持极端，接洽且难，遑云开议。现就国璋思虑所及，筹一提前办法，首在与各省联络，结成团体，必须各保疆土，使辖境内不生变故，妨害治安。一面贯通一气，共保公安，立于坚确不摇地位。总期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依据法律，审度国情，妥定正当方针，树立强固根本，再行发言建议，融洽双方。
“我辈操纵有资，谈判或易就绪。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似此按层进步，现状或可望转机。否则因循固易，即沦胥迁就，且愈滋变乱。一旦土崩瓦解，省自为谋，中央将孤立无援，我辈亦相随俱尽，身名两败，劫运难回。静言思之，不寒而栗。若不乘此机会，预图固结，未来之厄，究将以何策自免耶？牖见如此，特电奉商，诸公或愿表同情，或以为不可，均望从速电复。国璋思之烂熟，舍此实无裨图存，但得复音，允为将伯。即当另拟条件，再电商榷。以协议进行也。临电激切，毋任翘企！国璋。有。”
这个电报把冯国璋的打算公开化了，就是要在袁政.府和护国军之间造成一个第三势力。
五月一日冯进一步把以前和张勋联合提出的八个条件修改，发电如下：
“徐州张上将军、承德姜上将军、成都陈将军、南昌李将军、戚巡按使、开封赵将军、田巡按使、盛京张将军、济南靳将军、蔡巡按使、长沙汤将军、黑龙江朱将军、福州刘总长、李将军、蚌埠倪将军、天津朱将军、武昌王将军、段巡按使、太原阎将军、金巡按使、西安陆将军、刘帮办、吕巡按使、吉林孟将军、郭巡按使、兰州张将军、迪化杨将军、归化潘都统、张家口张都统、重庆曹司令、泸州张司令、宁夏马护军使、上海杨护军使、卢副使、并转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司令鉴：赓密。前以有电奉质，先后接到诸公电复，承表同情，公谊热忱，至深佩慰。
“现在中国大局棼如乱丝，既难以武力为后援，即当谋和平之补救。巧电八条办法，本属提议大纲，而滇、黔各省，坚执一己要求，对于第一条不肯同意，我辈欲解此困难，仍应以法律为依归，庶免双方各持极端，使伺我者得以乘间而入。兹就前议，重加参酌，另拟条件与诸公一商榷之：
“（一）大总统之问题也，袁大总统以清室付托，组织共和政.府，统治民国，授受之际，本极分明。现因帝制发生，起一波折，近虽取消帝制，论者皆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原有地位业已消灭，绝难再行承认。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据法律立论，则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
“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而援引《约法》，谓副总统可以代行职权之说，当然不成为问题。既欲拥护共和元首，在改良政治，欲政治改良，而谓不能属之袁大总统，则必出于另举。欲举总统，必开国会，欲开国会，必有发表召集之人。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而后方可补济法律之穷。
“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为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由根本以及枝干，均有脉络可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庶几树立强固基础，不至有轻重倒置之虞。
“（二）国会之问题也，由前之说，选议员、开国会，实为急切要着，惟选举手续繁重，时期过于延缓，无以慰喁喁望治之心。自应参酌组织及选举法提前赶办，定期开会，以便大总统地位得有继承之人。至此次选举议员，必须议定资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钱运动及政党中暴烈分子，一概不许羼入，借求真确民意，且免混杂贻羞。前辙后车，允宜借鉴。
“（三）宪法之问题也，国会成立，即当依照程序，从速明定宪法，俾举国有所遵循。宪法未定以前，一切设施，得以民国元年公布之《约法》为标准，但此项《约法》条文，确有未合中国国情及今日之现状者，自应先将适用各条款提出宣布，足资援引。余再斟修改，务剂其平，庶可便得推行，别无障碍。要之宪法结构，此其权舆，立国大经，不可忽略。
“（四）经济之问题也，目前财政艰窘，帑藏空虚，竭泽而渔，朝不谋夕。益以此次事变，所耗尤多。刻虽协议和平，军费初未少减。以上各项筹备，未可刻日程功。滇、黔两省，罹此兵灾，又须办理善后，在在需款，亟宜预图。当由中央将年来收支情形，列白宣布，应办善后之滇、黔二省，亦声明需用实数，准备始易着手。先将国内不急之务，悉予罢除，设法匀拨，万一不敷挹注，再行借助外资，但应指定用途，他事不许挪济。以后制定预算，务求力除浮滥，切实整理。冀可培复元气，免至速祸坐亡。
“（五）军队之问题也，现在协议伊始，中央派赴川、湘各处军队，业已奉令停战。滇、黔各省，亦当严行约束，静待磋商，不得违约破坏。一俟大局解决，其原有各军，悉调回旧日驻防地点。自滇事起后，各方面添招兵队，均一律资遣取消，只纾财力。此后中央与各省军队，当按次编号，统属之陆军部，联为一体，不分畛域。至实行征兵制度，尚须体察情形，应归参陆两部，通盘筹划，酌量办理。
“（六）官吏之问题也，凡民国时期内任命保用之各军政官吏，及为民国服务之人，资格应一律存在。四省之将军、巡按使，均当仍旧任职。一切官制官规，亦宜暂守规章，以免纷乱。其中如有应行变通事宜，俟国会成立再议。此外闲散军官与夫留学回国，或在本国毕业，尚未任有职务之学生，应由政.府另定安置选用办法，冀得真才，而资臂助。
“（七）祸首之问题也，帝制发起，由于杨度等数人，当其集会之初，无非妄逞学说，惊人耳目，谬论流传，遂滋淆惑。浸至酿成事端，逼开战祸，斫伤国脉，涂炭生灵，罪积邱山，擢发难数。惟此时危机日迫，宜以挽救为先，即将若辈斩诸市朝，初无裨于毫发。应先削除国籍，屏不与齿。候国会成立后，再行宣布罪状，依法判决，以肃国纪，而快人心。
“（八）党人之问题也，民国肇建以来，党派纷纭，原因复杂。其热心国事以微嫌引去者，固不乏人。而专持私见，主张破坏，以遂其欲望者，亦多标揭党帜，溷杂其中。事实可稽，难为曲讳。应由政.府审查原案，判别是非，咨送国会讨论。俟得同意，然后宣告大赦，方免抵触法律，贻祸将来。
“以上所列各条，略具梗概，国璋审时度势，务策万全，欲况固未来之国基，尤应维持今日之现状，又必出以郑重。本法律以相斡旋，不至腾笑友邦目为泛论，调停建议，舍此莫由。诸公伟画荩谟，必能益我智虑，务希斟酌尽善，免贻挂漏之讥。如以此项条件为可行，盼于鱼日以前赐复，即由敝处主稿联衔，分电滇、黔各省，并达中央。特电奉商，伫盼赐复！冯国璋。东。”
冯国璋以个人名义提出的这八项条件，可谓是不伦不类、杂乱无章。
这份“电报”发出后，同样招致了各方面的反对，就连北洋军系也产生很大的反感。冯在反对袁称帝时，获得了各方好感，这份电报公布后，威信大降。全国舆论都攻击他，有人甚至痛骂他是袁世凯第二。
旅沪廿二省知名人士，由唐绍仪领衔，包括湖南的谭延闿、湖北的汤化龙、四川的胡景伊、江苏的唐文治、奉天的吴景濂、江西的彭程万、直隶的谷钟秀、云南的张耀曾、广西的张其锽等一万多人发表通电，对冯所提的八个条件痛加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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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勋则对惩办祸首一条极为不满，汤芗铭则反对清室授权一条。这样一来，把冯国璋搞得很是狼狈，但他仍然不死心。
五月五日冯国璋到了蚌埠邀同倪嗣冲一同到徐州访张勋，商定由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遣代表参加。电云：
“赓密。国璋、嗣冲于本日到徐，与勋晤商，拍发各省通电一件。其文曰：川边开战以来，今已数月，虽迭经提出和议，顾以各省意见未能融洽，迄无正当解决。当比时机，危亡呼吸，内氛四伏，外侮时来，中央已无解决之权，各省咸抱一隅之见。谣言传播，真相难知，而滇、黔各省恣意要求，且有加无已。长此相持，祸伊胡底，国璋实深忧之。曾就管见所及，酌提和议八条，已于东日通电奉布，计达典签。
“惟兹事体重大，关系全国前途之安危，殊非浅鲜。往返电商，诸多不便，爰于歌日亲诣徐府，商之于勋，道出蚌埠，邀嗣冲偕行，于本日清晨抵徐，彼此晤商，斟酌再四，以为目今时局，日臻危逼，我辈既以调停自任，必先固结团体，然后可以共策进行。言出为公，事求必济，否则因循以往，国事必无收拾之望。兹特通电奉商，拟请诸公明赐教益，并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咸日以前，齐集宁垣，开会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勋等筹商移晷，意见相同，为中央计，为国家计，谅亦舍此更无他策。诸公有何卓见，并所派代表衔名，先行电示，借便率循。临电延伫，无任盼祷！等语。特电奉闻，并希台察。”
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合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然而他们三人却是三条心。冯国璋想利用这次会议造成他的第三势力地位，张勋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为宣统复辟创造有利条件，倪嗣冲则是对袁世凯忠心不二。
老谋深算袁世凯也想利用这次会议，达成自己的目的。他知道冯、张两人不是一条心，正好利用两人矛盾，以达到互相牵制和从中取利的目的。
他派张镇芳和阮忠枢二人去徐州游说张勋，又派蒋雁行列席南京会议，借以监视。
第208章 四川前线停战
为表示支持这次南京会议的召开，五月十七日，袁世凯打电报给冯、张、倪三人，电云：
“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不幸辛亥变作，强与诸君子出任国事，不避艰险，而心长识短，丛脞横生。自滇省发难，远近骚动，既无洞察之明，又乏应变之策，夙夜惭怍，早存退志。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众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永，陈宦亦相劝以休息，均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
“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原，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究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既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毋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定，不致立见倾覆，幸盼遏亟！”
明面上摆出一种超脱的高姿态，暗中却调兵遣将，作最后挣扎。他命梁士诒负责赶筹军费，命曹汝霖许日本以优厚条件交换政治贷款。
这个时候，陕西、湖南等地已经近乎失控，山东民军闹得也很凶，袁世凯首先拟定了一个“征湘、定陕、固鲁”的计划。
计划是派倪嗣冲为征湘统帅，事定后调王占元督理湖南军务，以倪嗣冲督理湖北军务。派雷震春由河南进军陕西。调开态度暧昧的靳云鹏，派张怀芝督理山东军务，对山东民军进行镇压。
另一方面他准备调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或内阁总理，筹备向西南护国军再度发动全面攻势。同时许张勋督理江苏军务，以换取张对自己的拥戴。
南京会议于五月十八日开第一次会，出席南京会议的十七省代表名单是：江西何恩溥、程用杰，山西崔廷献、李骏，山东孙家林、丁世峄，河南毕太昌、叶济，奉天赵锡福、王恩洪，吉林张恕、戴艺简，黑龙江李景林，湖南陈裔时，湖北冯煦、杨文恺，福建贾文祥，上海赵禅、王滨，直隶吴焘、刘锡钧，热河夏东骁，察哈尔何元春，绥远熊开先，徐州万绳栻，蚌埠裴景福。
从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连续召开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会议，二十二日召开第五次会议，因无结果散会。
在首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山东代表丁世峄提出袁世凯必须退位的建议，这当然是得到冯暗中支持的。
丁世峄是辛亥年首先在山东策动独立的人，筹安会成立前，他曾密呈袁主张改行帝制。湖南代表陈裔时附和丁的建议，各省代表也没有反对，看起来，袁退位问题在南京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已占了极大的优势。
不料当天晚上形势为之一变，倪嗣冲带了三营卫队赶来南京。倪本来已派了裴景福为代表出席南京会议，他率领卫队来开会，很明显，他是受了袁世凯的指使，来掌控会议的。
倪嗣冲到南京后，五月十九日参加了第二次会议。
他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站起来反对倪的意见，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煦、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附和丁的意见。
倪气势汹汹地问丁说：“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这时靳尚未被撤职）？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私通南方？”
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而是君子爱人以德，也是为了袁大总统。”
冯煦、何恩溥也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袁总统，而是为袁总统设想。”
倪听了后立时要翻脸，担任会议主席的冯国璋一看局面紧张，赶快把话拉开，把会议主题列入“能战始能言和”问题上。
张勋的代表万绳栻先一天没有表示意见，这一天却完全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 由此其他的代表遂不敢对此问题发言，于是会议中对于袁退位问题便作不出结论。
关于备战问题，倪与万绳栻询问各省能出多少兵？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做声。
河南：可出一旅。山西：无力帮助邻省，财政亦无余力。奉天：他省有事，可出兵两万。
吉林：断言东三省因外交上无余力出兵。如外患上用兵，可出两千。直隶：如山东无事，可出兵一千五百人。
察哈尔、绥远、黑龙江、福建、上海、宁夏、安徽等地均表示无力出兵。
袁世凯本想通过这次会议，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兵力征讨护国军，倪嗣冲才有此一问。见到这样的结果，也只能作罢。
五月二十日南京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冯国璋首先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可是又提不出召集国会的办法。
五月二十一日的第四次会议和二十二日的第五次会议经过了一再磋商，才决定了丁世峄的提案，且为冯国璋所赞同的办法。通电邀清独立各省代表参加南京会议，解决总统问题。
倪嗣冲对于独立各省代表共坐一桌开会讨论是不赞成的。张勋一心想取得督理江苏军务，内心亟愿把冯赶走，便和倪采取同一态度。
南京会议结束后，冯、张、倪联合发表通电云：
“云南唐蓂赓先生、贵州刘如舟先生、广东龙子诚先生、南宁陆干卿先生、杭州吕戴之先生鉴：华密。天祸中国，自启内讧，战端一开，造成浩劫。已经独立各省，困于杼柚，扰于兵戎，人民何辜，惨遭荼毒。其未独立各省，亦复惧祸无日，望治无期。风鹤频惊，难安启处。同舟相敌，嫌衅日深。夫以我国介列强之间，承积弱之敝，整齐固结，犹虑不遑，岂堪一再摧残，重伤元气。无如举事者之初意，本出于爱国热忱，而现政.府之转圜，亦抱定息争主旨，徒以意见隔阂，不能融洽贯通，遂尔背道分驰，乖离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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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彼此久已停战，而解决尚属空言。军队有枕戈坐甲之劳，商旅有裹足柅车之戒； 百业停滞，众议沸腾，内部分攘，国将不国。长此因循不断，险象且百倍今兹。悲我者利用时机，已抉藩篱，而进窥堂奥，骎骎见逼，应付几穷。倘不审度国情，速筹正当办法，惟知谬执己见，日以语言文字相诘难，窃恐辩论方无已时，而主宰之权已不属诸我国人之手。方念及此，心骨皆寒。勋、国璋、嗣冲忝荷仔肩，安危与共，值此存亡呼吸，何容坐视沦胥。
“昨经电约十五省将军、巡按使，遣派全权代表，到宁迭次开会讨论，佥谓今日时局，当以救亡为前提，顾非统一，则无以救亡，非联合，则难期统一。第推测外界之情形，轸念人民之苦痛，联合统一之道，自以和平为先。至于总统问题，关系国家存亡，既非五省片面所能主张，亦未便以十五省之心理为依据，亟宜研究妥善办法，以救危亡。今拟定南京为集议地点，由五省选派政治法律专家为全权代表，或五省共派数人，或每省各派一二人，订期来宁，与十七省代表共同研究，议决实行。勋等讨论告终，业已全体一致，欲挽目前之倾覆，宜视事实为转移。五省果具同情，当不坚持异议。中央宣言救国，尤必曲谅苦衷，并力图存。时乎不再，用特通电布闻。接电后请迅速电复，并派定代表来宁，曷胜翘企。张勋、冯国璋、倪嗣冲。”
张勋见此电后，觉得有些提法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便又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云：
“据敝处代表回徐报告，此次江宁之会，冯上将军于第一次会议提出三项问题；第二次会议时，业经各代表依次宣言，知各省军民长官，多数皆以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为宗旨，是退位问题，已属无可讨论。且由冯上将军主张，欲求乎和，非先以武力为准备不可；所有应奋军旅饷项，并经各代表预先分别担任，冯上将军并以前敌自认。敌忾同仇，可钦可敬。惟湖南代表有爱人以德之言，迨经倪将军详言辩诘，则亦无词置对。足见公论所在，断非个人私见所能违拗。
“不意第四次会议时，鲁、湘、鄂、赣诸代表，竟于议案范围以外轻遽发言，或以外人逼胁为言；或以用兵困难为说，辗转波折，故甚其辞，几将前经公决议定铁案，一概抹煞，重行讨论。显见受人播弄，暗中串合，故与南方诸省同其声调，必非该本长官所授本意。况靳、汤、王、李诸将军，公忠体国，威信久孚，或军当困难，百折不回；或地处冲繁，一心为国。勋处屡接来电，莫不慷慨淋漓，令人起敬；而该代表竟敢擅违命意，妄逞言锋，实属害群之马，允当鸣鼓而攻。
“虽现在电致南方各省，令派代表到宁与议，复电能否依从，尚难遽定。而我方内容，则不可不加整饬，以求一致。诚以退位问题，关系存亡，非特总统人才难于胜任，即以外交、军政、财政而论，险象尤难罄述，如果国本轻摇，必沦胥俱尽；即使南方各省，果派代表到宁与议，亦当一意坚持，推诚相告，必不见听，即以兵戒。倘内容不饰，先馁其词，则国家之亡，有可立待。用此通电布告，愿我同胞，共相砥砺。设有非议此旨者，即以公敌视之可也！临电迫切，无暇择言。勋。有。”
南京会议的最后的结果，是让各方都很失望。冯国璋没有达成心愿，袁世凯的事没办成，张勋也没如其所愿。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以不了了之而收场。
但是，南京会议清楚的表明，袁世凯和他的政.府,已经不能控制大多数的未独立省份。
第209章 陈宦其人
四川前线的北洋军和川军，虽然在兵力上是压倒多数，装备也远超护国军。但由于士气低落，加之北洋军和川军间的矛盾，和士气高昂的护国军对阵，也只能处于下风和守势。
而护国军军方面，由于兵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想取得大的突破也很难。
在一片厌战的声浪中，蔡锷等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争取陈宦和四川独立上。既能减少流血，又能取得更大的收效，这当然是最好的事。
其实，在交战的过程中，双方也有私下的联络和沟通。
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是在内心深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曾对外表示：如果坐视袁世凯称帝，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推翻清廷争取共和的起义？
蔡锷想得更长远，和冯玉祥讲，如果能劝说陈宦宣布独立，对护国大业贡献更大，冯表示他一定会尽力。
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希望他能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接到袁世凯的停战要求后，正求之不得，随即向蔡锷发出停战书：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
“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
“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
“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元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倘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柄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
“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 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
陈宦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是一件失策的事。
陈宦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袁世凯和北洋派已渐行渐远。
蔡锷则力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
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可用之兵有限。但是，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先行停战，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首次停战一个星期，自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六日。
具体停战事宜，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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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要求，提出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五月六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五月七日到六月六日。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在停战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在外人看来，陈宦看似袁世凯的大红人、宠臣，其实他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首先，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北洋系的军人们是从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袁世凯授他四川统军权，但北洋军他其实是指挥不动的。
而自从搞洪宪帝制后，由于他各方面都不积极，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袁党边缘化。比如，他来四川就职前，袁世凯曾许诺他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洪宪帝制后，这事不但再没被提起，袁世凯反而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足以说明袁对他有了戒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
再者，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甚至使他想到，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
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心寒。
第210章 断绝关系
前面提到过，辛亥革命时，黎元洪为支持北方的革命，曾根据北方革命党的要求，派胡鄂公去北方指导革命。清帝退位后，胡鄂公任荆州荆旗善后局督办。一九一三年去北京，任国会议员，国会解散后，当了四川将军署秘书。
自蔡锷高举起护国大旗后，胡鄂公便在四川组织反袁活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陈宦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胡鄂公和陈宦私人关系不错，曾多次劝陈宦宦响应护国起义，说在国家和民族大义上是不能含糊的。陈宦一直态度暧昧，这使他很为失望。
这一天晚上，陈宦在将军署和幕僚们谈天，胡鄂公忽然走来向陈宦告别说：“二先生，我明天回湖北了。”
陈说：“怎么？你也要辞职吗？”
胡说：“息影家园，耕田课侄，免得将来变成一个为虎作伥的人。”
陈为之默然。过了一会儿，陈把胡拉入房内，用手往后面一指，凄然说：“我只有一位老母，一个残废儿子。天晓得，我如果为一人一姓的臣仆，他们……”说至此已经泪下不能成声了。
陈宧（1870－1939），字养铦，也常被称为陈二庵，二先生，湖北安陆城关人。出身贫寒，七岁投奔舅父并入读于武汉自强学院。因小事忤逆得罪舅父，十岁那一年，他回到安陆。入读于安陆汉东书院，十五岁那年（1883）考上秀才，第二年考上廪生。一八九零年，二十一岁的他考上湖北高等学府——武昌经心书院。一八九五年受甲午战争的刺激以及军校提供军装伙食，投笔从戎，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学习的同时，于一八九七年考中拔贡。
一八九八年进京参加会试，朝考落第。其叔祖陈学棻时任工部尚书，在他的帮助下，陈宧进入国子监南学入读，百日维新之后，北京成立京师大学堂，他转入其中就读。
一九零零年经其叔祖陈学棻推荐，投入荣禄部队当兵，由于办事勤奋能干，被提拔为管带。
一九零一年，因叔祖陈学棻逝世护送其灵柩回安陆而退出荣禄部队，在其叔祖学生河南学政林开谟处做阅卷师爷——校阅乡试试卷，不久失业回安陆。
一九零三年被四川总督锡良聘用，在大西南和东北从事军事行政工作，官至新军二十镇统制（师长）。
辛亥革命之后有一段时间为黎元洪幕僚，而后在北京任袁世凯的智囊，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和重用。
一九一五年五月起担任四川总督。
在历史上，陈宧的口碑很不好，一般被视为袁世凯的亲信党羽。他和袁克定是结拜兄弟，跟着袁氏父子，确是干了不少坏事。比如助黎元洪、袁世凯杀张振武、方维。一九一三年，通过政治拉拢、军事策反、经济收买等手段，帮助袁世凯镇压了各地的二次革命。
其实，很多事是不能只看一面的。就陈宧而言，抛开其政治理念不谈，专论他的人品，会发现这是个品德很高尚之人。
青少年时候的陈宧是个极勤奋上进之人。陈宧十岁（1878年）时入读湖北安陆汉东书院，此处有房屋几十间，但是没有多少人居住，寂然无人，他常常一个人呆在这里苦读。
他在书房墙上贴有自己的座右铭：“再穷无非讨口，不死总要出头”。经过五年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终于在十五岁那一年（1883年）考上秀才，第二年又考上廪生。每月有了些许薪水，衣食有了着落。但是他依然十分贫困。
一八八七年农历新年，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只有陈宧一个人因为书院有膏火供应，仍然留在书院苦学。
除夕之夜，他与母亲徐太夫人守岁，但是家徒四壁，别无长物。他感叹地对母亲说：“儿自愧无力献大人屠苏酒，只好读几篇古文为大人寿，并以此消磨永夜。”
他的母亲也是书香门第出生，知书识礼，对他说：“儿可读《五柳先生传》，《滕王阁序》，《与韩荆州书》。”于是，陈宧遵命大声朗读，声音铿锵，顿忘穷愁潦倒、日食维艰的处境。
突然，喜庆的鞭炮四处响了起来，丁亥年佳日悄然来到人间。陈宧当即赋诗一首：“缊袍敝衣已经年，十日无炊一粲然。最是家家除夕夜，晚香亭畔枕书眠。”这首诗表现了他在穷困潦倒中乐观的心态和勤奋上进的精神。
他为官极其清廉，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一片混乱，京师大学堂师生四散。经其叔祖陈学棻介绍，他到荣禄处谋职，被荣禄任命为稽查长。他短衣匹马，出入于行伍之间，因为他办事勤劳能干，不久，他被荣禄任命为武卫军管带（营长）。
他带了三百多士兵坚守北京朝阳门。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之后，他身负枪伤几十处，士兵散失的很多，留下的士兵不到一百人。他在离京的路途中，拾得银两十三万七千两，这是其它来京勤王的部队遗弃的，无人把守保管。
于是，他“由兵护送至荣禄处交纳。荣禄大惊，以为世上安得有此人，给予奖赏。”
对这件拾饷归公的事情，陈宧老朋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之诚先生在他的《陈二庵将军小传》中也有记载：“庚子事起，为武卫军管带，守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与敌力战，都门不守，銮舆西幸，收集余众，八十五人，冲西直门，浴血而出，途中得遗弃兵饷十三万七千两，亲至保定，以畀荣禄。”在贪污成风，吏治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之中，陈宧能够如此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涓滴归公，当然不能不令荣禄大惊失色，以为世上怎么有这样的奇人。
陈宧的这种品质给他树立了良好的做人品牌，“奇士之称，闻名天下，三公礼敬，督抚交聘。”
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四川总督锡良争相招聘他为自己幕僚，陈宧选择了锡良。
陈宧对人极为“度量恢宏、心胸宽阔”。
卢静远，湖北人，南洋陆师一期生，留日士官一期炮兵科毕业。他与陈宧是既是老乡又是少年同学。一九一一年担任军咨府第一厅厅长时，租住大长公主（恭亲王的女儿，慈禧太后的干女儿）位于板厂胡同的房子，居住期间不小心房子失火焚毁。大长公主屡次找他索赔房屋，卢静远因为无力赔偿，感到十分窘迫。
这时候，陈宧来北京拜访他，卢静远以为他担任东北二十镇统制之职位，一定比较富裕，于是贸然开口向他“借”银子五千两。但是，陈宧一向清廉自恃，没有余钱，只能拒绝了他的要求。卢静远因为借款不遂，怀恨在心，于是在军咨府负责人载涛（光绪弟弟）跟前给陈宧“上眼药”。
载涛见过陈宧之后，感到陈宧相貌寒苦，萎靡不振，再加上陈宧不善辞令，难免答非所问，南腔北调。卢静远趁火打劫地说陈宧大概有不良嗜好。恰好这时候，陈宧所领导的二十镇士兵和日本士兵发生斗殴。于是，载涛罢免了他二十镇统制的官职，把他调到一个冷衙门坐冷板凳。
陈宧丢失了统制的职位，认为大失锡良的威信和自己的面子名声，不想再回到东北，径直从北京辞职回到湖北老家。曾祺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记载的，卢静远“以借款不遂，怀恨在心，于是造谣生事，谓陈嗜好甚深。”
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辛亥革命之后，卢静远失业了，这时，陈宧担任参谋部次长。他托陈宧的几个部下向他求情谋职。
陈宧把他进谗言导致他丢官的事情和部下说了之后，感叹地说：“既然你们都出来替他说话，看在你们的面子上，给他个闲差使吧！”
他安排卢静远为参谋部部附，每月能够拿到薪水大洋一百六十元。陈宧的不念旧恶，度量恢宏由此可见！
李炳之，曾经以下犯上地向他讨欠下的薪水，怒气冲冲地质问他：“科长名叫李炳之，你不发工资，我们坚决不答应！”
陈宧表现得十分有修养，向他和颜悦色地解释，并且及时发了欠下的薪水。从此之后，不但没有给他穿小鞋，反而称赞他是个直人，给予重任。
一九一三年徐州、黑龙江发生兵变，蒙古王公准备叛乱，都被李炳之解决。陈宧曾经赞赏地对他说:“你这几次消弭战祸于无形之中，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军费二百万元。”
一九一五年，陈宧离开北京担任四川总督，手下有三个混成旅旅长，其中有个旅长就是李炳之。陈宧的心胸和气度，由此可见。
再者，陈宧平日里“谦恭待人，礼贤下士”。邓之诚，南京人，曾经在燕京大学任教，后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一七年他由云南入京后和陈宧相识于北京，由于气味相投，两人关系不错。
陈宧比他年长十八岁，但据邓之诚的儿子邓珂回忆，“对先父以师礼事之，俱对其门生故旧，遂一介绍。”他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但对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如此毕恭毕敬，以师礼事之，可见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的谦恭和尊重。
笔趣阁
陈宧不但对学有所成的教授十分谦恭尊重，对青年学生也很和蔼友善，邓之诚的学生王钟翰回忆，陈宧隐居北京的时候，“……尤乐接见青年学子，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要言不烦，启迪为多，反复探讨，毫无倦容。先生之于晚辈，总以推诚相见，有教无类，爱护鼓励之若不及，苦口婆心，不啻以谦谦君子，敦厚长者，孰知其为尝掌一方帅印之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哉。”
第211章 四川护国独立
现在，我们再来说陈宧和胡鄂公。
胡鄂公看到陈宧难过的样子，心里很不好受，但他还是劝陈宧在历史重要关头，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留千古骂名。
陈宧想了良久说：“我的兵力共有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五玉亭（祥桢）而外，都未必能听我的。你的意思很好，明天找几位同事开会谈谈。”
第二天，胡与将军府秘书张轸、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何积祐（何子贞之孙）等在陈宧的小书房开会。
陈宧说：“北京城玩的猴戏，老头子也觉得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松坡沉着知机，不是轻举妄动之人，我们目前有三条路：一、立即宣布独立；二、先疏通川军第一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和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然后独立；三、派人先联络冯华甫（冯国璋）、汤铸新（汤芗铭）再发动。”
经一番讨论后，大家赞成走第三策。
陈宦也有脱离袁世凯的打算，但他的步骤很稳健，还要看形势的发展。于是派秘书胡鄂公到湖南和南京，去刺探一下湖南的汤芗铭和南京的冯国璋态度。
民国五年二月十日，胡鄂公由成都出发，昼夜兼程，三天半走了一千多公里的山路到重庆。改乘小船，历时四天到了宜昌，再转船前往汉口。
陈宧给他的任务是刺探情况，他的想法则是为四川的起事创造条件，因此急如星火。为了达成目标，抵汉口后即和旧友陈裕时、黄保昌、王孝贞会晤，大家商议如何做汤芗铭的工作，推陈裕时赴长沙访汤，因陈和汤私交颇厚。
有书记载陈裕时见汤芗铭情况：“陈抵长沙后，径赴将军署谒汤，汤在大客厅接见陈，陈谈到云南独立讨袁，以及四川和南京一般空气，只见汤灰白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一会儿猛吸纸烟，一会儿又站起来绕着檀香木的桌子打磨磨转，久久沉思，不发一言。
“汤芗铭在湖南杀人甚多，翻面无情，有汤屠户的混号。陈裕时素知汤的这个毛病，见了他这个模样，吓得魂不附体。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急忙打退堂鼓，赶快转圜说：‘铸新，我们是无话不说，听不听由你，你不欢喜这些话，只当驴鸣、犬吠如何！’
“汤一听陈这话，才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慢吞吞地说： ‘你好不好到上海找大家兄一谈！’”
汤芗铭的大哥就是辛亥武昌起义时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自云南倡义以来，汤化龙不断有电报给汤芗铭，劝他独立。这件事不是什么秘密，汤芗铭此言其意已甚明。
只不过，汤芗铭也有他的难处，在袁世凯和同袍兄弟之间，一面是君恩深重；一面是手足情长，使他左右为难。他在湖南虽因杀戮过重而失去湘人爱戴，但励精图治之心还是有的，对袁氏的称帝，也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没下定最后决心，只是还有诸多顾虑。
陈裕时讨来了这句话，兴致勃勃赶回汉口报告了胡鄂公。
胡随即转程赴南京，找到了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侄儿冯家祐，由他们陪胡见冯。
胡鄂公谈完来意后，以陈宦代表身份表示陈是唯冯马首是瞻，冯却不作正面答复，只是顾左右而言它。
冯这时处境也确是很困难，无论从道义上或是情感上要他公然宣布反袁，是不可能的；这正如袁当年始终不说反清的话一样。
当胡和冯多见几面，倾谈投机后，渐渐地冯也大发牢骚，他说“项城左右都是狐群狗党，逢君之恶的人。真正爱护他的部属反而排之门墙之外，像我今天处境如此困难，就是因为项城把我冷落一边。你可知道项城的来历吗？”
冯于是提起了西山十戾和书僮献茶的故事。
所谓西山十戾，在清末民初，北京的老百姓传言，古时候在西山上住着十只灵兽，修炼千年成精后化为人身，投胎凡间成为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西山十戾”。
这西山十戾分别为：
一、洪承畴（獾）洪承畴本是大明臣子，到崇祯年间，已官至兵部尚书。在明末与大清的战争中落败被擒后，洪承畴向清朝投降，成为了清朝的大学士。在任期间，为巩固清朝统治多有建树。由于其机敏善变，就像爱打洞的獾类一样，因此将其视为獾精转世。
二、多尔衮（熊）多尔衮曾是把持清廷朝政的摄政王。清朝的开国元勋们大多体格健壮，其中多尔衮更是虎背熊腰，因此被视为黑熊精转世。
三、吴三桂（鹗）平西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因为宠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侮辱，放清军入关。他的性格就像鹗（鱼鹰）一样，在水面低空盘旋，一见猎物就迅速扑击，只为眼前自身利益，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四、年羹尧（猪）年羹尧是雍正宠臣，对内扶雍正上位有劳，对外作战平叛有功。可惜年羹尧位极人臣后却仍不知足，像猪一样欲壑难填，却不懂得猪把自己吃得过肥过壮之日，就是主人挥下屠刀之时。
五、海兰察（驴）前面列举的几个都是权臣、宠臣，但海兰察这个人却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因此虽然功勋卓著，但也没前面几位出名。后人把他视为驴精转世，就是凸显其护主和耐劳的性格。
六、和珅（狼），和前面的年羹尧一样，也是个贪心不足之人。在乾隆时期受尽荣宠、位高权重，但没想到自己只是乾隆留给儿子嘉庆宰割的羔羊。但这里没有把和珅看作羊精，而视为狼精，是因为和珅的姓氏为钮祜禄氏，在满语中是狼的意思。
七、慈禧（狐），老百姓将其视为狐狸精。
八、曾国藩（蟒）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手下带出了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能人，对大清王朝功勋卓著。但其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全身看上去像布满银色的蛇鳞，因此大家都说他是巨蟒转世。
九、张之洞（猴）张之洞同样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既是慈禧宠臣，也是大清能臣。张之洞喜欢白天睡觉，晚上上班的习惯。他既“兴居无节”，又身材瘦小，与猴子无异，因此被视为猴子精。
十、袁世凯（蛤）袁世凯被称为癞蛤蟆，一是因为他五短身材，脸阔面圆，形似蛤蟆。二是民间传闻说每当下雨的时候，袁世凯都喜欢张口呼气，就像癞蛤蟆一样。后来故事越传越玄乎，有人说袁世凯登基那天，北京陶然亭周围的蛤蟆齐声大叫，恭喜蛤蟆王当上了皇帝。
而书僮献茶的故事则是：一天，袁世凯午睡时，书童去献茶。推门时脚下一滑，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书童吓坏了，这可是袁世凯最喜欢的玉杯啊。
幸而袁酣睡未醒，书童慌忙跑去找袁府一个老管家，求他救救自己。
老管家沉思一会，给书童出了个主意。并说：“按我说的做，保你平安无事。”
一会，袁世凯醒了，要喝茶。书童把茶端进去，袁一看，不对！问道：“我的玉杯哪去了？”
书童老老实实地说：“摔了。”
袁大怒，厉声说：“到底怎么回事？”
书童噗通跪倒，说：“大人，不是小人不小心，而是小人实在害怕。”
袁世凯余怒未消，呵斥道：“说！你害怕什么？说不出个理由，我轻饶不了你！”
书童不停磕头，一边磕一边说：“真的不怨我，刚才我端茶进来的时候，发现床上躺着的根本不是大总统！”
“你个混账东西，不是我是谁？”袁世凯问。
书童做惊讶状，说：“是……是一条大金龙！当时我吓坏了，玉杯就掉在了地上，摔了。”
“胡说！”袁世凯怒斥一句，但是脸色立刻平静了下来。不但没有治书童的罪，反而从抽屉里拿出一摞钞票赏给了书童。
这两个故事都是贬损袁世凯的，无形中表明了冯国璋的态度。
胡这时乘机说：“二先生（即陈宦）和我约定，只要上将军（指冯国璋）同意，由上将军署发一密电，他就宣布独立了。”
冯把桌子一拍，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地说：“你的电报呢，拿来我替你发好了。”
胡鄂公发了陈宦的电报后，即赴上海和汤化龙见面，把陈裕时赴湘的经过向汤详陈。
胡说：“二先生的独立已不成问题，四先生（指汤芗铭）不独立太不成话，大家都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能不争人格！”
汤化龙听了很同情，连声说：“真是不成话，到了这时候还如此糊涂，我把你在南京接洽的经过情形打电报给他，不怕他不独立。”
当南京会议在吵闹不休时候，四川起了变化，得知了冯国璋和汤芗铭那边的情况后，陈宦的态度已经日趋明朗。
袁世凯关于召开南京会议的电报中曾提到：“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永，陈宦亦相劝以休息”。
不错，五月三日，陈宦确实有劝退电报给袁：一再表示“元首若允退位，其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
袁世凯虽在面上说“均获我心”，在心里把陈宦恨成什么样，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时，不但冯国璋主张袁退位，段祺瑞也表示赞成。
段根据陈宦的建议拟定了优待袁的办法六条：一、往事不追；二、公民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敬；六、民国政.府给以岁费十万元。
袁看了这些条件，还伪装不在乎的样子说：“好，很好，我退位不成问题，你们哪一天商定了善后办法，我就哪一天搬到颐和园去休养。”
五月二十二日，陈宦终于发出了，那份被世人称作“迫袁致死”，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断绝关系电。
言道：“宦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此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
“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小书亭
这个电报是邓文瑗起草的，“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语是陈宦加进去的。
第212章 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
陈宦与袁断绝关系一电被称为是袁世凯的送终电。袁世凯死后，有好事者对袁世凯称帝至失败而死一幕丑剧有挽联云：病起六君子（此指洪宪六君子为祸首），命送二陈汤（二陈指陈宦、陈树藩，一汤指汤芗铭）。足见陈宦与袁世凯的分道扬镳对袁打击之大。
连陈宦这样的近臣都离袁世凯而去，陈宦的此举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对护国反袁事业的贡献实非同小可。
袁世凯接到这个电报后，竟气晕了过去。
当他醒转来时，脸上红得像炭火一样，眼中流下了几点英雄末路的眼泪，口中喃喃说： “人心大变”。
他把梁士诒召入公府，把陈电给梁看，一边说：“二庵厚爱我若此，夫复何言？君为我电复，决意退位如何？”
梁士诒知道袁世凯说的不是心里话，没有做声，袁世凯大概下不来台，亲自动笔写了一电发出：
“昨见松坡致黎、徐、段电，请劝我退位。公谊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悉我心，我厌问世，几不愿一朝居，再商诸重要诸公，担任善后，佥以兹事体大，且难轻放，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即有亡国之祸。
“我年近六十，艰难万状，尚有贪念，愚不致此。我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所当研究，惟在善后，政.府诸公，讨论多日，仍无结果。如不顾善后，撒手即去，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且亦无术足以自拔。
“目下要点在速筹善后之策，但有二三分抵担，不致立见危亡分裂，退位一议，即可解决，务望切商政.府，速定办法，力担责任，期早定局！希即熟筹，共同磋商如何？务祈严守秘密！电未尽言。”
“我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和正式宣布退位当然不是一回事。
袁世凯知道陈宦是个有思想的人，也知道他是不赞成帝制的。对此，袁世凯并没太放在心上，因为他的朋友和亲信反对帝制的人大有人在，比如徐世昌、段祺瑞、张一麐等。但是，袁决计想不到陈宦会背叛他，竟和他公然绝交，这打击当然是要多沉重有多沉重。
事后，袁世凯越想越气，终于按奈不住，五月二十四日发表一项申令，痛斥陈宦，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电文云：
“据四川将军陈宦通电内称：‘江电恳大总统退位，乃复以妥筹善后为因循延宕之地，文电请即日宣告退位，又以交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退位非出于诚意，因与大总统个人断绝关系’各等语。本大总统之职位，由于全国国民选举而来，其应行离职各节，《约法》定有专条，固非一部分军人所当要求，倘此端一开，则继任大总统者无论何人何时，均得借端纠合数省军人举兵反抗，要求退位，恐变乱无已，将酿成墨西哥更张争夺之惨祸；凡稍有人心，略知爱国者当不忍出此。
“所请与个人断绝关系事，现属大总统地位，不能将予及大总统分而为二，亦犹之陈宦未经开缺前，亦不能将陈宦及将军分而为二也，予现仍属大总统职位，照《约法》代表中华民国，与予之个人断绝关系，此非巧弄文词所能掩其事实，蔑其法理……惟本大总统之萌退志，早在陈宦等尚未要求之前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佥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初六日接陈密江电，当复以‘实获我心，但此间情形，必须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
“嗣见陈宦初六日电称：‘拟俟征求各省意见，推由冯上将军折衷办理’各等语。续据陈宦二十日来电，转述蔡锷电文，并请早日宣告，适冯国璋等在南京约同十省代表讨论大计，陈宦曾请推由冯国璋折衷办理，自应并交提议。乃复陈宦江电，令其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而陈宦并不从速商办，反谓为因循延宕之地；陈宦自请折衷于冯国璋，而又谓退位非出于诚意，矛盾其词，随意变幻，遂借口断绝关系，殊不可解。予德薄能鲜，又日感困苦，极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心。
“但各省征军数逾十万，而沿江中外商桥麇集杂处，在在均须防护，尚有多数省份意见参差，各持极端主张，险象四伏，原因复杂，若不妥筹善后，不顾而行，必致破坏分裂，恐扰乱倍蓰于今日。予徒博高蹈之名，使国家受无穷之祸，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自觉难以对我国民，故视善后布置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不得不切实筹商，一有妥善办法，予即远引休息，得卸艰钜，讵非生平之大幸！……十五日南京各省代表讨论大计，曾于是日电饬冯国璋等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善办法，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迄今尚未接复。
“总之，一人之荣辱甚微，国家之利害极重，本大总统素以救国为前提，在位一日，当尽我一日之责任，断不敢逞一己之意气，徇一己之名誉，致国家受绝大之危险。事后自有公论，亦不顾毁誉于一时，而恬退之志，本诸素怀，断无丝毫贪恋之心。陈宦远在成都，情形隔膜，不知善后关系极重，殊为痛惜！已有令饬来京筹商善后，着即迅速启程，勿稍延缓。此令。”
与此同时，袁下令任命重庆镇守使、四川军第一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按着陈宦的本意，他只是和袁世凯个人断交，并不表示四川彻底脱离中.央.政.府。也就是说，只要袁世凯退位，他和四川还是可以不独立的。
但袁世凯这样搞来，他就不能不宣布四川独立了。
陈宦的正式独立布告全文如下：
“四川都督陈，为出示通告事：照得帝制发生以来，川民陷于水火之中，无所控诉，至为痛心。本都督前曾一再电请袁总统退位，并宣示必达目的之决心，冀得和平解决，免生民再蹈兵戈之苦。此本都督之苦衷，中外所共谅也。乃迁延至今，迄未得明确之答复，是袁氏不念川民之疾苦，且先自绝于川。
“本都督因民之不忍，不能不代表川人与袁氏告绝，于二十二日通电京外，正式宣布与北京袁政.府断绝关系。袁氏未退位以前，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并依照民国元年官制，废除将军名号，改称都督，即由宦暂任都督之职。
“至于地方安宁秩序，由本都督责成各该地军民长官，力任保全之责。俟新任大总统正式选出，本都督即举川省以听命，并于其时解职归田，还我初服。皇天后土，实鉴我衷。为此示谕川省军民，各安生业，万毋自相惊扰，贻害地方。切切特示。中华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陈宦改称四川都督，任刘一清为参谋长，以修承浩（蔡锷所保）为民政厅长，胡鄂公为四川宣慰使，熊克武为招讨军总司令。
陈宦表明态度后，冯玉祥一旅开回成都，有电致曹锟云：“军队皆国家之军队。现在川省业已独立，我辈只有听命于陈公，以尽军人之天职，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古训昭然，岂可忘忽。”
袁世凯做为一个典型的独裁者，从来不放心任何人。平日里他大权总揽，事事躬亲。只是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关头，才请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来共撑危局。
他请黎元洪每天和他一块儿办公，意思是要培养黎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来接替他的地位，使他可以放心地告老还乡，钓游洹上；他把政治方面的一切交给徐世昌，由徐全权负责；又把军事问题全权付托段祺瑞。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到，威信扫地的袁家王朝已经无法维持了，就如同当年的清王朝一样。对于袁世凯来说，能做的，也是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体面的退位。但是，像袁世凯这样权欲熏心的人，怎么会走出这一步呢？
徐世昌本来是因为情面上过不去，才不得不强打精神出山。在风雨飘摇中，徐世昌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徐请辞国务卿。“他仅仅作了一个月的冯妇，就辞职前往河南辉县水竹村做“挂冠诗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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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然极力挽留，“世昌兄，在这样的时候，难道您也要离我而去吗？”说着，袁世凯的眼睛湿润了，声音也有些哽咽。
“世凯弟，您以为我是离您而去吗？虽然我不愿意看到那一天，但真是到了那一天，你我兄弟总要有人出来收拾残局。我现在不置身事外，那时有资格吗？
两个人已多时不以兄弟相称了，袁世凯马上明白了徐的心意，就没再坚持。
二十三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陆征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没几日，陆征祥就不奉陪袁世凯了，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任外交总长。又几日，孙宝琦也不干了，由周自齐继任财政总长。
段祺瑞奉命于危难之际，其处境和辛亥革命后袁出而组阁时几乎一样。他认为要回到共和的体制上，就必须要变政事堂为责任内阁。
袁世凯这时候当皇帝的心还没死，在表面上完全接受了段的意见，发表申令说： “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
可是，开出这张空头支票后，就没了下文。但段这时候态度很坚决，他宣称如果没有实权他就不干，袁世凯这才被迫于五月 八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段祺瑞是个对维护共和很执着的人，恢复国务院，便求撤销大元帅统帅办事处。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但他不能明说，在呈文上批了一句：“君能每日到部办公乎？”
段又要求让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世凯干脆就来个装聋作哑。想到自己出任清廷的内.阁.总.理后，很快就派自己那时的亲信冯国璋统领御林军，袁觉得这时候的段祺瑞所走的路完全和他自己当年对付清廷一样。
第213章 陕西、湖南护国独立
段祺瑞组阁后不久，他接到梁启超一封信，略云：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然而段是袁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对此，他虽然有同样认识，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袁是 “受恩深重”。他是个十足的旧中国军人，由他自己出面倒袁是万万不可以的，他只能是等待护国军来打倒袁，然后自己以北洋军系领袖的身份来收拾乱局。
袁世凯其实是打心底不想用段祺瑞，只是没有别的选择。正如，当初清廷不管怎样的不想用他而又不能不用他一样。但是，袁世凯比不上清廷，清廷可以全权托于他，他却不能全权托于段祺瑞。
袁世凯和段祺瑞这二人，在这最后关头仍不能和谐共事，公开的冲突出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上。
段祺瑞需要得力助手，十分想用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因为徐是袁最不欢喜的人，所以段怕当面和袁谈此事时弄僵了，便转托王士珍。
王士珍是个谁也不敢得罪，谁也不肯得罪的人。他当然也知道袁世凯特讨厌徐树铮，又不便对段推辞，就用起了敷衍地“拖”术，过了几天都没有下文。
段忍耐不住，就请张国淦代他向袁通融。
张国淦也很为难，但碍于段的面子，犹豫了再三，试探地对袁世凯说：“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
他的话刚出口，袁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了，“他想用谁？用谁？”
张一看情形不妙，可是总统如此追问，只好勉强地说：“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
袁的脸色更难看了，恨声地说：“真是笑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
但是，袁世凯生气归生气，深知此时不是闹气的时候，便又自己转弯，平下脸色对张国淦说：“你去告诉芝泉（段的别号），徐树铮是军事人材，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
他已打定主意，这个秘书长必须用他信得过的人。
张国淦是知道段曾托过王士珍的，这时王士珍也在坐。他偷眼望了望王，只见王脸上毫无表情，就好像完全什么也不知道，心里想王真有道行，不愧是“北洋三杰之龙”。
张国淦从袁处出来，立刻就去见段，他当然不能把袁那些难听的言语和难看的脸色告诉段，只把袁要徐树铮做陆军次长的话讲了出来。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见段猛地把桌子一拍，随手把衔在嘴中的烟斗使劲地扔在地板上，脸色的难看超过了袁。
吼道：“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
最后的结果，袁指定的王式通担任秘书长，不过折衷办法由徐树铮为帮办秘书，就是副秘书长。
段祺瑞这时才知道，在袁世凯这里，责任内阁不过是个虚名，自己堂堂内.阁.总.理连国.务.院秘书长都不能派。
但是，段祺瑞还是想有所作为，大干一番,只是事与愿违。
他上台所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
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梁士诒，梁是民国初年财政巨头，交通系领袖。段、梁两人关系极好。段上台后，认为收拾袁的残局必先整顿财政，所以找梁请教。梁把当时财政内幕全盘托出，并将中国、交通两行实际情形亦告诉了段。
梁说：中、交两行流行市面的钞票有七千余万元，而库存只有二千余万元，放出的商款约二千万元，历年贷给政.府的有四千万元，目前如果要维持应发的军政各费，又借不到内债或外债，则只有增发钞票一途。增发钞票通货膨胀，可能发生挤兑，局面将不堪收拾。段认为巧妇难为无米炊，只有冒险一途，腾出时日，整理兑现。
段祺瑞雷厉风行，遂于五月十二日由国务院下令：
“溯自欧战发生，金融停滞，商业凋敝。近因国内多故，民生日蹙，言念及此，实切隐忧。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自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
“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今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低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依照《国币条例施行细则》第九条办理，一面与商会及该两行接洽，务期同心努力，一致进行。并饬该两行将所有已发行兑换券种类额数，克日详晰列表，呈报财政部，以防滥发。仰各切实遵行。此令！”
这个命令到上海后，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精明练达顾全大局，立即邀约股东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决定五点：
（一）上海中国银行，由股东联合会举定监察员二人，到行监察，合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悉照普通银行营业办事。（二）本行所有财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帐之权。（三）上海分行钞票，将准备金备足，移交外国律师保管。随时兑现，不得停付，即中央有令他处停止兑现，惟上海仍照常办理。（四）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五）将来如商家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由于上海中国银行的这一举措，使得上海商场稳定，毫无惊扰，各省中国银行多有效法。
做什么事情，单单就事论事而谈是非是不行的，重要的在于符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中、交两行停兑后，外人多归罪于梁士诒，认为是梁恐怕交通银行周转不灵，乃出此策。又有谣言传出袁世凯想外逃，欲将中、交两行现款偷运到国外。
总之，这确是下下策。因为这样一来，民心更散，袁世凯个人和他的政.府信用完全破产。
面对江河日下的政局，袁世凯知道帝制是不能再想了，他觉得自己要维持总统的地位，必须和帝制切割。
经过一番筹划后，于五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
这是一篇“大”文章，把变更国体责任诿诸各省，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维持共和的人物，是一个容易受骗的老实人。最后袁竟威胁说要把各省区军民长官要求改变国体和先后推戴、请早登大位的文电公布，想以此把这些人牢牢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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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袁世凯死前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告，全文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蒙公民王公等，先后赶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是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
“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
“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告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
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该院议决投票，标明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
“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
“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团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
“又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
“本大总统所以借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用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夺权之借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存，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犯了错如果能认错，威信不但不会降低而只能提高。而文过饰非只能使人更加厌恶，袁世凯的这一把戏拙劣卑鄙，除了让世人更加看清他的无耻嘴脸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第214章 梦断紫禁城
和四川差不多同时行动的是陕西的护国独立。如果以长江来划分南北，陕西是北方唯一护国独立的省份。
为陕西护国独立做出重大贡献的是“二陈汤”的另一陈——陈树藩。
陈树藩（1885—1949），字柏森，陕西安康人。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年生于一个贩绸商人家庭。父亲陈声德，四十岁出头才得他这根独苗，从小教他练习儒家经典，望他考取科举，踏上仕途。陈树藩十八岁时，光绪下诏废科举，陈声德的愿望落空。
一九零五年，陕西成立陆军小学，陈树藩到该校学习。第二年，北京陆军部成立保定陆军速成学堂，陕西陆军小学决定保送三十名优材生前往深造，陈树藩也得到保送，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
一九一零年，陈树藩毕业返陕西，被分配到陕西陆军混成协炮兵营当排长，不久又调任军械官。辛亥西安起义前夕，在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引领下，加入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十月月二十二日，陈树藩参加西安起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任独立混成第四旅旅长。
为控制陕西，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就派心腹爪牙陆建章率北洋陆军精锐第六师入陕。不久任命陆建章为陕西都督。
陆建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有"陆屠户"之称。陆建章督陕，首先是要改编和吞并陕军，为了自保，陈树藩给陆建章及其子陆承武送去一批上等烟土和古玩珠宝，还和陆承武结拜为兄弟。这样，陕西两个师三个旅先后被裁减吞并，唯独陈树藩的第四旅得以保存。
陈树藩依附陆建章，引起陕西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和指责。陈树藩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秘密收留一些被裁下来的民党官兵，掩护一些被陆建章追捕的民党人士，渐渐得到民党人士的谅解。
云南护国举义后，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陈树藩的部队与各路民军早有联络，因此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陈由陕北调赴陕南，陈树藩趁势举起护国反袁大旗。
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第一旅旅长）自告奋勇，统率所部进攻陈部，不料在富平一战，这位陆大少爷竟被陈树藩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
陈树藩一方面把陆承武当作人质，胁迫陆建章。
另一方面，任命胡景翼为左翼支队长，向西安以东地区挺进；委任郭坚为右翼支队长，向西安以西地区挺进；他则指挥其余部队向西安附近集中，对西安实行大包围。
与此同时，陈树藩派人见陆建章，以释放陆承武，保护陆家生命财产安全为筹码，要求陆建章放下武器。陆建章见大势已去，只好答应和平解决。
于是陈树藩发表独立通电：“树藩以辛亥以来，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陆督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五月十五日，陈树藩率领部队进入西安。五月十八日陆建章以威武将军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名义会衔发表通电：
“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就在袁发表“帝制始末”的同一天，“二陈汤”的“汤”，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宣布独立。
湖南本是四面用兵的通道，湘西可以进兵川黔，湘南可以进兵粤桂。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湖南军被袁解散，剩下来只有地方团队性质的五个守备队。每队兵力三五营不等，装备和战斗力都很薄弱，汤芗铭直接指挥的北洋军只有车震一个混成旅，驻防长沙、宝庆一带。
曹锟的北洋军第三师驻防岳州，不受汤的指挥，是袁用以扼湖南咽喉的一支得力部队。护国起义后，第三师调往四川，袁派第六、第二十等师到湘西进攻贵州，并调倪嗣冲的兄弟倪毓棻带领安武军十五营到岳州，准备开往湖南进攻广 西。
湖南民军纷纷起义，省城风声鹤唳，四月中旬广西护国军向湖南出发，永州镇守使望云亭于二十七日宣布独立。
广西军由永州向衡州移动，陆荣廷力劝汤芗铭举旗独立，一再表示，护国军方面会支持和维护他的湖南都督地位。
而湖南的反袁人士赵恒惕、陈复初、曾继梧等都前来湖南，帮助汤收编各路军成立湖南军，受汤的节制，致使汤芗铭对袁的态度由拥护转为中立。
他电请袁世凯撤退在湖南的北洋军，以免湖南化为南北战场。袁表示可以接受，暗中却指使在岳州的倪毓棻就近监视汤的行动。
进入五月，汤芗铭态度由模糊转变为明朗，冯国璋和张勋联名的四月电和冯的五月电发表后，汤于五月四日有电反驳。
言道：“不能因大总统个人之行为，而将民国四年来之历史全行删去，转而根据清室交付原案，则理论上终不为通，故建议大总统宣告退职，以副总统继任，较为光明正大。”
从这电报中显示汤主张袁退位而以黎元洪继任总统，这种态度正与反袁的护国军立场相通。在汤私心上，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因此黎继任大总统，对汤是有利的。这一点他和北洋嫡系的段祺瑞和冯国璋是分歧的，段、冯都不欢喜黎继任总统。
五月下旬，北洋系内部愈趋涣散，袁政.权日暮穷途，广西护国军对湖南的压力日益加强，湖南反袁的民军声势愈发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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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四日湘西镇守使、镇篁军统领田应诏宣布独立，在这样的情势下，逼得汤芗铭不得不于五月二十九日宣布独立。
汤芗铭的独立通电中，对袁还称为“我公”，还说“感知遇之私”。
“北京袁前大总统钧鉴：前接冯上将军通电，吁请我公敝屣尊荣，诚见我公本有为国牺牲之宣言，信我公之深，爱我公之挚，以有此电，循环三复，怦怦动心。国事棘矣，祸机丛伏，乃如万箭在弦，触机即发，非可以武力争也。武力之势力，可以与武力相抗，今兹之努力，乃起于无丝毫武力之人心，军兴以来，遍国中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殆无一不为我公之梗阻。芗铭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势力，乃至于此。即我公亦或未知其势力之遽至于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实别无他术出乎敝屣尊荣之上。
我公所谓为国牺牲者，今犹及为之。及今不图，则我公与国家同牺牲耳！议者谓我公方借善后之说，以为延宕之计。诚不免妄测高深，顾我公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现状已不能维持，更无善后之可言。湘省军民士气久已激昂。至南京会议，迄无结果，和平希望，遥遥无期。军民愤慨无可再抑。兹于二十九日已徇绅商军民之请，宣布独立，与滇、黔、桂、粤、浙、川、陕诸省，取一致之行动，以促我公引退之决心，以速大局之解决。芗铭体我公爱国之计，感知遇之私，捧诚上贡，深望毅然独断，即日引退，以奠国家，以永令誉。无任干冒，言尽于斯。汤芗铭叩。艳。”
汤有致独立各省电：
“肇庆岑都司令，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陕西各都督、民政长官、各司令、各师、旅、团长鉴：项城叛国，法律无效，诉诸武力，知诸公之志苦也。芗铭粗明大义，久表同情，以左牵右掣之纷乘，致杖钺秉旄之较晚。五中愤郁，寝馈难安，恫念民生，恐滋荼毒，委曲隐忍，以企和平。适项城取消帝制，宣言息事宁人，尚冀憬然悔悟，自行退职，以谢我国人。
“嗣因南京发起会议，乃遣派代表，据《约法》立论，犹冀公论大伸，合力劝退，使人民重见天日。乃迭接徐州、蚌埠来电，鲁、鄂、湘、赣四省代表以不受彼党劫持，主张项城早日退位，致受疑忌，宣言鸣鼓而攻。似此情形，已无和平解决之望，乃于本日会众誓师，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勉从诸公之后，共张挞伐之师。众志佥同，将士用命，誓除株毒，还奠共和。望锡指针，下匡愚昧，敬执鞭丝，惟命是从！湖南都督汤芗铭。艳。”
国民党人把护国反袁看作是“二次革命”的继续，散落在各地的国民党人纷纷集聚在护国反袁的旗帜下。
国民党领袖之一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
居正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时通电如下：
“孙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庆岑云阶先生、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广西陆都督、浙江吕都督、四川蔡总司令、百色李总司令公鉴：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和平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来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驻潍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叩。”
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也发表护国军起义讨袁的通电：
“袁贼四虐，祸我国家，摧挫民权，攘窃神器，普天同愤，万众离心。吾人亡命异域，尝胆卧薪，历有年所，奈贼禄未尽，天命难谌，空拳徒张，大勋未集。兹幸贼恶贯盈，皇天悔祸。亿兆同声，杀贼护国。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时艰，奖帅三军，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东亚圣域，重现文明。上报国恩，下尽天职。原非得已，岂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谅。谨此露布。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总司令薄天明。歌。印。”
山东的反袁力量不断壮大， 五月上旬民军进军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
山东将军靳云鹏见民军势大，不敢拒绝，便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
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中。
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声言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
五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召靳云鹏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样一来，山东的独立也就搁置了。
第215章 和观音同日出生
袁发表“帝制始末”，其实是垂死挣扎。
历史总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事变在唯物史观看来，必然是所有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如同无数个物理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形成为合力。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作用的，不管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拉历史的倒车。但是，由于个人的能力不同，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个别人由于他的地位和手里的资源，其作用可能会比普通人大很多。也就是说，特殊人物的行为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袁世凯，他如果不称帝，民国的历史就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但是，无论一个人地位多高，手中掌控的资源多强大，不管这个人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谁都抗拒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袁世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
说起袁世凯的病，起始不过是男人最常见的病——前列腺增生。这种病的早期，人一般是觉察不到，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排尿，便会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
原因是膀胱里的尿排不出去，尿残留越来越多，但太满了总要排出，便是尿急。每次只能尿出少许，不一会儿又满了，谓之为尿频。严重了，一个晚上要不停的起夜，根本睡不好觉。睡着了，尿也可能自己溢出，就是所谓的充溢性尿失禁。
到了这个时候，连傻子都能知道自己病了，袁世凯当然也不能例外。
前列腺增生到了这个地步，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手术。如果是现在就简单了，微创手术，从尿道进入用激光把增生的部位切除。袁世凯那个时候，恐怕是要把前列腺切除。
前列腺切除其实在西医也是小手术，切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可是，袁世凯不信西医，只信中医。中医不能手术，只能是吃药，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都来奉药，都来凑热闹。袁世凯是来者不拒，有病乱投医，药越吃越多。
在前列腺增生病的早期，对症吃中药肯定能对进一步的增生起到抑制作用，但不可能把增大的地方化掉。也就是说前列腺增生病到了袁世凯这样的程度，吃中药已经无效。
如果吃中药只是没用，也就罢了，但是袁世凯这时候大量的吃中药就是吃毒药。
为什么这么说？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袁世凯尿长期排不出去，残留在膀胱里。排尿也是排毒，尿排不出去，身体中的毒本就排不出去，再吃药，不是毒上加毒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尿毒症。
本就是病入膏肓，需要静养，但袁世凯是个死也不能放权的人。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耳。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闷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五月二十二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致命电。
一个病人，哪经得起如此的精神折磨。
袁世凯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他病危于五月二十七日，在此以前已心疲力竭。二十七日发病时，来势甚猛，其家人急请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二人除摇头外别无良策。
二十九日湖南独立，袁世凯的左右本不打算让他知道。可是他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电报还没听完，人就昏了过去。
六月二日袁世凯知道自己不行了，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
徐世昌于六月五日抵京，马上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四十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
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
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
原来六月四日天袁病势加剧，总统府不顾一切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断定已无可救治。
到五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是那些帝制派呢？还是其他什么人。
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四十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 “他害死了我”这句话。
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也只能和他的去世一起入土。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清晨三时，袁世凯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人世诀别了。
袁世凯死后，张一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中发现了他亲笔自撰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真的是日本大敌吗？驻节朝鲜时或许是，坐上大总统宝座后，好像一直在看日本的脸色行事。
洪宪六君子之首，帝制罪魁的杨度挽袁联云：
“民国误共和，共和未误民国，千载而还再平是狱；明公负君宪，君宪未负明公，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临终前托孤寄命的共有四位要人，是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还有 “太子”袁克定也在病榻旁。
徐世昌看袁是不行了，乃轻声地问：“总统有什么交代？”
袁世凯眨着惨白的眼光，上气不接下气，费了很大的劲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
但是《约法》有新有旧的，袁所指的是新是旧呢？接受遗命的都有点茫然。
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是护国军方面坚持的。可是，这个旧《约法》已被袁废止了。
新《约法》是袁自己制定的，关于继任总统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在一张名单上，藏之金匮石屋。俟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位候选人中决选一人继任总统。
金匮石屋的钥匙有三把，由总统、总理、参议院长各执其一，三把钥匙中需要有两把配合起来才能把“石屋”打开。
当袁说出“约法”两字而大家都感到茫茫困惑的时候，袁克定抢着补充一句： “金匮石屋。”
大家把脸转了过来看袁，袁则似点头非点头，口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的名单上写着三个名字，顺序排列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这个名字原来写的是袁克定，袁克定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才提议“金匮石屋”。怎知袁世凯病重时却瞒着儿子改为段祺瑞，而袁克定还蒙在鼓里。
袁为什么要在死生俄顷之际修改名单呢？其实这是袁高明之处。他知道他已众叛亲离，还要人拥立他的儿子，岂不是痴人说梦，而他的皇帝位子都保不住，怎能还有家天下。
在他最后一段政治生睚中，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系对他都不忠顺，他怎敢希望北洋诸将会拥护他的儿子！所以他死前及时把袁克定改为段祺瑞。
袁世凯虽是六月六日清晨去世，但不省人事则是六月五日，这一天正是阴历端午节，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于是又得一证明，因为俗语有“癞蛤蟆难过端午节”。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遗令引用了旧《约法》，很明显这遗令不会出自袁世凯。
六月七日，袁遗体大殓，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
这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
笔趣阁
政.府致送袁家属赙仪一百万元。
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悬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奔走相告，国家去一大害，扶老携幼皆大欢喜。
南北两地，对袁的去世形成了尖锐的比对。
袁的灵柩运返彰德，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所以车行甚慢，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才到彰德。
袁死之前，武昌传来一则神话，五月一日大风，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则杳无所见，惟湖水呈深黑色。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个争论很大的历史人物。
对千夫所指惯为横眉冷对的大思想家、文坛巨匠鲁.讯先生，对袁世凯似乎有些宽容。
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离开故乡，来到京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那个时候的北洋政.府并不是十分庞大，一个教育部也就是几十个人。教育部的下层官员的管理和任命，都由当时的总统直接签发委任状。
鲁.迅被任命为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官职较高，同样也获得了得到了袁世凯总统的正式委任状。这份经过签字的委任状，原件叫任命状。
这样，在教育部当佥事的鲁迅，和总统袁世凯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在其政.府任职的鲁迅和他有过一次会面。
从一九一二年冬季开始，袁世凯就定下规矩，亲自在总统府举行接见北洋政.府各部推荐的任命官员的仪式。
也就是说，袁要跟自己签字任命的官员们聊聊天，看看他们本身是什么的为人做风。
当时政.府部门人员众多，每日接见三到四批都要持续多日方才接见妥当。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自然也要进府述职，他由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带领，一大早晨就到了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拜见权力顶峰的袁。
接见仪式并不繁琐，袁也没有糊弄了事，他要求每一位官员都要讲出自己对于教育的发展意见，他还会点评，遇到有见解的还会派人记录。
这番举动使鲁迅大受震动。
在袁去世之后，没有礼服的鲁.迅，为了祭奠曾经上司，向友人借来了礼服。受教育部指派到总统府吊祭。这是二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接触联系。
鲁.迅一次见到了活着的袁，一次见到了死去的总统。或许，鲁迅与袁的联系都是间接的或是服务性质的。因此他并没有对袁大加评价，只在作品中略微提过几句。
鲁.迅这样评价袁：“现如今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自身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这是一句有褒有贬的评价之语。
后来鲁.讯在《杀错了人》一文中写道：“袁大杀党人，从他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梁启超在他的《袁世凯之解剖》一文中，痛心疾首地称袁为“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最糟糕之统治者”。
袁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内中有段话写道：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肯定的说，袁世凯是个努力做事的人。
纵观他的一生，做过很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尤其是在中国完成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的和平过渡上，他的贡献无人可比。
而另一方面，他也干了很多坏事，比如出卖维新志士、迫害革命党人、搞垮国会等。他做的最大坏事，莫过于复辟称帝。
笔者在本书开头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的错是可以犯的，有的错是不能犯的，犯了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一个封建统治源远流长，缺少民主传统和熏陶的国度里，好不容易在民主制度建设中有那么一点进步，却权欲熏心而拉历史的倒车，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
第216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
武汉地处华夏中部的江汉平原，万里长江的中游，长江和它的最大支流汉水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地理位置重要。
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春秋战国以来便成为军事和商业的重镇，明清时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为“天下四聚之一”。
位于武汉北部的黄陂镇，是长江在武汉的起步之地。黄陂历史悠久，建制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史上曾二为国都，六为州府。有千年古郡、木兰故里的美誉。而黄陂北部的山区，素称北乡。这里丘陵叠翠，冲田如织，点点村落掩映。
被中山先生誉为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其祖籍就是这里的一个叫黎家河的小村落。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避免直呼其名，延续古人用籍贯代替名字的传统，大家又都称他为黎黄陂。
根据《黎氏族谱》记载，黎氏祖先是唐代由开封先后迁至安徽、江西，后又移居湖北。黎氏家族的两兄弟开始是住在江西的豫章（今南昌）碎瓦墩，兄名黎旭，弟名黎旦。
弟黎旦有五子，其中老大黎舜臣和老三黎舜元，跟随伯父迁徙至湖北。
如《陂邑黎家河始祖总世系图》所说：“舜臣公由江西豫章碎瓦墩迁居湖被，先迁黄陂小西门外大板桥，不数载又迁县东乡，由东乡复迁县北一百八十里，地名黎家河居焉。”
树成材后总要分株叉，黎舜臣就是黎元洪这一脉的先祖。其家族在黄陂繁衍了十三代，长达三百余年。
黎舜臣自明洪武年间迁入黄陂黎家河后，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努力经营。家族渐渐的根深叶茂，族人广布在大别山余脉的五老山和木兰山一代的村落。也有人迁徙到附近的州县定居。到了清朝初年，黎家已经发展成一名门望族。可谓土地房产广布，“甲富各乡”，遵循儒家的治家之道，书礼为本，耕读为业，家业辉煌，为当地士绅所看重。
是天将大任于斯人，就一定会“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吗？是不是这样，很难确定，反正到黎元洪父亲的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落到了，靠有限的田产无法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了。
黎元洪的祖父黎国荣有二个儿子，黎元洪的父亲黎朝阳是家中长子。
黎朝阳毕竟出身于非寻常人家，有文化，有见识，和一般村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看到家境好一点的庄户人家，都希望自家的孩子能识文断字这样的需求，他就办起了一所私塾，教农户家的孩子认字读书。
当地习惯于把庄户人家的孩子称为黑泥把管，把教这些人读书的老师叫做冬烘先生。黎元洪的父亲黎朝阳就成了教“黒泥把管”认字的“冬烘先生”。收入很微薄，但一家人终究能勉强度日了。
但是，就是这样艰难的日子，维持的时间也并不长。
在黎元洪出生前的十三年，洪秀全发起了天平天国的起义。从广西金田起兵，一路北上，克永安、袭桂林、围长沙、破岳州，一直打到了武昌城。
太平军与清军在中部重镇进行了长达六百二十二天的拉锯战。太平军三次攻进武昌，又三次被赶出来。毗邻武昌的黄陂，也不能幸免而成了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战场。
战争最终的受害者总是当地的百姓，战火造成了黄陂，房屋毁坏、粮食被抢、难民遍野、田地荒芜。那些被称作“黑泥把管”的小学生，一个个地为生活所迫而离去，没有了这些“衣食父母”，黎朝阳的私塾办不下去了。
生活总得继续，顽强的不与生活妥协的黎朝阳在努力的寻找出路。
这一天，黎朝阳从族人手上得到了一篇曾国藩写的《讨粤匪檄》的文章，听说曾国藩的湘军正在招兵，当兵有军饷，又可以带出一张吃饭的嘴，黎朝阳于是弃笔从戍。
战场上人是要凭真本事的，黎朝阳从军后，由于有文化，作战勇敢，很快得到提升。一级一级的提拔，升到了“游击”。
官职加军功，退伍后得到清政.府发给的一笔“休致”费。黎朝阳用这笔钱在汉阳盖了几间房子，把一家人从黎家河迁到了汉阳。就是这一年，黎元洪出生了。
离武汉不远的汉阳县（今为蔡甸区）洲斗嘴，湖汊纵横，芦苇丛生，湖岸的高丘上，有一名为报国庵的小村落。
这里虽然算不上山青水秀，更够不上风景如画，也算不上鱼米之乡。但是，在那个年代，下水可以打鱼，上岸可以种田。因为地处偏僻，战乱一般也不会波及到这里。在战乱频发的年月，很多黄陂人把家搬到这里，过起安定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这里便是黎元洪的出生地。
这一天是公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的十月十九日。农历是九月十九日，民间传说，这一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
上午，天还很晴朗的，但到了午后不久，突然变了天，风声大作，乌云滚滚。那时候的农村，哪有什么天气预报，出门时看着天很好，谁能想到这老天这么爱变脸。看要下雨了，总不能让雨浇到地里，想到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所幸早点回去拜拜菩萨，能得菩萨保佑。
观世音菩萨，佛教菩萨名，为梵文Avalokite?vara的意译，亦译作“光世音”，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西方三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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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认为观世音菩萨为大慈大悲的菩萨，遇难众生只要诵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解脱。因唐代避讳太宗李世民名，去“世”字，略称“观音”。
或许中国人经受苦难太多，祈望有人来救苦救难，所以观音菩萨在民间极有善缘，也特别受到尊崇和爱戴。
观世音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相传其生日是农历九月十九，成道日是农历六月十九，涅槃日是农历二月十九，说法道场是普陀山。由于观音信仰在中国影响深远，造成民间有种种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传说，如广泛流传的观音为兴林国妙庄王的三公主妙善公主的说法。
这种女观音传说，最早可见于宋代朱弁《曲洧旧闻》。其后，宋末元初的管道升著《观世音菩萨传略》成为完整的传记。以此为蓝本，还陆续出现了《香山宝卷》、《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等一大批观音故事书。
观音菩萨有各种不同名称和形象，如六观音、七观音及至三十三观音（称三十三身），但一般所说的观音是指作为总体的圣观音。中国寺院中的观音塑像常作女相。女相观音造像约始于南北朝，盛于唐代以后。
“三十三身”观音常被提及，按《法华经》卷七〈普门品〉所说，观音由普现色身三昧示现之三十三种变化身：一佛身，二辟支佛身，三声闻身，四梵王身，五帝释身，六自在天身，七大自在天身，八天大将军身，九毗沙门身，十小王身，十一长者身，十二居士身，十三宰官身，十四婆罗门身，十五比丘身，十六比丘尼身，十七优婆塞身，十八优婆夷身，十九长者妇女身，二十居士妇女身，廿一宰官妇女身，廿二婆罗门妇女身，廿三童男身，廿四童女身，廿五天身，廿六龙身，廿七夜叉身，廿八乾闼婆身，廿九阿修罗身，三十迦楼罗身，三十一紧那罗身，三十二摩睺罗伽身，三十三执金刚神身。
其实，观音菩萨和释迦摩尼佛一样，也应该是确有其人的。比如，十八罗汉，其实本来也是普通的佛教徒。其产生的缘由是，释迦摩尼佛故去以后，佛教徒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这个说佛祖是这样说，那个说不对，佛祖是那么说的。为了统一思想，就找了当世亲耳听过释迦摩尼佛讲经的十八个人开了个会，统一了认识，这十八个人于是便被神化为十八罗汉。
五百罗汉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又过了很多年后，大家在认识上又出现了分歧。这时候，已经没有亲耳听过释迦摩尼佛讲经的人在世了。于是就招集了当时威望最高，对佛教理论理解最为深刻的五百高僧，在一起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也同样被后人，神话为五百罗汉。
其实，世上所有的神都是凡人创造的。
话说村民怕被雨浇，快步往家赶。走到村头了，只听得一声炸.雷响，一个大火球从黎家的房顶，升到了半空。
就在这时，瓦房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就是黎元洪。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如果黎元洪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在那一天出生，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肯定就不会被人们提起。但是，因为是黎元洪，因为黎元洪当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那就不一样了。
在观音菩萨生日的这天出生，了得吗？一个大火球从他家中升起，那是异兆，黎元洪是什么人？不是文曲星也得是个武曲星下界。
第217章 寻求改变
黎元洪一共兄妹四人，一个哥哥叫黎元圣，过继给同祖为嗣，不幸早夭。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黎家房子很大，自己家住一部分，剩余部分出租，再干些别的营生。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平安度日，谁知祸从天降。
刚刚换了个租房客，人看上去特别有礼貌，也是个有文化之人。一个人住，房租给的还比上一个客户多很多。不是黎朝阳要的，是人家执意要给的。
黎朝阳不是个贪便宜的人，当然不能接受，但不接受不行。
世上有这样讨价还价的吗？买的人非要给高价，卖得人反而非要把价钱压低。
客户说了，他是一个人在这儿住，但经常有朋友来访。有朋友来访是毛病吗？何况来的这些客人一个比一个好。差不多都是读书人，个个有教养、有礼貌，对人也很客气。有时候还给孩子们带些好吃的，黎元洪反正特别盼望房东的那位叔叔有客人来。
有一天，房客从外边慌慌张张的回来，黎朝阳正好在家，慌乱中他还是把这个月的房费先交了。
黎朝阳说还没到交房费的时候，客户说他以后可能不在这里住了，原来是要走了。黎朝阳说这个月还差一个星期才满月，就按二十天交吧。对方不干，非要交足一个月的。正推让着，外边冲进几个军警，不由分说就把客户绑了起来。
黎朝阳过来为客户说话，同样不由分说也被绑了起来。黎元洪的爷爷和母亲过来讲理，被军警大声呵斥一顿，差点把黎元洪的爷爷也抓走。
后来才知道，客户是革命党，把黎元洪的家当成了革命党地下机关。
黎元洪的父亲黎朝阳被抓进去时间到不是很长，但对这个家庭打击最重的是，他家的房子因窝藏乱党而被充公。
失去了重要收入来源，全家人都没了栖身之所。
黎元洪的爷爷和父亲在村里人缘很不错，邻居空着一间很破的库房，平日里放一些破烂东西。邻居把里边的东西，另找了个地方，黎元洪一家搬了进去。
住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有了，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黎朝阳在找寻着出路。
出去找事做是很难的，到处碰壁后黎朝阳又打起了当兵的主意。不管怎么说，当兵还有微博的军饷，总比什么收入也没有要好。
一八七二年，经族人黎得才介绍，黎朝阳离开了湖北和家人，来到了隶属于直隶的天津北塘。此时，和硕恭亲王奕?正在这里练新军。为了一家人的生活，黎元洪的父亲黎朝阳这个当过游击的人，又从一个新兵蛋子干起。
聘用的是外国教练，都是新式武器，大家习惯称做洋枪洋炮。一共一万五千人，编制是亲兵六军，也被称做“练军”，黎朝阳就是“练军”中的一员。
父亲走后，家里还有五口人，黎元洪的祖父、祖母、母亲、姐姐和他。他的小弟那个时候还没出生。
父亲走后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更没有钱寄回，一家人主要靠祖父摆个杂货摊度日。母亲，祖母为别人干一些针线活等，补贴家用。虽然节衣缩食，但也还是能艰难的活着。
但是，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做为这一家人的顶梁柱黎元洪祖父又患急病去世。
父亲还是没有钱寄回。
那一年黎元洪六岁，比他大六岁的姐姐每天带他出去讨饭，成了这一家人食物的主要来源。
连年的战乱，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但大家都知道，不到吃不上饭，谁家也不会打发孩子出去讨饭。不管自己家有多难，要到门口，还是从口里省出几口，不能让讨饭的孩子空手而回。
出外讨饭，最能体会人间的冷暖。但是，乡亲们太难了，有一次，黎元洪和姐要了大半天，连二个人自己的肚子都没填饱。家里祖母和母亲还等着两个人要回东西充饥，怎么办？
往回走的路上，黎元洪经过一块罗卜地时，有了主意。他把一个萝卜拔出，把萝卜缨子拧下，栽到拔出萝卜处，把萝卜藏到了讨饭的篮子里。
他正为自己的自做聪明而得意，不料低着的头看到了身前的一双大脚。马上意识到出了什么事，老实的把偷的萝卜拿出放下，站起身等待萝卜主人的训斥。
让他想不到的是，罗卜的主人不但没责备他，反而又拔了二个罗卜，一起放到了他的篮子里。
还对他说，萝卜缨子也带回去吧，也是可以吃的。
那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从穿的一身破衣服，能看出他的生活也很苦。
黎元洪一直记着这张和气的脸，后来黎元洪发达后，曾刻意来这里找寻过这个可敬的人，只是没能如愿。
黎元洪有了地位后，一直善待普通民众，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他身边的人都能感觉到他对下层的民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而这，和他这要饭的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般说来，各级的官吏都是出身于富贵人家，很难有与底层人群同甘共苦的体验。能够对底层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这对于一个政治家，一个领袖人物，更是难得可贵的。也很容易得到底层民众的拥戴。
那些底层的人们，虽然除了生卒记录外，很难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东西，除非他与阁下有亲属关系或碰巧坠入爱河。否则，你很难知道他们。
但是，这些人毕竟是人口的多数，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这个社会的主流。一个社会想要长治久安，必须把为他们，做为出发点和归宿。只为少数人，少数的富人，特殊阶层着想的社会，决不是个好社会。同理，一个完全站在特殊阶层立场上的政治家、领导者，也注定不会是个好的政治家、领导者。
这个世界非要把人往死了折磨吗？黎元洪七岁那年的春天，得了天花病。这实在是要命的病，人得了重病，民间有说法，不死也要脱层皮，而得了天花，则是不死也要落个满脸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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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家庭，那里有钱给孩子看病。就是有钱，这病也没法治。黎元洪的妈妈，每天都跪在观音面前，长跪不起，请求菩萨保佑，这是她唯一能为自己的宝贝儿子做的事了。
是黎元洪的母亲的虔诚感动了菩萨了吗，还是这个社会真有奇迹。被天花病折磨了一百多天后，黎元洪不咳嗽了。不但没被天花夺走小命，脸上也没留下任何遗迹。
黎元洪母亲是一口咬定，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显灵，否则，哪会有这样好的事。她说了，和观音菩萨同日出生，菩萨是要特别眷顾的。
其实，人抵抗疾病最主要的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抵抗力。世上最凶残的传染病，死亡率也不是百分之百。比如，鼠疫够吓人了，死亡率据说也只是百分之八十五。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说，一百人得上鼠疫，还能有十五个人能活下来。
用什么办法能混到那十五个人之中，最为主要的恐怕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有个好身体。黎元洪在和天花病对抗中，获得全胜，靠得也必然是他自己的超乎常人的体质。
穷人家的孩子，比起那些富贵之家的宠儿，总要是有更强的生命力。至于黎元洪母亲，认为是菩萨显灵，那就让她这样认为去吧。
遭遇这么多的不幸，还要夺走她灵魂的最后寄托吗？人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是迷信的最终根源。再说了，你和她说这个世上没有菩萨，更没有菩萨保佑，她也不会信的，弄不好还要和你急。
就像现在，飞船已经登上了太空和月球，也还有人坚信，天上有神仙，有玉皇大帝，有天国和天堂。谁有什么办法呢？
就像现如今，一个那么发达，据说国民素质是相当之高的国家，他的总统胡说八道信口开河，说在外边噴洒的灭菌的消毒液，人口服可以抗病毒，搞得生产长家都吓得忙不迭地出来澄清，他们生产的消毒不能口服，有不听劝说者后果自负。
可还是有人迷信他的总统，不顾一切把消毒液喝到肚子里。你说他们无知吗？他们自己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懂，别人都不如他们。
在一个社会里，众多的人对某个人疯狂和极端的个人崇拜，在某些时候是很可怕的。
讨饭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如果有别的办法能把肚子填饱，谁愿意去讨饭吃百家饭呢？
不像现代社会，要饭差不多成了一种职业，一种发家致富的门道。别看那可怜兮兮的讨饭人，说不定在北上广都有他的房产。利用人的同情心，和人类最美好的感情进行欺诈，没有比这更无耻的了。
在黎元洪那个时候，一般还没有这样的人。
黎元洪的姐姐黎元平一天天长大了，走东串西的讨饭，怕被人瞧不起，将来嫁不出去。黎元洪母亲为她选了一户姓苏的打鱼人家，当了童养媳，也算带出一张嘴。
没有姐姐带着，黎元洪一个人出去讨饭，家里的老人不放心，母亲带着黎元洪回了趟黄陂老家，把黎元洪送到一个远方姑姑家。
第218章 风水宝地
黎元洪的这位远方姑姑家日子要好一些，他的主要任务是给这家人放牛，不挣工钱，不白吃饭就行了。
放牛是最为简单的劳作，很多穷人家的孩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帮年龄差不多孩子，在草地上跑，在山坡上叫。
一回到黄陂老家，黎元洪活波机智的天性似乎被激活。一改讨饭是的呆板和和傻气。不久，他就成了这群放牛娃的领袖，被大家奉为“人物头”。
人改变环境，人也是环境的产物。
黎元洪从他父亲那里听过很多故事，他记忆力极好，听过一遍，就差不多能复述下来。他也是个编故事的天才，有时候讲着讲着，想不起了，他自己会接着编，把故事圆全完。听黎元洪讲故事，是一起放牛的孩子们每天最盼望的事。
这一天，大家又围着黎元洪，请求他讲故事。一个人故事再多，总有讲完的时候。黎元洪想了一下，实在想不起新故事了，就想讲个讲过了的，敷衍过去。
没想到这些孩子，每次听黎元洪将故事都听得特别用心，故事主要情节大体也都记得。黎元洪刚讲了开头，马上有人提出抗议，这故事讲过了，怕大家不信，还说一下故事的梗概。
一连换了几个，都有人检举揭发。万般无奈，黎元洪想起了自己讨饭时，那次到别人家地里偷萝卜，不但没受到指责和处罚，还得到了帮助。
于是，他便讲起来了。只是，故事里的人物，不是他和姐姐了，而是变成另外的人，变成了更不幸，更值得同情的姐弟。那个可敬的庄稼人，也变得更加高大、生动。
故事的情节，他一边讲一边做着渲染和加工。因为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讲起来就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孩子们听完后，无不为故事中的两个孩子的不幸和好心的农人所感动。
很多年后，黎元洪曾经给他自己的孩子讲过这个故事，只是，故事里的人物又变回了自己和姐姐。可见，黎元洪是个极重感情又知恩图报之人，受滴水之恩，他都会念念不忘。
黎元洪好像天生不是个放牛的料，他有时把牛栓在树上，自己跑到一边去玩，牛根本吃不好。有时又把牛撒开了不管，有好几次牛自己跑远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牛找到。由于黎元洪在放牛上的表现，实在是差劲，没到这一年的年底，他就被姑父送回了家。
据记载，后来的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在这里建立礼山县时，当时湖北的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程汝怀，曾建议把县城设在紧靠田家河的新城，因为“故总统黎宋卿先生微时曾放牧于此”。
一八七七年，十四岁的黎元洪又得上了重病。在天津北塘练兵的父亲闻迅后，连忙赶回来探望。黎朝阳这时已经升为了“把总”，俸银也有所增加。
汉阳距北塘千里之遥，分居两地实在是不便，儿子的病稍有好转后，黎朝阳决定举家北迁。
动身前，黎朝阳给黎元洪订了门亲事。女方也是当地人，名叫吴敬君，刚满八岁。家境贫寒，和黎元洪家也算是门当户对。
黎朝阳觉得两地离得这样远，很难相见，找女方家长商量，希望此次能把吴敬君一起带走。得到对方双亲同意后，于是吴敬君加入了北迁的队伍，成了黎元洪家庭的一员。
从汉阳到北塘的这一次长途拔涉，是黎元洪第一次出这样远的门，他在以后的人生里，把这次出行称为改变命运之旅。
农耕经济，人们讲求守家待地。除了遇到大灾荒，家乡活不下去了，不得不外出逃荒外，大家总是故土难离的。
农历大年初七，被视为人日子。每到这一天，很多地方的人都给孩子吃面条，讲求的是把孩子的腿捆上，图个免于背井离乡的吉利。人们这样的思想情怀，反应了农耕社会，把人们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内在要求。于是，山总是那座山，水也总是那个水，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又一年，人们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日出而做，日落而归，什么都没改变，这便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
但是，也有少数的人，或者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主动去寻找机会，他们不甘心，不安于现状，而是寻求改变；黎元洪的父亲黎朝阳就是这样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想改变就能改变，确切的说，多数的寻求改变之人的最后的结果，恐怕是到处碰壁并被撞得头破血流。
黎元洪的父亲应该是这些人中的幸运儿，无论如何，他改变了他和家人的生活。更幸运的是黎元洪，比起那些在一起长大的玩伴们，他因为有黎朝阳这样的父亲，于是有了他自己的不同人生，全新的人生。
是的，并不是所有想寻求改变的人，就一定能改变，但是，如果不去寻求，是肯定不会改变的。
黎元洪能有后来的精彩人生，他首先应当幸运自己有一个不安分的父亲。
从湖北到天津，路途遥遥，那个时候还没有铁路，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除了过河坐船外，有钱的人是靠畜力，没钱的人只能是靠自己的一双腿。黎元洪这样的人家，当然是靠开步走了。
这一路至少要走四十多天。每天天一放亮就出发，晚上天黑才能停下。一般就是在沿途的小店过夜，旅途是很辛苦的，很遭罪的。
但是，每天都能见到一个新地方，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口音。一路上，有高山，小丘、树林、溪水、田地相伴，有时还能看到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这对于黎元洪也是很美好的，是一次历练，一次洗礼，一直留在了他的记忆深处。
他后来常和他的孩子们，讲这一路上的见闻，讲他在这一路上自己的经历，从来都做为很自豪的事。
北塘是中国现代练兵的始祖，奕?一八六六年开始，在这里请外国教练，使用洋枪洋炮练兵，比袁世凯小站练兵要早整整三十一年。
北塘自明朝初年随成祖朱棣移民形成村落，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北塘依河临海，自古兼得鱼盐漕运之利，富庶一方。
北塘也是明清海防重镇，皇都卫城，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帝国兴衰。明嘉靖在北塘修筑东西两座炮台，史称“北塘双垒”。和平时期，北塘炮台便成为登临揽胜、凭垒观潮的好去处。
一九零零年六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而距大沽炮台三十里的北塘炮台也已经被列强包围，北塘军民最终坚持奋战三个月，是八国联军攻陷的最后一个军事设施。一九零零年后，北塘炮台被彻底拆除。但北塘爱国军民反抗侵略的英勇表现可谓气壮山河，青史留名。北塘被史学家评价“一个北塘镇，半部晚清史”。
北塘自古人杰地灵，著名的宗教名人倓虚法师，清御史陈鸿翊，帝师高赓恩等均出自北塘。当然，自从黎元洪当了大总统后，北塘的名片又加了一张，——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从这里走出。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北塘的秋色宛如画卷，登上重修后的双垒炮台，体会“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淋漓，秋风的感觉，每一缕都是那么不同 。河水满溢着秋潮，涨落间淘尽了多少英雄豪杰。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夜幕下的北塘，悠远而静谧。皓月当空，群星璀璨，美不胜收的天海更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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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阑珊的夜晚，古镇中小桥流水潺潺，斑驳的古炮台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格外的庄.严、肃穆。伴着清凉的夜风，轻轻地吸一口气，似乎有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身心也是最惬意的。
秋是北塘最美的季节。
但是，黎元洪最初到这里时，北塘还只是个荒凉的小镇，居民多以捕鱼嗮盐为生。但因其毗邻天津，而天津此时正处于浴火重生之际。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此时正署理直隶兼任北洋大臣，他把天津做为了推行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和实验场。
机器局、电报局、自来水、水师学堂等新生事物让这里的人们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这时候的天津，已经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开风气之先河，引领时代风骚，使天津成为最为引人关注的城市之一。
天时地利，北塘受惠于天津，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用黎元洪后来的话说，目睹他在北塘这段时间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他甚至能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这时候黎元洪父亲已经又晋升为“游击”，看他父亲的军营，每天士兵都用洋枪操练，有红头发大鼻子的外国人当教练，黎元洪感到很新奇，一有闲暇时间，他就到兵营看操练，逐渐萌生了当兵的念头。
不久，黎元洪父亲虽然又官升一级，俸银又长了些。
但国穷民困的晚清，文武官员的薪俸本就很低，加之军中欠饷又是家常便饭。在北塘安顿下来后，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拮据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黎元洪没天都要到河套去拾柴，到集卖了，补贴家用。
第219章 成了中国海军的一员
但是，每天晚上父亲都要在灯下督促黎元洪读书。那个时候，民间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父亲的想法还是希望黎元洪能走仕途，走读书做官的路，他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出息，能成为光宗耀祖之人。
黎元洪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但怕伤了父亲的心，平日里还要做做样子。
有一天，黎元洪拾柴回来，路过一片芦苇地。他老远就听到，芦苇里边沙沙作响，能看到发出声音处，芦苇在晃动。
黎元洪开始有些怕，怕遇到大野兽，第一个念头是赶紧走开。
但人是有好奇心的，常从这里过从没遇到这样的事。走了几步路后，又很不甘心，欲一探究竟。
壮着胆子把柴禾放下，握紧镰刀，轻轻地凑了过去。离得远看不清，从体量上看是小动物。黎元洪松了口气走到近前，原来是一只鹌鹑和一条草蛇在大战。
换上有的孩子，很可能会趁机把鹌鹑和草蛇抓住，回家可以和家人享受几两野味。但黎元洪没有，他反而想帮两个小家伙，随手捡了两个树枝，要把鹌鹑和草蛇分开。
很奇怪，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把它们分开，但两个马上又扭到了一起。按说，这两种动物平时是怕人的，今天不知怎么了，只顾和对方撕打，对一旁的黎元洪视而不见。
试了几次无果，和事佬当不成，黎元洪没有办法，只能放弃。
往回走去集市要先经过家，黎元洪想先回家喝口水再去集市卖柴。
回到家后，父亲正好在家，把看到的这个怪事说给父亲，黎朝阳不知为什么，非要立刻赶过去亲眼一见。
这么长时间，两个小家伙还没打完吗？但父亲坚持要黎元洪带他去。见父亲这样地感兴趣，黎元洪不想扫父亲的兴，父子两个小跑着赶了过去。
等二个人气喘吁吁的赶到时，芦苇丛中真的还在沙沙作响。进去一看，两个小家伙还在拼命。
黎朝阳蹲在一旁看一会后，带着黎元洪走到了一处高地。
看了一番四周的地势，指了指两个小家伙的战场，对黎元洪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鹌鹑为凤，草蛇为龙，这一龙一凤正在争那块宝地。”
黎元洪的父亲小的时候，曾经认识一位风水先生，学了一些风水知识。他指着周边的地势，告诉黎元洪，风水讲究的是：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这个地方全都符合。
动物无论大小，一般都有领地理念，为争夺领地拼死拼活是很常见的事，但黎朝阳对自己的此风水说却坚信不疑。
他叮嘱儿子，自己死了的那一天，就埋在这里，能荫及子孙，还一再要求黎元洪切记。黎元洪是很爱自己的父亲的，不愿意听父亲死呀活呀这些不吉利的话。黎朝阳见黎元洪没表示，不放心又叮嘱了一阵才作罢。
后来，黎元洪在父亲过世后，按着父亲的嘱托，把父亲埋在了那片芦苇丛中。说实话，当时家里穷得真没有钱买坟地，也只能埋到野地里。
黎元洪当了大总统后，曾有人说，就是因为他父亲选得这块墓地的风水好。
不过，黎元洪发达了后，是为父亲重修了墓地。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墓地还在原地，进行了重建。
重修的墓地占地半亩有余，坟体白色圆顶。墓前立着不高的墓碑，上书黎朝阳的名讳，生卒年月日等。
因为地处偏僻，没有什么建筑遮挡。夜晚，在皎洁的月光下，坟通体莹白，成了当地一景，也成了地标，被当地人称作“白坟”。
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对黎元洪家是个好日子，黎元洪的小弟弟，黎元泽出生了。穷也好，富也好，添人进口总是可喜可贺的。
没过几天，父亲黎朝阳又被提拔成“千总”，封建等级制度的金字塔越往上越小，容纳的人也就越少。到这个级别，薪俸会高很多，也会有其它的进项，一家人欢喜万分，说是双喜临门。
有人说，这家人从此时来运转了，黎元洪和全家人也都这样认为。但是，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恶运当头。
先是，黎元洪的母亲陈氏因产后失调，又受了署热，一病不起，很快撒手人寰。那一年黎元洪十五岁，弟弟刚满半岁。
母亲陈氏得的到不是必死的病，但当时就是这样的医疗条件，连得个阑尾炎都是不死也要摸摸阎王爷鼻子的重病。
黎元洪的父亲为他母亲看病，也算尽了全力，无奈无力回天。
母亲的去世对黎元洪打击极大，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从未过过好日子。黎元洪早就暗下决心，自己长大后一定想办法多赚钱，补偿母亲，现在，没有机会了。
黎元洪的娃娃亲吴敬君还小，家里总得有个女人。黎朝阳很快有续了弦，后母崔氏，人很好，特别善良贤惠。待黎元洪、吴敬君都很好，尤其对不满一周岁的黎元泽，照顾得更是无微不至；这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母亲去世的空白。
一家人的生活，总算又进入了正常。
黎元洪的父亲因为自己家境贫寒而无力参加科考，像很多这样的一生不得志的父亲一样，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黎元洪从小到大，也赶上过几次科考，都因为贫困而失之交臂。这一年又有科考，当了千总后，家里的条件好一些了，一家人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为黎元洪筹措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
因为喜欢西学，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黎元洪对科考没有信心。看全家人付出这样的努力，对他寄托这么高的期望，黎元洪心里很不安，也负担很重，怕自已考不中让全家人白受苦一场。
这一段时间，他特别努力。每天睡得很晚，第二天早早起来。
有一天，父亲陪着他在外边散步，爷倆说起了贴己话，黎元洪和父亲说起自己的心事。
黎朝阳爱抚地拍着黎元洪的肩膀，豪气干云地说：“儿子，你只管自己尽力去做，考中和考不中都和你没有关系了，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下次不行还有下下次，我儿子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对我儿子有信心。加油儿子！”
听了父亲的话，黎元洪的心里热乎乎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加倍努力，就是学古人头悬梁，锥刺骨，也再所不惜，一定不能让父亲和全家人失望。
但是，还没等到科考，北洋水师学堂招生。黎元洪觉得机会难得，想去报考，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
黎朝阳说，考北洋水师学堂，和考武状元差不多。报名的人很多，录取的人很少，文化考试，题很难，得分很高才能录取。
他应该是一方面觉得没什么希望，徒折腾一场；另一方面自己是生活所迫，才走上从军之路，有自卑心理在作祟，不想儿子重蹈己之覆辙。力劝黎元洪不必分心，还是全力准备参加科考。
黎元洪还是坚持一试，说自己如果能考上便是一条出路，如果考不上也可以继续去参加科考。
黎朝阳不能不承认黎元洪的话有道理，也就不再干预，只是叮嘱黎元洪一定要有考不取的思想准备。其实，他在心底已经认定了，黎元洪肯定是考不上的。
看到儿子一直以来，都在为科考名落孙山而忧心仲仲，不想儿子提前遭受一次打击。他真不知道，儿子在新学上曾经下过怎样的功夫，付出过怎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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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黎朝阳大出意料的是黎元洪竟一举考中，虽然考题很难，虽然报考的人特别多，考中的人少之又少。
一家人都欢欣鼓舞，黎元洪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成了这家人大喜事。黎朝阳在高兴之余，想起儿子已经年满二十，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令，决定给他完婚。
家里的经济情况不佳，黎元洪的亲事只能是一切从简。但有一件事，黎朝阳认为不能省略，那就是新人必须用轿抬进家门。本来就在家里住着，雇一个轿子，把新娘吴敬君从家里抬出去，在北塘走半圈再抬回来。
为什么一定要坐轿子，是怕新娘子将来受委屈。其意义在于：“我是你家用轿子抬进来的，不是我自己来的，你们得好好对待我。”
一件小事，能折射出黎朝阳和这家人的善良。
家里还是这几口人，只是相互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都是为别人，为对方着想的人，这样的人在一起相处是容易的。夫妻恩爱，婆媳相敬，一家人很快很好的适应了变化了的关系。
这一次这家人是真时来运转了吗？水师学堂开学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的送走了黎元洪，紧接着的是黎朝阳的官运亨通。很快从“千总”升任“都总”，又从“都总”升为了“游击”。
这是黎元洪父亲黎朝阳第二次成为游击将军。头一次是在战争中，各方面优秀的人很容易得到表现，升迁的机会也要多得多。而在和平年代，像黎朝阳这样的没有钱送礼，又没有得力的关系，能干到游击将军，实不容易。
俸银增加了不少，黎元洪在水师学堂学习也有收入，家里的日子明显好起来了。
第220章 参加甲午海战
老天这是怎么了，是见不得一个良善人家过上好日子吗？因为好景不长，祸从天降，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黎朝阳突发急病而亡。突然昏倒就再没醒来，临死连句话都没留下。
黎元洪当时在水师学堂，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人差点昏倒。想到自己的父亲，一生饱经磨难、含辛茹苦，为养家糊口两次从军。临终作为长子的他，不能守候在身旁，不由得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父亲的去世，使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黎元洪的肩上。而他每月只有四两瞻银，只能是想办法省之又省，尽可能多的拿回家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每次假日回家，他都是步行。
四两银子，就算自己一文不花，全部拿回家也很难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还好这是个过惯了苦日子的家庭，吴敬君为别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所得，也能贴补家用。
人总得活下去，生活总得继续，车到山前总会有路。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值得安慰的是，一家人和衷共济，相敬相爱和相互体贴。不管多难，不管多困苦，黎元洪牢记的是，把父亲留给自己的生活担子担起来。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八八一年创办。
该学堂是一八八零年八月月十九日（清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朝廷获批，于一八八一年八月（清光绪七年七月）正式建成的。
校址选择在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东机器局之旁。创办期由吴赞诚奉旨就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因其身体不佳，在学堂即将竣工时，李鸿章上奏推举吴仲翔接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同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应李鸿章之招，自福建船政局调津任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严复这一生也有很大污点，后曾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六君子”之一。
学堂创设伊始，拟定了详细而严格的章程，对招考条件、学习期限、待遇奖惩等均做了具体规定。
学堂开办一年后，学额未满，成效不很明显，招来的学生中也“少出色之才”。李鸿章将原定章程加以修改，告示于民。
改后的章程重点有两条：一是提高待遇，将原定“学生月给赡银改为月给四两”。这意味着一旦谁家有学生入选学堂，即便是几口之家其生活也就有了基本保障。二是加重奖赏，用李鸿章的话说“此间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
章程修改后，学堂面貌逐渐改观，欲入学者云集。学制为五年，主要是为给北洋水师培养海军人才，储备技术力量。学科主设驾驶和管轮两科，即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
学堂有中外籍教习授课，英文是主科，开设的课程有地理、代数、几何、水学、热学、天文学、气候学、绘图、测量及枪炮操演、鱼.雷、机械仪器使用等。
每星期两天学习中文经籍，目的是“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沦其灵明，即以培养其根本。”
课程修满后学生要上船实习，以期理论联系实际。
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在此毕业的学生很多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不少人在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后世名人。如现代女作家冰心之父谢葆璋、人们熟知的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当年也就读于天津水师学堂。当然，名气更大的还要属现在在此就读的黎元洪。
当时，除了水师学堂以外，天津还有陆军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李鸿章是当之无愧的首为北洋军的掌门人，这两个军事学堂都是他兴办，也是他一生的骄傲。
黎元洪这一生似乎注定和北洋系瓜葛不断，源头应该是这个学堂。
说起来，他也应当算是北洋前辈，正宗的北洋出身。
黎元洪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贫苦人家的子女，总是肯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刻苦和努力。黎元洪由于学习用心，人也聪明，各门学业也都名列前茅。
他最为突出的科目是轮机驾驶，对发动机的修理和保养，黎元洪格外有兴趣。别的同学有什么不懂的，都是和他讨教。对于基本上还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像军舰发动机这样的机器，还属于很尖端的科技。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叫发动机为引擎，叫气门为凡尔，叫电动机为马达，叫机器为马神。这其实是从英语音译过来的，有些时候，内行的人们用这样的词语交流，让外人听起来也有高深莫测的感觉。
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中，黎元洪不算是年长者，但就是比他年长的人，也习惯于视他为长兄。他是大家的主心骨，有什么事大家喜欢找他，他也尽力帮助大家，这使得他在同学中，获得很高的威望。
同学之间也是常闹矛盾的，有时候争执不下的同学会找他评理。这是很难办的事，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有理，都认为是自己受了委屈。找黎元洪表面上是请他评理，实际是搬救兵找帮手。因为，黎元洪是大家信任的人。
遇到这样的事，黎元洪从不选择逃避，总是迎难而上，耐心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对立的双方最后能心悦诚服。 很多的时候甚至能解开矛盾中的双方的心结，使矛盾得以消除。
做为一名官员，无论官职大小，一个基本技能是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人和人的关系。现在，这也被称做思想工作和组织领导能力。这样的能力，是需要学习和积累的。而黎元洪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成为一名不错的官员，这段经历他是受益非浅。
由于学业突出，各方面表现优秀，黎元洪也深得学堂总办吴仲翔、总教习严复、特别是接触较多的正教习萨镇冰等师长的青睐和看重。
一八八七年，黎元洪到教练机上实习。因为各门技术都能很快掌握，深得实习老师的欢心和肯定，实习结束后受到特别的嘉奖。
一九八八年春季，黎元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通过学校的报请，李鸿章赏黎元洪六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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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后北洋海军的军舰上实习。李鸿章对表现特别突出的教练和学生，汇总奏保，送海军衙门注册，海军衙门再从其中选优，给予重用。黎元洪获得的是——“把总尽先拔补”，是极高的待遇，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了中国海军的一员。
当时，清廷正在扩充海军，除已经有了的北洋海军外，正在筹建的还有南洋海军和广东海军。
一八九零年，黎元洪从北洋海军“来远”号调到广东海军“广甲”号，任三管轮。主要是负责轮机的发动、看护，发动机的保养和维修，还负责燃料的储备和管理。
广甲号巡洋舰，是福州船政于十九世纪建造的一条铁胁木壳船，是“威远”级的第六号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时任船政大臣裴荫森主持开工。由于在马江海战惨败，所以清政.府下决心不再建造兵商两用船，全力建造军舰。并在第五号舰“横海”的设计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加大船的宽度，加大主机功率。
广甲号巡洋舰，全长67.66米，宽度10.27米，舱深7.71米，排水量1300吨。
该舰配置一百五十毫米‘克虏伯’主炮三门，最大射程一万一千米。其中二门分别位于军舰中部靠前两侧的耳台中，炮手有舷墙作有限防护，另外一门位于舰尾，有有一英寸的防盾防护，射速二分钟一发，共备弹三百发；一百二十毫米阿姆斯特朗炮四门，备弹数目若干，有舷墙防护。三十七毫米五管‘哈奇开斯’速射炮四门，位于罗经舰桥两侧和机舱房两侧，射速一分钟六十发，炮手无防护。比第五号舰“横海”更为先进的是：该船配备了二具鱼.雷发射管，可以冲击敌舰。
发动机是军舰的心藏，三管轮是军舰上的一个重要岗位。
广东海军也叫“粤洋水师”，是张之洞一九八四年任两广总督是所建，由于受军费、人力、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一直未能形成预想的规模。
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平时主要任务是对东南沿海的巡逻。
遇有海军衙门组织的各种演习，黎元洪都能见到很多在北洋水师服役的同学和伙伴。有时候，条件许可了，他们也会组织一些聚会。
而每到这时，像在儿时被放牛娃众星捧月的“人物头”一样，他都会成为聚会的中心人物，而受到大家的拥戴。
人山人海里，从容做导师，每个人群几乎都有这样的天然领袖人物。只是，他们自己常常并不觉得，黎元洪就是这样的人。
第221章 得遇明主
一八九一年五月，清廷进行例行的海军大校阅。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也参加了这次以北洋海军为主体的海上演练活动。
校阅进行了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演练时各舰或炮击模型舰，进行实弹射击，或变换队形，相互掩护、迂回进攻、有序后撤。
一艘艘战舰在海上乘风破浪，很威风也特别有气势。主持演练的李鸿章看到这胸伟壮观的一幕，心潮彭湃。
事后他自豪地向朝廷奏报：“纵观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由于在演练中，“广甲”号和黎元洪表现突出，黎元洪演练结束不久，就被提升为“旨准以千总尽先补用”。
一八九二年，黎元洪的职务晋升为二等轮。
一八九三年，署理二广总督的李鸿章，因黎元洪“频年操巡，久历风涛，著有劳绩”，“奏保赏戴五品顶戴”，黎元洪由六品官升五品。
一八九四年四月，清廷进行又一次海军校阅。这一次比上一次规模还大，北洋海军全数参加，南洋海军六艘战舰，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参加。
黎元洪随舰前往，同样表现出色。特别是他负责保养的“广甲”舰，在校阅中机械性能的表现，引起了海军内行人的关注。
由于黎元洪忠于职守，技术水平高，判断故障和排除故障的能力强，而深得“广甲”号上各级官长的看重。又因为他为人厚道，真心待人，在同舰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官中的佼佼者。
北洋海军，自一八七五年由李鸿章创建以来，陆续从英国、德国购进军舰，这时已有大小战舰二十五艘。全军由提督统领，设有总兵二员、参将四员、游击九员、都司二十七员、千总六员、把总九十员、经制外委四十员。有一套机构齐全、系统完备的体制。在当时的世界海军中排名第六，总体实力已经超过日本。可以说，已经摘掉了海军落后的帽子。
前边提到过，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在没宣战的情况下，在朝鲜牙山对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进攻。同时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商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九月十二日，以北洋海军为主，包括黎元洪所在的“广甲”号共计十二艘战舰，在海军提督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迎敌。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日本联合舰队向中国舰队发起进攻，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海战在黄海海面打响。
丁汝昌所在的旗舰，“定远”一马当先，迎向敌舰队。首战告捷，中国舰的炮火击中了日本的“先锋”号。中国舰队的旗舰也遭到攻击。
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集中了十二艘军舰，包括其全部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八艘五千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
开战初期双方参战兵力比较，当时的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按火炮、 鱼.雷发射管、 总排水量 、总兵力、 平均航速等进行比对。
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
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由于下水十二年，久已失修，舰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丁汝昌摔伤，信旗被毁。
丁汝昌拒绝随从把他扶入内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可是他只能鼓一舰士气。
因旗舰信旗被毁，战斗刚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指挥。日方的四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退出战斗。
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十三时三十分左右，“超勇”沉没。
当日本的四舰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被北洋舰队截击。
“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当场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
十四时十五分左右，日本部分军舰绕至北洋舰队背后，形成夹击之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日“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
日本的“吉野”号舰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
“致远”舰向“吉野”号右舷高速撞去。日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鱼.雷后，不幸为另一条击中，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二人壮烈战死。
“经远”继续迎战“吉野”，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阵亡，随后舰也被敌鱼.雷击沉，全舰二百七十人除十六人获救外，全部殉难。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下令“济远”号撤出战斗。关于“济远” 号的撤出，有说是临阵脱逃，有说是因中弹过多，暂时退出战斗，是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
但是，黎元洪所在的“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竟指挥“广甲”跟随着“济远”号撤离了战场。
广甲号逃跑后，沿着海岸后撤，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
二十三日，被日本舰发现，管带吴敬荣怕被俘，下令将“广甲”号舰毁掉，顾自乘小艇逃跑。
黎元洪十几个人也乘一艘小艇逃命，行驶不远遭遇到日舰，大家弃小艇跳海逃生。
黎元洪虽为海军，却没学会游泳，幸好身旁有一救生衣。
他真的是大难不死，一起逃命的十二人有八人被日军射杀或淹死。他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海上漂了三个多小时后，竟被海浪冲到了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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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尽黎元洪挣扎着上了岸，此时天色已晚，他决定找地方先住下来。一摸口袋，自己藏好了的保命钱，几块银元和一块金表还在，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时，正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长者，见黎元洪是一名海军，样子狼狈，收留了他；老人还为他准备了晚饭和衣服。
第二天，吃过早饭，拜别了长者，黎元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走到了旅顺。路上，没有吃的，农人在收洋芋。
当地人大部分都是逃荒过来的，逃荒的路上都得到过帮助，对赶路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这里有个不成为的规定，路人可以随便吃地里的洋芋，只是不能带走。
黎元洪一路上就是吃洋芋，渴了讨口水喝。有了那次从湖北到北塘的长途跋涉，走长路对黎元洪倒是等闲之事。
黎元洪还是想留在海军，去投奔当地的海军，没有空额。黎元洪又赶到了天津，正赶上朝廷在追究“济远”号和“广甲”号临阵逃脱之责。“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被处死，“广甲”号管带吴敬荣被撤职罢官。黎元洪也被算上是逃兵的一员，被监禁了几个月后，被无罪释放。
这次事件，黎元洪是很无辜的。但这一次经历，在以后的岁月中，被有的别有用心之人，当成攻击他的污点，恶意地叫他甲午海战逃兵。
黎元洪从没为自己辩白，他只是常因此而勾起对那段经历的回忆，想到那些曾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好兄弟丧命大海，黎元洪总是很难过。
他常说的一句是，自己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很万幸了。言外之意，自己是不是逃兵，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自己最大的错应该是努力活下来，人活着是罪过吗？
被无罪释放后，黎元洪继续为为留在海军到处奔走。甲午战争，泱泱大国被一个弹丸小国打败，特别是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地签订，给华夏大地带来的震荡，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共识——练兵强国。所以，就有了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与此同时，正署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也奏请朝廷，“依照洋法操练新军”。
黎元洪这个时候，人正在上海，他还是想在海军找份事做，但同样没能如愿。这时，他偶然听到了张之洞在南京招聘人材的消息。看到留在海军已经希望渺茫，黎元洪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虽然，离开自己喜欢的海军有些可惜，但想到父亲为了生活，二次从军，从头来过，自己换个兵种也实在算不了什么。
这样，他就来到了南京。张之洞在南京组建的这支新军叫“自强军”，共十三个营，二千六百人。张之洞大胆创新，聘请德国教官三十五人担任正职，副职则由从天津、广东的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中招聘。全部装备，都是按当时欧洲先进国家的标准配置。
第222章 治军严仁
黎元洪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冷不防被人从后边抱住。回头一看，原来是先前在海军的同事。两个人感情一直不错，这个同事同样是无法留在海军后转投自强军。
听了黎元洪到这里的来意后，他很热心的对黎元洪说，有人推荐更容易受重视、得到重用。
“能找到推荐的人吗？”黎元洪问同事。
同事说他的舅舅是张之洞的幕僚，是身边之人。
有人推荐当然好了，黎元洪大喜过望，他怎会不知这个理，这样的关系肯定行。黎元洪很快把自己的履历写了个贴子，交给了同事。
让黎元洪想不到的是，张之洞会亲自见他。张之洞是多大的人物呀！和李鸿章差不多齐名的朝廷大员，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能见的吗？黎元洪真的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因为大名鼎鼎的张之洞就坐在他的面前。
这是个面容和善慈祥，待人亲切的老者，明明是隔壁家的老爷爷。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能和叱诧风云的张香帅相合而为一。
来的路上黎元洪很紧张，生平从未见过这样的大人物，生怕自己说错话。但面对这和善慈祥的长者，黎元洪随便了许多。
张之洞主要问了他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和在军舰上服役的情况，而后又问了他家庭的情况。
当得知黎元洪的父亲两次从军，两次干到游击将军后，不由得赞了一句：“尔有一位了不起的高堂。”
不管张之洞问什么，黎元洪都据实回答。
临了，张之洞问他，在海军这样的受重用，干得又这样好，为什么不留在海军，而到这里，是不是太可惜了？
如果是会看风向，善于逢迎之人，肯定是把张之洞和自强军奉承一番，说一些久慕大名，特来投奔之类的话。
但黎元洪没有，他是个老实人，说的也是老实话。说自己怎么能不想回到海军，只是没有机会。自己除了当兵，没有什么特长，于是便来投奔。能不能奔个前程到无所谓，总得养家糊口。
没想到他的这番话张之洞特别爱听，因为张之洞喜欢老实人，也喜欢听老实话。
他当着大家的面赞扬黎元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很久没见到黎先生这样的，老实又有能力的人。”
当即派给了黎元洪一个重要差事，——监修幕府山炮台，兼任自强军翻译，每个月俸银八两。
监督工程，这显然是个肥缺，待遇又这样高，养家糊口是足够用了，黎元洪很高兴。
人们常说，当老实人吃亏，其实，在很多时候，当老实人不但不吃亏，反而能赚到便宜，比如现在的黎元洪。不过，这不过是开始，还有更多的好事，在等着黎元洪。
幕府山横贯于南京市鼓楼区北端和栖霞区西端，是一座位于长江南岸边的丘陵山脉，西起上元门，东至燕子矶，长约5.5公里，宽约800米，劳山主峰高190米。
相传晋元帝司马睿过江，设幕府（参谋部）于此，故名。幕府山也名莫府山，又因山多石，古曾称石灰山、白石山。
幕府山山峦延绵起伏，登临幕府，远望景天一色，万里长江从山下奔腾向前。清代的金陵四十八景，幕府山便有幕府登高、达摩古洞、永济江流、化龙丽地、嘉善闻经、燕矶夕照六景。
自古以来，幕府山燕子矶附近不但是大江南北的交通渡口，也是古金陵防御江北的战略屏障和军事要道。加上这里享有江山共景、六朝祥土的美誉，因此在幕府山留下了许多名人足迹、历史景观和民间传说。
幕府山炮台是个大工程，有西式炮台七座，彈药房八间，子弹房四间，总药库六间，暗道四条。
除此还有土垒壕沟、瞭望台、兵房、军装房 ，还将安装“一百八十磅子长式”后膛钢炮二尊、“一百八十磅子短式”后膛钢炮四尊、“八十磅子后膛式”钢炮一尊。
黎元洪经手此炮台前，这里管理混乱，建制不合理，人浮于事。什么事好像都有人管，什么事又好像没人管。有的人懂技术，但却无权管事，有的人权力很大但又什么都不懂。
面对这样的情况，黎元洪首先从整顿管理人员做起。有能力并有较强责任心者上，不趁职者下。做到事事都有专人负责，层层都有管理和监督。
在材料、资金和质量方面更是严格把关。
通过他的努力，把先前耽误的很多时间抢了回来。工程按期完工，工程质量各方都满意。整个工程，共花工料费银三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两。账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两银子干了什么，都有据可查。
幕府山炮台完工，深得张之洞欢心，黎元洪也因此得到重用。先被张之洞派为幕府山、钟山等炮台的总联络员，后由提升为这些炮台的专任台官。每月奉银五十两，公费银五十两。至此，黎元洪和他的家庭虽然还算不上很富裕，但毕竟是衣食无忧了。
黎元洪感谢张之洞的知遇之恩，认真去做张之洞交其的任何事情，张之洞也就越发信任，越发欣赏黎元洪。
有一次，他为黎元洪写下了“智勇深沉”四个大字，高度评价了黎元做事和为人。不久，张之洞向朝廷举荐黎元洪，经张之洞提名，朝廷下旨，黎元洪被提拔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
他的父亲两次从军，最高成就是当了游击将军，也就是相当于营长，这时候黎元洪在职务上已经超过其父了。不但如此，他还进入了张之洞的决策层，很多的事，张之洞都愿意听取他的意见。
而他，也从不跟风，从不去迎合什么人，总是实话实说，也就更为张之洞所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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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六年春，张之洞交卸了临时署理两江总督职务，回归到湖广总督本任。张之洞虽不是个拉帮结派，到处培植个人势力之人，调离了，特别喜欢的人也要带上几个的，而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个。
黎元洪在阔别二十年后又回到湖北，离开时一家人和逃荒差不多，回来时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不由得感慨万千。
张之洞回鄂后，继续编练新军，黎元洪成了他的高参和得力干将。他先是被张之洞派去炮厂监制快炮。后又被委派负责编练湖北新军。
张之洞把在南京练成的自强军一个营，做为护兵带回湖北。回湖北后在这个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前后两营和工程兵一哨，組建成武昌的护军营。
张彪充任护军前营管带，黎元洪出任护军后营帮带。职务上看似个副营长，实际上要大的多，因为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湖北新军就是在这个护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一再的扩编，到一九零二年，湖北已拥有新军，护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武建军二旗，步队八营，武恺军步队四营，武防军步队四营。还有护军铁路军步队四营，官兵近万人。
除武建营被清廷调广西外，余下七千余人构成了湖北新军的基础。在张之洞看来，这支七千多人的队伍，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军，只是在编制上仿效新军，在各方面素质上，距新军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
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著述丰厚，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他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而是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为此，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一心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
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旧军“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编的“新军”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
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专心一意，“另募精壮”。
招募新兵时，除要求身强体健外，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族邻保结，并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也就是说，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士兵“相对质朴，少成见无习气”。
张之洞训兵重点强调忠君爱国、自强御侮。这在他亲撰并要求将士熟读唱诵的“军歌”中体现得最为直接而充分。该军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泽”，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
一方面联系中外兴衰史例，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言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我国同种国民四百兆，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同种固结外人难动摇”。
这歌词可谓发人深省，亦可见作歌者的良苦用心。
在张之洞的谆谆教导下，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与北洋新军相比进步得多。
第223章 热心社会事务
在对兵士进行自强御侮教育的同时，张之洞也在开“兵智”上大下功夫，即设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新军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堂，文化素质相对士兵较高)。募兵方面，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不仅予以明文规定，而且逐渐提高标准和要求。
一八九八年，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一九零二年，又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
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
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同时，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营后的教育。一九零二年，张之洞在新军各旗、营分设大、小“讲堂”，辟设“阅报室”，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张之洞别出心裁，创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于士兵中考选“文理通顺”者，令其“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更番毕业，更番入营”，从而“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
在编练湖北新兵的全过程，黎元洪一直是张之洞的最得力的助手和干将。
一九零三年，清军改制，中央设立练兵处。朝廷计划编练新军三十六镇。要求湖北，设置新军两镇。一九零四年，张之洞奏明朝廷，湖北两镇的具体编制，每镇步兵两协（旅）炮兵三营，骑兵二营，工程、淄重各一营。每镇缺少步兵一协，留待军费充足后补充。
任命张彪为第一镇统制兼摄协统。任命黎元洪为第二镇统制。
这时候的黎元洪已经成为一名清廷的高级将领，成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
一九零六年，由于资金匮乏，湖北两镇的军队编制缩编为一镇（师）一混成协（旅）。按着清廷练兵处的统一编制，湖北的第一镇改为第八镇，张标为统制。湖北的第二镇改为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协统。
在这个位置，黎元洪一直做到了武昌起义。虽然是二号人物，但在湖北军界，黎元洪的威望比一号人物张彪要高很多。因为，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治军有方，张彪都和黎元洪远不在一个档次上。黎元洪本身技术过硬，治军严格，又极“知兵”“爱兵”，得到各界广泛好评。
在一八九九年的四月，湖北刚开始练新军时，法国一高级军官罗勃尔利到湖北参观，张彪设宴款待，黎元洪出席作陪。
席间，罗勃尔利随口问一些军事业务。这时身居高位的张彪，已经很少具体过问军务。这是个变革的时代，新军不同于旧军，各方面知识更新很快。张彪有时甚至不知对方在问什么，更不知如何回答 。尴尬中把眼睛看向黎元洪求助，黎元洪从容不迫，一一道来。
罗勃尔利离开时，张之洞率众送行，他对黎元洪赞不绝口，说黎元洪是个“知兵之将”。
平日里，黎元洪对士兵的寛仁是出了名的。他在军费的使用上精打细算，尽量压缩不必要的支出。只要军需有余，他都设法用在士兵身上，或改善伙食，或为士兵加饷加新衣。那时，无论是在旧军队，还是新军，层层克扣军饷，成为了惯例。但是在黎元洪的治下，这样的事情是被严格制止的。
为了增收节支，黎元洪还在他的军中，办了个被服厂，自制军衣和被服。这样，就是在军费得不到保障的条件下，他所部也能按时发放军衣等用品。走在大街上，他所部人员衣装整齐，和其它部队的破破烂烂，成了鲜明的对照。时间长了，老百姓从着装上就知道，哪些人是二十一混成协黎大帅的部属。
黎元洪治军严格，自己也能以身作则。那时的武汉驻军，管带以上的军官，都自己住在私宅，是从不住在军营的。黎元洪虽然家也早搬了过来，但他每月仅回家二次，余下时间都住在军营的司令部。和士兵们一样，听军号作息。起床号响后马上起床，自己打水洗漱，从不用护兵照料。
每逢佳节倍思亲，军营士兵都是离家之人，逢年过节是要想家人的。黎元洪不但很多时候，他做为父母官，在军营陪着兵士们过年节，还常常要他的孩子，到军营给士兵们拜年。
黎元洪升为协统后，月俸白银五百两。他在武昌中和门附近建了一幢中式楼房，市郊盖一幢西式别墅。他也盖了不少平房出租，家庭生活已经很富裕了。但是，他在平日中仍保持平民本色，甘愿过清苦的军营生活，和那些每日里花天酒地的官员门相比，成了另类。
黎元洪爱兵是出了名的。从小讨饭和受苦受难得到帮助的经历，也使他对有特殊困难的士兵特别同情，也常自掏腰包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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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尊重知识，爱惜和重用有知识的人。有一名宜昌籍的兵士，叫张之善。是秀才出身，因家遭突然变故，没办法养活年老的母亲，无奈到兵营当兵。像黎元洪父亲当年一样，本想用微薄的军饷奉养老母。不料其母雪天去山上拾柴，在山路上失足坠下身亡。
张之善闻讯，痛不欲生，既没有回家的路费，也没钱安葬老母。黎元洪得知后，个人拿出八十大洋，送与张之善，准他告假回乡安葬老母。
因张之善在军营中文化高，使军营能尽其用。黎元洪以陆军小学会办的名义，保送张之善为学兵。此事在军营被传为佳话，很多年里被人们传诵。
章太炎在为黎元洪写的碑文言道：“治军严仁，不滥军需一钱，有余则以逮士卒，故所部军装整顿，绝于他军。平居卧起，皆准军号，不妄先后。夜必宿军中，虽遇岁时不移。教士剀至，唯恐不尽其才，尤敬士大夫，一方归心焉。”
章先生一生，很少夸赞人，对黎元洪算是例外。寥寥数语，公允的概括了黎元洪之治军，也算是盖棺定论了。当然，这为后话。
湖北陆军，对指挥员有一特殊要求，不论是训练还是实战，长官的命令都必须在五分钟内写出。张彪每遇此，都是由几个参谋官代劳。黎元洪则每次都是亲自动手，无论是在行军路上，还是在雨雪之中，随时随地都能在五分钟内，写出四五百字的命令。而且简洁准确明了，属下一看自明。此举也在湖北军中，成为一绝。这虽赖于他功底深厚，更在于他平时的学习与积累。
史书对此有记载：“虽系一员武将，而平时手不释卷，湖北督练处所印陆军书籍，本本皆有黎元洪校阅之名。”
因为黎元洪有真才实学，做事又极为认真。凡遇有湖北军中编制计划、规划，乃至决策什么大事，张之洞都是依靠黎元洪。
而湖北军中的一号人物张彪，则总是做为执行人。
如有的史书所言：“文襄（张之洞）颇重黎氏，往往言听计从，凡军事上的计划，多取决于黎。……每有规划，由黎擘定，文襄多使张彪执行。”
张之洞的爱惜和重用和黎元洪自身的努力，使他从从海军到陆军的一八九六到一九零六的十年间，由营帮带升至协统，曾兼任过护镇统制（军长），品衔级别也从千总至守备，又晋升为都司，再晋为副将，可谓一路飙升，顺风顺水。
张之洞对黎元洪的欣赏和看重，是全方位的。有一次，众人陪同张之洞到江边巡视，张之洞看到岸边停泊着刚从日本买回的“楚泰”号兵轮。来了兴致，带着众人登船一游。
正和大家观赏黄鹤楼和江边美景，突然变天，狂风大作，浪涛滚滚。兵舰正在江心，剧烈的摇晃，几近倾覆。这时传来消息，因为是事发突然，兵舰上的舵手是临时找的，不经风浪。在此种情势下，大家都很怕，恐葬身大江。
紧急之中，张之洞想起，身边的黎元洪是出身海军，便命他江湖救急。黎元洪虽在海军中不是专门舵手，但毕竟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在海上经历过大风大浪。一拿到舵盘，左旋右转，镇定操作，兵舰很快回复了平稳。大家虚惊了一场，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也都对黎元洪更加敬佩。
平安上岸后，张之洞感慨万分，赞扬黎元洪为“水陆两栖有为，真才实学难得”。
跟随香帅张之洞回湖北，到武昌起义发生的十五年里，黎元洪经历了总督三易，巡抚二更。官场总有各种博弈，嫉妒和争夺，同僚中也不乏对黎元洪中伤和陷害之辈。但因黎元洪对人的宽宏和厚道，都能使矛盾得到化解。除了因爱兵在兵士中获得好口碑外，在同僚中也获得好人缘和高威望。武昌首义成功后他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绝非偶然。
第224章 赴日考察
黎元洪虽是军界中人，也热心社会事务，并积极参与其中。
一九零九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湖北也是重要发生地。在留日的爱国学生鼓动下，武汉的绅、商、学、军各界闻风而动。为统一行动，成立了铁路协会，黎元洪是协会的军界代表。
由于办事热心，被协会众人推举为组织领导者之一的协会委员。他积极的为协会出谋划策，支持选代表入京请愿。为了解决活动的经费，他还组织在军队内进行募捐，他个人也带头捐款。
这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话：“最先的抗议，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发出的。”
黎元洪从社会最低层起步，接触的是新式教育，身居官场多年，对清廷统治的腐朽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不是革命党，也从未参加过革命党人的活动，但他在心底是同情革命党人的。
革命党人在新军的活动，他虽然没提供过帮助，但很多时候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如果没有太大的风险，他也是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方便的。
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截获，密告到黎元洪处。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
刘静庵（1875—1911），湖北潜江人。原名贞一，又名大雄，字敬安、敬庵，一九零三年赴武昌加入湖北新军。
一九零四年参加科学补习所，谋划长沙起义未果。也曾与王汉、胡瑛密谋行刺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
同年以担任美国教会阅报室司理为掩护，订.购革命书刊，组织演讲，宣传革命。
一九零六年主持创立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联络军、学、绅、商各界，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
十二月计划于武汉发难，以响应萍浏醴起义。后被叛徒诬告为通缉在案的哥老会首领刘家运，于一九零七年被捕。
一九零九年被判处永远监禁，在狱中坚持读书，团结狱友，并以“铁血军”名义宣传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因备受酷刑，在武昌首义前病逝狱中。
一九零六年，江西萍乡发生了一起土匪冒充革命党人的暴动，惊动了清廷。清廷急电南京，武汉出兵镇压。
湖北军最高长官张彪派黎元洪带兵前往。出发前，因为搞不清暴动的是土匪还是革命党，黎元洪就给军官们开会，特别强调，此次军事行动，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搞清楚暴动的是革命党还是土匪，对二者是要不同对待的。
若是祸国殃民的土匪，没说的，就是要坚决镇压。若是革命党人，则要多多劝解，多用政治手段化解矛盾。因为这些人是有信仰的人，行事有自己的追求和道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镇压手段。
到达萍乡后，黎元洪没急于用兵，而是和当地百姓了解这伙人的情况。当得知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时，断定这伙人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土匪，立即组织进剿。
这伙土匪本来想打着革命党旗号浑水摸鱼，见他们的伎俩被识破，逃之夭夭做鸟兽散。黎元洪带着他的部队，在萍乡驻扎了二个月。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当地人从未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
离开时，当地民众自发送黎元洪所部“亲民牌伞”，那种类似于万民伞的东西，虽然比不上朝廷给的那些嘉奖，但又是任何奖赏都比不上。
“楚报”主笔张汉杰，是日知会会员，撰文抨击湖北巡抚陈變龙出卖主权，陈大怒。他并不知张是革命党，却硬给张安个革命党的罪名，说张这是在鼓吹革命。勾结英国驻武汉领事，将张汉杰逮捕，引渡，交陆军执法处审理。
陆军执法处长是满族人铁忠，是黎元洪的朋友。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没有人找他帮忙，他却主动找到铁忠，为张汉杰说情。
言道：“彼弄笔之书生耳，以口舌刻薄，致触当道忌。若必仰承意旨而严惩之，则舆论将集矢公之一身，公何必取媚于一人，而犯众怒乎？”
铁忠听了黎元洪的话，觉得有道理。他对巡抚陈變龙本无好感，实在没有必要为他而为千夫所指，于是就想把张汉杰无罪释放。但遭巡抚陈變龙百般阻挠，无奈轻判了一年监禁。后陈變龙调理武汉后，又是黎元洪设法，将张汉杰提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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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首义之前，黎元洪辖下的二十一混成协内，也是日知会等革命党人密布，活动也相当热络。有人提醒黎元洪，再不加管控，会受到这些人的牵连，黎元洪还是视而不见。
有一天，下属施化龙偷着向他报告，说有好几个营里，都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活动。请示黎元洪如何处理。
黎元洪和施化龙个人感情不错，可以无话不说，对施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张彪）闻之，更难办理。”
不久，时任连长的革命党人潘康时，从事秘密活动被发现，案子搞得很大，黎元洪保不住了。从事革命党活动是重罪，为了让潘康时能够轻松过关，黎元洪做通了营长的工作，向上写报告时，说潘康时是聚众吸食鸦片。将潘康时撤职了事。
潘康时一直记得黎元洪的这份恩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余因伊等保全红蓝顶之故，生命幸赖以保全。”
在那个时候，剪辫子是可以判反叛罪的。很多参加了革命党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拖着个长辫子是很耻辱的事，是和自己革命党的身份不相趁的。有一人喝了点酒，冲动之下，把辫子剪了，被告到黎元洪处。
这时候，这个剪辫子的年轻士兵，酒也醒了，很害怕，也很后悔。
当几个人把这个剪了辫子的士兵带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指着这个士兵头上的乱发，哈哈哈哈大笑说：“不错，不错，免豚尾之讪笑，开风气之先河。”
把一个很严肃的事件，变成了玩笑。
后来，黎元洪索性在军营宣布，我们这里是军营，头上拖着个长辫子是很不方便的，有愿剪发者，听其自便。
一个寛以待人，处处以人方便，对和自己不睦之人以德抱怨，是一个人品德高尚的表现，也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对待那些处处找自己的毛病，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更难了。
而黎元洪却在很大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处理和张彪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张彪（1860～1927）字虎臣，山西榆次人。
张彪从小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母亲亡故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投补太原抚标兵额。后因武功超群，又应童子试。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发现其身体健壮，人才出众，办事踏实可靠，甚是喜爱。提拔为随身侍卫，视为心腹，连连擢拔。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升任湖广总督，时值汉口水患成灾，张彪受委督修湖西大堤。其间，精心设计，严格施工监督，工程顺利完成，水患根除。当地称大堤为“张公堤”。随后，负责监修武泰、武丰两闸，工程同样坚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彪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军政、营阵以及枪炮诸事，军事才能有所增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在湖创练鄂军，被清政.府授予“壮勇巴图鲁”称号，升授湖广督标中军副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任四川松潘镇总兵。是年秋， 宣统三年（1911年），张彪任第八镇统制。
张彪在旧军中起家，养成了专横跋扈的作风。又因为和总督张之洞关系特殊，平日里目中无人，谁都不放在眼里；开始和黎元洪打交道也是这样。
因为他比黎元洪资格老，人脉广，关系硬，对黎元洪随便指使，简直当下人对待。其实，黎元洪的地位虽然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但也差不许多。放到别人身上，肯定受不了，但黎元洪能泰然处之。
时间长了，张彪发现，黎元洪是处处都比自己强，什么事都比他做得好，他受不了了，把黎元洪看成是威胁自己地位的大敌。因此而处处找黎元洪的麻烦，处处给黎元洪出难题、下绊子。
黎元洪佯装不知，处处相让。
别人看不下去了，为黎元洪不平，对黎元洪说：“张彪这样的人，得寸进尺，越让着他就越肆无忌惮。”
黎元洪听了只是笑笑，仍一如既往。
一次，张之洞召开新军将领会议，黎元洪因病晚到。张彪见这是诋毁黎元洪的难得机会，就无中生有的说，有人在某妓院见黎元洪醉卧不起，看来是来不了了。
张之洞信以为真，对黎元洪很失望，待黎元洪到后。立刻对他进行严厉的训斥。
黎元洪没争辩，只是据实禀报：自己正出门时，突然一阵头昏，根本走不了路，只能稍稍休息一下，结果晚到。
张之洞听后狠狠的瞪了张彪一眼，张彪低头不语。
第225章 三大秋操
张之洞关心的问起黎元洪的身体，黎元洪说这不妨事，老.毛病了，不常发作，发作休息一下也就缓解了。张之洞不放心，后从一位医术很高的西医处得知，这是一发性脑缺血，不算什么大毛病；张之洞才放下心来。
会后，有人告诉黎元洪详情。黎元洪说，他虽然猜想不到张彪在张大人面前说了什么坏话，但从张大人对自己的怒气，和看张彪的眼神，能知道他给自己造的谣言一定很伤人。
这人对黎元洪说：“像张彪这样的歹毒之人，是不可以放过的？”
黎元洪说：“张大人对我恩重如山，我和大帅都是他的近人，我们关系搞得很紧张，让张大人怎么办。事实比什么都有说服力，谣言不攻自破。这件事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受害的是他本人。”
和张彪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相反，黎元洪则处处维护张彪。有一次，黎元洪陪同张彪参加一个同僚的生日宴会。张彪借着多喝了几杯酒，耍起了酒疯。说了很多黎元洪的坏话，很难听的话。
黎元洪装傻，别人看不下去了，有人竟说，你黎元洪肯定有什么把柄和不能见人的事落在张彪手了吧？否则，怎会如此？但是，黎元洪还是只摇摇头，仍无动于衷。
酒席散后，反倒亲自把张彪送回了家。
前边说到了，根据朝廷练兵处的要求，把湖北的两个镇的部队缩编为一个镇，一个混成旅时。开始，张之洞是想让黎元洪做镇统制，并统领湖北全军的。
但最终还是顾及张彪的老资格及和自己的特殊关系，重用了张彪。
但湖北军中主要事务，张之洞还是压在了黎元洪身上。因为他知道，张彪不是这块料，虽然也是个干事的人，但能力无法和黎元洪相比。为此，张之洞有时会觉得很过意不去，但黎元洪却从来都是任劳任怨。
一次，张之洞来校阅二支新军，见军容严整，知是黎元洪之功，便对黎元洪慰劳有加。而黎元洪却说，这全是张彪张大帅领导有方。张之洞见黎元洪能干又如此谦虚，如此推功与人，在心底深处对黎元洪更加赞赏。
而此时，张彪就在一旁，正在嫉妒总督大人对黎元洪的偏爱，听了黎元洪的话，心里平衡了一些。
这一切，张之洞是看在眼里的，不由得对自己的这个丫姑爷不甚满意（张彪的夫人曾是张之洞府上被他特别看重的丫鬟，这婚姻是张之洞主办，所以张彪也被视为张之洞的丫姑爷）。
张彪和黎元洪作对，由于黎元洪的忍让，从表面看张彪好像占尽了上风，其实不然。他不但没因此而在众人面前提高威望，反而是失了很多分的。就连张之洞有时都检讨自己，如此重用张彪是不是错了。
一九零七年八月，张之洞被调朝廷军机处，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赵到任不久便发现张彪是草包一个。
赵和张之洞交接时，张之洞是对黎元洪大加赞扬，赵便对黎元洪特别关注。很快发现黎元洪确实德才兼备，和张彪远不在一个档次上，就有了重用黎元洪，用黎元洪取代张彪之意。
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急忙找新任总督力辞。
他真诚的对新任总督说，张之洞张大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他前脚刚离开，因重用自己而去撤换他的崇信之人，会陷自己于不义，以后没法与恩公见面。还对赵承诺，无论需要办什么事，尽可以吩咐他，他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另一方面，则把此事透露给张彪，让他速筹办法。
张彪急派自己的丫夫人去京找张之洞，张之洞给赵来信，委托关照张彪，从而使张彪保住了官位。
自此以后，张彪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些年来，对黎元洪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黎元洪彻底改变了关系。每次宴客，必请黎元洪，黎元洪不到，决不开席。在别的场合，也都对黎元洪足够的尊重，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后来，黎元洪和张彪，这两个人品、性格、为人处事天壤之别的两个人，竟成了好朋友，不能不让人称奇。
张彪是死忠于清廷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彪病危，在临终前十来分钟，回光返照，显得格外清醒。清逊帝溥仪闻讯急忙赶来看望，使他垂死的身躯激动起来。
他虽然口不能言，并且已经无力举手表示致敬，面部悲哀的表情依稀可见，只能微微作一下告别状的姿态；但是他的眼睛目光灼灼地向着这位昔日的主公，死死地盯着他终身维护的清朝末代皇帝，一直到断气。
溥仪为痛念这位清朝的忠臣遗老，挥泪不已。成殓之际，溥仪亲书“心如金石”匾额，又赐陀罗经被，为他送行。
黎元洪虽然未见到他最后一面，但在祭奠时也嚎啕大哭，表现得异常地悲哀、异常地人情世故。经张彪家眷苦苦相劝，才依依不舍地含泪登车而去。
当然，这为后话。
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黎元洪如此的待人，也为自己经营出了特别好的人际关系。
张之洞是个著书立说之人，一八九四年四月，他的著作《劝学篇》问世。
张之洞的《劝学篇》，一八九八年刊行。是阐述“中体西用”，宣传洋务思想的代表作，共二十四篇。
他主张以“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以中学纲常名教之本，维系世道人心。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主张先明内学，然后择西学以用之。提倡“立学堂、修铁路等，采用西技西艺”。反对维新派“开议院”、 “兴民权”的主张。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一九零零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的唯一的希望》。
张之洞从总体上说，是主张学习西方 ，西为中用的。为了培养黎元洪，开阔其视野，张之洞曾派黎元洪三次到日本考察。
一八九八年二月，黎元洪怀着求新求变和救国强军的梦想，第一次来日本，被派到日本的禁卫骑兵联队学习。这时，虽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四年，但在和日方人员接触中，黎元洪明确感到，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烟云还没有完全的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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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个别人员对中方人员的敌视和瞧不起，能随时感觉到。这更刺激了黎元洪更加努力的学习，在同行的的人中，他比谁下的功夫都大。
好不容易出趟国，很多人都是想法设法多出去逛逛。黎元洪住在九段松叶馆，距离骑兵操场很远，而黎元洪每天“革靴蹄铁，风雨泥泞，日必一往”。
有空闲时间，他也会见识一下异地风情。当他在东京、大阪等地的公园里，看到陈列着日本方在甲午战争中缴获中方的战利品，很受刺激，强烈感受到了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军队的羞辱，于是就联合一些旅日侨胞，向清廷驻日的商务监督请愿，要求将这些有损祖国的战利品撤掉。
此举虽不能如他所愿，但却可见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落后就要吃败仗，就要受羞辱，这更激起了黎元洪的学习的热忱。
这时候的日本，在方方面面都走在了前边，除了学习骑兵的相关知识，他也不放过学习其它方面的机会。
三个月后，黎元洪圆满的完成了考察任务。此次赴日考察，时间虽不算长，但黎元洪收获满满。他把他学到的东西及其学习的体会和领悟，写了一篇长篇报告，交给了张之洞。在汇报的同时，他向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地建议，派更多的有知识的青年人去日本考察，学习，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张之洞接受了黎元洪的建议，从而使湖北在外派留日人员的数目，远高于其它省份。此时，清廷正推行维新变法，派人出去留洋学习，是维新派的一个重要主张。对于维新变法，张之洞是很赞成的，跟得也很紧。在派人留洋学习方面，制订了庞大的计划。拟湖北湖南派一百人前往。后因维新变法很快失败，这些计划也同维新变法的其它主张一样，胎死腹中。即便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张之洞还是派出了二十人，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二十世纪初，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达到高.潮，在留日的各省学生中，湖北的人数是最多的。一就零四年，湖北在日学生已达二百八十九人，占全国第一位。而此时全国其他省，多者一般也不超二位数。到一九零六年，中国留日学生共五千四百余人，仅湖北一省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人，占四分之一。这有赖于张之洞的大力提倡，也得益于黎元洪的建言献策和全力襄助。
武昌首义后，有人实事求是的指出：“至今学界、军界，人才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功。”
这或许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首义何以发生在武昌。
第226章 风云激荡中的黎元洪
从日本回来不久，张之洞另交给他一项任务，到湖北枪炮厂负责监制快炮。他努力把在日本所学，用在监制快炮的实践中。他在监制中，非但没像某些人那样，利用这特有资源的监督权耍威风，出难题，而是在严格把关的同时，尽自己所能，帮助解决生产中技术问题，深得厂方好评。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张之洞第二次派黎元洪去外国考察，重点是考察马队和步队的教育、训练和军纪等方面的情况，计划用一年时间。但第二年春夏之交，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当慈禧受清廷内的极.端.分.子影响，对十多个列强宣战时，张之洞跟随李鸿章等人参与东南互保。因为内外压力，张之洞觉得可信任的人手不够，就急电黎元洪回国。
一九零零年六月，黎元洪奉招回到武汉，他如实地向张之洞汇报了在日本考察学习的情况。
因为黎元洪二次赴日，考察的主要专业都是骑兵，成了骑兵方面的专攻，黎元洪这次被派到护军马队第一营任管带。
参加东南互保，是秘密进行的。张之洞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做一些机密之事，他是不敢交给别人的。黎元洪则是他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不管事情有多大的风险，他都敢放心交给黎元洪去办。而黎元洪每一次，都没有辜负张之洞对他的信任。
黎元洪第三次赴日本考察是在一九零一年秋，清廷经历了庚子事变的打击，开始实行新政。数量不小的军队，经不住人数有限的八国联军的打击，清廷上下，在实行新政时，尤其热衷于“筹款练兵”。一贯致力于练新军的张之洞受到了推崇，黎元洪跟着张之洞也就有了更大的舞台。
正当黎元洪全力协同张之洞练新军时，同年九月，张之洞得到了日本在仙台举行陆军操练的消息。他认为机会难得，就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将黎元洪前往。陪同黎元洪前去观练的，还有张之洞最为疼爱，被寄以厚望长孙张厚琨。这是一次有一定规格的活动，黎元洪在活动中，被邀为陪览官。活动结束后，被主办方授予“双光耀日”纪念章一枚。
在观摩中，黎元洪眼见日本军队超凡的素质，和高水平的发挥，大开了眼界，也大受启发。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的感悟，要想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最终是要靠实力说话；平日里的抱怨和说激昂话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其后，黎元洪在日本作了一番走马观花的参观和访问，使他更加长了见识。他看到了日本的国力和国情，认识到了日本不光是军事上强大，社会方方面面都走在了自己国家的前面，他把这里发生的很多事都和国内进行比对，觉得差距是多方面的。
三次对日本的考察，使黎元洪的眼界大开，对黎元洪的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学到了现代军事知识，也对近代的社会学说，如天赋人权、三权独立，民约论，进化论等学说，对民主共和的思想，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武昌首义后，有人回想起黎元洪对革命党人活动的默许和寛容，觉得不能单纯的归结到黎元洪的为人方面，认为他在很多方面，是赞同革命党的。只是，限于他的身份，他不能过度的表现而已。还有就是，他坚定的共和主张，也肯定不是头脑一热的结果。
一九零四年秋，清廷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到各省巡视练兵情况。
翌年春，铁良一行到湖北，汇报演习在武昌城外的巡司河、梅家山一带进行。演习部队分成甲、乙二方，甲攻而乙守。
作战号角响起，甲方开始进攻。
那一年是倒春寒，演习的那一天正碰上武昌少见风雪交加天。冒着风雪和刺骨的寒风，甲方在指挥官带领下，冲锋陷阵，迂回三十余里，一丝不苟，视演习如实战。乙方也不示弱，筑起掩体，固守阵地。甲乙双方在风雪中相持，难分胜负。
铁良观摩完后，感慨万分，言道：“余阅沿江、沿海各省军队，未有如湖北军之精锐娴熟，有礼耐劳者也……当此冰雪漫满天，寒风砭骨之际，而兵卒万余人，皆能恪守礼法，谨遵约束，无畏蒽，无哗嚣，此诚鄙人出都以来所未见，湖北军政，谓可天下第一。”
铁良回去奏报朝廷后，清廷将湖北练兵情况通令全国，湖北新军名声大振。铁良在武昌时，曾私下问过张之洞，湖北谁主持练兵？因为他看张彪其人，是练不出这支新军的。张之洞实言相告铁良，湖北军有今天的成就，全赖二十一协统黎元洪。
铁良常将此事常和人说起，黎元洪也名气大了起来。
前边提到过，一九零六年的彰德秋操。
彰德秋操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二日，清军在彰德府（今河南省安阳市）举行的南北新军秋操大演习。
为检验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清政.府先后计划了三次大规模的秋操：一九零五年的河间秋操——参演人数最多；一九零六年的彰德秋操——参演将领阵容最为豪华。一九零八年的太湖秋操——是一次流产的秋操，秋操万事俱备，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双双驾崩而打断。
由于太湖秋操未能举行完，彰德秋操就成为晚清陆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史学家将河间秋操、彰德秋操和太湖秋操并称为晚清三大秋操。
河间秋操，又称河间会操，是北洋六镇新军于一九零五年十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的第一次秋季大演习。
此次会操抽调陆军第三、第四镇全镇及第一、第二、第五、第六镇各一部，组编为南、北两军。
南军由第二、四、五镇组成，王英楷充任总统官，编制如下:(1)第四镇,辖步队二协(十二营)、马队一标(三营)、炮队一标(三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2)第四混成协,辖步队二标(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3)第九混成协，辖步队二标(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南军官佐、目兵、夫役，共计有22513名
北军由第一、三、六镇组成，段祺瑞充任总统官.其编制如下:(1)第三镇,辖步队二协(十二营)、马队一标(三营)、炮队一标(三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2)第一混成协，辖步队二标(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3)第十一混成协，辖步队二标(六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北军官佐、目兵、夫役，共计22489名。
本次参演部队的总兵力，共计45002名。
河间秋操开启了新军秋季大会操的先例。被称为“今者，秋操之典为振古所罕闻，且为后此新军一大纪元”。
甚至一年后，袁世凯提及此次会操，还颇为得意地说，“风声所树，耸动环球”。
这次会操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正式的野战演习”。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此次军事演习给那些熟知五年前中国军队窘状的外国人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在提升一支四万人军队的战斗力方面完成了一个非凡的壮举。”
河间秋操人数虽然最多，但属于一次北洋内部的军事演习，而彰德秋操不同，不仅是一次开放性军事演习，而且军事“含金量”最高。
彰德秋操时，不仅当时西方各国驻华使馆纷纷派出武官到现场参观，演习指挥部门还特意邀请了国内外多家媒体记者参加。
彰德秋操，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参加演习的军队分为南军和北军。南军有湖北抽调一镇，河南抽调一混成协。北军由驻南苑和山东的北洋军各抽一部，組成一镇，又加一八旗兵組成的一个混成协。南军由张彪为总统制官，黎元洪为协统。北军由段祺瑞为总统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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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彪有自知之明，委托黎元洪为总指挥，自己退居幕后。
此次演习进行了三天。
第一天演练冲锋之法，南军在黎元洪指挥下，阵容严整，训练有素，进退自如，气势如虹。北洋军表现也很不错，但那支八旗军竟如八旗子弟，根本上不了抬面而大拉北军后腿。这样以来，南北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南军先声夺人。
第二天，演练遭遇战法，黎元洪亲自带队，南军杀声振天，冲入北军，北军根本抵挡不住。
第三天演练攻守战法，黎元洪五分钟就写完了进攻命令，十分钟内，命令已下达到所有部队，这样又抢了先机。南军实行正面佯攻，主力迂回到侧翼。
黎元洪先挑软柿子捏，很快突破了八旗兵的阵地，北军阵形大乱，北洋军腹背受敌，南军大获全胜。
彰德秋操结束后，袁世凯奏报朝廷：“至就四省军队分析横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明娴，在东南各省中实首堪一指。”
这一次的彰德秋操，北洋军的表现其实也不俗，只是受那一混成协八旗兵拖累。前面说了，也就因为这次秋操中北洋军的表现，让铁良开始忌惮手握重兵的袁世凯。
一九零八年十一月，清廷决定在安徽太湖举行秋操。
太湖为安庆下辖六邑之一，位于皖山之西，与宿松交界。“太湖秋操”主要是检阅南洋各镇新军，包括湖北第八镇、江南第九镇、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等。检阅大臣为陆军部尚书荫昌、两江总督端方，以及安徽巡抚朱家宝等。
南军名义上还是张彪统领，实际上是黎元洪出任总指挥。和上次不同的是，张彪和黎元洪的关系现在已经彻底改善，不但是秋操，平常日子，张彪也听黎元洪的。
此次会操的计划，是由日本顾问寺西中佐制订。
安徽太湖群山围绕，地形比彰德秋操要复杂得多。正赶上连绵的秋雨，山路崎岖，道路泥泞，行军路上，有的地方，泥水已没过膝盖。
黎元洪事先已经派人探过路，对路况已经心中有数，事先也和下属和士兵的打过招呼，上上下下都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南军士气旺盛，秩序井然。而北军则队伍涣散，狼狈不堪。操练三天，北军皆败。
前面说了，太湖秋操因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双双驾崩而被打断，但这不妨碍操练中湖北新军和黎元洪的杰出表现，从而使黎元洪成了军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第227章 洪山宝塔会议
前边提到过，张之洞对黎元洪的信任是全方位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止是军中之事，每遇难处，或一有难题需要派人去解决，张之洞首先想到的就是黎元洪。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了许多实业，最为著名的是湖北织布局、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也就是常被人提及的湖北“四局二厂” （织布局也称纱麻四局）。
一八八八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在广州筹设官办织布局，从英国购置机器。
一八八九年十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机器等设备便运到武昌。
一八九二年织布局建成开工生产。有布机一千张，纱锭三万枚，雇用工人约二千五百名， 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很快， 获利甚厚。能织原色布，斜纹布，花布等，畅销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还远销海外。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间，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亦称“纱麻丝布四局”或“纱麻四局”。
汉阳兵工厂原名湖北枪炮厂。
同样是一八八八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在广州拟筹设的一个厂，在德国订.购机器设备。也是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将机器设备移到湖北。
一八九二年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北麓正式开始建厂，与湖北铁政局合为一体。
次年厂房落成，机器到齐，至一八九五年开始制造。
随后枪炮厂与铁政局分立，独立建制，归湖北枪炮总局管辖。后几经扩充，计有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炮架厂和火.药厂等分厂，雇用工人约一千二百人。
工厂生产原料，一部分购自汉阳钢铁厂和国内各地，一部分购自国外。生产仿德国7.9毫米口径步枪、仿制德国格鲁森式37、53、57毫米口径山炮及所配用之枪、炮弹。二十世纪初年可日产步枪三十支，无烟火.药六百磅，月产大炮八门、枪弹八十万发、炮弹七万发。
产品以步枪闻名，所仿德国步枪又称“汉阳式步枪”，至一九二八年停止生产，共产六十八万余支。
据当年在新军第八镇(师)二十一标一个士兵的回忆，第八镇的步枪全部是汉阳兵工厂出产。因此，武昌首义所开的第一枪，用的就是汉阳造，由此打响了推翻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
抗日战争中，诞生于清末的“汉阳造”步枪是中国军队的主力枪械。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都大量使用“汉阳造”。
“汉阳造”从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一直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是中国战争史的一个传奇的神话。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诞生于一八九零年，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该厂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一八九三年九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六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四个小厂。
这些实业的兴办，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谓“生长相关”，也同时促进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可以说，这同样从一个侧面，注释了辛亥首义何以发生在武昌。
这些实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比如，汉阳铁厂因计划不周，所购设备不适于炼制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就曾陷入困境。
由于这些实业都凝聚着张之洞的心血，也时刻牵动着他的心；特别是“四局二厂”。
由于对黎元洪的倚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四局”“两厂”陷入困境，张之洞总是派黎元洪做为救火队员，江湖救急。
因为黎元洪的艰苦努力，有些时候有些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但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事，不是哪一个人能挽救的，黎元洪虽然能使问题有所缓解，但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在管理“四局二厂”的过程中，使黎元洪能够接触到实业，从而使他终身受益。
晚年，他曾经是位出色的实业家，和这一段经历不无关系。
晚清，封建专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图新求变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人的思想也特别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张纷纷登台。
最活跃，影响力较大的是两股势力。一个是革命党，他们的主张是用暴力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起共和体制。另一个是立宪派，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对封建专制进行改良，仿效日本等国家，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一九零七年起，湖北和全国各省一样，积极的进行了地方咨议局的筹建。作为宪政改革的配套机构，咨议局给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和管道，受到了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响应。
一九零九年二月五日，湖北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民人数是十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四。议员也非直选，是逐级选出选举议员人，再由这些选举议员人选举议员。
虽然是间接选举，参加选举的人又是人口的极少数，离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毕竟是湖北开天辟地破天荒的第一次。
以往的历史上，什么事都是官员们说了算，老百姓哪有发言权。因此，无论如何，可喜可贺。
选举结果，吴庆焘当选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当选副议长。十七人当选为驻会议员，还选举候补驻会议员若干。
吴庆焘，亦名庆恩，湖北襄阳人，著名书法家。系举人出身，是清代光绪年间撰写地方史志卓有成效的人。他的《襄阳四略》一书，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襄阳四略》共二十五卷。按刊印先后为《襄阳艺文略》、《襄阳沿革略》、《襄阳兵事略》、《襄阳金石略》。分别记载了府辖各县之文学艺术、建制沿革、重要战事、碑碣铭文。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897—1906年)分别出版。时间约长十年，是个人劳动成果，为当时单独修志者所罕见。
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曾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
不久，前面讲到的，由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大潮，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和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活动积极的江浙相比，湖北行动得晚了些，但也是积极参加了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副议长汤化龙由汉口出发，去京请愿时，送行者达万人之多。临行前，汤化龙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此次去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受身份的限制，黎元洪没有参加国会请愿活动，但他在内心深处，是支持这个活动，并时刻给予了关注。
在随后暴发的保路运运动中，湖北则成为了震中。前边说了，黎元洪不但代表军方参加了这个活动，并被推举为铁路协会委员，在支持派代表进京和筹款募捐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各方好评。
在参加这次活动中，黎元洪和立宪派人士有了深入的交往和沟通，为他后来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在湖北的革命党中，势力最大的是二个组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他们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分支，一直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力图发动新军起义。做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在他所部的活动，谈不上支持，至少是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革命党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在国会请愿活动和保路运动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也加速了起义的步伐，并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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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分。起事后推举谁作为领袖人物号令大家呢？二个组织探讨过，最合适人选莫过于吴禄真和蓝天蔚，两个人都是重量级人物，是人品高尚，坚定的革命党人，在二湖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但是此刻这两人都在北方，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
于是，有人就提出黎元洪。尽管他不是革命党人，但革命党人很信任他。把他推举出来，很多对革命持观望态度的就可能投向革命。
但是，毕竟黎元洪不是自己人，所以在革命党中，也有些人持不同意见。另外提出了几个人选，但都觉得份量不够。大家更担心的是，推出一个不合适的人选，缺乏号召力不说，革命党之间如果攀比起来，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他，相互不服气，弄不好革命还没取得成果，党人内部先分裂了。
人们有时候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一个东西大家都不要可以，但不能给这其中的一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东西我可以不要，但别人谁也不能拿走。
第228章 瑞澂的下马威
黎元洪虽然不是革命党人，但和革命党的一些重要人物，有特殊关系。比如，共进会会长孙武，曾是湖北武备学堂的学生，与黎元洪有师生情谊。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服役四十一标，是黎元洪的部属。而他们二人，和黎元洪个人关系也不错，对黎元洪也比较了解。
新军中很多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成员，也都是二十一协黎元洪的属下，平日里很钦佩黎元洪的为人。
为了统一思想，确定都督的人选。一九一一年四月，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后边的宝塔中，专门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后来，人们称这次会议为“洪山宝塔会议。”
洪山宝塔被掩映在树影之中，平日里少有游人，很是隐秘。塔内的螺旋式阶梯可供一人躬身而上。参加会议的是新军各标、营、队的代表。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组织的骨干参加了会议。
在首义后很有名气的蒋济民身穿排长服装，在塔外巡视掩护。会议没有仪式，不准记录，没有签名，可以说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足见保密规格之高。
此会议只开了十分钟，参加会议的人就各自散去。
据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万鸿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一一年四月，蒋翊武托刘九穗来邀我到洪山宝通寺开会，据他说此会是各标、营、队有代表性的重要分子会议。我和刘走到长春观门口遇到蒋翊武，蒋小声告诉我说：‘今日开会，是讨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之事。’我问：‘黎非同志，何以推他为都督？’刘对蒋说：‘早知万同志反对此事，开会时必有争辩，所以先为告之，我们可找一草地休息，详谈一下。’
“我们几人，找到一僻静之地，刘对我说：‘革命党中间并非没有人材，蓝天蔚在三十二标的时候，大家即有意推蓝为都督，但他远在奉天，一时不能南来。最适合都督之选是吴禄贞，但他也在北方，我们已决定先派人去和他接洽，恐怕他也一时赶不到。至若现在军队里的一些同志，都是一些士兵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前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都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我们要的是推翻清政.府，何惜给他一个都督名义，俟将来吴禄贞领兵南下，再推吴为正式都督，给黎一个其他合适位置，有何不可？’
“蒋翊武笑着对我说：‘将来推你为大东门及通湘门司令时，你还得好好注意黎的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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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人进到宝通寺开会时，蒋翊武发言，他说，今天的紧急会议，主要是商量都督人选问题，经文学社与共进会协商后，我们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不知大家意见如何。代表中有人问：‘黎是否同志？’刘九穗站起来解释，把刚才在外边对万鸿喈讲的话又复述了一遍。代表们听了刘九穗的解释，轻轻拍手表示赞成。”
万鸿喈在回忆文章中还谈到了，事后，他还是有些想不通，向蒋翊武和刘九穗提出疑问：“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文学社又人数众多，何不推为都督？”
蒋翊武答：“在湖北举义，自以湖北人为领袖适宜。”
万鸿喈又说：“既然如此，蔡国祯（即蔡济民）亦可为之。”
蒋翊武正色地对万言道：“革命团体，前有日知会、共进会，以及群治学社等，孙武、刘公、季雨霖均可推为都督，革命党人不争权夺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
蒋翊武的这一番话，高深莫测。历史大变革时期，能人辈出，诸如蒋翊武这样的，被各个团体推举为首领的人们，其实，个个都很不简单。这些人不是靠资历，靠关系，或者靠些什么独有的资源，不是的。他们是群众运动中，自然形成的核心人物，也就更加难得可贵。
武昌首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孙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辛亥五月初一，在长清里九十一号的机关，招集干部同志潘善伯、邓玉麟、丁立中、彭楚藩、李春萱、谢石钦、梅宝机、牟鸿勋、高因群、钟雨庭、马驥云、钱芸生、徐万年、孟法臣，徐北宾、方兴等开会，湖南焦达峰、黎意达、杨晋康等亦赴会。会上，决定本年冬季起义，以保定秋操后举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
时间推算，孙武说的这次会议，应当是宝塔会议的一个月之后。孙武手稿《武昌革命真像》记载，共进会在起义前十天，即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各代表至德租界共和里十二号孙武病室会议”，重申“依五月决议案，请黎为都督”。
首义参加者胡祖舜也回忆说：“余议首义之前，蒋翊武曾一度提议元洪为未来都督之人选问题，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元洪之被拥为都督，非偶然也。”
有些人说，黎元洪是被临时拉出来当这个大都督的，从以上首义参加者的回忆看，显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首义的先贤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如果随便拉个人当这个大都督，就太亵渎武昌首义的志士和黎元洪本人了。
至于黎元洪本人是不是知道此事，就不得而知了，有一点是肯定的，黎元洪是被动行事。
而在首义前的一段时间里，黎元洪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他在仕途上最好的时光，当属张之洞在总督任上。黎元洪努力做事，充分得到了顶头上司的认可、支持和欣赏。
张之洞调军机处赵尔巽接任总督后，黎元洪的日子也还是不错的。赵也是个干事的人，他也自然喜欢黎元洪这样的，有真才实学又努力做事之人。
赵尔巽调离换上陈變龙后，黎元洪的日子就大不如从前了。做为官场中人，黎元洪也是有所短的。他一路走来，顺风顺水，似乎是凭真本事努力做事应该得到的，其实不然。这里还要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碰上“明君”。有幸碰上张之洞、赵尔巽这样的“伯乐”，“千里马”才能一往无前。
陈變龙是那种很没有自知之明之人，本来资质平平，但却特别的自信。觉自己很了不起，简直就是个天才，这个国家多少年里都出不了一个的天才。
我们常说有的人自我感觉良好，陈變龙还真不属于这样的人。他的自我感觉，可不是一般的好。一个人有自信，这不是坏事，自信总比自卑要好些。但什么事都有度，做过了头，性质就会变。
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也就是了，可陈變龙不止如此，他还要求下属整天捧着他。喜欢有一帮人，一帮什么本事没有，就知道阿咿奉承吹吹拍拍之人，整日围着他转，整天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经人，看到这样的情景是很恶心的，但陈變龙就喜欢这口。别人越把他捧上天，他就越飘飘然，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黎元洪不会做这样的事呀，尽管他照样兢兢业业，努力做事，却不被陈變龙所欣赏。不但如此，陈變龙很多时候都觉得，黎元洪是看不起他，也就使他和黎元洪之间的关系，更加不睦。
而张彪就不一样了，他在这方面术业有专攻。比如，陈變龙一到任，张标就下了功夫。听说陈變龙喜好诗，就花了一百两银子，请人做了四首诗，颂杨陈變龙在别的任上的功德。这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张彪说这诗是他自己作的，实在是有感而发。
陈變龙也来了兴致，当时大笔一挥，写下“儒将风流”，高度赞扬了张彪的文采。
张彪那一百两银子没白花，不久陈變龙就保奏他做了中军副将。职务虽然没变，级别升了。
张彪尝到了甜头，一发不可收拾。不久，陈變龙女儿过世，陈还是个很贪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敛财机会大操大办。
张彪也借机奉迎，广泛发动下属凑份子，一共搜刮了十万两白银送了上去；陈變龙自然对张彪更加另眼相待。
而黎元洪却只是象征性的送几块银元。陈變龙以为黎元洪就是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一个铁公鸡式的人物，除了对黎元洪更不屑外，倒也没什么过多的想法，反正有好事肯定轮不上黎元洪。
但是不久，湖北各地遭受水灾，湖北慈善总会为救济灾民，号召各界慷慨解囊捐助。黎元洪一下子就拿出三千大洋，还发动属下捐款。
陈變龙听说此时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一个堂堂总督，家出了丧事，你就拿几块银元。为了这些穷鬼，这些灾民你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你什么意思呀，我这个总督还赶不上灾民吗？岂有此理！陈變龙对黎元洪印象更坏了。
幸亏这个时候，张彪已经和黎元洪成了好朋友。时不时的拉黎元洪一把。至少不会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黎元洪的日子虽然难过一些，但总还能过得去。
陈變龙走后换成瑞澂当总督后，黎元洪的的日子更难了。
第229章 首义之夜
瑞澂是大学士琦善之孙，属纨绔子弟。他无才无华，肚中的墨水也不多，但嫉妒心极强。是因他自己书读得一塌糊涂吗？他最看不上读书人，尤其是军校出身的，在他眼里简直各个都是革命党。
武昌首义前一年的春天，也就是一九一零年，瑞澂踌躇满志的来湖北，接任陈變龙当了总督。
他一到武昌，就给黎元洪来个下马威。
按着惯例，总督到任，各部门负责人以上官员，都应该把履历递上，算是自我介绍。
张彪是军界老大，先把履历递上。
瑞澂看得很仔细，看完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你跟了张相国（张之洞）多年，行伍出身，很早就发迹了，对朝廷应该没有二心，咱觉得你值得信任。”
轮到黎元洪，他看完履历后，摘下眼镜，仔细打量了一番黎元洪说：“怎么，你是北洋水师学堂出身吗？咱很有些怀疑，听说那个学堂尽出革命党，你又是兵权在手，咱可是不放心。”
黎元洪在这些官员中人缘不错，想不到新来的总督一见面就这样和黎元洪说话，都有些对黎元洪担心。
黎元洪没做表示，平静地说：“武备学堂出来的人，只知道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不知什么是革命党。”
瑞澂听了后，觉得黎元洪这是在不软不硬的顶撞自己，就没好气的问张彪：“你了解他吗？知道他的为人吗？纵然是他不闹革命，他手下的兵丁们就不闹革命了吗？你说呢！”
张彪回答：“湖北的军人，一向接受军事教育，只知捍卫国家，不知有其他的事情。”
瑞澂说：“如此说来，我们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了？”看到大家都不说话，他转向黎元洪说：“说是要说的，不过，不要介怀。”
瑞澂对黎元洪的怀疑，不是没有来头的，老佛爷活着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的听老佛爷说过：“造就人材的是湖北，人材能为我们所有，当然很好，但是，人材成为大患，则是最使我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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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湖北上任时，他就在多种场合，听说过黎元洪。也和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们议论过，从行事风格上看，这黎元洪很像是革命党。
一见面，见黎元洪一表人材，一付浩然正气的神态，不知为什么他马上想起了老佛爷的那句话。一方面，当着大家的面敲打敲打黎元洪，另一方面，也在大家面前为自己立威。
他历来认为，当官就得有威，说话才有人听。
见大家人人自危的样子，这位总督大人觉得目的达到了，效果有了，便把话又拉了回来。
瑞澂到任后，经过和黎元洪进一步的接触，越发觉得黎元洪另类，怎么看怎么不像寻常之人，因此而疑心越来越重。
他几次上奏朝廷和陆军部，要求革除黎元洪的军职。因为拿不出说服人的证据，没能如愿。
没有不透风的墙，瑞澂到湖北任上不久，就听到了革命党人在军中大肆活动的风声。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南湖炮队事件之后，湖北的空气更加紧张，瑞澂感到自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
他信任张彪而不信任黎元洪，避开黎元洪和张彪密议一番后，张彪下令将各营枪炮的扳机卸下，连同子弹一起，送缴楚望台军械局仓库。从排长到协统必须每日在军营歇息，兵士也不准离开军营，时不时搞突然点名，有官兵不在立时处罚。
不但军营，连日来，军警在大街上到处查问行人。
湖北巡警道王履康下令：“将各旅馆、学社加意盘查，如有行迹可疑之人，马上抓捕。”
十月二号、三日，瑞澂连续召集文武官员开会，说他得到确实消息，革命党人将在八月十五起事。
革命党人确是决定在八月十五起义，借用元末明初的一个民间传说：“八月十五杀鞑子。”也就有了后来的，军营提前过中秋节等举措。
会上，瑞澂问大家有何良策？有人提出，楚望台最为紧要。一旦枪炮扳机和子弹落入党人之手，后果不可设想。
瑞澂问：“何人守卫楚望台军械库？”
有人回答说：“工程八营。”
这时，工程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站起来报告说：据他所知，工程八营中确有不少革命党人，楚望台能否守得住，真的不好说。
铁忠提议：三十一标第一营全系满人，肯定可靠，不如调他们去守卫楚望台。
黎元洪言道：“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冝处以镇静。谈革命者，不自今始，余也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人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满、汉界严，始有革党，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籍以煽惑。据余管见，工程营多武昌黄陂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果，感情融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特派李前营长监之。”
工程八营属张彪所部，他不愿人说这个营革命党人多，马上表示赞同黎元洪意见。
军中两大佬都说话了，别人还有何话说。事后，果真是工程八营率先起事，随后占领楚望台，黎元洪这番话，应该是无意中帮了首义的大忙。
前边说过了，武昌原计划的起义，因十月九日发生在宝善里共进会机关的意外暴炸事故，使起义的消息全盘泄露。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当晚被抓，第二天清晨便被害。最大的威胁是，起义人员的名册，落入了瑞澂之手。
十月十日上午，张彪曾召开军内重要人员紧急会议，会上，黎元洪和铁忠发生争议。
黎元洪说：“所获人员名册牵涉过多，应该缓办，以免激变。”
铁总反驳说：“武昌为国出力之兵，至少在八九千人，何愁二、三千人乱兵造.反？如不赶快扑灭，按着名册拘获，依法惩办，让乱党猖狂，不惟无以对督帅，其将何词对皇上！”停了下，他接着直接了当地说：“刚才黎统领说和平缓办，不要过急，怕激动军心而生大变，我不能苟同这种主张。”
黎元洪听了后激动地说：“我说的是和平缓办，不是不办。如拘获有证据确实者是要严办，不是姑息养奸。铁参议不要误会，我向来是奉命办事，不敢违反的。”
当天，瑞澂召见黎元洪时，谈到缴获的革命党人名册时，黎元洪再次提出，对党人搜捕过急，株连过广会酿成更大事端，力劝瑞澂，“別图办理”，使祸患消于无形。
瑞澂拿到名册后，先注意名单中有无黎元洪，没见黎的名字，也没完全对黎元洪解除怀疑。此刻，听了黎元洪的话，认为他这是为革命党人开脱罪责，更加重了对他的疑心。没有证据，只能对黎元洪进行了严厉的申斥，并严令先从黎元洪所部按名册拿人。
黎元洪不敢继续辩驳，悻悻而退。
回到家中，黎元洪满面愁云的对家人说：“今天清晨杀了三个革命党，搜获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其中大部分是新军士兵，恐怕要出大乱子。”
前面提到过，瑞澂的师爷曾劝他当众将名册毁掉，和黎元洪的意见是一致的。而我们已经知道，刚愎自用的瑞澂既没有听师爷的，也没听黎元洪的。而是命张彪下令把武昌城门关死，防止名册上的人外逃。
中午，又召集水巡防水师及军、宪、警各部长官开会，严令对党人“尽力搜捕，以绝根株”。并令各营长官对士兵严加监视，营门派亲信把守，武装巡查各营，一时内军营中人人自危。可谓是各方促成，合力作用，当晚，武昌首义发生了。
我们已经知道，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工程八营，在熊秉坤的带领下率先冲向楚望台。
焦急等待起义信号的二十九标的蔡济民，听到枪声，冲出营房，对天连放几枪，大喊起义开始了，带着人冲出营房。有阻拦的旗兵，立刻击毙，三百多人跟着他来到楚望台。
三十标的彭纪麟，听到枪声后在营房楼顶高喊集合。大家从楼上“鱼贯而下，不闻人声，只闻足音”。吴醒汉所在的第一营多为旗兵，少数汉兵也在他的带领下冲了出来。管带郜翔宸用身体档在营门，无济于事。按着事先的约定，三十标的起义人员，同样是奔向楚望台。
三十一标、四十一标的革命党人也到了。
测绘学堂的学生由李翊东带领，他们是集体出动。
南湖炮队听到起义的枪声，老远望着城北塘角方向火光冲天，徐万年等将大炮拖出，往天空连放数炮，随即拖着十多尊大炮奔向楚望台。走到长虹桥，遇到伏兵，他们将其击溃。很快碰到了来接应他们的金兆龙的人马。
接着，由城外塘角饶城赶来的淄重和工程两队的起义者也赶到了集结地。楚望台成了起义指挥部，已经聚集起了二千多人。在临时推出的总指挥吴兆麟的指挥下，晚十一时攻向了总督府和张彪的统制衙门。
第230章 舍命陪君子
起义的这一天晚上，黎元洪在干什么呢？
有记载，起义爆发后，他曾派人主动到楚望台联络过革命党人。对此，首义的重要人物，熊秉坤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提到过这件事。
一次是一九一二年为湖北革命实录馆写的《前清工程八营革命实录》，他写到：“伍正云闻之马荣云：‘时黎统领差人来信，期于明晨四时来所。’”
此文距起义暴发只半年，记忆应当是可靠的。
另一次是出现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的《武昌起义谈》，他回忆说：“旋，方正修带测绘生四十余人来时，黎统领遣马弁来云，谓早六时将亲来楚望台，余即询曰：来敌乎？来顺乎？答云不知。”
搞清楚黎元洪有没有事先联络革命党人，对那段历史，对黎元洪本人，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黎元洪为什么会联系革命党人，至少应该和以下两件事有关。第一件事：宝塔会议到武昌首义，已经有半年多时间，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临时大都督的事，未必就没有人告诉他。而黎元洪知道了，肯定也会装做不知，他毕竟还吃着朝廷的俸禄，也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
革命党人起事了，宝塔会议定的事还算不算数了，黎元洪应该是想要知道的。
第二件事：瑞澂杀害了首义三烈士，得到了革命党名册，这么大的功劳，他能不向朝廷报功吗？事实上他是一刻也没停，就给朝廷发了请功电报。
瑞澂看来还是个不吃独食的人，他还为下边的人请功。
“本月初旬，即探明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传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以及各员弁宪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驻汉俄总领事于租界拿匪，用得先破匪策，以寒匪胆，此皆仰赖朝廷威德所致。瑞澂借免殒越，惭幸交并。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廑。”
既然为弟兄们请功了，能不能请到先不说，但自己为弟兄们请功这件事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得让大家领他这份情。所以，大家很快知道了电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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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黎元洪的身份，不能看不到，做为军内的二号人物，他的名字不在其内意味着什么，黎元洪本人不会不知道。
从黎元洪的处境看，参不参加起义，都未必能够自保。他要搞清楚状况，他要做出抉择，和革命党人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关于黎元洪对武昌首义的态度，有一点肯定是确定了的。做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他没有同张彪一样，率部镇压或者抵抗起义军。
虽然，他的部属只有一个营在武昌城内，这一营人中也有不少人是革命党，但黎元洪如果想参与对抗起义，登高一呼，也会有不少人会跟他走的。
和平时一样，这个时候他是在军营的司令部。
十点左右，派人到楚望台联络，没有带回口信。接下来，身在协司令部的黎元洪，没有阻止属下的士兵参加起义，也没组织人保护军营和司令部，而只是静观局势的变化。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手下的几个军官。
黎元洪的协司令部离楚望台有五里路，在正南方向。间隔一片洼地，通向楚望台有一条小路。总督府衙在黎元洪的协司令部的北面六里的路程。也就是说，黎元洪的协司令部大体在楚望台和总督府两点连线的中间。当起义军从楚望台攻向总督府时，是要经过黎元洪的协司令部的。
当晚，协司令部和所在营房遭受到起义方的枪击和炮击，但起义军没组织人员对协司令部进行攻击。
黎元洪待到半夜十二点时，他和几个手下离开了协司令部。他对大伙的说法是“各自为之”，也就是何去何从，自己决定吧。
陪在黎元洪身边的有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以及黎元洪所部驻在武昌城内的那个营的长官，即四十一标第三营营管带谢国超。
几个人都劝黎元洪找地方躲一躲。他们先来到了黄土坡的参谋刘文吉家，在那里换上了便衣。然后，他们来到了同样住在黄土坡的营管带谢国超家，谢国超家的房子要大些。
起义军攻下了总督府后，张彪带着没兵变的淄重八营和从总督府撤出来的残兵败将，沿城墙从文昌门溜出，登上楚豫兵船，撤到了汉口刘家庙车站。
攻下了总督衙门，头脑冷静的起义领导人吴兆麟、蔡济民、张振武、李翊东等人在楚望台召开临时会议，研究和商讨组建军政.府事宜。
蔡济民先发言：“现在，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组织政.府，不能群龙无首。有了政.府我们就可以通电全国，告之我们的宗旨和主张，呼吁响应，获得支持和认可。当前最紧迫的是推出一位德高望重，能够号令天下的人，免得被别人把我们看做是简单的闹兵变。”
这个时候，革命党的主要领袖人物基本都不在。刘公被隔绝在汉口，孙武被炸伤，蒋翊武出逃，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和胡瑛尚在狱中，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城。
时下几位领导人不仅缺乏资历，也难孚重望。吴兆麟是个队官（连长），蔡济民是个排长，熊秉坤是个小班长，他们都不敢站出来主持大局。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大家商量的最后结果是，上午在咨议局继续开会，进一步研究解决这些紧迫问题。
吴兆麟（1882年—1942年10月17日），字畏三，湖北鄂城人 。十六岁投武昌新军工程营当兵，先后考入工程营随营学堂、工程专门学校学习。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翌年再考入参谋学堂，毕业后任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
我们已经知道，辛亥武昌起义之夜，被起义士兵推为临时总指挥，部署指挥起义部队进攻湖广督署，占领武昌。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曾担任参谋部部长，第一协统领，参加阳夏保卫战。南北议和时，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筹划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后调北京，授陆军中将，成为湖北将军团首要，并任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
不久退出政坛，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捐资修建武昌首义公园。晚年潜心佛法。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武汉，诱以高位，不为所动。病逝后，重庆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蔡济民（1886-1919），原名国桢，字香圃、幼襄。湖北黄陂人。少通经史，善诗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入湖北新军，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不久，任陆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排长等职。一九零六年参与组织日知会，又先后参加共进会、将校研究团、群治学社、文学社，并经查光佛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任参议部长。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时，竭力促成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制订起义计划。
一九一七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鄂军总司令。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利川被川军方化南杀害。
一九二二年黎元洪总统特追赠其为陆军上将。一九二七年湖北省政.府公葬于武昌伏虎山。
曾与吴醒汉合撰《都督府组织与北伐军改编》一文。
李翊东，生于一八八七年，原名李西屏，湖北黄冈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堂，与同学詹大悲等参加证人学会，鼓吹反清救国。宣统元年(1909年)因鼓动学.潮，被校方除名，遂往武昌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后考进湖北陆军测绘学堂，经方兴介绍加入共进会。
武昌首义打响后，正在测绘学堂的他，与学堂的革命党人方兴率队至楚望台参加起义。
一九一三年参加护国讨袁之役。同年赴美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回国，任广东军政.府大本营技师。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后，参加李济深、冯玉祥等领导的反蒋活动，任《民国日报》社长。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组织湖北省和平促.进.会，任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担任湖北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委员。
一九六零年因病去世后，安葬在湖北石门峰公园辛亥首义纪念墙下，与熊秉坤、杨时杰等辛亥志士永远相伴，遗著《李西屏文集》。
上午九点，马荣跑来报告，发现了黎元洪的下落。
听到黎元洪的名字，几个人的眼前亮了。蔡济民、张振武诸人，猛然间想起了宝塔会议的决议。怎么搞得，怎么把这件大事忙乎忘了。
急问详情，马荣说，方才带人在街头巡查，发现一胖人肩担皮箱走得急。怕是趁火打劫之辈，带过来一问，是黎协统的伙夫。问他黎协统现在那里，开始不说，经吓唬，说黎在四十一标三营管带谢国超家。
第231章 安民告示
吴兆麟要留在指挥部坐镇，其余诸人蔡济民、张振武、马荣、程瀛等，带着一排人立刻前往黄土坡。马荣已经问明了具体地址，在前面带路。
赶到谢国超家，黎元洪正在吃早饭。见来了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兵士，并不慌乱，看样子已经猜想到这些人的来意。
他起身平静地问：“局势被搞成这个样子，你们来找我何事。我平日里带兵并不刻薄，想大家不会难为我们吧？”
“黎协统，哪儿的话，我们是请您出来主持大局的。”张振武连忙说出来意。
黎元洪摇头，“你们革命党人人材济济，还用得着我这个外人吗？”
“黎协统，新军都信服您，方方面面也都看好您，您不出来，难以服众。”蔡济民很恭敬地说。
“就请协统帮这个忙吧！”马荣在旁附和。
“不是革命党人，我说话有人听吗？”黎元洪显然在要条件。
“黎协统，我们拥戴您出来，自然听您的，我们不是兵变，也不是乱军，是一些有信仰有追求的热血男儿。平素里我们能感觉到，黎协统和瑞澂、张彪之流不一样，是个忧国忧民、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人。您从不与我们革命党人为敌，我想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推翻旧制度，开辟新天地。”
黎元洪显然是被蔡济民的这一番豪气所感染，言到：“看来我不去，你们也要动强。这样，我就和你们走一趟，看看情况。”
很明显，黎元洪是有思想准备的。
来人相互看看，松了口气，他们本来是做了动强的思想准备的，没想到黎元洪这么容易就答应了。总要做一点准备，马上派人回楚望台报告好消息，作好迎接的准备。
一个常听到的说法是，黎元洪听到有人来，吓得藏了起来。后被起义人员找到，从床下拉了出来，于是便有了“床下都督”的说法。后来经过查证，不过是有人恶意中伤和无聊之人的胡思乱想。
民国初年，曾有个叫蔡寄鸥的记者，根据这个谣传，写了篇《新空城计传奇》，在《震旦民报》上连载，因此而将此无稽之谈以讹传讹并广泛传播。
有人当时曾主张黎元洪将这个小报查封，将这个造谣之人抓起来。黎元洪听了后不屑一顾地说：“这些人的毁谤，何损我一根毫毛，稍有知识的人看到这东西，都能看出这是向壁虚造的故事，是在诋毁武昌起义。假如我把这家报纸封了，外间反而会认为是真的。让他们炒作去吧，不去管他。”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接下来，这些人护卫着黎元洪来到楚望台时，吴兆麟已经带人排成两行迎接，鸣枪吹号，场面热烈。
黎元洪在前，张振武、蒋济民，邓玉麟、熊秉坤跟随其后。
士兵见到黎元洪走进楚望台，好像有了主心骨。此消息在新军中传开，大家一个晚上的惊恐，紧张、疲惫一扫而光。
四十一标三营的起义者尤其自豪，和起义军站在一起是他们的长官。
黎元洪的到来，成了武昌首义的定海神针。
要做的事情很多，黎元洪马上召集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开会。
简单听了吴兆麟汇报情况后，黎元洪问大家：“你们革命党人的后援在那里，钱粮在什么地方？”
当时谁也没想这方面的事。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如何回答。
场中的邓玉麟反应恨快，他怕黎元洪丧失信心，打退堂鼓，就无中生有地说：“京山的刘英正已经集结了十万大军，三日内就可开到武昌。制造银币、铜币的官局，已被我们控制。现库存三千万白银，足够我们近期用了。”
黎元洪看了看邓玉麟，接着问大家：“瑞澂和张彪都已经逃脱，如果他们请来援兵，怎么办。我在海军待过，海军的大炮可厉害，武昌城经受不住几炮弹的，武昌守不住怎么办？”
邓玉麟马上回答：“焦达峰将很快起事，湖南是我们可靠的后方。”
这倒是真实的。
邓玉麟（1881—1951），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石桥村人，土家族；一八九四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继升为炮八标正目。一九零八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之后离开军队，但仍在武昌、南京等地做运动新军的工作。武昌起义后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任职，不久先后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第四镇统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一九一六年赴沪参加讨袁，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一九二一年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战役。
邓玉麟一九二七年后脱离军界，迁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侵华日军及汉奸收买，后去重庆，任国民党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回到巴东，一九四六年选为国大代表，任首义同志会理事。一九四九年借口有病滞留巴东，拒绝赴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邓玉麟作为开明人士代表，曾任巴东县人民政.府秘书长。但令人痛心的是一九五零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杀害。一九八二年七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黎元洪显然不相信邓玉麟的话，对大家说：“我看大家很难成事，不如我们各回兵营 ，我可以去找张彪，保证既往不咎。”
听了黎元洪的话，何竹山站起来激动地说：“自从起事那一刻，我们从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我们都已经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做好了献出生命和一切的准备。黎协统如不想参加我们，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可以马上离开这里，多说无疑，不必伤大家的感情。”
听了何竹山这一番慷慨陈词，黎元洪也深深被打动，大手一挥说：“舍命陪君子，我黎某人就陪着大家一起玩命。”
听了黎元洪的话，大家高兴的鼓起了掌。从此，黎元洪已经没有了退路，把自己捆在了起义的战车上。
黎元洪来到楚望台参加起义的消息传出后，起义军士气大振。特别是四十一标三营的战士。他们是黎元洪所辖二十一混成协唯一参加首义的队伍，和黎元洪关系特殊。别人也想从他们这里多知道一些黎元洪的事，围着他们问东问西。
他们便自豪讲起了黎元洪的为人，讲黎元洪爱兵的故事，黎元洪在军中的威望更高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三洪的传说。”说这三洪是上天派到人间负有特殊的使命。第一洪为朱洪武，打下汉室大明江山。第二洪为洪秀全，是想恢复汉室江山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洪就是黎元洪。
这三个洪是有区别的，洪秀全的洪排在最前，万事开头难，所以只活跃了十六年。朱洪武的洪排在中间，比排在头里好很多，有三百二十四年的基业。而黎元洪的洪是排在最后，是洪到底了，可创万年基业。
思路客
还有说法，说黎元洪是元始天尊下界，解除民间苦难来了。更有知情者说，黎元洪出生时曾有个大火球冲天而起，就是征兆。
请出了黎元洪这尊“大佛”，蔡济民高兴的赶到咨议局。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和若干议员已接到党人通知，在那里等他们。
经历了保路运动，这些人都和黎元洪很熟，印象也极佳。听说黎元洪在楚望台主事，这些人一片欢腾。和革命党人相比，他们当然更信任黎元洪。经商定，决定把军政.府机关放到咨议局，黎元洪作为大都督的人选。
咨议局驻地也叫红楼，日式风格，修建于一九一零年，距离楚望台三里地，这里一下子成为武昌的中心。
十月十一日上午，黎元洪骑着革命党人为他准备的一匹骏马，由吴兆麟、熊秉坤等人陪同，在一百多人的卫队护卫下，来到了咨议局。
第一件事是安民，黎元洪签署了多份安民告示，组织人到处张贴。
中午，黎元洪正和蔡济民、吴兆麟等人在一起吃午饭，外边枪声大作。
蔡济民，吴兆麟等赶紧护卫着黎元洪，到蛇山树林中躲避。原来是旗兵郜翔宸部偷袭。他们的消息挺灵通，显然是对黎元洪和军政.府来的。
守卫咨议局的部队，奋起还击。对方是摸清了这里的守卫情况，势在必得。守卫部队虽然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但打得英勇顽强。
危机时刻，陆军中学的学生，七百多人闻讯赶到，力量的对比马上扭转，袭击者恨快被打退。
黎元洪等从蛇山上下来，对大家说，“兵无粮草必乱，民无主宰必谎，事无专任必岐”，指出了目前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是钱粮、领导和人事分工。
这是刚才在蛇山避险，黎元洪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刚才的袭击，没有影响他的情绪。
很多书对这个时候黎元洪的叙述，说他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并因此而把他称做泥菩萨，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232章 街头一景
下午二点整，选举都督的会议正式举行，参加人是咨议局议员和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
汤化龙首先发言，主要是表明态度，赞成共和，支持革命。
此前，他还是在犹豫不决中，黎元洪的加入，使他下定了决心。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清朝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出版《教育杂志》。
一九零九年秋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复被举为议长，积极参与发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一九一零年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参加各界代表第三次请愿。后与谭延闿、蒲殿俊等谋作第四次请愿，未果。
翌年六月再次晋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武昌起义后，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并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
前面提到过，民国成立首届国会时，他曾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又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一九一四年任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翌年辞职赴沪，参加护国运动。后曾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一九一八年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
会议上，吴兆麟接着发言，他首先讲了首义后的大好形势，鼓励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接着，他说：“当前，军民两政实繁，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兄弟我向诸位提议，公推黎元洪协统为湖北都督，汤化龙议长为湖北民众总长。黎、汤二公为湖北人望，不但在湖北，在全国也是知名人士，口碑极佳。他们站出来主持大局，不但湖北各界会心悦诚服，在全国也会获得支持。”
吴兆麟话音刚落，立即获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这样，黎元洪就正式坐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位置。
就位后，黎元洪和大家商量了一下，马上召集各界代表，军中各协、标、营士兵，于下午五时到十五协司令部开会。很明显，黎元洪这是在各界人士面前公然亮相，为军政.府建立起领导权威。
关于这次会议，十月十日晚参加起义的二十九标一营管带何锡蕃，一九一二年受《湖北革命实录馆》之约，所写的《湖北起义战守实录》一文中写道：“汤化龙任筹饷，饶汉祥任安民，锡蕃、蔡济民任组织各机关，遂调集各军于十五协，听黎元洪演说，并发口粮。”
文章谈到，黎元洪在演说中讲道：“革命应天顺人，吊民伐罪。今鄂渚底定，外省从风，诚千载一时不可多得之机会。诸君戮力同心，元洪誓与诸君同兴汉室。”
熊秉坤在他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也提及过这次会议：“时下午两点后，黎公谕传各处，午后四时（应为五时）各协、标、营士兵均至十五协集合。及时到者无几，因各士兵多负有责任，不得离岗。顾黎公去十五协时，伏处旗兵开枪射击。”
这次会议，对黎元洪那个时候是怎样的表现关系重大。这样的，一上任就在众人面前亮相，发表政见。那些所谓的如泥菩萨一言不发的说法，不攻自破。这也说明，黎元洪虽不是革命党，但是倾向革命的。
当天晚上，汉阳的党人胡玉珍到黎元洪处汇报汉阳光复的情况。
黎元洪很高兴，嘴里嘱咐着胡玉珍，一定要维护好各方面的秩序，手里拿出笔准备给自已的手下，驻汉阳的四十二标统下达指示。
还没等动笔，汉口的党人，武昌的绅商相继过来汇报情况。等把这些人接待完送走，黎元洪看着自己手里的笔，竟想不起自己要写什么？望着面前的白纸，想了一下，还是没想起来。
便问身旁的胡玉珍：“我刚才要写什么？”
胡玉珍说：“您不是要给四十二标统张永汉写指示信吗？”
黎元洪笑了，“看我这记性！”
胡玉珍走后，黎元洪又在几个急件上批了字，看到一张文告草稿，他仔细看了看，添上了严禁乱杀满人几个字。看手里的事处理的差不多了，才感觉到了困意。是不是该睡一会儿？
黎元洪走到窗前，推开两扇窗，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原来自己这都督上任后的第一个夜晚，已经在忙碌度过了。
看到晨曦中的黄鹤楼，黎元洪好像第一次发现，早晨的黄鹤楼有一种独特的美，是才注意到，还是因为换了人间？黎元洪很感慨。
十月十一日下午，武昌主要街头都出现了安民告示。每个告示前都聚着一群人，从晚上开始，就枪炮声不断，出了什么事？看到布告明白了。
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签署的布告写道：“今奉政.府命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军到处，尔等勿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救尔等于水火，拯尔等之疮痍。尔等前受此虐，只因滿清专制。……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士民工商尔众，定要齐心协力。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例敬听我言。”
安民告示很快起到了安民作用，都督黎元洪的名字不胫而走，有人则说，原来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满清焉有不灭之理？
一队队臂上戴着白袖标的士兵，在街头巡逻，维持秩序，商店米店很快正常营业。
十月十一日，对于武昌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天。
亲历过武昌起义的李方廉，曾经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元洪未到咨议局前，群龙无首，“其实，阳夏未定，瑞澂和张彪退守汉口，收拾溃军，据刘家庙，四处请援，省垣残余旗兵，尚未肃清。同志集咨议局者，经半日之久，一筹莫展……消息沉闷。然焦急者失望，胆怯者惶恐，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其情势紧张，较九日、十日更为难堪。午后则武昌城里内遍布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也为之动，残敌更一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章太炎老先生在他的《大总统黎公碑》云：“瑞澂始谓小寇蜂起易定，固走江上兵舰待其变。闻公（指黎元洪）出，乃去。”
当时有记者写道：“自安民告示出后，知都督为黎元洪，黎素忠厚，有名于时，商民均欢欣鼓舞，启门照常营业。外国人亦赞美不止，其一种悲壮之现像，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从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起，到十月十六日止，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出的文电有：《传檄全国电》、《檄各卅府电》、《致海外人士电》、《谕湖北各卅府县及自冶公所电》、《通告各自冶职员电》、《檄各卅府县电》、《檄各督府电》、《宣布滿卅罪状电》、《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告汉族同胞之滿卅将土者电》、《致滿清政.府电》。
而军政.府最先送出的是发给各国领事的照会。
从此，都督黎元洪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黎元洪的被推出，不但安定了民心，稳定了中间势力，也可以说凝聚起了社会更阶层，极大的壮大了革命阵营的力量，也给全国各地，起到了示范作用。
事实证明，革命党人选择黎元洪是正确英明之举。
十月十日晚，武昌首义成功后，汉阳和汉口的革命党人除了听到枪炮声外，其他一无所知。四十二标是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协的下属。下设三个营，其一营驻在汉阳，防守龟山脚下的兵工厂和钢铁厂。营部设在两个厂之间的龙灯堤。第二营驻在汉口，驻在大智门火车站和华景街，负责京汉铁路交通及市面的治安。第三营驻在河南信阳。第一营属于文学社的四支部，革命党的正代表是胡玉珍，副代表是邱文彬。
胡玉珍，十六岁投湖北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当兵，很快投身革命。先与同志组织益智社，当时四十一标有振武学社，彼此声气相通，后并入文学社，即任第四十二标文学社代表。
小书亭
他见本标驻地分散，建议成立文学社四支部，他任文学社四支部支部长兼四十二标代表。
他还倡议月捐所得，除供开支外，接济在狱中同志。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营管带汪炳山限制士兵出入军营。他明知必有变故，但无从得悉内情。十日轮到他当采买，便利用时机跑步到汉口.交通机关范明山家探听消息。
适副社长王宪章自武昌逃出至此，始知武昌大概。十二日，袁金生送公文赴汉口，他要袁跑步由汉口过江探明真象。
袁回来说，武昌城门紧闭，守兵袖缠白布。开始确信武昌已起义，于是决定晚八时响应起义，马上通知前队戈承元、后队邱文彬，准时发动不误。
他自己换上便衣亲赴汉口通知赵承武，又派同志以最快速度通知信阳同志到期响应。
这是个人品很好的人。汉阳光复，大家推他负其全责。他说队官宋锡全是日知会老人，不如举宋。于是宋锡全由清军队官一跃而为民军第一协统领，他自己任协参谋。和议成，北伐停，他退居武昌，以笔墨为革命效力，遂团结二三友人办《春秋报》。后自费赴日留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回国讨袁，先拟举事山东，不成逃到上海。袁政.府请英捕房予以逮捕，同年死于狱中。
邱文彬 （1886～1972） 字质儒，湖北襄樊人。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毕业于湖北军校。后入湖北新军，任炮兵正目，组织成立益智社，后加入文学社，任阳夏支部副部长。
武昌首义前任第四十二标副代表，阳夏起义临时总指挥，辛亥首义汉阳司令部参谋长，先后任湖北讨袁护国军总司令，湖北靖国军总部上校参谋、少将参军、军需处处长。
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后任北伐军鄂军第一师顾问，北伐建国军别动师师长，武汉首义公园经理，绥远兴和征收局局长，湖北宜昌第三区区长，河南省立戒烟所所长，河南《民国日报》社工务主任等职。一九四四年后赋闲，寓居兰州。一九五七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第233章 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
汉口和汉阳光复后，整个武汉乃至湖北形势更加向好，各方面工作也逐渐步入轨道。为了做好日常的军政工作，经黎元洪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决定成立谋略处，处理军政.府日常事务。
谋略处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北革命党人建立的军政机构。设谋略十五人，由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等组成。下设秘书、参谋二厅，统筹一切军政事务，为当时最高的革命政权机关。后改组为参谋部，隶属于湖北军政.府。
谋略处的主要负责人为蔡济民，张廷辅。
张廷辅（1883--1912），字清澄，河北省邯郸县裴家堡村人。少年时入广平府（今永年县）莲亭书院读书。
一九零三年，考入北洋姚村陆军小学，因具有反清思想，和革命党人有联系，被开除学籍。
一九零七年，考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在鄂军任见习士官、排长。
一九零九年，与蔡济民等人组织将校研究团，附设下士班。他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革命，组织下级军官及士兵、团员达数万人，成为新军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以起义部队为基干就近招募新兵，预编八协，暂成四协，张廷辅任第四协统领。
张廷辅与清军几次激战中，相继担任要职，是武昌城防部队的主要将领。
他在与清军两次激烈战斗中曾负伤指挥，直到重伤被抬回武昌治疗。不等伤口愈合，又赴前线，曾率第七标防守江汉关、四官殿一带，击退清军数次进攻。
张廷辅被称为“黎之三杰”，是黎元洪的得力助手。
十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咨议局召开军官会议。
沟通了武昌、汉口，汉阳的情况后，黎元洪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各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但革命必须有充分的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急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开会后拟即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们为我等之长官。张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我省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旗飘杨汉口，必立时相应，陆续前来受命。二、各省党人联络已有成效，响应成约自无问题。三、长江下游及云、贵各省之军队中的军官多是由我军发迹去的；北洋军队中，吴禄贞统制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军队中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调升去的约五十员主多，下级军官就更不待说了。以上军官都是素报革命大志的，把握着这些事实，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各尽职责，速召集旧同学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紧要的任务。”
从黎元洪的讲话中，不难看出，黎元洪首先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态度，这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此前他不是革命党人，或者是被大家牵着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其次，很有说服力的概括了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革命必胜，以此来建立大家的信心，鼓舞大家的斗志。也指出了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发动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另一方面扩军备战，准备打仗。
从这一番话里，很容易发现，从对革命的态度上看，他已经基本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过渡。最后，从这番讲话里，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工作状态。
请记住，黎元洪讲这些话是十月十二日，黎元洪上任的第二天。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如前边所说，因为很多史书，资料，在记述这段时间的黎元洪，都是他一言不发，张嘴说话也一定是“别害他，放他走，这是杀头的罪”，等等。有些资料竟无中生有的说，为了防止黎元洪逃跑，这个时候的黎元洪是被软禁的，是有专人看着他的。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有十月十二日的这一番讲话呢？
散会后，黎元洪马上写信给张彪，力劝张彪顺应时代潮流，投向革命。使他自己能够成为，“黄帝之肖子，复汉之伟人”，否则将“生为鼠子，死为妖魔”。
张彪见信后，当着送信人的面，把黎元洪臭骂一顿。张彪到也是个性情中人，在清廷退位后，始终忠于清廷，一直到死，痴心不改。
十月十三日，黎元洪又以个人名义，发出“鄂军都督黎布告”：“一夕之间，兵不血刃而光复全鄂，邻省响应，同志欢迎，此千载一时之盛举也。元洪德薄浅，谬承都督之选。登坛厉士，厥有四端。曰热心，曰坚韧，曰勇果，曰沈毅。自来立大功，树大业，端赖此四种观念，以竞厥成功，披肝沥胆，愿与多士共勉之。”
自从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后，告示成了军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管道。凡有布告，总会有很多人围上前看，大家想通过布告了解军政.府，军政.府也想通过布告，把自己想让市民知道的事传播出去。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告示，和围观告示的人，也便成了武汉街头一景。告示，也成了黎元洪与军政.府的舆论工具。比如现在，黎元洪在用布告明志述怀，和市民交流思想，看来黎元洪已经把布告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
社会剧变，总要搅动起各种社会沉渣，这肯定是他们干坏事千载难逢之机。
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黎元洪在十三日，又发布了整顿社会治安的布告：“藏匿坏人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虏烧杀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校济军人者赏，保护租界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对革命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被当时的军人和民众称之为军队八条：“一、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三、擅入民家苛索财物及私行放火者斩。四、军队中，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者斩。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八、如有强在当铺当军装者斩。”
特别时期，需要特殊的政策。病重需要重药，乱世得重典，这些整顿秩序的布告，对恢复稳定社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自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沉寂之后，咨议局已经冷落了很多，军政.府在这里办公后，马上热闹起来。
政商人士，社会名流，女界领袖，各界代表，纷至沓来。邻省的革命者派人来取经，外国驻汉领事也派人来祝贺。华侨团体、国际友人，各革命团体的贺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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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够，黎元洪尽可能亲自接见，访客也往往点着名要见黎元洪，想亲眼一睹这个国家的首位革命大都督的风采。
这一天，黎元洪正在接见北方革命代表冷公钊。黎元洪对北方，清廷大后方的革命运动极其重视。他知道，如果北方能行动起来，清廷就无暇顾及武昌了。所以，详细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冷公钊说，北方的革命党人，力量也不算小，干劲也很足，只是团体林立，大家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提出，很希望湖北能派人去指导和组织。
黎元洪当即表示赞成，想到派过去的这个人，对其要求还是很高的，人品和能力都要很好才可。因此，一时间他想不出合适的人选，需要和蔡济民等人商量。
第二天杨时杰自京回鄂，也向黎元洪反映：京、津，保定等地的革命党，都急切盼望湖北派人过去指导革命。
杨时杰，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字舒武，原名志铭，民主革命斗士。
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一九一零年回武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次年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部长。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汉口参与创办《大中华日报》，一九一七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后回湖北运动军队独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抗日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湖北特邀委员。
第234章 祭天和新政
黎元洪和蔡济民、张廷辅等人反复商量后，决定派胡鄂公为北方革命联络工作负责人。我们知道了，尽管遭到汪精卫的干扰和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但在胡鄂公的领导下，北方革命党的工作，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
虽然湖北的财政也十分困难，但黎元洪还是挤出一万元支持北方革命。黎元洪深知，没有各地的响应，单独的湖北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当天晚上，黎元洪在军政.府设便宴招待北方的革命同志冷公钊诸人，杨时杰等作陪。
开席不久，有人来报，湖北妇女界代表，来军政.府拜访，要求黎大都督接见。还放出话来，黎元洪大都督不会重男轻女吧！
黎元洪实在是脱不开身，但又不想慢待了女界的代表。看到在自己身旁忙活的姨太太黎本危有了主意。他附在黎本危耳旁耳语了几句，如夫人黎本危点头答应。
如夫人到黎元洪办公室，找到了黎元洪说给她的纸花。这纸花还是黎元洪当协统时，一位荷兰友人送给他的，这在当时还是稀罕物。
按着黎元洪的吩咐，黎本危手捧纸花和女界的代表见面。
她先介绍了自己，然后热情地说：“黎都督正在接待贵客，实在抽不出身来见面，委托我来问候大家。要我把这束花送给你们，权作歉意。此花作为信物，明日你们带花过来，他肯定见大家。”
没见到黎都督见到了如夫人也算不虚此行，何况还有明天的承诺。女界代表拿着花，很高兴的离开了。
黎元洪这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了夫人外交的先河呢？
黎本危原名叫危文绣，父母早亡后，为了生存，危文绣投身到湖北汉口的烟花柳巷，到了书寓里当起了卖唱女。一九零五年的一月，黎元洪因公事陪人到了书寓，与危文绣相识。
危文绣姿容秀丽、歌喉婉转，引起了黎元洪的注意。眼见得这样柔弱的一个女子为生计委身这里，黎元洪起了同情心，之后，他便为危文绣赎身，把她带回家纳为了小妾，并改名为黎本危。
黎本危虽然是个没身份的小妾，但是极为要强，不肯向命运低头。坚持跟着老师学习英语、法语、以及西方礼仪，这就使她能轻松应付各种社交场合。
为此，黎元洪也就时常带她出去，很快，她就成为了黎元洪身边的“外交夫人”，名声远大于黎元洪的原配夫人吴敬君。
也因为时常混迹于政治社交场合，黎本危也成为了一名政治名媛，交际颇广。后来，她还与孙中山的两女孙瑗、孙琬合办了女子师范学校。
第二天，法国领事专程来访，说是收到了军政.府的照会，过来当面致谢。
黎元洪没想到法国领事行动这样快，觉得在这里接待外国领事，怕有损于国家形象。就想以“地方湫隘”为由婉言谢绝。
法国领事听到缘由后，说没有关系。言法国大革命刚胜利时，物资奇缺，连庆祝的旗帜都没有，革命者只好把女人的花裙子拿来代替，后来在法国成为美谈。
把武昌首义同法国大革命相比，还是令人鼓舞的。黎元洪无奈，只好清汤化龙陪同他接见法国领事。
美国领事也同时赶到，索性一起接待。会见时，两国领事首先问及军政.府对外债持何态度？
汤化龙代黎元洪回答：“本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前，清廷所欠外债，本政.府一律承认。但此后任何债务，概不承认。”
这显然是政权更迭国际通行之作法，两国领事很满意。
美领事又问：“贵国此次革命，关系种族问题，自不待言，惟不知将来采取何种政体？”
黎元洪斩钉截铁地回答：“共和体制，封建专制是必须推翻的。”
两国领事也很关心湖北一些地方的救灾问题，汤化龙插话：“本军政.府自有妥善之策。”
由于黎元洪和军政.府很得体的处理涉外关系，十月十七日，驻武汉英、法、德、俄、日五国领事，公推英国领事葛福为代表，递交了一份公函。
葛福盛赞革命军勇武文明，感谢对外侨和外驻机构及教堂的保护。明确表示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五国对民军与清廷的战事，严守中立。
黎元洪表示感谢，说保护外侨、教会、外驻机构，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必须作的事情，军政.府这样做是题中应有之意。他提起几年前的庚子事件，指出，虽然从根本上说，是强国对弱国的欺辱，但清廷的无知和不论是非的排外政策，也是酿成此祸的重要原因。这种愚蠢的举动，不但给相关各国带来伤害，也给自己国家带来灾难。所以，本军政.府才起来革这个腐朽的王朝的命。
言道：“这些年来，清廷对人民更加猜疑，湖北自瑞澂到任后，采取高压政策，搞得天怒人怨，湖北的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请贵领事多对各国做解释工作，尽快让大家了解我们，理解我们，进而支持我们。”
接着，黎元洪布置人，备下答谢函五份，交由葛福带回，葛福满意而归。
把民军作为交战团体，就是军政.府和清廷处于同样的地位，这无疑是对军政.府有利的。为了实现这一点，黎元洪功不可灭。
刚刚送走了英国领事葛福，原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求见。
柯逢时（1845～1912年），也作凤逊，字逊庵，懋修，号巽庵，别号息园，是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镇袁铺村老鸦泉湾人。光绪九年（1883年）取进士，点翰林，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
历任江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广西巡抚、兵部侍郎、“督办八省膏捐”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湖北铁路协会名誉总理等职。辛亥革命前，授浙江巡抚，未赴任，居于武昌。
柯因是湖北人，对武昌的革命特别地关注。开始，因对武昌首义不了解，采取观望态度。军政.府成立后，特别是黎元洪被推举为大都督后，看了军政.府和黎元洪发的一系列的布告，改变了态度。他家境富裕，曾捐款三十万支持武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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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黎元洪自然是很清楚的，所以对柯逢时格外地尊敬。
坐定后，黎元洪很客气的问对方的来意？柯逢时说：他感觉到了，目下，最主要是安定民心，虽然革命军的纪律很严，从不扰民，但社会秩序还是叫人放不下心，市面上抢劫之事，还时有发生。革命军方面，如果能把社会秩序进一步管好，搞好保境安民，他愿意追加捐款。
黎元洪明确表态，现在，整顿秩序的布告已发出，具体要求已明确，下一步的关键是抓落实。
“先生已经大力支持了我们，追不追加捐款，这社会秩序也是要花大气力抓的，大家起来革命，归根结底是让老百姓有个安定的生活，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说完，黎元洪起身，给柯逢时深深鞠了一躬，说是代表军政.府，代表全体革命军，对于柯逢时表达感谢。
像柯逢时这样的有些守旧思想的人，他们对军政.府的态度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努力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和理解，关系重大。
黎元洪随后将其聘任为军政.府总文案。
武昌首义后，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很快湖南和江西相继光复，极大的声援了武汉的革命，特别是湖南起义的成功。两湖的革命党人，本就一直保持着沟通，现在，湖南可以成为湖北的可靠后方。
南洋侨商，用韵文发来贺电，更是鼓舞人心。
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后，头上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当时的革命党人，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这条清军入关后，让老百姓拖了二百六十几年的辩子，敢不敢剪掉，在当时是被视做是不是决心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黎元洪头上的这条辫子，对大家的革命热情，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虽然很多人对黎元洪的辩子有看法，有意见，但也只是在背后议论，慑于黎元洪是大都督，不敢当面提出。
不听邪的人总是有的。
这一天，新军中一个叫陈磊的年轻人，大胆的对黎元洪说：“您是我们的大都督，头上拖着个辩子像什么样，您知道吗？很多人不敢剪掉辩子，就是在看着您，您应该为大家做个榜样。”（这个叫陈磊的年轻人，也非寻常之人，是参加中共一大的陈潭秋的哥哥）
蔡济民等见有人带头说了，也围过来劝说。
黎元洪摸着头上的辩子笑了，说：“你们做事情，不要如此激烈，更不要走极端，不就是一条辩子吗？多了不起的事？我早就在军中说过，剪不剪辨子，全凭个人自愿。大家既然看我的这条辩子不顺眼，明天找个剃头匠来，剪掉就是了。”
听了黎元洪的话，几个年轻人哪还能等到明天，生怕黎元洪出尔反尔，马上就有人跑出去找来了剃头工具。
第235章 立法
一个叫丁仁杰和一个叫刘度的青年士兵，自告奋勇。一个按着黎元洪的头，一个抓起辨子，咔嚓一声，长长的辨子掉在了地下，咨议局里立刻欢声一片。
蔡济民笑嘻嘻地对黎元洪说：“都督像个罗汉。”
带了这么多年的辩子，一下子被剪掉了，还是有些不舍的，黎元洪苦笑一声：“像个弥勒佛吧？”
又引来了大家一片笑声。
这时，不知谁从哪儿搞了一串鞭炮，放了起来。
听到爆竹声声，路人和附近之人不知出了什么事，赶过来看热闹。于是，黎元洪剪掉辩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剪辫子在江城成了革命的必要行动，年轻的人们更当成是一种壮举。
一时间，剃光头，剪短发，成了江城汉子最时尚的事。这倒是黎元洪做梦都想不到的。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祭天的习惯。应该有希求上天保佑和对天宣示和明志等用意，让上天知道祭天者的心意，求得理解和支持。当然，对于方方面面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对于参加活动的人，也是一次鼓舞和动员。
黎元洪和军政.府也不例外。
十月十七日，武昌阅马场中央，搭起了一座高高的祭坛。坛正中立着中华始祖黄帝轩辕氏的牌位，两旁立着红旗和刀剑。黄帝牌位前的香案上，供奉着玄酒、太牢（小黄牛）。香案两旁站立着身穿礼服的赞礼官和读礼官。
祭坛的东、南、西布列着整齐的军队，场面及其壮观。
黎明时分，黎元洪身穿蓝色夹军装，肩章金光闪闪，只是没有军阶。面色庄.严肃穆，步履稳健，在军政.府官员的簇拥下走到台前，向军旗行三鞠躬礼，军队举枪致敬。
在军乐声中，众官员登坛，祭祀活动开始。大都督黎元洪亲自上香，献牲酌洒，率众官员跪下免冠叩拜，台下军队列队举枪，继而宜读祭文。
祭文有《祭告天地》文和《祭告黄帝》文各一。
祭告天地文略云：“……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能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当即传檄四方，长驱沔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与五洲各国立干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私大业！凡我汉族，一德一心，今当誓师命众，曰朗云空，天容为笑，江清波静，山川有光！”
祭告黄帝文略云：“……兹幸义旗一举，不崇朝而克服全鄂。邻疆响应，不旬日而抵定东南！众志一心，务以歼除满酋，恢复神州为目的。元洪德薄智淺，抑托先皇灵爽亡佶倚，赖同志进行之锐，誓必达到目的而后已！循序布宪，足与寰球各国并驾齐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上发异常光彩，子子孙孙永保幸福，惟我先黄帝实式鉴之！尚飧。”
读礼官读完祭文后，由谭人凤代表同盟会向黎元洪授旗和剑。
谭人凤（1860年9月20日—1920年4月24日），字石屏，号符善，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汉族，生于湖北新化县福田村（今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同盟会早期会员和重要骨干，曾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
而后，则是军政.府大都督宣读誓词。
黎元洪宣读誓词声音洪亮，把祭天活动推向了最高.潮。他声音一落，底下就自动喊起了口号：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武昌首义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阅马场成了欢快的海洋。
祭天活动最后以黎元洪下台检阅军队而告结束。
这是欢快的一天，是振奋人心的一天，也是改天换地的一天。这一天，长久的留驻在武汉人民的心底。
紧接着，黎元洪和军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努力革除封建陋习。其一是剪发放足。
军政.府在为剪发放足发出的布告写道：“照得缠足恶习，有碍女界卫生。躯体受损尤小，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理宜百废维新。男子一律剪发，女子一宜振新。况为国民之母，岂可玩忽循因。特以示令放足，其各勿违凛遵。”
此告示贴出的第二天，出来一件新鲜事，在阅马场边的一棵大树上，挂起了一条长辫子，一条长长的女人裹脚布。辩子和裹脚布缠在一起，迎风飘动。树底下很多人在看热闹，大家议论纷纷。
原来，一个姑娘到这里来听“天足会”讲演团讲演。讲演团列举裹脚对妇女身体，对家庭和社会的重大危害，动员女界积极行动起来。这姑娘想到自己还没有放足，就走到一边，勇敢地把裹脚布打开，随手挂到了树上。
旁边一个男青年，看姑娘如此勇敢，想到自己的辩子还藏在大褂里，便把辩子拉出来。讲演团本来就带有剪刀，他借过来，自已把辩子剪下，和姑娘的裹脚布挂到了一起。
这件事引来了文人墨客的雅兴，把这个故事进一步构思，竟演义出了一个很甜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中的真实的男女后来怎样了，到是没了下文。不过，这的确是新人，新事，新风俗，新思想层出不穷的年代，是激情奔放的年代。
矫枉容易过正，在剪发方面，也发生了许多过火行动。比如有的机关规定，不剪辫子没收证章，有的部队规定，不剪辫子不发饷。有的地方还规定，拖着辩子的人不准上街。更有甚者，派人到大街上巡查，发现有辩子的，强行剪掉。
别忘了，在中国武汉，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剪不剪头，是关乎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大问题。
自从鸦片流入中国之后，毒害人的身体，麻醉人的精神，毁掉无数个正常的家庭，对国家和个人造成的伤害极大。禁烟是一些年以来，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同样把禁烟当成大事来抓。不止一次的贴出布告，强力禁烟。
其中的一个布告写道：“……若不一律禁烟，则种何以强，国何以富……为此，示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以后，务宜父戒其子，兄戒其弟，妇劝其夫，农则改种他物，商则别计营生，吸则尤当即时戒除。总期吸毒中人同为富强种子，毋得以身试法，仍蹈故辙 ，懍之，遵之，切切。”
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顽疾，很多人离开了鸦片简直没法活。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是靠吸毒生活的，比如种鸦片的农户，经销鸦片的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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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就得下猛药，为了禁毒，军政.府和相关部门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比如，发现有人吸食鸦片就要到大街上游斗。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张彪就是黎元洪那个曾经的上司，也是湖北原军内的最高长官。他领着一帮残兵败将，在刘家庙被民军打散后，张彪无处可去，又回到了武昌的家中。
他坚持不同革命党和民军合作，但宽宏的黎元洪和军政.府，没因为张彪过去的身份，包括现在仍不和军政.府合作而难为他。
不过，张彪现在遇到了麻烦事。
原来，他的丫夫人是位瘾君子，而且瘾很大，不巧因吸毒遭至举报被抓个现行。按照军政.府的规定，是要游街示众的。张彪现在虽然成平民，但毕竟在湖北地界是个人物，夫人被拉到大街上去游斗，脸面上如何受得了？怎么办，张彪想到了黎元洪。
虽然两个人政见不同，但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再说了，张彪深知黎元洪的为人，也是信任黎元洪的。
当张彪找到了黎元洪，说出事情的原委后，黎元洪也作难了。
张彪夫人吸毒被抓，事实俱在。游街示众是军政.府的规定，自己这个大都督不能带头违反。
另一方面，张彪和自己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交情，为这么件小事，来找自己这个都督，能轻易回绝吗？
“你这么大的都督，求你这么点事都不给办吗？我的面子不值钱，张之洞张大人的面子总得给吧。我们家的那位和张大人的特殊关系你不是不知道 她那个人好面子，性子又烈，万一出点事，我看你如何对张大人交待。”
张彪看黎元洪迟迟没表态有些急了。
黎元洪想了一会，终于想出了办法，游街示众是必须的，军政.府的规定不能当儿戏，张彪这边的面子也是要顾的。最后的办法是让张彪家的下人，代他的夫人去游街示众，问题算是两全其美，得到解决。
军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稳定金融。为了有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军政.府确保货币兑换。允许以前流通的银两、银元、铜元和制钱照常使用。对湖北官钱局先前发出的银票和银元票，也照常使用，这就实现了历史的沿革，政策的连续性。
第236章 大萝卜章
对于稳定金融，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就对相关人士的热心提醒，给予了高度重视。
首义后的十月十三日，就发布了如下布告：“照得湖北官钱局票纸早已流通民间，为数甚巨，现在鄂军都督首举义旗，兴复汉族，断不能使同胞受无端损失。自克服武昌，即派兵将官钱局所有财产资本竭力维持，丝毫无损。除武汉地方已饬收兑官票业经行用外，诚恐各州县乡市镇末及周知，致失信用，合行布告一体知悉，务将官票照回兑用，勿得恐慌顾虑。切切此渝。”
这样一来，在人心惶惶之时，便很快稳定市场，稳定了物价，最终也稳定了社会。
军政.府还有一个重要举措是保护传统文化。
在繁忙的军务中，军政.府成立伊始就派专人清点文庙、礼乐二库中的典籍文物，同时发布如下保护文庙文告：“照得文庙为民国文化之源，理冝遵重。无论军民人等车马往来，均须往道而过，不得径行直撞。如违，即由警察押送武昌府查办。决不姑寛。其各凜遵勿违。特示。”
军政.府对文庙遵孔的礼制，也提出了除旧立新的改革，去除跪拜之礼，改成三鞠躬。祭服改为便服，“凡涉及迷信者”，一律废止。
军政.府特别强调，所有人信仰自由，无论信仰何宗教，“一视而同仁都受军政.府的法律保护”。“凡有教堂教会处，尤其格外保护。教民不得欺负平民，平民也不得欺侮教民”。除孔庙、教堂外，对供有关帝、先农坛、岳武穆、周廉溪、賀文忠等庙宇，也照旧祭祀。军政.府的这一系列的举措，深得民心，使其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十月下旬，同盟会的领袖人物，革命党研究法律的专家，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来到了武汉。
宋教仁的到来，使武汉这个新生的民主政权的立法，也进入到了议事议程。由宋教仁起草，黎元洪主持制订的《鄂州约法》，很快出台。
《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共七章六十条。明确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及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构成；
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其权限类似于总统。有依法公布法律、宣战、媾和、统率水陆军、任命文武官员、宣告戒严、赦免等权力，都督对议会负责。
议会由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有制定法律、审理预决算、议定条约、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或弹劾的权力。
政务委员会为行政机关，委员由都督任命，执行政务，发布命令。
《鄂州约法》还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通信、居住、保有财产、营业等自由，享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及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并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这一约法为中国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宣示了民主共和国的形象，成为其他省份制定的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非常可贵的是，《鄂州约法》还规定了军政.府都督的任期，“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 任期制为打破个人独裁和终身制开历史先河，是现代民主制度重要特征，也是民主制度的必要保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鄂州约法》这个基本大法的基础上，黎元洪还制订了一系列的具体法规和方针政策。
其一、保护实业。军政.府派出专人，将原“劝业道署”的全部资料和卷宗，及各实业学堂，并一切器物、财产等，一一调查清楚，注册加封，派人管理。也同样专门发布了告示，“无论军民人等，不准破坏侵占”。武汉三镇的丝、麻、纱、布四局 ，造纸厂、工艺传习所、蚕种制造所等，包括各县的银、铜、铁、硫磺等矿产，都得到了军政.府有效保护。
其二、废除苛捐杂税。明确规定，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税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永远裁撤。各属杂捐，除地方所用者，概行免除。
其三、为减轻民众负担，一律实行低薪制。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有人也曾提议按官职高低，设立薪金等级。遭到蔡济民，蒋翊武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不论职务高低，薪金都是二十元。军队的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也就是说，黎元洪的薪金，只比普通士兵多十元。在现代国家，很多国家的将军和士兵的薪金差别不大，但人们还是更愿意当将军。因为在人群中发号司令，不是花钱能买到的享受。这或许有利于避免，官职成为追逐物欲的场所，为真正有能力有管理专长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直到离开湖北北上，黎元洪拿的一直是这每月二十元的薪水。这显然和法国的巴黎公社在指导思想上是相通的，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过巴黎公社这一做法，说这可以防止“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
其四、扶植商、农。军政.府在告示中明确，“搅乱商务者斩”。“维护商务者赏”。努力遏制乱罚款，乱收费的现象。对农民实行“本年中的丁漕概行蠲免”。“本年以前积欠丁漕，也概行蠲免”。从而，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其五、改革司法。武昌起义成功后，军政.府就设立了执法处，管理司法事务。在省城设立了江夏审判所，上诉审判所。依照法律程序审判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结束封建专制下诉讼的黑暗。
在阳夏战役中，民军尽管表现的英勇顽强，但终因实力相距悬殊，致使民军一直处于下风。但在此期间，民军也有重大收获，特别是海军的起义，对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争取海军起义，黎元洪功不可没。
随着汉口和汉阳先后被北洋军攻陷，武昌也暴露在北洋军的炮火之下，黎元洪是做好了与武昌共存亡的准备的。
都督府顾问李国镛极力建议黎元洪到九十里外的葛店暂避，黎元洪觉得自己做为主帅，有临阵脱逃之嫌。
李国镛见黎元洪在犹豫，就进一步劝说道：“葛店地处武昌下游，东可联络三江援军，北有青山海军屏障，踞中守要，各省援军一到，就近渡江，直攻清军后路，清军首尾难顾，何愁不能夺回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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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觉得李国镛的分析有道理，这时，其他人也来劝说黎元洪到安全地方躲避，留下的人也好安心打仗。这样，黎元洪便于十二月一日，由洪山出发前往葛店。
李国镛（1860—1942），字钰珊，湖北沔阳（今仙桃市）西流河镇杜窑村人。早年经商，在武昌开设谦记土庄。曾游历日本，与武汉各界均有联系。
辛亥革命期间，投效黎元洪，任都督府顾问，颇为黎重用。曾经办外交，组织保安社及赤十字会，参与南北交涉，慰问前线将士及伤员，购买.枪支，犒赏起义海军人员等事务。一九一三年响应孙中山发出反袁号召，参加反袁斗争。一九二二年任调任弦口征收局长。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避居乡间。
他的著作《李国镛自述》，是研究武昌首义和黎元洪及军政.府活动的重要文献。
李国镛关心故里，先后两次任督办修建草八垸堤闸。一九二六年草八垸溃口灾情严重，李国镛协同其侄子李之龙（中山舰舰长），在汉口聘各文艺团体义演一周，所得五船物资全部运回家乡，救济灾民。
力量的对比在哪儿明摆着，黎元洪比谁都清楚，武昌的失陷只是个时间问题。下一步如何去做？黎元洪已经有所考虑，武汉三镇丢了，湖北军政.府还可以凭借湖北的广大地区进行周旋。但是他深知，独木不成林，仅靠湖北一地，是很难与清廷，与北洋军抗衡的。必须要有外援，必须和宣布独立的各省采取联合行动。
黎元洪首先做的事是，给南方宣布独立的各省发电，请求援助。他在求援的电报中写道：“各省都督鉴，鄂事紧急，因老兵多阵亡，新兵不足用。汉阳已失，枪炮子弹又告罄，应如何救武昌，定天下，惟贵都督荩筹，如何布置，祈速复。”
除此之外，黎元洪想到的另一个出路是议和。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快，只要争得时间，以时间而换空间，形势将越来越向有利于民军的方面发展。
黎元洪对议和并不报多大希望，但他需要从议和中给自己争取时间。
议和不是黎元洪的一厢情愿，袁世凯已经几次联系过了，只是，没吃到苦头，黎元洪和军政.府一干人没当回事，现在的形势下，不能再不当回事了。
第237章 主导权之争
为了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黎元洪通过英国记者埃德温在大报上公开表明了态度：“敝人切望停战，俾联络共和各省，确定继续交战或与立宠人土协商阐解决事宜。敝人始终期望了结自相残杀，流血痛苦、毁坏财产之局面，以免遭致列强干涉。特声明愿做出任何让步，以确保停止残杀。窃以为应由共和党人与朝廷双方宣布休战，使双方代表得以洽商。倘共和各省议决继续交战，敝人甘冒矢石作战到底。”
我们已经知道，黎元洪这一态度的转变，也正是袁世凯拿下汉口和汉阳所要达到的目的。
袁世凯如愿了。
其实，不光是黎元洪，就是蔡济民、吴兆麟、张振武、蒋翊武、孙武等人，也知道武昌城是守不住的，他们只是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与武昌共存亡。“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是想用流血牺牲，为共和“架桥铺路”。
正如我们前边所说，就在武昌城马上要失守之时，势如破竹的北洋军突然停止了进攻。蔡济民、吴兆麟、张振武等人都搞不清状况，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北洋军会派来求和的代表。
对阵的双方，一般都是战败方主动提出求和的，比如在对外作战中差不多是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战胜方、优势方怎么会主动求和，几个人都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
十二月一日下午五时，英国人盘恩在孙发绪的陪同下，急匆匆的赶到军政.府的洪山总司令部。
孙发绪，字莼斋，又号琴斋，远公，安徽桐城人，这也是个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民国后曾先后主政山东和山西，阎锡山在山西就是接任的他。他也是支持黎元洪和袁世凯的民社组织的主要发起人。
孙发绪善书法，兼工诗词。早年曾入皖府任朱家宝幕僚。
这时正被委任为军政.府顾问，深得黎元洪的重用和信任。
盘恩是汉口万国商会的会长，他是受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指派，而葛福则是受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之托。盘恩手里拿着一份停战协议，只要军政.府盖上大印，这协议便立刻生效。
有这样的好事，能不同意吗？但是，问题是大印不在，被黎元洪带到葛店去了。
在司令部接待盘恩的是蒋翊武和吴兆麟二人，盘恩对二人说：“贵部自举事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等十分赞赏，目前，武昌城内天天遭受的炮击，城内百姓痛苦万状，有鉴于此，我们约各国驻汉代表共同会商，建议双方暂且停战三日。
“现在清军方已经同意停火，我特来武昌面谒黎都督，通知此事，只要将我带来的公文，盖上黎都督的大印，停火就能生效。”
蒋翊武从盘恩手里接过停火协议，快速的浏览了一遍，点点头交给了吴兆麟。
吴兆麟看得仔细一些，只见协议书写道：“一、停战时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二、停战期限，定于十月十二日（公历十二月二日）早八点至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早八点，计三日，两军不得在此期间开战。三、军舰不得借停战之期泊近武汉南北岸，以占领优胜地位。须至青山以下停泊，至停战期满为止。四、停战期两军不得添兵修垒及一切补助战力等事。五、停战之约须有领事馆画押为中证人，庶免彼此违背条约。”
蒋翊武和吴兆麟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这个协议完全可以接受。但两个人都知道，难办的事在于黎元洪的大都督大印被他本人带走了，能跟人家说黎元洪带着大印跑葛店去了吗？
蒋翊武脑袋活，他给吴兆麟使个眼色，暗示大印的事他来想办法，让吴兆麟先把人稳住。
两个人有个共同担心，生怕这天降的好事过期作废。
吴兆麟反应也很快，搪塞说：“我们的黎都督因为城内大火，临时搬到刘公祠办公。离这有十几里路，我们这就派人去取印。请几位休息一下，已经到了饭时，就请在我们这里，简单地吃顿便饭。”
说着，不待对方同意，就径自张罗起饭食。
蒋翊武趁空出去，给孙武打了个电话，让他想办法新刻个都督大印。弄个大萝卜章就行，反正就用一次。
孙武问明情况后，也特别的高兴，一口答应了。
一个小时后，孙武来电话，说事情已办妥。这个时候，盘恩的便饭也已经吃完。吴兆麟找了一顶轿子，请盘恩上轿，说大印已拿到离此不远的军政.府军务部。
吴兆麟等人陪同。到了军务部后，孙武已经在军务部大门口恭候。孙武把协议书又誊写了一份，连同原件一起拿到里边盖上大印。
孙武应该是“做贼心虚”，生怕人家看到大萝卜章，生出变故，盖章时没让外人看见。
这样，这个大萝卜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停火协议生效了。
送走了盘恩，吴兆麟和蒋翊武赶紧打发吴兆鲤，带着停火协议到葛店向黎元洪报告。
葛店的黎元洪正担心武昌的战事，见吴兆鲤匆匆的赶来，以为武昌已经失陷。虽然这已经是预料中的事，但事到临头，心情还是很沉重。
听了吴兆鲤的报告后，他有些不敢相信。拿过停战协议看了几遍，心情大好，好像从山重水复中看到了柳暗花明。
吴兆鲤转达蒋翊武和吴兆麟的意思，说：“停战以后，武昌即可转危为安，下一步的一切交涉，非都督亲自接洽办理不可。”
黎元洪说他明白，即刻就可以返回武昌。
这时候，黎元洪突然想起一件事，自己的大印明明在自己手里，停战协议上的印是怎么回事。待吴兆鲤讲了事情的经过后，黎元洪有些发懵，这大印怎么可以伪造呢？这是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所幸干得不是坏事，黎元洪叨咕了好几遍“下不为例”。
武昌停火了，停火时间三天，黎元洪并不满足，他想实现更长时间，更大范围的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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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方已经有十多个省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
各个省各自为政，很容易被清廷各个击破，要想有联合行动，就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建立南方的联合政.府，已经提到了日程。
早在十一月七日，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就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一事，曾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现在义军四起，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认交战团体。敝处再四筹度，如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政.府，势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滞之处；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国不能于一国之内承认无数之交战团体。兹事关系全国甚大，如何之处，乞贵军政.府赐教。”
两天之后，黎元洪再次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大局初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前电请速派委员，会议组织，谅达尊鉴。惟各省全权委员，一时未能全到，，拟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来鄂，以政.府成立照会各国领事，转各公使请各本国承认，庶国基可以初定。
“敝省拟中央政.府暂分七部：一、内务，二、外交。三、教育，四、财政，五、交通，六、军政，七、司法。其首长之条件，以声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而任务为必要。盖非此不足以昭各国之信用也。
‘现除外交首长多数省份已举伍廷芳、温宗尧二君外，其余各首长应请协举电知敝省，候汇齐后其得多数当选者 ，一面电聘，一面通告。时事紧急，希急会议举定。再，财政首长敝省拟举张謇。”
从这封电报看，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已经凭借着首义光环，不客气地出手抓组建临时政.府的主导权了。感觉到上海方面也有意出头，为了获得上海方面的支持，建议张謇担任财政部长。同时同意上海提出的外务部的两个人选。
后来，武廷芳所以出任南北和谈的代表，其根本就来源于此。
由于芜湖至九江的电缆发生故障，上海方面没有接到湖北军政.府的这份电报。已经以江苏、浙江、上海三方的名义，开始张罗各省军政.府的代表会议。而好多省推举的本省代表系社会名流，现本就在上海，故至十一月十五日，已有十省代表在上海报到。
上海抢先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各省都督府的代表会议。而这时，湘、赣、粤、桂几省的代表，已受黎元洪之邀，赶到了武昌。这就有了上海方面提出，沪交通便利，各省代表多主张在沪开会的意见。
考虑到武昌是首义圣地，其重要性非比寻常。张謇等人又提出，中华民国政.府在湖北，而议会可设在上海，有上海与武昌平分秋色之意。
第238章 分道扬镳
湖北十一月十五日收到上海召开会议的电文后，立即予以驳回：“即认湖北为中央政.府，则代表会议应之政.府所在地召开”。
武昌毕竟是“起义首功，同盟牛耳”，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联合会随后做出决定：“认鄂军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统筹全局，划一军令。其中央政.府组织，请贵军政.府制定。”
于是，湖北的谭人风等十四位革命党人，联名向上海发出电报，邀请在上海的各省代表，“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
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派出居正、陶风集等人赶至上海，争取各省代表转赴武昌参加会议。
居正（1876—1951年），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人。
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有文采，为时人称颂。一九零零年中秀才。一九零五年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零七年在东京参与组织共进会，并亲手制订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
是民国时期“广济五杰”之一，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先期的组织者之一，辛亥革命元勋。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著有《辛亥亲历记》《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辛亥礼记》等书。
陶风集(1880～1928)，字遇刚，号常畴，南漳陶家湾人。幼聪颖，一九零一年就读于襄阳鹿门中学，因写诗抨击清廷签订《辛丑和约》，遭学校除名通缉。次年东渡日本留学。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会。
次年回国，联络帮会反清，策划夺取南漳武镇商团枪支，事泄后再渡日本，进明治大学习政法。一九一一年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回湖北，参与武昌起义。后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湖北军政.府顾问官和内务司司长。参与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曾于整修内务司衙门的大门时发现窖藏白银十八万两，全部拨给整修沔阳沙河堤工程。
一九一四年底，受黎元洪电邀，任职北京政.府。离京后任湖南长沙厘金局长。一九二零年转任陕西财政厅长。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后委任其为高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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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议。同年秋任襄阳张家湾厘金局长。
一九二八年任老河口厘金局长。因征税得罪于该地太商号及商团，是年秋因病住院，商号买通医生将其毒杀。
遗著有《望山文集》十一卷。
经过一番协商，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方面电告湖北军政.府，赴鄂代表即日启行，又通告各省，报告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事宜。
二十五日，上海方面又议决，每省各留一名代表在沪，“联络声气”。
这样一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一分为二，多数赴鄂，少数留沪。此次上海与湖北关于各省代表会议地点之争，有联络不通畅的客观原因，也暗含组织临时政.府主导权之争，只是最后，湖北以首义的“地利”占得了上风。
十一月底，十一个省共二十三名代表先后抵达武汉。这些代表是，江苏：雷奋、陈陶怡、马君武。浙江：汤尔和、陈时夏、黄群、陈毅。福建：潘祖彝。山东：谢洪焘、雷光宇。安徽：王竹怀、赵斌、许冠尧。湖南：谭人凤、邹代藩。广西：张其鍠。四川：周代本。直隶：谷钟秀。河南：黄可权。湖北：时象晋、胡瑛、王正廷、孙发绪。其中直隶、河南尚未易帜，其代表是由咨议局派出。
这时还没有停战协议，武昌城还在北洋军架在龟山上大炮的炮口之下。安全起见，会议地点选在了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
会议于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开会，推举年龄最大的白须老人谭人凤为议长。首先听取了湖北代表胡瑛报告了阳夏之战的经过，及袁世凯派人过来协商停战的情况。
会议议决，谭人凤以临时议长的名义，致函黎元洪都督，追认上海会议提出的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议案，并请黎元洪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主持执行中.央政务。
会议根据黄兴、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对袁世凯和北洋军的想法，十二月二日，还做出了“虚临时总统之席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这是个很有胸怀和远见之举，为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地和平过渡奠定了基础。
会议开到十二月七日。除通过上述议案外，还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1911年12月3日公布，于1912年1月2日进行过修订。
以下为修订后的文本：
第一章临时大总统
第一条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二条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
第三条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
第四条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五条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官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第六条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
第七条临时副总统于大总统因故去职时升任之，但于大总统有故障不能视事时，得受大总统之委任，代行其职权。
第二章参议院
第八条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原案第七条）
第九条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遣派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原案第八条）
第十条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原案第九条）
第十一条参议院之职权如左：
一、议决第四条及第六条事件；
二、承诺第五条事件；
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
四、调查临时政.府之出纳；
五、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事件；
六、议决暂行法律；
七、议决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
八、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
第十二条参议院会议时，以到会参议员过半数之议决为准。但关于第四条事件，非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之同意，不得决议。
第十三条参议院议决事件，由议长具报，经临时大总统盖印，发交行政各部执行之。
第十四条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条办理。
第十五条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十六条参议院办事规则，由参议院议订之。
第十七条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三章行政各部
第十八条行政各部设部长一人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各部事务。
一、外交部；
二、内务部；
三、财政部；
四、军务部；
五、“交通部”。
第十九条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第四章附则
第二十条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其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
第二十一条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颁布前过渡时期的法律性文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虽然它在制定程序等方面有着这样和那样缺陷，在民主自由权利上也没有任何规定，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的伟大历史功勋。
正是这个文件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中华民国共和政体的诞生和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也正是根据它的规定，选举了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永垂史册。
当汉口的会议正按部就班的进行之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一番激战和反复争夺，南京于十二月二日光复。
南京地处中国东部、长江下游、濒江近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早在一百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有着七千多年文明史、二千六百年建城史和近五百年的建都史
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历史地位，别地都很难与南京相比。
南京光复后，政治中心自然东移。同盟会和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常在一起商量革命成功后的权力再分配。
第239章 共苦容易同甘难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在武昌的“各省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之时，不甘落后于湖北的上海，趁机抢先一步，以陈其美（上海）、汤寿潜（浙江）、程德全（江苏）三个都督的名义，邀请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他的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可谓自己一生写照，他对中国近代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将永留史册。
程德全（1860年—1930年），字纯如，号雪楼、本良，四川云阳（今属重庆）人 。
其为廪贡生出身，光绪十四年（1888年），入三姓副都统文格幕当差 。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国子监肄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程德全赴黑龙江入副都统寿山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受命赴前敌督队，积极筹战，后任黑龙江营务处总办。次年，擢升直隶州知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擢升道员，赏加副都统衔，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擢升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任奉天巡抚 。宣统元年（1910年），调任江苏巡抚，参与预备立宪。宣统二年（1911年）十一月一日，程德全被推为江苏军政.府都督，成了第一位参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谦、流兴甲、赵学臣等人。
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这几位实力派人物，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为统一军事指挥，会议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
黎元洪当选是章太炎先生力争的，“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已选定，请设一位副元帅，并选举黎先生任之。”
于是，黎元洪被选为副元帅。
得到沪上的代表开会并做出决议的消息，汉口开会的这些代表很不满。说好了的，上海留一个人，只是做为留守和“联络声气”之用的联络人员。怎么会摇身一变，开起会来，还自做主张的搞出这么重要的决议。
汉口的代表们立即致电上海，要求取消所做出的决议。
黎元洪随即致电各省都督：“……现据来电称，沪上十四省的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浙军司令朱瑞也持反对意见，他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无法服众。在革命党内部，也有人反对黄兴而抬举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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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章太炎便说，黄兴曾在武昌“受黎督委任为汉阳司令，不得以部将为主帅”为理由，力主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陈其美、宋教仁等人，迫不及待的把黄兴推出来当这个大元帅，说到底是为了把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抓到手中。急中出乱，也过于草率，理所应当的遭到各方的反对。
最后，黄兴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明确表示无意于当这个大元帅，而是推荐黎元洪为大元帅。
上海方推举大元帅虽然受挫，但他们提出的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决议，还是被各方所认可的。
因为，汉口和汉阳失守后，武昌已经成为了危城，怎么能把临时政.府放在危城呢？首义圣地也不可以。
而既然临时政.府所在地变成了南京，按着湖北军政.府自己的逻辑，“各省代表会”也自然应当放到南京。于是在鄂在沪的各省代表又都奔往南京，湖北军政.府暂时执行中央政.府的职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于是便有了，南京各省代表，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决议。
人还是那二个人，正副的位置变了，黎元洪满意了，回电表示：“元洪伏思，大元帅原为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之策，黄君克强宏才硕画，自足胜大元帅亡任，乃谦让不居，屡推元洪承乏。亢洪才识平庸，伺敢当此重任？然勘电所载，苦大亢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既有此明文，亢洪始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无帅执行大元帅一切职务。”
原来，黎元洪也是个权欲心很重之人，他现在已经拉开架势，问鼎更高权力了。这个大元帅他还真想当，只是又想当大元帅，又不想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算徒有虚名，也要把这大元帅抓在手里，委托副元帅黄兴代自己执行大元帅的职务。
黄兴也有脾气呀！让你当副的你不干，给你正的你又不管事，拿别人当傻子吗？
黎元洪和黄兴都迟迟不到南京上任，南方各省仍然是无人领军。幸好不久中山先生回国，使这个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后来也有过南北议和谈判地点之争，湖北同样没争过上海。
由于失去了主导权，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除黎元洪获挂名副总统外，其余首义元勋，无一受到重用。
前面提到了，蔡济民、蒋翊武、张振武、吴兆麟、吴醒汉在临时政.府均榜上无名。
孙武到上海活动，想给自己谋个军务次长的位置，结果没人理睬，失望至极。
筹建临时政.府时，中山先生刚从海外归来，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人事安排多由黄兴说了算。
当时，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等向孙中山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
但黄兴对首义诸公有成见，拒绝推介，中山先生也没引起重视。
在此期间，于佑任曾专门访问黄兴，提议应考虑武昌首义的同志，但黄兴一意孤行。
武汉的革命党人当然不满，讽刺南京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
当时，还有一些在南京的鄂籍军官，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阳新人石星川，营冈人夏占奎，本也指望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沒想到都一无所获。
对临时政.府用人不滿的人纷纷聚集到了孙式周围。
鄂籍的议员刘成禺联络这些失意的党人和政客，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在上海成立民社，拉起了与同盟会对抗的大旗。
那么多人提醒，中山先生没能引起注意，黄兴了解情况，但又固执己见。革命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了这些有今天而未必有明天的临时的职位，革命阵营却分裂了。
民社与同盟会，无论在纲领，诉求和奋斗的目标都没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只要是一方的主张，另一方大多就会反对，所谓，为了反对而反对。
可谓。江山还没打下，就急于坐江山。革命尚未成功，党人已经因争权夺势而分裂，实在是令人叹息。
那时，湖北人黄侃为上海《民生日报》经理，于是，《民生日报》便成了民社的喉舌。攻击同盟会，成了这个日报的一大特色。
比如，民社一成立该报就发表刘瑷的文章，文章提出：“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由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
把创立民国的功劳，归到了黎元洪和袁世凯身上。
同盟会的报纸不能不反击，这也就更加剧了二个政党间的矛盾。
民社的发起人除孙武和刘成禺外，还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宁调元，孙发绪等。
民社众人推举吴稚晖为总干事。
吴稚晖（1865年3月23日—1953年10月30日），名敬恒，字稚晖，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出生在江苏武进的雪堰桥一带。
民社中主事之人当属孙武，最活跃者要属孙发绪，黎元洪则是后盾。
不久，孙武又与刘成禺、唐克明、石星川等回湖北，在武昌成立分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在湖北分道杨镖。
黎元洪拨款三万，做为经费支持。
湖北参加南京参议院有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时与张是老同盟会会员，但都对黄兴的专横跋扈不满，倒向了孙武一边。二人成了民社在南京的代理人，南京这边有什么动静，通过他们，湖北很快就能知道。
于是，内耗和内斗就成了南方革命党人的一大噩梦。
湖北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军权方面，大元帅本来是在临时政.府没有大总统时，代行总统职务。按理有了大总统，这大元帅也就不存在了。但是，黎元洪不管这一套，有需要照样行使大元帅的职务，虽然这大元帅也实在没有什么权力和权威。
二是在财政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可谓身无分文，湖北军政.府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但因为是首义圣地，得到的各方赞助比较多。加之黎元洪管理和理财有方，比南京那边情况是要好很多的。比如上次，黄兴打了败仗离开，和黎元洪开口，尽管黎元洪那时也很难，还是一下子就给黄兴带走二十万。但这是那个时候，现在，湖北无论如何，不会对南京财政支持了。虽然，南京那边，特别需要。
第240章 国旗国都之争
双方的一个重大的分歧，发生在对外借款上。
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极其困难几乎无法运转，曾试图与华俄道盛银行签署一个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全国税收做抵押。
多少年了，国人早就为外债和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南京临时政.府有什么权力支配全国的税收？参议院讨论此案时，湖北议员刘成禺愤然离场，以辞职相威胁。
《民生日报》趁机发难，连篇累牍刊文痛斥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黎元洪也就此事致电孙.中.山：“前清借款之失，我辈呼号力争，言犹在耳。遽自效尤，何以谢我民国？……”声称自己和湖北军政.府：“固守鄂中已历半载，戌马危急之顷，绝不敢言借债抵税，以误国民。”表示了对借债的坚决反对。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与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合并为共和党，黎元洪当选为理事长。共和党成了参议院院中可以和同盟会抗衡的主要力量。
七月十四日，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
原来，湖北的革命组织是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合合分分，现在则被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而取代。
不久发生了我们在第一卷中曾提到了的“群英会事件”。
“群英会事件”从表面看是对着孙武来的。当时的孙武，个人利欲有些膨胀，作风也很跋扈，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和排斥一起革命的同志，各方对他多有不满确是事实。
但“群英会事件”也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投身革命的人，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就是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在这个大目标下，大家是能够联合起来，采取一些联合的行动。比如，武昌起义前的共进会和文学社。
但是。每个组织，毕竟都是独立的组织，有各自的愿景和诉求。因此在有些方面，有些场合，这些在某个目标下联合起来的组织，很有可能成为相互对立的存在。
同样的，每个个人所以加入某个组织，从根本上说，这个组织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当大家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家同样也是能联合起来，采取联合的行动的。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独立的个人，当他投身一个事业时，也会有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向往和追求，特别是有的人，甚至会怀有很高的奢望。
当这些奢望在起义胜利后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怀有很大的怨气，就可能迁怒于人。比如在“群英会事件”中，很多人就把这股怨气，和诸多不满加到了孙武身上。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
任何举事和变革，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但如果把事情办得尽量合理一些，各种关系协调得好一些，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少一些，情况也许就会好很多。
比如，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如果照顾到首义功臣一些，民社很可能就不至于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如果孙武能把湖北的问题，处理得好一些，或许，“群英会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南京那边搞得不好，民社分离出去了。孙武这边搞得不好，“群英会事件”也发生了。
孙武事先得到了消息，逃到了汉口。事后，他找到邓玉麟，想调兵对群英会进行报复。但城内的部队都布置在防御区，武昌一线都是“群英会事件”的发起人黄申芗的十四标驻守，无兵可调。
后来，经汉口富商蔡辅卿、李紫云从中调解，达成休兵条件。
第一、黎都督位置不变，大家共拥之。
第二，乱兵回营，商铺复市。
第三、孙武“于报端刊登养疴外游之广告”辞职。
黎元洪一方面批准了孙武“养疴外游”，另一方面对“群英会事件”发起人黄申芗的行为进行了斥责。因影响太坏，造成的损失太大，最后以五千元送黄出洋。
所有的内斗，其实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在这个事件中，黎元洪还算是受益者，大都督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巩固。
他借机撤消了一直被他视为心中大患的军务部。
“群英会事件”惊动了南京临时政.府，黎元洪为此而致电孙.中.山和各机关：“顷接军界同人呈称：军务部孙武不克称职，请予更換削来。查孙武当起义之前，奔走呼号，尚着劳勋。洎莞军务，煞费经营。近以心力交瘁，丛脞时虞，不愿以疲惫之身，久膺军寄，迭请解职养疴。虽元洪优予慰留，未加冗许，而该部长谦抑之怀，终必欲洁身引退，以避贤路。此次佥请更换，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强留。现正遵照临时政.府电谕改部为司，委任曾广大为军务司长。”
孙武和共进会的一些人，没有因此而嫉恨黎元洪，而是把这笔帐记到了文学社，也就是同盟会身上 。原来的共进会和文学社，现在的民社和同盟会，本来就有很多积怨，现在，这怨恨更深了。从而对湖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形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黎元洪，还处于二边都拥护的状态。
孙中山获悉武昌电报后，很快回电，进行调解:“昨夕接鄂省来电云：各同志与军务部长孙武大起冲突。其中理由虽不甚悉，惟我国民军纵旨不外厚爱同胞，保全大局。况该部长于起义之时，不为无功，请同志尤宜格外原谅。万一有不能容恕之处，亦宜宣明罪状，同议办法，不失为文明举动。文已电谕军务部长张振武，北伐军统制杜锡钧，混成协协统王安澜，前先锋第一军统领王国栋等就近极力排解，旋即派代表来鄂彻查。务望各同志和平为主，勿伤同胞同志之意，勿启外人干涉之端，则是文所厚望，诸同志三思为幸。”
湖北这样的内斗一类的事，在其它宣布独立的省份，也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为了个“利”字。封建时代有功大不赏，只能杀，诸如火烧庆功楼之类的事，无论是不是真实，这一类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
难不成封建帝制进入历史了，这一幕在民国还要不停的上演吗？
接下来，通过各方努力，清廷宣布退位，袁世凯如愿以偿、志得意满的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在世界历史上，差不多是经历封建制度最长的国家——中国，封建帝制终于进入了历史。
沉睡多年的东方巨龙，总算醒了，一个新时代开启了，人们满怀希望和期待。
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三月十二日，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贺电：“得南中好音，知公于十日受职。当此存亡呼吸之交，竟得统一车书，奠安盘石，忻慰何既。今日复由参议院代布誓词，怀保惠鲜，情词剀挚，顾瞻危局，感激涕零。
思路客
“我公抱开济之才，丁危疑之会，恩仇不足乱其念，祸福不足挠其走，毁誉不足动其心，错节盘根，潜旋默运，率至黄支乌戈，胥化遵亲，殘山剩水，顿归巩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属也。来日方长，前功未艾，经邦道国，吞仗丕谟。洪率鄂中将士，为四海蒼生贺。”
用大总统的位置，换取袁世凯率北洋军和大家一起把清帝赶下台，结束清王朝的统治，黎元洪应该是主要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之一。自己虽然是被拉上武昌首义战车的，不管怎么说，是上了反叛朝廷的“贼船”，如果清廷缓过这口气，就算不被灭九族，自己项上人头肯定是保不住的。
黎元洪的贺电肯定是发自肺腑的。
黎元洪已于二月二十日，被推举为副总统。也就是说，在四十天的时间里，黎元洪从南京政.府的副总统，一转身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对于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心里也是拥护的，如他在回蒙古王公联合会电所说：“惟举袁项城任新政.府大总统，为救时之要着，鸿才卓识，”
黎元洪这位副总统虽然没到位，到也常为国事而忧虑。当时，统一的政.府虽然成立了，南北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袁世凯和革命党是面和心不和，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党的民军也时有摩擦。在对立的双方之外，黎元洪是第三方，所谓旁观者清。也因为是第三方，有时也可以充当劝架人和调解人的角色。
黎元洪也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向全国发出的“吁请息争以苏民困”，以四六句排偶的形式，指出伤害社会甚至祸国殃民的各种社会现像。用“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列举社会时弊，鞭挞武装割据的危害。
比如，他在军人凭实力柄权给国家治理带来十害的电文写道：“荧惑政策，瞀乱方略，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黩武，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讧不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
第241章 民国第一伟人
黎元洪不仅提出问题，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他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军人干政的问题，必须地出路在于军民分治。
他一片赤诚地表示：“元洪不才，当先率鄂中军界为天下倡。”
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的，没有能征善战的北洋军，袁世凯能有今天吗？毫无疑问，袁世凯是凭军事实力柄权的最大受益者。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袁世凯，极力支持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动议。承诺“参议院开，即当首提此案”。
袁世凯所以这样，还真不是故作姿态，原因很简单，身份和地位变了，他现在正为各地的革命党人拥兵自重闹心呢！
但是，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意见，遭到同盟会都督李烈均、谭延闿、胡汉民、柏文蔚等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因为武昌首义后，各地建立的都是军政.府，这些人是靠枪杆子取得政权，是即不想放下手里的军权，又怕失去行政权。其他各省也多多少少有这一类的想法。
由于遭到大家的反对，黎元洪的这个利国利民的想法，还没实行就“胎死腹中”。
谁人多枪多谁说了算，谁实力强谁有理，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国家和百姓是饱受了军阀混战和战乱之苦。
回过头来，想到黎元洪说过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
只是，想法是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只是，从靠实力打天下坐天下，到靠民主法制立国，是需要走很长的路的。不过，就是在当时，黎元洪的这些可贵的想法，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共鸣，从而使得黎元洪更加获得好名声。
当时的人们，有“孙（孙中山）黄（黄兴）袁（袁世凯）黎（黎元洪）”为开国四杰的说法。黎元洪虽排在最后，但好像名头反而更响，更受尊重，大家都把他视作“忠厚长者”，是一个稳健可靠之人。
黎元洪听到这些说法后，诚惶诚恐，多次谦虚地表白：“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袁世凯）；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
章太炎老先生，对黎元洪尤其偏爱。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到武汉观光，面见了几次黎元洪，黎元洪留给他的印象极佳。那个时候，黎元洪已经当了半年的副总统。
章老先生回北京后，在《新纪元报》上发表这次武昌之行的观感。
文章写道：“黎公（黎元洪）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穿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起义前，黎元洪月薪五百元，是当大都督和副总统薪金的二十五倍。
章太炎有个外号，叫“民国祢衡”。因为他谁都敢骂，被誉为三国时击鼓骂曹的祢衡。民国的诸名流，几乎都挨过章老先生的骂，唯一一个被他一直称颂的人，便是黎元洪。
新型国家建立，国家体制为“民主共和”，国号为“中华民国”，大家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是，在国旗和国都地点上分歧很大。
清廷如果有国旗的话，就是所谓的龙旗。三角形，黄底龙饰，也称为黄龙旗。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时陆皓东做了面旗帜，叫作“青天白日旗”，寓意光明正大，自由平等。
陆皓东（1868年9月30日—1895年11月7日），本名陆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翠微乡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
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幼年的同学。一八八六年，陆皓东赴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二十三岁毕业后先后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芜湖电报局领班等。
一八九三年，陆皓东与尢烈、郑士良、程奎光、程壁光等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召开的会议，酝酿创立革命组织——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
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当庭奋笔疾书，痛斥清政.府腐败、投降卖国。
豪言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英勇就义。
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同盟会成立后，曾专门讨论过将来的国旗问题，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
武昌起义，湖北革命党人打出了“铁血十八星旗”。红底黒星，红色代表血，黒色代表铁，十八颗星代表当时的十八个省。意思是用铁与血的精神，解放全中国。
后来 上海方面打出了五色旗。有五种颜色組成，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讲五大民族，广义就是所有民族，是讲民族的大团结，没有只认这五个民族，而排斥别的民族的意思。
随着武昌首义后各省的纷纷光复，因为没有统一的旗帜，大家打出的旗帜五花八门。
为了寻求统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武昌方面电请南京政.府统一国旗。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代表会，对国旗式样进行了讨论。
江苏代表主张用五色旗，湖北代表坚持用铁血十八星旗，福建代表则提出青天白日旗最好。
大家争论不休，又各坚持己见，最后进行表决，多数人的意见是用五色旗。
那个时候，不少人还很狭隘地把反满的口号挂在嘴上，参议院多数人推出五色旗，重视民族团结和平等，这是很了不起的。
由于湖北的代表在决议做出后，仍然坚持使用铁血十八旗，受湖北影响，福建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参议院为平衡兼顾，在决定五色旗为国旗后，决定铁血十八旗为陆军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孙中山更青睐青天白日旗，认为以五色旗做为国旗而觉得“未免失体”，同时也指出用颜色代表民族，取义也不够确切。请参议院对国旗决议进行复议，但遭至参议院的拒绝。
孙中山尽管不愿意，但受限于《中华民国組织大纲》的约束，只能按参议院的决议执行。
五色旗一直用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权的覆灭。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把青天白日旗确定为国旗。
关于定都之地，不但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各揣心腹事，参议院议员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
有人主张定都北京，有人认为南京是最佳之地，湖北方面则认为武汉的地理位置在国之中部，是国都的最好选择。
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投票表决，结果北京获二十票，南京获五票，武昌获二票，天津获一票。
这结果和南方革命党几个领袖人物的意见相左，孙中山、黄兴大为震怒。他们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统一立场。
小书亭
第二天，孙中山依法要求对国都地点进行复议。
黄兴亲赴现场，对议员进行威胁，下令翻案，威胁：“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縛所有同盟会员。”
看来，即便黄兴这样的民主共和的斗士，当民主的结果不遂其心意时，也会对民主兴讨伐之师，也会把民主当成负担。
经吴玉章等人在底下反复疏通，最后以十九票赞成，十七票反对，勉强通过了定都南京的提案。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他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和日本、法国的学校读书。先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后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和辛亥革命。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派往过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等。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
在南北方就定都南京和北京僵持不下时，黎元洪曾趁机提出建都武昌的主张，试图走第三条道路。
二月二十四日，湖北临时议院通过“以武昌为首都”的决议。
二十六日，《民生日报》发表了民社的通电：“建都问题，京不宜南已成舆论。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既昧大势，复拂舆情，以吾党所绝对不可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折中制定，莫若武昌……既涂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日。”
关于定都，黎元洪与湖北方面的意见是，坚决反对南京，北京可以商量，武昌最好。但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意见，几乎没有响应者。于是，黎元洪又退了一步，提出国都先设北京，等条件成熟了再迁武昌。
在二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和参议院，指责他们坚持定都南京是“胶执成见”，指出武昌“居中驭远”，地势险要，交通便捷，能控制全国枢纽，最适合为国都的理由，最后提出鉴于赞成北京者日多，可暂以北京为权益之地，先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同时，“开辟武汉，建筑新都”，新都建成后即可迁移。
后来，北京发生了兵变，黎元洪敏锐的意识到，定都北京已经是不可逆转，遂通电全国：“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孽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和坐镇北京的袁世凯遥相呼应。
由此，民国初建时的国都之争，也就落下帷幕。
第242章 倒黎大潮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黎元洪邀请中山先生来武昌视察。此前，广东派代表请中山先生回故乡一游，中山先生也早有此意，正准备南下时，收到黎元洪的邀请。
中山先生一八九四年到过武汉一次，印象很不错，武昌首义成功，引发先生无限遐想。当初武汉准备起义时，他的主导意见是准备得再充分一些，不要急于发动。就在他准备把自己的意见电告湖北的党人时，却在报纸上看到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
一想到这件事，先生总要禁不住心潮激荡。他决定还是先朝拜首义圣地。
四月九日，孙中山一行人乘车到达汉口，遂换“裕江”轮过江达武昌。同行的有孙夫人卢慕贞，子孙科，女儿孙媛、孙婉，随行人员有宋子文、胡汉民、汪精卫、景耀月、程超明等人。
码头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铁血十八旗、五色旗挂满街头。长街两旁挤满了人，人们争先恐后，一睹革命伟人的风采。
阅马场都督府布置一新，黎元洪带领着大小官员，列队迎候。孙中山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都督府大厅。
稍事休息，黎元洪设宴招待中山先生一行。席间黎元洪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孙中山一行来鄂视察，盛赞孙中山“功比尧舜”。
孙中山在答词中则称黎元洪为“民国第一伟人”。
饭后，黎元洪亲自送中山先生一行去黄土坡盐署，那里为中山先生设置了行辕。
第二天清晨，黎元洪亲自过来接孙中山诸人，赶到阅马场时，蔡济民，吴兆麟、蒋翊武、李翊东等首义元勋已会同三百多各界人士列队恭候。
黎元洪介绍中山先生与首义元勋们见面，中山先生亲切的和大家握手。
介绍到吴兆麟时，中山先生说：“吴兆麟，我知道的，首义的总指挥，了不起。”
声音一落，大家一阵掌声，吴兆麟很激动。
中山先生突然想起什么，问：“熊一枪在吗？”
熊秉坤上前与中山先生握手，于是，熊一枪的名字传遍了各地。接着，中山先生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发表了题为《共和与自由真谛》的演讲。
中山先生在讲演中，盛赞武昌首义的伟大功绩，热情洋溢的指出：“吾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事业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先生的讲演，获得场内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
讲演结束后，中山先生与首义功臣们合影，随行的宋子文先生，用相机留下这历史瞬间。
中午，黎元洪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孙中山为表谢意，将一“文明棍”做为礼物，赠送黎元洪。棍长约一百厘米，柄上雕着“老来怪”和“四脚兽”图案，棍上刻有中山先生手书：“铭新老人逸仙刊贻”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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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因为是中山先生所赠，又有先生亲笔，黎元洪还是特别珍爱的。
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一行凭吊不久前的阳夏之役战场，面对被炮弹变成废墟的汉阳兵工厂，中山先生很心痛，说应当筹措资金尽快恢复生产。
此前，中山先生已经知道了，北洋军在攻取汉口时，残忍的发火烧房。看到汉口街道，被烧成一片废墟的惨景，先生的内心还是被深深震撼了。他很难过，眼睛潮湿了，久久地沉默着。
中山先生凭吊完后，为表示对首义中牺牲烈士的敬仰，吟诗一首：“武昌飚发，胡虏土崩。既攻既击，拯我弟昆。虽拯我昆，大功则成。人生有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
返回武昌途中，黎元洪陪同中山先生一行游览黄鹤楼。
中山先生登高远望，看长江滔滔，龟山蛇山相望，顿觉心胸开阔。
先生问身旁的汪精卫：“情趣如何？”
汪精卫答道：“眼前有景道不得。”
黎元洪插话：“昔人已乘黄鹤去，孙君今登黄鹤楼。”
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中山先生看到武汉被长江和汉水隔成三地，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想法。自言自语地言道：“要是有一天能在江底挖一条隧道，把三镇连在一起，该有多好？”
黎元洪在一旁马上附和：“好主意！好主意！”
遂叫人取来笔墨，清中山先生以“开挖隧道”为题，写一条幅以激励后人。
中山先生略思索了一下，题笔写下：“沟通大洋之顶水点。”
中山先生在武昌逗留期间，除与黎元洪进行几次长谈外，还应邀在同盟会湖北支部，武汉报界联合会发表演讲，在同盟会支部发表演讲时，对于黎元洪关于将武昌做为国都的建议给予了回应。
他说：“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就南方而论，又有南京、武昌之争，而两地相交，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然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关系非同小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
中山先生的这番话，黎元洪和湖北的这些人听着，是很受用的。
中山先生于十二日离鄂去沪，临行前给报界联合会写信一封。
言道：“联合会诸君大鉴：……文于武昌首义之地，心驰已久，故中道来鄂，既得承黎副总统之大教，且与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于一堂。慰百战之辛勤谋建设之端绪，诚知非数日间所能竣事，只愿以最锻之时间，慰向来之渴望，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再作详述。报界诸公，当不此匆匆见责也……临楮神驰，肃此侯撰安!孙文谨启。”
中山先生此次武汉之行，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黎元洪及官方的盛情接待固然让他感动。而更使他心潮澎湃的是，鄂之底层民众的热情和拥戴。
一个为民着想的，把老百姓记在心底的人，是会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爱戴的。而来自人民群众的爱戴，也能更使领袖人物对民众更深怀敬畏之心，所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这一次，孙中山和黎元洪个人也结下了深厚情谊。两个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黎元洪第二次从大总统的位置上下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山先生为安慰黎，特派汪精卫请黎元洪到广州叙旧。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偕夫人宋美龄北上，途经天津，在张园小往。黎元洪获知后，即遇李根源前往拜会。
中山先生此时已重病在身，两人再次见面，百感交集，岂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翌年，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黎元洪闻此噩耗，异常悲痛。持在自己天津的家中设灵堂祭奠，亲自日夜守灵，使天津各界人土得知此事后大受感动。
这是两个性格迴然不同的人，一刚一柔，一张杨一沉稳，一放荡不羁一不露声色……他们这对伟人的友情，被很多人所称道。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刚柔并济吧。
黎元洪提出的军民分治的政策，因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李烈钧、谭延闿、胡汉民、蔚文柏等人的反对，袁世凯无法推行。中山先生离开鄂后，黎元洪不忘先生“社会革命”的重托，决定在湖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身体力行推行“军民分治”，在他看来这肯定是利国利民之策。
他的做法是，将总揽大权的军政.府撤消，代之以平行设置的都督府和民政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行政管理总需要富于管理经验的人来担任，民政长黎元洪选中了晚清老臣樊增详做湖北的民政长。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袁世凯执政时，曾任参政院参政。
樊增祥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引人注目，做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
樊增祥为官，十分注意严法、宅心、平恕。由于他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中，养成一种坚毅的性格，能自行其志。他经世三十多年，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经常出入张之洞府，受张点拨，对为官从政之路十分精通，在执政时以果断的作风、出众的才能受到各方面好评。
黎元洪早就对樊增详在知县、布政史、二江总督的政绩有所耳闻，其为官给黎元洪的印象极佳。武昌首义后，樊一直住在上海，黎元洪于是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沪请樊出山。
樊对革命和共和未必认同，加之政局不稳，他意图观望而不想出山。对黎元洪能想着他还是很感动的，但还是婉言谢绝。
黎元洪于是求助于袁世凯，请他以大总统的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还是坚持不出。
第243章 无奈离开老窝
樊增详请不到，黎元洪只好请了另一个清廷旧吏刘心源暂代民政长。
刘心源(1848-1915 年 ) ，谱名文申，考名崧毓，字亚甫，号冰若，另号幼丹，自号夔叟，晚号龙江先生，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
清道光戊申年八月初七日(1848年9月4日)寅时生于今洪湖市龙口镇( 当时属嘉鱼县腾云洲 ) 一家书香门第。
父亲刘正钧，字凤山，系晚清秀才，以教书种田为生。
刘心源年少丧父，由长兄达源 ( 附贡生 )支持读书。清同治癸酉年( 公元1873 年 ) 在廪生试中第六十七名举人，光绪二年 (1876 年 )恩科会试中七十名贡生。保和殿复试一等二十六名。殿试二甲第三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十六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土。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
此后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西道掌广东道御史，京畿道御史，河南副主考，四川夔州知府、成都知府，江西督粮道、按察使，广西按察使等官职。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日领导了湖北保路运动，辛亥首义成功后被举为湖北议会议长，国会会员。为官四十载，清正廉洁。
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七个司。各司司长开始多是从军政.府相关部平调过去，这些人都是从起义有功人员提拔起来的，管理行政既少能力，也缺乏经验，便逐渐的被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所取代。取代他们的，当然是前清的官员。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再分配，在这重新分配中，有人有所得就必定有人有所失。
封建专制被民主共和取代了，人还是“旧人”，转身还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封建专制进入历史了，但诸如打江山坐江山、论功劳排座次等封建的思想和传统意识，还扎根在人的思想深处。
官场上，一般说来，人总是上容易，下是很难的，常说的一句是能上不能下。每个人又差不多都有个弱点，就是对自己总是估计过高，而自知之明是需要很高的素质的。就是说，出局之人很少有人认为是自己不行才下来的，都觉得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如果丢了官是个人自己的事，会有谁站出来打抱这个不平呢？都是要把自己装扮成是为了大家，总要给自己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自己不行，而是因为自己是属于什么党，或者干脆说是旧势力对革命党的清算和复辟，这是最有动员力的口号。
每个人在投身某项活动或者事业时，一般都是要有自己的个人目的，个人诉求，只是很多人是不承认的。总要打出为别人或为大家的旗号，总要为自己穿上漂亮的外衣，这实在没什么奇怪。
总而言之，因为黎元洪搞军民分治，他与会党间的矛盾更加剧烈。更让黎元洪想不到的是，会在他的一亩三分地，掀起一浪接一浪的倒黎大潮。
我们前边讲到过的群英会事件，其实也是这一类的事件，只是那一次，矛盾都集中到了孙武身上，孙武为黎元洪档了子弹。
同盟会员祝制六，湖北荆门人，原文学社骨干，日知会员。武昌起义时任四十二标代表，在光复汉阳中做出过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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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警察学校监学职位上被解职后，心怀不满。便和同盟会员江光国、滕亚钢等，秘密联系，组织改良政治团。
他们设立秘密机关，试图推翻军政.府，推翻黎元洪，进行三次革命。（一次革命是武昌首义，二次革命是群英会事件）
祝制六等原计划七月八日起事，后又推到十六日。因为这一天下大暴雨，没能发动。
十七日内部人员李忠义到黎元洪处告密，黎元洪立即派出卫队突然闯入阅马场的同盟会事务所。搜出檄文、布告、文书、名册、徽章、令旗、传单、愿书等证据，随即将江光国、滕亚纲二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
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宾馆将祝制六抓捕。祝制六被押解过江，在武昌汉阳门便将其就地正法。江光国、滕亚纲也在当天下午被处决。
一直被视为心慈手软的黎元洪，为了自保，杀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看来这老实人被惹急了，更可怕。
黎元洪将祝制六等人的谋反罪行和证据公布，同盟会不敢承认与他们有干系，虽对祝制六等人被杀很愤怒，但也只能吃哑巴亏。
明的来不了就使暗劲，总之，黎元洪与同盟会的矛盾更加剧了。
不久，发生了黎元洪假袁世凯之手，残杀首义元勋张振武事件。张振武的被杀，肯定与祝制六发动的三次革命，和张振武手握重兵，把继续革命挂在嘴上有关。
如果说黎元洪杀祝制六，和同盟会的矛盾，还是在暗处较劲。但杀张振武后，黎元洪和革命党矛盾公开化了。倒黎，已经成了革命党和同盟会在湖北的大政方针。
很快，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十三号，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三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十处，联络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
他们一方面声讨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驻扎城外南湖马队第二标积极响应，计划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
黎元洪听到风声。九月二十三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一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立即正法。
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二十四日夜十二时起事。
却不料二十四日下午城内的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一营包围札珠街十三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八人抓捕，将二顾二罗四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四人监禁二十年。
南湖马队二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一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鼓动道：“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城内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二标标统也随声附和，全标官兵随即倾巢而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
但第四师师长蔡汉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当即击死数十人。马队后队随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一师师长黎本唐把守。
蔡汉卿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腹背受敌，双方激战三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不敌退回南湖本营。一路上凫水死者甚众，仅存的四百余余人。
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马队官兵逃散。被捕之人，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带头的营管带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二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
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官兵二百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三百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枪杀二百余人。蔡汉卿率军到南湖，又误会炮队参与起事，毙炮队数十人。
马队二标失败后，又有马队一标革命党人继起，密谋再举，结果被拿获，又处决数人。九月二十五日到十月中旬，又陆续破获“振武会”秘密机关十余处，数十人被处死。
此外，在武昌周围各县：襄河、沙洋都有振武会活动，荆门、当阳等县亦有振武会分支七星会组织。很快，这些组织均遭破坏，多人被杀。
此番捕杀，死者当在一千人以上。军法局收禁的人犯达五百余人，以至人满为患。这次被杀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参加首义的原来文学社系统的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杀戮，幸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
接下来，黎元洪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
设立鄂军稽查处，加强对革命党人的秘密侦讯。
下令禁止军人参加政党、社团，已入者务须脱离，尤禁参与秘密结社或开会，违反者，则惟主管长官是问。
加强警戒，各军队按照区域添班逡巡，每晚发特别口号，在险要地点酌设快炮、机关枪。巡警厅、消防厅分途巡逻街道，晚九点钟以后戒严。
十月五月以后，又下紧急戒严令。
首义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的武汉，气氛异常紧张，人们均有恐惧之色。都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
第244章 瀛台“楚囚”
十月十日，首义纪念会场设在前清万寿宫，宴会厅设在抱冰堂。
两个场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参加会议的人限制极严，各行政官署、局、所、学堂、军队只准派二名代表入场，其他一概不准入内。
袁世凯这日发布大总统令，授黎元洪勋位。特派哈汉章前来参加武汉的纪念会，并带来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勋章一枚，以及纪念祭文一道。
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他赞颂一番“中华民国共和立宪政体”诞生，然后便把民国成立一周年“国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纪纲未振，风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现象主要归咎于闹事的党人。对袁世凯则投桃报李，不惜把辛亥革命的功劳完全归于袁：“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乾转坤，与各都督宣战议和。”
黎元洪演说之后，惟恐党人会有非常举动，匆匆离开会场，连国庆宴会也未敢参加。
首义纪念日在机枪、大炮保护之下过去，但局势远未平定。一九一三年阴历年关，又发生“同志乞丐团”的反黎活动。
同志乞丐团的主力是退伍军人。据他们自己说，因“谋生乏术，日食维难，曾上书黎氏求筹生计，被置之不理”。于是以胡某等为首，联合被迫遣散而生活无着的起义官兵组成同志乞丐团，设立事务所，印发传单，共谋乞丐生路。
临近旧历年关，同志乞丐团向各富户告贷年费，于是各“伟人巨子公馆咸有破衣无褐辈”要求资助，此去彼来，络绎不绝，甚有成群结队硬索巨数，不予不走。
黎元洪“惟恐聚众，兹扰来府，别蓄隐谋”，即派人携银一万二千元，交给该发起人按名遣散。同志乞丐团拒却不受。
当黎元洪获悉该团参与革命党人活动，组织秘密机关，准备发难后。黎元洪随即派军警进行抓捕，抄封机关、搜查军械。捕获之人皆由军法处秘密处死。
城内宣布戒严，每日下午二时即闭城门，除军警、宪兵外，又加派正式军队二营公驻各街巷，并加派楚材号军舰逡巡武汉。特饬警厅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准商铺停贸闭市，不准举办庆祝活动。
以至商民“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
湖北轮轨交汇，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北军南下可以长驱湘、粤，东进可直捣赣、皖，是“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黄兴力争之省。他们派人游说黎元洪，劝他至少保持中立，“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岂料黎却抱定“非袁则乱”宗旨，表示“坚定拥护项城”，“必力助袁总统”，站在袁世凯一边。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谋杀案。三月二十五日，湖北革命党人田桐由上海回到武汉，携带一封黄兴致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蒋翊武、熊秉坤、蔡汉卿的密信，其中称“遁初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从新努力”。
两天后，由季雨霖出面，在武昌昙华林宴请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和政界知名人士十多人，会后成立改进团。推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为首，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为号召，彰明较著“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并散发传单，聚众演说，云“非推倒项城(袁世凯)、黄陂(黎元洪)及诸官僚，吾民终不能享共和幸福”。
改进团由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吴醒汉负责“倒黎反袁”军事行动方面的布置，杨王鹏、温楚珩等负责联络和总务。
设秘密机关于汉口碧秀里和武昌大朝街、巡道岭等处。
改进团主要采用请喝酒、叙旧情等方式，联系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武装为基本力量，同时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以及会党群众。又在会党活跃的荆襄一带遍设机关，发展组织，“旬日间拥众数万人”。
五月二十日，改进团的重要成员容景芳正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黎元洪的侦探破获，当场逮捕在座的旅、团长多人。接着又侦破改进团的秘密机关多处，捕拿数十人。黎元洪命令秘密处决二十多人，同时下令通缉改进团首要分子季雨霖、熊秉坤等。
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吴醒汉、熊秉坤等先后逃离到上海和湖南。
湖北革命党人几经镇压，党人被杀得已差不多寥落殆尽、所剩无几，且难以在湖北立足。因此，在以后的“护国”、“护法”两役中，湖北始终未能掀起大的波澜。
如果说同盟会和民社的相互攻击，是民主阵营的内斗。而湖北的倒黎活动和黎元洪对倒黎势力的镇压，则是民主阵营的自残，自相残杀。在这场恶斗中，黎元洪虽然是被动的一方，是为了自保，但他对党人的血腥杀戮，也肯定是罪责难逃。从此，黎元洪除了泥菩萨外，又有了个新绰号——黎屠夫。
想当初，黎元洪奉命带兵去江西萍乡，弹压那起土匪冒充革命党人的暴动。出发前，因为搞不清暴动的是土匪还是革命党，黎元洪专门给军官们开会。特别强调，此次军事行动，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搞清楚暴动的是革命党还是土匪，对二者是要不同对待的。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都是革命党人。他却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开杀戒。人们常说，就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的，事怕关己，当革别人命时，可以很超脱，而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一样了。或许，这就是个人的局限性。
经过一番残酷的镇压，黎元洪的统治刚刚稳固一些，更大的威胁又降临在他的头上。
自张振武案后，黎元洪已经身不由己，只能靠向袁世凯。
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世凯也没辜负黎，一个劲给黎元洪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
尽管黎元洪不遗余力的追随，可是袁世凯终于不把黎当做自己人，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
早在袁世凯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思路客
而黎元洪呢？也不傻，他虽然是处处顺从袁，但是在这件事上却寸步不让，就是不肯离开自己的老窝，不肯离开湖北。
在对南方用兵时，袁世凯本有一个企图，是借军事理由，派段芝贵率兵入鄂，这是“假途灭虢”的故计。只是黎元洪这个时候全身心的维护他，使他找不到进军湖北的借口。
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后，袁便不止一次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元洪北上和他见面，黎则推三阻四，想尽理由来婉拒北上。
袁终于忍耐不住了，下决心解决黎元洪和湖北问题。于是在民国二年十二月八日，密电召黎入京，同时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
段祺瑞八日到达汉口，黎元洪当然知道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驾，是绝对不好应付的。
段催促得很急迫，要求黎立即动身。黎深知此次情况不同，不北上是不可能了。便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自己抱着入虎穴的心情决定入京走一遭。
段祺瑞在湖北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十二月九日当面催促黎动身。
十二月十日，黎元洪正在北上途中，北京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黎元洪的专车到了北京，袁世凯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辆马车在十四个月前曾用以迎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欢迎孙中山。
袁世凯同时手令规定黎副总统月俸一万元，办公费二万元。这和前一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时的月俸三万元，是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为了答谢袁大总统，黎元洪上书道：“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摩措，诚服无涯，伏念元洪忝列戎行，欣逢鼎运，属官吏推选之众，承军民拥戴之殷。王陵之率义兵，坚辞未获，刘表之居重镇，勉力难胜。洎乎宣布共和，混一区夏，蒙大总统俯仍旧贯，悉予真除。良以成规久圯，新制未颁，不得不沿袭名称，维持现状。
“元洪亦以神州多难，乱党环生，念瓜代之未来，顾豆分而不忍。思欲以一拳之石，暂砥狂澜。方寸之才，权撑圯厦。所幸仰承伟略，乞助雄师，风浪不惊，星河底定。获托威灵之庇，免贻陨越之羞。盖非常之变，非大力不能戡平；无妄之荣，实初心所不及料也。夫列侯据地，周室所以陵迟；诸镇拥兵，唐宗于焉驰废。六朝玉步，蜕于功人；五代干戈，胎自骄将。偶昧保身之哲，遂丛误国之愆。灾黎填于壑而罔闻，敌国入于宫而不恤。远稽往乘，近览横海，国体虽更，乱源则一，未尝不哀其顽梗。
“前者赣水弄兵，钟山窃位，三边酬诸异族，六省订为同盟。元洪当对垒之冲，亦尚尽同舟之谊。乃罪言勿纳，忠告罔闻，哀此苦心，竟逢战祸，久欲奉还职权，借资表率。只以兵端甫启，选典未行，暂忍负乘致寇之嫌，勉图抛杖观成之计。孤怀耿耿，不敢告人，前路茫茫，但蕲救国。今者列强承认，庶政更新，洗武库而偃兵，敞文园而弼教，际四海困穷之会，急起犹迟；念两年患难之场，回思尚悸，论全局则须筹一统，论个人则愿乞余年。
“倘仍恃宠 长留，更或陈情不获，中流重任，岂忍施于久乏之身，当日苦衷，亦难曝诸无穆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者也。伏乞大总统矜其愚悃，假以闲时，将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明令免去。元洪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属解衣推食之恩；倘遇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伏居待命，无任屏营。谨呈等因。”
袁复黎书：“来牍阅悉，成功不居，上德若谷，事符往籍，益叹渊衷。溯自清德既衰，皇纲解纽，武昌首义，薄海风从。国体既更，嘉言益著。调停之术力竭再三，危苦之词书陈累万。痛洪水猛兽之祸，为千钧一发之防。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赣宁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梁既济，重思作楫之勋。虞渊弗沈，追论撝戈之照。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粗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
“楚国宝善，遂见斯人。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尽。昔张江 陵恒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此复。”
这两封信，全是言不由衷，假得可笑。
辞卸湖北都督的黎元洪被安置在瀛台下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
第245章 刀下留人
黎元洪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世凯是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
两家商讨这桩婚姻时还有一段插曲，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弱者一方的黎元洪。
袁世凯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从中挑一个。
黎元洪征求太太意见。他的太太吴敬君很在乎嫡庶身份，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
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吴敬君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
已经答应的事不能出尔反尔，黎元洪这时已身不由己，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最后是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成就了这十足的政治联姻。
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
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一直郁郁寡欢，竟患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黎元洪初抵北京时，袁世凯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
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高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随口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
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真可谓做到了完全彻底地“解衣推食”！
不久袁世凯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
段祺瑞是袁世凯身边重要的帮手，不能长期放在外面。
按照袁关于湖北都督人事安排的预想，本是要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黎已入京并辞职，障碍已除，袁世凯便于民国三年二月一日调段祺瑞回京陆军总长任上，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
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但却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给其的清除黎元洪在湖北势力的任务。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成为北洋军的一统天下。
当段祺瑞返回北京和黎元洪相见时，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而是满脸倨傲之色。他的等级观念很强，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署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
至于辛亥革命，他已确信黎是从床下面被拉出来充数的，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功勋，所谓盛名之下其实不符。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黎不过是袁的政治俘虏，自然就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而黎元洪毕竟是被段祺瑞逼出老窝的，迁怒与人而对段耿耿于怀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黎段之间的这段关系，为日后留下了诸多隐患。
黎元洪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地答复。
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而他这个副总统因为没有分管工作，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实是什么也不让管；参谋总长实际上也是由参谋次长陈宦代行，也没他什么事。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三年一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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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会。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第246章 人是有底线的
袁世凯新华门的总统府和瀛台隔南海相望。
新华门这边，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可谓热热闹闹，而瀛台这边则冷清得很。
两处虽近在咫尺，但之间有陆路加水路相隔，交通本就不便，不坐船到不了。不是专门，想顺路造访实无条件。
黎元洪倒是个耐得了寂寞之人，也不愿为自己给别人招惹是非，正求之不得而乐得清闲。一生忙忙碌碌，今日得宽余，陪伴家人和孩子，自有独到之乐。
但人是矛盾的。紧张忙碌中，总是渴求闲暇和休息。但终日无所事事，又会怀念那些充实的时光。闲下来的时光越长，黎元洪也就越是不耐，甚至有些度日如年。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便会更强烈的思念故土，想念家乡，特别想听到乡音。
幸好常有湖北的乡亲们来找黎元洪帮忙。乡亲们可不知黎元洪是近乎被软禁在这里，认为他是堂堂的副大总统，位高权重。碰到了实在解决不了的事，便来找黎元洪相帮。
黎元洪知道，但凡有办法，乡亲们不会轻易来找他。因此，只要能说上话，只要能想出办法，黎元洪都是有求必应。
袁世凯为显示他和副总统亲密无间，以及维护副总统的权威，曾不止一次的嘱托下属：黎副总统有什么事，特别是个人的私事，诸如安排个人之类的事，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一定要给足副总统的面子。
有袁大总统的“旨意”，只要黎元洪出面，乡亲们所托之事，一般都能顺利解决。
这一天，有个白发苍苍的婆婆，急切地找到黎元洪。一见面就给黎元洪跪下，高喊副总统救命。
黎元洪慌忙扶起，细问缘由。原来这婆婆是大名鼎鼎的《大汉报》创始人黄石庵之老母。
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二日，也就是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汉口出现了宣传武昌起义的传单，传单名为《大汉报》。
当时汉口尚未光复，在张贴《大汉报》传单的地方，贴有江汉关道齐耀姗的“告白”。双方都在争夺舆论阵地，行动也都特别迅速。
正值人心浮动之时，寻常市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更想搞明白怎么回事。对来自官方的消息，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信任不关心。《大汉报》传单每天至少一期，很快成了大家最想看的东西。贴《大汉报》传单的前边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围着很多人。
十月十五日，《大汉报》传单升级为报纸。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第一份宣传革命党主张的报纸，公开进入大众的视野，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第一天就销售了三万多份。
报馆门前门庭若市，来买报的，抢购批发报纸的，来祝贺的络绎不绝。
外国人也来湊热闹，带着翻译，一进门就喊“革命万岁”。
国外媒体纷纷来电祝贺，美国《纽约报》称《大汉报》为“革命之先锋”，英国《秦晤士报》称《大汉报》为“湖北首领报”，法国巴黎《日日新闻》则用《大汉报》证实，拿破仑的一句话——“一报纸贤于十万毛瑟枪之言”。
《大汉报》在国内的影响尤其大。鄂军政.府的决议、任命、布告、檄文、消息等一经其登载，马上不胫而走，很快会家喻户晓。九江、上海、湖南的销量最多，有力的支持了那几个地方的起义，而事实上这三地也是最早响应首义之地。
武昌起义初期，清廷封锁消息，京津地区，有人不惜五十金买一张《大汉报》。广东、陕西、山东、四川等地，《大汉报》售价也常在一二元之多。
“洛阳纸贵，不如《大汉报》贵。”“一张《大汉报》，十万毛瑟枪。”是一段时间里，挂在人们嘴上的话，足见《大汉报》在当时影响之大。而这《大汉报》的创始人和办报人，就是胡石庵。
胡石庵，亦名人杰、金门，号天石、忏憨室主，天门竟陵镇人。
父乔年，字鲁生，清翰林侍读，历任乡试副考官、江汉书院长。
胡石庵十七岁以案首入学，博闻强识，被誉为“鄂中奇才”。十九岁赴北京，与谭嗣同交好，是戊戌变法积极参加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回武昌，肄业于经心书院，结识唐才常。一九零零年辅助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胡任参谋。事败躲到上海，被捕入狱。
获释后投保定徐锦帆军，胡任教练，曾与八国联军作战。兵败后，徒步回鄂，再入经心书院。因公开鼓吹革命，被开除。
在武昌卖画为生，结识刘静庵等，曾跻身“汉营”，秘密运动新军。
一九零四年襄助刘静庵、吕大森等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同年冬与马天汉、王禹田等设伏汉口火车站，谋炸清兵部侍郎铁良，事泄被捕。
审讯时，武昌巡警道冯启钧以刀一柄、银一锭置胡面前道：“听若所欲也，但一言”。
胡愤然作色，抉银持刀，昂然回答：“皆欲也！公必欲如何也？五步流血矣！”
最后终因证据不足获释。
随赴上海，为报馆撰文，参与爱国学社活动；次年回武昌。
《大汉报》不仅宣传武昌首义，也指导人的行为。
起义初期，有很多过火行为，城内捕杀满人成风，甚至见满人就杀。
满清贵族宝英、铁忠的公馆都被抄没。
宝英的一个妹妹，被杀前哭着说：“我们有什么罪？先人犯下的罪孽，为什么拿我们来抵命？”其状甚哀，令人同情。
雅文吧
《大汉报》马上对这种搞民族仇杀的极端行为，进行口诛笔伐。倡导五族共和，制止滥杀无辜的歪风。
在阳夏战争期间，汉口被清军占领，《大汉报》迁到武昌。报社设在斗级营一家宾馆，坚持每天出报，日发行量每天还在三万份以上。
汉口租界的外国人，每天派人过江来买报纸。占领汉口的北洋军，也有人偷着传看《大汉报》。
胡石庵得知此情况后，专门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拦，用白话文，规劝北洋士兵。
汉阳失陷后，黎元洪撤离武昌去洪山，鄂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停刊。《大汉报》在及其困难的情况下，不但坚持办报，还经常发号外，用以安定民心。
那一年的十一月，黎元洪为表彰《大汉报》对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曾奖励胡石庵数千元。
去年，民国二周年纪念日，袁世凯政.府还颁发给胡石庵一枚“一等嘉禾勋章”，高度评价《大汉报》对建立民国所做的贡献。
胡石庵的老母为什么急匆匆的来找黎元洪？要救谁的命？
原来，胡石庵被现任的湖北军政.府都督段芝贵抓起来了，传出的消息是很快要被处死。
黎元洪问老人家什么情况？很快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袁世凯政.府不是奖给胡石庵一枚“一等禾嘉勋章”吗？胡石庵做为一个正直的办报人，看到袁世凯近年来倒行逆施，实在无法坐视不理。就把袁政.府奖的勋章寄还袁世凯，还附了一首诗。
云：“三户亡秦愿以空，战场荒草泣残红。郑蛇内外成虚斗，冀马奔腾起大风。一夜横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变巨公。”
这还不算，胡石庵还把这件事和这首诗登在了《大汉报》上。
这时候，反对党国民党已被取缔，袁世凯整天听到的是一片赞扬之声，已经听不得批评了。更何况是胡石庵的讽刺、攻击和挖苦呢？
恼羞成怒的他，指使亲信段芝贵，要找机会收拾《大汉报》和胡石庵，段芝贵也一直在寻找机会。
不久前，袁大公子袁克定去武昌，段芝贵陪着他吃喝玩乐。
一天，段芝贵陪袁克定在怡园戏院看戏，袁克定见女演员王克琴长得漂亮，眼睛放光，不住嘴的夸赞。
段芝贵知道这位花花公子的心愿，想用重金把王克琴买下，献给袁克定。
都知道，当年在天津，段芝贵为取悦奕劻的儿子，曾干过这种事，酿成了搅动晚清政坛的“杨翠喜事件”，现在又故伎重演。
社会毕竟是前进了一点，毕竟已经是民国了，不是官员可以随意胡作非为的时候了。事情传出后，影响很大，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胡石庵得知此事，到剧院核实情况后，借题发挥，联系起杨翠喜之事，就此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
此文发表后，段芝贵和袁克定立时被搞得臭不可闻。段芝贵气得发疯，一刻也容不得胡石庵。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段芝贵组织一班人，在胡石庵写过的文章中的字缝里找毛病，终于找到了借口，硬说《大汉报》是白朗的报纸。
于是报纸被封，胡石庵被抓。
看到事情紧急，黎元洪马上给段芝贵写了封信，让胡石庵的母亲即刻带回。
等老人走后，黎元洪又担心路上耽误，或者信送不上去，随后又给段芝贵发了封电报，要他刀下留人。
电报大意是：胡石庵是对民国有重大贡献之人，“有功于民国，务在贷其一死”
段芝贵接电后开始没当回事，他本就没把黎元洪看在眼里。后来想到，他来湖北时，大总统曾嘱咐过他，副总统有什么事，只要不关大局，一定要想办法办好。
本要杀胡石庵而后快，最后改判为三年有期徒刑。
这样，中外有名的《大汉报》从此停刊，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复刊。
第247章 外逃
黎元洪刚住进瀛台时，袁世凯几乎每晚都到黎这里走一走，陪黎元洪说说话。这一段时间，来得明显少了，特别是最近，已经有十多天没见他的人影了。也难怪，这一阵子，他也确是很忙。
其实，他不来黎元洪正求之不得，因为黎元洪明显感到，两个人能在一起说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这一天，黎元洪刚吃过晚饭，正想出去散散步，袁世凯来了。比每次来得都要早，黎元洪本能的觉得他应该有什么事。
看不出有事的样子，袁世凯先解释了一番，自己这段时间因为忙，没过来看望亲家，今天，总算得闲，赶紧过来。
黎元洪则说，大总统是个大忙人，每天为国事起早贪晚，日理万机，还这么挂念他，真的是特别感动。只是，官身不由己，还是要以国事为重。下边的话，黎元洪没说，但意思已经表达。大总统没有必要把时间用到来这里。
家里人把茶水端上，袁世凯端起茶杯品了几口。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闲话，袁世凯注视了一下黎元洪，“亲家，您最近一定听到一些说法吧？”
黎元洪愣了一下，知道袁世凯这是进入了正题，但他实在搞不清袁世凯这里指的是什么事。
“总统，您这里指的是什么？”
自从双方的子女订亲后，袁世凯就一直亲热的称黎元洪为亲家。而黎元洪则始终称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已经习惯。
瀛台这里虽然有些封闭，但每天通过各种渠道还是能听到不少的事，黎元洪真的想不出，袁世凯在这里指得是哪方面的事。
“亲家，您肯定是听说了。”看黎元洪一脸茫然的样子，袁世凯接着说：“上上下下，各行各界，都拼命的劝我当皇帝，说咱这个国家，没皇帝不行，亲家，您对这事怎么看？”
黎元洪终于知道了袁的来意，无非是想窥探自己对他称帝的态度。
平日里，黎元洪虽然看似不问政事，但他对这个国家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很为注意。
他看了一下袁世凯，一段时间以来，袁世凯一直在紧锣密鼓为着称帝做着准备。从恢复旧时的官制，到大力提倡尊孔复礼；从取消《临时约法》，到搞垮国会，……这一步步，一桩桩、一件件，黎元洪当然都看到眼里。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在幕后主导？
黎元洪当然知道袁世凯想听什么。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为了明哲保身，黎元洪也确是什么事都顺着袁世凯说，什么事都维护袁世凯，但是，这一次没有。
人是有底线的，而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总统，您曾多次对外保证过，一定会忠于共和。那么多人前扑后继，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吗？我们可以辜负他们吗？”
黎元洪很激动。
“那是，那是，这些人当然是胡闹了。这不是讲民主吗？讲言论自由吗？要不，我非治他们罪不可，不能什么话都说的。”
袁世凯虽然没从黎元洪的嘴里，听到自己想听的话，但他已经摸清黎元洪的想法，连忙把话题岔开。
话不投机半句多，袁世凯好像突然想起，自己还要见什么人，很快告辞。走的时候，表情极其不悦。
过了几天，袁世凯又过来一趟，对黎元洪说：“杨度和几个人搞了个“筹安会”，专门研究国体，研究来研究去，说是当下中国，只能搞君主立宪。这些人犟得很，我再三申斥，他们就是不听。”
说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一下，无奈地摇摇头，“没办法，只好让他们先研究着，等他们研究定了，再想办法对付他们。我老了，当这个总统都勉为其难，当什么皇帝呀？不行，他们要是一定强迫我干，我就回彰德养老，什么都不管了。”
黎元洪看袁世凯虚伪的样子，很恶心，想了一下说：“这事还不简单，总统只要把他们抓起几个杀掉，我看谁还敢。”
袁世凯反而笑了，回答：“亲家，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能动不动就杀人，杀得过来吗？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说完，匆忙离去。
黎元洪搞不清袁世凯来讲这番话的用意，猜想多半是为了稳住他。因为就在当天，黎元洪在参议院，以院长身份，针对这股鼓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发表了讲话。
在讲到参议院的责任与性质时。他说：“第一层，参议院备政.府咨询，就是政.府自身机关，对于政.府要尽力辅助，使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第二层，参议院既行使立法职权，就是代表人民，……应严守共和真谛，一方面拥护政.府，一方面督促政策之实行，才算尽我们的天职。”
又一日，黎元洪的湖北老乡张国涂来瀛台拜访，他提醒黎元洪说：“国人多谓项城（袁世凯）野心极大，将来必帝制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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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黎元洪，现在很多人已看清楚袁世凯的真实面貌，正在筹划反袁，希望黎元洪也能参加。
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人心思安定，应以统一和安定民心为要。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誓死反对，即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会亡。”
袁世凯家的人，黎元洪有一位忘年交，就是袁二公子袁克文。黎元洪和他合得来，也谈得来。
这一天，袁克文来到了黎元洪这里，焦急地对黎元洪说：“黎叔，杨度找了几个人搞了个筹安会，您知道吗？”
“我知道。”黎元洪点了点头。
“我和我父说了，一定要制止他们，但父亲他还把我训斥了一顿，说我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袁克文心急如焚。
黎元洪想了下说：“我也和你父说了，他表面说不准他们胡来，但我能看出他很愿意这些人这样做。我有时猜想，这些人是你父指使的。”
“是的黎叔，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父是老糊涂了吗？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黎叔，他很看重您，您一定要好好劝劝他。”袁克文点着头。
“我会的，可你应该知道你父亲，他恐怕不是别人能劝得了的。然兹事非可以口舌争也，即争，也无益。我今抱定宗旨，对于帝制问题，虽然不是我反对就能制止的，但只要帝制果成事实，我则披发入山，不再与人相见”黎元洪态度坚决。
“谢谢黎叔，我哥哥好像更积极。”
“他可能是在做当皇太子的梦吧！”黎元洪哼了一声，“不过，他不起主要作用，关键还在你父。”
继杨度的“筹安会”后，梁士诒又搞起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用意很明显，就是要給袁世凯的称帝，制造“民意”。
眼看着袁世凯的称帝复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黎元洪觉得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去参议院议长职务，并表示，不再参与参议院除“立法职权范围之外事”。
十月底，袁世凯导演的决定国体的投票结束，见国体变更已成定局，黎元洪再次咨文参议院，提出辞去副总统、参议院议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公开宣布，不再领取薪水和补贴。同时请袁世凯下令，裁撤副总统办公处，遣散卫兵连。
与此同时，黎元洪还和袁世凯提出，远离政界，回湖北黄陂原籍修养。
当这所有的要求都被袁世凯婉拒后，黎元洪又提出，瀛台阴冷，不适合夫人养病，请求搬出。
这一次袁世凯到是痛快的答应了。他私人花十万元购买了北京东厂胡同一座宅院，送给了黎元洪。
此宅最早为明太监魏忠贤的房产，后为前清军机大臣荣禄的住地，民国后改为将校俱乐部。
从此，黎元洪就宅在了这东厂胡同的院内，很少出们。
因为见不着黎元洪的人影，外界有传言，说黎元洪已入空门，潜心研究佛法。内松外紧，黎元洪看得出，他的这个宅院四周，守备森严，也很少有人来看他。
这一天，首义三武中的孙武来看他，两个人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在一起回忆起首义之初的一些事，两个人都很伤感，分别时竟抱头痛哭。
黎元洪所以离开瀛台，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想逃出去，想为保卫共和尽一份力。自从搬到东厂胡同后，黎元洪一直在寻找出逃的机会。
没多久，机会找到了。黎元洪有一秘书叫郭泰祺，经人介绍，认识了正要回国述职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酋吉。待他两个人关系很近后，郭泰祺向小幡酋吉提出助黎元洪出逃请求。
小幡酋吉对黎元洪很有好感，同情黎元洪的处境，一口答应帮忙。为了使事情把握更大些，小幡酋吉和美国驻华公使联系，请美国方面配合这个行动，也同样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第248章 九个回合
这些来自民主社会的驻华人员，无论国家和个人，都对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大为不满。这其中既与理念有关，更牵扯到各方在华利益。因为他们深知，袁世凯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和晚清的统治一样，不得人心，也必定造成内乱和社会动荡。每个列强都有各自的在华利益，都希望中国能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关于外国列强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本书上一部已有过表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和她二哥袁克文一样，是坚决反对其父袁世凯搞复辟的。在她的《女儿眼中另面的袁世凯》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
袁世凯还是很顾及各国列强对他称帝的态度的，特别是日本的态度。急于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曾干过一件被现代的人称做坑爹的事：
《顺天时报》是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在中国发行了三十年的中文日报，也是北京创刊最早的近代报刊。《顺天时报》曾经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发展提出了各种建议，对于一些事件做出了较为公正的报道，使《顺天时报》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甚至连袁世凯这样的不怎么看报的人，《顺天时报》也是他日常必读的一份报纸。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不惜耗资三万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帝制消息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后来袁静雪发现外面的《顺天时报》和父亲每天看的不一样，才将此事揭穿。
做了亏心事有鬼，袁世凯临死的时候喊“是他害了我”，床前的袁克定心惊肉跳，因为他以为父亲所指是他假造报纸的事。
袁克定造假报纸，在袁世凯称帝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很难说得清。但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态度，袁世凯是多么的看重。
小幡酉吉（1873年 - 1947年），出生于日本石川县。
一八九七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在警视总监官房工作半年后，外交官考试合格，进入外务省。
一八九八年十月被认命为驻天津的领事。此后历任驻新加坡领事，奥匈帝国，英国大使馆参赞。一九零五年又调到中国，相继担任芝罘总领事，天津总领事等。
一九一六年回日本任外务省政务局长，一九一八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二三年任日本驻中国公使。
一九二二年负责山东问题的对华谈判。又负责处理二十一条的悬案。
一九二五年被任命为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猝死的时候，他被外相币原喜重郎提名继任驻华公使，但被民国外长王正廷拒绝，理由是他长期从事侵华活动，对中国人民极其不友好。日本于是改由重光葵继任驻华公使。
小幡酉吉在一九三零年十月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并兼任驻拉脱维亚大使，一九三三年退休回国。第二年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直到一九四六年日本战败后贵族院废止。
事情还真巧，一周后美国驻东交民巷的三百军人要换防。美方提出，只要日方能把黎元洪送上美国的换防专车，就可以保证黎元洪安全离京。即使中途被中国警察发现，也没人敢搜查美国的专列。
郭泰褀和小幡酋吉研究再三，制订出详尽地出逃计划。
主要分三个步骤：
第一、打通黎元洪的副官刘钟秀的住房与黎元洪家的隔墙，使黎元洪经由刘钟秀家到刘家的后院。小幡酋吉安排日本人井上一叶驾驶同仁医院救护车到刘钟秀后院，来拉得了“急病的刘钟秀”。上救护车的当然是黎元洪。
第二步、由井上一叶护送黎元洪经同仁医院到美国使馆。
第三步、由小幡酋吉公使陪同黎元洪坐上美国运兵专车，离开北京达天津，然后乘船南下。
出走日期定在了这个星期日的午夜二点。计划得很完美，也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遗憾的是，还是走露了消息，问题出在了黎元洪的如夫人黎本危身上。
自从来到京城后，黎元洪的善交际的如夫人黎本危可是如鱼得水。很快交结了一大群贵妇人。每天和这些个新交朋友一起打牌，听戏，品茶、聊天，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天，黎元洪的如夫人黎本危，玩罢了兴致勃勃从外边归家，见郭泰祺正和刘禺成、邓玉麟、瞿瀛正在厅里密谋着什么。
刘禺成是在京湖北籍议员，邓玉麟是首义元勋，一直追随着黎元洪，瞿瀛也是黎元洪的秘书。这四人都是黎元洪最为信任之人，见黎本危进来，赶紧装着说起别的事。
黎本危也是个极聪明的人，知道这里边有蹊跷，进到内室找黎元洪追问。黎元洪也正想告诉她，收拾细软，准备远离。
黎本危还想问详细，被黎元洪制止，并叮嘱她不要告诉任何人。
黎本危在京夫人朋友是不少，但最亲近，无话不说的只有一人，就是胡夫人。胡夫人的丈夫是胡朝栋，是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也是湖北人。那是个乡土观念很强的年代，黎本危能和黄夫人成为知己，这也是个重要原因。
黎本危想到自己要离京了，再回来不知何年何月。
那个星期天的一大早，黎本危急匆匆到黄夫人家告別，走的时候，反复叮嘱千万不要说出去。
黄夫人叫她尽可放心，这么机密的事怎么可以告诉别人。但黎本危刚离开黄家，袁克定就得到了黎元洪欲外逃的消息。因为黄夫人还有一个身份，是袁克定安排在黎本危身边的内线。
等黎本危回到家中。黎宅已经被军警层层包围。黎本危进到屋内，黎元洪问他去哪里了，她说了实话。才知道自己被朋友出卖而坏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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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本危悔恨不已，吓得嚎啕大哭。
黎元洪知道她是无意之举，只能怪自己不该提前告诉于她，暗自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所幸这时候的袁世凯，正为称帝的事忙得焦头乱额，实在是没有精力来管黎元洪这件事。
倒是黎元洪，要不停地和别人“辟谣”：“我是堂堂的副总统，行有车，食有鱼，如何能行钻洞之事。岂不失了体统，可笑！可笑！”
这掩耳盗铃的说法，不知别人信还是不信，反正黎元洪从此断了外逃的念头。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议长黎元洪缺席的情况下，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以国民代表的名义，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次日，袁宣示承受帝位。并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
大总统当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
十五日，袁世凯发布策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秦王”。“武义”是武昌首义之意，既表彰黎元洪对武昌首义的贡献，又表示袁世凯的这个帝位，是源自于武昌首义。他最怕人说他是曹操式的人物，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的江山。
袁世凯在令文中言道：“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艰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在此之前，被封王的事，黎元洪已经听说了，如何应对，身边的人湖北籍官员意见分歧很大。
张国淦说：“以副总统的立场，万无接受王位之理。”
饶汉详则反对：“为了安全，不妨容忍一时，从长计议。”
他其实也不愿意，只是顾及黎元洪的安全。
张国淦言道：“副总统为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始终，亦自足以千古。”
听了张国淦的话，黎元洪的眼睛一亮。
饶汉详仍在坚持：“如君所言，只是牺牲副总统。我并非赞成王位，但不愿副总统牺牲个人耳。”
见两个人还要争论，黎元洪制止了他们：“你们不要多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那么多人为共和献出了宝贵生命，我的命是命，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当年谭嗣同说，没有变革不流血的，就从他开始。如果捍卫共和需要流血，我不敢当第一人，总可做个追随者吧！”
几个人见黎元洪态度坚决，只能更加钦佩黎元洪的人品。
张国淦，幼随父居安徽，一九零二年中举人，一九零四年考取内阁中书。
1906年任宪政编查馆馆员，在《沪报》上发表关于辽、吉两省时政文章。次年任黑龙江省抚院秘书官、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等职。武昌首义前，调北京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后以“参议”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得袁世凯青睐，一九一二年四月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等。
饶汉祥（1883—1927），字瑟僧、羼提，号质含先生。湖北省广济县人。民国时期“广济五杰”之一，其余四人为居正、郭泰祺、刘文岛、张导民。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历任黎元洪秘书、湖北民政长、总统府副秘书长、参政院参政。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后，随黎元洪下野。客居天津。一九二七年归隐乡里，同年在广济病逝。
饶汉祥擅长文学，其骈体电文，在民初公牍中风行一时。著有《珀玕文集》八卷、《珀玕诗集》十六卷。《珀玕词集》一卷。另《黄陂文存》八卷，即其代黎元洪所拟文稿。
第249章 就职
黎元洪虽然没什么实力 ，但他的社会影响力袁世凯心知肚明，所以，黎是不是接受“武义亲王”的封号，至关重要。
袁做事也真执着，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黎元洪也不示弱，两个人针尖对麦芒，耗上了，你来我往，竟较量了九个回合。
第一回合：袁世凯下了册封令后，即命文武百官到东厂黎宅来祝贺。是日，黎宅门前挤满了来贺喜之人，有更多的人来看热闹。
来人由国务卿领衔，黎元洪身穿便衣迎了出来。大概是为了制造影响，这些祝贺的人并不进屋。
国务卿代大家致完贺词后，黎元洪大声地说：“袁大总统的心意，在下心领了，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绝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賀，实愧不敢当。”
说完，即入室内，不在理会这些官员。
来的这些官员，至少有很大部分，并非真正从心里赞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只是不敢表示而已，见黎元洪如此大意凛然，不由得在心里肃然起敬。就是死心塌地跟袁世凯的人，在这个场合，也只能是自讨无趣。官员们默然而去，看热闹的人问明缘由后，也都对黎元洪竖大拇指。
搞了这么大的排场，结果适得其反。
第二回合，袁世凯做得十分自然，派人带京城最出名的成衣匠，来给黎元洪量衣服的尺寸，是量身定做“亲王制服”。黎元洪一点可钻的孔子都不给，当即坚决拒绝。
言道：“我非亲王，也永不作任何王朝的亲王，何须亲王制服？”
随后命秘书翟瀛草拟一封辞去王位的呈文：“武昌首义，全国成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民，终此余生。”
第三回合：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又重颁策令，派礼官及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江朝宗到东厂胡同黎宅宣封，同样遭黎元洪拒绝。
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下了当时的场景：“朝宗奉诏前往东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奉诏大呼：‘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也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元洪大怒，由旁屋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骂曰：‘江朝宗！你哪里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双手奉诏，大呼请王爷受封不止。
“元洪怒呼左右：‘赶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则连你们一起打出！’于是，元洪左右劝者、扶者、慰者、挤者，一拥而江朝宗出东厂胡同堂门矣。”
第四回合：两次册封都没能得逞，袁世凯并不气馁，索性来来个生米做成熟饭。政事堂发给黎元洪的公文，都用大字注明，“武义亲王亲启”几个字。
第一份，黎元洪秘书室的收发人员一看是给黎元洪的，就收下了。待交给黎元洪后，黎元洪注意到了封面上的字，马上派人把公文退回，又严嘱收发人员凡有武义亲王字样的东西，一律拒收。
第五回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袁世凯打发自己的次子，黎元洪的忘年交袁克文，给黎元洪送一镶金的“武义亲王”的字匾，送到黎府。
黎元洪一看匾上的字，不由分说的把袁克文训斥了一顿。袁克文本不情愿来，但惧于父亲，不得不来。知道不会有好结果，满脸通红地走了。
第六回合：年末，亲家之间总要有礼物往来。袁世凯送黎元洪所有的礼，都写上“武义亲王”收的字样，黎元洪见了后，不管什么礼物，都如数退回。袁世凯没办法，只好把”武义亲王”几个字拿掉，黎元洪才收下。
第七回合、袁世凯还真肯下功夫，花银钱，命内务府勘察地点，准备修建武义王府。派人征询黎元洪意见，黎元洪根本不予理会。
第八回合、袁世凯专门发布命令，有五种人可以不在他面前称臣，其中就包括民国元勋黎元洪。別人都上表感谢，黎元洪照样理都不理。
第九回合、袁世凯派亲信梁士诒登门劝说，黎元洪先是避而不见，而后推脱不过，无法不露面。
没等梁士诒说完，就愤怒起身，对着一房柱说：“若你等再逼我，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吓得梁士诒赶紧离开。
为了维护大局，给百姓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黎元洪在很多方面，都做了违心之事。有时袁世凯希望他出面做什么事，尽管他不情愿，也还是满足袁世凯的要求，可以说，差不多是有求必应。所谓，无关大局的事好商量，可做可不做的事可以去做。但是，大事，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
如我们前面所说，人是有底线的，无论如何，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譬如现在，维护共和，就是黎元洪的底线。
袁世凯终于看清了，老实厚道黎元洪，也有特别倔强的一面，并非是可以任他摆布之人。袁世凯很庆幸，自己适时地把黎元洪从湖北弄出，放到身边，还是好控制些。
或许，一直以来，袁世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黎元洪身上，却“大意失荆州”而忽略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便是蔡鄂。
一九一五年九月底的一天，蔡鄂专程来东厂胡同拜访黎元洪。他已经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将近二年，平日里很少与人来往，走动多一点的便是黎元洪。
这个时候，袁世凯的称帝，已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蔡鄂这次来，看来是想知道，黎元洪对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态度。
两个人已心心相印、无话不说，即使对别人，黎元洪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所处的环境，蔡鄂还是很谨慎的，他的名字，还出现在积极劝进的名单中。
得知了黎元洪的所想，蔡鄂也说了实话：“袁氏已经利令智昏、自绝于国民，要想捍卫共和，起兵讨伐是唯一地选择。”
黎元洪完全赞同，担心蔡鄂困在此处，是有心而无力。
蔡鄂神秘地说：“请黎公拭目以待，我出京四十天后，定有佳音传来。”
看到蔡鄂胸有成竹，黎元洪很为他高兴，连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经过了一番准备和策划，蔡鄂十一月十一日离开北京。先到天津，由天津走水路坐船到日本，十二月二十日，再由日本辗转秘密回到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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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組建起“讨袁护国军”，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云南独立，打碎了袁世凯的称帝梦，敲响了袁家王朝的丧钟。
黎元洪算了一下，从蔡鄂十一月十一日离京，到云南起事，果然四十多天，不由得赞叹：“松坡，不愧为当代豪杰！”
蔡鄂出逃，对袁世凯振动和打击极大，他由此而更加强了对黎元洪的防范。
江朝宗密令东厂胡同的卫队长：“万一京师临时有不测风云突发，汝辈务须极力保护黎公……无论如何不可使之出东厂胡同之外。”
蔡鄂在云南振臂一呼，全国各地纷纷相应。原国民党人，本就是坚定的反袁派。二次革命，曾饱受争议，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国民党这是有先见之明。而立宪派和很多曾不遗余力支持袁世凯的人们，也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而纷纷汇聚在护国军的大旗下。
以梁启超为领袖的，一直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为了保卫共和，也坚定的和自己曾经的政敌站到了一起。
梁启超还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提者》，重重的鞭挞了袁世凯的丧心病狂和狼子野心。
护国军从实力上并不强于“二次革命”的国民党的军队，但确取得了节节胜利。原来是北洋军“出工不出力。”
最让袁世凯胆寒的是内部的众叛亲离，段祺瑞和冯国璋就不消说了，最后连他最信任的人也和他划清界限，比如“二陈汤”。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
金匮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世昌表示意见。
徐东海是著名的水晶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
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
金匮石屋的第一名是黎元洪，根据新《约法》，黎也是第一名；如果依照旧《约法》，副总统升补总统也是黎，所以《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
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槽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是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
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无疑是个最好的打算。
第250章 《约法》之争
徐世昌虽在北洋系中德高望重，可是在北京，北洋实权都是抓在段祺瑞手中。这是个极识时务又识大体之人，知道该怎么去做，但他又谁都不肯得罪。
说出推举了黎元洪意见后，马上又意识到有不妥。如果身旁的段祺瑞有总统自为之意，自己的主张不是堵了段想做总统的路吗？
徐望了段一眼，很快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还是取决于总理吧！”
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段，等他开口。
然而段却沉默不语，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后院的哭泣声。他未必自己想当这个总统，但把这个大总统之位，白白送给黎元洪，实在是不情愿。
这样挨了一刻多钟，才听到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一句：“很好，我和相国的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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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完，局面才算定了。
袁停尸在居仁堂前的春藕斋，徐、段等下令分别通知各部总长及与袁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多时，到了二十多人。
曹汝霖提议先向灵前祭奠一下，于是设了香烛祭品，各人向袁的遗体先行三鞠躬礼。
在行礼的人群中，段祺瑞看见了张国淦，马上抓了他的手说：“乾若，随我来，我们去看副总统去。”
张国淦因是湖北人，是袁系中代表袁和黎联系的人。段拉住张上了自己的汽车，只对司机说了一句话：“东厂胡同。”
由春藕斋到黎元洪寓居的东厂胡同途中，段一言不发，脸部表情凝重，使张如坠五里雾中。他未参加刚才的四巨头会议，也不知道袁断气前所说“约法”两字，更不知道金匮石屋的名单，所以他摸不清楚段拖了他去看黎元洪的真意何在？
此时段祺瑞的心情实难形容。都知道，他从没瞧得起黎元洪，现如今，由自己这个，在逊清末年，官爵比黎高得多，在北洋系中是袁以下数一数二的人物，把这么个人推上大总统的宝座，从感情上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他也识得大体，同样清楚这是必须地选择，所谓造化弄人，形势逼人。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回来，气喘着说：“总统过去了。”
黎元洪已知袁世凯已死，这时听说段来了，便赶着跑了出来。两人在黎客厅中的一幕，非常戏剧性。
客厅内摆着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地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
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
这幕哑巴戏上演了四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
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
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
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六日下午袁的遗令公布的同时，国务院发表了一则公报：
“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廿九条宣告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
段祺瑞主导的袁的遗令和国务院公告都强调，“依《约法》第廿九条宣告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这也就明确了，黎元洪接任总统的根据是新约法而不是原南京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
二者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根据旧约法，也就是《临时约法》。黎元洪这个副总统就成了正式的大总统，任期是把袁世凯的任期做完。如果是根据新约法，黎元洪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之职，只是代行总统职务，到新总统产生便完成使命。并且，这个代行是有时限的。
一般人不注意，有心和懂法之人会看出这里边是暗含玄机的。
袁世凯一命呜呼后，其亲属到处报丧，黎元洪很快接到消息。因为袁世凯病危的消息是对外封锁的，早就和袁世凯划清界限的黎元洪并不知情。事发太突然，黎元洪不敢相信，寻思说不定惯耍阴谋的袁世凯搞什么妖蛾子。派长女黎绍芬去袁家探听，得到了确信。
黎绍芬回来对父亲说：“我看到了继任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您，当然是您应该做大总统。”
黎元洪也肯定地说：“副总统当然继任大总统，”
这也就是说在黎元洪看来，他接任大总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很明显，他想当这个总统。
但是得知袁世凯的遗令和国务院的公告内容后，他很为扫兴，也知道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做为一个喜欢学习和熟知约法的人，当然知道这“二十九条”源自袁氏约法，更知道这“代行”为何意。
六月六日这一天在北京城内是紧张而混乱的。这天午夜，黎元洪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来了一个电话给他：“外边情形很不好”，让他多加小心。
黎元洪不知外边出了什么岔子，不知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联络段祺瑞。
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对方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
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忽儿，那边回答张国涂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
黎元洪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个时候出任总统不是明智之举，就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
张国淦驱车到了国务院，径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带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
段祺瑞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子里。
张国淦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
段祺瑞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
“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后来他猜想，说得可能是冯国璋。
段祺瑞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回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把段很坚决的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
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国淦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祺瑞，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
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平息。
段祺瑞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有这样的话：“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
段这个电报当然是安抚北洋系的，张国淦指着这段话对段说：“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
段祺瑞想了一会，乃提起笔删去这一段难听的话。
张国淦在袁、段的这一方面，是联系黎的渠道，而在黎的那方面，则是联系袁或段的通道。这差事不好干，张国淦屡有求去之意，但双方都苦苦留他，都信任他。
他曾经批评冯国璋“不左不右”，而他周旋于黎与北洋派领袖之间，却也是左右为难。
六月七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可谓极为简略。只有黎府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东厂胡同的两端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才显示出本宅有大事发生。典礼仪式即将举行的客厅内，也只是临时悬挂了几面旗帜，厅北面放了一具屏风，庭中站了一队军乐队。
没有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和各界精英，唯有段祺瑞及内阁阁员见证了这一时刻。
十时十分，黎元洪穿着军服在数名幕僚和军官的簇拥下，来到厅中站在屏风前，向排列侍立的阁员鞠躬，各部长也向黎鞠躬三次。
接着黎元洪发表了就职宣言：“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段祺瑞代表国务院致答词，表示“谨尊大总统训示，竭力办理”。
而后，典礼便告结束了
第251章 黎元洪和段祺瑞
黎元洪就职当天颁下三令：
第一令云：“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
第二令云：“现在时局颠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第三令云：“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痛怆。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自己没有实力。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当属北洋系，其次要属国民党，而黎既非北洋系，又不属国民党。
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他们的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
可是黎元洪也有他的独特优势，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方，又是现任副总统，反而能被各方所接受。
但是，未必有人真的拿他这个总统当回事，所以黎元洪的处境是尴尬又艰难。
黎元洪就职后，国人便对《约法》的执行引起争议。《约法》有两个，执行哪一个？是新《约法》呢？还是旧《约法》？旧《约法》是民国元年的，新《约法》是民国三年的。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于六月十日通电提出：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国军方面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抚军院当立即撤销。
唐、岑的通电发出后，在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联名通电呼应。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则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以拥护法统，维持旧《约法》为奋斗的目标。
段祺瑞在黎元洪接任总统时提出的根据是新约法，自然不赞成恢复旧《约法》。
他没征求黎元洪意见，于六月二十二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黄陂继任，元首得人。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徊审顾，未敢附和也。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杀，则中国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自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内国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加之何其可也？
“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与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法律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餍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于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佥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咨诹，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尤而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
“或谓国人之于元年《约法》，愿见之诚，几不终日，故以命令宣布为速。抑知法律争良否，不争迟速，法而良也，稍迟何害？法不良也，则愈速恐愈无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将蜂起而议其后矣！纵令人切望治，退无后言，犹不能不虑后世争乱之源，或且舞法为奸，授我以资为先例，是千秋万世，犹为国史增一汗痕，决非政.府所敢出也。总之，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无吝教言，俾资考镜。”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致电驳复，词意坚决：“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的电文，一语中的。如果按袁氏《约法》，现在的国务院都是非法的，何论其他。
其实，段祺瑞不会不知道，新约法突出的是总统的权力，这恐怕也是他不能接受的。但他实在是不想恢复旧《约法》和国会，于是想效法袁世凯，搞个约法会议，来修订一个新约法。
这么大的事段祺瑞不与自己这个大总统通气，就自作主张，黎元洪索性作壁上观。
旧《约法》和国会是辛亥的主要成果，是民主共和的基石，在革命党人和有识之士看来，不恢复旧《约法》和国会，就不可能重造共和。
六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一件大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为维护旧《约法》、捍卫共和，上海海军宣告独立。
他们通电全国：“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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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从美名，无补于大局，当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
“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永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
李鼎新（1862—1930），字成梅。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人。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春，李鼎新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为第四期驾驶班学生，与刘冠雄同学。一八八零年李鼎新毕业，上“扬武”舰实习。一八八一年底，船政学堂派出第二批出洋学生，李鼎新是仅有的两名驾驶学生之一。一八八二年春到英国，先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在皇家海军“斯卫福舒尔”舰实习，旋返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进修炮术，曾随英舰游历北海及西印度群岛。
甲午战争爆发，李鼎新随舰队参加海战，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定远”舰指挥作战中受伤，李鼎新协助管带刘步蟾指挥作战，发炮击伤日舰多艘，表现出色。李鸿章奏保海军出力员弁，李鼎新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给“振勇巴图鲁”勇号。
民国成立，刘冠雄出任海军部总长，李鼎新任海军部参事，赴各省检阅军舰。授为海军少将。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海军总长刘冠雄保举李鼎新接任，并晋授为海军中将，海军总司令部驻上海高昌庙。
林葆怿(1863～1930年)，字悦卿，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
清光绪六年(1880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九届驾驶班。光绪十二年(1886年)，派赴英国学习，回国后在北洋水师任职。宣统二年(1910年)，任向英国际摩士庄船厂订购“肇和”舰的监造员。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任海军部参事。不久，授海军少将衔。民国二年八月，任第一舰队司令。
曾兆麟（1865－1922），字少沂，福建闽侯人。一八八七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第二届驾驶班。毕业后供职北洋水师。任“南琛”练舰管带，海军副参领。
民国建立后，先后任“飞鹰”舰舰长、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教务局局长、海军部军衡司司长兼代军法司司长、“通济”练舰舰长、海军上校、海军少将。因“肇和”军舰夺舰事件，练习舰队司令徐振鹏被褫职，曾兆麟接任海军练习舰队司令。
上海海军的独立，段祺瑞认识到了关于“约法”问题的严重性，更看到了事态的严重。当时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的上海海军是海军的主力。这次公然独立，不仅严重地威胁北洋系势力下沿海各省区，同时还可以帮助护国军运兵北上。
这时，北洋系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冯国璋、朱家宝、赵倜、田文镜等发声支持恢复旧《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不能不让步了。
幸好，黎元洪还可以出来收拾残局。
经林长民、张国淦等积极奔走，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申令言道：“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紧接着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
于是争议不决的法统问题，遂告一段落。
第252章 人事安排
七月十四日，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余悉从宽免。”
护国军方面提出的惩治帝制祸首是十三人，即所谓的“六君子”和“七凶”，合称十三太保。经各方讨价还价，黎元洪中间调和，最后定为以上八人。
此前的六月十日，黎元洪已下令撤销了袁世凯搞的那个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加上恢复旧《约法》和国会及惩治帝制祸首，这也被称做黎元洪上任大总统三把火，大得人心。
恢复旧了《约法》和国会，惩治了帝制祸首，护国的目标已基本达成。不久，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联合通电撤销西南军务院，声明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和国会主持。
国内矛盾缓和，南北也初步达成了统一，人们对国家的前途满怀期待。
黎元洪和段祺瑞，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国务总.理，这两个人的组合真的很不错。前面说过，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是北洋军，虽然，袁世凯死后，北洋系有些群龙无首，但段祺瑞基本上还是能够掌控的。而黎元洪在当时，即使没有能力把各方完全的凝聚起来，但还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协调各方面关系的。
这两个人，个人品质都不错，也都有治国理政的能力。
历史给了这饱经苦难的国家以机会，假如黎元洪和段祺瑞能够精诚合作，假如总统和国务总理能够形成合力，只可惜这两个人根本搞不到一起。
有人说，在袁世凯时期，内阁的责任制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像袁世凯那样的死死地把什么权力都抓在手中的总统，内阁的责任制当然无法实现。到了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时，内阁的责任制是真的实现了，只是过了头。
段祺瑞这个总理和总统黎元洪的关系不睦，既有近因也有远因。
前面说过了，黎元洪当了副总统后，袁世凯一直想把黎元洪从湖北老窝挖出来，几次不能得逞后，直接派人去逼请。黎元洪一上火车，就直接由逼走黎元洪的人，把湖北都督的位置占上，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段祺瑞署理湖北的时间虽只有几个月，但他干了件事，把湖北的军队裁撤了，用北洋军取而代之。这其实是把黎元洪的老窝给端了，黎元洪对此能不心存芥蒂吗？
两个人合不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段祺瑞压根就没看得起黎元洪。军人是讲官阶的，民国前两个人的官职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
黎元洪的床下都督的说法虽是谣传，但已经是真假难辨并广为流传，别人信不信不知道，反正段祺瑞是深信不疑。平白无故捡个大都督当就是了，这一不留神又捡个大总统当，段祺瑞能服气吗？
如果段祺瑞是个善于掩饰的人，是个心口不一的人就好了，但是，段祺瑞又正好是个真性情之人，有什么心事，一定要表现出来。
黎元洪脾气是不错，但毕竟是大总统，所谓狗尿苔不济，长在了金銮殿上，这最高领导的面子总是要要的。段祺瑞的鄙视，让黎元洪如何受得了？
在段祺瑞看来，我给你黎元洪个总统当，你捡了个大便宜，就好好当个橡皮图章就是了。捡了便宜就不要卖乖，什么事都不要管，免得添乱。
如果黎元洪是个只想当官不想管事的人，那就好了。可惜他不是，而是个责任心特别强的人，是个在其位必谋其政之人。
一开始还可以，黎元洪在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时，因为这是袁以总统的身份抓军权的机构，袁在世之日和段闹得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机构。黎当总统，段肯定也不能再让这个机构存在，对此，段祺瑞自然积极支持。
而段祺瑞在下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时，因为这是袁的特务机构，也是被各方最痛恨的机构，黎元洪也深受其害，当然拍手称快。
但是很快，不愉快的事就来了。
都知道徐树铮是段祺瑞的智囊和心腹，因徐曾是袁世凯所最憎恨的人。段在袁政.府出任国务总理时，就为了要派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和袁闹得极不愉快。现在袁世凯这个障碍没有了，段当然要启用徐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让人想不到的是，黎元洪更讨厌这个徐树铮。
徐树铮（1880年—1925年），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因区别于同时期的另一政治人物徐世昌，人称“小徐”。
他出生前其父父亲徐忠清（又名徐世道）和母亲岳氏已经生育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当时，徐忠清已有四十七岁，而岳氏也有四十五岁，徐树铮的出生对他们来说可谓老来得子，因此对徐树铮格外疼爱。正如徐树铮所回忆的那样：“树铮于昆弟序最幼，先考妣抚爱规教，倍切于兄姊”。
徐树铮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徐兰因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而逃到了徐州城外的醴泉村定居。他的父亲徐忠清原本是一个乡村塾师，一八七三年被选为拔贡生；母亲岳氏为徐忠清之继室，其家族自称岳飞后裔。
徐树铮的外祖父岳封叔是个看相先生，因看中徐忠清有富贵之相而将女儿嫁给他。徐树铮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中，自幼深受儒家熏陶，并且聪明伶俐，乡里争传他“七岁能诗”，誉为神童。
十三岁那年（1892年）考中秀才，四年后以岁试第一等第一名的成绩补廪生，可谓少年得志。
徐树铮文武双全，才华横溢，著有阐述他政治思想的《建国铨真》及文学作品《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
公平地说，这徐树铮是有才气的，但这样年少得志的人很容易有一个毛病——目空一切，谁都不看在眼里。而徐树铮不但有这个毛病，而且要加个更字。不是一般的目中无人，简直是专横跋扈。
这种人并非有什么大毛病，但在人群中往往是最讨人嫌、最难与人相处。
说徐树铮目中无人吧，倒也不是，只不过他就服一个人，就是段祺瑞。别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就是威风八面的袁世凯也不例外。
段祺瑞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虽然这用不着请示黎元洪，但是却又绕不开黎。因为按临时约法，徐的任命必须总统和国务员联署。
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为此请示黎元洪时，好脾气的黎元洪当时就火了，一个根本不拿他当回事的段祺瑞已经让他很难受了，再加上这么个国务院秘书长，不是要他命吗？当即表示，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用谁都可以，就是徐树铮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张国淦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也知道黎元洪不同意不行，想劝黎元洪几句。
每一次不管什么事，黎元洪都能认真的听他说话，这一次黎元洪变了个人。
“不行，绝对不行，没有商量的余地，你这就去回复我们的段总.理。”
黎元洪根本不让张国淦说话。
张国淦做难了，这要是如实回复段祺瑞，这两个人肯定要即刻闹僵。琢磨了老半天，也没想出办法，只好去搬救兵，去找徐世昌。
徐世昌听了后，想都没想，对张国淦说：“请秘书长转告总统，什么事都可以不好商量，用谁都可以说不，只有这个小徐不行。如果大总统不想为一件小事搞得鸡犬不宁，就听我这旁观者一次。”
当张国淦把徐世昌的话转达给黎元洪时，黎元洪也已经冷静下来了，虽然不愿意，也只能咬着牙同意。
段祺瑞这一次是真的错了，他想怎么重用徐树铮都可以，就是不能让他当国务院秘书长。本来他和黎的关系就不好处，如果有一个会处事的常和总统打交道的秘书长，说不定能从中缓和矛盾，但是，两个人中间加上徐树铮这样的家伙，不是火上浇油吗？
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又正愿意自作主张、越俎代庖。有这样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物，常奔走于府院之间，可想而知，黎元洪会怎样的不好过。
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问起其人的履历，徐竟然回答道：“当今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
黎十分愤怒，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
而段祺瑞对徐却每每纵容，有一次徐以辞职要挟黎元洪，段祺瑞竟为他说情，说他“为人耿介，不屑妄语”云云，甚至于说“凡徐所为，本人愿负其责。”黎元洪等听了，都觉寒心。因此，最初的府院之争，可以说与徐树铮关系极大。
思路客
第253章 广东的局势
洪宪垮台，护国成功，梁启超和蔡锷这师生二人成为当时众望所归之人。
黎元洪极渴望能获得护国军方面更多的支持。有人向黎建议，礼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正和黎元洪意。
七月一日黎元洪致电梁启超：“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每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餗，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彗俟命。”
梁启超是何等聪明之人。又何尝不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所以婉言谢辞。
黎元洪自是不肯放弃，随后多次致书遣人邀梁入京，“赞襄一切”，并命公府收支处自七月份起月赠津贴二千元。
其中有一致梁函写道：“自违尘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钜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
“现在国会将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途，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宏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周行，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
足见黎元洪是心诚至极、求贤若渴；但梁启超还是不为所动。
民国五年双十节，黎元洪以共和重建为名，发表了一大批授勋令。
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以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三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勋章颁赠得很多，可谓阳光普照。既有西南护国起义的诸多将领，又有北洋派所有拥有兵权者，甚至逊清皇室之世续、载涛、绍英等也都榜上有名。有鱼龙混杂和勋章如雨之嫌，但是，中山先生和护国元勋获得高勋位，毕竟意义重大。
段祺瑞的国务院关于上层和地方的人事安排，也陆续出台：
六月十三日令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令王式通为国务院参议。
三十日政.府人事大改组，批准原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辞职。
同时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自兼陆军总长。
唐绍仪未到任以前陈锦.涛暂兼外交总长，张耀曾未到任前，以张国淦兼司法总长。
七月十二日再局部改组，以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八月一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张国淦任总统府秘书长。
七月六日，决定对于各省军政首长的名称加以修改，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
陆续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孟恩远吉林督军，张怀芝山东督军，赵倜河南督军，阎锡山山西督军，冯国璋江苏督军，张勋安徽督军，李纯江西督军，李厚基福建督军，吕公望浙江督军，王占元湖北督军，陈宦湖南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蔡锷四川督军，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唐继尧云南督军，刘显世贵州督军。
朱家宝为直隶省长，郭宗熙吉林省长，毕桂芳黑龙江省长，田文烈河南省长，沈铭昌山西省长，齐耀琳江苏省长，倪嗣冲安徽省长，戚扬江西省长，范守佑湖北省长，张广建甘肃省长，杨增新新疆省长，朱庆澜广东省长，罗佩金广西省长，任可澄云南省长，戴戡贵州省长，胡瑞霖署福建省长，孙发绪署山东省长，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陈宦兼署湖南省长，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蔡锷兼署四川省长。
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督军，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
湖南督军陈宦未到任前以陆荣廷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以龙济光暂署。令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李烈钧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上层和各省军政首长名单，是煞费若心的。一方面要促进南北统一，兼顾方方面面，特别是北洋系和护国军方面。另一方面也面对实际。
这次人事安排，无论帝制与反袁派，在位和不在位的，都给予一定的位置，在安排上算是尽了最大努力。
这应该是总统府与国务院方面协商和妥协的结果。
从黎元洪方面要倾向护国军一些，而段祺瑞则要努力巩固北洋势力。但是，肯定地说，主导意见是来自段祺瑞。
新政.府本意想在各省实现军民分治，所以只有少数省份是以督军而兼署省长的，署是临时性质。
四川、湖南、广东、广西这四个省人事是老大难。新政.府不管动机如何，如此安排不但不能平衡各方面矛盾，简直是播下了战争种子，成了制造了纷乱的根源，尤其是对湖南。
为什么不维持汤芗铭的湖南督军而改派使他为广东查办呢？原来就在发表各省督军名单的前两天，湖南出了事。
湖南宣布护国独立时，北洋军第六师在湘西，安武军倪毓棻部在岳州。汤芗铭能指挥的，只有北洋军一个混成旅。由旅长车震率领，驻扎在长沙附近。
这时候，广西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衡阳和宝庆。陆荣廷以护国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身份，于六月初由广东开到湖南，进驻衡州。
在湖南内部，赵恒惕等已组成了湘军两师，湘西一部分民军也开到长沙附近成立了一个师。这是个剑拔弩张的局面，北洋军与护国军无法和平相处，随时可能发生冲突。
汤芗铭的处境和陈宦在成都差不多，既不能指挥驻扎在湘西、湘北的北洋军，又不能指挥湖南的民军和桂、粤的客军。
最糟的是湖南人恨透了这个杀人如麻的汤屠户，各路民军要围攻长沙，以及国民党人要用手枪和炸.弹对付汤的风声传遍了长沙城。七月四日深夜，汤芗铭在惶惶不可终日中离开了长沙。
汤芗铭走后，湘军已成立了三个师，师长是陈复初、赵恒惕、陈忠洵。曾继梧以湘军第一军长暂代湖南都督，龙璋暂代湖南民政长。随后程潜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名义由云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队改为湘军第四师。
汤芗铭的离去，并未减轻湖南的矛盾和冲突，而七月六日北京政.府又发表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宦未到任前，派陆荣廷署理督军和省长，这个命令使湖南更加复杂了。
在段祺瑞看来，无论袁世凯有千错万错，陈宦都不应该做出与袁绝交的事，太不够意思了。天下人都可这样做，唯有你陈宦不行。或许段祺瑞对陈宦原来就没有好印象，现在则恶劣至极。那么段又为什么同意派陈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呢？这是由于黎元洪坚决主张必须给陈一个督军职务。
当汤芗铭逃离湖南后，段打算迅速派遣一支北洋军进驻湖南，又苦于无兵可调。恰好这时陈宦由四川撤出时，手上还有两旅兵力，派他就近入湘，既可敷衍黎，也算是给陈一个落脚之地。
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好容易赶走了一个北洋军阀，怎能接受再来一个北洋军阀。为抵制北京政.府的任命，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为什么推刘呢？因为刘人熙以前做过广西藩台，与桂军陆荣廷颇有渊源，想通过刘的关系取得桂军协助抗拒北洋军。
陆荣廷支持湖南人民这个行动，因为桂军也不希望北洋军大举进驻湖南。北洋军入湘不但遭到湖南人民和滇军、桂军的抵制，其他党派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也很反感，这些人很希望调蔡锷回到湖南，国民党人士则希望以由美返国的黄兴来担任湘督。可是蔡、黄两人均无意于此职。黄兴推荐谭延闿，谭在各方都有很好的人缘，只不过和北洋系的关系不够深。
这时候的陈宦可谓是四面楚歌。世界上的事有时是很不公平，窃国大盗袁世凯干了那么大的坏事，还能风风光光地的下葬，但陈宦这个上了袁世凯贼船的人，却不能被反袁派们所谅解。而袁系的人又因他的背叛而不待见他。
识时务的陈宦知道自己不合适干到湖南任职，主动表示辞去湘督。而段祺瑞也清楚，如果硬性派北洋军人入湘，必会引起战争。因此他于七月十六日改派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并下令把第六师由湘西调回江西，第七师由四川调往洛阳，第三师也由四川调回岳州。
段祺瑞本来预定的计划是派第三师师长曹锟继陈宦以后的湖南督军，可是，段自己觉得他在北京的基础尚未稳定，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北洋大将在自己身边，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选中了曹锟。曹一直给人印象是“老实人”，所以段调曹为直系督军，同时把七月间开回岳州的第三师分批调回北方。
这并不等于段完全放弃湖南，因为他又安了一个棋子在湖南，即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军第三旅接防岳州。这当然是埋伏吴做为将来湘督的打算。正所谓天下事如要人莫知，除非已莫为。段内定吴为湘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湖南，当然又引起湖南全省激烈的反对，甚至公开宣称为了抗阻北洋军，不惜一战。
段祺瑞总算领教了湖南的强硬，大概也知道了即便是他这样的大权在握，也不能为所欲为。于是在八月三日下令改派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谭延闿是反袁的，他在湖南很得人望。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承当一切湖南的责任。袁世凯调他和赵恒惕赴京，赵被囚，他亦形同软禁，有这段经过，更使他在湖南受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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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4章 大地悲歌
北洋系内部也不平静，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军命令颁布后，很快发生了冯国璋和张勋互争地盘的纠纷。
张勋的地盘应该是在安徽，但他的总部却设在徐州，并将陇海线徐州以东的广大地区据为己有。这些地区是无疑是属于江苏的，冯国璋对此早就很不满。
但是，在袁世凯末期，他正想利用冯、张两人的这一矛盾而视若不见。冯国璋顾及袁的态度，所以只得隐忍。袁死后，督军命令发表后，冯认为不能再容忍了，因此电请张勋移驻安庆以符合定制。
那知张勋却告诉冯，他除了安徽督军一职外，还兼长江巡阅使。江苏是在长江流域内，长江巡阅使驻防徐州不能说不符定制。
冯接了这个电报，气得要死，和张勋无理可讲，便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
冯辞职当然是一种姿态，是敦促北京下令张勋让徐州。北京政.府这时对这种事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委婉地劝张自动让防，张勋根本不理。
八月二十九日，冯再电北京政.府，历数辫子军在徐海一带横行不法种种，使人民痛苦不堪，冯身为江苏督军，不能坐视不理；加以张对政.府命令置之不理，政.府应该处理。于是，北京政.府再度劝告张勋移驻安庆。
那知张勋也用辞职手段要胁，他电告北京政.府宁可辞去安徽督军，也不会让徐州。
这样一来，冯、张的纠纷只好不了了之。
张勋的情况并非个案，安徽省长倪嗣冲的驻地也不在省会安庆而在江苏的蚌埠，安庆只设有督军和省长的驻省办事处。安徽的民政、财政、教育等部门都在省会安庆，省政诸事每天要用函电向蚌埠请示处理。
倪嗣冲也是一个骄横之人，怎么说也不肯离开蚌埠。北京政.府虽然一再敦促他把省长公署迁至安庆，他就是不予理会。
这表明，各路诸侯称霸的局面，已经是在形成之中。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底下的掌控，也已经是很软弱了。
六月六日袁世凯去世，六月七日陕西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六月八日四川陈宦宣布取消独立，六月九日广东龙济光也宣布取消独立。段祺瑞对这三个取消独立的地方首长采取各别不同的办法，他的目的只在于达到北洋派专政和分化护国军力量。
和湖南一样，广东这边也冲突不断。
龙济光本就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四面包围下被迫宣布独立的。在宣布独立时，他取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和谅解。虽然独立了，却仍然和袁用密电保持往来，还曾请袁世凯调北洋军由海道开至广东以解救他的危机。袁死后，他又与继承袁的段祺瑞取得了密切联系。
护国军军务院在肇庆成立后，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根据护国军取道广西和广东向江西进兵的总体安排，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于五月十二日开到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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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袁世凯还未死，龙济光是既不肯出兵北伐，又拒绝滇军通过广州。他所持的理由是害怕引起误会，主客两军自相冲突。
陆荣廷也害怕在广东境内引起这种冲突，因而主张对龙妥协。经和龙济光商定，滇军由肇庆经三水到琶江口，转乘火车到韶关，这样就避开了广州。
六月七日张开儒梯团到达韶关时，袁已去世，龙济光竟借此理由，电令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闭门不纳，迫使滇军露宿城外。
护国方与韶关守军交涉，又发生了守军在城上架炮轰击护国军事件，由此而引发了北江之战。
李烈钧率领的滇军在韶州遭遇龙济光的济军攻击后，全军极为愤慨，便对韶州发动猛烈攻击，当日便攻入韶州。
龙济光派军增援，七月三日又被滇军在源潭予以痛击，济军大败。桂军莫荣新乘机由西路攻入三水，龙被迫放弃一切，集中兵力困守广州。
龙济光不和军务院联络便擅自宣告取消独立，就是想摆脱军务院的干涉。他一直认为北洋军系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赖北洋系作靠山，他就不怕滇军和桂军。
他也时刻想着把滇军和桂军驱逐出广东，只有这样，自己在广东才能安枕。在取消独立的同时，秘密电请段内阁，要求三路出兵“援粤”。他所谓的三路就是由海道运输北洋军来粤，和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由陆路开进广东。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夹击滇军，先击败滇军再驱逐桂军。
不料这个电报却被军务院截获，由代理抚军长岑春煊通电公布。龙无法抵赖，只好伪造军务院不肯撤销和岑春煊、李烈钧两人密谋攻占广东的往还电以资抵消。
段祺瑞当然不想看到护国军继续北进，当即接受了龙的乞援电。随后便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就近调遣北洋军第六师全部开往赣南，福建督军李厚基率军开往闽南。并派萨镇冰率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试图把广东仍保留在北洋军的势力范围之内。
李纯已有江西，李厚基已有福建，既然有自己的地盘，对于广东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段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是象征地派兵，其目的是防堵滇军侵入赣、闽。
鉴于广东形势的变化，段内阁乃于七月六日发表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命令时，借机对广东问题大做文章。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同时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在这个人事命令中，包含了诸多玄机：其一调李烈钧入京是调虎离山，移开了广东北洋派正面的敌人。其二桂军虽然也和龙济光为敌，可是态度不似李烈钧那么顽强，所以发表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就可以软化桂军。其三又派陆荣廷署理湖南督军，是阻止陆到广东接任督军，使龙济光可以继续留在广东督军位子上，以待北洋军的来援。这是一石两鸟的妙计，对滇军是调虎离山，桂军是缓兵之计。
就段祺瑞来说，处理广东问题已是煞费苦心。
段祺瑞对广东的安排引起广东人士激烈的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各派代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这个广东人民的公敌龙济光。于是段乃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并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借海军来向敌对方面镇压。
汤芗铭和黎元洪、段祺瑞都有相当关系。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同乡，又同为海军学生出身。袁世凯未死前，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汤芗铭和冯国璋都是主张袁退位的。冯这样主张，是为了自己想借南方支持登上总统宝座，汤则是自始至终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因为这个原故，黎元洪内心对汤极有好感。段祺瑞知汤是在重大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的，更知道汤这个人不会投靠国民党。加上段这时正要借重汤芗铭的哥哥、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在国会内相助，所以也极力想拉拢汤芗铭。
段祺瑞派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是想让汤最终署理广东，他的这一招应该是和袁世凯学的。袁世凯在癸丑二次革命时，曾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开到洞庭湖，随后即发表他为湖南都督。广东人士深怕段也来这一手，赶走了一个杀人魔王，又来了一个杀人魔王，因此坚决反对汤到广东。
陆荣廷是怎样想法呢？他的桂军本是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发展的。他在广东，不像滇军那样和济军尖锐化，在滇军和济军相持时，借机带领了一部分桂军开进湖南，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里。
拿湖南和广东相比，湖南地处要冲，内部情况复杂，财源不及广东富饶，两者相较，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条件下，陆荣廷当然要舍湖南而取广东。因此，七月十日陆荣廷不理睬北京命令他暂署湖南督军的命令，由衡州班师回桂，集中主力准备开赴广东。
段祺瑞在北京听说陆荣廷由湘班师回桂，正准备入粤的消息后，大为不安。这与他的安排恰恰相反，他本是一套假戏，而陆则是认了真要假戏真做。
段祺瑞这时在处理广东问题时，引起了阁潮。他和北洋诸将，对李烈钧都怀有敌意，认为李是北洋系的大敌。调李入京不过是虚招，他断定李不会受调，就可借机翻脸。秘书长徐树铮了解他的用心，未经阁议讨论和通过，便将令赣、闽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的通电发出，从而导致了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的正面冲突。
这时，在徐州的张勋也于七月三十一日发出通电痛斥李烈钧，主张赣、闽两省出兵“援粤”，接着倪嗣冲电请北京下令“讨伐”李烈钧。北方各省立即随声附和，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阎锡山、冯国璋、王占元、毕桂芳、陈树藩纷纷通电“致讨”，对李烈钧极尽攻击。
八月十一日，北京政.府发表处理广东问题的命令说：
“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任守土，自应约束将土，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均勒所部，即日停兵。此后如有抗令开衅情事，自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
段祺瑞此举是想用中央的威信向李烈钧摊牌，如果李烈钧不听命令，就是反抗政.府，背叛国家，他便可以号召全国，群起而攻之。
如果真是这样，搞不好国家又是一场内乱。
只是这个时候，陆荣廷已带兵到了肇庆，他已发表为广东督军，可是出师有名。在滇、桂军双重压力下，“责任守土”的龙济光先不争气而打了退堂鼓。
龙主动提出卸职条件：（一）济军二万人（虚报）以上，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经费三百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点屯驻济军，在济军驻防区内，其他各军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
李烈钧这时也看清楚自己留在广东有碍大局，成为北洋军干涉广东问题的借口。便于八月十七日通电自行解除职务，在粤境内的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
八月二十二日李烈钧和滇军告别。北京对于他肯定是是非之地，他自是不会去的。
急流勇退的李烈钧，于二十七日到肇庆会晤陆荣廷后，取道香.港赶赴了上海。
八月二十五日萨镇冰到了广州，和广东省长朱庆澜调停粤局。龙济光讨到饷款后率兵移驻琼州（海南岛），陆荣廷后来在肇庆就职广东督军。
广东的乱局，总算告一段落。
第255章 重提军民分治
黄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在美国，护国讨袁军兴起后，他从美国到了日本，想找机会回国。
袁死后的六月十三日，孙中山发电黄兴，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电曰：“东京黄克强兄鉴：南军举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目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
黄于十四日复电曰：“中山先生鉴：电敬悉。南方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黎若能诚意实行，以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先生来电，主张息纷争，事建设，无任感佩！尚望主持，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尤所切要。”
和所有善良的国人一样，两位职业革命家也对国家能够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充满热望和期待。
黄兴回到了上海不久，民国五年的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倒，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途经上海去日本的蔡锷，两位元勋身体状况都很差，所谓同病相怜，相互叮咛对方保重。
但在蔡锷赴日后不久，黄兴竟在十月三十一日午后五时三十分与世长辞。
黄兴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出生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是北宋分宁双井黄庭坚的后裔。
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
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 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 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三十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
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同年十二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
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
同年回国。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
同年十一四日，他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七十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曾先后参与或指挥了萍浏醴、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钦州、廉州、上思，云南河口、广州黄花岗等民主革命起义。
黄兴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九月十六日，折算公历则为十月二十五日，比孙中山小八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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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是一种巧合，他的一生好像都与十月有关。生于10月，殁于10月，成功于十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病也是十月。他死时才四十三岁，属英年早逝，实是国家损一栋梁之才。
黄兴病逝后，十一月一日孙中山致函海外各支部，通告黄兴逝世。
文曰：“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前月国庆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据云，尚可无碍。嗣后胸膈仍觉饱闷，至上月下旬，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三十日下午五时，忽又吐血不止，势极危急，由医注射，暂且止血。三十一日早二时，突再吐血，医再注射，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呜乎哀哉！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诸同志鉴察之。孙文启。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
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十一月一日，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
函曰：“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紵之好，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
十一月二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主要为喉疾。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二十九日抵大洲驿，七月一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
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三十九度，夜不能寐。
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虽然在病重之中，仍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仍抱病坚持任事，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
七月四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但却虚伪得很，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是因为离了他不行。其实，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你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就是祸国殃民，比如袁世凯之流。
比起袁世凯这样虚伪的人，M国的那个特没谱好像更招人喜欢些，因为他至少不装腔作势，似乎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我就这么的不是东西！
从以下面两则电报，可见蔡锷的伟人情怀和人品：
七月十七日蔡电唐继尧：“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七月是九日复唐继尧电：“洽电敬悉，奖饰溢量，感愧奚似。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兹之退亦然……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蔩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
七月二十一日蔡锷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
八月一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拍手称庆。
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锷接任督军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
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
"五老七贤"是泛指光耀在四川的一个传统文化群体。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前清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有"一生不做官，桃李满全川"的教育家。“曾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五老七贤”是一群没有实际官职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遗老闲人。这如同古代“商山四皓”、"会山五老” 、“竹溪六逸” 、"竹林七贤”一样。至于他们当中，哪几个属于“五老”， 哪几个又属于“七贤”，则是没有严格而明确区分的。而且实际归入这个行列的人数，往往也并不止于十二个人。
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其中的佼佼者都被尊称为“五老七贤” 。
大体上说来，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尹昌龄、曾鉴、吴之英、卢子鹤、文龙等等。
八月三日蔡锷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为政务厅长。
蔡锷抵达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便于八月五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
电云：“川为繁剧区域，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况锷于起义之初，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幡然引退，以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内疚，殊难自安。伏请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立予任命，抑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
八月七日黎元洪准予辞职。八月九日由蒋方震（百里）陪同，启程离川，动身之前留文告别蜀中父老。
文云：“锷履蜀士凡七阅月矣。曩者驰驱戎马，不获与邦人诸友以礼相见，而又多所惊扰，于我心有戚戚焉。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通悃款于交绥之后，动讴歌于受命之余，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是以病未能兴，犹舁舆入蓉，冀得当以报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者视事浃旬，百政棼如，环顾衙斋，森肃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眩神摇，甚矣其惫，继此以往，不引疾则卧治耳。
“虽然蜀患深矣，扶衰救弊，方将夙兴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顾隐情惜己，苟偷食息，使百事堕坏于冥冥，则所谓报蜀之志不其谬欤？去固负蜀，留且误蜀，与其误也宁负。倘以邦人诸友之灵，若药瞑眩，吾疾遂瘳，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其不可？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蔡由成都启程，先至重庆，稍作逗留，便换乘轮船顺流而下。他到宜昌时，碰见了从四川退出的陈宦。
陈宦在四川任上，遵循袁世凯的旨意,打压四川地方政治势力,为袁世凯控制四川铺平道路,导致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均对他恨之入骨。他所以被迫离开四川，与此肯定不无关系。而以冯玉祥为首的北洋军按兵观望、不肯为他出力，甚至想取而代之，以及护国军救援不力，也是陈宦被迫向周骏投降离开四川的重要原因。
这时陈已辞去湖南督军，并把他所率领相当于一个师的军队解散。蔡、陈本是好友，旅途得遇，相见甚欢。
蔡邀陈同轮赴汉口，陈感觉到和蔡同行，一荣一辱，实在没趣，因此婉言谢绝。
蔡锷由宜昌乘大元商轮于八月二十六日抵达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上游迎接，各机关、各团体欢迎人群分乘小轮在江中把大元轮围在垓心。
王占元希望蔡能在武汉多停留几日，蔡则坚决辞谢，于是王便在楚材舰上大张筵宴，盛大款待蔡和他的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天晚上就换乘江裕轮继续下驶。
八月二十八日蔡锷抵达上海，下榻哈同花园。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设法把自己隐密起来，仅到礼庐拜会恩师梁启超。师生二人情深谊重，把臂欢谈、不胜感慨。
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锷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锷或许对先前前袁世凯召他去北京，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心有余悸，因此推托说：北京繁嚣，不适宜于养病。
九月八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抵神户时，日本记者群趋访问。蔡以手指喉，不能作答，由蒋方震代为接待。
蒋说：“将军之病，由于袁世凯而起，纳溪之战，将军语言艰涩，到沪州时全然不能发音，七月廿日由叙府赴成都，勾留九天，病情更加转剧。黎、段劝将军移居北京西山静养，将军以不能杜门谢客为虑，所以决计来贵国就医。”
蔡锷的喉疾和肺病，因拖延过久，抵达日本后已是病入膏肓，群医束手，无药可医。
十一月八日，蔡自知已无时日，请左右扶起看着窗外，黯然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是不行了，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真是死不瞑目，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
蒋问是何事？蔡已无气无力，喘息地说：“千万薄葬，让我九泉无憾！”
蔡回到病榻，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奖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是这一天，这位一代伟人，视富贵如浮云，功成而不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三十五岁。
蔡锷去世后，举国震悼。
第256章 国会和政党
蔡锷的去世，黎元洪悲痛异常，于十一月十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四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四次以大总统命令，对蔡锷进行表彰，并决定举行国葬。
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可传者甚多：
孙中山先生：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
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
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
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
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发电回国，电文说：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锷生前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在护国起起义时已有言在先，必功成而身退。或许，他是以“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力辞川督。在他给他的老友丁怀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见：
“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著，则主客之势互不相容，终成水火矣。弟尝与兄论治蜀非假以十年时光不可，其始也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乱根既尽，民气渐苏，乃嘘以陽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
丁怀瑾（1879 一1956 ) ，字石生，晚年又号石僧，钟英丁家庄人。曾就读大理西云书院，继又赴昆明入云南高等学堂肄业，接受了新知识。
一九零三年丁怀瑾变卖家产，西走缅甸，亲眼看到缅人亡国的惨痛，于是决定剪发易服，东渡日本留学。一九零四年由仰光乘船至横滨转东京，先入志成中学，后考入日本政法大学，是宾川最早的留日学生。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同盟会，经张继、吕天民的介绍，丁怀瑾加入同盟会，担任东京支部长。
一九一一 年辛亥革命发生后，留日革命志士纷纷返国。丁怀瑾与志同道合者组织“敢死队”，在上海攻占江南制造局，救出陈其美，并推举陈为沪军都督。丁怀瑾在先锋队任参谋。接着又与苏、浙、沪合组联军，直捣南京，击溃张勋保皇军。
民国建立，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丁怀瑾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司长。袁世凯窃国阴谋日益暴露，丁怀瑾再度赴日本，并在《 民吁报》上号召各界讨袁。
袁世凯称帝，云南首倡护国起义，丁怀瑾又从日本回国，参加蔡锷护国第一军，入川担任军需。沪州纳溪之役，与北洋军鏖战四十八日，粮饷从未发生匾乏。蔡愕就任四川督军时期，有关外交事项丁怀瑾多有参赞。继任富顺县长，颇有政声。
有人或许认为，这个时候的蔡锷已身患重病，是身体情况已不允许他才辞去川督的。如果真这样的认为，恐怕是错了。因为不到最后时刻，几乎没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自知之明。
对于蔡锷的心意，他的好友丁怀瑾是懂的，因此丁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
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去县篆，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
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锷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功过，不论是友是敌，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一代伟人蔡锷魂归故里，中.央.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黎元洪接任总统后，他这个总统还是很开通的。但是，让他什么事都不管是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小事可以不管，大事必须过问。
在谈到民主制度和腐败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限制。因为 ，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如果让权力为所欲为起来，是十分可怕的，不知道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而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则是铁的规律。
对于这样的道理，段祺瑞可能也应该知道。在袁世凯独裁时。他恐怕比谁都希望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但是，轮到他自己就不一样了，因为被监督和限制，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也就是说，就是黎元洪这样的弱总统，段也是无法忍受的。在他看来，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已经够他受了，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他简直就没法活了。
他经常向他的亲信抱怨说：“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军阀割据局面是逐渐形成的，袁世凯本人便是玩诸侯称霸的集大成者。他持北洋军自重，把清廷玩弄于股掌。
所谓玩别人者必被别人玩，袁当然不愿见他治下军阀割据，但无奈其手下的军人霸占地盘后，当袁的利益和他们的一致时，他们就奉行命令，不一致时，他们就可以不理睬，因此割据的局面在袁时代已经形成。
其实，这种割据局面也可以大往前追溯，比如春秋战国。晚清时的“东南互保”，又何尝不是一种割据。
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极力支持黎元洪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主张。袁的想法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集权的局面。
虽然，这个计划因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而流产。但必须指出，这实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我们看到了，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元洪却因此而获得好名声。
黎自己当总统后，自然而然更想贯彻这个主张。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但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
在裁兵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所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黎、段虽然对裁兵问题意见一致，可是在目的上则明显不同。黎的意思是全国普遍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段则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则不愿裁减，相反地还想继续扩充。
黎的主张是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既要集中于中央，总统的权力就要提高，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主张则是：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就是责任内阁，并不是总统。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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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百人，合共五十万人。
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
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
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
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警备队。
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警备队就不能任意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如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尤其是四川。
第257章 徐孙之争
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二百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陆续回到北京。
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一百三十八人，众议院议员到三百一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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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
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
大总统黎元洪依照民国二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
誓云：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肯定的说，在实行民主、言论和结社自由方面，包括政党活动和社会舆论监督政.府等，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当属民国之初。
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使中国的社会为之一新，民主的气氛极为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
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所有这些不但没有威胁袁政.府统治，反而大多成为拥护袁政.府，支持袁镇压“二次革命”的重要力量。不但如此，多年以后，有很多人回忆起这段时间仍特别留恋，以此作为袁世凯的政绩。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就是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的这些政治生机逐渐地斩断，从而也最终使其自己走上末路，所谓事与愿违。
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杀。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到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仍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于是，孙中山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
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提出了该党纲领，明确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继承了中国同盟会时期的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内容；同时把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纲的重要内容。
二、国民党温和派，也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
如：《中华革命党党纲》中对于参加革命和未参加革命的党员划分界限，享受权利亦不同，这一点温和派的人士是反对的。他们觉得革命不应该分彼此，也不应该分阶级。同时孙中山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手指模，也是温和派所不同意的。因此以黄兴为首，都不肯参加。
到了日本提出廿一条后，温和派进一步希望国内团结抗日。其时黄兴已由日本去美国，未参加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列名通电，要求停止反袁行动，一致对外。且因当时欧战爆发，便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联络同志。
李根源（1879年6月6日—1965年7月5日），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近代名士、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爱国人士。
李根源生于云南腾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昆明高等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入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后升总办。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到任陕西省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辞去其国会代表职，隐居吴中。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返回昆明就任云贵监察使职。李根源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
李根源做为辛亥元老，曾参与领导云南起义，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修建英雄冢，倡导建设“腾冲国殇墓园”，在昆明“重九起义”、云南军都督府建立、滇西问题的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等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
李根源借欧事研究会为活动基础，欲拥岑春煊为首领。岑本和革命党无关系，不过他是反袁的。癸丑之役，章士钊介绍李根源和岑认识，于是有部分人士欲拥岑在南京组织抗袁的酝酿，这一计划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孕死腹中，此后李、章、岑便有了经常的联络。
护国之役，岑、李都在西南活动，欧事研究会遂成为国民党温和派的代表力量，且和进步党声气相通，欧事研究会的出版物是《甲寅杂志》和进步党的《中华杂志》互为呼应。
三、进步党，多为稳健派和社会上有声望的人。民国初年一般士民的心理，认为革命党人有冒险性，而进步党人比较和平，不会走极端。进步党没有很明确的政治要求，参加的人也很复杂，其中的一些人可以和旧势力及北洋派合作；有些人可以和国民党温和派联成一气。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又活跃起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国会开幕后，进步党人首先分组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领的宪法讨论会，一个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领的宪法研究会。这两个会不久又告合并，并为“研究系”。他们在国会中是和北洋派携手的。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人员。
护国反袁结束后。温和派李根源等人欧事研究会也慢慢自消自灭了，后由张继以“张寓”为名暗中纠合同志，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做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国会内的政党虽不多，但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丝毫也不影响国会内的党争和派争。
民国五年八月十日，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词略云：
“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民国五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第258章 浙江局势
徐树铮太跋扈了，和他共事也实在是太难，就连张国淦这样能够忍让的人，也无法和他相处。张国淦于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坚决辞去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由丁佛言继任。
丁佛言（ 1878—1931），原名世峄，字桐生、息斋、芙缘，号迈钝，别号黄人、松游庵主、还仓室主，黄县宋家疃人。近代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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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幼聪颖好学，酷爱书艺，十九岁为县庠生员、补廪生。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痛心疾首，趋向革新。自剪辫子，动员妻子放足，遭父训斥。负气出走，一九零四年就读于济南全省师范学堂（今山东省师范学校）。一九零五年八月官费东渡日本，当年十一月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为第四期学生，与沈钧儒同学。一九零七年五月学成归国。后执教于山东法政学堂。
一九零八年积极参与了同盟会领导的山东保矿会，反对德国侵占山东矿区。一九零九年(宣统元年)当选山东省咨议局议员，开始从政。
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山东支部主盟人徐镜心等草拟山东独立大纲七条，要求山东响应共和，脱离清廷，宣布独立，丁佛言积极参与。
时年十一月七日省城同盟会员等革命党人与绅商学各界人士集会，宣布取消省咨议局，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作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推举夏莲居为会长，丁佛言为秘书长。
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北京后，他当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为庶政委员会委员。正式国会成立后，又被推举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丁佛言全程参与了《天坛宪草》的起草工作。进步党成立，被选为党务部长。后脱离进步党，成立民宪党。主编《中华杂志》。
以笔名“善哉”撰文针砭时政，反对专制，为袁世凯所忌恨，被誉为为新闻界三杰之一（另两名为黄远生和刘少少），他的文章有较大影响的是《民国一年来之政党》、《民国国是论》。
丁佛言本是个强硬之人，霸气纵横，笔锋锐利，又素喜打抱不平，早就看不惯黎元洪这个总统被人欺。鉴于张国淦的教训，对徐树铮采取寸步不步的态度，一上任便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
建议：“大总统得出席阁议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大总统对国务自由行使其职权。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绝盖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前须将议事日程陈报，会议后须将议事纪录呈阅。”
黎元洪和总统府自丁佛言入幕后，声势一振。一直忍气吞声的总统府人员，如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等，也强硬了起来，都群起而呼应丁佛言。
段祺瑞本来因黎元洪时不时的过问一些事就烦得要死，怎能受得了这一套。便撂起了挑子，请假不视事。
后经徐世昌等说和，段祺瑞才稍稍做出让步，于八月廿六日手谕徐树铮：“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赍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差异。”
同时有文呈报黎元洪：“逐日文件，均由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
对有关府院权限问题，亦议定折衷办法如下：
（一）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事后送呈议事纪录；
（二）国务会议散会后，推国务员一人入府报告议决事项；
（三）每星期五，国务员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
（四）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案如有认为不合者，得命总理及主管阁员说明其理由，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复议一次；
（五）未经国务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
府院职权因此明确划分，这样一来，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徐树铮不只和总统府秘书长对立，在国务会议中也引起了极大的麻烦。在第一次阁议中，内务总长孙洪伊就和徐树铮吵了起来。这便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阁潮”，
照法理讲，国务院秘书长只能列席内阁会议，并无发言权。那次阁议中，讨论到广东李烈钧和龙济光的纠纷，徐树铮主张电令闽、粤、湘、赣四省会剿李烈钧。孙洪伊主张去电和解，其他阁员皆赞成孙的主张，不过为了段的面子，没有制止小徐发言。
徐树铮竟于阁议后，将会剿李烈钧的电报拍发，待四省复电国务院，阁员们才知其事。孙洪伊遂在阁议席上指责小徐，小徐也反唇相讥，两人几乎拍桌吵闹。后因段祺瑞袒护小徐并主动承担责任，阁员们顾及段的面子，才未过于追究。
总统和国务院职权划分后，国务院大权几乎全集中于徐树铮之手。不止孙洪伊不满，其他阁员也不满意。不久发生了任命郭宗熙为吉林省长和查办福建省长胡瑞森案，遂使内阁的火.药气氛接近爆炸。
这两案都是徐树铮擅行决定，得段同意办理，既未经阁议审查，又没有主管内务总长副署，徐即以国务院名义径行咨复国会。
孙洪伊认为小徐眼中完全没有内务总长，段也不尊重自己，乃当面质问段祺瑞：凡与各省民政长及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无权过问？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
孙洪伊（1870—1936），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字伯兰。曾入袁世凯幕。清宣统三年（1911）任直隶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与汤化龙等在上海组织民主党，参加进步党，为首领之一。一九一三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候补委员。曾公开发表言论，反对袁世凯图谋帝制。
一九一六年任教育总长，旋改任内务总长，不久辞职。同年在上海组织“宪法商榷会”。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内务部部长，次年去职。一九二零年任广东政.府顾问。直皖战争后，旧国会恢复，被称为“小孙系”首领。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职。参加了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一九二零年在广州任军政.府顾问。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病逝于上海。
段祺瑞无言回答，只能说一句：“树铮荒唐。”
吩咐把胡瑞森一案的咨文追回，可是国会已经印发了出去，无法追回，孙洪伊乃于八月三十日愤而辞职。
段祺瑞一面派许世英致意慰留，一面调整内阁办事程序五点。
（一）凡答复议会之质问书，须由主管部起草。
（二）颁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
（三）院令须经国务会议通过。
（四）阁议通过者，秘书不得擅改。
（五）各项法令非经总理及主管部总长副署，不得发出。
黎元洪闻知此事后，于十月一日召见孙洪伊，当面予以恳留。
不久，孙洪伊为整顿内务部，裁汰了一些员司，被汰人员祝书元等二十八人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控拆于平政院。
平政院决定受理，限孙五日内提出答复。
平政院是民国时期审理行政诉讼和官吏违法行为的法院。一九一四年公布平政院编制令（共29条）后设置。
编制令规定平政院审理行政官吏的违法不正行为，就行政诉讼及纠弹事件行使审判权。设院长一人，评事十五人。院内设三个庭，各由评事五人组成，其中一人为庭长。平政院内又设肃政厅，置都肃政史一人，肃政史十六人，纠弹违法的行政官吏，平政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孙洪伊认为平政院是袁世凯所设，其本身地位有问题，因而置之不理。
十月七日平政院认为内务部非法，任免令一律取消，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孙洪伊则力斥平政院非法设立，不在民元《约法》内。双方争执甚为激烈，孙认为这是徐树铮幕后策划出来的。
孙洪伊和总统府秘书长丁佛言同为国会中的韬园系，这一系在国会中颇有力量，所以孙洪伊亦有恃无恐，与丁佛言联合对抗小徐。
十月十八日，徐树铮忽然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请黎盖印，黎为之骇然，坚决不肯盖印。
此后，徐一连到公府催促四次，最后一次公然很不礼貌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出席国务会议”！
黎元洪听了后火了，大喝一声：“你说的是一句什么话！”
徐冷冷地回答说：“这是总理说的。”
这次政潮的影响很大。国会议员王玉树等提出对政.府的质问案，认为要罢免一个总长，应该由国会提出弹劾，而不能准许国务总理独断独行。
孙洪伊本人则认为“国务员对总统应负联带责任，内阁可以总辞，不能单独免一个阁员的职。”
第259章 北洋军入浙
十月二十四日，很少过来的段祺瑞忽然来到了总统府，亲自请总统在免孙洪伊的命令上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
段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嚷道：“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
黎元洪也很生气，但他实在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便退一步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
但是，孙洪伊则坚决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洪伊同到公府来商量此事。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洪伊还是不肯让步，当即表示不愿出洋。
当孙洪伊的问题僵持不下时，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传出消息，还要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
徐树铮人虽极跋扈，但胆子并不是很大。看见自己鼓捣起的事闹得太大了，不免心虚胆怯。
随后提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
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
段祺瑞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处于两难之中，一时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有人给黎元洪出主意，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祺瑞。他们认为，段祺瑞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北洋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以徐代段不会引起很大.麻烦。
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各种各样，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后又传出，徐世昌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段祺瑞）”、“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元洪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既是奉总统之召，但当天并未到公府谒见黎元洪。
十七日，黎元洪放低身段，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那里能得到肯定地答复。但徐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就是不往正题上说。
都是聪明人，有些话不说自明，黎满怀希望而去，十分扫兴而归。
秘书长丁佛言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说：“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
丁佛言的话并不能减少黎元洪的忧虑，他心里有数。
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来京，作出决议干脆下令免段祺瑞的职，黎元洪对此也态度暧昧。
黎元洪的这些策士们不满于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擅自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国璋发电为徐世昌出山壮声威。
想不到冯国璋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之。而冯自己当选了副总统，正觉得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段做姿态。便明确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
这样一来，就使黎元洪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就是想出山，也多了一层顾虑。
十七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关系。
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二十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二十二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元洪一面盖了印，一面又动了恻隐之心，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因此而告解决，但是段祺瑞不肯罢休。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佛言也该去职。
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张勋忽然来一个痛斥丁佛言的电报，显然是有人从中运动。黎只能同意段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佛言对失去这个受气的职务倒是没太介意，请辞了秘书长职务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
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成立咨议局，当选为副议长，曾上书请疏浚江河
辛亥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副部长，后调任都督府参议。，任湖北内务司司长；，署民政长。一九一三年九月调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铨叙局局长；是年二月，作为湖北代表参加政.治.会.议。一九一四年五月，任肃政厅肃政使。
浙江和江苏一样，也是各派势力争夺的一个热点地区。
北京政.府早就知道，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民国五年十二月，段祺瑞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
曲同丰（1873—1929），字伟卿，山东福山人，早年参加过北洋水师及中日甲午战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曾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教官、陆军速成学堂提调、监督、保定军官学堂监督。
参加过云南辛亥起义，任三十八协协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参议官、参战军师长、北京政.府航空署长、直鲁联军士官学校校长。
一九一五年春，袁世凯屈服于日本的武力恫吓，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保定军校学生罢课反对，曲同丰亦通电全国表示愿率全校员生效命疆场，为政.府之后盾，被北京政.府褫夺军职。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少将军衔和职务。
曾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同年七月，他被国务总理段祺瑞委任为山东军务会办，赠勋四位，授陆军中将。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曲同丰拥段反黎。与徐树铮、靳云鹏、 傅良佐一起，被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
吕公望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同丰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很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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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吕面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
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
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
傅其永，原名鸿淇，字右泉。金华人。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参加光复会，曾任陆军宪兵营队官。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冒险引新军进凤山门攻克巡抚公署，迫使旗营缴械投降。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攻宁支队参军。支队扩编为师后，曾任炮兵团长等职。
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浙江警察督练公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护国讨袁兴起后，夏超联络浙江反袁势力，积极参与了驱逐拥袁的浙江将军朱瑞、攻占将军署、浙江独立。
此人善经营，很有心计，也是个权欲心很大的人。
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
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变得格外紧张。
第260章 湖北和奉天那些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新任浙江省会警察厅长傅其永到厅接事，在该厅举行欢宴时，突有彪形大汉多人涌入警察厅。一言不发就把傅其永抓出大门外，就在警察厅门前，不问青红皂白把傅打得遍体鳞伤。
也就是这一天，杭州全城警察一律罢岗，电信机关都由武装人员把守监视。杭州官方发表吕公望的辞职电，并说已将浙江督军和省长两职分别移交给张载阳和周凤岐。可是张、周两人又表示不愿接任，浙江各界人士公推前浙江都督蒋尊簋继任督军，蒋也不肯出山。
吕公望当然没有提出辞职，他看到杭州城内情势的严重，知道自己无力左右局势、便于除夕之日逃出杭州，潜往嘉兴。
他抵达嘉兴后，立即发出一则通电，电云：“……夏超胆敢主使驻厅巡逻队长林文忠率众凶殴傅其永，傅身受重伤，生死莫测。全城警察同时罢岗，并煽动省城一部分军队，乘警察扰攘之时，监守银行电局，捏造公望辞职电报，私举师长张载阳为督军，军署参谋长周凤岐为省长。……数日以来，公望正督率省中正当部队竭力弹压，浙局不难底定……。”
段祺瑞接到浙江内部发生变化消息后，电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近查办。
吕公望为人旷达豪爽，有责任心和正义感。其主政浙江以来，所遴选的办事人员都很优秀，政声也不错。只可惜浙省内部不稳、情况太过复杂。
除了吕公望是浙军中有声望的人而外，张载阳师长和周凤岐参谋长都是浙军中有实力的人物。
张载阳（1873—1945），字春曦，号暄初，新昌诚爱乡张家店村人。出身农家，幼年随父业农。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宣统二年（1910）毕业，历任浙江常备军步队哨官、旗官、队官，浙江新军第三营管带，八十四标标统等职。
辛亥革命光复杭州时，驻守镇海，率军响应，不久被提升为四十二协协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旅长兼杭州警备司令，浙江禁烟局长，台州、嘉兴、湖州镇守使，浙江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浙江省省长兼第二师师长等职。一九二四年辞职隐居。
张为人敦厚，人缘也较好，前面说过，在浙江宣布护国独立时，他是积极支持的。
周凤岐（1879—1938），字恭先，浙江长兴人，清末秀才，一九零三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早年经秋瑾介绍曾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加入国民党。袁世凯复辟帝制，与童保暄、王桂林等合谋赶走追随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
周是个很有机心和手段之人。
在处理浙江问题上，段祺瑞和冯国璋又重行合作了。
段除了请冯就近查办而外，还想派淞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带兵占领浙江。段的想法冯完全支持，因为冯希望把中央直辖的淞沪军区收回到江苏省区内，所以他也极力保荐杨善德继任浙江督军。
于是北京政.府明明知道吕公望的辞职电报是假的，仍当做真的处理，民国六年元旦，段内阁明令准吕公望辞职，派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
段祺瑞改组浙江的人事命令，并没有通过国务会议，因为如果提付国务会议，就不会通过。最初只是先进行查办，所以段假口新年阁议停开，而浙江问题又未便拖延不决，所以从权先发布这道人事命令。
夏超发觉问题严重，赶走了吕公望却给北洋军进入浙江提供了借口和机会。
民国六年一月一日，杭州电报局又发出吕公望的通电说：“前因脑病骤发，电请辞职，未蒙中央允准，并承各界坚留，势难推诿。自元旦起，力疾供职。”
这个电报当然也不是吕公望自己发的，此电报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北京的人事命令。
浙江省议会也通电反对更换督军和省长，浙籍名流章炳麟公开发表谈话说：“杨善德如何能比得上吕公望，这样的人事更换，非浙江之福。”
浙军师旅长也联名电请维持吕公望的地位，以陈肇英团长为首的浙军全体中级军官也通电表示拥护吕公望。
浙江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坚持“浙人治浙”，公推各界领袖章炳麟、沈定一、王锡荣、经亨颐入京请愿，请求段内阁收回更换督军、省长命令。
浙江的公民大会在火车站前第一舞台召集多次会议，有人建议除了派请愿团而外，还要组织“哭求团”到北京请愿。如果北京政.府置之不理，各机关团体的浙江人士即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段祺瑞听到浙江方面一致拒绝北洋军，乃发表谈话说：杨善德之赴浙，是因为浙江军警派系不能调和所致，杨入浙决不带一兵一卒。同时段又一再电催吕公望北上，另有借重。
杨善德也表示不带兵入浙，可是浙省公民代表请愿团还未启程北上，而上海的北洋军第四师已整军待发。夏超这时也不知何故而转变了立场，暗中和杨善德往来，愿为内应。
吕公望知道拒绝杨善德入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便于一月七日亲到龙华和杨会晤。
表示自己愿意交卸，但为了不使浙江全省惊扰，要求杨实践诺言，不带兵入浙。
杨表面上和吕敷衍，暗中却命令部下对吕威胁，勒迫吕与杨发出联名通电，保证杨只酌带少数军队入浙，希望浙人不要猜疑。
接着杨即配带一旅军队，全副战备开到杭州附近的临平，然后走马上任。
这时的杨因为有夏超的投靠，已毫无畏惧，从容入杭。
就职时出有布告，约束北军对待浙江人民要“以谦和为先，以礼让相接”。同时劝告浙江人民必须与“纪律良好的北军”合作，不得互相惊扰。
北军入浙后，杨善德便撕毁了诺言，源源不绝地派军入浙，从此浙江便纳入北洋系手中了。
杨善德（1857年—1919年），字树棠，安徽怀宁人，北洋军阀中皖系成员。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一九零二年任北洋常备军右翼第十营管带，一九零四年晋第二镇部队第五标统带，一九零六年任北洋第四镇第七协统领，后又赴浙江任统领。一九一二年被袁世凯任为陆军第四师师长。次年任江苏省松江镇守使。一九一五年署上海镇守使，旋改淞沪护军使兼江苏军务帮办。
齐耀珊（1865—1946），字照岩，山东省昌邑市齐西村人，进士出身。历任湖北抚署文案、武昌保甲总办、宜昌知府、汉口清丈局总办。光绪末年，擢湖北荆宜道，花翎二品衔。嗣又历任江海关道兼洋务总办、 湖北地方官督练所教练处总办、湖北提学使。一九一三年一月任北京盐务筹备处处长。一九一四年三月任约法会议员。一九一五年任参政院参政。
吕公望交卸了浙江督军。并没有接受段的邀请北上，后来反而到广东投效了孙中山。
杨善德因为人地不熟，刚入浙时事事倚赖夏超。夏也尽心尽力，他是想当省长，但省长已为齐耀珊占去，只好仍任警务处长。
冯国璋把杨善德送去浙江后，自以为淞沪护军使一职可以撤除。于是电请北京政.府废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军区管辖，并保荐前淮扬镇守使刘询为上海镇守使。
冯始终认为淞沪护军使一职的设置，是割裂江苏军区，是袁世凯用以牵制江苏的不正常措施。
冯督苏后，江苏一直不是完整的，在上海有淞沪护军使，在徐州又有张勋，还有倪嗣冲死活不肯离开蚌埠。
冯想借更换浙督送走杨善德，然后把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可是段却早有安排，不待冯的电报，即于一月六日发表淞沪护军副使、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升任淞沪护军使。冯退一步保荐刘询为淞沪护军副使，段也不肯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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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祥（1867年－1933年），原名卢振河，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卢永祥幼时家境贫寒，只读过三年私塾。
一八八七年先入山海关随营武备学堂，一八九零年投军。
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袁世凯聘为新军军官，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与段琪瑞、王士珍等成为密友。期间任淮军队官，后任武卫右军管带。
一八九九年，随袁世凯赴山东，任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右营帮带、北洋二十镇协统。因镇压滦州起义军有功，先后加记名总兵、提督、副都统军衔、陆军第二镇标统、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第三镇第五协统领。驻防奉天、锦州、长春等地。
辛亥革命爆发后，卢永祥随第三镇统制曹锟入关，奉命去河北井陉、固关地区镇压革命，因“功”加记总兵、提督衔，赏“巴图鲁”名号。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师师长，淞沪护军副使和护军使，会办江苏军务，浙江督军等职。
刘询字润田，河北河间人，生于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
一九零四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步兵科，曾任北洋练兵处帮办，陆军第八十一标统带官。一九一零年任浙江第四十一协统领官。一九一一年，任禁卫军第八十标统带，第四十二协统领。一九一二年六月任直隶第一混成旅旅长。一九一三年授陆军中将。一九一四年八月，任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兼江苏省淮阳镇守使。
本来因为浙江事情的合作，冯国璋以为和段祺瑞已重归旧好，没想到段对自己仍是处处设防，这便为后来的冯、段反目，增加了更多的隐患。
第261章 张作霖
袁世凯称帝时，湖北和奉天都闹出将帅不和的纠纷。在湖北将军任上的段芝贵，号称袁世凯的干殿下。为了把他和同为北洋系另一位名人段祺瑞相区别，人称小段。小段依仗和袁的特殊关系，谁都不放在眼里。在湖北，小段的口碑也很差。而湖北军内二把手的会办军务的王占元，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小段，想尽办法排挤小段。
王占元（1861年2月20日—1934年9月15日），山东省馆陶县(今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南馆陶镇人。原名德贤，字子春。
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死得早，和母亲相依为命。由于时局艰难，家贫如洗，经常受人白眼。后来母亲饿死，自己流落邯郸当店员。因其在兄弟姐妹中最小行七故名，人称：王七。
王占元十八岁时，因生活所迫投入淮军刘铭传部当兵，掌管大旗。一八八五年八月，被保送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一八九零年二月毕业，投入宋庆的毅军。一八九四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占元与张怀芝、曹锟等人参加了鸭绿江战役。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王占元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被委任为新建陆军工程营队官、第二营后队领官，此后便一路高升。
段芝贵和王占元水火不容，但都是袁世凯的嫡系。
奉天的矛盾是发生在奉天将军张锡銮和张作霖及冯德麟之间。张锡銮是奉天将军，张作霖是廿七师师长，冯德麟是廿八师师长，都是奉天的实力派。
张锡銮（1843年—1922年），字金波，又作金坡、金颇、今颇，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成都。父亲是驻防四川的一个旧军官。
幼时就在其父督导下习武，颇得家传。早年随军习武，骑术和枪法都很精绝，且“智谋胆略，学识兼备”，二十岁前即为监生。
一八六三年张锡銮在武昌从军。一八六四年入湘军鲍超部霆字营办理营务。
一八七五年随热河都统崇实入东北，为锦州凤凰厅候补道。因佂讨马贼有功，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奉天省.委任张锡銮为通化设治委员，丈量荒地，勘定城基，筹划通化建县事宜。
一八七九年实授通化县知事职，因为政口碑不错，一八八四年张锡銮离通化知县任时，当地民众为表心意，送其勒政碑。后改任锦县知县、锦州凤凰厅同知。
一八九四年八月中日甲午战事起。十月底日军越鸭绿江入侵中国，连陷安东、九连城，凤凰城，不久又陷岫岩、宽甸等东边道诸城镇，原奉天东边道宜麟以失地被革职。
十一月张锡銮授为署东边兵备道，时凤凰城既陷，张锡銮率定边军移屯通化，募新汰旧，得七营，军气复振。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张锡銮督率各营联合乡团，军分三路进攻宽甸。东路由营官林长青率领之定边军左营遇敌于宽甸西南，双方激战。日军不支东溃，又为乡团所阻，乃奔入宽甸南门，会合城内日军，出西门拟包抄清军后路。适营官岳元福率西路军至，迎头奋击，日军死伤甚众，向罄儿岭逃遁。张锡銮遂乘胜收复宽甸县城，盘踞长甸日军闻讯亦弃城遁。
三月一日清军又将长甸收复，五日据香炉沟之日军也退守金厂，九日张锡銮督军进攻金厂、长冈。三月十一日张锡銮军与日军在红铜沟南展开激战，击毙日军多人，十四日夜日军放弃金厂潜渡瑷河，退回九连城。 战后，日方将东边道诸城始与辽东各县邑同时交还，张锡銮任奉天东边道兼东边税务处监督。
一八九七年张锡銮被黑龙江将军伊克堂阿以税务舞弊事件参奏免官。一九零三年，张锡銮复任奉天东边道兼东边税务处监督、中军各营统领、巡警总办、全营翼长等职。一九零六年后，张锡銮先后人埠局总办、满升署度支司、奉天营务处总办等职。那时候关外的绿林马贼（红胡子）横行，张锡銮改编防军，收编了张作霖、冯德麟等匪部。张作霖还拜其为义父，“快马张”名震东北。
张锡銮是袁世凯的把兄，袁所以把老把兄从直隶都督调为奉天都督，一方面张在关外时久，有威名。二是因为张锡銮对张作霖、冯德麟二人有恩，派别人督奉，怕这两位实力派师长反对，应该是人地相宜。
但事物是变化的，有恩于别人，对有些人来说是负担而不是什么好事。张作霖和冯德麟这些草莽之人，本是很难管控的。特别是当张、冯两人得知这位老长官之来奉天，是因为靠他们二人为政治资本，于是便逐渐不把张锡銮放在眼里。时刻想得是把张挤走而自为。
张锡銮和段芝贵受到部下悍将的排挤和冷眼相待，都总到袁世凯这里诉苦，尤其是小段，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面泣。
对袁世凯来说，张锡銮是把兄弟，但张作霖和冯德麟也和他走得很近。段芝贵和王占元就更不用说了。两方都是自己人，袁世凯谁都不想冷待。
想到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在当年张作霖受抚时，是张的保人，袁认为让张、段二人对调，或许可以缓和一下。
于是，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袁发表命令，鄂、奉两督对调。
段芝贵来奉接事时，先赴张作霖司令部下榻，以示和张的交谊深厚。这时的小段是袁世凯的大红人，是北洋军中拥护洪宪帝制的第一号人物，又是段祺瑞的本家和同乡，加上小段的父亲又于张作霖有恩。张作霖心里虽十二万分不愿意，只能把一股子怨气按捺着。
在袁帝制自为密锣紧鼓时，曾陆续调师长以上的军人到北京面加抚慰，对于张作霖尤极尽笼络。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所说，张作霖去她家面见时，对橱柜中的一块名贵的手表多看了几眼，袁世凯立刻取出不由分说地送与张。
张也出死力，从北京回奉天后立马通电劝进。奉天表决国体时，他亲带军队，荷枪实弹监视公民投票，造成清一色地赞成君主制的民意。
袁世凯对部下封爵时，曾封张为二等子爵。照袁颁爵时的普遍作法，中将阶级的师长和镇守使，都只授轻车都尉。张作霖以一个师长而获二等子爵，就表示袁破格笼络他。
然而张自以为对洪宪帝制出过大力，竟不能封侯而大失所望，即日便递呈请假。当时所谓请假，便是辞职的先声。吓得段芝贵亲自踵门探疾，而张作霖却闭门挡驾。
袁想调虎离山，征求张意见，拟任其绥远都统。张当然是一口拒绝，他怎会离开他的老窠奉天。
护国军倒袁时，袁世凯调北兵南征。民国五年二月间，召张作霖入京商讨南征问题。袁对张说了许多好话，许了许多好愿，劝张作霖带兵赴湖南。袁以为张会讨价还价，怎知大出袁的意料以外，张竟一口承允，拍胸愿为前锋。袁觉得张究竟是绿林出身，有侠义之气。
张答应出兵后，要解决出兵的技术问题，袁特别关照陆军统率办事处，对张的需要优先解决，补充饷械，尽量方便。怎知饷械到手后，张却突然变了脸。他翻脸后可更厉害，因为他手上有段芝贵亏空公帑数百万元的证据，这都是奉天的血汗脂膏，他要代人民清算这笔账。
民国五年四月二十日，段芝贵微服潜赴北京哭诉，袁世凯劝他委曲一点先回任所，再作计较。
这时袁获得密报，张作霖正命袁金铠起草什么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想到辛亥革命时，奉天也产生了一个保安会来和清廷脱离关系，组织保安会便是变相的独立。
南方的局势已经乱成一锅粥，北方再出乱子还了得。
为笼络人心，稳住大后方，只能舍车保帅。四月二十二日，袁世凯任命廿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任命廿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
袁世凯此举虽讨了张作霖的欢心。却严重地伤害另一个实力派人物——冯德麟。于是，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矛盾，又搅动得奉天局势不得安宁。
冯德麟宁省海城市温香乡达连村万里壕。十七岁就投身海城乡勇、绿林的冯德麟经过数年的闯荡，已经将公正侠勇之名散播开来，辽西辽南各地的百姓都称其为“团总”。而且冯德麟出道早、团伙大、占地广、讲义气，已经确定了绿林和乡勇界前辈的地位。
张作霖最初与冯德麟交往时，就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比张作霖大九岁的冯麟阁经常到张作霖所在的大车店入住，他见张作霖为人机灵、讨人喜欢，曾给他讲过不少绿林好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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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张作霖应募投清朝宋庆毅军。清军败后，宋庆部队撤回关里，张作霖也从部队脱离回到家中。
重操旧业后他不得不面对贫困窘迫的生活，最后不得不投奔曾经给过他许多幻想的冯德麟。后来，冯德麟把他安排在手下董大虎的帐下。虽然张作霖并没有在董大虎手下太久，但与冯的交情却从此开始。
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乱之间东北几乎没有正式军队。一些地方乡绅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安宁，联名请示政.府，申请招抚绿林豪客，成立辽河南路两岸招抚局。当时被推举为总练长的，就是“年力精壮、性情侠迈”的冯德麟。
冯德麟早年曾在县衙充当衙役，因与绿林交往被解职。中日甲午战争后，一九零零年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借机入侵我国东北。冯德麟趁社会动荡不安、土匪蜂起之机，在辽阳界的高家坨子拉起“大团”， 声称“保境安民”。因其抗击俄军，很得民心，队伍由百余人发展到数百人，声势浩大。控制了辽河两岸地区。
一九零一年被俄军逮捕流放，后乘敌不备逃归。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冯德麟率部参加日本人招募的“东亚义勇军”。成为日本的别动队，队伍发展到数千人，不断袭击俄国军队。
在日俄战争的三年中，冯麟阁参加的仅针对俄国的大小战役就有三十二起，特别在辽阳首山战役。战后，日本特奖赏他“宝星勋章”，并向清廷保荐他和他的队伍可以为清廷所用。
一九零六年，冯德麟被清廷招抚，任巡防营统带、后充任巡防营左路统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总统，成立陆军，将奉天巡防营改编为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冯德麟被委任为二十八师师长。
第262章 张作霖和冯德麟
宣统三年辛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和张榕、蓝天蔚等，在沈阳运筹革命。当时在沈阳附近只有中路巡防，还有一部分人驻铁岭，此外没有其他军队。新军蓝天蔚的一个混成协就驻在沈阳城外北大营，只要枪声一响就可以占领沈阳，可惜这大好的机会，他没能抓住。
当时的盛京将军赵尔巽感受到了威胁，决定调后路巡防营吴俊升回省城加强防卫。在赵尔巽看来，吴为行伍出身较为可靠。
事情被张作霖派驻省城的张惠临知道，当即通知张作霖。张看到了这是天赐良机，由洮南率马步兵九营，星夜赶往沈阳。
这是个极灵活又非常识时务之人。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生于奉天海城县西九十华里北小洼村。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跟随私塾先生杨景镇学习三个月。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其父张有财被赌徒打死。张作霖与二哥前去报仇，枪走火误伤人命，二哥被捕，他逃走。随母亲王氏、妹妹去镇安县（即黑山县）赵家庙村（今属北镇县）外祖父家寄食。
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为了生计，张作霖先后卖过烧饼，学过木匠，当过货郎，还当过兽医。
一八九零年（光绪十六年），流落到营口县大高坎镇。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张作霖投清军宋庆所部当兵，后升任骑兵哨长。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张作霖在广宁县（北镇）加入绿林董大虎匪部。
一九零零年（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入侵中国东北，盛京将军增祺逃走，地方政权陷于瘫痪。张作霖于赵家庙组织保险队（大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后占据北镇县中安堡。张作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这个地区土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由此声名鹊起。此后，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一九零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土匪金寿山在腊月三十夜勾结俄兵，偷袭中安堡。张作霖先逃到姜家屯，后逃往八角台与张景惠合股，被推为团练长。在逃亡途中，妻子赵春桂在马车上生下了张学良。
一九零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张作霖于新民府受招抚，先任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秉持着“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的原则，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
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因其带兵名声甚佳，被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任命为五营统带（团长）。
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东三省改建省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张作霖因计擒匪首杜立三有功，被升为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兵五营。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奉徐世昌命驻防郑家屯、洮南，将被俄国收买的蒙匪陶克陶胡驱逐出境。徐世昌将其兵力扩充为七个营，达到三千五百余人。
张作霖于八月二十三日过辽源时，为吴俊升所悉，很热情地迎张小留。张表示沈阳家中有事要回去料理，不能停留。待张部抵达沈阳，吴才收到赵尔巽的调令。
张抵沈后即往晋见赵尔巽请罪，陈明擅自离防晋省，因事情危急，未能等待请准。赵看到张来已成事实，迫于情势，只好认可，当即阻吴不必来省。
九月一日赵尔巽即召集新旧将领讨论应付时局大计的军事会议。
当时被邀的，新军将领有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第二十镇的统制、协统、各镇参谋长。旧军将领则为五路巡防统领。
在正式会议之前，新旧军将领均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在会中所持的态度。新军将领张绍曾、蓝天蔚、卢永祥等，商议结果，主张东三省宣布独立。
旧军将领由张作霖召集会议，决定一致拥护赵尔巽总督“保境安民”，暂持观望态度的主张，并作对付新军的部署。
当日下午四时开会，赵尔巽首先说：“武汉叛乱，朝廷正派大军进剿，不久即可敉平，东三省为皇上老家，我们必须拥护朝廷，不受叛乱影响，以固国本”。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眼睛扫了一下全场，接着说：“现在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不表示态度，见机行事。武汉果然成功，我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我们的份。若是失败了，那时我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有我们的事。这是我的意见，大家是否赞同，请发表意见。”
赵说完了，参加会议的将领，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
赵怕冷场，接着说：“目前朝廷还没有旨谕下来，我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四个字，抱定这个宗旨，无论是谁来，我们也堂堂正正拿得出去，地方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我们的一大功劳。”
稍停又说：“我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当时张作霖一入会场，手中就拿着两个圆状类似炸.弹的毛巾包。赵刚说完，张作霖首先举手赞成，其他四路统领，也随着举手。可是新军这边各镇统制、协统、参谋长，依然默不作声，动也不动。
赵尔巽一看会场里的情形，觉得不好收场，于是又说：“诸位还都年轻，遇事总不免容易冲动，我比各位年长几岁，什么事都经过了，能听我的话，大家不会吃亏的。有什么困难，各位尽管说出来。”
会场还是一片寂静。
正当局面尴尬的时机，张作霖起立发言：“总督劝告诸位保境安民，暂不表示态度，苦口婆心，可谓仁至义尽，大家如果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逃出。”
说完，双手举了举那两个毛巾包。
赵乘机说：“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有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于是又把上面的话，重说一次。接着又付表决。
这次新军将领卢永祥首先举手，大家也相继随着举手赞成，赵尔巽欣喜地说：“这是全体通过了，大家总算给我一个老面子。”
会议即告结束。
会议完了，蓝天蔚将卢永祥的袖子抓住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怎样说的，说完了不算，到里面又举手。”
卢脸红耳赤地反驳说：“老兄，有命才能革命，老张那两颗炸.弹，你难道没看见？若是爆炸了，我们还能有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救了大家。而且我的手只举到耳朵根，只算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不看清楚，糊里糊涂就随着把手全举起来，谁叫你们举起来？怎能怪我呢！”
新军独立的一波方平，民党独立的一波又起。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于九月二十二日用“保安会准备会议”名义，召集开会，拟于会中宣布独立。
赵尔巽收到出席邀请时，即和张作霖商讨好了对策。张以地方军首领身份也被邀出席，并秘密布置，分派某军官应付某议员。
赵尔巽偕张作霖于下午二时到咨议局，吴景濂即宣布开会，吴说：“我们为了响应武汉革命，应即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推请总督为会长，宣言脱离清廷独立。”
说完了之后，就请赵尔巽在拟好的独立宣言上盖章。
赵督听罢，张皇地说：“你们若是搞自治，还可商量，独立就是造反，那怎可以？请你们另选会长吧！我实在不敢当。”
吴说：“革命在推翻满清，不能讲条件，不能打折扣，为革命我吴景濂是不计生死的。”
这时张作霖面对吴而坐，吴话音刚落，张即抽出手枪向桌上一拍说：“我张作霖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人，只要是对地方有利的事，我张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总督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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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张的话尚未说完，便吓得从椅子上溜倒地下，一言不发。其他议员看到议长吓成这个模样，又发觉周围所坐的便衣军官怀中都带有手枪，便都赞成赵的意见，不发表独立宣言。仅把黄龙旗降下，改升黄色旗。原来预定在旗上所写“光复”两字，也改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成为会旗。
赵尔巽即在张护卫之下，就任了会长，并通电吉林、黑龙江两省分别成立吉、黑“国民保安会”。这时东三省政权仍在赵尔巽手中，代表清廷行使统治。
因为张作霖有这样的天大的功劳，赵尔巽由此对张特别高看，之后凡是公文往来，赵在张和冯德麟二人排名时，总是把张排在冯之上。加之张驻军沈阳，张作霖和冯德麟虽然在军力上和军职上是同等地位，可是在实质上张早已在冯之上了。
在冯德麟而言，他事绝对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的。按资排辈，他本应是高张作霖一头的，和张作霖平起平坐，已经是很委屈自己了。无奈在对付张锡銮和段芝贵时，他必须选择和张合作。
搞掉了张锡銮和段芝贵，如果两个人能不分高下，冯德麟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而现在张作霖成了盛京将军，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自己成为低了一级的军务帮办，他怎能受得了。
冯的火爆脾气是出了名的，在发表奉天军事首长任命的当场，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张作霖把握住时机，赶走了段芝贵，争到了盛京将军，可谓志得意满，只是乐极生悲。从他奉到将军新命的那一天起，就陷入万分苦恼之中。和他同时发表新命的军务帮办冯德麟，坚持不肯就职，他就任将军职时，冯也不肯去道贺。
第263章 事态扩大
大为扫兴张作霖的，开始尝到当年他的上司张锡銮和段芝贵的苦果。他知道冯德麟这位曾经的义父可不好得罪，先派吴俊升、马龙潭两位镇守使去与冯疏通，劝冯先接任帮办职务，什么事都好商量。
吴俊升（1863年10月11日—1928年6.月.4.日），字秀峰，后字兴权，又字子琴，绰号吴大舌头，奉天昌图人，十七岁进入辽源捕盗营。
一九一二年，蒙古王公勾结日本人，策动“满蒙.独立”，吴俊升率部给其以沉重打击。一九二一年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俊升任第五军军长。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吴俊升任讨逆军总司令，兼左路军团司令，击败郭松龄部队。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张作霖失败后，决定息争罢战，退兵关外。吴俊升前往山海关迎张作霖返奉，于当年六.月.四.日，在沈阳皇姑屯与张作霖同时被日本人炸死。
马龙潭（1857年—1940年2月）字腾溪，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人。少年时风流倜傥、文武通达、才华过人，爱好书法，堪称一代儒将。
父亲马奇峰在一八六七年被封为振威将军，哥哥马龙文于一八六八年四月十日镇压农民起义军捻军时战死，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恤荫马家子孙世袭云骑尉，一八七六年马龙潭承袭云骑尉世职（相当于武教官）。
马龙潭虽戎马在外，却两次对故乡捐款，编修《庆云县志》，乡人尊称其为“马大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马龙潭暂居四平。日本加剧侵略东北，想用其名望收买人心，特成立中满自治会，擅自发出文告，委任马龙潭担任会长。马龙潭得知后，在日本人面前拍案拒绝，甚至一头撞到床头，满头流血。
马龙潭精力过人，六十岁仍骑马出巡，日驰千里，后病逝于四平。
冯知道吴和马两人是替张作霖做说客，竟闭门谢客。张不得已，只好亲自登门访冯，低声下气地向冯说了许多患难弟兄有福同享的好言语。
冯德麟碍于情面提出了就职的条件。就是要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和军务督办公署一样，设参谋长及四课，编制和经费也要完全相同，说到底就是要和张“平分天下”。
张作霖没虽然愿意让步，却不愿让到这个地步，便请示中.央，让上方出来说话。
袁世凯答复张说：“成立帮办公署于体制不合，不能照准，但军务帮办办公费准月支十五万元。”
张觉得袁的解决办法实在高明，便拿了这封电报和十五万元第一月办公费去见冯，满以为冯会同意。不料冯竟拒不接受，同时拍电给袁请求辞职，且不待袁的答复即率兵径返原防广宁。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对张、冯互争，私心窃喜。部下互相牵制，避免养成一个独霸一方的地方人物，是他最乐见的。
然而帝制失败，他不愿奉天再闹出纠纷，所以他便请他的老把兄张锡銮，要他以老上司资格到奉天担任调合人。
怎知“快马张”竟一口拒绝：“我老了，他们这些新贵是不会听我话的。”
冯德麟态度益发强硬，大有要向张作霖摊牌之势，张仍委曲求全，不愿和冯翻脸。
为讨冯德麟欢心，张作霖派心腹廿五旅的旅长孙烈臣携带礼品和现款三十万元，到冯的防地广宁犒军，委婉而恭敬地劝冯回省。
孙烈臣（1872—1924），字占鳌，后改赞尧。生于奉天黑山（今辽宁锦州黑山），是张作霖最信赖的心腹干将之一。曾任吉林督军兼行省长，黑龙江督军兼行省长，东北军陆军整理处总监兼陆军总部参谋长，陆军上将。
他一直全力协助张作霖在东北剿匪以及驱逐东北的俄国武装，与段祺瑞、曹锟争夺天下，发展军工业，建设东北。
民国五年五月二十日，冯德麟率马、步、炮军共五营，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城，径赴廿八师驻省办事处休息。
张作霖知道冯已来省，即亲自赴冯的办事处造访，极力表示亲热。可是冯态度仍然那么傲慢，带理不睬的。张回将军府，冯也不去回访。
当晚张在将军署备酒为冯接风，冯推说不舒服，拒不赴席。张只好移樽就教，把酒席抬到冯的办事处，并召歌妓前来侑酒。冯踞坐首席，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
冯这次来省，不再提辞职，而是拍电到中央，说廿八师需扩充，请准招募七营兵，并指定北镇县为军务帮办公署所在地。公署开办经常费和增兵所需饷械，均请大总统令饬盛京将军如数照拨。
冯竟直接下令奉天财政厅指拔五十万元为编练飞行队（即空军）的经费。他这趟只在沈阳住了一天，第二天即赴北镇县视察防务，北镇县是冯的家乡。
张仍对冯用软工，他雇了大批工匠修缮廿八师驻省办公处。内部装修一新，特别是冯的办公室和自己的完全一样，然后派自己的参谋长杨宇霆赴北镇恭迎冯帮办来省就职。
六月六日冯又带了大批人马来省，向张提出了三个“起码”条件：（一）帮办的权限和盛京将军完全相等。（二）全省用人行政彼此互相咨询。（三）财政厅指拨二十万元为第廿八师添购飞机之用（原索50万元）。
张要求冯让一点步，冯坚决不肯，张又低声下气去见冯，冯竟挡驾。
张实在忍无可忍，乃电袁辞职，并请袁派张锡銮克日来奉维持地方秩序。
张的电报到京，正赶上袁“皇帝”归天。一片混乱中，北京方面大事都忙不过来，谁有心思来管这等闲事。
北京那边乱成一团，冯德麟借机向张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
张没办法，只好请吴俊升出面说和。
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
吴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廿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廿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
张了解冯的个性，他的讨价不能还价，越还价讨价越高，只好马上答应冯的苛刻条件。六月十一日，能屈能伸的张作霖堆着苦笑，率领他的高级军官到廿八师办事处向冯道歉，并且答应了冯全部条件。
这一趟倒让冯平了气，他也笑脸相迎，还邀请吴兴权、马龙潭两位镇守使陪着张叉了几圈麻将，看场面大家是恢复了一团合气。
张作霖内心可气得受不了，他也是个好脸之人，深感这一次丢人丢得太大。
没过了几天，上海的报纸把他向冯道歉这一幕和盘刊出，害得他几天都出不得门。
张是真的需要和冯合作，冯则是和张假合作。
在这次表面和解后不久，他就在他的防区内把张所委派的各县警察局长，一概拘禁起来。要他们供出曾花了多少红包买缺，宣称要向张算账。这是张作霖采用过地对付段芝贵而迫段下台的手段，冯现在是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接着，他又发出通电，率领全军将士辞职，电云：“张督为人极英明，能实心整顿军事。麟所部将士均属下乘，宜即退避贤路。”
武人通电辞职，向例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冯这次率领全军辞职，则是武人辞职中的一大创造。张实在受不了，乃郑重问冯究竟目的何在？冯开出条件是要兼任省长。还是要平分天下，好容易当上东北王，底线怎能突破，张坚决地拒绝了冯。
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后，看到关外两虎相争不下，电邀冯入京面商要政。他是站在张的一边的，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冯当然不会中计，根本不加理睬。
看到两个军内两大佬火.药味十足，一旦动起手来遭殃的是老百姓。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万勿走向极端。张作霖虽明确表示不会诉诸武力，但这些人的话谁能相信，一时间奉天全省空气异常紧张，天一黑路无行人，商民惶惶不可终日。
民国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段内阁请出了最高的调停人，就是以前招安张、冯两军的奉天最高军政首长赵尔巽。
赵抵奉天后，张作霖立即专程拜访，第二天赵去探访冯。
由于他的声望，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都派参谋长来谒赵。
赵随后召集调解会议，嘴上都说老长官的面子得给，说得好听就是不办事。三月六日冯又回到广宁根据地，调解只能告终止。
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纠纷正愈演愈烈的时候，张的亲信部下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和张闹翻。这对张作霖来说，可谓流年不利，屋漏又遭连夜雨。
汤玉麟（1871年7月—1949年2月），字阁臣，绰号二虎（一说“大虎”，在张学良和王化一的相关回忆史料中均称其绰号为“汤大虎”），奉天(今辽宁)义县人。
汤玉麟曾为中国国民党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委、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
生于一个贫苦人家，少年时汤玉麟给人扛小活，因赶车拉脚遭抢劫，遂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称霸辽西。汤玉麟称霸辽西时，曾救张作霖一命，张、汤由此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张作霖邀请汤玉麟入伙合办保安队。关于汤玉麟其人，世人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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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章 对德态度
张作霖和汤玉麟感情破裂的导火线，是因为在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磨擦中，张完全站在了王的一方所致。其实，理也确在王的一边。
王永江，字岷源，奉天省金州（现大连市金州区）人，民国初年学者，被称为奉系的财神爷。祖籍山东蓬莱县，一八七一年出生于辽宁大连。二十岁以县试第一考取优贡，步入仕途。
一九一六年，王永江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旋即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奉天警察厅厅长，始得张作霖信任。
一九一七年，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如鱼得水，干得很出色，财政收入迅速好转，国库得以充实。从此，他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器重，每每言听计从。一九二二年升任奉天省长 ，先后创办奉天纺织厂、东北大学（兼校长），修建沈海与洮昂铁路。
任省长期间，与孙中山有多次信函往来，曾为支援北伐军百万巨资起过重要作用。一九二三年，曾以奉天省长身份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收回“关东州”、恢复中国主权的要求 。
民国十五年（1926），其不满于军阀混战，借病请假回籍，从事著述。
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喜诗文，擅长书法，藏书在当时具有一定规模，先后藏书四万余册。并按照经史子集史部分类管理，特别注重易经和医学图书的收集，为其研究和编著《医学辑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一九四五年大连解放后，其家人将所藏图书中三万余册捐给大连市图书馆。
著有《读易偶得》、《铁龛诗草》（二集）、《易原窥余》、《阴符经注》及《医学辑要》、《痼疾窥余》、《赫山子》、《治世论》、《痼疾蒙谈》、《方书选粹》、《铁龛诗草》等。 亦精书法，摹拟王右军，笔意饶有风致，东北大学校训"知行合一"匾额乃其手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王永江病逝于金州，终年五十六岁，葬于金州肖金山。
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王永江曾因办辽阳警察出色，很为赵尔巽所赏识。后赵欲提拔其为民政司长，却被当时军界首领张作霖所反对。
等到张自己主持奉天军政时，也像赵一样器重王永江，赋予王警政大权，让他整顿全省警务。
汤玉麟等嫡系军人对此深为不满，有一次军政大会上，汤等故意拒王参加以示凌.辱。汤的军队经常向警察寻隙而起冲突，事情传到张耳中，张作霖不护短，重惩滋事官兵，并召集汤等训话。大加申斥，汤很觉难堪。
张、汤的不和，正是冯德麟的机会，便极力从中挑拨。冯曾派廿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潜入廿七师内部策动叛变，没能得手。
张作霖随后邀廿七师部分高级军官谈话，要求大家以团体为重。廿七师官佐也认为对付王永江尚可，反张作霖不可以，汤玉麟因此陷于孤立，乃率两连兵逃去新民村。汤离去之后，张曾有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汤，全函如下：
“阁忱仁兄：十七年患难至交，临别竟未一晤，弟心伤矣！我兄之心能毋伤乎？回忆在桑林子时，我兄、辅忱及弟等共廿四人，屡受洪辅臣、徐翰武等大股欺侮。金寿山勾结俄兵，乘夜袭击，我等冒死冲出重围，孙德山背负赵氏出险，投到老达房，家叙五大度优容，推诚相处，稍得喘息。及投诚新民，弟任管带，兄任左哨哨官。我兄生擒杜立山，首建奇功。
“弟因升前路巡防统领，兄升马二营管带。后开赴洮南，剿办‘蒙匪’六十三牙签、陶什叨等，弟两次被围蒙古包内，兄均冒险冲到，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言犹在耳，永矢弗谖。辛亥之秋，奉赵将军电回省，乱迫眉睫，人心慌恐，我兄率部于一夜之间，擒获恒六、张荣等首要，胁从逃散，省垣转危为安。
“弟因统领中路巡防，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弟任师长，兄升五十三旅旅长。及段将军离任，弟承乏督军兼省长。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前途顺利发展，十数年间，得长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
“况且父灵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养，兄弟妻妾子孙等，食指日繁，开销日增，兄不为自谋，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张作霖没有能力执笔，这封信据说是他口授。虽然代笔之人有文字加工，但张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应该是真情流露。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即靠向了段祺瑞。
张走段的路线，冯德麟便倒向黎元洪。他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张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所为对手的对头便是自己人，黎元洪当然要站到冯德麟一边。这样的上下呼应，不但加剧了张和冯的矛盾，也促使府院纠纷更为紧张。而国会又参与其中，搞得更是“一团乱麻”。
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和国会之间闹得不可开交，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和表现的机会。
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
电云：“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
“（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
“（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
“（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声附和。
梁启超很现实，拒绝了黎元洪的邀请，和实力派段祺瑞走到了一起。
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也不乏贬斥之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
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这下子，局势是越搞越乱。其实，这里边的所有人都是各揣心腹事，各为一己之私。用现在的话是都想“刷存在感”，谁也没想把事情往好处搞。
纷争继续扩大，先前虽然发生的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还都是内政方面。现在又增加了外交方面，首先是对日问题。
民国五年十月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正毅。
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家，著名财政改革家，日本第八任、第十七任首相。
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任内所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大污点。对此，评论家德富猪一郎猛烈批判道：“这样对待支那政.府和支那人就象对待自己的臣属和妻妾，当然会招致他们的不快。从欧美人来看，日本想要把支那变成自己的属国。”
大隈重信内阁其实是个傀儡内阁，被决定日本政坛的元老们失去利用价值而被被抛弃不得不辞职的。他辞职时曾上奏由加藤高明接任首相，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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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5章 参战问题
日本的新首相寺内正毅， 一八五二年二月五日，出生于长州（现山口县）。长州藩士出身，曾参加戊辰战争。
一八六九年在镇压幕府残余势力的箱馆战役中表现出色，由山田显义推荐入大阪兵学校学习。
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初任陆军少尉。历任陆士学生司令副官，后备步兵第六大队长，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长。
一八七七年参加西南战争，在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右手负伤。由此转入军事教育系统。任陆士学生大队大队长。
一八八二年作为闲院宫载仁亲王的随员赴法国，驻法公使馆附武官。一八八七年回国任陆军大臣大山岩的官房副官，秘书官兼陆军户山学校校长，陆士校长代理，陆士校长。由于得到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元帅赏识，任第一师团参谋长，参谋本部第一局长。甲午中日战争时任大本营运输通信部长官。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晋升陆军少将。后历任参谋本部第一局长（事务代理），升男爵，参谋本部附，步兵第三旅团长。
一八九八年首任陆军教育总监，陆士校长（事务代理），同年升为中将。
一九零零年兼参谋次长兼铁道会议议长。一九零二年任第一届桂太郎内阁陆军大臣兼教育总监，并在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第二次桂太郎内阁中留任，任期长达十年。参与指挥日俄战争。一九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晋升陆军大将，翌年九月二十一日升子爵。任铁道会议议长兼马政长官兼韩国统监兼第一任朝鲜总督。
在职六年中，镇压了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建立了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完全吞并朝鲜。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升伯爵，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授予元帅称号，在山县有朋的坚决支持下，同年十月九日接任第十八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寺内正毅是个从政老手，一上台就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
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如徐世昌这样的，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
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
曹得到章宗祥的秘讯，向段进言，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
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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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很自然地听了曹的话，希望得到日本这个外援。段也认为徐世昌是最好人选，就派人去作徐世昌的工作。
日本是对中国最有威胁的列强，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去干这种“汉奸”勾当，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
民国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
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交国务会议。还是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
十二月一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说得也是一番官话。
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
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
黎余怒未息，见了张也没好气：“好，你们集体卖国！”
张找黎是来谈别的事，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便建议黎，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
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极力维持段内阁，但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十二月五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
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
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作出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
十二月十三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
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
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
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二年七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政争，一九一七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一九一七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激烈进行。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紧侵略中国，在西方列强中，只有尚未参战的美国，有余力对日本在侵华问题上论短长。
二月初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后，试图拉中国与美国同步。美驻华公使芮恩施连日拜谒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黎对美国素具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所以欣然接受芮恩施的要求。
段祺瑞也赞成与德国绝交，一则因为美使芮恩施极力宣扬如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战后会获得巨大利益，使段颇为动心。再则段祺瑞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探询日本政.府态度，日本并无反对中国与德国绝交之意。
故此，二月九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提出抗议。
日本原来反对中国参战，但当获悉美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动向之后，立即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以同美国争夺对中国参战的控制权。
段祺瑞也试图借参战之机，依靠日本，借款练军，扩充皖系实力，特向日本保证今后对德问题均“与日本取同一之态度”。
美国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内阁完全按日本意旨行事，显与美国当初拉中国参战的意图相违背，于是又转而反对中国参战。并通知中国政.府，在对德问题上不必与美国取一致态度。
美国态度的转变又影响了黎元洪集团，黎一变而为对德绝交和宣战的反对者，段祺瑞则成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进者。黎、段在对德问题上的冲突，正是美、日两国不同政策的反映。
三月三日，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拟就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令章通告日本政.府，中国即与德国绝交。
四日，段率阁员至总统府，要黎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黎认为事关重大，以还需慎重为辞，拒绝盖印。
段愤怒离去，当晚即宣布辞职，离京赴津。
黎本想乘段离京之机改组内阁，以徐世昌或王士珍出面组阁，但徐、王均坚拒不就。
此时恰值副总统冯国璋来京磋商外交问题，黎即请冯出面调停。冯答应调停，但需黎接受不反对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对国务院拟发之命令不拒盖印，对内阁致各省及驻各国使节之训电不提异议（黎元洪曾反对发出三月三日国务会议拟就的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等三项条件。
黎元洪没办法，只能表示接受。
六日，冯亲赴天津迎段返京。
七日，段即到国务院办公。八日，段将经黎盖印之对德绝交咨文提交国会。十日、十一日两天，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对政.府外交政策信任案。
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
第266章 督军会呈文
北京政.府于民国六年三月十四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
“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
辛慈于三月二十七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
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
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
其他社会名流，如康有为、唐绍仪、谭人凤、马君武等均通电反对。
三月十四日张勋寒电，三月十六日王占元谏电，都是反对。康有为甚至在电报中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
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甚至各省军阀，包括皖系北洋军阀，也都因害怕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欧洲而反对参战。
冯国璋于十一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
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
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
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参战方面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会的态度也有变化。民友社本来就反对对德绝交，只因不占多数，所以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商榷会大多数议员认为对德外交只能到绝交一步为止，不能再宣战。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
他认为，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
为了统一北洋系的意见，四月中旬段祺瑞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
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才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
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
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
陆荣廷前段时间到京，深切感受到了北京各方的恶斗.好不容易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
他还没搞明白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
他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恶劣。
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这一举动本来很不痛快，对倪更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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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
倪想不到碰了这么大的钉子，只得喏喏连声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见段祺瑞。段虽然对他同样厌恶，却态度和蔼可亲地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
在总统那里被斥责，马上投入总.理的怀抱，所谓有奶才是娘。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顿然变成了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的主张者转为参战始能图存的演说家。
到处大声疾呼：“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
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四月二十日，军事会议开幕，出席和列席的督军、督军代表二十余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都被邀参加。
段祺瑞亲自主持会议，说明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公推李纯代表发言。
关于外交问题，会议前已经协商好了，大家都不反对对德宣战，各督军并拟一同到协约国各公使馆联络感情。
段早已准备好一张签名单，上面写着“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亲笔签名。以一个省区或一个军区（包括护军使）为一权，共计二十五权，全场一致签名。这种表决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凯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代表一致投票赞成君主制度一样，是“旧戏重演”。
此次会议，后来即被称为“督军团”会议。
五月一日，国务会议在督军团干预下通过了对德宣战案。
同日，日本公使林权助也登门“拜访”黎元洪，声称如国会否决参战案，政局将发生纷扰。
三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率督军团至总统府，要挟黎元洪核准参战案。
倪嗣冲首先开口，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
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胁国务会议之后进一步地跑来威胁他。满腔怒火，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
他气忿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
倪又强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
黎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北洋军人首次受到的厉声呵斥。
当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期，总是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挺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第267章 改组内阁
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黎自己也觉得出了心头的一口闷气，痛快了不少。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寓举行。段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对黎公然予督军团以难堪，表达了极大愤慨。
傅良佐特别激动，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
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
段考虑了一下，说道：“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
段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
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于是，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期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旧时情景。
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太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
黎元洪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他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因此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在段祺瑞、督军团和日本公使的压力下，黎元洪于五月六日在参战案咨文上盖印，提交国会讨论。
违心签字后，黎元洪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
黎问张：“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
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
黎不禁神情一振：“对，谋叛就是造反！”
此时黎元洪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召集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在国会，反对参战的力量也确占据优势。
十日，国会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
段祺瑞效法当年袁世凯选举正式大总统之故伎，出钱收买地痞流氓，组织所谓“公民团”（有“五族公民请愿团”、“学界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名目）数千人包围国会会场，沿街散发传单，要挟国会即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一步。
有些国民党议员拒绝接受传单，竞遭到殴打。议员们极为愤慨，当即议决将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议员大会，请国务总理段祺瑞、内务总长范源濂、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会保护议员安全。
后因“公民团”向会场抛掷砖头，误伤日本记者，吴炳湘才派马队将“公民团”驱散。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等及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要求严惩肇事者，国民党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辞职。
这届内阁包括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内，共九人，早有因其他原因去职者，也有长期请病假者，内阁中仅剩下段祺瑞一人。
在国会，商榷系议员一致采取抵制段内阁的立场。
十九日，众议院议决：“对德宣战案暂行缓议，俟内阁全体改组后再行讨论。”
实际上已构成对内阁的不信任。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参加了这个会议。督军团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因为有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参加，明白人还是有的。
有人提醒督军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威胁国会的刺激，是由于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的。此外，军人公开地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来破坏国会，究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不如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那时，国会正在制订宪法。
督军们对法律本来一窍不通，认为这个主意比他们的高明，决定采纳施行。倪嗣冲还补充了一个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
可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不妥当。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口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大家的行动，岂不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由大家的部下来接任，岂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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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全体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就在同一天，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全文如下：
“窃维国家赖法律以生存，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故宪法良否，实即国家存亡之枢。恩远等到京以来，转瞬月余，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犹不难变计图善，惟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制，内阁对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诉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之决议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是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难有其例，究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
“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难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之意旨，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乎？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彰彰悖逆，肆无忌惮。
“夫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况宪法会议近日开会情形，尤属鬼蜮，每一条文出，既恒阻止讨论，群以即付表决相哗请，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决定例，而辄以反证表决为能事。以神圣之会议，与儿戏相终结，将来宣布后谓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
“我国本以专制弊政，秕害百端，故人民将士，不惜掷头颅，捐血肉，惨淡经营，以构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显攫专制之权，归其掌握，更复成何国家？以上所举，犹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他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布而群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恩远等触目惊心，实不忍坐视艰辛缔造之局，任令少数之人，倚法为奸，重召钜祸，欲作未雨之绸缪，应权利害之轻重，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
“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都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议宪各员，具有天良，当能记忆，何竟变本加利，一至于此。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赐。恩远等忝膺疆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兴亡之责，宁忍自后于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鉴察！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这个呈文，传说是由研究系的幕后军师执笔代拟的。一切迹象证明：研究系不仅想依靠督军团的势力，挽救他们在议会已经失败了的关于宪法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企图在做不到时就解散国会，以便在下届国会中取得多数的地位。
这个呈文公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督军和都统列名者为孟恩远、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田中玉、蒋雁行。由代表代替签名者为杨善德、张作霖、陈树藩、张广建、毕桂芳、姜桂题、杨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义签名者为冯国璋的代表师景云，刘显世的代表王文华，唐继尧的代表叶荃，谭延闿的代表张翼鹏。全部列名的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二十二人。
只有安徽督军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四川督军戴戡并无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无名。
孟恩远（1856—1933），天津西泥沽村人。行伍出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入伍，历任马队队官、直隶巡防队统领、南阳镇总兵吉林巡防督办。民国成立后，先后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吉林护军使、镇安右将军、吉林督军。
第268章 张勋
这个呈文表面看起来是二十二省区军事首长发出来的共同声音，实际上是倪嗣冲一手所包办的。一部分督军根本就没未闻此事，一部分在“团结北洋派”的大题目下随声附和，还有一部分是被冒签者和被硬拉签名的。
呈文完成后，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军的住处，接洽签名。
李纯在天津没有回京，倪就以长途电话通知他，已经代他签了名。
湖南代表张翼鹏不敢代谭延闿签名，要请示后才能决定。
倪说：“你不能代表他，我却能代表他！”张翼鹏慌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此例一开，江苏代表师景云也不敢代冯国璋签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签名。
云南代表叶荃、贵州代表王文华既未看见这个呈文，也并无人前往找其签名，但他们榜上都有名。
叶荃曾向黎声明被人冒签，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督军也纷纷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当天，总统府传出消息说，总统已经看见了这个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的资格，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在宪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为了。
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愿意以个人的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达各督第军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供议员参考，所以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
段祺瑞不甘心就此罢休，下决心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督军团也连开会议，商讨对策，并几次去总统府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
黎元洪知道这一切都是段祺瑞在主导，经过一番周旋无望后，看到段在内阁中已成光杆司令，又受到社会舆论地谴责，遂在美国“允为后盾”的情况下决定改组内阁。
二十日，他批准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三人辞职，却将外交总长伍廷芳的辞呈留住未发。
二十三日，黎元洪发布了三道命令：（1）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2）委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3）委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
张士钰，字宝斋，直隶武清（今属天津市）人。
张士钰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曾任职于清政.府军械局、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
一九一二年，张士钰被授于陆军中将衔，升任拱卫军参议官，不久署理司令。曾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总务厅厅长,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委员。
同一天，黎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的经过。
电报说：“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徐世昌）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
同一天，段祺瑞乘车往天津，黎元洪派公府顾问丁槐赠以程仪一万元，并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送行。
段临行前发表漾电说：“……查共和各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以上三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
这个电报显然是表明总统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不承认这个命令有效；电报末尾署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显然仍以在职的国务总理自居。
伍廷芳发表通电否认命令违法，他根据《约法》的第三十四条，解释总统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权，并且举出“民元唐（绍仪）、熊（希龄）免职，陆（徵祥）、赵（秉钧）受代，先例具在，与《约法》皆无抵触”。
他是以北洋派之矛，攻北洋派之盾。因为更换内阁总理的命令，不经原任内阁总理副署，已由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开其端。而当时并未被认为违法，则这次发表的命令也不能认为违法。
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世凯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我们已经知道，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
这时袁世凯对冯已很有戒心，因而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派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由于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无结果而散。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因政见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就在民国五年六月七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
六月九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要纲》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国军，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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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
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为各自利益，争权夺利。袁死后，他们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恰好在这个时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做了希望。袁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他也顺势而为，以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自居。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祺瑞以北洋系正统自居，自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
他希望张勋在徐州的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
至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完全买帐，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眼中。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联络。
徐州会议议决了以下十条：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
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
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
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
五、绝对抵制“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预政权。
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
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
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民困。
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
十、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报说：
“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断不承认。
“而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真是千古绝唱，张勋把包庇帝制祸首说成是：“公论”、“公道”；把南方反对帝制说成是“南北之争”而且用瓜分和误国等名词来威胁人。
第269章 复辟大戏开锣了
张勋，字少轩，江西省奉新县罗塘乡赤田村人，一八五四年十月月二十五日出生。
张勋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爷爷也在他六岁的时候被太平军杀死，从此孤苦无依。后来被一个退休官员收留，二十岁被推荐进入清军。
一八八三年，在中法战争中，张勋虽然没有立下什么战功，但是阵前不慌不乱，听从指挥，被湖南巡抚潘鼎新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遂升他为六品管带。
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中，张勋再一次“勇”了起来。在东北率一千骑兵与日军死战，激战三天后终于成功击退日军，声名鹊起。后来受袁世凯赏识，进入北洋军事集团任营长。
张勋还是个讲“义气”和爱兵之人，这让很多人追随于他。中法战争的时候，张勋立了战功，广西提督苏元春赏了他两坛好酒。第二天，手底下士兵在小溪里洗澡，发现溪水酒香四溢，原来张勋让人将两坛好酒倒入溪水中，让手下都在酒香中洗个舒服澡。
甲午战争的时候，一名士兵受了伤，张勋立马掏出皇上御赐的鼻烟壶，将里面的名贵药材敷在士兵伤口上。
周围人急忙制止：“这鼻烟壶可是皇上御赐啊！”
张勋怒骂：“人命关天，救人要紧！管他什么御赐！”
那名士兵大为感动，挣扎着又要返回前线。
因为张勋对手底下士兵非常好，甚至出现父子同兵的情况。（当然，由于太过纵容，致使张勋所部的军纪太差，时常发生烧杀抢掠老百姓的情况）
不仅对军队，张勋对老家也非常好。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送一座大瓦房。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学子，张勋都会给予奖学金。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共产党的方志敏、张国焘、许德衍等都受到过张勋的资助。而当年收留他的许家，张勋也予厚待。
他也特讲哥们义气。张勋进入袁世凯的北洋系时，并不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所以相对段祺瑞那批核心圈子来说，不是嫡系。但因为人讲义气、豪爽，对北洋系的兄弟挥金如土，又年长几岁，所以那批北洋将领都称张勋为“大老哥”。
除了重情和哥们义气，封建道德理念最重要的就是“忠”了，而张勋身上最不缺的就是忠了。可以说一个忠字，影响了张勋一生。
因为所谓的忠，虽属于过了时的旧东西，但如果是忠于民主，忠于共和，尽管对民主和共和的真谛一无所知，但这个“忠”毕竟能指导他做正确的事。可惜，他忠于的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这也就使他注定走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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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提到过，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张勋曾多次和袁世凯请战前去勤王。慈禧带着光绪出逃返回京城时，迎接他们回京的，就是袁世凯指派的张勋。
当时张勋还只是个团长，能有机会服侍当今圣上和太后，那是何等荣光！回京的这一路上，张勋鞍前马后，晚上亲自为慈禧站岗。
患难见真情，慈禧明白这样的忠勇的人，非常稀缺，于是慈禧对张勋各种奖赏，御赐不断。一九零一年他被调北京，任宿卫端门御前护卫，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扈从。一九零八年，光绪慈禧相继归西，据说张勋哭的眼睛都流出了血。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张勋被任命为江南提督。虽然这个时候的提督无法与几十年前的提督同日而言，但对于孤儿出生的张勋来说，那是无上的荣耀。武昌起义后，在各路北洋军阀都顺水推舟的宣布放弃抵抗，支持革命的时候。张勋率众死守南京，维护给他一生荣耀的恩主：清王朝。面对气势如虹的革命军，死扛一个月，“南京战役”成为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
在这次徐州会议召开时，外间盛传是讨论复辟，因此全国大哗。张勋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便于六月十日给北京陆军部次长田中玉、巡警总监吴炳湘公开否认是讨论复辟。
电云：“勋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总统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对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负，第此纯系私感。至大势所趋，则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见属于其间，今者国家多故，变出无常，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会，并有谣传谓勋主张复辟，实无其事。勋蒸印。”
参加徐州会议的原来只有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会议后张勋继续吸收各省北洋军阀参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区大同盟的传说盛行一时。
加入同盟的军阀，尽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这个同盟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地位。
除了参加的军阀而外，还有帝制派和政治阴谋家在幕后兴风作浪。他们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图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旧制度，有的则是利用军人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个策动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不时的传出：推举段祺瑞为副总统、以徐世昌为内阁总理以及驱逐黎元洪、拥戴溥仪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张。
天津、徐州之间经常有秘密人物往来，传说徐世昌也曾秘密到过徐州。
八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就联合多人通电予以痛斥。九月间，众议员陈允中等质问督军同盟的问题，张勋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国会的通电发表。
督军团在北京胡作非为，一会儿主张对德宣战，一会儿赞成包围议会，最后又干涉立法。可是，这个最好出风头而又最好发议论的大督军张勋，此时却在一旁不发一言，不做一事。
有一天，黎元洪忽然想到了他：这个老粗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又是个不愿拥护段内阁的，倘能把他拉到自己的阵线来，岂不是可壮己方声威，于是请李经羲联络张勋。
李是前清时代的云贵总督，洪宪皇朝嵩山四友之一，蔡锷和张勋都是他的老部下。李推荐江西籍国会议员郭同到徐州连络。
与此同时，段祺瑞也看中了张勋，想从他那里得到支持。段估计张有两件事可引为同志，第一痛恨国会，第二轻视总统。于是段派徐树铮秘密到徐州，试图联合他共同对付黎元洪和国会。
张对两方人都不得罪，也都是好言敷衍。在他看来，解散国会是绝对赞成的，驱逐总统亦无不可，可是假若两者之目的是拥段，他才不愿为此出力。他只是想利用府、院之争，国会与内阁之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张勋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北京城发生府院政潮和督军团要挟解散国会的时候，外间就传出清室复辟的谣言。大家以为这只是一个谣言，实际，复辟不是一种谣言。复辟的主角就是张勋。
张勋以一个北洋系的外围而虎踞江南，袁世凯在日也让他三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民国成立了五六年，他和他的部队一直留着辫子，影响很坏。袁世凯曾经几次要求他和他的部队剪掉辫子，但他根本不理，照旧我行我素。
他有他的政治主见，就是忠于清室，时刻想着恢复大.清.江.山。
当北京城内发生府院纠纷，以及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他正紧罗密鼓地策划清朝复辟。日本报纸对此都有揭露，可是一般人都未引起重视。大家以为袁世凯有那么大力量，一搞洪宪帝制就一败涂地，则谁还会傻到走袁的覆辙！
至于张勋呢？不知是他听了哪位谋士的“高见”，还是自己悟出来的；竟断定袁称帝失败，是因为在北方失去冯国璋，在南方失去陆荣廷。
他认为：如果袁当时得到冯国璋的支持，北洋派就不会解体。袁也有足够的力量对西南用兵，以武力统一中国，完成帝业；如果陆荣廷不在广西举兵反对帝制，蔡锷所率的护国军一定会被袁击败，反袁的力量将溃不成军。
张勋既然有此认识，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只要取得北冯南陆的合作，天下事便无不可为了。
他虽老粗，但他在徐州这一阶段，却极力交结文人。这些文人多数是遗老和复辟派，如前清翰林：江西人杨增荦和刘廷琛，广东人温毅夫，贵州人胡嗣瑗等。
杨增荦和刘廷琛向张推荐京社党入潘博为张的机要秘书。潘博是康有为的高足，有了这条线，康有为也和张拉上了关系。
有人说张勋搞复辟而身败名裂，是上了潘博的当，这可能是高估了潘博的能量。但潘博这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政客，在张勋复辟中起的作用确是不能小视。
他在张身边不久，知道张想拉拢冯国璋，便自告奋勇愿意担此任务。于是张便把潘推荐给冯，冯也给予了重用。潘在冯面前不断称赞胡嗣瑗，冯被说动，聘胡为江苏军暑的秘书长。
胡嗣瑗（1869年—1949年），字晴初，别字琴初，又字愔仲，别号自玉，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精通史学，擅长诗词、书法。点翰林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又曾充当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僚。辛亥革命前后任江苏金陵道尹、江苏将军府咨议厅长。
这也是个铁杆的帝制派。
民国五年春，都认为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勋是被袁世凯毒死，冯派潘博到南宁吊丧。潘在陆的面前捏造了一个冯的意见：“如果推戴项城为皇帝，反不如拥立清帝复辟。”
接着潘就向陆漫谈天下大势，认为如果徐州的张大帅，南京的冯大帅和西南的陆大帅联结起来干件大事，诸如复辟之类，一定不会不成功的。
陆荣廷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他新遭丧子之痛，对袁伤心达于极点。虽根本不赞成复辟，只是他心中愿意各方都反袁。潘既然代表冯又代表张，只要冯、张反袁，随便怎样反法都是好的，所以他耐心聆听，却不作表示。潘便先入为主地认定，陆是同道之人。
潘博回到南京后就去徐州见张勋，很肯定地告诉张说：陆荣廷赞成复辟。
第270章 风云突变
民国六年三月，陆荣廷从两广经徐州赴北京，张勋迎陆于车站。
两人是老朋友老同事，张坚邀陆赴帅府欢聚，他在宴会中向陆谈起“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以试探陆的态度。
陆仍不置可否，而张却认为潘博的游说已经成功，陆确不表示反对，只是不便公开赞成复辟而已。
后来陆荣廷入京后，曾往故宫谒见溥仪。外间有陆献女为妃的谣言，使张勋更确信不疑陆是自己人了。
“南陆”已没问题，下一步是“北冯”了。
当督军团在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冯国璋派潘到徐州来探听张勋对时局的态度。张勋问起冯的态度。
潘博信口开河地说：“华帅是个胸无主见的人。不过善于谋己，如果大帅和北洋诸帅都主张复辟，华帅一人不会反对的。”
潘的话正和张对冯的看法一致。
张为了慎重起见，写信给冯，把府院之争等归咎于国民党，捏指那是国民党企图推翻北洋政.府的政治阴谋。他在信中对国体问题提出疑问，暗指“民主共和”不合国情。
信的末了他写道：“为了抵制西南，为了巩固北洋团体，必需另谋解决时局的方策。”这是张在对冯投石问路，想窥探冯对复辟的态度。
几天以后，冯国璋回信完全同意张的意见。请张主持所谓的“对策”，表示自己愿追随其后。张接到冯这封信后，完全放心了。
可是，这不是真的。原来冯回张这封信，冯不但未曾过目，甚至连张给他的信都根本不知道。
当潘博知道张勋写信给冯国璋的用意后，立即打密电给胡嗣瑗，叫他用冯的名义答复张一封信。嘱咐胡不必给冯过目，复信要能使张满意。
冯素来不大看公事，胡便可以肆意妄为。
这时，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到中国来，鼓励中国对德参战，同时和段内阁秘密接洽中日军械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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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于五月十四日到徐州访问张勋。田中向张勋表示，中国局势非常混乱，日本政.府对此非常关切。倘若这个局势是由于制度问题所致，而中国有实力人士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非采取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则日本政.府也愿意予以善意而适当的援助。
张于是认为，日方是会支持清廷复辟的。
前面已经说过，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是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这个怪物当作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阴谋，不会玩弄两面手腕的爽直汉子。
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外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大位。当督军团与黎因解散国会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他又电邀督军团到徐州举行第四次徐州会议。
五月二十三日，由北京挂专车直放徐州的有倪嗣冲、张怀芝、王占元、赵侗、李厚基和各省军阀代表共计二十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孟恩远随车到天津就下了车，曹锟托病回到保定，原来在天津的李纯也未随同前往，王占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陇海路到郑州转车南下。
因此，实际上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的只有督军团的一部分和一些军阀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会议有五个督军亲自参加，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会议显得更为显赫一些了。
如果说前三次徐州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谋取北洋内部的团结，那么第四次徐州会议则是不折不扣的复辟会议。
张勋的总司令官张文生后来回忆，开会的时候张勋没出席，而是让他的秘书长万绳栻做传声筒。
会议开始后，督军们公推张勋挑头儿倒黎，然后请冯国璋出任总统，总理还由段祺瑞当。
万绳栻知道张勋的目标是让逊帝溥仪复位，因此双方没谈拢。
晚宴上，负责招待的张文生不胜酒力，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间，他听到徐树铮对倪嗣冲说：“他（张勋）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们再想别的法子。”
接着有人说：“走，咱们找他当面谈谈。”
尔后，一行人径直去找张勋。听完这番对话，张文生感到这些人并不真心同意复辟，他们只想拿张勋当枪使，把黎元洪赶下台。
他去找张勋汇报，却看到张勋与众人正聊得起劲，复辟大计似乎已然敲定。忠言逆耳，此时再说什么，张勋也听不进去了。
众人商定，张勋作为调停人进京调解府院之争，然后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下台，迎溥仪复位。
复辟事宜谈妥后，张勋令人找来一块黄绫子，让大家在上面签字画押。签字的人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甚至还包括南方的革命党人谭延闿。
据张文生回忆，这块签了字的黄绫子，原本是张勋的二太太找来给少爷祛邪用的，此时却成了历史见证。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响应者不过是政治投机而已，只有张勋信以为真。于是，一场荒唐的复辟大戏正式开锣了。
随后讨论到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各省的督军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解散国会。张勋暂时则不参加，伪装成“调合人”。
二十四日，张勋根据会议所决定的策略，电黎云：“各省督军及各省代表二十余人昨晚偕同到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开……等因。咸以民国适用责任内阁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由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秘书厅职司机要，对于此事，本无责任可言，今忽逾越职权，擅发通电，宣布命令，殊属创举，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共和国家首重法治，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将何适从？中央现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敬候钧裁。”
这个电报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以关怀黎的口吻说出来的，暗示他愿意出面来担任黎与督军团之间的调合人。
当张勋在徐州起劲地搞复辟时，北京的黎元洪却一无所知。他以为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就可以去掉一直以来的这块心病，没想到事与愿违。
不过，他的噩梦还刚刚开始。
他不是北洋派，也不被北洋集团待见，当初能力排北洋众人的反对而当上总统，很重要的是有段祺瑞极力维持。他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仅仅在于排去一个目无总统的段祺瑞。为了避免北洋派因免段而可能引起误解，所以不止一次地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继段之后组织内阁，但是在天津的徐则坚决不肯趟这浑水。
黎又请北洋派的另一大佬——王士珍组阁。五月二十日黎曾到王宅苦口劝驾，王也不肯这个时候得罪段，说来说去，最后只答应在新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以便随时为总统帮忙。
当天，黎向国会提出了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
黎命李经羲组阁，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与北洋系是有渊源的。很明显，用李经羲是黎元洪安定北洋派和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
这时，北洋集团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纷纷表示了与他们的同僚的不同态度。冯回答督军团的电报，反对解散国会，劝他们在行动上应当慎重点。他致电王士珍劝其出来组织内阁。
孟恩远、李纯、曹锟、田中玉、陈光远、江朝宗、陆建章等纷纷电劝王士珍组织内阁。二十六日，重行回到北京的孟恩远、李纯偕同谒见黎，请改提王士珍组织内阁。
黎说：“我原来是希望聘卿组阁的，但是他不肯答应，如果你们能够说服他，我的咨文随时可以收回来改提组阁人选。”
同时，孟恩远声明他列名于督军团请解散国会的呈文，并非出于己意。王占元也派何佩瑢到北京，向黎作了同样声明。
黎的劝驾和直系军阀的表示拥护，使王士珍陷于难于应付的境地。
他向黎表示，只求不强迫他担任总理，他愿意负责维持北京治安以报总统。
二十五日，他召集北京军警长官在国务院参陆办公处举行训话，勉励他们各守职责，维持北京治安。二十六日，他发出电报为李经羲捧场。
二十七日，黎发出电报说：“芝泉解职，初议请东海出山，未获允诺，逐坚请聘卿担任，专使络绎，继以亲往，再三敦劝。聘卿则推荐仲轩（李经羲），自愿居陆军总长之职，时期急迫，不得不曲徇其请。”
二十七日为星期日，众议院破例开会，在四百八十三票中以三百三十八票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二十八日，参议院又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二十六票获得通过。国会匆匆通过李内阁，并不是喜欢这个曾经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同样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以免时局更趋严重。
李经羲在国会通过他的任命案后，马上打电报给张勋征求意见。这时他人在北戴河，知道他所恃的王牌是张辫帅。
张勋这时还要制造假象，给李复电：“苍生霖雨，允符众望”八个字。
他同时给总统府电报说：“中央困难情形，已分告各督，务以国家为重，乞勿念。”
二十八日，黎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发表后，王士珍又有电报力劝北洋派各省督军电贺李内阁。于是三天以前还极力主张王士珍组阁的直系军阀，都有电报向李内阁致贺。冯国璋虽然没有贺电来，但也致电黎，同意李经羲组织内阁。
第271章 解散国会
正当黎元洪以为大局总算得以维持之时，没料到风云突变。
二十九日，蚌埠方面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也先后宣布独立。
这次北洋各省宣布独立，和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人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
北方各省一宣布独立，已经满口答应组阁的李经羲，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了。
黎元洪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人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
黎元洪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久已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就是坚决不肯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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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一直把段祺瑞当做自己的对头。其实，他或许不知道，段更是他的依靠和保护神；是连结主导当时政局的最大势力——北洋派的纽带和桥梁。所谓对立统一体，失去了对立也就失去了统一。
有段在，北洋派虽然已四分五裂，但在大面上，还是能够聚集在段的旗帜下的。搞掉了段祺瑞这个对头，黎元洪也就失去了段这个保护神，马上成为北洋派的众矢之的。
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在黎元洪看来，唯独张勋置身事外。他觉得，北洋诸将中唯有张勋能够抗衡段祺瑞，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勋身上，指望张出面收拾残局。
当黎元洪陷入孤家寡人境地时，下野在天津的段祺瑞却门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亲日派纷纷奔走其门。
梁启超为首领地研究系，完全倒向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国会议员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也辞去了众议院议长，以拆国会的台。
段祺瑞也没闲着，此刻正在天津准备组织临时政.府。他的计划是：先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一旦独立各省会师北京把黎元洪赶下台，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为临时大总统。
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之事，段已通电征求过北方各省的意见。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也已备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亲日派各方面人物。
徐世昌自己也写好了就任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审阅，只因张国淦、钱能训等都主张静观一下，所以才没有交出去。
这期间徐树铮还在徐州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段尚不知道徐州会议的内容。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徐州会议这群军阀的支持，段的临时政.府是无法存在的。
此时的张勋，手中有兵，有权，有地盘。各省督军推他为盟主，唯他马首是瞻。而黎也看重他，国会也没有和他决裂。
他有自己的路要走，在徐州会议上取得了参加会议各省赞成复辟的保证后，是决不会容许在天津再出现一个临时政.府的。
在他看来，段虽然名高位重，却和军队脱离日久。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又有黎元洪和国会与他作对，因此，他是决不会为段抬轿子的。
因此，当段来电征求他对组织临时政.府的意见时，随即于五月三十日致电给徐世昌、段祺瑞，公然用命令的口吻告诫他们说：“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
由于他的强有力反对，段祺瑞的临时政.府计划只能流产。
就在这个时候，徐树铮由徐州遄返天津，把徐州会议内容向段做了报告。
为了应对徐州会议后的新情势，段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暂时不反对复辟，甚至必要时伪装同意，以鼓励张勋放心而大胆地去行动。
段祺瑞终是棋高一招。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张勋来达到倒黎的目的。等到张宣布复辟，段便立即高举拥护共和制度的大旗，起兵打倒张勋。这样一来，既赶走了黎，又有再造共和之功，何乐而不为。
这个计划，段祺瑞是严格保密的。大傻帽张勋，此刻正做着清王朝复辟后，自己坐上了摄政王的美梦，怎能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
督军们虽然都是宣布独立，但却各有千秋。
首先独立的倪嗣冲自命为北洋派中的李烈钧，他在宣布独立的电报中仍然称黎为“我大总统”，仍然说他是“拥护中央”的。但是他的侄儿倪毓棻同天发出来的电报，却扬言要“誓师北伐”。
张怀芝由徐州回到济南，山东省议会议长当面质问他何以列名干预宪法，要挟解散国会，并且出席于非法召集的徐州会议。正告他如果再有此行动，山东人民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个督军。
在得知段祺瑞被免职后，急于自我表现的张作霖愤慨异常。
在倪嗣冲宣布独立的前一天便发出电报：“同志皆当世贤豪，何至不如蔡锷？”
只是他本人也没有做蔡锷的勇气，因为受着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的牵制，而不敢宣布独立。
他电报中说：“项城逝世，海内属目段公而段公愿居今大总统之下，以相扶持。……奸人诪张为幻，广派密使，遂其阴谋。公府派少将周斌到奉游说，已予扣留，俾莠言无滥进之由，庶时局有澄清之望。……作霖当率辽奉子弟，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卫吾社稷。”
不但骂黎对段忘恩负义，并且电中所指的奸人彷佛就是“今大总统”。
一直到张勋致电冯德麟进行疏解之后，张作霖才敢宣布独立，并且派兵进驻山海关。
五月三十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表示态度说：“我的地位是副总统，应当辅佐大总统，并且服从大总统的一切措施。各省反对中央，我已去电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只有听候中央解决。”
他不是不知道手无寸铁的中央（黎）对称兵抗命的各省军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听候中央解决就是采取旁观态度，甚至还想利用政争，取得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机会。
章太炎先生曾通电痛斥冯在总统与叛督之间当中立派，一针见血地揭破冯国璋的假面具说：“冯不讨贼，反唱调停，觊觎继任，诳词虚饰，应认为内乱犯，实为罪魁，倪、张犹在其次。”
为了逃避全国舆论的攻击，冯就倒填日期发出电报，向国会请辞副总统一职。
直系的王占元在政潮中宣布中立，并且劝黎解散国会以息政潮。另一属于直系的李纯，一直到六月五日还留在北京，黎元洪想请他当调合人，他也有这个打算。只是见张勋就要带兵到北京来，时局已无调停之望，才于八日由京汉路南下回任。
曹锟是唯一宣布独立的直系军人。他的地盘介于北京与独立各省之间，如果不宣布独立，将与出兵“北伐”的独立各省发生冲突。
他在电报声称：“为保卫地方起见，与中央脱离关系。”
他的电文对黎并无恶意，宣布独立后，他还经常地跑到北京来，与其说是独立毋宁说是中立。
独立各省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逼迫他称病辞职。
山西省长孙发绪原是黎元洪一手提拔的，看见黎的地位不保，不惜对黎反戈一击，肉麻地地当起了督军团的应声虫。
竟发出电报要求废止《临时约法》，提出由各省代表组织制宪会议，在过渡时期推举徐世昌组织临时政.府。
只是即使这样，也没保住他的官位，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他就被阎锡山赶走了。
六月四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厅长、闽海道尹去见省长胡瑞霖，宣布他的手谕说：“现值军事时期，省长一职无设立之必要，请即克日离开”。
五日，胡到督军署辞行，李拒而不见，派人致送路费二千元，并以保护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张作霖乘机成立了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赵倜把京汉路局的全部收入截留。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
五月三十日，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张调停，淮军老将姜桂题表示附和，并建议邀请冯国璋、张勋、谭延闿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
孙中山则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
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维护共和的态度。
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
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并建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请陆到广东“主持大计”、“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
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仍推戴黎元洪为大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内部也有问题，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
第272章 张勋复辟
督军团宣称独立是“兵谏”，如果黎肯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摒斥“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俯首认罪。
所谓公府佥壬，不仅指公府军事幕僚处的一批幕僚，还有与黎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内。
他们别有用心地编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
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钊。
四凶指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
五鬼指汤漪、郭同、汪彭年、哈汉章、金永炎。
十三暴徒指褚辅成、汤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钺、彭允彝、吕复、萧晋荣、韩玉辰、秦肃三、焦易堂、邹鲁。
其中有些人是被重复排列的。有些人并非与黎接近的人物，所谓十三暴徒都是原属于国民党或与研究系不合作的国会议员。为了便于打击这些人，督军团把他们都列入“公府佥壬”。
督军团的兵谏要求其实是欺骗黎元洪的一种手段。如果黎屈服，他们即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
黎元洪这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想舍车保帅，接受其中一些条件，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怒。对于解散国会，在黎元洪看来是对民国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
他用“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来表示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持观望态度。属于国民党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
研究系议员则有八十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
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
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也都通电自请处分。但是黎的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
在督军团扣留铁路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元洪一再电请徐世昌、梁启超晋京进行调解。但是，徐以“杜门谢客”、梁以“与世暂绝”作为回答。
五月三十日黎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并致电张勋。
电云：“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为谋必忠，爱人以德。……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望即剀切劝导，以安大局”。
六月一日他又发电质问督军团：“今日为宪法而独立，则尚在二读之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
另外，黎元洪还是不休地催促李经羲到北京组织内阁。
李不敢前来，劝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其理由：
一是张勋是督军团的大盟主，足以控制督军团。
二是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因此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
三是张勋和他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如肯晋京调停，就能够加强他的内阁地位，并支援总统，稳定澄清时局。
正在这个时候，张勋有回电表示拥护总统，愿意出面调停。
黎元洪于是于六月一日除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并以总统命令召唤张勋晋京调停时局。
命令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慊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或许黎元洪的耳目也太欠灵通，或许是人总是更愿意怀着好的愿望，张勋早已露出了许多的马脚，黎却似乎是一无所知。
民国六年六月七日，张勋率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十营约五千人及随员一百余人由徐州动身，八日行抵天津。
他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札。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
到天津的当天，张勋就对前来欢迎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限期三日，解散国会，否则他就不管调停了。
黎元洪得知张勋的要求，顿感五雷轰顶。各省督军闹独立，就是为了解散国会。如果他能接受这个条件，还用得着请人调停吗？如今张勋大军压境，比那些闹独立的督军更危险。
不久之前，黎元洪曾一再表示“宁可牺牲总统，绝不解散国会”，如今这些豪言壮语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
摆在黎元洪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稳住张勋。
但国会也不是说解散就能解散的。法律规定，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必须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段祺瑞被罢免后，代理国务总理的是老法学家伍廷芳。
作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抵死也不肯副署这样的命令。
他对前来做工作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说：“职可辞，名不可署！头可断，法不可违！”
黎元洪见伍廷芳油盐不进，只好对张勋说：“不是我不想解散国会，是找不到副署命令的人啊！”
大老粗张勋不管这套，他回话说：“要什么副署？发道命令解散了就是了。”
没办法，黎元洪只好派人到天津找新任内阁总理李经羲。
李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自己尚未履职，没有资格副署。
无计可施的夏寿康只好去找段祺瑞帮忙。段祺瑞说，你们不都让我下台了吗？我怎么还有资格副署呢？
眼看张勋给出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没人副署命令，黎元洪急得团团转。
最后关头，步军统领江朝宗出面，以代理总理的名义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可笑的是，江朝宗这个代理总理只当了十二天，他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散国会。
江朝宗也不想当千古罪人，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后便通电全国：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同一天黎通元洪电全国，解释自己的苦衷：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死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
“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馆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于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
这道命令发表后，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
“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张勋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
“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六月十四日，张勋带着家小开赴北京。为了迎接张大帅，黎元洪命人打开中华门。
据说民国以后，中华门为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一次是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专使，一次是为了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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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正阳门京奉火车站张灯结彩。北京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从火车站到南河沿张宅，一路上军警密布，辫子兵分段站岗，城楼城墙上满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进京这天，张勋可谓风光无限，他也正春风得意。殊不知，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注定是没有好下场的。
第273章 坚守共和
看来，张勋的眼睛里根本没有黎元洪这个总统，明知黎在盼星星盼月亮等着见他，到京的当天并不没有去谒见。
十五日晨，黎元洪派夏寿康、钮传善到南河沿张宅面邀。一直到九时，张勋才乘汽车出门，先访王士珍，后到总统府。
黎备有丰盛的筵席与张勋共进午餐，并邀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作陪。
谈到当前时局，张勋书面提出解散国会以外的解决时局办法五条：
一、组织责任内阁；二、召集宪法会议；三、改良国会规制，减少议员名额；四、赦免政治旧犯；五、摒退公府佥壬。
此时黎已经失去了抵抗，就在条文上亲笔批明：“交院分别办理”。
张勋还在口头上补提了三个条件：
一、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二、请订孔教为国教；三、请批准定武军（辫子军）增招军队二十营。
关于制宪问题，张勋主张援引民国元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例，由各省推派代表二名，组织宪法会议。黎也向他反提了四个条件：
一、独立各省取消独立；二、天津总参谋处撤销；三、各省军队撤回原防；四、各省不得扣留中央税款。
张勋已经以北京政.府的新主人而自居，谒黎后通电独立各省说：
“入都后，折衷各方意见，条举磋商，如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额数、赦免政治旧犯、摒退公府佥壬等事，均蒙主座批准。……各省宣告脱离之始，所提条件虽有不同，而其大端要不外乎此数者。今者既经解决，则收束军事，亟应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其军队已出发者，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布署稍定，亦当率队归徐。”
十六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偕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到清宫，由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导入养心殿谒见溥仪。
接着他又到东交民巷遍访各国公使，日本林公使设宴招待了他。
觉得万事俱备后，张勋命令他的“辫兵”把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副司令江朝宗和陈光远、以及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湖“请”到他那里。
突然宣布道:“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接着他告诉众人，他已进宫面圣，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明晨请皇上复位。议罢厉声问道:“诸位尊意如何？”
王、江、陈、吴四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懵了。
王士珍壮着胆子问道：“各省及外交部接洽过吗？”
张勋回答：“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
王士珍等默默无语。
张勋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
王士珍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什么。
张勋遂下令打开城门，五千“辫子兵”全部进城。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带领康有为以及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文武官员，乘车进宫。
溥仪在回忆录中对此是这样写的：
“阴历五月十三日这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口：‘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贴，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与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让我明白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回到养心殿，又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折上写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他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听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
“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奏请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说好了，现在我该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张勋下去之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后来奏事太监拿了一堆已写好的‘上谕’。头一天一气下了七道‘上谕’。……”
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但一时供不应求，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
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有办法，只得由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有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
张勋、康有为、瞿鸿禨、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顾瑗、万绳栻等数十人合辞上奏，请清逊帝溥仪复辟全文：
“奏为国本动摇，人心思旧，谨合辞吁请复辟，以拯生灵，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经国以纲纪为先，救时以根本为重。我朝开基忠厚，圣圣相承。主教则首尚人伦，敷政则勤求民隐，是以皇灵赫濯，敬者怀若帝天，化泽涵濡，爱者戴如父母，虽经鬓捻寇氛之厄，幸赖二三大臣效忠疆场，用能削平祸乱，弼我丕基。
“盖仁泽入人既深，而王纲又足以维系之也。廿载以来，学者醉心欧化，奸民结集潢池，两者相资，遂成辛亥之变。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荣，罹万民于涂炭，勉徇所请，诏设临时政.府，原冀惠安黎庶，止息干戈，岂意根本动摇，竟以安民之心，助彼厉民之虐。彼时臣勋、臣国璋等，孤军血战，莫克回天；臣嗣冲、臣怀芝等，虽力遏妖氛，卒难荡决。贻忧君国，寝馈难安，忠愤填胸，积年成疾，然不敢不仰承庙略，悻冀升平。
“蒙难艰贞，于兹七载。乃共和实行以后，上下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贪济暴，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迄无宁岁，苍黎凋敝，逃死无门，此实非孝定景皇后逊政之初心，我皇上所当收回政权，实行安民，以仰承先志者也。臣等伏查列强之世，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此义近为各国所主张，尤深合吾民之心理，以中国之皇王神圣，代有留贻，规复典章，易于反掌。而我皇上，英姿天挺；圣学日昭，虽在冲龄，睿逾往圣。况当机限之运，曾无匕鬯之惊，天殆默佑圣躬，以宏济艰难，俾延无疆之祚，而吾民迭婴荼毒，尤徯后以来苏。
“臣等蒿目时艰，痛心天祸，外察各国旁观之论，内审民国真实之情，靡不谓共和政体，不适吾民，实不能复以四兆人民敲骨吸髓之余生，供数十政客毁瓦画墁之儿戏。非后何戴，穷则呼天。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谨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复御宸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臣等内外军民，誓共效命，竭忠保卫皇室。伏恳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请，天下幸甚。所有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吁请复辟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随后废帝溥仪颁布了康有为拟定的复位上谕一通：
“朕不幸，以四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灵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革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征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至十余万万，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困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而难安者。
“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彷徨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体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禨等为国势阽危，人心涣散，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人。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以惠中国，而拯生灵各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谰言，遂置生灵于不顾。
“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绝，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自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留一息命脉，庶几存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二）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三）凛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四）实行融化满清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俗易婚等事，并着所司条议具奏。（五）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厘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各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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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国所行印花税一事，应即废止，以舒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减。
（七）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事为准。（八）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九）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览临之。将此通谕知之。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内阁议政大臣张勋。”
第274章 号召讨逆
复辟后张勋有一通电，宣告中外：
“自顷政象谲奇，中原鼎沸，蒙兵未解，南耗旋惊，政.府几等赘旒，疲氓迄无安枕。怵内讧之孔亟，虞外务之纷乘，全国漂摇，靡知所届。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既同处厝火积薪之会，当愈厉挥戈返日之忠，不敢不掬此血诚，为天下正言以告。
“溯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驯至昌言废孔，立召神恫，悖礼害群，率由兽行，以故道德沦丧，法度凌夷，匪党纵横，饿莩载道。一农之产，既厄于讹诈，复厄于诛求；一商之资，非耗于官捐，即耗于盗劫。凡在位者，略吞贿赂，交济其奸，名为国民，而不知有民，称为民国，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即此次政争伊始，不过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纪纲稍振之时，焉有轇轕不解之虑？
“乃竟兵连方镇，险象环生，一二日间，弥漫大地。迄今内蒙.独立，尚未取消，西南乱机，时虞窃发，国会虽经解散，政.府久听虚悬，总理既为内外所不承认，仍即靦然通告就职，政令所及，不出都门，于是退职议员，公诋总统之言为伪令，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且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权利所在，人怀幸心，而选举之期，又仅以五年为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统，则一小乱，选举无已时，乱亦无已时，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利病皎然，何能曲讳？
“或有谓国体既改共和，倘轻予更张，恐滋纷扰，不若拥护现任总统，或另选继任总统之为便者。不知总统违法之说，已为天下诟病之资，声誉既隳，威信亦失，强为拥护，终不自安。倘日后迫以陷险之机，曷若目前完其全身之术？爱人以德，取害从轻，自不必佯予推崇，转伤忠厚。至若另行推选，克期继任，讵敢谓海内魁硕，并世绝无其人？然在位者地丑德齐，莫能相下；在野者资轻力薄，孰愿率从？纵欲别拣元良，一时亦难其选。
“盖总统之职，位高权重，有其才而无其德，往者已时蓄野心，有其德而无其才，继者乃徒供牵鼻，重以南北趋向，不无异同，选在北者则南争，选在南者则北争，争端相寻，而国已非其国矣。默察时势人情，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中国本为数千年君主之制，圣贤继踵，代有留贻，制治之方，较各国为尤顺，然则为时势计，莫如规复君主，为名教计，更莫如推戴旧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
“伏思大清忠厚开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正，远迈汉唐二祖七宗。以圣继圣我圣祖仁皇帝圣神文武，冠绝古今，历传至我德宗景皇帝，时势多艰，忧勤尤亟，试考史宬载笔，历朝爱民之政，如普免钱粮，叠颁内帑，多为旷古所无，即至辛亥用兵，孝定景皇后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仁慈至意，渝浃人心，海内喁喁，讴思不已。前者朝廷逊政，另置临时政.府，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况我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无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拔乱反正之功。祖泽灵长，于兹益显。
“勋等枕戈厉志，六载于兹，横览中原，陆沉滋惧，此次猝逢时变，来会上京，窃以为暂偷一日之安，自不如速定万年之计，业已熟商内外文武，众议佥同，谨于本日合词奏请皇上复辟，以植国本而固人心，庶几上有以仰慰列圣之灵，下有以俯慰群生之望。风声所树，海内景从。凡我同袍，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国难方殷，时乎不再，及今淬厉，尚有可为。本群下尊王.爱.国之至心，定大清国阜民康之鸿业。凡百君子，当共鉴之。”
这个电报除由张勋领衔外，列名者还有王士珍、江朝宗和京畿军警长官十四人。这些人当然都是被张勋硬拉上去的。
此电应该是张勋的复辟宣言，据说与宣告复辟的第一道伪谕一样，都出自康有为的手笔。不消说此电报是怎样的荒谬和无知，仅关于总统违法的说法，便无耻到了极点。所谓违法是指解散国会，而尽人皆知，解散国会是在张勋强力逼迫下做出。
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致使黎的威信扫地而除之，这本来是徐州会议早就预定的阴谋。自己导演的丑剧一转身成了定罪的根据，真是要多可笑有多可笑。
这样的拙劣之作，如果真的出自康有为这个自命不凡的“大才子”之手，就更叫人啼笑皆非了。此次复辟，除了张勋外，大概就是他跳得最欢了。
有文记载：“民国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由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三等客座中，来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农夫，在北京车站下车，用大蒲扇遮着自己的脸。匆匆地迈步出了车站，站外有四个辫子兵恭恭敬敬地迎接他，请他上了一部马车。马车得得地把他载进南河沿张辫帅公馆，他一进门，辫帅就传令出来，不见任何客人。
“这位老农夫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维新派领袖、保皇党党魁康有为。他在张宅和张勋密谈后，就乘人力车往西砖胡同的法源寺，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以为如此秘密，无人会知道他偷入北京。怎知第二天一早，黎元洪就知道了，派人来请他到公府一谈。他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大吃一惊，推托说风尘劳顿，改日晋谒。
“康有为本在上海，他早已和张勋的幕僚长万绳栻有密电往来。他在上海时，正在草拟“宣统皇帝”的复位诏书，忽然接到自北京来电，催他火速赴京，他乃剃去了胡须，化装成农夫模样，搭乘三等车由津浦路北上，随行的有沈曾植和王乃澂。”
复辟宣布后，官制仍照宣统元年官制。即日便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度支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王士珍参谋部大臣，徐世昌弼德院院长，康有为副院长。
又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留京办事。冯国璋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两广总督，曹锟直隶巡抚，齐耀琳江苏巡抚，张怀芝山东巡抚，阎锡山山西巡抚，赵倜河南巡抚，李纯江西巡抚，谭延闿湖南巡抚，杨善德浙江巡抚，陈炳焜广东巡抚，谭浩明广西巡抚，王占元湖北巡抚，李厚基福建巡抚，唐继尧云南巡抚，刘显世贵州巡抚，杨增新新疆巡抚，张广建甘肃巡抚，张作霖奉天巡抚、孟恩远吉林巡抚、许兰洲黑龙江巡抚，刘存厚四川巡抚，陈树藩陕西巡抚，田中玉察哈尔巡抚，王廷桢江北提督，卢永祥江南提督，张敬尧长江水师提督。
七月二日又授瞿鸿禨，升允为大学士，冯国璋、陆荣廷为参预政务大臣，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劳乃宣法部尚书，詹天佑邮传部尚书，张曾敭为都察院都察御史，胡思敬、温肃副都察御史，龙济光广东水师提督，吴光新湖南提督。
七月三日豁免宣统九年前民间旧欠钱粮。授陈光远为直隶提督，范国璋浙江提督，蔡成勋福建提督，逵寿为理藩部左侍郎，顾瑗为右侍郎。李进才为陆军部副都统，并派充京师军警总执法处督办。刘金标为陆军第十三师师长，李得胜为陆军步队第二十五旅旅长。
七月四日谕各省督抚，每省推举三人来京，筹议宪法国会。
授徐世昌为太傅，张人骏、周馥为协办大学士、岑春煊、赵尔巽、陈夔龙、吕海环、邹嘉来、张英麟、铁良、吴郁生、冯煦、朱祖谋、胡建枢、安维骏、王宝田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马安良为甘肃提督，马福祥为固原提督，陆锦为陆军部左丞，刘恩源右丞，吴兆毅左参议，韩运章右参议。
七月五日授方枢为内阁法制局局长，郭则沄为诠叙局局长，吴廷燮为统计局局长，吴笈孙为印铸局局长，梁用弧为邮传部左丞，劳之常右丞。熙彦为马兰镇总兵。
七月六日谕徐世昌以太傅大学士辅政，张镇芳兼盐务署督办，梁敦彦暂行兼署邮传部尚书，派孙宝琦充督办税务大臣，蔡廷干充帮办税务大臣，严璩署理盐务署署长，兼稽核所总办。授张茂炯为中国银行正监督，曹锐副监督。马兰镇总兵熙彦兼管内务大臣事务。
七月七日授吴钱孙为民政部左丞，张敬修右丞。吴学廉为度支部左参议，宋名璋右参议。
张勋在清宫中宣布复辟后，便指定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梁鼎芬为清室代表，李庆璋为自己代表前往总统府逼迫黎元洪退位，并在已经拟好的奉还大政奏折上签名盖章。
凌晨四时，清室旧臣梁鼎芬等人带着小皇帝赐封黎元洪一等公的诏书和康有为预先代写的“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奏折，五更叩开总统府的门，要黎元洪在奏折上签字。
黎元洪听明白了梁鼎芬的来意后，分外惊愕，知道自己上当了。前门才赶走段祺瑞那只狼，后门却引来张勋这只虎。
为了维护共和国体，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可以做出解散国会这样的匪夷所思之事。但是，复辟帝制是绝对不可以的。为实现共和，那么多人流血牺牲。一旦回到封建帝制，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总统的职位，乃出国民委托，不敢不勉任所难。若复辟一事，乃是张少轩（张勋字）一人主张，恐中外未必承认，我奈何敢私自允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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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态度坚决。
梁鼎芬恐吓说:“先朝旧物，理当归还。公若不肯赞成，恐致后悔。”
黎元洪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梁鼎芬无法，只得悻悻而去。
梁鼎芬是什么人？他是溥仪的老师，又是黎元洪的儿女亲家，是死硬派遗老。他自以为自己面子大，可以将黎劝退，不料碰了一大鼻子灰。
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第275章 洪流滚滚
黎元洪没有消极坐等，立即发出三通电报，命各省迅即出师讨贼。
第一电云：“本日张巡阅使率兵入城，实行复辟。断绝交通，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元洪严词拒绝，誓不承认，副总统等拥护共和，当必有善后之策。”
第二电云：“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清帝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借免误会。”
第三电云：“国家不幸，患难相寻。前因牢法争持，致启兵端。安徽督军张勋，愿任调停之责，由国务院总理李经羲主张，招致入京，共商国是。甫至天津，首请解散国会。在京各员，屡次声称，保全国家统一起见，委曲相从，刻正组织内阁，期速完成，以图补救。不料昨晚十二点钟，突接报告，张勋主张复辟，先将电报局派兵占领。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面称：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等语。当经痛加斥责，逐出府外。
“风闻彼等已发通电数道，何人名义，内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人。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设之邦基，及世界承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时局至此，诸公夙怀爱国，远过元洪。伫望迅即出师，共图讨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救危亡。无任迫切，临电涕泣，不知所云。”
以上三通电报，因当时北京电报局都被张勋派兵把守，特派金永炎持往上海拍发。
七月一日傍晚，总统府仍然飘扬着五色旗（当时民国的国旗），这是北京城内仅有的一面国旗。
张勋在和黎元洪打交道时，似乎只看到了黎元洪软弱可欺的一面，没领教过黎的顽强不屈，也就没把黎当回事。
这样一来，七月一日到二日上午，黎的对外活动并未完全受到限制。
他写了一道重新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段举兵讨伐叛逆。派府秘书覃寿衡把命令送到天津去，同时由其在天津发出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
黎电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电：“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不德，统御无方，负疚国民，饮痛何极。都中情形，日益险恶，元洪既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我公同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代行大总统职务。目前交通梗绝，印绶赍送，深虞艰阻。现已任命段芝泉为国务总理，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此后一切救国大计，请我公与芝泉协力进行，事机危迫，我公义无旁贷。临电翘企，不尽区区。”
黎免国务总理李经羲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电：“此次政变猝生，元洪负疚民国，哀痛何已。于冬（二）日将任段芝泉（祺瑞字）总理国事，并电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副总统未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所有印信文件，业经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并设法转送副座，呈请接收。再顷者公府卫队猝被撤换，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医院。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请诸君商承冯副总统、段总理合力进行。”
七月二日下午，张勋才派人通告黎，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迁出公府。
北京外交团知道这消息，当天英、日、美、法、俄各国公使就在荷兰公使馆举行会议，决定对复辟问题暂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
对中国总统的安全问题，公推荷兰公使以非正式手续警告外交部，不得加以伤害，并须加意保护。惧于列强，张勋不敢公然派兵驱逐黎元洪出府，仅于三日调换了公府的卫队，加强了对黎的监视。
当公府调换卫队的时候，黎元洪与留在公府的少数幕僚商定，在卫队交替的忙乱时期，冒险离开公府。
采取了转移目标之法，由公府侍从武官唐仲寅中将伪装成总统，乘坐总统的汽车出发。黎却扮作普通职员的模样，与秘书刘钟秀等乘坐蒋作宾的汽车出发，约定在法国医院集合。
到达法国医院时，因为没有医生签字的入院证，医院拒绝收留，黎元洪一行只得转往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少将的官舍栖身。
七月三日，日本公使馆发表如下的通电：“七月二日午后九时半，黎大总统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区域内之武官斋藤少将官舍。日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并为顾及国际道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区域内之营房暂充黎大总统居所。黎大总统在日使馆时期内，绝对不许作政治活动。”
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立即发表讨逆宣言，六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大省会召开万人大会，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声讨和谴责张勋的倒行逆施。
张勋复辟给了一些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交通系的梁士诒，袁世凯死后，名列帝制余孽，南走香.港。张勋复辟，，立刻致电叶恭绰，要他全力支持讨逆。
洪宪帝制祸首杨度有通电反对复辟。虽然他的论点与众不同，只反对清室复辟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帝制。
洪宪帝制的另一祸首孙毓筠也有通电反对复辟。
张勋的恶举，甚至遭到家人和下属的反对和抵制。
因复辟有功，张勋被册封为“忠勇亲王”。当其正踌躇满志、乐不可支时，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
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对大帅称奴才了。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
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走就走！”说罢，立刻让该君滚出。
张勋的老婆曹氏也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
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地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
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
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
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
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张勋有两个侄子，一名弼廷，一名敏斋，他们也是反对复辟的，曾相与劝谏张勋说：“吾叔负天下之重，万不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如今在你身边奔走献策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岂可入其彀中？”
张勋听后，拍案怒骂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其实张勋自己到底懂得什么，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黎元洪的密使覃寿衡到了天津，先找到张国淦，把黎的命令交给张，请张相机行事。张国淦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说服段祺瑞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并非易事，所以见到段祺瑞后，先不把黎的命令拿给出，却先劝段赶快部署讨伐张勋。
段问：“我用什么名义来号召呢？”
张于是乘机把黎的命令拿出。
段一看到黎元洪三字，脸马上变了，气冲冲地说：“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段祺瑞的反应在张国淦的预料之中，但他早有准备，便慢吞吞地说：“他今天仍然还是总统，张勋叛逆我们要号召军队讨伐他，如果我们不依正轨而行，不接受总统命令，行使合法职权，其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军人推戴，乱平后大家恃功而骄，岂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何况所能取得的军人拥戴，不过是北方几省，西南方面仍是承认黎总统，一定不予支持。三国时曹孟德何以挟天子令诸侯，就是为了出师有名。国难当头，个人意气是要不得的。承认黎为合法总统，就能使您的行动合法。”
张国淦这番话说动了段。于是段接见了黎的密使，也接受了黎的命令。
段祺瑞受命出山“勤王”后，立即部署一切。
考虑到兵贵神速，因为如果时间一拖，参加复辟的人员一多，局势便难控制了。 经和亲信智囊再三研究后，决定就近取材，从河北省京畿附近找军队。
很快选定驻马厂的第八师长李长泰部和驻廊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以这两支部队作为讨逆军的基本武力，同时和在保定的直隶督军曹锟连络。
李长泰（1862－1922），字阶平，直隶武清县（今属天津市）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长泰加入新建陆军，历任工程营领队官、管带、工兵参领、留直副将，北洋第六镇协统。
民国元年（1912年），李长泰署理直隶大名镇总兵。翌年，转任冀南镇守使。民国三年九月，任陆军第八师师长。民国四年，兼任驻保定司令官。
段在进行军事组织时，外交上遭遇到一点困难，原来根据《辛丑条约》，天津附近二十里是不许驻军的，这对于讨逆军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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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和日本有密切关系，日本方面派青木中将帮助段策划军事，借给军费一百万元。同时日本公使在公使团会议中建议中国在讨逆时期，允许中国军队有行军及运输的自由。对此，各国勉强表示了同意。
第276章 不堪一击
七月二日晚九时，段祺瑞偕同梁启超等驰抵马厂。
马厂在天津以南。相传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骑兵部队南征得胜，班师休整途中见该地草肥水甜，气候宜人，遂养兵憩马于此。人们见马多而称之为“马场”，后演变为“马厂”。
当晚段祺瑞分别和各将领密谈，进行说服和协调工作。
七月三日上午八时，第八师司令部举行组织讨逆军军事会议。会议公举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慷慨誓师。段随后组织了司令部，派段芝贵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以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为讨逆军总部参赞，靳云鹏为总参议。
段祺瑞在财政上除了日本支援以外，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也予以支持，曾在交通银行预借军饷二百万元。
民国六年七月四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民国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历考有史以来二十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张勋等以个人权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韪，以倡此逆谋，思欲效法莽、卓，挟幼主以制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称改建共和，诸多弊害，恳复御大统，以拯生灵等语，擅发伪谕。横逆至此，中外震骇。
“若曰为国家耶，安有君主专制之政，而尚能生存于今之世者？其必酿成四海鼎沸，盖可断言。而各友邦之承认民国，于兹五年，今覆雨翻云，我国人虽不惜以国为戏，在友邦则岂能与吾同戏者。内部纷争之结局，势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国运真从兹斩矣。若曰为清室耶，清帝冲龄高拱，绝无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为大戒，今兹之举，出于迫胁，天下共闻，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
“前清得以优待终古，既为旷古所无，岂可更置诸严墙，使其为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祺瑞罢斥以来，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惟念辛亥缔造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情义所在，守死不渝。诸公皆国之干城，各膺重寄，际兹奇变，义愤当同。为国家计，自必矢有死无贰之诚，为清室计，当久明爱人以德之义。复望戮力同心，戢兹大难，祺瑞虽衰，亦当执鞭以从其后也。敢布腹心，伏维鉴察。”
同日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发表“讨逆檄文”，全文如下：
“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谨痛哭流涕申大义于天下曰：呜呼，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该逆出身灶养，行秽性顽，便佞希荣，渐跻显位。自入民国，阻兵要津，显抗国定之服章，焚索法外之饷糈，军焰凶横，行旅裹足，诛求无餍，私橐充盈，凡兹稔恶，天下共闻，值时多艰，久稽显戮。
“比以世变洊迫，政局小纷，阳托调停之名，明为篡窃之备，要挟总统，明令敦召，遂率其丑类，直犯京师。自其启行伊始，及驻京以来，屡次驰电宣言，犹以拥护共和为口实。逮国会既散，各军既退，忽背信誓，横造逆谋。据其所发表文件，一切托以上谕，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怀，再三胪举奏折，一若由于群情之拥戴，夷考事实，悉属愆当日是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
“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瑜、瑾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该伪谕中，横捏我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之奏词，尤为可骇。
“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终始，两日以来，虽在樊笼，犹叠以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虽见幽，决不从命，责以速图光复，勿庸顾忌。我副总统一见伪谕，即赐驰电，谓被诬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则陆巡阅使联奏之虚构，亦不烦言而决。所谓奏折，所谓上谕，皆张勋及其凶党数人密室篝灯，构此空中楼阁，而公然腾诸官书，欺罔天下。自昔神奸巨盗，劝进之表，九锡之文，其优孟儿戏，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
“该逆勋以不忘故主，谬托于忠爱。夫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然正惟怀感恩图报之诚，益当守爱人以德之训。昔人有言：长星劝汝一怀酒，世岂有万年天子哉。旷观史乘，迭兴迭仆者，几何代，几何姓矣，帝王之家，岂有一焉能得好结局。前清代有令辟，遗爱在民，在厚其报，使继续之者不复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优待条件，勒诸宪章，砺山带河，永永无极。
“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前清能永享殊荣，即食旧臣之报，仁至义尽，中外共钦。今谓必复辟而始谓忠耶？张勋食国民之禄，于兹六载，必今始忠，则前日之不忠敦甚？昔既不忠于先朝，今复不忠于民国。刘牢之一人三反，狗彘将不食矣！谓必复辟而始为爱耶？凡爱人者，必不忍陷人于危，以非我族类之嫌，丁一姓不再兴之运，处群治之世，而以一人为众矢之的，危孰甚焉！张勋虽有天魔之力，岂能翻历史成案，建设万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于再亡，及其再亡，欲求复有今日之条件，则安可得？岂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领，而清室子孙且无噍类矣。清室果何负于张勋，而必欲借手殄灭之而后快？岂惟民国之公敌，亦清室之大罪人也！
“张勋伪谕，谓必建帝号，乃可为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张勋何人，乃敢妄谈政治。使帝制可以得良政治，则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观万国历史，变迁之迹，由帝制变共和而获治安者，既见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获治安者，未之前闻。法兰西三复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确立共和，国乃大定，而既扰攘八十年，国之元气，消耗尽矣。国体者，臂犹树之有根也，植树而屡摇其根，小则萎黄，大则枯死。故凡破坏国体者，皆召乱取亡之道也。防乱不给，救亡不赡，而曰吾将借此以改良政治，将谁欺，欺天乎？
“复辟之贻害清室也如彼，不利于国家也如此。内之不特非清室自动，而孀妃耆博，且不胜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群公劝进，而比户编氓，各不相谋，而嗔目切齿。逆贼张勋，果何所为何所恃而出此？彼见其辫子军横行徐、兖，亦既数年，国人优容而隐忍之，自谓人莫敢谁何，乃起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以次铲除异己，广布心腹爪牙于各省，扫荡全国有教育、有纪律之军队，而使之受支配于彼之土匪军之下，然后设文网以坑贤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于彼股掌之上，及其时则取而代之耳。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男子矣！
“祺瑞罢政旬月，幸获息肩，本思稍事潜修，不复与闻政事。忽遘此变，群情鼎沸，副总统及各督军、省长，驰电督责，相属于道，爱国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义之军侣，环集责备，义正词严。祺瑞抚躬循省，绕室彷徨，既久于奉职民国，不能视民国之覆亡，且曾筮仕于先朝，亦当救先朝之狼狈。谨于昨日夜分视师马厂，今晨开军官会议，六师之众，佥然同声，誓与共和并命，不共逆贼戴天。为谋行师指臂之便，谬推祺瑞为总司令，义之所在，不敢或辞，部署略完，克日入卫。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同胞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
“言军纪则辫兵横行部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受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履及剑及，率先涌进，以为国民除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
“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讨逆文件都是梁启超的手笔，，在讨逆檄文中，把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说成是“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因此，“除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这无疑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而孤立张勋等复辟狂。
梁启超也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电中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武夫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
这个通电发表后，就有广西名流马君武打电报骂他说：
“复辟之事，张勋、康有为固为罪魁，倪嗣冲、梁启超辈尤为祸首。……民国成立以来，君（指梁）日以破坏《约法》、破坏国会为事。始则附和袁氏，以司法总长资格为贼划策，副署解散国会命令；及宠任既衰，乃叛而它去，托言护国，窃号名流。共和既复，君之行新《约法》、拥段为总统之策不能行，内阁总理、财政总长之梦不能达，乃教唆使党员日在议会捣乱，后欲借宣战问题，以行其攫权乱国之阴谋。
“及国民多数反对，君乃日往来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为起兵口实。督军叛国，君与汤化龙同为谋主。……叛国祸首，其罪维均。反对复辟，为国人心理所同。君等同为叛国逆贼，无发言资格。共和终当复活，国人不可屡欺，勿复多言，静候法律裁判可也。”
在取消国会，督军团取消独立的时候，两广已经宣告自主。
七月三日，人在沪的海军总长程璧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讨伐复辟。
同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反对复辟，通电如下：
“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例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诸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
“处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鉴此心。乃安徽督军张勋，奉命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大兵围护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自称政务总长议政大臣。又捏造大总统与陆巡阅使暨国璋劝进之伪奏，进退百僚，行同儿戏。
“夫禅让之诏，优待之条，著在史书，传为佳话。今乃一切破坏之，玩国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自民国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国之承认，变更国体，是何等事。今以各国承认之民国，变而成为非国际团体之帝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骇人听闻，是谓不智。近年国家多故，天灾流行，金融滞塞，商民痛苦，正赖安居乐业，迄可小庥。
“乃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无穷，是谓不仁。保全元首，拥护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该督军亦电称不得别图拥戴。乃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藐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干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克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诸公忧国之忱，过于国璋，尚望慨赋同仇，各摅义愤。敢叶肝鬲，伫盼玉音。”
同时，他又拍电给段祺瑞，列举张勋八大罪状，要求和段联名申讨。冯、段遂联名发表了以下的通电：
“国运多厄，张勋造逆，国璋、祺瑞先后分别通电，声罪致讨，想尘清听。逆勋之罪，罄竹难书。服官民国，已历六年，群力构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坏，罪一；置清室于危地，致优待条件中止效力，辜负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师傅，誓死不从，勋胁以威，目无故主，罪三；拥幼冲玩诸股掌，袖发中旨，权逾莽、卓，罪四；与同舟坚约拥护共和，口血未干，卖友自绝，罪五；捏造大总统及国璋等奏折，思以强.暴污人，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罪六；
“辫兵横行京邑，骚扰闾阎，复广募胡匪游痞，授以枪械，满布四门，陷京师于糜烂，罪七；以列强承认之民国，一旦破碎，致友邦愤怒惊疑，群谋干涉，罪八；凡此八罪，最为昭彰，其余稔恶，擢发难数。国璋忝膺重寄，国存与存，祺瑞虽在林泉，义难袖手。今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贼巢。凡我同袍，谅同义愤，伫盼云会，迅荡霾阴。国命重光，拜嘉何极！冯国璋、段祺瑞同电。”
由于南京和上海的实力派都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浙江督军杨善德也于三日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张勋的老同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亦于七月四日发表通电：
“迭据张勋来电，主张复辟，据称已代为列衔入奏等语。又北京来电，张勋擅造伪谕，有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合词奏请复辟等语。闻之不胜骇诧。荣廷日前入都述职，极意乞休，因故主尚存，偶通私谒，不过摅恋旧之蓄念，并无别意存乎其间。我国人民心理趋向共和，辛亥之役，号为政治改良，实属种族革命，义师振臂，还我山河。去岁项城称帝，海内骚然，英雄群起，兴师护国。征诸往辙，宜识潮流。荣廷分属国民，素以拥护共和为职志，决不敢以一己之私恩，遽忘天下之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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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优待清室，列在《约法》，安富尊荣，孰逾于此？凡在先朝遗老，正宜加意保全。念我冲人，更何忍置诸水火。先朝禅让，美甲全球，舍危即安，义尤可取。荣廷素志，以民国为前提，在公义绝对不敢主张，在私情尤不忍见其危险，所望伸明大义，共奠邦基，合力维持，毋任佥壬播弄，庶民国不致中断，清室借以安全，大局幸甚。敢布腹心，诸希鉴察。”
有人问湖南督军谭延闿的态度，谭只回答了“滑稽”两个字。
张勋最为看重的所谓“北冯南陆”都明确表态讨逆，不知其作何感想。
第277章 树倒猢狲散
有不少军阀在复辟时期，采取观望态度。力求先看清风向，然后再表明立场。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北京伪谕的当时，都曾吩咐电局暂勿公开，以免别人问及他的态度时难于置答。
张作霖则以“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
另外有一些军阀，没有多加考虑，过早地表示了赞成复辟的态度。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即到清宫叩谢圣恩，并向“当朝宰相”张勋递了一张门生帖子。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安徽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政务厅长秋豫要发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伪谕，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且说本人就到安庆来“接旨谢恩”。七月二日，安庆、芜湖、蚌埠、大通一带龙旗招展，蚌埠出现了“安徽巡抚部院倪”的布告。
但是，这不妨碍他在讨逆军中担负要职。
复辟消息传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即刻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
随即拨款五千元修建久已辟为市场的“万寿宫”，重刊青石万寿碑，并定制大批龙旗。
七月三日，福州日本领事到军署来请李表示对复辟的态度，李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
可就在第二天，日本领事在另一宴会上遇见了他，他又大骂张勋不识时务，本人誓死拥护共和。
李厚基（1870年—1942年），字培之，江苏丰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初为直隶总督署卫队管带，后历任北洋军第二镇管带、标统，第四镇第七协协统。辛亥革命时，参加进攻武汉。民国建立，改称第四师第七旅旅长。一九一三年进兵上海镇压二次革命，任吴淞要塞司令。同年带兵入闽，历任福建镇守使、护军使。一九一六年投靠皖系，任福建督军兼省长，参加督军团活动。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民政部大臣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写了一道“谢恩折”说：“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
到七月六日，原已附逆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看见风向不对，为了立功赎罪，把朱家宝赶走。
杨以德（1873—1944），字敬林，绰号杨梆子，天津人，祖籍山东。杨年幼时家道中落，生计艰难，曾就食于盐商杨绍溪家，担任守夜打更等杂务。一九零二年任天津火车站东站检票员。一九零六年，被任命为探访局总办。
民国初年，出任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是一九一八年杨三姐告状一事和一九二零年逮捕爱国学生，取缔天津学生联合会一事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到伪谕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抚”；同时，解除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兼摄督军，改派镇守使高凤池代理“吉林巡抚”。
但是到七月七日，孟又电请郭宗熙继续兼摄督军，并且痛斥初连甲假窃名义，招摇撞骗。
绥远旅长王丕焕在拒绝蒋雁行回任而自立为绥远都统后，曾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他接到伪谕，就“率同绥远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思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
后来因复辟失败得太快，他附逆有据，乃予以撤职处分，并派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
七月六日冯国璋通电宣布代理大总统职务：
“黎大总统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理，即于七月七日就职。”
外交总长伍廷芳携带印信赴上海，暂借上海交涉公署办公。通电各埠使领，声明北京伪外务部文电无效。
民国六年七月六日，讨逆军西路集中芦沟桥，东路由廊房开进到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便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张勋命令辫子军把丰台铁路破坏以阻止讨逆军前进，引发外国使团的抗议。他们根据《辛丑条约》中“京津铁路行车不得中断”为理由，派兵保护，修理车轨，恢复通车。这无形中支持了讨逆军。
张勋只带了辫军五千人北上，这点儿人马用于开战如同儿戏。
为了壮大声威，只好拉来非辫子军打头阵，辫子军则押后督战。
七日他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驰援，由辫子军二营押后。
结果吴、田的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倒戈相向。驻南苑的第十一师李奎元旅和十二师刘佩荣旅也乘势枪口指向辫子军，
南苑飞机又飞住丰台向辫子军的阵地投炸.弹，同时向清宫的乾清殿和中正殿也投炸.弹，在宫中打死了一个人和一只狗。
这应当是划时代事件，开创了中国空战的历史。
轰炸清宫是由段祺瑞的讨逆军派出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机在逊清故宫上空盘旋，投下了三颗炸.弹。
虽然只扔了三颗炸.弹，但作用却很大，溥仪曾回忆说：
“宫中掉下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飞机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面无人色，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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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的辫子军很快溃不成军，狼奔豕突地四散逃命。
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由南苑赶到丰台，东西两路讨逆军便在丰台会师。
陈光远（1873年10月8日－1939年8月16日），字秀峰，直隶省顺天府武清县（今天津市）人。
少年时曾为粮店学徒，一八九二年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武卫右军队官、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总务处总办、步队统领、北洋陆军第四镇第八协统领等。
民国成立后，追随袁世凯、冯国璋，为北洋军阀直系骨干。历任热河巡防营统领兼赤峰镇守使、中央模范团团副、陆军第十二师师长、京津警备副司令、绥远都统等职。
冯国璋代理总统后，被任命为江西督军，与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一九二二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抵抗南军不利，被曹锟免职。
后寓居天津英租界作寓公，购置大量房地产，并开设银号与当铺多座。通过亲家龚心湛在北洋企业中大量投资，购买了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厂、中原公司等企业的股票，为津门巨富。
一九二四年七月，授将军府鉴威上将军。病逝于天津，终年67 岁。
由前线溃退的辫子军都退到北京永定门外。
江朝宗下令关闭城门，不许散兵进城。张勋听了大怒，压迫江开城放进辫子兵。
这就是讨逆军的第一战，不过是小小的接触，根本没有大战，因为在炮火中，火车仍然照开。
廊房之战其实并未开火，该地防军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段祺瑞起用该旅前旅长冯玉祥，廊房遂不战而下。这时另一位旅长吴佩孚在曹锟手下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
吴、冯两人曾在四川与护国军作战，现在两人又参加讨逆战争。
讨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战而克廊房，再战而会师丰台，三战而兵临北京城下。
简直是没有正式交手就败下阵来。慌了手脚张勋赶忙拍电给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请求他们实践诺言，赞助复辟。
张的电报说：“前荷诸公莅徐会议，首由张志帅（张怀芝）、赵周帅（赵倜）、倪丹帅（倪嗣冲）、李培帅（李厚基）及诸代表揭出复辟宗旨，坚盟要约，各归独立。故弟带队北上，临行通电，谆谆以达到会议主旨为言。弟之担任调人者，以未得京师根本之地。及弟至津京，犹未敢遽揭出本题，盖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从事，故请解散国会，听李九组织内阁，并请各省取销独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
“及事机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计，奏请皇上复位。……乃诸公意存观望，复电多以事前未商为言。然徐州会议之要约，诸公岂忍寒盟？……同属北派，何忍同室操戈？……务恳飞速赞成，以践前约。”
根据徐州会议的决定，对于一切有关国家大计的问题，得由大盟主全权处理，事后再以文电通告有关各省。张勋到北京后，就是以大盟主的资格对有关各省发号施令。
问题在于，无论袁世凯或者段祺瑞当权的时期，都把各省军阀当作天之骄子。遇事要和他们商量，不商量就行不通，已经养成了各省军阀人人目空一切。
袁、段都是北洋派的领袖，尚且如此迁就，张勋何物能够自居于各省军阀之上而向他们发号施令。
督军团里面有段派，也有冯派，大小头目也没有真正甘心充当张勋奴才的人。在督军团与黎元洪为敌的时候，必须推出一个人来出头，张勋才得以大出风头。现在黎元洪已靠边站，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而谋臣亡，张勋本已失去利用价值。何况已经是四面楚歌，谁还能理睬他。
第278章 遍街可见的辫子
七月八日，辫子军奉张勋的命令，全部退入北京内城，集中于天坛、紫禁城和南河沿张宅三个地区。
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乘势攻进了朝阳门。
张锡元（1870－1941），字嘏民，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
毕业于保定军官学堂，后任定武新建军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任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第五十八标标统。同年十月，参与镇圧武昌起义，因功升第二十九混成协协统。
民国元年（1912年），混成协改组为混成旅，张锡元仍任二十九旅旅长。同年十二月，升任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民国三年（1914年），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同年九月，改任第九师师长。民国五年（1916年），改任京畿歩兵第二旅旅长。
讨逆军没有积极进攻北京，是怕巷战让这座古城毁于炮火，段祺瑞打算通过外交使团斡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七月八日。段祺瑞派汪大燮、刘崇杰入城和各国公使接洽，请其转达张勋，提出了以下四项停战条件：
（一）取消帝制。
（二）解除辫子军武装。
（三）保全张勋生命。
（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事宜。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把讨逆军的条件转达给张勋的伪外交部，力劝张勋接受，并表示各国愿意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
张勋虽眼见大势已去，但还幻想着全身而退。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全地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大概是想效法袁世凯，皇帝做不成转回头再做总统，张勋如今复辟不成，也想回徐州还去当大帅。
为此，张勋和雷震春、张镇芳联袂向溥仪提出辞呈，溥仪小傀儡皇帝当然批准。
同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理。这当然也是张勋的主意，可以从张勋的通电中看出：
“复辟一举，声气相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胞各省多预共谋，东海（指徐世昌）、河间（指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写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指王士珍）暂行接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据说此间还有戏剧性一幕：
张勋请辞时，提请清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
宣统说：“黄金万两便是四十余万元，我即位不过七天，给你四十万岂不是花五万元一天买个皇帝做？”
张勋听后很不高兴，便说：“陛下自从辛亥退政后，六年以来，老臣先后报效不下五十万元，我今天来要黄金万两，这也不算过分吧？”
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
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从外交团处接到段祺瑞解决时局的四项办法后，张勋用四句歌谣来作答复：
“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
有人问他怎样对清室作一个交待，他大声地说：“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复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干垮了拿我一个人受罪。这件事本来和清室不相干，干成了，小皇帝安坐龙廷，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
张勋想把北京的事完全推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他认为这两个人，一是北洋派的元老，一是北洋派的重臣，有他们出来负责，北洋派的人心里会舒服些。同时，他直觉地认为北洋派并不反对复辟，而是反对他一个人包办。如今他把北京的善后交给徐和王，北洋派的人自不会赶尽杀绝，当然会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回徐州。
他确很痛心和后悔，感到自己是被一些军阀们出卖。他的打算是不论维持“大清帝国”，还是恢复中华民国，都让徐世昌他们去搞，自己越早脱离北京这个是非窝为佳。
张勋一再打电报，一再派人到天津来迎接徐“相国”到北京来辅政。但是，徐在这个时候怎还会跳火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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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却有信给清室的“内务府大臣”世续，表示他对清室的关心，信上说：“复辟一举，张绍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元济。现在外兵四逼，张军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优待一事，自必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注：此处指讨逆军），仍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之心志。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即来京，共图维系。”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热衷者站出来为张勋说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
七月八日阮忠枢还有函给徐世昌，请其尽力设法保全张勋的生命财产。
阮忠枢的信上说：“绍轩质直忠勇，饶有血性，惟脑筋太简单，思想太旧。……今铸此大错，其心可佩，其愚可悯。……枢为大局计，为私交计，不得不痛哭乞援于钧座之前。……务恳垂念二十余年师生之谊、故旧之情，为之设法保全生命财产。……”
张勋听说后感动得要哭，说：“我结交半生，尚得这个仗义朋友，便死也瞑目了！”
七月月九日起，讨逆军联合近畿的北洋军，兵临北京城下。第一师在安定门、广渠门、朝阳门外，第十三师在西直门外，第十一师的一部分在永定门外，第三师、第十二师的的一部在彰仪门外，第十一、十二两师的另一部在西苑，对北京采取了大包围。
复辟的局面是彻底的瓦解，大难临头各自逃命。
奉天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投奔张勋，拥护复辟。眼见情势不对，想溜之大吉，不料才逃到天津，就在火车站被讨逆军拿获。
这下子，倒让他的对头张作霖，去了个心头大患。
雷震春、张镇芳、梁敦彦也自北京逃出，在丰台车站被捕。雷震春和张镇芳都是袁世凯称帝时的宠臣，如今参加复辟，时人称之为“双料帝制犯”。
因有功于复辟，雷震春被赏在紫禁城骑马。没想到上任没几天，讨逆军就攻进北京，雷震春只好化装成苦汉，拉着人力车仓皇出正阳门，想从东车站逃走。没想化装技术不过关，很快便被人认出，结果仍旧被抓。
后来有人在报上画了一个滑稽画，并配了一联：“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只有那位善于化装术，号称文圣的康有为，抛弃了头品顶戴，扮成一个古朴乡下的老农，偷偷地逃过了沿途军警监视哨。他的财产在戊戌政变时被查封，民国三年发还，这次又被查封了。
据说，康有为开始并不想逃跑，而是想去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并大骂道：“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晨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脱逃吗？”
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
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吗？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
在复辟期间，康有为和张勋这“文武两圣人”还闹了不少笑话。
在讨逆战开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十万块买张勋的人头。康有为听后很高兴，说戊戌年慈禧太后也悬赏十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看来自己和张勋的价值差不多；只不过通缉名单中没有自己，想必是自己的弟子从中转圜所致。
张勋听后大笑道：“你当年才十万两银子，我这次是两个十万元，你顶多也就值我的一半身价。再说了，这次通缉名单上没有你，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的人头不值钱罢了！”取笑完康夫子之后，张勋又得意地说：“姓冯的和姓段的都出十万元买我的人头，他娘的，一个个都想在我身上发财，我若是有变身的法子，倒是想变出两个张勋来！”
复辟正得意时的一天，张勋和康夫子在一起吹牛。
张勋说：“老夫名张勋，今日果然建立了不世之勋。”
康夫子笑道：“我名有为，今日也是大有为了。且我的名字，不但切于己身，即于国家，也有特别关系，《中庸》里说 富有四海，贵为天子 ，我的名字便是嵌入了 有 和 为 这两字。”
张勋听后，想了一会，拍腿骂道：“他娘的，你取有为 两字命名，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
康夫子听后，慌忙说：“不敢不敢，这我真不敢！”
还有一次，康夫子因为自己才得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口出怨言，大骂张勋说：“既然以虚职安排我，那何必打电报招我入京呢？”
张勋听说后，怒道：“他啥事都不用干，就得了个现成的弼德院位置，现在还贪心不足，真是腐儒不足与谋。”说罢，张勋还恨恨地说：“他若是再到背后毁谤我，我须用野蛮之手段对付他。”
康夫子听后，反莞尔一笑，道：“别人怕他，我偏不怕他。”
旁人问为什么，康夫子说：“他身边有支小枪，我身边还有支大手笔呢！比较起来，偏看是谁厉害些！”
最可笑的是伪邮传部副大臣陈毅（前清中兴名将陈湜之孙），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叫剃头匠剪去他的辫子，要他留下具结为凭。
他在具结上写道：“具结人陈毅，因参加复辟被捕，蒙恩不究，从此永不参预复辟，如违甘领重究。”
写完才放他回天津。
当时报上给他刊了一联：“不死万事足，无辫一身轻。”
第279章 段祺瑞“三造共和 ”
例外者总是有的。当“文武官员“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
别人劝他赶紧跑路，劳乃宣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个提学使司，今蒙圣恩高厚，荐升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到任数日，关于各省民刑诉讼案件，一件不曾办过，已有尸位素餐之诮，如果要是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上了。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
该劳死于一九二一年，不知是当时自尽时为人所救，还是只吹吹牛而已。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劳乃宣，曾经是袁世凯称帝的先行者，是一个极顽固的帝制派。
民国成立后便匿居青岛，发誓不做民国的官。这次蒙张勋赏识，当上了法部尚书的大官。但此人乃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
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
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此人之顽固，可以想象。
十日张勋发出一个通电痛斥北洋派人物的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言道：“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
“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十一日，外国记者到南池子（张大帅公馆）去采访张勋，这位闯下滔天大祸的辫子大帅，态度很镇静。
说：“复辟一事不是我独断独行，我只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们的共同主张，冯国璋有亲笔信（其实这是胡嗣瑗假冒冯的信）在我手中。而段芝贵和徐树铮怂恿我，段祺瑞不能说是不知情。我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在手，我必要时会公布的，我决不会向他们投降。”
讨逆军虽然把北京城包围起来，可是总想不战而胜，尽量避免在北京城内用兵。九日至十一日，由汪大燮、刘崇杰透过外交团促成和谈的同时，也通过王士珍从中奔走斡旋。
只是张勋的态度顽固，自恃有北洋派拥戴复辟的文件在手，不肯缴械，坚持要自己带辫子兵回徐州。
由于和平解决无望，讨逆军决定攻城，汪大燮和刘崇杰找外交团商谈攻城计划。外交团仍推领袖公使（荷兰公使）答复讨逆军，同意攻城时间以十二日上午四时至晚上十二时为限，大炮只许发放实弹一发，其余则以空炮威胁辫子军投降。
讨逆军于是在十一日晚间决定了作战计划，以第一师进攻朝阳门。攻入城后，即继续向南河沿的张宅进攻。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各师由永定门、广安门进攻天坛，第三师由彰仪门进攻天坛及中华门。
十二日拂晓，第二师进攻天坛，守天坛的辫子军约三千人，听到枪响，就挂起了五色旗表示投降。一小部分不肯投降的辫子军退往南池子张宅。
讨逆军攻势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主要原因由于辫子军完全失去斗志。讨逆军东路由朝阳门攻进东单牌楼及东安市场，西路由宣武门向北到西华门，残余的辫子军被迫集中到南池子一隅。占领宣化门的讨逆军，在城楼上架设了大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和南河沿的张宅。
就在这时候，又传来辫子军徐州老巢的消息。张勋手下第一员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率领定武军六十四营通电投降，断了张勋的退路。
张文生(1867-1937)，字星五，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鹿湾乡人。
光绪十三年（1887），十六岁时在山东省临城(今薛城)投张勋部当兵。屡立战功，不足十年，由十长、百长、哨官升任长江江防营统领、徐州镇总兵，随张勋在徐州一带活动。
民国二年（1913），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张文生被提拔为徐州镇守使、安武军司令、苏皖豫鲁四省剿匪督办，成为“辫帅”张勋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原来，张勋复辟公开后，群起反对。留驻徐州一带的安武军闻张勋即将兵败，蠢然思动。安武军四十四营、五十五营勾结匪徒，突然哗变，四出焚掠。驻当涂、宿迁、南通及沭阳等地的张勋旧部亦相继作乱。时张文生当机立断，依靠就近的倪嗣冲，率部剿伐，逐渐扫平，被任命为定武军总统领官。
定武军在徐州投降后，头上的辫子都完全剪光，他们的投降使得在北京的辫子军完全绝望。
此前，张勋还一直梦想着回徐州老巢，现在回不去了。
生活中前边的路走不通了，就走回头路，这很自然的事。可如果走上了不归路，就回不了头了。人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有多可贵，现在的张勋最留恋的就是在徐州的日子。
我们说过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些错是不能犯的，犯了就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但是，张勋还是不死心。以为自己拿着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不敢见光的东西，便没人敢动他。虽然已经是输光了的赌徒，但他还想下最后的赌注。
宣武门的大炮，于十二日中午发了一炮，把南河沿的张宅墙头打了一个大洞，引起了剧烈的响声和一片火光。
护卫“大帅公馆”的辫子兵纷纷弃械剪辫而逃。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当儿，又累又气的“张大帅”，被两名荷兰人挟上了汽车，疾驰入荷兰公使馆。
遍街可见的辫子成了北京城的一景，因为讨逆军见辫子兵就抓，剪掉辫子才得安全。而过去几天，辫子代表特权，好似一道灵符。乘车可以不买票，上戏馆也不必要戏票，买东西甚至不需要付钱。
这是讨逆的第二次战争，也是最后一战，辫子军死了不到一百人。
讨逆的军事行动是民国六年七月七日开始，十二日即告结束，前后一共不过六天，中间还有四天未进兵。真刀真枪但也没怎么打的战事只有两天，被后来很多人戏称是小孩子过家家。说到底是复辟倒退不得人心，就算辫子军的人也未必没有思想。
虽然闯了这滔天大祸，张勋不只没遭灭门之祸，也没遇大的麻烦，不过是把兵权和地盘输了。
据说徐世昌在接到阮忠枢的信后曾向段祺瑞说：“绍轩虽为祸道，但只不过是一莽夫，请念北洋同胞之谊，穷寇莫追。”
段点了头，于是徐电张勋说：“执事既不操柄，自可不负责任，至于家室财产，已与段总理商明，亦不为已甚，昌当力为保护。”
徐世昌虽然承当保护张的家室财产，可是张勋的爱妾王克琴却跑了。
王克琴是民国初年红绝一时的女戏子，是一代尤物。早在袁世凯、杨士骧先后任直隶总督时代，她便花枝招展，不待通报便出入总督衙门，是卖官鬻爵的好内线。
她曾看中两个候补道祁颂威和孙多祺，据说这两个人都是美男子，也因为获得她的青睐而由冷官变成炙手可热的红员。
民国二年她在汉口演戏，段芝贵高坐鄂督位子，被她迷得六神无主，乃把她藏之金屋。小段的大夫人忿而自缢。
张勋爱色如命，得知这块肥肉落在小段手里，乃不客气地向小段要，小段不敢不允，忍痛割爱。
从此王克琴便成为徐州辫帅金笼里的金丝雀，张原来宠姬小毛子因而郁郁致死。
张这次北上，也携王克琴同行，把她留住天津德租界，大家呼为帅夫人。
张勋事败后，这位帅夫人像出笼的小鸟，风流韵事传遍江湖。
北京恒利金店一个漂亮的小伙计周子明被她看上了，不久这位小伙计变成了新开张的宝成金店店主，当然由于“帅夫人”的垂青所致，可怜辫帅这时却躲在荷兰使馆中见不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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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如下：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言。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后之圣德。着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钦此！”
这个诏书后来只是夹在大总统命令中的一个内务府声明内：
“大总统令，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本日内务府奉谕：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国人民倾心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民国共和，并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永资遵守，等因。六载以来，备极优待，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号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驱，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当为天下所共谅。着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布中外，一体闻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据情转呈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及明白布告，咸使闻知。此令！中华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国务总理段祺瑞。”
溥仪的父亲载沣在复辟失败后的日记里，曾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二十日，上门。张绍轩（勋）辞职，王士珍代之，不久，徐菊人（世昌）往见皇帝，告知外边情形。……
“二十一日。上门。现拟采用虚下渐停之法。回府。已有表示密电发出，以明态度云云。荫兄（载泽）来谈。
“二十三日。上门。回府。……闻冯（国璋）已于南京继任（代理大总统）云云。张绍轩遣傅民杰来谒。六弟来函……
“二十四日。由寅正余起。南河沿张宅一带开战，枪炮互放，至未正余始止射击。张绍轩已往使馆避居。
“二十九日。初伏。差人赠予徐太傅洗尘肴馔。大雨。世相（续）来谈，据云已晤徐太傅，竭力维持关于优待条件。惟二十五所宣布之件（指‘退位诏’）须另缮改正，今日送交云。徐太傅差人来谒。申刻亲往访问徐太傅晤谈刻许。
“初四日。徐太傅来答拜，晤谈甚详，并代段总理致意阻舆云。
“十二日。小雨，民国于六月以来，关于应筹皇室经费及旗饷仍如例拨给云云。
“十四日。遣派皇室代表润贝勒往迎冯总统。甚妥洽。……
“十七日。上门。民国代表汤总长化龙觐见，答礼毕，仍旧例周旋之。……”
第280章 重组内阁
昙花一现的复辟丑剧烟消云散了，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凯旋回京，这时候的他可谓志得意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上有了段祺瑞三造共和之说。
所谓“一造共和”，是指武昌起义后，段祺瑞领衔北洋诸将发表“共和通电”，逼清帝退位。
此事表面上是段祺瑞做的，实际上是袁世凯授意。换句话说，如果背后没有袁世凯默许或“指点”，段祺瑞不会领衔通电拥护共和。贡献不能说没有，但是拔高到“缔造共和”的高度，实在是勉为其难。
而所谓“二造共和”，说的是袁世凯称帝，段祺瑞采取不合作态度。言外之意，只要段祺瑞肯帮袁世凯，帝制就能搞下去，甚至能平息护国运动。
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在护国斗争中的作用同样是不能否认的。但上升到“再造共和”，这未免太高估段祺瑞“不合作”的作用了。试问没有轰轰烈烈的护国之举，如何能把袁世凯打倒？
这“三造共和”，虽然没有很激烈的战斗，但还是可圈可点的。毕竟是段祺瑞振臂一呼，率军讨逆，把张勋的辫子军拿下。当时，想“再造共和”的人不少，比如南京的冯国璋很积极，可惜离北京远了一点，而段祺瑞在天津，近水楼台。
无论如何，讨伐张勋，恢复共和，这使段祺瑞获得巨大民望。
随同段祺瑞入京的，有汤化龙和张国淦等。
他们一行抵京后，立即前往府学胡同的段宅密商“总统”问题。
张国淦建议迎黎元洪复职，以维持正统。
但段的成见极深，张才一开口，段的脸色马上沉下来，咆哮着说：“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还能和他共事？”
张说：“和他共事容易，换另一个人来当总统就很难了。他是一个赤手空拳，又受过挫折的人，今后当不会再闹意气。”
张的话自然有道理，段倒是能听得进，不过他对于黎免他总理职这一事创痛甚深，仍不肯接受张的建议。
这时，段的身后跑出一个举着手枪的人来，大声叱骂说：“那个敢替黎某人作说客，就以军法从事。”
说这话的人，原来是讨逆军总部的军法处长丁士源。
张只得报以苦笑，他心里想我这人生来命苦，黎的左右疑我是段党，段的左右又疑我是黎党。以前在黎免段的国务总理时，自己曾建议黎三思而后行，黎的亲信金永炎也曾摸出手枪来骂我替段做说客。如今又被段的亲信丁士源用枪指对，两边不得好，做人实在太难了。
其实，张国淦是真心希望民国好，也希望黎元洪和段祺瑞好。可惜忠言逆耳，没人肯听他的。
虽然受挫，张国淦仍劝段能礼貌的对待黎。
他的理由是：“你今天的国务总理，仍是他所任命，他现在还在日本领事馆中，理应接他出来。”
段接受了张这一提议，于是派江朝宗到日本公使馆接黎回居东厂胡同私邸。
黎离开日本公使馆后，段就亲赴日本公使馆。对林权助公使保护黎总统表示谢意，同时也感谢日本在讨逆军行动时的各项帮助。
现在，北京政.府面临一个新问题，黎元洪的总统地位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
第一种说法是黎在复辟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就已经引咎辞职了。七月二日黎的电报中说，根据《约法》第四十二条及《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规定，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电报是黎自己草拟的，所以冯取得总统地位合情合理合法。
第二种说法是：电报只是请冯暂在军署（江苏督军公署）代行大总统职务，不是请冯长期地代下去。这含意是黎在不能行使职权时，授权冯暂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一旦回归正常，当然回任总统，而冯的代理资格也随之消失。
冯国璋很会做人，在复辟政变平定后，马上发表通电说：“现在京师收复，应即迎归黎大总统入居旧府，照前总理，国璋即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方为名正言顺。”
黎元洪有自知之明，也识时务。他返回东厂胡同私邸后，即通电全国，宣告去职。
次日，又发出第二电，详述去职情由：
“寒电计达。顷闻道路流言，颇有总统复职之说，穷加揣拟，惊骇何极！元洪引咎退职，久有成言，皎日悬盟，长河表誓。此次因故去职，付托有人，按法既无复位之文，揆情岂有还辕之理？伏念无洪夙阙裁成，叨逢际会，求治太急，而踬于康庄；用人过宽，而蔽于舆凡。追思罪戾，每疚神明。国会内阁，立国兼资，制宪之难，集思尤贵。当稷下高谈之日，正沙中忿语之时，纵殚虑以求平，尚触机而即发；而元洪扬汤弭沸，胶柱调音，既无疏浚之方，竟激横流之祸，一也。
“解散国会，政出非常，纵谓法无明条，邻有先例，然而谨守绳墨，昭示山河，顾以惧民国之中殇，竟至咈初心而改选，格芦缩水，莫遂微忱；寡草随风，府隳特操。二也。张勋久蓄野心，自为盟主，屡以国家多故，曲予优容，遂至乘瑕隙以激群藩，结要津以徼明令。元洪虽持异议，卒惑群言，既为城下之盟，复召夺门之变。召峰螫指，引虎糜躯。三也。
“大盗移国，都市震惊，撤侍卫于东堂，屯重兵于北阙。元洪久经验浪，何惮狞飚？顾忧大厦之焚，欲择长城之寄，含垢忍辱，贮痛停辛。进不能登合授仗，以殄凶渠；退不能阖室自.焚，以殉民国。纵中兴之有托，犹内省而滋惭。四也。轻骑宵征，拟居医院，暂脱身于塞库，钦奋翼于渑池；乃者闹人者不通，侦骑交错，遄臻使馆，得免危机。自承复壁之藏，特栗坚冰之惧，亦既宣言公使，早伍平民，虽于国似无锱黍之伤，而此身究受羽毛之庇。五也。
“凡此愆尤，皆难解免。一人丛脞，万姓流离。睹锋镝而痛伤兵，闻鼓鼙而惭宿将。合九六而莫铸，投四裔以何辞！万一矜其本心，还我初服，惟有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堕溷之花，再登茵席。心肝倘在，面目何施？……况冯总统江淮坐镇，夙得军心；段总理钟篪不惊，再安国本，果能举左挚右提之实，宁复有南强北胜之虞？
“至于从前兵谏，各省风从，虽言爱国之诚，究有溃防之虑。此次兴师讨贼，心迹已昭，何忍执越轨之微瑕，掩回天之伟绩，两年护国，八表齐功，公忠既已同孚，法治尤当共勉。若复洁短衡长，党同伐异，员峤可到，而使之反风；宣房欲成，而为之决水，茫茫惨黩，岂有宁期？鼎革以还，政争迭起，凡兹兄弟阋墙之事，皆为奸雄窃国之资。倘诸夏之偕亡，讵一成之能藉？殷鉴不远，天命难谋，此尤元洪待罪之躯所为垂涕而道者也。勉戴河间，奠我民国，惭魂虽化，枯骨犹生；否则荒山越翳，纵熏穴以无归；穷海田横，当投荒而不返。摅诚感听，维以告哀。”
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的第三天，遇到了一桩意外事件。
黎每天起床很早，他的习惯是六点多钟在花园散步，虽在日本使馆寄居时亦如此。
十六日早上，黎照例早晨散步，忽然看见一个陌生大汉，手持利刃在园外探头探脑。这天黎很机警，立刻感到这件事太不寻常，来者可能是刺客，于是乘对方没有注意到，悄悄地躲到花厅去。
果然来的恶客已进了园门，黎的卫士发见，大呼有刺客。刺客看来是个武功高手，舞动大刀，向迎面来的卫士砍去。一连砍死了正目王凤鸣、护卫马占成、连长宾世礼三人，还砍伤了伍长李保甲、卫兵张洪品两个卫士，然后飞步逃走。逃到东口小巷，才被一个带枪的卫士开枪打死。
堂堂的大总统官邸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血案，自然是北京城内的一桩大案。军警赶来勘查，很快就查出凶手的来历，原来他竟是黎宅的卫队排长。山东曹州人，姓王名得禄，据说他是患有神志失常的精神病人。
警察局的公报说：黎的卫士曾在被火焚毁的张勋宅内抢东西，因分赃不匀，发生内哄，互相仇杀。公报又说黎宅卫队共有三百余人，是黎总统用私人名义招募的。同时特别强调这件血案和政治无关。可是这一强调却不能自圆其说，因为黎的卫队中，不可能用一个患精神病的人做排长，既然凶手患了精神病，又怎么会与抢东西分赃不匀有关。这样案情演义，和两年前搜查蔡锷寓邸案似曾相识。
黎自凶案发生后，不敢留居东厂胡同私邸，他把张国淦找来商量。
黎对张说：“现在怎么办？我变成下台总统，可是又走不了。像今天这种情形，我这条命早迟要断送了的。”
张眨了眨眼说：“他们说凶手有精神病，是分赃不匀而互相杀戮，你就让他们这么说好了。既不能争辩，也不必声张。因为事情再闹僵了，你更没有出京的机会。”
黎点了点头：“但是我仍以早日离京为上策，愈早走愈佳。”
张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如果和老段要求一定办不到，还不如等老冯来京后，和他磋商。我想，冯不会喜欢北京城里有两个总统，因此一定会同意和帮忙的。”
黎请张陪同迁到法国医院暂住，张满口答应。
段祺瑞借口黎的卫队人员复杂，就派江朝宗解散了黎的卫队，另派军警保护黎宅。
先前，黎元洪曾被袁世凯软禁瀛台，屡次要求回湖北黄陂原籍，袁都说要和他朝夕商谈时政，不放他南行。现在他宣布下野，想去天津或青岛做寓公，段祺瑞虽然肯定不愿和他朝夕商谈时政，可是却也不放他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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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觉得自己再度变成了政治俘虏。
第281章 黯然离开
七月十五日，段祺瑞在北京正式组阁：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
十七日继续发表阁员名单，特任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业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这个内阁中，研究系占了五席，是外交、内政、财政、司法、教育。梁启超得到了以前求之不得的财政总长。对研究系而言，这是极盛时代。只是，到达高点后或许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林长民（1876—1925），字宗孟，汉族，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翰林林孝恂之子，才女林徽因的父亲，烈士林觉民的堂兄。福建政法专门学校（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和福州二中的创办人，第一任校长。
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学，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一九零九年回国，执教福州法政学堂。是年福建省谘议局成立，被聘为秘书长。
武昌起义后赴上海，以福建省代表参加独立各省临时会议。次年初临时参议院成立，为秘书长，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参与组织共和党，担任干事之一。
一九一三年被推为众议院议员，四月任秘书长。五月参与将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任政治部部长，拥戴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次年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出生于1875年，湖南长沙府湘阴县（今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早年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之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科。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国，在北京任学部主事，并创办法律学校和殖边学堂。一九零五年后任清廷学部主事、参事，参与创办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曾任教育部次长、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部长。
也是在七月十七日这一天，国务院下令严缉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张勋，只受到免职拿办的处分。
据说张勋托庇于荷兰公使馆时，手里拿着一份《复辟实录》。
有说这《复辟实录》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徐州会议纪录，是由幕僚根据回忆补写的；第二部分为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函电，共计八十二件。
在张看来，手里有了这些文件，便可以有恃无恐。
好像还真有人做贼心虚，王占元、张怀芝、张作霖等人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张勋宽大处理。
段祺瑞除了在形式上曾向荷兰公使要求引渡外，也无其他行动。
北洋派三领袖之一的王士珍自觉无颜见人，他的两个老朋友都有功于民国再造，而他却变成复辟的附从。他准备回正定原籍隐居，段祺瑞听了后，马上跑到他的寓邸安慰他，力劝他继续担任参谋总长。
王士珍之外，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步军统领）、吴炳湘（警察总监）、陈光远（第七师长）等附逆无罪，而且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均不追究。江朝宗是段所不欢喜的人，调为迪威将军，步军统领则调第八师长李长泰继任。
复辟犯冯德麟因张作霖的保释电而获得自由，冯已经身败名裂对张不构成威胁，张正好卖个人情。
张镇芳、雷震春虽没躲过牢狱之灾，但两人在狱中获得优待。可自备菜肴，且特准吸食鸦片。
冯国璋于八月一日抵北京。
黎元洪本避住法国医院，因冯抵京后要来看他，便回到东厂胡同迎接。
冯抵京当天就去见黎，两位总统相见，互相客套一番。冯殷勤地要迎黎回任总统，黎却说了许多众望所归的话请冯继任。
冯这次拜访，只坐了半个钟头就走了。黎送冯走后，仍回到法国医院去。
段不愿意让黎复任总统，却也并不希望冯继任总统，他本想暗示北方军阀推举徐世昌为临时总统。可是他的计划还未启动，北方军人们不识段的心意，即纷纷电请代总统入京执行元首职权。
倪嗣冲在电报中呼冯为“我大总统”，呼黎为“前大总统”。这样一来，段不好意思不让冯代下去，只好作顺水人情。
转念想来，今后的总统只是一个位高而无为的元首，冯当了这个毫无实权的总统，反而比在南京拥兵自重好得多。
冯国璋于是便正式坐上了总统大位。
冯国璋抵京时，清室派有代表到站欢迎。
八月四日冯特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代表答谢逊清皇帝派代表欢迎他的盛意。
汤见到溥仪时，恭行三个鞠躬礼，大声地说：“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派内务总长汤化龙，致谢大清皇帝，并敬问大清皇帝安好！”
世续代表溥仪也大声地唱道：“大清皇帝谨谢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答礼的盛意，并回问大总统安好！”
冯国璋就职后，派老搭档张一麐为秘书长，师景云为侍从武官兼军事办公处长，熊炳琦为侍从武官兼参谋长，张宗昌为侍从武官兼副官处长，殷鸿寿为侍从武官兼执法处长。
侍从武官长仍为荫昌，总统府指挥使仍为徐邦杰，这两人是袁时代就担任这项职务，历事袁、黎、冯三位总统，可称三朝元老。
如愿当上了大总统，冯国璋看来是真心希望北洋三杰团结，以重振北洋声势。在他看来，今后府院一家，上下一致，内外一心。
他紧握着段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
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
王士珍很感动，段祺瑞虽表面应承着，心里不知作何想。
段祺瑞本来打算在冯入京后，即派段芝贵为江苏督军。
小段在袁世凯时代是一大红人，做过湖北督军和奉天督军，其后因帝制余孽而被边缘化了一段时间，这次讨逆有功于“再造共和”， 又可以东山再起了。
这段芝贵是有奶就是娘的人，在段祺瑞看来，用他代替冯为江苏督军，南京那边也就收到自己囊中。
那知冯国璋早有他自己的安排。他在离开南京以前，就提出调任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升任驻南苑的第十二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
原来李纯、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洋派中都是亲冯的。
早在镇压辛亥革命时，冯国璋统率北军第一军南下与革命军作战。第一军是由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李纯，第二镇协统（即旅长）王占元，第四镇协统陈光远等混合编成，此后，，他们便逐渐在北洋系中形成一个小集团，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直系”。
直系名称是因为冯国璋是直隶人，这和段祺瑞的皖系是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相同。参加这两系的军阀们，并不完全是这两省人，大都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过程中，其成员也不断变化，很难划分清楚。
冯国璋不只是安排了江苏督军，同时也将一向由他自己亲统的禁卫军扩大为两个师，
禁卫军是清朝末年成立的。那时冯为禁卫军统领，民国成立后，冯仍继续统率这支军队，名称也未变。
冯继任总统后，禁卫军改编为两个师。以王廷桢为第十六师师长，留在南京，与由江西调来的第六师长齐燮元共同守卫江苏地盘。另以刘询为第十五师长兼总统拱卫军司令移驻北京。
这样的安排，他在北京当总统便有自己的军队，而在长江一带又有地盘。
齐燮元，原名齐英，字抚万，号耀珊。直隶宁河县（现天津市宁河县）人。光绪年间秀才。
这是个有故事之人，考中秀才后，正逢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招收学员，齐英认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时候到了，忙打点行囊奔赴保定报考。
学堂考文韬武略，齐英并不发愁，发愁的是最后体检。当时要求军官身材魁梧、五官端正。齐英身材瘦小，一只眼睛斜，想要录取谈何容易。
体检这天，报考者从高到低一字排开，齐英只能排到最后一个。
负责体检的于、杨两个教官，从队首检查到队尾，最后到了齐英面前。于教官负责责检查身材，他看了齐英不由得摇了摇了头。
齐英一看要坏，忙敬礼说道：“学生身虽小而志如鸿鹄。”
于教官听了很惊奇，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出口竟如此不凡。
接着杨教官过来检查相貌，他看了齐英不由得嘬了一下牙花子。齐英一看又要坏，又是一个敬礼，说道：“学生眼虽斜而能识远。”
杨教官是这次考试的主考，曾看过齐英的考卷，很赏识此人，他听完齐英的申辩，点点头，笑而不语地走了。
杨教官祖籍金陵，后举家移居宁河县芦台镇，除对齐英赏识外，谁能肯定不带一丝故乡情？事后，杨教官征求于教官意见，于教官心领神会，何不顺水推舟成全此事。
就这样，齐英成了该学堂炮兵科二期学员，毕业后更名为齐燮元，开始了他直步青云的生涯。
齐燮元原任十二旅旅长，因前任师长周炳文患精神病，齐乃升任。
这支军队一直驻防江西，它的前身是武卫右军，后改第六镇，再改第六师，段祺瑞、王士珍、吴禄贞、李纯都带过这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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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 四川内战
黎元洪在冯国璋就职后，就正式向冯国璋提出离京赴津休养的要求。果然不出张国淦的判断，冯慨然应允，很高兴黎能离开北京城。
由于冯的答允，段祺瑞不便阻黎出京，但责成汤化龙出面担保，黎做出承诺：出京后，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南下。
八月二十八日，黎元洪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他在北京虽然是先任副总统后任总统，在很多人看来是风光无限，但他自己知道，北京留给他的，大多是痛苦地回忆。
他不像袁世凯那样的贪恋权势，但就这样的卷铺盖也不是很甘心。回到天津后，立即返回他的私邸。
段祺瑞对其还是放心不下，最怕他南下号令天下。密令曹锟就近派人监视他。
段祺瑞顺水推舟地把黎元洪搞下台，和当初黎把段免职一样，虽心里很痛快，但其实是一种自残，所谓两败俱伤。
有黎在位，北洋系就有假想敌，就有共同对敌的理由，成为维系北方表面团结的理由。没了这共同的敌人，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内斗了。而事实上，此后，北方和北洋系从没有一天安定。
总统和内阁成了时局纷乱的中心，是加个更字的“府院之争”。再加上北洋实力人物互相排斥、互相倾轧。
黎是倾向于南方的，有黎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分裂的局面，毕竟对南方是一种安慰，成为一种缓冲的力量。但现在，缓冲的力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南北对立了。
“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走了，脚步蹒跚的民国的乱像却远没结束。黎元洪走的时候，不会想到他还能回来，再次坐上总统大位。但是，他确实是回来了，因此，本书还要写下去。只是，在后来一段的历史事变中，黎元洪多半是个旁观者了；虽然，也会不时的提到他。
段内阁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国会和对德宣战。
段本人虽然很嫌弃国会，但是既为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没有国会。梁启超建议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还未成立时，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仿效民国成立时，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
段祺瑞憎恨的是旧国会，只要不召集旧国会，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立法机关都没有意见。
参议员的产生是由地方当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选举，组织临时参议院很省事。
七月二十日，国.务.院举行讨平复辟政变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通过召集临时参议院，并推梁启超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七月二十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无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事。……一为改组之说，然必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津之机关，其职权又为法律所许可者。……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约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
“总之，宪法未定以前，《约法》为根本大法。依据《约法》以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依据《约法》上参议院之职权以解决制宪、修正组织法各问题，则事事守法以行，于政治上能得平允，于法律上不生矛盾。……但立法为最高机关，其成立程序，政.府应征集多数意见。即请发抒伟论，迅速详复。”
解散国会是复辟造成的恶果，平定复辟后理所应当得以恢复，这本是“再造共和”的重要部分。梁启超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法理上也很难说得通，只能是勉强地自圆其说。
此通电发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纷纷复电随声附和。
孙中山则表示了坚决地反对态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能真正符合《约法》精神，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打算召集临时参议院，完全是破坏《约法》。
西南军人都支持孙中山主张。
段内阁根本不予理会，由国务院正式下令：“《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以示尊重立法机关之至意。”
当初的黎、段之争和国会解散，是因于段要对德宣战而黎反对而白热化的。如今段再掌政权，自然要贯彻这个主张。黎已下台，国会已被解散，段可以随心所欲去搞了。
于是，宣战案于八月四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八十四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
令云：“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
“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变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之后，已历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态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后，美国立即表示欢迎，八月十四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欣愿趁此机会，将友谊及联带责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切声明，自必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同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也向北京政.府秘密报告，美国将以二亿银元借予中国，帮助中国出兵欧洲。
可是，段祺瑞早和日本有了密切的约定，日本同样向北京政.府提出愿意贷给同美国一样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国出兵欧洲。段需要钱，可是不打算用这笔钱去欧洲打战。
不过中国向外国借款，根据民国二年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不能单独向五国中的一国进行政治借款，更不能向五国银团以外的国家借款。现在德国既已除外，可是其他四国还在，因此段要和日本秘密借款，是需要费点周折的。
八月十日，日本藏相胜田迅速与中国亲日派的陆宗舆，组成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由陆为经理。这个银行以投资中国为基本业务。接着中国先向五国银行团提出申请，要借一亿银元的善后借款。
这时欧战在紧急时期，英、法、俄三国都没有力量提供这笔借款，德国已成敌国自然除外。于是经协商后，就推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如数拨借，待欧战结束，再由五国银行团拨还。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代表日本银行团垫付了一千万日元，作为第一批善后借款的垫款。
中国代表签约的是段内阁中财政总长梁启超，借款契约如下：
一、名目：垫款。二、金额：一千万元。三、利息：七厘。四、年限：一年。五、折扣：7％。六、担保：中国盐税余额。七、用途：行政费。八、用途稽核：依民国第一次善后借款项目办理。九、承借者：日本银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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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政.府还以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政.府大量投资。
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交通银行，第二次业务借款二千万日元，由曹汝霖经手。
十月月十二日为吉长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日元，由满铁提供，以该路财产及收入为担保，以聘用日本技师及管理人员为条件。
成立了北京督办参战办事处，由日本武官斋藤任顾问。
后来，北洋政.府扣留了当时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共约四万吨的德国船舰，然后移交给协约国使用，
中国参战后，协约国也给了中国政.府一些回报。
九月八日协约国公使承认：
（一）庚子赔款可以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但是，俄国占有赔款总额26％，除其中10％可以缓付外，其余16％，仍须按期照付。
（二）关税可以提高5％，但须先成立由有关与中国共同组织的委员会调查标准价格，然后厘定税则；中国在必要时期可以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兵，但以防范敌侨为限。
需要说明的是，一战期间，欧洲交战国之间多不遵守国际公约，以十分残暴的手段对待敌国在本国侨民与财产。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采取的措施都十分残暴，因此他们同样要求中国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处置在华德产。
时任英国驻华署理公使艾斯敦与时任中国外交总长汪大夑会谈时，便明确要求中国应当将德国在华商行“全部消灭”。
一九一七年九月，中国与协约国代表会谈援助中国事宜，七国在答应对华援助的同时，也提出了全数查封德国在华商行、银行、工厂等要求。随后协约国更是接连不断地催促中方，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德国在华力量。
由于中德之间并未实际开战，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未对德国产生明显的厌恶感。因此尽管协约国百般催促，中国始终没有采取过分的举动。
第283章 “川、黔”之战
四川的纠纷，在黎元洪和段祺瑞对德宣战的府院之争中，便已经开始。就在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时，四川传来了警报，说四川和云南两军爆发了内战。
袁世凯死后，护国讨袁的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加上湖南，始终是北洋军势力所不及的地区，被称为西南六省。这六省从护国战争后便和北京政.府离心离德。
不过这六省又分为两个区域，滇、川、黔是一个区域，由唐继尧所控制。而两广则在桂系势力范围下，湖南则属于受桂系影响较大地区。虽然南方和北方矛盾重重，可南方的内部也动荡不安，尤其是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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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时蔡锷统率川、滇、黔三省军队在四川境内与袁军作战，战后滇黔两省军队仍留四川。川军领导人主要是刘存厚，获段祺瑞的支持，滇军领导人是罗佩金，获得唐继尧的支持，黔军领导人是戴戡，得到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支持。
罗佩金是四川督军，戴戡是四川省长，刘存厚是川军第一军长。讨袁军事结束后，四川的问题极为复杂。四川有四川的军队，又有喧宾夺主的滇军和黔军，滇军和黔军也不和，川军则有四川人做后盾。
滇、黔、川三军鼎足而立，四川局面就像一座火山。
罗佩金镇守四川，威望不及蔡锷，而且部下有许多云南军驻扎在四川境内，经常和川军发生摩擦。这是个地域观念极强的年代，罗佩金作为一个云南省澄江县人，治理川政本就不容易获得川人信任，因执行强滇弱川政策，更遭当地人反感。
这时候四川的各军计有七个师三个混成旅。川军占五个师，两个混成旅，为：第一军军长刘存厚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第四师师长陈泽霈，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川边混成旅旅长陈遐龄。
黔军只有一个混成旅，旅长熊其勋。滇军有两个师，第六师师长顾品珍，第七师师长赵又新。此外川边镇守使殷承献尚有一部分滇军。
四川本是富庶省份，清末承平时，可储年余七百万两银子。但无论如何也养不起这些个兵，财政自然困难万分。
黎元洪当总统后，北京政.府希望全国裁军，对于四川自不例外，一再责成罗佩金裁军。罗佩金和段祺瑞所派的四川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把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率，军费由中央直接负担。
经段核准把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个师一个旅，把黔军改编为一个混成旅一个独立团，内定滇军首领顾品珍为中央第十四师师长。
这个整编计划使刘存厚和川军大为不满，因为滇、黔军变成中央军后，留在四川便不是“客军驻境”而是“鸠占鹊巢”了。
对川军的裁撤，罗佩金第一步想调开刘存厚。密请段内阁调刘到北京给以虚位闲职，并且保荐滇军梯团长刘云峰调任川军第二师长。
段表面上予以核准，却暗中挑拨川、滇军的内哄。一方面竭力赞成罗的裁减军队，缩编川军，一方面却又指使川军反抗罗的裁兵计划。
段希望因川、滇军的公开冲突，可以造成北洋军开入四川得“渔翁之利”。
虽然同意罗的要求要调刘存厚入京，可是调职命令却不发，同时更以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把罗的秘密计划通知了刘。
更毒的是参陆办公处曾密电川军将领说：罗要求更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其目的是在煽动全体川军将领对罗进行反抗。
段既然同意罗佩金的请求，由刘云峰接替刘存厚为川军第二师长，刘云峰便前往接事。军长刘存厚命令第二师军官拒绝刘云峰，自己也不加以理睬。移交的事便搁浅了。
正如滇籍国会议员王祯等所指责的：“罗督电请更换师长刘存厚，无论或准或不准，均无与刘商量之余地。乃院电径将罗电直达刘，使之闻之，不啻使刘与罗横生意见。”
足可证明段的用心是挑拨罗和刘敌对。
罗佩金逐刘存厚不成，便想下令裁撤第一军所属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表示服从，但要求先清发欠饷，罗拿不出欠饷，只好作罢。
罗佩金裁兵计划一再受挫，想找个软柿子捏，下令将川军第四师缩编为一旅。
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于滇军系统，后来调任川军师长后，“嫁鸡随鸡”倒向川军一方。
他对缩编命令也是讨价还价，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比罗决定的缩编方案超过一个团，同时也要求清发欠饷。
这时，川军将领认为罗督军不是单独对待第四师，而是对全体川军下手，钟体道、刘存厚、陈泽霈、周道刚、熊克武五个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反对罗佩金裁兵计划。
罗佩金不想容忍川军五个师长集体抗命。便于民国六年四月五日，他突派滇军包围川军第四师驻成都的两个团，没有发给欠饷就勒令缴械遣散，同时还以武力压迫该师其他各团一律缴械遣散。
这一来川军人人自危，集体反抗。
四月十八日，在成都的川军第一军和滇军开炮互相轰击。双方互相说对方是祸首。
罗佩金说是刘存厚先下令炮轰督署，刘存厚说是滇军首先在西北角开射大炮。
十八日内战全面爆发，这天成都城炮声隆隆，杀声四起。
刘存厚电调各路川军来援，罗佩金也调动自流井、泸州、叙州及川北绵阳等县的滇军到省接应。
成都城内划分为川军、黔军、滇军三个驻防区，黔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过川、黔两军防区的居民却可以自由往来，滇军则是独立的。
十九日滇军退守皇城，在城墙内发炮阻止攻城的川军，以煤油灌在皮管内向皇城周围民房扫射，以扫除障碍。这天成都全城火光烛天，杀声震地。
省议会议长胡骏急忙打电话邀请商会和各国领事，冒险向川、滇两军交涉，要求停止战斗。
据红十字会调查，人民被烧死的、被击死和击伤的，有一千多人，被焚民房有三千余户，灾民多向中立的黔军防区逃命。
火势一直烧到二十二日才被扑灭。二十日由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向双方进行调停，停战一天，由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
成都爆发内战后，川军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候、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联名发电斥罗：“在任数月，皓嗜淫赌，勒提税款逾七百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
唐继尧则发电指责川军：“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予解决。”
四川和云南两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纷纷发表谈话，或通电互相攻讦，云南说川军“争权叛变”，四川说滇军“侵略邻封”。
对于四川内战段祺瑞和黎元洪态度是不同的。段应该是愿意四川方面内耗，借机派北洋军入川，把四川纳入北洋势力范围。
而黎元洪当然不想四川出乱子，但又对滇军和川军都不想得罪，开始时是对双方都采取笼络政策。
下令以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而四川督军一职由省长戴戡暂行兼代。
川、滇军之战不止在成都，成都城外和内江都有战斗。
四月月二十一日，罗佩金奉到北京政.府的调职令，即将督军印信送给戴戡，表示遵奉政.府命令。
二十二日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邀请罗佩金和刘存厚两人在省长公署举行调解会议，罗派代表韩凤楼，刘派代表徐孝刚参加。
滇军要求垫发开拔费六十万，并由英、法、日三国领事担保安全退出省城，双方都签订了停战协定。
可是到了晚上，又各自逞威地开起炮来。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约。大战到半夜才停止，当晚北京政.府电催罗、刘两人迅速交卸职务前赴北京。
二十三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并严令川、滇两军停战。
二十四日北京政.府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佩金愿遵令卸职，但川军仍于二十三日炮攻督署，滇军并未还击。黎元洪大为光火，北京政.府下令免了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并令听候查办。
二十四日罗佩金率领滇军由成都东门退出，刘存厚率领川军由成都西门退出。
罗临走时发出通电说：“佩金遵令移交，乃刘存厚仍复施放大炮，并令所部搜捕滇人，受害之家不知凡几？……刘存厚自称为四川临时督军，广出布告，并调第一师周道刚所部由东路西上，第三师钟体道所部由川北赴省。现驻简阳、新都等处滇军均被围攻甚急。……在川滇省军民是否徒手听其屠灭？”
罗还有电报指摘北京政.府从中挑唆。以致引起成都事变。
第284章 四川靖国战争
对于罗佩金的指责，北京国.务.院发电，竭力否认。
唐继尧也有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并声言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也不论罗、戴、刘之间的是非，但罗有一点是很可贵的，就是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
当时滇军上下都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滇军受侮太重，因此战意旺盛，罗佩金极力压制。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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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民国六年五月一日，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蒋方震为参谋长，杜步云为军需课长。戴一身兼四川督军、会办军务、省长三重任。
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以黔军和川军、滇军相比，实力最弱，自己因缘时会，有如履薄冰之感。
他不是四川本地人，面临的难题同样是如何让本地人接纳。这是很难的，需要大海一样的胸怀，需要大智慧。而即使有这样的素质，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
戴戡在护国战争中，和唐继尧等滇军将领关系尚可，和滇军方面的关系没有大问题，也不是主要矛盾，眼前最紧要的应该是处好和刘存厚的关系。
据说，还在“川、滇”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
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罗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故意推卸。刘甚为不满。
如果戴戡能按事先约定把军务会办的位置让与刘存厚，尽管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应该至少不会很快丢掉性命。但是，戴戡没有。
罗佩金去，戴戡代理川督，对于四川人来说，他们期望的川人治川的目的仍没有达到。于是用对付罗的手段来对付戴，仇滇军的情绪化为仇黔军。
四月三十日，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假中立之名，阴谋取利”。提出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
五月九日滇军退驻简阳，川军完全撤出城外，戴戡正式就任代理督军。城内警察恢复站岗，黔军清除成都城内的军事设施，市民情绪趋于安定。
不过，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遵照命令卸职北上，川、滇两军也仍旧在省城外好多地区时打时停。
刘存厚不久又回到成都，在城外设置军司令部，把以前对付罗佩金那一套来对付戴戡。这样一来，川、黔两军又爆发了战火，成都人民又一次陷入严重的战争灾难之中。
川、黔军开火是七月五日夜半三时开始的，这时正值张勋在北京搞复辟政变，张勋的伪谕中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
黎元洪已经躲到日本使馆避难，段祺瑞在组织讨逆军，当然没有人管四川的事。
此前的七月三日，戴戡在成都皇城的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邀刘存厚出席表明对北京政变的态度，一面派兵把守电报局，检查一切邮电。
刘存厚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了会议，要求督军署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员。戴予以拒绝，并提出驻省川军应该移川北，吴绍良代表刘存厚不予接受。
七月四日刘存厚所部川军从邻近成都一带的防区，源源开到省城北门外，第二天晚上川、黔军遂告开火。
“川、黔”之战几乎是“川、滇”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
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
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
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
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
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刘显世属于研究系，得到梁启超的支持。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在川、滇军战事爆发时，采取了中立态度。
对于“川、黔”之战，他们于七月七日发电调停：“本月六日渝电局报称：麻日午前三时，成都川、黔两军发生冲突，江门一带火势甚烈，枪炮声不绝。次日接贵阳刘督军鱼日电开：顷得成都戴督军电开，刘存厚甘受伪职，已带兵围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国，祈飞电各省等语。昨晚（六日）十一时，炮声忽起，北门火光烛天，炮弹均向督、省二署乱射。炮声隆隆，至今未息。街断行人。……
“据戴督电传，则指刘存厚附逆，然据积之（刘存厚号）电称，又系拥护共和。兹拟由刚等及顾、赵（滇军）、钟（川军）三师长酌带卫队，兼程赴蓉（成都），公评是非，共谋解决；先在资州会齐，再为前进。若积之果系附逆，自应一致讨除，否则言归于好，速筹北伐。川中秩序，仍由戴兼督军主持一切。所有滇、黔军队，务恳唐、刘两督军立饬停止前进，免滋误会。……先后得顾、赵、钟三师长复电表示赞同，道刚等决于蒸日（十日）起程西上。”
周道刚（1875—1953），字菶池，又名凤墀，四川成都双流人。
少时求学省城书院及中西学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年）毕业回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四川武备学堂监学兼军事教习。次年，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小学堂，任监学、教习，继任总办，并任六十五标标统。宣统元年（1909年），代理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授陆军少将衔。
一九一六年七月，蔡锷任四川督军，任命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
熊克武（1885年－1970年），字锦帆，四川省井研县人 。
一九零四年东渡日本，一九零五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在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被公推为蜀军北伐总司令，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与蔡锷等并肩作战。
他虽是同盟会员，但却是黄兴一派，他的小组织九人团和孙中山支持的实业团矛盾重重。
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成为四川省之实际统治者。
其人极为灵活，联合南方的唐继尧又反对唐继尧，联合亲北的刘存厚又反对刘存厚，后又和陈炯明一起号召联省自治，最终在南北军阀混战中败北。
当年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的时候，就把他挑出来作为例子，说明一个热血青年是怎么变成一个军阀的。
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时，熊克武抵制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
一九四九年又与刘文辉等策动了川西起义 。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完成了讨逆的段祺瑞，想借机派兵入川平乱，借以达到北洋派控制四川的目的。
进步党（研究系）则则主张以维持戴戡为前提，解决成都的兵乱。
川、黔军的战争从七月五日到十七日，前后共打了十二天。
七月六日起黔军被围在皇城内。退守皇城的黔军，坚持了几日后，却始终没有见到援军，伤亡颇重，粮弹匮乏，无法继续再坚持了。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颗印信给省议会，表示愿意退出成都。
十三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黔军疑有伏兵，在掠夺南门粮食后，仍然退回皇城，固守待援。
期间，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
滇军罗佩金同意参加周道刚和熊克武所吁请在资中召开的调停会议。
周道刚则于七月十五日由重庆赴资中主持调停会议。
唐继尧于七月十六日发电痛斥刘存厚犯上作乱，并称如刘不移师北伐，本人即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
接着即组织靖国军，自为总司令，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第一至第六军司令，以罗佩金为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自兼第三至第四军总司令，以叶荃为第五第六两军总司令。
靖国军于七月二十日通电全国，宣称要先平川乱，然后北伐。
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态度与唐继尧相同，他派王文华率领一支黔军入川援助戴戡。
但是十七日，戴戡在待援无望的后，从南门突围。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突围而出，下落不明。
第285章 召集非常国会
戴戡下落不明，黔军失败，这一连串消息传到北京。
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十分激动地在国务会议上发言：“我们一定要救援戴循荐（戴戡号），一定要制止刘积之（刘存厚号）的叛变行为。”
但是，段祺瑞对此不加理会。
七月二十四日段祺瑞任命“中立者”周道刚代理督军。
二十七日梁又在国务会议上主张惩办刘存厚，段祺瑞不好答复，曹汝霖起立发言，借口四川问题真相不明，难作决定，而把梁的建议搁了下来。
周道刚由重庆到了内江。但滇军在嘉定、青神、仁寿、资阳一带已被川军二、三两师击退，资中会议无法进行，周道刚乃折返重庆。
由于川战扩大，段祺瑞于八月六日派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查办，并责成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接防岳州。
八月八日又下令催促罗佩金、刘存厚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均交周道刚接收统率。
这时候，川、滇、黔军或许才明白段祺瑞的心思：是千方百计派北洋军来统治四川。如此，大家又感到有合力抗拒北军的必要，矛盾有所缓和。
随后周道刚、熊克武建议继续进行调停，罗佩金首先表示接受。
八月十日周道刚就任代理四川督军，熊克武在夔府和万县沿江地带，布置炮兵阵地，准备迎击北军。
同日，从四川回到北京的蒋方震，向内阁及国会报告戴戡已经战死的消息。研究系大为震怒。
这时段祺瑞才发表刘存厚部下团长廖谦的报告：“七月二十一日，戴戡在成都百里外秦皇寺自杀身死。”
同时发表周道刚的报告：“戴前督行抵华阳县属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败退回来之川军，双方因误会开枪互击，戴督中弹身故，其灵柩已由川军运回省城。”
事实上，戴戡是被川军击毙的，同时死难的还有黔军混成旅旅长熊其勋、督署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等。黔军五千人全军覆没。
八月十日举行国务会议时，段祺瑞提议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给银一万两治丧。
梁启超满腔悲愤地坚持要严惩刘存厚，为死者雪冤。段表示要查办后，才能确定责任。梁启超大为生气，不待会议终场即拂袖而去。
这是研究系加入段内阁以来首次受到冷遇，也就宣告了段和研究系的蜜月期的结束。
研究系在政治舞台上最红的时期，也是它政治上开始堕落的时期。受到这次打击，从此在政治上的影响越来越小，终于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政客集团。
川、滇、黔军的第二次调停也无效果。
戴戡是护国名将，他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出，加剧了四川的紧张局势。
罗佩金因救援戴戡不利被免职，由宜宾返回云南，此后在川滇军就由顾品珍指挥。
顾品珍（1883—1922），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九零四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零八年毕业回国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兼骑兵监督。
一九一一年，昆明重九起义中，顾品珍率人先攻占巫家坝骑兵团阵地，后又攻入城内。顾品珍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在塘子巷与清军骑兵队遭遇，双方搏杀，击溃清军。
云南军政.府成立，顾品珍任军政.府参谋部所属辎重弹药部部长。之后，顾品珍参加滇军援川军入川，任谢汝翼所部第一梯副梯团长。回滇后，曾任滇军第一师、第六师中将师长、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校长等职。
云南发起护国首义，出兵讨袁。顾品珍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所属主力第三梯团长。随蔡锷由昆明经宣威入川，与北洋军张敬尧、吴佩孚、李秉之等部鏖战泸州。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又发生了“资内争夺战”。
此时，唐继尧已派大批滇军入川，邓泰中、李友勋两旅与赵又新部合驻自贡，黄毓成、叶荃两军与赵又新另一部共驻泸州，顾品珍军据守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一带。刘显世亦派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率兵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
川军方面，第一师周道刚部驻重庆，第二师刘存厚部沿岷江上游布防，第三师钟体道部在沱江东岸和涪江下游沿线布防。
川军的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打黔军。
月底，川军第二、三师进攻简阳、资阳，与滇军发生激战。顾品珍腹背受敌，先后放弃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等地，分队退往富顺、自贡。
九月十二日，顾品珍命金汉鼎旅三日内收复内江，滇军乃向内江急进。川军阻击，战斗相当激烈，内江的争夺几反几复，死亡枕藉。
九月二十二日，滇军撤出内江，一路经自贡向宜宾撤退，一路经富顺向泸州撤退。资内争夺战以川军获胜而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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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四日周道刚卸下了“中立”伪装，通电斥责滇军顾品珍在内江首先进攻川军第三师。
刘存厚则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继尧。
四川这场战争，川军占有地利，利用川人反对滇军，加之人多势众，一直是占上风的。
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内弟，胆子很小，他奉命入川，却在宜昌逗留了一个多月不敢前进。
段把属于国民党的熊克武调为川边镇守使，把川军第三师长钟体道调为重庆镇守使。同时电令陕西督军陈树藩派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统率一个混成旅开进川北，以策应由湖北开入四川的北军。
十月中旬，川、滇两军在北江、威远、荣县展开了拉锯战，唐继尧把后援部队庚恩旸、黄毓成两军都开到永宁和叙州。
段打算下令讨伐唐继尧，责成刘存厚驱逐滇军出川。
冯国璋持相反的意见，主张不要扩大事态。
段又建议调唐继尧到北京担任参谋总长，如唐不肯北来，即下令讨伐。
明知唐不会离开自己的巢穴来京，这等同于下讨伐令，冯同样不予支持。
争论不下，最后冯作这样的让步。就是只讨伐滇军，不提唐继尧。
十月十七日北京政.府下令谴责在川的滇军将领黄毓成等，令其迅速退出四川，责成唐继尧查复。
十月二十日吴光新率领李炳之混成旅开入重庆，熊克武将所部川军第五师移驻重庆城外五十里，但本人仍留在重庆。
这期间川军第二、三两师夺回内江、威远、荣县、自流井、富顺。滇军向泸叙退却。
十月三十日，北京政.府下令斥责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筹集结兵力于泸县、富顺、自流井向川军攻击，均予褫职通缉处分。
十一月十二日授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为四川军务会办。
段把吴光新督川任命廷搁，是因为刘存厚有电到北京说：“川事川人可了。”段要利用川军打滇军，所以只好将就川军。
十一月六日，唐继尧由昆明移驻毕节，想亲自出马挽救滇军一蹶不振的局势。
十一月上旬，依附北洋集团的川军第二师和第一、第三师各一部，向川南靖国滇军发动全面反攻，下旬占领泸州、叙州(今宜宾)等要地，滇军节节向南败退，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中山先生已在广东召开非常国会，兴兵护法，唐继尧的靖国军也打出护法讨逆的旗帜。这样，战争的性质就有了变化。蔡锷任四川督军时委任的宁、雷、马、屏屯殖使兼宁远汉军统领张煦响应护法，张煦所部被唐继尧编为护国军第七军，和四川响应护法的其他队伍一道，也被称为四川靖国军。
为扭转靖国军败局，唐继尧决定以大部兵力坚守川南，牵制川军主力向川东机动。以第四军李友勋旅、第一军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秘密进入江津，协同在綦江地区的黔军和四川靖国军，向防守比较薄弱的重庆方向进攻。试图切断北洋军援川的重要通道，孤立川南川军。得手后，再由东向西，与川南靖国军夹击川军主力，进而夺取成都。
十一月十二日，黔川靖国军由綦江分两路向重庆方向发起攻击，一度受挫，后在滇军协同下，夺取重庆外围部分据点。
十一月三十日，黔、川靖国军由重庆东南，滇军从西南夹击重庆。战到十二月三日，攻克铜罐驿、白市驿等要点，进迫浮图关。吴光新和周道刚等见大势已去，弃城逃走。
四日，滇黔川靖国联军进占重庆。嗣后，联军分三路向成都方向开进，协同川南滇军主力进击成都和反攻泸(州)纳(溪)地区。
此战史称“四川靖国战争”，以滇黔川靖国联军大胜，川军大败为结束。
十二月八日，北京政.府匆匆忙忙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因为这个时候，广州已经成为段祺瑞内阁的心头大患，段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顾及四川了。
第286章 成立军政.府
张勋复辟时，广东省长朱庆澜曾派人到上海和孙中山联系，愿意以广州为护法的根据地。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子樵、紫桥，原籍浙江绍兴钱清镇秦望村，出生于山东济南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朱庆澜此君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当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父朱锦堂，游幕山东，为历城刑名师爷，朱庆澜生于任所。其六岁丧父，十四岁丧母，自幼孤贫力学。十七岁，为治理黄河河工。
后随友赴东北，投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深受赏识。
历任三营统领，凤凰、安东知县，东三省营务处会办、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陆军将校研究所充督练公所参议等。
清宣统元年（1909年），赵尔巽调四川总督，朱庆澜随之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陆军第十七镇统制、陆军副都统衔等职。
此间，他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的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
武昌起义，他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离川。
民国元年（1912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一九一二年，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总统军事顾问。一九一三年十月后改任黑龙江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
民国五年七月，被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
民国十一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将铁路沿线俄人所占一百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
民国十四年辞职。此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次年，日军进攻上海，又向国内外募捐，并承担宣传、医疗、运输等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即送去银元十万，以充军饷。
抗战以后，在陕西创立黄龙山垦区，收容难民达五万余人。
生前关心桑梓，出资创办渔后小学，招收本村儿童免费入学，并为家乡修路，福泽乡里。
七月十日孙中山率领应瑞、应琛两舰到汕头，十三日派章炳麟先到广州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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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内部虽然复杂，可是对孙中山都还欢迎。孙于七月十七日到广州，广东督军陈炳焜和省长朱庆澜都到江岸欢迎。且在黄埔公园举行了欢迎大会。
孙中山在欢迎大会发表演说中有这样的话：“段祺瑞引用段芝贵、倪嗣冲这些复辟派做讨逆军统帅，以逆讨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天真复辟者少，假共和者多。”
这到是一针见血的话。
七月二十二日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自吴淞率领所属舰支开赴广东，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同行。
就是这一天，他们由海军舰队发出宣告，通电自主。他们提出维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并称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无所根据，应视为无效，亦不承认发布命令之北京政.府。这是孙中山与驻沪海军事先约好的。
海军第一舰队南下护法，这使段祺瑞在北京大为震动。他开始尝到任性妄为，无视国会和约法和赶走黎元洪的苦果。不过，段祺瑞这样自负的人，恐怕是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
段内阁采取措施紧急应变，立即调升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为海军总司令，并以林颂庆为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为第二舰队司令。
七月二十五日段内阁决定，广东省长朱庆澜和广西省长刘承恩对调。朱庆澜以广东自主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命令。
广东在当时的西南，是政治和军事中心。段祺瑞深知，丢掉广东，后果是很严重的。
当时北洋派势力已占领了福建和江西，这两省和广东毗连。段打算拿这两省当作进攻广东的跳板，同时从海道运兵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
江西督军陈光远是直系，直、皖两系对于向南方用兵意见不一致。段祺瑞想对广东用兵，便只剩下湖南这条路了。
广东内部一直不稳，几种势力明争暗斗。桂系军人陈炳焜是广东督军，自居于统治者地位，但是省长朱庆澜也有兵权，他统率警卫军及地方派军人。
督军和省长对立，桂系军人和广东地方派军人对立。
另外，在北江还有滇军两师兵力驻防，由李烈钧率领，是国民党的基本武力。
广东地方派军人有时和国民党联合以对抗桂系，有时又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国民党和桂系之间摇摆不定。
两广是在督军团叛变和国会被解散时宣称“自主”的。北京复辟时，桂系便高喊出兵，不过实际上却没有行动，主要是想借机以统一广东的军权。
驻粤滇军以及朱庆澜所属的警备军也想北伐，但是桂系不肯给予军事装备。李烈钧事后曾指责陆荣廷，说他故意躲在家乡武鸣装病，坐失北伐良机，让段祺瑞重登政坛玩弄一切。
广东的桂系既然是统治者，对于滇军和地方武力是不给军费的，逼得驻防各县的地方军纷纷就地筹饷。
朱庆澜以省长名义发行救国公债，滇军则提印花税甚至扣留鸿安公司的鸦片以充军费。桂系便以此为理由打击滇军和朱庆澜。
桂系所搞的自主，充其量是半独立，甚至是一种投机。对于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采取联冯倒段的策略。因为是半独立，对于北京政.府的命令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是否执行。
孙中山到广州后不久，广东督军陈炳焜便赶到梧州，请示陆荣廷如何应对。
陆指示他抗拒孙会惹大反感，当务之急是排斥朱庆澜，把地方武力夺过来。
陈心领神会，返回后即策动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驱逐朱，以省长职位饵李。
朱在李耀汉的压迫下向省议会辞职，并要求准予将省长亲军二十营交给陈炯明接管。这批亲军朱是从龙济光手上接收过来的，当时有兵额四十营，接收后编为省长直辖的地方保安部队。其后被陈炳焜分出二十营，余下的编为“省长亲军”，由陈炯明为司令。
朱的想法是把这批亲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仍以陈炯明为司令，名义上则属于程璧光的海军节制，以免落入桂系手中。
八月二十日朱庆澜把省长大印交给省议会，根本不理睬陈炳焜就去了香.港。陈大为愤恨，当天在布告中说他是“私人出走，有心扰乱治安”。
八月二十八日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继任省长，省议会选胡的理由是因为胡做过第一任广东都督。
桂系当然持反对态度，陈炳焜派人到省议会抢了省长大印，且以督军命令接收了省长亲军。此前，陈炳焜早已向北京政.府保举李耀汉为广东省长。
段内阁看到广东这个宣布自主的省区，能承认北京政.府的人事任命大权，自是喜出望外。他巴不得桂系和国民党矛盾激化，唯恐广东天下不乱。
于是，北京政.府于八月三十一日,正式命令李耀汉为广东省长兼肇阳罗镇守使。
在国民党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召集非常国会，因此自不愿在省长问题上与桂系闹翻，宁愿拿省长来交换桂系对组府问题不加干涉。于是,胡汉民向省议会辞谢省长，举李耀汉为代，省议会乃举李为省长。
这期间，国会议员在孙中山邀请下已纷纷南下。八月中旬，国会议员到广东的已有一百三十余人，多数为国会中的政学会、益友社、民友社三系议员。
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宴他们，席间大家决定贯彻护法主张，组织护法政.府。
十九日国会议员们发出通电云：“民国不幸，祸患频仍。倪逆称兵。国会被毁。张贼复辟，国体动摇。造乱之徒乘机窃政，托名讨贼，推翻《约法》，擅立政.府，易置总统。执法以绳，厥罪为均，又复叠逞狡谋，围湘窥蜀，输兵南下，其势骎骎，凭借北洋，压制全国，充类至尽之义，吾民宁有噍类之存？
“所幸诸公独持正义，兴师讨贼，信誓在人，救我黔黎，定兹国难，公等之责，吾民之望也！同人等或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惟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段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兹重要，亟待讨论。爰绎主权在民之则，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廿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区区之意，如斯而已。”
《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于民国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广州议决公布：
第一条：国会非常会议，以现任国务议员组织之。
第二条：国会非常会议之议事，以参众两院议员会合行之。
第三条：国会非常会议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
第四条：国会非常会议非十四省以上之议员列席，不得开议。蒙古、西藏、青海、华侨各选区以省论。
第五条：国会非常会议之议事，以列席过半数议决之。
第六条：国会非常会议之正、副议长，就现任两院正、副议长内推定之，正、副议长均有事故时，得选举临时议长。
第七条：国会非常会议得设各委员会。
第八条：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之。
第九条：国会非常会议于军政.府有交议事件，或由六省以上之议员联合提议时，得随时开会议决。人民请愿事件经委员会审查后，得提出议决之。
第十条：本大纲有议员四十人以上之连署，得提议修改，以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议决之。
第十一条：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八月三十一日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宣布如下：
第一条：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
第二条：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三条：《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
第四条：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第五条：大元帅有事故不能视事时，由首次选出之元帅代行其职权。
第六条：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元帅得兼任其他职务。
第七条：军政.府设立各部如左：
一、外交部。二、内政部。三、财政部。四、陆军部。五、海军部。六、交通部。
第八条：各部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
前项选举，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但遇总长缺位未经选举以前，大元帅得为署理之任命。
第九条：各部总长辅助大元帅执行职务。
第十条：元帅府及各部之组织，以条例定之。
第十一条：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军政.府者任之。
凡有举全省兵力宣布与非法政.府断绝联系者，依前项之规定。
第十二条：本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废止。
第十三条：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第287章 傅良佐督湘
九月一日，非常国会根据“组织大纲”选举大元帅，孙中山在九十一票中以八十四票当选。次日补选元帅二人，陆荣廷以七十六票，唐继尧以九十三票当选。
九月十日军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大元帅职。非常国会同时选出唐绍仪为财政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张开儒为陆军总长、胡汉民为交通总长。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炳麟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
护法政.府并未得到西南军人的支持，云南唐继尧不理不睬，而桂系陆荣廷更为冷淡。
非常国会选出唐继尧为元帅后，九月八日唐来电不受元帅。不久孙中山又发表唐继尧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唐态度仍不合作，甚至滇军师长张开儒被护法政.府派为陆军总长，也不就职。
在非常国会选出陆荣廷为元帅的当天，陆致电非常国会表示自己的政见。反对另组政.府，主张黎元洪总统复职，同时通电全国声明“以后广东发生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非常国会对陆这个态度未敢谴责，而是提前到九月三日后补一项决定，迎接黎元洪南来继续执行职权，孙中山也通电表示迎黎的态度。
桂系的广东督军陈炳焜则表示另一种态度，他于九月八日招待广州报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言道：“冯代总统的地位是合法的，段内阁的地位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反段不反冯。”
有记者问道：“陈督军对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问题，持何态度？”
他说：“我不能表示赞成的态度，也不愿采取干涉的态度，但是广东人民不能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开支。”
陈炳焜（1868—1927），字舜琴，广西马平县阳和村（今柳州市阳和开发区）人。
这是个有故事的人。
陈家先人曾是柳州当地的仕宦大户，承袭祖荫，陈炳焜幼年时便随父母搬到柳州东门内磨盘街居住。其父陈养和，游手好闲沉迷女色，后来竟然为了要纳小妾而将原配向氏（陈炳焜生母）逐出家门。
陈母辗转流落到成团村乡下，每日思儿心切，以泪洗面。族人同情向氏，于是偷偷到城内将小陈炳焜带出，送到其母身边。
此后几年，向氏在刘姓地主家帮工，陈则帮着放牛。地主请了私塾先生到家中教儿子读书，陈炳焜放牛回来便跑到一旁用心聆听。先生见其聪明机灵，于是也常常给予辅导。陈炳焜因此而粗通文墨，后来成了旧桂系军队里少有的“秀才”。
十三四岁时，陈炳焜随母亲回到柳州城内，靠做地摊小本生意维持温饱，生活颇为艰难。
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十七岁，闻知边关谋事较易，遂话别母亲，前往龙州。得同乡龙云庵巡捕介绍，在广西提督衙门当卫士。
陈体格魁梧，有文化底子，颇为提督苏元春所喜爱。陈在提督衙门五、六年，所见所闻，多为官场礼节和来往应酬，虽职位低微，也结识了一些当地的军政大员。
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因事被提督苏元春斥责，一气之下愤然离去。
临行向苏叩头告辞，说：“我不会侍候，致使大人生气，我想回家，学好了再来侍候大人。”
说完，不待苏元春开口，拔腿就走，苏亦不加追究。
不数日，陈向统领马盛治谋差事，马素知其有才干，当即录用，派在镇南营某哨任职。哨官宋云甫为人席懦，事无大小均与陈商量。陈颇卖力，得宋的信任。
光绪二十年（1894年），陆荣廷接受广西提督苏元春招安，得任管带，驻军于下冻、化峒等处，属统领马盛治统率。陈与陆荣廷、林绍斐（马盛治统领部文案）等交游，结拜为把兄弟。
陈在马盛治部时，因进攻游勇有功，不数年间升至管带。
一九○四年，陆荣廷升任统领，陈炳焜任职于陆的营务处，成为陆的副手，这是他在陆荣廷部下任职的开始。陆荣廷对陈极为信任，一切大计，均与之商量决定。
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亲自领导和发动镇南关起义。陈炳焜所部副中营前哨李哨长和驻守镇北炮台的士兵起而响应，革命党人占领了右辅山三座炮台。孙中山亲临炮台指挥作战。清政.府大为震惊，严电陆荣廷等限期收复。
陆责成陈炳焜戴罪立功，陈率部猛攻右辅山。革命党人退出炮台，镇南关起义失败。清政.府“论功行赏”：“守备陈炳焜以游击尽先补用”。
一九零八年春，清政.府在龙州开办广西陆军讲武堂和学兵营，陆荣廷保送陈炳焜进讲武堂受训并兼任学兵营的督队官。陈在讲武堂与受训军官交游，拉拢他们拥护陆荣廷，对学兵营的训练也极为认真，这对于扩大陆荣廷的个人势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在讲武堂毕业后，被陆保荐为龙州新军第二标标统。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十一月七日广西宣布独立，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不久，沈秉堃辞职，陈炳焜急电桂林，拥陆荣廷为都督，省议会乃选陆继任。陆即派陈率领龙州新军第二标的第二、第三两营开赴桂林驻守，委任陈为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一九一三年，陆荣廷改编全省军队，编成陆军两个师、一个混成旅和六个巡防队。
陈炳焜任驻守桂林的陆军第一师师长。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五日，陆荣廷与陈炳焜等联名通电，参加讨袁护国。其后，陆率军入粤，陈则坐镇南宁。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委任陆为广东督军，陈为广西督军。
一九一七年春，陆荣廷升任两广巡阅使，提名陈炳焜为广东督军。
护法的军政.府是设在广州的黄埔公园。当时南来的国会议员可分为三大系列；
（一）政学系
政学系自称为旧国民党系的稳健派，其领袖李根源是拥护岑春煊的。岑和陆荣廷有部属关系，而岑、陆又和李根源有护国时期在肇庆军务院的关系，云南唐继尧亦因这种关系而有瓜葛，因此政学系在云南和广西占有人和之利。
政学系内分为两派，一派是南关五十号，由杨永泰出资组织，为民主政学系之一部分，约有三十余议员，拥岑春煊为领袖，重要人物有章士钊、冷遹、张耀曾、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李肇甫、文群、孙光庭等。
一派是石行会馆系，约占七十余议席，两派主张完全一致，在南方称为主和派，与民友社的主战派对立。政学系人数虽不多，但能量很大。
（二）益友系
益友系就是益友社，为旧国民党系嫡派中的温和派，主张采进步的唯民的倾向，态度温和，是政学系和民友社中间的调和人，也是非常国会中的多数党，议席近三百余人。以吴景濂、褚辅成、王正廷等为领袖。这三人中吴为众院议长，褚为副议长，王为参议院副议长。
三）民友系
民友系就是民友社，是旧国民党中的急进派，在国会中为强硬派，故有主战派之称。其组成部分有同盟会嫡派，以林森、谢持、马君武、丁象谦、居正、田桐等为中坚。韬园俱乐部以孙洪伊为首。还有为共和派。
其他还有新俱乐部系，系新补两院议员的集团，在非常国会中议席近二百人。其政治理念虽各有千秋，但大多数和益友社系较接近。著名人物有张知本、何陶、尹成福、刘云昭、赵中鹄、孔昭成。
此外还有蒙古议员俱乐部、文社、广东议员俱乐部、广西议员俱乐部、云南议员俱乐部等小政团。
原来国会议员南来参加护法的只有一百余人，召集正式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便借用民国二年议院法第七条“议员于开会后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之规定，把没有南来的参、众两院议员解职，然后由候补议员递补，凑足法定人数。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段祺瑞要下命令通缉孙中山和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
冯国璋不肯签署命令，只同意由北京检察厅以“背叛民国”罪提起公诉，由司法机关行文全国，通缉孙中山。
段坚持要直接下通缉令，冯不想因这件事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得太僵，于九月二十九日，很不情愿的签署通缉令。
护法军政.府也下令通缉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倪嗣冲四人，以资报复。
段祺瑞第二次组阁后，雄心勃勃的想真正统一中国。他没把广东的军政.府放在眼里，倒是很高兴能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尤其在借款有着落后，更急于对南方佣兵。
段的用兵计划准备由四川进攻云南和贵州，由湖南进攻两广。
在四川进展不理想的情况下，湖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湖南距离北洋派的占领区最近，本身实力不强，是个理想通道。
段祺瑞正在琢磨派谁去当湖南督军时，听到有湖南人喊出“湘人治湘”的口号。
在北京的湖南著名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也主张湘人治湘，维持现状，反对北军入湘。
这倒使段想起一个人来，就是傅良佐。傅良佐是湖南人，又是他的铁杆，是既可满足“湘人治湘”，又可以由自己人督湘，何乐而不为。
于是发表他最宠信的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仍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同时明确表示傅良佐虽督湘，但不带北兵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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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8章 衡山、宝庆之战
傅在接受新任命时，也发表了“三大治湘方针”：
（一）湘人治湘。
（二）军民分治。
（三）不带北兵入湘。
傅良佐（1873-1924） ，字清节，湖南省乾州厅（今吉首市乾州街道）人。少入私塾。稍长，求学长沙。戊戌政变后，弃文学武，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北洋官费生派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蔡锷、蒋方震等同学。
毕业归国后，供职北洋近畿军队，历任北洋督练处提调、兵备帮办。
一九零七年（光绪33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他被调任东三省督练处任总参议。后因在总办吉长铁路职中，拒绝宦官李莲英索贿，致遭谴责，调北京陆军部任科长。后来升任吉林边务帮办兼护理督办事宜。此后，他被袁世凯聘为军事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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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傅良佐任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升任中将。同年十一月，他任察哈尔副都统。翌年六月，他转往直隷省，任蓟楡镇守使及高等军事裁判处处长。
一九一六年（民国5年）五月，傅良佐升任陆军部次长。同年,袁世凯死后，他投入段祺瑞领导的皖系，成为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其他三人为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
傅良佐是湖南人不假，只是和湖南关系太浅，他一直追随段祺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方。在湘人看起来，根本不算湘人。
至于段祺瑞所保证的不带北兵入境，没有人会相信。过去杨善德到浙江也有过相同的保证，但既成事实后，北兵即源源入浙。
而事实上段和傅良佐都指天誓日地说不带北兵入湘时，驻守保定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已奉命调防入湘了。
在此以前，陆荣廷曾打电报给冯国璋，要求三年之内勿更动西南各省的军民长官，冯回电曾表示同意。
当傅良佐督湘命令发布后，谭延闿即向陆荣廷飞电告急。陆即电请冯履践诺言，收回成命。并主张划湖南为南北两军之间缓冲地带，维持湖南现状，以保和平。
这已经是冯答应段的事，不好出尔反尔，只得把陆这个电报交给了段作答。
八月十四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陆说：“谭省长清亮淑慎，勤政爱民，惟军旅非所素娴，故以民事专畀。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为各国通例。为军事计，为湘省计，为组安（谭号）计，皆以专民事为宜。湘俗强悍，诚如尊论，善用之则为劲旅，以卫国家；否则逾越恒轨，以资扰害，尤非知方通变之才，不能控制统驭。湘省易帅，良非得已，以傅易谭，盖亦几经审慎。傅本湘人，感情素通，断不至因更调而生携贰。明令早颁，势难反汉。远承注念，感何可言。希以此意转告西南群帅为荷。”
陆荣廷接到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所复的“官腔”电报后，知道无法协商，便示意湖南采取武力抵抗，并表示愿以实力支援。
谭廷闿乃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准备抵抗北军，同时电请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
云南督军唐继尧立即复电，建议派遣驻粤滇军兼程开进湖南。陆荣廷表示同意，并于八月十六日致西南各省电报中说：“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已昭然若揭，唇亡齿寒，急应力图应付，驻粤滇军开往援助，鄙意极表赞成。”
驻粤滇军是由李烈钧率领，在护国讨袁时期开来两广准备经湖南北伐的。护国时期因云南为发动的基地，所以尽量组成军队，一部由蔡锷率领出四川，一部由李烈钧率领出广东。袁死后，局势大变，在粤和在川的滇军成为大问题，撤回云南，他们不愿意，云南也无力承担。不撤回去，所驻地也不欢迎他们长期留驻，在川在粤，滇军都遭遇到这个问题。
李烈钧所率领的滇军是驻防在广东北江的，当时广东是在桂系的势力内，自然也不愿意滇军留驻。不过他们只希望滇军离粤，只此而已。当谭延闿万分迫切地要求广东督军陈炳焜（桂系）催促滇军迅速出发时，桂系却又不肯发给滇军作战所必需的军费和军火。而滇军也不愿意去打头阵，因此除去虚张声势而外，并无实际行动。
西南的援军还停留在口头，而北军入湘则刻不容缓。湘军自然无力单独抵抗，内部便起了分化。
湘军第二师长陈复初，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右文在军事会议上，对于抵抗北军表现消极。
陈复初早已受到段的拉拢，这样，谭延闿所能控制的湘军已不到半数，更无力抵抗了。
谭延闿面对实际情况，便对于调动督军的命令不再表示异议，并派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到北京迎新督军早日到任，以便早日交卸。
有人问他是否愿意留任省长，他说：“当惯了婆婆，如何能做媳妇？”
谭延闿早就知道，望云亭是北洋派留在湖南的一个内线。谭派他赴北京迎接督军，一方面是表示对北京政.府的服从，同时也是调虎离山。
望启程后，谭立刻派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
望云亭，(公元1854～1919年)，名文祥，字桂丞，太平溪人(今湖北宜昌)。
少时以驾船为业。及长，入清营当兵，随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部征新疆回民，攻克南路西四城，因功升守备。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望云亭随赵武毅军赴热河征“白莲教”，出任都司。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望云亭随直隶提督聂士成赴朝鲜与日寇作战.率部苦战，连克连山关、分水岭诸要隘，因战功补游击。清、倭和议后，由盛京将军裕禄奏授镇远军副将。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望云亭又奉令赴河北各地征“义和拳”，克雄县、新城、固安等地。后因索饷打了权臣荣裕之侄(时任知府)一耳光，而获罪于朝，化装连夜出逃日本。在东京投靠立宪派汤化龙、徐树铮等。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秋，望云亭随汤化龙返国。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望云亭出任内蒙古伊克昭盟宣抚使。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九月，任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
汤芗铭督湘，召望云亭随行，出任湖南省第六区司令官兼道县知事。他在道县不到一年，竟杀害起义农民近千人。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望云亭被授零陵镇守使，晋升为陆军中将。当地仕绅感其“功”，在武官衙门前建一石亭，题名“望云亭”。后被群众捣毁，仅留其“何须大树”四字。
刘建藩（1887—1918），字昆涛，湖南醴陵人，
这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
先后就读湖北武备普通学堂、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在校加入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零年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新军学兵营任骑兵队队长。一九一一年，学兵营扩充为混成协，任骑兵营管带。
同年十月率部响应武昌起义，参与广西独立。南北和议告成，任桂军第八师骑兵团团长，奉命回湘招募新兵三千人，充实第八师。
参加二次革命，率一加强混成团增援蚌埠、徐州铁路沿线。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任刘建藩为第八师前敌指挥，率部攻占徐州。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黄兴、李烈钧避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研习法政。
一九一六年返国，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湘军驱逐汤芗铭时，黄兴介绍他回湖南任军职。由于没有适当位置，谭延闿遂派他为营产清理处处长。这次谭拍卖大批公产提充军费，他执行任务极为认真，因此派他代理零陵镇守使。
谭同时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部接防衡山，以表示不设防长沙，而其中的含意则是集中力量，退守湘南以待两广的援军。
谭延闿在湖南本已极得人缘，如今更乐得广结善缘。他拍卖大批公产，用以扩充军费，并提出其中一部分馈赠文武官兵。军民两署职员一律加薪一个月，借以收买人心。
这时，长沙各级人员从县长、科长到厅长、院长全体提出辞职书，表示要“和畏公（谭）同进退”；
从八月中旬到下旬，长沙城内每天几乎都有各级机关职员举行公宴为畏公饯别。这在长沙官场中是一个从来未有的场面。
八月二十六日，新任湖南督军傅良佐由北京动身南下。他绕道津浦路，先到南京会见李纯，再乘轮船到武汉会见王占元，然后到岳州停下来。
他在上任之前先访问直系督军，这表示皖系在求取直系的合作，以期对西南有一致的步调。他到湖南后，并不直接到长沙，而在岳州停下来，是对湘军有戒心。
他到岳州后便命令北军向湘阴以北的“无兵地带”推进，同时北京政.府又调驻马厂的第八师王汝贤部开进岳州。
北军进湘已不可逆，湖南旅京名流熊希龄等向段政.府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请指定岳州为督军傅良佐的驻地，而长沙为省长谭延闿的驻地。
这是军民分治的旧调，督军、省长不驻在一个城内，段置之不理。
九月二日，湘军将领发表联名通电，不反对傅良佐督湘，但希望不带兵进长沙。
陆荣廷也电请冯国璋阻止北兵开进长沙。
九月九日傅良佐随带精兵一营到长沙接事。这位湖南人说的是一口北方话，做的是北洋的官，并且还是段祺瑞的内弟，久任陆军次长，长沙人对这位新督军一点没有乡情。
谭延闿虽有抗北之志，却有心无力，他算来算去，可用之兵只有湘军第一师。
师长赵恒惕这时正丁忧回衡山。一师下辖两个旅，由李右文、林修梅任旅长。李右文代理师长，是亲近北军的，也就是说，真正拥谭的部队只剩下林修梅一旅。
傅良佐入湘后如果能不着急慢慢来，段要吞吃湖南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只是这位傅督帅操之过急，一上任就下了两道命令：
（一）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撤职，派邹序彬接任，
（二）刘建藩无庸代理零陵镇守使，派陈蘧章为零陵镇守使。
陈蘧章是湖南祁阳人，原任湖南水上警察厅长，也是段祺瑞的内弟（段曾多次续弦）。
谭延闿早于九月一日回到茶陵原籍“省亲”，在茶陵电辞湖南省长，随即悄悄化装离开湖南。
九月十八日林修梅在衡阳，刘建藩在零陵同时宣布自主。傅良佐并不感到惊慌，因为宣布自主的林修梅只有一旅兵力，刘建藩也只有数营地方守备队。其他湘军并未加入。至于北军则兵精械足，只待兵力齐备，便不难一鼓荡平。
林修梅（1880年—1921年），出生于湖南省安福县（今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凉水井村的一个书香门第。曾祖林长槐，历任知县和叙永直隶厅同知，后家道中落。父琴心不重功名，教学乡里。
修梅从小勤劳俭朴，八岁入学，至二十三岁先后就读于安福道水书院、澧州钦山寺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参加州试，中第一名博士弟子员。
一九零三年考入长沙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湖南新军炮兵营长。
一九零六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后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长期进行反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历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部参谋长、湘军旅长、代理零陵镇守使、湘军第二纵队中将司令、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议会参议员、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等职。
开始时傅良佐想用湖南人解决湖南人，便派第一师代理师长李右文统率第一旅到衡山，招抚林修梅的第二旅，声言官兵来归不究既往。怎知李右文不仅没有招抚到林修梅，他的第一旅在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口号下反被林修梅“招抚”过去了。
第289章 内斗
出师不利，傅良佐决定调北军作战。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湖南军总司令，第二十八师师长范国璋为副总司令。兵分三路：第八师和第二十师正面进攻衡山，湘军第二师第四旅为右翼进攻宝庆，从安徽调来的安武军进攻攸县。
民国后湖南的第三次南北战争开启（第一次是癸丑二次革命，第二次是护国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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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良佐进攻湘南护法军，表明南北军队在湘决战已势不可免。桂系决定组织军队援湘，以武力“驱逐傅良佐，收复湖南，以固两广门户”。
九月底，桂军陆裕光师先头部队进抵衡陽。
十月二日，陆荣廷在广西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广东督军陈炳焜、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参加了会议。
陆荣廷慷慨发言，痛斥段祺瑞投降日本发动内战，号召出席全体人员签名宣誓，表示抵抗皖系军阀的决心。
会议决定由两广当局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合通电，痛斥段祺瑞。列举段的罪行如：主使公民团包围国会、主使督军团毁法叛国、任意发动内战等。
同时提出：（一）迎黎大总统复职，（二）恢复国会，（三）罢免段祺瑞，（四）撤回湘督傅良佐的任命。
会议议定了援湘军事计划：由两广出兵八十营（其中广东三十五营，广西四十五营），分编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军长），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两广护法联军总司令。
进军路线是：马济率粤军出韶关入湘，经攸县、醴陵取长沙。桂军分成两路：韦荣昌军由三江入湘，经新宁逼宝庆；陆裕光、林俊廷二军则出全州入湘，经永州（今零陵）、祁陽增援衡陽。两广军总的目标是会攻长沙。
湘军方面，北军大举南侵时，赵恒惕正在衡山居丧守制。
其旧部第一师官兵请赵火速回部。赵马上赶到衡阳。与刘建藩、林修梅等布署防御。
湘潭是北军进攻衡山的前进基地，有三条道路可通衡山：
一由湘潭经株洲，沿三门、淦田、朱亭一线；一由湘潭经茶园铺，沿熊家桥、护湘关一线，此为陆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 至福田铺一线。
为了抗击北军进犯，护法军的布防如下：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指挥该师之第一、二两团（欠一营），在衡山、护湘关至茶园铺沿线设防，另将一个营配置于福田铺担任翼侧警戒；刘建藩所部数营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该旅之第四团驻守岳后，防敌由永丰方向窜犯。
十月六日晨，南北两军开始在湘潭县属之西倪铺接战。护法军在衡山以北只有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却要防守从福田铺至湘江边宽约十五公里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装备较差（除步槍外，仅有二门炮、二挺机槍），难于阻止敌人的进攻。
北军王汝勤所部由中路进攻，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连占茶园铺、中路铺和白石铺等要点，逼近护湘关。
护湘关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处，两侧山势险峻，湘（潭）、衡（山）大路从山间穿过，是易守难攻之地。护法军在护湘关两侧高地构筑工事，重点设防。八日晨六时，北军分三路攻打护湘关。
护法军凭险抗击，“顽强异常”，“抵死不退”。战至次日凌晨，北军从侧翼突击，仰攻肉搏，护法军力不能支，遂弃关撤退。
护湘关落入敌手。
十月十日晨，北军进攻护法军在衡山北面的最后一个要点石桥铺。护法军控制附近高地，顽强抵抗。
临近中午，刘建藩派数营援兵赶到战地，让正在奋战的第一师士兵撤下吃饭。
但这些援兵多数是新兵，未经严格训练，缺乏作战经验，以致一有伤员，就惊慌后退。北军乘势冲击，护法军大败。
十月十一日上午七时，北军向衡山外围发起攻击。王汝勤亲率该旅第二十九团及工兵营、炮队由正面实施突击，以第三十团由翼侧抄袭。护法军据守城外据点的部队经不住敌军的猛攻，纷纷逃进城内，并牵动了守城部队。
护法军只得放弃衡山，分向湘江以东和衡陽退却。王汝勤旅遂轻取衡山。
在北京的段祺瑞心情为之一松。认为湖南指日可平。同时运送了大批慰劳品到前线犒赏士兵。
北军张纪旅行动迟缓，十月十一日由湘潭进抵株洲，翌日沿湘江东岸向南攻进。十三日在淦田乌鸦山与刘建藩之警戒部队遭遇。双方激战两小时，刘部不支后退。
张旅乘势追击，于下午七时攻占朱亭。十四日，张旅向衡山靠拢，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进击。但王汝勤由于作战顺利，便不等张旅跟进，即率所部向贺家山进攻。
贺家山位于衡山与衡陽之间，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滚滚湘江，北面是宽约数里的开阔地，山势虽不高峻，但北陡南缓，易守难攻，是防卫衡陽的天然屏障。
护法军控扼贺家山，封锁山下开阔地，进行顽强阻击，遏止了王旅的推进。
十月十五日，北军张纪旅也投入战斗。
此前，桂军第三军副司令贲克昭率领的先锋团和粤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率领的三个营，也先后赶到贺家山一带，增援湘军。
从十月十五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北军旅长王汝勤和张纪组织部队对贺家山轮番进攻，但由于不讲战术，士兵盲目射击，徒耗槍弹、炮弹，因此虽付出很大代价，但战果不佳。
团长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战殁，部队死伤过半。加之秋雨连绵，山地泥泞，给不习惯江南气候的北军造成意外的困难。
北军连日强攻，毫无进展，只好转攻为守。湘南护法军在桂、粤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挫败了北军的进攻，但苦于弹药不继，也未发起新的攻势。
十月二十一日，程潜与陆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粤军将领在衡陽举行会议，商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鉴于贺家山至衡山方向北军云集，护法军反击困难，而宝庆已为北军攻占，遂决定由赵恒惕指挥两团湘军并桂军贲克昭部，在原地实行坚守防御。刘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宝庆方向转移，拟出敌不意，收复宝庆，再图长沙。
计划确定后，林修梅即率所部湘军与桂军一部直趋宝庆，邱渭南之粤军三营右出攸县、新市，趋醴陵，威胁敌之后路。
再看宝庆方面。
湘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虽是湖南人，却死心塌地效力于北军。
傅良佐派兵进攻衡山时，开始对对宝庆方向暂取守势。派湘军朱泽黄旅进驻永丰，并控扼永丰与宝庆间的险要山地界岭（永丰西南三十公里），拟待援军赶到后，再行进攻。
湖南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于十月二日在宝庆宣告自主。为了先发制人，立即率部东进，袭占界岭（时朱旅只派一营防守），前锋逼近界岭东面的青树坪，另以原永州守备司令谢国光率兵三营，经洪罗庙进逼马屋岭，袭击永丰之敌翼侧。
朱泽黄见要地界岭失守，关系重大，立即转守为攻。十月五日，朱旅倾巢出动，反攻青树坪。
战至次日上午，护法军不支，退守界岭。朱旅乘胜追击，猛攻界岭。护法军立足未稳，弃守而退，界岭复陷敌手。
朱泽黄夺回界岭后，以主力驻守该地，另以参谋长周诗率兵二营迎击进逼永丰翼侧之护法军。十月十日，周诗部于马屋岭击败谢国光之护法军，进据洪罗庙。
朱泽黄见翼侧威胁已经解除，遂于十八日组织部队由界岭向宝庆进攻。朱将所部分为两路，以第七团团长毛树峻为左翼指挥官，第八团团长周崇岳为右翼指挥官，两路相互策应，齐头并进。
十九日，朱旅攻占黑田铺（宝庆东三十公里），继攻陷洪桥（宝庆东十八公里），直抵宝庆城下。护法军据城抵抗一夜，于二十日撤离宝庆，退往杜家坪。
朱泽黄进占宝庆后，马上发出捷报。为表彰其战功，北京政.府立刻发表朱为长宝镇守使，晋升陆军中将。
朱泽黄进占宝庆后，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贺家山北军的电报。遂留两个营守宝庆，亲率四个营于十月二十日出两市塘（今邵东），拟经洪罗庙趋援贺家山。
这时，贺家山战场已呈胶着状态。
十月二十一日，桂军韦荣昌部抵达衡陽。程潜为打破战场僵局，商请韦荣昌派出所部一个团，会同湘军李仲麟、谢国光部（共六营），由衡陽左趋渣江，拟经洪罗庙攻取永丰。
三十一日，韦、李、谢所部湘、桂军于洪罗庙与朱泽黄旅相遇。双方激战一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岭，随又退至永丰。
数日后，林修梅也指挥所部湘军，在桂军陆裕光部配合下，向宝庆发动反攻，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克复宝庆。尔后，林修梅派宋鹤庚团东进，拟配合在洪罗庙地域待机的韦、李、谢军进攻永丰。
永丰守敌除朱泽黄所部一个旅（欠二营）外，还有新从长沙赶到的晋军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师第三十二团。上述守城兵力虽约一师之众。但由于朱旅已成惊弓之鸟，不堪再战，商旅新到，立足未稳，加上相互之间互不统属，所以防御能力并不很强。
十一月八日，湘桂护法军攻克界岭，继下青树坪。
十一日，护法军分四路进攻永丰：李仲麟部由青树坪攻敌正面，桂军一部由石头山经下五里牌攻敌左翼，谢国光部由上五里牌攻敌右翼，另以桂军一部出三甲塘抄敌后路。护法军四面围攻，勇猛作战，北军渐呈不支之势。
下午又有由宝庆开来的湘军宋鹤庚团和桂军二营投入战斗，护法军攻势更猛。永丰守敌见后援不继，孤城难守，遂于傍晚弃城而逃。
朱泽黄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师之三十二团逃往湘乡。
第290章 关外的乱子
南、北两军在湘东醴陵、攸县方向也展开了战事。安徽援湘司令李传业率安武军十营于十月底抵长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进攻攸县，得手后“由攸县进攻衡州之背”，策应贺家山正面战场。
李传业以帮统高世续率兵五营自醴陵出发，帮统马联甲率兵三营由朱营出发，对攸县分进合击。
攸县位于湖南东南部，罗霄山脉中段武功山西端。东邻江西萍乡、莲花，西连渌口、衡东；南达茶陵、安仁，北接醴陵。交通便利，素有“衡之径庭、潭之门户”之称。
十一月七日，高世续所部首先进抵距攸县二十公里之新市。这时，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部已进驻攸县，在攸县至新市地域内布兵设防，严阵以待。
八日拂晓，双方在新市西侧山地展开激战。战至十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弃新市、攸县，退守耒陽。
安武军于十日上午占领攸县。
在南北两军在湘南鏖战之际，陆荣廷于十一月十日在梧州召开有桂军、驻粤滇军、海军和军政.府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
鉴于北军源源入湘，湘南战事吃紧，决定由李烈钧率领驻粤滇军、海军和陈炯明之粤军，联合进攻闽浙，以分散北军兵力，减轻湘南护法军的压力。
笔趣阁
但梧州会议刚结束，忽然传来攻湘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宣布停战议和的消息。
原来，王汝贤、范国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领，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异议，对傅良佐督湘也深表不满。在“兵疲力颈、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愿意再替段、傅卖命，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通电，主张南北军立即停战议和。
电云：“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府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借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果系爱国有心，为民造福，则牺牲个人主张，俯顺舆论，尚不背共和本旨。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
“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为息事宁人计，此次湖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是所至盼！特此电闻。”
通电发出后，王、范二部自行停战，并从衡山撤退。
北京的段祺瑞，本在等待湖南方面有更多的捷报和更好的消息，怎知一个月过去了，却什么消息也没有。就在前线战况沉寂的时候，忽然晴天霹雳，传来北军王汝贤、范国璋的联名通电，主张停战撤兵，
王汝贤、范国璋突然主和，使湖南战局发生了逆转。傅良佐因对王、范的主和行动“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无实力以资镇压”，见南军各路人马长驱直入，于十四日夜与代理省长周肇祥乘军舰匆匆逃离长沙。
段祺瑞对王汝贤、范国璋擅自停战求和大为恼怒，但为了不使湖南轻易落入护法军之手，只能对王汝贤、范国璋采取笼络之策。
他一面将傅良佐、周肇祥免职查办，一面委任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
这一任命正合王、范心意。他们宣布停战，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军和省长之位。
王汝贤和范国璋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一面向南军提出按现有界线先行停战，声言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解决。
湘粤桂联军识破王、范的缓兵之计，继续向湘潭、株洲进攻。此时，北军斗志已丧，望风披靡，纷纷北逃。
当王汝贤的兵车驶过一铁路桥时，“正值徒步溃兵拥塞桥上，王为逃命竟下令火车直冲过去，当即轧死轧伤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数日，惨不忍睹。此举惹得天怨人怒，立遭一片怒骂和诅咒之声。
十一月十七日，联军攻克湘潭、株洲。这时，从湘乡败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谭已被护法军攻占，全旅蜂拥入城，遭到护法军伏击。商旅几乎全军覆没，仅二百余人逃往长沙。
二十日，赵恒惕、程潜、刘建藩等部进占长沙。王汝贤、范国璋率残部逃往岳陽。
王汝贤、范国璋的停战通电，是直系对皖系的致命打击。因为这两师都和直系渊源较深。
第八师是段祺瑞讨逆时的主力。这一师助段削平张勋复辟之乱后，段排斥异己，将师长李长泰解职，把还是旅长的王汝贤升任师长。段以为王一定会感恩图报，怎知这王汝贤根本不领这个情。他应该是认为，轮流做庄也该轮到他了。
冯国璋是反对对南方用兵的，这时候的他巴不得看段祺瑞的笑话。
王汝贤、范国璋停战通电到京后，冯国璋像接到喜报一样，连声说：“快快送院，快快送院。”
这期间，责任内阁整天挂在他的嘴上。
别人问他：“湖南问题闹大了怎么办？”
他答：“我有什么办法？有责任内阁。”
又有人问：“王、范擅自通电停战，此风殊不可长，总统以为如何？”
他也是一句话：“问责任内阁。”
这些话传到段祺瑞耳中，段气呼呼地说：“问我，我只有一个办法，辞职！”
原来在湖南的北兵是杂凑成军，指挥既不统一，兵士厌战情绪很高。
如山西混成旅旅长商震所部，开拔时所奉的命令是到湖北增防。怎知到湖北又开岳州，到了岳州又开长沙。士兵早就对此厌烦到极点，湘军一进攻，他们便一哄而散。
而安武军本身就有新旧之分，新安武军是张勋溃败后投降倪嗣冲的，其内部矛盾多多。更重要的是北兵在湘军纪不好，湘人早已恨入骨髓，到处受排斥，到处遭算计。
固此，这场湖南战争开始后，根本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北军就一败涂地了。
北洋派中直、皖因主和、主战而争执不休，南边同样分歧严重。护法军政.府在是坚决主战的，主张北伐，而桂系不予合作。
桂系有桂系的打算，他们视两广为其势力范围，只希望让湖南作为北洋派和桂系中间的缓冲地区。
陆荣廷其实是主和的，希望北方的直系能牵制皖系，使段祺瑞在湖南用兵的计划破产。
此间，冯国璋曾派密使到南宁见陆荣廷，陆对冯的密使表示，他对于国会问题并无成见。不过必须是一个国会，不能北边一个，南边又一个。至于湖南问题则应该恢复原状，划湖南为南北军事缓冲地区，允许湖南自治，大家保证互不侵犯。
冯虽然同意陆的主张，可是段用兵冯无法阻止，因此冯和陆虽然声气相通，可是却不能阻止段的军事行动。
段祺瑞不肯罢兵，拟公开兴兵讨伐桂系，并提出罢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的动议。
这时他刚办好两批日本借款，有了钱胆子更壮，因此便有恃无恐地决定征湘、平粤、伐桂、讨滇，四大任务同时并举。
拟派卢永祥为湘粤方面总司令，以驻防山东的第五师长张树元继任淞沪护军使。抽调倪嗣冲的安武军二十营，及张敬尧部第七师开到湖南。
另方面唆使琼州的龙济光反攻广东，收买潮汕镇守使莫乘宇、惠州督办张六骥作内应。并令福建督军李厚基派兵经海道在广东沿海登陆。
调奉军、陕军入川协助吴光新、刘存厚攻击滇军。
湖南之战是南北战争，也是北洋内部的冯国璋的直系和段祺瑞皖系之间的内斗。
十月二十日两广护法军总司令谭浩明援湘时，直系的长江三督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提出解决南北问题的四项意见：
（一）停止湖南战争。
（二）撤回傅良佐。
（三）改组内阁。
（四）整顿倪嗣冲部。
这是直系正面向皖系开炮的行动，也是和南方桂系相呼应。
因为这四项主张中，第一、第二两项是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第三项主张是重申李纯以前的要求，要清除段内阁中的亲日派，也就是谴责段从日本方面取得军费和军火支援。直系这些主张，和桂系如出一辙。
直系更看重的，是要把江苏北部徐州、海州一带的张勋旧部，从倪嗣冲手中夺过来，以削弱皖系主战分子的力量。
直系既然和桂系相呼应，皖系便去拉拢了奉系。
“新奉天王”张作霖于十月二十日发电，敦促北京政.府立即讨伐两广。
由于长江三督的强烈反对，段祺瑞感到事态趋于严重，不得不把皖系大将卢永祥留在上海，以应付长江的意外事变，并且把进攻西南的计划展延。
在皖系中一部分急进派酝酿再来一次政变，以对付冯国璋。
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北京谣言四起，传说北京军人要发动政变软禁总统，冯国璋每日陷入担惊受怕中。
第291章 各方的较量
段祺瑞罢免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的命令需要总统盖印，冯却予拒绝，他委婉地说他不愿看到事态扩大。
但是，他又不敢坚持己见。见段祺瑞反应强烈，于十月二十日还是下令，罢免广东督军陈炳焜，派李耀汉兼署广东督军，莫擎字会办广东军务，李福林接任广惠镇守使。
十月三十日，段内阁又加授李耀汉为陆军上将衔，莫擎宇升任为陆军中将。
李耀汉、莫擎宇和李福林都是广东地方派军人。原任广惠镇守使莫荣新是桂系大将，这是段在利用广东地方派来反对桂系。
冯国璋把罢免陆荣廷的命令留中不发，使段祺瑞大为不满。
他退了一步，再度拟好了三道命令送给冯。一是调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着即迅速来京；二是特派龙济光接任两广巡阅使；三是责成新任广东督军李耀汉严令桂军开回广西。
段一方面催促冯盖印，一方面派人到处散播要政变和驱逐总统的谣言。
十一月六日，这三道命令在冯国璋面前放了好半天后，他终究还是盖了章送交印铸局发表。身边的人从没见他脸色这样的难看，一时间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此时此刻，冯才深切体会到，黎元洪当这个有其名而无其实总统有多窝心。他有些后悔入京当这个空头总统，气得晚饭都没有吃。到了半夜，实在不甘心，又派人到印铸局把三道命令追了回来。
笔趣阁
段祺瑞第二天未见到总统命令发表，一问印铸局，才知被总统追回，大为光火。便于上午亲入公府见总统。他见到冯后，一点不留面子，声色俱厉地责问冯，为什么讲好发表的三道命令又要变卦，一个总统怎能这样的出尔反尔？
冯面对着这位气势汹汹的总理，无言以对，只好答应第二天发表。待段走后，冯又把命令交到印铸局。
桂系本以为有直系为后盾，便不把孙中山和国民党放在眼中。见到了冯国璋发布的处置陆荣廷等命令后，才知道直系这个同盟者是不可靠的。形势逼人，桂系只能回过头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合作。
在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京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
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惠州（治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
十月二十三日，被北洋系收买的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潮梅镇“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北洋政.府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
十月二十四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率兵十营进援。
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
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省防卫和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桂系要员外，还有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等。
到了这个时候，军政.府在桂系这里，才有了发言权。会上，军政.府代表提出应将屡与军政.府为敌的广东督军陈炳焜调离，并要求将已编为警卫军的原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重归陈炯明统带。
陆荣廷当即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炳焜为讨龙军总司令（后改为李烈钧），但同时要求陈炯明率所部二十营协助攻闽，借以削弱军政.府的势力。
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脖”，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桂系不在倚赖直系而谋自救之道，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冯国璋在北京处境艰难。特别是当北军在湖南和四川都传来捷报，段祺瑞认为武力平南已非难事，要紧的是去除掣肘之忧。于是，皖系中便有“政变倒冯”和“合法驱冯”两种不同的意见。
政变倒冯是由段祺瑞的幕僚提出来的，步骤是倪嗣冲和张作霖宣布独立，在天津设立临时政.府。推徐世昌为大元帅代行总统职权，然后进兵北京，迫冯下台。而后成立临时参议院为代立法机关，修改《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正式改选总统。
政变倒冯的计划很诱人，但是冯不是黎元洪，冯有长江三督为后盾。如果倪嗣冲和张作霖发难，长江三督一定以武力相抗。
这样一来，西南的外患未除，北洋反而自己和自己打起来了，同室操戈不是让西南更有机会可趁吗？
至于在天津组临时政.府，还不如广州的军政.府合法。对方有国会，有护法之名，天津组临时政.府算什么呢？如果把直系逼上梁山，和西南联合起来，情况就更难想像了。
段祺瑞再怎么烦冯，也不敢走这一条路。
这时候的他，不知有没有想起黎元洪当大总统的好，是不是后悔当初没听张国淦的话呢！
正当西南纷扰不定，府院之争不解，关外又发生内乱。先是黑龙江，然后是吉林。
黑龙江的内乱，要从督军兼省长毕桂芳说起。
毕桂芳，字植忱，又作植承。北京大兴县人。满族旗籍，民国时乃自承姓毕。少时卒业同文馆，后留学俄国，谙习俄文。曾任驻俄公使随员、北洋洋务局随办。
中华民国初年，帝俄极力煽动外蒙反叛。黑龙江省都督兼民政长宋小濂治边有力，遭俄嫉恨，一九一三年七月沙俄迫使北京政.府将其调离。
袁世凯以毕桂芳娴于俄事，令其护理黑龙江省都督兼民政长。
同年十月末，又将毕桂芳调回北京，任总统府高等外交顾问。
一九一六年五月三日朱庆澜奉调晋京，北京政.府特任毕桂芳护理黑龙江都督兼巡按使，在毕未到任前，由黑龙江省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暂时护理该职。
五月十九日毕桂芳到任视事。六月六日袁世凯死，七月段祺瑞政.府任命毕桂芳为黑龙江省长兼署黑龙江督军。
这个毕桂芳有两大特性，一是怕太太，唯太座之命是从；二是万事不打理，绰号“毕不管”。他虽然万事不管，可是运气好，官运亨通，竟一步一步爬到了黑龙江督军兼省长的高位。
“毕督军”在黑龙江趣话甚多。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中德绝交消息传来，黑省人心浮动。这天恰好是“毕督帅夫人”尚氏的华诞。民政厅长先期通知全省各县县长、各金矿局局长、省会各机关首长为夫人祝寿。
第一旅旅长巴英额、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携带大宗礼品进省。省会警察厅传谕全城商民，一致悬旗挂彩祝寿。
“毕夫人”在督署花园大宴宾客，且传召妓女侑酒，著名的永安里香巢名妓传召一空。席间妓女以清唱酬客，这位“毕夫人”懂得的还真多，哪位妓女唱的有错她还能当场纠正。有的时候兴致大发，她还要合上几句。一时间，督署花园大宴里淫笑之声鼎沸。
席散后有名伶彩排，“夫人”亲自点戏，命傅宝兰演新安驿。这出戏代洞房一节因剧情猥亵，北京内务部曾下令禁演，有人好意提醒。
可“毕夫人”却满不在乎，说：“一定要演这全剧最精采的一段”。
于是，满场便响起一阵喝彩叫好声，“毕夫人”也就越发得意。
都知道人在兴头上好说话，也好办事，有人就等着这样的机会。
撤职听候查办的泰来县县长张毓华也登门拜寿，这位县长三跪九叩大礼，礼毕长跪不起。
“夫人”笑着问：“你为什么不起来？”
张仍伏地不起，用沉重的声调说：“本县士绅诬告卑职，请夫人作主。”
“毕督帅”听了，满含笑容站起来用手搀他说：“小事小事，用不着夫人作主，我代夫人给你开恩，你好好回任当差吧！”
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扩张势力，曾拉拢黑龙江省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排挤毕桂芳。早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张作霖致电袁世凯政.府阻止毕桂芳到黑龙江就职，请以许兰洲为黑龙江将军，只是未能如愿。
许兰洲在黑龙江盘踞二十年已形成势力，对帮办军事的职位十分不满，“倚张作霖为援，素薄桂芳不习军事”，久已欲取黑龙江督军地位而代之。
一九一七年五月末，因段祺瑞总理被黎元洪免职，张作霖拟联合吉、黑二省和奉天一起宣布独立，当时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持稳健态度，没马上表态。
第292章 冯国璋和段祺瑞
当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国.务.总.理职务，为对总统府施加压力，督军团纷纷宣布独立时，黑龙江军务督办许兰洲也宣布了独立。不过，他不是对中.央，而是对毕督军，公然以武力威胁毕桂芳自动辞职。
许兰洲（1872年—1951年1月14日），字芝田，直隶南宫八里庄人。
该许自幼学儒习武，青年从戎，有“赛天霸”之称号。曾任清军五营统领，后入湖南讲武堂，毕业后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督练处。
一九零一年十一月，军机大臣荣禄称其与太监斗殴致数人负伤，下令转至袁世凯手下当营官。又因为牵涉其他伤害事件，许兰洲转入张勋手下。
一九零八年，被任命为黑龙江巡防营第二路统领。因讨伐土匪的功绩，升任黑龙江省巡防统领，但又在一九零九年因军纪不良而被罢免。
一九一一年十月，黑龙江巡抚宋小濂再度起用其为巡防队统领官。
一九一二年，许兰洲已任协统（少将旅长），驻扎黑龙江省。蒙古郡王乌泰叛乱，许进驻大赉镇压。因有功于国家统一，一九一四年许兰洲升任黑龙江省陆军中将师长。
在护国战争的风潮中，许兰洲策动黑龙江省独立，接替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不久后毕桂芳出任黑龙江将军（后改为督军），许兰洲担任黑龙江省帮办（副军政长官）。
他还是河北国术馆的创办人，曾亲自任馆长。也是近代中国国术的倡导者、推动者。
其对中国传统武术有着超功利的挚爱之情，对中华民族传统武术发展、传播、升华，尤其对八极拳的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外交官出身的毕桂芳手下无一兵一卒，无力抵抗，表示愿以省长相让，自留督军一席。毕桂芳一面与许兰洲协商周旋，一面电召黑龙江省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和步兵第二旅旅长巴英额入省自卫。
许兰洲发现毕桂芳的缓兵之计后，撕毁协议，限毕桂芳二十四小时内辞职出境。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毕桂芳在许兰洲的重大压力下召集军事会议，宣布辞去黑龙江省长兼督军职务，荐许兰洲代之。
六月二十日，当毕桂芳行至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防地呼兰时，又以督军兼省长名义发电，痛斥许兰洲，表示自己是被迫离职的。
驻防呼兰的骑兵旅旅长英顺和驻防海伦的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巴英额坚决反对许兰洲。他们发布文告，指责许兰洲驱逐朱庆澜，逼走毕桂芳，未奉中央命令即擅权自代。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并要“誓师西讨，扫清妖孽”。
许兰洲针锋相对，也发布文告指责英顺等人久蓄异志，是宗社党余孽，希图破坏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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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北京政.府.府院之争正紧，无力顾及黑龙江之事。在黑龙江形成了两种势力对峙局面，为张作霖乘隙入主黑龙江提供了良机。
遭驱逐的毕桂芳踉跄南下，六月二十日回到北京，求助于北京政.府。段内阁对毕、许之争本无所谓，亦无心袒毕，但他不欢喜犯上作乱，所以电召许入京一谈。
许回电说：“黑龙江有两个宗社党徒，是毕桂芳和巴英额，职须留此扑灭匪类。”
拥兵自重已经成为气候，对于上方的指令，对自己有利就执行，对自己不利就不执行。
毕桂芳只好通电下野，推许代理，电云：“许帮办精明果敢，洞彻边清，实能宏济时艰，为国柱石。”
许兰洲这一来倒不好意思了，也通电说：“毕督军虚怀若谷，卸职高蹈，采及轻樗，挽留之术，辞卸未能。只得暂承其乏。”
看来，这些人虚伪起来，也都有模有样。
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时，许兰洲被授为署理黑龙江巡抚，实现了他长期以来要当封疆大吏的愿望。他感恩戴德，致电北京，祝贺清帝复辟，又通令省城悬挂龙旗。
然而好景不长，在全国人民讨逆声中，张勋复辟丑剧很快破灭。
英顺、巴英额抓住许兰洲参与复辟的辫子不放，借机对许兰洲大兴讨逆之师。
许兰洲也不示弱，他发表宣言，揭露毕桂芳、英顺、巴英额等都是复辟派、宗社党分子。
张作霖趁机插手黑龙江，通过北京政.府任命自己的同乡兼亲家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调许兰洲进京当参军。
许兰洲开始拒不受命，并向日本人求援。但日本此时已决定支持张作霖，许兰洲无奈，只好离开黑龙江去了奉天，投效张作霖麾下。
所谓是龙就一飞冲天、腾云驾雾、兴风作浪，是虫就老实趴着。看来，这许兰洲也是个能屈能伸之人。
鲍贵卿是安徽人，和段祺瑞同乡，又是奉天督军张作霖的亲家，从此黑龙江便成为“奉天张家王国”的属地了。
十月十八日，北京政.府调任吉林督军孟恩远为诚威将军，调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吉林督军，以张敬尧继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
孟恩远在督军团闹事时，他因年龄最长而被推为领衔人，大家尊呼他为孟大哥。
这位孟大哥还有一个绰号，叫“拾簪将军”。
说起这“拾簪将军”的来历，还要回到一八九六年。
话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轰动了京城，慈禧太后闻知，哪能不炫耀一番。她以巡视为名先到了天津，后由袁世凯陪同到小站。
袁世凯为了显功，让新军全部在操场列队，接受慈禧观阵和检阅。慈禧由太监搀扶，袁世凯尾随其后，绕场一周。当时孟恩远仅是一骑兵营队官，作为护卫紧跟袁世凯后面。
慈禧在京城哪里见过这种阵式，不免左顾右盼，竟将一只镶着宝石的簪子从头上掉下来。太监在慈禧左右没看见，袁世凯诸大臣，看见了也不敢去拣。在这种场合掉簪迷信说法不吉祥，拣了怕扫了慈禧的兴。
这时，孟恩远走近簪子顺手拣了起来。
绕场完毕，慈禧要回房休息了。孟恩远三步并做二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
慈禧先是一愣，刚要发话，只听孟恩远禀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慈禧爱听人们称她“老佛爷”，听了孟恩远这乖巧的话，不但没因掉簪败兴，反而越发高兴。
等孟走后，慈禧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子的是谁？”
袁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
慈禧从天津返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姓孟的可以做点大事。”
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如此重看，又替自己赚了面子，回小站后马上提孟恩远为标统。后又陆续提为河南省南阳镇总兵、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
袁死后，孟左右逢源，先后被段祺瑞任命为将军府将军、将军府惠威上将军。然而，知其底细者，无不称其为“拾簪将军”。
所谓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可见这位孟大哥，也非等闲之辈。
他也和“毕不管”差不多，督署的事，内事交给女婿陆承武（陆建章的儿子），外事交给外甥高士傧，高是督署参谋长。
孟大哥的调动，是和张作霖有关的，据说张作霖检举孟在复辟时期曾接受吉林巡抚伪职。事实上张作霖这时已是关外王了，自不愿意吉林有这位老大哥在卧榻之傍。
孟恩远早听到一些风声，曾派秘书戴艺篑到北京冯国璋处打听虚实。冯说没有这回事，劝孟不要听谣言。可是不久谣言成了事实，孟接到命令后大为光火，便打电报质问内阁调动的理由，限三日内答复，否则吉林便宣布自主。
孟是直隶人，亲家陆建章也是直系，孟的部队多属直隶子弟兵。这一来，吉林督军的调动，牵连了直系、皖系的斗争。孟派吉林混成旅旅长裴其勋为独立军总司令，并指使吉林各团体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易督的成命。
段祺瑞正全力对付南方，不希望东三省出麻烦，他打算提升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由他处理吉林督军，升任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
东北战争一触即发，冯国璋不能不管。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也都愿意出面调停。冯授意王占元联合各省北洋军阀发出联名通电，借口牵涉国防、外交，请求维持吉林原状。列名的督军除了长江三督外，还有部分皖系督军因受王占元邀请签名。
段碍于冯的面子，又受各省督军的压迫，对吉林易督问题只能不了了之：
（一）不撤消原令。
（二）不实行。
张作霖虽然没有一举完成纳吉林入版图的愿望，却也不是没有收获的。十一月七日，吴俊升率领第二十九师由郑家屯突然开到齐齐哈尔，压迫黑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骑马第四旅旅长英顺解除兵权，完成了对黑龙江的全部控制。
第293章 西原借款
冯国璋做了总统后，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祺瑞用人和行政方面的决策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元洪时好得多。
冯和段这两个实力派，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就在一起共事，在反对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始终站在同一阵线，按说，他们应该能处到一起，其实不然。
从冯与段的性格上看，段祺瑞比较强势刚愎，有主见。而冯国璋虽给人的感觉，显得软弱、庸碌，好商量事，但其实是个极有心机之人。而最重要的，想让冯当一个和黎元洪一样的受气、什么事都不能管的总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段则是决不肯放弃半点权力的，因此两人的争斗反而是不可避免的。
前边说过，张勋复辟后，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
讨逆胜利后，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曾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将更难对付。”
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
有人说，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了这个建议。
虽然，历史不可能是个别英雄人物所创造。但手握稀有资源，像段祺瑞、黎元洪这样身居高位之人，他们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自然是普通人无法相比的。如果他们能有广阔胸怀，能有超人智慧，有良好的个人品德，能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应该是能够使历史的进程少走一些弯路的。
不消说我们这个刚刚从专制中走出的新成员，就是M国这样的民主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换上一个任性妄为的总统，也把国家祸害得不轻。所幸是民主制度，有任期，任期满了，可以通过选举把他搞掉。如果是封建专制下，遇到这样的皇帝，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揭竿而起，改朝换代，这要以天下大乱，人们的苦难为代价。还有一条路就是逆来顺受，希望这个坏皇帝死后，能换上一个好一点的皇帝。
或许，可以选择，万一没选好还能有途径挽救，比如弹劾，这无疑是民主共和优于封建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纠纷中，段固然是主要责任的一方，但黎的责任也是不可低估的。试想，如果黎对段能像当初对他曾经的顶头上司张彪一样的忍辱负重，一样的事事忍受，段难道就不能被感动吗？是不是当了大总统，地位变了，人也变了呢？
再者说，请神不能送神，图痛快把段祺瑞这个总理免掉，惹了多大的祸呀！
但是，如果我们把府院之争，仅仅归咎于个人的原因，那对问题的认识就太浅薄了。从专制到民主共和，不会是一帆风顺，更不可一步到位。是要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是要经过一番磨难的，而府院之争是不是这磨难的一部分呢？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我们肯定要有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的。而更深层的是经济的原因，也就是受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历史局限性。而走向民主共和，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度，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一代与民主共和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的新人。这样的人，也可以称之为合格的公民，或许是民主共和的真正基础。而这一代新人，同样是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才能培育长成。
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这两种制度各有优劣，总统制度下，个人的权力要大一些，优势是效率高，劣势是个人弄不好要胡作非为。而内阁制应该是正好相反。至于哪个国家更需要总统制或是内阁制，或者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制度，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西方的共和体制，肯定也是经历过一个完善的过程的。从这两个制度不难看出，他们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府院之争”，所以演绎出两种较为典型的制度。
而无论是总统制或是内阁制，和封建皇帝相比，个人的权利都是很有限的，有法律和制度对其制约。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国家有力量保障法律和制度对个人权力的制约，或者是国家已经发展到法律和制度对个人的权力有制约的能力。
我们还是说段祺瑞和冯国璋吧。
开始时，在冯国璋看来，他当了副总统都高段这个总理一头，当了总统至少要高段两头了，自己是要做一下姿态的。所以能主动的放低身段，主动的胸怀若谷。这样，当然相安无事。
但时间长了，他品出滋味了，原来和段共事的这个总统，差不多是啥也不是，这情何以堪呢？
你退一步，人家说不定要进两步。不行得争。
这争执的第一遭，是军权，这也是历来总统、总理间的争执焦点。冯就任不久，就想恢复“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段当然不肯同意。段在国务院设立了“参陆办公处”，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统率办事处”。
冯要过问全国大事，坚决不做有名无实、像个泥塑的大总统。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自民国六年十月八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可是，总统、总理之争，不是表面的，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
在用兵方面，段的主张是武统南方，而冯和陆荣廷、唐继尧有交流，希望和南方和解。
在对四川用兵时，是平定四川内乱，从表面看是不得已而为之，两个人没产生太大的分歧。但是对湖南用兵不一样，于是，两个人的矛盾和冲突公开化了。
段派傅良佐督湘后，湖南旅京士绅要求政.府勿在湖南用兵，他们向冯请愿，冯叫他们去问内阁。这就是明明告诉请愿的人说：是段祺瑞要向湖南用兵，与我冯国璋无关。
刘建藩、林修梅在湖南宣布自主，内阁决定下讨伐令，冯认为这是小题大作，应该大事化小，所以冯便不肯在讨伐令上面盖印。
当湖南战事发生后，北京政.府的讨伐令仍没有颁布。有人把当时的情势如此形容：“段内阁对外（指对德奥）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冯、段两人的暗斗，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各有地盘，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然而湖北、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
不过，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在用兵西南时，必须越过长江，要经过直系的地盘。直系地区虽然分散，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通道，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
需要合作了，冯手里有了筹码，也就可以互相牵制了，于是，冲突也上台阶。
段的武力统一，军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
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梦想，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和重用曹有很大关系。
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这便是后来有名的“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的背景是：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鲸吞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满，又收加紧控制、掠夺中国之效。
日本的经济状况，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有了过剩的资本，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可能条件。
因此，日本便采取了所谓“菊分根”政策，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以获得掠夺中国种种特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才有日本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
笔趣阁
一九一七年八月，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借款的经手机关。
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只是名义上的承借银行，实际上，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
同时，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府名义出面，而是由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这是日本政.府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的野心。
为取得这笔款项，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隐患。
第294章 曹锟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月，日本对德宣战，派兵侵入中国山东，至十一月，夺得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全部权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在西原借款中进一步出卖了山东的权益。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即中日签订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同意在经营和管理胶济铁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以此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
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后藤的复照中，把后藤照会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后，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拒不退还山东。
对此结果，段祺瑞当然是不会想到的。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钱，只要是能借到钱，其它就顾不得了。
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段祺瑞就提出“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
同年十二月，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在与曹汝霖、陆宗舆的密谈中，商谈了所谓“中日密切合作”问题。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向日本大量借款。
一九一年至一九一八年，中国向日本的贷款数量惊人。据不完全统计：
（1）善后续借款第一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财政总长梁启超，与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利七厘，以盐余担保。
（2）交通银行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特殊银行团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年，年利七厘五，以交通银行所有国库券二千五百万元为担保。
（3）吉长铁路借款日金六百五十万元。民国六年十月十二日曹汝霖、梁启超与南满铁路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五厘，以吉长铁路之财产及收入为担保。
（4）第一次军械借款日金一千八百万元。民国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缔结，双方皆严守秘密，不将契约发表。由日方交付军械，以作现款。
（5）善后续借款第二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七年一月六日财政总长王克敏与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五厘，以盐余作担保。
（6）无线电台借款五十三万六千余英镑。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海军部刘传绶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八厘，以无线电信局之收入为担保。
（7）有线电信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四月三十日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五年，年息八厘，以全国有线电讯之一切财产并其收入为担保。
（8）吉会铁路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七年六月十八日曹汝霖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七厘半，以吉会铁路财产及收入担保。
（9）第二次军械借款二千三百六十余万元。民国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由陆军总长段芝贵与日本泰平公司代表缔结。由日方付军械，以作现款。
（10）金矿森林借款日金三千万元。民国七年八月二日农商总长田文烈及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十年，年息七厘五，以吉黑两省金矿及国有森林与其收入作担保。
（11）满蒙四路垫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满蒙四路（开原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洮南热河间一地点至海港）预备借款契约，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四路现在将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作担保。
（12）济顺高徐二铁路垫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二路之财产及收入作担保。
（13）参战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朝鲜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七厘，以中国将来整理新税中收入，作为偿还财源。
上述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而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
一、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
二、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
三、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
四、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
五、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
六、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
西原借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属经济借款。但实际上并未用于该项名目，而是90%以上都用于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利。
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承认，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需二千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一千二百万元，所缺八百万元则依靠借款弥补。
章宗祥也供认，借款常被政.府移用，由于军费所需，所借款项就无形地消失了。段祺瑞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其统治，进行“武力统一”。
如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政局虽有变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二千五百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
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登出来，段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
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
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同时美国公使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
段认为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坚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
因为就在此时，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
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
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他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
十月二十八日，段内阁和日本方面拟订了凤凰山开矿草约。
李纯又来一电，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
段祺瑞惯于我行我素，对所有反对声音不理不睬。
凤凰山开矿合同签定要由农商总长批准和签字。可是张国淦竟拒绝签字。
十一月一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到农商部威胁张签字。
张问林权助是代表日本商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他说：“如果是代表贵国商人，则当按照我们中国的矿业条例办理。如果是代表贵国政.府，这里是农商部，我和阁下没有谈话的地位，请阁下到我国外交部接洽。”
林权助被张说得哑口无言，又不好意思翻脸，只好退出。
隔不久又来访张，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建议依照日本钢铁业由军部管理的成例，将此案移陆军部办理。
张答复说：“这是我国内政，不劳阁下操心。”
段祺瑞怕事情闹僵，派孙润字以一百二十万元向张行贿，贿款最后增至二百万元，均被拒绝。
国务院秘书涂凤书也奉派前来，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会为名离开北京，由代理部务的次长代签铁矿合同，张也拒绝。
段又采取以前对付内务总长孙洪伊的办法，劝张外调省长，以免身当其冲，张也不肯。张平日为人随和，可是这次却非常坚决。
段最后派亲信曾毓隽访张，说了许多好话，请张帮忙，张说：“不签字就是帮总理的忙！”
段祺瑞一方面受到直系和诸多方面的反对和限制，另一方面，湖南情势又发生突变，他无路可走，只能是辞职一途了。
当他辞呈尚未提出时，江苏督军李纯又来电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迅速召开南北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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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六日段被迫提出辞呈，同时发出“正密”电报严正指出北洋派团结的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
电云：“祺瑞自五月罢职以后，久已厌绝人事，闭门谢客，国变再出，大违初衷。就任以来，赖诸君子群策群力，共济艰难，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指北洋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
“不意我同袍中，竞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今日中国，盗贼盈途，奸人恣肆，纲纪日夷，习俗日敝，所谓护法护国，有名无实，徒供欺诈者诪张为幻之具。……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
“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井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
“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自北以往，伏愿诸君子……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团结坚固，勿堕彼辈阴谋之中，以维持国家于不敝，此祺瑞鳃鳃愚衷所祷祈以求者也。临别之赠，幸审存之。段祺瑞。铣印。”
第295章 难产的国务总理
段祺瑞是个人品不错，并且也很有做为之人，但也像很多的政客一样，毛病都是别人的，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说“北方军人，宗旨正大”，忘记了他自己教唆督军团造反以谋恢复自己的势力，便是极不正大的行为。
他的责备直系军人不应该“启阅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忘记了他自己的假对外以制内，便是“阅墙”，日本便是“渔人”。
他说西南“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忘记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继以北方攻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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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诋毁西南用离间计来破坏北洋团体，其实北洋自己利害斗争，自行分裂何用别人离间。……
段的密电发出后，徐树铮另发一密电，要求皖系各军阀复电拥段。
冯国璋也发出一通密电：“国事濒危，人心浮动，一隅生隙，全国动摇。兹将数日经历情形，暨失机可惜之点，通告于后：自复辟打消，共和再造，军人实为功首，此后军人团体，即为全国之中心点，生死存亡，有莫大之关系，此不但本国人所共和，亦外交团所共认。此次政.府成立，所行政策，以改良民国根本大法为宗旨，故不急召集新国会，而为先设参议院之举，在法律上虽微有不同，而用心实无私意存于其内。西南二三省，起而反对，无理要求，中央屡为迁就，愈就愈远，不得已而用兵，只为达到宗旨而已，初非有武力压迫之野心也。
“兵事既起，胜负虽未大分，而川事则中央颇为得手，黔、滇在川之兵，不日可期退出川界。广东方面，陆、陈、谭虽有援湘之兵，因龙、李、莫倾向中央，暗中牵制，以是不能大举。是时也，湖南战事，我北军将士，稍为振奋，保持固有之势力，中央即可达完善之结果。不意我北军九死一生，最有名誉之健儿，误听人言，壮志消沮，虽系一部分之自弃，而掣动新胜，暨相持未败之众，于是合谋罢战，要求长官，通电乞和，不顾羞耻，虽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中央完全将成之计划，尽行打消矣。诸君闻之，能不惜哉！能不痛哉！特是通电求和，主持人道，欲达宗旨，亦必能战而后能和。假如占住势力，战胜一步，宣布调停，再进一程，征求同意，为中央留余地，保政.府之威严，吾辈军人之名誉大张，国家人民之幸福是赖，乐何如之。
“乃不出此而为摇尾乞求，纵达到和平目的，我军人面皮丧尽矣。国璋亦军人之一分子也，如此行为，万无下场余地，不为羞死，亦将气死。诸君皆爱国丈夫，有何高见，如何挽救，能否贾勇救国，振奋部下士卒精神，筹兵筹饷，以谋胜利，则大错虽已铸成，尚可同心补救。国璋代行权位，惶愧奚如！国之不存，身将焉附？如有同心，国璋愿自督一旅，亲身督战，先我士卒，以雪此羞。宣布事实，渴望答复！”
十一月十八日，直系四督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发表电，主张停战。
长江三督忽然变成直系四督，声势大震，对段祺瑞震撼很大。
直系四督通电：“慨自政变发生，共和复活，当百政待理之际，忽起操戈同室之争，溯阙原因，固由各方政见参差，情形隔阂，以致初生龃龉，继积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窃社凭城，道乃乘机构衅，而党派争树，因得以利用之术，为挑拔之谋，逞攘夺之野心，泄报复之私忿。名为政见，实为意见，名为救国，实乃祸国，于是阋墙煮豆，一发难收。
“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东北灾浸，西南兵争，人民流离，商业停滞，凡诸险状，更仆难志。大厦将倾，而内哄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牺牲，每一思维，不寒而栗，中心愤激，无泪可挥。夫兵犹火也，不自.焚矣，如项城覆辙可鉴，矧同种相残，宁足为勇？鹬蚌相持，庸足为智？即使累战克捷，已足腾笑临邦，若复两败俱伤，势且同归于尽。
“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图蜀而蜀未可图，仁人君子，忍复骗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枪休弹雨之中？且战局延长一日，即多伤一日元气，展伸一处，即多贻一处痛苦，公等诚心卫国，伟略匡时，其于利害祸福所关，固已洞若观火。况争点起于政治，悲悯本有同情。锟等不才，抱宁人息事之心，存排难解纷之志，奔走啼泣，惨切叫号，而诚信未孚，终鲜寸效，俯仰愧怍，无地自容，谁希望之殷，始终未懈。
“故自政争以来，默察真正之民意，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达于和平目的，以拯国家之危难，而固统一之宏基。区区愚忱，当邀共谅。现在时势危迫，万难再缓，不得不重申前说，为四百兆人民，请命于公等之前。伏愿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
“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若彼此之隐，未克尽宣，则和平之局，讵复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舆论一时，信史万世，是非功过，自有专归，而旋乾转坤，亦唯公等是赖，反手之间，利害立判，举足之际，轻重攸分，救国救民，千钧一发。临电迫切，不知所云”。
此电领衔之人，竟是段祺瑞一直看好的老实人曹锟。
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天津市塘沽），这也是个民国风云人物，曾是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十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
父母应该是觉得曹锟成不了大器，成家了事，便在他十七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一八八二年，二十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一八九四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
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
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
这样的人肯定有人缘，久而久之，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
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姓曹的是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锟字，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
朝中有人好作官。自此曹锟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升官步上了快车道。
曹锟病逝于天津。他是五月去世，同年年十二月，曹锟被国民政.府追封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曹锟虽是直系，以前并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且一向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被称为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直、皖两系都极力拉拢曹锟，他似乎一直都保持“中立”。由于他当时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又占据清朝时的北洋大臣地位，他的一举一动，对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影响。
而在直系四督这个通电发出的时间，段祺瑞已经不再兼任陆军总长，由王士珍继任。
第296章 兵分两路
曹锟本一直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中保持中立，忽然加入直系的长江三督要求停止南北战争，对于段祺瑞的皖系无疑是强地震。
徐树铮跑到天津游说曹，这小徐很识人，也善于迎合人的心理。对曹锟承诺，只要曹站在皖系这一方面，将来皖系在召集新国会选副总统时，定选曹为副总统。
他还对曹说：长江三督以李纯为首，南北和平如果实现，将来出人头地的是李纯，曹锟沾不了多少光。
对于往上走的雄心越来越大的曹锟，徐树铮这些话很有诱惑力。曹知道将来的新国会必定是皖系控制，更知道徐树铮在皖系一言九鼎，徐说皖系选他为副总统应该是十拿九稳的。这个副总统很了得，黎元洪和冯国璋就都是由副总统而扶正的，曹锟动心了。
二十一日，曹锟自天津在长途电话中向段祺瑞表白，说直系四督的那个电报未经他本人同意，他也从未参与那几人的任何活动。
接到了这个电话，段祺瑞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实际情况是，李纯曾向曹锟要求，大家联合提出一个促进南北和平的电报，曹锟没有明确态度。李纯便认为曹是默认了，自南京把电报发出，以曹锟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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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看到电报影响太大，怕与段结怨太深，于是予以否认。这一来，直系自作多情拉曹锟做大旗，把自己搞得很狼狈。
为消除影响，经徐树铮做工作，曹锟在二十二日单独发出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
这是公开表明，十一月十八日的电报与其无关。而提出南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看似主和，其实是主战的。
曹锟通电发表前后，安徽督军倪嗣冲，奉天巡阅使张作霖，督军杨善德、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表示支持段祺瑞。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一时间主战派声势大振。
皖系叫战，直系叫和，争论不休。皖系说：能战始能言和，应该以战迫和。直系说：和以示诚意，以和为手段，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再战才能气壮。
至此，北洋派的两大派系，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公开化了。
辞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成了最活跃的人，在天津呼风唤雨。先把摇摆中的曹锟从直系中拉过来，又策划出一个以张作霖为首的组织，所谓的秦、晋、皖、奉大联盟。这个督军大联盟，好像又是督军团再版。
据说日本公使也来见冯，放出威胁口吻，他说：“中国局势正面临极大困难，内阁不可更动，一更动必定有大乱子。”
然而，此时候的冯国璋，看到段祺瑞就有气，和那会的黎元洪铁了心倒段一模一样。别说是段主动提出辞职，就是段不请辞，他也要想办法把段搞掉。
头等大事是找人接段这个总理，能不能干得了先不说，得有人把位置顶上，免得夜长梦多。他首先去找王士珍，苦口婆心地求王顾念多年交情，出来帮他。
这个时候，王士珍这样的老好人怎会没事找罪受？结果，王士珍仍然和黎元洪请他时一样态度，怎么说也不肯。甚至反过来苦苦求冯，别让他做不是人的事。说和段几十年交情了，怎肯卖友？他不止是不肯接受总理职位，连陆军总长一职也称病不肯就职。
冯请他推荐人选，他嘟囔了半天说：“还是想法子让老段出来干，这样，我可以当这个陆军总长。”
冯最怕听到这样的话，赶忙告辞。
冯国璋又去找熊希龄、田文烈、陆徵祥等，这些个精明人个个拒绝。谁都知道段不是真心请辞，而只是要条件。冯和段都惹不起，何苦在冯、段中间受夹板气。
这年头很多人都想当官，而且是越大越好，可现在怪了，放着个国务总理楞是没人干。一切都是黎元洪走过的路，黎是碰了一大堆钉子后，哀求到了伍廷芳，才免了段的总理。还不错，冯最后找到了病恹恹的汪大燮，汪经不起冯的苦求，到是勉强答应了；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只挂名做几天总理，只签署几个公文。
冯也是想找一个过渡，只要有人过渡，冯就可再请别人。于是，冯答应了汪的条件。
段祺瑞当然知道冯国璋的心意，更想看他的笑话，亲赴总统府面请辞职。
冯自然要“诚心”挽留，在被段百般谢绝后，假意请段荐贤。
冯这边的情况什么都瞒不过段，怎么就这么英雄所见略同，段推荐的恰好是汪大燮，并愿亲往劝驾。
十一月二十二日，冯下令准段辞职，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
派人拿着命令找汪大燮副署，却被其婉拒。
汪同时签署了一纸空白命令，要求冯把继任总理的名字填在上面。冯无奈，胡乱把王士珍的名字填上，总算大事办成。
二十三日冯通电解释准段辞职经过说：
“以总理关系民国之重，鄙人与总理相知之深，断不忍听其恝然高蹈。但总理坚欲息肩，自商汪总长代理总理，不得已于二十二日准免本职。此后内阁改组，仍盼段公举其所知，俾国璋得收指臂之效。段总理虽暂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公扶持之雅，不异曩昔。”
冯国璋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想乘机实现总统的大权独揽，第一步是恢复袁世凯时代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名目稍微改一下，称为军事办公处。
这个机构在黎元洪时代称为军事幕僚处。黎有心无力，没有完成这个计划。
但冯同样没有实现，因为皖系军人纷纷通电反对。军事办公处的招牌只挂了两天，就取了下来，仍然恢复军事处老招牌。
汪大燮仅仅承认代理一个星期的国务总理，他天天催请冯发表继任人选。冯硬着头皮再找王士珍，要他出山。王还是不肯，因为这样仍免不了“卖友”蒙羞，不过他答应帮冯物色一个人选。
王士珍帮冯国璋找的人，仍是那些大家都熟悉的有名气人物，这些人早经冯敦请过而未答应，自然也不会答应王的。
冯急了，对王说：“总理问题且先放下，请看我的老面子，先就陆军总长吧！”
王还是推诿。
就在这个时候，下台的总理段祺瑞忽然登门访王，请王以北洋团体为重，先就陆军总长。
王这才装出十分勉强的样子，答应到陆军部看几天大门。
王答应就陆军总长后，北京军警推举代表到王宅请愿，他们众口同声说：“请王老出山组阁，以巩固北洋团体。”
这些军警代表，不用说全是冯指使的。
十一月三十日冯又亲自到王宅劝驾，不知是说了什么，看来王是答应了。
因为回到公府，冯就发布了派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仍兼陆军总长。
同时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以荫昌为参谋总长。
王克敏（1876年5月4日－1945年12月25日），字叔鲁，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
一九零零年以清朝留学生监督的名义到日本，并担任清国驻日大使馆的参赞。回国后也于外交部任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王克敏曾经于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执政期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克敏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一九四零年三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入汪精卫的伪南京国民政.府后，又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上王克敏归汪精卫管辖，事实上自成体系。后来王克敏又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务总署督办、伪中央政治委员等要职。
日本投降之后，王克敏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狱中自杀身亡。
江庸（1878—1960），字翊云，晚号澹翁，出生在四川璧山（现重庆市璧山区），中国近代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留学日本，一九零六年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归国后授法政科举人，曾任满清政.府大理院推事、民国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士珍就任总理后在国务院中宣称：“本总理决不更动一个人，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
据说，王所以答应当这个总理，是因为段祺瑞出面作了工作。
段为什么要去劝王就任总理兼陆军总长呢？其实段自然知道冯让他下台的决心已定，他了解王士珍是个无所作为的黄老之学人物，王代他，不会搞风搞雨。换上个不知深浅的家伙，还不知会搞出什么麻烦。总理这个位置，他肯定还要回来的。只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必须滚蛋，就是冯国璋。
这时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已经在天津说动了曹锟，又去奉天联络张作霖，和去蚌埠联络倪嗣冲。如果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段现在暂时退却而由王士珍出来维持，在他看来是有利而无害。
因为、这不妨碍他暗中部署和掌控一切。
第297章 自欺欺人
十一月三十日，王士珍接受组阁大命时，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都在北京。第二天他们去了天津。这时，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督军的代表，以及上海卢永祥、徐州张敬尧也都有代表前来天津。
在天津的西起元纬路，东至宙纬路，南至五马路，北至新开河堤。曾经有一处很出名的地方，是一处特殊的私家园林。它和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名人，比如孙中山、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冯国璋、曹锟等人有过渊源。
此处最早叫孙家花园，其主人是清末直隶总督李鸿章手下的一个军火买办，名为孙仲英。
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大总统之际借此园做寿，孙仲英为结交权贵，便重金把花园卖给了曹锟（另有一说是曹锟做寿时，一眼相中了该园，托人许以重金，想买下花园。此时正值曹锟得势争夺总统宝座之时，孙家不敢得罪，便半推半就卖给了他）。
甭管怎么着吧，反正这大园子姓曹了，之后曹锟在该园大兴土木，陆续增建廊庑岛榭、池亭山石，随即改称为曹家花园。
十二月二日以曹锟和张怀芝为首，督军们和督军的代表齐集这里（这时还叫孙家花园）开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和声势，不下于徐州会议，除了西南各省和长江三督及吉林的孟大哥外没有代表参加外，其余的差不多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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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议是段的智囊徐树铮幕后煽动，以对付黎元洪。这次的天津会议也是徐树铮策划的，用以对付冯国璋。不过地点和领头的人物改变了，地点从徐州搬到天津，和北京只是近在咫尺，领头的人物由张勋换了曹锟。
天津会议的主题是对西南作战，和对付北洋派中的主和派。
这个会议中，皖系机关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据说西南方面在梧州会议中曾有下列各点决议：
（一）迎黎元洪复任总统。
（二）促冯国璋下野。（这两点是打击冯国璋的攻心之计）。
（三）惩办战争祸首段祺瑞、梁启超。
（四）恢复旧国会。
（五）复任谭延闿为湖南督军。
梧州会议是在十一月十日举行的，根本没有这些决定。
这自然是小徐的杰作，利用天津督军团会议时公布这些莫须有的条款，是有意激起督军们的同仇敌忾。
天津会议的与会人士见到这些条款，果然大为愤激，认为西南方面欺人太甚，更认为冯国璋对西南主和是不知死活。
曹锟慷慨激昂地说：“我愿意率兵平南，战至最后一人亦所不顾。”
会议决定三项：
（一）各省分别出兵，自筹军费。
（二）推直鲁两省督军为主帅。
（三）排斥长江三督。
用兵路线决定分两路进攻湖南：
第一路由曹锟为主帅，率领军队由京汉铁路南下通过湖北进攻湘南；
第二路由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通过江西进攻湘东。
各省出兵的分配：由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两万，山西、陕西各出兵五千。
参加这次天津会议的奉天代表，是张作霖的智囊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代表上海卢永祥的，是卢的儿子著名的上海公子卢小嘉。代表倪嗣冲的，是倪道烺。
天津会议推举段芝贵进京向冯国璋摊牌。提出，谈和的起码条件是南军退出湖南和解散非常国会，否则武力解决。如果总统不采纳，督军团将以对付黎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各省宣布脱离中央而自主。
由此，北洋派内部直、皖两系争斗已势同水火。因湖南的局势本就紧张，如此一来，更是谣言满天飞，甚至有谣言说，宣统要第三次坐龙廷。
天津会议后的督军团，推出公认的老实人曹锟做大哥，以另一个老实人张怀芝做二哥。不过真正幕后主使人是段祺瑞，实际操作者则是段祺瑞的死党小徐。
主战派以江苏督军李纯为目标，因为他们不便明显地攻击冯国璋。
天津会议中决定以到会的全体名义，质问李纯为什么要阻止冯玉祥旅“援闽”？这所谓的“援”字，就是进兵的意思。
原来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奉命援闽，开到浦口时，传说李纯授意他停止进兵。
同时，主战派还进一步逼问李纯能否与各省采取一致行动？
李纯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十二月三日，在主战派强大压力下，发电表明心迹。否认阻止冯旅援闽，并且承诺催促冯即日由浦口开往上海，再由海道开往福建。同时，表示服从北洋派的公意。
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北洋派的叛徒，李发电质问陆荣廷，梧州会议为什么要作出那些决议。
陆荣廷接电后开始被搞得很糊涂，待弄明内情后，立刻发电予以澄清。指出哪些梧州会议决议，完全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
李纯得知真相后也硬气起来，随即把陆复电转北方各省。但正处于亢奋中的主站派，没有人对真相感兴趣。
曹锟表现得很积极，不待冯国璋对于讨南问题有决定，即通电誓师南下，命其弟曹锐代理直隶督军。
十二月六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十人联名通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
主战派这一次不光是空喊，真付诸于行动。决定南征后，北方军阀们纷纷截留税款、扩充兵力。
这时的全国报纸也被主战的通电填满，一片杀伐之声不绝于耳。
北洋派直系也不甘示弱，联名发电予以反击。
本就无作为的总理王士珍，面对着南北复杂局势不知所措。他看得出，不但对南无良策，对北也难疏解，只能向总统求退。
冯说：“我也干不了，要走我们一起走。”
主战派自作主张，曹锟派吴佩孚率领第三师由京汉路南下，会合张敬尧的第七师，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会合倪嗣冲所抽派的安武军二十营，通过江西进攻湘东。
但是，这两路人马都必须经过长江三省，长江三督既然主和，主战派兵马借道自然受到阻挠。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都发动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和平，拒绝客军借道。
湖北督军王占元处境比较困难。湖北既靠近湖南，又毗连四川，是主战派进攻西南的主要路线。而湖北境内既有北军，又有南军。所以王占元不能露骨采取拒绝客军的态度，因此王授意湖北团体在呼吁和平的电报中，附带表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应将武汉三镇划在战区之外。
主战派认为李纯是长江三督之首，是直系的第二把交椅，便集中攻击李纯。骂李是破坏北洋派的败类。
骂李纯骂得最起劲的，是李纯一手提拔起来的张敬尧，他竟造谣说：“非常国会将移南京开会”。
气得李新年不见客。并在一月十一日正式向北京政.府辞职，且举督署参谋长齐燮元代理。
李纯这时手中添了一张王牌，是冯玉祥。冯玉祥一旅是在段内阁倒台后由廊房调往福建用以进攻广东的，可是到了浦口后就停留不进了。
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是直系倒段祺瑞的幕后人物，这时也到了南京。
江苏督军李纯电请冯国璋准许留冯旅在浦口，拔归李自己节制调遣，这是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阻止第二路军南下的主要步骤。
“南征军”第二路军施从滨师由津浦路开到滁州，果然遭到驻防浦口的冯玉祥部阻止。还没与南方接兵，北方先兵戎相见，局势骤然变得更为紧张，全国各方面注意力又都集中在浦口。
因为如果施从滨真的继续前进，战争就会爆发，这个战争却是北洋派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战争。
施从滨未敢轻举妄动。
施从滨（1867—1926），安徽桐城孔城镇人，祖籍在今安凤乡夏咀村施家嘴。施从云烈士之兄。
兄弟四人其排行第一，幼入私塾，十五岁投清军吴长庆部，后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先后任什长、新建陆军第三营前队右哨哨长、左营后哨副教习、山东巡抚袁世凯行营差官、先锋队后路左营后哨副哨官、北洋新军帮带兼督操官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常备军右镇步队第十六营管带、六标第一营管带。光绪三十一年，任步兵队十九标统带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讲武堂学习。宣统元年（1909年）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 。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三年（1914年），任镇江镇守使、第一混成旅旅长，驻守镇江。民国五年（1916年）成为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下，张宗昌对施从滨很器重，后来出任陆军第一师师长。
第298章 六道命令
主战派这时既要讨伐南方，又要对付北方的主和派直系。
民国七年一月八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有人建议惩戒李纯和陈光远，未获一致意见。
冯国璋耽心主战派走极端，局面无法控制，便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
李纯才有辞职电发出。
这一期间，北洋派的占领区内，陆续也有响应护法的举动发生。
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浙军旅长叶焕章、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在宁波宣布自主，推蒋尊簋为自主军总司令。
十二月一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十六日湖北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
民国七年一月四日，河南民军首领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
这些活动虽然很快被打压下去，但对所在地的督军统治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并且有滚雪球效应。
荆、襄两地的自主军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
荆、襄自主，使王占元的处境更为困难。他是南北调停人之一，不愿与西南为敌。现在他的辖境内，出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不能视若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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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平气和地劝告这些人取消自主，并且保证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
自主军除了反对北京政.府外，对王占元也并未恶言相向。
黎天才（1865—1927），云南丘北人，字辅臣，彝族，出生于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八道哨彝族乡黎家庄村。
一八八一年投清军衡字营当列兵。
一八八三年法军入侵越南和中国西南边境，他随军参加抗法战争，以作战勇敢而出名。这次战役后，因他作战勇敢，除受嘉奖外；云桂总督岑琉英亲自给他“嘉喜一等奋勇”，破格越级提拔为军官，“奏准以千总补用”。
中法战争结束后，他带兵驻守滇缅边界，功绩显著，升任都司衔蓝翎守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浙江一带，为浙江巡抚刘树棠及省防统领李庆堂所器重，委为两浙新中军左营管带，镇守三门湾，剿办宁波、温州、台州一带“海匪”。
辛亥革命爆发，黎天才驻守上海吴淞，革命党人争取他起义反清，他积极响应。与其他起义军和上海民众一起光复上海及附近地区，任沪军都督府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统领。
随后，他与各地起义军统领到镇江商讨会攻南京，组成攻宁总司令部。十一月十四日他率沪淞军从上海奔赴南京，迅速攻占南京外围乌龙、莫府两山，为攻取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京攻克后，他被推举为江南第一镇统制，留守湖北，任江南留鄂第一师师长，授陆军中将、二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
一九一五被任命为襄郧镇守使、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次年改任陆军第九师师长兼襄（阳）、郧（西）镇守使。
这是一位从农民到将军的爱国将领。
王占元虽然不对自主军进攻，但是湖北西部还有另一支属于皖系的军队，那就是由四川败退到宜昌的吴光新军。
吴光新在四川打了败仗，很想收复荆、襄，立功赎罪。他的力量虽不强大，可是荆、襄两地自主军在地形上互相隔离，并且各自为政，互不配合，便于敌方各个击破。
王占元自己不愿进攻自主军，也不愿假手别人，尤其是吴光新。他深知，倘若吴光新剿平了自主军，对他是有更大的威胁。
只是他不能公开反对吴光新对自主军的进兵，处境也更为尴尬。
河南汝州的自主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河南督军赵倜虽名列主战派，可是他不是北洋派的正统。汝州在河南西南部，与湖北西北部襄樊毗连，如果两个地区的自主军合流，对赵倜也是一种威胁。
荆、襄自主也使桂系很伤脑筋，尤其是援湘的联帅谭浩明。因为湘西的民军纷纷要求开往鄂西，和自主军联成一片，谭浩明没有理由予以拒绝。
可是湘西民军开往鄂西，便是对王占元的一种敌对行动，王占元是北洋派中的主和派，因此他又不能不竭力加以阻止。
他于是致电北京政.府说：“如果北军攻荆、襄，则南军也会进攻岳州。”
这时，北军第三师已经开到广水，准备进攻湖南。
由于北方主战派和主和派正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曹锟也有所顾虑，想把军队在湖北停留观望一下，再作行止。
直、皖两系是为了湖南战争问题而公开分裂的,湖南局势如何呢？
自北军退出长沙后，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便进入长沙。他抵长沙后，就接到湘军总司令程潜的电报，令他扫径以待联帅。这所谓的联帅，便是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
接着程潜抵达了长沙，于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任湖南省长。
可是谭浩明也有电报叫他：“勿得擅有建立，致涉纷歧。”
十二月八日，程潜自行解除湖南省长兼职。
十二月十二日谭浩明到长沙，十八日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谭延闿在傅良佐入湘时被迫下台，下台前他就作了准备，等桂军援湘，骗逐北军出境，他就可以复职。
原来桂系一直是支持谭延闿的，赵恒惕是湘军将领中拥谭的，而当时的省议会也以拥谭议员居多。
赵恒惕先到长沙原想支持省议会电请谭复职，或是再选举谭为督军。
程潜来电制止，以及程后来抵达长沙不做督军而做省长，就是因为要留待“联帅”谭浩明入省后决定。
不料谭浩明入长沙后，竟毫不客气地“兼领湖南军民两政”。
这表示桂系想把湖南并入他们势力范围内。当时的情势，湘军内部不和睦，湘、桂军之间也不和睦。
桂军为了保全两广的门户而援湘，打起仗来，湘军在前，桂军在后。占领长沙后，湘军主张乘势夺回岳州，桂系则主张以占领长沙为止境。
当时岳州城防司令是王占元所属的第二师师长王金镜。
桂系认为进攻岳州就会破坏直、桂两系的同盟关系，可能引起北方直、皖两系由分而合。不进攻岳州却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相处。
湘军则认为不夺回岳州，就守不住长沙，桂军不肯支持湘军夺回岳州，显见桂系的援湘不是为湘人打算。
桂系的“联帅”谭浩明不仅不听湘军意见，且与驻守岳州的北军王金镜签定了各守原防的互不侵犯协定。
湖南人民纷纷要求驱逐北军全部退出湖南，湘军也一再请缨，要北攻岳州，让谭浩明很为难。便电请直系四督转达北京政.府，撤退岳州的北军。
其实直系四督早已破裂，直隶督军曹锟已是征南军统帅，桂系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法只是为了敷衍湘军。
以上这些，都是督军团在天津举行会议以前的事。
这时冯国璋还想促成南北和议，责成李纯直接与陆荣廷接洽。
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暂以七旬老人刘人熙为湖南督军，一切问题留待和平会议解决。
冯暗示这是他能力所及的最大限度，否则他就无法阻止皖系的进兵。
桂系催促冯国璋下停战令以期实现和平。冯则迟迟未予答复。
十一月二十六日，陆荣廷首先下了停战令，接着又致电直系四督谓：“已饬前方停战，请极峰（指冯）速下停战令。”
冯的停战令本来早已拟就，忽然接到督军团在天津开会的消息。随后曹锟等十人联名电冯，要求对西南下讨伐令。这样一来，停战令自然无法下达，
十二月初，冯下了一道命令，既不是停战令，也不是讨伐令，是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主战派对冯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积极安排军事行动。冯告诉段芝贵，要求大家静候中央决策，采取一致行动。
可是主战派却说：只有下讨伐令才能取得一致行动，如果不下讨伐令，我们也要进兵。
民国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冯国璋邀请段祺瑞和王士珍到总统府举行会议，希望大家能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北洋派分裂。
段祺瑞表示除了下讨伐令而外，别无他法。
王士珍则两面敷衍，不发表实质意见。冯本想在会议中联合王士珍说服段祺瑞，没想到王士珍如此滑头，结果反被段的气势压制。
十二月十六日，在段和主战派压力下，冯国璋发表电令。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这个人事命令，不以命令发表，而以电令发表，冯有特殊用意。在他看来，总统命令不能出尔反尔，而电令则是随时可以变的。他掩耳盗铃地认为，这样就即可以敷衍主战派，也能对南方有个交待。
不下讨伐令而派出两路讨南的司令，实是自欺欺人。
第299章 冯国璋南巡
主站派可不管电令还是总统命令，冯国璋的电令发表后，曹锟和张怀芝立刻要求发给南征军费二百万元。
各省军阀也在对南用兵的大旗下下纷纷催索军饷，截留税收，招兵买马，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冯国璋对主战派只能是步步退让。
民国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冯国璋特派段祺瑞为参战（欧战）督办，派段芝贵任为陆军总长。
同一天还下一道手令，以后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
冯的本意是这样就可以和和段划分了势力范围，对外问题交段处理，对内问题由他主持。希望彼此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段也很乐意做这个参战督办，因为他深知督军团是一种利害结合，张勋复辟前车可鉴。如果他自己无可用之兵，则一切是空的。
做了参战督办，就可以利用日本军械和借款，暗中建立自己的军队。
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督办公署正式成立。以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罗开榜为军备处处长，陈箓为外事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处处长。
不知是是小徐出的主意还是段祺瑞自己想到的妙策：督办公署聘政.府各部总长为参赞，次长为参议。于是，这个督办公署成了内阁以外的另一政.府，
事实上段对出兵国外作战并无兴趣，而是想利用出兵之名，编练一支可以由他自己控制的参战军。就如当年袁世凯在洪宪时期，编练模范军一样。
冯国璋本意是要把段祺瑞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结果适得其反。
参战督办并不隶属内阁，他的一切决定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取得外援。糊里糊涂中军政大权反而因此而落在段祺瑞手中。加之王士珍的无为，结果自这个参战督办公署成立后，内阁倒有些名存实亡了。
这样一来，冯想剥夺段的权力，和逐段下台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了乌有。
有说直系和桂系之间曾有秘密约定：即直系在北方推翻段内阁、取消临时参议院；桂系则在南方推翻护法的军政.府、取消非常国会。然后南北统一召集新国会，推举冯国璋为大总统。冯国璋和黎元洪都干的是袁世凯的任期，已经快到届了。
在段内阁垮台后，天津会议后让主战派成为主导，直系并不能掌握北方的局势。这使得桂系，不能不对取消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行动，不敢擅行。
主战派威胁叫嚣要他对南方下讨伐令，而桂系则催促他下停战令。冯国璋在两难中想出一条出路，他密令李纯电劝陆荣廷取消两广自主。
两广取消了自主，主战派便师出无名，这样就可以实现南北休战。
桂系鉴于段内阁名倒而实不倒，主战派势大，坚持北京政.府先下停战令，然后召开南北和谈以达成南北统一。
陆荣廷向李纯表示：只要北军退出岳州，桂军也可以从湖南撤退回粤。
冯国璋为了表示对桂系的让步，十二月二十一日，冯下令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省长。李静诚是广西督署的参谋长，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省长是陆荣廷的意见，这是冯对桂系作出的姿态。
李静诚则随后向北京政.府保荐张德润为政务厅长，这表示桂系已经事实上取消自主了。
李静诚（1867-1944）广西武鸣人，壮族。清末贡生。多次乡试落第后改学刑名，进身仕途，先后在府、厅、州、县衙门充当幕僚，掌管刑名、钱粮、文案十余年。
清宣统三年（1911）五月，随龙济光到广东陆路提督衙门供职。
辛亥革命后回广西追随陆荣廷，历任南宁军政.府副秘书，龙州、梧州中关统税局长，广西都督府秘书、广西陆军第二师少将参谋长、广西督军署中将参谋长、广东督军署顾问，广西省长公署财政厅厅长等职。曾积极参与讨袁护国运动。
桂系不但先下了停战令，还间接表示了不继续作战。“联帅”谭浩明在答复汉口和南昌两个商会的电报中特别强调和声明，南军决不侵犯湖北和江西。
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为了配合桂系的行动，也请求北京政.府准其调回第二师，以新开到岳州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接任岳州城防司令；这些都表示直、桂两系的合作关系正在积极加强。
继派出两路讨南的司令的电令后，冯国璋曾发出一电：“前因湘事失败，欲利用停战之名，腾出时间以筹军备。”并以大元帅名义电令各军分途出发，表明他也是个主战派。但十二月二十六日冯又忽然下了停战布告。
一方面向桂系表示接受了他们请下停战令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向北方主战派解释停战布告与停战令有区别，停战布告不是正式文告，随时可以改变。
他把“停战布告”说成是“武装和平”，如果南方不听话便仍然进行讨南军事。
桂系对冯国璋的停战布告感到满意，陆荣廷建议推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希望北方也推出议和代表来以便举行南北和议。
北方主战派反对南北和议，坚持对南方动武。为了向冯国璋施加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风来，说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国璋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敷衍之法，试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导向荆、襄一隅之地。
在冯看来：荆、襄自主军本不属于西南方面，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对南方也好交代。
怕引起桂系误会，冯国璋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通过王士珍对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他发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磋商南北和平问题，作为对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的答复。
民国七年一月十三日，徐树铮鼓动倪嗣冲出面策动，主战的十六省区的督军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的替罪羊，皖系把全部怒火都发在他的身上。
不堪重负的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
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十六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一月十四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十二人联名发出通电。
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
陆荣廷在这电报中不曾列名。这表明，不但冯国璋主导不了北方的局势，陆荣廷也主导不了南方的局势。
冯国璋挖空心思想出“局部讨伐”之法，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以为既可以满足主战派的要求，又让西南方面不受到进攻。没想到与他的愿望相反，是既不能取得西南方面的理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
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不停地在国务会议上催促下讨伐令。
正在这时，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发动政变。
这使冯国璋面临这样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万般无奈之下，冯国璋一连下了六道命令，对南方大兴讨伐之师。
第一道命令：“查湖北襄郧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第二道命令：“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扰临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警效尤！此令。”
第三道命令：“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第四道命令：“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第五道命令：“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第六道命令： “……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厉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驭。
“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人，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终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径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出《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雅文吧
第300章 成都之战
主战派稳居上风后，不止是要严惩西南人物，同时也要整肃北方主和派，并且还明目张胆地要求宽赦帝制犯。
很快，北京政.府下令：“据督军曹锟等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查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辑，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划，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免予缉究。”
接下来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总统府顾问、孔教会会长）根据这道赦令，呈请为张勋和康有为开脱：“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
这毕竟是建立在“讨逆”成果之上的政.府，还是要有所顾忌，于是，北京政.府批了“应从缓议”四字。
只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励劳，名刑书，才有可用等语。着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曹锟、倪嗣冲、段芝贵、张怀芝、张敬尧等人都是洪宪帝制派，其中如段芝贵，本就在西南方面要求惩治的名单上。这些人一直对惩治帝制首恶深恶痛绝、耿耿于怀。
在他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很快又发表命令：“所有民国五年、六年通缉之杨戾、康有为等，均免予缉究。”
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沦为主战派的橡皮图章，基本成为傀儡总统。
皖系主战派继续加大火力打击直系主和派。冯国璋的替罪羊江苏督军李纯被迫请假不见客，湖北督军王占元自请罢官，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受革职留任处分而请辞职。
这一次冯国璋总算有了点主见，深抱不安去电慰勉这几位：“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
一月七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
后有人折衷建议用国务院名义电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
最后由阁员九人联名发电）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
一月八日张作霖发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对斥责他的电报都有反驳。他有电向王士珍申明，他前此的电报是对南方缓兵之计，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从没有阻挠南方的军事讨伐。他指责九名阁员联名的电报，总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个私人攻击。
他说：“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在君主时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也有电讥讽张作霖：“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战。”
一月六日，曹锟动身南下，在孝感设立南征大本营，又在汉口刘园正式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同时把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
一月十二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十五日到达汉口。
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可以“先斩后奏”，殷率刽子手四十名到汉口。
殷鸿寿（1867年－1932年）字献臣，直隶天津人。
一九一一年，任冯国璋之第一军军法处处长。一九一二年七月，任直隶省口北道尹。一九一三年三月，任直隶範阳观察使。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任江苏都署军法处处长、苏常道尹、苏常镇守使、陆军军法裁判处处长。
第二路军的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浦口，于一月十八日搭轮船到九江。
北洋军首先进攻荆、襄。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
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很快攻占襄樊。
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
（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
（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
（三）桂军从湖南撤退。
（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
（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
一月二十四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大为震动。便把议案搁在一边，匆忙偕阁员到总统府向冯请示。
南军突然向岳州进攻，打破了冯国璋想把战争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打算。形势如此发展下去，必然是南北全面战争的爆发，这是冯国璋不愿看到的。
他心慌意乱地赶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这位政坛老狐狸出个主意。
徐主张邀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于是用电话请段来。
功夫不大，段来了，态度是冷冰冰的，没有表示意见。
冯感觉很无趣，忽然站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人过甚，太欺负北洋派，是可忍，敦不可忍！最后说：“为了要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冯国璋这种慷慨激昂实在来得突然，徐世昌和段祺瑞他们和冯共事二十年，还没有见冯这个样子过，顿时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仓促之间，竟不知如何答对。
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
同时颁发一道通电：“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冯总统要亲征，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
二十五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
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
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半，冯国璋由北京专车出京，十二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
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和曹锟两人密谈至天明。
曹锟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
二十七日晨五时，冯国璋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
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
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
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开不出去了。
冯国璋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
他临行时的通电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
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精兵卫护，还携带子弹二百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祺瑞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
南京是冯的老巢，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
段于是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
冯国璋抵蚌埠后，倪嗣冲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
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
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
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
倪嗣冲现已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精兵，毕竟寡不胜众。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冯只得取消去南京的行程。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出席。
冯国璋在蚌埠对倪嗣冲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
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
冯听了只作苦笑。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思路客
第301章 冯国璋心灰意冷
此时，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
岳州即今湖南岳阳市。在历史上有过多个称谓，如巴陵、巴州等，民国以后，正式定名为岳阳。
岳州位于湖南省东北部，东邻江西铜鼓、修水和湖北通城。南抵湖南长沙、浏阳市。西接湖南沅江、南县、安乡。北接湖北赤壁、洪湖、监利、石首。岳州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素称“湘北门户”，是防守北方来敌的屏障。
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自然不愿扩大战争。
但是，问题在于湖南军民的情绪。此时的湘军战意极浓，如果过分予以压制，桂系在湖南的领导地位将会失去。
再者，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的情况日益不满。如果桂系再与湘军为敌，迫使国民党和湘军联结一气以对桂系，桂系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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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军已进攻荆、襄自主军，荆州已经陷落，襄阳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够控制局势，皖系的主战派兵锋必然直入湖南。桂系无法不同意南军进攻岳州。
南军的军事行动没有受到抵抗。守岳州的北军是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都是直系部队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队，他们在内心并不愿和南军作战。
南军刚开始进攻，北军放火焚烧岳州，然后撤出。南军进入岳州，扑灭了空城的漫天火焰。
岳州自从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军手中，历时四年余，这时才重入南军怀抱。
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数主张长驱直下武汉。由于北军主力集中在荆、襄方面，武汉军力异常空虚，南军如果乘胜挺进，武汉是可以攻下的。
如果攻下武汉，唐继尧以护国元勋身份出兵北伐，北方局势如何演变是很难预料的。
事实上，经过半年的奋战，各路护法（靖国）军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湖南战场上，护法军在夺取了长沙之后又拿下了岳州。
在四川战场上，同样连续取得重大战果。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后，即确定了以占领成都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作战计划。
进占重庆的部队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四川靖国军为右路，由重庆出壁山，经青木关、合川西攻成都；
贵州靖国军为中路，由重庆出壁山、大足，经安岳、乐至进逼成都；
滇军顾品珍部为左路，由重庆西攻永川、荣昌，进取内江、资中，尔后北攻成都。
与此同时，退驻川南的滇军赵又新、黄毓成等部由永宁北攻纳溪、泸州，然后一路循长江反攻叙州，一路经富顺进攻自流井。得手后，再进取威远、荣县，经仁寿进逼成都。
联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颇为顺利。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前，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继向泸州进逼。
十八日，川军第一师下属第二旅在合川发出通电，宣布护法，驻守泸州之刘湘第一旅随之动遥。十九日，滇军一举攻占泸州，刘湘旅退往永川。
二十二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川军第一师代师长徐孝刚暨刘湘旅退往隆昌。
刘存厚接任四川督军后，完全倒向北京政.府。一边电令各部固守，阻止滇军前进，一边调集兵力，调整部署，准备组织反击，夺回泸州、重庆。
然而，未等川军反攻，滇黔川联军先敌发动了更为强大的攻势。
其部署是：
滇军顾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
赵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顺，一向叙州进攻，以为牵制；
黔军王文华师之一部出大足，经吴家铺助攻隆昌、内江；
川军石青陽部进攻安岳、乐至；
熊克武部一由安岳取遂宁，一攻顺庆；
叙南赵钟奇部牵制盘踞叙州之川军，策应主要战场行动。
据此部署，顾品珍所部于一月二日占荣昌，八日下隆昌，十五日占内江。
熊克武指挥之川省靖国军于一日克渠县，三日克遂宁，九日克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
黔军王文华师占领了大足等地。
此后，赵又新所部于十四日占富顺，叙南赵钟奇进占屏山、筠连。靖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不仅打破了刘存厚反攻泸州、重庆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实力。
刘存厚各部被压缩在叙州、自流井、简陽至成都的狭长地域内。面对险恶形势，一面迭电北京政.府，请速接济槍支弹药，并请转令陕、甘、鄂三省督军迅速抽调劲旅增援。同时再次调整兵力，准备对联军实行局部反攻，企图夺回部分失地，稳住阵脚，坚守待援。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
二十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
刘存厚军的反击，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但其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一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为该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试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作法，把刘存厚牢牢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
北京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京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
然而，这种坚定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一月二十五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
三十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
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州失守，北军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一月三十一日，滇军攻占叙州，二月二日攻占内江、富顺，六日攻占自流井。
刘存厚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陽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一月三十一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素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
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
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存厚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要点，等待北京政.府救援。
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攻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中的部分兵力至简陽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二月上旬，防守简陽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陽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占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
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陽。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陽刘存厚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二月十六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十八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存厚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入，于二月十八日占领简陽，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于二月十九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
三月八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
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
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
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
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
在福建、安徽，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
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
第302章 极有心计之人
但是，桂系不愿放弃对北方求和的愿望。他们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收复岳州，各有所得，无所谓谁胜谁负，南军应该适可而止。并且应该转战为和，讯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就在南军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湖北一步。
在给李纯电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
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致电说：“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湖北督军王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
随后，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似乎也视为情理之中之事。长江三督中的首席督军李纯接到谭浩明和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
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
李纯以此发出电报，当即获得桂系欢迎。
接着岑春煊、谭延闿发电响应，陆荣廷也有电响应。
这时冯国璋已经出巡北返，变成主战派的政治俘虏，被迫发布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
同时下令曹锟和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和勋章。
这个命令无疑就是“讨伐令”，也正是冯国璋多月以来，用尽各种方法规避的事情。
王士珍在副署这道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他解释说：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
段祺瑞对冯国璋的态度日趋蛮横，他亲赴总统府见冯，提出要求惩戒拒绝北军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分明是把冯往死里逼，他再也不想也不能忍了。两人因此声色俱厉地争吵起来，话赶话没好话，什么话难听说什么。最后是总统府的人，好不容易解劝开。
末了，段还不依不饶，要求冯下一道严厉的命令，命令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还威胁，冯若不下令他就以抗命罪惩办冯玉祥。
冷静下来的冯国璋，知道如果不调开冯玉祥，直、皖两系就有开战的可能。如果直、皖真的发生战争，江苏会遭皖系四面围攻，直系是会吃亏的。何况北洋派真的发生了内战，西南趁机而动，情况会更糟。
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敌视以及津浦线南段的紧张局势，冯国璋让步把冯玉祥一旅调开，不过他不是把冯旅调到福建，而是调去湖北。
湖北是直系地盘，冯旅调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会受到皖系的吞吃。
到此为止主和派似乎完全向主战派低头了。
可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响。
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宣称他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这是不难达到的。
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
他态度坚决，表示：“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
冯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冯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
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
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
与冯玉祥发表通电的同时，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出现了安徽讨逆军，发布讨倪檄文，公推陆建章为讨逆军总司令。
倪嗣冲仓皇调兵自卫，并且电请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李纯，讨伐冯玉祥。
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怒，他认定这一切都是冯国璋搞得鬼，把一切愤怒都发到冯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
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张作霖，说动张作霖调派他的奉军入关，来执行驱冯计划。
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但他志向很大，东北王是无法满足他的鸿鹄之志。他在关外拥兵自重，就是等待机会问鼎中原。段向他求援，他正求之不得，这机会找都找不到，送上门来了。当然是慨然应允，立即挥兵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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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入关消息传出后，最感不安的当然是冯国璋。奉天是在北京后方，朝发夕至，说来就来。早在袁世凯时代对关外力量就刮目相看，极力怀柔。
冯国璋不由想到一年前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后，黎元洪就被逐下台，现在奉军入关，可能旧戏重演。在京他是个无兵无权的总统，他预感自己随时可能被逐或被软禁，因此他盘算三十六计，仍以走为上。暗中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到湖北。可是段系的人怎会放他出山，派人把他看得死死。
只不过，不知是受哪位高人指点，段祺瑞召集他的亲信举行秘密会议后，大家又把军事政变改为军事威胁。或许是现在留着冯还有用，或许怕把冯逼得无路可而狗急跳墙，挑起皖、直开战甚至直系和西南联合起来对付皖系。
他们的新计划是早日召集新国会，以便提早改选总统，合法倒冯。
这些举措肯定是明智之举。
只要不被逼到死路，冯国璋都是选择妥协。很快，他被迫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并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段祺瑞已经不甘于名不正言不顺，要直接抓内阁的权了，便发动倒阁。王士珍正求之不得，就坡下驴。提出辞呈后即不到院办公。冯国璋勉强地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内阁总理。
二月二十四日京奉路火车被奉军扣留运兵。
二十五日奉军第廿七师第五十三旅开到滦州，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把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二万七千余只步枪劫走。
消息传到北京，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感震惊，尤其是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购买的这批军械是为了训练自己嫡系部队“参战军”的，如今却被奉军捷足先登。
二十六日段祺瑞电张作霖请“原物交还”，运来北京。张也在同一天发出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因缺乏军火，而未便开拔。现在未经呈报即提去军火，因怕往返请示费时，所以不得已先留用后呈报。
二十七日他答复段说：“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张作霖并不是擅自劫取军火，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批军火抵达秦皇岛。那么是谁暗示张作霖的呢？原来是徐树铮。
小徐奉命到关外召奉军入京，他知道如不许以重利，张作霖不会奉召的。而事实上奉军不入关，北京局势不会一面倒向皖系。
可是段祺瑞为人刚愎，事先如果向他请示，他一定不许，唯有用行动先做了再说。小徐做过陆军部次长，知道购买日本军火的详情。而在他交卸次长职以前，曾留下好几张盖了印信关防的陆军部空白公文纸。他用劫取这批军火作为交换条件换张作霖派兵入关，奉军即是持小徐发给的假陆军部证件去劫取这批军火的。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完全迎合皖系，高调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祥两个要求，他说这是为了“拥护元首”。可是，被他拥护的元首却吓得惊慌失措。
二十六日，冯国璋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奉军入关的对策，段祺瑞参加了会议。
冯质问段：“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令，也未呈报，居心何在？”
段答不知。冯又大声问：“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作何勾结？”
段更无言以答。
这次会议当然无果而终。
冯国璋想要段祺瑞叫张作霖退兵，段就是召奉军入关的始作俑者，他怎肯要奉军退出呢？何况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即使想叫张退兵，事实上也办不到了。
段何尝不知道关外王张作霖不是好惹的，请了来就不容易请出去，可为了饮鸩止渴，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冯国璋知道叫段祺瑞退奉军是办不到了，他只得央请前清末年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说服张作霖退兵。然而时过境迁，张作霖早就不买他老上司的账了，赵尔巽自然是白跑一场。
冯国璋现在是一个光杆总统，内阁总理虽由钱能训代理，可是钱不肯代下去，天天闹着要交差。冯写信给杨士琦，想请他出山，杨连信都不回。而皖系督军们，眼中根本没他这个总统。惶惶不可终日的冯国璋，心灰意冷，拟就如下致各省军政首长通电：
“国步屯邅，日甚一日，内则蜩螗羹沸，干戈之劫难回，外则惨淡风云，边境之防日亟。剥肤可痛，措手无从。国璋代行职权，已逾半载，凡所设施，力与愿违，清夜扪心，能无愧汗？然国璋受国民付托，使国家竟至于此，负罪引慝，亦何必哓哓申诉，求谅国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与夫平日之用心，为事实所扞格，屡投而不得一当者，缘因复杂，困难万端。欲避贤求去，苦无法律之可循；欲忍辱图全，又乏津梁之可济。长此悠忽，必召沦胥。诸君子为国干城，同负责任，用特披沥肝鬲，为一言之。
“溯自京畿变生，国祚半斩，元首播越，举国骚然。于是黄陂委托于前，段前总理敦促于后，皆援副总统代职之规定，强国璋以北来，明知祸乱方殷，菲材绝难负荷，惟冀黄陂复职，主持有人，则不佞捍卫南疆，尚可分担艰钜。乃商请无效，各省区督军省长、及文武官吏，分驰电牍，敦促入都。猥以藐躬，过承督责，汤火之蹈，且不容辞，矧安危不仅系于个人，匡助可取资群力乎？惊涛共济，全恃同舟，初不料玺绶方承，而内部转愈趋纷扰也。
“国璋抵京，首先奉政黄陂，不获许可，而后受职。其时国会早经解散，政.府尚在板舆，继绝布新，有同草创。段前总理投艰遗大，独任贤劳，正宜共济时艰，中外一致，而西南诸省，忘再奠共和之绩，以非法内阁相攻，别挑衅端，遂开战祸。迨内阁改组，宜可息争，国会问题，又生枝节。对于中央之任命官吏，则啧有烦言，对于石黎之扰乱荆襄，则引为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结果仍诉诸兵戎也。民国元二之交，风雨漂摇，几毁家屋，项城运其雄才大略，曾不数月，而七省同时戡定，大权集于中央。国璋能力，固不逮项城，然前事之师，不妨相袭，徒以观念所在，元气之凋残，民生之疾痛，实过元二年。
“佳兵不祥，古有明训，内讧宜息，人具同情。本无厉行专制之心，何取经营力征之举？以故军事初起，第望促进和平，不因败绩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战，无非欲融洽南北，尽释猜嫌，耿耿寸衷，可质天日。乃北则疑其寡断，兵气几为之不扬，南则信其易欺，骄蹇益难于就范。湘桂各军，乘机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难堪，激同胞之宿愤。中央纵无统驭，亦何至听命于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强权，不留余地以相让步。则最后解决，惟战乃成。因事制宜，绝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观望不前而损声威，行动自由而滋谣诼也。凡此种种，皆事实上随时发生之障碍，足使国璋维持大局之希望，悉消灭而无余，而逆计未来应付之难，事变之钜，则更有甚于此者。国会机关，虚悬日久，颇闻旧议员麇集粤省，有自行开会之说。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即各省区人民，亦断无承认之理……
“正式选举总统之期，转瞬即届，根本无着，国何以存？此大可忧者一。财政艰窘，年复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难关，亦当恃外债以为生活，然能合全国之财力，通盘筹画，犹得设法挹注，勉强撑持。萧墙哄争，外省内解之款，大半截留，来源渐绝，而军政费之支出，复倍蓰于平时。罗掘久穷，诛求鲜应，主藏作仰屋之叹，乞邻有破产之虞，桑孔再生，亦将束手，此大可忧者二。内阁负责，取法最善，段前总理为国戮力，横被口语，托词政策挠屈，与各国务员相率引退，而总理一职，后来者遂视为畏途。聘卿暨今诸阁员，皆国璋平昔至契，迫于大义，碍于感情，暂允劻勷，初非本愿，满拟时局渐臻统一，再行组织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
“今聘卿业已殷忧成疾而在假矣，设钱代总理诸人，复谓事不可为，褰裳而去。强留则妨友谊，觅替则恨才难，推测其终，将陷于无政.府之地位，此大可忧者三。至目前外交之情形，尤应激起吾人之警觉，个中利害，另电详闻。国璋一武夫耳，因缘时会，谬握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益深，郁爱国之忧，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六州之铁。驯至四郊多垒，群盗如毛，秦豫之匪警频闻，畿辅之流言不息，虽名义同于守府，而号令不出国门。
“瞻望前途，莫知所届。何敢久居高位，自误以误国家？自应求卸仔肩，归还政柄，惟民国既无国会，而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约法》条例，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职所由来，实出诸君子之公意，国璋既备赏艰阻，竟不获补救于万一，坐视既有所不能，辞职又无从取决，只有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为国璋释重负，为民国求安全，宁使国璋负误国之咎于一身，而不使民国纪年，随国璋以俱去。不胜至愿。特此飞电布达，务希于旬日内见复。至统治权所寄，国璋在职一日，仍当引为己责，决不肯萌怠驰之心而自丛罪戾也。敢布诚悃，伫盼复音。”
这个通电稿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知道后，立即从机要室追回。并邀同总统府军事处长师景云一同见冯国璋。力劝他暂勿发出这道通电，亦勿消极，冯只苦笑。
第303章 岳州攻防战
奉军入关后，任性妄为。三月五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在车站检查往来旅客，使中外人士大吃一惊。事情很快传到北京。
北京国务院去电劝止，说明廊房不是戒严区，不可以检查旅客。奉军依然继续执行勤务，置之不理。
而张作霖所发通电也不正面回答北京政.府的关切：“出兵扣械，系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
他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并没有等待答复，他的部属已经急不可待在天坛、南城一带找兵房了。
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张作霖幕中有许多复辟派，而奉军又长驱入关，直迫京师。不能不使人连想到不久前的辫子兵。是不是复辟的丑剧又要重演？张作霖曾与主战派的一伙督军联名通电保释张勋，此来是不是为他的亲家报仇雪恨来了。
北京城内外一派肃杀之气，人们谈奉军色变。一切都好像张勋入京前夕一样，北京城内许多富豪达官纷纷出京，车站上挤满了出京的旅客，扶老携幼，恍如大难临头。
冯国璋在总统府春藕斋举行紧急会议，报告局势的险恶，认为自己唯有引退。一边说一边把先一天未发出的通电原稿给大家传阅，与会人士苦脸相对，鸦雀无声。会议还是无结果而散，冯的通电也没有发出。
冯在此之前，曾派财政总长王克敏到蚌埠去会晤倪嗣冲，去做倪的工作，试图和倪改善关系。这时王克敏有电给冯，说倪嗣冲对总统没有成见，只请总统起用芝老（段祺瑞），罢免李纯。
另一方面，冯又接到天津的报告，说张作霖仍然拥护元首，张的目的是在铲除主和派，组织强有力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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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迹象显示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是想即刻逐冯下台，只是想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为了自保，六日冯发表命令，指定五月二十四日进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六月二十日进行参议院议员的选举。
七日奉天方面发表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
张作霖五日电表明他的宗旨：“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
很快传来消息，天津会议准备将奉军编入征南第一路，后来又改编入第二路，张作霖都极力表示服从。
他在电报中说：“奉军现已编成六个混成旅，若不开拔，则对同志为不信，对我兄为不义，各旅不日即可到徐，会合大军，敬听指挥。”
张作霖在另一通电报中极力解释：“自己毫无个人野心，自己对财产身家功名权位皆已逾量，尚复何所希冀，只以目前时局为重，弟处扩张实力，专以辅导我兄起见，此外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
曹锟则在七日的给张作霖回电中欢迎奉军入关，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共生死”。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还请加派一个或两个混成旅开到汉口，加入第一路。
张怀芝则发电称道奉军入关，“壮我士气，固我后援”，并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的第一站。
张作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公开这些电报呢？显然他心里清楚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别看他出身草莽，却是个极有心计之人。
就拿他搞掉对头冯德麟这事来说，就非常人可比。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后。张作霖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后，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
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
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
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再当好人，不避前嫌为冯德麟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便落入张作霖手中，从此独揽奉天乃至关外大权。
张作霖的这些表面文章别人信不信不知道，反正冯国璋不信。七日这天，他把已搁置了三天的通电发出。
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想立即驱逐冯下台，冯国璋的通电发表后，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都有回电对冯推崇备至，直、鲁、晋、苏、皖、赣六省督军发出联名电，力斥推倒元首和准备复辟为无稽谰言。
张作霖八日亦发电说：“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不过，张作霖建议“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轻怀退志”。
这其实是要求段祺瑞出来组阁。
冯国璋假装糊涂，复电说：“组织强有力之内阁，自系正当办法。可速联合各省，商定何人应任总理，予当依众议而行。若凭少数推举，恐各方意见不同，中央即无办法。”
冯想用各省一致同意的总理来抵消主战派拥戴段祺瑞。
八日，北京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总统府处于紧急戒严状态，府学胡同段祺瑞宅也有重兵把守。
九日，王士珍化装逃往天津。他抵天津后，写了一封信给冯和段两位老友，他发誓决不再回京任职。
皖系在此一期间，用一切力量压迫冯国璋排斥李纯。冯虽然软弱，可是在李纯问题上却很强硬。他表示总统没有权罢免督军，如果他有罢免督军的权力，则他第一个要罢免的督军，不是李纯而是擅自率兵入关，劫取军火的张作霖。李纯如果有罪名，只是主和，主和并不犯罪，张作霖自由调兵威胁总统，比主和的罪大多了。
冯国璋请徐世昌出面，邀张作霖进京一谈，他对徐世昌说：“最好雨亭（张作霖）自己带兵去打秀山（李纯），不要逼我下一道不能执行的命令。”
这时，有一部分奉军开到了韩庄。
李纯连来三个电报请辞，在请辞电报中痛斥张作霖：“派兵入关，要挟中央免纯职务，并劫夺军械，不允交还，种种情节，殊堪诧异。值此外患逼境，吉黑危在旦夕，全力御外尚虞不足，今反以大军入关，其用心奸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段祺瑞指使皖系的阁员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议案：李纯经常请假，叫他离职养病，不开去本缺，派卢永祥代理江苏督军。
冯国璋拒绝在这个命令上盖印，同时指使李纯即日销假以资抵制。
段祺瑞又建议内调李纯为参谋总长，冯国璋也不同意。
由于段的压力不断增加，冯才答应仿照以前处置陈光远的办法，给李纯以“革职留任”处分，但段不同意。
三月十二日，奉军在距天津五十里的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
倪嗣冲又来天津，电邀张作霖到天津共同策动拥段祺瑞组阁和罢免李纯。
十四日，冯国璋被迫亲到府学胡同段寓，敦请段祺瑞再度组阁，当即被段拒绝。
主战派在压迫冯国璋和主和派的同时，开始了在湖南军事进攻。
北军第二次攻湘的作战企图，是攻下岳州、长沙，进而占领全湘。
二月中旬时，各路北军已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开进。
曹锟之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由襄陽乘船沿汉水南下，经武汉进至鄂南蒲圻待机，准备进攻岳州；张敬尧率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进至鄂南通城，准备进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张怀芝之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欠第一旅）及张宗昌之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陽；江西第十二师之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和由攸县退守萍乡的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约二万人。
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约六千人，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五艘军舰由水路开进，策应陆路进攻。加上随后入湘的奉军五个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师，北军攻湘兵力共约十万人。
北军源源南下，气势逼人。护法联军见和谈无望，只好仓促分兵御敌。
护法联军占领岳州后，各路军队进行了扩编，截止北军攻岳前，在长沙以北屯集的联军总数约合十个师八万余人。
其中，粤桂军队除原有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三个军和马济之粤军十八个营外，又新组建两师一旅，比刚入湘时增加六十余营。
湘军也大力扩充，总数达一百五十余营（其中湘西军队六十营）。联军在数量上虽与北军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不如北军。加之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第304章 平江阻击战
护法联军在北军可能进攻的方向进行防御部署：平江、通城方向的防御由湘军刘建藩、李仲麟所部担任；浏陽至醴陵方向的防御由粤军马济部担任；常德至益陽方向的防御由桂军林俊廷部担任；岳州至羊楼洞方向的防御由湘桂军主力部队担任。
联军在岳州至羊楼洞约五十公里的防区内，布设多道防御地带。
第一防御地带从新店、滩头至赵李桥、羊楼洞以南，长约二十公里，由湘军第一师（欠第一团）和独立第三旅第五团防守。
第二防御地带设在羊楼司、廖平铺铁路两侧，由独立第三旅之第六团和桂军韦荣昌所部之一旅防守。
第三防御地带设在临湘（今陆城）至桃林一线，由桂军贲克昭旅和湘军第一师之第一团防守。陆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潜所部五营驻守岳州。联军的防御配系，基本是以岳州为中心，以武（昌）岳（州）铁路为轴线，实施重点设防，以对付嘉鱼、蒲圻方向之敌的进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御兵力则比较薄弱。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已被提任为陆军第三师师长的吴佩孚，率先头部队抵达蒲圻。
在此之前，张敬尧率第七师等部已进抵通城。第二路张怀芝部因被在武穴屯兵主和的冯玉祥旅所牵，滞留九江，未能按期进入湘东待机地域。
吴佩孚对这次攻湘作战最为卖力。他刚任师长，踌躇满志，急于想利用这次作战树立声威，发展个人权势。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进入待机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还在开进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二月二十八日发动了进攻。
吴佩孚将进攻部队分为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进攻联军翼侧；以第三师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团两个连）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进占羊楼洞，牵制羊楼司方面之联军；吴佩孚亲自指挥暂编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师第五旅及炮团、工兵营等组成）、骑兵第三团（易骑为步）和第十一团两个混成连，组成突击部队，向联军防守薄弱的新店镇、滩头（今坦渡）方向进攻，拟从中路突破联军防线，尔后与左路部队钳击羊楼司之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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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晨，北军发起进攻，于当日击败了守卫新店、滩头的湘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向纵深推进。
联军急以湘军第一师之第二团和独立第三旅之第五团，进入滩头以西之万峰山阵地阻击敌人。
三月二日，北军再次突破湘军阵地，攻占万峰山。
至此，联军的第一防御地带被敌攻破，羊楼司暴露在敌人面前。
这时，岳州地区雨雪交加，山险路滑，给北军的进攻造成了困难。吴佩孚决定息战数日，等待天气好转，同时电令后续部队赶紧向战地集中。
羊楼司位于湘北边陲，与湖北赤壁、通城、崇阳三县接界。是由北进入湖南的第一镇，守南北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湖南四大边境重镇之一。地处万峰山与大药姑山之间，周围山势陡峭，铁路横穿狭谷，是由武昌入岳州的咽喉要道。
联军原将湘军第三旅之第六团、桂军韦荣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楼司至廖平铺铁路两侧的高岭上，控扼险要，林修梅、韦荣昌亲至羊楼司指挥。
新店、滩头失守后，赵恒惕部也退守羊楼司。联军以羊楼司为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黄盖湖一线，构筑了由堑壕、石垒和铁丝网组成的四道防御阵地，准备坚守；同时，派出敢死队，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带，袭敌后路。
三月五日左右，吴佩孚所部后续部队相继抵达战地。吴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进，增援第一混成旅。
三月十日，吴亲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楼坡（羊楼洞南）右至黄盖湖，对联军第二防御地带发动进攻。吴部沿山梁推进，攻势猛烈。联军虽依托阵地顽强抗击，仍抵挡不住北军的冲击，当天即有三道阵地被敌突破。
十一日上午九时，最后一道阵地也落入敌手，联军只得放弃羊楼司，向岳陽方向后撤。这次战斗，北军死伤三百余人，南军伤亡更为惨重。
北军攻占羊楼司后，便于三月十一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为第一追击队，经长安驿（今临湘）向新墙方向追击，抄袭联军后路；以第二混成旅为第二追击队，由平水铺经长安驿、路口铺向云溪推进，尔后窥取岳州；吴佩孚亲率第三师第六旅，于十二日向新墙方向续进，企图切断联军退路。
云溪，（现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西濒东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东北与临湘接壤，西北与湖北监利隔江相望。属幕阜山余脉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境内群峰起伏，矮丘遍布，河港纵横，湖泊众多，整个地势由东南至西北呈阶梯状向长江倾斜。是通往岳州的最后一个战略要地。
由桂军陆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师第一团防守。三月十三日，北军阎相文之第二混成旅开始沿铁路向云溪进攻。云溪守军竭力抵抗，阎旅进攻受阻。
这时，从北面的临湘（今陆城）和东面的通城方向向云溪撤退的联军，乘机从侧后袭击阎旅，毙伤其官兵四百余名。
吴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张敬尧师之补充旅驰援阎旅。北军四个旅并力合击，终于在十五日下午攻占云溪。
北军攻占云溪后，立即对岳州城发起总攻。
其进攻部署是：
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团为右纵队，沿江岸进击；
该旅之第二团和第四旅之第八团（欠第二营）为左纵队，从云溪向岳陽正面进攻；
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团进驻对岸之白螺，防联军退往江北；
海军第二舰队派“楚观”号等四舰沿江梭巡，配合陆军进攻。
三月十六日上午总攻开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一举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乘胜突入岳州城内。后见联军溃兵纷纷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军误攻，又退至城外。
十七日，各路北军会攻岳州。
这时，联军前线总司令程潜分析战场形势后认为：“一、二两路的敌军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军与曹张部队在羊楼司和平江作胶着战，不能迅速解决，让张怀芝率部长驱进入湘东，我军势必腹背受敌，全军成俘。”
据此，他电令前线部队：“如不能进取，可退后暂将岳州让出，再行相机进击”。于是，守城联军于十七日夜弃城退守新墙。十八日上午，北军进占岳州。
三月二十一日，联军在新墙遭到北军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夹击，稍事抵抗即向长沙败退。
在守卫岳州的战斗中，联军防御部队约有三师之众，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本可以打个漂亮的防御战，但结果却完全相反。联军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军将领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极防堵。再者是装备落后，士气不振，骤遇北军新锐，便难于招架。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这次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对联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冲，对联军的据点实行分路夹击，重点突破，虽然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他可以因战术得当，获得局部优势。致使联军陷于被动，连连败退。联军在岳州的失败，使湘省护法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也给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扬名的机会。
北军展开军事行动后，连战皆捷，岳州攻克后，北京政.府下令嘉奖。
电云：“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援岳总司令张敬尧，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迭次电呈，分路规复岳州，水陆兼进，所向有功，先后于月塘嘴、羊楼司、通城、临湘、古米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连次激战，迭获胜利，节节进逼。三月十七日，攻破岳州。逆军顽强抗拒，相持不退，经我军奋力攻击，并由舰队掩护业于十八日将岳州克复各等语。
“此次出师攻岳，自开始攻击以来，为期不过旬日，屡夺要隘，遂克名城，实由该总司令等调度有方，各将士忠勇用命，用能迅奏肤功，拯民水火，览电殊深嘉慰。仍着该总司令等，遂照电令.计.划，督率所部，奋勇进取，并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将士，分别等差，呈请优奖。其阵亡被伤官兵，并准优予议恤，以昭激励而慰英魂。
“第念岳州临湘一带，人民重罹兵燹，流离颠沛，弗安厥居，损失赀财，危及身命，哀我湘民，叠被荼毒，与言及此，惨怛良深！应由宣抚使曹锟，迅派妥员，各路查明，加意抚恤，安集劳徕，各安生业。用副吊民伐罪之至意。此令。”
第305章 湘东反击战
平江是北军攻湘作战的辅助方向。在吴佩孚部向羊楼司发动进攻的同时，由张敬尧指挥的北军约二万人也开始向平江发起进攻。
平江古属三苗国，秦属罗县，东汉末年设县，后唐定名平江。
处汨水、罗水上游，汨罗江自东向西贯穿全境，东与江西修水、铜鼓交界，北与湖北通城和湖南岳州相连，南与浏阳接壤，西与长沙、汨罗毗邻。
地处幕阜山脉南麓，山峦起伏，地势复杂，是长沙东北方的重要屏障。
护法联军在平江方向担任防御的部队，有湘军刘建藩部十八个营、谢国光部六个营、罗列开部八个营、李仲麟部五个营，共计四十余营约一万五千人。护法军在通城至平江之间设置三道防线：由詹家桥、梧桐山经九岭至白米山为第一道，由大洲、倒流滩经张元岭、梅仙市到桃花洞为第二道，由新市经平江至浏陽为第三道。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配置，因险设防。
三月上旬，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师、陈德修之安武军各一部，在通城一带集结完毕。
十一日，北军分兵多路向平江进犯：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四个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寺、五里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进攻。
以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率两个团由詹家桥经长乐街向平江进攻。
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率三个团经天岳关、虹桥向平江进攻。
以安武军陈德修所部五营为预备队。
北军发起进攻后，两翼进展较为顺利。
三月十一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花凉亭的两营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
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其第一团进至潭下时，遭到联军英勇阻击。
十四日拂晓，在一营安武军支援下，始将当面联军击退。
左纵队于十一日进占麦市，次日攻占盘石铺，直插天岳关。至此，湘军第一道防线全被突破。
天岳关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悬崖绝壁，高耸群山，鸟道羊肠，艰危万状”。护法军占据山顶，严密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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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拂晓，张敬汤部在炮兵掩护下，分两路强攻天岳关。护法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名。
十六日，北军派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由杨芳林市进攻龙门关，得手后抄袭天岳关之侧后。同时派预备队一营由绝壁攀藤附葛而上，与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护法军两面受敌，遂放弃天岳关退守梅仙市。
三月十八日，北军继续进攻，相继占领了大洲、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
二十一日，田树勋之中央纵队进逼平江以北十六公里之梅仙市。
该处奇峰突起，形势险要，护法军有六千余人扼险据守。北军连续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仍无进展。
张敬尧急令陈德修率安武军由月田赴援，田树勋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团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袭击护法军侧背，正面部队趁机猛烈进攻。护法军腹背受敌，向平江撤退。
张敬尧不让护法军有喘息机会，除令正面主力部队冒雨追击外，又令左纵队司令张敬汤率一个团连夜向平江侧后穿插，抄袭护法军后路。
三月二十二日拂晓，穿插部队进抵三陽市，抢占附近高地，猛烈袭击护法军侧背。
护法军后防空虚，又见岳州已经失守，遂无心再战，放弃平江南撤。
二十二日上午，平江为北军占领。
在北军疯狂向岳州和平江进攻时，驻长沙的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在岳州被占之日，谭曾发布安民告示，声称“岳州小挫，兵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
但到了二十五日，这位“自有主张”的“联帅”竟惊慌失措，率所属桂军慌乱地撤离长沙。
原来，未闻枪炮声便逃之夭夭，便是其的自有主张。
桂军撤走后，长沙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三月二十六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槍一弹开进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
护法联军平江之败，除兵力对比居于劣势外，同样由于分散设防，各自为战、单纯防御的结果。加上所守据点又忽视保障侧后的安全，以致险要之地屡遭北军迂回夹击而被迫撤守。
对湖南的军事行动，冯国璋的想法是“北军对南的军事行动以岳州为止”。因此，北军攻占岳州后，冯国璋就想贯彻他的和平主张。
他认为岳州既已收复，北洋派的声威得到恢复，而桂系又愿意谈和，则何必一定要劳师动众，对南用兵。
但他的主张正在拟成命令尚未发出时，攻占长沙的报捷电业已传来，北军的战国再迅速扩大。
三月十九日，又接到了督军们的联名电报。
电报以曹锟为首，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共有十五省、三特区的督军，他们强烈要求段祺瑞再起组阁。
电云：“锟等互相约定，我公复任揆席，则同人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全国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
前方战事的一帆风顺，使主站派更加不可一世，主和派则更加被动。
这个电报，如同最后通牒，冯国璋没有选择，只能低声下气地请段祺瑞应从众命。
段却还是不依不饶，仍表示“无意于此”。
冯指天发誓地表示一定摈弃前嫌，并且主动列出五个条件：
（一）参陆办公处仍然迁回国务院，以靳云鹏为主任以代师景云。
（二）国务院决议，总统保证不擅改一字。
（三）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
（四）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
（五）中央（指总统）致各省的电报，须由院方核发。
段看来是见好就收了，心里虽痛快得很，但表面上还做出盛情难却、勉强接受的样子。
三月二十三日大总统令准署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二十四日派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二十五日参陆办公处迁回国务院。
二十七日令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二十八日令改海军总司令为特任，以蓝建枢为总司令。
二十九日令陆徵祥复任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吴鼎昌为财政次长。
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生于四川华阳县。清末秀才出，著名实业家。
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
一九零三年四月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零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
一九一二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等。
此外，吴鼎昌还以自己或其妻吴适云的名义，直接兴办或参股民营企业，如周学熙在天津、卫辉等地设立的华新纱厂等。
一九二四年后曾担任《大公报》社长十余载，将《大公报》办成中国第一流的报纸。
四月四日晋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张敬尧一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犒赏攻克岳州和长沙的有功将士。
中国历代有论功行赏之说，得赏之人也都容易攀比。在此次征南之战中，战功最卓著的当属吴秀才，但只被授予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而更让他寒心的是湖南督军兼署省长一职被张敬尧取得。
这也没什么可奇怪，功劳都是当官的，官越大功劳越大，段祺瑞政.府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但却因此而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祸端。
段祺瑞见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琼州的龙济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粤，由此确定了北军下一步总的作战方针：“定湘、援龙同时并举”，“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陽出郴州援粤，陰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
根据这个方针，除令浙江派一师赴闽，江西编一混成旅趋大庾岭，以牵制粤军，“遥增龙军之气”外，令在湘的北军分三路向南推进。
以吴佩孚之第三师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衡陽进攻。
以张敬尧之第七师及补充旅、混成旅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
原第二路军之施从滨第一师、张宗昌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及李传业安武军十五营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
企图于旬日之内占领全湘，然后直趋广东。
新任参陆办公处主任靳云鹏和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四人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中以徐树铮最能呼风唤雨。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是徐树铮很赏识的人，小徐原来做国务院秘书长时，张是秘书，一切大小事小徐都和张商量。
小徐曾告张国淦说：“远伯才气高，我希望他将来可以接替我。”
段这次组阁后，小徐是扭转局势的大功臣，所以重要人事都是他的安排。
第306章 湘西争夺战
自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徐树铮就成为政坛宠儿。他也踌躇满志，以段阁后台自居。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府，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小徐，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总理下面的总理。
段祺瑞刚愎自用，也特固执，他对徐树铮的宠信，应该是他这种特质的另一种表现。小徐才气高但却不善于和别人合作，这便使他处于自我孤立的状态。就算他做正确的事，只是因为是他做的也大多会使人侧目，更何况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是错的；特别是他得意的时候。因为，得志便猖狂，或许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所谓旁观者清，人们对别人的事，常常能看得很清楚，甚至很客观。但是，论到看自己可能就没那么客观了，这或许就是当事者迷。
人性的另一个弱点是特别容易高估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能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是很难很难的。不仅需要宽阔的眼界，也就是站得高看得远，需要很高的学识，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人品，很高的道德水平。这样的人，世间就算有，也绝对不是徐树铮。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这应该就是个人的局限性。要克服个人的局限性，就要对个人的任性进行限制和监督，就需要集体的智慧补充个人的不足。或许，这就是民主共和，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之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段的政治麻烦多数出在对小徐的过分宠信上。这一时期，小徐极力排斥直系，这是段所乐见的。可是，小徐此人是个喜吃独食的家伙，他受不了段系中有其他的红人，这最终也只能使段成为孤家寡人。
靳云鹏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靳云鹏当了参陆办公处主任，小徐是不高兴的，于是便专门和靳作对。
靳开始想和小徐争高下，但无奈段祺瑞这个主子总是站在小徐一边，他一气之下请假不办公。小徐正求之不得，军事大权便落到他的手中。
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本是小徐推荐的，不知什么事办得让小徐不满意，小徐便处处找张的茬，张也只得辞职。
段的文武两大幕僚都和小徐闹翻，让人不解的是段却视而不见。也许在段看来，有小徐一人足矣。其实，段也不是个容人之人，但却能容一个飞扬跋扈的徐树铮。
有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段来说，则是成也小徐败也小徐，至于成败如何评说，就很难说了。
这时候，徐树铮又突发奇想看中了直隶督军的位置，想取而代之。他的如意算盘是升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把直隶督军的位置空开。
他以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又仍掌一省督军，应该会心满意足的。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惹来的却是曹锟“怒发冲冠”。
直隶督军是何等荣耀，曹锟认为这是明升暗降。
于是四月四日发电给北京政.府，请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疴。
这是北洋军人惯用要胁手段，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有病和请病假。
与曹锟的行动相呼应，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称因所部作战疲劳，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
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吴部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这两个人打退堂鼓，段祺瑞武力平南的大业肯定功败垂成。
段祺瑞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这一次倒没有袒护小徐，而是急令他亲到到汉口向曹锟道歉，劝阻曹锟和吴佩孚。
段祺瑞三度组阁前，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可是等他上台后，情况就两样了。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买马招兵。
奉军入关前劫夺了一批军火，段上台不久，第三批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
如果照第三期的北军对南作战计划，一个月打下湖南，三个月平定两广，至多半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武力统一。可是天下事就是那么不如人愿，在湖南作战的直军，于占领长沙后，借口饷械不敷，进兵缓慢。
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乃决定自己“南巡”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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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情绪，振奋精神打仗。同时要消除内部的裂痕，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
此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之势。新国会召集后，总统即将改选，今后段自己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自然需要内部的大团结。
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全体阁员都加反对，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南巡”，使得人心惶惶，如今总理又要南巡，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
段不顾阁员的反对，决定南巡，先发电给李纯、陈光远、张敬尧、张怀芝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
四月二十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二十一日经过郑州，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二十二日抵汉口，从循礼门下车，直奔刘园的曹锟司令部。
可是，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
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心中有所顾忌，自然不敢赴会，而主战的张怀芝和张敬尧也托词“军情紧急”而不与会。
张怀芝不来是和曹锟有了隔阂。曹锟驻节汉口时，《顺天时报》说他曾在青楼中选到一位姨太太，张怀芝是曹锟把兄，就去电责曹不应“军中行乐”。曹大为光火，认为张根据“无稽之言”破坏他的名誉，从此便和张断绝往来。
张敬尧不敢离开长沙，是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欢迎。吴佩孚有战功又有人缘，如果他离开长沙，吴佩孚可能会取他的督军位子，所以也不敢前赴汉口。
段觉得张怀芝是第二路军统帅，如不与会，汉口的督军会议势必流产。所以一定要张来，并命他接到电报立刻动身。
二十四日张怀芝到了汉口，段在曹锟和张怀芝之间作了合事佬，张向曹道歉了事。
段祺瑞在汉口主持的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曹锟、张怀芝、王占元、赵倜四个督军，徐树铮当然也参加。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陕西、奉天督军则派代表出席。
段在会议上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
关于总统问题，主战派内部存在不同的两种意见：
一种是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选举权，选举总统；一种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
段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
曹锟和王占元联合请求恢复陈光远的原官，撤销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处分，对冯玉祥不究既往。这样一来，就促使汉口的督军会议对直系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
曹锟现在如日中天，段祺瑞此时自不敢冷落他。加之现在曹表示要对直系和好，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团结的心意。当他失意时，极力煽动皖、直对立，是为了拆冯国璋的台。现在他大权在握，自然要高唱团结。
为了真的表示对直系的合好，，段祺瑞电约倪嗣冲、卢永祥两人先到南京等候。
二十五日晚，段由汉口动身，乘楚材军舰东下 二十六日在九江和陈光远见面。二十七日到南京和李纯见面。并且在李纯、倪嗣冲、卢永祥三人间做调合人。
二十七日晚由津浦路北返，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联军自弃守岳陽、长沙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济光作战，以肃清后方隐患。
这时，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陽、宝庆地区，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
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对敌组织顽强抵抗，确保湘南。
他们分析认为，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中、右两路是主力，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指挥关系紊乱，战斗力较弱。如将该路敌军击破，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
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刘建藩为总参谋，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共约二万人，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
程潜、林修梅、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
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在吴佩孚、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才由赣西进入湘东。
四月十五日，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
二十日，施从滨师第一、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桑田继续南进，企图进据安仁，进而攻取永兴、郴县，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军上述行动，赵恒惕等率部于四月二十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待机歼敌。
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
驻安仁之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五里牌，攻攸县之南。
刘建藩所部由草市、杨林出马鞍山，经马子坡、皂角市攻攸县之西。
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
李仲麟部攻小集，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
四月二十一日，刘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与粤军一道，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
双方激战两昼夜，施师损失大半，余部向茶陵逃窜。
四月二十三日，驻攸县之北军一部，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适与赵恒惕所部出毛陈桥之部相遇，遭到迎头痛击，缩回攸县。
下午，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守敌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窜，湘军一举攻克攸县。这一仗，共毙敌千余名，俘敌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
四月二十四日，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
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黄土岭（今皇图岭）大道向醴陵攻进。
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作为策应。
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一部进击茶陵。
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后，即会合李书城部反击朱亭之敌，尔后向渌口推进。
第307章 攻闽之战
北军为掩护部队后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黄土岭。
四月二十五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命刘建藩部攻敌左翼，湘军第一师第二旅和马济粤军一部攻敌右翼。
同时，逼近醴陵的第一师第一旅也举旗南下，回击黄土岭。
二十七日，湘粤军发起总攻，据守黄土岭之张宗昌第六旅及李传业安武军拼死抵抗。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
北军终于不支，遂放弃黄土岭，分别逃向萍乡、浏陽和株洲。
湘军乘势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距长沙省城仅数十里。
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仅剩两营，李传业安武军也死伤过半，损失槍炮子弹不计其数。
张怀芝只身逃回汉口，向攻湘军总司令曹锟诉说因张敬尧不出兵救援，致遭失败，为自己开脱。
湘军反击获胜后，刘建藩率部直扑株洲。在龙头铺遭北军伏击，指挥队伍登山作战，过徐家桥时，人拥桥断，刘建藩不幸坠河殉难，时年三十一岁。
护法军政.府为纪念他的功勋，追赠他为陆军中将，后国葬于长沙岳麓山，墓门题有四个大字一一护国元勋。
张敬尧闻左翼兵败，一面急调进攻宝庆之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令正在宁乡“清乡”的李奎元第十一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同时，令已于四月二十一日攻占衡陽的吴佩孚部向江东攻击，威胁湘东护法军之后路。
这时，湘军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敌之虞，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担任警戒，主力撤往酃县和永兴。
北军乘势逼进，田树勋旅再次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及耒陽。至此，湖南大部又为北军所占。护法联军全部退守湘桂边界地区。
湘东反击战是护法战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战。湘军将领在岳陽失守，桂军南撤，北军气势逼人的情况下，不畏强敌。决心联合粤军，坚持实行反击作战，并能冷静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打敌比较薄弱之一路，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此外，在战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战失利的教训，由单纯防御改为主动进攻。在统一指挥下，对正在运动之敌实施多路突击，攻其不备，出奇制胜。首战获捷后，又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从而取得了歼敌万人的重大胜利，其战斗精神和指挥艺术都是值得肯定的。
张怀芝很可笑，在湘东大败后，他便张皇失措地由萍乡退往樟树镇，又由樟树镇退到汉口。他宣称旧病复发，又称山东地方土匪猖獗，必需赶回去。他打电报给段，保举徐树铮率领奉军接防湘东，出任第二路司令。徐树铮志不在前线，坚决不就。他又保举张敬尧或是陈光远，甚至由曹锟一人身兼一二两路司令。
他的求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前线打仗没有把握，第二是怕他的老窠被别人抢去。因为他离开山东后，便由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北洋系的惯例是护理就能扶正，张树元自然不愿意张怀芝再回任。
本想通过征湘给自己赚些资本，没想到仗打得不好，损兵折将，弄不好得不偿失，把老本赔掉。张怀芝此刻是身在前线心在山东，恨不得立刻插翅回鲁。
段祺瑞觉得在这个时候前线易帅很没有面子，同时也找不出适当的人来接替第二路司令。
段当然知道张怀芝急于回鲁的想法，便以国务院名义给出一个郑重承诺：“鲁督决不易人”。同时保证如果第二路兵力不敷时，可以继续派兵增援，要求张立即由汉口前往江西主持军事。
湘东反击战的胜利对湖南的整个战局意义重大。自从湘东一战之后，北军不敢深入，南军也不敢反攻，湖南战场上突然由热战相对平静了下来。
北军和护法军在湖南还有一个战场在湘西。
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湘西辰沅道尹张学济即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遂任命张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
张学济：（1873—1920），字容川，湖南省芷江县人，少时入乡学。一九八四年以秀才选拔贡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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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清廷政治腐败，他认识到只有改造国家，才能图存，遂辍仕途，立志革命。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熊希龄荐举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期间结识孙中山，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广东盐行局局长，旋在上海组织广艺书局，做为秘密革命机关。又在汉口设《大江日报》，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后，胡瑛任山东都督，他任参谋长兼第一混成旅旅长。
辛亥革命后，任湖南检察使，后被袁世凯解职。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汤芗铭督湘，大捕党人，张被迫走两广、云贵，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蔡锷在云南通电讨袁，组成护国军，张学济受蔡派遣，返回湘西，组织力量讨袁驱汤（汤芗铭）。在乾城（今吉首市）宣布独立，成立湖南临时军政.府，任护国军湘西总司令兼辰沅道尹。随后，进驻沅陵，收编散兵游勇，整顿地方治安。
同年谭延闿二次督湘，任命他为湖南辰沅道道尹，兼守备司令。
一九一七年十月下旬，张学济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镇守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
张学济推旧友胡瑛为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永绥镇总兵谢重光为护法军副总司令。湘西护法军共有一万一千余人。
张学济响应护法后，率本部东进桃源。不久，应湖北石星川吁请，率部援鄂，随荆沙靖国军退往鄂西。
护法联军在岳州战败，大军南撤，湘西护法军便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据守常德一线的湘西护法军有田应诏、胡瑛所部共六千余人，周则范部约三千余人。
段祺瑞令原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湖北长陽招抚旧部，恢复该师建制。然后会合原湖南第四守备区司令王正雅所部，进攻湘西。
四月二日，陈复初率十三个营约六千余人由沙市出发，经渔洋关进窥湘西。
湘西护法军急电唐继尧、刘显世，请求滇、黔军赴湘救援。唐、刘以湘西系滇、黔门户，不能见危不救，遂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分别率部开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护法军。
四月二十三日，北军陈复初与王正雅率部从临澧出发，经朱日桥进攻常德；并电请张敬尧令李奎元第十一师分由益陽、宁乡进逼汉寿，“俾壮声援”，请吴光新旅一部进驻公安及津市、澧县一带，相机策应。
四月二十五日晨，北军陈、王部在八里铺与湘西护法军接战，田应诏、周则范率部且战且退，扼守鳌山。下午三时，北军夹击鳌山，护法军不支，弃鳌山后撤。
田、周两军在鳌山失利后，拟与北军妥协，电邀张敬尧派人到常德谈判，表示护法军移驻桃源，将常德让给北军。
这时，已进至麻陽、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田、周有妥协撤退之意，急在辰龙关至兴隆街一线展开，准备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田、周只好继续对北军作战。
五月四日，田应诏、周则范派人持函赴陈复初师司令部，诡称护法军将按前约移驻桃源，欢迎陈复初军入驻常德。
陈见函不疑，率军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则率部从外面包围该城，实行内外夹攻。北军突遭攻击，军心大乱。
陈复初率部左冲右杀，夺路而逃，后只身逃往长沙。陈部朱泽黄旅退保津市。田、周联合林德轩、胡瑛等部，乘胜追击，于六日克复临澧。
五月十五日，田应诏、周则范致电冯国璋，主动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
此时，抵达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也致函田、周，希望湘西各军停止进攻，让出常德、桃源，作为南北两军缓冲之地。
湘西军队已无心再战，同意与冯妥协。五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临澧、常德。冯玉祥旅进入常、澧后，也不再向南进攻。李奎元十一师则于六月中旬乘机占领了益陽、汉寿。
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作战中，共投入兵力约十万人，并起用吴佩孚为主战场指挥，取得了明显战果。尽管北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占领了湘省大部地区，基本上实现了预定计划。
护法联军之所以遭到失败，一是由于战前顿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剧，部队士气下降；二是缺乏战略协同，先是不与湖北靖国军配合作战，后又不与湘西护法军密切协同；三是在岳陽、平江防御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后来虽然取得了湘东反击战和湘西伏击战的局部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不得不退守湘桂边界地区。
幸好北军主将吴佩孚在攻占衡陽后，以部队久战力疲为借口，顿兵不前。并在耒陽与湘军师长赵恒惕秘密谈判，约定从六月十五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止交火，才使护法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吴佩孚的自动停战，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系间的矛盾。
汉口军事会议结束后，曹锟、张怀芝、倪嗣冲于四月二十六日联合电请政.府迅速召集新国会。
北京国务院于五月四日通电，否认要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这显然是想让南方的护法，失去正当性。
段在南巡期间，全国掀起了反对中日密约的浪潮。
原来段在任参战督办时，以参战为名和日本洽商借款，名义上是编练参战军，实际是拿日本借款进行个人建军工作，并以一部分作为征南战费和筹备新国会之用。这些交涉不要说冯国璋不知道，连北京外交部也不知道。
一战以前，帝国主义的秘密外交使中国受害甚深。一战期间，日本出兵山东并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双方交涉后，于一九一五年五月秘密签订“民四条约”，日本取得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法律依据。
袁世凯帝制失败身亡后，日本对华大举借款，获得诸多经济利益。这期间中日订立的条约、合同及换文等，尤其是与山东问题有关各件，由于未经国会批准也未公布，中国一般称为“中日密约”。对于国人来说，谈及“中日密约”是很敏感的。
“中日密约”问题与当时国际政治及国内派系斗争牵连纠缠，许多外交机密及幕后纠葛鲜为人知，当时报章宣传或捕风捉影，或有心扭曲遮掩，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
第308章 讨龙之战
段祺瑞此次组阁后，日本又提出四项条件：
（一）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由日军指挥华军。
（二）发行军用票。
（三）临时管理中国交通、军械、实业、经济、教育、外交。
（四）合组运输大同盟。
日方要中国严守秘密。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日双方交换照会。消息当然关不住，于是全国便掀起了反对中日秘密外交以及反对继续用兵的高.潮。
段祺瑞在武汉期间已经感受受到来自民众的压力，武汉各团体和商会都派代表直接请愿停止内争。段刚刚压制了直系主和，现又遭遇到了全国性的反战，使他“武力统一”的政策受到更大冲击。
此时，诸多情况都有利于南方，如果西南军人真能在护法旗帜下支持孙中山，那么南北局势就会改观了。可惜，桂系和北方直系纠缠不清，西南的实力派对孙并不支持，桂系对国民党也不合作。因此，南方局势也和北方局势一样一团乱麻。
在广东，更是派系林立。有桂系、地方军人、国民党，还有一支滇军，更不用说在海南岛虎视耽耽的龙济光。
而西南两大实力派，陆荣廷在搞大广西主义，唐继尧在搞大云南主义。在广东有粤桂滇军之争，在四川有川滇黔军之争。西南各省内，也有一些有力量的军人与北方勾结，如四川的刘存厚、湖南的陈复初、广东的莫擎宇。
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可以想像孙中山的处境有多困难。
南北分裂局势已成，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无法实现，直系的和平统一计划也无可能。于是有人便提倡“联省自治”。主张以省为自治单位，由各省省议会制定省宪法，然后依照美国的联邦制，联合各省组成一个“联省自治政.府”。他们提倡地方分权制，反对中央集权制。
早在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就主张地方分权。后来梁领导的研究系加入了主张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的段内阁，因此就把这一主张扔在一旁，现在他们又旧话重提。
联省自治的策动者是熊希龄，他有一封长信给岑春煊言道：“今欲行中央集权之统一政治，此后日见其难，实不如改行地方分权之联邦政治，当可徐善其后。”
联省自治的呼声，正符合西南各省议会及各团体所提倡的，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要求。这个政策也符合各省小军阀和地方主义者保持地盘和权位，因此，联省自治的要求一时大受欢迎。
谭延闿是第一个响应这个学说的人。他和熊希龄有深厚的关系，他本来寄望于桂系支持，可是当南军占领长沙后，谭浩明一手控制湖南军政，对他却视而不见。
冯国璋虽然在民国六年十二月七日任命他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但桂系却置之不理。这时他在岑春煊之后，以“调人”姿态出现，与岑联名电请北军不进攻岳州，他表示愿回湖南进行调解。
桂系鉴于北方主战派一定要进攻湖南，与其因控制湖南而冒战争危险，倒不如放弃湖南，让谭延闿回来，将湖南划为南北的军事缓冲地带。
冯国璋也认为谭延闿回湘，可成为挽救和平的一线希望。如果谭能说服桂军先退出湖南，则主战派没有理由再坚持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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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要求在他返湘前北京政.府再下一道停战令，可是冯没有这个胆量，只责成谭在返湘经过汉口时和曹锟、王占元直接协商，看能否把军事进攻推迟一下。
北军在湖南要发动攻势时，北方的直系和南方的桂系仍作挽救和平的最后努力。谭延闿在桂系授意下，于三月三日曾由上海到南京。
他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条件，就是南军愿意先退出岳州，但北军也不进驻。
与谭延闿同时奔走的，还有各省省议会.他们准备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推进南北和谈。李纯把谭延闿的建议转达到北京，同时主张把国会问题提交各省议会联席会议解决。
但是，北军已经向湘北进攻，谭延闿只好扫兴地回到上海。
当北军进攻湖南的同时，段内阁命令江西督军陈光远、福建督军李厚基开辟两个战场进攻广东。陈光远虽是主和派，可是大势所趋，也不得不追随主战派出兵。江苏督军李纯，也派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率部开到江西。
夺取广东，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战略中最根本的任务。段政.府认为：“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京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
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
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惠州（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
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
前边提到过。十月月二十三日，北洋系收买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段祺瑞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
十月二十四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率兵十营进援。
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前边也曾提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省守防作战计划。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脖”，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莫荣新上任后，鉴于莫擎宇盘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决定在进剿莫擎宇部之同时，实施大规模攻闽作战，以策应湘省军事。
十一月二十七日，由程璧光出面，召集滇军总司令李烈钧、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海珠开军事会议，商订攻闽方略。
决定成立“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指挥海军、滇军、粤军三支部队，分五路攻闽。兵力包括驻粤海军全部，陈炯明之粤军二十营，驻粤滇军全部，和粤省地方军八营，桂军一支队。
具体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二十营进攻漳州，为第一路。
李烈钧统率滇军两个师进攻汀州（今长汀），为第二路。
沈鸿英率“平潮军”十二营进攻上杭，为第三路。
刘志陆率“平潮军”十五营进攻诏安，为第四路。
程璧光率海军舰队袭击福州，为第五路。
计划确定不久，得悉龙济光于十二月十一日由琼州出兵攻粤，遂重新调整部署：由攻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继续率所部进攻闽省；以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率所部第八旅（旅长伍毓瑞）、第九旅（旅长夏述唐）进驻潮、汕，策应陈炯明部作战；以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沈鸿英、林虎两支部队赴粤东南抵御龙济光部；海军则全部参加讨龙作战。
陈炯明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职后，便着手进行作战准备。
由于原二十营粤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槍二三百支，莫荣新又从中掣肘，除拨少量开拔费外，饷弹方面概不负责。
陈炯明等深感实力单薄，出兵困难，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施行一项扩充实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槍，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
其中规定，能募到人槍二百者为营长，人槍六十者为连长，人槍二十者为排长，不愿担任军职的按槍付钱。
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到各种槍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样，加上滇军方声涛部，攻闽军总数达二万人左右。
陈炯明将攻闽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每支队辖二至四个营不等，命邓铿为参谋长。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攻闽。二十七日，率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开赴汕头。
这时，闽省全部军队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长姚建屏）驻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长唐国谟）驻厦门；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驻诏安；闽省清乡队（总司令张清汝）驻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队约四个团分驻各地。总计二万二千余人。
闽督李厚基得到粤军将要攻闽的情报后，一面调唐国谟等部开赴永定、上杭一带赶筑工事，准备抗击粤军，一面迭电北京政.府派兵援闽。
段祺瑞命童葆暄率浙军第一师紧急赴闽。
一九一八年二月中旬，攻闽粤军进抵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但是，陈炯明对攻闽作战并不热心，部队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迟迟不向闽省发动进攻。致使北军得以从容调遣兵力，扩充力量，加强并完善了在闽西南的防御部署。
三月二十二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宜“速下攻击命令”。但陈炯明以“布置未周”为借口，对孙中山之电令置若罔闻。
第309章 南雄之战
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严厉指出：“援闽之举，准备已久”，“惟攻击之令，至今寂然无闻，敌备日增，且狃于岳长之役，虏气益骄，我军顿兵不进，足以示弱。况段贼复出，积极图南，我军从事准备，增力几何？而彼则恃有外援，愈久则力愈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
陈炯明部在粤闽边境滞留三个月，确已错过了大好战机。在此期间，其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湘省，北军陷岳陽，占长沙，正向湘南推进。
在江西，陈光远已调遣兵力，袭占广东南雄。
在闽省，不仅防御准备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军已经入闽，军事力量已得到较大加强。
总之，整个形势对攻闽粤军越来越不利。
到五月初，攻闽粤军已扩充至三十营，约一万二千人。在孙中山和粤军将领的逼促下，陈炯明才下达进攻命令。
其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许崇智第二支队四个营为左路，从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得手后，进规长廷连城；
陈炯明亲自指挥第一、三、四支队和预备队为中路，分两路进攻，以第一支队和预备队共五营，从大埔进攻永定，得手后，进规龙岩，第三、四两个支队共六营，从饶平（今三饶）进攻柏嵩关以规平和；
右路则由参谋长邓铿指挥，包括第五支队三营和游击二营，集中于澄海、黄冈（今饶平）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
粤军指挥部设在三河坝。
五月十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许崇智在民国元年曾任闽军师长，较有声望，战前已运动驻武平的一个营和驻上杭的一个大队倒戈附粤，故该路进展顺利，当日即占领武平，三日后占领上杭。
因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进攻永定受阻，许崇智当即派出二营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队也顺利攻占柏嵩关。
这样，闽军第一道防线完全被突破，粤军向闽省推进达五十公里，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粤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左路许崇智部分为二支，一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规取沙县；一取长廷清流、归化（今明溪）、将乐、顺昌，然后进占延平；
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和熊略预备队分别进攻龙岩、南靖；罗绍雄、邓本殷第三、四支队进攻平和，攻取漳州；
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队进攻云霄、漳浦。
各路若进展顺利，则继续向纵深发展，夹击福州。
不料部队尚未行动，从浙江援闽的童葆暄第一师已抵前线，闽、浙军队联合发起反攻，战局急剧逆转。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调集北方各省军队组成援粤军，拟分三路攻粤。
段祺瑞雄心勃勃，企图一口拿下广东。
但是，吴佩孚对任其为援粤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张怀芝则在湘东作战时吓破了胆，已无攻粤的勇气。各路援粤军也相互观望，迟迟不动。
只有东线李厚基，处在粤军进攻正面，为保住地盘，不得不拚力作战。
五月底，童葆暄率浙军第一师赶到前线后，北京政.府任命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六月四日，闽浙联军分兵三路，向粤军发动全线反攻：
以臧致平旅为左路，拟突破诏安、黄冈粤军阵地，进窥潮汕；童葆暄师为中路，从平和进攻柏嵩关，然后进取斑陂，控扼韩江，威胁粤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三河坝；
唐国谟旅为右路，收拢被许崇智部击散之溃兵，拟先取龙岩、上杭、永定，然后改取守势，牵制粤军左翼兵力。
闽浙联军投入反攻之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基本企图是左攻右守，首先进占潮汕，同时袭取大埔、三河坝，将粤军南北割裂，进而各个击破。
此时，陈炯明与方声涛之间已出现隔阂，滇军隔岸观火，消极怠战。粤军右路兵少力弱，饷弹不继，在闽军臧致平旅的反击下，放弃黄冈，退守汕头。
陈炯明急调许崇智之左路军一部增援，企图趁臧旅立足未稳之际，收复黄冈。不料闽军右路又乘虚而入，攻占永定，许崇智部退守岩前；粤军中路防线也被浙军突破。
激战日余，粤军在初期攻取的闽西南要地又全部丧失。接着，闽军左翼前锋深入到汕头一带，其中路已突破峰市，进逼大埔。粤军被动挨打，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陈炯明此时对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一面消极防御，节节退守，一面暗向北军传递函电，以示妥协。
但是，这时北军在军事上迭获胜利，气焰正盛，对陈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其斗志动摇之机，“一击破之”。于是闽浙军队继续穷追猛打，并以主力从左翼楔入粤境，于七月十八日攻占大埔，威胁粤军总指挥部驻地三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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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危急时刻，孙中山再次写信给陈炯明，向其分析敌我形势后指出：“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算，若审慎求全，则我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
孙中山一面反复劝导陈炯明，一面派广东军政.府参谋部长吕公望（原浙江督军），赴前线策动浙军倒戈起义，分化瓦解北军。
陈炯明见“内附”之意不被北军理睬，当面敌军又步步进逼，不得不重新组织兵力，从军事上寻找出路。
七月二十三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队调至中路，增强三河坝一线防御力量。八月初，陈炯明集中中路粤军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游攻敌侧背。经两昼夜激战，闽军不支，弃城溃逃。这时，驻守饶平的浙军第一团团长陈肇英，在吕公望等人的策动下率部起义，成立“援闽浙军”总司令部。
浙军师长童葆暄仓皇率部撤离前线，退往厦门。粤军乘势全线反攻，右翼邓铿部连克诏安、云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许崇智部乘势向闽西进攻，连占武平、上杭、龙岩等地，与主力部队会攻漳州。
八月三十一日，粤军攻克漳州，继而向厦门推进。李厚基惊慌失措，逃回福州。
九月十二日，李致电段政.府，报告闽军处境危急，请辞闽浙援粤军总司令职。
段政.府一面电令李厚基坚守待援，一面急调北军从三路援闽：赣省抽调军队开赴上杭，浙省增派军队驰往厦门，海军派舰队进入厦门海面。
十月三日，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宣抚使兼攻闽军总司令。
十一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龙济光同张勋一样，是反动愚顽的“怪物”之一。在护国战争后期，面对滇桂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龙济光走投无路.后由黎元洪出面调解，才得以两广矿务督办名义率残部移驻琼州。龙在琼州招兵买马，企图卷土重来，重作广东的土皇帝。
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调动北军进攻湖南，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表示愿充攻粤前驱。
他调门很高：“惟冀钧座排除群论，速定方针，……济光秣马厉兵，敢惮征缮。各将领枕甲请缨，勿灰其气，望钧座有以策厉之。”
北京政.府也很赏识龙济光这只鹰犬，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任命龙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攻粤。
龙济光受命后，立即以所部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
李嘉品为第一路司令，拟从陽江登陆，经合山、恩平进图广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断绝桂粤联系；
段尔源为第二路司令，马存发为第三路司令，拟从海安登陆，先占雷州半岛，尔后向桂粤边界发展，伺机攻取南宁。
十二月十四日，李嘉品率部在陽江秘密登陆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驻守陽江，主力向恩平和陽春推进。
龙济光则亲率第二、三路军从海安登陆，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发展。
广东督军莫荣新得知龙军大举进犯，急令沿海粤军抗击登陆之敌，以待后援。继令驻粤海军分别开赴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后继船队。
十二月十六日召开军事会议，商订讨龙作战计划。
十二月三十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属十二营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
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十二营开往恩平方向迎敌。
以上两支军队兼程开赴前线，在预定地点展开并完成防御部署，阻止和迟滞向前疾进的龙军。
嗣后，莫荣新又分别命督军署参谋长刘志陆和粤省警务处长魏邦平为讨龙军第三、四军司令，李根源为讨龙靖国军（由滇军三个团组成）司令。
以上讨龙军总数共五十营约二万余人。
东路陽江方向作战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龙军开赴前线后，猛冲猛打，曾一度收复陽江，迫敌前锋退守织篢。
一九一八年二月初，李嘉品之后续部队驰赴织篢，会合退守该地之先头部队并力反扑，于二十五日复占陽江，东路战局再度恶化。
三月七日，粤督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统一指挥陽江方向之作战。
三月十一日，李烈钧拟定了全线反攻作战的计划，基本企图是：
集中主力部队于开平至陽春一线，分兵四路围歼李嘉品所部龙军，收复陽江，再进击石城、化州之敌。
具体作战部署是：
第四军由那扶进逼陽江东部，负责牵制敌人；
第三军由恩平、那龙出合山，进逼陽江东北部；
第二军于恩平与陽春之间前进，攻击陽江西北部；
李根源靖国军由黄泥湾至陽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军进击陽江西北部，并负责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敌；沈鸿英之第一军进抵石城一带，袭击龙军之二、三路，阻敌增援陽江。
第310章 战与和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刘志陆所指挥的第三军克复恩平，为其它各路军的跟进展开扫除了障碍。
李烈钧当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军进行佯攻，从正面牵制敌人，吸引敌之注意力。而将李根源的靖国军作为主攻部队，秘密急行军，于二十四日前插到陽江北部，从翼侧攻击敌人。
同时令第二、三、四军均按原计划分别于二十三日前向陽江推进，掩护李根源部的进攻行动。
讨龙军四路进攻，海军舰队也协力堵剿。
李嘉品见难于抵抗，遂于三月二十五日放弃陽江，逃向电白（今电白东）。
讨龙军乘胜追击，于四月十二日占领电白。
这时，龙济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准备顽抗。
讨龙军攻克电白后，立即分兵两路：以左翼部队配合沈鸿英部扼制化州东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击；
以步兵一营、工兵一连组成别动支队，在海军掩护下，在雷州半岛南部登陆，攻击龙军侧背；另以军舰载步兵一部，在琼州登陆，袭击龙军老巢。
龙济光部四面被围，已无斗志。
讨龙军步步推进，势如破竹，于四月二十五日收复化州，二十七日攻克石城，二十八日下遂溪。
与此同时，琼东县（今琼海东北）警卫营长杨锦龙，联络本部及当地黎族人民宣布独立，反对龙济光在琼州的统治。
龙济光见所部弹尽粮绝，进退失据，只好弃军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缴械投降。
讨龙之战遂告收官。
一九一八年四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粤的命令，派兵攻入广东南雄。
南雄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庾岭南麓，毗邻江西。自古是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粤赣边境的商品集散地。史称“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
唐光宅元年（684年）置浈昌县。南汉乾亨四年，在浈昌县置雄州。宋开宝四年，改为南雄州。明洪武元年，置府。清嘉庆十二年，改为南雄州。民国后，改为南雄县，隶属广东。
四月十八日，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混成旅长丁效兰为副司令，率兵两旅向南雄进攻。
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鉴于南雄只有守兵四营，难于抵敌，急调驻韶关、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团，向南雄增援。
但援军立足未稳，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
莫荣新得报，急任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令率所部滇军由讨龙战场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国军赶到韶关，将所部布置在韶关以北，接替第五军防务。
五月初，李烈钧又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线。由于张开儒南雄之败，莫荣新乘机排除异己，撤掉了张的军长职务，将第五军交给李根源统率。
李烈钧、李根源整顿部队后，决定分兵三路反攻赣军。
命滇军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杨益谦旅出都坑、罗坝，威胁赣军两翼；第五军为中路，从正面进攻南雄。
为加强攻击能力，李烈钧从广州调运数门重炮配属部队。
六月三日，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攻。激战四昼夜，赣军向赣境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
靖国军反攻获胜后，李烈钧联络在衡、宝以南屯集的湘、桂军，拟相互策应，大举北进。由湘桂军负责攻取衡、宝，滇军负责攻取坝州；另调驻守潮梅的方声涛部由梅县出武夷山，直捣宁都。
但此时粤、桂军意见分歧，俱无战意。
陆荣廷则主张“湘边现状，宜取守势，虽有生力军到，亦不必汲汲进攻，但以保守桂边，静待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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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李烈钧奉调为广州军政.府参谋长，其三路反攻计划遂成泡影。
此后，滇、赣军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义之间，再无大的战事
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
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便停止了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拟把张作霖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
五月九日他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
五月二十四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
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致使他们厌战的情绪更加高涨。与此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乎徐树铮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
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符；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对他所部任意加以调度。随即急令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奉军不行，小徐只好又来打吴佩孚的主意。
五月二十六日他由汉口到长沙，二十七日亲自到衡阳见吴佩孚。他眼光很准，认定吴佩孚是一个真正干将，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便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六月一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在段祺瑞面前大大称赞吴佩孚一番，建议笼络吴佩孚拆曹锟的台。
等级观念极强的段祺瑞，本没把吴看在眼里，听了小段的想法，觉得很有道理，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加以褒扬。六月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
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级，与督军同级。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了。
身居高位的段祺瑞，直接给一个师长打电话，是多大的荣幸呀！但这样的恩宠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无论如何不再向前进兵了。
六月十五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订立了停战协定。
八月七日发表了致李纯的电报，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
二十一日，又发表致冯国璋的通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的转变，应该与以下原因有关：
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
二、湖南之战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嘉奖虽然有他的份，但等级最低，这不能不使他这个自认出力最多的人心生怨恨。
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的氛围日益浓厚，将士厌战情绪不断升高。
四、左路军在湘西几乎被湘粤联军全歼，这一战给吴的心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车不落险地”，他很清楚，他的这支部队再往前打，势必孤军深入而前途未卜。
五、最重要的是，吴在征湘之战中开始所以那么积极，是想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现在目的已达成。手里这支武装是吴安身立命之根本，他必须加以珍惜。
六、养敌自重，就算是能扫平西南，自己也就失去了价值。
徐树铮虽然很会耍手腕，也会笼络人，可这次却是很失败。
他在衡阳和吴谈得非常投机，答应补助吴若干军费，以及发表吴的孚威将军名义，以交换吴佩孚的完全听命。
却不料衡阳密谈这一幕竟被曹锟知道了，大为光火，徐树铮竟收买他的部下，立刻提出严重的质问。
而吴佩孚则以为是徐树铮故意泄漏，以挑拨离间他和曹锟的关系，使他自己无法做人，从而对徐恨之入骨。
张怀芝和曹锟本来都是激烈的主战派，忽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曹锟一再请求回直隶养病，五月二十九日没有等待段祺瑞同意，就离开汉口，还把第一路司令部全部带走。
三十日张怀芝也率领亲信径返山东。这两位大将在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打算发出一个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
段祺瑞听说前线将帅公然主和，大为震动。赶紧活动疏通，花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
三个原来的主和派和三个原来的主战派，现在他们竟结成一体，最严重的是这个新的主和派领袖竟是曹锟。这对段的打击极大。他越来越感到他的武统大业，已经深陷危机。
祸不单行，直军前线全体将士也联名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与此同时，前线直军的五位旅长也联名发表请假的电报。这五位旅长是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请假就是怠工示威，五位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
第311章 阎王票子
新主和派的出现，显示北洋派内部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过去段祺瑞的皖系主战，冯国璋的直系主和，曹锟以直系大将而参加主战派，促成了段在冯段之争中稳操胜券。现在，正当南北战争的有利形势落入北军手中时，形势发生了逆转。
主和势力的大增，致使厌战情绪就像一种流行病一样，蔓延到整个主战阵营里来。就连主战阵营中的那个极.端.分.子倪嗣冲，也不愿让他的安武军再冲锋陷阵了，借口久战需整休。请求北京政.府把他的军队调回。
为什么主战的将军们在紧要关头都争先恐后急转弯呢？除了漫布全国的反对内战、反对亲日的呼声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张敬尧部队的军纪太坏，使北军在湖南不但是不受欢迎，而简直深遭当地民众的憎恶。
这些军人平日未必把民意当回事，但处于被极端憎恨的环境中，目光所及都是愤怒，稍不小心就遭人算计时，该知道人心向背有多可怕。有的地方，北军人员都不敢单个离开军营，因为常有人不明原因的失踪。远离家乡，当逃兵的可能性很小，大多应该是被老百姓偷着打死。
身处这样的环境中，谁受得了，谁不怕。
而另一方面，则是湘东反击战的威慑作用。北军上上下下都清楚，南军在抵抗北军的战场上主力并未受损，尤其是桂军。如果再往前进军，西南内部肯定会顽强抵抗团结对敌，到时这谁胜谁负就要另说了。
段祺瑞心里清楚，在这样的情势下，再催促前线的北军进攻肯定是不可能了。虽然不甘心，虽然不情愿，他也只能把对湖南的“攻”改为“抚”了。
于是，派赵春霆为湘南镇守使，兼湖南招抚清理局局长。派员分途招抚南军，凡愿受抚者，一律改编为“国军”。官兵仍供原职，凡不愿入伍者，准其给资遣散。这是一个很有效地分化南军，尤其是分化湘军的策略，段无论如何不想改变武力统一的初衷。
就在这个时候，在广东兵败被逐的龙济光到了北京。这人脸皮很厚，打了败仗还到处自吹自擂，说他在广东还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得到有力的支持，打回广东是不成问题的。
另外，他说曾垫了笔军饷一千万元，要求北京政.府发还给他，真是什么时候都不忘发战争财。
难得有这样忠心耿耿主战的人，段祺瑞对龙济光极尽拉拢，正想利用他来作为示范。仍然称他为两广巡阅使，给他以热烈地欢迎。
龙济光向段要求，准许他在北方招募新兵三十营。加以短期的训练，然后由海道运赴广东，作为反攻广东的基本力量。
段答应龙济光在天津设立振武新军办事处，发给他一笔军费和一批军火。同时大肆鼓吹，说广东内部“有隙可乘”，龙巡阅使在广东仍有潜势力，以此来壮大主战派的声威。
段祺瑞在北京又拟定了第五期作战计划，是在湖南采取守势，但在广东采取攻势。
六月十日，段祺瑞召见旧国会参议长王家襄，了解有多少国会议员南下？
王说：具体数目他不清楚，但最近又有不少议员到了广东，非常国会很可能凑足法定人数改开正式会议。
段说：“我现在将派四万五千人打广东，两个星期开始攻击，请你告诉议员们，千万不要再去广东。凡是附和南方的，一概格杀不论。”
王家襄，字幼山，绍兴人。父官亮，曾任河南怀庆知府。幼年丧母，十二岁时随父至任所，由名师授课。父病殁，扶柩南归。屡试不第，改习法律。
清光绪三十年(1904)，以县丞分发江苏。旋赴日本留学，入日本警视厅特设警察专科学校学习，主编《中国警察讲义录》。
清光绪三十二年毕业回国，历任浙江全省巡警道参议、绍兴府巡警总理、浙江警察学堂教习兼提调、省警察总办。
宣统元年(1909)，任浙江咨议局议员。
一九一一年，任吉林巡警总办。
一九一二年四月，被浙江省议会选为临时参议员。五月，参加共和党，被选为理事。一九一三年，当选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继任参议院议长。
同年五月，参加进步党，任党务部部长。
一九一四年五月，为袁世凯时期参政院参政、副议长，制宪委员会委员、总统选举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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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八月，国会恢复，仍任参议院议长兼宪法会议议长。是年冬，与梁启超等组成宪法研究会。次年初，出任河南中福矿务公司督办。
一九一八年，参加发起“和平期成会”。
此人善口辩，登台演讲，议论滔滔，切中时弊，语惊满座。
为人正直，任议长期间屡拒军阀巨款贿赂，曾设法营救过被卢永祥设计陷害至死地的徐锡麟之弟徐锡麒(叔荪)、
段祺瑞此次组阁后，一直没有到总统府去看过冯国璋。
有人提醒他，冯目前仍然还是总统，总理应该去见见总统。段当时表面上虽然不以为然，但还是记在了心里。
总要给自己找个借口，找个由头。
五月三十一日，段到总统府见冯，报告中日交涉已告一段落，并且说今后仍当随时报告。态度谦卑，倒使冯受宠若惊。
六月七日，一直住在天津的徐世昌突然到北京来。他抵京后，倡议冯段合作，同时主张在北洋派内取消内争，直系皖系的界限应该同时消除。
过去人们都说徐世昌是活曹操，冯段交恶时，大家认为徐世昌应该站出来调和，而徐却躲在天津不肯见人。
梁士诒由北京到天津时，也曾力促徐入京当调解人，徐对梁士诒说：“过去黎时代，府院是明争，我尚能调解，如今是暗斗，我无能为力，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当徐到北京大倡调和冯段之争时，大家都猜想北京政局在酝酿新的变化，否则徐不会贸然到北京来的。
徐世昌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到北京来。
这时，皖系又筹划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题不仅讨论军事，还有选举总统的问题。曹锟主张这个会议仍在天津召开。
对于总统问题，段祺瑞在会上摊了牌：提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他自己则表示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意退为副总统，他可以支持。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
段说他这样做，没有私心，也没有个人恩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北洋派。徐世昌是北洋的元老，众望所归，在很多人看来是北洋人中，可以把各方团结起来的不二人选。
督军团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为代表，于六月十五日到北京，面谒冯国璋。询问冯能不能退而为副总统？
冯马上表示“不为”。
因冯段两人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子，这一来，曹锟就有希望出任副总统了。
六月十九日天津会议正式举行，除督军团各督军和督军代表外，还加了个龙济光。
会议一致决定通过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通过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
曹锟是因为副总统已是指日可得，所以马上由主和转而主战。
张怀芝厌战是因为想回山东老巢。不料他回到山东后，代理山东督军张树元不肯交还督军位子。于是只好到南方找地盘，因此他便也由主和转为主战。
张怀芝愿意赴南指挥军事，正好符合当时的需要。因为曹锟既然要当副总统，自然不愿赴南方，其他的主战的大将如张作霖、倪嗣冲等都不愿离开他们的地盘。张怀芝在北洋派中资格颇老，而他已“无家可归”，正好成为段对南第五期作战统帅的人选。
虽然张不是能征善战的良将，但总比派不知名或资格浅的人来得妥当，于是张怀芝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南征主帅。
张怀芝虽然余勇可佳，愿意担任征南统帅，可他应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必须找一个能征善战副手。这个人选，当之无愧的是吴佩孚，于是他向段祺瑞悄悄地提出这个要求。段祺瑞正欣幸他愿意挂帅出征，自然立刻答应。
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发表了下列几道命令：
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
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令魏宗翰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令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省长。
北洋年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征”堂而皇之被“援”取代。也就是说，所谓“援”就是征讨。
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一跃而为“四省经略使”，在民国政.府中这可是最大的地方官。戏文里有“八府巡按”，是不是确有其事没有考证，但就算有，也是很久远了。
印铸局特地替这个新官。铸了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
这一来便显示曹锟的地位是在各省督军之上，也就是副总统的候补人，自然让他心满意足。
表面上看起来段祺瑞很捧曹锟，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段生平最重资格，以前看不起黎元洪，是因为他在满清只做到协统，曹锟布贩出身，段怎会看得起他？曹锟在北洋派中本以“老实人”出名，可这次反反复复，证明老实人也会玩花样，段在瞧不起曹的出身而外又加上了对他的不信任。
第312章 安福国会
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后，竟留在天津私邸花园内整日饮酒看花，看不出有南下之意。
段祺瑞给他四省经略使名头，只是想加重他对川、粤两省的军事责任，想不到适得其反。
北京政.府一再电促其南下，他的回答不是电请先发欠饷，就是请准确划定经略使权限，顾左右而言它，就是绝口不提南下就职。请他到北京来，他也不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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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因人而设的事，这民国的经略使是个什么官？管些什么事？和地方和中.央的权责如何划定？有谁能说得清？
这位民国最大的地方官，既不南下，也不来北京。竟向北京政.府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
这个问题，北京政.府倒是不难回答：“军火将充分供给，不必管理兵工厂。”
张怀芝本想和他一同南下，见他毫无启程的意思，实在心焦。
但是，也真是不敢得罪这位爷，无奈地拍着曹的肩膀说：“老弟，我去山东一趟，你哪天南下？约个日期咱们一道儿走。”
六月下旬，北京府学胡同段宅破获了一件行刺案。皖系的人以为是冯国璋所主使，一时间，使得本来已趋于缓和的直皖关系骤然紧张。
还好，很快查明，是辫子兵的余孽想替张勋报仇。在北京组织一个秘密机关，主持人名叫陈炎。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投炸.弹，结果被抓个正着。
民国七年的湖南战争，一下子使吴佩孚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这应该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个新的开始。
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担任了张怀芝的副帅，事先未曾征求吴的同意。段祺瑞认为曹锟态度已转变积极，吴自然也会积极主战，没有必要征求他的意见。
怎知命令发表后，吴却置之不理。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只是在衡阳饮酒赋诗，一不留神成了闲云野鹤。
衡阳是彭玉麟的故居，吴秀才对彭很是仰慕，仿彭画梅，对彭的后人爱护有加。
彭玉麟（1816年12月14日—1890年3月6日），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吟香外史，祖籍衡州府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生于安徽省安庆府（今安庆市内）。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人称雪帅。
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
彭玉麟于军事之暇，绘画作诗，以画梅名世。他的诗后由俞曲园结集付梓，题名《彭刚直诗集》（八卷），收录诗作五百余首。
端午节前夕，段祺瑞自北京急电，命吴佩孚部进攻两广，承诺拿下广东后即指派吴为广东督军。段以为这个督军肯定让吴诚惶诚恐、心花怒放，没想到吴根本不屑一顾。他在电报上批一个“阅”字，便把段的电报束之高阁了。
第二天端午节，吴邀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一块饮酒。席间湘军将领派至衡阳的代表竟赫然在坐，不难发现，此时的吴与南军关系已非同寻常。
民国七年年六月十四日，徐树铮忽然在天津枪毙了陆建章。
陆建章于六月十三日由上海到了天津，他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系中人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
这次督军团又要在天津开会。所谓出水才见两腿泥，不到黄河心不死，冯国璋还是想有所作为，暗中授意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把他的父亲叫到天津来。
其目的是想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争取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段。他觉得督军团已经不是铁板一块，曹锟的态度举足轻重。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老资格，绝不会怀疑有人会对他下手，便如约前往。
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有卫士从后面开枪将其击毙。
关于杀陆的原因，徐树铮向政.府报告说：
“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独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讵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大骂，皆破坏大局之言。
“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即又厉声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从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陕豫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令受公节制如何？’云云。
“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施行”。
杀陆之后，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嘱咐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
命令曰：“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十六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祺瑞赠给陆建章家属五千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
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
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以冯旅于十四日攻占常德为由，任冯为湘西镇守使， 二十二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
这一手还很管用，冯玉祥心里是如何想不得而知，但他在表面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去打广东。
陆建章在民国二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时，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没想到最后他本人，竟也死于“阎王票子”，可谓现世报应。
开始传出的消息是陆建章被扣。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等曾毓隽到达时陆已被处决。
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看来，徐树铮杀陆建章另有原因，只是不能为别人所知。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让人感到可怕。第一个是徐树铮，他这年才三十九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关系密切。徐树铮下死手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此的心狠手辣，令人胆寒。
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就因为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被授以勋四位，竟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事人一样，实在是非常人可比。
自己派出去公干之人，惨遭杀害，他这个大总统不但不能为冤死者做点什么，还要成为杀人帮凶，冯国璋良心何安！
从十九日起，他便托病不见客，害怕有人进一步追究责任。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已经发出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不作为，他怕陆家人找上门来。
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与暗斗。
第313章 如此选举
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外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内里是北洋派乃至皖系内部的，因各自私利驱使而相互猜疑、相互倾轧。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指望了，因此而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装。
遂命徐树铮在小站，以参加欧战的名义，先建立起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愿望。
曹锟越来越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不能不对其深怀戒心。
但是，徐树铮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还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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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这颗“定心丸”， 曹锟又半信半疑了。
七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到了天津。三十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
三十一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一次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者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是继续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而且力推段祺瑞为副总统。
明知段无意于这个副总统，张作霖为什么还要如此卖力地劝进呢？其实，正因为段没这个心思，张才来这么一出，原来，是他自己看好了副总统这个位置。他此举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推举一个副总统，段不干他不就有机会了。
事情明摆着，谁也不傻，都看得清楚。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赶忙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这个意见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发现张作霖窥视副总统的位置，又想用这个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而副总统位置“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又可以用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岂不两全其美！
至于将来怎么办，小徐可管不得那么多。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徐树铮已经表示过，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
但风云突变，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又在旁虎视耽耽。
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已拒绝作战，并和南军订立了停战协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他想战就能战的了。这样一来，他如何能成为“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
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一手，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
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
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在他看来，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耕”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积极，各省督军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把前线的军队替换下来。
但张作霖的积极只是停留在嘴上，轮到要有行动了，他又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至于真需要时，他会怎样，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理所当然遭到各方的反对，耗尽了别人的气力，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当别人是小孩子吗？
于是，这个问题大家便争论不休、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对督军本人没参加也没有代表列席的各省则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明显是针对直系的长江三督，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
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
长江三督很快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但除了争执，什么事都无法议决。各省督军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一千五百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
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
段祺瑞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最终还是妥协，在八月九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
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
八月十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坚决反对，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又有精力关注中国了。
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同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他们更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全力阻止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
由此，便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出强烈抗议。
日本政.府迫于压力，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便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于是，发行金币的事也就只能落空。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不少，但最急迫需要的是军火。
天津会议是七月三十一日开始的，八月九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回，张作霖却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竟无意中发现，从三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五百五十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一百八十余万元。经他他进一步追查，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小徐竟敢对他搞“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他心中对这个小徐已经很厌烦，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负人欺到了他的头上，怎么可以？
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声言找小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向张谢罪。
那些钱本来不是给奉军的，只是经一下他们的手。现在倒好，弄假成真，还得承诺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段祺瑞觉得很亏。
民国七年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于二月十七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组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
为了控制国会选举，由徐树铮在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
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而成的。
中和俱乐部是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团体组织。
靳云鹏、李经羲、李国筠等人发起，由平社、澄社、宪法协议会、苏圆、尚友会、衡社、友仁社、静庐、正社、新民社、宪政会等小政团合并而成。
其章程以交换政见，联络情谊为宗旨。
各政团各推举代表六人为交际员，每星期开会一次。
这是个完全依附和支持段祺瑞的组织，被称为段的御用工具。
在安福俱乐部成立前， 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聚会。当时是一个寻常俱乐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
一九一八年初，皖系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开始讨论国会选举问题。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确定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为正式成立日。
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以政党面目出现。
安福俱乐部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
安福俱乐部实际上是支持段祺瑞的政党组织，其作用是收买议员政客，操纵国会选举。
第314章 吴秀才其人
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粤、桂、滇、黔、川五省均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
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各省的选举人，由这些选举人再选举国会议员。众议院初选和复选的日期分别定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和六月十日，参议院初、复选日期为六月五日和二十日。
第一阶段众议院选举，被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描绘成“流氓作风的真正胡闹的活动”。
他写道：“选票行情和日常的市场涨落一起记录在当地报纸上，就像一件可买卖的商品，与大米或豆饼或其他商品的地位相等。”
选举监督截留大批本应分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填上假选民的名字，投入票匦，或雇佣”乞丐、小贩、算命先生、农民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投票，这些都是寻常事。
另外，选举助理也可以将一批选票卖给候选人，由他按同样方式处理。有些候选人由于未能买到足够的选票，就雇佣流氓到投票站去抢。还有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让他们退出竞选。
翟比南报告说，在第一级参议院选举中，情况较为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选票。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院的选票从一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
这个国会的产生多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段祺瑞内阁支出了一千万元的选举费。
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十万五千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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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
在江苏，五月二十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
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七县先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八县先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民国初选民是有条件的，比如财产限制，也就是说很穷的人是没选举权的）。
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在四百七十席次中获三百三十席次，旧交通系获一百二十席次，研究系只获二十余席次。
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
提到安福国会，人们马上会想到卑劣丑陋四个字，安福国会已经被永久写在历史的耻辱簿上。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以前到北京报到，八月十二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
八月二十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二十二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龄为副议长。
安福系的议员开会前每人先预支出席费三百元。
王揖唐（1877年—1948年9月10日），安徽合肥人，
早年继承父业，以教书为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殿试高中二甲第五名进士，被授予兵部主事。当年十月，得军机大臣徐世昌推荐，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光绪三十三年回国，任东三省督练处参议，后升任吉林兵备分处总办、陆军协统等职。
“辛亥革命”爆发，王揖唐被怀疑参加革命，遭到通缉，只身逃到北京。民国元年，袁世凯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王揖唐投靠袁，任大总统府秘书。
民国二年，袁世凯召集国会，王揖唐被圈定为参议院议员。他奉袁世凯意旨，把持统一党，使该党成为袁氏的政治工具。
民国三年一月，任约法会议议员，为袁氏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鼓噪呐喊。
五月，根据“袁氏约法”成立资政院，王揖唐任资政院资政。
九月，出任吉林巡按使，但为吉林将军孟恩远所不容，任职七个月后郁郁而归。
袁世凯筹划帝制时，王揖唐极力劝进，袁氏称帝后封其为一等男爵，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织内阁，王揖唐又以同乡关系投靠段氏，被委任为国务总长。
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投敌，官至伪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议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刘恩格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而当选副议长。
八月十二日“安福”国会开幕前，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
电云：“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
“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
“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谂贤哲。”
冯国璋这通电报极得中外的好感，因为他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并且放弃竞选总统，这些都能博得人的同情。冯电发表后，广东军政.府立刻拍发一电呼应。
电云“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忍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南方的反对，是预料之中的事。
正当一切都按着段祺瑞的预想，顺利进行之际，想不到晴天响起了雷声，
八月七日,在湖南的吴佩孚竟致电李纯，痛斥武力统一的亡国政策，反对包办民意的选举，和以外力为背景的内战。
电云：“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靡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
“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以上各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近测南军心理，均不愿战。用特电达，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
这是一篇很动人肺腑的通电，直接挑战段祺瑞的权威。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指责段，甚至西南各省也没有骂过这么激烈。
八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又领衔发通电请冯国璋下令主和。
电云：“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师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该电没有得到冯的答复，不过长江三督有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提议。
第315章 徐世昌当选
段祺瑞认为这些肯定都是冯国璋搞出来的，其目的是想拖延总统的选举。在他看来，像吴佩孚这样的一个小师长懂什么，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他决定予以迎头痛击，随即指使张作霖。倪嗣冲等发通电，坚决主张继续对南用兵。他自己也有电斥吴“师长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
段祺瑞说吴佩孚职卑位低是不错的，他不过是个师长。但是，段在很大程度上，栽跟头恰恰就栽在这个他没看上眼的小师长身上。
这可不是个一般的师长。带的队伍能征善战，驻防最前线，军纪又好。最重要的是极善审时度势，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自此开始，中外开始对这位师长刮目相看了。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东蓬莱人。
光绪五年（1879年）入私塾读书，置身喧闹中仍静心背诵功课，格外受先生器重。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吴佩孚高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他因此而常被称为吴秀才，蓬莱秀才，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春，吴佩孚得堂兄吴亮孚资助，投天津武卫左军聂士诚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吴佩孚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九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成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吴佩孚放弃进学堂继续学习的机会，投天津陆军警察队任正目、额外初等官。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曾任北洋军教官）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吴佩孚。
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勋以资表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投奔清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以其才智和灵活，逐渐得到曹锟的赏识和重用，于是，便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发生在吴佩孚身上的奇闻轶事很多。
他如何由秀才投军的呢？据说当了秀才的吴佩孚在登州染上了鸦片烟瘾，常到烟馆中抽上了两口。当时登州有一个大土豪名叫翁钦生，这一天翁正独个儿在烟馆“雅座”中抽烟打磕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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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才也来上烟馆，赶上普通坐上客满，无法插足，可是烟瘾大发，乃悄悄跨入“雅座”。正遇翁钦生在闭目养神，惊扰了翁的好梦。
翁用鄙夷的眼光呸了一声，伸起了腿对吴就是一脚，大叫说：“滚！”
吴一言不发，红着脸退了出来，心里越想越气，把这遭遇偷偷告诉了登州的几个流氓。大家同意要找翁的麻烦，在翁老太太做寿的一天，流氓们假拜寿为名，大闹寿堂，把翁家搞得天翻地覆。
事后翁告到州府，吴佩孚便和流氓们逃出了登州。
吴转辗逃到了北京，在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投宿。这家隆庆栈是山东蓬莱人开的，店主姓孙，看见这个穷秀才甚是可怜，但念在老乡份上，让他住下。
想帮吴找点事干，问他会做些什么？
吴说：“我什么也不会，只会写春联。”
孙老板说：“写春联没有用，一年到头能写几多，还是算命的好。”
于是吴秀才便在崇文门外搭起课棚来，以六爻卦糊口，过起了朝不保夕，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有一天，来了一位操蓬莱口音的人来问卜，吴佩孚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
来人笑着说：“老弟啊，怎么你连你堂哥哥都不认识了？”
吴仔细一看，竟然是多年不见的堂兄吴亮孚，两个人在家时关系本就很好，他乡遇亲人，吴不由自主地流下了辛酸泪。
吴亮孚说：“我昨天打这里路过，见你端坐课棚，真没想到你中了秀才却落到这等模样，好吧，咱们喝两杯去吧。”
于是吴收起了课棚，随着堂兄到一家杏花村小馆子，两兄弟一边喝酒，一边细诉衷肠。
吴亮孚说：“兄弟，你怎么落到这般模样？”
吴佩孚便把自己在登州的事，以及到北京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不得已才摆摊课命种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堂兄。
吴亮孚一边劝酒，一边叹息，最后用十分诚挚的语气说：“兄弟，算命既不能糊口，更没有前途，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你念过书，中过秀才，可是做官大概没有你的命。依我看不如去投军。你如果投笔从戎，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八年十载你不出人头地才怪呢！我们吴家像你这样人还没有第二个，赶快收拾起课棚，要零钱花用从我这儿拿。”
说着便从身上掏出几锭银子拿给吴佩孚，吴接了银子感动得哭了起来。
就这样，蓬莱秀才投笔从戎，烧了课棚去参军了。
很多年后的一天，吴佩孚赴北京领饷折回长春。刚下火车，迎面来了一个熟人。真是冤家路窄，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曾经欺负过他的翁钦生。
翁在长春开了一家旅店，前来料理店务完毕，准备南归。
吴一手把翁拉住，翁颇觉惊讶，不知这位军官是谁，定睛一看，吓了一跳。眼前这位军官竟是多年前被自己赶出登州的吴秀才，他舌头和嘴唇都大了起来，话也说不出口。
嗫嚅地说：“吴秀才，你？……”
吴哈哈大笑，一边抓住翁不放，一边说：“真巧，他乡遇故知，住几天再走。”
翁听了更害怕了，赶快说：“有事要上大连非走不可，下次来长春再来拜望。”
怎知吴执意不放，扬头叫了一声卫兵来，把翁老板行李送到营盘，然后便不由分说地拉了翁就走。
翁面色苍白，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跟了吴管带走出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想：“当年一页旧怨，今天冤家路窄，吴秀才变了吴管带，不挨揍五十大板才怪呢！”
吴拉着翁走时，也正想着心事。他的想法正和翁相反，想的是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逼自己离开山东家乡，至今最多不过还是个穷秀才，与春花同落，与秋草同腐。幸而被他一迫，自己才投军，方得有今天，应该好好招待他。
于是，他把翁拉到营盘殷勤话旧，盛筵招待，并且请他带信回家。
吴自离别山东，家乡还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消息，带消息的竟是他的仇人。
翁钦生回家后逢人便宣扬：“吴秀才做了管带了，在长春，还请我吃饭，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足见这蓬莱秀才还是很有胸襟的。
吴佩孚驻军岳州时期，颇能谦和容士，常和湖南士绅过从。
他是秀才出身，能文能诗，治军又严，部下军风纪甚好，这许多条件使他受到地方人士的爱戴。
有一位饱学乡绅王某对他尤好，有一天王某曾向他进言说：“外人常说湘人排外，其实这是不知湘人的皮毛之见，湘人重气节而轻死生，北军如果以征服者姿态高压湘人，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倘以合作手段厚结三湘豪杰，约束士兵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木，则湘人必翕然心服。”
吴佩孚听了颇为动容，日后他在湖南便以此为政治信条。可见，他是很能听得进别人意见的，不是个固步自封之人。
吴佩孚何以从一个征南急先锋变成了主和的中流砥柱。
除了前边提到的因素外，对他触动最大的是这一次国会选举。
如他在给李纯的电报中所说：“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
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留。
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胡作非为，殊不知民意不可欺。吴秀才的仗义发声，应该是对安福国会胡作非为的惩处。
封建等级制度虽然被推翻了，但人们的等级观念还根深蒂固。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竟敢于如此评说国事，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于是，他的发声被当时的人们誉为“狮子吼”。
吴佩孚的“狮子吼”，使北方政局大为震动，也使冯国璋和他的老长官曹锟都为之不安。
曹锟有电和言悦色地斥吴：“吴师长通电，殊属不明事理。”
后来曹听说段为此很生气，于是再有电训吴：“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
曹锟有他苦衷，他人在天津，这时天津已经成为奉军的地盘，而徐树铮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狠角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知道，吴佩孚的帐一定都记在他身上。
于是，他一面通电斥吴，一面赶紧南行，离开虎口天津回大本营保定。
冯国璋也有电：“吴师长激于意气，……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即行入名。”
可是吴佩孚依然继续通电主和，还把前致冯国璋的电文全文送交全国各报刊登。
吴的通电立刻得到西南将领的响应。
谭浩明、谭延闿二十三日致电吴：“奉读马电，大义凛然，同深赞服，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并通电西南各省，以为洛钟之应。”
陈炳焜（新任广西省长）、莫荣新、湘西将领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也先后通电响应。
段祺瑞大动肝火，发电痛责吴“受人煽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
言道：“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责任内阁关系巩固国家之中枢，政令所由出，图私利者不能反对，不敢反对，阴使人反对之，是破坏国家，使人干犯纲纪，计非不巧，然而端人绝不为之。况春秋诛心，岂能逃千秋斧钺？尔何受其欺。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
此时，张作霖、倪嗣冲也有电对吴进行指责，同时也对曹锟表示不满。
将在外，曹锟身在北方，也很为难。
于是便在保定发电，通报北方各省说：“接吴师长马电，不胜气忿，当即发电申斥，文曰：马电悉，误会元首文电，居然通电主和，一意迳行，将军人天职全行忘却。……该师长等屡次坚持己见，竟以陆荣廷、赵恒惕之言为可信，牵动大局，此固国家之不幸，实亦鄙人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鄙人一息尚存，决不忍坐视该师长等受人愚哄，陷国家于危亡。务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等语。锟赋性愚拙，惟知拥护中央，服务命令。今该师长等有此举动，谅系奸人挑拨，欲破坏我北洋团体，锟现在保定，即日南行，策划进行。”
皖系和主战派都破口大骂曹锟是北洋团体的内奸，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曹锟这时的处境，就和不久前李纯的处境一样，天天要忙于答复各方面的责难。
第316章 爆炸性事件
任凭风浪起，吴佩孚在衡阳则照样我行我素，完全不理会各方的反对和谴责。
别人有问，他必有答，别人有来言，他有去语。这是个极善针锋相对的人，因为段祺瑞电报中责吴说“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句。他便在复电中戏称段为“我师”，自比“诤子”，他说自己通电主和乃是“仿照我师在孝感时通电主张宣布共和，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
段的电中说“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吴的复电则说：“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指冯代理总统）。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吴秀才的巧言善辩，让段祺瑞哭笑不得，也让世人引为笑谈。
他在通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张作霖回击：“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蛮军（指奉军）满布畿辅，雷震春、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瑷等遁迹津门，与某督秘密连系，是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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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吴又有电致段，否认主和是受人之欺：“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即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势所趋，非和无以善其后，如果中央能欣念民主……毅然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当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
在保定的曹锟很无奈，对于自己的这个得力干将，只能是善言训斥：“宥电悉，引经据典，大放厥词，施之于同等尚且不可，顾可于尊长之前妄发议论？宁不知芝揆（指段祺瑞）再造共和，淡于权利，只以大局所关，同人邀请，不得已再出东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实因南人复反也。……来电谓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特权，不知媾和者，乃对外，国内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于讨伐之一途。又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该师长信以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与该师长有师生之谊，应即具电婉言谢过。幸勿再逞意气，致贻他人以口实。是为至要也。”
吴佩孚对北方局势看得很真切，他了解段祺瑞今日在北洋派中，只是一个虚声号召的领袖，并没有强大而坚固的实力作后盾。至于那些气壮如牛的督帅们，又都是些自私自利之辈。吵吵闹闹是可以的，一旦真刀真枪就胆小如鼠了。
事实上，无论是段祺瑞还是曹锟，不管对吴秀才如何不满，但也只是口头上指责，而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诸如撤职查办之类。
吴虽只是个师长，但手握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又驻在最前线。如果把他逼急了，率部投向南军，后果肯定不可设想。
这位吴秀才果然有持无恐，竟敢发电叫号：“如不允下停战令，师长等回防待罪，请即派员接替。”
曹锟不是不爱护吴，只因身在北方，身不由己。又何尝不知吴是他的政治资本，但投鼠忌器，只好作面文章，用电斥吴来敷衍各方。
三十一日吴佩孚有答复曹锟电，表示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
北方军人中也有多人附和吴佩孚主和，如原驻防江苏，刚调到江西的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就几次发出通电响应吴。
吴佩孚也借此大做文章，把所有同情和响应他的通电都转交全国各报发表。
自己营垒内的反戈一击，有更大的杀伤力。主和声浪和谴责中日密约、痛斥安福国会呼声汇集到一起，波涛汹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段祺瑞被逼无奈只能把武力统一政策推迟一步了。八月三十一日国务会议决定，命令前敌各军暂取守势。
这样一来，吴秀才这个小小的师长，就一跃而成为扭转乾坤之人。
不仅如此，同日，段发出通电，宣布本人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
电云：“往者滇黔诸省独立自主，祺瑞仰承明令，从事讨伐，方据全胜之势，忽倡调停之说，祺瑞引咎乞休。讵中央方从事调停，而长岳失势，荆襄扰攘。彼时祺瑞专事筹边，不愿再综政权，而大总统亲自敦促，我同袍函电交驰，迫不容己，重负仔肩。受任以来，仍以统一为职志，和平为希望，与大总统同心同德，备挽劫运。荏苒经时，而统一之局尚需时日，将士疲劳于外，人民疾苦于下。
“今值国会告成，组织大总统选举联合会，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所有前敌各军队，希即明修战备，严防煽惑。倘有疏虞，危及国本，则前敌诸将领与任地方之责者。对于国家人民，皆有不可辞之咎也。”
段这通电报是在安福系操纵的国会已经开会，改选总统，合法倒冯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发出的。他先表示下野，是以此迫冯国璋实践同时引退的诺言。
但他下台后，不但是新选的总统的后台老板，还保留了参战督办职务。说是下台其实还是在台上，而冯下台可就是真的下台了。
冯段两人的斗争，在安福国会召开后，冯已是彻底失败了。
段系决定不顾一切改选总统，南方的桂系则尽一切努力想延长冯国璋的总统任期。
八月三十一日广州非常国会宣言，将继续召集护法会议，并进行总统的选举。对于所有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和公布的法律，一概认为无效。政学系的议员进一步主张即选冯国璋为大总统。
九月二日广州的军政.府发表宣言，否认安福国会有选举总统之权，如果选出了总统，西南决不承认。
段祺瑞仍然一意孤行，为怕选举发生意外，召奉军一旅开到南苑。
张作霖借机向北京政.府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而康有为又公然到了北京，于是北京内外人心皇皇，以为又要发生第二次复辟。
九月四日，安福国会组织两院选举，到会议员四百三十六人，徐世昌以四百二十五票高票当选为总统。
据说投票前每位议员都领了出席费和一张徐世昌亲笔题名的照片，少数不受控制的议员则以每张票五千元收买，由安福系所办的华通银行付款。
整个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出的。议员们在投票后，段内阁分别不同身价聘他们为顾问、咨议，每月送干薪二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九月五日继续选副总统，两院议员到者仅八十八人，因人数不足流会。副总统本有四个人有希望竞选，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冯、段已有承诺同时下野，张作霖亦自动放弃，于是只剩下曹锟一人。
交通系主张不要选北洋军人，“以免西南更走极端，俾让徐世昌发动和平”。代言人是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
北洋部分军人认为梁是广东人，说他是想促成南方人当副总统，梁士诒则说他是希望缓选副座以留待对统一和平有功之人。
梁曾有函致北洋军人申述自己意见书云：“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固结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足令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
“此足令国家分裂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
梁士诒因此一主张而和直系结怨，日后梁组阁受到的激烈反对，很大部分由此而起。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有电谦辞，这是北洋政.府官僚们例行地故作姿态。
电云：“国会成立，适值选举总统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选，世昌爱民爱国，岂后于人，初非沽高蹈之名，并不存畏难之见。惟惓念国家杌陧之形，默察商民颠连之状，质诸当世，返诸藐躬，实有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者。并非谦让。实本真诚，谨为我国会暨全国之军民长官并林下诸先生一言，幸垂听焉！民国递嬗，变乱屡经，想望承平，徒存虚愿，但艰危状况，有什佰于当时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纪纲不肃，人心不定、国防日亟，边陲之扰乱堪虞、欧战将终，世局之变迁宜审。
“其他凡事实所发现，情势所抵牾，当局诸公，目击身膺，宁俟昌之喋喋？是即才能学识，十倍于昌，处此时艰，殆将束手，此爱国而无补于国，不能不审顾踌躇者也。国之本在民，乃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灾，商业之停滞，金融之顿挫，土匪劫掠，村落为墟，哀哀穷民，无可告诉。吏无抚治之方，人鲜来苏之望，固无暇为教养之计划，并不能苏喘息于须臾。忝居民上，其谓之何？睹此流离困苦之国民，无术以善其后，复何忍侈谈政策，愚我编氓？此爱民而无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
“然使假昌以壮盛之年，亦未尝无澄清之志。今则衰病侵寻，习于闲散，偶及国事，辄废眠食。若以暮齿，更忝高位，将徒抱爱国爱民之愿，必至心有余而力不足，精神不注，丛脞堪虞，智虑不充，疏漏立见。既恐以救国者转贻国羞，更恐以救民者适为民病，彼时无以对我全国之民，更何以对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尔以从，心所谓危，谨用掬诚以告，惟我国会暨我全国之军民长官，盱衡时局，日切隐忧，所望各勉责任，共济艰难，起垂蹙之民生，登诸衽席。挽濒危之国运，系于苞桑。昌虽在野，祷祀求之矣。邦基之重，非所敢承，干济艰屯，必有贤俊，幸全尘翮，俾遂初服。除致函参众两院恳辞，并函达冯大总统国务院外，特此电达。”
第317章 徐大总统世昌
徐世昌的辞电发出后，北洋派自然是一片敦促如期就职声。
冯国璋收到徐世昌专函，内容和辞电相同，立函复徐世昌，敦请出山，词意诚挚。
函云：“顷奉大函，以国会成立，选举我公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虞棼丝之难理，辞高位而不居。谦德深光，孤标独峻，即兹举动，具仰仪型。惟审察现在国家之情形，与夫国民感受之痛苦，倒悬待解，及溺须援。天下事尚有可为，大君子何遽出此？略抒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来，迭更事变，魁杓既无所专属，法律几成为具文。内则罥斧相寻，外则风云日恶，以云险象，莫过今兹。……
“然危厦倘易栋梁，或可免于倾圯，洪波但得舟楫，又何畏夫风涛？不患无位，而患无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渊襟睿略，杰出冠时，具世界之眼光，蕴经纶于怀抱。与国记枢密之姓名，方镇多幕府之偏裨，一殿岿然，万流奔赴。天眷中国，重任加遗，所望握统驭之大权，建安攘之伟业，公虽卑以自牧，逊谢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绝之纪年，当此固舍公莫属也。邦本在民，诚如明示。尔在兵连祸结，所至为墟，士持千里之粮，民失一椽之庇。疮痍满目，饥馑洊臻，定人谋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厌？
“我公仁言利溥，感人自深，纵博济犹病圣人，恩泽难偏于枯朽，而至诚可格天地，戾气或化为祥禨，况旋转之功，匪异人任，恻隐之念，有动于中，必能嘘备瘠以阳春，挽沉冥之浩劫。公谓教养匪易，虑远心长，实则彼呼号待尽之孑黎，此日已望公如岁也。夫以我公之忧国爱民也如彼，而国与民之相需于我公者又如此，既系安危之重，忍占肥遁之贞，平日以道义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变计矣。
“至若虑蹉跎于晚岁，益足征冲淡之虚怀，但公本神明强固之身，群以整顿乾坤相属，虽诸葛素持谨慎，而衡武讵至倦勤，亦惟有企视老成，发挥绪余，以资矜式耳。国璋行能无似，谬摄政权，历一稔之期间，贻百端之丛脞，清夜内讼，良用惭惶，所代及时，负担获驰，徒抱和平之虚愿，私冀收效于将来。我公为群帅所归心，小民所托命，切盼信期就职，早释纠纷，庶望治者得以慰延颈跂足之劳，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无人之惧，耳目争属，心理皆同，谨布区区，愿言夙驾，专肃奉复。”
对于安福国会的此次选举，南方已表明立场，但不想以徐世昌为敌，便由广州军政.府岑春煊、伍廷芳两总裁联合拍电致徐，劝勿就职。
电云：“读歌日通电，借悉非法国会选公为总统，公既惕世变，复自谦抑，窃为公能周察民意，不愿冒登大位，至可钦佩。惟公之立言，虽咨嗟太息于国事之败坏，而所以致败坏之原因，公未尝言之，此春煊、廷芳所不能默尔而息者。致乱之故，虽非一端，救国之方，理或无二。一言以次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约法》为国命所托，有悍然不顾而为法外之行动者，有托名守法而行坏法之实者，均足以召乱。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斲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在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积，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竟以非法选举之。
“自公被选，国人深感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之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举，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于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盅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有谓公若将就职，而某某等省，可以单独媾和者；国会可以取消，从新组织者；护法各省，如不服从，仍可以武力压制之者，此等莠言，皆欲踞公于炉火之上，而陷民国于万劫不复耳。愿公坚塞两耳，切勿妄听。公从政有年，富于阅历，思保令名，宜由正轨。煊、迁忝列旧交，爱国爱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
南方的态度在预料之中，没有人会感到意外。问题是在北洋系一派劝进中，竟出现不和谐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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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声音不用想也知道是来自那位爱和别人唱反调的吴秀才，他于九月十三日给徐世昌发电说：“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公若就职，民国分裂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
吴这里的主张竟完全和西南领袖一样。
九月十四日曹锟发出通电，不提主战主和，只说“阋墙之斗，权利之争，不宜再见。”虽然不是公开和吴佩孚一唱一和，但又重提反对继续战争，这无疑是因为没当上副总统而大泄私愤。
九月二十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通电，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徐世昌）为调人领袖。这个电报得到江苏的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的响应。曹锟、李纯两个支系的直系军现在是联合起来，倡导和平。
接下来，发生了爆炸性的事件。
九月二十六日，湖南战场上的南北方军的将领，竟联名发出通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 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
南军方面，列名的是：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方面，列名的是：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
这个电报，是吴佩孚所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发出去的。
此电不但无视已经选出的总统，还将北京政.府与广州军政.府平列在一处，这还不算。最让人震撼的是：南北军人联合起来主和，可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的首次。
段祺瑞惊呆了，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而是北方将领背叛、通敌、降敌的问题。对于吴佩孚这个刺头，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不想再忍了，要以通敌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
但他的左右劝都他忍耐。一方面，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另一方面，总统刚选出，还没有走马上任，对吴大兴讨伐之师也不是时候。
安福国会也有议员叫嚷：“吴秀才造反了！”
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遭到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的坚决反对。张敬舜是张敬尧的兄弟，真要是讨伐吴佩孚，湖南的张敬尧肯定首当其冲，张敬尧哪有和吴佩孚的部队作战勇气。众议院议员贺得霖也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是未能交付众议院审查就没了下文。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九月三十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通电。随后，北方督军们纷纷怒发冲冠。
倪嗣冲有言：“谬谈法律，破坏大局。”
杨善德有言：“曲说乱真，逞以欺世。”。
阎锡山有言：“妄谈法律，徒逞私见”。
长江二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
张敬尧因为在长沙，对吴不敢过分指责，只说：“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
张作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地位已在北方各省督军之上，于是也就更要有所表现。
他于十月二日发电说：“前当谭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将刘鸿恩晋谒大总统请示方略，奉论张督若有一师相助，即当从事讨伐。迨长岳沦陷，作霖复派刘少将依前晋谒，奉论如初。曹经略使之南往，亦奉大总统明令，复由大总统颁布气死、羞死之通电。是政.府之主战政策，作霖与各省同志一致赞成，均系服从大总统者。……
“其他依法选举两院议员，依法选举大总统，亦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则曰不完全，再则曰非真正民意。所谓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乱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仅无暴动分子耳！……近闻有人因国会已成，大局渐定，急思设法破坏，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辇金四出运动，淆乱视听，破坏国家。此等佥壬，是真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作霖正拟查访明确，联合同志，呈请元首依法惩办，以谢国人。”
曹锟在保定，也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的举动搞得头昏眼花。
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告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态度：“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须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
吴佩孚看来是铁了心，照样我行我素。
十月三日，以他和谭浩明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出通电，对各方责难予以驳斥。
电云：“驻湘双方各军，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同谋息争御侮。自六月廿五日停战，迄今已四阅月。师长等屡请中央频布罢战明令，而合肥（指段）斥西南无诚意。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再拟通电，征求西南同意，于寝日联名拍发，可见西南谋和诚意，信而有征。乃合肥仍不加察，谓为莠言惑众，破坏大局。夫和则全国一家，战则南北分裂，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战乎？……
“如云国会非由强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选送议员而任意指派？如云选举合法，何以九月鱼日合肥劝徐就职通电，除却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且将强东海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纵使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窃恐东海未必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纵使东海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而军民各界不肯甘心为不完全之中国人也。……总之，正义所在，是非自有公论。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非强造者所能假托，非强词者所能狡辩，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
段祺瑞对吴佩孚的憎怒到了极点，但却无计可施，他实在不敢把吴逼上梁山，只好再回过头来拉曹锟。
由于吴佩孚的一系列举动，段对曹当副总统早已持否定态度。现在为了缓和吴佩孚，不得不旧话重提，支持曹锟为副总统。
试图以此换取吴佩孚不再反对安福国会，不再和西南方面一唱一和。
于是，段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前往保定，向曹锟说明，即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将以曹锟为唯一候选人。又派国务院秘书曾云沛前往奉天去见张作霖，劝他顾全大局支持曹锟为副总统。同时授意安福国会，不要再提关于惩办吴佩孚的动议。
第318章 选举副总统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其母“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
徐世昌回忆：说自己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
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
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
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
加之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
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阅卷大臣，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的主考之梦。
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对于清廷具有特殊的意义。
到徐世昌当那里的总督前，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
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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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
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
清廷亲贵载涛言道：“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一直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了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责任心及办事能力强，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
徐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三十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被选为总统这年，他六十四岁。
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不是军阀。在前清时代，外任总督，内握军机，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因老成望重，而为北方泰斗。
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只因为他是个文人，手中没有兵权，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可以利用他笼络直系。
段系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是徐的门人。段斗倒冯，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推徐出山。只是希望借徐世昌的名声促成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
段祺瑞太过主观，做事情总是凭自己的想象。他的这个打算错得离谱，徐世昌这样的老狐狸精式的人物，这样的弄权专家，如何能听任他的摆布呢？如何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
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
按说，没等宣誓就职，就遭到吴佩孚等和南方诸将联合起来反对，应该会使徐世昌大为扫兴，其实不然。
首先，他是主和的，乐见南北方将领联合起来主和。其次，他当总统后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对垄断北京政.府段系加以节制，正需要借用吴佩孚这样的力量。
吴佩孚反对他就任总统，是因为他这个总统是安福国会选出的，对他本人则给予了足够的尊重。而对于安福国会，他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并发表宣言：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运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垦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之牖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
“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治的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
徐世昌这一就职宣言，明确宣告，“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提出“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的国策。
这些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是很鼓舞人心的。
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职，专任参战督办。国务总理由钱能训代理。
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是个何等专横之人。他更知道黎元洪和冯国璋这二位总统结局不好，归根结底是没有乖乖听段的话。他当然不肯当“阿斗”，要抗拒“诸葛亮”， “阿斗”有作为。
这需要实力，徐恰恰没有实力。他打出了两张牌，一个是拉曹坤吴佩孚，拉直系，一个是拉旧交通系和被段系边缘化了的研究系。
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压制。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对旧交通系则不理会。旧交通系、研究系对段都已无好感，徐拉拢这两系，可谓是一拍即合。
第319章 倡导和平
徐世昌很重视就职典礼。他问内务总长钱能训，总统典礼有没有定制。
钱说：“总统就职礼，本国无先例可循，只得求教于共和先进国例子来作蓝本。”
于是，徐便电问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法公使胡维德。
顾维钧复电说：“美国总统就职，由大理院长主持，在大理院外筑台，新总统捧圣经举手向全国国民宣誓。”
胡维德复电说：“法国新总统就任，由上院议长导入总统府谒见旧总统，相互行礼，互致颂词，词毕，旧总统出府，新总统到议会宣誓就职。”
完全照搬国外不具备条件，可以吸取部分，徐世昌便和相关人员一起 ，设计了自己的就职仪式。
十月十日上午八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徐世昌却乘汽车进公府，礼官导徐至怀仁堂礼台。
九点正，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
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退居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私寓。
十时正，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北向，与议长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读毕，各行三鞠躬礼庆贺。
十时半外交团入贺，十一时清室代表入贺。
徐世昌就大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是：内阁总理段祺瑞辞职照准，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总理。
徐想仿照黎元洪对孙中山先生的前例，聘冯国璋为最高顾问，冯也学孙前例表示不受。
冯段之争从此落下帷幕，其实是两败俱伤。不同的是段还坐在参战督办位子上，冯则躲在帽儿胡同私寓真正做了个下台总统。
姜还是老的辣，徐世昌不愧为老政客。
知道曹锟一心想当这个副总统，可他想留下副总统一席，给南方或是对和平有功的人。是既不想得罪曹锟，又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便嗾使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面运作。
知道皖系主张继续用武力对付南方，他不便反对，便指使钱能训以代理国务总理身份出面倡导和平。
他是主使人却不出面，并且谁都不得罪。
段祺瑞一门心思认为新的参战军练好了，就可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徐世昌知道段的这个想法，便积极支持段继续进行他的参战借款和编练参战军，这样，也就使得他和段可以和平共处。
徐世昌就任总统后，北洋人争先恐后的发电敬贺。 他们或许是真心希望有一位文人来主政。
当年，都知道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是徐世昌。但是，慈禧死后袁世凯失宠，徐却丝毫未受连累，可见徐作人确有一套。对于徐当总统，清室及逊清的遗老遗少也是真心欢迎。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说曹锟，他此时在保定正饱受两面作人难之苦。
北方皖系对他误解甚深，而吴佩孚又不听话。他对副总统已不报任何希望，怎知段的代表吴炳湘却带来了好消息，真是喜出望外。
他马上派曹锐到北京进行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同时派另一位兄弟曹钧到奉天疏通张作霖。
十月三日，安福系的部分国会议员举行茶会讨论选举副总统问题。
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宣读了段祺瑞向国会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信，内云：“燕孙、一堂议长执事：比者副总统选举，诸君应有一致之主张，祺瑞与安福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举所知，以备参考。曹经略使督战湘中，功绩昭然，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能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区区一得，尚希鉴察及之。专此敬颂议祉。段祺瑞拜上。”
王还补充说：“芝老功成不居，推贤选能，他的人格何等可钦，我们应该顺从他的意旨。”
在这次茶会上，大家决定于十月九日选举副总统。
十月六日安福俱乐部举行干事会议，段命徐树铮出席，做大家的工作，宣讲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意义之所在。
但是，安福系议员认为他们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已经完成了交易，再选副总统是属于另一桩生意。换句话说，如果要他们投这神圣的一票就要有相应代价，也就是说这得花钱。
既然是选曹锟当副总统，这钱当然得曹锟出。
曹锟不肯出这个钱，说北京政.府还欠他的军费。
这一来，就苦了王揖唐。经过他的奔走，决定由北京政.府付还曹锟军费一百五十万元，用这笔钱移作选副总统的运动费。规定每张票二千元，当晚便签发支票。
曹锟认为天下事已定，自己做副总统的美梦马上就可以成真了，盼望十月九日早些到来。
不料。当这天两院议员举行副总统选举的联合会时，出席的议员却三三两两，稀稀落落。秘书处打电话四方去催，也不见来，上午的会因不到法定人数而流产。
下午继续开会，到的人仍很少。王揖唐建议一方面把议会大门关起来，只许进不许出，一方面派军警四出拉人，以凑足法定人数。他的建议才一宣布，就看见坐在议席上的议员纷纷夺门而出，拉的人还没有来，已来的又走了大半。
十月九日，选举副总统大会的下午，旧交通系议员有五十余人到万牲园参加周自齐出面邀请的游园会，没有工夫参加选举。
安福系在选举会中集中向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不得已只好写一个便条。
刘恩格、杜持、王印川拿着梁士诒的便条，乘坐汽车到万牲园，想把这些游园的议员请回去投票。可这些议员们却故作闲情逸致，拒绝离开万牲园。这时王揖唐也赶了来，他坐了一部大汽车，死拉活扯，才拉了八位议员。
议员们对投票冷淡的另一原因是因为看见报载，曹锟以十万元纳一个叫刘喜奎的女人妾室，甚为寒心。认为一个刘喜奎要值五十个议员的身价，因此都骂曹锟悭吝。
但曹也有他的道理，他想你们选我来保你们的江山，还要我掏腰包，太不公平了。选徐时，一切活动费是在借款项下开支，选我的运动费却要我在我的军费中开支。
十月九日选举副总统会流产后，又定十月十六日继续选举。
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的杯葛与徐世昌态度有关，于是他邀梁士诒一同去见徐，请徐表示一个明朗态度。
本就是徐在从中作梗，他当然不能明言，便推脱说：“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
十月十四日，周自齐又邀了一批议员到天津去，把自己在英租界球场二十九号私邸，让出来作议员总招待所，另在四家天津著名的旅馆分设四个招待所。
议员们陆续到天津的，约有一百四十余人，他们饮酒看花，征逐花草，及时行乐，意兴盎然。
待他们兴尽后，开了一次谈话会，准备联名推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两项建议。
而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也在北平正式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
十月十五日王揖唐派安福系“大将”议员克希克图偕同八名孔武有力的议员，乘坐专车到天津来绑议员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邸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开到天津的新火车站，等待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字仲养，汉名恩浩，原籍蒙古，江苏镇江驻防旗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生。
一九零零年，入江南常备右军随营学堂。一九零二年毕业，入江南将备学堂。
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一九零六年毕业，入明治大学法科；同年，并入东京高等警察学校，一九零七年毕业归国。
一九零八年，任黑龙江交涉局翻译科员。
一九一一年，任清华学校科员及印铸局科员。
一九一三年国会成立时，当选为衆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曾充任蒙藏院科员、编纂。国会恢复，仍任衆议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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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八月，被选为安福国会衆议院议员。
克希克图一行分乘四部汽车，先到四家招待议员住的旅馆中去找“逃兵”，可是四批都扑了个空，在四家旅馆中，一个议员也没有找到。问旅馆中人可知他们去了哪里？旅馆中人回答说不知道。
四批人都集中在一块，克希克图再下命令，直奔英租界球场二十九号周自齐寓，结果也一样扑了个空。
他们带着失望的心情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寻找，果然在马路上碰到一位议员在百货公司买东西，于是一把扭住他，软骗硬逼，终于打听出周自齐正在南市妓院内吃花酒。
这位议员因为怕太太，不敢进妓院，溜了出来在马路上漫游，不料被克希克图等抓到。
于是克希克图集中人马，直奔南市妓院。这时已是十五日深夜三点半钟。他们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说奉了王议长命，请各位上车，就像拉小鸡一样，死拉活扯，被绑票的议员则乱嚷乱叫。
天津警察误会为真的发生了绑票，喝令停车检查，直到押车的议员缴验议员证章，才让车子开行。
被绑票的议员们要求先回旅馆拿行李，也不被绑架的议员允许，一个个送上火车。火车已升火待发，议员们一上火车车就开了。
可是因为黑夜漫漫，很多议员在火车站混乱中溜脱，有些议员到了北京车站，躲到厕所间不出来，仍乘原班火车回到天津。
十月十六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车多辆，分途去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派出武装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可是如此绑票和拉人，到会的议员仍然是少得可怜，这一次副总统选举仍然流产。
安福系还想对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有徐世昌做后台，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非常强硬。
他表示如果安福系仍然强压和不择手段进行副总统的选举，他就辞了参议院议长。
安福系不愿事情闹得太大，就去请示段祺瑞。段认为对曹的竞选副总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既然人力不能挽回，但求于心无愧，决定不再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选举。
第320章 南北一致要求和平
副总统选举流产表明：一方面，段祺瑞对其费尽心力搞出来的安福国会，已经失去控制。不但安福国会内的研究系和旧交通系，就是安福系也不全任他摆布。
而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徐世昌在总统当选后已经和段祺瑞分道扬镳。
连个会议都张罗不起来，曾经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的安福系领袖王揖唐，觉得自己很失败，也太没面子，没脸见人而托病到汤山休养。期望多高失望的打击就有多大，一肚子怨气的曹锟也称病躲回保定。他这次急火攻心，好像真的病了，还病得不轻。
为了拉拢曹锟，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曾下令授给曹锟一等大绥嘉禾章，但遭曹锟拒绝。原来是总统府铨叙局摆了乌龙，没有查明曹早已得过这种勋章；这一类的勋章是不能重复授的。
为了补救这次错误，徐就改授曹以九狮纽宝光金刀一柄，刀上嵌有钻石三颗，珍珠九颗，软钢制造，可以伸展自如，很是名贵。其实，这样的煞费苦心也是徒劳，曹锟已经知道自己没当上副总统的背后原因。
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冯国璋发出通电，算是对自己卸任代总统给国人的一个交待。
电云：“督军省长各省议会各商会教育会各报馆暨林下诸先生公鉴：国璋代理期满，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为个人计，法理尚属无亏，为国家计，寸心不能无愧。兹将代理一年中经过情形，及时局现象，通告国人，以期最后和平之解决。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职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地方则数省糜烂，军队则遍野伤亡。糜烂者国家之元气，伤亡者国家之劲旅。而且军纪不振，土匪横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以此言之，国璋固不能无罪于苍生。
“而南北诸大要人，皆以意见争持，亦难逃世之公论。吾辈争持意见，国民实受其殃。现在全国人民厌乱，将士灰心，财政根本空虚，军实家储罄尽，长此因循不决，亦不过彼此相持，纷扰日甚。臂诸兄弟诉讼，倾家荡产，结果毫无。即参战以后，吾国人工物产之足以协助友邦者，亦因内乱故而无暇及此。欧战终局，我国之地位如何？双方如不及早回头，推诚让步，恐以后争无可争，微特言战而战无可言，护法而亦无法可护。国璋仔肩虽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职权已解，国民之义务仍存。各省区文武长官，前敌诸将领，暨各界诸大君子，如以国璋之言为不谬，群起建议，挽救危亡，趁此全国人心希望统一之时，前敌军队观望停顿之候，应天顺人，一唱百和。
“国璋不死，誓必始终如一，维持公道。且明知所言无益，意外堪虞，但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国璋只知有国，不计身家，不患我谋之不臧，但患吾诚之未至，亦明知继任者虽极贤智，撑拄为难，不得不通告全国人民，各本天良，以图善后。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电表明心迹，绝非有意争论短长，临去之躬，决无势力，一心为国不知其他。倘天心人意，尚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国璋一生愿望，早已过量，绝无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诸祈公鉴！”
十月九日，广东军政.府通告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务。
十日发出通电云：“军兴以来，军政.府及护法各省各军，对内对外，迭经宣言其护法之职志，惟在完全恢复《约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国会之乱命，以求真正之共和，为根本之解决，庶使人知所警惕。此后以暴力蹂躏法律之事无自发生，民国国基乃臻巩固。至是希望和平，一切依法办理之心，尤为国人所共闻共见。军政.府及前敌将领，屡次通电，可复按也。及北京非法伪国会选举伪总统，本军政.府于事前既通电声明非法选举无论选出何人，均不承认。事后又曾电徐世昌，劝其遵守《约法》，勿为人愚。乃闻徐氏已就伪总统。事果属实，何殊破坏国宪！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觉悟，勿摇国本而自陷于危。本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护法戡乱，固责无旁贷也。特此布告，咸使闻知。”
湖南前线的北军，囊括了北洋军的多个军系。除了直军，奉军、苏军、鲁军、皖军等，还有张敬尧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但在最前方和南军对垒的是直军。可以说，对北军而言，湖南战场上的战与和，很大的程度上，决定权是操在直军统帅吴佩孚手中。
在南军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桂系对湖南已无兴趣，不愿为湖南和北军拼死拼活，只想退求湖南能成为缓冲地段，而愿意维持湖南现状。因对湘军总司令程潜不放心，桂系极力支持谭延闿回到湖南接收湘军的统帅权。
谭延闿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一直和桂系保持联系。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二日，他由上海到广州，十四日动身到广西，十九日在武鸣会见了陆荣廷。
谭延闿于七月间回到柳州，重任西南方面的湖南督军。
通过湘军的关系，桂系和吴佩孚有了联系。很快，吴佩孚又和谭延闿建立了联系。
谭、吴之间的桥梁是张其锽。
张其锽（1877—1927），字子武，号无竟，广西桂林人，清末进士。
中进士后，以知县分发湖南，历任永州厘金局局长，零陵、芷江知县。宣统三年（1911年）冬，作为广西代表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辛亥革命时任北伐军南武军军统。民国二年（1913年）任湖南都督府军务厅厅长，被授予陆军中将衔。
民国三年三月，张其锽当选为约法会议议员，经李经羲推荐，袁世凯拟授其为广东巡阅使，并在约法会议上提出封爵。张因对袁的称帝做法不满，负气离京，以研究先秦诸子为名，息身于上海。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李经羲就任国务总理，张被任命为高等顾问。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张其锽再次退居上海，潜心于《墨子》研究。
因和谭延闿意气相投，后成为谭的幕僚。
吴佩孚率第三师驻衡阳期间，张其锽借其在河南省督军署任秘书长的哥哥张其钜的关系，结识了吴佩孚。
张其锽熟读经史子集，对命理、星相之类术数也有很深的钻研，人称“张铁口”。 而吴佩孚也懂卜算，两人都长于诗文，精于星相，因此一见如故。
从此吴、张成为莫逆之交。
此前就是由张其锽从中牵线，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湘军代表和吴佩孚代表得以在耒阳公平垆王壮武祠举行谈判，六月十五日订立了停战协定。从而基本结束了这一期的湖南的战争状态，实现了南北战争的重大转折。
这时，广东战场也起了变化。六月间，粤军陆续续占领龙岩、龙溪等地。“援粤”军总司张怀芝因为副总司令吴佩孚主和，变得孤立无援。所能指挥的，只是些在湘东吃过大败仗的残兵败将。
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第五期作战计划，和天津会议中继续对南方用兵的决议，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笔趣阁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电西南方面岑春煊等呼吁和平。
电云：“比者四方不靖，兵祸相寻，苦我人民，劳我将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国力既殚，纷争未息，政治搁滞，百业凋零，仅就对内而言，已岌岌不可终日，况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夫欧西战祸，谊切同仇，犹复尊重和平，致其劝告，矧均属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系，休戚与同，岂忍以是非意见之争，贻离析分崩之患？试念战祸蔓延，穷年累月，凋残者皆我之国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伤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有识所痛。推其所至，适足以摧伤国脉，自蹙生机。当兹国步艰难，一发千钧，再事迁延，噬脐何及？
“迩者东海膺选，首倡和平，能训等谬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诚捆，敬告群公，倘念民困已深，国家为重，不遗愚陋，相与筹维。各该省一切军政、财政及用人诸端，无妨开诚布公，从容商榷。善后办法，更仆难详，大要在收束军队，励行民治，以劳来安集之政，收清净宁一之功，俾国脉渐苏，民生日厚。若法律问题，虽为当日争端所系，第是丹非素，剖决綦难，以今日外交吃紧，若舍事实而争言法理，势必旷日持久，治丝益棼。陆沉之忧，悬于眉睫，谓宜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凡兹愚虑，悉出真诚。诸公爱国夙殷，审时尤切，虑难匡济，当有同心。尚冀示我周行，俾资商洽！引领南望，翘伫德音！”
这当然是徐世昌授意。
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十月二十四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下令倡导和平。
令曰：“吾国此次加入欧战，对德奥宣战，原为维持人道，拥护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达此的，必当合国人全力动助，协商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胥关公议，犹且佳兵为戒，倡议息争；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本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十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
“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对待国人，而诚意所施，或难尽喻。长岳前事，可为借鉴。故虞诈要当两泯，防范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当力图绥定。兹值列强偃武之初，正属吾国肇新之会，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挈，尤必粹国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张实业，以应时势而赴时机。及兹黾勉干济，犹虑后时，岂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贻破斧缺罥之痛？况兵事纠纷，四方耗斁，庶政搁滞，百业凋残，任举一端，已有不可终日之势，即无对外关系，讵能长此搘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图，共销兵革，先以图国家之元气，次以图政策之推行，民国前途，庶几有豸！……”
第321章 谈和障碍重重
梁士诒和西南方面是有联系的。徐世昌透过梁士诒和西南方面斡旋，希望自己的主和主张能得到对方的支持；进而使自己的大总统地位，能获得西南方面的承认。
西南方面对于徐世昌倒是没有恶感，最怕的是徐成为段祺瑞的傀儡，见段已下台，徐又倡导和平，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
只是，徐的这个总统是由安福国会所产生，而安福国会是西南所坚决反对的，因此对徐的总统地位也不能不有所保留。
徐世昌就任总统后，十月十三日美总统威尔逊向徐致贺，电文中附带提出一项劝告：“中国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到维持正义之目的。贵大总统就任，更应和衷共济，统一南北，则于国际事务中可占其应有之地位。”
徐复电说：“本大总统当选之日，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理，以达此原定之目的。”
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甫返国述职后到北京回任，于十月十八日，谒见徐世昌这位新任总统，在谈话中也非正式地提出了南北和平的劝告。
徐表示中国必需实现和平统一，不过中国实现统一后，就需要大量裁减军队，希望美国在道义上支持，在财政上协助。芮恩施答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必会予以“同情之考虑”。
早在一九一八年六月间，美国就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改组五国银行团。美国加入，俄、德两国退出，由新的四个银行团取代原五国银行，延长币制借款期限，帮助中国政.府整理财政，裁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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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十日又联合英、法两国公使抗议中国利用日本资金发行金币券，美国这期间的对华政策，旨在用国际投资打破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垄断。
徐世昌为了配合国内外的和平要求，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政党。梁网罗了许多名流，先成立了一个“和平促.进.会”，非安福系的议员一百零八人都参加了，被人戏称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其中也包括研究系。
安福系的机关报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不念安福系一手捧他做总统的大恩。
十月二十三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王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等二十四人，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
这二十四个人，都是在社会上人望很高，名声又很不错的人。这个新政党是各党派的大结合，包括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拥护黎元洪、冯国璋的人士，甚至安福分子王祖同也被吸收，只缺少一个梁启超。
梁也宣称，结束他个人的政治活动，“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
和平期成会比和平促.进.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为避免与“和平期成会”形成冲突，和平期成会成立后，梁士诒的和平促.进.会即宣告结束。因梁的和平促.进.会受到主战派和安福系的共同攻击，徐世昌这时并不愿和段祺瑞正式决裂，，梁结束了和平促.进.会，也是徐的主张，而和平促.进.会的人几乎全部加入了和平期成会。
熊希龄一再声明，和平期成会这个组织只求和平，没有其他政治要求，不受任何方面利用。
和平期成会的声势很大，在广州也成立了分会，并且受到了桂系的支持，岑春煊、陆荣廷等都通电响应和平期成会的主张，桂系想借这个组织和北方取得间接的联系。
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哪个不希求和平？一时间和平呼声四起，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舆论。
和平既然成为南北一致的要求，因此具体的实现步骤便是先选定和谈的地点。
总统府美国顾问伟罗门向徐世昌建议，由南北国会选派同等数目的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并选南方领袖一人为副总统。宪法告成后，这个临时国会和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新宪法，改选新国会。
这应该是很公平的一个解决时局，又顾及到事实的办法。
徐世昌觉得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需先把北方军人们的意见沟通，免得将来意见分歧。他决定召集北方各省军人到北京来举行一次大规模会议，解决南北和平问题，裁军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扣留国税问题。
他叫财政部编制了财政收支月季表，分交各省参考，让各省了解军费开支过大，收支无法平衡，借以使他们赞成裁兵。
这位大徐，深知小徐的能量，害怕徐树铮捣蛋。于十一月三日加徐树铮陆军上将衔，四日派他赴日本观操。这时小徐是段参战督办的参谋长，并兼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
十一月上旬，张作霖、陈光远、孟恩远、赵倜、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先后应召到了北京。随后王占元和阎锡山也到了，其他没有赶到的则派代表出席。
这是北京的督军会议，也是自有督军会议以来，出席督军最多的一次。
更难得的是长江三督中，陈光远和王占元都亲自出席，李纯则派代表参加，这都是空前的。
可是却缺了一个更重要的大督军，就是曹锟。
他因为副总统没有当选，赌气不肯前来，徐世昌则一再电催，一定要等他来后才开会。在千呼万唤之后，他于十一月十四日还是赶到了北京。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的督军会议在总统府集灵囿四照堂举行，段祺瑞也应邀参加。
参加会议的，除八个督军外，还有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省代表，府秘书长，全体阁员以及参战督办处代表二人合共出席二十三人。
皖系军人曾在会议前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个条件：“和平我们不反对，只反对梁士诒一手包办和平。”
徐世昌回复：和平是国人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人能包办的，梁士诒不可能一手包办和平，而关键的问题是和平主张本身，而不在于和平是谁的主张，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会议开始，徐世昌在简短的开会词后即请段祺瑞表示意见，段说自己已经下野，未便参预国家大计，和平问题应请大总统主持。但不能采取对等和平，也不应该讨论国会问题。
徐接着发言，推崇段主持对德宣战的功绩。也谈到恢复国内和平的重要。
随后钱能训发言，强调应采取和平统一政策。
倪嗣冲、曹锟则提出南方有无和平诚意的疑问？
钱能训答复说岑春煊、陆荣廷都有和平诚意，少数反对派没有力量。因此，这一天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十一月十六日，北京督军会议继续第二次会议，议决：
（一）如果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的方针；
（二）欧战停止，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
（三）预筹各省善后；
（四）收束军队，先从调查军队实数入手；
（五）责成各省照章报解中央税收。
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下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钱能训代总理电劝南军撤退。
十九日，英、美、法、意、日五国驻广州领事，奉各该国政.府训令，向广东军政.府递送一项照会，劝告南方接受徐世昌的呼吁，罢战息争。
照会云：“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因见此二年内中国内乱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为悬系。此项纷乱情形，不特与外国利益有损，且影响中国治安极大。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励敌人之气，而于大战紧急之转机中，妨碍中国与协约诸国实行合作。今该转机已成过时黄花，各国人民正盼环球各处人民达到安居乐业之时，中国未能统一，则各国人民应为之事，难于进行。兹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之志趣。
是以各该政.府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愿各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一面谨慎从事，免除一切阻碍议和之行为，一面迅以慷慨和合态度，根据法律暨维护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寻一两造和息之路，始克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此各国政.府之所殷盼者也。此时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虽声明其切实赞同双方欲解决向日分裂之争端，惟毫无最后干涉之策，亦无指挥或谏劝此次议和条件之意，故此项条件，必须由中国国人自行规定。各国政.府只系尽其所能，鼓励双方于所望所行各事上，达议和统一之目的，但中国国民对于各国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责，于中国历史上更为增大而已。特此劝告。”
二十二日南方通令休战。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等电告徐世昌：“徐菊人先生鉴：护法军兴年余，双方相持，国是莫由解决。比者欧战告终，强权销灭，吾国亦有顺世界潮流，而回复和平之必要。美总统威尔逊，于本年九月二十九号为开募第四次自由公债之演说，实为国际及国内解决一切政争之根据，无论何国，均可赖之以为保证。世界各国，方将崇正义而永息兵争，岂吾国独不可舍兵争而求和平之解决？
“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犹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公决，庶可富民利国，永保和平。特电表意，即希速复！”
第322章 徐树铮展示作为的机会
徐世昌接到南方军政.府七总裁来电，立即复电：“广州岑云阶（春煊）先生，伍秩庸（廷芳）先生，林悦卿（葆怿）先生，武鸣陆干卿（荣廷）先生，毕节唐蓂赓先生（继尧），上海唐少川先生（绍仪），孙中山先生鉴：来电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扰攘，兵革所经之地，膏血盈野，井里为墟，溯其由来，可深悯恻。欧战告终，此国彼国，均将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国之人，犹复纷争不已，势必不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等之地位。沦堕之苦，万劫不复。
“世昌同是国民，颠覆是惧，况南北一家人也，本无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谋和平，以毅力致统一。今读美总统威尔逊今年九月间之演说，所主张国际同盟，用知世界欲跻和平，必先自求国内息争，然后国际和平，乃有坚确之保证。爰即明令停战退兵，表其至诚，冀垂公听。固知诸君亦是国民之一分子，困心横虑，冒百艰以求一当，决无不可解决之端。今果同声相应，是我全国垂尽生机，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忧患余生，专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国依然比数于人，芸芸众生，得以安其食息，营其生业，此外一无成见。所有派员会议诸办法，已由国务院另电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北京国务院亦电南方军政.府云：“读诸公致元首电，敬谂开诚表示，共导和平，至深佩慰。欧战告终，潮流方迫，元首鉴于世界大势，早经历颁明令，申正义而弭兵争，当为国人所共见。近于通令停战之后，继以筹议撤防，积极进行，实出渴望和平之旨。会议办法，前已详细荩画，李督秀山转商，兹承示双方各派代表，克日开议。筹谋所及，实获我心。所云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寡之殊，惟为迅释纠纷，固可不拘成见，似可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首席，公同协议。
“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宁沪同属国土，焉有中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为适宜。至来电所举辛亥前例，辛亥系因国事问题，不幸同时而有两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是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国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时局急迫，促进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当于会议办法，切实商决进行，其他枝节之论，宜从蠲弃，以免旷废时日。此间现正酌选代表为事先之筹备。尊处遴派有人，即希电示，以便双方派定，克期组织，俾法律政治各问题，日趋接近，速图解决，民国幸甚。”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协约国和德国在这一天签定了休战条约，历时四年半的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此次战争，三十多个国家，十五亿人口卷入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死亡的人数是九百九十万人，伤者约二千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仅战费就达四千多亿美金。
欧战的结束，也为国内的南北和谈带来了契机。但是，谈和障碍重重。
在北京政.府方面，和谈的主要障碍来自段祺瑞和国会内的安福系。由于徐世昌的倡导和平得到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使得段和安福系明显处于下风。但是，段祺瑞等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知道，要想和主和派一决高下，必须死死拉住曹锟。
鸡飞蛋打的曹锟，很不情愿的到北京后，段祺瑞和安福系为了拉拢他，重提要继续尽全力拥护他当副总统。这次他们做通了东北王的工作，张作霖不但慨然应允，并且还努力说服东三省议员一致投曹的票。
曹锟虽然对当副总统已不敢抱很大的希望，但他清楚，先前前几次副总统选举的流会，都是旧交通系捣鬼，而旧交通系的背后主使则是徐世昌。对徐和梁士诒既然恨之入骨，曹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入段系的怀抱。
段祺瑞等也都知道，徐世昌是旧交通系的后台。但他们还不想和徐闹翻，便集中火力攻击梁士诒。在京畿握有重兵的张作霖，还放出风要对付梁，吓得梁不敢再待在北京了。
徐世昌在督军会议召开前本打算要梁士诒组织内阁，由于皖系和安福系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如愿。徐后来又想推出钱能训组阁，皖系和安福系则以曹锟为副总统做为交换。徐很反感被人胁迫，并且在他看来，副总统的位置对实现和平至关重要，便暂时收起了这个念头。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推举曹锟为社长。虽然副总统没当上，能当上戊午同袍社社长，成为北洋派的领袖人物，曹锟的感觉不错。
“戊午同袍社”名义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主战与推出段祺瑞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戊午同袍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强调段祺瑞提出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
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对于和谈，南方在认识上也并不一致。滇桂两系和国民党内的温和派都迫切希望和平，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对和谈是不抱希望的。但是，同样是因为和平声势太大，强硬派们也不敢公开反对和谈，便坚持以对等议和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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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这样，和谈还没开始，在和谈的先决条件上，双方就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在确定谈和地点时双方又发生争议。
徐世昌和钱能训根据苏督李纯主张，提出和谈地点在南京。
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
钱能训代表徐世昌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他们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是不想给主战派制造破坏和谈的借口。因为段祺瑞等人开始提出和谈地点在北京，后来好不容易做出让步，勉强同意把和谈地点放在南京。
关于双方议和的总代表，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议和代表改推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
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只不过那时他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由他代表西南，和北方交流应该容易一些。
而北方的总代表人选，却很难产。
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开始的想法是梁士诒来担任，此动议一提出就遭致曹锟的“戊午同袍社”的坚决反对。徐后来又提出李纯，同样遭受段的皖系和安福系的极力反对。主战派提出的人选是王揖唐，王是安福系首领，名声很臭，不用说南方，北方内部就通不过。
梁士诒在香.港临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有过会晤。在谈及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时，唐的意见是：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梁士诒遂向徐世昌推荐了朱，徐也认为朱是个合适人选，提出后总算没有遭致大的反对之声。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
是光绪年代的举人。一九零三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一九一二年七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一九一三年八月代过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一九一四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一九一八年获赦免，八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是一位优秀古建筑学家和工艺美术家。著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
此公从晚清时就开始为官，做事认真，口碑很好，很善于变通，是个各方面都能信任的人。
十二月二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
十二月三日，即五国发出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
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
这些将军们别看平日里作威作福，但都有恐外症，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
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都无异议。
第323章 外蒙善后条例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六日，五国银行团将盐税余款四百五十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
这自然是五国给徐世昌的财务支持，让他喜出望外。
同时，五国公使还做出了承诺，如果能够结束战乱，实现中国的南北统一，可以提供更大数目借款，以帮助北京政.府善后。
徐世昌表示，他一定尽自己的所能，达成南北和解。
十二月十四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十八日参议院也通过了钱内阁， 十二月二十日徐正式发表钱能训任国务总理。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外交总长陆徵祥，海军总长刘冠雄，交通总长曹汝霖，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陆军总长靳云鹏，财政总长龚心湛，参谋总长张怀芝。
龚心湛（1871年－1943年），原名心瀛，号仙舟。安徽合肥人。
监生，金陵同文馆毕业后驻英、日、美、法、比等国使馆随员多年，回国后又在广东、云南为官。
一九一二年起历任汉口中国银行行长、安徽国税筹备处处长、财政厅长，又调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督办，回任安徽省长。
退出政坛后致力于兴办实业，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董事长有年。这是个爱国人士，“启新”被日军军管后他愤懑而死。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四川省江安县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傅氏一生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刻本善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是晚清以来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又一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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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
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徐世昌选定，不需要搞什么平衡，也不必顾忌谁高兴，谁不高兴，这应该是徐在总统任内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
徐世昌人虽然很平和，但他是个不苟言笑之人，但这段时间，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欢乐。
现在，有一个人要大出风头了，就是徐树铮。
我们前边说了，在非常时期，为了防止小徐捣乱，老徐把小徐派到日本观操。
徐树铮于十二月十六日，完成任务返国。他本反对议和，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但已成定局的事想反对也没机会了。
以他的聪明，应该能看出门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派他出国观操。
一九一八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使外蒙古脱离了俄国控制后靠向中国。
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给了帝俄以可乘之机。
原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的，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
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定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
到了一九一七年，由于俄国内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
第二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
这时，外蒙古的一些王公在帝俄的统治下，尝到了“独立”的苦果，怕被日本乘机侵占，正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一战已经结束，段祺瑞的督办参战事务处已无事可做。
徐树铮是个闲不住的人，外蒙的的情况，给了他一个展示作为的好机会，于是他便于四月十七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
徐世昌正好巴不得他能走远些，六月十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准，六月十三日北京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六月二十四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七月十八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此时，北京政.府已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消自治的问题。
对了， 就是那个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的那个陈毅。
他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被段祺瑞内阁任命为驻库伦的都护使的。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其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王公受排斥。
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归附中央，而是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
代表外蒙王公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一八六八年，车林多尔济出生于今肯特省的克鲁伦巴彦-乌兰（Kherlenbayan-Ulaan），为当地的也克沙毕（蒙古語：Их Шав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私人属民）。除了蒙古语外，他还会说满语、汉语、俄语。
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翻译，加四品衔。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汗。车林多尔济在大蒙古国外务部任司官，一九一三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副大臣。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车林多尔济随总理大臣那木囊蘇倫率领的外蒙古代表团参加了俄罗斯帝国、中华民国、外蒙古三方举行的为期八个月的会谈，以解决中俄边界及外蒙古政治地位等问题。
最终，因为中俄双方达成了有关外蒙古在中国国内维持自治区域地位的共识，外蒙古希望获得国际承认其独立国家地位的想法没有实现，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
一九一五年蒙历正月初七日，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因私自饮酒而违反禁令，被博克多汗以毒酒赐死，车林多尔济继任外务大臣
陈毅和车林从一九一九年一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到了八月四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
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八月二十一日提出阁议讨论，对于条件内容无任何意见，只是认为在程序上必需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要求再商谈条件。
国务院将这个意见转达给陈毅，陈明明办不到，又不愿承认。摧急了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才能安心撤消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十月一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札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这所谓的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北京政.府能不能、该不该接受先不去讨论，问题是在蒙方也未必能行得通，因为六十三条本身，只是个别人凭空想象的空中楼阁。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所以难有进展，是因为陈毅的商谈对象没有实际权力，不是说了算的人。此时，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只信赖喇嘛。
现在和陈毅联络王公们，是想借北京政.府推翻然喇嘛的统治，喇嘛自然不会轻易就范，这便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第324章 天降神将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但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纠葛。
王公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断给陈毅提供假情报。而陈毅是那种谁先告状谁赢的人，又总是信以为真。
比如九月二十六日，他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
其实，这无疑是子虚乌有之事，但陈毅肯定是编不出来的。
就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的十月一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十月九日带到北京。
信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六十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
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简称哲布尊丹巴，是漠北蒙古藏传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属格鲁派，于十七世纪初形成，与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并称为蒙古族地区两大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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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族地区，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广泛传播于大部分蒙古族地区。喀尔喀蒙古部汗王派人赴藏，要求西藏派高僧前去传播佛教。一六一四年（明万历四十二年），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被外蒙古诸汗王迎请到库伦，并被尊称为“哲布尊丹巴”。
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在库伦去世。次年，土谢图王妃生一子，被确认为多罗那他的转世，法号罗桑丹贝坚赞，立其为法王。
顺治六年（1649），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七年（1650），罗桑丹贝坚赞从四世班.禅喇嘛罗桑却吉坚赞受戒，并觐见了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两人均要求其改宗，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在固始汗的扶植下，八年（1651），罗桑丹贝坚赞由觉囊派改宗格鲁派，达.赖承认其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从此开始了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
顺治十四年（1657），罗桑丹贝坚赞回蒙古传法，驻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之额尔德尼召（光显寺），逐渐成为蒙古各部的宗教领袖。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尔喀部受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攻击，罗桑丹贝坚赞率喀尔喀三汗所属部众臣服于清朝。三十年（1691），康熙帝册封其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统管蒙古喀尔喀部宗教事务。此后，按惯例，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传承需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才具有效力。
辛亥革命爆发后，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的支持下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布外蒙.古.独.立，任日光皇帝“额真汗”，改元共戴。
一九一五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袁世凯政.府册封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王公的地位。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十月二十四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持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似此种种滋事情形，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旧存留有效。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觉敦重无极矣。谨呈。”
此信字里行间表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换成靳云鹏。
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十月二十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合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也不愿徐树铮插手。
陈收到靳阁二十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秘约，所以他于十一月一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作决定。
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
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
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
靳指示相关人员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
黄到近一周后，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
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
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小徐是何等精明之人，马上洞察了这其中的猫腻，但他并不揭破。
徐树铮于十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
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
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
徐因系奉总统命令，便可携带该件北行。他与十月月二十九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
其实，徐这段时间已仔细研究过了，并于十一月一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所谓的善后条例。
在这件事情上，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因此把一个简单的事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和车林商定《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
“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进以文明，是曰坚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贵乎撤消自治者，非贵乎其名也，贵乎政.府获设治之实耳。今则政权统于中央，不过首条中笼统语，而余数十条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虑深言之蒙人不应，故姑从其情以诱之，然后施以强力，以期得志。抑知国家行大政，胡可诈骗从事？伊古以来，又岂有诈骗而能久者？是曰乖轻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后，关税如何改定？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一未计及，但言王公扎萨克喇嘛岁俸念经等费，率由政.府支给。
“树铮诚愚，不知从何处支给？若曰取之于蒙，则蒙民既须供应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权存在，自必照旧供应，以蒙民之困苦，宁忍更令增此输纳乎？若曰取之帑储，则今日帑储之穷，自顾且不暇，何暇顾蒙？恐今日制定条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储即有余力，亦无辇金而瞒漏巵之理。是曰戾财政之情，不可三也。……夫诱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开地方，浚发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于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鹜虚名，而不审其于事有碍，非谋国之至者也。树铮料理军事而来，本不愿妄有渎议，惟边防所寄，亦不应懈职责，专志一意，惟以国家疆域蒙民利乐为念。谨用略陈所怀，上烦聪听，如有百分之一稍可采纳，拟请饬下陈都护使及各副使另拟简括条文。
“其条文大意，在树铮愚见，以为政财大权，由政.府斟酌情形选员督理，遇事与王公扎萨克商酌妥洽，然后施行。宗教荣典，政.府一意优崇，有加无已。王公喇嘛岁俸以及地方经费，由政.府从优核给，所有封册荣典，一概照旧。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护，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名种意见，愈见丛杂，将来阻梗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蒙心尚可获安，而无阻于启化之计也。”
第325章 仅用了二十二天
徐树铮早在接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初，对蒙古内外的各种关系，已经特别关注，也有了深入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到蒙后怎么做，各种关系如何处理，他已经是了如指掌、成竹在胸。
不像都护使陈毅这样的无所用心的太平官，平日里只习惯于高高在上，别人说什么他听什么，甚至是“谁先告状谁赢”，焉能把事情办好。
徐树铮已看清，由于“日、俄之盅惑”，蒙古各方对中央政.府正持徘徊观望。
入蒙之前，他认真的做了各项的准备：
一，先派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进行军事演习，把他的“收复外蒙古前进指挥部”设在多伦（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南端阴山北麓的东端）镇守使唐启尧将军的将军署署衙内。
二，以多伦为大本营招兵买马，筹措粮草。
三，西北边防军的所有士兵，均为河南永城、安徽亳州等地招募的壮丁，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
四，按照阅兵标准赶制大量新式军服，增添大批新式武器。
五，筹措资金购置八十多辆大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这在当时是最先进、快捷的运兵工具。八十辆卡车，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了什么，而在当时民国，却是个惊人数字。
六，派出大批侦察人员到外蒙古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收集情报。
徐树铮在决定入蒙时，即命准备入蒙的西北军第三旅褚其祥部，先由宣化（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徒步开至多伦（在张家口北480公里处），然后乘上备好的这80辆大型汽车，向库伦去的大道进发。自多伦至库伦约为两千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汽车输送，需时五至六天便可抵达。
徐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
十月二十九日，徐率部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时，忽然停车不进，打电话接驻通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
他的日语原极流利，用不着别人当翻译。
松井接电话时，徐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
徐在此以前，曾侦得库伦有日本兵约一百余人，现在故意作此夸大之语，只不过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
果然，松井听到徐的诈语后，急忙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一百二十名武装部队呀！”
徐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即时大笑说：“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
这时松井才明白徐的谈话用意所在，但一时却找不出适当的答复。
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
徐以松井的答词已越出范围，乃不再客气，决然答道：“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一百二十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
松井慑于徐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乃借词拖延说：“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
此时徐已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葸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
当以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
松井听徐的口气，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
于是，徐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
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乃不等对方回话，即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
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一百二十人的武器，全部缴来。”
于是徐立即下令，命八十辆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与驻库伦办事处长通过电话之后，即意兴豪迈地站在大道旁边，目送一辆一辆的兵车，向库伦方向驰去。他料知日本驻军解除武装之后，蒙人因失去奥援，对于将来取消自治的交涉，一定顺利无阻；但又想到国内的政争和内战，正在方兴未通，就在得意与感慨交织的情形之下，以“早发叨林”为题，作了七言律诗一首。
诗曰：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预先命令各部队长，每一辆卡车，限载二十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于外，使自车外观之，真合了俗语所谓“铠甲鲜明，枪刀如林”了。
待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驻军区域）。
但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并不准士兵下车，而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俯伏于车厢之内，然后自外以巨幅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将车重又开离营房，于离库伦不远之处，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西北军开来多少人马？
接着，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同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是时的实际年龄40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许人）敬若神明一般。
燃文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树铮此番仅带来一旅人，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但八千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样大的一所营房。
但徐对此亦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纳一团人的营房；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
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其数目至少应在五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一万人。这样一来，对蒙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震骇。
人类社会在发展的早期，曾经有过一个崇拜英雄的时期，也就是勇猛和智慧本身就是道德，臣服于勇者和智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弱者臣服，就不至于大家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这时候的草原，是不是还没有完全走出对强者崇拜的历史时期呢？反正现在的徐树铮，在蒙人中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
洞察一切的徐树铮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他的目的达到了。
徐树铮抵库伦后，感觉蒙人的头面人物多秉性多疑，如果在谈判交涉时用翻译，不但会容易失去原意，也容易导致误会。这是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抵达库伦的第三日，即请来一名翻译人员，向其习学蒙语。
为了不受打搅，他要求左右人：“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
当他在北京时，对蒙古语言已经学了不少，可以进行简单对话。此又“恶补”了两周时间，对蒙古普通语言已能畅谈无阻。
小徐于十一月六日会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十一月十四、五两天和蒙古“总理”巴特玛及各喇嘛会谈，他都是自己用蒙语交谈。这使得对方不但对他肃然起敬，更不敢对其有所欺瞒。因为对方以为这天降神将，还是位蒙古通。
十一月十日，徐树铮和陈毅谈到六十三条件问题，陈还是讳莫如深、吞吞吐吐。小徐曾有电给徐世昌，报告当时情形。
电云：“顷陈使面约树铮明晚到署商酌蒙事条文，届时当约集李恩两副使，并率褚旅长其祥，杨参议志澄会同往商，庶免一二人偏见难洽。如虑人多泄密，树铮可以军法处之。查陈使原拟条例定稿之初，树铮即有所闻，渠遣秘书黄某甫到京，亦即知之，因未来见告，故亦不过问。黄到六七日后，陈使忽电树铮，谓黄有秘要赴京，到时祈面晤。讵黄晤时，踌躇其状，闪烁其神，吞吐其词。询其有何秘要，则云无他事，因请假赴奉，故都护嘱便道一催队伍耳。树铮更笑而遣之。
“树铮启行前一日，谒大总统叩辞，奉询及撤治条例事，饬取阅研考。归向院秘书厅借得外交部签注原件，即携之北行。途次，日夕审核，颇悉利弊所在。意到库陈使必以见商，故早作准备。又来时，本望以筹边事业，问诸陈都护及各副使，公共计筹，明年开春，即可兴办。一备国家另设官额，一使外约之官，潜移默化，渐致为民治之区。于行时亦经陈明大总统鉴核，奉谕‘甚好，问陈为助，自是善策’。故停车之即夕，即取治蒙条例秘案，倾诚相示，而渠始终意殊不属，略与谈及撤治事，其闪烁吞吐，亦与黄同。
“树铮不便再言，是以电陈意见，拟俟李恩两副使到后，公共商酌。嗣知陈使接政.府中人秘授意旨，嘱其不须以条文相示，意在勾结一二蒙员，自行分报办理。查树铮自到库之日起，一言一动，每日必电陈政.府鉴核，事因所见所闻，或所意揣，无不分析明白，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在外之将，权宜甚大，岂好为驯谨哉？只以历年来国家威信，不出都门，天下蔑视者多，故欲率为矩式，纳人以轨物耳。今再敬陈管见，祈赐察照。
“东电请核示之原议七不可，及条文大义，既奉钧院公电，大总统谕许为卓识远谋，明晨公议时，自当抱定此旨，和衷商洽。又条文中有与筹边使官制职权搀越者，概予削去，然后责成陈使妥办；如不能办，即请责成树铮妥办，办妥后仍移交陈使坐承其功。树铮亦本边使职权，力自图之。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总之，西北筹边使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速发亦属无效。
“树铮承命守职，一日不离职，一日即暂死守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明日卸职，即可幅巾骑驴，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即丝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即是破坏民国，即天下之公敌，虽有周亲，亦必仇之！树铮忝为国将，与国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国家，皆天职中所有之事，又不仅边使官制而已也。谨电陈鉴核。制树铮。灰（十日）”
第326章 十四点和平原则
徐树铮抵库伦后立即发现，陈毅处理外蒙撤治案时根本未抓到要领，向上汇报情况也信口开河。
他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就直率地指出：“陈使言过其实，急切功名，而心思不能沉细；自觉明于万里，其实蔽于目前。其人真实何如，树铮不敢断言，惟心目中见为如此，故实不敢尽情信任……”
所谓将在外，国务院虽有明确指示，不许他过问蒙事，似乎他的责任只是戍边。他根本不理会国务院的意见，自行把外蒙撤治案抓到自己手里。因为他已看清楚，把此事交给糊涂虫陈毅只能是误国误民。
十三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便明白说出他的决定：“……然敢断言，经年累月，亦非渠（陈）所能了。盖渠判事不切，物欲蔽之，初步已蹈荆棘，纠缠不清，此时若树铮撒手不管，则立即中止耳。如此中止，听取国家损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钧电志在撤治，请坐待撤治可也。前电言定否只在三五日内，现布置已定，不烦一兵一矢，一发而中，幸之幸也。发而不中，树铮箝口结舌，息影南归，静俟陈使办结之日，敬领溺职之罪耳。”
在这期间，他不只是强夺了陈毅的交涉权，同时他也对外蒙统治者哲布尊丹巴发动攻势。
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叙述各情甚详：“昨晚活佛派人请燕，伊柬不如礼，当经拒出。另派蒙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王来请，亦经严词面数活佛之非，婉词深慰巴王之老而多劳，并告以活佛多病，死期不远，嘱其为黄教自爱，渠深领感而去。然其人颇具邱壑，亦颇谙外邦情势，撤治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语之陈使，极以为然。陈使即嘱向喇嘛一派示威，树铮言边事与兵事通，不外恩威并用四字，而用恩用威，先后彼此，颇费斟酌。
“以抚蒙而论，蒙性多猜，威则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结之：恐其久而易视也，然后威以折之。蒙无实力，必悚而就范；再待以恩，以结其心，则不思勾结外援，乃永无反侧矣。武侯擒纵遗法，可师其意，而稍变通之，以策久远，非仅今日计也，陈使亦以为然。此非空言所能了，必时时留意，事事经心，乃得缓缓入手耳。树铮能否自行其言，仍盼庙算枢谋，随时督诲，俾获成效。谨用陈明，伏祈核察。制树铮。元（十三）”
徐树铮使出他的混身解数，给“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多尔济施加压力。
据十一月十四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详载：“活佛前最重要者四人，一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多尔济，一大沙毕商卓特巴，一绷楚克，一棍布，均最高之喇嘛，活佛惟其所左右，王公皆侧目而视。王公之赞允撤治，名为情殷内向，实与喇嘛争权，事成权归王公，政.府无大便利。陈使前拟六十三条，虽不适用，确曾煞费经营，而喇嘛从中牵掣，活佛虽大开会议，皆喇嘛令王公分谤之策。盖会议时，活佛并不质询可否，但问汝辈不以为然耶！则王公什人而九高声应诺而散会矣。陈使虽欲速定，而明知喇嘛为祟，无术制之。又过听王公之请，益忤喇嘛不敢相近，牵掣愈力。此树铮所谓‘听信陈使自办，即经年累月亦不得定’也。
“树铮察知此情，擒贼应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俾知依附，然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本意与陈使协同妥办，奈每与晤谈，稍及喇嘛，渠即苦口向树铮代王公求情，一若树铮与王公有深仇大恨不能相容也者，故前电有‘不敢尽情信任’之说也。自严谕岱青王绷楚克后，迭向喇嘛中人日加灌溉。又深知巴特玛因前充商卓特巴为活佛所夺，又年轻者皆封亲王，而伊只有王衔，心中亦多不平。且现任总理，手执政柄，其人又颇谙外事，可谕以利害，故专意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每于大议场中，当众极与谦下，尊以老辈，誉以清操，讽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军规之严，军容之肃，兵士放假观剧，苦乐与共，俱知军心之固，期可入我彀中。
“连携与谈，皆谓现公与喇嘛相持不下，非黄教之福，宜劝活佛立功自固，勿久执迷。其实活佛应否，全惟此四人是视。而四人之中，巴年最长，位最高，活佛信任较薄，故属其尽力以自托于中央，树铮亦许以全力相辅，巴甚感戴。数往谒佛，往来三数日，佛仍推宕不应，托词非待会议，既声言外交有关。昨晚遂与勒限，谓外交有中央政.府在，会议无可待，活佛向来办事不待会议，今不能独待，我只责求活佛与执事两人意见，他有异言，我自当之。执事如此高年，不惮奔走，以谋黄教之安，而活佛罪恶已极，尚不肯发一言，徒令喇嘛假威福以祸王公，王公不平即久，必思报复，争乱相寻，则黄教已矣！黄教去，蒙古必如散沙，则外蒙已矣！是执事有爱外蒙爱黄教之心，而活佛持之以酿乱也。
“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巴又稍以俄人及蒙兵为言，意在谓如是必致惊恐地方。树铮谓即有惊恐，是昏佛使然，非我之咎。然执事至此，尚为此言，意令倾佩，真黄教之主也。渠许再往面佛力劝，更略谈其不平之事。树铮许以事定后，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与双俸。渠更约明晚再见。今晨独坐默念，万一佛再不应，安能经行拿解？当即坐罪彼四人，责以不能善辅活佛，姑作拘禁之状以恐之，再图别策，庶刚柔相济，而不损国家之威。
“正自筹酌，巴忽匆匆而来，握手告语云：昨晚别后，连夜面佛，痛陈利害，继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惟言陈使偏袒王公，所拟条件，决不愿用。又前三音诺颜之死，佛之野子袭封，出自陈使指使，而彼今辄举之以为佛罪。加汗增入京，佛曾专函令谒大总统，请撤换陈使，故今日之事，佛不愿其与闻，亦不愿他喇嘛王公预其事，但由树铮与彼换交商定条件，具呈政.府可矣等语，并缕举活佛恳代维持往事数件。树铮以机不可失，遂许以今夜偕其谒佛面商，决不令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巴称谢而去。临行又坚请守密，深盼定后再告他人云云。俟议定后，详电驰报。”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是决定关键的一天，陈毅和车林交涉了十个多月而终归破裂的撤治问题，竟在这一天解决了。其间如何急转直下，可以从徐树铮给北京政.府的三通电报中看出。
徐电一：“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寒（十四）日到巴特玛寓所议商条件，因仍为去喇嘛权利，树铮坚持欲定条例非简略不可，详细办法可另订办事章程，或不定条例，但由佛率众具请撤治，一切办法统待另商，或派人随树铮入京详定。渠狡展良久，逼之去谒佛。树铮寻又严词诰谕，谓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渠情状极畏惧，大约一二日内，可见定夺矣。制树铮。删（十五）”
徐电二：“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删电计达，今日巴特玛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议定先由活佛盖印，率众具呈自请撤治；一切条件办法，概从另定。饬人来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内定即办妥。树铮允以不逼，但仍须从速办结，由活佛派大员随树铮入京，觐谒大总统致贺云云。恐其夜长梦多，故必严促其速定也。仅此报呈，伏祈察核。制树铮。删二”
徐电三：“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均签：
删二陈报蒙员会议情形，并求树铮今晚不必往逼，系都护派人来告，谓蒙员托其转达。电发后，有人询巴特玛何以会议未散，匆匆先归？答云：昨徐公限定晚六时晤面，故早归待之。树铮即往晤，始悉所定办法稍有不同，都护是传闻之辞。活佛签名盖印，向无此例；由官府各部长签名盖印，声叙会议公决，活佛允准，请为代陈政.府。查清室逊政，亦由太后谕内阁与民国大员交接，并非帝后自须具名。夜郎虽小，帝制自娱，佛不具名，亦于外无嫌，慨然允之，并致昨晚鲁莽歉意。其公文旦夕即定也。仅此陈明，伏乞察核。制树铮。删三”
两天后，外蒙古自治政.府准备了两份自愿取消自治呈文送给都护使和筹边使，请求代转呈北京政.府。
外蒙自治政.府请求撤消自治的呈文：“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形益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之举。嗣经协定修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今人诚有可叹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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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俄国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俄人既无统一之政.府，自无保护条约之能力，现已不能管辖其属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结土匪，结党纠伙，迭次派人到库，催逼归从，拟行统一全蒙，独立为国，种种煽惑，形甚迫切。攘夺中国宗主权，破坏外蒙自治权，于本外蒙有害无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该布匪等以为我不服从之故，将行出兵侵疆，有恐吓强从之势。且唐努乌梁海向系外萱所属区域，始则俄之白党，强行侵占，拒击我中蒙官军，继而红党复进，以致无法办理。
“外蒙人民生计，向来最称薄弱，财款支绌，无力整顿，枪乏兵弱，极为困艰。中央政.府虽经担任种种困难，兼负保护之责，乃振兴事业，尚未实行。现值内政外交处于危险已达极点，以故本官府窥知现时情况，召集王公喇嘛等屡开会议，讨谕前途利害安危问题，冀期进行。咸谓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意，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当将议决情形，转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业经赞成。
“惟期中国关于外蒙内部权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议定，则于将来振兴事务及一切规则，并于中央政.府统一权，两无抵触，自与蒙情相合，人民万世庆安。于外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祷者也。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自治而订也，今既自己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利权。”
十一月二十二日，徐世昌豪迈地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官府的请求。
令云：“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当优为待遇，俾其享共和之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由于徐树铮超人的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当然更是因为“五万大军”的强大威慑力。他仅在库伦住了二十二天（10月29日到达库伦，11月21日驱车回京），即成功地使蒙古自动撤销自治。
当然也有“不识时务”的。对于那些有“反”心的，徐树铮的策略是请他们“喝茶”，在外蒙古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谁都知道，这小徐杀起人来从来是不眨眼的。
有一支“胆大包天” 军队，一开始居然叫嚣要与徐树铮的大军一战，这支军队，就是外蒙古武装中的雇佣兵，一支由俄国顾问蜕变成的白俄匪徒。不过，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还没和徐军交手，就作鸟兽散。
这也就是说，我们那位都护使陈毅，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大的努力，没有办成的事。徐树铮仅用了二十二天，不但把事情办成，而且结果要好得不知要强多少倍。
人们不能不惊叹这位小徐的雄才大略，无论如何，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所谓不能流芳万世，也必能遗臭万年。像徐这样的人，如果能把他的才智，用在干好事上，譬如此次治理蒙务，实是国家民族之幸。当然，这样的人干起坏事来，也更可怕。
徐树铮这一次的爱国之举，得到报界高度称赞，称他为“中国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之一（另一人是孙中山）。
第327章 这不是和平
大功告成后，志得意满的小徐要返北京复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行前特别演剧招待蒙古官民。
他也有电报告北京政.府：“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树铮现定明早启程还京，蒙官府多员到署送行，颇向树铮作亲切恳挚之谈。晚间邀请蒙官及各使，又各军队连长以上官佐欢宴，仍以演剧娱宾，并阁街通告，撤去卫兵，无论汉蒙商民，贵贱贫富，概许迳入。见观剧者至形拥挤，树铮当众宣言，本晚之聚，所以庆祝蒙疆撤治。久闻活佛官府及各路蒙旗，抱定此意，今竟不待商酌，决然行之，具见爱国之殷，爱蒙之切。而以送呈之责，责之鄙人，鄙人之于此事，关系极切，故庆祝尤虔。为国家及蒙疆庆，为惠临诸君庆，且为己身庆也。
“复致谢到此二十余日，诸荷爱勉。鄙人现在所欲考察，佐将来施设之事，均获指以南针，俾后日得循率而行，尽我棉力，是诸君之赐，不仅鄙人一身，而鄙人乃适当其冲也，是以敬谢之。诚以鄙人到此未久，而各方士夫，相遇极欢，俨同旧友，匆匆南旋，尚有走别未晤者。虽不久辄将复来，而快愉究难自示，想惠临诸君，亦有同此感者，别后当函电相讯，不能寂寞也。树铮言此，重在第一意，当蒙人之赞其自请，蒙既安心，而无论何人开放入览，计必有各国谍者混入其中，可为我国代播也。谨此陈报，统祈钧察。制树铮，哿（二十）二”
小徐是十月二十九日抵达库伦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动身回北京，二十四日荣耀凯旋抵达北京。在他一生中，这是最为辉煌的一页：短短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事业。
小徐返京后，除了向北京政.府报告，同时有电报告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11月24日）。中山先生欢欣鼓舞，于二十六日回电祝贺他的成就。
电云：“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
小徐一直被国民党方面所不耻，先生的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
孙中山回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有何恩恩怨怨，只要是做了对国家和民族有好处的事，就应当给予肯定，这便是伟人的博大胸怀。
梁士诒也有贺函给小徐，内云：“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云云。
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会议裁撤库伦都护使署，外蒙事务交由筹边使署全权处理。
十二月一日北京政.府明令派徐树铮督办外蒙事宜。
二日，特派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副使为恩华、李垣。
十五日段祺瑞率领高级军官百余人，在保和殿为徐树铮举行欢送大会。
十六日徐世昌在怀仁堂召见徐树铮，命他携带七狮金印，授给哲布尊丹巴。
册封活佛的全文是：“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十二月二十七日，西北筹边使兼册封专使徐树铮抵达库伦，受到外蒙官民的热烈欢迎。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
一九二零年元旦举行册封典礼，北京政.府明令授徐树铮勋二位。
接下来，便是徐树铮大展宏图，悉心治理外蒙古。
已经洞察了一切，为了获得蒙人的信任，他一开始就下了一道严令，命在外蒙经商的山西人要和蒙人诚实交易。
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一些山西人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规定一个时间归还。
蒙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兴隆。
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一百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一百四十头羊。
蒙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四十头羊呢？
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一百头羊，现在多四十头不是很公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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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人老实而单纯，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
其实这极不合理，羊是需要喂养的，不到一年就要增加四十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人太甚。
徐树铮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
因为不能赊欠了，蒙人一开始不很理解，待得知徐树铮的良苦用心后，是感动和感激。于是，小徐更加获得蒙人的拥戴。
同时小徐还设立边蒙银行，总经理是李祖法，发行的钞票是以骆驼队为图案。这自然为商品交易提供方便，也就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李祖法（1897年-1994年），著名企业家，民国实业家李云书之子，浙江镇海（今宁波市北仑区）人。
一九一七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出国专攻Maimi Univ. 经济 B. A. Yale 经济。一九一九年回国，曾任上海海关部门服务及曾任职经六合公司，后经营保险事业，为永享保险公司董事长。
一九四七年离沪去港，除继续本业外，并致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为高等教育方面的发达，不遗余力。历任新亚书院董事会主席，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首届主席，中国雅体协会主席，新亚教育文化会董事长等。
与此同时，小徐在可以种菜的地方大力推行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这对于改善蒙人的生活和实现营养的全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为了开发外蒙地下资源，他从德国聘请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勘测考查，还拟就了开发计划。
倘若徐树铮全身心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华和魄力，不消几年一定大有成就，可惜他志不在此。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世界了。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对国会所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他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
这十四点和平原则，后来又另作多次补充。经与英、法、意等国多次协调，协约国各国最终同意，以十四点和平原则作为议和的指导纲领，并在十一月五日正式通知德国政.府。
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一）各国外交公开，禁止秘密国际协定。
（二）平时与战时均尊重海洋自由。
（三）撤除各国经济壁垒。
（四）裁减各国军备。
（五）公平解决殖民地之分配。
（六）归还俄国被占之领土。
（七）归还比利时被占之领土。
（八）撤退法国境内盟军，解决阿尔萨斯（Alsace）及罗伦（Lorraine）问题，并归返法国。
（九）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意大利边界。
（十）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奥匈领域。
（十一）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巴尔干各国边界，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等国的领土。
（十二）土耳其自治，开放达旦尼尔海峡。
（十三）恢复波兰之独立。
（十四）议定宪章，组织国际联盟，保障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不论国家之大小，一律享受同等权利。
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各国公认是重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英语：Thomas 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在佐治亚和南卡长大。博士、文学家、政治家、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
威尔逊少年时代就醉心于政治，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
威尔逊十六岁进入戴维森学院，一八八三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并在三年后获得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议会制政.府：对美国政治的研究》（gressio: A Study in Ameri Politics）。毕业后，先后在Bryn Mawr学院（1885-1888）和卫斯理大学（1888-1890）任学术职。
三十岁开始在大学任教。一九零二年发表的《美国人民史》，被认为是其学术上的最高成就。同年威尔逊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一九零九年当选为新泽西州长。
在一九一二年总统大选中，由于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选票，威尔逊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
威尔逊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一九一九年，威尔逊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二年历史学家对三十一位总统的投票排名，威尔逊高居前四位。
第328章 青岛问题
巴黎和会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战后协约会议。
二十七个战胜国的代表一千人参加，其中全权代表七十人。苏俄没有受到邀请，德国等战败国也被拒之门外。
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希 腊、危地马拉、中国、泰国、海地、沙特阿拉伯、洪都拉斯、利比里亚、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独立国家，还有英国的自治的领地南非、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北京政.府选派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为中国代表，组成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团员总计五十二人，其中专家十七人，外籍顾问五人。
五名代表中，只有陆徵祥是民国四年签订中日密约的经手人，其他代表多为新兴外交家。
巴黎和会只规定中国代表二人，陆徵祥和顾维钧是正代表，其他三人为副代表。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一九一二年学成回国后，任内阁总统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一九一五年起历任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等，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过不懈努力。
一九四五年六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等职。
这是个对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达十二卷的《顾维钧回忆录》陆续出版后，近代史学界曾掀起一波研究顾维钧的热潮，在涉及重大的外交问题时，往往会引用他的回忆录。
施肇基（1877年4月10日-1958年1月3日），字植之， 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 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民国时期外交官。是康奈尔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先后在邮传部、哈尔滨关道、吉林省、外务部任职。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
魏宸组(1885～1942年)，字注东，湖北江夏人。清法政通榜举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吴禄贞、李书城等人从事反清活动。
曾协助孙中山筹组欧洲同盟会,任巴黎通讯处编辑。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京津同盟会外交部长,旋赴沪上参与南北和议,被南京方面推为外交次长。民国后,曾任北京国务院秘书长,不满袁世凯倒行逆施辞职,后赴荷兰任公使,曾任国民党总务部干事。
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主要的目标是：
（一）收回战前德国人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
（二）借国际会议主持公道，取消民国四年中日条约的全部或部分。
（三）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租界、关税协定等。
（四）结束德国、奥国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
会议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各出两名代表组成的最高理事会，也因此而称“十巨头”会议。
三月二十五日，决策的十人会议缩减为“四巨头”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
实际上，重大问题都由美、英、法三国代表决定。
这是个不平等的会议。
首先，是把出席会议的国家分为几等。
第一等是“享有整体利益的交 战国”，即英、法、美、意、日五大强国，它们有权出席一切会议。
第二等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如比利时、巴西、中国、希腊等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只 能出席讨论与它们有关问题的会议。
第三等是与德、奥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如秘鲁、玻利维亚等，它们只有在会议讨论的问题直接涉及这些国家时才能派代表 团出席。
第四等是中立国和即将独立的国家，它们只有在五强之一的邀请下才能出席有关会议。
其次，各国代表的人数也是不平等的。
会议规定，英、法、美、意、 日五强各派五名代表。
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各派三名代表。
中国、希腊、沙特、波兰、葡萄牙、泰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各派二名。
英国的自治领地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各派二名，新西兰派一名；其他国家各派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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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各国都各有打算，试图通过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法国。法国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五百余万军民伤亡，而且西线战场绝大部分在法国。因此，法国希望能取得德国工业的控制权以补偿自身损失。
和会的第一天，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利用致开幕辞的机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不仅以战胜者的口吻讥讽战败的德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同时还提出了制裁战争祸首、肢.解德国的基本方案。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以法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大会主席。克里孟梭对德国怀有强烈的复仇情绪。他出席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以建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为此，他在十人会议上提出，法国不仅要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将法国的边界东移到莱茵河，并主张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各省合并成一个独立国家。
意志坚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极端自信的理想主义者。在他执政期间，美国发展迅速，成了世界首富。他认为，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应当放弃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担当起领导世界的重任。
他坚决抵制法国的主张，更着迷他会前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首次发言时即提出要优先讨论国联盟约问题，强调国联盟约与对德和约应当成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任何国家都有约束力。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上也很活跃。他工于心计，城府深沉，为了维护英国开始动摇的霸主地位，在巴黎和会上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他时而同法国站在一起对付美国，时而同美国结成联盟压制法国。当美法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常常以调解人的身份周旋于其间，从而为英国捞取了不少好 处。
意大利的首席代表是总理奥兰多。他来巴黎时也怀揣着自己 的争霸计划。奥兰多的主要目的是得到阜姆港，以使其成为意大利在巴尔干的扩张基地。因就实力来说，意大利同美英法相比只能算二流国家，加之它在战争初期脚 踏两只船，参战后又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因而奥兰多的要求遭到美英法的拒绝。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五强会议上，奥兰多以得不到阜姆无法回国交待，甚至国内会发生暴.动相要挟，而美英法仍然反对他的要求。
奥兰多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会场，而其他与会者根本不予理睬。奥兰多无奈，过了几天又悄悄回到会场，继续充当跑龙套的角色。
五强之一的日本代表团是由牧野男爵率领的。牧野当时虽然不是政.府首脑，但老谋深算，善观风色。
他出席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
威尔逊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曾拒绝了牧野的要求。在奥兰多退出和会的第二天，牧野不失时机地突然发言，坚决要求按照他的条件解决山东问题，否则日本将拒绝签署和约。
威尔逊考虑到意大利已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再退出的话，将使和会受到严重挫伤。英法因与日本曾有密约，也支持日本的要求。
会议一直在争吵中进行，展开了一场马拉松般的“辩论大赛”，这次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多月。
经过几个月的争吵，美、英、法三巨头总算商定了对德和约的内容，虽然三巨头对这份充满妥协的和约都不满意。
五月七日，在凡尔赛宫的会议厅，一脸严肃的克里蒙梭将和约草案交付给了德国代表团。
这位有“老虎”之称的总理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德国人说：“先生们，你们向我们请求和平，这就是我们愿意给予你们的和平。”
仔细看完了这份“和约”，德国代表们差点气晕过去。
这份苛刻的和约作了如下的规定：剥夺德国的全部殖民地，法国收回洛林和阿尔萨斯，德国萨尔区的煤矿由法国开采，行政由国际联盟管理十五年，期满后经公民投票决定归属；
莱茵河左岸的德国领土划分为三个占领区，分别由协约国占领五年，十年，十五年里，右岸五十千米为不设防地区；
德国只能维持十万人的陆军和一万五千人的海军，废除义务兵役制，不得拥有主力舰和潜艇，不得拥有飞机、坦克和火炮等重武器；
德国要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英、法、美三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最终确定赔款金额为1320亿德国马克，约合330亿美元）。
这样苛刻的条约谁敢签字啊？德国代表一方面向国内汇报，一方面请求对和约进行修改。
但三大巨头咬定条约不放松，明确表示德国人不能进行任何争辩，要么签字，要么继续战争。最终，德国政.府选择了屈服。
《凡尔赛条约》共分十五部分，四百四十条。根据条约规定，德国损失了10%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属东非、德属西南非、喀麦隆、多哥以及德属新几内亚），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
巴黎和会其实是一战后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一场分赃大会，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也种下了复仇的种子。
法国元帅福煦事后评论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
毫无疑问，巴黎和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第329章 “五四”运动
中国留欧学生曾组织团体，推派代表敦促中国代表利用巴黎和会以取消中日廿一条约。中国代表团欣然接受留欧同学的诉求，向巴黎和会最高会议递送陈述书，请求和会取消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协约及换文。
议长克里孟梭答复：“承中国代表团送来说帖两件，其一为中国要求和平会议废除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条约及换文事：其一胪列各项重要问题：如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局、撤销领事裁判权等，请和平会议提出纠正事。以上两项，业已收到。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声明：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分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嘱本议长答复如右。”
民国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召开法、美、英、意、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德国所属殖民地及东土耳其占领地的处置办法。
美总统威尔逊提议把所有德属殖民地与东土耳其占领地一律归国际共同管理，但法、英、义、日四国反对。
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衷讨论，最后决定用委任统治制，由国际联盟组织按各殖民地文化程度及统治时间的久暂，并按各殖民地的需要，委任适当国家代为统治。
这实际上是五强瓜分德属殖民地。
因为青岛是德国同中国租借之地，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德国殖民地，情况特殊。因此，二十七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青岛问题时，法国外交部通知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由顾维钧、王正廷出席。
在会议上，日本代表当时提出日本政.府要求书一件，内容如下：
“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盖自欧战开始，德国以胶州湾为海军根据地，大为国际贸易航行之障害。日本为远东和平起见，根据一九一一年日英同盟条约，致最后通牒于德国，要求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不依限答复，日本乃与英国出军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自是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悉为日本占有。德国在远东军事上政治上之根据地，因以破坏。商业交通，乃得恢复无阻。日本为削除德国此种势力，牺牲不少，不能任德国势力复活，故日本对德要求，实正当而且公平云云。”
中国代表因缺乏经验，对青岛问题，并未准备说明书，因此当日本提出想侵占青岛的要求后，中国代表很被动。
顾维钧起立发表声明说：“青岛问题对中国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本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时间，以便提出具体的意见再行讨论。”
会议同意中国代表于次日提出详细意见再行交付讨论。
中国代表团回到团部用一个通宵的时间，拟就一个关于青岛问题的详细说帖，即中国要求胶济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其他关于山东省内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提案。
中国代表团提交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说帖共分甲乙丙丁四项。甲项述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乙项述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丙项说明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丁项说明胶澳应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
（丙）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
“一、胶州租借地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其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一八九八年租与德国，实中国迫于威力不得已而允之。德国所有在山东省内之路矿权利，即此条约之一部分。故此项权利、及租借地之归还中国，实依公认领土完整之原则，为公道之举。若仍以畀德，或转给他国，是不予中国正义公道也。
“二、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昔日德人所造，今为日本所据之铁路，自青岛入该省腹地，绵亘二百五十四英里有余。该省人口三千八百万，皆志节高上，热心爱国人民，为纯粹中华人种。其语言文字，及尊奉孔教，与他省人民同。不特于国籍之原则毫无欠缺，且为备具此项原则之范围，而其志愿殷切，急欲脱离德国或他国之凌迫，尤其无疑义。
“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孔孟两圣所诞生，实中国文化发源之地。为人民之圣城。崇奉孔教之文儒，每岁跋涉至此省谒圣迹于曲阜者，以数千计。全国人民之目光，胥集于此。盖中国之发展，此省之力为多，今犹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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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东人民稠密，故经济竞争，颇为剧烈。以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之人口，聚集于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六万英里之地面，谋生自非易事。盖人口之多，几与法国相埒。而面积之广，不过四分之一。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民，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削腹外，无他结果也。
“五、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人民之众可增外货之畅销，矿产之饶，利于实业之发展。而胶州一湾，尤为中国北部外货输入、土货输出之第一要路。数百年来，胶州久为山东省之重要商港。该省货物，取道于十二世纪所辟之连河，而至此处，与商务最盛之潍县相联络。虽胶澳北部，为积于所塞，胶州不复临海，然青岛今为山东省之海口，地位正与胶州相同。复为新辟商务孔道，有青胶潍济铁路，以通于京津宁沪，且处于胶澳之滨，经年不冻，非天津白河之比。故此新立商场，实足以邀截中国北部全境之商务，此而植立一国势力范围，则国际工商大受其害，如欲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则非由中国人保有山东全土不可也。
“六、以形势言之，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盖胶澳铁路接津浦直达北京，实为自海至京最捷之一途。此外一途，即自旅顺、大连至奉天，而达北京之铁路是也。中国政.府为巩固国防计，极愿杜绝德人之盘踞青岛，今幸得英日联军驱而去之，中国深愿留此重地于自己掌握也。
“七、就各方面观察，胶州租借地以及附属权利问题，其解决之法，不能有二。苟和会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独可以矫正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山东人民，对于外人侵入桑梓，常怀愤恨雪耻之心，其对于德人之侵害，固其所痛恶，即此次日本暂时占据租借地与铁路，观该省省议会商会及地方士绅之抗议，其愤恨可知也。即他省民，亦同此感。政.府防范人民，使其表示反对，止于抗议，不进而为更剧烈之行动，颇非易事。可见人民痛心此问题之深矣。设不归还。则不特中国与将来掌握该租借地之国必生龃龉，而山东人民，与该国人民之冲突，必且尤甚。既与攻击青岛时宣言巩固东亚永久和平之用意，难以相容，亦与英日同盟所谓保全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与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不相符合矣。”
（丁）胶州湾必须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
“一、中国政.府陈说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应完全归还中国，非疑日本向德国索得该种权利之后，将不交还中国也，且深信日本必践交还中国之约，然必注重于完全归还一节者，不过欲引人注意于此举为根本上之公道而已。
“抑归还之法有二：一由德国直接归还，一由日本间接归还。而中国政.府，愿取直接归还。盖取其程序简单，不致别生枝节，如一步可达到者，自较分作两步为易也。此次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荣誉之战胜，中国亦与其荣，若得德国直接归还，则中国国家甚增荣威，而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敌忾同仇，以维持正义公道之原则，从此益彰矣。
“二、中国请求直接归还，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逐时所受之牺牲，与其生命财产之损失，中国政.府与人民，于日本海陆军队，英勇慷慨，以助邻国之举，实深铭感。然感激虽深，中国之领土不能因他国之战争而受影响也。且日本固宣言战争之目的，在远东和平，不为德人所危害。今目的既完全达到，则虽有所牺牲，而食报亦已丰矣。
“三、中国政.府非不知日本四年以来，对于此项租借地及铁路等权利，处于军事占领者之地位。然徒因战事之占领，不能遂为获得土地及产业之主权也。不过暂时的办法，须经和平会议综计各国之普通利益，而追认或取消之。中国自对德奥宣战，同为参与战事之国，日本以武力强占胶州及铁路，是为侵害共同参战国之权利。
“四、中国固曾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与日本订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其第一条云：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然应忆此约，与此外关于满州东内蒙之约，暨多数之换文，皆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无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本所不愿，经日本送最后通谍，限四十八小时以内，为满意之答复，始勉强允之。
“然在中国政.府之意，以为此不过暂时办法。最后修正之权，当在和会。因日本要求之重要条款，实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故舍最后之和平会议外，不能为满意之解决也。至最近所订关于胶济铁路，暨其他二铁路之合同，中国对之亦同一看法。
“不特此也，就以上条文细审之，可见中国并未尝以德人在山东租借地与铁路暨他项权利，授与日本。按照条文意义，中国仅仅对于日本有此保证。倘将来日本向德国提出关于德国之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分，德国同意时，则中国亦与之同意而已。此种保证，自系设想中国对于欧战始终中立，不能参加战后和会而言，中国既已参加战局，则该约所设想之情形，即已根本改变，故依据事变境迁之理法，此约已不复有效。
“五、尤有进者，中国对德宣战布告中，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等，一律废止。则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德国因据有租借地暨铁路以及他项权利者，当然在废止之列。而德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诸法律，即业已归还于领土之主权国。易言之，德人业已丧失其租借权，则断不能有转授他国之权。纵谓租借之约，不因战事废绝，然该约中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则德尤无转租与第三国之权无疑也。至于铁路，按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与他国之意。
“有此种种理由，中国政.府深信和会对于胶澳租地、胶济铁路、及德人在山东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之要求，必能认为合法公道之举。和会苟完全承认之，则中国政.府人民，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自必感激于无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尤甚！则不但诸友邦维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之名实不虚，而远东之永久和平，亦借此新保证而益坚矣。”
中国代表团除了以上的文字表达外，并由顾维钧在会议席上发表了意见。
他说：“仅关数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各位即如此尽力，至于青岛问题关系四万万人民的大问题，本全权之责任亦极重，今试述其大纲原则：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租借与德国，起因于教案问题。德国以武力要挟强请，迫不得已而为，已属世界周知之事。如就地势论之，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
“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直达首都，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二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民即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实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本全权认为交还青岛为公正圆满之一条件，若本会舍此采用他法，则本全权不得不认为谬误。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英国不顾欧战之危急，竭力援助，以及其他与德对峙，使德无力派兵东援之各联合国，共为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留下将来纷争的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此不独为对中国的诚意，亦是对世界各国的诚意。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有和平之诚意。”
第330章 历史意义深远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
这是因为，巴黎和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宣布对同盟国作战，支援了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十七万五千名劳工到欧洲支援，牺牲了二千多人。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和牺牲。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日本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不断在会上质疑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资格，企图排斥中国作为战胜国与会；没有得逞后，又胁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转给日本。
中国最初连参加和会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勉强被允许参加，但处处被看不起。
在那个主要是谁强谁说了算的世界，一个弱国，自己不行，想指望着别人能为其主持公道，简直是做白日梦。
所谓的巴黎和约表明，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是虚幻的，列强从未将中国视为平等一员，美国的“赞助”也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
美国为了自己利益考虑，食言自肥，改变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中第一条“反对秘密条约”，即原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支持态度。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虽然据理力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终于还是弱国无外交，所有的努力基本上付诸东流。
巴黎和会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特别是会议期间公布的中日密约，更是引发国人极大的愤怒。
民国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准备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
留日学生数十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
见情势严重，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
人丛中有人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对中国处处受日本欺侮体会更深切，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通电声讨卖国贼。
电云：“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
“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
“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
“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五月四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十三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研究和部署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
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 ，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没找到曹汝霖抓到章宗祥，群情激愤下将章痛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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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三十二人。
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和湖南学界代表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逮捕学生八百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七日、九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响应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第331章 历史是在前进的
在五四运动中，警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
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
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五十多处受伤，在场有几十个带枪军警。
章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步兵统领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的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
学生的回答更调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
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
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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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也就是说是国人科学和民主意识的大觉醒。
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
五四运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复古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四十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时势造英雄，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为女性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开拓了道路。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的伟大启蒙运动相媲美。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的。
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而封建的传统理念历来是轻视人，践踏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封建专制也能造成一种平等，就是大家都什么也不是，大家都等于零，零等于零。
让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使个人获得比较全面的发展，使人性能够更加健全，是一个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五四运动留下的可贵遗产。
第332章 拒签“和约”
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同意见的各方，很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更何况总有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一个较为完善的民主社会，应该能够使各种不同见解，有权力有途径表达，如果他们有表达的愿望的话。
问题在于：第一，表达意见的人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就是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别的人用平常心对待这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见到有示威游行就好象出了多大的事，甚至认为是天下大乱。第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主张、诉求不同的人能够相互包容，能够在一起和谐共处。所谓，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比如火烧赵家楼，比如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但总得说来还是采取和平示威的方式。要知道，在封建专制下，民众可是或者是逆来顺受、俯首听命，或者是揭竿而起。应该看到，从“公车上书”，到立宪的情愿活动，再到五四运动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历史是在前进的。
另一方面，在当局层面。在五四运动中，血腥镇压的可耻行为是有的，比如在山东和湖南。但是，同样在总的方面，还是较为理性和克制的，特别是徐世昌的中央政.府。
五月四日和五日，钱能训总理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当即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因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傅增湘也同样予以拒绝。
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总统徐世昌一直是主张采取缓和手段的。五月六日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令云：“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第二次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有记载，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五月七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也一肚子委屈。
对前来看望的朋友发牢骚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一直被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也有相关文字留下，不妨一读，现抄录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
“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
“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
“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
“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於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疱，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株，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民国七年冬，巴黎开（欧战）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二十七国，我国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其它代表即派驻外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兼任。南方军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对外不应示以分裂，商由军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为代表，一同同发。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祺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消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皆无异议，就此决定。
“陆代表一行此次由海道赴法，须经过日本。日本政.府即通知章公使转达政.府，以陆代表经由日本，极表欢迎，俟陆代表过日时，隆重招待，日皇预定由避寒地回京接见等语。政.府即转电陆代表，陆代表回电应允，请转日政.府。后忽来电以途中受寒致病，属外部电辞日政.府接待。政.府不知何病不能接受招待，但只好照电章公使请婉向日政.府辞谢。日政.府深为诧异，但允取消宴会，希望与外相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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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氏到了下关，日本即派御医往诊，知系受寒，无甚要紧，当派专车接到东京，与日本内田康哉外相，晤谈二十分钟。后陆又来电云密件箱遗失，嘱再速抄一份即寄巴黎使馆，政.府始有怀疑。余揣陆氏向来意志薄弱，易于动摇，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尚有南方代表，恐别有用意。及到巴黎，开会后来电谓，关于取消德奥租界，权益法权等项，均顺利通过。至庚子条约事不在本会议应议之事，不能提议。后又来电谓美国总统问中国与日本有无密约，盼速复。余在国务会议发言，陆氏以现任外交总长出席与会，有无密约，外交总长岂有不知，不即答复，反来电问，明明显示内阁不统一，且对阁员有不信任之意，虽未指明，暗中似有对我不满，且对外亦示以国内不一致，我恐这次和会将大有问题。钱总理即说，复他没有密约好了。后来一直没有公电报告，直到拒绝签字之前，由陆氏来电略言，奉职无状，电请处分。钱总理料知事情重大，回明总统，去电慰留，并令签字。余在国务会议未发一言。
“章仲和（宗祥）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长（公府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酬应，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告，吴总监（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
“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
“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岩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岩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啊！警察们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这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见我与仲和在客厅谈话，他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侍，故连警棍都没带。
“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问槎说，来了，你们应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婢一僮陪侍着。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旅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屋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
“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炎，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章宗祥)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服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仲和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即到同仁医院，见仲和面色苍白，闭目而睡，状很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诉我，他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动，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属部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仲和夫人来京。傅沅叔（增湘）总长（教育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府秘书长亦来，我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后吴镜潭来，问他带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后我又到医院，因不知仲和伤势情形，即住在医院。仲和夫人来时，已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怕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丑吉，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丑吉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仲和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曹家锅炉里，后都找着了。等仲和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东海为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馀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家父母已于翌晨送往天津寄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憩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房等同住一起。
“我到团城第二天，合肥即来慰问。此老向不做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又问仲和伤势如何？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说了即辞出。我本已预备辞呈，因合肥属不必辞，只好暂搁。后仲和出院，东海安置他于北海北隅之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亦有亭树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新修理髹漆，以备招待外宾，与团城一苇可通，不必经由外面。东海为我与仲和之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在住团城数天后，东海忽傍晚驾一叶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松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与军机处往来书电很多，木版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遂送交吴秘书长属代谢总统。后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亦辞谢。
“我在团城头几天，还有学生，手执卷了的白旗，三三五五行走，后来即没有了。北大蔡孑民校长，有简单谈话登于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之语，亦是劝学生停止之意。我以为学.潮已了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们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
“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的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商会。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以我的揣想，东海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画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惜百密不免一疏，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反授合肥以口实，斥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令下之日，合肥即来团城气呼呼的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说罢不等我答复，竟悻悻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且说我们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
自相矛盾矣。继以钱能训辞总理，任龚仙舟（心湛）为总理，以表示钱引咎，且与段有接近之意。以东海素称为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平凡向无机诈之人，何能适应此环境。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那时我年已近五十矣。
“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重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之揶揄，可想中毒之深。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它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我之后人，亦将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亦可使我良心稍女。
“东海不满合肥，是权力之争，然合肥之权力并非与东海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失望，而合肥对东海，以我之观察，总算惟命是从，不失其尊敬之意。即以此事而论，亦没有直斥东海，足见合肥之厚道；而东海对我们，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具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事也。
“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盅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他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揭发其真实相也。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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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兴（陆徵祥）回国不久，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后，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俪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后告知在中国四位至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徵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
第333章 扬眉吐气的陆徵祥
因为不参加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组织，北京政.府是希望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国务院曾密电各省，征求应否签字的意见；这不是征求意见其实是授意各省督军通电赞成签字。
但是，在全国一致的爱国运动中，这一次各省督军都学乖了，都不敢或不情愿与民意唱反调。
或许，有些督军也如步兵统领李长泰对爱国学生所说：“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
总之，对于北京政.府的电报，各省督军竟无人响应。
五四所开始的爱国运动，在曹、章、陆被免职后，并没有结束。爱国运动的第二目标，是反对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青岛在山东，首先发起请愿的，是山东人民。
六月十八日山东各团体推出代表，于十九日启程赴北京请愿。他们动身时，山东省会济南，万人空巷前往送行，场面激动而凝重。
代表们向送行者发出誓言，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二十日山东请愿的七个团体代表八十五人先期到京，下车后径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
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中，一齐跪在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徐不得已，只好派秘书长吴笈孙出来传话，定于次日派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代表总统接见。
山东请愿代表抵京的消息，震动了北京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特别设宴准备招待他们，他们不接受，却接受北京学联在北大法科举行的欢迎会。
二十一日，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接见山东请愿代表。代表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龚心湛表示这个问题太大，碍难接受。于是代表们一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不得已，遂于二十三日在总统府接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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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在接见时，代表们哭诉日本人把山东当作属土，把山东老百姓当做牛马奴隶，在山东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其中一位代表激动地流着眼泪，用沙哑的声音质问徐说：“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我国领土？请问大总统，山东人民是不是中国人？大总统还要不要我们？”
他的话说完，泪随声下，其他代表也跟着哭了起来。
徐世昌面对着这一幕，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经电令陆专使从缓签字。
徐世昌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答复，并不是事实，北京政.府拍给巴黎中国代表的电报，是命令陆徵祥等“相机办理”，而不是“从缓签字”。其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们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不理国内的反对，径行签字。
爱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们又如何能例外，陆徵祥早于五月十四日就有密电向徐请示。
电云：“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徐的“相机处理”，就是答复陆的这封电报。
山东代表除了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的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他们出面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
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因此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系的要求。
六月二十七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四百余人，一同到总统府请愿，请求拒签和约。徐世昌仍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
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当面保证不签约，否则即不退出。
双方坚持不下，代表们不走，徐则不见，于是请愿代表即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
坚持到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徐不得已只好接见他们。
徐世昌向请愿代表们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有一点明白表示，这使请愿人士非常不满。
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
徐借此怒形于色，拂袖而去。
请愿代表们一直到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四十分钟才散去。
二十八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一百零八人也到了北京，三十日有天津代表七十余人也到了北京，其他各省也有代表纷纷抵达。
于是、各省请愿的浪潮和学生运动汇合在了一起。北京城顿成一个请愿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从各省来的请愿代表。
市民和商店都热烈欢迎他们，这一来使到北京政.府为之手足无措。
北京政.府慌忙通电各省，禁阻各省代表继续向北京出发，同时怕北京的学生再罢课游行，便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九月一日开学后再补行暑期考试。
二十九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上海军事当局事前关闭了公共体育场大门，门外遍布军警，大会无法进行。
各团体纷纷向淞沪护军使抗议，这个大会终于在七月一日召开。
全国性的请愿运动，增大了国人对政治的兴趣，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爱国的热诚。
要知道，帝王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专制统制下养成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敢有兴趣的习惯，现在因为抗议外患，这个沉睡多年的东方雄狮苏醒了。
在请愿期间。有人甚至建议推举人民代表到欧州去进行国民外交，有的主张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外交问题和赎款。
当全国泛起了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运动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正面临他们一生中历史性的抉择。
巴黎和会的结果，《凡尔赛和约》历经半年始达成，由二十七国代表正式签字。
中国代表缺席，并致电政.府，引咎辞职。
电云：“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
“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当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接着陆徵祥又有补充电报云：“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
六月三十日，北京政.府把陆徵祥的电报公开发表，拒签和约的运动才告结束。
七月二日北京政.府在总统府召集重要会议研究陆徵祥的来电，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惟德为首席代表，兼程赶赴巴黎补签和约，未被徐世昌所接受。
对于不签和约后的外交问题，政.府有电给巴黎陆徵祥。
电云：“事势变迁，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保办理？此事于国家利害，关系至为钜要。该全权委员等职责所在，不能不熟思审处，别求补救，未便以引咎虚文，遽行卸职。于此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
七月十日，徐世昌正式下令说明中国代表未签字和约。
令云：“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钜，迭经电饬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反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惟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谋挽济；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体，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今。”
第334章 南北双方的第二次和谈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并于九月十五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及对奥和约签字。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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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其也曾有文字留下：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
“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云云。
陆徵祥这一生，最令他痛心的是签《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去的，是被迫签的字。
但是，陆徵祥本人心里并不好过，可以说签《二十一条》一直是他的痛。这一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总算使他扬眉吐气一次。
现在，我们回头再说南北第二次和谈。
和谈除了地点、人数、名称问题难以解决外，还有两个大难题，一个是陕西省停战问题，一个是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
关于陕西问题是由陈树藩引发。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六月七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
段祺瑞对陈树藩也大加赞赏。六月十日，段祺瑞发出命令，委任陈树藩为将军府汉武将军，七月，正式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自此，陈树藩投向段祺瑞，成为北洋皖系的得力干将。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提出各省"军民分治"，任命老同盟会员、云南腾越人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段祺瑞暗中授意陈树藩发动陕人反对李根源赴陕。
先是指使旅京陕西同乡会中的陕南老乡请愿，反对李根源任省长；接着又操纵陕西省议会致函黎元洪，不欢迎李根源来陕。
两计不成，李根源入陕就任省长之后，陈树藩处处与李根源作对，并派亲信监视李根源的行动。
一九一七年五月，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陈树藩作为段祺瑞皖系的干将，当即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脱离中央。
六月，陈树藩将李根源赶出陕西。七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再造共和"，重新组阁，陈树藩兼任陕西省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陈树藩当上陕督之后，便积极扶植个人势力，把同学、老乡刘世珑、曾继贤、张宝麟、张飞生、张丹屏等提升为团长、旅长，而反袁护国立了大功的民党人士胡景翼仅委以团长，高峻为副团长，曹世英部连正规军也没编上。
刀客出身的郭坚，因所部缺乏政治头脑，易为利用，所以编为游击营，后又改为警备军，负责监视李根源。但警备军统领郭坚受李根源感召，诚心拥戴李根源领导，使陈树藩恼羞成怒，借讨伐张勋为名，命郭坚率部出征。郭坚刚过黄河，陈树藩即电请山西督军阎锡山出兵堵剿，又命胡景翼、王飞虎截断郭坚归路。
王飞虎部下杨虎城深明大义，网开一面，使郭坚逃回陕西咸阳。陈树藩将警卫军副统领耿直提升为统领，令其率部围歼郭坚。耿直与郭坚是患难之交，暗中夜入咸阳，面见郭坚，经过计议，决定郭坚败走凤翔，耿直回城后，再派人与渭北的高峻等联系，协同行动，举义反陈。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陕西国民党人士响应孙中山护法的号召，高峻首先在渭北白水宣布独立，通电讨陈。
陈树藩大为震惊，急令胡景翼、王飞虎等率部前往围攻。
警备军统领耿直趁西安城空虚，准备举事。后耿直听取骑兵连长刘锡麟的建议，派出排长连安儿行刺陈树藩，但行动稍有疏忽，被陈树藩逃脱。
接着，耿直率六百人与陈军三千之众激战一昼夜，然后退出西安，与郭坚所部会师鄠县一带。随即召开军事会议，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率军围攻西安，拉开了陕西驱陈运动的序幕。
为解燃眉之急，陈树藩以陕西省省长为饵，引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入陕，西安之围方解除。但是，陕西靖国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胡景翼也在三原起兵反陈。
为了增强实力，扩充军队，打击靖国军，保住督军的地位，陈树藩在陕西还干了件大坏事，就是在陕西大种鸦片以征款。一九一八年春开始，陈树藩通过各县县长明令农民公开种烟，强令各县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交纳烟款。
开放烟禁后，陈树藩从中捞到了巨额款项，但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损失则无法估算。陕西的粮田逐年减少，从产粮区变成缺粮区，陕西吸食鸦片烟的人数达二、三成，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陕西人民对陈树藩恨之入骨。
一九一八年六月，陕西靖国军公请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元勋，三原籍人士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乃偕王玉堂取道山西渡黄河，向北经宜川，抵达三原。一九一八年八月，于右任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于右任（1879.04.11—1964.11.10），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斗口于村，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
于右任早年便是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
这是个特别受人尊重的人，在他身上，也有不少奇闻轶事，此处仅举一例。
一九四八年五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先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李宗仁。
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二千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如李宗仁给每个代表供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
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代表是上帝，副总统竞选者和他们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而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明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饭店对到来的代表即席演讲道：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国民政.府选举开始。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先生得到493票，即遭淘汰。
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第二天，继续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十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科、程潜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做人典范。
第335章 徐世昌还是真心想和的
于右任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后，以张钫为副司令，井勿幕为总指挥，下辖郭坚、樊钟秀、曹世瑛、胡景翼、高峻、卢占魁等六路。
十月中旬靖国军誓师讨陈，先渡渭水。渭南守将姜宏谋与胡景翼原有私交，即开城迎降，胡单骑入城接洽收编，不料是诈降，当场将胡扣留，并解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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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藩不杀胡，要胁胡写信给他的部下投降。胡也答应写信，但他在信中使用暗号，表示自己决不投降陈树藩，于是胡的部下便推举支队长岳维峻代理司令。陈树藩派员赴胡部招抚，又派第三旅旅长李天佐到板桥，均被靖国军击毙。
民国七年十一月下旬，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去叶荃军会商共同作战方略，归途经凤翔到兴平防地。陈树藩指使民军内奸李栋材伪造郭坚的函件，邀井到兴平南仁村开会。井大意上当，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前往而中计被杀。
陕西靖国军先后受到胡景翼和井勿幕两起挫折，但仍不屈不挠，南北和会召开时，陕西靖国军的六路军在陕西全境已占据很大的地盘。
其分布是：
第一路司令郭坚驻防乾县、武功、岐山、扶风、眉县。
第二路司令樊钟秀驻防盩厔。
第三路司令曹世瑛驻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
第四路代司令岳维峻驻防泾阳、三原、富平。
第五路司令高峻驻防郃阳、澄城、关山、兴市。
第六路司令卢占魁驻防三原、高陵、同安、耀县。
还有云南督军唐继尧所属川滇靖国军也进入平利、兴安、镇巴、紫阳一带。
而陈树藩所保有的地盘，一天比一天小。
南北两军的主要战场在湖南，陕西不算是重要战场。因为湖南战场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便想在陕西开僻第二战场，借以继续南北战争。因此在和谈进行前，调遣大批北军投入陕西战场，试图在短期内消灭陕西民军。
段称陕西靖国军为土匪，不承认为南军，并把陕西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剿匪，以示与南北战争无关。
段派出的先行赴陕的军队是奉军许兰州部，和会召开时，又调第四混成旅张元部开入陕西，并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出兵长武、邠县，与驻防凤县的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汉中的刘存厚（兵力约有两师），合力进攻靖国军。这样一来，陕西境内的北军与靖国军双方兵力共达二十万人。
和会召开前，南北双方都曾下过停战令，约束双方军队各守原防，一切问题留待和会处理。但是段祺瑞却要了一个花样，提出所谓南北两军占领区应当维持战争发生前的状态，这就是说，陕、闽、鄂西南三个地区内的南军都是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应当退还北方。他又进一步提出所谓剿匪问题，诬蔑陕、闽、鄂三省南军为土匪，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区域不应当划在停战区域内。
由于北方提出剿匪问题，南北双方于是又展开了“匪”与非“匪”的笔战。北方把郭坚、樊钟秀、卢占魁等都说成是土匪。南方质问说，难道于右任也算是土匪吗？北方承认于右任不是土匪，劝他快快离开匪巢。南方又质问说：“难道陈树藩所收编的王飞虎、白翎子、徐志毛等都不是土匪吗？”
南方议和代表到上海后，提出条件，要求全面停战包括陕西在内。
李纯提出五项建议：
（一）停战区域包括陕、闽、鄂三省。
（二）北方援陕、援闽军队均停止前进。
（三）双方议和总代表共同派员到陕西监视停战。
（四）陕、闽、鄂三省由双方将领划定停战区。
（五）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
除了陕西停战问题外，还有一个是参战军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参战问题已不存在。可是段系的人已把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同时把参战借款用来编组边防军。
边防军成立了四个师，由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这明显是在扩充兵力，继续实行武力统一。
西南方面在和谈前即提出撤消参战督办，停止参战借款，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等问题。
不过西南方面也知道，如果要北方履行这些条件，徐世昌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来等于堵死和谈的路。所以，南方未把参战军问题当作先决条件，而作为议题交付和会讨论，从而表明南方是带着诚意而来。
中国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人选问题也是南北双方争端之一。北京政.府指定以陆徵祥为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这个代表团名单中只有王正廷一人是西南方面的，西南方面曾要求加派伍朝枢和王宠惠二人为代表。
前面曾提到北方议和总代表人选问题。
本来徐世昌主张由李纯担任，皖系全力反对，梁士诒也被安福系反对。
段想要王揖唐担任，王是安福系首领，西南护法就是反对安福国会，王揖唐自然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徐世昌也不同意王揖唐为代表，称王是众议院议长，与梁士诒是参议院议长同样不适宜于担任议和总代表。
最后徐接受了梁士诒的意见。梁北返前在香.港曾和唐绍仪见过面，唐表示朱启钤是个适当人选。徐便提出朱为总代表。
王揖唐和朱启钤都是徐世昌的拜门学生，王后来变成段的死党，而朱则是旧交通系，所以和徐仍保持良好关系。
对于朱启钤为北方总代表，也曾遭致西南方面一些人的反对。
南方非常国会中约有一百名议员联名通电指责北方增兵陕、闽两省，缺乏和谈诚意；同时认为朱启钤是安福国会的副议长，又是洪宪王朝的帝制犯，表示反对。
南北双方既然在和谈前意见分岐而不能调和，因此和谈的进度非常迟缓。
这时，五国公使在北京接触频繁，准备向南北双方提出措词严厉的第二次劝告。
这个消息传出后，使段和主战派大感不安，南北的主和力量大为增加，议和问题才得急转直下。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方议和代表团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十人由北京动身南下。南方议和代表团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十一人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到达上海。
上海和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上午开幕，旧德国总会会场这天布置一新，南北总代表各引所属代表鱼贯入场，相对而坐。双方代表多为旧识，如今相聚一堂，各有不同心情。
开会后先由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辞说：“国内战争至今日告一结束，但推厥祸源，外力实有以助长之，旧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于此极。今北方已经觉悟，开诚言和，舍旧谋新，请自今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接着致辞说：“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迩者时势所趋，潮流所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赎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量。从此战争当无从再起，和平统一，请视诸斯！”
南北代表致辞后，双方全体代表遂起座向国旗行礼，并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然后进茶点，略作寒暄而散。
二十一日正式开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双方共同推定了久居陕西的山西人、旧国会议员张瑞玑到陕西监督停战。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承诺立即电告北京政.府切实办到陕西停战，如果不能办到，北方议和代表愿意全体辞职以谢国人。双方代表决议催促张瑞玑兼程赴陕执行监视职权。
二十二日唐绍仪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宣布中日密约等问题，朱启钤也当即承诺电达北京政.府请示。
朱出发前，徐世昌一再叮嘱他努力促成议和，因此在态度上对南方表现得很迁就，姿态也很高。安福系本就反对和谈，便借此大做文章，提出朱的意见不能代表全体，这就使得朱的处境愈发艰难。
在和会开始时，西方外交团也对北京政.府发出质问：为什么世界战争已经停止，中国还要招募参战军？是不是用以对内作战？
二十二日北京政.府答复外交团说：中国已经进行和议，不会再有内战。
徐世昌借了外交团有压力，劝段祺瑞将参战军移交陆军部管辖。因为陆军总长靳云鹏也是段系的大将，段没表示反对，但却遭到段的另一位大将，和靳云鹏水火不容的徐树铮的坚决反对。
这时候，徐世昌曾拟就一套裁兵计划。全国军队有一百三十八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四，这种负担，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承受。
徐的计划是在和平实现后，统一的中国即向国际银行团借款裁兵，把全国军队缩减为五十万人。裁兵完成后，进一步实行军民分治，军人不得兼任省长。这个计划既可减少军费支出，又可以削弱地方，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徐树铮毕竟足智多谋，他针对徐世昌的计划，向段献策，提出“保存参战军用以监督裁兵”。这样既可以拒绝南方取消参战军的要求，又免外交团的责难。
南方代表要求停止继续参战借款，段自然也不肯答应，徐世昌无力反对。因此，北京政.府以财政困难，军费无着为理由拒绝了南方的要求。
关于陕西的情况，由于南方代表和陕西靖国军方而没有直接的联络，陕西靖国军和南方代表通消息只能靠邮局寄递。
唐绍仪在二月下旬所接到靖国军的报告还是这个月上旬寄邮的。
根据这些报告，北军管金聚部由凤县攻占宝鸡，继续向凤翔进攻。奉军由潼关、吊桥移向兴平、武功。刘镇华的镇嵩军则进攻盩厔。张锡元部则进攻渭南。
这说明徐世昌虽然下过停战命令，陈树藩部阳奉阴违，并未执行。而段祺瑞则继续透过参陆办公处调兵遣将。
二月二十五日唐绍仪因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所以向北方代表团提出严厉的质询，要求撤换反停战协议、破坏和平的陕西督军陈树藩。
二十六日唐绍仪又接到靖国军一月中旬的报告靖国军在北军强大的攻势下，先后退出乾县、盩厔、郿县、扶风。同时北军还向凤翔、岐山、蒲城、富平进攻。
南方代表团大为震动，乃宣布北方不履行停战诺言，从二十六日起停开正式会议，改开谈话会。同时郑重向北方声明，在北京政.府未撤换陈树藩以前，不讨论其它案件。
第336章 张瑞玑
南北和谈注定是艰难的。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湖南善后协会派出代表文鹿鸣、傅纯根到上海来向和会请愿，要求迅速撤换恶名昭彰、杀人放火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们在南北代表面前泣诉张敬尧的第七师在湖南的暴行，人同此心，无论南北的代表都为之动容。于是，属于南方的湘籍代表又增加了撤换张敬尧的要求。
汤芗铭主政湖南时名声就很不好，而这张敬尧比汤芗铭不知要坏上多少倍。张统治湖南之后，称霸一方，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甚至向列强出卖湖南地矿权，残杀进步人士，可谓罪恶累累，被湖南民众恨称为“张毒”。
张敬尧除了有一妻之外，还纳了十二个小妾，供其淫乐。
一位湖南人写了一首顺口溜：“堂堂呼张，尧舜禹汤（张敬尧还有三个无恶不作弟弟分别为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著名的革命党人彭寿松，就死在张敬尧之手
彭寿松（1866—1918），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一九零三年任福建保甲局总办，因愤国事日非，参加哥老会，投身反清革命。
一九一一年三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彭寿松积极响应，率部光复福州，成立福建军政.府，任参事会会长。参事会改为政务院后，任院长。
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任福建都督府总参议长兼福建警察总监，统辖防卫军，控制全省军政大权，后被袁世凯撤职。
彭寿松离闽后，避居汉口租界。一九一七年前往长沙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任命彭寿松为湘鄂民军联络部部长。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惨遭张敬尧杀害。
在和谈期间，北京政.府正在发行“民国八年短期公债五千六百万元”，南方代表怀疑北京政.府利用和谈为缓兵计，以筹措战费继续用兵，因此大为反对。
二十八日，北京政.府提出了四个文件给上海和会，这些文件都是由于南方代表要求废止中日军事协定，所以北京把这资料提供和会参考和审查，四个文件是：
（一）中日军事协定文书。
（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三）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四）解释欧战终止日期的补充文件。这一个文件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和日本代表乙东彦签订的。根据这个文件，中日两国的军事协定，要到中日两国批准对德和约时，战争状态才算终止。段祺瑞和小徐想用战争终止日期的拖后来拒绝南方提出废止中日协定。
二月二十八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和谈的谈话会上向北方提出了三点质问：
（一）为什么陕西战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北军还大举向靖国军进攻？
（二）为什么参战军不取消，反而大加扩充？
（三）中日军事协定尚有附件没有看到，北京政.府不但无意废止这个协定，竟反而延长了这个协定的有效期？
唐绍仪要求这三个问题请北方代表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不得拖延。同日，南方代表将此情况通报外交使团。
三月二日北方代表团因为北京没有回电，无法向南方代表团答复，只好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因此上海和会遂正式宣告停会。
上海和会从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二日进行了十一天，其中正式会议只开过五天，可谓一无所获。
南方代表在停会后通电全国：“陕西停战与参战军停募两事，证明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谋和无诚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又说：“北京政.府正发行八年公债五千六百万，向银行抵借，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一千万归参战军。此案未经国会通过，不能承认。”
北京政.府接到北方代表总辞职电，复电慰留。
三月三日徐世昌再下陕西停战命令：“陕西兵燹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瘼，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谋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已派张瑞玑驰往，监视区分，务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
陈树藩并不遵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得于右任亲笔书函谓：“陈树藩密奉参陆处电文，促令进攻，故北京运陕军械，或由参陆处或由汉阳兵工厂，次第出发，络绎不绝。”
全国对和会停止都很关心，抢救和会之声四起，有些团体提出要派代表监督和会进行。
可是南北双方都指责对方应负和会停开的责任。
南方指责北方无和平诚意。
北方则指责南方别有用心，并举出在和会召开前南军将领林葆怿、熊克武、于右任等分别就任闽、川、陕三省督军的事实作为南方无意谋和的证据。
钱能训在通电中指责南方代表不应以对待敌国的最后通牒手段来对待本国政.府，并说陕西战争已停，南方代表不应该偏听于右任的一面之词。
三月十二日，陕西停战监督专员张瑞玑由北京启程，前赴西安。
十四日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公布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北京政.府认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有了交代。希望南方代表恢复和会。
当日，南方代表回应，认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参战借款仍在支取，参战军仍在迅速扩充，中日军事协定时效延长，和会重开无从谈起。
上海和会期间，各国驻华公使都密切予以注意，保持审慎的关怀。当和会中断时，西方国家极为不满。
三月四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赴公府谒徐世昌，劝告恢复和谈。
徐很诚挚地答复朱尔典说：“我们都是廿年的老朋友，彼此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贵公使一定相信本人盼和的心理最切。”
五日法国驻华公使柏蒲谒徐时表示两点愿望，他希望第一中国政.府勿因陕西局部问题而阻碍全局，第二希望中国国内和平和世界和平同时实现。尤盼能先在欧洲和约签订前实现。
西方外交因本打算联合五国提出第二次强硬劝告，可是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借口未奉到本国政.府训令，不肯参加。
三月六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法国驻华公使柏蒲、意国驻华公使华雷联袂赴中国外交部谒见外交次长代理部务的陈箓。
申述西方各国中.国.和.平的迫切愿望，劝告中国政.府早日恢复上海和会，不要提出参战借款，不要将参战军投入内战。
同时抗议北京政.府，不应以盐税余款抵押八年公债。
和谈的最大障碍应该是段祺瑞，他始终不想放弃武统的打算，陕西的战事不停也和他有直接关系。只是，这时候的内外环境都对段祺瑞很不利，他曾向总统请辞参战督办，徐不敢贸然答应。
三月六日时局的关键人物吴佩孚致电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他指出和会破裂是由于某派（指安福系）作梗，东海（徐世昌）受困，威信不行，切望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
对于促成南北和谈出力最多的江苏督军李纯，为早日恢复和谈。拟定了五项具体办法，并将此通电全国。
电云：“万急。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广州军府各总裁、保定曹经略使、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海陆军各司令、南京朱总代表暨代表诸公、上海唐总代表暨代表诸公、永州谭组庵两先生、衡州吴将军均鉴：近月以来，和平空气，布满全国，因善后之解决，有会议之盛举。既经中央复准，各方赞同，双方各推总代表，亦均先后分莅宁沪。惟以中央颁布停战罢兵令，广东军府亦通令停战罢兵，各省虽皆奉行，而陕、闽、鄂西等处，尚有纠葛。经多次之协商，定简捷之办法：
“（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止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闽省、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西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以上五条，均陈奉中央允准，电得广州军政.府同意，即日双方通令，按照实行。所有陕闽等问题，指日解决，会议即可进行，知关尘念，特此布闻！”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以私函给在陕闽的陈树藩和于右任，劝两边停战，以促成和谈重开。
徐世昌和冯国璋一样，是真心想和的，只是力不能及。是既没办法控制北方，也没办法说服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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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续开和会，徐痛苦地说：“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吗？”
第337章 厚脸皮的王揖唐
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
张瑞玑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愿。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
有史料记载：“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山西赵城（今属山西洪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曾在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任知县。
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西安光复的第三天，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共和建立，辞归太原，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长，后辞职去西安，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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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袁世凯曾声称陕西、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群盗”，提出“秦晋群盗，不在和议条款之列”。
张致书袁世凯：“执事谓秦晋群盗，瑞玑不敢辩，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害且百倍于盗。执事视其焚掠不禁，是残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树敌也；避南军之锋，专攻秦晋，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残民不仁，树敌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秦晋之人，固将有以待执事也。”
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再次致书袁世凯谓：“大总统者，国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举。孙公人望所归，故天下共举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 ”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命归阴后，张在庆幸之余，以辛辣的笔锋，写了《祭袁世凯文》，内称：“汝今死也！恶贯满盈，皇梦不成。民穷财尽，乞美求日，未得其逞。花招骗世，知者齿冷。积恶成疾，一命归阴。衣冠羽化，面目狰狞。噫嘻!早死一年，香臭难分。今日物化，盖棺论定。呜呼哀哉! ……若在中华征民意，死尔万千谁挽留？”
我们前边提到过，臭名远扬的杨翠喜案，查案大臣以“查无实据”复命，御史赵启霖反倒以“奏劾不实”被革职。
如此大案，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参奏的御史也遭祸，但张瑞玑却敢以《杨花曲》实记其事，将该丑闻宣扬天下。
《杨花曲》前有小序，简述那件卖官丑闻，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开头为：“东风吹绿满天津，轻薄杨花乱扑人。落絮沾泥飞不起，化作薄命女儿身。”先从杨翠喜写起，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寻花问柳：“春风猎色打花围，小队青衣拥马飞。西邸宾朋皆内相，津门草木生光辉。……杯盘狼藉夜沉沉，丝竹凄凉亡国音。不下铜驼卧荆泪，还存金屋贮娇心。……河间王邸列群芳，家卉争如野卉香。”其下写段芝贵观察“红丝月老费商量”、“亲代天孙筹聘钱”事，“香车宝马配双环，比肩亲载玉人还”。
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消受章台一枝柳，人天好事感良友。昆仑肝胆押衙心，酬恩岂在谢媒酒。阿翁只手揽朝纲，亲草诏书代玉皇。白山黑水新开府，头衔一旦生光芒。”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
载振得到杨翠喜后，为了感谢段观察，就让“只手揽朝纲”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叙此经过后，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天语飞传万众骇，辽东节度用钱买！”天语，朝廷的诏命也。公然对清廷进行严厉斥责。
诗人笔锋，并不止此，又写道：“多事青骢赵御史，弹章再拜奏天子。太息深宫拊玉床，预人家事竟如此。朝廷家法本疏宽，尧母仁慈左右难。白发龙钟老宰相，护持亲贵费周旋。”以反语讥讽说，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惹朝廷不快，让慈禧太后为难，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
诗的结尾为：“杨花依旧随风飞，荡作游丝绾不住。”照应开头，又含无限讽刺意味。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作为清政.府的下级官吏，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诗人肝胆，感人至深。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近不可得已”。
一代名流——张瑞玑，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同盟会成立，即“慨然与焉”，并积极响应起义。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也曾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名重一时，长令后人钦敬。
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
章太炎在《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中说，张瑞玑“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
派张瑞玑赴西安监督停战是南方推荐的，但结果却令南方大失所望。
这样的一位凛然正气的名士，怎么会收受陈树藩贿赂，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呢？
看来，陈树藩贿赂之物是名贵书画之类。如果是其他的金银财宝，像张瑞玑这样的文人，或许很难被打动。但名贵书画就不一样了。看来，一个官员想保持清正廉洁也并非易事，因为这行贿之人实在是无孔不入。
收了人家的东西，就得给人家办事。
或许，在张瑞玑看来，“读书人的事”不能算是收受贿赂。或许，他还认为，虽然他说了假话，但有利于促和，不算是干坏事。
只是，张瑞玑应该也为此而自愧，因为此后，“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绝意世事不复问政”。
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四月一日到达上海，遂使和谈谈话会于四月七日恢复。这样。停开三十七天后，四月九日上海和谈恢复正式会议。
双方的代表还是有诚意的。和谈正式恢复后，南北双方代表达成一项共识，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于是，上海和谈变成了“闭门会议”。
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完全提出来，逐一谋求解决途径。
南方的条件是：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
北方的条件是：全国裁军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五十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
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南方坚持护法，提出，广州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确定，“坚持维持法治”为最高原则，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南方的护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法向国人交代，因此，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
而安福国会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尽管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和谈意见不尽一致，但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两个人态度都很坚决。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
徐答：“除了国会问题外，一切问题都可让步。”
言外之意是国会问题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于是，国会问题又使和谈陷入僵局，走进了死胡同。
为打破僵局，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把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
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
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既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
任何一个对等的谈判，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谈判的各方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如果某一方寸步不让，谈判是很难取得成果的，除非所谓谈判是城下之盟。
李纯这一方案，照顾到南北方的核心关切，双方又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无疑是可取的。
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安福系什么事了，安福系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在北方代表团中，有安福系分子参加，他们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
段祺瑞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为之大哗。
四月十二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
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去见徐，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
与此同时，段祺瑞计划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正式开火。只是因为曹锟反对，说这会引起外交团的干涉，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徐世昌、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矢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
第338章 吉林问题
徐世昌这个总统虽然不同于黎元洪，但从根本上说终不过也是个傀儡，一个傀儡总统会有多大的作为？
北京方面的局势动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向北京请示也得不到答复。
于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北方代表们全体生病，不能出席会议。这样一来，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了一个停顿时期。
五月六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运动的暴发，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由此全体同时得病北方代表们又都一起痊愈，于是恢复了正式会议。
但是，会议仍毫无进展。
五月十三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
（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
（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
（五）和会宣告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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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但南方代表认为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六月十一日，陷入困局中的徐世昌总统，向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十二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十三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指定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二十二日,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的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已打消辞意。
南北和谈破裂后，美英等几国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
此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对和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坚决求辞，若恢复和谈北方首先需重新选派总代表。
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遭致安福系极力反对。
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徐世昌没有能力接受。
八月十二日，北京政.府决定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
西南非常国会认为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立予反对，通电说：“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当然也知道王揖唐当这个总代表不合适，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安福系威胁他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这样就抓住了徐的死穴。
看来，徐世昌不久前的请辞不过是故作姿态，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大总统的宝座。
八月二十三日，常与北方唱反调的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
电云：“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来自内里的声音自然不同凡响，吴佩孚的电报引起北洋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揖唐任总代表的事，完全推到了徐世昌身上。
八月三十一日吴佩孚致电答龚内阁：“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同日吴又电复龚心湛：“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主张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和响应，被搞得狼狈之极龚心湛代总理，只能提出辞职。
吴佩孚在又一次大出风头之时，也遭致北洋系内部一片谴责之声。他本人倒满不在乎，但跟着倒霉的是他的老上司曹锟。曹不得不一方面发电斥吴不得阻挠和议，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方面邀王揖唐到保定一叙，以示赔罪。
与此同时也不忘为自己的爱将开脱，致电国务院：“军人们和政.府唱反调都是穷逼出来的，快发欠饷吧，否则空言无补。”
王揖唐自持自己是段祺瑞的近人，又与徐世昌有师生关系，有当这个总代表的能力和实力。
另一方面，他以为南方最大的实力派是陆荣廷，是准备以副总统的高位来笼络陆，认定这样就可搞定南方。于是便置全国唾骂和西南军政.府的反对如耳边风，不顾一切，坚决南下包办和平。
他想聘前任总代表朱启钤为和议顾问，但被拒绝，朱可不想再趟这个混水，只想躲得远远的。
王揖唐向大总统徐世昌请示南下方针时，徐只说了一个“让”字。
于是，九月十日他在外交大楼宴请各界人士，即席发表演说时便言道：“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
又在通电全国时有言：“以诚之一字与各方周旋。”
他还有电（11日）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和会中辍，四月于兹，我酷爱和平之元首择之既慎且久，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所以保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季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夫揖唐之才之智之勇之辩，举无一堪以自信者，所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临之！”
王揖唐也曾于九月八日，应邀到保定访问曹锟，九月十一日，前往奉天访问张作霖。和这两个人见过面后，他好像更有信心了。
王从奉天回到北京时，收到了南北军人联合反对他的电报，署名的有：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
可是，他毫不在意。
他通知上海方面，于十九日到上海，但他却提前一日，十八日就到了。放出风在北站下车，却在龙华车站下车。他很想为促和大出风头，但又怕遇刺而神神鬼鬼。
他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又行踪诡秘，居无定所。
他此行携带大批随员和五十万现金，这些随员到处替他拉拢了地头蛇，运动报馆，每天制造新闻，登载假消息。
譬如：“唐绍仪派人来商可否与之一见，被揖唐拒绝。”
唐绍仪看了报大为光火，于是也敬了一则新闻：“王揖唐派一个代表来请见，我已严词拒绝。”
除了发消息，王还凭空捏造了许多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如：“上海形势转佳，与各方接洽颇有进步。”
还伪造了许多上海团体印发的传单，吹嘘他在上海如何受欢迎。
此公脸皮很厚，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我行我素。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那么的怕死，他下榻的哈同花园曾发生炸.弹爆.炸，竟也骇不倒他。
本来就名声不好，这一系列的劣行，只能让他更加声名狼藉。
这时候的王揖唐，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到处都是喊打之声。
不过也有例外，已经被南方边缘化了的，寄寓上海的孙.中.山先生，此时却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可以和谈，不必反对某一个人。
他的理由是，南北正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有对敌人才有进行和谈的必要，如果对方是一个朋友，就用不着开谈判了。因此，对于敌人所派的代表，用不着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
孙同时认为，谈判不必在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上斤斤计较，以致本末倒置，把国会列为次要问题。指出恢复国会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恢复国会，则一切未经正式国会通过的卖国条约和亡国借款，都会宣布无效。
第339章 上海问题
得知了中山先生的态度，正苦于被南方代表一直拒绝的王揖唐，可谓绝处逢生，以为有了救命稻草可抓。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王揖唐去谒见孙中山，求教恢复和谈之策。
孙答复王说：“首先应恢复国会。”
王大为失望，他说：“如果恢复国会，岂不是等于投降。”
孙朗声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武昌起义时，带兵来打革命军的，是段祺瑞，后来通电赞成共和的，也是段祺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吗。”
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便引述四个月前一则故事。
当和谈正陷危机中时，北方代表之一的吴鼎昌，曾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
孙提出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也认为这个条件难得办到，其它一切都好商量。
孙乃用幽默的口吻说：“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
吴鼎昌请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清朝皇帝。”
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
孙笑着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逊清皇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再制造一个新皇帝统治中国。”
孙最后用严肃的语气说：“上海和会是南北军阀的分赃会议，我是坚决反对的，这种分赃即使成功，我一个人也不肯和。”
王揖唐当然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但还是不死心，希望能有别的办法。孙中山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我就给你们一个不要国会的办法。恢复国会只是维持现状的消极办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打破现状。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来一次革命，建设一个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这个新中国抛弃一切武人政客和新旧国会。”
王揖唐很失望，也自觉讨了个大无趣，便敷衍说这个办法倒是可以商量，于是告辞而出。
为恢复和谈，王揖唐很有耐性，虽处处碰壁仍到处奔走。最让他头疼的事是南方代表不承认他的总代表身份，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
九月二十二日，王揖唐秘密地乘车到杭州，拜访浙江督军卢永祥，当晚即赶回。
十月二日日上海交涉署出面邀请南北代表在署内举行茶话会，并邀各国驻沪领事参加。这是王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一起想出的不是办法的办法，想借这种外交茶会中见面，以给国际间一种印象，南北又恢复了和谈，同时制造一种和谈乐观的空气。
唐绍仪一眼看穿交涉署的茶会隐含的作用，采取杯葛手段对付。也在这天的同一时间，在老靶子路自己住宅召开一个茶话会，把全体南方代表都邀请参加，以免南方代表中步调不一致。结果，王揖唐又白忙活了一场。
十月十八日，王揖唐派北方代表王克敏、李国珍备了正式函件，要求与唐绍仪面对面地接洽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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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简单明了地答复说：“和谈尚未恢复，无事可商，所请会面一节，未便接纳。”
在所有的奔走都落空后，有人认定哈同花园的炸.弹案，是王揖唐为他自己布置的，借以下台。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反正自十月十九日起他便拒见宾客。
张作霖早就做到东三省巡阅使，可是事实上他并未统一东三省。早在民国六年十月他曾进兵吉林，想赶走吉林督军孟恩远。孟恩远联合直系对抗他，他被迫悄然收兵。但不把吉林拿到手如何能做成东北王。
这时候的张作霖和徐树铮已水火不容，但在对付吉林督军孟恩远上，两个人因利害关系又走到了一起。
孟恩远的女婿是陆承武，陆承武的父亲便是徐树铮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陆建章。
小徐时时刻刻防备陆承武替父报仇，当然也愿意看到孟恩远垮台，既为自己除害，也可以示好张作霖。
早在他未去外蒙古以前，他就曾暗中怂恿孙烈臣率领第廿七师移驻长春，在长春设立东三省巡阅分署。下一步就是逐走孟恩远，取而代之。
张作霖自然赞成这个计划，他嗾使吉林士绅何守仁等，分别向北京政.府及东三省巡阅使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等八大罪状。
张自己也向北京政.府控告孟恩远招兵买马，使得吉林纸币低落，民不聊生，请求撤换孟恩远，由孙烈臣取代。
另一方面也暗示孟恩远，叫孟自己辞职，张愿意保举孟为东北边防总司令。
这时还是钱能训当国务总理，徐树铮指使龚心湛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撤换吉林督军问题，钱能训认为应该从长计划，随便更换督军，如果令出不行，岂不大大损害中.央威信。
孟恩远当然不肯示弱，他下令把中东路驻军调回长春、对哈尔滨一带设防，并调吉军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率兵回长春设防。指使吉林各团体、吉林全体军官联名通电反对更动督军。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直系的陈光远发动，由曹锟领衔，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联名通电政.府，说是吉林督军问题关系外交、国防，请勿草率更调。国务院复电同意。
段祺瑞要拉拢张作霖，则不便拒绝张的请求。
经过一番运作后，七月六日，北京国务会议由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提议，通过了调孟恩远为恩威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
这样的人事调动北京政.府是煞费苦心的。鲍贵卿为人比较平和，又没有兵权，把他调到吉林，可以减少刺激，和缓吉林军人的反抗。
同时派出总统府侍从武官薛松年到长春，做孟恩远的工作，承诺只要让出吉林督军的位置，会切实保障孟的地位和财产。
张作霖也派人向高士傧示意，愿意收高为门生，以示笼络。但高是孟恩远的外甥，舅甥关系总是亲的。
吉林方面表现得很强硬，以高士傧为首，吉林的全体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更调吉林督军的命令，并限北京政.府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七月十一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一电：“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龚心湛同时有一封电报给孟恩远说：“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
这些都是官话，孟恩远也用官话答复：“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
他公开发表调职谈话说：“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他日必死炮火之下！”
北京政.府自然不愿意让吉林问题惹起兵戎，为了和缓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
郭宗熙自然不敢接受这个任命，孟恩远因此得意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
张作霖认为北京政.府太软弱，因此气得要调入关的奉军回奉对付老孟。
鲍贵卿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北京政.府调孟恩远率高士傧一师及吉军一旅入关，暂驻直鲁边境，孟恩远以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这也可算做两便的主张，地盘虽变了，军队还是孟恩远的本钱。
这个办法先不说孟恩远能否接受，就算高士傧师愿意入关，也要假道奉天，非但张作霖不肯让路，曹锟的直隶，也不肯划出防区。
鲍贵卿的办法也是行不通。
张作霖恼羞成怒，决定先除高士傧以迫使孟恩远下台。于是向北京政.府检举“高士傧组织护法政.府，与西南一致，请政.府明令讨伐！”
张作霖既然翻了脸，便决心用武，派第廿七师师长孙烈臣为东三省南路总司令，第廿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总司令，分南北两路夹攻吉林。
孙烈臣在开原设立司令部，其前锋开抵怀德，与防守双城的吉军相隔仅三十里。吴俊升部也由大贲向南推进，与防守农安的吉军相隔约百余里。
这时吉林方面也部署抵抗，高士傧在农安自称讨贼军总司令，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檄文。
张作霖则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孟恩远。
而东北已被日本视为掌中之物，正酝酿要扶植一个势力，把张作霖视为一个好对象，便在张孟之争中站在张作霖一边。
奉吉两军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日军突然出面阻止吉军在宽城子征发车辆，因此引起了冲突。
日军从中韩边境调兵五营到吉林，并且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华军退出长春周围三十里。
（二）伊兰、开原两地辟为商埠。
（三）日本人在伊兰有专办自来水之权。
七月二十一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到外交部向陈箓提出关于吉林问题的警告。
内政牵涉到了外交，惧外的北京政.府只能下决心撤掉孟恩远，一连下了两道命令：
（一）谴责孟恩远抗命称兵，招致外国干涉，孟恩远草率肇事，不得辞其咎。
（二）高士傧违抗命令，着即撤职查办。
高部第一旅旅长诚明不战而降，奉吉之战还未开战，吉军就已失败，高士傧率部退守农安。
孟恩远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软了下来，七月二十八日孟恩和张作霖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看得太多了，现已说服高士傧了。”
二十九日，他电催“霆九兄（鲍贵卿字）速来长春赴任，本人负责令高士傧办理交代”。
八月三日鲍贵卿应召到长春与孟恩远商定，保护孟恩远安全出境，对高士傧不究既往，对吉军所提军费一百二十万元不予追还。
五日，孟、鲍同赴吉林市举行交接仪式。
吉林便由此而落入张作霖掌握中。
接下来，吉林军人联名通电说以前反张宣言是奸人伪造。
八月九日高士傧书面向张作霖要请罪，有“生我者孟督，毁我者亦孟督”句。
张复函称高为“青年有为之士”。
北京政.府责成张查办高，张以轻描淡写的口吻了此公案：“查高士傧咎有应得，尚能悔悟，应予免议，所部旅团长一律撤差。”
孟恩远路过奉天时，张作霖设宴为之压惊。十三日孟抵天津，吉林问题遂完全解决。
八月十四日，张作霖保举其第廿七师五十四旅旅长张作相继任廿七师师长，张焕相升任第十九混成旅旅长。
第340章 靳云鹏组阁
上海因为是一个国际都市，具有特殊的地位，于是，淞沪护军使也就成为各派的一个争夺的目标；尤其是直皖两系对这一职位盯得更紧。
上海在地理位置上应属江苏，但淞沪护军使在官制上不属于江苏督军管辖。当年袁世凯酝酿称帝时为了牵制冯国璋，派遣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兵上海，兼任淞沪护军使，时任江苏督军的冯国璋，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浙江督军出缺，杨善德率兵进驻杭州，当上了浙江督军，冯国璋乘机把淞沪军区纳入江苏督军管辖。但是对于冯的这一举动，北京政.府并不承认,段祺瑞派出了皖系另一员大将，第十师师长卢永祥继任淞沪护军使，这便使得冯国璋把上海纳入江苏督军辖内的企图再次落空，
冯国璋和段祺瑞早期的纠葛，淞沪护军使争夺是一个重要症结。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三日，浙江督军杨善德因病去世， 十四日，北京政.府调升卢永祥署理浙江督军。
这时，江苏督军李纯便乘机提出收回上海归江苏管辖的要求，直系的长江三督联合保举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继任淞沪护军使。
皖系怎会把自己手中如此重要的地盘放弃？卢永祥急电北京政.府,密保第四师（杨善德的部队）第八旅旅长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
卢以浙江督军身份仍兼原有的第十师师长，同时把杨善德留下的第四师予以扩充为一师一混成旅，把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保升淞沪护军使，并兼任混成旅旅长，另保举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陈乐山为第四师师长。卢的嫡系第十师一旅驻杭州，一旅驻上海。
这一安排让直系大为不满，但是直系没有理由正面反对，便提出意见，认为淞沪护军使地位很高，不能由一个资格很浅的旅长继任。直系把这个意见向北京反映，要求北京政.府慎重考虑淞沪护军使的人选问题。
卢永祥当然不会把已经到手的地盘放手，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不干浙江督军，宁愿回任淞沪护军使。虽然，这应该是一种姿态，只是向直系和北京政.府示威。
但是，九月十四日卢竟由杭州回到上海，好像真要回任淞沪护军使，这使得北京政.府大感为难。
为了和缓李纯、卢永祥之争，北京政.府乃采取一个折衷办法，明令发表三案：
一、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
二、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淞沪镇守使。
三、令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
在北京方面看来，这是个一举两全之法。即解决了官职问题，也用了皖系的人。
但在皖系看来，上海在江苏辖境内，护军使可以不受督军节制，但是镇守使则必需受督军节制。显然是满足了直系和李纯吞吃淞沪的需求，浙江却因此而失去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这样的结果是无法接受的。
于是，卢永祥、何丰林联名发电：“恭读大总统命令，特授卢永祥为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着即裁撤，改设镇守使，调任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当此南北争持之际，国是未定，人心未安，政.府失其重心，大局日趋危险，淞沪地方重要，未便骤事更张，除电呈大总统外，现仍以卢永祥兼任淞沪护军使名义，由丰林代行，维持现状。谨此电闻，即请查照为荷。”
何丰林同时自发一电向中央辞职。
电云：“大总统国务院参陆部钧鉴：恭读大总统令，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改设淞沪镇守使，调任何丰休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奉令之下，惶悚莫名。伏念淞沪地方重要，绾毂东南，自民国四年裁并上海、淞江两镇守使，特设护军使一职，直隶中央，当时设官分职，用意至为深远。数年以来，迭经事变，用能本其职权，随机应付。至去岁卢督调任后，学.潮震荡，工商辍业，人心动摇，闾里虚惊，丰林一秉成规，幸免意外。现方南北相持，大局未定，忽奉明令，改设镇守使，职权骤缩，地方既难维持，事机尤多贻误，对内对外，咸属非宜。丰林奉职无状，知难胜任，惟国家官制，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而设。惟有退让贤路，仰恳大总统准予免去淞沪镇守使一职，以重旧制，而维大局，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何丰林（1873～1938），字茂如，山东平阴人。因早年丧父，随叔叔何宗莲生活，在村中私塾读书，因用功读书而精通文字。
后跟随叔父到天津，入北洋陆军学堂，毕业后初任袁世凯新建陆军教练官，不久至陆军第四镇为哨官，属卢永祥标统管辖。
卢对何丰林格外看重，将其视作心腹，卢升任第四师师长时，将其提任为团长。
一九一二年后，何先后任陆军第四师第七、第八旅旅长，不久随浙江督军杨善德前往浙江。一九一三年晋升为浙江宁台镇守使，袁世凯称帝后，封三等男爵。
紧随以上两通电报，第四师、第十师（都属浙方）全体军官发电北京，吁请收回裁撤淞沪护军使的成命，任命何丰林为护军使。
这时北京方面正为了直皖决裂，战端将启，无心顾及东南，未立即答复。
何丰林认为是李纯从中作梗，发电李纯有：“解铃系铃，全在吾师”句，又联合吴淞警备司令荣道一致电李纯有：“同人等群相诘责，无词应对，私心惴测，亦难索解，非中央欺吾师，即吾师欺学生”云云。
原来何丰林和荣道一都是李纯的学生。李纯复电表示心迹云：“中央命令如果由兄指使，兄无颜见弟，无颜见人”。
北京的人事安排本就是因为李纯等直系有异议而做出的，他的电报非但不能说服浙江方面，反而加剧直皖由此而引发的矛盾。
于是，双方剑拔弩张，分兵布防。
看到江浙的战火即将燃起，江苏士绅首先联合各团体呼吁和平。李纯平素示人的是主张和平的形象，便带头做出缓和的姿态，浙江方面亦不愿做得太过火，一场纷争总算双方能悬崖勒马。
引起争议的松沪护军使一职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最后还是达成了卢永祥的心愿，何丰林于一九二0年七月正式就任松沪护军使兼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当然，这为后话。
直皖之争越演越烈，龚心湛的代内阁总理代不下去了，这时呼声最高的是陆军总长靳云鹏。
他是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是曹锟的换帖兄弟。在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内阁总理人选意见不能一致的时候，靳算是一个各方都勉强可以接受的人选。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曹锟发出通电，呼吁靳云鹏出面组阁，又于二十二日与张作霖联合发出通电为靳捧场。
靳云鹏也有政敌，是段的四大金刚之一徐树铮。小徐虽反对靳，也很有能量，可是大环境对靳太有利了，因此小徐的反对掀不起大浪。
九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公布命令准许龚心湛辞职，派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
靳就任代理国务总理后，第一道人事命令是聘张志潭协助处理内阁事务。
张志潭是徐树铮的死对头，这一来很明显靳和小徐是针锋相对了。
张志谭（1884-1936）字远伯，河北省丰润人。前清举人，晚清时曾任陆军部候郎中。
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一年，先后任绥远道尹、内务部次长、陆军次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等职。后退出政坛，到天津英租界隐居。
张志谭一生酷爱书法，卸任后每日练字不辍。他与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关系甚密，华经常来张处与其共同切磋书法技艺。张志谭的字却也写得十分漂亮，天津著名饭店“登瀛楼”三字即为张志谭所题。他去世后，其弟张志徴为其出《蠡园遗墨四种》，由华世奎题签。
靳代阁后，吴佩孚也来了一份贺电，虽然吴只是一个小小的师长，却给靳带来了极大的欢欣。
钱能训内阁是民国八年六月十三日辞职的，此后一直是代理，正式的国务总理由于徐世昌、段祺瑞意见不统一而难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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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靳云鹏既然得到各方的同意，又是老徐（徐世昌）所痛恨的小徐（徐树铮）的敌人，徐世昌当然乐见。于是便正式咨请安福国会，提名靳为国务总理，请国会予以通过。
这时小徐正在库伦，而段祺瑞既然支持靳云鹏组阁，安福系当然不便反对，不过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提出了内阁“三长一秘”的人选。
三长是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姚震，交通总长朱深，国务院秘书长曾毓隽，这四人都是安福系的中坚人物。
靳云鹏当时表示不反对，于是，十月三十一日众议院通过了靳内阁，十一月四日参议院也予通过。
第341章 冯国璋来到京城
然而，靳云鹏当上了国务总理后，所提的内阁名单却没有贯彻安福系的意愿。
他的组阁名单是：内务总长田文烈、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海军总长萨镇冰、陆军总长靳自兼。
这个名单靳在提交国会前，靳云鹏知道国会会从中作梗，便先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曹锟、张作霖首先发电赞同，各省军人也一致附和。
安福系认为，靳搬出各省大佬来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对付他们，大为不满。财政总长这个人选，对于他们生命攸关，是必须拿到手的。于是便指斥周自齐为帝制余孽，曾经破坏副总统的选举，而张志潭也是他们最反对的人物。
其实靳云鹏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尔反尔，他有他的苦衷和不得已。
周自齐是徐世昌提名的，徐认为周自齐可以向美国借款。夏寿康是黎元洪的人，徐世昌想借重黎出面协助南北和谈。田文烈是段系，曾毓隽和朱深则是安福系，各方利益都要照顾到。
安福系要争内务和财政两席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内务总长的职权是办理国会选举，而掌握了财政部，安福系就可以额外获得经费。
安福系的经费每月十四万元，曹汝霖、龚心湛任财长时，财政部都是以“参战秘密费”为名，每月支付安福系的这笔款项。如果换了周自齐主政财政部，这笔经费肯定是不会有了。
田文烈虽属段党，却不属于安福系，在安福系看来，田任内长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
十一月九日，安福系推李盛铎、刘恩格、曾毓隽见靳云鹏，阻止提出内阁名单。
不料靳的态度十分强硬，认为国会无权在内阁名单提出前加以干涉，国会如果有意见，尽可能在提付表决时加以否决。
十一日曾毓隽又单独会晤靳，请靳修改名单，以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炳湘为内政总长，将田文烈调为农商总长。
靳根本不买帐，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名单一个不能更动，如有一人被否决，我就辞职不干。”
安排不了自己的人就拉人。安福系想在靳云鹏身上下功夫，好言相劝欲把靳拉入安福系，但靳却油盐不进，给出的回答冠冕堂皇：“军人不入党。”
一计不成，安福系又想拉周自齐加入，以支持他任财政总长为诱，周更决断：“本人根本无意于做财政总长，何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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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云鹏打算万一安福系不通过周自齐，就自兼财政总长而以周为币制局督办，自己居名，周在幕后执行。靳和徐世昌有同一的目的，提名周自齐就是为了向美国借款。
这时候，原先派往美国接洽借款的徐恩元已经偕同美方相关人员回到北京，准备由中美两国合办懋业银行，并拟借款三千万元。
安福系在以上手段都无效后，只好求助于后台老板，希望段祺瑞能拿出老上司和老师的身份来压制靳，使其就范。
段这时不愿意和靳云鹏搞得不愉快，又不想冷落安福系，除了敷衍，一时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事情紧急，安福系不能等，万般无奈，只能去找小徐。
十一月二十四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
因小徐取消外蒙.独立一炮打响，回到北京变成了一个大英雄。他对靳阁名单大为不满，尤其是事先征求各省军阀意见而不提交国会，更是愤慨。他认为这是违反《约法》精神，蔑视国会尊严的恶劣官僚作风。
在靳云鹏和安福系之间，段祺瑞虽很难取舍，但徐树铮一加入其中就大不一样了。于是，段对靳大大训斥一番，迫使其改提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取代周自齐，靳云鹏无法不答应。
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众议院通过了内阁名单，十二月三日参议院也予通过。
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李思浩
陆军总长靳云鹏兼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朱深
交通总长曾毓隽
否决了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而以田文烈兼农商总长，傅岳棻代理教育总长。周自齐则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
靳云鹏当了国务总理，但仍兼任边防军训练处处长，因此而一半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部属，另一半是边防军督办段祺瑞的部属。
靳云鹏（1877—1951年1月3日），字翼青，生于山东省兖州府邹县苗庄村（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其父名为靳长生。后迁往济宁。靳父先逝，依靠寡母邱氏卖煎饼、当奶妈（靳母作过潘复的乳母）维持生计，靳氏兄弟姐妹也常走街叫卖。 靳云鹏八岁时入私塾读书，五、六年后，因家中生活拮据，便到南关柳行街当勤杂工。
十八岁时，因生活所迫与弟弟靳云鹗，投奔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的“新建陆军”。其弟靳云鹏因眼斜，被以貌取人，只列名备补兵，清扫马厩厕所。
靳云鹏做事勤朴踏实，某次袁世凯巡营，见靳工作认真，好学不倦，遂予提升。四年后，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任教习，深得该学堂监督段祺瑞的赏识和器重。
一九零二年任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后改任浙江新军标统。一九零九年 ，经段荐举，调任云南清军第十九镇总参议，后任段祺瑞第二路军的总参谋。
这是个为中国从专制和平过渡到民主共和中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他也因此而名声大振。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期间，段祺瑞曾和南方军方开第二条谈和通道，就是由靳云鹏具体操作的。从此，更成为段祺瑞的亲信。
一九一二年七月经段祺瑞举荐，靳云鹏任第五镇统制，并会办山东军务。同年九月授陆军中将，经段祺瑞向袁世凯保荐，再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一九一三年八月暂行代理山东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十二月正式任命。两年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密谋称帝，九月十五日，他曾参与十四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登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被袁授封一等伯爵。
他在心底是不赞成复辟帝制的。一九一六年四月，和反袁护国相呼应，他密电各省，准备联名通电袁取消帝制，因人告密而遭袁忌恨。于五月三十日被袁世凯边缘化调将军府。但因祸得福，获“反对帝制”的美名。
靳平素事母至孝，而靳老夫人虽目不识丁，但却是个品德高洁之人。其两子虽已大贵，靳家家风仍极朴厚，袁世凯在日对靳母赞不绝口。
有记载：每逢袁家请靳母吃饭，这位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而礼单上则写的是：“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宾主称快”。
靳云鹏从政的同时，也致力于办实业，特别是晚年。曾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代表中方出任理事长兼总经理。还在济宁、济南等地广置房宅和田产，又与人合伙投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还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等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零八年到一九二六年的十八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二十多家，拥有资产六千五百万元之多。
靳云鹏是属于白手起家之人，当上国务总理这年刚刚四十岁。
靳云鹏虽然是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皖系的大将，但他不像段和小徐一样到处树敌，而是待人以诚而游走各方。
除了和奉系首领张作霖及直系曹锟有特殊关系外，因为是山东人，和直系的实力分子王占元、吴佩孚又有同乡之谊。
在冯（国璋）、段（祺瑞）之间他曾起过桥梁作用，又是曹（锟）、张（作霖）之间的媒介。
他还透过吴佩孚和西南示好，策动全国名流举行和平联席会议。预定的人选有：直隶严修，江苏张謇，浙江钱能训，安徽龚心湛，湖北周树模，湖南熊希龄，江西李盛铎，陕西于右任，广东唐绍仪，广西岑春煊，云南张耀曾，贵州朱启钤，福建张元奇。
这也就使得他能赢得多方面的支持。
靳云鹏的抱负是要促成直皖两系重归于好，进而促成南北和议。他有一个打算，想请吴佩孚出任北方总代表，曾派吴光新到衡阳拜访吴佩孚。他认为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已连成一气，如果吴出面，和谈是会达成圆满结果的。
这时，正值王揖唐在上海四处碰壁，王却扬言不离沪，不辞职。
靳听了冷笑说：“看你冷板凳坐到几时？”
靳云鹏组阁是安福系最失落的事，也是徐树铮最不利的时候。幸而小徐在外蒙古立了大功，回到北京还有威风。
小徐去西北，本是大徐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只是想把他充军到外蒙古，免得他在北京搞风搞雨，怎知却给了小徐一个立大功翻身的机会。
当小徐第一次由库伦返京时，带了外蒙请求撤治的全卷来。他的架子真大，国务院请他列席报告，他竟派杨志澄代表参加。
虽然这个时候小徐的死敌靳云鹏主政国.务.院，尽管很不情愿，但迫于情势，无法不接受小徐的要求，裁撤了库伦都护使，外蒙问题悉由筹边使全权办理。
第342章 八省同盟
冯国璋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交卸总统后不久，便回河间原籍休养。
冯在满清末年当过禁卫军统，禁卫军辖有一师一旅，其军饷比正规军多。正规军每师每年只有一百三十万元，而禁卫军则有二百万元。
民国二年（1913年）冯调任江苏都督时，禁卫军改编为第十五、十六两师，随他到江苏。军饷每年三百六十万元，还是比别的部队要多很多。
民国六年八月，冯到北京任总统，第十六师留驻南京，第十五师改编为总统拱卫军，随冯北上，移驻北京。
冯在总统军事处下面，专门为第十五、十六两师设立粮饷局，派自己的亲信张调辰为粮饷局督办。
冯国璋下台后，总统府军事处裁撤，第十五、十六两师改归陆军部直辖，粮饷局仍然保存。一九一九年六月，这个粮饷局被陆军部裁撤，冯大为生气，想到北京争回这个权利。
冯到了天津，徐世昌邀请他到北京来先调停直皖之争，然后进一步调停南北之争。但冯一直怕小徐下毒手，迟迟不敢到北京。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冯国璋终于壮着胆子来到北京。
九月二十六日，段祺瑞设宴为冯国璋接风，这是他们府院相争公开翻脸后的首次见面。两人毕竟是多年好友，矛盾也是因为公事，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很好化解。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酒席间一笑泯恩仇，谈得反而很投机，冯段相互间甚至说了许多心里话。
席间，冯劝段不要偏听徐树铮一个人的话，段虽不以为然，还是不住地点头。这一次晚宴，北京政.府传出了冯段已破镜重圆，复归于好。
安福系拟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缓和直皖两系的战争危机。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则想用两位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和冯国璋）出面调停南北。他同时草拟了一套全国统一后的大举裁兵计划，想由南北各推举元老三人组成裁兵委员会，北方元老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南方元老是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
但是，冯迫切想解决的是，清偿欠第十五、十六两师的军饷。
徐很痛快地下一手谕：“第十五、十六两师仍归冯前总统节制”，并将粮饷局恢复。
由于冯国璋入京的目的已达，或许是无所事事的时间太长了，也想出来做些事。再说，主和本是他的心愿，于是，他也高调加入徐世昌的主和与节饷裁兵的浪潮之中。
但是，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冯国璋在裁兵高.潮中，病逝北京帽儿胡同私邸。
临危时他曾对张一麐口授遗电，希望和平早日实现，本人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
徐世昌和段祺瑞都分别亲赴冯寓吊丧。段祺瑞在冯灵前想起了小站练兵、数十年悲欢离合，不禁放声大哭。徐世昌则送一万元为冯的治丧费。
冯国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华符，亦作华甫.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河间西诗经村。
冯家原是村中大户，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三百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大哥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二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三冯琥璋，文庠生。 他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
冯国璋年幼聪颖，心宽志远，性情豪放。因用心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光绪七年（1881年），冯国璋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两年。因家境艰难，光绪九年（1883年）辍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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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寻出路，光绪十年（1884年），二十五岁的冯国璋只身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因冯国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亦取得了该营统领刘祺的信赖。经刘保荐，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
该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
冯国璋是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
冯国璋经过刻苦努力地学习，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于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进入聂士成军中效力。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国璋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他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国璋亦因此大长才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士成又转呈袁世凯。
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国璋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至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
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二十二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
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精心辅佐，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也因得袁世凯重用而一路高升。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军界，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在军中，冯国璋往往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而出类拔萃。
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在护国反袁中，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
不仅如此，冯国璋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
也就是说，无论动机如何，为保卫民主共和，冯国璋是有贡献的
冯在总统任内一心想谋求和平统一，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却基本上是个榆木脑袋。他号称是“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还真有点忠犬护主的劲头儿。在战场上他只想着打胜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没领会东家袁世凯的政治意图。出发前袁世凯给他的六字箴言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汉就一鼓作气连下两镇。
冯国璋一生，最受谴责的是在镇压武昌起义时火烧汉口。那一年的十一月一日，冯国璋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三十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
孙中山去武昌凭吊首义之城时，被烧毁的汉口还惨不忍睹。
第343章 沈阳和保定会议
冯国璋到北京，本是讨饷。原来北京驻军共有四师，第十五师（师长刘询）与第九师（师长魏宗瀚）驻防南苑，第十三师（师长陈进才）与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防北苑。
北京政.府在皖系与安福系的控制下，对冯所节制的第十五师颇为歧视，积欠军饷达七个月。
皖系企图用经济困杀这支冯的军队，迫使这支军队因领不到饷而哗变，然后以叛军罪名勒令解散。
第十五师为活下去，曾一度有向商家“借饷”的酝酿。
冯死后的第二天，第十五师便有不稳的消息，到了一九二零年一月初风声更紧。
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大栅栏、前门大街一带酒店纷纷关市，以防变兵前来“借饷”。北京政.府得报后，急忙下令关闭永定门，将城内与南苑的电话网割断，并令第九师严密监视第十五师。
后经王士珍出面调解，由财政部紧急拨发军饷六十万，风潮才告平息。
第十五、十六两师在冯死后改由陆军部直接指挥，第十六师由南京移驻张家口，师长王廷祯被提升为察哈尔都统，冯的直属卫队六营则予以解散。
北洋大势，在袁世凯死后即一分为二，二分为三。二是直系和皖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脑，曹锟为副，长江三督为骨干。皖系以段祺瑞为首脑，徐树铮为中心，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张敬尧、傅良佐、吴光新等都是大将。二而三是又添了一个奉系，后来居上，鼎足而三。奉系首脑是张作霖，王永江为谋主，杨宇霆、郭松龄、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等都是中坚。
直系在冯国璋死后，曹锟自然成为首领，就连直系中举足轻重的长江三督也唯曹马首是瞻。而曹之所以 能稳坐第一把交椅，得力于他的爱将吴佩孚。
吴虽是一名师长，但他善审时度势，一言一行都引起全国的关注。
段祺瑞本可以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成为整个北洋派的领袖。只因他过于刚愎，不能容物，又偏信徐树铮，遂失去很多人的拥戴，只好巩固皖系以自重。徐树铮自然是个角色，可惜太过专横，又太露锋芒，他对段的贡献最大，也最拖累段。至于傅良佐、吴光新、张敬尧之辈，可以说都是段的负担。
奉系的崛起，首先是占了地利，加上段祺瑞在和冯国璋明争暗斗时，徐树铮拉张作霖和奉军来对付直系，这便给奉系一个壮大的机会。张作霖和皖系在互相利用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便宜，这使得他的野心也快速增长起来。
当张觉得自己力量已可独行时，便不愿再继续做为皖系摇旗呐喊的角色了。为摆脱皖系的控制，奉系打出的旗帜是清算徐树铮。
和当年的袁世凯一样，段祺瑞鉴于皖系的日益没落，决定另辟新经，利用日本借款和日本军火训练新军（参战军），作为自己将来统一天下的本钱。段在北洋派系以外成立参战军，其动机和目的，与袁世凯当年成立模范军是一样的。
民国八年六月，参战军改名边防军，后来发展到三个师四个混成旅。
外蒙古撤治后，徐树铮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这一来逼着张作霖去联合直系。
张作霖和曹锟本来是两雄不并立的，现在为了对付徐树铮而联合起来。因为徐树铮太可怕了，他曾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曾拉拢过张的部下孙烈臣，也曾着意勾结曹的爱将吴佩孚。
张作霖和曹锟都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由于曹张的联合，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和东三省共计七省便成立了反皖系的同盟。
七省同盟开始时并不反对段，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反对段身边的徐树铮。他们希望段祺瑞能够亲贤人而远小人。这所谓的小人就是指的徐树铮。
在袁世凯时代，徐世昌就认定徐树铮是个可怕人物，大徐和小徐从来没有相好过。七省联盟便因此而得到徐世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段祺瑞和小徐是无法分开的。段的新“边防军”是小徐一手建立，同时抓在小徐手中，而安福国会又是小徐一手包办而加以控制。如果离开了徐树铮，段其实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等于“自毁长城”。
段既然不能接受七省联盟的要求——清君侧，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达不到，只好走极端。
此时，皖系还有一个不幸之事，安徽督军倪嗣冲病入膏肓。
倪虽算不上是一个多出色的人物，但在皖系中，比起吴光新和傅良佐总算成器多了。当年对付冯国璋时，督军团便是以倪嗣冲为先锋。
倪在病危中，段想派段芝贵继任安徽督军，徐世昌则主张起用淮军老将姜桂题。
徐段意见既不统一，老徐遂决定倪嗣冲一天不死，便一天不开缺，也不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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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省联盟中充当先锋任务又落到吴佩孚头上，吴在一九一九年秋天起，就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一直置之不理。
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曹锟转到北京一封吴佩孚坚决请求撤防的电报。
电报首先陈明“于役湘省，两载于兹，迭请撤防，未承允准”，接下去就强调直军全体将士久戍思归，和积欠军饷的困苦情况。最后则沉痛地说：“北望叩首，涕泣哀恳”八个大字。
吴这电报是先打给曹锟，请曹代转。曹嫌吴电报太平淡，又在电尾加了两句：“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作异乡之饿莩。”
北京政.府接到曹的电报（17日），老徐不开口，靳云鹏则向段请示，段也一言不发，于是靳云鹏也只好闭口不言。
一月三十日，南方军政.府秘密接济吴佩孚开拔费六十万元，先付三十万，其余三十万留待开拔时付清。
吴佩孚要撤防北上，对皖系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段祺瑞决心阻止吴军北归。
二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又借口赵倜纵容他的兄弟赵杰卖官鬻爵，引起民忿，逼迫靳云鹏撤换赵倜。
赵倜在河南干得不好是事实，可是段采取这一行动，完全是另有企图，他看到的是河南地理位置的重要。
吴军撤防北上，河南是必经之地，赵倜所指挥的“宏威军”本属淮军姜桂题系统，不见得听赵倜的指挥。段拟派内亲吴光新继任河南督军，并派安福系众议院秘书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
段一面催促靳内阁发布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一面密令吴光新将长江上游的警备军迅速开到信阳，准备与河南内部的反赵军联合行动。
用人之时，拉人还来不及怎么能打呢？段的这一手实在是败着，因为这样一来，反把赵倜迫上梁山。赵倜在直皖两系斗争中本是采取中立，现在被逼无奈参加了反段阵线。当他获悉段派吴光新来吞吃河南，他便调赵杰和常得胜等部集中京汉路南段，拉开架势，拒敌于“国门”之外。
于是七省联盟又加上了河南，变成了八省同盟。
二月二十三日，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更动豫督。
电云：“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徒见其心劳而日拙也。……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赵倜本与吴佩孚本毫无关系，现在吴却为他发声，内心自然对吴感激涕零。
三月四日赵有电表示感谢，内有“昨得吴师长电，传诵欲涕”之语。
其实吴并不是想帮赵，只是怕段的嫡系拿到河南，自己北归的路受阻。
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案。
内阁送请总统盖印时，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而不同意更换河南督军。他自称久居卫辉，也算得是一个河南父老，决不允许因更动督军而使河南人民惨遭战祸。
靳云鹏把徐不同意情形去报告段，段大为光火，当面骂靳：“没有用的东西，你怎么当的国务总理？”
夹在总统和段祺瑞之间，靳云鹏处境越来越难，他虽善于各方游走，但现在是寸步难行。民国九年二月二十九日，靳又一次提出辞呈。
三月一日安福系借机发动倒阁，电请王揖唐迅速回京主持这个运动。
这时安福系为了拉拢徐世昌，表示可以同意过去徐世昌所提周树模来组阁。
徐树铮也郑重地向老徐表示：“如果周朴老组阁，树铮愿意担任陆军总长，帮助总统办事。”
第344章 北归
周树模(1860～1925)，字少朴，号沈观，湖北天门人。少好学、性沉静、寡言笑，家贫无力购书，常借书手抄。十五岁取秀才，十九岁入湖北经心书院读书，二十五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选为庶常。一八九八年任武昌两湖书院理学分教和文学分教，同年授翰林院编修。
这是个口碑极佳之人。
一八九六年天门水灾，出面以工代赈督修唐心口堤防。一八九九年任监察御史，先后弹劾广西提督苏元春、闽浙总督魏光焘渎职不法，二人皆被罢黜。
一九零五年九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参与宪政讨论，任审定课委员。次年四月，改授江苏提学使，赴任前几次上疏请求实行君主立宪，并代镇国公载泽草拟《立宪疏》。七月，清廷设官制局于海淀，受光绪帝指令兼副提调参加改订官制。
一九零七年东北改行新省制，周任奉天左参赞，次年升署黑龙江巡抚，兼副都统。在黑龙江巡抚任上，着力道府县治设置，加强陆军训练，大力兴办学堂，奖励移民垦殖，调整厘税，开办银行，整顿广信公司，创办奉盐官运局，政绩卓著。
上任一年后，库入从每年不足白银九十万两，跃增至六百余万两。
外交上采取“待之以和平。持之以坚定”的方针，曾上《筹议应付俄日方策疏》，为清廷采纳。随即在满洲里设立胪宾府治，派员搜集大量边界线资料，测绘全省地图，查勘边界。
一九一一年兼任中俄勘界大臣，在与俄谈判中，广征博引史志文献及有关条约，据理力争，粉碎沙俄将满洲里划归俄境的阴谋。
辛亥起义后，周在黑龙江成立“保安会”，自任会长，以“清除内患，维持秩序，看守门户”为己任。后曾受聘于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出任北京政.府平政院院长。
袁世凯蓄谋称帝时，加封周为中卿，周拒不受，辞平政院长职，去上海。
行前走访副总统黎元洪，劝其拒绝袁世凯“武义亲王”封爵，说：“愿副总统为鄂起义稍留体面。模前清曾任封疆，尚弃官出走，副总统将来尚有大总统希望，一受册封，则身名俱废。袁氏所为，丧亡无日，愿为民国计，为鄂人计，为本身计，坚决勿受此王封!”
随即南下。一九一六年黎元洪继任总统，周复返京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不久自去职。
过去徐世昌提出周树模组阁，安福系曾坚决反对，现在，为了搞掉靳云鹏，不惜以此向徐世昌示好。
三月三日起，安福系为了倒阁，该系所属的三位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拒不出席国务会议，并同时提出辞呈。
安福系的倒阁行动遭致其对立面的强烈反对，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纷纷发出通电，力挺靳云鹏内阁。
推出周树模组阁，徐世昌自然求之不得，但当时也有一个大难题，就是陆军总长的人选。靳云鹏是自兼陆军总长，他的内阁垮台了，靳自然不会继续留任陆长。大徐可不想小徐出任这个新阁的陆长，选别的人在段祺瑞那里肯定通不过。
权衡利弊和轻重缓急后，徐世昌选择了坚决挽留靳内阁。段祺瑞面对如此大的反对力量，也只好勉强地表示挽留靳内阁，同时也不反对把河南易督暂缓。
靳云鹏很快回到国务院继续办公，段命令安福系的三位总长收回辞呈。
河南督军赵倜随即发表通电响应吴佩孚，表示赵倜已公开地倒向直系一边。这样一来，段祺瑞的河南易督之举，简直是偷鸡不成反倒丢了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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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新的豫督又告落空。他的怨气完全集中在其本家吴佩孚身上。
三月二十日有电痛骂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糊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意存挑拨。”
保住了靳云鹏内阁，造成了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无效，八省联盟先声夺人，一出手就打了个大胜仗。
靳云鹏的国务总理获得支持，这使他对段系渐行渐远。段和段的死党也对靳更加有气，越发认为他是忘恩负义，通谋敌党，背叛恩师。
三月十四日张作霖派了王乃斌，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段祺瑞，力劝段不要听小人之言而疏远靳。
信中有言：“乞钧座勿纳宵小之言，免为盛德之累”。
作为靳云鹏儿女亲家，张作霖本是一片好心，没想到事与愿违。因为他的这封信带给段的是怒上加怒。在段看来，靳竟拜托外人来向他说情，实属不可原谅。
刚巧这时候靳云鹏前来晋谒，段在火头上即予以挡驾。
靳云鹏不知个中原委。第二天靳又来晋谒，不待通报即直入内室。他本是段的四大金刚，自然可以随便登堂入室。
段见到他，劈头劈面就大骂他一顿，说：“你已当到国务总理了，怎么还是这样不明事理，你以为借重外援就可以骇倒我吗？你眼中还有我没有？”
靳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一叠声喊冤枉，他说：“我怎么会求助外力，我绝不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段听了更为生气，就在抽屉中把张作霖的来信拿出来，大声说：“你说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还要在我面前撒谎。”
靳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亲家的来信，信中全是替自己讲话，不是求助外力是什么？便哑口无言。
段则怒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就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
靳站在段的面前，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一直等段骂够了才鞠躬而退。
段祺瑞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不只对靳云鹏生气，甚至连徐树铮也不接见，避居团河，宣称此后不再过问内阁的事。
三月二十七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荐张勋为安徽督军（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拜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外加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来到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
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和保定会议的决定中，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扩大自己的势力，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段祺瑞避居团河后，闭门谢客。他在北京时，徐世昌和靳云鹏感到事事段都要过问，不胜其苦。现在他去团河不问一切后，徐、靳又感到极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坚决谢绝。
徐世昌只好请在正定隐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来调停政潮。
四月四日王士珍去团河访段，王对段说：“靳翼青（靳云鹏）是你的人，他们拥护靳内阁，岂不就是拥护你，你生什么气呢！”
段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四月七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什么事都没干，反而一直被安福系的人包围，报告他的都是一些恼人的消息，一气之下他于八日又回了团河。
奉系和直系虽然口里不讲倒段，但他们深知，不搞倒段祺瑞他们将一事无成。而要倒段就要付诸行动，就要有实际行动者，这个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
三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知道此事态严重，三月十八日他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
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个极重大的事件，不但对当时国家局势的走向影响极大，对吴本人的人生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
其实对于撤防问题，吴佩孚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的。由衡州到保定虽然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只有张敬尧的地盘属皖系的势力范围，而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一般不用担心遭人算计。
第345章 张毒菌
吴佩孚所部撤防是从一九二零年五月二十日开始。
他事前曾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二十一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订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
直到吴佩孚所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这样也就使吴部的北归，有了合法性。
吴佩孚所部开拔时作环状队形的布置，主力居中，湘江两岸各设掩护队，前方设有侦察兵，后面设有殿卒。大军扬帆而下，全军齐唱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
途中吴秀才诗兴大发，写下《回防途次》，诗曰：
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
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
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
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
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
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
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
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
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
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
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
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
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
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
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
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
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
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
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
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
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
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
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
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吴佩孚所部于二十七日由水路经过长沙。
张敬尧怕吴部舍舟登陆“战长沙”，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强大的兵力，但只作防御准备。
而吴部根本无意上岸，虽亦作紧急戒备，不过是怕张军袭击而已。
双方都很克制，均未挑衅生事，吴部随后扬帆而去。
吴佩孚所部于五月二十九日过岳州，三十一日在汉口集中。
吴部北行，一举一动都引来各方关注，其滞留汉口，久而不发，因之而谣言四起。
北京政.府以吴佩孚所部按兵武汉。引起各方猜忌为名，促其尽快离开。并电曹锟，请他下令督促吴部速行。
吴佩孚本打算在武汉稍事休整，但迫于情势不得不迅速开拔。派其参谋长赴汴与赵倜密商后，商定吴部暂驻信阳、许州、郑州等处。
随后于六月七日晚由武汉起程。八日抵郑。
所部第一旅驻许昌，第二旅驻驻马店，第三旅分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
沿途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整齐而士气高涨。
吴佩孚所部北归，直接的结果是直皖两系短兵相接，段祺瑞早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他不能不有所应对。
早在一九二零年四月下旬，驻防陕西的奉军许兰洲部忽然移动到华阴、潼关、观音堂一带。这个行动使段祺瑞怀疑是奉军有企图移向河南，策应直军北进。
五月十七日，段祺瑞曾在团河召集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
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
为了提防靳云鹏在北京捣鬼，准备派其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这其实是在“声东击西”，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进军郑州。其计划是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地予以迎击。
段祺瑞认为在河南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
但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北京就变成张作霖的天下了，这便使得段祺瑞，被迫放弃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
六月十三日，一直出语惊人的吴佩孚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是因为这个建议不但遭致皖系的强烈反对，八省联盟内部也是一片反对之声。联盟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张作霖为此而大发脾气，就连吴的上司曹锟也一个劲地摇头。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但考虑到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的虎将，其军队又能征善战，因此而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但是，吴这一通电得到南方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造成北方风云突变。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六月十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六月十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六月十五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日，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积极布置，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
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五百万元作为战费。
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日本方面本来是愿意帮这个忙的。只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样，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了。美英等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监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
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五百万元没能如愿。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最大的致命伤是两个，一个是主张武统，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国人对日如对过街老鼠，皖系的亲日自是大失人心。
即便是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这两个人是很不得人心。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不过是袁世凯的宠儿，善溜须拍马而不堪大用。皖系的将领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回事，段祺瑞在重要关头更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六月十六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六月十七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
吴佩孚虽然请张敬尧派军接防，可实际上他是决定把衡阳移交给湘军的。他和湘军骁将赵恒惕已经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吴佩孚所部整装离开之时，也就是湘军进军之日。
但是，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来说并不乐观。
张敬尧是北洋勇将，军队已经扩充到七万人。他自兼北军第七师长，直属的部队则有湖南暂编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归他节制指挥的还有协助长沙防务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驻防湘潭的第廿师（师长范国璋），驻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驻防湘东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和安武军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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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和宝庆是长沙的前方两个据点，张敬尧派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一师长田树勋守宝庆，兼长宝镇守使，第二师长吴新田守衡州。
南军方面，湘桂军各据有郴永一隅之地，不过沅水上游的广大地区则属于湘西民军势力范围，所以南军占领区的面积也不算小。
张敬尧（1881年—1933年5月7日），字勋臣，安徽省霍邱县人。
幼年当过粮坊学徒，后流落山东，因犯杀人罪潜逃京津地区。一八九六年参加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随营学堂，结业后任排长。一九零六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一直在北洋军中任职。一九一一年任第三镇十一协二十二标标统。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敬尧率一营为先遣队开往武昌进行血腥镇压，因“杀敌骁勇”提升为团长。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期间，张敬尧率部从湖北进攻江西，镇压革命，又擢升旅长兼南昌卫戍区司令。一九一四年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张敬尧随段祺瑞开往河南镇压白朗起义军，因镇压起义“有功”，被升为陆军第七师师长，调驻北京。
一九一五年八月，张敬尧联合北洋军界四十四人召开军警大会，鼓吹拥护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爆发后，张敬尧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二路军司令，晋升陆军上将，率部进军四川镇压护国运动。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任命张敬尧为苏鲁豫皖边境督办。南北战争北军攻占长沙后，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
第346章 驱张
张敬尧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湖南人为表示内心的痛恨，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
还有一句话：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地尤重。
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
他对诸葛亮的认知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
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
马弁们更会拍马屁：“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
他听了乐不可支。
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控制力。
当吴佩孚北撤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
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倾向。
张敬尧察觉后，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使事态得以控制。
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
第五团是穿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他四十岁寿，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敛财的机会。
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
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四百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
二十一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二百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掩饰放行，丑事已暴露无遗。
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五百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学生和各界人士利用各种机会，纷纷发出谴责之声。
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难于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完全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
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
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
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
这位“张毒”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
张自己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看到家乡受难也无法无动于衷。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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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对熊大为不满，质问熊说他贪赃枉法有什么证据，好脾气的熊熊希龄也火了，愤怒地回张一电。
电云：“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
“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但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
裕湘银行是张敬尧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
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
长沙市学校，大多用于驻兵，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有的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
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一九一九年四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
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
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义子，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赶走。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都是由学生发动，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成为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例。
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但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
十二月二日，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张敬尧竟派其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
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
张敬汤当场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
此后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
十二月六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第347章 恶有恶报
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请愿。
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知名人士争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群起而响应。张敬尧民愤太大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支持湘人的驱张运动。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谭延闿发出通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张敬尧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
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当场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
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面对湘人的责难，只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请愿团的领衔人范源濂，控述完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后，悲愤地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范源濂曾两度出任教育总长，是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出来发声，自然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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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把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这时候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一样，除了无奈的摇头，也同样有心无力。
北京政.府既然无法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只能是毫无结果。
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
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
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三千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实在无法参与。
不过他认为湘军是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他预测枪声一响，张敬尧所部必定是毫无斗志，夺路而逃。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
民国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军开始总攻击。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二十余里的东阳铺。
湘军兼程疾进，北军果然闻风而逃。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讨伐。
徐世昌这一次很强硬，在他看来，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个人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
由此可见，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也并非是一无所获。所谓量变到质变，虽然没有引起质的变化，但对量的变化是有贡献的。
段祺瑞说不动北京.府，便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要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徐世昌当然知道是段在幕后操弄，这次是铁了心，照样不加理会。
对于湘军的攻击，张敬尧怕得要死，他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
先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湘军三千支破枪也大显神威。
张敬尧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后在六月三日发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
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
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但好景不长，家遭变故，少年的他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苦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在东北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与扒手、胡匪为伍。
穷则思变，武昌起义后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团长。
民国二年（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范国璋，字子瑜，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先在武卫右军中任职。
一九一零年由营管带升任第六镇十二协二十四标标统，后编入奉天第一混成协。一九一一年升任第二十四镇四十协协统。一九一二年任第二十师四十旅旅长。一九一四年八月继吴光新任第二十师师长。一九一七年率部至湖南任援湘军副总司令。
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但在湖南战场上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五月二十九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其四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
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
长沙人望着这样的排场，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六月三日，这位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就不敢前进了。
湘军一鼓作气，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
六月五日，惯于作威作福外强中干的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
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
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八十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即日解送督署。
张敬尧一直对外宣称死守长沙，这一来可吓坏了长沙人，人们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
六月七日，张敬尧突然变成了主和派，发电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
同时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
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电谴责张敬尧：“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
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
因为先一天的十一日下午，湘军已快速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
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
但张敬尧还摆出“战长沙”的姿态。
当晚十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
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长沙城很快腾起了一片火光，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
第348章 徐世昌的最后努力
湖南军民一致赶走张敬尧，是湖南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史称“驱张运动”。青年时代的润之先生和新民学会，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派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
润之本人随赴京驱张代表团，一行四十人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达北京。
在京期间，润之和代表们冒着北方的严寒，不顾满街冰雪，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意义，发动他们参加“驱张”的斗争。润之主持的“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每天把一百五十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驱张”运动的消息，送登京、津、沪、汉各地的报纸。
七万之众，被三千“叫化军”打败，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张敬尧这样的丧失人心、丧尽天良的人，不败才怪。也许，在张敬尧之流看来，只要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民心不可欺，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暴政可以得逞于一时，终究是不能久长的。
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肯为张敬尧出力。
而湖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组军参加驱张战争。用扁担、锄头作武器，到处切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张敬尧所部，是真真切切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
张敬尧直属第七师等除少部分退到岳州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消灭。这时张敬尧才知道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三千支破枪的饥饿队伍，而是三千万湖南人。
一九二零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四时，湘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十四日到达，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也于十七日进入。
这时的长沙还是一片火光。长沙街道本来很窄，破衣烂衫的湘军开进来后，无一家不放爆竹欢迎。
市民成群结队欢迎拯救自己的军队。民众和军队有的拉手，有的拥抱，到处是欢声笑语。
很多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子或是柱着手杖挤上街头，有的则把家中最好的食品搬出来劳军。
湘军真是叫化军，衣不蔽体，满面风尘，但臂章上的十六个字却格外引人注目：“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
长沙的督军署也被烧毁，谭延闿进入长沙时，督署余烬未熄，便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欢欣鼓舞的长沙城，为了庆祝重见天日，在又一村讲武堂的广场举行“欢迎驱张将士大会”。
谭延闿和赵恒惕两位凯旋英雄被与会人士热烈拥戴，谭即席讲演：“你们今天来欢迎我，我哪里敢当，我今天是来向三千万父老兄弟请罪的。我们过去不能保卫乡土，让北洋兽军蹂躏你们，你们陷入水深火热日子中，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
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得流眼泪，热泪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场上很多人的眼泪也流了出来，这是真情的共鸣。
谭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打败敌人，应该归功于赵总指挥，他是劳苦功高的。”
于是台下爆发起热烈掌声，全场的眼睛都望着赵恒惕。这位百战骁将虽然在战场上威风凛凛，在这种场面中却腼腆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学生，红着脸，流着汗，不肯站起来讲话。
湖南省议会于六月十三日发出通电，特别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是对张个人。
电云：“……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
这个电报很讲策略，把湖南问题和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救自卫的行动，与湘军所宣扬的“湘事湘人自决”，及徐世昌的“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是对人的问题”提法形成一致。
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的范国璋、常德的冯玉祥，请他们自动撤出湘境。
同时通电南北，郑重声明：“湘人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决无侵犯邻省之意。”
张敬尧从长沙逃到岳州后，依然故态不改，他手下的残兵败将霸占民房，奸淫抢劫，杀人放火，无法无天。
张敬尧应该知道他自己没有可能再回攻长沙了，而岳州也非久居之地，他躲在洞庭湖上的江犀舰上，也学了吴佩孚自请撤防那一套，请求撤防北归。
他的如意盘算是回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防督办，在电报中哀告：“……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
北京政.府对这个弃职逃走的败军之将不再客气，十九日派张文生为四省剿匪督办，以阻止张敬尧回徐州，同时以严厉的口吻告诫张：“该督不得擅离岳州，否则执法以绳！”
北京政.府要求张敬尧查明战败责任，张敬尧立时“大意灭亲”，毫不留情地检举自己的四弟张敬汤临阵退缩，其义子张继忠轻弃衡山，请予以褫夺官勋处分。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汤、张继忠临阵退缩，均即革职，着该督派员押解来京惩办。对张敬尧则称：“该督业经革职，此次检举，尚能不循亲私，应从宽免议。”
六月二十三日湘军开始向岳州前进，二十五日占领新墙。张敬尧不待湘军到来，就从岳州逃走。
临走前发出电报，解释为什么放弃岳州：“彼众我寡，非战之罪也。”
同时把战败责任推到范国璋和张宗昌身上，怪他们坐视不救，不战先逃。
他在电报说道：“前清中东之役，西人咸谓非中国与日本战，乃直隶一省与日本战耳。质言之，即文忠（李鸿章）一人与日本战。以今视昔，何以异哉！”
徐世昌看到这通电报，拍案大骂：“张勋臣比拟不伦，真是该死东西！”
六月三十日张敬尧逃到了汉口，北洋政.府已发表了要他毋庸留任的命令，他听说继任人吴光新已到汉口，就把湖南督军和省长两颗大印带来见吴，要挟吴索二百万元为交印代价。
吴光新不屑地回绝他说：“你就是不要一个钱，这两件东西我也不要，你还是留着待价而沽吧。”
七月一日张敬尧到武昌拜会王占元，声称所部尚有一师一旅约二万人，要求接济军饷，边说边放声大哭，同时把督军省长两颗大印交了出来。
不久，北京政.府发.表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收容了张敬尧部七八千人。
七月六日，冯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湖南境内再无北军。
此后，张敬尧曾先后投靠吴光新、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北洋政权进入历史后，张敬尧逃到大连日租界避难。
这应该是个从头坏到脚，无恶不作之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敬尧又与日本勾结，沦为汉奸。一九三二年参加伪满洲国政.府，为日伪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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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密谋在北平和天津地区组建一个傀儡政权，积极地物色傀儡政权首脑，此时便选中了张敬尧。日本侵略者任命张敬尧为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拨付给张敬尧活动经费七百万元，让其前往北平策划暴动，以配合日军里应外合攻占北平。
张敬尧将此视为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随即化名常石谷，以商人的身份潜入北平，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暗中勾结流氓土匪，企图组建一支武装队伍来配合日军在北平城内发动暴动。
张敬尧的汉奸行径被国民政.府复兴社特务处侦知，并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深知张敬尧若与日军里应外合，北平将危在旦夕。何况，张敬尧曾任湖南督军，影响力不能小视，一旦其招降纳叛，组建傀儡政权，后果将不堪设想，除掉张敬尧刻不容缓。蒋介石下令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立即制裁汉奸张敬尧。
戴笠和复兴社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经过仔细策划后，决定会讲广东官话和马来亚土话的郑介民，化装成从南洋回国做生意的华侨巨商前往北平入住六国饭店，先摸清张敬尧的活动规律，再安排特工实施暗杀。
一九三三年四月底，郑介民携带着十多只大皮箱住进了六国饭店。此后郑介民找来复兴社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和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商议此事，制定了详细的暗杀方案、掩护措施和撤离路线。并最终从复兴社北平站挑选了年轻力壮且枪法精准的白世维，作为暗杀行动的主要执行人。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上午，张敬尧和往常一样去洗漱间盥洗，白世维这时也现身洗漱间门口。张敬尧警觉地扭头回望，白世维见此人长方脸，两腮瘦削，鼻子高挑，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上还留着一撮小山羊胡，正是张敬尧本人，便立即举枪对准张敬尧连开三枪。张敬尧应声倒下，这位干尽坏事之人，总算走完了罪恶的一生。
白世维随即大踏步离开六国饭店，上了一辆提前准备好的接应汽车撤离，而那位“南洋巨商”郑介民也于当天秘密地从六国饭店消失了。
当然，这为后话。
第349章 发了疯的段祺瑞
直系和皖系之间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烈了，眼见他们之间的一战已经是不可避免。
在最后的关头，徐世昌还想尽力挽救危局。于六月七日、十四日、十八日三次发电，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位巨头到北京来会商，寻求和解。
李纯首先复电，称病婉辞。曹锟则借口直军吴师回防，须加布置，而无法分身。
十八日晚接奉天电报，张作霖已应召入关。
张作霖十九日抵京，成了北京城的一件大事，所有的要人都到车站迎接，其威风不减三年前他的亲家张勋带兵入京的盛况。
安福系为了讨好这位关外王，由曾毓隽负责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以备作为这位贵宾的行馆。
张作霖下车后，表示此次入京有三项目的：
（一）为助靳云鹏重任阁揆；
（二）为征询和局现况若何？
（三）为将来裁兵与废督问题。
这当然是作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
他先谒徐世昌，次访靳云鹏，然后去见段祺瑞。
都知道段祺瑞等级观念极强，一向看不起张作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但是，这一次放下身段，对这位草头王十分客气。张对段则十分恭顺，两个人谈得不错。
张作霖并未在奉天会馆下榻，而径赴北京的奉军司令部休息，并以司令部为行馆。
段祺瑞与张作霖会晤后，徐树铮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在曾毓隽私邸举行会议，研究当前局势。
大家一致认为张作霖肯到北京来，至少表示奉军不会附从直系，因此直系应该会有所顾忌而不会任性妄为。如果能促成张作霖守中立，就不怕和直系一战。为了争取张作霖，决定以副总统一席来交换张作霖在直皖冲突中中立。
会上，有人提醒，从张不接受曾毓隽的邀请，到奉天会馆下榻，可以看出他对安福系很冷淡。目前的关键是搞清楚张作霖的真实想法。
小徐自告奋勇，亲自去见张。
二十日徐树铮去见张，张竟不客气的以闭门羹相待。
如果安福系知道，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解决危局的先决条件，是靳云鹏复职和撤换安福系三总长，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的自作多情了。
靳云鹏在直皖局势日趋紧张时便上辞呈。第一次徐世昌批给假十天，第二次又批给假十天，第三次增加十天，准假二十天，二十天满后又延长十天。靳本人去意已决，不待假满即第四次上辞呈，徐世昌还是一拖再拖。
很明显，徐这样的挽留靳，也是缓和时局的举措。
徐世昌知道，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参与，是不会有成果的，他因此而对张作霖说：“仲珊（曹锟号）来了总好谈，请兄赴保定去劝劝他。”
张作霖欣然答允。
六月二十二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由北京移到保定。
二十二日保定举行会议，吴佩孚发言最为强硬。
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解决局势的六项条件：
（一）解散安福系；
（二）撤换安福系的三总长；
（三）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
（四）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
（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徐树铮免职。
曹锟和张作霖都觉得条件似乎过于苛刻，因此把第六项徐树铮免职取消，六款改为五款，请张作霖带至北京，与当局磋商。
张作霖二十三日由保定返抵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的行馆设晚宴款待。
段向张表示：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且愿意支持一位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副总统。
张作霖则表示，他自己一向服从“督办”的态度。
这顿晚餐，开始时的气氛很和谐。当谈话进入张作霖保定之行，张便把保定会议的五项条件提了出来后，气氛便有些变了。
段祺瑞表示撤销边防军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是可以商量的，不过要求保证不要追查交通部和财政部的账目。
原来这两部因为支持安福系，挪用了许多公款，如果追查起来，麻烦就大了。可是，不把先前的账目理清楚，谁愿意带人受过，这当然是无法保证的事。哪个新部长上任，会接一笔乱帐。这一天的交换意见，基本上是无果而终。
此后一连三天，大家在幕后磋商，段祺瑞都不肯让步，只是要张去疏通和劝导曹锟让步。
二十六日，张作霖没耐性了，吩咐路局替他预备专车，准备离京，这一下段祺瑞受不了了。
二十七日，段亲自到奉军司令部来见张，挽留他不要离京。
段表示靳云鹏坚决不肯复任总理，这一来内阁势必改组，全班人马都需要调动，安福系三总长自然随之下台。新内阁中，至少交通总长要保留，这是他们的底线。
此前，张作霖曾和靳云鹏密谈过，靳表示自身若再留任国务总理，必无良好结果，因此拜托张作霖不要再挽留他。张了解靳的处境，决心放弃挽留靳任阁揆的努力，因靳的去职，三总长自然也跟靳去职，问题确实是随之而解决。
于是，内阁问题又集中到新内阁总理的人选，经过相关方面协商，多数人主张周树模出来组阁。
二十九日，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和张作霖两人到公府举行会商。就保定会议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徐提出折衷意见，主要是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务，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新内阁由周树模出组，靳云鹏仍担任陆军总长。
当场段祺瑞基本没怎么说话，也没有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第二天，段祺瑞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先一天在公府会议的情形。徐树铮等人这时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
徐树铮强调：三总长不可以退出内阁，最大让步只能接受把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他本人必须留任西北筹边使。
小徐看着在一旁一直闭目凝思的段祺瑞，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段是多么的意气用事。
便用挑拨的口吻说：“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替督办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
听了小徐这番话，段使劲地把桌子一拍，大吼道：“对，我们不能再退了。他们欺人太甚。”
张作霖听说段祺瑞态度又转为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告辞。
这次段变了脸，不待张开口便咆哮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保定方面听说西北边防军准备改归边防督办直接统辖，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所以非常愤慨。
张作霖虽是一个老粗，但他粗中有细，且智慧超人。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止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兵权解除，其他条件便容易谈了。
可这却是最难让段祺瑞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受恩深重的老长官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小徐。
段的为人刚愎自用，自信自专，这些都是张作霖所了解的。他自己感到调和已不可能，所以三十日他又备车要离北京。
这次不是段留他，而是徐世昌留他，徐世昌认为张作霖一走，战争便无可避免，所以再三再四挽留，请张再作最后的努力。
但是，局势已经走进死胡同。小徐不但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安福系更是变本加厉。在这样情势下，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七月一日，保定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
言道：“直军全体将士致书于边防军、西北军全体将士曰：我辈谊切袍泽，情属手足，谨抒亲爱恳挚之宣言，敬告于明顺逆知大义者，夫同类不相残，同国无义战，千古之铁案也。我祖轩辕氏制兵之始，原为对外之用，北逐荤粥，南驱苗蛮，中原始有此一片干净土。洎平北伐玁狁，西御氐羌，与匈奴、突厥、金、元、满、蒙角逐中土，无非借我国军，固吾圉也。充国屯田，德裕筹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踊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在昔专制时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表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更何仇于国家。天良未泯，浩气犹存，既非至愚，终当觉悟。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是在我军人有觉悟心，尤贵我军人有辨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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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野心私利之徒，动辄曰服从命令，拥护中央。试问此项征讨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为治命耶？为乱命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久为权奸之惯技。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个。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全国军人，闻风兴起。……
“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军创边防之基础，西北军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胞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虞邪？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怂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军西北军构怨’，是等无意识之谰言，希图妄施离间。我亲爱友军必不为其稍动。
“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坠其收买离间术中。……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军愿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军得附边防军与西北军之骥尾，则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军全体将士敬告。”
一九二零年七月二日，徐世昌正式下令批准靳云鹏辞职。
靳在请假期间，国务总理是由萨镇冰代理。靳辞职后，亦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担任陆军总长。
靳的坚决求去，是因为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而在直皖两系磨拳擦掌，跃跃欲战的局势中，他感到左右作人难，更怕皖系以他为叛徒。
他之所以愿意退居陆军总长地位，是怕他不做，会给他的死对头小徐腾出地方。
七月四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特别会议，参陆处员均到。会议结果，决定西北军改归陆军部辖。西北军司令部即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由李垣署理。
散会后即由总统府拟定命令共有三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署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部由陆军部接收。
第350章 大战在即
在徐世昌看来，以上的几项决定，是根据二十九日徐段张三巨头会谈的意见作出的，没什么不妥。
对这些意见，会谈的当时段祺瑞是没表示反对，可是，这也并不表示他是同意的。段其实是不同意的，只是，那一天当着张作霖的面，段不想和徐世昌争个脸红脖子粗，怕张这个外人看老北洋同僚的笑话。段当时想的是：会后，他有机会和徐单独谈这个问题。
徐世昌是个心思缜密又做事谨慎之人，他不会没注意到段当时的表现。或许，他比谁都更容不得小徐，或许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反正你段祺瑞没表示反对，自己就糊涂神糊涂庙的当你是同意的。因为他清楚，段是不会同意的。
会后，段祺瑞没主动去找徐世昌，因为他了解徐，知道有需要，徐自会主动找他商量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徐会这样草率地做出决定，并且如此决断。
黎元洪和冯国璋的那个总统，没有他段祺瑞的支持是很难当上的，但是，两个人上大位毕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徐世昌是不一样的，徐的这个总统从头到尾是他段祺瑞费尽心力捧上来的。如果说当初支持黎元洪和冯国璋他未必是情非所愿，捧徐上台他可是心甘情愿的。在他想来，同徐共事一定会是很舒心愉快的，但实际情况不是他想的那样。而更糟的是，和黎元洪和冯国璋在一起，有别扭可以闹，有架可以吵，但是对徐却不能够。
和黎元洪合不来，他可以说是黎的毛病。和冯国璋搞不到一起，他可以说冯不好。到了徐这里还能说什么呢？有一有二，还能有三吗？和别人都合不来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呀！所以。有一段时间了，段祺瑞都是在隐忍着，这是个极要面子之人。
他自己全力扶起来的“阿斗”，现在竟对他如此的无情。大徐明知他和小徐的关系，打狗竟不看主人。不经辞职就给予免职，对于徐树铮的处置等于是当着众人的面打他的脸。
没法再忍了，对着总统令，当着众人的面，段气急败坏指名道姓地对徐世昌破口大骂。
徐世昌不待徐树铮自请辞职就给予免职，安福系议员更是群情愤激。
靳云鹏辞职获准后，依法阁员应随总理同进退，代理总理萨镇冰主张联带辞职，但安福系的三位总长都表示反对，相约不提辞呈。
当总统准靳氏辞职时，即打算提名周树模为国务总理，咨请提案送至国会。安福系的国会议员则相约不出席会议，以示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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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边防军下级军官联名上书请求说明开拔地点和作战任务，段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训话，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如果这一战不能打胜，不但他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均将不堪设想。
同一天，西北军五个旅长都有电报挽留徐树铮仍供原职，久病不起的段系大将倪嗣冲，也到了北京。只是他的病势沉重，一抵京即赴北戴河养病去了。
北京城顿时成了谣言城、恐惧城，达官贵人纷纷出京避难。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和外国饭店都告客满，张作霖也搬到奉天会馆加强戒备。
七月六日，徐世昌又请张作霖去团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
这天段的火气特别大，咆哮着说：“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
张说：“这恐怕办不到吧！”
张作霖劝段冷静，应该化大事为小事，退一步着想。
段听了很不耐烦地说：“你回你的奉天，不必管这儿闲事。”
张听了一声不响就告辞而去。
接下来，段派积极备战，直军亦布置防线。
七日深夜一时，张作霖并未与任何人作别，悄然乘车出京，在军粮城下车，随即声言“局外中立”。
八日午前，段祺瑞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首要举行联席特别会议，靳云鹏等均列席，出席人员逾八百余人。
在发了疯的段祺瑞主导下，会议决定呈请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免职，交给段亲自查办。
下午国务院开临时会议，吴佩孚予以免职处分，曹锟则改为褫职留任，由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送府盖印。
段在将军府议决惩办曹吴后，明知曹吴一定反抗，必至兵戎相见。回到私宅后，召集近畿各师长，研究出兵计划。
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翰第九师为第五线。
同时命交通部转饬京汉路局赶备专车输送。这一来，“惊惶的北京城，更为恐慌，纸币骤跌，要人家眷纷纷迁徙，箱笼什物遍街触目”。情形一如张勋复辟前后。
段祺瑞呈徐世昌请拿办曹吴呈文云：
“呈为揭劾奸凶，呈明拿办，以整纲纪而振人心事。窃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法制纪纲，人人所应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为群众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属，恪供尔职，双报国家倚畀之隆，而尽守法服官之责。若曹锟者，始以第三师长奉派入川，无功而归，尚无大过，适直隶督军员缺，遂以畀之，意尚不满，寻与张勋歃血为盟，秘图复辟。讨逆军突起马厂，声威甚盛，曹锟中慑，乃请附义军，首鼠两端，论功已属可耻。
“事未几即定，而彼骤增三旅，并要请上将头衔，比因湘战方亟，姑予报可，授以两湖宣抚使之任，兼第一路总司令，俾率众南征。讵彼徘徊汉上，拥兵不前，继假吴佩孚转战之力，获拔长岳，而曹锟不以为喜，反从而嫉妒之。政.府拟任吴佩孚为湖南督军，曹锟则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将军，而曹锟仍怏怏，时出怨言，谓政.府将夺其所部。于是委师北旋，逍遥津保，嗾使吴佩孚叛变。一则要请经略四省，再则恳求增兵四旅，挟势邀赏，不获不休。政.府欲资劳以收统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尽允其请，而卒未出保定一步。
“今大总统当选时，吴佩孚以曹锟部将仍敢妄肆诋毁，称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后，犹称东海先生，未赏一尽敬上之礼，与入衡前行止顿异。电文具在，海内切齿。曹锟不惟不加约束，反曲代辩解，纵容指使，情节已属显然。吴佩孚驻守衡州，暗与敌通，受贿六十万无，沿途使用广东毫洋，证据确凿，无可讳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吓诈金钱。盘踞京汉陇海各路，检查邮电，梗阻交通，搜检行人，碍及商旅。又监视巩县兵工厂，私留部械，扣阻陆军部采购之军米，意令京军绝食。截留发给江西之枪弹，意令赣军陷敌。目无政.府邻省，跋扈恣睢。而曹锟乃派兵横出京奉、津浦各路，监视德县兵工厂，遥与为应，且令所属津保一带队伍，群向京师修筑炮台，作长围之势。其胆大妄为，罪恶擢发难数。
“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锟奸诈所蔽，自知湖南沦陷，无颜居湘、鄂、川、赣四省经略之名，乃更觊觎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之职。觊觎而不遽得，羞惧无可掩饰，则妄造黑白，攻击西北边使，迫挟元首，违法出令，以泄骄蹇之气。外蒙全境，大逾内地数省，辛苦收回，未费国家一钱，较之丧失湘省损兵弃械，害民祸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为国进贤，乃独数数勾通陆荣廷，诱惑元首，屡请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诚不知是何肺肠矣。至其贪墨黩货，不恤士卒，尤堪痛恨。
“南征时国库奇绌，强索军费数百万元，……其一切贪谋秘计，均由其弟曹锳为之布画，亦难兄难弟也。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饰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谨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整饬纪纲，以振人心，而定国是，去腹心之患，则统一可翘足而待。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伏祈当机迅断，立涣大号，与天下更始，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呈大总统。”
段祺瑞及内阁分别呈请要求惩办曹吴，为这命令与前令大相径庭，徐世昌不肯签署。段派便以重兵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下令。边防军方面则传出消息，如八日午夜免曹吴令不下，则琉璃河方面当于九日上午首先开火。
徐世昌在被威迫下，不得已将内阁送呈惩办曹吴之令盖印发出。
惩办曹吴令如下：“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
“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致军习日漓，纪律因之颓驰。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九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
十日，段祺瑞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
第351章 直皖之战
保定方面自获悉北京发表惩办曹吴命令后，全军上下义愤填膺。
九日上午，曹锟亲自到天津行誓师礼，特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当场誓言亲率三军，直捣京师，驱老段，诛小徐。所部定名为讨贼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
能文能武的吴秀才是善打舆论战的，出师前他以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名义发出通电：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
“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已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
“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随后，直军全体将士发表致边防军西北军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忠告书云：
“敝军前次致边防军西北军书，谅邀鉴及。谨再为亲切恳挚之忠言，敬告于前线全体将士曰：同室操戈，为军人之大耻。我辈同属国军，情犹兄弟，断无阋墙私斗之理。贵师旅处段徐指挥之下，强迫开赴前线，与敝军为敌，必非出于本心。何则？敝军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争权夺利野心。贵师旅何至与敝军为仇，敝军所以讨段祺瑞徐树铮，讨安福系者，原为救国救民，想贵师旅亦深表同情。
“试想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取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
“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自贵师旅束装出发，敝军已准备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阵以待，未即猛烈攻击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轻启炮火，演煮豆燃萁之惨剧。夙仰贵师旅袍泽兄弟，深明顺逆，洞晓大义，若能去逆效顺，幡然来归，敝军敬当全体欢迎，箪食壶浆以犒从者。如有富于国家思想，夺勇为民除害，歼除安福渠魁者，敝军尤当尽礼致敬，虽为执鞭，亦所欣慕。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见义勇为，当不乏人。
“军人报国自属天职，为救国危亡计，为拯民水火计，为国军名誉计，为诸君前途计，均当审择利害，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热不息恶木之阴，知命不立岩墙之下。人非至愚，终能觉悟，孰甘为一家一党供私斗哉。敝军所与誓与不两立者，不过少数安福系卖国党魁耳。对于贵师旅袍泽兄弟，无丝毫恶感。近日贵师旅仗义来归者，日见其多，敝军咸与优礼相待，亲爱有加。出谷迁乔，则薰莸自判，助纣附逆，则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根据天良，当可自决。掬诚忠告，可质天日，敬布腹心，惟希朗照。直军全体将士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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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也有声讨安福系的通电云：
“……迩来安福系力竭势穷，覆亡在即，犹复设词诬捏，谣惑听闻。或谓此举为直皖之争，或谓其中寓复辟之意，挑拨离间，肆彼阴谋。……查各省联军。此次义举，纯为救国，良以安福系数年以来，假借段、徐。把持政权，阴行卖国，横挑内乱，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各省同志，或绾军符，或膺疆寄，对于国家大局，人民安宁，当负完全责任，且外观列强之大势，俯察人民之呼号，长此任彼横行，深惧国将不国，是以不顾利害，共起义师，绝无私意于其间。……总之，锟等此役为国家安全计，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实昭然。苟有私心，不但无以对同侪，而且无以对天下。敬布诚悃，正式声明，惟祈公鉴。曹锟印。”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
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十四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七月九日，张作霖由军粮城回到沈阳，十日致段祺瑞一电，劝段勿袒护徐树铮。
电云：“段督办钧鉴：我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只以二三佥壬，朋比为奸，荧惑聪听，不惜敛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海内骚然，妇孺共愤。乃在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则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进谒崇阶，本以感恩图报之诚，愿我督办为千古之英雄，勿受二三奸人之蒙蔽，以免为项城第二。
“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自以为效忠于我督办者，至深且尽，而彼辈反以为负心，此诚作霖所不解者也。现在各省天灾迭告，民不堪命，为民上者，方将抚恤之不遑，岂堪再启兵戎，重为民祸。作霖何心，安忍坐视？且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其种种阴谋，已披露于全国，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作霖叩。”
同日，张作霖宣布派兵入关，通电全国云：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无如我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后事机愈迫，险象环生，大总统日陷于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于火热水深之下。见闻所及，惨痛难言，五内如焚，一筹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谋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侧身西望，愤不欲生。……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满地，灾歉频举，国濒于危，民不堪命。
“现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鲁、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何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以立？而京奉铁路，关系条约，倘有疏虞，定生枝节。上年援湘援鄂，奉军之在关内者，尚散驻于潼洛之间，若令阻断交通，势必断我接济。作霖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大军所至，妖焰立摧，纪律严明，定秋毫之不犯。风云奋发，敢露布之先驰。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敬告海内，伏惟公察。张作霖叩。”
七月十一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廿八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
他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张作霖派兵入关的最大理由，是说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七月十六日、十七日他发表了两则通电：
一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获犯姚步瀛等，供认受曾云霈等指使，并定国军第三军委任，来奉招匪，扰乱地方等情，业经作霖通电在案。查该匪等所供，如招队不多，即在东清路一带扰乱治安等语。夫东清铁路为中俄枢纽，关系外人生命财产，比年以来，经作霖等竭尽智能，始将管理保护权限，依照约章，办有头绪。乃奸谋揭露，竟欲扰害路防。不知该奸党等与三省人民及旅居外侨，何仇何怨，宁竟忍而为此。现在幸邀天佑，群匪就擒，而主谋诸凶，尚复优游京畿，盘踞政权。此次共举义师，拥护元首，讨伐诸奸，为地方人民泄此公愤，即以保护路权，并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用再通电奉陈。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叩。”
二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果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又铮妥议，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姚步瀛并自认为督办谋生，一切计划均经详细供明，姚步瀛系大理院长姚震之侄，姚震并经参与会议。
“此案获犯以后，即经急电段督办详询，据复并无此事。督办素来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谅不错乱至此。惟真赃实犯，供证详明，设非奸人指使，从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长为法律最高机关，乃竟预此奸谋。国之前途，何堪设想？作霖此次入都，对于奸人图直、图皖、图苏、赣、豫、鄂种种计划，均已详晰无遗。三至团河，垂涕而道。即出都以后，曾发庚电，对于督办痛陈利害，登诸报端，为天下所共见。自问冒暑奔驰，往来调停，无负国人。即奸党意旨未洽，寻仇启衅，亦只及作霖一人，与东省人民地方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归涂炭。近且散布谣言，谓义师意旨，含有复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复存，此稍具常识者，皆能知之。
“凡我同志皆属共和功首，岂肯生此拙谋。奸徒穷蹙无聊，乃造作诬蔑之语，举动如此，狗彘不如，当为有识者所共悉，无足深辩。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特电驰陈，张作霖叩。”
七月十四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
电云：“……视东海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
“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
“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斥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指出：“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祺瑞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定张是个惯于虚张声势而保存实力之人，断定张一定是在关外坐山观虎斗而从中渔利，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在他看来，只要奉军按兵不动，己方就可以一举击败直军。
十三日，当接到奉军第廿七、廿八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开始还不太相信，但很快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他着实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他常以自己处乱不惊而自负，这一次连他自己都有些看不起自己，怎么会惊出一身冷汗！
第352章 雷声大而雨点小
从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一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不时闻听到炮声。
还没正式开战，北京城里就传出很多对皖系不利消息。说皖系的军队士气很低落，特别是刘询的第十五师，每与直军接触，总是率先后退。这也不奇怪，十五军原本就是直系，被推出来当炮灰打头阵当然不会出力。边防军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大多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兵蛋子，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不知所措。
更大的威胁是奉军入关，一直叫嚣开战的安福系开始怕了，派曹汝霖、傅良佐见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
七月十四日徐世昌下停战令：“民国肇造，于兹九年，兵祸侵寻，小民苦于锋镝，流离琐尾，百业凋残，群情皇皇，几有儳焉不可终日之势。本大总统就任之始，有鉴于世界大势，力主和平，此岁以来，兵戈暂戢，工贾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犹以统一未即观成，生业不能全复。今岁江浙诸省，水潦为灾，近畿一带，雨泽稀少，粮食腾踊，讹言朋兴，眷言民艰，忧心如捣，乃各路军队，近因种种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兵车所至，村里惊心，饥馑之余，何堪师旅？
“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膺国民付托之重，惟知爱护国家，保护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剀切申诫。自此次明令之后，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以副本大总统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
此时，一直信心满满的段祺瑞也陷入纠结之中，一方面希望徐世昌停战令能够止战，另一方面又怕停战令对对方不起作用，反而会造成己方军心涣散。
就在徐世昌停战令发出当日的下午，拿不定主意的段祺瑞召集特别军事大会，研究对策。
皖系中人历来是说大话、说漂亮话的人多，干实事，识时务者少，尤其是段芝贵这样的不知天高地厚之人。结果，多数人都认为必须速战速决，不能贻误战机。
会议决定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传檄全国，讨伐直军。
檄云：“为檄告事，案查曹锟、吴佩孚、曹锳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本上将军业于本月八日据实揭劾，请令拿办，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九日奉大总统令：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吴佩孚褫职夺官，交部惩办。令下之后，院部又迭电饬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宽予优容。该曹锟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赎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头派兵北进，不遗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杨村，逼窥张庄。更于两路之间，作捣虚之计，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内，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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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为根本重地，使馆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届，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更复分派多兵，突入山东境地，迳占黄河南岸之李家庙，严修战备，拆桥毁路，阻绝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将坠之惧。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呈明大总统，先尽京畿附近各师旅，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奸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其余概不株连。其中素为祺瑞旧部者，自不为彼驱役。即彼部属，但能明顺逆识邪正，自拔来归，即行录用。共擒斩曹锟等献至军前者，立予重赏。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适此急难，必有履及剑及兴起不遑者，祺瑞愿从其后，为国家除奸慝，即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为此檄闻！”
曹锟、吴佩孚收到徐世昌颁发停战令后，当然是不想执行，但也需要顾虑一个问题：总统已下停战令，再坚持开战，毕竟有些出师无名。
正在为难之时，收到了段系的“讨直檄文”，不由得大喜过望。这样一来，直军就是被动应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同日，曹锟亦发表两电，一是通电各省，说明开衅原由是在段系。
电云：“边防军称兵近畿，扰害商民，近仍进行不已。以众大之兵力，占据涿州、固安、涞水等处，于寒删两日，向高碑店方面分路进攻。东路则占据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攻击，炮火猛烈，枪弹如雨。敝军力为防御，未及还攻，而彼竟愈逼愈紧，实为有意开衅，事实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固我防圉而卫民生，特电奉闻，诸维察照。曹锟。”
二是通电各报馆，请驱除奸党。
电云：“天祸中国，降此残凶，安福祸国，段徐庇逆，种种罪恶，中外共晓。各省联军，本救国之大义，依法律之程序，呈请大总统，罢散祸国恶徒。段徐为虎作伥，违逆总统之命，擅兴无名之师。各省联军于忍无可忍之中，仍严束所部，妥为防守，不敢轻启战端，遗害生灵，段等无隙可乘，不能肆其野心，乃阴谋诡诈，一方强迫元首下停战令，一方乘各省不备，暗行袭击，下总攻击令，是非曲直，事实昭然，是此强盗行为，破坏国际公例，按诸本国法律，天理人情皆在必讨之例。兹谨正式通告各友邦及本国父老昆弟，自今日始，实行围困奸党根据地，必将凶残除尽，奠固邦本。惟祈公鉴。曹锟。”
七月十七日，直皖两军开火后，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
电云：“国贼段祺瑞者，三玷揆席，两逐元首，举外债六亿万，鱼烂诸华，募私军五师团，虎视朝左。更复匿嬖徐树铮，排逐异己，啸聚安福部，劫持政权。军事协定，为国民所疾首，而坚执无期延长；青岛问题，宜盟会之公评，而主张直接交涉；国会可去，总统可去，而挑衅煽乱之徐树铮，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财产，可以牺牲，国家主权，森林矿产，可以牺牲，而彼辈引外残内之政会，必不可以牺牲。凶残如朱温董卓，而兼鬻国肥私；媚外如秦桧、李完用，而更拥兵好乱。综其罪恶，罄竹难书。古人权奸，殆无其极。
“军府恭承民意，奋师南服，致讨于毁法卖国之段祺瑞及其党徒，亦已三稔于兹，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内争宜戢，周旋坛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鹰瞵犹存，嗾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护私权，揖盗谈廉，言之可丑。始终峻拒，宁有他哉？乱源不清，若和奚裨。吴师长佩孚，久驻南中，洞见症结，痛心国难，慷慨撤防。直奉诸军，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足见为国锄奸，南北初无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恶饰过，奖煽奸回，盘踞北都，首构兵衅，以对南黩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许对内之边军，痛毒畿辅。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异己即噬，不惜举国为雠，故曩诿为南北之争者，实未彻中边之论也。道路传言，佥谓该军有某国将校，阴为之助，某氏顾问，列席指挥，友邦亲善，知必谣言，揣理度情，当不如是。然而敬塘犹在，终覆唐室，庆父不除，莫平鲁难。今者直省诸军，声罪致讨，大义凛然，为国家振纲纪，为民族争人格，挥戈北指，薄海风从。军府频年讨贼，未集全勋，及时鹰扬，义无反顾，是用奖率三军，与爱国将士，无间南北，并力一向，诛讨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与维新。若更徘徊，必贻后悔。维我有众，壹乃心力。除恶务尽，其建厥勋。褫奸雄之魄，毋或后时，抉郿邬之藏，相偕饮至。昭告遐迩，盍兴乎来！”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
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鉴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吴便和前任湘督张敬尧合谋攫取湖北，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
然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将吴光新约到督署，席散后即将吴光新软禁。张敬尧听到了风声，不顾一切地跑路。
七月十四日晚，直皖战争正式爆发。
皖军以西路（北京至保定的京汉铁路沿线）为主攻方向，由段芝贵指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刘询的陆军第十五师、边防军第三师第五混成旅，第九师两个营、第十三师辎重营，部署于涿州、固安、涞水以北。试图沿京汉路南下，首先夺取保定，然后继续南进。
直系组织的“讨逆军”， 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兼西路总指挥，将其主力第三师及第二、第三混成旅部署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线，正面抗击皖系的进攻。
十四日夜，吴佩孚亲率其第三师的第五旅，企图出其不意的直捣团河，想捉拿段祺瑞。因机密泄露，段一面急调援兵，一面逃回了北京。
吴佩孚捉段计划落空后，面对皖系西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为避敌锋锐，主动撤出高碑店。
同日，以西北边防军第二混成旅、边防军第三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等组成的东路皖军，在总指挥徐树铮指挥下，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以曹瑛为总指挥的东路直军阵地发起进攻。直军在铁路桥架设大炮，向进攻之皖军发炮轰击，双方一时间胜负未决。
十六日，驻防天津的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二英里以外，直军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西北边防军乘虚而入，直军不支，随后放弃杨村，退守北仓。
当日，西路直军退出高碑店后，吴佩孚亲率其一部精锐，采取侧翼迂回战术向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实施突击，直捣边防军前敌总部。
战至十七日，吴部攻占松林店、生俘曲同丰与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向高碑店一线进攻的皖军因失去指挥而迅即败退。当天直军攻占涿州，并向长辛店方向攻击前进。西路指挥段芝贵在兵败之后，只身逃回北京。
十八日，直军进占琉璃河；二十日，直军大队进至长辛店和芦沟桥，将溃散的皖军基本肃清。
东路，正当直、皖两军相持于北仓以西时。奉军的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师数千人，于七月十七、十八日抵达天津，并迅速投入了支援直军的战斗，收复杨村，直趋廊坊。皖军纷纷溃退，徐树铮于当晚逃回北京，东路战事也以皖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第353章 段祺瑞引咎辞职
民国初年发生的所谓大战，大多是雷声大而雨点小，比如震惊中外的对张勋复辟的讨逆之战，几乎没发生像样的战事。而这一次的所谓直、皖大战，虽然闹得漫天风云，正式开火不过三天，连同首尾，也只有五天。
张一麐的直皖《秘史》对这次战事，作如下记载：
“直皖两军之战区，分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皖军东路的指挥为徐树铮，西路指挥为段芝贵。直军则派吴佩孚为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兹将两路战况分列如下：
“东路战争状况：七月十五日夜九时卅分，西北军第二混成旅马、步、炮、工、辎各队，及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共约一万五千人，分三路由张庄、蔡庄、皇后店进攻杨村之直军防线。直军在杨村者，为第四混成旅，分步、马、炮、工、辎及机关枪队若干，又直隶警备军步队廿营，共约二万人。在杨村北部十里正式开战，枪炮齐鸣，血战至烈。段兵多不愿战。惟被上官逼迫，乃不问方向，任意放枪，炮队亦分三队轰击，每队约有野战炮六尊。直军士气甚壮，极为镇静，亦列阵还击，战至午夜二时半，各换生力军，再接再厉，重复大战，声震山岳，死伤盈野。
“至十六晨，两军血战更加激烈，直军已占优胜。直军在杨村站吊桥之两旁排列大炮多尊以资御敌，而此地适与该处之日本防军驻扎所为比邻。当边军失利时，忽有日本军官多人出面抗议，非将该处所有大炮即时移走不可，并声言不准在铁路附近两英里以内作战。直军不得已，只得后退。时边军由直军防线之裂口蜂涌而至，势极凶涌。直军因左右翼不能联合，颇为棘手，专以机关枪队押后，顺序而退，队伍极整，致将前追之边军轰杀无数，直军退至北仓及李家嘴之中间，阵势始定。
“时有奉军一营驰至相助，声威大振。嗣又陆续而至，遂于十七日上午与直军联合进攻，由廊房向前猛击，段军纷纷溃败，死伤不下千余人。从此段军一蹶不振，连日与奉直军交绥，着着退后。至廿日后，京奉线一带段军已逃走一空，继欲向蒙边逃窜，又为察哈尔都统王廷祯，绥远都统蔡成勋，分饬军队拦阻，大有穷无所归之势。徐树铮当战争失利时，即逃回北京，或居六国饭店，或往某国人家，行踪诡秘，令人无从捉摸云。
西路战争状况：十四日晚八时，琉璃河之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及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军，向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双方战斗至二小时之久。直军初以来势猛烈，略退避之。边军前进，甫欲夺取第一防线，直军忽尔反攻，边军抗御不及，退回原线。至十一时，边军又往攻直军之右翼第三营，直军第二营由边军右翼抄击，两路夹攻，边军大败，退回琉璃河本阵。
“十五晚十时，段军又向驻扎高碑店之直军攻击，当由吴佩孚率队将段军遮断。段芝贵又下令逼迫前进，将士不应，两翼先退，正面军队亦同退却约卅余里。十六日两军相战，段军又败，伤亡甚多。十七晨，直军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之北，边军相率溃逃。旅长范尚品阵亡，程旅长无力抵抗，亦即潜逃，其余团营长及兵士伤亡者不计其数。师长曲同丰鉴于全军之战斗力已失，即树白旗，向吴佩孚求和。
“吴命先缴军械，再行停战。旋曲氏亲自投降，吴拒而不见，命解往保定，请曹锟处分。曹受降后，仍优礼相待，劝其去逆效顺，曲遂发电谆劝边防军全体与曹一致，共讨小徐。曲为段氏最识拔之弟子，宠遇不亚小徐，今乃倒戈相向，宜段军之全体溃败，无可收拾也。同时刘询之十五师亦全部投降，解除武装。刘询且乘隙潜逃，不知去向。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西路指挥战事，无往而不败，最后以身负巨创，逃回北京。自是西路统率无人，兵士益无斗志，一遇直军，非降即逃。二十日午后，直军大队抵长辛店，即将四围溃散段军一律扫清。”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吴佩孚向曹锟致电报捷：“现边军第一师曲同丰师长因伤亡过多，有伤人道，派副官吴敬珉同天主教李司铎前来，请求休战，已派随办营务汇春芝接洽。十五师齐旅长忱安，张旅长拱宸亦派执事官持函前来，谓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师长即函请齐亲来松林店面定办法，现双方正面炮火已熄，仍令前线严防。又接前方电话报告，陈文运全师，已被我军右翼萧、彭两旅击散，其曲同丰一旅愿缴械投诚。十五师完全归顺我军，第六旅明早可到琉璃河，奉军郭旅长现驻涿州东门外，明早进城，师长亦明日到涿。”
七月十八日皖军主帅之一的曲同丰押抵保定，曹锟在他的迎宾馆举行了受降仪式。
曲同丰（1873—1929），字伟卿，山东福山人，早年参加过北洋水师及中日甲午战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曾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教官、陆军速成学堂提调、监督、保定军官学堂监督，参加过云南辛亥起义，任三十八协协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参议官。
一九一五年春，袁世凯屈服于日本的武力恫吓，承认屈辱的“二十一条”。保定军校学生罢课反对，曲同丰亦通电全国表示愿率全校员生效命疆场，为政.府之后盾，被北京政.府褫夺军职，直到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少将军衔和职务。曾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同年七月，他被国务总理段祺瑞委任为山东军务会办，赠勋四位，授陆军中将。
受降仪式结束后，曹锟即发出通电：“为通告事，昨段军曲同丰等现已解到保定，见面时曲等将军刀自行除下，双手捧向锟云：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云：彼等俘虏期间，对于本军之宗旨决不有所违背之举动。由锟将刀双手接受，并云：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仍举军刀给还佩带，并得享受军事惯例待遇俘虏之自由，除少数畏怯军人及有污军人资格者外，其余均按级受本军优待云云。此种军人俘虏，将来当归正式法庭审理。除饬前方军队查照此种待遇俘虏军例外，并严令全军勿得因段祺瑞近有悬赏谋取锟等性命，致生报复之念，而违背军人在战争外应保持人道之主旨，此令。”
皖军的另一位主将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这是个麻将迷，打仗期间主要的时间都是在打麻将。当时上海报纸上，有一篇通讯做了记载：
“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前敌督战，其办公处设在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大书“总司令处”四字，办事者至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嗬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大菜司务二十四人。迨前锋与直军交触，战事小挫，众随员知必无幸，劝小段早为之所，
“小段曰：‘我誓与定国军同生死，诸位怕死，竟请返京可耳。’
“众以其言壮，皆无辞而退。十三号有直军一营来诈降，小段益自诩。至夜半，降军袭击总司令部，小段自车上堕地晕去。为一车站站长藏过。破晓，诈降军退去，站长始送之回司令部。
“从者群起询问，小段曰：‘此何足怪，君子可欺以其方，无伤也。’
“即至车内检查鸦片，卧而吸之。众以其能镇定，颇倚赖之。至次夜，忽闻西北有枪声，随员皆至司令卧室请示。小段已不知去向，旋得探报，知是本军放哨，众心虽安，乃以总司令失踪，四处搜查，扰攘一夜，至次晨，始得之于乡农家柴堆内。于是群皆匿笑，而总司令之威望扫地矣。
“迨前敌十五师战败，向后退回，小段误为直军，急命第一师击之，及知误会，十五师将士以同类相残，怒不可遏。继见总司令之火车，车头已向北，知将预备逃亡，遂以机关枪射击，而小段急令火车添挂龙头，逃回京中。沿路兵士数百人，拦住去路，拟向小段诉说第一师从后击射，自相残杀之事，乃小段不问死活，只令开车，以致轧死多人。
“迨抵京寓，家人聚询，只以手摸头，连呼好险好险，别无他语。后闻车站站长藏段事发，被直军枪毙。小段向空叩头，痛哭流涕，谓为救命恩人，兼延僧道在家，为之超度。忽通缉祸首令下，复狼狈逃入东交民巷，而僧道道场，亦半途而止，此亦定国军将士中之滑稽史也。
“段芝贵以定国军之头衔，前敌一败，狼狈回京，遽通电辞职。其电稿措辞虽不甚佳，而骈四俪六，亦颇通顺，说者谓其仓皇逃亡之际，竟能搜索枯腹，作此俪语，亦一异事，不知此中实有最趣之谈料也。先是小段有西席某甲，一老学究也，皖直未决裂之前，小段跃跃欲试，主战甚力，某甲力劝之，不听。及被任为定国军总司令，欲作一宣言书，用告将士，命甲起草，书中多忠君爱国语，小段以其不合时务，弃之不用，另请他人代撰。
“甲虽头脑冬烘，固以文豪自命者，颇不悦。冷语谓段曰：“吾文虽不佳，原备有二稿，今居停阅其一，即匆匆请他人捉刀，吾第二稿固无容再呈居停指正，留为将来备用可也。”小段以其迂，亦不理会。及小段由前敌逃回京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急拟通电辞总司令职，冀减罪戾。倩人觅向所撰宣言书者，已先逃矣。
“不得已仍央甲为之，甲即于袖中出电稿曰：‘吾前言有第二稿，固早已备矣。’
“小段阅之，稿系四六，措辞颇得体，继念甲料已必败，反有讥讽之意，撕其稿，怒而掷诸地。
“甲冷笑而出，未至中庭，小段亲自追之曰：‘我固知君良厚，特滑稽耳。吾亦不芥蒂，请君再照原稿录出，吾当不易一字。’
“于是遂将西席所拟之稿拍发，故其措辞甚从容云。”
用这样的人当主将，怎么能不败？段祺瑞这一生，用人实在是有问题。
如曹汝霖回忆录中所说：“此次战事，皖方以新锐的武器与陈旧之直军相争，正如以石投卵，决无败理。岂知有石而不能用，则卵虽软弱，亦可淋漓尽致，使你无能为力。可知无将兵之才，虽有坚甲利兵，亦是徒然。此次皖方之败，即由于此。……段香岩(段芝贵)本称宿将，又是老辈，不免倚老卖老，自负轻敌，以为奉军何堪一击，直军更无论矣。他狃于复辟之役，不察情势之不同，甚至在车中打牌，由北京制造馒头，送到军前。他料此次军事，指日可胜，判断错误，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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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同丰、陈文运。虽系日本士官出身，曲是山东老粗，勇而无谋。陈则无军人气，只知趋承，未战先怯，绝少住宿兵营，已背官不离兵，兵不离官之原则，更谈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何能当指挥之任，此其二。边防与西北两军，成军不久，训练不足，下士虽经讲武堂训练，均未经过战事，指挥未如意，兵士不能人自为战，此其三。边防军以马子贞（马良号）一师训练最好，调驻山东，不及调回，致后备无军可援，此其四。吴光新被扣留于武昌，影响军心很大，此其五。此次因重奉轻直，故以徐又铮当东路。假使以又铮西北军当西路，先击败直军，则奉军亦不致先入关援曹。又铮东路已将入天津，实为西路所累也。”
第354章 李纯突然暴死
对于直皖之战，段祺瑞一直都是信心满满。奉军入关，虽然对他打击不小，但对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也还是信心十足，只是觉着可能要多费些周折。万没想到，一直以来自认为手握的虎狼之师竟如此不堪一击，打了三天就兵败如山倒。
这是一个很刚强的人，自觉无颜以面对天下，几次想自戕，都被左右及时拦下。
“胜败兵家常事，毕竟是北洋军内争，究竟还有同袍之谊，直军也不会做的太过。”
听到这样的反复解劝，段沉吟了许久，派人把靳云鹏找来。
靳见到老段，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段找他何事。他虽是皖系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对皖系的失败反有些幸灾乐祸。只是，他竭力掩饰，故意装出很痛心的样子。
段此时此刻哪还有心思顾及这些，只是简单地说：“事已至此，你和他们还可以谈话，赶快去和他们商讨停战吧，条件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不要把战争带进北京城。”
有说在战前，段曾要求所部，尽量少用重炮，可见他不愿意看到太多的伤亡。这说明，老段这个人还是较为良善的。
靳云鹏从府学胡同段公馆出来，就去找傅良佐，请他去天津跑一趟，代表靳自己向直军求和。
傅到了天津径赴直隶省长公署求见省长曹锐，曹锐没有见他，也不准他离开，他便被软禁于省长公署。
前线军队一队队狼狈地逃回，北京城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段祺瑞万般无奈，只好放低身段满面羞愧地去见徐世昌，请徐下一道停战令，免得北京城遭浩劫。
徐世昌待段辞出后，望着他的背影，冷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当天，徐世昌颁下停战令：“前以各路军队因彼此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当经明令一律退驻原防，共维大局。乃据近日报告，战事迄未中止，群情惶惧，百业萧条，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时方盛暑，各将十躬冒锋镝，尤属可悯。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用副本大总统再三调和之至意，此令！”
十九日，段祺瑞通电引咎辞职。
电云：“保定曹经略使、天津曹省长、盛京张巡阅使、南京李督军、南昌陈督军、武昌王巡阅使、开封赵督军、归化蔡都统、宁夏马护军使同鉴：顷奉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速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
“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并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陈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谨先电闻。”
一直到最后，段祺瑞都没有出言责怪任何人，而是把所有的责任自己来扛，这就是人品。不像张敬尧，出了事不惜把自家兄弟和忠心耿耿的义子推出去。
细看这个电报，礼貌地提到了那么多对手，竟没有此战最重要人物吴佩孚。肯定不是漏掉，是段对吴太恨之入骨了。
段在皖军战败后，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既不逃天津，也不奔租界。
皖系之败，不只在东西两战场上，其他各处也是败讯频传。山东德州本被皖军马良攻入，守将商德全退走。随后奉军往援，夺回德州。信阳方面皖军赵德龙与河南旅长李奎元激战，赵亦败北。察哈尔都统王廷祯响应曹吴，率军入驻康庄，在居庸关方面与皖军一战，皖军照样大败。
段祺瑞的失败，是徐世昌很乐见的。徐有他的打算，想在直奉两系之间保持一个均衡，希望其他各省的军阀也保持原有地盘和地位，互相牵制，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
他主张对段宽大，只要解除了兵权，就可自由安居，且应予以相当的优遇。至于其他人，除了少数民愤特别大的首要外，也尽量少株连。
徐的宽大主张得到张作霖的赞。张和皖系并没有血海深仇，不必赶尽杀绝，而他正想乘此机会收集皖系的残余，壮大自己，自要收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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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是主张惩办一切与战事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但为了保持和奉系的友好，而尽可能迁就张作霖。
但是，吴佩孚不一样，坚持要肃清安福分子，查抄祸首的财产充作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幽禁段祺瑞。
直皖战争虽然十八日已经结束，直到二十三日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才开到北京，二十四日大队人马开到，分别接管了南北苑的兵房。
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府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
王怀庆（1875—1953），字懋宣，河北省宁晋县凤凰镇南塔庄人。
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酒赌成性，母为人文弱，家道中落。王怀庆八岁上下就和家里人一起下地种庄稼，给人家放牛、牧羊，十岁的时候，就担负了更繁重的体力活儿，象脱坯、盖房等等。
十二岁即丧母失怙恃，继母虐待殊甚。一八八九年夏，十五岁的王怀庆不堪继母和父亲的虐待，私自离家远奔他乡。适时恰逢直隶提督聂士成在芦台招兵，王怀庆入伍，由于他勤俭耐劳少言，获得了聂士成对他的青睐，因而不断升迁，后入北洋武备学堂第二期学习。
一八九三年升为千总，后成为直隶提督聂士成部下的中军，兼带马步卫队。
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聂士成战死在天津八里台子。王怀庆于枪林弹雨之中背负聂回营棺殓，并亲送灵柩至聂原籍安徽合肥安葬。由于聂家感激，效死于主将的忠义之名轰动一时，而当道者嘉许之，誉之为“忠义”。此后，聂母专函介绍王投到袁世凯麾下。
他是徐世昌在军界第一心腹亲信，资格甚老，与“北洋三杰”同辈。一九一二年后先后任蓟榆镇守使、北京步军统领、京畿卫戍总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热河都统，热察绥三特区巡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寓居天津。
虽还是一朝“天子”，但不能一朝“臣”了。
二十四日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派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财政、司法两部则由次长代理部务。又准免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职。
二十六日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处分。批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辞职，派殷鸿寿继任。
二十八日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令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令撤销西北军名义。
二十九日派昭武上将军、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务。
按惯例对战败方要惩办祸首，但名单迟迟没公布。据说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舆二人，因为这两位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人，陆宗舆在直皖开战前还垫付了定国军（段军）一笔军费。可是，曹、陆两人的名字在徐世昌笔下删除了。
江苏督军李纯电请将王揖唐加入祸首，湖北督军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加入，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缅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而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胁迫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咨逞私图。
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其政治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国家虽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若论祸首，第一当属段祺瑞，现在却成了受胁迫者。所谓“刑不上大夫”，从来如此，已见怪不怪。
奉军入京后曾到安福俱乐部去进行搜查，并将其查封。
八月四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同时声明：“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
这道命令引起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于是，徐世昌于八月七日补发命令：“一、据江苏督军李纯电呈：王揖唐遣派党徒，携带金钱，勾煽江苏军警及缉私各营。并收买会匪，携带危险物，散布扬州镇江省城一带，以图扰乱，均有确凿证据，请拿交法庭惩办等语。王揖唐经派充总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着即褫夺军官，暨所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此令。”
“二、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构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有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勾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务各濯磨砥砺，咸与维新。此令。”
第355章 说来话长
成王败寇，皖系失败了，心高气傲的徐树铮如丧家之犬，逃到东交民巷。
通缉的十大祸首中，除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单独逃往苏俄道胜银行外，其余全都躲到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内。
直奉两系都要求北京政.府交涉引渡。当时外交团中，英美法三国公使是帮助直系的，主张驱逐罪魁，但日本和意大利公使则持异议。因此，东交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国公使馆通饬所属侨民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有容留限即迁出。
北京外交部向各国公使馆行文索交祸首，日本公使馆竟坦白承认收容了十祸首中的九位，其复文云：“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咸来本使馆恳求保护，本公使鉴于国际上之通义，及中国几多往例，以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认，决定对于此等诸氏，加以保护。刻将此等诸氏，悉收容公使护卫队营内，并严重戒告，在收容所内，万不得再干预一切政治，且断绝与外部之交通。兹本使特通告于贵代理总长之前（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称病请假，由颜惠庆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诸氏所受之保护，决非基于附属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别待遇，恰以该氏等不属于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馆不得拒绝收容。本使并信贵部对于此等衷意，必有所谅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复文，又致书日使云：“敝国政.府不能承认贵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为抑歉。刻敝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竣事，即将其犯罪证据，通知贵使，请求引渡，并希望贵使勿令诸犯逃逸，或迁移他处藏匿为荷。”
日使得书，复词拒绝：“贵总长答复敝使本月九日关于收容徐树铮等于帝国使署兵营之通告回文，业已领悉，……惟贵国大总统颁发捕拿该犯等之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敝使署即视为政治犯而容纳保护之。敝使并声明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请，将彼等引渡也。”
徐树铮在日本兵营里共住了三个月，后来由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小野寺帮他逃走。据说小徐化装成一个日本女人，装进一只柳条箱内，由一个日本军官带进火车里一间头等车厢赴天津。帮助徐脱逃的小野寺对外声称完全是个人的行为，不过不久，他便因此事被调回国。后来作了国会议员。
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公使小幡正式照会北京外交部，徐树铮已从日本兵营逃走。
这时小徐已安抵上海，住进英租界麦根路一所洋房内，这所房子是卢永祥部下师长陈乐山的。
这时的吴佩孚吴秀才，已经成了最出风头的人物。他从衡阳撤军起，其一举一动便受人关注。八月一日他又出言惊人，提议召开国民大会。
同时还草定了关于大会的八条大纲：
（一）定名。为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
（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缺勿滥。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这个主张当时虽然引发各方关注，但因遭实力派人物张作霖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
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候，最具人望的两个人，当属直系领袖曹锟和奉系领袖张作霖。
很快传出消息，这二人变成了儿女亲家，是张的女儿许嫁曹子。曹锟这个儿子是他弟弟曹锐所生，被曹锟领养。这虽然是两家的私事，但因为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竟成了“国家大事”。古往今来，这政治联姻看来是要不断延续。
民国九年八月九日北京政.府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靳虽属皖系，但皖系败他却因祸得福，这就是善于游走各方的好处。
胜利的一方是直奉两系，张作霖是靳的亲家，曹张又联姻，靳曹也就成了拐弯的亲家。虽然亲戚怕拐弯，一拐弯就可能拐到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还有一句至理名言，叫作亲戚怕走动，常走动就成实在亲戚了。
这是靳云鹏的第二任内阁，内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张志潭。
财政总长周自齐。
陆军总长靳云鹏兼。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董康。
教育总长范源濂。
农商总长王乃斌。
交通总长叶恭绰。
颜惠庆（1877年4月2日－1950年5月24日），字骏人，上海虹口人，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
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一九零九年任外交部部长。一九一零年兼清华大学总办。一九一二年四月曾被黎元洪委任为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一九一三年一月出任驻德国公使，后调任丹麦、瑞典等国公使。
一九一九年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
颜惠庆于一九二二年辞去外交总长职务，改任内务总长等职。一九二六年春，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一九二七年移居天津，任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自来水公司董事长等职。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大使、驻苏大使，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一九四九年二月，为反对蒋.介.石继续内战，和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以私人资格到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同时，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王乃斌（1870-1945），辽宁新民人。清末曾任直隶承德府知府、朝阳府知府。民国成立后，曾任热河道尹、奉天全省清乡督办、奉天督署最高顾问。他能进内阁，是张作霖的力量。
八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九月二日任命吴佩孚为副巡阅使。曹命吴驻军小站，本意是要这支亲兵拱卫京畿。但是，吴却认为京畿对他们并不重要，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坐镇中原。不久，他就亲率这支无往而不胜第三师驻节洛阳。
民国九年十月十二日，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又谦冲为怀，平易近人的直系大将，口碑不错的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暴死。
公开说法是 “江苏督军李纯忧国自杀”。
据大总统令曰：“英威上将军、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勋一位陆军上将李纯，奠定东南，勋勤夙着，比年邦家多难，该巡阅使坐镇江表，才略昭宣，群流翕洽，而于和平统一之大计，尤能多方赞导，悉力筹维。干国匡时，声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剧，屡电请假调理，只以时事艰难，东南大局，赖其主持，谕令在署医治，力疾视事，方冀调摄就痊，长资倚畀。乃本日据齐耀琳、齐燮元电呈：‘该巡阅使两月以来，卧病奄缠，每以时局纠纷，统一未成，平时述及，声泪俱下，近更疚忧愧恨，神经时复错乱。
“本月十一日，忽于卧室，用手枪自击，伤及右胁乳下，不及疗治，登时出缺。手写遗书，缕述爱国爱民素愿莫酬，不得已以身谢国，惓惓于苏省之治安，国家之统一，筹虑周密，语不及私。’披览之余，曷胜震悼！该故巡阅使年力未衰，猷为正远，乃以焦忧大局，报国捐躯，枉失长城，实为国家痛惜。着派齐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给予治丧营葬费一万元，所有该故使身后事宜，着齐燮元、齐耀琳督饬所属，妥为办理。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一体照料。生平政绩，宣付国史立传，并候特制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绩。仍交陆军部照上将例从优抚恤，用示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
李纯第一封遗书致齐省长耀琳、齐帮办燮元：“纯为病魔所迫，苦不堪言，两月以来，不能理事，贻误良多，负疚曷极。求愈无期，请假不准，卧视误大局，误苏省，恨己恨天，徒唤奈何。一生英名，为此病魔失尽，时有疑李督患梅毒，不能治愈，痛苦万状，而出于自杀者，即从遗书中屡言病魔，推想出来，其实于情理不合。尤为恨事。以天良论，情非得已，终实愧对人民，不得已以身谢国家，谢苏人，虽后世指为误国亡身罪人，问天良，求心安。至一生为军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后人公评。事出甘心，故留此书，以免误会，而作纪念耳。李纯遗书。九年十月十日。”
李纯留有遗电致全国各界：“和平统一，寸效未见。杀纯一身，爱国爱民，素愿皆空。求同胞勿事权利，救我将亡国家，纯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纯留别。十月十一日。”
李纯还有遗言谈及其身后的希望：“纯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四桩大事，应得预先声叙明白：（一）代江浙两省人民，叩求卢督军子嘉大哥，维持苏浙两省治安，泉下感恩。（二）代苏省人民，叩求齐省长，望以地方公安为重，候新任王省长到时，再行卸职。（三）苏皖赣三省巡阅使一职，并未受命，叩请中央另简贤能，以免遗误。（四）江苏督军职务，以齐帮办燮元代理，恳候中央特简实授，以维全省军务，而保地方治安。叩请齐省长、齐帮办及全体军政两界周知。李纯叩。十月十一日。”
在皖系横行之时，被百般欺辱，不可能不整日忧心重重，却未因“忧”而自杀。为何却在皖系惨败，直系鼎盛，正当扬眉吐气之时而寻短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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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纯之死，颇多疑点。后传说是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现后，马弁将李纯击毙；也有传说其部下师长齐燮元心狠手辣，诡谲多变，时有谋取李位而自代之心，因而将其谋杀。
但是，流传更多更广的，是另一种说法。
第356章 “小媳妇”难当
话说李纯此生一个很大遗憾是他夫妇未生孩子。民国初年，其妻曾收养一个名叫菱子的孤女为侍婢。是时菱子只有十二岁，天生丽质，伶俐可人，极得李纯夫妇的宠爱。二人从不把菱子看作是侍女，而当作亲生女。说来也真巧，自这个女孩子到李纯家后，李的仕途便似乎上了快车道，一路升为第六师长、九江镇守使、江西督军而江苏督军。李纯夫妇认为这是菱子带来的好运，因此对菱子更加宠爱。
在李纯任旅长时，有一次点验部队，在列兵群中，发现一个十八九岁的新兵，眉清目秀，聪慧可爱。这人是天津大毕庄人，名叫毕正林，父母早亡，家贫无以为生而从军。
李纯亦是天津人，因有同乡之谊，又怜其身世，遂带毕正林回旅部，派在传达处工作。毕既玲珑又勤慎，李甚喜爱，遂命他公余之暇在文案师爷处学习文字，一年后竟能阅读报章和普通公文。李纯更为满意，随后派毕为随身马弁。
受到李纯特别的关照，毕正林于是便从马弁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当李纯任江西督军的时候，毕升至上尉副官，专门办理督军私人事务和家庭琐事。
由于毕是李纯的亲信，出入李公馆很随便。而菱子这时正是花季年华，一个是少男，一个是少女，异性相吸，很自然地便互相接近，两人不免日久生情。
李纯于民国六年赴南京接掌江苏督军时，启行仓促，动身前即命毕正林随后雇船押运家具，并护送眷属。
毕和菱子同乘一船，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特别亲昵。有一次动作大了些，恰被李太太看到，不由得胡思乱想。
抵南京后李太太即对李纯说，菱子已长成人，应该给她选一个对象结婚，免得耽误她的青春。
李纯立即想到毕正林，认为两人年龄相若，如果成婚，仍可在督署作事。李太太也觉得毕这个年轻人不错，不久这两人就正式成婚。
南京督署有两个大办公厅，外办公厅是在前院，专供大的集会及接待远来外宾，内办公厅则在第二层院中，专供督署各处办公及督军个人读书憩息之用。楼上则住有督军内眷及少数女仆。毕副官和菱子的新房被安置在内办公厅的左后方，因此菱子婚后仍常到督署内宅陪督军夫人解闷。
菱子变成少妇后，人也变得成熟了。李纯确是一直把她当女儿对待，但菱子毕竟不是李纯的女儿，又不是李纯夫妇把她从小养大。
她到李纯夫妇身边，已经是十二岁了。在困苦中长大的孩子要更懂事些，除了感恩之外，对李纯这样的大人物，由敬而渐渐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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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人们常说的恋父情怀，或许菱子想为恩人做点什么，而自己一无所有，李纯又什么也不缺，便想以身相许。所谓世间情为何物，谁都很难说清楚。
不是姑娘了，和李纯在一起也不似昔日那么羞涩。李纯既是把菱子当做孩子，也不避两人在一起的亲昵。
但是，菱子已是情窦初开的少妇，所以在动作言笑之间，就有一种撩人欲醉的风情。有时李妻不在，她便也在李纯面前撒娇、挑逗，用胸前那对特大号的双峰在李纯身上蹭来蹭去，使得李纯不能没有反应。
李纯毕竟是四十如虎的的年龄，很享受菱子的爱抚。开始装糊涂而到底不能自持，终有一天因李妻外出，李纯竟与菱子在一起做出了那种事。事后李纯很为自己的行为不耻，但一想到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就很容易自己原谅了自己。而架不住菱子特别的主动，有了开头，有了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中间有毕正林碍事，两个人到一起并非易事。而人就是这样，越得来之不易的事越是显得贵重。还好，李纯可以假公济私，常常托故把毕正林支派出去公干，就可以和菱子秘密幽会。这样偷偷摸摸地维持了一年之久。
毕正林对此，虽亦微有所觉，但因李督军等于是他的衣食父母。不但菱子是李纯所赐，即自己今后的功名富贵，也无不惟李是赖，想至此处，也就不愿往深处去想。
有一天，李又派毕去上海为夫人购买衣料饰物。
毕于受命之后，为讨菱子的欢心，特意回转房去问菱子：“有何需要，可由上海顺便带回。”
菱子因为毕要出门，想得是又可以和李纯在一起了，便心不在焉地答道：“你随意买好了！”
毕正林因怕误了早车，当天赶不回来，即匆匆忙忙出门而去。所幸赶上了上午早班火车，于十二点以前，抵达上海。
下车之后，即径至南京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预列的货品清单，未换地方，即全部购齐，然后又替菱子选购几件饰物。
转到一家小吃店，胡乱吃饱肚子，在街头雇辆马车，赶往车站，恰巧赶上下午二点回去的快车。晚间七点，即回到南京，当即雇辆人力车，返回督署。
下了人力车满怀高兴，提着网篮，径奔自己住房去。不料一推板门，门自内上闩。这个时间，他也没多想，既然门在里上闩，菱子肯定在，就砰砰敲门，却无人应声。
原来当日李纯用过晚饭，闲来无事，忽想起毕正林已去上海。料想毕到上海那种荣华地方，一定贪着游玩，当天不能返回，便放心大胆前往菱子房中寻欢。
正当好梦方圆之时，忽然听到敲门之声，乃忙将菱子推开。仔细一听，竟是毕正林的声音，心中一急，翻身下床，想寻一隐身之所，暂避一时。
可房内除一张木床和四把木椅之外，再也找不出藏身之所。窘急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厚着面皮，亲去开门，正好与毕正林碰个对面。
毕见督军来开门，心头一慌，急忙向后退了两步，举手为礼。李反窘得无话可说，只从鼻孔唔唔了两声，急步离去。毕则僵立失神，呆若木鸡，直看李走远，才慢慢回过味来，无精打彩地走进房中。
因有这一耽搁，菱子早已穿好衣服，整好被褥。
见毕正林坐在房屋一角，闷声不响，即含笑问道：“你替上房太太买什么急用之物，她急等要用，督军刚才亲自来问，你看到他没有？”
随便来问事需要门内上闩吗？菱子这借口找得并不高明。
毕正林正在窘迫无计，不知如何收场之际，被菱子这一提醒，顿时想到买回的东西。
当即将替菱子买的几样得意饰物，从网篮里面取了出来说：“你先把这几件东西收了起来，我这就上楼替督军夫人把买的急用之物送去，免得她着急。”
于是提起网篮匆匆而去。
这时晚间八点钟刚过，正房楼上，灯火通明，俱未入睡。
毕走至李的寝门外，喊声：“报告！”
室内李太太听到是毕的声音，即答道：“进来吧！”
毕进门之后，见李纯坐于靠窗的书桌一旁，正在默默地看着一件公文，态度极为冷漠。他反而心中打怵，未敢上前打扰，即转身将网篮内的衣物取出，请李太太过目。
李太太约略瞥了一眼，即道：“你买的都很好，回房休息去罢。”
毕对适间之事，甚怕督军惦记在心，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便没事找事的取出商家开的发票，恭恭敬敬送到李的书桌上。
“这是今天买东西的发票，请督军过目。”
李纯一直以为他和菱子的事毕一无所知，正为刚才的事不知所措。
看都没看便生硬的说：“放在这里好了。”
毕认李是因为自己刚才坏了他的好事而不快，未敢多言，即摒气敛息，悄悄退出。
一面向外走着，一面暗自默想：“若不设法化除督军心中块垒，则自己随时都有生命之虑。”
究应如何才能消除这层顾虑？一时却没有妥当办法。走下楼梯，见督军办公室的几茶桌椅，略有零乱，乃一面加以整理，一面筹谋应付之策。
当毕正林正在心绪紊乱，计无所出时，忽闻楼梯声响，有人从楼上下来。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所担心的李督军。
见他手拿一卷公文，态度严肃。走到办公桌旁，落坐之后，取过纸笔，稍一沉思，即草草写了张字条。
随后吩咐毕道：“到军法处去把杨处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待办，要他快来。”
毕应声：“是！”
立即返身退出。
因为毕正林本就识字不多，对李的连笔草书根本就不大认识，故于出门之后，心中即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他想：“督军面带怒容，定是为着奸情被撞破的原故。现在为时已晚，急着找军法处长前来，必是想趁夜静无人，将自己枪毙。否则，有何事不可等至明天再办？”
就这样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可疑，最后想到，如其等待枪毙，何不先下手为强。主意打定，伸手摸了腰间的手枪并装满子弹，主意愈为坚决。
即将手枪提在手中，咬一咬牙关，重新走回办公室。先从门缝中向内一望，见李纯仍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闭目遐思。毕乃轻轻掩入，对准李的前胸，连放三枪，李未及呼喊，当即应声倒地。
毕见闯下大祸，一时倒反没了主意，呆若木鸡般，站在原场发楞。
此时院中卫兵听到办公厅内急促的枪声，立即奔来查看。只见毕正林手提短枪，面对僵卧在地的督军尸体出神。料定是他闯的大祸，于是七手八脚，将他的手枪夺下，又用绳索将他捆绑起来。
此时楼上的李太太，也已闻声赶来。一见丈夫僵卧在血泊中，断了气息，即伏尸大哭，几至昏厥。
正在扰攘之际，卫兵排长杨某亦闻声赶到。略问情由，即奔向电话，取起话机，向军务会办齐燮元报告情由，并请他前来处理善后。
世上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齐燮元对李纯与菱子间的暧昧情形，早已有所耳闻。只是身为部下，对这类隐密私情，倘装不知。一听说“督军乃毕正林所杀”，即明白了八、九成，当即乘车赶到督署。
先向毕正林作了简单问话，复劝李太太同至楼上，商议善后之策。
第357章 四巨头会议
这等大事，齐燮元不敢对李太太有丝毫隐瞒。此事不仅是男女私情，还有乱.伦之嫌，齐燮元与李太太仔细商讨的结果，认为如果按照实情公布出去，对李纯的声誉损害太大，不如将实情隐密起来，编造一套说词，对外发表。
要编故事，本当是很容易的事，说一句心脏病突发，不就完事大吉了吗？编故事的人可能是顾及李身上的枪伤，便编出这拙劣的“忧国自杀”之说。想不到欲盖弥彰、弄巧而成拙，反不能自圆其说，让人联想多多。
李太太是个好心肠之人，觉得自家男人办这样的事太过缺德，倒觉得有几分对不起毕正林。人死不能复活，不想再徒生杀孽。
随即由齐燮元出面，将毕正林叫到面前，斥责了几句。
又命人取来五百银元，说：“按你所犯罪行，即使全家枪毙，亦不足偿其罪，因督军夫人念你平素尚无大错，特赏你路费五百元，限你带菱子，连夜离开南京，对任何人皆不许泄露本案真情！”
毕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叩头谢恩带着菱子走了。
齐乃复对在场的官兵严厉告诫一遍，并找来一名随李多年的秘书，将详情向之说明，命他连夜伪造李纯遗书。
伪造的李纯遗书，除前边提到的内容外，还有遗嘱致其弟李桂山处理家事：“兄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误国误民，心实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谢国人，以免英名丧尽，而留后人纪念。兹有数言，挥泪相嘱：（一）兄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始终如一，祖遗财产及兄一生所得薪公，并实业经营所得，不过二百数十万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减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永久基本金，以作纪念。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钱不可多留，须给后人造福。（二）大嫂贤德，望弟优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给养活费，归娘家终养。（四）小妾四人，每人给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损兄英名。（五）所有家内一切，均属弟妥为管理，郭桐轩为人忠厚，托管一切，决不误事。（六）爱身为主，持家须有条理，尤宜简朴，切嘱切嘱。兄纯挥泪留别。”
对家财的处置，主要应当是夫人的意见，从中更可看到李纯夫人人格的高洁。
李纯死后，江苏督军出缺，江苏人想借这个机会拒绝外省人任苏督，或者根本实行废督。这是个很重论资排辈的社会，提到大面上的理由是齐燮元资望太浅，不能骤任一个大省的督军。
北京政.府正想逐步废除督军制度，便想借此机会先废苏督。直系怎会失掉江苏这块风水宝地，曹锟便伙同张作霖打来会衔电报，指废督为无政.府派主张。两个人虽对江苏督军的人选各有千秋，但对反对废督却保持高度一致。
徐世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都惹不起，何况联合行动。于是，先废苏督之议就成为肥皂泡。
谁继任苏督呢？陈光远希望由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自鄂调苏，自己由赣调鄂，以齐燮元或新崛起的吴佩孚督赣。所谓风水轮流转。
齐燮元想坐升苏督而废巡阅使，或者抬出王士珍为巡阅使。
北京政.府想派王士珍或吴佩孚为苏督兼任巡阅使。
张作霖却极力保举张勋出任苏督兼巡阅使。
直系怕夜长梦多，也为了抵制张勋，便授意北京政.府于民国九年十二月三日，发表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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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丰林的护军使是齐燮元所保荐。
自卢永祥调任浙督后，由于直皖两系一直争执不下，淞沪护军使的地位一直在搁置着。
苏督自冯国璋乃至李纯，都要收回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内，不愿意留一条皖系尾巴在江苏辖境内。
现在皖系已被打倒，直系正可以乘机收回上海地盘。可是，齐燮元因为自己资望尚浅，升任苏督已是天大的好事，人不能太贪心，他和卢永祥关系不错，不如成人之美。
这样一来，何丰林总算正式坐上了淞沪护军使。淞沪护军地位之争，也最后以保持原状而落下帷幕。
李纯死后，上海和会也无疾而终。
早在民国九年六月六日，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就罢免了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代之以温宗尧。温宗尧到上海后，也和北方总代表王揖唐一样，没有人理睬他。不久岑春煊自己也垮了台，温宗尧当然更无地位。
北方总代表在朱启钤时代，其交际费列有赌具、花粉种种。王揖唐用钱的黑幕更多。
北方最后一任总代表是李纯兼任。李纯在南北战争中一直扮演和平人士，是和谈幕后重要人物，他也愿意担任议和的总代表。只是迨他出任总代表后，事实上南北已无和可谈。取南北之争代之的是南与南、北与北之间的战事了。北方是直皖之战，南方则更复杂，不但有云南的内战，还有粤桂之战等等。
处理完李纯后事，继任督军齐燮元开具民国八年六月后，和谈代表办事费四十七万零三百五十五元。各代表所购汽车，各代表公馆内化妆台、绣花枕、雪花膏、香粉、字画、代表眷属车费及所用香烛、元宝、麻雀、扑克等项均列入。
这项报销在北洋政.府中本不足为奇，可是在和谈代表办事费中列出，就使人嗤之以鼻了。北京审计院把不能报销的剔出来，苏督和审计院便大打起笔墨官司。
直皖交兵时，段祺瑞为了出师有名，曾指认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进行复辟。
此时的张勋，脑瓜皮本来就薄，生怕再给自己引来祸端，曾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日发电为自己辩诬。
电云：“报载定国军檄文有曹张等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等语，不胜诧异。勋自丁巳以还，三载于兹，不问外事，近日段氏称兵，京畿震动，室家迁徙，比户皆然。勋既无在京安置之文，讵有私自出京之罪！至于往事，在勋感受旧思，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况在徐州会议之时，段氏代表列席赞成，众目睽睽，事实可按。迨夫事举，段氏忽持异议，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让张勋想不到的是，直皖战后他竟有了出头之日。这全赖他的亲家张作霖。
这时的张作霖也确实获得了极大的发言权，曾一再电保张勋为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
徐世昌和靳云鹏毕竟不同于张作霖这样的草莽人士，总还有些政治头脑。犯了复辟请王朝大罪的祸首能随便起用吗？北京政.府不敢起用张勋，又怕得罪张作霖，便很动了一番脑筋，起用张勋旧部张文生为安徽督军。
张作霖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一是为亲戚出力，更想利用张勋扩充奉系的地盘。他可不去理会北京政.府的良苦用心，一再电保张勋未获批准，事没办成，不仅涉及到里子更涉及到他个人面子问题。这是个特要面子的人，于是便怒发冲冠。这张大帅一发怒，可是要地动山摇的，不但徐世昌、靳云鹏怕得要死，，曹锟也不能不有所忌惮。
民国十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府冒天下大不违，特派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
张勋这时候也依仗亲家牛起来了，说：“我生平只会带兵，不曾学过种树。”
徐世昌便派王乃斌到天津劝驾，张勋倒不算什么，只怕他不出山，对张作霖不好交差。
张勋来了犟劲，就是不肯屈就热河林垦督办，这可难坏了北京政.府。
徐世昌和靳云鹏一再向关外王解释：“绍轩（张勋字）犯过推翻民国的大罪，我们一口气起用他是说不过去的，先让他做林垦督办为过渡，将来再转任其他要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了。”
徐、靳又怕直系生反感，又回过头向曹锟、吴佩孚解释：“我们用张勋为林垦督办只是敷衍雨亭（张作霖）的面子，是不得已的，请别误会。”
张作霖别看是个粗人，眼界很宽，他对张勋能否得到安置并没有兴趣，他主要是为自身的利益。
于是，他又保荐张勋为察、热、绥三特区的巡阅使。这就充分显露了张作霖已经不满足于做东北王，有意把力量由东北扩充到西北，把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个特区都纳入他的王国范围内。这无疑又给徐世昌和靳云鹏出了个大难题。西北赶走了小徐后，基本上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就算徐世昌和靳云鹏予天下大不违而不顾，他们敢的罪直系吗？
在黎元洪和冯国璋时代，北京政.府一直为府院之争而困扰。徐世昌当了总统后，不能说府院的关系就理顺了，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而是在徐的头上，有一个“太上皇”，就是段祺瑞，特别是段坐镇督战处大位之后。
徐世昌不是冯国璋，更不是黎元洪，哪受得了这个。但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徐世昌在心里，把段祺瑞是烦到了极点，他一直盘算着如何把段扳倒。
直皖战后，徐世昌长出了一口恶气，想到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终于可以当个像样的总统。让他想不到的是，段祺瑞这个“太上政.府”是倒了，但他头上的太上皇却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一个是曹锟，一个是张作霖。甚至不止两个，那个带着一师雄兵，无往而不胜的吴佩孚，不知什么时候，会发出不同于曹张的狮子吼，也不敢不当回事。
两个也好，三个也罢，如果说出什么事，照办就是了。但是，麻烦在于他们的意见往往不一致。
任何一件事，曹锟点了头，张作霖不点头，事情就办不通。而曹张之间代表直奉两系的利益，很多问题并不协调，做“小媳妇”的北京政.府就无法处理，无所适从。
尤其是靳云鹏，他坐在国务总理椅子上，其背景既不是直系，又不是奉系，却是垮了台的皖系。由于他的复杂身份，他在皖系便为大家所不齿，陪了笑脸生存在直奉两系夹缝中，这日子更是不好过。很多的时候，靳云鹏都问自己，何苦当这个难受的总理。所谓看破红尘难，人说几句激昂话容易，可有些东西并不能轻易放下。
看来，这谁都不容易。堂堂的大总统和内阁总理，尚且身怀如此“恰似一江春水像东流”的愁。那些每日为柴米油盐所累的平头百姓，又当如何度日呢？
第358章 谈钱伤感情
而那个时候北京政.府，自身也正陷入诸多难题之中，首先的问题是国会。
众所周知，民主共和体制的本旨在于对权力的相互制约。
民主共和体制，是建立在对封建专制否定的基础上。英国学者洛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此基础上提出“三权分立”理论，主张通过法律规定，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管辖，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
三权分立并非是唯一一种权力相互制约的制度，但它所体现的，设立权力制衡系统，防止任何一种职权受到滥用的原则，表达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真谛。
一个民主共和体制的国家只有总统而没有国会，这和封建专制和独裁有什么区别呢？由于皖系一手制造的安福国会已经宣布停会，无论在法理还是在事实上，北京政.府都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国会。广州虽然有一个国会，可是广州的国会是不承认北京政.府的。
明白人总是有的，于是，北京政.府便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
应该说，这手法还是很高明的。一方面，选出了新国会，广州的国会就应该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南方的“护法”护的就是旧约法，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南方的护法也似乎是出师无名了。
在北京政.府看来，由此便可达成南北和平统一的目的。
但是，南方强调其护法的目的是恢复旧国会，并不是用旧选举法选举新国会，对北京政.府的国会重新选举，根本不予理会。
不只是南方，皖系的封疆大吏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不热心支持这个选举。
结果，重新选举国会的举措，不但不能得到南方的支持，甚至连北方的内部也无法协调。这便使得这个在民主共和旗帜下的政权，一直处于没有国会的状态中。
没有国会自然不行，但国会的事终可以放一放，对北京政.府，最紧迫的是没钱。用老百姓的话说，没啥别没钱，北京政.府没的正是钱。
北京政.府多少年来就是靠借债度日，特别是借外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借钱首先得有抵押。这些年来，押铁路、押关税、押矿、押盐，该押的差不多都押了，再借外债好像没什么可押的了。就算有抵押，政.府不靠谱也没人敢借给钱，一个处于分裂和动乱中的政.府，谁信得过？把钱借给你，换个政.府不承认了，借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借钱是一种投资，投资讲求回报，别说回报，本都回不来，这样赔本的事哪个外国银行肯干！
穷并不只是徐世昌和靳云鹏内阁这届政.府，可以说北京政.府一直是穷的，晚清政.府就更不用说了，穷得卖官。不过在徐、靳时代和以前的政.府不同的是，以前不管怎么说，还能借到钱，到了他们这里告贷无门了。
这一时期，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了八九个月，各省都有规模不同的兵变，而各省的军政负责人，也都为了财政问题而伤透脑筋，向北京催款的电报似雪片一样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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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一月，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给江西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浩劫，陈光远派兵强行将这个师解散。
湖北的宜昌和沙市也发生兵变，烧杀焚掠无所不为，且侵扰到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重干涉。还有保定，本来是直系的大本营，驻军廿三师是直系所属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也因欠饷而引起了兵变。
各省军人纷纷在自己辖区内截留国税，或其他款项。如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等。
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都组织了“索薪团”，他们纷纷发表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给资遣散。其他公务员更是一片哀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北京的教职员也组成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则掀起了“读书运动”。
屋漏更遭连夜雨，民国十年二月四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在外蒙驻军的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仑。
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作霖表示因为积欠军饷而不肯出兵。后来北京方面拼凑了一笔军饷拨给张，钱到手后张还是按兵不动。
造成民国政.府“穷”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谁都能看清，是军费开支太大。因此，自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政.府，每一个当政者都强调“裁兵”，可没有一个办得到。
靳云鹏说在他的任内做到了“裁兵”，还举出实际数目，如边防军、西北防边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合计裁撤达二十万人。这倒是事实，只是，这些军队都是在战场上被打散或战败、闹兵变被裁的军队，并非有计划的裁军。而另一方面，战胜一方所扩充的，大大地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实际情况是，全国军队的数量是越裁越多。
靳云鹏的裁兵计划是：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卅九个师、十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征求两位“东家”的意见。他甚至表示他自己的去留决定在这件裁兵工作上，如果裁兵不能成功，他便将挂冠。
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两位巨头，对裁兵问题都不正面发表意见。
曹锟方面说：如果东三省办得到，直隶也可以办到。
张作霖则说：如果先发清欠饷，东三省当然办得到。
而张的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其实，就算北京政.府能办到，处于扩张期的奉系也是不会裁军的。
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死去，王占元竟成为南北之间一个大红人。湖北地处南北的要冲，他和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很融洽，川湘都有依赖湖北的地方。
这段时间，鄂督王占元不时向北京政.府报告他的善邻政策的成就。诸如拉拢某人已获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与四川湖南互不侵犯等等。
北京政.府正在殷切地盼望全国统一，以便早日向外国借款，所以王占元这些消息是最受欢迎的。
很快发表王占元为“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使他继李纯之后俨然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
靳云鹏邀请曹锟、张作霖到天津开会，王占元于是而变成了第三名被邀请的巨头。
四月十五日张作霖到了天津，十六日曹锟也赶到，靳云鹏于十八日赶到天津。王占元则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
张作霖这次入关，随员中有袁金镐、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到了天津又去张园晋见废帝溥仪，加上他正竭力推荐张勋东山再起，还有逊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连贯起来，北京城内外都说张作霖将继辫帅复辟。
张作霖听到这个谣言，赶紧发出通电予以否认。
直奉两系为了对付皖系联合了起来，皖系倒了以后，直奉两系便开始闹矛盾，尤其表现在抢地盘上。比如抢江苏，李纯死后，张作霖竭力保荐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势力范围，当然不肯让出。
直奉两系最短兵相接的是特赦安福系政治犯问题。张作霖为了收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
但是，曹锟、张作霖二人都很会做戏，特别是关外王。两巨头会晤时，张拉着曹的手“三哥”叫得特别的亲，都说这关外人认亲，看张的样子，真有个亲戚样。
两个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张就说起了吴佩孚的不是，说他看人准，一眼就能看出吴是个野心很大的人。这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明显是一有机会就挑拨曹吴关系。
曹锟不为所动，言道；“佩孚没有什么野心，他不愿意待在京畿，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次我来时，他建议他的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大家均不干涉国政，说他保证能做到。“
张听了后很不高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太出风头了。”又说：“三哥，你是顾亲戚呢？还是顾部下呢？”见曹锟不悦，连忙又把话拉回：“我是拥护你的，只要你不偏心。”
四月二十五日王占元到天津，北洋巨头会议就在这一天开始，这次会议被称四巨头会议。
这次会议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人们向北京政.府示威或是唱对台戏，这次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是事实上的北京政.府的新主人。什么事怎么干、能不能干，取决于这两个人能有个统一的意见。王占元不过是个陪衬，无足轻重。
会议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主张帮助桂系对付孙中山。又建议任命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理由是张勋的旧部安武军尚有二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张勋可统率这支武装去“讨伐”南方。
曹锟不便正面反对，马上提出“援库”问题，认为外蒙古问题应先解决，建议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张作霖则马上表示反对。
其实，曹锟一眼看出张作霖是想把奉派的势力扩展到长江，长江是直系的势力范围，自然要竭力抵制。
正式会谈是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天。
二十七日决定由北方军人联名发出通电谴责孙中山，列名的是：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斥责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
电文中没有提到“讨伐”。
事后，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宣称事前不知，亦未同意列名。
会议的气氛一直不错，可以说是在很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只是当巨头会议讨论到钱的时，气氛就变得紧张了。人们常说“谈钱伤感情”，看来真有道理。
第359章 唐联帅出走
二十六日的会议中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够公平。直军欠饷已逾半年，而奉军欠饷不过两个月，却借口“援库”领到了二百万元和开拔费一百万元，直军在这一期间只领到五十万元。
曹锐的话还没说完，靳云鹏就插嘴说：“四哥，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呵！”
曹锐打心眼里就没瞧得起靳云鹏这位国务总.理，听了靳的话大为光火，叫嚷道：“你当不了家就不当。”
靳的火气也不小，冷冷地说：“我根本不要干，但是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
曹锐抓了会议桌上的茶杯往靳身上一扔，恶声说：“你滚蛋好了。”
靳也跳着脚大声嚷着说：“不干了！不干了！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
张作霖见这个乱嘈嘈的局面，连连摇头说：“这算什么事？赶快给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王占元急得团团转，这边作个揖，那边打个拱，苦苦劝大家冷静，不要伤了和气。
靳云鹏是个好脸的人，话说出去了就得做数，不然不是真成了王.八.蛋。挂长途电话到北京，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同时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准备办理移交，还让把家眷接到天津来以示决心。
天津巨头会议本就引起各方关注，靳云鹏与曹锐会议上闹翻脸的事不胫而走，全国为之哗然。外间以讹传讹，竟说靳、曹两人大打出手，曹且拔出手枪来威胁靳。
谣言总是传得飞快，且越传越离谱。当家人的曹锟、张作霖二人联名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谣言，指责谣言在挑拨离间。徐世昌复电照办。
二十九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和事酒”，请靳和曹家兄弟。靳云鹏、曹锟应邀到了，曹锐仍负气不参加。当天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个联名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电报，一场暴风雨才算过去。而靳云鹏的颜面也算争了回来，便不再提辞职了。
巨头会议改变方式，从会议桌上下来，改为叉麻将、叫堂差、听京戏、饮酒作乐，征歌选色，这样才恢复了一片“祥和”之气。
他们的麻将打得很大，输赢动辄上万，大输家总是靳云鹏。他打的是“政治麻将”，逢迎两位“婆婆”，好在这笔钱不用他自己掏腰包，是在总理交际费项下开支。财政部还拨出三十万元为这些大帅和随员“吃.喝.嫖.赌”。 北京政.府是穷，这些人吃喝玩乐的钱可不缺，这一着满生效，大帅们不好意思再谈索饷了。
巨头们从轻松气氛中谈问题，比第一二天好谈多了，终于达成了一些共识。
（一）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通电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且疏通卢永祥，请他们不要反对。
（二）关于“援库”问题，奉系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
（三）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提。
（四）关于“欠饷”问题，也暂时搁置。
（五）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
天津会议还有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改组成立了新内阁，这是靳云鹏召集天津会议的主要目的。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靳云鹏（蝉联）
外交总长颜惠庆（蝉联）
内务总长齐耀珊（新任）
财政总长李士伟（新任）
陆军总长蔡成勋（新任）
海军总长李鼎新（新任）
农商总长王乃斌（蝉联）
司法总长董康（蝉联）
教育总长范源濂（蝉联）
交通总长张志潭（原任内务总长）
财长李士伟未到职，由次长潘馥代理。教育总长范源濂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而未到任，由次长马邻翼代理。
李士伟被选为靳云鹏第三任内阁财政总长是与借款问题有关连。
原来，日本在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很不可靠，由于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日本政.府因此派遣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莫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
小野到了中国之后，以债主身份，研究如何保全债权，他认为北京政.府在目前是没有能力来偿付到期的外债。这肯定是事实，当时北京政.府还想再举外债，哪有还债能力。小野便提出一个“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
所谓用新债还旧债，就是把本年度到期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算下来一共合多少，做为新的借款。借期一年，利息按月一分，签订新约，并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
思路客
北京政.府当然不肯，小野于是哄骗说：如果这个问题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就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还说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可以将这笔款项提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新借款。
听说可以有新借款，北京政.府马上来了精神头。
这时候，奔走这件事的，还是新交通系的曹汝霖和陆宗舆，不过他们不敢出面，就找到和奉系有关的另一位新交通系人物张弧为替身，捧他出来担任财政总长，以便进行这笔借款。不料事机不密，消息走漏，中外为之愤然，旧交通系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团也强烈反对，使得张弧不能不知难而退。
李士伟是张弧推荐的，他和奉系及新交通系有渊源，担任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中日实业公司名头很大，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仑合伙开设的。由于李士伟有日本财阀集团为背景，在中日关系特别紧张的条件下，他出任财长，马上遭受各方的反对。李士伟同样不敢就职，财政部的事务便一直由次长潘馥代理。
潘馥(1883—1936) 字馨航。山东微山县人。
幼年熟读经书，因年少考取了清末的举人，在济宁一带就小有名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议定修筑津镇铁路(天津至镇江)时，计划过济宁，因德英两国反对，于三十二年十二月议定改为津浦路，舍弃济宁。济宁官绅学界大哗，当即推袁景熙、潘馥等人赴京请命，惊动朝廷。后来，又几次呈文，几经周折，据理力争，始得以修兖(州)济(宁)支线。
因入仕无门，纳资捐知府衔，就是花钱买官，发江苏候用。江苏布政使陆钟琦，与其父为同科进士，得陆厚爱，遂命馥为其幕僚。
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陆升山西巡抚，馥随陆赴晋。辛亥革命爆发，陆全家被杀，他逃回故里。
一九一二年赴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谋一司员，后又在江苏都督程德全府下供职。
程因军饷多次上书未批，后交潘馥专理此事。潘馥在书上改动十八个字，呈报上去，饷钱当即拨下。此事轰动一时，潘馥被誉为“江北才子”，不久，他又被调回山东任劝业道道尹。
由于他与当时的山东都督周自齐关系密切，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便被委任为山东实业司司长。在任职期间，他热衷于工业救国，买机器、办工厂。所买英国机械，途中因故沉没于海中，众闻异常惊愕。
他却说：“不必担忧，叫英方赔偿就是。”
潘馥对英索赔谈判时，陈词慷慨，据理确凿，结果英方全部赔偿了所有损失。
潘馥不仅倡导办工业，还鼓励发展加工业和农业、水产业等，并提出创优等产品，与国内外竞争的建议。他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五日，在济南主持举办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会上评选出二百三十七种、六百八十二件优质产品。十月，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不少产品获得金奖。
一九一五年，周自齐任财政部总长，潘馥为参事。其间，他又与同乡靳云鹏筹资开办济南鲁丰纱厂。一九一六年，潘馥调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同时又与济宁刘韵樵、靳云鹏等八家合股投资三十万元（银币）建济宁济丰面粉厂，日产近五十吨，畅销京津。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又与马丹铭、靳云鹏等十四家合资二千多万元，创办济宁电灯公司。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靳云鹏受总统徐世昌之命组织内阁，举荐潘馥为财政部次长。
直皖大战的时候，南方也不消停，北军闹饷，南军也同样。
云南省是护国讨袁的发源地，护国军的主力几乎全是滇军。当时护国军分为三路：一军由蔡锷率领出四川；一军由李烈钧率领经贵州向湖南和两广发展；一军由唐继尧领导，在云南坐镇。
打仗是要花钱的，云南本就是个需要中央财政补贴军饷的省份。护国期间大敌当前，军事第一，尽管全省万众一心，出兵出饷，但终究是入不敷出。讨袁战争结束后，军饷问题并没有解决，也养活不了这这么多的军队，于是省外的滇军变成了孤军。蔡锷留在四川的军队起先由罗佩金统率，后来便由顾品珍统率。四川的将领都反对滇军在四川驻防，因此护国之后五年间，川军一直对留川的滇军采取敌对态度和不断的攻击。滇军在川日久，也有回乡之心，于是，民国十年顾品珍坚持率军由四川回云南。
第360章 唐继尧的选择
顾品珍带着滇军退出四川时，未发的军饷已达九百万元。出来好几年，两手空空回家，让这些军人情何以堪。对此，唐继尧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即使不能全部解决，解决一部分也是好的。他曾恳请求广州政.府接济，但孙中山在穗也是非常拮据，无能为力。
他也曾和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美商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交换条件是美商先垫借二百万元，并赠唐本人干股二百万元。出让矿权是很敏感的事，消息传出后，遭到云南省内外的人士一致反对。美商因此而不敢投资，唐继尧筹款发饷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取道毕节进抵宣威时，外间便传出顾品珍要取昆明，夺帅印等消息。唐继尧为安抚和安置这支部队，派省长周钟岳到宣威，拟请顾品珍担任东防督办，划出云南迤东为顾的防地，并且答应迅速发饷以安军心。
当周将此意见传达给顾后，顾立刻表示接受，同时发出通电声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所谓进军昆明完全是谣言。
但是，唐的安抚政策并没有收效，因为欠饷没有发下，军心仍然摇动。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叶荃（原护国第五军军长）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云南寻甸、宜良闹饷，声言进攻昆明，唐继尧派兵前往镇压。
二月五日省军战胜了叶部，把被俘的叛军军官就地枪决。因唐的军队调出了昆明，城防空虚，使得宣威的顾军得以乘虚而入。
顾品珍率军向昆明疾进，二月七日便抵达距昆明只有一百里的杨林。唐继尧已无可靠的部队抵抗顾军，只好再派周钟岳前往杨林欢迎顾军入城。
二月八日，唐继尧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昆明，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前往迤南。
唐继尧离开昆明后，顾品珍于九日率军进入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品珍未曾参加。
他对唐仍保持一定的尊重，发出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唐继虞）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并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顾品珍进入昆明后，尽量让昆明的一切和唐继尧在时一样，除了唐及其弟唐继虞等少数人出走外，其他均没有更动，省长还是周钟岳。
周钟岳（1876—1955），字生甫，号惺庵，剑川金华忠义巷人，白族。出生贫寒，刻苦自励，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癸卯科乡试，中第一名，称解元。一九零四年至日本弘文学院留学，肄业师范；一九零五年复进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习法政。
这是个特别优秀的人，其治学，主张取古今中外之长，尤贵创新。常嘲笑拒学新籍者为“瞢儒”，无异于“井蛙自深闭”，主张学习不可泥古不化，亦不能盲从附和。提出“研阅以穷照”，才能“了然于心，洞若观火”。
曾汇编《师范丛编》十卷，辑译松村介石《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一卷。云南同学创设“云南杂志社”，钟岳任总编，撰有《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及《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办法》等论文。与范熙壬、张耀曾、席聘臣等合组《新译界》杂志社，从事译述。博采中外图籍，写就《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
一九零七年，由日本回云南，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务长。到职后，厘定规章，扩充校舍，编次学级，添聘教员；并函请云南留学北京、日本之教育人士还滇襄助，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继掌云南教育司，确定“推广小学、养成教育、整顿学风、注意实用四大端”。制定独立教育经费，增设师范学校，巩固普通中学，增设中等专业学校实验地点四条措施，并全力督导执行。
此人特别识大体，持大节，凡与桑梓安危所关，均能挺身而出。如盐斤加价，米粮进口，法人要求在省会分设“东方汇理银行”，挪威花蒙生私购北仓坡地基诸端，得悉后，及时向大使详陈利害，据理力争，得以消弭后患。
一九一一年，云南发生英法“隆兴公司”攫取云南七府矿权及英占片马两桩外交大事，公推周钟岳、李灿高为代表，赴京请外务部废约及照会英国退兵。当时学使叶尔凯不准钟岳离校赴京抗议交涉，钟岳愤慨不已，不辞而去。经钟岳等赴京严正抗议，英、法迫于云南人民以死力争之决心，不得不答应废约。政.府允予赔偿，承担云南负担。
其后数年，云南省财政厅长吴琨与美国矿业公司代表安德森订立勘矿条件草案十四条，钟岳代表唐继尧指令：“一、开矿之权，操之自我；二、开采资本以本国人为限；三、即利用外资，亦只宜借款，而不宜合办。核阅所订条件，殊与此旨不符，应即由该厅长等负责，设法磋商修改，是为至要。”时论认为：“自中国与外人合办事业以来：未有如此之合算者也”。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云南得知情况后，商量对策。时任都督府秘书长之周钟岳力陈利害，指出：袁世凯一旦掌握政权，必为中国祸害。蔡锷听了他的话，云南便没有表态。
一九一三年，任滇中观察使，辖州县四十一个，所到之处，严于察吏，认真贯彻鸦片禁令，颇著成效。
一九一五年，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全国多省响应，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对此，梁启超辈在南京演说，抹煞云南首义功绩，自称“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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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岳义愤填膺，作《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以如山铁证驳斥梁启超辈捏造黑白之政治驵商行径，指出：“诚以护国之役，吾滇军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与有力，使非吾滇人这慷慨好义，则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周钟岳积极倡导唐继尧响应孙中山护法之举。滇黔靖国联军成立，周钟岳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电胁唐继尧息兵，钟岳代拟复电强调：“惟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表示：“若执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西南各省人民宁葬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不能苟活于专制淫威之下；”严正警告冯国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
此电据说对冯国璋触动很大，有人说冯后来所以主和，与此不无关系。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但顾很快表态，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唐联帅出走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引起多方的瞩目。
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时局产生影响。
但是，自从民国六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
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在云南名声很不好，竟一直受他重用，给他造成的影响也很坏。
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旅途中不能不打算未来，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派在上海的代表名叫李小川，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是莫逆之交。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便是李小川的学生，李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李陪蒋方震去探视，随后陪同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此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驻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
几个人在一起谈及唐继尧出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
言道：“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唐继尧）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指孙中山），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蓂赓一把，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顾着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谈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看法。
孙中山看来对唐继尧没有太多的好感，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
李小川便以唐的个性做出解释，说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反而是一个怀柔他的好机会……。
他话还没说完，孙中山已不耐烦，站起身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
第361章 “自治”运动
李小川见孙中山情绪很愤激没有急于求成，待孙平静下来后才徐徐地言道：“蓂赓年纪还轻，如果先生能爱护他，培植他，他是可以作为一个革命的好干部。他虽然下野，可是还有好几旅的兵力留在云南。顾品珍既然向广州靠拢，唐也在广州，西南局面更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连环，主要原因在于唐今天仍有力量可以运用。如果今天广州方面以隆重的礼遇接待唐，然后请唐把他留在云南的兵力调出来，顾品珍已经站在广州政.府这边，唐的兵力由滇出来，既可以防止顾和唐的势力在云南自残，又可以把这两支力量都团结在西南的旗帜下，您的北伐不就更有力量啦。”
李小川的一席话说服了孙中山，孙沉吟了一下，表示要热烈欢迎唐联帅到广州来。
三月四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蓂帅到广州共商大计”，军政.府以十二分热诚欢迎“蓂帅”。
唐继尧一行由海防搭轮抵达香.港，孙中山的代表汪兆铭及香.港著名人士均在江干迎迓，唐登岸后即去跑马地凤辉台私邸休息，晚间出席汪兆铭等盛大的欢迎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下野的靖国联军总司令、云南督军唐继尧偕随员唐继虞、张维翰、白之瀚等及孙中山派赴港欢迎的代表汪兆铭、邹鲁、许崇智等前往广州。一行人抵达广州车站，广州的军政首要唐绍仪、伍廷芳、陈炯明、孙科等都到车站欢迎，盛况空前。军政.府特别安排，把西壕口的亚洲酒店的七楼全部腾空，辟作唐的行辕。
亚洲酒店的六楼早已让给唐绍仪总裁作为行辕了，两位唐总裁各占酒店一层。
唐继尧在亚洲酒店略作休息，即赴越秀楼晋谒孙中山，两人闭门密谈了一个多钟头。据后来唐对其亲信谈及他与孙的谈话，说孙中山在谈话中对其极为关心，使他深为感动。唐特别言道：孙中山在谈话中非常有说服力地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形势，指出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是不会持久的，军阀互相征伐，干戈不息，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国不成国。强调当今日救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谈话的最后，孙中山诚挚地对唐说：“蓂帅，我比你年长，我对军事是外行，你过去有大功于国家，今后如果我们两人携手合作，我的理想和革命理论，你的军事组织能力，配合起来，你专力练军，进行北伐，中国必可底定。来日方长，我希望你不要做云南或是西南的第一人，而要做中国的第一人。”
这几句对唐的触动和鼓舞尤其大。
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孙唐的谈话，使唐继尧大为兴奋。
这些年来，他其实是有些坐井观天和固步自封，这一次的亡命出奔，更使得他眼前一片漆黑。自和孙中山谈话后，感觉孙似乎把他带到一个新天地中，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光辉灿烂的远景。
孙唐秘密会谈后，孙中山即和唐同车前往参加军政.府所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会场上到处都是对“联帅”的赞扬之声，大家欢迎唐的场面热烈、亲切，让唐受宠若惊。
唐继尧在欢迎会上首先被邀致词，他讲云南昭通官话，与会人士中有大半是广东人，都听不大懂，可是都能了解他的话意。
他说这次离开云南，是因为不愿意同室操戈，用战争来保卫自己的地位，使乡梓糜烂。他自己并不是军事失败而出走，且督军不应该是一个人所专用，地方不是一个人所私有，如果可能，每一个人都该来试一下他的抱负。所以他宁愿放弃他治理了八年的云南，而不愿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他确是未诉诸武力而离开。
唐的这些话是很煽情的，饱经战乱之苦的人特别喜欢听这样的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孙中山致词：“唐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是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从一个小天地跨到更大的天地中，把他的智慧和能力作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能牺牲小我，不糜烂地方的忍让精神，唐蓂帅不把云南当作私产，部下要试，就让他们去试，自己却高蹈远扬，正可以为中国创一模范。我们大家举杯向唐蓂帅致敬。请大家干杯。”
这赞扬之词恰到好处，于是大家在热烈掌声中干了一杯，唐更是用最愉快的心情一饮而尽。
三月十日，唐继尧抵广州的第二天，一清早他的行辕就是宾客络绎不绝，各色各样的人都有。
上午，唐绍仪也由六楼跑上七楼来拜访唐继尧，两位总裁也作了一番闭门密谈。
唐绍仪问起唐继尧到广州的打算，以及对广州的观感。唐继尧表示此行既兴奋又满意，言谈中对孙中山极端恭维，深恨亲近太迟，实在是个人莫大的损失。又说今后愿以余生贡献革命政.府，追随孙统一西南，进行北伐。
唐绍仪静静聆听唐继尧侃侃而谈，最后却冷冷地说：“蓂赓兄，你和中山共事日浅，我和他共事日长，他太偏重理想，想得多，说得多，行动得少，空谈多于实际，因此我奉劝你保留一点。”
唐绍仪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得唐继尧有些发懵。他正在兴头上，以为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中，怎知这个新天地似乎是海市蜃楼。他对唐绍仪历来很敬重也很信任，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作答，只好用哦哦声和谢谢来结束这次的谈话。
唐绍仪和孙中山虽然是同时代的人，又都求新图变。但毕竟有不同背景，不同的愿景，对人对事有其独立见解，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唐继尧确是真心实意。
思路客
接下来，亢奋中唐继尧，碰到的好像注定都是扫兴的事。因为快到中午时候，陈炯明也来访晤唐继尧，同这位广东的实力人物，第一号军人，自然也是闭门密谈。
陈炯明比唐绍仪还要激烈，听了唐继尧的想法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蓂帅，我不同意你的高蹈，这是个力量的时代，做政治事业就要讲力量。力量是什么？是军队和地盘。民国以来，失去了军队和地盘谁还有发言权？你在护国之役再造民国，可是你今天没有地盘和武力，你光靠过去的功绩是一点也没有用的。小斋（顾品珍字筱斋）是你的部下，如果你留在云南，他决不敢留难你，你的力量并没有瓦解，为什么要轻易地下台？你说不忍縻烂地方，国家的事人人可为，有机会让部下也试一试，可是你这一着除了牺牲自己而外，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见唐沉思不语，陈炯明接着说：“孙先生是著名的孙大炮，理想多于实际，完全听他的是不会成功的，他如果有作为，民国元年的天下不会拱手让给袁项城了。所以我建议蓂帅，最上策也是唯一良策是重整旗鼓回云南，有了根据地才有发言权，才有影响力。至于如何回云南，你一定会有全盘打算，如果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尽力支持你，无论是粮饷械弹，我都可以尽我的力量。”
陈炯明和唐绍仪不一样，劝唐的话多半是为他自己。他这时是广东第一号军人，他可不愿意唐继尧到自己的地盘来傲视天下。因为无论是名声和实力，在唐面前他都望尘莫及。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不在一个档次上。他说话务实，能找出唐的软肋，对唐的触动就大多了。
什么“不愿意同室操戈，用战争来保卫自己的地位，使乡梓糜烂”？什么“督军不是一个人所专用，地方不是一个人所私有，每一个人都该来试一下他的抱负”？哪不过是说给别人的漂亮话，有一点办法，能选择离开吗？
唐绍仪和陈炯明的话，似乎把唐继尧从梦中喊醒。
事实上，唐自己何尝不明白他有多少实力。当他还在广州的途中，他的劲旅便在昭通发出通电，宣布反顾，拥护唐联帅，这是由胡若愚旅长领导的第五混成旅。这一旅装备精良，是唐的基本武力，原先驻防叙府，当顾品珍率军回滇时，胡旅奉到唐的命令，也撤回昭通，随即驻防昭通。
唐的本意是以备紧急之用，不料后来顾军突然疾进，胡旅来不及掩击，遂致顾军冲进昆明近郊。
唐继尧仑卒出亡后，胡部在昭通才知道消息，得知唐已过蒙自赴越南，于是发表通电，宣称全旅仍拥护唐联帅，同时自称靖难军。
胡若愚随即以靖难军总司令发布命令。民国初年的军人都喜欢自立名目，这个“靖难”不知何典？明燕王由燕京进攻当时的明都，曾称为“靖难之役”，是不是与此有关？胡若愚的幕僚，也有文人雅士。
胡部不久即自动撤离昭通，径向广西边境移动。他们行军顺利通过贵州，贵州方面既不欢迎，也不阻止，让他们从容过境。胡部开拔后，在滇南的李友勋一旅也经百色向广西前进，这一旅以龙云的一团为基干。
胡若愚、李友勋两旅都高举拥唐的大旗，这两旅有五千多人，均极富战斗力，这一来更让在广州的唐继尧身价大增。
三月三十一日唐继尧首次出席了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现在广州军政.府的总裁已有四位，即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位总裁中，有武力的只有他唐继尧一人。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
中国国民党早在这一年的二月即决定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派张继为干事长，田桐、周露麟等为干事。不久，军政.府于二月十五日，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
孙中山这时在广州，除了陈炯明有些不听招呼外，总得说来还是较为顺利。尤其是唐继尧抵穗后，更使形势有转变，至少不必处处迁就陈炯明。
很长时间了孙就想有把广州的军政.府正式化，正式之途径就是选举总统，改变四不像的总裁制。
过去唐继尧在云南时是不赞成的，现在也由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于是七位总裁中，现在已有四位总裁站在同一阵线上，孙的选举总统主张就很容易实现了。
唐继尧身在广州，心在云南。现在，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组织他的旧部，安排回滇计划上，对别的事 ，并不在意。
第362章 桂系的溃败不可避免
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历史事件是必须提及的，就是“自治”运动。
“自治”运动是南北战争和直皖战争后的一个新兴主张，首倡自治的是湖南省。
身处南北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南，受战火洗劫最为惨烈，因此而逐渐地产生一种“保境息民”的强烈愿望，试图置身于国内政争之外。
“自治”的性质和先前各省时常提出的“独立”或“自主”完全不同。
湖南首倡的自治，主旨是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客军侵入湖南。
这个运动从诞生开始便对北洋时代产生重大影响。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中央集权和联省自治一直在争论不休之中。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也各有利弊，谁都很难说服谁。
自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赵恒惕，后来在回忆当时倡议自治的经过时言道：“湖南主张联省自治，谭公组庵实首倡斯议，日后余等之积极推行，实以完成谭公未竟之意旨而已。缘护法战争，湘省首当其冲，受祸最烈。张敬尧之荼毒三湘，尤令省民身受其痛。故九年夏湘省光复，谭公即于七月十七日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筱电，宣告湖南省自治宗旨，冀超出南北政争之外，予省民休养生息之机会。当时上海北京各界名流多表同情。至于省治之初步展开，则在是年冬季翦除反侧，安定全省之后。
“首先成立省宪筹备会，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挽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分任三路筹备委员。复敦聘名流专家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汤漪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假岳麓书院开会草拟宪法，自民国十年三月中旬，迄四月中旬，前后凡一月，谢绝访客，悉心起草。以后复召集审查委员会，详细审订修正。审查会由大县推举代表二人，小县推举一人组成。惜因种种关系，宪草之审查迟迟不能完成，而援鄂战事又告发生。省宪之正式订定与联治运动之具体进展，乃在援鄂失败之后。然而联治之说已风行全国。国民苦于南北兵事有年，联治运动有时雨之望。名贤纷纷撰论阐扬，川、滇、浙诸省相继仿效，而鄂人且乞湘援手，助成其省治之实现也。”
或许，自治迎合了称霸一方的督军们诸侯割据，也迎合了各地民众反对外来干涉和祸害保境安民的希求，所谓上下齐心，一时间自治运动可谓声势浩大。
到了一九二零年的冬天，几乎各省都先后提出了争取自治的要求，各省的团体争取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当时的各类报纸。
在北京，自治运动有两个大的组织，一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十二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四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
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与民主政治的发育状况相关。现代国家，很多地方都实行自治制度，大多都运转的不错。在那时的中国，若想真正实行自治，先决条件是必须废除督军。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本省人做了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一个傀儡，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即使督军是本省人，也不过是本省军人的专制。
自治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快触及到军人政权这一块，于是废除督军和主张民选省长成了自治运动的主要取向。
前边提到过，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决议废除督军。与此同时，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
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后，于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
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代表到上海，于民国十年年一月十七日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北京政.府，本就没什么作为和行为能力。一方面，对“自治”运动虽然不赞成，但无力反对。另一方面，不敢得罪握有兵权的各省督军，更不能随便调动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尽量派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回应各省自治的诉求。
督军们有的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便又常发生北京政.府任命的省长，因事先未征求各该省督军的同意而遭拒绝。例如，北京政.府任命的湖北省长夏寿康，因为受到督军王占元的反对，开始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很快就被驱逐下台。
风行全国的“自治”运动自然也波及到了广东，与别地不同的是，广东人“自治”运动的要求是把桂系赶走。
而另一方面，直皖战争中直系大胜后，一直以来和直系一唱一和的桂系，也拟借这机会混水摸鱼。具体计划是派兵入闽，想法是一石二鸟，表面上是伐闽，进军时顺道先灭粤军。
得知桂系计划，为了回应广东人粤人治粤的要求，陈炯明下决心率军回粤。
一九二零年八月十二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誓师，分左右中三路回粤。
以第二军全部任右翼，由永定、上杭、武平进攻大埔、松口、蕉岭、平远；由许崇智指挥，负责进攻韩江上游，占领梅易、兴宁为目的。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中路，由小溪、平和进攻铙平、平原，由叶举指挥。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左翼，由邓铿指挥，与中路军会合，共同进攻韩江下游，以占领丰顺、潮安、汕头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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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人马以攻占惠州为第一阶段的总目标。
与此同时，部署邹鲁、姚雨平等以义勇军名义在潮汕应援，运动刘志陆的亲信军队铙光、罗兼柔为内应。
粤军远戍福建已经两年，平素饱受桂系的欺凌压迫，凡有血气的人，早已不甘忍受。因此回师命令颁下，全军振奋，都抱破釜沉舟之志，以光复故乡驱逐客军为目的。
面对粤军的凌厉攻势，粤督莫荣新急调桂军精锐莫正聪，卢炎山、江永隆、刘达庆、卓贵廷、林虎、马济、沈鸿英及滇军李根源等部分头抵御。桂军驻粤多年，搜括自肥，军纪废弛，毫无抵抗能力，根本挡不住一心回家乡的广东佬。
八月十六日粤军便攻克大埔、潮州、梅县。
二十一日陈炯明抵汕头督师，孙中山特电嘉慰，电云：“粤军分路进攻，所向大捷，连得名城险要，使敌闻风而溃。……捷报传来，欣喜无量，由此绥定百粤，预祝最大之成功。”
粤军收复潮梅后，乘胜疾进，右冀进占志隆、龙川、河源。河源之战，桂军沈鸿英和林虎的主力惨遭击溃。中路进占永安，左翼由海陆军联合击破三多祝，进抵平山，距惠州仅四十里。
自从粤军攻克河源，平山后，桂军已没有抵抗能力。西江、北江革命军乘势突起。朱执信奉命偕吴礼和等策动虎门炮台起义，九月六日虎门炮台守兵正式宣布独立。
粤军回粤，得天时、地利、人和。在粤军进展顺利的同时，黄明堂、陈继虞、周之贞、王鸣亚、胡文灿、李天德、梅萼等各地民军纷纷起兵响应，西江、北江、琼岸等处都落入起义民军手中。
粤军第一主要目标是惠州，桂军全力固守，粤军屡攻不下。
孙中山乃致电闽督李厚基，请其迅速派兵支助粤军，以收夹击之效。在他看来，闽粤合兵当可收复惠州，惠州得则广州肇庆各地即不成问题。这时候闽军旅长王永泉和厦门方面的军队已和粤军合作。
九月二十六日，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省城对岸河南宣告独立。所有内河兵舰及广三铁路均为收复，驻扎江门警卫军司令陈德春亦和魏李采取一致行动，在绥远炮台组织办事处。这样一来，桂军的交通全被扼断。
十月一日孙中山致电湘督谭延闿，促湘军出师助攻，直下北江以攻桂军。
魏邦平和李福林的独立，动摇了桂系在广州的根基，此时海军也采取行动支持粤军。
十月二十一日，粤军第二军进至黄麻陂，粤军熊略部占领横沥，邓铿部进至家公岭。三路合围后，粤军于二十二日一举攻克惠州城，桂军向博罗鲤湖退却。
江门警卫军和高、雷、钦、廉、琼各处民军四起应援，东江桂军进退失据，广州桂军又陷于被围攻中。
这时候的桂系已成强弩之末，只希望能安全离粤。
十月二十三日陈炯明召集军事会议于惠州，决定总攻广州计划。以左翼军扫除增城的桂军，向龙门埔前进，进攻广州的西北；以中路军扫除石龙的桂军，沿广九路右方前进，集中龙眼洞，担任东面的攻击；以右翼军扫除东莞的桂军，沿广九路左方前进，攻击广州东南。
二十五日粤军第一军攻克石龙，桂军向增城、东莞退却。博罗、石龙相继落入粤军之手，广州已无险可守。
二十六日莫荣新率领残军退出于广州，临行前，发出通电声称把广东交还北京政.府，同时取消西南自主。
二十七日粤军进入广州。
第363章 四川自治和贵州民九事件
其实早在陆荣廷率领桂军入粤后，桂系溃败出粤的祸根就埋下了。
一入粤陆荣廷就借口减轻人民负担，先裁减军队，强令广东省长朱庆澜交出亲军十二营，其意只在削去广东地方军力。又借口北伐需钱粮，而开弛赌禁，接管兵工厂、造币厂等重要部门，把这些部门都通通掌握在陆的亲信手中。
陆荣廷成为两广巡阅使后，以结兰兄弟陈炳焜为广东都督，妻舅谭浩明为广西都督，清楚地表明绿林与裙带关系是桂系不成文的用人任官原则。
陆荣廷一直将广东当做滋养广西的奶妈。广东每一座兵工厂所造的枪弹，先满足桂军，再运回广西，粤人军队不能染指。造币厂造出银毫，概运回桂，使广西财政富足，而广东银根短小，毫币低落。粤人亏损，年复一年，致使粤人与桂系之间的矛盾如日剧增。
广西将领视广东为冒险者的乐园，运米营私，走私鸦片，私卖矿产，等等利润大风险高的产业也都被广西人所把持。桂系中的高层官员，大部分都成了富翁。
这些人自己在做坏事，还要封住广东人的嘴，对报纸的舆论进行严格控制。
《南越报》的记者李汇泉，因抗议开赌，《民主报》的编辑陈耿夫，因揭发桂系的官场内幕，竟被谭浩明、莫荣新分别以扰乱军心等罪名将其枪杀。
民心尽失，桂系在广东注定只能是失败者，陈炯明回师广东时，广东民军纷纷响应是最有力的注解。
当粤军大兵压境时，身在武鸣的陆荣廷，发电报给部将莫荣新、马济、林虎、沈鸿英等，要求他们增加兵力据城死守。这些人的回答差不多都是“不可加兵守城”，因为“民心已去，守之有损，弃之有益”。
陆荣廷当然也深知民心之重要，但逝者如斯，为时已晚。
由于桂系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两广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据以宣告“全国统一”。
北京政.府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
三十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三十一日颁布对广西及四川的军要授勋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同时对于湖南、云南和贵州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
但是，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有广西一省奉行，四川军人除了刘存厚外，一致拒绝接受北京任命。湖南方面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依附北方，当时还在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卢焘也同样对北京命令置之不理。
北京方面为了要在国际间造成已经统一的印象，因此不顾一切自说自话的大作“统一”文章。在国务院下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定每个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
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则和北京政.府针锋相对，正式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宣称西南护法，非为个人权利，北方如果有谋和诚意，唯有在和会中谋取解决途径。
桂系在统治广东时，联合政学系极力排斥孙中山这位大元帅。
在桂系和政学系的主导下，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曾召开广州非常国会开会，讨论改组军政.府。出席议员八十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案的占四十余人，多数通过，孙中山只好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议会，并通电辞职。
接下来于五月二十日，非常国会选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军政.府七总裁。
自孙中山离开广东去上海后，广东护法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名存实亡。
桂系退出广东后，为广东护法政.府的重组提供了契机。
不久，孙中山和伍廷芳、唐绍仪抵广州，通电重新召开军政.府政务会议。以广州观音山旧督署为军政.府的办公场所，伍廷芳兼外交部长驻观音山军政.府内，唐绍仪住亚洲酒店，孙中山则下榻粤秀楼。
军政.府恢复后，发表各部部长。内政部长由孙中山自兼，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秘书厅长马君武。唐继尧在云南，不能来粤，因此交通部长由王伯群代理，参谋部长李烈钧率军在外，亦以次长蒋尊簋暂代部务。
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北京政.府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与满清在宣统年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只是想拖时间，当然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由于公认的国会被非法解散，制宪工作未能完成。各省自治运动的代表以及西南方面都主张，由下而上，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一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待将来制定国宪时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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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督是一个关键。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内发生兵变二十余次，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害，湖北各界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要求废督即从湖北开始。
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不肯接见请愿代表，派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国务院秘书许钟潞代为接见。
吴、许两人很坦白地告诉请愿代表说：“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也没有力度废督。”代表们气忿地说：“那么我们要一个中央政.府做什么？我们还不如脱离中央政.府”。
许钟潞冷笑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不脱离都没有关系。”
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的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西南各省的自治显然成为了孙北伐的障碍，因此，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也是反对自治的。
湖南是首先倡出自治的一省，也是第一个制定湖南省宪法的一省。这里，不妨把湖南省宪法内容节录如下：
序言：湖南全省人民为增进幸福，巩固国基，制定宪法如左。
第一章：总纲：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
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权，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有保护其居宅之权，有营业自由之权，有受教育之义务……等。
第三章：省之事权，包括地方制度及地方自治之监督，制定户籍法及登记法，矿业农林之保护及发电，省内之军政军令事项，省警察行政事项……等。
第四章：省议会以全省公民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公民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
第五章：省长及省务院
一、省长：省行政.权由省长及省务员行使之。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受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
二、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务院设于省长署内，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各司司长任期三年。省务院设政务会议，省长依政务会议决定之施政方针对于省议会负其责任。
第六章：立法
第七章：行政包括财政、教育、实业、军事
第八章：司法
第九章：审计处
第十章：县制大纲
第十一章：市乡自治制大纲
第十二章：本法之修正及解释
第十三章：附则：省法律未公布以前，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之。
湖南省议会以全省公民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凡有左列资格者皆得被选：一、曾在国内外专门学校毕业者；二、曾任荐任职一年以上，或委任职三年以上无过失者；三、曾任省县议员三年以上者；四、曾任中等学校以上校长、教员二年以上者；五、曾任省县公团法团职务五年以上者。省议员之名额暂定一百○八名，全省分三大区，一区卅七名，二区卅六名，三区卅五名。
湖南宪法会议第一次名单如下：
主席：荆嗣佑，副主席：江隽
议员：唐国珍，黄英灏，陈小元，汤日新，晏孝泽，严国桢，左全志，唐陶，雷飞鹏，王克家，陈振东，黄钺，彭定均，周天爵，鲁兆庆，胡毓桢，黄纯垓，黄衍，杨华，陈坚，熊.炎华，方荣煊，杨云鹤，唐德度，李宗嵘，黄藻奇，何炳麟，宾步程，朱继承，马续常，曹典球，唐瓛，杨树穀，符定一，程子枢，李希贤，陈强，张声树。
主任秘书李鸿辉。
第364章 非常选举
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其实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作出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将滇黔军从四川赶出，在北京政.府看来，也就表示四川已摆脱西南的势力范围，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但遭拒绝。熊克武通电拒绝接受省长，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
迫于形势，投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
不过，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
北京政.府在四川碰了钉子，很没面子，竟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都骂刘口是心非，小人一个。
刘存厚怎么也没想到北京政.府会如此待他的，除了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之外，也无之奈何。
此前，刘存厚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陈能芳被撤职。而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曾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这一连串的事件加到一起，彻底激怒川军一二两军的将领们，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联络，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势，三月十二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出成都，带着他的部众万余人退到陕南宁羌一带。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进行了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贵州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
一九一九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新派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
而旧派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组织力量“倒王”。建立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陆续向贵阳集中。
一九二零年十月初，王文华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十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三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人，孙剑锋则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剑锋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应钦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孙剑锋埋怨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士仁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最后决定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属下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据目击者称，孙剑锋指挥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
熊范舆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来报信，劝熊范舆躲避，但他坚持不走。熊范舆遇刺后，过了五天才发还首级。家人请皮匠缝合头颅，将其葬在城外。
警卫营士兵闯入何麟书家，先是打死马夫。紧接着，何麟书子侄三人或被砍头，或被射杀。何麟书的幼.女刚满周岁，被士兵一刀刺中大腿，幸得保姆舍身相救，称其是女孩，才捡回一条命。当时何麟书听到扰攘声，拿出佩枪欲做一搏，被夫人劝住，后来从二楼窗户跳至隔壁人家花园，得以逃脱。
第二天，刘显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出权力，回兴义老家。贵州的最高政治权力为新派掌握。
这就是贵州历史上有名的“民九（民国九年）事件”。
王文华在上海获悉贵州夺权捷报后，往见孙中山，汇报贵州政局变化情况。孙中山委任王文华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派王往浙江去争取浙江督军卢永祥。
不幸的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王文华的部将袁祖铭，收买刺客，在上海一品香饭店将王文华刺杀，时年三十二岁，葬于杭州。
一九三零年，王文华被追任为陆军上将。
卢焘获知王文华的死讯后，才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成为贵州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年四月二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卢焘，乳名卢海湖，学名启熹、亮畴，字寿慈，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村）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
卢焘由于家境贫寒，九岁才进私塾启蒙。进私塾后，老师给他起学名卢启熹。他学习很用功，常常熬夜苦读。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庆远（今宜州市），由他大姐、大姐夫资助继续读书。两年后，庆远举行甄别府考，十七岁的卢焘获得第一名。
卢焘不仅学业出类拔苹，而且机智、勇敢。府考的前一年，他十六岁，趁假期跟随在象县任军职(主事)的大姐夫郭醴轩到象县（今象州）玩。其间，郭主事带兵出差柳州。当地的匪首探知郭不在象县后，纠集匪徒数十人，抢劫象县县城郊区农民的耕牛和财物，当晚又围攻县城。
由于城内留下的兵丁不多，官兵一时惊慌失措，居民人心惶惶。卢焘挺身而出，组织城内青壮年拿起鸟.枪土.筒，协助兵丁上城防守，并派人赶赴柳州报警。夜间通宵点火，敲锣示警。巡逻通道关口，使土匪无法破城。天明时，他们见匪帮只有少数土枪，武器还不如守城兵民，便大开城门冲杀而出。匪帮力不能支，丢下耕牛、财物，争相逃命，象县各界对卢焘的胆识和谋略大加称赞。
一九零零年，卢焘结束学业后，先后在梧州海关、柳州清军中任司书、文书等职。
一九零四年，卢焘遇上潜入清军进行策反工作的革命党人张铁城，受到了革命教育和影响，一九零五年经张铁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卢焘与张铁城等人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一九零七年，孙中山、黄兴等在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中国同盟会指挥机关，策动两广革命，组织南方起义。卢焘与张铁城积极响应，遂离开军营，到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开设富贵升旅馆作掩护，联络各方志士，发展革命组织，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
一九零八年六月，他们运一批樟脑到香.港卖掉，转买了一批武器弹药，暗藏在回头货棉纱包内，途中被武宣县厘金局查出没收。张铁城、卢焘均被广西当局通缉，分别逃往奉天（今辽宁）、香.港。不久卢焘从香.港返回南宁，经龙州取道安南河内，转往云南。
一九零九年五月抵达昆明，投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机关枪营营部当司书生。后入云南讲武堂，被编入步兵科特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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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云南讲武堂系同盟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基地，讲武堂的很多学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卢焘进入讲武堂后，由于志同道合，与朱德、范石生、胡瑛、李云鹄、金汉鼎、李汉文、田钟谷等人结拜为兄弟。
一九一一年九月，卢焘在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见习。武昌起义爆发，云南的同盟会组织立即响应。，蔡锷、李根源发动了云南起义，攻占云贵总督府、兵工厂和军械局，进而占领昆明全城。卢焘在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立下战功，被委为第七十三标三营三排排长。
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整编队伍，出师援川。卢焘被提升为援川第二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十一月，独立大队急行军进占四川古蔺县。卢焘进入县衙视察，发现县衙内人员早已跑光．但存有数万银元，他即派兵严加看守，并下令任何人不准乱动，违者严惩。接着，他下令找回县长，并向县长宣讲滇军援川的意义，又将银元分文不少交还县长，然后率部离开古蔺。从此，古蔺县人齐声称赞卢焘是一位不贪钱、禁抢掳的好军官。
一九一四年四月，卢焘应贵州省护军使刘显世的邀请，从柳州到达贵阳，被任命为贵州东路巡防管带。七月，刘将黔军整编为六个团，任命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卢焘为团副。一九一六年一月，刘显世以贵州省都督的名义宣布护国反袁，令黔军配合滇军出师讨袁。王文华任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统率第一、二、三团，卢焘任第二团团长。
卢焘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在反袁护法等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爱国爱民，一生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为社会进步做了许多好事，被人们誉称为“活菩萨”、“和平使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卢焘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泾渭分明，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在一九四九年被杀害。一九八六年新中国民政部追认卢焘为革命烈士。
第365章 两湖的乱局
广州军政.府虽然恢复了，实际上势力仅及广东一省。
这期间，孙中山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在南北战争其间，列强驻中国的外交团曾和中国的南北政.府订有协定，将各省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军政.府。当孙此番再接收军政.府后，外交团提出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这笔拨款。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列强并不买帐，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笔趣阁
看到北京方面有徐世昌这个总统，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各方面都叫得响，孙中山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前边提到过，很长时间了，孙中山就想有把广州的军政.府正式化，正式之途径就是选举总统，改变四不像的总裁制。
只是，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到西南各省的反对。理由是西南各省已树自治旗帜，“护法”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二百余人，也距离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
广东的实力派人士陈炯明，内心是倾向联省自治的，只是不便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而陈炯明部下叶举、洪兆麟等人则反应强烈，公开反对选举总统，甚至以军队不稳相要挟。
将桂系赶出广东后，孙中山极力主张乘胜追击夺取广西，把桂系从西南清除。选举总统不成孙中山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头衔，由他自己带兵去打广西。对此，陈炯明同样不赞成，他的意见是应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作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孙中山，陈炯明有他的看法，如他对唐继尧所说：“中山只是一个大炮”。有了这样的观念，孙纵有再多的金玉良言陈也很难听得进去。
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合作不听命的态度，非常忿怒，忍无可忍，打算削减其军权，或是免除其省长兼职，使其不能继续掌握财权（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则有职而无权）。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但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怕闹得下不了台反而撕破了脸。
孙中山在一九二一年元旦庆典上，在对军政.府同仁训话时，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政.府，对国际间明白昭示，必需北伐以统一中国。因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孙的主张传出后，海外华侨、社会贤达、国民党支部都纷纷电请孙，从速组织选举总统。
这时，北京政.府在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
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连成一气，北伐大业就更加困难。便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宴请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正式要求国会从速选举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前边也提到过，对于选举总统，唐继尧在云南时是不赞成的，到了广东后由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于是七位总裁中，现在已有四位总裁站在同一阵线上，孙的选举总统主张就很容易实现了。
四月七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议，议员出席二百二十余人，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高镇圭提出的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
四月十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除废票一张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以二百一八票当选非常大总统。
同日非常国会通告全国，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民国十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宣布军政.府撤销。广州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会。
上午八时由国会议长林森持国会当选证书赴总统府向孙呈递，九时半在国会礼场举行授印典礼，由林森议长担任主席。
孙宣誓后，议长林森以大总统印绶付予孙，然后向孙致词：
“改辙易轨，为求治常经，达变通权，尤匡时急务。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至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公为大总统，畀以戡乱建设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成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尊重民权，黾勉仔肩，以无负国民重托，斯则同人等所以代表民国而殷殷深致其属望者也。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其勉旃！”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即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对内宣言：“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文既为致力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据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
对外宣言：“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能坐视民国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咸获满意焉。……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资源，悉予开发，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这两个宣言的精神，主要是以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四事昭告中外。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人事命令：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并任命居正为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
孙中山虽极端不满陈炯明的作风，可是组织政.府时仍然把两个重要职务，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给陈，但是陈并不领情，反认为是多此一举。
他在呈请辞去陆、内两部职务时说：“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
他所谓的四职是除了陆长、内长外，还有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唐绍仪也不肯“屈就”财政部长，因此该部职务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五月八日孙中山函徐世昌请其自动下野，函云：“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夫何足怪？……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己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君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
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产。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并未加强其权力，反而加剧了和广东的地方势力的矛盾。当非常国会准备选举总统时，四月四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选举。
陈炯明还是不愿自己直接出面反对，得知湖南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选举非常总统持不同看法，便极力怂恿湖南方面发声，于是，湖南就成为反对的主力。
八日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出通电，反对选举总统。
九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电文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
十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联名给孙中山发电。
电云：“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切勿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
第366章 湘军“援鄂”
在北方发生直皖之战、西南发生粤桂之战时，介于中间地段的湖南也同样发生了内乱。
赶走了“张毒”，谭延闿主政湖南后，坚持的政治原则是，不再以“兵事困扰湘人”。他和赵恒惕宣称湘军任务以驱张为止，不卷入南北漩涡，并主张闭关自守，请南北均勿驻军湘境。
驱张一役，湘军从北军中夺得大批枪支，扩编为形形色.色的部队。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战，如果内部团结起来，不要说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觑，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强大的武力。可是湘军并不团结，驱张成功后，变成了三分天下。谭延闿、赵恒惕和程潜鼎足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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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变局是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之争。首先是程派军人发动政变逐谭下台，赵在政变中取得了总司令地位，而后程派倒赵失败。
谭赵两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战线上更是一致，不过当程派势力被铲除后，谭赵两位虽无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则因利害关系而水火不容了。
湖南谭赵之争酝酿了好几年。赵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时曾对此表示遗憾，他叙述他对谭的印象，以及和谭之间的冲突，言道：“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祖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学剑、鲁涤平、蔡钜猷、陈嘉祐、谢国光辈是。省宪实行以来，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
谭延闿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骄将悍、财政困难、军饷无着的局面。谭是文人出身，驱张一役则是军人的功劳，因此他们对谭就有不敬之心。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不只是行政权操于己手，连地方税收也要支配，省政.府无权过问。因此，谭的号令不出省门，他所用的民财各长，也受武人的干涉。谭在民国初年，曾说过：“省长是督军的媳妇”，可是他做了督军时竟变成各地方军人的媳妇了。 ……
谭赵之争的结果是谭延闿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去了上海。
自从民国六年南北战争以来，湖南就变成南北兵争的焦点。谭延闿也几进几出长沙，他虽称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内争中，他需要倚赖军人的支持。赵恒惕是支持他的，可赵的部下希望赵能主绾一省军政，赵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负起了湖南军政省长的责任。
湖南局势在赵恒惕控制下，总算安定了下来。
赵恒惕治湘后，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与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订立联防条约。
湖北方面，督军王占元挟西南以示重于北京，俨然以两湖的重镇自居。原来湖南湖北两省之间，本就有其密切的关系而相互依存。湖北因为有汉阳兵工厂，湘军必须向湖北购军火，而湖南盛产的米谷也须经湖北卖出。
至于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统率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
自湘军回湘，粤军回粤，川军治川后，对湖北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湖北自从黎元洪被袁世凯“请”去北京后，一直在外省籍北洋军人统治下。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兵变不断，鄂人深受其害。随着联省自治运动的深入，鄂人驱逐王占元、实现鄂人治鄂的愿望越发强烈。但是，鄂人没有力量，两湖同气连枝，只有求助于湖南。
一九二一年春天，长沙来了一批湖北客人，为首的是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何成浚等，他们是到湖南来作说客，请求借兵“援鄂”。
他们说：援鄂不仅是急人之急难，而且对湖南自己也有好处。好处是：
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不过自治需要推广，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这首义圣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
第二，驱逐王占元后，湘军两师可以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这样就可以减轻湖南当前财政的压力。
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在王占元，如果驱王后，湖南势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
末了，这些说客们还强调王占元的不堪一击。就当时的形势分析湘军所占有利情势，肯定地说，只要湘军发动援鄂，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就可在一个星期之内占领武汉；同时也不必担心直系的支援，因为王占元已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何况直系正和奉系明争暗斗，自然没有余力过问湖北的事。
这些说客显然是有备而来，知道湖南的困难和关切。他们提出的好处极具说服力，特别是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湖北本来就对湖南人有吸引力，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何乐而不为。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北洋时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所谓“援”什么地方，就是出兵那里，就是去打仗。
但是，赵恒惕对于“援鄂”还是持审慎的态度，他有三个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无力“三管齐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
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
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又为湖南“援鄂”的势头加大了筹码。
赵恒惕毕竟比别人多看几步，虽然也蠢蠢欲动，但还是有些犹豫。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王占元于四月二十五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银、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陪客，无足轻重，但能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是多大的荣耀？这时候的王占元可谓自得意满。
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吴佩孚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个个精神饱满，在倾盆大雨中队形整齐，大为触动。
想到回到湖北后，要下决心裁汰老弱，在强军上大干一番。
但是，他这个强军梦还没醒，六月四日，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大烧大杀大抢，还祸及了外国人的商店，惹起了外交纠纷。
六月八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
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三十里不得驻兵的条件。
尤其让王占元不安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六月七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
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更加无地自容。
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二十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
八日晚间，变兵们兴高彩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但这个手段太过卑鄙下作，为有良知的人所不齿，使湖北的人心和军心更加不稳。就连一贯迎合王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通电痛斥王的惨忍毒辣。
王在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督署发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已经是多么不得人心。
第367章 吴佩孚的“东征西讨”
湖北旅京的乡人曾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两度向国务院请愿，要求罢免王占元。
靳云鹏对请愿的人说了实话：“王占元问题按律应当予以罢免，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办不到。”
这样一来，鄂人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军“援鄂”上。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一直在极力鼓吹“援鄂”，赵恒惕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最忌惮的还是吴佩孚。
这一天，赵恒惕找来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一起商讨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
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
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是默许。
七月二十日，湘军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最终通过了出兵“援鄂”。
会议推举赵恒惕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
湘军出兵计划是：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
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湖北自治政.府随即发表宣言，宣称驱逐王占元后，即借镜湖南，制定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实现。
湘军也发表宣言说：援鄂的军事目标只在驱逐王占元，驱王后“鄂事将还之鄂人”。
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旗号“湖北自治军”，司令是夏斗寅。
已经得知湘军进兵计划的王占元，派出了前敌总指挥孙传芳，面对湘军三个进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也作好了厮杀的准备。同时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夏斗寅和孙传芳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些名气之人。
夏斗寅（1886-1951），字灵炳。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东木区搁船山村夏家垸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夏斗寅的父亲是穷苦农民，在儿子出生后不久，突然病故。
母亲梅氏白天上山拾松枝做灯火，夜间帮人织麻纺线，为乡邻缝补浆洗，纳鞋搓衣，赚得少许钱粮供夏斗寅上学读书，维持生计。
夏斗寅十三岁时母亲又抱疾离世，他生活困窘，学费无着，赖祖父母抚养成人。
十五岁的他背井离乡，随族兄夏慕云浪迹至武昌。
一九零一年入湖北武备学堂半工半读，一九零四年毕业后分配在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二标队从军。由于身高貌正，当了标队官。随后又任大队队副。
一九零六年加入共进会。一九一一年率部参加了武昌首义。任新军第三十二标第二大队副队长，参与进攻督署。旋任民军第一混成协营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北伐左翼军督战官，曾参加汉口刘家庙等战役。
一九一二年二月湖北新军裁编，离队回家乡开茶馆，因经营不善倒闭。
不久去河北保定，会晤麻城同乡张森于保定军官学校，经张介绍至山西大同，投晋北镇守使张笃伦（湖北安陆人）营，又从士兵干起。因表现突出，从班长、排长升任卫队营机枪连连长。后随张笃伦返鄂，张任鄂军第一师石星川部参谋长，夏斗寅任该师第一旅第二梯团掌旗官。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石星川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在鄂西（宜昌、荆沙）树起湖北靖国军的旗帜宣布独立。由于夏斗寅从军后英勇善战，，深得石星川赏识，提拔他担任工兵营营长。
不久湖北督军王占元令吴光新部旅长朱廷忏进剿石川星部，两军对峙于宜昌磨盘山。经过一周激战，石部全军溃败。夏斗寅骑马星夜向沙市逃奔。
途中，见一水田中有一口大皮箱，他与一贴身卫兵抬到田边打开一看，竟是满箱钞票。于是他将大皮箱搬上战马，徒步护行。
石川星部残兵纷纷自沙市渡江而逃，夏斗寅灵机一动。
扯起了一块红布做团旗，并大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
溃兵见团旗高举，以为部队长官仍在军中，便紧跟团旗行进。
走到公安县，夏将团旗插在要道口，招兵买马，声称他奉命收容部队，开箱发饷。趁乱收集散兵多人，在湘鄂边界成立了武装。
孙传芳（1885年4月17日－1935年11月13日），字馨远，山东省泰安府泰安县（今山东省泰安市）人，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之后。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袁世凯小站练兵，八月，孙传芳经人推荐入练官营当学兵，编入步兵科第三班。
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同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传芳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其同学好友有蔡玉标（蔡玉标后来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教官，其学生有叶挺、邓演达、陈宝仓等）。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孙传芳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经考试录取派往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传芳毕业后，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孙传芳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三个月，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回国。
学成回国后的同年八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锡山、厉尔康、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翔、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派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很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后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跟随王占元从营长、团长、旅长一路高升。待王督湖北后，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孙传芳人生的最高成就，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军阀势力，同年十一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
期间拥兵数十万，积极进行军事改革，重用知识分子，裁减赋税，善待农人，江南五省人民生活安定。只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率兵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一败涂地，他的人生也走入谷底。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佛堂，果断拒绝冈村宁次邀请其做华北伪政.府主席的要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显示了民族气节。
此为后话。
七月三十日，湘军全线攻击，多次冲破鄂军宋大霈旅羊楼司一带阵地。
鄂军前敌司令孙传芳调整部署，指挥二旅一团从官山铁路左右出击，并临阵督战，稍挫湘军。湘军随后又猛烈反击，展开肉搏战，鄂军不支，渐往后退。
鄂军团长潘守贞率部夜袭湘军，被部属告密。夏斗寅团佯退十公里，于朱鹤镇伏击鄂军，潘中弹身亡，士兵死三百余名，余部缴械。三十一日，鄂军总攻湘军，湘军全力反击，连克羊楼司、赵李桥。
八月二日，湘军左翼军由华容攻塔市，旋克湖北公安、石首。四日，湘军右翼军叶开鑫旅击散鄂军第二混成旅，连克湖北通城、通山、崇阳。五日，湘军正面战场继续开战，宋鹤庚到羊楼司督阵，击退当面之敌，前进数十里，鄂军退至茶庵岭。七～八日，湘军连克蒲圻、嘉鱼，并攻下汀泗桥。
八月九日，北京政.府免除王占元所兼各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八月十一日，王占元乘轮船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想不到今天还上人家的大当！”他没有指出上了谁的当，所谓“人家”可能是指赵恒惕，也可能是指吴佩孚，或者两者都是。
萧耀南令前线鄂军一律后撤，由直军三万人接防，于是湘鄂之战转变为湘军和直系之战。
赵恒惕对湖北没有野心，更不想和直军作战，只希望达到鄂人治鄂的目的。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是湖北黄冈人，这一点已算达到了一半的目的。赵恒惕不反对萧督鄂，只希望督军名义改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他的想法是大家共同推荐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在他看来，吴佩孚是不会与湘军为敌的。
但是，这只是赵恒惕的一厢情愿。因为，这时候的吴佩孚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佩孚。
想当初，吴佩孚在衡阳撤兵前后，一再呼吁和平，似乎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受到全国的喝采。可是，到了直皖战争后，他却变成了好战的军人，和段祺瑞一样，高喊起武力统一。这其实并不奇怪，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像吴佩孚这样的政客，重要的不是主战或主和，而是哪一方面更符合他某一时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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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吴率军到了湖北后，湘军一再表示愿意和平，全国也不愿见湖北再有战争，各界都有通电，主张停战。旅津的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均通电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
梁启超电吴佩孚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
然而，吴佩孚对这些劝告，一概充耳不闻。
第368章 唐继尧回滇
直军在前线的一切布置妥当后，吴佩孚随即下令扣留赵恒惕的代表。原来赵的代表钟才宏和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时就知道事情不妙，乃悄悄地离开湖北，回转湖南，只留下萧光义一人在汉口等着见吴。吴佩孚指责萧光义捏造假情报欺骗赵恒惕，是引起湘鄂战争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吴佩孚向湖南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应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制造战争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
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考虑，其余如废督、自治等问题则概不考虑。
赵恒惕获知吴佩孚翻了脸，大吃一惊。八月十九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推举代表见赵呼吁请战，骑虎难下的赵恒惕，于二十二日最终下达了攻击命令。
二十二日，湘直两军在汀泗桥展开了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恒惕已上了火车，准备返回长沙，看见战地情况不妙，又从火车上下来。亲自组织了敢死队，冒着炮火一鼓作气夺到了直军的四挺机关枪，直军被湘军的勇猛攻势所吓倒，只好向后退却。
赵恒惕看见直军已后退，才重新上火车回长沙。
二十三日，获得增援的直军发动反攻，夺取了汀泗桥火车站。二十四日湘军再度施威，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汀泗桥火车站重入湘军之手。
二十五日靳云鹗旅被湘军包围，战况对直军越发不利。但战场发生了一个意外，直军在后撤时遗弃了很多枪枝，装备落后的湘军纷纷争夺这些战利器而阵形大乱。直军乘机反攻，湘军抵挡不住，向蒲圻和赵李桥败退。
此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忽然率部倒戈，使湘军右翼发生动摇，径向通城迅速撤退。易震东是葛豪的表兄，湘军“援鄂”前，赵恒惕派葛去见吴佩孚，葛被吴留了下来。湘鄂战启，原葛豪统领的铁路警备队改编为独立旅，赵恒惕便以葛的表兄担任独立旅旅长。
吴佩孚随后又命海军在金口决堤水淹湘军，湘军猝不及防，左翼湘军因之也不能立足，向临湘迅速撤退。
赵恒惕在长沙获知前线战况不利，于二十六日再赶赴前线，统帅的亲临，勉强使湘军阵脚稳定了下来。
和王占元的鄂军相比，湘军肯定是占绝对优势，但比起强大的直军，湘军就相形见绌了。更大的问题是军火无继，饷粮困乏。本来湘军一心想打下武汉，可以从汉阳兵工厂补充弹药军械，现在这个计划落空了，加之湘军久战疲劳。
而新投入战斗的直军本就是生力军，而吴佩孚陆续调动了海陆军，源源补充，可谓兵强马壮。两者对照，湘军完全处于劣势。
赵恒惕原来就不太赞成“援鄂”用兵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召致吴佩孚的迎击，现在不幸而料中了。一切都和他担心的一样，他不愿见这场军事赌博失败，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他收容了在广西不能立足而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
张辉赞向赵建议，主张解决沈鸿英，改编他的军队。可是赵宅心忠厚，认为沈穷而来归，处决他殊为不义。因此他给沈鸿英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
二十七日，吴佩孚组织总攻岳阳。
第三师第六旅旅长杨清臣为正面总指挥，督率靳云鹗旅、河南赵杰旅和第二十五师(缺一团)从蒲圻向新店、滩头、官山、羊楼洞一线追击；董政国旅及第一零零团由崇阳向朱楼坡、桃林方向追击；寇英杰等二旅向大沙坪及平江方向进攻。吴同时任命张福来师长为进攻岳阳总指挥官，率领苏世荣、张克瑶等三旅及第十二混成团同杜锡长江舰队一起顺江攻岳阳。
是日深夜，舰队满载陆军，闭灯上驶，闯过城陵矶。二十八日晨进入南津港，逼近岳阳南门外，吴令军舰开炮轰击，步兵乘机登岸。
湘军岳州方面守军无力抵抗。岳州一溃，整个前线的湘军就像潮水一般溃了下来。
赵恒惕回到长沙。这时长沙已陷于兵荒马乱中，医院里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巷尾则是败兵和从医院出来的伤兵。败兵们和伤兵们曾冲入赵的总部，赵的勋章和军帽都不翼而飞。警察们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和商会都被军队借驻。而前方还不断有败兵退回来，一路上抢吃抢钱，农村城镇都遭洗劫，耕牛鸡鸭和猪羊都被宰食。
江西督军陈光远。一向对湖南都陪着笑脸，现在则乘火打劫，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长沙岌岌可危。所幸沈鸿英部及时赶到，赵恒惕令沈率部开往浏阳、醴陵一带防堵。
兵败如山倒，长沙也无险可守，赵恒惕决定退守湘西。他正部署撤退到湘西的军事行动之时，驻长沙的英国领事突来访。
原来，吴佩孚这时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但直军当时所处的总体情况并不轻松。一方面奉系的压力加大，一方面川军已出军援湘，一支奇兵开到了宜昌，还有陕西问题也牵制了直系部分兵力。只是，身在长沙的赵恒惕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吴佩孚面对复杂局势，希望早日结束和湘军战争，便暗中请英国领事出面作和事佬。他是想终止了湘直战争，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这样他才能腾出力量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
吴佩孚向英国领事承诺，只要赵恒惕愿意亲赴军前谈和，直军便保证不进攻长沙，并且维持赵恒惕的地位。
九月一日，赵恒惕乘英舰到岳州，吴佩孚已乘江贞舰先抵。英舰停泊江中，英领事陪同赵恒惕乘小艇到吴的座舰拜访。两位老友还是第一次见面，相见欢洽。吴用兴奋的口吻对赵表示倾慕之忱，希望两人友谊不要因这场战争而受到伤害。同时请赵放心，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更不会进占长沙。
两人闭门会议了一小时，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祸首。赵坚决不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只答应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不肯同意。
毕竟是城下之盟，最后，赵终于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停战条约九款。包括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撤至黄街、长东街，湘军撤至湘阳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西交通一律恢复等。
吴佩孚解除了湖南的正面战争后，就回师全力对付已经进入鄂西的川军。
原来四川方面由于内部不统一，也需要向外发展以消弭内争，所以组成了“四川援鄂军”，推刘湘为总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
“四川援鄂军”由川军第一二两军各抽调若干混合组成，派湖北籍将领潘正道为前敌总司令。
川军“援鄂”并未公开宣布。
川军沿长江顺流而下，于八月十八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分兵为三路，一路沿长江进攻宜昌，一路由长江北岸进攻当阳，一路由长江南岸进攻宜都。总目标是包围宜昌。
九月二日，川军到达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抵挡不住，急电向吴佩孚请援。
当湘直停战约成之日，正是川军兵临宜昌城下之时。
可惜赵恒惕完全不知道川军的行动，如果知道，不只不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也不会到岳州来乞和，自当调兵遣将与川军呼应，夹攻直军。
宜昌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城市，英、美、日等国都有军舰驻宜昌水面，各国也有领馆在宜昌城内。川军包围宜昌后，英、美、日三国军舰上的水兵便以护侨为名，在宜昌登陆，而三国领事也出面调停川直战争，他们于九月五日前往夔州向川军代理第一路总指挥唐式遵接洽停战条件。
就在三国出面调解时，吴佩孚乃迅速调派第三师第一团，和王承斌的二十三师一部，张福来的二十四师一部以及王汝贤的第八师全部不分昼夜，开赴宜昌应援。
九月六日川军因谈判破裂再攻宜昌，直军坚守。
十四日，吴佩孚乘坐楚泰舰赶往前线督战，指挥部队奋力击退先期威胁宜昌的川军，可未等直军喘息，川军南路一部又进抵宜昌附近的磨盘山，宜昌再次告急。
十八日，吴佩孚在长江北岸架炮轰击南岸川军，南北两岸川军被迫撤退，二十二日宜昌之围遂解。
二十五日，援鄂川军退驻南沱溪。
十月十一日，川军退出湖北巴东，十三日直军夺回利川，十一月十六日，川军退出湖北建始，二十日退出施南。
十一月下旬，刘湘又调集大军三路攻鄂，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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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一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与刘湘代表议定了川鄂媾和约十七条。
吴佩孚把应付川军的责任交给孙传芳，对付湖南的责任交给张福来。
这时候的吴佩孚可谓春风得意，“东征西讨”，得心应手。
第369章 桂系的日子不好过
唐继尧所以仓皇离滇，是因为顾品珍趁昆明空虚搞突然袭击，其所部不及回援。人离开了，实力并未受到多大的损伤，他抵广东后，便将自己可靠的军队陆续由云南调到广西。
孙中山讨伐桂系就使用上了这支部队。这时孙辖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李烈钧所统率的，原来驻粤的滇军，驻防桂林，将领有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
另一部分便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驻防柳州、庆远，将领有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统率。
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曾多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任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迟迟没有前往，他一心想得是率领滇军回师云南，驱逐顾品珍。
他曾经向孙中山承诺，成功驱逐顾品珍后，他定将联合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孙中山认为唐的回师云南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动，有害于北伐大局，坚决反对唐的计划。
陈炯明是不同意讨伐桂系的，粤军自然用不上，孙能指望的只有滇军，如果让唐带走滇军，讨伐桂系将无兵可用。
一段时间以来，孙中山一直在苦心做唐继尧的工作。一九二一年十月下旬，孙中山人在梧州时，收到唐继尧的消息，他愿意到广西就任大本营参谋长，孙大为高兴，极表欢迎。
岂不知唐这是在故作姿态，他此举的目的不过是抓滇军的统帅权。此前他已秘密电委杨益谦、李友勋和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一、二、三路司令。
不久，李友勋等发表通电，拥唐复任靖国联军总司令。
李烈钧所部的杨益谦也受了诱引，十月二十四日率部由桂林向柳州移动，与李友勋、胡若愚两部会合。李烈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解除了杨益谦的滇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兼“援桂”第二路总指挥，并派朱培德前往招回杨益谦的部队。
唐的回滇计划，是得到陈炯明积极支持的。
唐继尧除了集中两广的滇军，在云南方面也有了内应。云南的巨匪吴学显，在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啸聚了一万多人，唐派人前往收买，委吴为宣抚使，作为内应以牵制顾品珍。
在昆明的顾品珍获知唐继尧要回师云南，遂于十一月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拒唐。为了出师有名，顾于十一月十八日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为云南北伐军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对外宣称他自己统率这些军队参加北伐。
其实，所谓参加北伐不过是遮人耳目，真实用意是带兵迎击唐继尧。
民国十一年一月十六日，顾品珍派金鼎汉代理云南总司令，把昆明后方交付给金，自己率部出征。
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顾突然宣布了滇军第一路军司令杨蓁的罪状，指责杨曾与巨匪吴学显勾搭，当场将杨蓁扣留，并派滇军第二路司令杨希闵接收第一路杨蓁的指挥权。
当云南传出了唐继尧要回云南的消息时，云南内部的军官们曾秘密串联，打算一方面拒唐回来，一方面把顾品珍推出去，传说杨蓁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人物。
顾品珍和金汉鼎扣留杨蓁后，本想置杨于死地，但害怕杨的部队出乱子，还是将杨释放并礼送出境。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
由于黔军谷正伦旅，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唐.军只得改向西进，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
唐.军行动时，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为了夺枪展开了大混战。唐的重要干部，第一军军长李友勋在混战中阵亡，唐于是提升李部的前敌司令龙云为代理军长。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彝名纳吉岬岬，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出生于云南省恩安（今昭通市）炎山区松乐村下营盘一个保有奴隶制残余的地主家庭。其村寨极偏僻，没有学校，龙云一直未能读书启蒙。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父亲去世，母亲回到娘家，龙云到舅父龙德源家生活，和表弟卢汉被送到昭通城读书，跟随在昭的四川武术名家马得胜等人习武练艺，并结识对他一生很重要的永善县人邹若衡。因意气相投，龙云和邹若衡、卢汉三人结为兄弟，并称为“昭通三剑客”。为了谋生，他们相约在炎山等地收购木材、土特产等，顺金沙江运往四川宜宾出售。
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在四川宜宾加入保路同志军魏焕章部。十二月，在宜宾随后加入援川滇军谢汝翼部，被委任为上尉候差官。
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随滇军开回云南，与卢汉一起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骑兵科。
民国三年年底，龙云在讲武堂毕业，分到昭通独立营任少尉排长，后升为中尉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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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护国起义爆发后，蔡锷将唐继尧随从副官邹若衡（昭通三剑客之一）调走，在邹若衡这位把兄弟的推荐下，唐继尧调龙云任云南都督府副官处中尉侍从副官，这对其一生是个极重要的机遇。
民国五年，龙云先后任唐继尧近卫军二大队中队长、补充第一大队大队附、佽飞军大队长等职。
民国六年十一月，唐继尧以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率师往贵州毕节，龙云同行护卫。
民国十年二月，顾品珍逐走唐继尧。龙云护送唐继尧到蒙自。唐委龙为近卫第十一团团长，驻蒙自地区。后龙云进军广西，为李友勋旅的前敌司令。
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十八年，这一次的升迁关系最大，因为他由此而成为唐下面最重要的几个军事将领之一。
龙云主政云南期间，保持了云南相对稳定的局势。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收到一定成效，云南实力增强，被称为“云南王”。
二月二十日唐.军进抵泗城。二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发表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金汉鼎接任云南总司令后曾有密电向唐继尧示好。金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拥戴唐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为副总司令，让他们两位都在外发展。不要回到云南来争夺地盘，使云南成为战场，縻烂地方，让父老受惊。
金也透过他的好友丁石生，向孙中山表示拥戴。丁石生是同盟会的元老，深得孙的信任，当时在昆明担任《云南日报》社长。
唐继尧率军急进，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钟谷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二月二十八日唐.军占领广南。
云南方面，顾品珍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远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
两军还未接触，顾品珍方面已发生了意外。原来杨蓁虽已解决，可是他的部队却并不完全听命于杨希闵，第一路军开抵师宗后，就发生内哄。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第一路军参谋长周永祚为第一路司令，同时宣布这支部队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
滇南巨匪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率军剿讨，在激战时中弹身亡。
三月七日唐.军占领开化，顾军方面的张开儒退守蒙自。唐.军与吴学显部配合向张部压迫，张部退守阿迷。
十三日唐.军进占蒙自。顾品珍亲自率军反攻蒙自，无奈军心不稳、士无斗志，稍与唐.军接触，就溃不成军。见大势已去，顾品珍只好退守天生关。
三月二十五日，吴学显部向顾军突袭，天还未亮他就把顾品珍的总司令部包围。顾措手不及，仓皇应战，众寡不敌，顾品珍本人与将佐二十余人均被乱枪打死。
当唐离滇时，有心腹军队王浩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浩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入昆明后，金汉鼎向顾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但是在唐进入云南，顾军败讯频传时，这三团竟自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而唐.军这时已从东南两路逼近昆明。
金汉鼎抵抗不住，便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唐继尧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
二十五日金汉鼎、罗佩金在镇南被另一股为唐收编的迤西匪首小洪部冲散，罗佩金未及逃脱被逮。土匪们把烂泥涂在罗佩金的身上，叫其站在烈日之下，逼罗交出财物来，罗便这样被折磨而死。
金汉鼎狼狈地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
唐继尧闻悉顾品珍、罗佩金遇难，很是惋惜，下令予以礼葬。
第370章 孙中山力主北伐
唐继尧此次回滇，曾发出两道通电，第一道通电是在广西所发，电云：“继尧息影海滨，久甘肥遁，乃承同志诸公一再以大义相敦勉，并据在桂滇军将领以统驭无人，吁请出而主持，自维闲退之身，谬承推许之雅，国家多难，敢暇逸以自安，风雨同舟，愿艰难之共济。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
第二道通电是回滇时所发，电云：“吾滇父老苦兵役久矣，频年征戍，杼轴告空，远道旋师，露惊斑白，兴言疾苦，已饥溺之萦怀，往事追维，弥抚衷而内愧。忆自援黔返旆，服务乡梓，以德薄能鲜之身，受三迤人民之托，惧滋陨越，夙夜兢兢。不幸遭时多故，屡岁兴戎，转饷征师，烝人劳止。虽国家存亡所关，势非得已，而念及斯民憔悴，情何以堪，驯至情势壅隔，内政濅流，庶事纷繁，措施多误，事或失察，而重为烦扰，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凡兹种种，罪实在尧，以是怀惭，时思引退，去岁顾前军长率师返里，兵逼省垣，并布方针，与民休养。
“继尧深惧地方之糜烂，且喜继任之有人，虽遁世以终身，实平生之素愿，遂乃金碧让贤，玄黄销劫，拂衣渡海，借遂初心。去滇以来，闭门独处，永言思咎，愧悼益深，方冀该前军长惩前毖后，除旧布新，既畀职权，当臻上理。乃迭据内外各军将领暨滇省各界人民沥陈滇乱日亟，祸迫燃眉，火热水深，岌岌不可终日，泣请设法救援。并以大义频相敦勉。蜡丸书至，父老之血泪皆枯，噩耗迭传，六诏之人民何罪？继尧恸念滇事至此，殊非所期，既为执政者惜，尤为蚩蚩者哀。
“揆诸让政之初，心诚滋痛，律以春秋之义，咎益难辞，傥洁身以避嫌，将一误而再误。苟亡群而独善，益负疚以无穹。用是裂荷焚芰，剑寝屡皇，啼泣陈师，救民水火。夫上智消祸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初兆。念不能弭祸于机先，复不能慎终以图始，尧实不德，人则何尤？乃匐匍而救凡民之丧，即弥缝而补从前之过，缨冠急难，义惟迫于救乡，定倾扶危，谨当竭其棉力，特布悃诚，即维公鉴。”
唐继尧回昆明后立即恢复政权，并任命胡若愚为滇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龙云为第三军军长，张汝骥为第四军军长，李选廷为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出来的。
顾品珍所部溃败后，其残部的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的滇军会合。
唐继尧率师回滇，兵行迅速而顺利。他的成功固然和他督滇近十年，其故旧袍泽遍布云南有关，但更重要还应该是和他的督滇的政绩相关。在位时间长了，人们恐怕看他的毛病多些。换了个人，相比较之下，人们可能又想起他主政时的诸多好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陆荣廷的桂系。
桂系退出广东时，赵恒惕曾出面调节两广的关系，一方面劝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一方面劝陈炯明勿攻广西，主张两广因“志同道合”而息争端。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三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
三月十九日陈炯明又以督军名义（这时西南各省都改督军为总司令）致电广西督军谭浩明，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
陈炯明向桂系示好时，正是孙中山极力主张讨伐“桂贼”之时。当孙看到陈炯明那些“友好”电报时，大为光火，气得摔了一个茶杯。他打算不理会陈炯明，派遣唐继尧为“援桂军总司令”，以滇军为骨干，由滇黔进攻广西，自己则亲率一部分效忠的粤军进攻梧州，和滇军会师桂林。
当时的桂系日子也不好过，最大问题是内部的矛盾。
先前桂系占有广东时，桂系的能干人物都向外发展。外边的世界很不错，出去的人混得也都很好，留下的人也能得重用，所谓各得其所。现在大家都退回广西，一个贫瘠而落后的家乡，怎容纳得下这么多大人物。
陆荣廷是老大，没人敢与他争，可窥视第二把交椅的人就多了。陈炳焜、莫荣新、谭浩明都做过督军，沈鸿英也不甘示弱。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现在一山藏了这么多只大老虎，如何能相容呢？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军饷，过去这一块主要是靠广东，现在，财路断了。
此时的桂系已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武鸣派，以陆荣廷为首；一派是柳州派，以陈炳焜为首。
这两派人还很明智，最主要的是同患难容易共富贵难，刚被粤军打败，都能清醒认识到：合则存，分则亡。合的途径是武鸣派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陆荣廷一方面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一方面集中一万五千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柳州派。
反攻广东光靠桂系肯定不行，如果有这个力量，当初就不会退出广东了。陆荣廷是想依赖北京方面的援助，指望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这三路是：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下。
桂系除了催促北京三路援粤而外，还要求接济军饷。在北京政.府方面，这时正内外交困，哪有力量三路出兵？但是，桂系能取消独立，总要有所表示，就想尽办法凑了一批军火，让桂军补充械弹以重整旗鼓。
倒霉的是，当这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出海时，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
原来皖系这时是暗中和广州军政.府有联系的，这便是一次合作的具体行动。
陈炳焜得到陆荣廷的支持后，便积极筹备反攻广东，这样一来反而帮了孙中山的大忙。陈炯明本希望粤桂和平共存，相安无事，现在则是被逼上“梁山”。
不过陈炯明依然对桂系存有幻想，希望陆荣廷会支持他的“粤桂和平共存”主张。
可是，急于向外扩张的陆荣廷却宣称：“陈竞存（陈炯明）哪一天把孙文驱逐出粤，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
和平的幻想已经破灭，就只有准备打仗了。
这时，桂系中最有实力的是沈鸿英，他有四十二营兵力。和莫荣新是亲家，属于柳州派。
沈鸿英（1870—1938），字冠南，原名沈亚英。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生于广东恩平。因土客械斗，其祖先迁居广西雒容县城，经营小商贩为生。沈鸿英幼年家贫，读私塾二年，父母早死，沈鸿英随兄鸿辉以肩挑小贩为生，来往于东泉、洛埠、柳城等处，因此而长了不少见识。
那个时候，广西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秩序很乱，土匪蜂起。沈鸿英二十刚出头，就参加了一伙土匪，在柳城、洛埠、罗城—带作案抢劫。沈鸿英身体强壮，性狡黠，行动剽悍，识得几个字，人又见多识广，很快被推为匪帮头目。
一九零六年，沈鸿英侦知钟山县署派员解送一批饷银赴平乐，便纠集匪帮数人及其长子沈荣光在平钟交界处劫得这批饷银，逃去姑婆山，购买.枪支，扩大匪帮近百人。钟山、富川、贺县、平乐等县署虽都悬赏缉拿沈匪，但无奈沈鸿英异常机警，自从做土匪以来，没有—晚仅在一处睡眠，流窜不定。
一九零九年，沈鸿英匪帮流串柳城县活动，柳城县长塘区团总何正文将住在沙塘的沈鸿英兄沈鸿辉抓去县署关押，县官为逼沈鸿辉就范，将其酷刑拷打至死。沈匪闻讯，对何正文恨如刺骨。有一天长塘圩日，沈率匪帮数十人冲入长塘团局，抓住何正文毒打至死，又分派帮众将何正文全家老小十余口全部杀死。沈匪向赶圩群众宣布：“我这次来长塘是报兄仇，不是来打生意。”宣布后，即向四十八崋窜去。在雒容沙塘等处沈匪之弟兄叔侄，凡有气力的，全部参加匪帮，随沈匪窜去。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柳州支部王冠三、刘震寰等准备武装进攻柳州，派员联络柳州附近各县会党绿林，组成民军，并派许仲仙、莫显成等去四十八崋联络沈匪帮。人能当一辈子土匪吗，当土匪能有出头之日吗？现在有机会替国家出力，何不出来干一番事业。沈鸿英在许仲仙等劝告下，为了混出些名堂，决定受同盟会招安。
同年冬，刘古香应国民军总机关之请，从广州到达柳州，任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兼统领，以刘震寰为帮统，王冠三为新兵营营长。刘震寰整编民军，编为八个队，沈部编为两个队。适冯五的一个队密谋逃去为匪，沈鸿英为邀功，密报刘古香，刘即派沈捕杀冯五，并将冯部的一个队拨给沈鸿英统率，升他为督带。
沈鸿英，能说会道，办事勤快，善迎合刘古香意，与刘古香又同是操客家话，因此，得刘赏识，倚为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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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初，刘古香出巡右江所属各县，均以沈鸿英率部跟随。刘到各县招安土匪，均拨给沈部，由此，沈部逐渐兵强马壮。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广东陈炯明都督派人来柳州与刘古香联系反袁。刘顾虑自己兵力仅千余人，而拥袁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有兵力一二万人，恐非其敌手，犹豫不决。九月十一日深夜，刘的卫队长刘麻六发动所部鸣枪示威，欲借以胁迫刘古香决心起义。但事起仓促，刘古香闻枪声以为兵变，越后墙逃出，失足堕伤。刘震寰派人找到伤势较重刘古香救至帮统部。
十二日，刘震寰便宣布成立讨袁军自任总司令。
沈鸿英当日早晨到帮统部，先见刘震寰，表示跟随刘震寰反袁。再见刘古香，向刘下跪说“我受统领栽培，不能保护统领，对不起统领。”沈鸿英又向刘震寰说，“帮统部人多事繁，统领住在这里不易养伤，我处比较清静，请统领到我处去住吧。”
以甜言蜜语诱刘古香至沈的督带部居住养伤。
十四日，刘震寰率近千人枪向南宁进攻，留沈鸿英率数百人守柳州。这时，拥袁的贲克昭团已从雒容开来占据天马山，沈鸿英便公开表示拥袁。刘震寰见沈鸿英背叛起义，十五日仓促率卫队数十人逃离柳州。
沈鸿英叛变后，即派人将将柳州水师统领刘月卿部缴械，并扣押刘月卿，随后发电陆荣廷报功。陆接沈电，即从南宁到达柳州。沈鸿英将刘古香、刘月卿作为礼物献给陆，从此便投靠陆荣廷步步高升。
一九一六年广西参加护国讨袁，沈鸿英任第二支队司令，率兵入湘，进据长沙。后随陆荣廷下广东，任护国军第三军司令，钦廉镇守使。
第371章 紧锣密鼓
桂军退出广东时，沈鸿英几乎毫发无损，率部退至广西平乐。
陈炯明始终不愿意对广西用兵，曾派翁式亮为密使，到广西平乐去见沈鸿英。劝沈驱逐陆荣廷，攫取广西军政大权，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善于投机的沈鸿英很快被说动，一口答应了陈炯明。
但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受陆荣廷鼓动，在高雷钦廉地区倒戈反粤，遂溪、廉江也有人响应。沈鸿英看形势不对，加之受陆荣廷的利诱，又反过来对陈炯明出尔反尔。
六月十三日沈鸿英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不敌，败退到韶关。
败讯传到广州，陈炯明采取了紧急行动，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率军抵抗沈军，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加强广州的守卫。
粤桂战火重燃，陈炯明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进攻桂林，捣袭桂军的后路。
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
赵恒惕为之左右两难，他不希望西南方面兵戎相见，再启战端，便发起邀请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共同调停粤桂战争。
赵恒惕的建议只获得四川的刘湘的赞成，云南和贵州都没有答复。原来云南的顾品珍因为唐继尧部下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曾和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
贵州卢焘则因为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荣廷处于敌对状态。王华裔是在刘显世失败后逃去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了广西北部。
这样，赵恒惕的四省联合调停粤桂战争的计划只能流产。
眼看粤桂之战已不可避免，毕竟湘粤联防条约要更重要些，而且一直以来从陈炯明处曾得到真心实意的援助，比如湘东反击战。赵恒惕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与陈炯明同进退。
桂军打过来，陈炯明没了别的选择，只能横下心来讨伐桂系。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孙中山下令对广西总攻击，二十六日发表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
就在同一天，陈炳焜的部将，手握重兵驻梧州的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搞得陈炳焜、莫荣新、韦荣昌等措手不及，匆匆忙忙地逃往浔州。
粤军不战而克梧州，孙中山随后任命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
陆荣廷对梧州的陷落没太在意，他下令沈鸿英进攻莫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是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
但是，沈鸿英眼见形势有变，哪肯为陆卖命。暗中请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
陈炯明这时不敢相信他了，粤军马不停蹄地向广西深入。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
粤军为保卫家乡而战，士气高昂。从七月三日到八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
七月九日，退往贺富山的沈军将领黄自高、沈荣光等联合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与西南军政.府保持一致。
粤军乘胜溯西江而上，克复浔州，且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贵县。
这时候，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
此时，唐继尧还没回师云南，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李烈钧便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
桂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将领们均纷纷通电和陆荣廷脱离关系。
七月十二日，桂军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十四日，桂军统领秦步衢逐走了陈炳焜和桂林镇守使李祥禄，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
陆荣廷于七月十六日通电下野，把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孙中山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派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
九月三十日，粤军攻克了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首先入城的是魏邦平部，桂军残余部队非降即溃，陆荣廷只身逃往安南。
讨桂各军一部分撤返广州，准备北伐。
此时，雄心勃勃的孙中山，召集粤军将领、内河舰队及飞机队管带，作动员讲话：“此次粤军进攻广西，不到一月就把桂系荡平，乃将士用命所致。现在两湖已发生战争，当出兵北伐，统一中国，北伐之举势在必行，偏安一隅，只能苟全，而非久安，希望将士用命，戮力北伐。”
十月八日孙中山向广州国会提出北伐案，获得通过，十八日，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
孙中山决定由桂林取道湘省北伐。偕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广州，沿西江入广西。在广西沿途巡视，经三水至梧州。
在梧州时曾向国民党员演讲：“梧州的革命党部甫告成立，今天各位出席成立大会，人数虽只是二百人之谱，可是革命不在人多，如果要使广西永远成为革命党的基地，机关枪、过山炮都不可能，唯有革命主义才是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需要把革命真理传播出去，这个责任就在各位身上。如果我们成功了，中华民国就会得救，就会富强。如果我们失败，将来陆、谭、马、莫诸强盗就会卷土重来，广西数百万人民又将沦为奴隶了。”
这时候陈炯明率部驻防南宁，他仍反对北伐。
孙中山曾电促陈出兵，陈置之不理，且屯兵不进，扬言至少在半年以内休养整训。
孙无奈，赴桂林之前，亲往南宁防陈。
他知道陈的心思，便对孙说：“你应该支持我北伐。从利害观点论，我北伐后，如果成功，中国统一，我当然不会再回广东来。如果不幸而失败，我又有何颜回到两广。所以我北伐后，两广一切全权由你主持，不过请你不要阻止我北伐，并且请切实接济饷械。”
这番话是说到了陈的心里，但陈对北伐仍没明确态度，但似乎不像先前那样反对了。
不久他奉孙中山命回广州筹备北伐军饷、补给，回粤后，借机先把广东省的财权紧紧抓到手中。
孙中山在到南宁时，曾在群众大会发表演讲，主题是“广西善后方针”。
他开门见山：“我是第一次到广西，所以也是第一次到南宁，……大家都知道广西是个贫瘠的省份，可是这次溯江西上，所见两岸都是肥沃的平原，甚至山林丘壑也都苍蔚，因此我发见所谓的贫瘠，并不是真的贫瘠，而只是人事未到而已。”
接着就开发利源建设地方，兴借外债，修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建工厂等项大为发挥，使听众耳目一新，可谓振聋发聩。
不过也有人说他是善放空炮，还拿出当年他去北京见袁世凯，到处声称十年修二十万公里铁路之旧事拿来调侃。
孙中山从南宁折返梧州，再由梧州沿漓江过昭平，沿途系乘帆船溯江而上，从昭平至阳朔，路更险峻，梧州阳朔间虽然才四百五十里，整整就走了十六天。
孙在阳朔发表演说，同样语出惊人：“阳朔是块好地方，万山环绕，遍地膏腴。无知识人的以为这是土瘠民贫，可是却不知道奇峰耸峙的高山，都是石灰岩层的蓄积，可以烧石灰，可以制水门汀。所以别人认为阳朔是不毛之地，我则认为阳朔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我们应该拟定一套计划，把蕴藏在石灰岩层中的煤、铁、金、银、铅、水银诸矿，大量开发出来。”
孙中山在阳朔没有停留，即由阳朔赴桂林。
孙中山打定主意在桂林整备军队，组织北伐大本营。
当时在桂林的部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福建）军李福林部。
此前，孙中山已委派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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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培德（1888年10月29日—1937年2月17日），字益之，祖籍云南省安宁县。出生于仕宦之家，书香之门。其先祖朱化孚为明朝湖广按察使，其父朱秉堃系清朝举人。朱秉堃出任广通（今属禄丰县）猴盐井山长时，携全家同往。
一八九二年，父亲去世，四岁朱培德与长兄朱润德、幼弟朱树德一道被叔父朱秉鉴接回安宁。从此朱培德由祖母抚养，先入私塾，后上高小。少年时读书之余，又喜欢弓马骑射。
一九零七年，朱培德进入云南昆明陆军第十九镇营部武备学堂学习。一九零九年八月，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将该营部武备学堂合并，朱培德十一月入学，就学于云南武备学堂第一期步兵科丙班，与朱德、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等同学，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此时同盟会云南支部在讲武堂和云南新军中甚为活跃，朱培德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常秘密阅读革命书籍，倾向反清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
毕业后任滇（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三十七协（统领蔡锷）七十三标（统带丁锦）第二营第七队队官。武昌起义爆发，朱培德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日，护国第二军在总司令李烈钧的指挥下，由昆明出发，取道蒙自，东出开（化）广（南），进入桂粤，朱培德支队为前头部队，他处处以身作则，出师以后，很快就成为方声涛梯团的主力。
三月十五日龙潭（今广南县境）一役，首战告捷，全歼龙觐光犯滇先遣司令李文富一千余人。
五月十二日抵达广东省的重镇肇庆，朱培德支队奉命改编为第二军第二十五团，由朱培德担任团长，随即奉命转向北江。
七月六日，朱培德奉命迎击源潭二万援军，率领忠勇善战官兵五百余人，直插援敌心脏，俘虏敌军二千余人，创造了全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不久，升任升为羊城（广州）攻略军司令。
十月二十一日，朱培德被北洋政.府授为陆军少将。十一月李烈钧在各方面压力下辞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职，护国军第二军入广东的部队改称驻粤滇军，编为两个师，朱培德晋升为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第七旅旅长，驻守广州市区，其本人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第372章 徐、靳之间关系恶化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五时，孙中山偕许崇智、胡汉民等由拓本圩登陆，十一时五十五分抵将军桥（距桂林城五里许）。
桂林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立道旁欢迎，抵欢迎场所时，典礼队的炮队在郭家山对面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中山先生入欢迎亭时，欢迎人的人们脱帽举旗致敬，并欢呼：“新广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还高唱一首欢迎歌。
十二月七日桂林军、政、学七十六个团体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专题演讲，讲题是“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孙言道：“本大总统这次誓师北伐，经过桂林，借这个机会能够和诸君见面，可算是一段大因缘。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更希望诸君来欢迎民国的主义，革命的道理，那就是革命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本大总统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三民主义如果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三民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反对封建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的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在这次讲演中，孙就三民主义的内容、价值取向做了详尽讲解。
十二月九日桂林的学界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以“知难行易”为题，发表了演讲。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反复讲解“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道理。
十日下午一时，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一千余人在总统行辕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绅民凭入场券列席。会议由赣军总司令彭程万主持，赣军参谋长宣读颂词。
孙登台发表了“军人精神教育”的主题演讲，历时一时半。
李烈钧、胡汉民、许崇智及前四川总司令吕超相继演说。
会议结束时，孙中山发布命令，要求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地方治安、整饬吏治、肃清土匪、约束士兵。
马君武（1881年7月17日-1940年8月1日），原名道凝，又名同，后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 祖籍湖北蒲圻，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为中国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先后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务。后又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是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投入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在桂林发出通电，宣布徐世昌卖国。
电云：“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美，以英美两国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无所忌惮，实属罪不容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除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廿一条款外，特宣布徐世昌及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
蒋中正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孙中山召赴桂林，先抵广州，奉孙的指示，一路上在旅馆和舟车中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现在，他已是最受孙信任和重用之人。
蒋刚到广州，有一位传奇人物也到了广州，就是徐树铮。小徐的南下的任务，是代表皖系和国民党谈合作，共同对付直系。
先前，孙中山已与段祺瑞通过中间人有过联系，所以有北京政.府支援桂军的那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准备出海时，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他们间的合作已经在进行之中。
此前段祺瑞对孙中山应该是恨之入骨，提到段孙也是咬牙切齿，但是为了共同的需要，可以开展合作。看来有时候，这人世间真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当小徐抵穗后，孙中山即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和蒋中正为代表，与小徐密商联合打击直系的军事计划。
电云：“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
二十三日，广州总统府秘书长，拿着孙中山的急电，督促蒋中正速偕戴传贤赴桂林。
蒋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离广州，经三水、梧州、昭平、阳朔，于十八日抵达桂林。
三十日蒋约文官长胡汉民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商决出师北伐的日期，并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州。
二月十二日，张作霖派代表李绍林到桂林晋谒孙中山，商讨合作计划，以便南北夹击曹、吴。
二月十三日，困居北京城内的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帮助，当天到达了天津。
二十日，段祺瑞亦派代表周善培到广东。
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的，孙、段、张三角联盟。
孙中山不能忍受陈炯明的处处掣肘，决定自己率兵北伐，遂命令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
孙下令编北伐军为三个军，李烈钧为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同时电召陈炯明到梧州来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四十个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也由广东供应。
陈炯明仍坚持反对北伐的，他的理由是：“北伐将促使直奉两系军阀由分裂而重趋团结，联合以对抗南方。同时北伐一开始，可能引起南方的分裂，因为西南各省都表示要保境息民，所以现在如果坚持北伐，首先遭遇阻碍的，不是北方敌人，而是南方友军。因此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
收到孙中山命他来梧州的电报，陈理都不理，连回电都没有。
一九二二年三月上甸，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受到张作霖热烈地欢迎。
张向伍朝枢承诺，共同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
就在中山先生的北伐大业紧锣密鼓准备之时，广州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
邓铿（1886—1922），原名邓士元，别名邓仲元。生于广东省梅县丙村镇金盘堡，七岁时随父亲邓丽川经商落户淡水。淡水邓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清乾隆年间开基淡水后，邓氏先人历代经商，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清末时人才辈出，铁面御史邓承修就是杰出代表。邓承修在中法战争后告病回乡，这一年正好邓铿出世，幼年的邓铿受邓承修影响极大。
一九零五年邓铿考入广州将弁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留校，任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政法学堂体操教习，不久任代区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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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七年升任该校学兵营排长兼代左队队官。
一九零九年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
一九一零年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出走香.港。
黄花岗起义前夕，广州地方官吏在事前已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革命党人入城，对外地口音的人要求有不动产作担保。此时，邓铿的父亲曾在广州小东门开设有广丰米店，邓铿便以米店为潜入广州的革命党人提供住所，并表示如有不测，毁家也在所不惜。遗憾的是，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邓铿也不得不逃亡海外。
一九一一年九月初，陈炯明和邓仲元等人秘密潜入淡水，首先在淡水发动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随后参加起义的民众愈来愈多，两日之间发展到五百余人。当时，起义军共编成七个大队，陈炯明为总司令，严德明、邓铿、陈经、丘耀西、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等七人为各队大队长，邓铿兼司令部参谋长。九月八日，各队民军举起革命旗帜，到平潭白泥塘一带集中，布置驻守阵地，准备进攻惠城。
当时驻惠州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闻报，一方面忙不迭地募兵筹饷，另一方面又调各地巡防营兵到惠城候命。这时惠州府、县两城城门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东门和县城西门留为交通孔道，仍旧开放外，其他城门一律关闭。
起义军军事目标是夺取归善县城。时清兵巡防营六百余人集合在馒头岭 （今文头岭）。
两军交战约五小时，互有进退和伤亡，清军以为民军英勇，不敢恋战而退守原防。次日战况仍呈胶着状态，未分胜负。
民军冲破清兵防地，占据了险要的地区二圣宫。有史料记载当第一军进入永湖、马安之间时，清军援兵赶到，民军兵力少，且武器装备也远不如对手，前线一度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邓铿亲率生力军一百余人加入作战，硬生生将敌军击破。在战斗中，邓铿身先士卒，枪林弹雨中率众冲锋数次，连帽子的帽结都被流弹击中打飞，可见战斗的惨烈凶险。是役，清军元气大伤，不得不困守惠州城。
九月十六日，大势已去的秦炳直接受惠州知府徐书祥的相劝，同意献城。
十九日，惠州光复。秦炳直下令开通府城东门，恢复与县城的交通。当日上午八时左右，邓铿等统率所部士兵，由县城出发，经水东街过浮桥直进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欢迎。各队民军相继进城后，由起义军司令陈炯明领衔发出布告剪发和安民，易归善县为惠阳县。
第373章 梁士诒组阁
惠州一战，邓铿声名鹊起。广东全省光复后，升任广东陆军第一混成协协统，广东都督府陆军司长兼稽查局长，后改任都督府参谋长。
一九一三年邓铿任琼崖镇守使。二次革命时起兵反袁，与龙济光激战于三水，失败后逃亡日本。
在日本，他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副部长。从此之后，邓铿一直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在讨袁（世凯）驱龙（济光）、护法援闽等战事中打了无数硬仗。在当时，邓铿与朱执信、廖仲恺被同视为孙中山的股肱心膂。朱、廖二人是政治活动家，邓铿则是掌握军权的重量级人物，孙中山在军事上很多时候要依赖邓铿。
邓铿待人仁厚，律己廉洁，治家节俭，常常以减衣缩食来勉励家人。在福建征战期间，他对自己的要求尤为严格，“月受俸仅百二十金，即平日轻慢公者，亦为赞叹而敬服”。
他经常对下属和朋友说：“近来人心常以做官为黩货途径，及其已得，则消耗与嗜。即稍稍储积，其结果不过增加自身罪恶，而陷后人于有恃无恐，不克振拔之地而已。”
闻者皆服为名论。难怪胡汉民称邓仲元为“武人之中，高节远瞩，惟公为能”。
邓铿治军严谨，廉政不阿，嫉恶如仇。他对军中不肖分子包庇烟赌的行径，毫不徇情，并多次派出宪兵，专门缉拿偷运烟土的官兵。
有一次，他在广州晏公街缉获烟土两百多担，查明是陈炯明的部署洪兆麟、陈炯光、陈觉民等人伙同所为。虽与陈炯明是生死患难之交，但并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召集广州各界代表和各国驻广州领事，共同监督将烟土焚于东郊。
此举被当时的人们赞颂为林则徐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焚毁鸦片。有人劝他做事要少与自己树敌，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邓铿则说：“怕死则不必作革命事业，丈夫宁玉碎耳，何虑？”
但是，此时的邓铿还没有想到，他的这一系列廉政不阿，嫉恶如仇之举，已经为他日后遇刺埋下了祸根。
陈炯明的亲信有犯法的，常受邓铿的呵斥，陈的左右对邓铿积怨甚深。认为邓铿是粤军中的孙中山亲信，视如眼中之钉。
孙中山出师时，邓铿特拨自辖的一团为孙的警卫团，以邓的副官长陈可钰统率，用以保护孙的安全。北伐军军饷，就是邓铿一力筹措的。
三月中旬，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从北方到了香.港，邓铿和总统府秘书长谢持由广州专程赴香.港迎接。这次行踪除了粤军总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并无外人知悉。邓启程时，陈炯明曾亲自送到楼梯。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傍晚七时，邓铿从香.港返回广州，在广九车站下车。即将登上汽车前，忽然人群中响起了枪声。邓仲元身中两弹，一弹掠过腹部，微伤，另一颗子弹则贯胃部而出，重伤。
邓铿中枪负伤后第一时间仍想奋力抓住凶手，但是伤重不支，只好马上命令司机赶回省署。
见到陈炯明和家中亲人后，此时的邓铿已隐隐感觉到性命难保，遂告知后事：“余才学不逮朱执信远甚，朱且先我而死，为革命党人，平日拼作牺牲，尔等无过伤也。天下不能容好人，付之叹息而已。”
二十三日四时不幸逝世，终年三十八岁，临终前叹息一声“好人难做”！
就是邓铿临终前的这些话，引发了后来人们的诸多猜想。
邓案发生后，政务厅长古应芬怀疑凶徒匿居香.港，派夏重民赴港密缉，获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陈远生嗾使黄某收买凶手谋刺，曾密报香.港政.府。
邓铿殉难消息传至桂林，胡汉民、许崇智、蒋中正均伤悼恸哭，
孙中山尤为悲怆，电陈炯明云“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日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
廖仲恺致蒋中正函云：“仲元遽遭惨害，吾党健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追怀良友，辄复怆然出涕。渠生前至爱赣园，临终亦以执信为念。赣园适与执信墓相对，故拟卜葬于此，已电园主协和（李烈钧）借地矣。”
国民党方面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指使人暗杀的，而陈炯明一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国民党内激进分子所为。
应该说，无论是陈炯明还是国民党，都没有理由杀害邓铿，最大的可能是邓铿得罪过的人挟私报复。
邓铿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也深得陈炯明的信任，是可以沟通孙陈关系，化解和缓和二人矛盾的无可替代之人。他的不幸被害，对孙中山、陈炯明之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无疑是致命一击。
四月九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
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随后被孙中山罢黜。
前边我们提到了北京政.府的穷。但到了民国十年秋冬之际，北京政.府的穷已经闹到了难以维继的状态。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列强讨债、还有中交两行限制兑现，总之，无一处不闹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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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因之停顿。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
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请求辞职。
各省督军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以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讨饷，口气愈来愈不耐。
日本人则散布谣言，说是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十八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六百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可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因为关税余款是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
外债借不到手，外国债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讨到期的欠债，使到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效法。
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民国十年十一月一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提出以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一千一百万美元及其六十六万美元的利息，同时扣取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一百三十万美元及其利息一百零八万，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这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为了烟酒问题而发生争执。
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人。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的办法后，如果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一百多万元的回扣。
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阿卜脱当然赞成。潘复的如意算盘是样一来，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八十万美元，分享一百六十万美元佣金的一半。
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能实现。不久阿卜脱启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继续谈商。
正当徐、靳之间关系恶化时，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
靳云鹏听到这句话，也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
接着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靳这些话照转给徐。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颜色的人，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达于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
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指责徐的心腹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能力太差，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盐务总署署长潘复已因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对潘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后，所有税收帐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
徐世昌认为靳云鹏是挟张作霖来威胁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完全归咎于内阁。从这个电报来看，完全是在宣布靳的罪状。
第374章 吴佩孚倒梁
靳云鹏看来是提前得到了信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他亲到总统府询问徐世昌，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很干脆地回答说，是的。
靳竭力阻止发出这个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负责，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
徐却执意要发，并且气忿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
靳还想说什么，但看徐很不耐烦的表情，明显是在下逐客令，只得悻悻地退了出去，当天就请假不到国务院办公。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烟酒督办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云鹏却要潘复继任。
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自己这个总统不当，也决不让潘复上台。”
后来折衷协调的结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算是这两个实力派都照顾到了。
汪士元,江苏省盱眙县人，原名汪祜孙，字向叔，因其藏有宋徽宗画《晴麓横云图》立轴而得斋号麓云楼；又号玉带砚斋、清净瑜迦馆。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第二甲第六十六名进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进士称号的人之一，为近代著名收藏家、书画家、政治家，著有《麓云楼书画记略》。
钟世铭（1879—1965） 字蕙生，天津人。清末天津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毕业，举人。后入美国哈佛大学得法政学博士学位，又赐进士；复经殿试，点翰林。民国后先后任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教务主任兼北洋法政学校教授、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筹备委员会委员、盐务稽核总所坐办兼盐务编译处坐办、盐务总署顾问兼秘书、北京盐务学校董事长等。
十二月三日，徐世昌发表了辞职电。
在这个电报中，先惋惜“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而国会问题因“民国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
对于联省自治，则竭力攻击：“近岁之乱，当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
通电的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
徐世昌的这个辞职电，主要内容是向各省军阀诉苦，说是请辞，却特别指出他的总统任期未满，到更像是强调他的总统地位不可动摇。
此电文没有让靳云鹏和内阁难堪，因为张志潭和郭则沄苦苦相劝，所以把原稿中攻击靳和内阁的辞句都删去了。
靳云鹏内阁尽管一直致力于在直奉两系努力寻求平衡，竭力保持不偏不倚，但因靳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在财政方面以及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不免有亲奉疏直的倾向，或者他没有也无法避免相关人的猜想。故此，直系对这个内阁是不支持。
据说靳云鹏的幕后军师是交通总长张志潭，而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由此而对内阁也颇为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更让张作霖大为恼怒。一个小小的师长，怎么可以和他这个大帅级人物齐名。
这也就是说，靳云鹏内阁最后的结果是两边都没讨到好。
旧交通系和徐世昌素有渊源，一直在试图倒阁。见徐靳的府院发生冲突，旧交通系分子更有了可趁之机。旧交通系本来掌握了本国银行事业和交通事业，靳内阁自始就困于财政，财政困难也便成了旧交通系搞垮靳阁的最主要的手段。
为了加速搞垮靳内阁，旧交通系的要员叶恭绰秘密到沈阳拉拢张作霖。他们清楚什么东西对奉张最有吸引了，叶向张建议，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财政，收买交通银行股票是最有力的手段。
十二月十二日，张作霖到天津。
这天，靳云鹏也正好赶到天津，他和张作霖商量，联名邀请曹锟来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张作霖对此虽然不敢兴趣，但也不好拒绝。
靳云鹏看到了徐世昌和旧交通系都要逼垮他的内阁，还想再借曹、张两巨头作靠山。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自己的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
曹锟听了吴的建议，因此当靳、张联名邀请他时，借口有病，不肯来天津。
缺了这么个主角，靳云鹏的“巨头会议”当然只能流产。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张作霖到了北京。抵京后，对外郑重宣称不干预政治，也不过问内阁问题，此次到北京来是专门为了讨论“征蒙”问题的。
可是，当他去见徐世昌时，却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认为他不配作财长.高凌霨是直系所推荐的，当然不为奉张所喜。又骂交通总长张志潭对交通外行，不配当交通总长。
张对徐说：“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
此话道出了他此行的目的，是配合旧交通系倒阁。
张这番话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组内阁意见不谋而合，也更加坚定了徐的决心。
到了这时，靳才知道自己处境有多糟糕。本来已被徐世昌、旧交通系挤压的苦不堪言，现在奉系又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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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下去了，十二月十七日靳云鹏的第三任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
十二月十八日徐批准靳内阁辞职，并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颜惠庆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表示正当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维持。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代理的期限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曹锟在徐世昌、张作霖两人竭诚邀请下，于十二月十九日到了北京。
张向曹极力保持好感，而且热诚地向张建议，他们两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
其实，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四百万元借给交通银行，按日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
他还打算把中国、交通两行合并，成立中央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旧交通系倒阁的最终目的，是推出他们的首领梁士诒来组阁。
梁士诒自民国五年以洪宪祸首受通缉后，就一直被北京政坛边缘化。与他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相比，天上地下。这本就是个不甘寂寞之人，而自他不在台上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便恃此重返政坛。
徐世昌目睹财政情形恶化至于极点，把希望寄托在梁财神身上，认为梁或可起死回生。
于是，踌躇满志的梁士诒乃于十月十日离港，十二日到上海，顺道赴杭州游桐庐、七里泷等名胜。做出一付闲云野鹤的姿态，不急不慌于十一月底循津浦路回到北京。
梁士诒到北京的时机最好，因为靳内阁已经摇摇欲堕，徐世昌便和他接洽组阁问题。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世昌下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梁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部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张弧
陆军总长鲍贵卿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农商总长齐耀珊
交通总长叶恭绰
梁内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合兵一处。
张弧(1875年--1938年) ，原名毓源，字岱杉。浙江萧山城厢镇人，祖籍河南开封。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五年间代理福建布政使，兼省立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曾任长芦盐运使等职。一九一二年任两淮盐运使。次年调北洋政.府盐务筹备处处长，旋改财政次长，并兼盐务署署长、盐务稽查总所总办。一九一七年协助段祺瑞对张勋复辟的讨伐，旋被任为侨工事务局首任总裁。一九二零年任币制局总裁。
叶恭绰（1881－1968年9月16日），男，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祖父叶衍兰（兰台）金石、书、画均闻名于时。父叶佩含诗、书、文俱佳。
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一九一七年出任过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在卸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担任过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二届中国政.协.常.委。
梁内阁一开始就遇到障碍，因为直系的曹锟，尤其是吴佩孚是反对梁士诒组阁的。
当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时，曾经把曹锟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曹碍于情面，不好拒绝。
但曹经不起吴佩孚一再打电报给他，劝他离开北京是非之地，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
吴佩孚早在梁士诒北上时，就担心梁会上台，曾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谓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为宜。特闻。”
第375章 梁士诒请辞
梁士诒的内阁以长于外交和财政自负，吴佩孚偏偏以外交（胶济路）问题攻击他，以财政（军饷）问题打压他。
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吴佩孚发出通电：“……自鲁案发生，展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府会议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拟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准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
“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吴佩孚此时已经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梁士诒不敢怠慢，接到吴的电报后，以国务院会同外交部名义于一月七日发出倒填日期的电报。宣布交涉现状并征全国同意。
电曰：“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嗣以关于款项用人办法，双方争议，迄未解决。
“上月二十七日，日使到外部称，日本让步已极，若中国坚持即刻赎回之议，惟有停止交涉等语。我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三十日我三代表来电称：‘赎胶济路付款事，现拟两种办法：（一）中国人以现款存入第三国银行，协定成立后，第三个月底交五分二，第六个月底交五分一，第九个月底交五分二，照此办法，中国不必聘用日本技师。但日本代表坚持在会同派铁路人员估价后交还该路之前，须将款项全数交存第三国银行。（二）中国按照应付款数，发行国库券，分二十四期收赎，每六个月为一期，但三年后，中国得一次赎清，惟须六个月前通知。第一期于协定发生效力，九个月后交付现款，其余款项，以本路资产及赢利作抵，并酌给利息，中国政.府于中国铁路内所用日本有经验技师中，选充本路工程师。
“照此办法，日本坚持须用日本为副车务长，副会计长’。查该路作价约三千万日金，采用何办法归还，政.府并无成见，如能设法筹足交存，照第一款办法办理，则一切葛藤均可斩断，固为上策。然金融紧迫，款钜难筹，即三代表电称：‘国民代表，山东代表亦主张分年付款，用人一节，不妨让步’云云，果能现款收回，虽似直捷，而国民代表不敢应承，则筹款之难可知等语。是舍立付现款而外，无论库券债票，惟有仍抱定赎回自办宗旨，以冀取益防损。目下华府闭会在即，势难久延，除电知三代表坚持原案以保主权外，尚盼切实筹维，兼权利害，明示周行，借为后盾，大局干甚。并希立复。”
一月七日梁士诒再发表通电，辩白并没有和日本驻华公使小蟠谈判外交事务。
电曰：“微日通电计达台鉴，诚以胶济路案关系重大，事机迫切，有稍纵即逝之虞，用将经过实况宣告国人，冀明内容，并求良果，事属未定之局，心无成见之存，区区微忱，谅蒙鉴亮。乃吴巡阅使睽隔传闻，致滋误会，竟有歌日之通电。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钜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长短，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
“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策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蟠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此次华府会议，既有端绪，当然仍由外部及三代表主政，亦无取特别训条。吴使歌电所指摘者，均与事实相违。在吴使爱国心殷，热忱倍炽，偶为流言所惑，遽滋投杼之疑。士诒惭诚心之未孚，惧时机之易失，诚恐流言之不息，影响所及，将致尽弃前功，则数月来，我国民奔走呼号，各代表苦心因应，概付流水，其为不幸，岂止士诒一人而已！心所谓危，敢陈悃臆，惟我爱国同胞实图利之！”
同日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
文曰：“我国与各邦交，近幸均极敦睦。自民国肇造，国体变更，国民之学问见识，亦随国体之转移，而与时增进。故对于新文化，则欲其灌输，以增益固有之智识，对于经济，则冀其流动，以开浚未辟之富源，此实东西洋接近之阶梯，而无形中足以联络交谊于无穷者也。至于此次华府开会，其主旨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永久和平。我中华民国位于太平洋之上，关系尤重。其对于该会议所愿望者，在恢复独立国家固有之主权，享有国际平等公正之地位，与列强友谊协作，解除国际间之歧向，及防止将来之纷争而已。
“中国希望与已有关系之各重要问题，皆应在华会解决。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以中国人民之天才，益以四千年之阅历，证诸往事，足以制胜一切艰钜。中国政.府及人民，倘非因顾虑外侮而减少其能力，并苟脱离现在主权之限制，则中国不难建设强有力之统一国家，造福本国及世界。新内阁知现境之维艰，但非无法以制胜者也。”
梁士诒辩诬的通电发表后，吴佩孚不依不饶，一月八日又发电指责梁。
电曰：“梁士诒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曾于歌日通电揭其罪状。乃梁氏作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竟有虞日倒填日期之微电，故作未接歌电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为，电首既标明七日一点五十分发电，而电末则注微日，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稍有阅电常识者，当早如见其肺肝。
“彼开宗明义，首曰：‘内阁成立，一秉前次方针’，是欲以卖国之罪，加之前内阁也。如前内阁有借日款赎铁路，用日人之举动，何以未闻前阁磋商？何以未见今阁声明？既曰筹款办法或债票，或库券，何以又曰不论国内外筹措？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政.府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为施其盗卖伎俩也，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全国不乏明眼之人，当必群起义愤，共讨奸慝。全国更不乏殷富之家，务祈合集钜资，保存命脉，锄奸救国，海内共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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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看来是铁了心倒梁阁，一月十日，吴佩孚发出第三电攻击梁士诒。
电曰：“庚日通电，谅邀鉴察，据华府会议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与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其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鉴。适余、蒋自华盛顿来电，更证明梁致专使之电，公然承认日款与铁路共管两事，则梁士诒倒填日期之微电，又焉有置喙之余地！
“观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劝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国神明华胃，锦绣河山，而容此獠，长此盗卖，宁谓有人！人心不死，即国土不亡，正义犹存，即公理尚在，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这次吴佩孚倒阁，是指责梁士诒就任阁揆后，即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面允关于胶济路问题，直接在北京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而置华盛顿会议于不顾。这是国人关注的焦点，自然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
吴秀才善审时度势，就抓住这个大题目攻击梁。
梁士诒却坚决否认有此事，一再辩白，一再否认。可是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则对中国代表说，确有其事。
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乃于一月十日由华盛顿拍电北京国务院和外交部，询问政.府是不是已和日使直接谈判。
电云：“此间日本代表团传出消息，山东铁道事，北京政.府已与日本议有端倪，不久华府中国代表即有确切之训示云云。在美华侨得此消息，颇抱不安，究竟有无此事，乞速电示，以便更正！基、钧、惠十日。议五十二号。”
这样一来，形势对梁士诒越发不利。
十二日国务院外交部电复三代表。
电曰：“十日，议五十二号电悉，上月二十七日国务会议议决，鲁案由三代表在美京赓续办理，业电达。政.府始终无在北京与日本开议之意思，更无此事实。所传议有端倪，自属毫无影响，对手方所传消息，显系一种作用，请速更正，并告华侨勿信误传为要！再来电更可证明政.府以前并无训令三代表改变原议之事，除国内已切实声明外，祈一并声明！”
同日，北京国务院并通电宣布胶济路并无直接谈判与借日款事。
电曰：“关于胶济铁路事件，远近传闻异词，易生误会，特将事实简明宣布，俾国人咸知真相。（一）政.府对胶济铁路案件，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此案始终由外交部电知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决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三）我代表来电，主张筹付现款或发行国库券赎回自办，未变初旨。（四）关于胶济路案，国务院并无迳行致电三代表之事。（五）政.府并无借日款之意。（六）二十八日小幡公使来贺任时，谈及胶济路事，总理只答以我国方针，在筹集款项赎回自办，应由代表在华府会议解决，并声明此是个人闲谈，若正式答复，当经外交部。此后院部并未因此事与小幡公使有所接洽。以上六款希为传达，俾众周知。”
梁士诒有没有和日本公使小幡谈及借日款赎路事，成为这次阁潮的症结。但不论梁有无此事，但梁阁有亲日嫌疑则是不争的事实，吴佩孚借此打击梁阁算是抓到了命穴。
第376章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
梁士诒在袁世凯时代，可算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想不到在吴秀才面前，却如此不堪一击。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就此事原委再度说明。
电云：“胶济路案为吾国今日最要之问题，亦为国民所最注目之一事。士诒不敏，忝总国务，自当熟权利害，挈较重轻，期以尊重舆情，解决悬案。乃旬日以来，流言迭起，误会滋多，自愧诚信未孚，深以陨越为惧，今敢有最恳实之言，布告于群众者：（一）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本款，以赎回胶济铁路。（二）士诒及国务院向未因胶济路事发过何项训电与三代表。（三）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将鲁案移至北京交涉。（四）胶济路事始终仍系三代表照原议在华盛顿商议，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总之诒虽不才，惟事实所关，讵容诬蔑。
“国民如为征信计，可电询三代表曾否接到国务总理，或外交部，或梁某个人之电，嘱其借用日款及改在北京交涉。如有此事，则士诒受责何辞！否则，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徒为忌我者所笑，爱我者所悲；逮真相判明，业已噬脐无及，则误国之责，必有任之者，而恐非士诒也。现距华会闭幕不过数日，已至最后奋斗之期，若非内外一心，急起直追，势必无及。迭接三代表报告，知三代表及英美两方已表明谣诼之虚诬，知我并无改变前议及移地交涉之事，英美调人已重事接洽。惟事钜期迫，非有真正后盾，三代表亦莫由奏功，今将士诒个人对于此事之希望，略陈两项于下：（一）坚持立刻赎回办法，由政.府及国民速即筹集现款，以备交付。（二）依上项办法，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无须附带条件，其用人等项，即无庸议。
“此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果使我同胞坚持定见，万众一心，虽当捉襟见肘之时，必有集腋成裘之望，表示我四万万人群策群力，即在此日。诒虽驽庸，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仅本外交公开之原理，借征公众意思之从违。士诒对于此案，决以民意为依归。前此各方指摘之言，不特无所容心，且当引为争论。惟冀全国一致，渡此难关，免失友邦期望之殷，用树政治刷新之础，庶国际地位，国内形势，尚有增进挽回之一日。士诒即以此电为征求全国公意之方，亦正我国民试验外交能力之日。邦人君子，幸有以教之！”
从这通电来看，似乎梁士诒确是被诬。但世上有些人，有些事是辨不清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为的是搞垮你，并不是想搞清楚真相如何。
一月十二日，早已成为热点人物的吴佩孚，再发通电。
电曰：“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
“借日款赎还胶济路，各部总长均极反对，独梁、叶、张弧，不以为然。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梁士诒这顶洪宪罪魁的罪名已是铁案，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梁那么有才智和见识的人，踏入洪宪称帝的泥潭，一辈子都无法拔腿，实在是叫人叹息。人常说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而这吴秀才剑走偏锋，哪壶不开提哪壶。
十五日，吴佩孚似乎在痛打落水狗，电梁士诒迫其下野。
电云：“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恶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政.府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
“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算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团，按常理分析，他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如果事实如此，梁士诒却是蒙不白之冤。
话又说回来，当时的中国政.府,急需要钱，不管是谁家的钱，得能借到算。一个摇摇欲坠，支离破碎的政.府，没有可靠的抵押，和谁能借到钱？就算是能借到日本人的钱，也是梁的能耐。
但是，大势不好，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都被吴秀才占去。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梁士诒的后台张作霖虽然极力为梁辩护，但张哪有吴秀才的本事，可谓有劲使不上。
在此期间，他曾发电报给徐世昌，帮梁说话。
电曰：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但徐世昌也是无可奈何。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不放过其副手叶恭绰。
吴于一月九日发出通电，反对交通部用日本技师和日本电料，架设沪、宁、汉长途电话。
搞得交通总长叶恭绰措手不及，忙于十日通电说明原委。
电云：“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
一月十九日吴佩孚领衔，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列名，电请免梁士诒内阁总理。
徐世昌接到这通电报即亲批“交院”二字。
照理攻击国务院总理的电报，总统只可以存档，不应批交总理，这一批，等于暗示不支持梁阁。
梁士诒是何等聪明之人，便持该电谒徐世昌面请辞职。
当着徐的面，梁发了一通牢骚，觉得外人不知内情没有办法，徐在这个时候也跟着起哄，不免太伤人。
徐则唯唯诺诺，毫无明朗表示，于是梁士诒乃面请辞职，愤然离开总统府。
北洋时代的“电报战”是当时一大特色，起草电报的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吴佩孚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倒阁。有人也跟着凑热闹，蹭吴的热点。田中玉、萧耀南、齐燮元、陈光远、赵倜、冯玉祥都发通电与吴佩孚相呼应。
直系领袖曹锟没有讨梁的通电，但是，别人都认为他的得力下属吴的态度就代表他，他发不发电没有关系。
最妙的是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读完为之忍俊不禁。
梁士诒却表现出相国风度，他的中国书读得很通，当然了解中国人所称的相国胸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则大”。所以他对各式各样讨伐他的檄文都逆来顺受。他称吴佩孚为“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吴佩孚针对他这风度，讥笑他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吴佩孚这时真是旭日东升，天之骄子，三年前他猛攻龚心湛内阁，龚阁因之垮台，是对皖系作战的先声。现在他猛攻梁士诒内阁，梁也摇摇欲坠，这次是他对奉系宣战的前奏。在这前奏曲中吴佩孚一直抓住上风，他的电报战有声有色，人人叫好，而张作霖却只有招架之功，拿了难题做不出好文章来，仅仅以私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来，不要灰心。
梁士诒辞职，徐世昌只批了准假，梁也想看一个时期，所以半推半就地请假到天津去。徐世昌当时想请北洋元老王士珍组阁，王自然敬谢不敏，王士珍在北洋老将姜桂题去世后，曾由北京政.府派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他本来一直住在正定，不常到北京这个是非之地，由于兼理将军府事务，所以才到北京来的。
外交总长颜惠庆奉派第二次代理国务总理。因为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是梁内阁，所以颜惠庆这次的“代揆”在性质上和第一次不同。他表示仍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同时他宣称代理阁揆之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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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7章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直系领袖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权倾中外。大家都知道，他所恃的是吴佩孚。曹对吴有知遇之恩，又是吴的顶头上司，他对曹始终很恭顺。
直奉两系关系恶化，奉系认为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而直系领袖曹锟的左右也有同感。
在张作霖方面，他不喜欢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不该和他并驾齐驱，他觉得吴的资格很浅，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事实上，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张作霖。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吴佩孚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这是让关外王最反感的。同时，张认为吴处处跟他过不去，尤其是对梁士诒内阁的攻击，分明就是针对着他。
从衡阳驻兵时起，这个小小师长的吴秀才脱颖而出，青云直上，事事得心应手，事事如意。东北王看着这个北洋后进，越看越不顺眼，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吴秀才已成气候，张越来越容不了他。
曹锟在保定虽然倚赖吴佩孚，但他对在洛阳的吴佩孚还是存有戒心。加之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直奉之间局势趋向紧张，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张作霖一直跃跃欲试，而吴佩孚也认定难免一战。
张作霖这时的用兵计划是对洛阳吴佩孚实行合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从陕西出兵，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
张作霖这时已和南方政.府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来往，这便是外间盛传的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
张希望南方政.府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
此时的奉张，可谓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在很多人看来，奉直能否一战，主动权在于兵强马壮的奉系。
南方政.府的主战派这时正把北伐喊得震天响，北伐军迟迟没有出动，是因为受到了陈炯明的阻碍。
曹锟还是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日，徐世昌通电申明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
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
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
哪知张老帅见到这位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
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动向。
而吴则因为自己的兵力散在陕西和两湖，部署尚未周全，而因此保持静默，只是通电辟谣说他本人决无和奉张开战之意。
民国十一年二三月间，局势万分险恶，段祺瑞从北京溜走，孙中山一再宣示北伐的决心，这些对直系都极不利。
张作霖于是对直系的态度便愈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
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便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这引起了曹锐的恐慌。三月八日（阴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五十七岁生日，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
张作霖对待他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
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
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
孙烈臣笑着说：“好吧！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
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
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
第三，段芝贵督直；
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
这些条件是很苛刻的，足见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一拼。张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等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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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
原来，财政部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九千六百万元。
由于遭到直系的质疑，就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
不料审查的人很认真，查出里边的诸多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
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弃职逃往天津。
吴佩孚抓到这个由头，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财政部的“八厘债券”是奉张鼎立支持的，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
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
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三爷，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发出，这个电报主要代吴解释五个问题。
电云：“（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
电云：“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
“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第378章 张作霖“击鼓骂曹”
这一时期，政潮动荡。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则坚决不肯继续代理国务总理，总得有个结果。
徐世昌虽然见多识广，面对这样的时局，也不知所措。只能请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
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非法国会所产生的“总统”。
为了控制政局，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
无论如何，不能长时间的无政.府，便于四月八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
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世昌有四点考虑：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和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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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周自齐出任国务总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此说法有法理根据，逼着徐世昌于四月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
这一手更糟糕，不过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无一点帮助。
直奉双方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的缓和，而是越发剑拔弓张。
西方国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
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
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大量驻军。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
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这些列强显然有些偏向直系。
徐世昌和北洋的元老对局势已经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皖系便可以重整旗鼓。
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四十九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佩孚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
这两位山东军人是有渊源的。
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
十二年后卢虽贵为浙江督军，可吴佩孚已经是两湖巡阅使。
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虽然通电附和，但也有这样的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
当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很不屑：“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的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个师三个混成旅也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
到了四月初，张作霖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
四月十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
四月十五日奉军接着入关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十六日李景林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十七日张作霖令炮兵四营带了五十四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四月二十日派马队进驻通州。
进关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四月十七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曹氏兄弟看来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对于奉军的进兵非但不予阻止，而且节节退让。
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
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便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
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让与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不满，曹锟也看出退让于事无补，为了保全地位和权利，他终于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
他召来秘书，向他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
秘书打算把曹大帅的口谕改成文言发出，曹说：“不必了，就用我这几句话打给他吧。”
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浙督卢永祥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如何减轻紧张的局势，如何撤退双方的军队，如何达到和平的途径。
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永祥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
奉系这时因为南方局势有变化，广州的北伐军没有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反直联合阵线未能形成，所以很愿意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吴佩孚想的是速战速决。
四月二十一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向奉系挑战。
电云：“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见，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具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为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统一耳。
“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这个通电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去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派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和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因此，当这个通电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齐燮元很狼狈。
曹锟态度由弱转强，直奉之间局势更形恶化。
这时直方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溶的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在四月中开驻涿州，第十、十五两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全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
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
冯玉祥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第一旅、陕西陆军第一、二两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
四月二十二日曹锟通电张作霖：“民国肇建，战祸频仍，国本飘摇，民生凋敝。华府会议以来，内政外交，艰难倍昔，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内一举一动，皆为世界所注目。近者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长驱直入，环布京津。锟以事出仓卒，恐有误会，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乃陆续进行，有加无已。铁路左右，星罗棋布，如小站、马厂、大沽、新城、朝宗桥、惠丰桥、烧炮盆、良王庄、独流、杨柳青、王庆坪、静海、以及长辛店等处，皆据险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断绝，海内惊疑，友邦骇怪。
“锟有守土之责，何词以谢国家？何颜以对人民耶？向者国家多故，兵争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设兵事无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惨遭锋镝，国基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首！顷据张巡阅使皓日通电，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锟愚窃谓统一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方今人心厌乱已极，倚恃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皓电又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公同讨论，’似此则解决纠纷，必须听之公论。
“若以武力督促其后，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海内人心，岂能悦服？总之张巡阅使若以和平为统一之主干，此正锟数年来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为极端赞同，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共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诸公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远倍于锟。迫切陈词，宁候明教。”
第379章 直奉之战
张作霖获悉曹锟兄弟态度转变后，知道直奉之战已不可避免，但对曹电不能不答复：
“顷接曹巡阅使通电，谅已达览。惟对于此次奉军入关经过情形，确与事实不符，当再详晰陈之。查从前奉军原驻关内者，不过一师两旅，直皖战争以后，因京畿地面空虚，酌增两旅。并经曹使面告以南方不靖，请以西师兵力援助。年余以来，奸人挑拨，猜疑叠起。作霖鉴于各方情势，为息事宁人计，即于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甫经动议，大总统饬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留，曹使来电，且有‘弟如决计撤兵，兄即辞职’之语，电牍具在，可复按也。
“作霖当时以大总统既再三传谕，曹使又情意殷殷，公义私情，无可诿卸，即允遵谕留驻。惟各军久驻关内，训练检阅，劳逸不均，当拟先行输入一部分换防，并与曹省长高洽，酌添少数军队，以资联防。曹省长并谓：‘奉直两军驻在一处，且看有无冲突’一语，时有大总统所派之鲍总长在座，共见共闻。论为‘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然则鲍总长非大总统特派之总长，曹省长非直隶之长官乎？且此次所称奉军所驻地点皆从前奉军原驻之地，并未扰及人民一草一木。乃前队甫经过津，而曹省长即弃津不顾，马厂驻军亦弃炮退走，涿州琉璃河方面则挖壕备战，郑州方面则积极调兵，对于奉军决战之阴谋，乃完全披露。
“而吴佩孚平日所谓‘不扫灭奉天，不能横行’之声言，与曹使从前之巧使吴佩孚詈段合肥，而个人则以‘并不知情’四字为隐身符，其策划乃复施于作霖矣。此即奉军进兵之事实，与曹使所谓‘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之经过情形也。至于统一问题，作霖通电措词，系‘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使颠倒其词，竟称谓‘武力统一’，则此电文具在，乃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耶？总之奉军如无益于直，则撤退可也，留之何为？留之而又诬其启衅，诬其扰民，其心安在？种种事实，谁为启衅？是非功罪，自有公论，决非口舌笔墨所能强辩，霖与曹锟亦决不作此无谓之争。第恐真相不明，听闻淆乱，用再通电陈明，敬希鉴谅是幸。”
这时，赵尔巽等调解人还在作最后努力。
张作霖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电复诸调人：“如仲帅（曹锟字仲珊）到津，自当即日就道，共商解决。”
诸调人于是联名致电吴佩孚：“时局风云日趋险恶，弟等上感元首敦迫之谊，下聆国民呼吁之殷，业于个日联电仲帅雨帅，请其约日莅津晤商，以资解决，并请双方先将前线军队约退，以安人心。当时本拟同电奉邀，恐因洛阳地方重要，台旌未便遽离。故拟俟仲雨两帅面晤后，再由仲帅面约。台端热诚谋国，统一南北之举，研究经年。现雨帅皓电既以促成统一为言，是与执事所抱意见已相符合，将来会议以后，公开讨论，必能持平解决，以民意为从违。万垦台端于此最近期间，力持坚忍态度，以待调人之进行，是所切盼。”
吴佩孚对调解人的电报根本不予理睬。
四月二十五日，张作霖终于翻脸了，他发表通电痛骂他的亲家曹三爷，骂曹一生行事模仿他的“祖先”曹操，是个口是心非的奸雄。
电云：“我哥通电，均经奉复。对于奉军入关一事，大意尚须奉质者，请再详言。来电所称‘不奉中央明令，不告本地长官’两语，已将奉军经过事实，明白通电。其是否不奉中央明令，不告地方长官，明眼人皆能明晰。弟姑援一成例言之，为我兄弟相共研究之资料。前年直皖战争，我兄首统雄师，直趋畿甸，岂亦奉有中央明令耶？涿洲、良乡、琉璃河附近，皆京兆尹地面，非直隶辖境，亦通知该管长官耶？至于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决非‘武力统一’四字所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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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断章取义，为谋统一而兴兵，较之为地盘而兴兵，为公为私，岂可同日而语耶？试问上年湘鄂之战，为公乎？为私乎？如其为公，何以不予督军，则称菊人先生，顿兵衡阳，以为要挟。任为巡阅使，则称我大总统。决水灌堤，以祸人民也。昔贤云：‘苟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我哥不此自责，而乃强诬奉军以不奉命令，武力统一，何不稍加反省，乃竟冲口而出也？吴佩孚之骂段合肥也，吾哥曾嗾使之，此吾哥与弟亲言，不敢相诬也。今则以施之合肥者，将施之于弟矣。
“犹对众通电云：‘事事退让。’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虽魏武一生得意之语，后世即以此为奸雄二字之歌诀。在汉魏专制时代则可耳。若大同之世，天下为公，一举一动，皆当适合人民公意。项城晚年一用手段，则群起而指摘之，卒致败亡，近事可为殷鉴。吾兄老矣！文字之间，或未暇详究，一味以罪恶加人为快，而自忘其躬自蹈之也。与其使天下后世阅吾哥之通电，摘其阴私而诟谇之，不如俯采微言，自为更正，不失为改过不吝之英雄也。诗云：‘慎尔出言’，愿吾哥三复之，无听市井无赖之狺狺狂吠，犹掀髯大笑，以为得计，则非弟所敢知矣。”
时局演变到此，已不可收拾。
在张作霖“击鼓骂曹”的通电当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人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
电云：“国民苦胡逆张作霖久矣。曩以国家多故，犯而不校，启大盗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因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责，而佩孚等所内疚神明者也。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矫命乱纪，犯阙称兵，罪恶贯盈，末日已至。长此容忍姑息，既无以拯国民水火之苦，更无以答友邦希望之诚。用敢厉兵秣马，整饬戎行，直揭罪魁，昭告中外。张作霖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曩岁国民大会，原期排难解纷，而张则力阻其成。比年西南北犯，无非增长内乱，而张则甘为作伥。近复勾结叛逆，四出构兵，障碍统一。其罪一。
“梁士诒洪宪祸首，张作霖则举为总揆，张勋复辟罪魁，张作霖则邀求巡阅，倒行逆施，危害国体。其罪二。害莫大于祸国，奸莫甚于通外，张作霖兼而有之。嗾使耿玉田运械俄人，诱致蒙匪。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青胶。勾通外人，贻祸祖国，稍有人心，何忍出此！其罪三。华会告终，友邦劝裁无用之兵，而张作霖则招匪以为兵。青岛收回，吾国视为新硎之试，而张作霖则运匪以扰鲁，丧心病狂，负罪友邦。其罪四。国之与立，惟在法纪，破法乱纪，张实作俑，以法令为刍狗，视元首若弁髦，法纪荡然，政纲解纽，擅调军队，挟制中央，垄断政权，屡召会议于京津，威迫河间，突然进兵于浦口，兹复陈师入关，危及元首，破坏法纪。其罪五。
“京师首善之区，中外属目，秩序森严，自张派奉军盘据，白昼劫掠，跋扈恣睢，闾阎则一夜数惊，商贾则谈虎色变，政以盗成，贼为民害，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纵匪殃民。其罪六。设官守土，各有其责，疆域攸分，界限斯判。特别三区，原属直省管辖，京兆、津沽，原为直军驻守。乃以德报怨，任其宰割，既占察哈尔，复据热河。京畿首都，乃成盗匪之外府；津沽要地，尽为盗匪之防区。既让小站、马厂，又让静海、天津、彼竟得陇望蜀，占据永清、霸州，进窥保阳。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守土保民，义无反顾。彼先开衅，黩武逞兵。其罪七。昔截秦皇岛军械，今劫三家店军火，攫取饷糈，则竭泽而渔，剽窃金钱，则囊括以去。致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曩昔叶恭绰长交，则受贿三百万。近今梁士诒入阁，又报效四百万。张弧发行公债，则更所入无算。劫掠饷械，行同盗匪。其罪八。
“帝制安福之党，则盘据要津。梁、叶、张弧之辈，则援为护符，所有作奸犯科，亡命盗匪，无不收纳。关外为胡匪发源地，辽沈为罪人逋逃渊薮，招亡纳叛。其罪九。次山、金波、有恒义父也，而背叛之。阁忱、曙村、香岩兰友也，而驱逐之。孙烈臣、汤玉麟贫贱交也，而猜疑之。秘使耿玉田诱致蒙匪，乃毙之于狱以灭口。狼若吕布，凶逾朱温，残杀同类。其罪十。综其罪孽，擢发难数，穷凶极恶，豺狼不食。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若其肆虐，永为民害，则人道可以不存，国法可以不立，白山黑水之马贼，得以纵横一世，驰骋中原，国家之体面何在？国民之人格何存？佩孚等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歼厥巨魁，以泄公愤，以快人心，罪止一人，胁从罔治。凡为前途倒戈，咸为名哲之士。若其徘徊歧路，必贻附逆之羞。敌忾同仇，独夫气沮。人心厌乱，天意亡胡。从此残暴既除，和平可睹，障碍既去，民国以安。仅此露布，中外共鉴！”
在电报发出的这一天，吴佩孚已亲临前线。
直军的部署，悉由吴佩孚发号施令，这时直军动员的已有十二万人。在洛阳的是陆军第三师，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师，在陇海东的是十一师，在洛郑间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两师，二十三师在涿州、良乡一带，二十五师在武胜关，二十六师在德州、保定一带，第五混成旅在郑州、山东一带，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处，一、二、三、四、四个补充团在涿州、良乡等处，共计有八个师五个混成旅三个团的兵力。
吴佩孚决定以洛阳为根据地，大队集中郑州，分作三路进兵：
第一路沿京汉路向保定前进，迎击长辛店一路的奉军，以京津为目的地。
第二路侧重陇海路，联络江苏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的袭击。另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东路张国溶联络，攻击奉军的根据地。
第三路是冯玉祥的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守根据地，并为各方接应。
四月二十六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
吴佩孚本拟与冯见一面，因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
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
四月二十六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
令云：“近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遂致近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迭据曹锟、张作霖等电呈，声明移调军队情形，览之殊为惄然！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此岁以政局未能统一之故，庶政多有阙失，民生久伤憔悴，力谋拯救之不遑，何忍斲伤之不已！本大总统德薄能鲜，不能为国为民，共谋福利，而区区蕲向和平之愿，则历久不渝。该巡阅使等相从宣力有年，为国家柱石之寄，应知有所举动，民具尔瞻，大之为国家元气所关，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系。念生民之涂炭，矢报国之忠诚，自有正道可由，岂待兵戎相见。特颁明令，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对于国家要政，尽可切实敷陈，以求至中至当之归；其各协恭匡济，奠定邦基，有厚望焉。”
北京的外交团鉴于战争将波及外人安全，先后向北京外交部递了三个警告书。
第380章 张作霖宣布独立
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一律撤退的命令，不但对直奉双方是废纸一张，恐怕连他本人也清楚是做秀给国人和外人看的。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军将领张作相、张景惠、汲金钝、吴俊升等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算是对吴佩孚等人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的回应。
电云：“窃维清政失驭，国体乃更。革命以来，于兹十有一载矣，丧乱频仍，日甚一日。自直军由湘鄂撤防北归以后，‘统一’两字，希望毫无。南北和议，始终停顿。推原祸始，实吴佩孚一人阶之厉也。国家要素，全在纲纪，军人天职，只有服从。当吴佩孚拥兵衡州之时，或乘胜进攻，或停战议和，皆不失为正当办法。乃以未得湘督之故，竟倒戈相向，合力谋驱湖南张督，而吴氏于政乱纪之行为，倒行逆施之举动，遂至肆无忌惮，层出不穷，虽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书其罪恶矣。
“吴氏欺世盗名，向以清白自诩，而衡阳之役，即骗得西南六十万元。此外诈取及勒借各款，就所闻于各省官民，言之历历有据。湖南省署及地方五百余万，湖北三百余万，江苏七十余万，河南亦百余万，其余敲诈沿路地方各款，为数尤为不赀，是吴氏之贪。不得督军，则称元首为先生，得巡阅使，则改称我大总统，是吴氏之鄙。唆使成慎逐赵，继又助赵攻成，致成死于非命，是吴氏之狠。其决堤灌敌也，沿堤居民聚集老幼，跪于前，涕泣请命，吴氏悉怒而投之横流，指挥掘堤益急，是吴氏之恶。其夺位卖友也，以湖北地盘之故，对于王不惜多方掣肘，以牺牲其同系同乡同寅之老友，是吴氏之险。平居自命，不曰武乡侯，即曰岳少保，而居心奸狡，适得其反，是吴氏之妄。忽而国民大会，忽而第三政.府，其实全无心肝，不过假空气以自重耳，是吴氏之诈。寻常对众演说，非扫灭东省不足以横行中国。东省何负于吴，而野心勃勃如此，是吴氏之狂。
“……犹复阴谋百出，自去岁以来，即时欲将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省地盘，尽举而置之掌握之中，以遂其所大欲而后快。此尤吴氏之明目张胆，大言不惭者。其他谬妄之举，国人著有专书，不待指数，是吴氏一直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奸邪残贼耳。迨近年因中原多故，张使以曹使坐镇北洋，由曹使一意整顿，而张使慎布边防，决不存丝毫权利思想。乃以吴氏横行之故，不但中国商民受莫大之损失，而各友邦商业，亦受其影响。自华府会议以后，国势之阽危益甚。张使甚愿巩固北系团体，拥戴大总统，推举王聘老，段芝老及硕德耆宿，共谋救国。张使尤素重曹使，果能协力同心，亦可贯彻此旨，协谋统一之进行。乃吴氏以受曹卵翼之人，反唇相稽，竟谓曹氏昆仲，除枉法贪赃外，别无好处于地方。是不唯破坏北洋团体，抑且辜负恩遇长官，负义亡恩，莫此为甚。又复反复无常，一意捣乱，虽至荒旱荐臻，上干天怒而不恤。
“此次奉军入关，原本奉大总统派员挽留驻兵，增兵亦复同意，曹省长亲自到奉，亦同此旨。乃吴氏盅惑曹使，必欲归罪奉军，迫令宣战，并用其金口决堤之故智，填写多名，通电谩骂，以启衅端，若惟恐战事之不速者，是真国家之妖孽，当道之豺狼。作相等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特宣告天下，翦此凶顽。但张使与曹使交谊素敦，与直军更无嫌隙，其无故挑衅，只吴氏一人。我直军同袍将士，如仍服从曹使者，作相等敬以礼之，如有甘心从逆，随吴抗战大军者，即当一律划除，如有弃吴逆来归者，当请张使一视同仁，录功给饷，特别优遇。我大军纪律素严，秋毫不犯，经过地点，公平交易，商民勿容自相惊扰。静候我大军灭此朝食，以与我海内同胞共庆升平。区区血忱，天日可矢！倚盾宣言，伏维公鉴。”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通电宣战。
电云：“窃以国事纠纷，数年不解，作霖僻处关外，一切均听北洋团体中诸领袖之主张。向使同心合力，无论前年衡阳一役可以乘胜促统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团体固结，不自摧残，亦可成美国十三洲之局。乃一人为梗，大局益棼，至今日而愈烈。长此相持，不特全国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业停顿，亦复亏损甚钜，啧有烦言。作霖所以隐忍不言者，诚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无故招谤，遂拟将关内奉军悉数调回。乃蒙大总统派鲍总长到奉挽留，曹省长亲来，亦以保卫京津，不可撤回为请。而驻军地点，商会挽留之电，相继而至。万不得已，始有入关换防，酌增军队，与曹使协谋统一之事。又以华府会议，适有中交两行挤兑之事，共管之声浪益高，国势之颠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济之，所以牺牲一切，以维持国家者，自问可告无罪。
“若再统一无期，则神州陆沉，可立而待。因一面为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统一之进行。所有进兵宗旨暨详情，业于皓日，漾日通告海内，凡有血气者，睹情形之危迫，痛丧乱之频仍，应如何破除私见，共同挽救。乃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
“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当仁不让，嫉恶如仇，犹复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统一，不愿以干戈相见。不意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甘为戎首，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以默相我国家。事定之后，所有统一办法，谨当随同大总统及各省军民长官之后，与海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开会讨论公决。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诚悃以宣言，既不敢存争权争利之野心，亦绝无一人一党之成见。皇天后土，共鉴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沥以闻，伏维公鉴！”
直奉两系面合心离已有一年多了，本来奉系是接近皖系的，皖直战争时，皖系做梦也没有想到奉系会助直反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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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战败后，直奉两系虽因曹张两人是亲家，有这一段政治婚姻在维系，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终于刀兵相见。
四月二十九日，张作霖到达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
指挥奉军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兵力，兵分东、西两路。
西路奉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驻长辛店，所部区分为三个梯队，企图围攻直军的大本营保定，并于即日向部队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与此同时，直军也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余人，兵分东、西、中三路。
西路吴佩孚的第三师进驻琉璃河，中路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驻守固安，东路张国熔的第二十六师(后来又增加了张富来的第二十四师)在大城一线布防。
直军的步兵多久经沙场，而奉军则以骑兵和炮队见长。
从四月二十九日起，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进行混战。
刚开始，奉军曾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东路直军在奉军骑兵的冲击下，退至任邱、河间一线；西路直军也受到奉军的炮火压制而毫无进展，直军处于下风。
三十日，吴佩孚亲自到前线督战，以一部兵力在正面实施钳制，主力在炮兵的掩护下，迂回至奉军的侧后，突然发起攻击。
奉军在遭到腹背攻击后，原为冯国璋旧部的奉军第十六师，于五月四日临阵倒戈，奉军暂编一师退出丰台，造成了奉军西线溃退。此时，奉军第一师投入战斗，才阻止住直军的追击，并将长辛店收复。
此后，吴佩孚又采取诱敌深入战术，指挥直军且战且退，待奉军进入伏击圈后，秘密地率部绕至奉军侧背，突然发起猛攻，终使西线奉军全线溃退。
在东线，交战之初奉军一度曾掌握了主动。但在西线奉军溃退后，东路奉军第一梯队的旅长鲍德山不听指挥，按兵不动，总司令张作霖只好指挥部队全线退却。
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所部，战斗力较强，战前也有准备，是奉军的主力。
但是，吴佩孚在西线获胜后，调其嫡系第三、第二十六师到东线，并亲自指挥，攻击张学良的部队。
张学良虽然率部英勇抗击，将其进攻打退，但因为奉军在整体上败局已定，只好指挥部队有秩序地向后撤退。
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指挥所部在姚马渡将直军的进攻击退，俘直军千余人。但当西线奉军全线溃退的消息传来，东线军心为之动摇。直军乘势全线出击，进攻奉军第三梯队司令部所在地马厂，歼灭奉军七千余人，迫使奉军放弃杨柳青，退守北仓。
军粮城的奉军与乘火车开来的二万余直军发生战斗，因众寡悬殊，被迫退往滦州。
至此，奉军在东、西两路均告失败。士兵牺牲二万，战败逃亡者万余，被直军缴者四万余人。
五月十日，直系王承斌率其第二十三师开进天津。
这时，滦州英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奉军退回关外，直军停止追击为双方停战议和条件。
六月十八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今山海关)为两军的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撤回原防。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此次直奉的战事，前后也不过只是六天。
第381章 河南的战火
奉军战败后，徐世昌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下令饬奉军退出关外。
令云：“前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近畿一带，迭经令饬分别撤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战斗。近数日来，枪炮之声不间昼夜，难民伤兵，络绎于道，闾阎震惊，生灵涂炭，兵凶战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严饬所部，停止攻击。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务各凛遵！此令。”
另有一道命令是查办战争罪魁的。
令云：“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将士，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此令。”
直奉战争的罪魁，竟落到了这几个人头上，真是比“窦娥”还冤枉。
有人劝梁士诒发通电予以驳斥，梁说：“洪宪之役我也是罪魁祸首，替人受过，今天又何异于前。张江陵答吴尧山说：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我虽然不敢自比江陵，但亦心想往之。查办令下，正好放舟海上，回家侍奉老父。”
五月四日晚有一通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天津梁士诒的寓邸，请梁亲听，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
周说：褫职令将下，自己代理总理，应该副署，可是深感对不住数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先行奉告，请求谅解。同时劝梁即日离津，怕未来局势变化无法控制。
梁答：“谢谢子廙（周自齐）兄，并请代我转谢东海（指徐世昌）。多承关爱，永铭五内。我们两人相交数十年，亲若手足，将来历史上记载说周自齐副署查缉梁士诒，也是政治史的一段趣话呢！”
叶恭绰褫职后，由高凌霨代理交通总长。
五月七日,梁士诒偕叶恭绰、刘展超、郑文轩、王季子、黄质中、李达牧等离天津赴日本。
吴佩孚击败奉张后，威名愈发大震，蒋方震曾称道吴是中国武将中最杰出之将才。
直军告捷后，吴佩孚赴曾经的奉军大本营军粮城视察，五月七日由军粮城回到天津。这时他的声望之高，到了顶点，中外旅津人士都纷纷要求晋谒这位秀才出身的吴大帅。
已经得意忘形的吴佩孚，在接见这些人士时，高谈阔论，昂然自得，听者击节赞赏，五体投地。
趋炎附势之徒，皆以能见吴将军为荣，或者则奔走欢告说吴将军厚我！
吴佩孚在天津也和许多北洋元老见面，曾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觉得自己面子大，见吴佩孚目空一切的样子，劝吴“勿为已甚，适可而止”。本是一番好意，但吴却很不屑。
冷冷地瞟了赵尔巽一眼，傲然说：“从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您，胡匪祸国家，追源溯始，您也该负责任，还要替他说情吗？”
气得赵尔巽脸都青了。
吴佩孚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同时自愿辞去两湖巡阅使。
五月十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五月十一日北京政.府再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意见，调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
同一天，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和沈阳各团体通电不接受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的“乱命”。第二天（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
“……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迳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蒙、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由于张作霖独立，北京外交部亦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内田宣言不过是外交烟幕，实际上日本的野心分子都主张支持张作霖独立，吴佩孚一再攻击亲日派，这些人对吴很反感。东京也有“张作霖后援会”的组织。
六月四日张作霖自称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再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
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1929年1月10日），字邻葛，奉天法库（今沈阳市法库县）蛇山沟村出生，祖籍宋道口镇代岭村。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张作霖死后，杨以东北元老自居，时常管教张学良。他反对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日本人也从中挑拨张杨关系。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事件”。
南方与奉、皖系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四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南方大总统深感这是联合奉、皖系，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不到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
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五月八日，南方大总统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
五月九日，南方大总统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
然而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对南方大总统的信任并不领情。
五月二十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
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南方大总统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南方大总统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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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南方大总统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
六月二日，南方大总统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
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南方大总统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六月十二日南方大总统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
“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第382章 恢复法统
直奉之战还没结束，河南又燃起了战火。
河南是吴佩孚的根据地，他和河南督军赵倜之间早就面和心不和。
赵倜（1871年—1933年）字周人，河南汝南人（现河南平舆） 。
北洋武备学堂毕业，逊清时官至姜桂题的武卫左军总兵。
民国成立，依附袁世凯，署河北镇总兵。癸丑之役，赵倜率所部毅军进入河南。为镇压白狼起义军，赵倜率部大力追剿，因功授河南护军使，第二年授将军府将军，督理河南军务。
曾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袁死后，长期任河南督军兼省长。曾加入督军团大力支持段祺瑞反对黎元洪和解散国会，后与皖系将领一道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南方和对日战争借款，与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相抗衡。
对日战争借款成立后，段祺瑞在洛阳编练参战军，与赵倜矛盾逐渐加深。
直皖战争爆发前，段祺瑞为阻止吴佩孚从湖南撤回直隶，图谋驱赶赵倜出河南，赵遂站在直奉一方反对皖系。
直皖战后，吴佩孚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以洛阳为大本营训练军队，威胁了赵在河南的地位，遭到赵的怨恨。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无恶不作，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可是竟升任了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于是他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吸鸦片无赖。
他的手下有一支部队驻扎临汝，白天是官军，晚上是土匪。老百姓受不了，纷纷跑到洛阳去告状。吴佩孚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置之不理，阳奉阴违。
吴佩孚大为不满，曾愤慨地说：“赵倜有个宝贝兄弟赵杰，和张敬尧之有张敬汤一样，真是先后辉映。”
吴佩孚声讨梁内阁时，四面八方邀请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表面上和吴亦步亦趋，可是又怕得罪张作霖，便对吴打太极拳，不肯发电表明立场。
吴严词督促他，他才勉强地发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同时却暗中打一个密电给张作霖，向奉张解释自己的不得已和被胁迫情况。
张作霖接到赵倜这通电报，立即转给曹锟，并且附以按语说：“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了。”
曹锟接到奉张的质问电，转发给吴佩孚，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佩孚看到赵给张的电报，才知道赵倜暗通奉系，是个口是心非的骑墙派，便派人带口信给赵。
言道：“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请你联署或者响应，你愿不愿意随你自便，怎么能够算是强迫你？”
赵倜这一来弄得非常丢脸，只好向吴所派的人说：“我是上了别人的当了，我早就要辞职，只是承老弟厚爱，要挽留我，今后我在职一天，一定唯子玉老弟之命是从！”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一开始在东线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为了应付战场的情势，不顾一切地调动后方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和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而外，在郑州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第十一师张之江的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勒的另一团在信阳）。
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皖督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
五月四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更妙的是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密探，打给赵一个密电说：“吴佩孚业已阵亡。”
于是赵倜便以为直军确已战败，当天便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还有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
接着又于同日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是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视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
五月六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皖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合发表通电，痛斥吴佩孚和冯玉祥。
电云：“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佩孚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赵倜等实在消息欠灵通，因为当他进兵郑州，正是吴佩孚大举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
五月五日，赵杰率军二十营，宝德全率军十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毁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偷袭。敌对两军在郑州站五里外的古城开火，直军因寡不敌众而败北。
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云鹗所部来援，可来援的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
六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殆，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
七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告解除。这天吴佩孚发出急电，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与赵倜无关，应当解除赵杰的武装，不必多所牵连。
同日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战，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的任务，但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遂临时中止。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盟友，他们并邀陈光远参加调停，目的在挽救赵倜的督军地位。吴佩孚这时不愿扩大河南纷争，也答应暂维豫局。
八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佩孚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十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
九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
令云：“据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电呈：据驻郑旅长靳云鹗、王为蔚等报称：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率领所部袭攻郑州，职旅迫不得已，竭力抵御。等情。查郑防向由该两旅驻守，赵杰竟敢声言驱逐，迳行袭击，已电饬该旅长等固守原防勿得轻进，请即将赵杰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交河南督军依法讯办等语。豫省地方紧要，该师长赵杰身为将领，岂容任意称兵，扰乱防境，着即褫夺官职，并勋位勋章，交河南督军赵倜，依法讯办，以肃军纪。此令。”
这个处置办法吴佩孚是同意的，可冯玉祥在率军离陕时，曾声明决不回任，如今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报酬。
他不理停战命令，十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向开封。此时退守开封的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长宝德全已投靠吴佩孚，吴令宝德全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他为河南军务帮办。赵杰已闻风先逃。宝德全于十一日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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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北京政.府调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奉系战败后，吴景濂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他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口号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将成为直系的傀儡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何乐而不为。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红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五月十四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人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
五月十五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旧法统，迎黎元洪复职。
电云：“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第383章 风口浪尖的黎元洪
紧接着孙传芳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
电云：“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他怎么想起给南方发电？
只因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屏障作用，是吴佩孚授意他来发电，试探南方反应。而孙传芳也愿意表现一番，便一拍即合。能为新的当局立个“首功”，何乐而不为。而吴秀才也是个识人之人，知道这孙传芳将来必有大作为。
十六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对于一些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无疑是一剂兴奋剂。
同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风派人物，直系得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五月二十七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
电云：“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善游走各方的老狐狸，面对此等局面，竟也无所措手足。
到底还是个老油条，还能装出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还是高明一些，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一有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五月二十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六月一日“依法”自行集会。二十八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
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同样是老油条的这个北洋元老，当然不会在这敏感时期，出来趟浑水。
徐世昌随后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
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为所动。
六月一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二百零三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
电云：“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
“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也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六月二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
文云：“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当徐世昌宣布辞职出京后，六月二日，北京国.务.院也发表一道院令。
令云：“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同时又由全体国务员联名发表通电，由周自齐领衔：“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总统已是非法产生，内阁自然也不合法，所以不敢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同样是六月二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十五省督军联名通电：“……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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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南方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
还是六月二日，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
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六月三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
吴佩孚立即复电：“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拘牵文义。”
现在，我们得去看望一下黎元洪了，他淡出我们的视线有些久了。
黎元洪自张勋复辟失败，于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被迫离京。至此时，已在天津英租界私宅隐居了五年。期间的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段祺瑞曾派人到天津，以迎黎回京为名，探寻黎今后的行止。
黎知道段祺瑞差人此行的用意。 向来人表示：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
一九一八年初，冯国璋曾两次派人接黎返京复职。黎将来使拒之门外，不予接见，从中可见黎元洪对政治的冷漠与厌倦，对他在京当这个傀儡总统，是多么的深恶痛绝。对被袁世凯“软禁”在京的日子，虽然也让他难受，但比起后者，反而没那么多敌意。
第384章 治国策电
黎元洪在天津五年的生活情况，他的长子黎绍基做了这样的介绍：
“他辞去总统职务后，立即来到天津他的一处带有美丽花园的住宅。现在没有什么事来打扰他了，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在花园散步。和看着花丁浇花一一这对他说来是一个真正的乐趣。他每天早晨起来便锻炼身体，然后洗个澡，八点进早餐。而在早餐之后，他挑选一些报纸随意浏览，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一直恶化。军阀互相攻战，黎民百姓水深火热。当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些令人懊丧的消息时，便以练习写毛笔字来排除心中的烦恼。
“十二点进午餐，饭后睡午觉，他很高兴人们到家里来看望他，不过他不欢迎那些有政治企图的人。因此，他的一些老朋友常来访问他，并经常畅谈到晚饭时分。晚饭后他便把家里人召集到客厅里聊天。除谈一些有兴趣的新闻外，都是家长里短。他很喜欢在这时听留声机，作为消遣。他还有早睡的习惯，经常在晚九点便回到寝室入睡了。
“他在天津一共住了五年。这也是他最美好的时刻，因为他确实享受了生活的乐趣。由于长时间的休息和各种锻炼，他恢复了健康。当他感到精神稍差时，便在早晨骑马出游。在花园里，他有一个自建的网球场，并经常在下午打上一个小时的网球。当冬天到来时，他将网球场改为滑冰场。把打网球的时间改为溜冰。有时晚上，他还喜欢去听戏和看电影，因为他愿意有更多的时间和老百姓在一起。”
黎元洪在天津的生活情况，他的外甥女有这样的回忆；
“黎元洪隐退居津期间，常常反思自己的从政生涯，他当副总统时，因对袁“矢志共和”的谎言认识不清，上过袁的当；任大总统时，又因段祺瑞独断专行。咄咄逼人而吃过不少苦头，每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感到从政如在瞬息万变的惊涛骇浪中行船。搞不好就会船覆人亡。心中尚存余悸。故他引退后，连北洋政.府每月送的一千元公费都坚持不收，唯恐再卷入政治漩涡。”
人就是这样，很难安于一种状态，家人发现，黎元洪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关心政事。在一片劝进，一片敦促声中，黎元洪是怎么想的，没和谁交流。但懂他的如夫人黎本危反正欣喜异常，这乏味的生活她早就厌倦了。在天津她也有个圈子，几个女友也特羡慕她这位当年的“总统夫人”又要归位了。
六月三日这天，如夫人兴冲冲地回到家，试探的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去北京，却遭黎元洪一顿训斥。
看黎元洪情绪特别不好，她赶忙躲开。和家里人一打听，原来接到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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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电云：“接奉徐总统冬电，获悉元首离职赴津，无任惶惑。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虽《约法》上代理摄行各有规定，而按诸政治现状，均有未合，即追溯民意往事，亦苦无先例可援。项城身故，黄陂辞职，河间代任期满，系在国会解散复辟乱平之后，故新旧递嬗，匕鬯不惊。今则南北分驰，四郊多垒，中枢尤破碎不完，既无副座，复无合法之国务院，则《约法》四十二条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代摄行之规定，自不适用。仅以假借《约法》之命令，付诸现内阁，内阁复任意还诸国会，不惟无以对国民，试问此种儿戏行动，何以见重于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国民慎重考虑者一也。
“传闻有人建议以恢复法统为言，并请黄陂复任。国人善忘，竟有率尔附和者，永祥等反复思维，殊不得其解。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系统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此理既明，则《约法》之解释援用，自无聚讼之余地。《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及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
“迩者民智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执法自便者，亦屡试不爽。孙帅传芳删电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焉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疾，夙抱栋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枰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纾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如一盆冷水突然从头浇下，大为扫兴的黎元洪当天即通电回复各省疆吏。
电曰：“接冬电并曹省长，赵镇守使，吴督办代表来寓，猥以复位相属，具征力求统一之心，钦感何既！第元洪自引咎辞职，执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卢永祥的反对电，代表皖系的态度，因此福建督军李厚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都附和卢的主张。
皖系认为迎黎复职是吴佩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个人打算，对皖系是极不利的，所以大为反对。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则赞成恢复法统，不过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
而更让黎元洪难过的是，广州非常国会也斥责黎元洪是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而王家襄则久未到会，业已除名，且已由人递补，何能再以议长身份出现。
所谓的旧国会，还有“六年的国会”和“八年的国会”之争。
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六年被黎元洪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
南方政.府在广州所号召的国会议员，因为当时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所以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八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遴补，这个国会被简称为“八年国会”。
广州方面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当时国会实际情况，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他们都是在民国二年选出，到民国十一年已有九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
至于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七年十月九日止。袁死于民国五年六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
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来的，按照当时法律专家的解释，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
现在已经事隔多年，又把黎元洪抬出来补足所谓的总统任期，纯从法的解释也是很难说得通。
在天津的黎元洪，陷于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奔走黎宅的，有各地军方的代表，有政客，有议员，有各界人士。
黎元洪身边则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有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他们本就在暗自活动抬黎出山，现在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可放过，所以主张立即进京复职。
一派是缓进派，以陈宦为首，他认为南方政.府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在这种情势下登台，不过是直系的傀儡，不如在上台前先针对全国人民的趋向，发表一个大政方针，也试探一下直系的态度；如果直系反对，黎本人也可以获得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为将来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这个时候，黎元洪收到了他的挚友，章太炎先生的电报。虽是劝进的，他却一再提醒黎元洪，要有条件复职。
太炎先生的电报言道：“我公复位有期，薄海欣心，而所忧也在此。将帅过骄，难为其上，公与段阁，已有前车，宜于金陵、武昌择地复职，切勿卦系北京，自同囚锢。”
这倒提醒了黎元洪。
六月三日，黎分别接见了曹锟和吴佩孚、国务院的代表，他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能复职。
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也是奔走恢复法统的主要人物，他听了黎要废督裁兵，很生气地说：“别人都把脑袋削个尖，玩命的想当这个总统，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却提出这样让大家作难的条件，真是莫名其妙！”
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地说：“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如此了！”
黎元洪会意的点点头，这时他的脑海里几乎都是段祺瑞和各路督军闹他、逼他的情景。刚刚热起来的血，很快又凉了。张绍曾说的不错，人家都是争着抢着当这个总统，他还提条件，是有些不正常。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些不想干，不过是试探之词。
第385章 黎元洪的新内阁
也真奇了怪了，黎元洪越不想干，这些人越是逼着他，求着他干。曹锟、吴佩孚、萧耀南、刘承恩、田中玉、齐變元、王瑚、许世英、王怀庆等军政长官，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的劝进。各方面代表，一批接一批的造访。他们好像还分了班，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黎元洪开始还能挺住，但终于吃不住劲了。特别是听了一个议员的几句话，简直让他有些无地自容。
那个议员的话是：“您不出山，难道任由他们胡来吗，黎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六月六日，天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的两院议长，曹吴等重要军人的代表，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元洪亲切地招待他们，略致寒暄之辞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请大家传阅。
他补充说：“这个电稿上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请你们另选高明。”
说完他就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自己则摇着肥硕的身驱退入内室。
这就是黎元洪著名的治国策电，由饶汉祥主笔，滔滔三千言，主张废督裁兵。
电略曰：“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燮元）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镇冰）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暨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
“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必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诟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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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
“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官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艰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索。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
“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宰制一省，复冀兼圻，……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以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
“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有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
“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拥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有别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
“其余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
黎元洪的电报发表后，吴佩孚于七日有电赞同。
电略云：“……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
吴佩孚原决定亲身赴天津迎黎出山，因接到电报而中止行程。
紧接着曹锟、吴佩孚有联合通电响应。
电略云：“……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
黎元洪收到曹、吴联电后再补发一个电报云：“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
废督裁兵是当时民众最迫切的愿望，黎元洪抓住了这个题目，老实说没人敢反对。
于是直系军人一致发出赞同之声，江西督军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
接着陕西督军刘镇华、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湘、山东督军田中玉、安徽督军张文生、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林葆怿、杜锡珪、萨镇冰等均纷纷通电赞成。
其实，曹锟、吴佩孚对于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一事，并不像面上的那么一致。曹的左右，也就所谓保定派，由始至终是要拥曹锟登大宝的。对此，吴佩孚自然不敢反对，只是强调时机还不成熟。
曹锟虽然一再表示：“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他内心所想正是保定派的主张，就是总统自为。对于吴的迎黎，虽然不便反对，其实是不愿意的。
当他听到黎提出条件要裁兵废督后才肯上台时，可算是找到了借口，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骂道：“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保定派的人趁机向曹琨进言，挑拨曹吴关系，说吴根本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所谓迎黎复职不过是吴佩孚不愿捧老帅做总统的挡箭牌。提出如果老帅现在不便到北京做临时大总统，可以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选举总统前的过渡机关。
曹觉得这个意见很不错，暗示左右和吴佩孚疏通。
吴佩孚得知此情后，苦口婆心地劝曹，迎黎是一种政治手段，为了对付广东，是拆广东政.府的台，因为旧国会恢复了，广东护法就失去了根据。将来要怎样做就容易了。尽管很不情愿，曹锟最后还是接受了吴的意见。
黎元洪还想看看其它督军的态度。六月八日，黎的亲信金永炎有事到保定去见吴佩孚。
吴直截了当地告诉金永炎：“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不下决心，我就无能为力了。请你即返天津，问他一言而决。”
金本就是铁杆的“劝进派”，即拍胸说：“黄陂方面我可以负责，保定方面请你坚持到底。”
六月十日金永炎由保定回到天津，向黎报告：吴佩孚虽坚持主张迎黎，但曹锟的保定派却在不停地捣乱，时机紧迫，随时会有变化。
于是，黎元洪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都表态了，于当天连发两电。
一电云：“……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函电，均表赞成（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二电云：“……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第二电所谓法律问题，说的是关于黎复职的任期问题的争议，他的态度。
徐世昌去职和黎元洪酝酿复职期间，一些热中权位的人，由于政局在变动中，奔走营谋，极尽能事。
第一等人自然是活动国务总理，总理呼声最高的，就是前司法总长张绍曾。张也是老北洋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策划黎元洪复任总统，张也是出大力者，很多人都看好张绍曾。
这时候，谁做总统，谁做国务总理，自然都要吴佩孚点头，他如果不点头，谁也做不成。张绍曾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自然被大家看做最热门人物。
可是，就在他呼声最高时，六月四日，吴佩孚有一封电报给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等。
电云：“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字）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鹜私利，真可痛也。幼山（王家襄字）、莲伯（吴景濂字）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固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也。……”
吴佩孚这通电报是答复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阁，请吴佩孚支持。可是这封复电则把所有热中做官的人都痛骂了一顿。
第386章 好景难长
黎元洪于六月十一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到北京。北京火车站上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表面看，黎元洪似乎表现得很平淡，内心其实是很为激动的。
黎抵京的当天，即宣布复职。
任命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这是黎元洪早就想好了的。为什么要用伍廷芳呢？他首先要表达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再者，伍现在南方护法政.府中得到倚重，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可以示好于南方。
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的。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情。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面对现实，于是便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回，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命令。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二日，黎元洪下了二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发表新内阁名单：
国务总理颜惠庆署理。
外交总长颜惠庆兼。
内务总长谭延闿。
陆军总长吴佩孚。
海军总长李鼎新。
农商总长张国淦。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财政总长董康。
交通总长高恩洪。
第二道命令是撤销五年前他的那个“解散国会的命令”。
内阁人事是黎元洪赴京前就和自己的幕僚商量好的，并未征求曹吴的意见，能够独立行使权力，这是近些年来北京政.府一直未办到的事。当然，这些人选还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
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是亲黎反段祺瑞的政客，现在是站在广东方面反对黎元洪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谭可以算是黎的老朋友，并且是与西南方面友好的人物，此时不在湖南，可以借重。
农商总长张国淦，有人望，是黎的老幕僚，又是同乡。
王宠惠是当时知名之士，也和西南有关，董康和高恩洪则是吴佩孚所欣赏的。请吴佩孚做陆军总长是想借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去完成裁兵，同时把全国的军权交付给他，这样他就不会再眷恋一个巡阅使的地位。如果他率先放弃巡阅使，以他的威望作号召就可达到废督的目的。
还有参谋总长问题，本来决定齐燮元，这是为了把他调到北京来，以裁撤江苏督军做为倡导。但吴佩孚竭力推荐李烈钧，吴说话了，黎不好不答应，参谋总长便给了李烈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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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1867～1947） 字绶经，号诵芬室主人，武进人，世居区境内青果巷。董康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郎中，大理寺推丞，主陕西刑狱。光绪二十八年母病返里，服丧期满后，曾与人编修《宪法大纲》，由清廷颁布试行。辛亥革命后，赴日留学，民国三年（1914年）回国，历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法制编纂馆馆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此人铁面无情，在审查大参案时，曾被吴佩孚誉为“包公再世”。
高恩洪（1875年—1943年），字定安，亦作定庵。蓬莱县（今烟台蓬莱市）上口高家村人。
高恩洪出身农民，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剑桥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民国后，高恩洪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教育总长等职。
一九二四年，任胶澳商埠督办。他倡办青岛大学，并出任私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二次直奉战争后，高恩洪退出政界，于烟台经营“烟潍路自动车公司”，任总经理。
一九二六年，迁居上海继续兴办实业，为汽车公路公司负责人。病逝于北平。
高恩洪在交通总长任内，时间虽短，却很有一些作为。
一上任，便做了两件让人称道的事情。一件是废止各铁路货捐，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津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又郑重其事地将此事记入日记。他日记中记有：“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今天阁议通过废除铁路的货捐，也是一件很难得的快事。”
包惠僧在个人回忆录中曾记载李大钊亲口对他讲的一番话：“高定庵（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个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大找几个有为青年给他帮忙。”
北京的惯例，每年十月十日，照例要发表一批晋级授勋的命令，黎元洪自不能例外。民国十一年十月十日的命令是：
吴佩孚、齐燮元晋授陆军上将。
吴景濂、荫昌、李烈钧晋授勋一位。
吴佩孚、顾维钧、高凌霨、高恩洪、岑春煊、唐继尧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张怀芝、阎锡山、李厚基、卢永祥、杨增新均给九狮军刀一柄。
王士珍、程潜、孔庚给以一等文虎章。
孙烈臣、谭延闿、赵恒惕、谭浩明、熊克武晋授勋二位。
袁祖铭授以四勋位。
于右任授为任威将军。
唐继尧、陆荣廷特给匾额一方以昭殊绩。
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取得最高勋位和勋章，所以不能再有所加，因此“特颁明令，嘉尔元功”。
这是黎元洪上台后的人情，不但对直系文武人员封赏有加，同时对西南方面和奉皖两系也都有照顾，所谓阳光普照。
六月十三日，吴佩孚亲赴北京庆贺总统复职，但他并未就任陆军总长，见过黎元洪后，就回保定去了。
六月十五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倡导自行废督，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他虽不承认黎是合法总统，却也承认他是事实总统，打来电报称为“暂行大总统职权”。黎就职电中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
黎复职初期颇得中外好感，外交团对黎呼吁废督裁兵一事极为赞同，且对直系不以总统自为，而以维护法统迎黎复职，极为欣赏。
西南各省早已抛弃了护法的旗帜，主张组织联省自治政.府，对于“法统”问题并不感到兴趣，不过也不反对黎复任总统。
黎复职前后，贵州的袁祖铭（6月3日），四川的刘湘（6月8日），云南的唐继尧（6月28日）和川军将领刘成勋（第三军），但懋辛（第一军），杨森（第二军）及旅长以上军官（6月9日）都有电报赞成恢复法统，对黎表示拥护。
广东的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他六月十九日在给伍廷芳的电报中有明确态度。
电云“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明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维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示天下以无私。”
广东省议会及各团体也于六月二十日通电赞成统一，电报中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南方大总统为先生。
这一时期，应该是黎元洪复位后，确切说也是他当总统以来最舒心的日子。饱经战乱的人们，也对国家局势向好充满期待。
黎元洪上台后首先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以缓和南北之间的局势。并于六月十五日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
这时多地还有战事，孙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榆关又发生了直奉战争。
黎认为南北停战是实现统一的首要步骤，因此派欧阳斌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止战斗，并且加委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其实南方大总统早已任命谢为江西省长，黎这一行动无疑也是向南方示好。
只是，由直系派出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看到黎这道人事命令，立刻加以拒绝。
黎在总统府很忙，每天忙于发电报，他一再地邀请中.山先生、陈炯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谭延闿等到北京来共商大计，并且还派出代表多人分途去迎接。
在黎元洪看来，内阁的组成和统一问题是相连的，他确信由伍廷芳复任总理是一个好办法，邀请一些与南方有关系的知名之士参加北京政.府，是有益于统一的。
第387章 最大问题
黎元洪的想法肯定是好的，也很识大体，只是，他的这一作法，首先就让拥他出山的直系很不高兴。这就像徐世昌一样，徐是安福国会所拥立的，他上台后在用人上却兼顾方方面面，于是便招致皖系和安福系的不满，看来，黎是在重蹈徐世昌的覆辙。
傀儡总是傀儡，想要有所作为谈何容易。
我们说过，这一时期，应该是黎元洪复位后最舒心的日子，但是，好景难长。
六月十五日，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十六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眼中好像根本没有黎元洪这个总统。
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
黎所殷望的伍廷芳也很不给面子，六月二十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说自己“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
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的电报，这个电报上公开骂黎叛国，骂黎元洪和旧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
一片好心和好意，差不多是处处碰壁，搞得黎元洪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更伤脑筋的，是颜惠庆也不肯长期署理国务总理，吴佩孚则表示不就陆军总长。
黎对吴说，如果不能长期在北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
这吴秀才却一本正经，摆起面孔说怎可“尸位素餐”。
这一来，黎元洪所寄以厚望的内阁，不仅没能促进全国统一，而且自身变得残破不全，七拼八凑。
至于作为黎元洪大政方针废督裁兵，则更是举步艰难。
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于六月十日自动宣布解除督军职务。陈光远何以如此积极？因为这时广东的北伐军长驱直入江西，陈无法立足，正好借废督下台。
这督军其实不是被废的，是被灭的。
陈自动解除督军职务后，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
黎元洪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
吴佩孚对此无意见。
六月十五日，黎政.府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开会，黎以旁听资格列席。
在会中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出缺，一概不许简派。
黎的建议获得通过，当天就发布了准陈光远辞职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的命令。
十七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浙江。
浙江的卢永祥，对北京是半独立状态，六月十五日，他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
接下来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发言，认为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作一个决定。
于是卢永祥宣称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
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善后督办一人，仍推卢永祥担任。
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
二十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
这一废督措施并不是拥护黎元洪，却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因为善后纲要的要点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
这无疑是变相的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浙江就要武力对抗。
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极大的忿怒，准备向浙江和上海用兵，以铲除皖系的残余势力。曹锟、吴佩孚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节制。
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六千人在上海登陆，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命令，战事一触即发。
黎元洪坚决不同意用兵，曹、吴也不敢太肆意妄为，随后授意齐燮元和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之间的大战才告避免。
第三个表示赞成废督的是奉系领袖张作霖，他承认黎元洪为事实上的总统，并且写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
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了，因为奉系战败退回关外时，张就改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行使东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和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的名义行使吉林和黑龙江的统治权。
奉直停战协定成立后，黎本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变相的东三省巡阅使。
如果由北京来发布了这道命令，就在形式上使东三省仍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
而这样一来，废督的省区又增加了三个，不论本质如何，但至少表面上好看。
但是，此举由于过不了吴佩孚这一关，这一道命令也就没能发出。
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
消息走得还真快，命令刚起草完，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曹锟这通电报到了北京，裁兵命令便留中不发了。
这样一来，黎元洪的废督裁兵，变成了督不能废，兵不能裁。
后来，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
黎打电报给山西督军阎锡山，劝他辞去督军名义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打算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
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很明显根本没把黎元洪当回事，连答复都懒得答复。而江苏的齐燮元则反对黎把江苏划入苏豫皖剿匪区域，于是，黎的这三个打算也都无法实现。
从六月十八日到七月月二十四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
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怎敢取而代之，黎随后改派王承斌。
除了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他五位黎任命的省长都没能到任。
黎元洪所派的湖北省长汤芗铭，曾经做过湖南督军。当时曹锟还只是第三师师长，驻防岳州，吴佩孚则在曹下面担任副官长。
曹曾派吴到长沙去和汤芗铭有所接洽，汤对吴极为赏识，向曹要求要留用吴，因此使曹对吴刮目相看。汤可以说得上是最早发现吴的伯乐，也可以说汤对吴是有旧恩的。
黎叫汤到保定和洛阳去见曹、吴，联络一下感情，不料汤到保定见到了曹后，曹的态度非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先去问吴佩孚。
汤到了洛阳，吴竟拒而不见。
与此同时，曹、吴却都有电报给黎，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
黎看到这个电报火了：“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
便叫汤芗铭直接去湖北接事。
七月二十九日，汤芗铭到汉口时，萧耀南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阻止汤所搭的火车通行。
汤只好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可是江岸上不少的“迎汤派”，竟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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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耀南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见汤芗铭，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
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到武昌去见萧。萧不但拒而不见，反而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自己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
汤芗铭被搞得灰头土脸，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黎，请求辞职。
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
萧耀南是吴佩孚所提拔的，因此黎元洪希望这位捧他复任总统的吴大帅能出面替他撑腰。可是吴却不声不响，装着没有这回事一样。
黎元洪现在的日子并不比刚下台的徐世昌好过，总统一点权也没有，随时要看实权者们的脸色，随时要碰各地大佬们的钉子。黎有时候和身边人自我解嘲，说自己这个总统实在不如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警察。
七八月间，黎元洪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了“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的新办法，为督军们下台后保留将军尊号预留地位。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办法，因为袁世凯早就采用了。袁就是想用这个方法废督，袁都行不通，黎又如何行得通。
第388章 各奔东西
黎元洪的北京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也就是没钱。这不是个新问题，因为北京政.府早就陷入财政破产的边缘。
黎所以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就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借款。
奉直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曾开会研究，有意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实现南北统一。
日本为了要消除它曾经援助奉系的嫌疑，也同意参加。
但是。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重重，西方国家内部很多问题也不一致，使得借款一拖再拖。
北京政.府由于借款迟迟拿不到，军饷便不能按时发放，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光是七八两个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就传来一片兵变之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连续发生了多次的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务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都是诉苦和哭穷之声。
七月十五日，陆军部被裁人员七百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元洪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
那位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跑迟了一步，竟被请愿索薪的人员揪住。纱马褂被扯破，近视眼镜被打落，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下耳光，吓得他狂呼救命。
事件过后，“活包公”觉得这个“穷”官实在是没有当头，第二天就提出辞呈，坚决求去。
各地的钱收不上来，外边的款一时间借不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黎元洪能有什么办法？
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三亿元的“统一”大借款。面对这样一个风雨飘摇中的政.府，四国银行团如何能没有顾虑，研究来研究去，也下不了决心做这笔生意。
内阁本是由颜惠庆暂时代理，颜只答应看守到八月一日国会复会那一天为止。
黎元洪一直想在南方找一位人出来，以达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
他原本想请的伍廷芳，此时已经病亡。黎又想到南方的另一位“名流”唐绍仪，想请他北上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
七月下旬黎派金永炎先后到保定和洛阳，就请唐绍仪组阁一事，去征求曹、吴两位老板的意见。
曹、吴都很客气，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他们决不干涉。
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
吴佩孚补充了一个人，就是请曹同意仍由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
七月三十一日，黎元洪派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
八月五日，黎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北上前仍由王宠惠暂代。
阁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高凌霨
交通总长高恩洪
陆军总长张绍曾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王宠惠
农商总长卢信
黎认为这个新阁算是各方兼顾了，曹、吴两位大老板的人都放在了重要位子上，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张耀曾属政学系。为了慎重起见，在提出卢信和张耀曾时，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取得了吴的同意后才正式公之于众。
组阁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广东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没有办法，也不敢出任，张绍曾则意存观望，田文烈宣称不愿与人竞争而不肯就职，于是这个新阁仍是残破不全。
黎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干涉内阁行政，不再列席阁务会议。
八月八日，代理国务总理王宠惠举行政治宴会，在宴会中内务次长兼代部务的孙丹林，拿出吴佩孚的七日和八日两通电报给大家传看。
吴的七日电云：“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决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畸（王宠惠）代揆，高交（指高恩洪的交通总长）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钟秀）诸君，（按上三人均为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
吴的八日电云：“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上海八年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按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惶惶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
同一天，吴佩孚另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些电报像几枚炸.弹一样，震动了北京政坛。很简单，吴佩孚现在正是北京政.府的后台老板，他公然表示对于现状不满意，这个政.府怎么还能存在？
可是，吴、曹一再表示“不干政”，且公诸通电，发出宣言，言犹在耳，何至突变。
公府中的策士，认为这是孙丹林捏造的假电报，以为孙由于没有坐上内务总长的位子，借此以发泄私忿。
九日，黎元洪把孙丹林召进公府，查询吴佩孚电报的真相，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电报竟都是真的。
黎不禁转羞为怒，拍着桌子说：“都是你捣的鬼，你简直是徐树铮第二。”
孙丹林怒目相对，拂袖退席，气冲冲地走出，声称要到洛阳去告状。还是高恩洪劝他冷静一点，他才没有离开北京。
黎又找王宠惠来诉苦，王劝黎不如就把内务总长这个位子给孙丹林，省得孙暗中捣鬼，鼓动政潮。
黎元洪老.毛病又犯了，他表示坚决不肯让步，并且愤慨地说：“我不，看他们把我怎么样？他们把我推上台，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
其实这日子徐世昌早就受够了，对黎元洪来说也不是新鲜事。
黎第一次做总统受的是段祺瑞、徐树铮和督军团的气。
徐世昌则是受段祺瑞和张作霖、曹锟的三夹板罪。
现在段系倒了，奉张也退回关外，黎元洪要伺候曹锟和吴佩孚这两个新后台老板，也是很不容易。
这时候，吴佩孚已撕下了不干政的面具。明确提出：唐绍仪是南方的人，是北洋系的对头，由唐来组阁是绝对不可以的。
唐阁组不成，谁来组阁呢？“媳妇”得征求“婆婆”意见。
“婆婆”不止洛阳的吴佩孚，还有一个保定的曹锟。
派出人先去征求曹锟意见，曹锟还是“高姿态”，军人不干政，这是总统的权力。
看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那忠厚可亲的样子，让派去的人好感动。可惜，这人离去的时候，没有回头，否则，他就能看到那忠厚可亲的样子，变成了一副怎样地坏笑。
曹锟是想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吴佩孚给黎出难题他正暗自高兴。如果黎能知难而退，也就为他创造出上台的机会了。
派出的人在保定得不到要领，便马不停蹄到了洛阳。吴佩孚这位“婆婆”倒是不矫情正式提出要王宠惠组织内阁。
吴佩孚不止于此，同时还有电报致王宠惠本人。
电报中有言：“愿以全力为兄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
九月十九日，黎元洪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组阁。
阁员名单如下：
王宠惠署国务总理
顾维钧署外交总长
罗文干署财政总长
张绍曾署陆军总长
李鼎新署海军总长
徐谦署司法总长
汤尔和署教育总长
孙丹林署内务总长
高恩洪署交通总长
高凌霨署农商总长
董康署大理院院长
在这个名单中，所有吴佩孚反对的人都榜上无名，吴的嫡系高恩洪仍长交通，孙丹林由次长坐升总长，因此人称这是“洛派政.府”。同时内阁阁员中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都是英美派，不属于国内党派的无党无派人士，所以又有好人政.府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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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满足了洛阳方面，保定方面不高兴了。
在新阁中属于保定派的，只有一个高凌霨，曹锟一看就火了，拍着桌子骂起了大街。他身边的人又趁机添油加醋，说吴佩孚已经拿到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总统了。
说到了总统大位，曹锟精神紧张了。这个忠厚长者，以老实人著称的人，其实野心极大，只是一直藏得很深。人是不能看表面的，有些人表面很老实、很忠厚，其实内心可能更龌龊。
曹的左右一直认为吴佩孚这个下属目无尊长，一直为曹锟鸣不平。很长时间了，就千方百计地在离间曹吴两人的关系上下功夫，但都没能得逞，这一次竟然大功告成。
第389章 罗文干案
这时候的曹锟，就像寓言故事里丢斧子的人一样，越看吴佩孚越有篡位野心。
于是，吴成了保定方面最大的敌人，甚至唯一的敌人。曹要做的是和其他的新仇旧恨尽快化敌为友，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
随后，一边拉拢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在国会的势力。一边不计前嫌和张作霖修好。
此时，不光是外部，直系内部有很多人，也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狂妄而反感。
但吴佩孚仍然傲视天下、我行我素。国会方面的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
八月一日国会复会时，吴给国会发电做指示：“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
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吴佩孚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因为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也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此前是一贯的，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二。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近人各有私利，从中挑拨，两个人终于各奔东西。
说到曹锟、吴佩孚两个人的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人们常说功高震主，吴佩孚这一时期，名头太响了，已经不是“震主”而是压主了。
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这人就被称为“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便被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比如，黎元洪上台前，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特别是总统问题，与其说是二人表面取得了一致，不如说是加大了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其实是违心支持吴的。身边的人有机会就挑拨离间，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
曹锟的亲信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这些人个个容不得吴佩孚。
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曹锐因此而更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他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
还有曹所宠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特别得曹的信任。他也一有机会就说吴的坏话。所谓三人成虎，这些人说的时候，曹锟虽然表面上不以为然，其实量变到质变一直在进行之中。
对于黎元洪的复职，曹锟一直是看笑话的。黎就任总统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入京复任总统前，曾请吴佩孚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
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
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那个年代，同乡是联接人关系的极重要纽带。还有财政总长董康也属于洛阳派，是吴大帅的红人。
这三人遇事只请示吴，绝不理会曹。
曹锟自然对这三人都极反感，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也都是怒目而视。
高恩洪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
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但吴佩孚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以维持本人信用。但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
六月十七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
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二千万元没有底帐，有贪污之嫌，请示吴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
六月十八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总统，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和住宅。
这时曹汝霖不在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主张迅速交办。
颜一生气，要求辞职，于是，曹汝霖案改为移交法庭处理。
曹汝霖案见诸报端，曹锟才知道，大为光火。
这时吴佩孚正巧在保定，曹便叫卫士去请吴佩孚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惊动，曹等了半晌不见吴来，一叠传令，这才把吴请了来。
吴见到曹后问：“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这么晚找我？”
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说：“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理我？”
吴见曹真的动了火，只得赔着笑脸。
王宠惠内阁因为黎元洪在组阁时太迁就于洛阳派，因此而遭致与洛阳对立方的强烈反对。曹锟借机策动倒阁运动，试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这时候的国会，也矛盾重重。十月十一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的开幕仪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刚宣布开会，还没有致开幕词，就听见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他说：“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
大家定睛一看，这位语惊四座的，是国会议员彭养光。彭所谓的法律问题就是“民八议会”和“民六议会”问题。
六月三日广州国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开的“民六议会”。
八月一日国会复会时，后补的“民八议员”被拒参加。于是，京沪一带的“民八议员”发起力争正统运动。针锋相对地提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算是丧失了议员资格，不应再窃据议席。
八月三十日，一批“民八议员”曾在北京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抚“民八议员”外，还设立了“政治讨论会”来安抚他们。
彭养光这一吵，接着议员凌毅也提出质问，大声说“黎元洪以什么资格来这儿，你只是一个平民，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一看情形不佳，便催吴景濂赶快念完开幕词。
吴景濂匆匆念完了开幕词后，就宣布请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会场上更是一片叫嚣之声，有人还用手狂拍桌椅。
黎元洪不理睬这些吵闹，径自朗声宣读他的颂词。
焦易堂这时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黎元洪，你就是解散第二次国会的人，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
郑江灏则指着阁员席次大骂道：“坐在这一排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如果是来旁听的，就该到楼上旁听席上去。”然后他指着王宠惠说：“你不是王宠惠吗？我认得你，你是一个平民，怎么会坐到国务总理席位上？”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地念完他的颂辞，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因为这时的国会议场已成了中央市场，乱哄哄的一片，谁也听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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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本来是要致辞的，眼见会场乱成这样，吓得打了退堂鼓。会议于是草草收场。
会议完毕照例要照一张众人合影像。人刚就坐，郑江灏疯了一样跳了出来，大骂“私生子内阁”，而且用手去拉王宠惠，不许他就坐。吴景濂好说歹说，才把他劝住。
有不同意见，能自由地发表意见，毫无疑问比万马齐喑、唯唯诺诺地当应声虫、当橡皮图章更有国会的样子。但是，如果一个讨论国家大事的神圣殿堂，被搞成上演闹剧的舞台，也不能不令人遗憾。
第390章 内幕
十月十四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不少议员前往保定，借参加追悼会为名，接洽内阁问题。
然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却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
原来，这时候保定和洛阳两派对于总统问题正吵翻天。保定方面主张国会要先选总统然后制宪，而洛阳方面则主张先制宪然后再选总统，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能说服谁。
欲速则不达。吴佩孚的本意还是为了曹锟好，他的想法是待国会完成宪法制定，一切就可顺理成章了。
但是，对于总统位子早已急不可待的曹锟，这个时候哪里还能听进去这样的话。加之他的左右一再地挑拨，说吴所以坚持后拖是想等他羽翼更加丰.满好自登大宝，对此，曹已是深信不疑。吴一片好心被误会，一怒之下也不屑于解释，于是，两个人渐行渐远。
二十八日，吴佩孚有回答公府某要人的电报。
言道：“津派（指在天津的曹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锟字仲珊）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国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
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电云：“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
这两个电报都是由总统府传出来的，肯定不是伪造。这样的电报怎么会从总统府流出，有人认为，这是黎元洪拿吴的意见来抵制大选。
反吴派把倒阁运动和筹划大选同时进行。
十七日晚间，吴景濂在他麻线胡同私邸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要见总统，并且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陈。
黎元洪被弄得莫名其妙，但看他们颜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就照他们要求办。只见吴从公事包中拿出一个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
黎扯开公函一看，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十一月十四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五千万元的损失。
查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议决，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不应再签新约，也不应再换发新债票。况且这等大事，是需要国务会议通过，呈请总统批准后提交国会讨论的。而此案是否提交国务会议虽不清楚，至少总统不知国会未讨论。
更有甚者，华意银行因为达到了换发新债券的目的，已经秘密付出支票八万英镑，这张支票上盖了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这是行贿受贿的铁证。现有华意银行买办李某前来作证，所谓人证物证俱在。
黎元洪看完了公函就问李：“你懂得法律吗？”
李答说：“报告总统，我国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这案子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怕反坐的处分。”
由于李答复得斩钉截铁，黎便没了主意。吴景濂在旁怂恿说：“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
黎这时很是为难，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吴于是恫吓说：“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黎这时最怕别人给他圈套，怕罗文干真的会逃走，给反黎的人以口实，因此立刻命令侍从武官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总统府来。即令他们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抓到后解送法院。
步兵统领聂宪藩奉到黎命，即返办公处，办好一件公文，派排长王得贵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余人，持了拘捕公文径赴南长街罗宅。
抵达时，罗偕夫人去看电影没有回家。等了一个多钟头，罗一返家，即被逮捕。
罗当时不明究竟，很是生气。
看到步兵统领公文上写：“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开：‘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求谕饬步兵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便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徘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便忿然说：“既然有公文，我当然跟你们去，不过这种作法，简直是笑话，荒唐极了。”
说着便叫人备汽车和王得贵等一同到了步兵统领衙门，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这时也拘到，由步兵统领移至京师警察厅暂时看管。
就在罗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非法行为。
当京师步兵统领和警察厅长把拘捕到罗文干和黄体濂事向黎元洪复命时，黎也感觉到了这样做的不合法，便派人到警察厅通知薛之衍暂缓将罗、黄移送法院，以免事态扩大。可罗文干却不答应，他坚决要求警察厅把他送到法庭受审，19日，薛之衍遂将罗等移送地方检察厅看管。
十九日上午，王宠惠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见黎元洪。
黎不待来客开口，就自怨自艾地连称自己违法。
王宠惠要求黎将他一并送交法院，黎则向他们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道歉话，甚至表示愿意下令自责，并且愿意亲自到检察厅去把罗接出来。
但是阁员们得理不让，愤怒地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
（一）通电全国，说明吴、张两议员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
（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
在会议上，大家都很愤激，黎则向他们说尽了好话。
内阁阁员们在总统府紧急会议后，即根据议决，替总统拟就了一道命令，请黎发表，命令全文如下：“据署国务总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
黎元洪当场看了这道命令，表示同意，愿意盖印公布。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涌进来一大群人。原来是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他们风闻阁员们在黎处闹事。邀集二十余位议员，急冲冲的赶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溜走。
吴等看到楠木桌上还没有盖好印的大总统命令，就威胁黎不可盖印，同时告诉黎说：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布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
黎这时已没了主意，听吴等这样一说，也就只好同意把命令搁置。
二十日，在居仁堂举行了府院联席会议，阁员除了罗文干外全体出席，讨论罗案处理问题。
先由黎报告经过，然后王宠惠表示意见，他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钧任（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我们必需弄个明白。”
这时阁员们物伤其类，所以个个都面带忿怒之色，黎内心也觉这件事做得太莽撞，所以很委婉地说：“我应当认错。”
高恩洪用手指着黎的鼻子说：“认错就能了事吗？必需想个补救和善后办法。”
黎尴尬地说：“怎样补救，请大家想个法子。”
孙丹森主张首先恢复罗文干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
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在这里讨论。张绍曾附和高凌霨的主张。高、张现在是保定派，与吴景濂立场一致，志在倒阁。
内阁中分成了两派，保定派的阁员认为奥债一案未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则反驳说，这是手续的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须受处分，也不过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
高恩洪则集中一点攻击，认为总统叫步军统领捕人，尤其是逮捕现任阁员，实在是违法，置司法机关于何地？
黎否认曾命警察总监将罗文干捕送法院，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薛之衍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而黎又感到自己不该把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因此又强硬地说：“这事和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求到法院去的，整个事件都应该由我负责，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好了。”
黎最后这句话声调特别高，表示他已沉不住气。
高恩洪连喊：“不敢，不敢。”
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不面对现实，反而盛气凌人，实在太不公平。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衍之职，那么就请总统撤我们的职吧。因为问题总有一方不对，总统对，当然是我们错了。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水落石出，不能马马虎虎。
黎这时已横了心，所以厉声说：“好，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我先行辞职。”
张绍曾和高凌霨都是保定派，保定派的目的是倒了阁还要迫黎下野，这样才能大选，才能把曹锟拥上台。
百盟书
看见闹成这样，正中下怀，张绍曾说：“大家辞职好了，我已经单独提出了辞呈。”
正在不可开交时，忽然侍卫人员来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人数不下一百人。
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
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阁员们一看，这是诚心来闹事，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一次从侧门溜之大吉。
阁员们已经溜走，黎就客客气气地把这些议员敷衍一番，送走了事。
第391章 曹锟出重拳
原来这些议员已在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
咨文大意为：“……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给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体十分之七?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务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意籍，委托华意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意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有拒绝。
“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旋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罗与华意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意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罗文干（1889～1940），字钧任，广东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市）人。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宣统元年（1909）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经学部考试评为留学生最优，赐法政科进士。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广东都督府司法司司长。民国二年（1913）出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厅长。
一九一五年，罗文干参加了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弹劾，行使检察职权，票传袁世凯不获，遂弃官南下广东策动反袁。
袁世凯死后，罗于一九一八年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次年，出国到欧洲考察司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一年，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是年末，出任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次长。
此人在官场上，特立独行，颇有官场“侠客”风格，且被认为是“学贯中西”的“法界泰斗”。他一生游走于学者与官员之间，仕途跌宕起伏。
罗文干的这个案子是有内幕的。
那时军队欠饷，已经是寻常事，家常便饭。对于下边要饷，内阁反正也解决不了，便两眼一闭看不见。但别人可以，吴佩孚这位内阁的大老板来索饷，内阁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了。没钱怎么办，就得想尽办法搞钱。
吴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政首长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因之这一计划便成泡影。
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走唯一的旧路——向外借款。
英美等国对于这个号称“好人政.府”是愿意支持的，但日本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已经破产，坚持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需四国一致行动，因为日本反对，此番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自然告吹。
这条路走不通，王宠惠、罗文干等又和西方国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一亿元的新借款。
一战结束后，购买债券的英、法、德以及意大利等国的债权人，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外发行新债券，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国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鉴于新增关税对解决财政困窘意义重大，王宠惠和罗文干等人对此高度重视。
奥国的借款虽然已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解决，但根据国际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各国债权人的这笔债款必需偿还。
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罗文干遂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委托代办此事的华义银行经理罗森达?柯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同意将旧债票换为新债票。照票面九折发行，本息合计为577.719万英镑，分十年偿清，年息八厘。合同签订后，华义银行支付财政部八万英镑，又以三万五英镑作为手续费。
这件案子所以引起贪污嫌疑，在于罗文干经办此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是欠缺的。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八万镑，折合国币仅有六十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十余万元外，所余五十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不多的钱一分为二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
于是，便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需要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
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
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定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罗案一时之间成了大热点。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
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西方国家也因此而对北京政.府大为不满。
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因此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
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
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何况众议院是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此案，所谓众议院的讨论通过也是有争议的。
罗案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
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黎元洪有滥用权力的问题，内阁不按程序办事，同样也是渎职行为。
但是，更为可憎的是这些国会的要员，不是为了明辨是非，而是将此事拿来，作为搞阴谋诡计的借口，足见手段之卑鄙。
国务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作出两项决定：
（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
（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国。
这个电报并不是全体阁员都列名。保定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签名。因此列名的阁员只有王宠惠、顾维钧、孙丹休、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
电报最后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
这个案子到了法院，就必需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向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二十日，吴有电致黎元洪，痛责逮捕罗文干等人违法。
此电火气很大：“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遂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
这个电报好像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还是民国史上的第一次。黎看了这个电报，气得浑身发抖。
当即把吴的电报扔到桌子上，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二十二日，黎拟了一个答复吴的电稿，对于逮捕罗文干一事做了解释，说“嘱薛之衍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所以也不需要叫内阁副署”。
最后一段则火气十足，言道：“……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聩，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径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
笔趣阁
这个电报很长，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故事，提出来反打吴佩孚。那是直奉战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拨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元，吴佩孚乃电令北京警察厅扣留钟，移送法院究办。
黎的电稿写了未发，待他发了一通火恢复了理智后，深觉犯不着为这事与吴决裂，最后还是把这个电稿留中不发。
第392章 广东的军事政变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黎元洪命汪大燮、孙宝琦等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具了一张保单，派自己的座车，——北京红牌第一号，去迎接罗文干出狱，并把罗接到总统府来。
罗一下子从嫌疑犯变成总统的座上客，总统亲自出门相迎，连声道歉，请罗回家休息。
罗文干非但不领情，还得理不饶人，坚持要待法律解决，执意仍回地方检察厅，听候审理。
黎怎么劝说都无效，无奈请罗暂住在居仁堂，罗还是不肯。
不少人都过来相劝，讲来讲去，罗才同意在总统府礼官处下榻。
末了，罗文干还坚持要个说法：“如果我无罪，逮捕我的军警长官就有罪，岂能马马虎虎，蹂躏人权！”
黎元洪把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厅长薛之衍找来，要他们向罗赔礼。
怎知聂、薛两人都不肯，他们说：“我们是遵照总统手谕办事，并没有错，为什么要向罗道歉赔礼？”
这一来黎又为之语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对聂、薛两人说些安慰的话，叫他们退去。
罗文干这边还是没完没了，黎元洪只能是一个劲的说小话。看到总统这样的为难，大家又劝了罗文干一阵子，罗总算作罢干休。
罗本是法律专家，又做过司法部次长和总长，让他这样的人遭受这等非法的侵犯，火气大些也在情理之中。
罗文干由地检厅到总统府的同一天，吴景濂率领议员三十余人到了总统府，请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
这时候黎元洪，正窝着一肚子的火。很多事虽然还没有理出头绪，但隐约的感觉到自己应该是被人利用和耍弄，只是有苦而说不出。
面对着这些得意洋洋议员们，他直觉得热血上涌，几乎是吼着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当初你们同意唐绍仪组阁，我才把同意案提到国会，结果你们退还了咨文。现在王内阁也是你们同意过的，没有几天你们又要罢免他。对付罗文干也是你们荒出来的，你们要我下令逮捕罗文干，我照你们的意思做了。你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我这个总统当做什么人。”
说着话对大家怒目而视。吴景濂等人没想到好脾气的黎元洪也有发火的时候，讨了个无趣带着人悻悻而去。
身在洛阳的大老板吴佩孚的电报，虽然让黎元洪很受不了，但一个电报罗文干就得到了释放，于是，洛阳派的气焰高涨起来。交通总长高恩洪下令电报局，凡是不利于洛派的电报，一律不许拍发。这样一来，吴景濂和保定派阁员的电报都要派人带到天津去拍发。
法院在审理罗文干案时，案情也急转直下。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该行所付出的三万镑和五千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拿的手续费，与罗文干无关。
另外八万镑是由财政部公开领收，这当然也无法一人中饱。至于吴景濂所依赖的原始告发人华意银行副经理徐世一，则没了踪影，不敢出庭作证。
这样一来，搞得满城风雨的罗文干受贿渎职案就不能成立了。
这个时候，洛阳派似乎是占尽了上风，但是，好景不长。
二十三日夜晚，黎元洪在东厂胡同住宅将要就寝时，吴景濂又率领议员二十余人大踏步地冲进内室来。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黎忙问详情？吴等傲慢地拿出曹锟当日打来的电报。
曹在这个电报上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
吴景濂很得意地说：“如果吴佩孚再包庇罗文干，保定方面已准备了第二步，就是请求政.府加以讨伐。”
吴景濂要求黎把一封拟就的、申斥吴佩孚的电报发出去。
见黎还在犹豫，吴补充说：“事情已经很迫切，如果不发出这通电报，以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将领，将有联名电报发出，这一来总统就陷于孤立了。”
黎听了又没了主意，但还在犹豫。吴又催促说，吴佩孚本事再大也得听老帅的，这里边哪头大哪头小，总统还看不明白吗？
黎元洪又想了一下，觉得吴的话有道理，自己没得选择，只得签发了那份电报。
当保定的曹锟，得知奥款展期合同中吴佩孚得了五十万，自己却分文未得后，气得差点疯了。
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帐，查出半年来交通部转帐拨款清单，一共有509.9万元拨充洛阳军费，至于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
虽然和别的人比，保定得到的还是多很多，但曹锟可不想和别人比，他只和洛阳比。
曹锟这也就更加确认他左右的话，吴佩孚根本没把他放在眼中，取他而代之心如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曹锟本来就讨厌高恩洪，认为他是吴佩孚的走狗，只知有吴，不知有曹。过去碍于吴的面子，不好意思对付高恩洪，现在发现交通部拨款有这样的黑幕，下定决心要痛击吴，同时也要严惩高。
保定派好不容易使得曹锟痛下决心公开对付吴，为了加强曹的信心，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要他们做“老帅”的后盾，必需一致发出通电痛责罗文干贪污卖国。
一沾上“卖国”二字，就百口难辩，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集中火力对付吴。
吴过去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包庇梁士诒内阁，现在轮到了他自己。
保定派抓住这个机会，不但要打击吴佩孚，同时也要打击黎元洪。
王宠惠内阁是吴佩孚所支持的，现在如果把吴佩孚打老实，王内阁就自然垮台。而黎元洪四面不讨好，自然也非垮台不可。这样一来，拥曹锟坐上总统宝座就顺理成章。
曹的电报发出后，二十四日，王承斌发电响应，请黎元洪即派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该步张作霖的后尘，替王内阁作保镖。
王承斌是吴的部下，吴是曹的部下，曹尚未对吴展开攻击，王却首先发难，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显然具有风向标作用。自王的电报发表后，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督理蔡成勋、安徽督理马联甲、山东督军田中玉、浙江督军卢永祥、上海镇守使何丰林、海军司令杜锡珪等均先后发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
吴佩孚的嫡系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迫于压力，也通电表示一致态度。
这简直是一面倒的局势，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无法招架。
吴佩孚到底是识时务之人，于二十五日通电解释两点：第一是声明与王宠惠素不相识，仅于“觐见元首时与之一面”；第二是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最后表示对曹巡阅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
吴的电报显示其态度软化，这样，保定这边也有所缓和了。
在保、洛之争中，左右为难王宠惠只能宣告辞职。
北京政.府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而不能发布，遂陷于无政.府状态中。
黎元洪已经认识到了，倒阁和大选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此时的他也已彻底醒悟是上了别人的当。
事情已经这样了，后悔药也没处去买，内阁总得设法维持。为了便于各方能够接受，他首先想到了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由他来代理内阁总理。
二十六日，黎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方面不置可否，吴佩孚又唱起了军人不干政的老调。
保定方面其实是想用保定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只是不便直接提出。
由于洛阳和保定都没有确实答复，也就不能办，黎元洪又想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三人中一人来代理，可是他们一个个都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此时的黎心灰意懒了，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
黎刚有这样表示，高恩洪立即毛遂自荐说：“总统是我到天津迎接到北京来的，现在我愿意送总统到天津去。”
高这话是表示他有始有终，表示他对黎的忠诚。怎知马屁拍得实在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
黎元洪认为他的这句话简直是在兴灾乐祸，要推他下台，因此大为光火，没头没脑地把高大骂一顿。
二十七日，众议院进一步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
黎再打电话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
这一天，金永炎由洛阳回来，带回了吴佩孚的真实意见，不坚持维持王内阁。只不过在未来新阁中，至少要保留孙丹林、高恩洪两人中的一人，至于阁揆人选，除了津保派外，由任何人担任都不反对。
黎知道吴佩孚的态度后，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二十九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没什么寒暄，直接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不问汪是否同意，就填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汪大燮为人平和、清廉，在北京政坛上是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开创新局面谈不上，但肯定是“维持会长”的合适人选。因此每当政潮最激烈时，他便时不时地被拉出。
燃文
他在民国六年任外交总长，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曾代理了九天国务总理。那是因为直皖两系水火不相容，段挂冠而去，总统冯国璋找不到适当人选，只好拉汪大燮来填空，现在黎元洪是旧戏重演。
这是个老实人，理解万岁，不想难为别人。但还是老态度，事先声明代理之期不超过十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黎任命王正廷长外交，高凌霨长内务、许世英长司法、彭允彝长教育、李根源长农商，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
前任王内阁的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财政总长罗文干是免职。
第393章 群雄逐鹿
现在，我们还得回过头来说说广州。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南方政.府大总统下台。
有史料记载：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他的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南方政.府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他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国民党主政后的正史，都认定这次叛乱是陈炯明策动的。军事政变是发生了，也是陈的部属所为，但说这次军事政变是陈炯明策动的，可能有待核实。
陈炯明固然是个人品极佳，威信很高的人，他身边也从不缺少死忠之士，可也有控制不了局势的时候。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并不想置南方政.府大总统于死地，只想将其逐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其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离开。
很多资料在描写南方政.府大总统逃离总统府时有多凶险和机智，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
军事政变方在举事时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过的，请南方政.府大总统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
南方政.府大总统离府后，粤军围攻，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 南方政.府大总统登上军舰后，南方海军宣布和军事政变军开战。
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从六月二十日后，就不断接获南方政.府大总统蒙难的消息。
二十三日接南雄电，知军事政变方翁式亮、杨坤如部已经占领韶关，追击大本营的人员，胡汉民已离韶关。
前线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中有两种主张：其一主张仍继续前进，先克南昌、九江，再行应付粤事；其二主张立即回粤，助孙平乱。
二十七日，胡汉民驰至赣州，报告广州变乱情形，军心为之激愤。
当晚再开会议，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决议回师讨贼。议定以粤军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福军（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回粤，分由大庾，信丰向粤境南雄前进。
其他各军则暂驻赣境，病中的李烈钧留守赣南。
不料，回师行动一开始，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抵达信丰后，竟不依照原订计划，连夜向三南方面退入连平，潜归惠州，与陈炯明会合。
第一师是邓铿所手创，北伐入赣后和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战功卓著，是一支劲旅。这支部队忠于邓铿，也忠于陈炯明。
梁鸿楷反水后，胡汉民主张尾追，先肃清东江之敌。
因已约定滇军为右翼，许军与福军担当正面合攻韶关，许崇智则主张径向韶关回师。认为经东江至广州路远，孙被困兵舰上应急赴援为宜。如果去追梁军，福军独任回师之责恐力不能胜。而滇军因不知内情，容易形成猜疑。
胡汉民同意了许崇智的主张，于是继续向韶关进兵。
七月二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诸部皆入粤境，自南雄、始兴直指韶关。
攻韶计划是：
（一）以滇军朱培德全部由江口渡河经仁化向韶关进攻。
（二）以李福林全部沿河左岸，经周田大桥、长坝、黄浪水向韶关进攻。
（三）以第二军之许济、孙本戎、谢宣威等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关进攻。
其他部队为预备队，另以第九旅黄国华部由三南方面攻翁源。
出师时同立誓约：“三军一致，誓同生死，拥护孙大总统，平定粤省之乱，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许崇智自南雄驰电给孙：“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培德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其一击也。”
许崇智电报到孙手中时，海军方面却又有不稳的消息。
民国十一年七月九日，先头部队与陈军开始接触，展开激战。
陈军自占领韶关后，前进部队仅至大桥为止。以韶关及芙蓉山，帽子峰及河东莲花山一带高山之险要形势为防线，修筑坚固工事，布满铁丝网，以抗回师的北伐军。
双方接战后，右翼滇军占领白虎坳、黄冈岭、鸡公岭等要地，迫近韶关外之帽子峰；中路李福林部迫近流塘、下长坝一带，向高地之陈军施行攻击；左翼许崇智部孙旅迫近东锡窟前背一带。
许崇智部第九旅黄国华及何梓林两部，连占鲁溪、坝子圩等处，十九日占领狮子岭及翁源城。
陈军方面急调援军支持，因有粤汉路运输之便，增授迅速，而北伐军则水陆交通均不便，翁源失守。二十日，许军张民达部经过苦战，再度收复翁源，但又失守。
二十四日，黄大伟部集中始兴，到达翁源前线，三度攻克翁源。
火山方面战事亦极激烈，北伐军久战疲劳，前线颇有动摇之势，许崇智亲自进驻火山。二十四日，北伐军猛烈攻击，大破陈军，陈军全线向大塘韶关方面总退却。北伐军乘势追击。
二十七日许崇智部左翼进占莲花山阵地向韶关车站猛攻，陆旅向马坝方面进攻，另一支进占大塘、羌在街之线。湘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驰援，助攻陈军。
正当回师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时，由赣返粤的原属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突然阵前倒戈，由马坝向北伐军左翼陆旅进攻。
陆旅久战兵疲，不能支持，首先退却，于是牵动全线。各部遂总退却。
二十九日，韶关方面北伐军失利后，翁源方面亦被陈军击破，全线摇动。
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亦连带退却。
七月三十日，各军退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才收容部队，重加整顿。陈军已追击至长冈、水南、水口等处。北伐军获知翁源方面亦告失败，于是自江口退却。
八月三日，退至赣边的南雄。
黄部第九旅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
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河川阻隔难以退入南雄，向湘桂边境退却。
当时李烈钧人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
许崇智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渊源，坚持退福建。
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八月四日，南雄为陈军所占。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利、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南方政.府大总统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
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南方政.府大总统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后，原订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便改乘英舰。
南方政.府大总统离开广东后，八月十五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八月十四日上午，英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南方政.府大总统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等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场面很热烈。
十五日南方政.府大总统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
“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方，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已！谓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皆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
“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亘于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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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驰，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民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
“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户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卅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
第394章 “合法”内阁
广州发生变故后，福建也出了情况，
李厚基在自己的领地有两支部队他不能掌控：一支是第二师，师长、汀漳镇守使臧致平，另一支是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
王永泉旅原是徐树铮的西北参战军的一部。早在民国七年九月，王永泉以“奉军补充旅”名义，实际受小徐指挥由洛阳南下，经蚌埠、浦口，转乘建新、福州两轮开至福建。
臧致平和王永泉对李厚基态度一向傲慢，李当然视他们为眼中之钉。
直奉战后，奉系战败，而南方由于陈炯明部兵变，南方政.府大总统也离开了广东。墙头草的李厚基，本来是属皖系，现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自己。
吴则因为福建濒海，鞭长莫及，正好利用李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倚重。
李得到了吴的支持，就先对臧致平下手。
一九二二年年六月五日，他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令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忿而离漳去沪。
接着他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
李厚基背叛皖系不过是自求生路，但事做得有些不近人情。
他和徐树铮是表亲，又是同乡。在皖系得势的时候，小徐曾经是李的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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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系失势后的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徐曾秘密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李代致陈树藩一个密电。
李收了电稿并未替他照发，对小徐的态度也很冷淡。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徐树铮在上海曾有一函致吴佩孚，劝他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吴当然不会听他的。
与此同时，小徐也曾派人持函到福州去见李厚基，李竟拒而不见。
有人看不过去对李说：“你们是至亲，这样做不太过分吗？”
李大声说：“有什么过分，他是一个惯于兴风作浪的人，我惹不起他，还是少接触以免是非。”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日，徐树铮携带八十万元，由浙江偷越仙霞岭潜抵延平王永泉军中。随小徐同行的有曾任旅长的尹同愈、曾任团长的齐暗农和孙象震，以及曾任营长的汪某。
因为事先已商量好了，小徐抵延平的当天，就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府制置事宜。
宣誓“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何日见此二老共践尊位，发号司令，树铮即当束身司败，俾听质讯。”
这个不伦不类的组织，应该是根据徐树铮所著《建国诠真》一书设立的。
徐树铮的《建国诠真》，大体与民初约法一脉相承。最大的特点就是总结了民初局势和大背景提出了“加权的责任内阁制”。这个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肯定国会、总统地位的同时，提出给内阁更多的权力而相机行事。
这个提法跟当时的大背景府院之争有关。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群龙无首，很多人提出推举有威望的人当虚位总统，有实力的人实际把持内阁。
但北洋系是一个割裂的松散联盟，不在位的实力派往往会利用总统制约内阁，时常爆发府院之争，徐树铮就是第一波内阁——皖系内阁的核心人物。
这本书写于皖系被直系拱翻之后。徐树铮在这本《建国诠真》中提出的加权内阁概念，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被拱翻后的不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清醒地认识到了受国会和总统制约，内阁权力不大，确实很难履行责任。
十月三日，小徐电劝李厚基辞职离闽，限于五日以前答复。
同日，王永泉已和退入福建的北伐军许崇智商量决定，两部联合进攻福州。
许部担任左路由建瓯进攻古田，王部担任右路由樟湖坂进攻水口。
福州大为震动。李厚基勒令商会筹饷五十万元。福州发生挤兑风潮，官吏眷属纷纷避难，离开福州。
六日，许崇智部占领古田，会合王永泉旅进攻水口。并派黄大伟，李福林两部由古田经大湖向福州推进。孙本戎旅由大湖向白沙推进，包抄水口后路，并截断水口、福州间的交通线。
九日，李厚基派他的表弟，警务处长史廷飏率领留省部队开赴水口增援。
十二日，许、王两部占领水口，闽方唐国谟旅向福安、闽清方面退却。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遂乘虚由甘源里进至洪山桥，前锋由王懋功率领，轻骑进入福州。
李厚基先跑到台湾银行，随后又逃上海军军舰。
海军在萨镇冰指挥下，将李部缴械，并将李厚基软禁在马尾海容军舰上，逼迫李交出他在福州搜刮到的财富。
十三日，闽方史廷飏部从白沙败退下来，曾向福州城发动反。，李、黄两部因人数不多，仓皇退走。幸好孙本戎部由白沙衔尾追击史廷飏，李、黄两部回师应战，史廷飏腹背遇敌，所部三千余人遂缴械投降。
李厚基垮台后，福州各团体遂提出“闽人治闽”的口号。推举萨镇冰为临时省长，并通电拒绝“客军人闽”，阻止南北两军在福建境内作战。
萨镇冰和海军本是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是这次驱李战争中却帮助了南方的北伐军。不过他却不肯脱离北方。
而直系也想利用海军来驱逐北伐军，授意北京政.府于十月十五日任命萨镇冰为福建省长。
这样，萨镇冰这个福建省长既是福州各团体所推选，又是北京政.府所任命。
萨镇冰在给北京电报时，把扣留李厚基一事说成是“保护”，而吴佩孚则将计就计地请萨派遣军舰把李厚基护送到厦门登陆。
福州的易帜，是南方政.府、皖系、奉张三角同盟在直系全盛时期的一次尝试，北伐军也算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此时，张作霖派奉天兵工厂督办韩麟春到上海，劝南方政.府出兵江西、湖南，并约卢永祥进攻江苏，而奉军即大举入关反攻。
国民党人也纷纷电请南方政.府大总统到福州组织政.府。
但南方政.府大总统坚持要先讨伐陈炯明，光复广东，清除后患，才能出兵北伐。
十月十七日，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进入福州。徐树铮便以“制置府”总领的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并任命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黄大伟为建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
在此以前，南方政.府大总统曾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下设三军。由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三人分任军长。
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都不肯接受小徐的任命令，从十月二十八日起，改称“讨贼军”。
萨镇冰已于十月十五日就任临时省长。
照理说，所谓的福建总抚，应该是具有督军兼省长的性质。但是王永泉、许崇智等并不否认萨的省长地位，他们都参加萨欢迎他们的宴会。
这个时期的福建竟成为南方政.府、皖和北京政.府三种势力和平共处的地区。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徐树铮，任命李厚基、萨镇冰为讨逆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高全忠为闽军总指挥。
这个命令是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才发表的。
本来应该把北伐军一并列入讨伐之列，只因王宠惠内阁不愿与国民党为敌，所以把讨伐的对象只集中在徐树铮一人身上。
有意思的是，北京政.府所任命的讨逆军副总司令，这时却正在福州和被讨伐的人把酒言欢，而总司令却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俘虏。
十月十八日，北京参陆办公处电派常德盛为援闽军总司令，这样，北京政.府对福建就派出了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援闽总司令，一个是讨贼总司令，两者各不相属。
李厚基虽然被俘，但他的直属部队王献臣旅在上杭、张清汝旅在泉州、高全忠师在厦门，因此，吴佩孚依然很看重他。
此外，吴佩孚还调动了几路人马，包括驻武穴的鲁军张克瑶旅、驻崇阳，通城的鄂军第二混成旅寇英杰、北洋第二混成旅胡念先两部和杜锡珪所属海军舰队以及在江西的周荫人、常德盛两师。
常德盛师已于十月十八日由南城开抵杉关。
粤军尹骥旅开抵平和后也拟向龙岩推进。
尹于十月十六日曾到上杭与北军会商作战计划，陈炯明希望取得指挥闽、粤、赣各军的军事全权，以便统一布置。
吴佩孚不愿把北军的指挥权交给陈，陈的态度便趋于消极，不肯单独进攻。
徐树铮奇袭福建，震动全国，可是不知他是怎么想的，组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政.府，名不正，言不顺，引起了各方的反感。
尤其是他所谓的“总抚”，更是令人费解，颇似清朝的总督、巡抚。他所编拟的组织，是总抚之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这个制度也是根据他的《建国诠真》的官制篇所规定的。
十月三十日，建国军、讨贼军举行联合会议，选举福建籍的国民党人、广州国会议长林森为福建省长。
同日，王永泉取消“总抚”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并取消建国军名义，改称福建第一军军长。
徐树铮表示“建国军政制置府”的职权，类似国务院，将随军事之进展而迁移他处，不会长期设在福建。
这一表示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改称建国军总司令。
十一月一日，徐树铮通电主张迎接段祺瑞到上海和南方政.府大总统见面，并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徐的电报没有人响应。
就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派王郅隆到福州来，劝小徐取消制置府，离开福州。
而王永泉这时已是福建的主人，也不愿意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太上皇，极力想把小徐赶走。
许崇智等认为这是皖系自己闹意见，不愿介入。
徐树铮在这种情势下只好黯然离开福州。于十一月二日乘轮去上海，他的建国军政制置府也就因此而寿终就寝了。
十一月三日，福州各界举行大会，宣布“闽人自决闽事”，阻止各方军队入闽。林森宣布就任福建省长，萨镇冰则取消了临时省长名义。
王永泉于十一月六日向北京政.府通电输诚，但是，暗中仍和国民党敷衍。
李厚基的母亲曾自上海送来一笔“赎款”，李遂被海军释放。
十月三十日，李厚基乘靖安舰到南京，和齐燮元、杜锡珪相见，共同讨论反攻福州的计划。
十一月五日，李乘舰到了厦门，当他看到臧致平与高全忠同在码头上欢迎时，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臧已由上海先到厦门，高全忠顺势推臧为闽军总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为安抚部属，保全地方而来，并不反对北京政.府。
这时，曹锟、吴佩孚都有电到厦门，召臧致平北上，李厚基也劝臧应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
不料十一月七日，臧鼓动第二师官兵向李讨军饷，吓得李、高两人逃往鼓浪屿。
八日，臧致平有电给陈炯明云：“李督军五日莅厦，致平往谒，重卸仔肩，俟有替人，即当北上。七日闽有少数溃兵邀同驻厦军队向李督索饷，李督即偕同高师长他往。是时致平适在鼓浪屿候船，挽救无及，厦门绅商请致平维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与贵军一致行动（意指维持闽粤两不侵犯条约）。”
十一日，臧致平又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李、高离开厦门情形，并表示“服从中央”。
国民党方面汪兆铭等主张不要迫使陈炯明完全倒向北方，设法阻止陈炯明帮助李厚基援闽，极力促成南方政.府大总统和陈炯明言归于好。
曾经是共同作战的战友，本没有深仇大恨，这样做肯定是明智之举。即使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至少多了个同盟军。但南方政.府大总统对陈炯明芥蒂极深，坚持要陈炯明写悔过书才可以不究既往。
南方政.府大总统被困在军舰上时。陈炯明就几次派人讲和，但都遭他拒绝。徐绍桢被派到广州和陈炯明联络，陈炯明拒绝写悔过书，调停遂告失败。
福建变成了群雄逐鹿之地，曹锟、吴佩孚调豫军常德盛师于十一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将乐等县。粤军尹旅占领上杭、龙岩、永定等县。
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厚基到上杭与尹骥等举行军事会议，即派张清汝、王献臣为第一、二两师师长，拟联合粤军大举反攻漳州。
臧致平意欲独霸一方，本来拒绝“讨贼军”开入闽南。由于受到两面压力，便又转而与讨贼军及民军合作。
十二月十六日，两路会师泉州，张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营缴械投降。王永泉部开往闽北，抵御常德盛师，十二月中旬接连收复将乐、延宁、邵武。
豫军常德盛师退往江西境内杉关、黎川一带。这时，福建的局势总算稳定下来。
第395章 话分两头
南方政.府大总统一直在做回师广东的准备。
早在组成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后不久，便任命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
为谋划在粤、桂两省发动讨逆军事并筹措钱粮，同时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驻港理财员。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邹鲁偕李文范抵香.港，邀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等，会商讨粤事宜。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十一月八日，南方政.府大总统函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等，要求他们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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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越来越得到南方政.府大总统重用，特别是在军事方面，这人就是蒋中正。
有一个很流行地说法，南方政.府大总统和陈炯明的分手给蒋提供了机会。当孙受困于军舰时，蒋抓住机会前去投奔，从而成就了其后来的人生。
十月二十二日，蒋中正到福州，至第二军部办公；并代表孙慰劳讨贼军各将领。
这时，东路讨贼军的情况并不好，许崇智部寄居福州，困难本就很多，黄大伟又因改编事，与许崇智不和。
面对乱局，蒋中正函呈孙，有离福州之意。
孙接函，急驰电阻止，电曰：“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成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为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
十一月二十四日，廖仲恺至福州，与蒋中正会晤。
又面交南方政.府大总统慰留手谕：“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如毫无进展，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事，共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之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而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
“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皆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惟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总之，十数年来，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
由此可见，南方政.府大总统对蒋中正其人是多么倚重。
汪大燮内阁是黎元洪使用元首特权自己提出来的。王宠惠内阁已不能维续，又不愿让津保派分子组阁，所以才把汪请出。
黎把事情想得很简单，汪和各方面都无恩怨，由他来充当过渡内阁自不会惹出麻烦。这样，就可以争取时间，再物色一位能为各方接受的新总理。
但出乎黎元洪预料，汪内阁发表后，十二月一日，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表示反对。
二日，曹锟竟也发出通电公开唱反调。
电云：“汪大燮乃具保罗文干出检察厅之人，许世英为与奥债有关之华意银行总裁，绩任交长之高恩洪既有力庇罗案之行为，又有抵借京绥路之新案，阁员如斯，是对于国会提出查办之罗案，有意消灭。似此新阁，不但有蔑视国会之嫌，更何能符人民之望。锟为巩固中枢，整饬法纪计，决难承认。”
曹锟的这个通电根本不送达总统，当身边的人把曹的通电拿来，黎元洪看过后把电报扔在地上，气愤地说：“现在的事情真难办，我向他请示内阁问题，他始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后，却又激烈地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如何办才好？我本不愿干这个无权无力的总统，他们一定要我上台，上了台又遇事掣肘，把我搞得进退两难。”
在曹锟通电之后，各省直系军阀和他的追随者自然纷纷响应，把与世无争的汪大燮搞得特别狼狈。保派的三位阁员用不就职来拆台，汪自己亲去拜访高凌霨，高竟托病谢客。
代表洛阳方面的高恩洪，很快通电就职。
有人告诉他说：老帅（指曹锟）对他怨恨极深，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和定庵（高恩洪）势不两立。”
高就职的通电刚发出，就接到曹的电报，质问他为什么要扣留与罗案有关的各项文电，吓得他马上将就职通告撤销。
黄郛觉得风向不对，也不敢就职，许世英借口尚未交卸安徽省长，王正廷则借口到山东办理接收青岛事宜，离开北京。
一个汪内阁，只剩下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出席国务会议，其余各部均由次长代表列席。
十一月三十日，吴佩孚再一次通电认错，电文中有言：“平生嫉恶甚严，虽亲不贷，岂肯自违初衷，曲庇素昧生平之人。”
所谓素昧生平之人，是指王宠惠和罗文干。
十二月五日，众议院通过查办交通总长高恩洪、前财政总长罗文干两人舞弊卖国、违法渎职，擅行签订铁路材料合同一案。
同一天，黎元洪面对一片反对之声，发出了一个“罪己”电报，解释汪内阁的组成，是为了要有一个由内阁总理副署接收青岛的命令。
原来中日两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正办理胶州湾转让手续，黎表示因之而出此权宜之计。同时并说他已决定请张绍曾组阁，即将向国会提出。
张绍曾是津保派，黎提张即表示放弃了原来的主见，决定组织保派内阁，是对曹锟的全面屈服。
十二月六日，黎正式把提名张绍曾组织内阁的同意案提交国会。
张绍曾早就和吴景濂串通一气，吴遂向黎拍胸膛，可以负责国会通过。
但这其实是吴景濂个人的想法，国会中各政党反对吴景濂一人包办，提出要政党参加内阁为通过总理任命的条件。
因张绍曾和吴佩孚是儿女亲家。曹锟左右虽把张绍曾拉入自己的阵营，不过对张并不十分放心，津保派一直希望由高凌霨出来组阁。
至于曹锟本人，则希望北京一直是无政.府状态。
曹锟到底还是有些眼光的。对于罗文干案，他反对打击面过大，主张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予以适当的安抚。对于吴佩孚，他的态度也是吴既然低头认罪，就不必继续穷追猛打。
在他看来，保、洛两派在总统和内阁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在对国民党、对奉、对皖方面，根本利益还是一致的，毕竟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十二月十一日，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十天之期届满。因为代理这个国务总理，他被骂得狗血淋头，在他答应代理时，即是以十天为期。十天受罪之期已满，当然是多一分钟都不肯继续，黎元洪不能不另想办法。
他邀请国会议长和回京的王正廷到总统府磋商内阁问题，当场提出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
王开始不肯接受，但经不住总统的一再相劝，才勉强答应，只不过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国会将张绍曾内阁的同意案立即列入议事日程。
（二）代理期间以十日为限。
（三）代理期内不公布重大政令，不任免重要人事。
黎元洪满口答应，经与国会议长商洽，获得同意后，即于十一日晚发布王正廷代理内阁总理的人事命令。
王正廷于十四日通电就职，于是，过渡内阁的无政.府状态暂告结束。
黎依照和王正廷的协议，把张绍曾组阁案送交国会。
十二月十五日，众议院讨论张内阁同意案，议员们争辩激烈，甚至飞起墨盒，大打出手。最后一哄而散，不得结果。
吴景濂提示张绍曾亲自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以联络感情。
张于十七日举行茶会，邀请议员们欢聚，大家互打哈哈。
张说了一套统一裁兵的冠冕堂皇话，又说了一些交换条件的私房话，总算获得大家勉强同意。
于是，张组阁的同意案，遂于十八日在众议院通过，二十九日又在参议院通过。
国会通过了张绍曾组阁是一件大事，因为黎元洪复职后，这是国会通过的正式内阁，也可以说是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以后唯一“合法”的内阁。
张绍曾组阁案获国会同意后，黎元洪很是兴奋，认为时局有了转机。
他本拟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任命令，以便新阁能在元旦就职。但因阁员分配各方争议太大，终于没能如愿。
民国十二年元旦，每一年的这一天，总统都要发表文告。黎元洪这一年文告的主题是痛论各地兵匪之祸和督军制度的弊害。这一类的话，平头百姓虽然很爱听，但对于有识之士，已是麻木不仁。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黎元洪正式任命张绍曾组阁，并发表了准备提交国会的阁员名单：
国务总理张绍曾
外交总长施肇基
内务总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刘恩源
陆军总长张绍曾（兼）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正廷
教育总长彭允彝
农商总长李根源
交通总长吴毓麟
第396章 江防事变
从张绍曾内阁的名单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
在幕后组阁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内务、财政和交通。吴佩孚想留住高恩洪都没能办到。
黎元洪坚持要维持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得到同意后，因王正廷不肯任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的程克担任。外交总长施肇基因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而被否决，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张绍曾本来向议员们许过愿，说是要分配给国会内的政党几名阁员，因未能兑现，议员们便准备以不同意为报复。几经疏通，政.府承诺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二年和六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筹发，才算过关。
张绍曾组成了一个北京政.府好几年所没有的合法内阁，但这个合法内阁却多灾多难。
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愈来愈多。很多的时候，所谓兵就是匪，匪也是兵，因为一旦兵变，处置不当兵就成了匪，而匪一被招安，也就变成了兵。
兵变是因为欠饷，财务状况越来越糟，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高.潮。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
太上政.府的两位直系巨人，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则忙于“援闽”、“攻粤”，梦想着武力统一国家。
张绍曾则正踌躇满志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的名流到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
一月八日，张绍曾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担心张绍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场，后来看到张绍曾所作所为并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谋政治上的统一，后办大选，这和他的主张比较接近。
他的智囊、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去对付津保派，他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很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第一个争取的对象是南方政.府大总统。
张绍曾打算仿照袁世凯的办法，请其主持全国铁路工作。
黎元洪则想更给予重用，请他担任全国兵工督办。
但无论张的主张还是黎的主张，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都坚决反对，这也就使得这个计划胎死腹中。
对于奉系方面，张绍曾找到了曾任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尊为上宾，请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民国十一年五月十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
张绍曾对此下了很大决心，不顾虑保定或洛阳方面是不是会反对。
鲍启元也很愿意促成此事，不便直接和张作霖联系，打了好几个电报给张学良，但却一直没有回音。看来奉张那边，根本就没当回事。
张绍曾上台后的一系列行事，特别是先致力于实现统一后举办大选的政策，完全和保定方面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让他们大失所望。在他们眼里，张很快成了白脸狼。
南方政.府大总统倒是很支持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裁兵救国。
这个通电发出后，立刻得到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人的一致赞成。
我们还得话分两头。
前面说过，福州由徐树铮、许崇智及王永泉等联合光复后，奉系曾劝南方政.府大总统放弃回师广东的计划，下令福建许崇智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军则直捣北京。
对奉张的提议，南方政.府大总统未做考虑，他认为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一切都无从谈起。
因此而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
由蒋中正协助许崇智对东路讨贼军各部进行整编，每军编四个旅，三个军共十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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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出兵讨贼，就得张罗钱。
这时，南方政.府大总统派驻香.港的人员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林树巍、李文范等已经在筹组驻港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筹措军饷。推胡汉民遥领处长，下设三科：古应芬为第一科，林直勉为第二科，邓泽如为第三科。
邓泽如（1869—1934.12.19），名文恩，字远秋，号泽如，以号行。清光绪年间，以契约劳工身份到马来西亚谋生，逐步发展成为南洋知名的实业家。一九零七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任马来西亚分会会长。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数次筹款，接济军费。
一九一二年回国，开发矿业，一九二零年担任广州军政.府内政部矿物局局长兼广东矿务处处长。
担任过国民党广东支部长以及一、二、三、四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南方政.府大总统就已正式任命邹鲁为驻香.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求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早日达成剿灭陈炯明的大业。
三十一日，邹鲁偕李文范抵香.港，不久驻港办事处便正式开办。期间，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港接过头。
邹鲁（1885—1954），原名澄生，后改为鲁，字海滨，广东省大埔县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革命党人，中山大学首任校长。
一九零八年，邹鲁与朱执信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武昌起义后，邹鲁与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于广州起义。一九一四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创办《民国杂志》，邹鲁任民国杂志之编辑，积极参加反袁世凯斗争，并撰写《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
一九二三年，邹鲁曾受孙中山委托，和胡汉民等五人暂行总统府职权，邹鲁出任财政厅长，其间被誉为理财总舵手。
南方政.府大总统曾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函广西的滇军总司令张开儒：“兹特派邹海滨（邹鲁）兄回港，与各方策应接济。海滨于民党屡次图粤，皆有力量，且深知粤桂军之情，故使在港沟通一切，妥为照应，即乞时与接洽为荷。”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张开儒所率领，原是顾品珍的部属，顾品珍失败后从云南退出。虽然看起来是顾品珍的残部，但实力还是有的，建制也很完整。由于人事关系，张开儒虽有总司令名义，却不能统领这支军队，实权在杨希闵手中。
另外一支朱培德部是早就在两广的滇军，曾随孙北伐，后因前次讨伐陈炯明失败而退至广西。
杨希闵曾派代表黄实到香.港和邓泽如联络，要求帮助军饷。十一月八日，邓交付黄实港币四万三千元，省行券一万元作为杨部发动讨贼的经费。
邹鲁在港，曾和李烈钧、古应芬、吴铁城、谢良牧、谭启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分头布置讨贼事宜。也曾致书陈炯明，劝陈及时觉悟，撤出广州，否则当兵戎相见。
陈炯明自然时刻关注南方政.府大总统的一举一动。但因许崇智在福建整军，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福建方面。从前他自己也是从福建回师广东的，他怕许等循他的旧路而来，因此于十月六日派洪兆麟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在闽边戒备。
陈炯明专心注意于粤闽边境，却忽略了他的后面广西。
或许是因为他在广西已经有所依靠，就是桂军将领林虎。
林虎因本身兵力不足，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而裁兵谈何容易，不如把一部分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林带回广西。
因赵恒惕没有被他说动，林虎只好到广东去见陈炯明。陈正好利用他来对付在广西境内的滇桂军，除了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而刘震寰早有取得广西总司令的之心，陈炯明把广西军权交给林虎，对刘来说等于是浇了一盆冷水，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和邹鲁见面。南方政.府大总统随即秘密任命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
此时，南方政.府大总统在上海和岑春煊也有接触，通过岑和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了过来。沈是一个投机军人，一方面和南方政.府大总统联系，一方面却与吴佩孚保持接触。此外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的刘达庆也被吸收过来。
驻梧州、肇庆的粤军如：陈济棠、莫雄等部亦已和邹鲁约定，一旦滇桂军东下，就假作抵抗，且战且退，作滇桂军的先导。退到适当地点，即一齐举义共讨陈炯明，直下广州。
滇军既已决定进攻广州，可是在表面上则不露声色。陈炯明希望滇军能回云南，滇军便扬言即日离开藤县、蒙江，由浔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陈炯明信以为真，还派人送了一批饷械，表示送行之意。
第397章 改称大元帅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杨希闵与范石生、张开儒、朱培德、刘震寰、沈鸿英等将领在白马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讨伐陈炯明。
作战计划为：
（一）沈鸿英军以两旅担任攻击府河东一带；
（二）滇军由大河北岸直攻梧州；
（三）刘震寰部由江南岸驱逐藤县之敌直取广州。
白马军事会议后，各军即按计划行动。刘震寰部于九日占领藤县，十日与滇军一起挥师东下，十一日攻克容潭。
十二月十二日，刘震寰、范石生亲率桂、滇军开抵梧州，梧州的粤军依照原来所约定，不战而降，一部分诈退。
粤军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响应讨贼军，刘震寰便派其为粤军第四师师长。
滇军、桂军一路进展顺利。桂军刘玉山部受杨希闵指挥，因而杨被推为滇桂联军总司令。粤军吕春荣、陈济棠等部受刘震寰指挥，由此刘又被推为粤桂联军总司令。
与此同时，福建方面的东路讨贼军亦发动攻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东路讨贼军与王永泉部、臧致平部三方会师，攻克泉州。改编陆清汝降部为一旅，委张毅为东路讨贼军第十三旅旅长。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梧州方面的警报后，即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一、三两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陈部第一师发生内变，第三师不战而退，讨贼军连续占领封川、德庆、悦城等县。
陈炯明吁请湖南的赵恒惕出兵北江，云南的唐继尧出兵桂西，以解救广东的危机，但赵和唐都没有回应。无奈之下他只能撤回“援闽军”以自救，但为时已晚。
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由粤军作内应，讨贼军长驱直入肇庆，十日攻克三水，进逼广州。
陈炯明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不守，即放弃广州退往惠州，电请魏邦平回广州主持危局，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留守广州。
从十三日到十五日，三水等各地纷纷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
十五日，四面楚歌的陈炯明通电下野，十六日出走惠州。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陈炯明离开广州的当天，魏邦平由香.港到了广州。
也就是这一天，滇桂军攻入广州，电请南方政.府大总统回粤。
北江、南路各重镇次第为讨贼军所克复，黄明堂克复钦廉，陈继虞、王鸣亚克复琼崖。东路讨贼军许崇智、李福林两部回师潮梅。
二十日，南方政.府大总统自上海，委任邓泽如为广东省长，伍学滉为盐运使，杨西岩为财政厅长。又另电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
在此次策划和驱逐陈炯明的整个行动中，邓泽如出力最多，功劳也最大，论功行赏给了个广东省长。
邓泽如却很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声望亦不够，力辞省长，并请改委胡汉民，情词恳切。于是南方政.府大总统便任命许崇智为粤军司令，胡汉民为广东省长。
二十一日，胡汉民、李烈钧由香.港抵广州。二十五日，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长。
南方政.府大总统在上海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致力于整理国民党本部。
二十一日，正式任命了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党务部部长陈树人、财务部部长林素民、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交际部部长张秋白。
二十三日，委任居正、孙洪伊、杨庶堪、杭辛斋、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吕志伊、周震麟、廖仲恺、田桐、戴传贤、陈独秀、张继、刘积学、谢持、王用宾、詹大悲、黄复生、朱之洪为参议。
从一月中旬到下旬，滇桂军将领纷纷到达广州。驻防潮梅的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都表示愿意服从南方政.府大总统。
南方政.府大总统复电叫他们带罪立功，派李烈钧前往汕头接收改编，并任命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至第四师师长。
这时的广州，是滇桂军的天下，一切用人、行政、税收都被他们把持。各机关和公共场所，多被军队占为营房。
沈鸿英原来只有五六千人，沿途招收降兵溃卒，骤然扩充为五个军。分布在广州、肇庆和北江一带。广西平东、桂林一带，也有他的留守部队。沈鸿英忌讳别人称他为桂军，自称原籍是广东，他手下第一军军长李易标是广东人，便称其所部为广东第一军军长。
这时候的沈鸿英，拉开架势是想在广东称王称霸。
广东人民曾经受过桂系的蹂躏，对桂军很有恶感，对滇军也没有好感。
广东军人一向有排外性，滇桂军这次驱逐陈炯明后，竟以新的统治者自居。此前，陈炯明早就散布过“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论调。现在滇桂军所作所为验证了陈炯明的话，广东军人便喊出了“救省”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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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八日，粤军第一、第三两个师由江门调回省城，召集海珠会议，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
十九日，魏邦平宣布就职，做出了粤军团结御外、对抗客军的姿态。
粤军驻扎河南，滇桂军驻扎河北，形成了划河为界的相持状态。
有人把此情况报告给上海的南方政.府大总统。孙和身边的人商量后，为了避免各地方军之间的冲突，计划第一步把滇桂军调出广州，第二步帮助滇军回滇，桂军回桂，湘军回湘。湘军是指驻扎西江的洪兆麟、尹骥等所统率的陈炯明旧部，他们虽然打着粤军旗帜，但是湘籍将领有一个师长和九个司令，两部兵士也以湖南人为最多。
计划虽然有了，执行起来需要时间，而粤军和滇桂军的矛盾和冲突却已刻不容缓。
一月二十二日，沈鸿英部的李易松公然派兵进攻观音山，收缴了由邹鲁指挥的粤军讨贼军谭启秀部的枪械。这一行动愈发激起了全体粤军的公忿，主客军的冲突一触即发。
早就有传闻，北京政.府要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而沈鸿英显然也做好了准备，沈部一入广州便盘据官署，把税收抓到己手。
为了拉拢滇军，沈鸿英大造舆论，宣称魏邦平正整合粤军，不日即将对滇桂军下黑手；滇桂军必须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
滇军初抵广州，一切生疏，杨希闵开始虽对这个说法有疑惑，但经不住沈鸿英的一再游说。
这一天，在广州各军将领，收到以杨希闵和刘震寰名义发出的邀请，于一月二十六日，在杨如轩的江防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地方善后及分配防务问题。
开会时，省长胡汉民、特派员邹鲁、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等也受邀出席。
李烈钧嗅出异常，仅派代表参加，同时沿江布防，预防不测。
杨希闵称病派参谋长夏声代表出席。
沈鸿英和他的部将李易标、刘达庆、黄鸿猷、陈天太等都携带枪械和卫队，也在江防司令部四周放了步哨。
会议由刘震寰主持，一开场就火.药味十足。
李易标厉声质问魏邦平：“陈炯明已走，为什么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部之设立？是不是以滇桂军为贼？”
魏邦平解释说不是，这是为和大家保持一致。他显然不想陷入此问题的争论，想把题目转换一下，建议各军停止开放赌禁，并将所占机关房屋和商店民房腾让出来。
李易标忿然说：“我们是为了维持军队伙食，才抽收赌捐的。”
接着他痛骂魏邦平是个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小人，广东每次政变他都东倒西倒，指责魏没有发言资格。
李的话还没说完，沈鸿英就把枪拿出来，搁在会议桌上，大声说：“今天的会议，有不接受我意见的，我就请他尝试这家伙。”
接着麦胜广和刘达庆跃起而擒住魏邦平，陈天太和沈部卫队随即发枪示威，一时秩序大乱。
胡汉民在混乱中从楼梯上跳下，胡的两名卫士为流弹击毙。
邹鲁避入杨如轩的卧室时，杨如轩正伏地避弹，刘震寰趁乱逃出，陈策则在跳楼时受伤。
滇军将领此时才知上了沈鸿英的当，原来沈想一网打尽，将胡汉民、邹鲁、刘震寰、陈策等人全部杀害，不是当初所说只魏邦平一人。
杨希闵于是命杨如轩和夏声带人，亲送胡汉民、邹鲁等出险，魏邦平则被扣留在杨希闵军中。
沈鸿英预料胡汉民当晚必回大沙头寓所，乃密令旧官纸局所驻部队，准备机枪截杀。晚八时有一辆旁立卫队的汽车从东堤驶来，沈部即开枪射击，结果却杀错了人，原来是沈部的军长刘达庆和参谋长黄鸿猷被误杀。胡汉民的车在后，闻警驶回沙面，寄寓日本领事馆。
由于江防之变，广州陷入混乱，胡汉民等无法执行权力，遂于一月二十七日乘卢山丸往香.港，邓泽如、邹鲁、林直勉同行。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易标派兵收缴警察枪械。
杨希闵、沈鸿英联名宣布魏邦平罪状，指责魏勾结陈炯明，提出以魏的第三师缴械解散作为释放魏的条件。魏亲笔函劝第三师师长郑泽琦、公安局长吴飞不得进行抵抗。第三师将枪械缴与滇军，但魏仍未获释。
南方政.府大总统本拟于一月月二十七日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因于二十六日晚获悉江防事变，而临时中止行程。
江防事变后，为了对付沈鸿英，刘震寰率领所部移驻石龙，粤军集中江门，程潜也在江门主持广州外围军事，朱培德部滇军开抵梧州，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
广州虽然还在滇、桂军控制之下，但杨希闵已逐渐和沈鸿英离心离德。
一看形势不对，从二月四日起，沈鸿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除发表宣言“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外，又派郑士瞻到上海迎接南方政.府大总统回粤，并请胡汉民回省主持政务。
同时咨请滇军接收市内防务，他的部队开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员也纷纷退职，这才使广州情势逐渐恢复正常。
第398章 张疯子
二月六日，英、美、日三国领事 ，联袂赴农林试验场把魏邦平接了出来。魏已在那儿住了十天。魏于八日前往香.港，胡汉民则于九日由香.港回到广州。
沈鸿英派郑士瞻到上海谒见南方政.府大总统，表示愿意追随，南方政.府大总统复书谕以大义：“国家之事须正当办法，乃能得正当解决。绝非挟私任术，好逞阴谋，与民治之道背驰者所能胜。中间或能侥幸，得一二胜利，结果亦终归于败，可以断言，此古今中外之成事具在，可资考证者也。”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南方政.府大总统偕谭延闿、杨庶堪、徐绍桢等由上海动身，十七日抵香.港即下榻杨西岩寓。
十八日南方政.府大总统在香.港发表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催来粤，电云：“介石兄鉴：顷阅兄与沧白、湘芹兄函，甚慰。展、季二兄现时均有重要职务，须暂留沪及赴浙、奉，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
二十日，南方政府大总统在杨西岩宅对香.港的工商领袖作“裁兵筑路”的演讲。
有言：“为实践裁兵宣言起见，当从广东裁兵始，或谓广东若裁兵，他省来攻奈何？则应之以兵不贵多而贵精，苟广东有十万兵，将其裁去一半，余一半之精兵，当能卫省及保护地方有余。至所裁之兵用以筑路，则全省道路自通，地方自然发展，则兵之工价虽厚于兵饷亦无妨，而兵亦甘于筑路而不愿当兵也。”
二十一日，南方政.府大总统由香港抵广州。为了接待他，滇军让出农林试验场为大元师府。
此时，南方政.府大总统已改称自己为大元帅。
因为这时的北京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恢复了法统，也恢复旧国会。他这次回粤，不但不再提自己的总统职位，也不再提护法二字。这样的姿态，毫无疑问是有利于南北统一的。
与此同时，他又把所有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讨贼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不管是直系还是别的什么人，将其定义为“贼“，就可以兴兵讨伐。
大元帅府设立后，任命胡汉民为大本营总参议，与孙洪伊、汪兆铭、徐谦驻上海。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纪文为审计局长，朱培德为参军长，杨庶堪为秘书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徐绍桢为广东省长。
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幼承家学，刻苦勤读，通汉宋儒学，精研熟记近代新战术及各国军制、军学、军器。
这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
光绪六年（1880年），在广西怀远县任职。光绪二十年，中光绪甲午科广东乡试举人。旋为广西藩署幕僚，嗣后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总办，江西常备军统领，广东全省营务处总办，苏淞镇总兵和江北提督。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在全国编练新军，徐绍桢奉派至日本考察军事。两年后调任两江总督衙门兵备处总办，负责编练新军。他倡行征兵制，征集各地有文化的健壮青年严加训练。光绪三十一年，新军第九镇成立，徐任第九镇统制。他制订新军编制章程及典范令学，为各镇仿效。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对徐绍桢等严加防范，以顽固著称的两江总督张人骏，调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部旧军群集南京，却只发给新军每个士兵五颗子弹，并不断向新军挑衅。
徐绍桢委曲求全，借秋操为名，于十月三十日率军屯兵距南京十五公里的秣陵关，一面等待时机，一面分遣人员赴各地联络。
城外旧军则对新军采取包围之势，把炮口对准秣陵关。
十一月四日，两名满族军官怀枪求见徐绍桢，企图行刺。徐忍无可忍，率部投向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并与湖北军政.府侦察员苏良斌联合攻打南京。由于后援不济，于拂晓乘雾撤退。
新军初战失利，徐绍桢率军向镇江退却。旋赴上海与民军总机关及旅沪各团体接洽集议，策划大举进攻南京。
徐绍桢分析南京外围地势及清军之布防，作了进攻南京的周密部署后，即亲临前线督战，一举攻克天堡城，控制了战局，南京遂告光复。革命军取得这一重大胜利，使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所有，稳定了汉口、汉阳失守后的战局，开南北统一之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一 日徐被任命为南京卫戍总督。
南京临时政.府曾以八厘公债十万元巨款奖酬徐绍桢。徐提出一万元为女子北伐结束费，一万四千元为《民立报》补助费，其余一概缴还归公，他还将南京的住宅献给国家，以清廉自励。
同年四月，袁世凯为笼络人心，委任徐为参谋总长，徐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坚辞不就，自请解除兵权赴上海就医。
袁后又两次电请任仓场总督，授以军政、盐政、税务、外交四权，徐均断然拒绝。九月，陆军总长段祺瑞以徐光复金陵，功绩显赫，呈请袁世凯授以勋位，徐亦固辞不受。随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遭迫害，徐绍桢被迫流亡日本，隐居神户。直至袁死后始返国。
民国六年七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徐应孙之邀，由沪至穗，共同护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孙发布大元帅命令：“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着将所率全部移驻肇庆，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着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迅即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门、东莞、虎门各地；东路讨贼军第四师长石春荣所部移驻罗定等地，此外各部队，就现在地点驻扎，自经此规定后，各部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致滋纷扰。”
大本营成立后，孙首先致力于裁兵工作。先调查各军实数，限于三月二十日前，将该军营数和驻扎地点，造具军官姓名、履历及兵士名册，呈报大元帅府。由大元帅派员分赴各军驻在地，逐一点验，倘有虚额不准再招，而老弱无枪支者，则一律裁汰。
三月二十日孙发表“裁兵之重要与处置方法。”
孙此番回粤，对外方面则力求西南各省步调一致，几经磋商，乃与唐继尧、刘成勋、熊成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等西南领袖联名通电，宣告对西南时局之意见。
内称：“我西南各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分灾恤患，载之简书，外间内谗，一切勿受。兵为防守，不为争夺，虽折冲疆场，为义兴师，而终不背和平主旨。其他各省有被直系蹂躏，颇同心敌忾者，文等为之敬执鞭弭，所不辞也。”
三月二十二日，孙任命赵士北为大理院长。二十六日派谢持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本部党务事宜。二十九日任命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总司令。
三月二十八日，沈鸿英电称遵照大元帅命令，移防西江，设司令部于肇庆。
四月三日，孙把陆海军大元帅府由农林试验场迁至水泥厂。
前边提到，孙主张先裁兵再谋全国统一的计划，曾获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的赞成。
不过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所以他仍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
黎、张两人本来打算派代表到上海与孙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不料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广州发生了沈鸿英的江防事变，张绍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孙在南方已没有实力，已经无足轻重，因此所派代表临时中止出发。
一月八日张绍也曾有电给西南各省，主张和平统一，然广东和福建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张绍曾的愿望背道而驰。
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
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孙传芳部开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只是接下来是一月十五日陈炯明在广东失败，李厚基也在这一天取道汕头出走，北京所派“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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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好屯兵不前。
一月二十二日 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贼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辑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
这些命令都是张绍曾为了实践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了孙传芳，是为了要敷衍吴佩孚。
同一时间，曹锟和吴佩孚一再催促北京政.府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吴佩孚本来很瞧不起沈鸿英，认为沈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可是陈炯明垮台后，吴觉得沈鸿英还可利用，所以要他督粤。
张绍曾本来反对这两道任命，曾力争拒绝发表。江防事变后，张以为沈在广州得势，所以也打算同意沈的新命，不过在北京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却大为反对，
张便于一月三十日改下命令嘉奖陈炯明下野，希望在广东的主客两军互谋谅解，勿再从事私争，并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丁槐为两广慰问使。
这些命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满，因为孙最痛恨的，是陈炯明犯上作乱，现在陈被逐下台，北京政.府竟嘉奖陈炯明，不说他是被逐而说他是下野，这简直给孙和国民党极大难堪。
林俊廷 (1876～1933) 旧桂系将领。字莆田。生于扶隆乡，长于防城区那良镇。盐贩出身。曾入绿林充当头目。一九零二年受清军陆荣廷部招安。一九一一年升巡防队统领。翌年三月任广西第二军统领，驻龙州，兼边防对汛督办。一九一六年任广西护国军第一支队司令，一九一七年任护国军粤桂联军第二军司令，进军湖南，次年退回广西。一九二一年被旧桂系余部推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驻南宁。
国民党认为发表林俊廷为广西督理也是极不友好的行为。
第399章 沈鸿英露出真容
直系方面给内阁施以压力越来越大，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蔡成勋联名电催发表沈鸿英督粤命令，吴佩孚的代表钱秉鉴连日坐守国务院当面催促。
派沈鸿英督粤等同于与广东宣战，和自己正主张的和平统一南辕北辙。张绍曾感到十分为难，想先发表孙传芳督闽的命令，以减轻来自洛阳方面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齐燮元派孙发绪携带“统一方案”来到北京。方案内容包括总统问题、宪法问题、裁兵问题、财政问题、善后问题五项。
这个方案的实质是先统一后裁兵，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
在善后问题上，建议设立元帅府以安置高级的失业军人，以原南方政.府大总统为元帅府首长；并设立元老院以安置高级的政客，以段祺瑞为元老院首长。
这个计划的幕后设计人是前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等，由孙发绪起草，齐燮元出面，并叫孙发绪带到北京来先统一北方意见。争取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绍曾等共同签字，然后正式向南方提出。孙发绪到处宣传某人愿意签名，其实完全是以东骗西。其实，曹、吴两人都反对设立元帅府。
黎元洪也不赞成这个方案，他曾在一次宴会上痛骂孙发绪招摇撞骗，情同造反。
孙发绪本来是想到北京表现一番，一见风头不对，很快销声匿迹。有心人一打听，才知，是跑到了保定，在曹锟身边做了高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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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问题举步维艰，张绍曾并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发表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督理、省长的任命，以粉饰纸上的统一。
吴佩孚赞成这么做，他曾劝说湖南取消省宪，如果不愿取消，则由北京政.府任命赵恒惕为湖南督理。赵可以采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对的态度，借以表示赞助统一。
最大的问题还是西南的态度。张绍曾根据各方情报，知道这些命令如果发表，一定会引起西南各省的敌视，最后还是没敢发表。
当孙在广州成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发号施令后，曹锟和吴佩孚认为这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下令“讨伐”。
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曹锟一天连打几次长途电话来催问，项致中见张绍曾时曾拍案大骂，说他个没心肝的人。
张绍曾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对曹、吴均不买帐。三月八日在国务会议上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且用内阁总辞职相威胁。
当天还以内阁名义发出通电：“绍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之指归。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民。”
这个电报倒是获得不少的同情，但国民党和直系方面却都不喜欢这个电报。
国民党反对电文中有“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一句，直系则反对“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句。
国民党议员发表通电说僭名窃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张绍曾自己。因为黎元洪并非合法总统，黎所提出的内阁自然也是非法。
人就是这样，有时候挖空心思想示好各方，到最后反而是两头都得罪。
张绍曾内阁敢于和直系大亨们叫板，不失为铮铮铁骨，当时也确赢得很多人的喝彩。北洋时代的内阁，久已成为实力派的应声虫了。像张绍曾这样的勇者，除了袁世凯时代的唐内阁外，是北京政.府历届所无的，也就十分难得。
三月八日，张绍曾在威胁下拟就两道命令：一道是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另一道是“诰诫”孙勿在广州组织另一政府。政学系阁员反对第二道命令，保派阁员则主张对孙下讨伐令而不是诰诫令。
双方各走极端，互相对骂，甚至拍案喧哗。
吴毓麟首先大嚷着说：“内阁既然不能统一，我们大家还是下台吧。”
张绍曾也表示除了下台别无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内阁总辞职的决定。
张绍曾并不是真心想辞职，只是想博取各方的同情。提出辞职后，天天期待各省的挽留电报，吩咐国务院随时把这些电报油印下来分发到各报去发表。
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来挽留他，卢、何等是属于皖系的，他们不是对张有什么好感，而是借题发挥。借以打击曹、吴。
但他们对北京政局毫无影响力，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
忽然，报上出现了吴佩孚的通电，挽留张内阁，这可是时代的最强音。
有一位记者怀疑吴佩孚电报的真实性，打电话到洛阳探询，洛阳回话：“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样电报。”
真正不愿意张绍曾下台的是黎元洪。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吴景濂、王有襄支持这个内阁。张绍曾也表示愿意帮总统的忙，不使政务停顿。每天在私宅处理公文，副署命令，成了一个在家办公的国务总理。
张绍曾大家背地里称他“张疯子”，说他做事有别于正常人。
三月十六日，张绍曾忽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回京复职；又派汽车守候在车站，等到专车开回时，就把这些阁员迎接到自己住宅讨论复职问题。
十七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很听话地回来了。于是，在张宅召开内阁会议，商量销假复职之事。
刘恩源首先表示他是保定的代言人，是否复职是要看保定方面所提的两道命令是否能够发表？如果能发表，就可以复职。吴毓麟补充说：今天会议不必多所讨论，两道命令的发表一句话就可决定，先解决这个问题，再研究复职问题。
张绍曾表示大家意见已趋一致，两道命令当可发表，遂定于19日全体复职。
内阁复职既已决定，但是张绍曾却觉得发表这两道命令对自己面子太不好看，因此想仿照蔡成勋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参隆办公处的电令发表，而不用总统的命令。但这个办法不为保、洛两方面所接受。
十九日，复职的张内阁举行国务会议，吴毓麟首先提出讨论闽、粤两省督理一案。
张绍曾说：“我现在已经大彻大悟，所以今天一定要发表这两道命令。前些日子我们为了这个问题闹辞职是错误的。”
他的话音一落，以前坚决反对发表这两道命令的两位政学系阁员立即一致附和，李根源还表示愿意负责疏通总统盖印，原来他们为了保全阁员地位，也只好和张绍曾走同一的路。
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明、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温树德为广东海军舰队司令。
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军务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
照这名单，已超过了保、洛两方面所要求的范围。督理以下的任命是张绍曾自己加进去的，这是张为了更进一步讨好保、洛两方面而做的画蛇添足举动。张绍曾其人，还真能走极端。
四月三日，北京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的势头。同日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镇守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
这表示把所有反对孙的势力都集中起来，准备总攻广州。
但是，黎元洪、张绍曾还在为平统一做最后的努力。
三月二十七日，派王宠惠携带全体阁员的联名函件南下，劝告孙取消大元帅，或者亲赴北京，或者到上海赞助和平统一。
黎还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表示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赞助和平统一。
王宠惠先抵沪访浙督卢永祥，托卢疏通。卢认为应先取消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
王在上海又和孙所派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进行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亦提出撤消闽、粤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以黎元洪下野为条件。
不知怎么回事，王宠惠的随员杨天骥电告北京时，把孙下台的前提条件变成了吴佩孚必须同时解除兵权。
报纸把这个电报登了出来，徐谦、孙洪伊质问王宠惠说：“这话从何而起？”
四月十五日，张绍曾到保定商谈对孙和对奉等问题。表示同意齐燮元所提的，召开南京会议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建议。曹、吴本来来是反对黎、张二人所进行的，关于和平统一所作，但是想利用他们分化南方，曹锟因此对张绍曾的和平建议采取了“姑妄听之”的态度。
不知怎么回事，一段时间以来外界风传张作霖要步其亲家张勋的后尘，准备迎退位的宣统皇帝复位，引出种种猜测。
四月十日，张作霖发给原南方政.府大总统一电，解释外间的谣言。
电云：“近日报纸登载，奉省有图谋复辟之说，此种无意识之谣诼，在稍有常识者见之，不值一哂。惟市虎杯蛇，深引起一般误会。作霖素性光明磊落，但知爱护共和，顾念大局，我公夙所深悉，敬祈代为宣布，转饬各报更正，无任祷企。精卫兄已来奉，厚意至感，并谢。”
这时孙、段、张三角联盟正值紧锣密鼓。孙曾派汪兆铭到北京从事联络，四月上旬汪专程到了奉天，所以张作霖在给孙中山电报中提及此事。
第400章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
原南方政.府大总统收到奉张来电后，复电云：“蒸电复辟谣诼，并嘱宣布，转饬各报更正，具见矢忠民国，曷胜钦佩。国建共和，十余稔矣。中经复辟之变，不旋踵而灭。国体既定，诚有非顽民所能颠覆者，执事之明，岂或屑此。不图乃有以为中伤者，人心之险，良可浩叹。执事通电明志，国人皆将喜闻此祥和之言。文亦将视力之所及，勉为执事剖白之。更冀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文虽不敏，至愿与时贤共之也。”
蒋中正被任为大本营参谋长时在上海，曾电许崇智，主张“先破沈鸿英以防其引北军入粤”。
蒋的担心还真不是无的放矢，沈鸿英果然以移防西江为名，将所部集中新街、韶关等处，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欲追随直系，圆其督粤的美梦。
北京任命其为督理广东军务后，沈鸿英终于彻底露出真容，于四月十五日在新街高调就任督理，通电请前南方政.府大总统离粤。
军事准备就绪后，四月十六日拂晓四时，沈军便开始进攻，分三路进攻广州市：一路由白云山向农林试验场猛攻滇军杨希闵总司令部；一路直扑造币厂，一路进攻流花桥。
滇军已获沈军兵变的消息，立即抵御。和能征善战的滇军相比，沈鸿英的乌合之众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沈军当场被击退。进攻造币厂之敌，遭到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部迎头痛击。进攻流花桥的一路，为刘震寰部所阻。
大元帅亲登观音山督战。李福林闻警，即调所部福军八营，渡河助战，广州很快转危为安。
沈鸿英自任中路，沿奥汉铁路南下，沈荣光出英德、四会，直攻三水；西江一带之沈军亦响应沈鸿英。
原南方政.府大总统以大元帅名义褫夺沈鸿英桂军总司令，电云：“沈逆鸿英，反复无常，奸诈成性，阴谋内乱，逆迹久彰。本大元帅念其微劳，怒其既往，展示优容，冀与感化。不意狼子野心，始终不悛，一面呈报移防，一面阴行鬼蜮。竟于昨夜擅自称兵，进袭省城，幸我军将士用命，戒备有素，当经击退。似此恣行叛逆，甘为戎首，扰乱军纪，贻害地方，实属罪不容逭，法所必诛。
“沈鸿英应即褫夺桂军总司令本职，着滇军总司令兼卫戍总司令杨希闵、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大本营驻江办事处全权主任古应芬、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中央直辖第七军军长刘玉山、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驻汕海军各将领、广东江防司令杨廷培、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等，各督饬所部，分途兜剿，迅速扑灭，以正法纪，而遏乱源。”
原南方政.府大总统同时电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十七日，原南方政.府大总统函汕头许崇智，告以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现战情已变，江门军当全数出三水、芦包，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袭击省城之敌为先，然后再为第二步进取。
十八日，滇军收复瘦狗岭，福军追击至龙眼洞，刘震寰收复小坪。
十九日，滇、粤、桂、福联军予沈鸿英以决定性之一击，白云山一带完全克复。沈部狼狈向北路江村、新街败退。
蒋光亮之第四师及第二混成旅胡思舜部担任三水、芦包、炭步等地右翼作战，以抵御西江一带沈军。
沈鸿英的此次行动，是吴佩孚策动的。沈看到广东的局势不稳定，各方面矛盾多多，相互掣肘，以为广州不堪一击。没等北军有行动就自行起事，想抢头功，没想到遭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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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鸿英失败后，北京政.府于四月二十一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武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这些人事命令是试图把陈炯明的旧部争取过来，使其和沈鸿英联合夹攻广州。
原南方政.府大总统认为北方已没有商谈的诚意，最大阻碍是吴佩孚，因此令驻沪代表通知北方，如果北方诚意言和，就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
王宠惠本想做原南方政.府大总统和吴佩孚之间的桥梁，鉴于双方关系已完全破裂，便放弃了北方代表身份，到广州谒见孙，随后出国到海牙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
五月七日，原南方政.府大总统调廖仲恺为广东省长，以叶恭绰继任财政部长，郑洪年为次长。
叶和郑都是旧交通系，交通系的领袖梁士诒曾受奉张支持组阁，在阁揆任内被吴佩孚用一连串的电报轰了下台，梁下台后和他的主要助手叶恭绰都避居香港。迨孙、段、张三角联盟后共约抗曹、吴，梁士诒遂举旧交通系之力支持原南方政.府大总统。
原南方政.府大总统这时在广东最困难的，也是财政问题。梁士诒、叶恭绰都是财神爷，原南方政.府大总统的大本营的财政由旧交通系支撑，自然如虎添翼。
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北京举行国务会议。
内政总长高凌霨首先发言：“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有的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有的则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办理。例如制宪经费、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独行，这实在是违反责任内阁精神，侵越内阁职权，我个人认为，总统既然对于我辈阁员不信任，我辈只好退避贤路。”
高的话讲完，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
总理张绍曾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又说：“如果总理不愿意辞职，我们阁员也可以联名辞职。”
见众意难违，张绍曾只好很勉强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一块辞职好了。”
拥黎的政学系阁员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都没有发言。
高凌霨乃把津、保派事先拟好的辞呈电搞拿了出来，请大家签名。
电云：“呈为辅弼失职，责任不明，请予罢斥事。窃于二十四日财政部收到税务处公文一件，内开借拨海关重建房屋一案，奉大总统批：出使经费月拨十三万元，国会制宪经费月拨十七万元。其修建江海关经费，即照数匀拨，财政部查照知行等因，佥以制宪为国家根本大业，本应宽筹经费，以促观成，出使经费，亦关重要，惟依法定手续，须先经由国务会议通过，方生效力，历次陈明，未蒙谅许。乃于六月二日又接府秘书厅函交由府派哈汉章往京师军警督察处复呈一件，奉手谕交院照办各等因。是日又经议决调薛笃弼为崇文门税务监督，拟具命令，副署送府，时经三日，复未蒙盖印发下。
“伏查民国《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度，故于第四十五条明定，凡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又查政府组织令，国务由国务会议行之。又查《国务会议规则》第一条所列国务会议事项，第三项预算外之支出，第七项简任官之进退各等语。是借拨关款，及简任税务监督各案之必须经由国务会议议决办理，具有明文。今大总统事先出以独断，事后不纳劻勷，凡劳鼎座之分忧，实出阁员之失职。绍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恳钧座立予罢斥，以明责任而重法制，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张绍曾内阁辞职通电发出后，吴敏麟和程克都劝张离开北京，以免遭遇困扰。其实，张绍曾常反反复复，拥曹派怕张变卦。没待张应允，吴早已备妥了专车，请张立即出京。张绍曾也就于辞职当晚，偕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专车赴天津。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黎元洪就内阁总辞呈中指摘之点，通电辩解：“元洪不德，负我元僚，致有总辞职之举。制宪经费，列为主因。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适财长阙员，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同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约定。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使馆断炊，下旗归国，此何等事，而忍漠然！尔时座中讨论，变无异词；军警督察，直接元首，项城设官，躬预其议。卫戍既立，何妨裁省，阁员反对，业予新除。崇文税差，阁员力主易人，比经许诺，第以陶立并无大过，可授别官，执意不从，亦允盖印，乃电促再三，迄不送府，今犹在院，可复按也。
“凡斯薄物细故，既非要政，决无成心，宁承劻勷，不垂嘉纳！元洪与内长同寅推毂屡矣，张揆诸人，半托旧契，缟纻之交，砚席之好，欢若平生。特府院之间，情同骨肉，维持调护，终始不移，垂拱观成，未尝掣肘。纵复责为失检，亦仅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曾谓久要，而难原谅。一统未成，百废未举，阁员肯明责任，固所祷祝以求者。节关密迩，枢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届。元洪纵不足惜，如国家何？阁员明达，宁忍恝然，已派刘次长治洲、金次长永炎赴津谢过，分劝就职，期于得请，知念特闻！”
黎同时发表通电，宣示借拨经费实情，有云：“国会再断，《约法》荡然，混沌纠纷，久沦为无法之国。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隐忍复职，冀见宪法之成。窃虑议之非难，行之维艰。督军不废，虽成犹阻，干喉焦唇，庶几悔祸，诚信未格，事与愿违，恐一旦去职，成立尚不可睹，瞻言前路，心胆俱碎，苟可促进，惟力是视。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宪法果成，国之福也，众之功也，元洪何与！如其不成，宁复有国，涕泣盼望，实式图之。”
第401章 黎元洪走天津
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之意。
张绍曾觉得自己这样很对不起黎元洪，只是身不由己，抱歉而又无奈地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旨在提醒黎元洪也要多加小心，他知道接下来黎元洪这个总统的日子也会很难。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应该是有人策动。
有代表煽风点火：“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
黎元洪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他对军人闹事从来不客气。
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
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
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还算恭顺，便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也随之而退出。
八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一万人，举行国民大会。
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
叶某说完，又有多人登台演讲，个个慷慨激昂。
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
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七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一时间，北京城内外，充满了一种恐怖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一起，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
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
外交使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陷入四面楚歌的黎元洪。
九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一位国元家首，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可说。
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越发严重，从九日开始，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撤走。在此情况下，黎元洪也只好困守东厂胡同，不再去总统府。
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各国联军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七时，警察便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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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体面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
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意捧场。但是，在散会后找不到高凌霨、吴毓麟，便又出尔反尔打了退堂鼓。
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明态度。说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任性妄为，不要让“老帅”（指曹锟）落千秋骂名。表示吴本人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十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
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
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三时才散走。
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总统退位”等纸旗向黎邸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均是攻击黎的词句。
到了黎宅，请见总统，黎自然不肯接见，请愿“市民”便在黎宅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
黎叫人去找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来维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围者到了午夜才散去。这晚黎宅电话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亦被堵塞。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形同囚禁，“恶民”包围，军警索饷，水电断绝。
黎在极端险恶情势下，迫不得已，乃急电曹锟、吴佩孚求援，同时并将该电转致各省。
电云：“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
十一日，黎元洪在私邸召集留在北京的名流举行会议。
出席的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气也很窒息。
黎在会议上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
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
北京的空气更加紧张，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里，满城风雨，草木皆兵，达官贵人纷纷搬到天津，好像北京又有大难要临头。
十二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
黎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学系的两位阁员还主张战斗到底。
中午王怀庆和冯玉祥送来联名辞呈。黎还是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
接着第十一、十二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
黎元洪困处东厂胡同，他求援无路，于是再发一通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
电云：“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两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容，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十二日下午三时，黎宅举行最后一次高阶层会议，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从这几道命令看，黎元洪是在做最后一搏，把一直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差不多都做了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
李根源差不多是个职业革命家，一生做了很多好事，也是个忠于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共和国的朱老总的女儿朱敏，在纪念李根源的文章中写道：“先父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李根源先生的大力帮助。李根源先生筹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先父踏上拯救祖国道路的.asxs.……先父与李根源先生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结下的终生情谊，难能可贵，令后人敬仰和敬佩。”
第402章 决心南下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上午，张怀芝来见黎元洪，转达冯玉祥的话：“总统不应该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十一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的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我们当然干不下去，只好辞职了。总统挽留我们而不解决欠饷问题，我们留下来如何对官兵交待？请向总统要求，于十二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
张怀芝对局势也很悲观，他认为冯玉祥、王怀庆等的态度已很明显，丝毫没有磋商的余地。
张走后，黎元洪叫秘书刘远驹来，把先一天的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
同时咨请国会撤销辞职，文云：“本大总统去年复职之始，曾补行公文，向贵院声明辞职在案。现在国难方殷，万难卸责，特向贵院声明，将去年辞职公文撤销，即希查照。”
另有函致国会和外交使团，函云：“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特闻。”
黎还有通电宣布离京去津经过，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曹巡阅使迫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移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各项手续办理完竣，已经是下午一点二十分了。因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去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自己则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禄等十余人及卫队四十余名驰赴车站，匆匆乘车赶赴天津。
黎离京的当天，六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
在保定一直装聋作哑的曹锟，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令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已是北京城的主宰者。
黎元洪到天津后，因为总统印信问题，在天津车站，被困在火车上。黎的公子黎绍基赶来新站探视乃父，竟被军警阻止。这些军人简直把总统当成俘虏，当成犯人。
黎元洪在车厢中，曾举枪自杀，被人把枪夺下。枪弹已射出，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黎从被困的车上返邸后，立刻发表一道通电。
电云：“本日致参众两院公函，报告在津受迫情形，其文曰：径启者，昨日元洪以连日军警借口索薪，无业流氓逼请退位，显系别有作用。情势险恶，迫不得已，暂行移赴天津，一面另行任命阁员，以维现状。而是日下午三时，行抵杨村，即有王省长承斌等坐车监视。抵天津新站，王承斌即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迨交出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摄行，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旋出所拟电稿，迫令签名。直至本日早四时，方得自由回宅，此在天津新站被迫情形也。窃维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此为通行法例。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应如何维持法统，主张正义，敬希贵会诸君，迅议办法，是为至盼等因，特电布达，希查照。”
六月十三日，黎元洪出京后，留京的拥曹派阁员高凌霨等假惺惺发表一则通电。
电云：“昨夜上黎大总统一电，文曰：天津探投黎大总统钧鉴，本日钧座赴津，事前未蒙通谕，攀辕弗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不可一日无元首，合恳钧座即夕旋都，用慰喁望。凌霨等各位阁员，谨暂维本日行政状况，只候还旌。伏希迅示等因，合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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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在天津寓邸收到这通北京来电，气得浑身发抖，当即复电：“北京高津畬、张月笙、李承梅、吴秋舫诸先生鉴：元电悉，盛意极感，执事等呈请辞职，挽留不得，已于元日上午有依法副署盖印命令发布，准免本兼各职，并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请稍息贤劳，容图良觌，特此复谢，并转沈次长为荷。”
黎元洪复电到京后，北京方面拥曹派立即采取行动。十四日下午一时，高凌霨（内长）在国务院召集特别会议，列席者包括张英华（财长）、李鼎新（海长）、程克（司法）、沈瑞麟（外次）、孙多钰（交次）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
高凌霨发言，略谓黎大总统既然通电辞职，依大总统选举法之规定，应由国务院摄行职权。张总理又在天津，节关日迫，在座同仁应以国家为念，共同维持现状，勉任艰钜，同时要请财政部速行筹款，尽于端阳节前拨付各机关经费。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讨论结果，作出几项决议：
（一）总统辞职问题，议决由国务院通电，声明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用电话商请吴交长，即日前往保定接洽国务院摄政办法。（二）节关财政问题，议决由财政部负责筹款，所有军警饷项及各机关经费，均赶于节前二日发放；至京师治安，仍由各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乃由高凌霨领衔发出通电云：本日奉大总统寒电，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等因奉此。本院谨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务，特此通告。
六月二十日，黎元洪从天津致函两院及外交团并通电全国。
电云：“有人假借国务院名义，擅发铣日通电，内称各节，语多谬妄。查元洪为暴力所迫，认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乃于元日离京，参众两院及公使团均经函达有案。国境以内，随地也可以行使职权，即越境出游，各国亦有先例。此次出京，何得谓为离职？《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系指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权，副总统同时缺位时而言，所谓因故之故，当然以本身自然之故障为限。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
“至元洪由京移津，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且前总理张绍曾、前总长顾维钧、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彭允彝、吴毓麟等早经辞职，经于文日由国务员李根源依法副署命令，准免本兼各职，元晨盖印，交印铸局发布在案。高凌霨等既经免职，国务员资格业已丧失，尤不容任其假借。六月十三日上午，元洪尚在北京，所发命令，手续并无缺误，国会依何法律可以追加否认？即元洪出京以后，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只须有国务员依法副署，自应一概有效。若夫个人文电，其无关政令者，更非国会所得干预，至六月十六日两院不根据法律私开会合会，其人数及表决，率意为之，尤为不合。
“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以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斩，正义之不可摧残，庶怙兵干纪之徒有所畏而不敢出，虽糜躯碎骨亦所甘心。国会若以元洪为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约法》以裁之，元洪岂敢不服。若舞文弄法，附合暴力以加诸无拳无勇之元首，是国会先自绝于天下后世也。元洪虽孱，决不承认。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
二十日黎下令补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总理。
黎在天津并不能自由拍发电报，这些电报都派人到上海拍发。
黎打算通过唐绍仪以示好南方，寻求反直的各派来支持他。
李根源随黎元洪到了天津，奉派代理国务总理，他有一封信给唐绍仪，可看出黎的打算。
信函云：“少川先生鉴：前上一函，度承惠察。总统之意。俟国会政府移至南方，即将大政交院摄行。遇有重要事宜，仍愿负责主持。至于大位问题，宜从根本上着想，不当使军人干位之事，再行发现。最好为一劳永逸之计，将总统制改为委员制，依照瑞士成法云云。闻南方政见多歧，先生主持其间，定有良策。总统嘱以此意录呈，以备参考。伏维鉴纳！总统不久即可至沪，正式组织政府。惟请我公全权主持，务乞大力先期筹备。专此敬请勋安！李根源敬启，六月二十日。
“再根源素怀关于立国根本大计数事。并附呈：（一）总统选举，不专属之国会，须要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共之。（二）现役军人不得当选总统，必退役二年以上，始得当选。（三）总统不得连任。（四）促进国宪，并分订省宪。（五）厉行裁兵，全国常备兵额，不得超过三十万人。（六）首都驻兵二万人，由各省区分配轮流派遣。”
黎元洪到天津不是为了逃命，而是换一个地方行使总统的权力。他对外一再声称，他的总统职务并未因到天津而解除，现在仍然是合法的大总统。
在北京也有一批拥护黎元洪的议员，他们对直系的恶行深表不满，联袂到天津，向全国发通电支持黎元洪。
广州的孙中山、云南的唐继尧、东北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汉等人，也都发声，对直系大兴讨伐。
第403章 历史不会忘记
有人给黎元洪进言，何不把国会议员们召唤到天津，议员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在天津组织政府就合法了。
黎元洪觉得有道理，于是向银行抵借十二万元，用自己的私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只是，没等议员达到半数，这笔钱很快就用光。黎元洪以“旅费”的名义，给每个议员五百元。有些议员就是为这五百元来的。见黎元洪没多大油水，从天津的又返回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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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这样，黎元洪仍我行我素，在天津照样以总统身份，经常有公函送给外交使团的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符礼德开始还把他的公函当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见黎的文件越来越多，符礼德不耐烦了，便在外交使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黎的文件没有照转必要，以后都不转发了。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本就是曹锟的近臣，黎元洪在天津处处受困于他。
正当黎在天津四处碰壁，一筹莫展之际，六月十七日，收到好友章太炎的信，力劝他到上海另图发展。
信中有言：“公果愿成事者，当与段氏（段祺瑞）切实携手，外借奉天之力，远借西南之声，持之数旬，必当有济。……
黎元洪听了章的话，发布了一道命令：任命段琪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司令，并以自己的同乡亲信陈宦为参谋长。
段祺瑞对黎元洪仍耿耿于怀，见到命令，冷言冷语地说：“讨逆我不会自己讨，要你姓黎的给我命令？真是笑话。”
知道了段的态度后，黎不死心，又改任张作霖为讨逆军总司令，阎锡山和卢永祥为副司令。但是张、阎、卢都表现得很冷淡。
再一次受挫后，黎元洪又收到了章太炎六月十七日的信，仍然劝他南下。
信云：“密书已达，数日筹商，仍请我公速成到沪。一、国会议员誓如魂魄，公譬如躯干，有魂魄无躯干，失所凭依，终于散尽。此不能不来者一。二、三百议员到沪，未能过半，非公自来不可。不然，议决之案，无人执行，彼亦无味，非仍被贼人诱去，必则别图建设以招紊乱。此不能不来者二。三、外人仍认公为总统，则沪可截留关余、盐余。即不能截留，亦可使之掯住不发，以绝贼人命脉。公若不来，他人无此力量也，此不能不来者三。四、各派对公，容有同异，然商人最信公，不来则欢忱不接。此不能不来者四。以上四因，皆最切要言，来时有元首之资格，而不必具元首之威仪则更善。”
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在沪国会议员刘楚湘等二百八十人，发表了欢迎黎元洪南下的通电。
内言：“公宜早日南下，身先同人，成立政府，号召中外，使外而友邦，内而国人，知正统之所归，正义之所在，即使各方面意见未趋于一致，而公亦当纡尊降贵，与之周旋，只要为国伸正义，不妨己身受劳怨。”
黎元洪此前已经派亲信金永炎去了次上海，和各路“神仙”有过接触。金回来说：“卢（卢永祥）未切实欢迎，孙派意见未融”，因此，是否南下，黎还在犹豫。
这时，段祺瑞派亲信李思浩等人也来极力动员黎南下，表示段会尽力给予支持。看来段也想借黎元洪的力，报直系的一箭之仇。
黎元洪终于下决心南下了。
为了安全，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经友人安排，黎元洪秘密搭乘日轮长府丸，偕李根源、陈宦、庄景珂和两名日本医生二人踏上行程。于九月十一日抵沪，下榻法租界杜美路二十六号。
当晚即在寓邸邀请唐绍仪、章太炎、李根源、褚辅成、章士钊、陈宦、饶汉祥、郑万瞻、焦易堂等进行一番密商。
随后发出一道通电：“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电云：“（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九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
“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和他的谈话，反应并不热烈，都没有成为一件大新闻。这和黎及其身边人的期望大打折扣。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除卢永祥外，其他人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态度，实际上都是反对黎上台的。特别是南边，因黎的上位而恢复法统，使其护法失去合法性，可见所谓护法也多半是竖起的一面旗帜而已。
所以，黎元洪此番到沪来寻求各方支持，大家反映冷淡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太炎先生看来也是把形势估计得太过乐观。
而黎这次到上海，好像也真不是时候，因为此间正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要发生军事冲突。
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
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张謇曾找到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言外之意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九月十三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各地应邀而来的代表，举行全国性的会议。参加者有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人，段祺瑞的代表也有参加。
黎元洪是想协商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说完后，见会场无人应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各省代表互相看了看，最后由汪兆铭起立致答：“各省对公个人皆极仰佩，去年直系拥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因法律上所见不同，且灼知直系毫无诚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今公个人跋涉南来，深感公之为国宣劳。至于组织政府一事，事关重大，各代表事前毫未知情，也未有所准备，自当慎重考虑，电告本省，请示可否？然后奉复。”
汪的话讲完，各省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黎这次组织政府的谈话会以不了了之结束。
接下来的一件事，更让黎元洪难堪。
就在黎在各省代表那里碰了软钉子的当天，南下的国会议员在湖北会馆召开谈话会。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将已准备好的两道命令函达国会，请求同意：
一、准李根源辞署阁职；
二、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黎同时通知议员们，准备前往报告一切。
在黎看来，南下议员集会不能没有总统和内阁，否则议员集会失去了意义，这比和各省代表谈话要有利得多，他相信议员们一定欢迎他。
但事情的发展大出黎的预料，议员在谈话会中，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竟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认为他误国，依附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只求一己利害。他郑重宣布，国会中如果再有文电称黎元洪为大总统，他本人坚决不予承认。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国会中原来设有的大总统席位，亦应立即撤去云云。
张继的挡驾，使得国会空气为之一变，议员褚辅成、黄云鹏、吴渊、谷思慎等，见情势不佳，深怕黎元洪来了之后受到难堪，于是赶快打了电话去通知黎，请他不要来出席国会。
第404章 钟灵毓秀
就在这一天，黎元洪又遭受到第三个打击，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发出的一个很不友好的布告。
内云：“为布告事，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所冀闾阎安堵，匕鬯不惊，用慰中外商民之喁望。诚恐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蛇，为患滋大，用特剀切布告，俾众周知，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本使为维持地方安宁计，决不能稍示姑容，仰商民人等，各安生业，勿得轻听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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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是黎元洪北上后，首次南下，希望满满，怎知只是乘兴而来，和在天津一样处处碰壁。
在上海呆了两个多月，一事无成，受到的几乎都是白眼和冷遇。他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个一呼百应的英雄，甚至不是个很受欢迎的人。过去，不时听到有拥戴他的声音，其实不过是有用的时候打出的旗号，和直系一样，利用他而已。到了他真需要支持时，这些声音反而听不到了。
上海不是久留之地，天津暂时还不想回，黎元洪和身边人商量后，决定东渡日本。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黎元洪和如夫人黎本危，秘书刘钟秀等人，从上海乘“高丽丸”轮前往日本。
到此为止，他算是实实在在的第二次下野了。
黎元洪从政未必是个成功者，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第一次下野，在天津隐居时，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开始了他自己的经商之路。
他对实业十分的感兴趣，于是就拿出了自己这些年的各种收入，并且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向银行借贷，先后选择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十三个省和香港等地，投资煤矿、盐碱、钢铁、纺织、烟酒、食品、制药、林场、银行、证券、信托、保险、邮电等各种企业七十多个。有的还亲自出任董事长，或以子女的名义担任要职，施展实业救国的抱负。仅仅几年他就取得了成功，成为了当时在偌大商海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实业家。
在第二次从大总统位子上退下后，黎元洪更加专心的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大做房地产生意，凭借自己的眼光与财力开发了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业，获利无数。黎元洪的经商天赋从中可见一斑。用今天的话说，这黎元洪可真是一位被当总统耽误的经商天才。当然，假若没有当过总统，他应该也没有如此的经商资源。
无论如何，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言必谈西方欧美的人物，做起生意来，特别是在房地产、金融和矿业等各领域反正是处处得心应手。
真正成功的商人都知道，商道即是人道。黎元洪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是一个忠厚好人。他经商成功后，大量投资慈善事业，捐助穷人、修建学校，至今国内还有他捐赠的学校。
或许在政治方面，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然而偏偏命运又给了他大量的助力，在背后推着他往历史的风口浪尖走，让他受尽了窝囊气。想必晚年的黎元洪对于政治，彻底心灰意冷。在那厚重的历史深渊，仿佛可以听见黎元洪的一声声叹息！
黎元洪告诉过天津的记者：“政界人物除素旧交外，概不接见。至教育界、实业界新旧人物，俱所乐与交游；而此两界之后进，更愿竭力提携。”
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一八九二年曾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黎元洪算是他的学长。张伯苓后来弃武从文，热心教育事业，一九一七年创办南开大学。这时正是黎元洪第一次退出政界，寓居天津时期，黎元洪对南开大学的兴办给予充分支持并捐助。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大学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黎元洪作为赞助人之一亲临学校祝贺，并和学子们合影留念。
他最喜欢的女儿黎绍芬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英俊少年自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
但是，周.恩,来却对当时黎元洪说过的话记在心上。
一九四九年，黎元洪之子黎绍基带了二十余艘商船由台湾经香港返回内地，赴京参加全国运输交通会议。
已经成为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宴请这些实业家们时，当得知邻座的中兴轮船公司老板黎绍基是黎元洪的长子后，主动提及与其姐黎绍芬是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而且还风趣地回忆起黎元洪当年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
有饭大家吃是黎元洪的一段故事。
他寓居津门期间，常带家人一起光顾剧院。一次看完电影，黎夫人的口袋里多了一个空纸盒，里面是一张字条：“贵夫人的钻石戒指本人想借用一下，明晚放在门口右角处。”
黎元洪看后大笑，“有饭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大家戴又何妨？”
这句“有饭大家吃”不是空话，黎元洪素以爱兵著称，经常自掏腰包贴补士兵。士兵的母亲病逝，他都会出资帮忙安葬。
“有饭大家吃”应当也可以阐释为有钱大家赚，或许，这就是黎元洪这位成功商人的经商之道。
黎元洪很认同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坚信实业救国才能使中国富强。或许因此，他脱离政界后，才一心致力于投资实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乘船北上。在津养病期间，黎元洪曾多次前往张园探望，对中.山先生的病情非常关心。先生去北京后，黎也曾多次派人赴京探望。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中.山先生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私宅中设立灵堂祭奠中.山先生。
黎昌晋是黎元洪次子黎绍业的次子，他的眼睛长得与祖父酷似，比一八六四年出生的祖父黎元洪几乎晚生了一个世纪。
时间已经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黎昌晋任职的单位位于上海解放北路，附近就是著名的利顺德大饭店。
一九二三年九月，黎元洪被直系军阀逼出北京后，曾在这里设立临时总统办公室。
和祖父曾经办公的地方咫尺相对，黎昌晋每每路过利顺德饭店，总有种特殊的情愫。黎昌晋对于祖父的记忆，全部来自于幼时聆听父辈的讲述。等到再长大些，黎昌晋也主动去获取一些关于辛亥革命和祖父黎元洪的历史资料与研究结论。
说到祖父对家族后人的影响，黎昌晋认为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学习勤奋、生活节俭、做人低调。
黎元洪的长女黎绍芬曾是南开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是首位被美国总统单独接见的中国女性；长子黎绍基赴日留学，回国后续读南开大学，是一名成功的实业家；次女黎绍芳嫁与袁世凯第九子袁克玖，成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次子黎绍业也曾就读南开中学，但因病休学，除自学了英语、数学、物理等近代科学知识外，还学习了历史、文学和佛学。
“五卅”惨案时，黎元洪之长子黎绍基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为声援这次罢工运动，推黎绍基为后援会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深予嘉许，除自己出资捐助外，还亲笔函介黎绍基前往拜见顾维钧、杨以德、鲍贵卿等名流，故使黎绍基在三日内募得一万一千余元，大大超过了预计数目。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黎元洪偕夫人去英租界跑马场看赛马，兴奋过度，忽然晕倒。请来名医会诊，未见起效。
六月一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找来秘书起草遗嘱：“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时深惕厉。……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则深望我同志相策励者也……”
黎元洪的遗嘱以电文形式公开发表，文中有从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垦殖政策、调剂劳资等十项立国举策。在弥留之际，黎元洪告诫子女，不要介入政治，兴家救国要靠“实业”。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二十二时，黎元洪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六十五岁。
第二天，天津《大公报》载：“综观君于民国首义元勋任合法元首，及晚年下野，爱好和平，反对专制……君可谓保其勋明之人矣！中华民国史之第一页，将永远与君名字以并传。”
国民政府于六月八日发出优恤令，并嘱内政部按元帅典礼规范治丧。黎元洪病逝后，民国政府曾两次发令举行国葬，其丧葬过程经历天津殡殓、北京追悼、武昌安葬三个阶段，历时十年多，盛况空前。
黎元洪在天津出殡时异常隆重。开吊第一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自北京电令天津市，嘱各机关团体下半旗志哀。
十九日上午出殡时，其子女等五十余人披麻戴孝，挽灵车而行。灵车前由津埠三个警备连，保安队、骑巡队、手枪队各一个连护送。参与执事、鼓乐、僧众、送殡执绋者一万余人。当时的报章形容为“破天荒之大出丧”。
七月下旬，津埠各影院还加映出殡的新闻纪录片。殡殓之时，新编历史话剧《黎元洪》也在天津上演。
黎元洪的名字，将永远被记入历史。
第405章 八股文
绍兴，简称“越”，古称越州，地处杭州湾南岸，东连宁波市，南临台州市和金华市，西接杭州市，北隔钱塘江与嘉兴市相望。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
绍兴历史悠长，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考古称小黄山文化），距今已有约9000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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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载：大禹治水告成，在绍兴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茅山，茅山因此更名为“会稽”。
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立越国，成为春秋列国之一。
战国，越王勾践大败吴国，越国疆域拓展至江淮地区。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兴兵败越，尽取故吴地并至浙江，越始“服朝于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吴越地置会稽郡”。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置十三刺史部，督察各郡，会稽郡受督于扬州刺史部。
东汉，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置吴郡，今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
三国，会稽郡隶属于吴。
西晋，太康二年（281），以会稽地封于骠骑将军孙秀，以郡为国，称会稽国。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复会稽郡，置东扬州。陈永定年间（557~559），会稽郡析山阴置会稽县。
隋朝，开皇九年（589），废会稽郡，改东扬州为吴州。大业三年（607），复为会稽郡。
唐朝，武德四年（621），改会稽郡为越州，置越州总管府，后改越州总管府为越州都督府，隶属于江南道。乾元元年（758），废越州中都督府，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驻越州，，号越州为东府。
北宋，熙宁七年（1074），设两浙东路驻越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下诏从建炎五年正月起改元绍兴，并升越州为绍兴府。
元朝，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绍兴府为绍兴路。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复置绍兴府。
清朝，设浙江省，绍兴府隶属宁绍台道。宣统三年（1911），并山阴、会稽为绍兴县。
有个成语谓之钟灵毓秀，意为凝聚了天地间的灵气，孕育优秀人物。用这个成语来形容绍兴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自古以来，留下的先贤和文人墨客的印迹可谓俯拾即是、斑驳可考。
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已经在这里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庙，供千百年来的人们瞻仰凭吊。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这里的卧薪尝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逆境中奋发。
还有与勾践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美丽动人的西施姑娘，生于斯而葬于此。
报国无门的大诗人陆游，在这里的沈园邂逅初恋唐婉，写下缠缠绵绵的诗章——《钗头凤》。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论衡》的著者王充、大器晚成的史学家章学诚、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这里也都有故事留下。
至于近代，更谓名人辈出。
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及领袖之一)、刘大白(诗人，文学史家，新诗开创者)、鲁迅、马寅初(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夏丏尊(文学家)、竺可桢(科学家和教育家、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范文澜(历史学家)、周.恩.来、朱自清(诗人、散文家)、俞平伯(诗人、作家、红学家)、钱三强(核物理学家、袁雪芬(戏剧泰斗)……
看这一长串荟萃的名人，绍兴被誉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罕有的群星璀璨之地实至名归。
在地理上背靠大陆，被深厚的大陆文明底蕴滋养，又濒临沿海地区，兼具开放的气息，毫无疑问，绍兴这种独特的地理坏境，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思想的萌发地之一。
1868年1月11日，公认的“学界泰斗”、“一代宗师”的蔡元培蔡先生，就出生在这历史名城绍兴（时为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
蔡元培的乳名原本叫阿培，进私塾读书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又改字仲申，别名鹤庼。后来，他自号为“民友”，原意是老百姓的朋友。这个名字还多少有点清高气，认为自己不同凡类。与民为友者，当然不自认为是“民”，而是亲近、影响、教化人民的人。或许，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民友”呢？于是就改号为孑民。因此。很多人都尊重的称他为 “孑民先生”。
蔡元培生在一个世代经商之家，只是屡遭挫折，如蔡元培在他的“自述”中所说：“我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我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嫉妒，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我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蔡元培的祖父经营典当业，是当地一家典当铺的经理。因行事公正，又善经营，遂致家业渐渐兴旺。其祖父生七子，蔡元培的父亲为长子；“三子好武，不知往终；居家六子，次子为绸缎庄经理，长、五、七子分别为钱庄经理，四子亦经营钱庄，只有六子读书”。
蔡元培有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他是家里的老二。说来奇怪，他们兄弟姊妹，排行占单数的，长得像母亲，面椭圆、肤白皙；排行占双数的，却像父亲，方脸、肤黄。蔡元培排行老二，长得就像父亲的翻版。蔡元培的七个同胞兄妹中，后来有四个夭折，只有他和大哥、三弟活了下来，三人分别相差两岁。
长到6岁时，家境不错的蔡元培，就开始在自家延请教书先生开设的私塾中读书。
古代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儒家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0岁到3岁，为“家学”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4岁到6岁，为蒙学时期。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
7岁到12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6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是要详细解释的。
13岁到20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内容。
而后21岁到35岁，这个时期学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如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交游。这是古代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阶段，也有为出仕做官做准备的。
36岁到70岁，则是古代读书人出仕做官时期。
清代地方的官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社学和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上或经济宽裕人家所办的学塾里。
蔡元培进入私塾之后，私塾老师周先生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读书之外还要练习写字和对对子。稍长一些，就开始读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学习写作八股文。
在私塾课堂上，体罚教育绝对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不打不成材”，调皮的孩子们在学塾里，被戒尺打手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个年代的家长，是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遭到老师的打手心乃至于打屁股而找上门去评理的。反而认为这才是先生对自己孩子的悉心培养的表现，是尽职尽责地要培育好自己的下一代。往往会帮着先生说话，反过来训斥自己的孩子。
学生整天关在教室里熟读课文，死记硬背。学生如果不会背书，就会受到先生体罚——用戒板打手心。学生没有年级，原教科书教学完了，先生选购新教科书。学生对课文虽一知半解，但都能倒背如流。
蔡元培是聪明勤奋的孩子，但纵使资质再好，也逃不过被老师打手心的经历。而且重复犯错误会加倍责打手心。有一次，由于他背诵《易经》，连着错了很多次，被责打手心达百下。
蔡先生后来自嘲说：“这种不分贵贱贤愚、一概打而后教的教学手段，却也颇能培养学生的谦逊平等的精神。”
私塾里，老师是不会过多地解释课文，只是一味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或许，这种学习方法的逻辑是：孩童时节，人记忆力强而理解能力弱，不管怎样先背下来，现在不懂，以后会懂的。
很多读书人，在以后的人生中，经典名句张嘴就来，这应该受惠于幼年的死记硬背。看来，什么事都不是一无是处。
年幼的蔡元培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不管懂不懂，就按先生的要求认真背诵，在课堂上既不东张西望，更不玩耍嬉戏，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一股从容安详的性格与气质。
这也造就了蔡元培读书，做事特别专注的性格。
一次，他独自在自家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房宅着火，幸亏火势不大，家人都惊慌失措地呼叫着扑火。火很快就扑灭了，却唯独不见蔡元培，大家急忙上下四处寻找，才在楼上找到。发现蔡元培仍然安坐在楼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还在读书，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又一次，天快黑了，蔡元培的奶妈叫他和一起玩耍的小表叔下楼，奶妈先抱小表叔下楼，让蔡元培在楼梯口坐着等。谁知奶妈一忙别的事把这边的事忘了，几个小时后，奶妈突然想了起来，赶忙回来找蔡元培。只见他静静地坐在楼梯口，一步都没挪，也不哭不叫，平和的样子简直不像五六岁的孩子。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第406章 读书启蒙
蔡元培11岁时，父亲蔡光普不幸病逝。
蔡光普的一生，始终把仁厚、与人为善、阔达作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和风范。在经营钱庄时，对于确有困难又特别需要者，即使达不到借贷的条件，也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力给予照应。遇到有困难不能按期还贷者，则不忍索还。做生意不是做慈善，对于蔡元培父亲的做法，家里和店里的其他人常有非议，说他是“爱无差等”，但光普老先生依然痴心不改。与他有交往的人，都赞其是“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有一次，一个小店主因家遭变故无钱进货，在蔡光普的钱庄借了笔钱。因想多赚些钱进的货就多了很多，但销路不好，资金不能回笼而到期无力还贷。钱庄的其他人都认为这人失去还贷能力，主张把这个小店主的货收了，挽回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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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父亲坚决反对，说人家又不是故意，这样不是把一家人逼上绝路吗？
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的做人，对蔡元培一生产生重大影响。
像蔡元培父亲这样的经营钱庄，家里会有多少积蓄？父亲的病故，使得蔡元培的家境急转直下。
蔡家的亲戚朋友凑在一起商量，打算集一笔钱资助他家。但是，蔡元培的母亲非常要强，就是不肯要。她宁愿典押家产衣物、勤俭度日，也不依赖他人生活。母亲认为，这样做不只是给亲戚们减少了负担，而且还能培养孩子自强自立的精神与生活能力。
所谓坐吃山空，靠不多的积蓄和典押家产衣物能维持多久呢？
是天无绝人之路还是好人终有好报呢！过去那些欠钱庄钱的人，看到钱家困难，都想尽办法还钱。一次还不了就分多次，筹到一点还一点。特别是前边提到的那个小店主，隔一段时间就送来一些钱。有时实在没钱就从店里拿来一些生活必需品。
这样一来，那些先前收不回来的贷款，现在反而转化成储蓄。这个世上，终究还是好人多些。
每有这样的人来家里还钱，总要赞扬一番蔡元培父亲的为人，有人还会讲述一些关于父亲的一些不为蔡元培知道的故事，这往往是对蔡元培的一次熏陶和洗礼。
蔡元培的母亲为人慎言谨行，在和人说话前总是先想好怎么说，说话后又要反省说的有没有错处。母亲的这个习惯也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
蔡元培入私塾后，母亲常伴他完成家庭作业。有一次他在灯下苦苦思索作业却不得解，母亲心疼夜深儿疲，就叫他早些睡去，早起再做。不曾想第二日黎明，他起来很快就解决了难题。自此到老，蔡元培都一直秉持被母亲培养出来的习惯——熬夜不如早起。
母亲慈爱但从不宠溺孩子，教子严厉但从不怒骂，看到孩子们的缺点和错处时，就给孩子们指出来并告诉理由，让他们改过。当屡教不改时，蔡母就在清晨孩子还没起床时，掀开被子，毫不客气地用细竹条打屁股，直到其改过为止。
蔡元培后来在晚年自述中说，小时候虽有被细竹条打屁股的体验，却能体谅母亲一片苦心。细竹条打屁股虽痛，但不至于伤着骨头，而且打在屁股上别人看不见，挨了打也不会受到外人的耻笑而丢面子。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就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下，在一种远不宽裕的家境中成长着。后来蔡元培曾经说，他自己宽厚待人的性格来自父亲；不拿人家东西、不随便讲人家坏话的美德则得力于母亲的垂教。
因父亲病逝，家中经济陷于困顿，无力再聘私塾先生，少年的蔡元培便转到对门的乡邻李申甫家设的私塾，在那里继续受童蒙教育。这位李申甫老师，就是那个曾打了蔡元培手心一百多下的严厉的老师。
在那个年代，读书求知是神圣的事业，诸多“寒门出将相”的事迹一再在人们的口耳间代代流传，成为一代代平民读书人最好的励志故事。排除建功立业的功利动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便在这样的勤学苦读中一代代流传下来。
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研习儒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通过著作文章打开致仕之门。
而科考下标准化答卷就是八股文章。
蔡元培十三岁时开始学做八股文。在跟那位李申甫老师学做八股文一年后，他又转入离家大约半里地的先生王懋修的私塾读书。王先生的私塾里大约有三十个学生。
一次，蔡元培从同学处借到一本《三国演义》，刚看了几页，被王先生看到了，王先生训诫蔡元培，“看不得，陈寿的《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
又一次，蔡元培借了记述东周战国历史的《战国策》来看，王先生又说不能看，他的理由是，如果在考秀才的时候，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典故用在文章里，一定不会被考官容许。
这倒真是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老师看来，这些书都是杂书，于学无益。
当时平民出身的普通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功名，跻身体制内，取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而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形式被限定为八股文，同时，八股文的内容则完全限定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之内。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对学生读书范围要做这么严格的限定了。
八股文最初是古代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可以说是经过前辈的杰出文人总结出来的一种优秀的文章格式。把它应用在科举考试中，本质上是一种考试形式的规范化，也是科举制度中对公平原则的落实。这有点儿类似于书法中的“馆阁体”。
八股文是指写文章要由八个部分组成：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举个例子，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鏊的一篇名为《百年姓足，孰与不足》(语出《论语?颜渊》)的八股文，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破题】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承题】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起讲】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入题】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起股】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
【中股】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后股】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束股】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把这篇文章翻译成现代文，大意如下：
如果老百姓富足于下，国君当然会致富于上。
因为，君王的财富，就是藏在民间。人民都富裕，君王哪会独贫？孔圣人就曾以君民一体的大义告诫过鲁哀公。
孔子说：鲁公增税，不过因为钱不够用。但要想钱够用，哪能不先富足其民呢？如果天下能良田丰收(百亩而彻)，同时君主长存节用爱民的心，那么，只按产出的十分之一征赋，而不暴敛以满自己的享受，这样，民间实力雄厚了，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每家每户，广积粮仓，则照顾一家老小就不发愁。
田野之间，满种稻谷，则养活全家大小就不操心。
百姓都富足了，还会单单君王一个人贫穷吗？
我知道：财富藏之于民，民有就是君有，就是国有。不一定都收集到国库，才叫有钱。
山野田地所生长的，国君都可以运用。不一定非要收集到国库，才叫有财。
民间财富取之不尽，又哪里会求之不得？用之不竭，又哪里会发生猝不及防的事？
牛羊繁盛，足以为祭祀之费。玉锦充盈，足以资政府礼用。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
祭祀大典，足够应付宾客的需要。国防开支，足够应付战争的需要。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
哎！立法的原则是以民为本，国家用度的充足就是由此而来，又何必强加赋税敛财呢？
这篇八股短短数百字，通篇对仗工整，行文平仄优美，而且在八股言语的严格形式之内，言之有物、入情入理，用寥寥数语就完整地阐述了一套治世理念。文中提出了藏富于民的理念，并主张用财政杠杆替代税收，可谓是一种很现代的经济学主张。
第407章 童子试
世上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缘由的。对于初学写文章的人，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应该是必需。而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哪一篇文章写得好，哪一篇文章写得差，是很难判定的。而且不同的人其观点也是不同的，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如果任由个人的随意性去判断，弄不好会有碍于公平。总要制定个标准，总要有个共同遵循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写文章是一种创作，把这样的活动装进一个死框子里，肯定是很坏的事。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而轻义，甚至于到了搞文字游戏的地步，真可谓“一法立，则一法弊”。
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很容易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再者，科举制度最终不是选拔写文章好的人，而是选拔官员，我们不妨问一句：写文章好的人就会是个好官员吗？
科举制度的伟大在于，在那个一个人是高贵还是低贱，一出生就确定了的封建等级社会，能给天下的读书人一条或许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路。关于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笔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已经谈及过了，这里就不在累述了。
反正不管什么事，就事论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将其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才有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但是，不同的是，他对八股文有自己的理解。大凡有大作为的人，一个必备的品质是善于独立思考，在这一点上，年少的蔡元培同样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1879年始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始做制艺的方法，先做破题。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做的合格了，乃是做承题。约四五句。承题做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做的合格了，乃来做全篇。全篇的做法是其讲后。先做领题。其后分做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做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做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做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从床叠架了。”
蔡元培年少时，八股文作得可谓炉火纯青。除了自己的努力，还得益于他的恩师王懋修。
蔡元培曾说过：“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
尽量启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会事半功倍。
不仅如此，蔡元培的八股文还做成了他的独门绝技，就是被后来的人们誉为的“怪八股”。关于“怪八股”，我们后边再详加介绍。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少时的蔡元培，本就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或许越是别人读不懂，就越显得高深莫测，老先生们却很欣赏。
于是，有人因此而戏称：“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
王懋修 (1840—1891)，字子庄，会稽 (今属绍兴)人。诸生，在府城斜桥设书馆教授学生二十余年，是八股名家。
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山老人”。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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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曾静(1679—1736)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杀，清廷还将吕留良“剖棺戳尸”，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
身为弟子的蔡元培，听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绝的讲述，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报国的情愫，被一种孤高人格所感染。后来他自谓“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然是受王懋修的影响。
其实，这也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的古代士人那里，学问、文章和道德、人品是不能分割的，本就是一体，正所谓“言传而身教”。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人格的熏陶来教育后生，本就是中国传统教育里的一大组成部分。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往往影响学子的一生。
这一点，我们从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为中就能看得出来。
“孝子贤孙”这个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总有点儿贬义的意思在里面，用来形容那种愚忠和愚孝的人。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式、颠覆式的洗礼。在传统社会里，“孝子贤孙”这个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蔡元培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蔡元培的叔父辈大多经商，但他有一个六叔父，也是一个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叔父宛然若父。蔡元培幼时的读书启蒙也亏得这位叔父，长大后离家远游的科考历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
蔡元培少年时候在叔父的指导下接触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这个已经相当于是拓展知识面、扩展阅读了。这种家教式的教育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也很常见，古代的教育制度不像现代教育这样，有着分数和文凭的要求以及细化的分科，所以，初中级的教育功能完全可以在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实现。
六叔父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蔡元培对他很恭敬。这位六叔有抽鸦片的嗜好，有一天夜里，他与蔡元培一边聊天谈学问，一边抽着鸦片烟，不知不觉在烟榻上睡着了。蔡元培侍立在旁，并不敢稍懈，直等叔父一觉睡醒后，发现蔡元培还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连忙叫他回去，蔡元培这才退了出去。这种奉敬师长的感情，完全是发自蔡元培内心的，也就如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程门立雪”。
尊师重教，这本就是一个出类拔萃之人应该具有的品质。
但是，现在的人们恐怕很难知道，科举是一条何等艰难的路。能走通的，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
所谓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其家人也将因此而时来运转。但是，对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有的很可能是个人的一生及其家庭的不幸。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果读书把人读成为废人，岂不可悲！
而另一方面，古代的学问大家，很多却是科举的失败者。
除了作弊，能在科举之路得尝所愿，书肯定是读得好的，但决非是书读得好就能高中，很重要的还需靠运气。
蔡元培运气还是不错的，只是，并非一帆风顺。
第408章 事母极孝 割肉救亲
一位古代罗马著名的哲学家说过：“教诲是条漫长的路，榜样是条捷径。”
年轻人的身上充满激情和潜力，如能得到优秀领路人的指点，则更能激发他们身上的活力。
带着蔡元培走上科举之路的领路人，便是我们前边提到的他的六叔蔡铭恩。
蔡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善诗词，在绍兴授业讲学。在蔡元培之前，是蔡家族人中，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
只不过，他的科举之路更为坎坷。不但是在蔡元培中举六年后才成就举子梦，而当蔡元培后来一路高就，他却止步于举人。乃至于后来蔡元培当了京试的阅卷大员后，因有他六叔参见京试而不得不回避，正所谓后来者居上。
蔡铭恩或许是因为自己不甚得志，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身上。
要想在科举这条崎岖路上不断往上攀登，小考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蔡元培在16岁时，六叔带着他参加童子试，也就是小考。
当时的小考分为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考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考三场。道考正试一场，复考一场。
参加考试之前，六叔见蔡元培特别紧张，就安慰他，说这一次参试，不妨当作一次尝试，一次热身，积累考场经验。不要期望值过高，对结果不必看得过重。
考试的结果，蔡元培果然没能考中，因为六叔提前打了“预防针”，此次失败，对蔡元培打击倒不是很沉重。
其实，这一次，蔡元培对自己的考试应答，自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他甚至想不出自己的差距在哪里。既然名落孙山，他总算见识到了科考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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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也就是蔡元培17岁的时候，六叔又一次带着他参加小考。或许是为了让他放松，或许是免于遭受打击，进考场前六叔又有话在先，说这小考没有个四次五次的是别想过。所以，这一次考完后，蔡元培可是没抱任何希望。没想到，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考中了。
这一次的主持考试的提学使潘峄琴先生，他特别欣赏蔡元培的文笔，给蔡试卷的评语有：“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 蔡元培应该是有幸遇到了潘峄琴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
潘峄琴，讳衍桐，广东番禺人，这是个有真才实学且独具慧眼的人。
17岁就考中了秀才是不多见的，蔡元培和蔡家很受族人和四方邻居推崇。
在此后的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每家有学童七至八人，这应当是他执教生涯的开始。
蔡元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不想简单的重复自己前辈的教书先生们走过的路。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必读课外，他还想给学童们灌输更多的知识，这样，他自己必须懂得多，就必须多读书。所谓，以其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
六叔有限的一些藏书已经被他阅览无遗。《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大戴礼记》等，这些书他不知读了多少遍。 在没有书可读的时候，他也随意剪读一些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筏》等等。 尤其注力于金融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骈体文。而对研习了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儿，却较少有问津。
随着兴趣的增加和涉猎的广泛，这样自觉不自觉的将他引入专门的学术领域。如他自己所说：“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沽训之学。”
然他最为得意的且深受影响的则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于正變的《癸已类稿》、《癸已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1788年3月30日——1858年11月21日） ，字丰芑，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江苏苏州人，清中后期文字学家。十三岁受读《说文解字》，十五岁师从清代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钱大昕十分欣赏他，说：“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
嘉庆二十三年中举，官扬州地教谕。他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著作甚多。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等作品。
《说文通训定声》18卷，是第一部声首学书籍。全书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古韵十八部。同从一声符孳衍的字都联缀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释《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伸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训，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其它著作如《礼仪经注一隅》《夏小正补传》《小尔雅约注》《春秋左传识》《离骚补注》等。以及堪定而未刊行者《尚书古注便读》《春秋三传异文核》《小学识馀》《六书假借经证》《秦汉郡国考》《天算琐记》《经史问答》《岁星表》等。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被称之为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这是个很励志的人，也是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埋没的人。对于其人，不妨祥加介绍。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学诚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章学诚在国子监读书期间，寻常考试名次仍常居下等，受尽考生们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在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
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学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 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 。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而后，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但章学诚从进入志局起，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活，章学诚忍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愤然离开。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 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于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
在修志期间他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言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 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 ，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 。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
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 。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
这样一来，《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
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 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
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
邵晋涵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由章学诚主持开局编辑《史籍考》。
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宿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用余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在此书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 。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已趋于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遭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仍坚持著述，直至病逝。
第409章 怪八股
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著述中，满满地真知灼见，但直到清末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此，蔡元培很为这二人和他们的著作不平。
他“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仪，尤其赞同章氏先有繁博长编，后有园神的正史，以及史记中人名地名须详列检目，以备查考等具体主张，奉之为治史的典范”。
如果说朱骏声、章学诚的著述对蔡元培的影响，还仅限于文字和史学等学术范围，而俞正燮的两部书则蔓延到了社会思想方面。
俞正燮（1775年10月1日～1840年5月13日），清代学者。字理初，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
俞正燮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贫寒。其父俞献“工骈体隶事，尤熟掌故”，曾先后主讲河南闻政书院，任江苏句容训导，以及安徽庐江教谕等职, 薪俸并不丰厚, 膝下孩子却有很多, 又不幸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离世，时年仅五十三。俞正燮身为长子, 自二十七岁起就担负起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担。从此，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活路而四处奔波忙碌。
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编书校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他的学问是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做出来的。
小书亭
俞正燮一生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不过因他是一介寒儒，诸多文稿却无力自行结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岁时，由其房师王藻商诸及门孔继勋、邱景湘、吴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题为《癸巳类稿》，明是编之辑成于癸巳也” 。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则是“及《类稿》既竣，卖其书稍有余货，乃觅钞胥，为写未刻之稿” ，且在俞正燮逝后七年，由其友人张穆等捐资刻印成书。这两部书，真可谓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独特的生活阅历和他求实的治学态度，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正视社会现实，对许多社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领悟，在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他的著作涉猎广泛，经史诸子自不必说，天文、医药、方言、释典、道藏，乃至边疆问题，鸦片缘起，社会习俗，无不在他的精研详考之列。最可贵的是他常常于考述之余，直抒胸臆，陈古刺今，即所谓的“穷理尽性”，尤其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多所针砭。
俞正燮的书，让勤于思考，求知欲正强的蔡元培大受启发。他在晚年称：自十余岁就接触俞氏著作，“深好之，历50年好之如故”，其原因是他“认识人权，认识时代”。 俞氏书中“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觉得有趣得很”。
毫无疑问，俞正燮的书对于蔡元培后来挣脱传统理学的束缚，是十分重要的启蒙。
1885年，19岁的蔡元培第一次赴省城参加乡试。乘坐乌篷船，船行一夜就到了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外边的世界让他处处感觉新鲜，风光秀美的西子湖更让他流连忘返。
考场紧张而深严。“相继六天入居场屋”，须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五经文五篇，对策问五道”。三场考试结束，刚好是中秋月夜。
蔡元培此次参加科考，纯属是尝试和体验，不中本意料之中事。但这次科考失利，还是促使他做出了一些改变。第二年，他就不再担任塾师，经由同乡先辈田宝祺介绍，到绍兴望族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
田宝祺，字春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举人。能写意花卉，善古文，工诗。蔡元培的六叔在他家任塾师多年。田氏极赏识蔡元培的才华，所以将他推荐给徐树兰。蔡元培也将田宝祺视为“生平第一知己”。
徐树兰（1838～1902），字仲凡，号检庵，清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以输资为候选知府，被用为道花翎盐运使，此时，他因母病告归。
这是个对蔡元培十分重要的人。光绪二十二年，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并与胞弟徐友兰等于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黄浦之滨置地百亩，采购各国农作物良种，开辟种植试验场。热心于文化公益事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中西学堂，聘请中西教习，聘蔡元培管理学务，开译学、算学、化学等课，培养人才较多。又组织修筑海堤，建西湖闸，设义仓，立救疫局等。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的创办，正处于中国古代藏书楼的消亡和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之际，为藏书楼向图书馆的过渡有着划时代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古”与“开今”的主张，适应新学书籍的收藏和宣传，开拓了近代分类体系的新途径，因此它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徐树兰病逝后，藏书楼事务由徐尔谷主持，冯一梅编撰并刊行有《古越藏书楼书目》35卷。国内外图书馆界都一致公认，“古越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该馆1924年停办，现更名为鲁迅图书馆。
当然，这为后话。
这时候的徐树兰，接触了蔡元培几次后，深为蔡元培的才学而打动，并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徐树兰府离蔡元培家很近，所以选择徐家，这是个重要因素。因为蔡元培的母亲这时病得很重，他要就近照看。
蔡元培事母极孝，有一段割肉救亲的故事。
蔡元培的母亲很年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期的劳累使她老人家积劳成疾。这一年母亲胃病加剧，服了很多药却一直不见好。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毫不懈怠马虎。
有一天，蔡元培听人说割臂肉入药可以愈病延寿，于是瞒着家人自己悄悄地找了把刀子，把左臂上的一小片肉割下来，和入药中煎好，让母亲服下去。蔡元培的三弟听说哥哥这么干，竟也仿效哥哥，割臂肉入药医治母病。
因为，割肉入药是必须让人知方能有效，这个行为让蔡元培兄弟深受左邻右舍乡亲们的赞叹。
在今天来说，这实在是件很蠢的事。但在当时来说，这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在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割肉救亲的故事，发生在近代禅宗泰斗来果禅师身上。
在他的《自行录》里有这样的自述：“余十八岁时，父染隔食病馀，饮食未沾，身体羸瘦，气绝如缕，百医难治，束手无策，衣衾棺椁已为备办，待死而已。每阅前贤多方行孝，挽救亲疴，我何人乎，其不愧欤？由是立誓，愿舍生命，赎父病痊，如不能生，誓死替父。即夜避去家人，孤身危坐，取快刀、饭碗、磨刀石，各件具备，以刀割裂胸口，不料割开后，刀口三寸宽四寸长，大气直冲，又恐气息不从喉出，乃急解裤带一根，当刀口束住，热气止出，气从喉上，方始放心，否则危急万分。迨至数日后，复求神佑，刀伤早愈，免使人知，令父不悦。即夜梦中见一老者在前，用手抹擦数转，无言而去。次早掀胸私看，刀口合缝，还复如故，诚心感召，神必有灵，可谓无妄矣。”
还有一个近乎白话文的版本：“十八岁时，禅师的父亲病重。禅师侍奉床前，父亲病危弥笃之际，禅师说：历来大德都孝心之举，何来我不可？于是先独自僻静室跪于佛前，焚香净身,乞求加持，良久,取刀于正胸自己划开，刀钝再磨，反复几次终于划开。此时刀和身体上都无血，手伸进去，一团极圆的干血（佛菩萨加持）球滚将出来，落在掌心，置于盆中。再伸手进去，将三分之二的肝割了出来。肝在手中如沸水跳动，伤口不能合拢，直冒热气，取腰带裹衣扎紧。肝包在豆腐里钝了，端去父亲病榻前。父亲食过再要，禅师只有好言安慰。不多时，父亲转危为安，直到病愈。”
来果禅师（1881-1953），俗家姓刘，名永理，字福庭。湖北省黄冈县人。出家后，法名妙树，字来果，号净如。
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孝道是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对父母的孝敬，再扩展到对他人的忠恕仁义，这些都造就着人们的刚烈之气和舍生取义的情操。由来果禅师的这一段自述，也可以联想，刚刚成年的蔡元培的血气方刚与对慈母的情怀，以及受传统的伦理观念影响之深。
但是，蔡元培挚爱的母亲终于没有抵挡住死神，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后，蔡元培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人劝阻，按照传统礼教中的指示，“夜则睡草席、枕土块为母守灵”。
其兄弟看到这种情形，也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
在母亲灵前，蔡元培眼前浮现着慈母生前一幕幕的往事。
晚上，蔡元培在灯下读书，母亲总是陪在身侧，有时见儿子困顿了，便督促其早点歇息，而到翌日又早早喊蔡元培起来读书，说早睡早起，学习的效果更佳。
每次参加科考，母亲都早早起来做饭，为儿子收拾行装。……
蔡元培在其“自述”中言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讲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切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
“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教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的品性甚大。”
蔡元培深知，母亲对他的希望最大，殷切希望他能学有所成，光耀门庭。在母亲灵前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以便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第410章 会考
徐树兰家有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如鱼得水。从20岁到23岁的四年里， 在此读书，可谓收获满满，学问也有大进。
他为徐氏校刊了《绍兴先正遗书》中的四部书，《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补遗》、《重论文斋笔录》以及《铸学斋丛书》等若干书著。这期间，他的读书已“渐从泛览百家进入学有归旨”的境界。
如他自己所说：“治经便于故训及大意。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他受到常州学派今文经学家的影响很大。有段时间，他“读庄方耕氏、刘申受氏、宋于庭氏诸家之书，乃致力于《公羊春秋》，而佐之以《太史公书》。油油然寝窥于其间”。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
今文经学一般是指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今文经，是指西汉学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传授的儒家经典。
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则是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和宋翔凤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派。
特别是庄存与、刘逢禄和宋翔凤，是常州学派一脉相传的中坚人物。并且，他们的研究已经有了时代元素，所谓“常以微言大意比附现实。初启后来经世致用的端绪”。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南武进（属常州）人。幼诵六经，尤长于《书经》，乾隆十年（1745年）中乙丑科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编修，迁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及上书房。乾隆二十一年，督直隶学政。官至礼部左侍郎。
性格耿直清廉，在浙江督考时，巡抚送他金子他并没有接受，后来巡抚给了他一个二品官员（侍郎是二品）的顶戴，他接受了。
等到了路上，随从对他说“那帽子顶上的可是真珊瑚，可值一千两金子。”
庄存与大怒，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于是，奔驰千余里将帽子归还。
他当讲官的一天，皇上亲自驾临文华殿，讲习（主要是经史）完毕，同朝为官的人正在等待皇上起身离开。
“公（庄存与）忽然奏告皇上说讲的文章有错误”，说臣的意思是不能这么讲。于是，捧着书本近前讲解。同朝为官的人大惊，皇上为此停留了一会并对他的讲解点头认同。
庄存与为今文经学常州学派首创者。
刘逢禄（1776-1829），是清代经学家，字申受，号申甫，又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年十八，补博士弟子员。年三十二，举顺天乡试。嘉庆十九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道光四年，补仪制司主事。于礼部十余年未迁。卒于官。逢禄祖纶，官至大学士。
庄存与是他的外祖父，对他影响极大。
著有《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卷、《书序述闻》一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一卷、《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卷《后录》六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论语述何》二卷、《四书是训》一五卷、《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诗声衍》无卷数、《刘礼部集》一二卷，俱行于世。又有《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各一卷、《庚申大礼记注长编》一二卷、《春闱杂录》一卷、《东陵勘地图说》一卷、《石渠礼论》一卷，等等。
宋翔凤，字虞庭，一字于庭，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生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享年82岁。其母是庄存与之侄庄述祖之妹，他常“随母至常州，得闻庄氏今文经学”。庄述祖说他的两个外甥“刘甥可师，宋甥可友”， 刘谓刘逢禄，宋谓宋翔凤也。嘉庆五年（1800年）中举人，选为泰州学正，历官湖南新宁（今资兴）、耒阳等县知县。咸丰九年以名儒重宴鹿鸣，加衔为知府。宋翔凤为学，把阐扬微言大义的经典从《春秋公羊传》扩展到《论语》等多部经典，把义理阐发的重点从政治方面转移到伦理道德方面。
宋翔凤也深谙考据学，著作还有《论语郑注》10卷、《大学古义说》2卷、《孟子赵注补正》6卷、《孟子刘熙注》1卷、《四书释地辨证》2卷、《卦气解》1卷、《尚书说》1卷、《尚书谱》1卷、《尔雅释服》1卷、《小尔雅训纂》6卷、《五经要义》1卷、《五经通义》1卷、《过庭录》16卷以及《论语发微》、《经问》、《朴学斋札记》等。其中《过庭录》一书，是其考据学的代表作，在晚清经学扎记诸书中成就较高。
清代今文经学派。因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都是常州人，故名。最初根据今文《公羊》经说，故亦称"公羊学派"。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以《公羊》经义，发挥政见，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光绪年间，廖平分析经学，详论汉今古文学的歧异，以为古学系伪造，今学乃孔子自创新制。后来康有为利用今文"托古改制"，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依据。
此时蔡元培对今文经学兴趣浓厚。甚至发愿要编辑《公羊春秋大义》。这对于他后来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潮流，有着必然的关联。
在徐家伴读和读书的同时，蔡元培与山阴龙山书院。会稽稽山书院均有一定的联系。他在书院中偶尔写写八股文。按说八股文引经据典必须取自“四书五经”，但蔡元培这是候写的八股文却大相径庭。“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易常调”。例如他喜欢王引之《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和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与求文章的奇僻古奥。使得常人几乎难以读通。
如他自己所说：“我有一时做八股文，很喜欢用《经传释词》的古字，《古书疑义举例》的古句。好像同人开玩笑一样。”
开始他可能是在开玩笑，没想到山阴龙山书院和会稽稽山书院的两位院长钱篪仙和王止轩，对此却十分欣赏和推崇。有首创精神的蔡元培在此基础上又不断发扬光大，竟创造出他的独门绝技——被大家称做的“怪八股”。
他后来就用这种怪异风格的文章，参加了后来的几次科考，被大家当作趣谈。
再者，他在此期间还结交了许多知交好友，如精熟清代先人掌故的王左，为人豪爽而又善写桐城派古文的朱茀卿，习武能文魏彧等人。
笔趣阁
一般年龄相若的朋友薛炳，马用锡等，也时常来此读书和谈天说地。青年书生聚在一起，壮志雄心，相约编撰大部头书籍，诸如《二十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等。但年轻的人们多半做事虎头蛇尾，最后都不了了之。
无论如何，蔡元培这几年读书交友的生活，还是颇为惬意的。
1988年，蔡元培第二次赶往杭州参加乡试。直到晚年，他回想起这一次的经历还心有余悸。
“学而优则仕。”读书、考取功名，是传统社会里世世代代的父母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读书人一旦博得入仕的机会，更在身份名位上荣宠无比。在民间一般的百姓中间，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总是备受推崇。
乡试，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之一。唐宋时称“乡贡”、“解试”。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人，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
明、清两代定为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均可应试。
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亦在八月。
各省主考官均由皇帝钦派。中试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中试之举人原则上即获得了选官的资格。凡中试者均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一年，整个浙江省参加乡试的学子多达10600人。
蔡元培在“自述”中写道：“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学生自携带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炊具，叫做五更饥的，用火酒炊饭。 “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也常常呼吸困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至于自杀。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黒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
这一次，还是没有考中。六叔是和他一同参加的。在蔡元培看来，六叔在学问上是远胜于他的，六叔考了这么多年都没中过，他年纪轻轻第二次考，不能榜上有名是再正常不过了。但蔡元培这一次和第一次还是不同的。第一次，他不过是试试水，这一次下的功夫是不一样的，他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还是有些失落的。
第二年的春天，蔡元培与绍兴城内钱庄出纳王荣庭的次女结婚，婚后数月，便第三次赴杭州参加乡试。这是因光绪皇帝亲政而特别举办的一次恩科。
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或许是他对这次科考根本就没抱希望，反而是放开了，在考场上把自己擅长的“怪八股”发挥得淋漓尽致。
乃至于乡试房官宦汝梅阅其试卷后认定，必是“老儒九困场屋者”所为。主考官李文田看了蔡元培的“怪八股”，拍案叫绝。
李文田（1834-1895）字畲光，号芍农、若农，广东广州府顺德县均安上村人。自小有“神童”之称。十四岁时，由于在佛山经商的父亲去世，家贫辍学。幸赖当时任教的南海何铁桥老先生照顾，得以继续就读。
十八岁应县考第一，二十六岁获咸丰九年（1859年）已未科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放江苏、浙江、四川乡试主考，提督江西、顺天学政。入直南书房，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
工书善画。慈禧太后作画，“常命探花李文田、状元徐郙和陆润庠、进士陆宝忠为之题志”。
在这次乡试，蔡元培有幸得遇这位博学的伯乐李文田李大人做主考官，考中了第二十三名举人。同科考取的还有张元济、汪康年、汪大燮、徐仲可，以及他伴读的徐维则等。
考官对蔡元培试卷的评语是：“不落恒蹊，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
第411章 点翰林
蔡元培的中举，在江浙一带的学子中造成了一次震荡，大家争相抄录传看其“怪八股”，视为开风气之先。坊间刻印的“怪八股”特刊，把蔡元培的文章当作压卷。许多人在后来的科考中，也纷纷而效仿。
当然，也有老学究不屑一顾，将蔡元培斥为“文妖”。
此事在上层也引起一些关注，时在北京做御史的李慈铭，阅完浙江官版《题名录》时，在全省已丑恩科137名举子中，只将蔡元培和沈宝琛的名字和籍贯写入日记。
对于读书人来说，中举，是何等荣耀呀！
那个年代，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取功名，一次次地考，一次次的名落孙山，一旦中了反而可能会发生意外；比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著名人物范进。
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中写道：
范进中举的喜报到了，其本人却不在。送喜报的人等着领赏，家人说新贵人去集上了，一邻居自告奋勇去找寻。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范进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这个一辈子屡试不第、穷困潦倒的范进，初听人说自己中举，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天大的好事落到了他头上，及至梦想一旦成真，不禁欢喜得过了度，一时间发了疯。
《范进中举》的故事固然是虚构的，但却真实描绘出读书人的辛酸和不幸。范进不管怎么说还中举了，那无数个考了一辈子都不中的人们又当如何呢？
16岁考中秀才，22岁便考中举人，与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科场上的倒霉蛋不同，蔡元培的运气似乎特别好。虽非一考而就，但也是少年得志，可谓一帆风顺。
精通八股文的蔡元培，用“怪八股”来应答试卷是不是有几分恶作剧的成分呢？我们不知道，但和范进一样，能够中举蔡元培还是很意外的。虽然没有像范进那样欢喜得发疯，但内心的欣喜若狂是无法言表的。
六叔和他一起参加了此次乡试，又一次不中。当着六叔的面，为了使其少受些刺激，蔡元培不好表现得过于兴奋。但他的六叔却表现得比他自己中了还要高兴，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在这个侄子身上下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
收到蔡元培中举的消息，他最先想到的事是，拉着蔡元培到其父母的坟前，把这特大的喜讯，告知兄嫂的在天之灵。
蔡家在他们住的那一片人缘极好，加上亲朋好友，连日里来贺喜的络绎不绝。对于蔡家人来说，更是特大的节日。
按清代科举惯例，恩科乡试的次年，举行恩科会试。刚刚中举才数月的蔡元培，于1890年春初便出发入京赶考。
他与好友徐维则同行。先至杭州，然后到上海，住在徐维则家有股份的北京路一个客栈。因为时间还早，在上海停留数日，徐维则带着好朋友，游历了外滩，崇明岛；两个人还跑到苏州，玩了拙政园和虎丘。
徐维则（1867～1919） 近代藏书家。字仲咫，号以愻，亦作一孙，别号贻孙。浙江绍兴人。伯父徐树兰，父徐友兰，均是著名藏书家和学者。蔡元培在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1886～1890）到徐家就是为他做伴读。与蔡元培为同科举人，那个年代，同科当然是不寻常的缘分。
两人游览十里洋场之后，乘招商局轮船由海路北抵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再坐马车进入北京。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因考试在春天举行，故又称为春试或春闱。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蔡元培首先参加了会试的初试三场考试，会试房官王颂蔚阅读完蔡的首场试卷，觉得简直不像是八股文，特别的震惊。
“及二三场卷，则渊博无比，乃并三场荐之，且为延誉”，蔡元培遂考取了第八十一名贡士。
清代科考还规定，会考中贡士的，须经过复试列出等次，再参加殿试考中即为进士。不同的是，先前所有考卷，为防作弊，试卷都是经人抄写后，再交给考官去看。而复试和殿试的考卷是不用别人誊写，直接呈上的。这样，书法就显得格外重要。
复试和殿试是在会考后进行，而蔡元培是两年以后才完成的。
关于其中原因，说法不一。主流说法来源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
据他说，蔡元培会考结束后，就去看望乡试中举时的考官李文田。
李文田特别关心蔡元培这个学生，一见面顾不上客气，就赶忙问答卷情况。蔡元培早有准备，把自己考卷的草稿呈上。
李文田接过仔细看过后捶胸顿足，一个劲的说自己该死。蔡元培惊问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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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说：“我早就想到了，本来要在你考前提醒你，一定要中规中矩。天算不如人算，就在你来京前，我有紧急公干外出，刚刚回来。我应该委托别人和你讲的，既然想到了……”
说完，李不住的叹息，很是自责。
蔡元培想不到李大人对自己如此眷顾，十分感动，反而一个劲的安慰对方。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李文田特别痛心，说会试通过虽然也很难，但和乡试相比，参加的人数总是少很多；正常情况下，根据蔡元培的才学，过关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节外生枝。
“这一耽误就是几年。”说着，李文田又长长地叹了口气。
离开的时候，蔡元培还有些不死心，问李大人，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李肯定地说：“这些主考大员，人品都没得说，可一个比一个顽固。像你这样的文章，能把你的卷子阅完，已经是难为他们了，想入他们这些墨守成规人的法眼，想都不要想。”
蔡元培听了后，不能不心服口服。想自己能够中举，纯属运气好，碰上欣赏自己文风的李大人。这样的好事，能遇上一次，已经是千载难逢了，哪能再次降临到自已头上。
离开了李府后，回去收拾了东西，很快就离京返家了。得到高中的消息时，复试和殿试都已经结束了。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复试和殿试特别看重字写得怎么样，蔡自知自己的书法很一般而知难而退。
蔡元培晚年所写的《自写年谱》有这样的记述：“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已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待下科殿试。”
行不行总得尝试一下，蔡元培的字其实写得并不差。再说书法水平到一定的层次再有大的提高，恐怕需要天赋，再练几年就能有很大进步吗？蔡元培这样说，恐怕多半是不让自己的恩师为此而难过和自责。
什么叫人品好？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处处为别人着想？从蔡元培的为人看，前一种说法好像更有说服力。
不过，近年来，人们在李慈铭的日记中，看到如下的记载：“四月十三日，蔡进士（指蔡元培）；沈进士（指沈宝琛）来。两生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
好像证实了蔡元培晚年的说法。
但这里也有个难解的矛盾：会试考中是获贡士称号，殿试考中后才为进士，但李氏日记里称二人均为“进士”，对一个普通人也许没什么，但对于当朝的御史大人，应该不太可能。此日记倒更象似是出在蔡元培两年后中了进士之后。而说起为什么两年后才来复试，便有了“年少未习楷书”的说法，也未可知。
算了，我们还是不要在蔡元培的这件事上纠结了，反正蔡元培两年以后完成复试和殿试总是事实。
蔡元培从京返回故里，会试高中贡士的消息已经不是新闻了。此期间他曾以贡士的身份，应邀担任上虞县志馆总纂一职。
蔡元培曾认真研读过各朝各代写得好的地方志，年轻气盛的他既是个做事认真，又勇于创新之人。
上任后他仔细研读了先前写的县志，看到把很大的笔墨用在为当任的县官歌功颂德上，是报喜而不报忧，没法让后来的人们了解这里当时的实际情况，简直和县志的本来面貌风马牛不相及。
写史最基本的要求是客观真实。所谓你尽可以骂秦始皇为暴君，也可以褒扬他为千古一帝，只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就不妨碍后人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认识和评价他。
于是，蔡元培下功夫写出了《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很不客气的指出先前县志的弊端，对如何写好以后的县志，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特别对人物志部分，提出要“尽革陋规，不辞矫枉过正之消”。
不料，他的意见遭到了大家的强烈反对。但他不愿妥协，又写出《罪言》一篇，把自己提出的编志体制与明代万历年间和清代嘉庆年间时所修旧县志列表比较，说明因革。但反对之声的强烈仍一如既往，蔡元培没得选择，只能辞职回家。
但蔡元培的努力没有白费。明白和正直的人总是有的，县志馆长朱士黻，仔细研究了蔡元培的《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和《罪言》，认为他所拟体例“义例精当，卓然成家”，将其《例言》刊于新修县志卷末，用为后人审识。
此后，蔡元培仍在徐树兰的铸学斋读书，在研读经史的过程中，将读书札记汇为《知服堂日记》一册。日记以节气为标识，自1890年（庚寅）霜降至次年（辛卯）小暑，历时半年之久。这应当是蔡氏最早的日记。
第412章 “甲午”之后
1892年春，蔡元培再次赴京补应复试、殿试。复试后被列为第三等（补试不能列入一、二等）。
接着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殿试。
殿试只考策论，蔡元培充分发挥了博览群书和博学强记的优势，对其中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述其山川道里、行政沿革，且广证博引，对答自如。
本年会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殿试阅卷大臣为工部左侍郎汪鸣銮。
结果，蔡元培考取第二甲第34名进士。
本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刘福姚、吴士鉴、陈伯陶。同科考中者还有：唐文治、叶德辉、汤寿潜、张元济、屠寄和沈宝琛等。
我们能够看到，这其中的张元济，是对蔡元培后来的人生，极为重要之人。
对于殿试，蔡元培回忆说：“上来，殿试是专讲格式不中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张之洞）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汪鸣銮）先生所赏识。有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个圈，就放在二甲了。”
如果是专为了练字而故意拖后两年，两年里为什么不练参加科举需用的馆阁体呢？这和前边说过的后一种说法不是很矛盾吗？
黄山谷就是被称为宋“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他自号山谷道人，书法在当时是很受推崇的。
此后又通过朝考，蔡元培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为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
清雍正以后，选官更为严格，庶吉士由皇帝主持之朝考决定。
该职一般为期三年，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
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予翰林院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
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
和所有新科进士一样，蔡元培要留在京城盘恒一段时间，期间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拜会各方人士。
按照惯例，通过考试的同科士子都要去拜谒主考官翁同龢。其实，这也是例行公事、走一走过场。
大概因为这样，翁同龢对一批批的来访者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无印象，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往往简单地记下“新庶常来者八九人”“新门人两人来见”，连名字也不记。当科的状元、探花来访，也只记了“刘福姚来见”，“陈生伯陶来”而已，惜墨如金。
有意思的是，在1892年6月1日的日记里，翁同龢记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绍兴人，号鹤青，向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
这真是有些奇怪，他对蔡元培的印象深刻，简直是刮目相看。是不是因为蔡元培的“怪八股”呢？或者是对其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述其山川道里、行政沿革，且广证博引，对答自如印象深刻。
短短四年里，蔡元培乡、会试连捷，挤身翰林文苑。其踌躇满志，自不待言。而作为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是何等人物呀？能得到这样的朝中重臣的青睐，是何等的荣耀呀！
一时间，年纪轻轻的蔡元培，成了“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了。
从清朝中叶以降，殿阁大学士、总督、巡抚、军机大臣这些朝廷的要职，大多系翰林出身。对于蔡元培来说，诱人的政治前景正在向他频频招手。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游历中度过的。
初夏时节，他先到宁波，又到上海，然后乘船溯长江西下，游览了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此次出游，他曾有散片日记，载述行程。
秋风乍起之时，他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陶濬宣等一般朋友，诗文酬酢，观澜华南名胜。
在广州南园，他曾戏作该省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濬宣征得当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吴翔寅的评语各一则，辑印成《蔡太史拟墨》。
在此期间，陶濬宣多次向蔡讲述廖平在广雅书局时，对经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康有为为承其学说做成《新学伪经考》，引起士人不同反应等情况。蔡元培对此颇为关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备研读。
冬天来临时，他又赴潮州，汕头等地。一直到转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
按说，身为庶吉士，到各地考察风土人情，是必修之课。
但这些等待重用的“翰林”，前途不可限量，谁知道以后能当多大的官？所以，各地官员都争先打点。因为等这些人高居庙堂时，再想亲近就不容易了。反正都是公费，人情可是个人的，何乐而不为。
久而久之，这些新贵人们，也都趁此机会，公费旅游还能赚些外快，被人们称作“鬻文卖钱”。不管蔡元培此行是不是有此意，所谓瓜田李下，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怪。
小书亭
但是，不管怎么说，近一年的游历，蔡元培几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这对于一位中国传统教育塑造出来的青年士大夫来说，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在补足“读万卷书”的缺憾，而行万里路。
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足以使他扩展视野，更新观念。蔡元培游离广州期间。康有为正在长兴里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士林风气的更化和改革潜流的涌动，蔡元培不可能毫无觉察而无动于衷。
尽管上述感受可能尚属朦胧意识，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会逐渐清晰起来的。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返回绍兴。随即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以决定任用的一种例行考试。应散馆后，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至此，不满28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当时读书人羡慕不已的科举道路之极。
接下来，蔡元培便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
应同乡先辈李慈铭的邀请，他兼任了李慈铭之子李承候的家庭教师，为其讲述《春秋左氏传》；同时，他还为李慈铭代阅天津问津书院的课卷。此时的蔡元培一个人在京，平素就寓居李家。
蔡元培和李家上下相处得极佳，是个特别受欢迎的人。吃住在李家，也给蔡元培单身汉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
李府常有官员来拜访，李慈铭总是把蔡元培介绍给大家，这样就扩大了蔡的交往圈子，丰富了其人脉资源。这对于像蔡元培这样的初登政坛的官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广交朋友，是蔡元培的平生极好。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时候的人们，乡土观念极强。此期间，蔡元培与在京的浙江籍人士王式通、胡道南等人交往尤其密切，经常在一起作诗遣怀。
如果蔡元培一心仕途，如果当时中国的政治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故，那么蔡元培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则就可能青云直上、跻身达官显宦之列。
然而上面的两个都没有成真，蔡元培体制外的另类人生书卷，恰恰就从此时开始书写了。
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爆发了撼动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
寓居李家，接触人多，消息也很灵通。蔡元培在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军事对峙已呈一触即发之势时，就以焦灼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按说，一个小小的岛国和泱泱中华大国对阵，不是蚍蜉撼树吗？但是，传回来的消息却正好相反，节节败退的不是“蚍蜉”而是“树”。
同许许多多关心天下事的国人一样，闻知甲午海战不断战败的消息，年轻的翰林蔡元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悲愤交加，与其他朝中的忧国之士一起，在海战发生半个多月后联名向皇帝上奏：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臣文廷式等跪奏，为敌情叵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然倭人乘胜之时，震惊陪都，窥伺近甸，我虽布置严密，尤虑瑕隙未周，比闻倭将以倾国之兵，道出黄海。此时李鸿章既有暮气，而所调诸将，或多新募，或未成军……
“战国之时，秦攻齐，则韩、魏救之，攻韩魏，则赵救之。唐之藉兵，远及大食。宋之谋金，兼约西辽。
“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藉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已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借资驭敌，此非偏有所厚也，卫我即所以自卫也。……资其兵费，使伐倭人。……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文海……臣徐世昌……臣蔡元培，修撰臣张骞，编修臣尹铭绶。”
这便是帝党中坚人物，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领衔的，蔡元培、徐世昌、张骞、丁立钧、黄绍箕、沈曾桐等37人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联名上奏光绪皇帝的《与文廷式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
第413章 投身新教育
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
最终，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马关条约》。
根据《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字，深深刺痛了蔡元培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心。
个人正春风得意之时，国家却面临灭顶的危难，蔡元培还没来得享受功名带来的荣耀、施展满胸的才华，就值逢国家倾危的巨祸。巨大的反差，对蔡元培的刺激是无可言表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蔡元培这样的深怀家国忧患的热血学子呢！他再也无法安心地正襟安坐于朝堂之上，闲散优游于诗酒酬对之中。我们从蔡元培青年时的一些作为中也大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深深把济世情怀、忠孝信义的儒家品质写入灵魂深处的人，这样一个人，怎会只关心个人宠辱而把世事的安危置之度外。
蔡元培认为，甲午战败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他说，“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马关条约简直比战国时期韩、魏屈事于秦，南宋屈事于金更加让国人屈辱。他谴责清王朝的治下“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
1894年底，李慈铭因病逝世，李家南归，蔡元培移居北京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已近“而立之年”的蔡元培重新思考许多问题。而“甲午之后，朝士竟言西学”的大气候，也推动着他开始如饥似渴的摄取新学。
1895年夏开始，许多朝中官员，特别是主战的清流们，愤于《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请假离京返里。这一年的秋天，蔡元培也向上司乞假回乡一年。
归家途中，元培特赴南京，拜谒了他心仪已久名满天下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对这以“怪八股”著称的后起之秀也很高看，接待他时，正巧康有为会试时的房师余诚格也在场，他们很自然地谈到了康有为。
让蔡元培有些意外的是，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能对康大加赞扬，说他“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
蔡元培素来敬佩这位张香帅的见识， 对他赞杨康有为的话印象深刻。
此前，蔡元培曾以读书人的眼光，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以为然，但对康有为不久前的公车上书的壮举十分赞佩。从与张之洞的谈话中， 蔡元培深切的感悟到，甲午之后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变化。
1896年，在故乡绍兴闲赋的一年里，蔡元培的读书兴趣完全转到了西学上，特别关于日本这几十年是如何强大起来方面的读物。
此前，在甲午战争进行之时，他就已经研读了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和李小池的《环游地球新录》等书，这一时期，他又先后阅读了日本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仲礼的《日本师船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华蘅芳的《算草丛存》、以及《游俄汇编》、《电学源流》、《电学纲目》、《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声学》、《代数难题》、《几何原本》、《农学新法》、《支那教案论》、《西学启蒙》、《日清战史》、《生理学》、《进化新论》等等。
在这些书籍中蔡元培看到的，几乎是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知识天地和全新的世界。
毫无疑问，学习是一种能力，而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学习能力超群之人。一个饱学经史的翰林学士，能够静下心来读这些学科广泛，内容生涩的各类书籍，除了学习能力，更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在激励。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全新的思考，认识到：故纸堆再也找不到出路，先前所通行的考据、训诂做学问的路子，根本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
长期传统教育熏陶出的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蔡元培不愿再埋头于经史子集这些给他带来功名荣耀的经典。他把头抬了起来，放眼四望。他想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治理经验，发掘救国救民的方略，寻找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支撑点。
进入翰林院之前，蔡元培只是一个典型的忠孝节义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但国家的惊天之祸袭来，蔡元培的意识开始转变了。
对蔡元培来说，这一年是洗脑的一年，是浴火重生的一年。如同他自己所说：“少酖举业，长溺文词，经沽史法，亦窥藩篱，生三十年，始知不足”，“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决意“迷途回车，奚翅炳烛”，“ 他简直像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1896年12月，蔡元培自陆路乘马车回京销假。
1897年的北京，喧嚣着改良的思潮，《时务报》、《新闻报》等连篇累牍 的倡扬变法。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等在京的各省人士，纷纷发起成立维新团体。很快，公车上书的领军、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再次来京，多次上书要求变法；标志着这场维新运动，正在从思想酝酿转变为付诸行动。
毫无疑问，蔡元培在思想上是属于维新派，只是，他已经过了特别容易头脑发热的青葱年岁。一个饱学经史又接触涉猎了大量近代科学知识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是不会盲从的，都要经过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想一想是否真有道理，是否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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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蔡元培有了特别大的变化。他的北京寓所书房中悬挂着十个大字：“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
一个刚刚入仕的翰林，已经把功名和利禄放到一边了，此时的蔡元培所热衷的事，是要在知识领域寻找新的天地，为民族的出路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
这段时间，他仔细研习了《适可斋纪言》四卷，在心得中写道：“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卻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
他还通览了驻英公使馆参赞宋育仁撰写的《采风记》五卷，认为“其宗旨，以西政善者都暗含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
与一些慷慨陈词高喊变革的人们不同，蔡元培是在探索改什么，如何去改。表达了他在为改良运动思想探源。
他欣赏对于西学进行融会贯通后做出深刻阐释，鄙薄浅尝辙止的浮泛议论。同样，和有些了解了一点西学就把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不同，蔡元培从接触西学之初，就努力在把中西文化相比附相攀援，而不是一定处于相互对立之中。这样的思想风格，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年的初夏，蔡夫人王昭携幼子来京。蔡元培于是搬出会馆，在“方略馆”暂居一段时间后，带着家眷搬入绳匠胡同的一个寓所。
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总是幸福和快乐，也使得他在京的生活更为安定。每天能抽出时间，和自己的宝贝儿子玩耍，体会到为人之父的天伦，让他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有闲暇时间，他也会带着妻小，到京城一些名胜古迹游玩。很多地方其实他此前一个人也未曾去过，比如潭柘寺。早就听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他倒可以趁此机会考证一番。
然而，国事却不停的打破他平静的生活。
这一年的11月，发生了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派兵强占山东胶州湾的事件。
12月，又传来消息，俄国军舰强行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其他列强也争先恐后，欲在中国谋取特殊利益。
目睹自己的祖国，如同一个待宰的羔羊，蔡元培在自己的日记中气愤地写道：“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
处于朝堂之中的蔡元培，整日见识着清廷当权人物们的昏庸，京中大小官员，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整日钻营名利，置国难于不顾。他渐渐感到请朝这个政权，已经没什么指望了。
苦闷和失望在一段时间笼罩着他，他的脾气变得很坏。绍兴盛产酒，蔡元培的父母酒量都很大，他也很能喝酒。在这段时间，他在与朋友饮酒后，却常常酩酊大醉。有几次，酒醉后竟对身旁之人破口大骂。
平日里，蔡元培历来以谦谦君子著称，这段时间却变了个人。言及此事，一般人恐难会信，但这却是真的。他在“自述中”也提到过：‘我父善饮，我母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到北京，京官以饮食佂逐为常，尤时时醉。”
传统道德下的读书人，平日里恪守礼仪，酒醉后就难于自控了。长期的忧虑和苦闷，总得有地方宣泄。对蔡元培了解很深的人清楚，他其实是个很豪爽的人。
这一年，他惨加了在保和殿举行的，选拔各省乡试主考官和会试考官的考试。他一如既往，只是他的“怪八股”更加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因为获得了会考考官的资格，其六叔蔡铭恩来京应试时，他按例请求回避，以免其叔不能应考。
在维新思想家中，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是严复。
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1898年4月出版后9个月，蔡元培便认真地读完这部书，他后来写道：“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
是严复等人的新思想唤醒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进一步接触了大量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著述，在翰林院内，钻研那些被固守封建传统的旧派人士斥为“奇技淫巧”“左道旁门”的西方科学知识。
原因很简单，在这时候的蔡元培看来，中国不是败于“道”，而是败于“术”。就“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的深邃精微，世难匹敌；但重道而轻术，导致中国完败于船坚炮利的重术之国，使他不得不转变思路。
蔡元培兼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厚重和东南文士的轻灵，他不愿也不屑因循守旧。这从他做文章上也看得出，不是一味地迎合科考，而是独辟蹊径。
第414章 大刀阔斧
进入1898年，京城内的维新变法的氛围愈加浓烈，此时的蔡元培已经不能满足于只读中译本的书籍，他想直接看外文书。
这时候，他的好友及同科举子，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元济，在琉璃厂开设了通艺学堂，专授英语。他开始本来是决定去学的，不久他的另一个友人刘树屏，在内城设立了专修日文的学堂。想到从文字角度，中国人学日文要容易得多，西文要籍均有日文译本，他最后选择了后者。
借助刘树屏的学馆，他与好友王式通等成立了“东文学社”，聘师辅导。因为学日文不是为了语言交流而在于读书，他干脆径直借用中日词典，边学边试着将日文书译成中文。先后翻译了《万国地志》序及《俄土战史》的部分章节，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虽然对讲日语很生，但在文字上很快便“文从自顺”。
在以后的日子里，译日文的本领，竟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技艺，也使他终身受益。
这一年，发生了撼动中国的政治大事件——“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1898年6月11日，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为标志，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其主要内容是：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也正如本书前面所说，主持变法的是一帮书生，不是做事的人，不知道做事难。所谓书生意气，以为只要有皇帝发号司令，只要他们想变，就什么都能变。在一百天多一点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共颁布的新政的诏令和谕旨，就有一百八十多个。
本来，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对于维新变法开始还冷眼观之。但一众热血的维新派这时头脑发热，竟异想天开的想要把慈禧太后和反对维新变法的官僚们一举从权力的中心踢出局，使年轻皇帝光绪真正亲政。慈禧太后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腥雨欲来，闻讯的维新派中，康有为、梁启超分别远循法国、日本。唯有谭嗣同宁死不逃，愿以性命唤醒国人，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清廷问斩于北京菜市口刑场。中国上层政治变革“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戊戌六君子”的死极大地触动了蔡元培。他对维新人士的精神当然是感佩有加的，这些同龄人的那一腔热血和牺牲的精神，以及他们所胸怀的抱负唤起了他的强烈共鸣。
对于一身侠气的谭嗣同，蔡元培更是格外佩服，他几年后的一封信中还念念不忘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苦康、梁之首事而逃，经元善之电奏而逃，则固所唾弃不屑者也，况其无康、经之难而屑屑求免也乎。且夫避祸者，所以求生也。充求生之量，必极之富贵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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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蔡元培都应当是坚定的维新派。让人不解的是，他本人几乎没有参与维新变法的什么活动，因此也就没有受到牵连。
有人经过一番研究，得出原因为以下两个：
其一，在“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的人士在先进的知识界以及朝廷中，可谓风光一时。由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当时在社会上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假使真的变法成功，从权位上来说，将是未来朝堂上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质朴而耿介的蔡元培不愿被世人说自己“攀龙附凤”，读书人的孤傲和自尊，使他“耻相依附，不往纳交”而敬而远之。特别是看到有些新派人士，一旦身据高位，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让他觉得这些人“不足以当大事”。
他在《自写年谱》这样写道：“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
其二，蔡元培总是隐隐感到，这种用上层政治斗争改变国家命运的策略并不是拯治国家的一付回春妙药，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深入骨髓的。“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是蔡元培肚子里的想法。
他认为这些维新变法的志士们并没有建立起什么群众基础，而只想凭一己之力、少数精英的奋斗，用最省事儿的办法、最小的代价，动点儿小小的外科手术，就想给中国来个改天换地，这是很不现实。
有记载，新政期间，诏开“经济特科”，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之特殊人才。蔡元培因供职宗人府的同乡葛宝华的荐举，而被传去应试。这应该是蔡和维新派唯一的关联。
但无论如何，维新派是在救国救民，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好的。当“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噩耗传来，蔡元培在目睹政治斗争的残酷的同时，也看清楚了清王朝的掌权者丑恶嘴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纲常有道。以往，蔡元培虽对朝政多有不满，但往往认为是臣工昏庸和不作为。眼见最高的统治者只顾自己的既得权位，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予不顾，而冥顽到了极点。这让蔡元培对这个君、这个王朝彻底失望了。
戊戌变法和新政如同一场春梦，在腥风血雨中烟消云散。往昔热心维新的友朋已作鸟兽散，就连做事稳健的好友张元济也被革职出京。
蔡元培再也没有心思在北京当官了，断然于1898年秋天离开北京南归。蔡元培这种举动，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是康梁同党，但他丝毫不作辩解。
此行，其实是在和他一直以来走的仕途之路的告别之旅。
经过十天的行程，1898年10月26日，蔡元培和家人从京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绍兴老家。
深秋时节，比起秋风瑟瑟，一派萧杀景象的京城来，家乡显得格外温馨、平静、怡然。
蔡元培家住的笔飞仿是有故事的。传说书法大家王羲之曾住于此处，有一老姬，不厌其烦常来此求王羲之题扇面，后要到处炫耀。有一次，王羲之实在是不耐烦了，竟将笔随手抛出。笔却一飞冲天，笔飞仿便是来源于此。这故事听起来很像是神话，但附近有戒珠寺，山门内有王羲之的塑像，据说这寺先前曾是王羲之的宅院。
蔡元培站在笔飞仿自家庭院中，四周的一切似乎依旧是老样子，唯独那块悬挂在门庭上方的“翰林第”匾额，好像在提示主人在这里曾经经历过的荣耀与辉煌。
然而，耀祖光宗的记忆在闯荡大千世界和领略新学新知后，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华彩。四年京官生活的风风雨雨，差不多也荡尽了仕途腾达的残梦，所余下的只有那纯属于自己的书生本色。
路在何方？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当如何去走？
回顾了他所接触的新知对他产生的强烈冲击，他感到，只有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他这样对世界的认知，具备全新的思维，在灵魂深处来一场革命，从意识上改造中国人，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国是。
此时此刻，荣耀脑际多时的投身新教育的念头，变得清晰而强烈。这是自身特长和兴趣之所在，这也是目睹维新党人惨烈失败后，他所认定的一条报国之路。
还真机缘巧合，机会很快来了。
绍兴作为文化重镇，在这个时期理所当然的也受到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一批热心研究西学的有识之士。就在蔡元培回绍兴的前一年春，徐树兰和绍兴知府熊起磻，创办了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
由于蔡元培的身份和学问上的声望，这年12月，徐树兰和熊起磻礼请蔡元培为学堂的总.理，也就是担任校长，主持校务。这正是蔡元培想干的事。
既然已经认识到，康梁变法，没有预先培养大批革新人才，而试图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是注定是要失败的。现在，他入主中西学堂，不是正好给了他用新知培育英才、施展教育救国的实践机会。
这是一条全新的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没有眷恋，没有犹豫和彷徨。
蔡元培马上就进入角色，着手接管校政。
绍郡中西学堂，是由徐树兰捐资并筹得部分府衙官款办起来的。地点在龙山脚下古贡院的西侧。开办之初有学生三十余人，所学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和初中的程度。
当时，蔡元培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身材短小、文质彬彬、儒雅风流，时常与朋友喝酒、畅谈。和许多一谈到维新变法就“谈虎色变”的人们不同，很多时候，他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那时的学生蒋梦麟，曾这样回忆他所见到的蔡元培：“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此后，无论年纪大小，人们都喜欢称呼蔡元培为先生。先生，这本是个对人的很普通的尊称，但对蔡元培来说，是不一样的，是尊重，是敬仰，是对他一生事业和做人的肯定。
第415章 惊世骇俗
第一次当校长，投身近代教育，蔡元培可不是茫无头绪。
在传统教育之下当了多年的好学生，对过往的那一套学堂的教学方式，蔡元培可谓是了如指掌也深喑其弊。哪儿些方面需要除旧更新，哪儿些方面需要坚持和发扬广大，已经过较长时间思考的他，早就心中有数。
一进入角色，他便毫不犹豫地干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延请名师，进行最好的“软件”建设。
在接办学校的第六天，便将所聘教员名单报知府熊起磻批示：由马用锡(湄莼)、薛炳(阆仙)为经学、词学教员，马冋章(水臣)、冯学书(仲贤)为词学教员，赏乃勋(星槎)、褚闰生为蒙学教员，蓝寅(筠生)、俞墉、陈凤锵(子仪)为英文教员，戴儒珍(铭甫)为法文教员，杜炜孙(亚泉)为算学、物理教员，寿辅清(孝天)为算学教员。
这些教员，都是当时绍兴“极一时之选”的人物。蔡元培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员，如学堂先后聘请日本人中川外雄、藤乡担任日文和体操教员，月薪高达50圆。
二是购置教学仪器和设备，就是“硬件”建设。
平时一有机会，蔡元培总是托人求购各种新书和有关教学仪器设备。
1899年6月，校董徐树兰前往上海，蔡元培即托其购买日本教育社物理、化学的助力器械及化学药品和动物标本，并写信给上海的张元济，托其代购南洋公学所编书籍。
此外，还曾托徐树兰之子徐显愍从日本东京购得日本所制小学物理器械第二号1组，共33种；化学器械二号1组，包括药品共31种；化学标本1组，40种；庶物标本1组，200种；动物标本乙号1组，85种；植物标本乙号1组，105种；矿物标本乙号1组，65种；另三球仪1架，三角及两脚定规3具，助力器模1组，8种，立体几何和平面几何专用教具各l组。
由于蔡元培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西学堂成为当时绍兴藏书最丰、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学校。
三是进行合理的学制分类。
中西学堂根据国学程度的高低把学生分为三斋(相当于年级)，分别教授不同程度的国学课程，第一斋为蒙学斋，第二斋为词学斋，第三斋为理学斋。同时，学生又可按自己算学、外语的程度，到不同的级别去听相关的课程。例如，有的学生根据其国学程度被列在第三斋，但外国语可到第二斋就读，算学可到第一斋学习，并不受原来所在斋的限制。
能够有效面对学生起步不同的现状，这在今天的眼光看来，也是极为合理的。
四是进行极为严格的管理。
中西学堂的学生每天早晨5点起床、盥洗，6点吃早饭；上午7点外语及算学各班上课，12点吃午饭；下午2点起，国学(读书、温书、讲书)各班上课，6点体操，7点晚饭；8点余课，9点就寝。
有制度还要有监管执行的人，蔡元培聘请人品诚笃的胡钟生为监学，在学堂大门左傍辟一房间，监视学生出入，另每一斋派一国学教员督导学生攻读。这可真是得了中国私塾严格管教风格的真传。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增设课程。
在蔡元培执掌校务期间，中西学堂的课目已经大致包含了中国深浅层次不同的国学，以及外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和体操等与世界现代教育接轨的科目。从课程所涵盖的知识面上来看，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式经典教育的内容。
这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教学理念：——传播广博、先进的文化新知。
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自己在中西学堂，学到的新知识对他产生的震撼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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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思想的结束。“
可见当时的中国，科学知识方面的落后，也足以证明，蔡元培正在进行着的事业是何等的伟大。
鉴于当时学堂教术不一，课本不定。蔡元培模仿外国学堂评议之例，于1899年11月发起组织绍兴府学堂学友会。集合有志之士，推动绍兴地区的教育改革。
学友会相约，凡“已通国文溥通学，而究心教术，不沾沾于利禄者”，均引为同志。
规定学友权责为：
一、对学堂办事授业章程“有欢成纠正之责”；
二、学友有志学习算学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并可不付膳金，但须为学堂编写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
三、住学堂的学友须以每月15日在学堂集议，无论远近，都须到会；
四、学友住学堂而自愿编写教科书，书成，经各学友评议，足为善本者，即由学堂出资付刻，但仍署编者名。
这注定是个做大事的人。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的两年里，蔡元培不仅仅是在努力做个称职的校长，还时刻关心着整个绍兴地区，乃至放眼天下，心系浙江、全国的教育。
同年12月，蔡元培撰写《绍兴推广学堂议》一文，努力宣传其教育救国的主张。
指出：“由今之道，毋变今之俗，虽荟千圣之粹言，胪五洲之良法，为拙御易车，为拙庖更刀，必无济矣。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
他呼吁绍兴所属八县改变各自为政的做法，筹集绍兴八县公款，统一兴办学校。在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所，各县城均设一初级学堂，为本省和全国的教育改革树一模范。
但是，革新的路不会是平坦的。在中西学堂的校长任上，时间一长，蔡元培这位翰林校长就几乎快把旧派人士们全给惹恼了。
中西学堂里所聘用的教授西学的教员，如马用锡、杜亚泉、胡道南等人，由于受西方思想影响，常常会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灌输“民权”、“女权”等当时世界上的流行的思想和主张。对“君尊民卑”“男重女轻”等传统观念大加驳斥，有时甚至激烈地主张革新政治、改良社会。这样一些言行，很自然的引起校内另外一些传统守旧派教员的强烈不满，新旧思想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每天午餐饭桌上，学堂的教员们聚在一起难免谈及社会风俗和当下的时政。这时，新派的教员就显得人多势众、气势嚣张，他们既冲动而又富于激情。相较之下，传统派的教员就显得势单力薄，拙于应对，每每在和新派教员的辩论中居于下风，在学生面前也就大失面子。
面对新派的嚣张气焰，守旧派的教员们很不甘心，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蔡校长引进新课目、纵容新风气导致的结果。便跑去向校董徐树兰告状，寻求支持。
徐树兰虽然是个开通之人，但在总体上还是倾向传统派的。对学校的情况不能说完全不知情，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碍于蔡元培是自己请的，又那么努力的做事，而不便干涉。听了这些人的话，感觉到后果是很可怕。特别是戊戌变法的被取缔，造成的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下，不能不有所顾忌。
庚子年(1900)正月二十六日，他给蔡元培写信，要求蔡元培将当月二十一日清廷的一道有关“正人心”的“上谕”抄录，并挂到学堂的礼堂中。
这则“上谕”的内容，是清廷镇压“戊戌变法”后向同情变法的维新人士发出的一道警告，里面指斥同情与支持变法者为“援引匪人，心怀叵测”，警告士人们今后“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以端学术而正人心”。徐树兰借这个举措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是对蔡元培的警诫。
蔡元培和徐树兰有特殊情谊，对徐也是很尊重的，但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线，而底线是不能突破的。没有别的选择，蔡元培只能断然拒绝徐树兰信中的要求。
他在复徐树兰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上谕“皆黎邙之鬼所为”，“岂有取顽固者之言而崇奉之之理”，他表示自己宁愿辞职，也不做违心之事，他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而直言道，“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
明知不能说服徐树兰，也不想让自己这个“忘年交”为难，蔡元培于写信的当日即离开绍兴，前往嵊县。这大概是蔡元培教育生涯中第一次辞职，后经他人从中调解一番，蔡元培不久才又重回绍兴，继续留任中西学堂总理。
在此期间，蔡元培还兼任着嵊县剡山书院和诸暨丽泽书院的院长，为时均一年。在前述辞职期间，他曾到嵊县剡山书院做了几次讲演，并认真地为剡山书院制定了“书约”。
在“书约”中，有这样的话；治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士人应摆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
每次讲演，他都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现身说法，策励读书人适应时代的变迁。
此外，他还以乡贤身份，受聘于嘉善县宁绍会馆的董事。虽然一身这么多兼职，但他对此同样很用心，多次前往襄理馆务。对会馆的注册及拟定规章，不遗余力，成为他办学之外的又一公益。
第416章 书院式的教学法
不久，这位新派的翰林校长蔡元培，又干了一件让老夫子们大跌眼镜的事。
1900年6月，蔡元培的夫人王昭病逝。
他们是1889年结婚的，此时共同度过了十一年。本来是这一段很传统的婚姻，可是后来蔡元培渐渐接触到了新思潮中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不但马上予以接受，而且身体力行地先在自己的家庭里付诸实践。
他对妻子时时处处平等礼待，“一切申其意”，建议妻子王昭 “以解足缠，去华饰，不惑鬼神为言”，但又绝不强求妻子接受他的观点。两人的关系处得“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
妻子病故，蔡元培很伤悲也很自责。
想到，自己婚后数月，就赴杭州应恩科乡试，考中举人在以后的四五年间，为求取功名，多年在外，居家时间甚短。只是到1895年冬，在翰林院请假一年，归里省亲，方得与夫人团聚。随后1897年春，夫人又追随蔡元培到北京。
平日里，夫人持家谨严节俭，人也性情淡泊。对丈夫连科登第泰然处之，居京华之中却不趋势权要。家里虽不富裕，但每当蔡元培在家招待朋友，都尽心尽力的接待。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毅然弃官南归，夫人毫无怨言，随夫而返？
蔡元培回到故乡后，投身教育和地方公益，不停地奔走于杭州临安、嘉善等地，在家的时间有限。不曾想到，严重的肝病正耗损着夫人的生命。到1900年6月，终于一病不起而撒手而去，时年35岁。
蔡元培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说过：“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
蔡元培很赞赏夫人的为人，他写道：“君澹于世荣，自归余，余侥幸入科第，君不以为喜。及官京师，阒然不趋事权要。戊戌九月，决然相与携两儿出都。孑孓道路，辛苦备尝，君不以为怨。”
说的是，王昭不因为丈夫有了权势，就兴高采烈，也不因为跟着丈夫备受艰辛，就抱天怨地，实在是一种娴良的好妻子。
当蔡元培正陷入极度悲痛之中时，而给这位30出头丧偶的青年翰林，说媒的各路人等却纷至沓来，门槛都快要踏破了。
蔡元培先是一一客气回绝，见仍人来人往，便大笔一挥，抛出他结婚择偶五项原则：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
这几项条件里可贵的是，不但对女方有要求，而且男方自己也主动做出承诺和自我约束，真是比平等还平等。
“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儿竟出自一个翰林之手。这种离经叛道、蔑视纲常的几项原则一抛出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犹如给死水面上抛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这种颠覆性的举动给世人造成的剧烈震撼，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蔡元培在当地是何等人物，他的作略马上就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还能再有说媒的人吗？
上面提到蔡元培和校董徐树兰之间出现的分歧。蔡元培愤而辞职，经人说和，人虽又回到绍兴学堂任教，但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却是始终存在。
归根结底，以徐树兰为代表的当地传统派士绅要办的教育是“只以金银遗子弟，何如道德教儿孙”式的传统教育，在他们看来，新学的设置只是为了因应新的时势而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略加调整，并应以不破坏传统的“道统”为前提。可是蔡元培于公于私的种种作略实在是一再地冲击了他的底线，这便使得校董徐树兰先生不再热衷于绍兴中西学堂的校务。
到了1900年底，学堂需要经费投入，蔡元培又去与徐先生协商，但徐先生冷淡以对。蔡元培最后只好于1902年2月底离开中西学堂，移交出校职。
离开了绍兴中西学堂，蔡元培不放弃自己认定的新型教育事业。此间曾几次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几经波折，终于没有结果。但也有收获，就是因此而结交了一帮学界人士。走得很近的，是养正书塾教员陈黻宸（介石）、林少泉（林白水）、陈叔通，还通过他们认识了这书塾的学生汤尔和和马叙伦等人。
陈黻宸（1859年—1917年），幼名芝生，一名崇礼，后名黻宸，字介石，晚年改名芾，室号饮水斋、烛见知斋。浙江瑞安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史学家，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与陈虬、宋恕三人是名重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东瓯三先生”。45岁考中进士，曾先后担任浙江省谘议局议长、浙江省民政部长、民国首届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
林白水（1874年1月17日—1926年8月6日），男，福建省闽侯县人。汉族，原名獬 ，又名万里，字少泉 [2-3] ，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 ，福建闽侯（今福州）青圃村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记者、报人、新闻工作者。
陈叔通（1876年—1966年），名敬第，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
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曾参加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此后，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等职务。
汤尔和（1878年－1940年），浙江杭州人。早年曾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师范，1902年协助其师在沪创办《新世界报》。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现为金泽大学），其间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两级师范校医、北京医专校长。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投靠日本，沦为汉奸，任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因肺癌病死于北平。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汉族，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学者、书法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 。
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出校后刻苦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
1949 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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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蔡元培也于当时思想很为活跃的“浙东三杰”之一的宋恕过往密切，宋此时正任教于求是学堂。
“浙东三杰”是指晚清时代，浙东一带文化界三位名流，分别为陈黻宸、陈虬、宋恕，均为很有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是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思想启蒙，有重大影响力之人。
而蔡元培与章太炎的交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蔡为绍兴同乡筹建小学事，与友人童亦韩由杭州往临安，途经余杭。蔡元培得知章太炎住在余杭，并与童亦韩是故交，就和童登门造访章太炎，请童介绍自己和章太炎认识。这时，章太炎的鼓动反清革命的书《訄言》第一版已出版发行，蔡元培读了这本书后，便一直想认识书的作者。
1901年的上半年，蔡元培常住在上海，广泛收集各类新式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经过综合比对和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学堂教科论》一书，由杜亚泉开办的普通学书室印发。这无疑是他对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继绍兴中西学堂之后，蔡元培开始执教的第二所新式学校是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由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1896年创建于上海。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在当时这所学校是报请清政府同意之后成立的，为了能为清王朝培养一批了解世界大势、有专门知识的人才，这所新式学堂专设了“特科班”。就是“专收优于国学、年力强健者，授以西学，以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
蔡元培在主持中西学堂时就关注过这所学校。1899年11月，蔡元培曾写信给在南洋公学任职的张元济，请其代购教科书，后又专门到上海徐家汇游览了南洋公学。
1901年5月，从绍兴中西学堂去职后赋闲的蔡元培，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刘葆良之邀，前往襄助南洋公学校务。在此期间，他开始与南洋公学的督办盛宣怀有所往来，曾在6月间出席盛宣怀在南洋公学的宴请。
9月，南洋公学“特科班”开课，蔡元培正式受聘担任特班生总教习。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都是蔡元培这个时期教过的学生。
“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
这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担任总教习时，在公学里的学生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演讲的一段话。必须唤醒民众，这是他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中获得最主要的认识。
蔡元培激情的讲演，让在场的很多学生泪流满面，也一下子把他和学生们的距离拉近。
第417章 女校和中国教育会
特科班共有学生近四十人，年纪在二十至三十之间，其中已有功名者不乏其人。蔡元培在特科班采用了一种书院式的教学法，即，由学生自由读书，每天要写札记送他阅批；每月终由他命题考试一次，评定成绩，然后送学校总理鉴定。
1901年9月21日，蔡元培亲拟《南洋公学特科班学习办法》。
规定每天上课的7小时之外，学生可随意看书，对于阅读时的心得和疑义可做笔记，与札记一同呈交；札记须每七天一篇。
为指导学生，蔡元培亲自写下他认为的各门类科目应读的参考书及读书的次序，然后由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志趣，选择其中的一门或几门科目按他所开列的书目按顺序此外，蔡元培还每天晚上轮流召两三名学生到他的寝室进行个别谈话，或向学生发问、或让学生自述学习的心得、或一起座谈对时事的感想。
特科班在教学内容上，把西学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其功课分前后两期，各学三年。前期功课有英文语法，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后期功课还加上地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
蔡元培在讲学过程中，在大力提倡西学的同时，注意引导同学们进行中西比较。他为特科班学生所出的作业题目，多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教育、时事等问题。
据蔡元培日记中所记，他给学生出的题目先后有：
“《论史事为人类进化之资藉》、《读道学家书分德行与性理两类说》、《原法》、《论土耳其受保护于英之利弊》、《论罚锾》、《论英国保护土耳其之得失》、《日本维新名士多出于阳明学派说》、《论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与其国之关系》、《律有自首免罪以公理证明之》、《拟外务部大臣移葡萄牙外部长书》、《宋明道学家同出孔子，而有宗教质性与哲学质性之不同试概论之》、《论秦汉重农抑商》、《论刑逼招供之非理》、《论法人占土耳其弥低偏海岛》、《宋儒论性有文理气质两种然否》、《游侠平议》、《殷法刑弃灰于道辨》、《评英特之争》、《俄皇大彼得遗训于五条为彼国二百年来外交政策之方针其中有已实行者试条举以证之》、《论监禁与放流两刑用意之异同》、《程正叔论寡妇再醮之非谓饿死事不小失节事大然再醮即失节乎以公理断之》、《论者谓民智末开不能设议院然否？》、《外人目我为君权无限辨》、《揭唐律今律之大不同而有关系者评其得失》、《论国家彩票富签票之弊并陈筹还外债之策》、《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希腊苏格拉第有知即德之说试申引之》、《论教育之关系》、《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任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论改定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功于小学校教育试论其理》……”
从这些作业题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蔡元培所倡行的新式学风关注的范围和研究的方向。在这里，学习不仅已经不再是传统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再是坐而论道，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这其中的一些课题，其意义之深远，即使放在今天来探讨也并不过时、陈旧。
从这些作业题目中，也可以强烈感受到，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先见和透过时空的智慧。更能看到，蔡元培在教学上是如何的殚精竭力。
为使学生们更好更快地了解各种西学知识，蔡元培在南洋公学里还十分重视外语的教学。
他曾对特科班的同学们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情况，就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
英文自然是要学，也特别重要，但蔡元培根据自己学习外文的经验和体会，学英文难而学日文相对容易些。既然大多数西方著作，都有日文译本，他建议学生不妨先学习与汉语较为接近的日文，以了解世界大势。
他亲自负责日文教学，并将他本人边学日文边学着翻译的方法，对学生们倾囊相授。在蔡元培的悉心指导下，很多学日文的同学“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这件事在当时被很多人当成传奇。
蔡元培在教书、编书之余，还跟马相伯学拉丁文。
每天一大早，蔡元培便从南洋公学走两三公里的路，赶到徐家汇土山湾马先生的住处。他是个习惯早起的人，有时，早5点钟就到了马老师的家门口。
后来，蔡元培又选了24名学生，一道师从马先生学习拉丁文。
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原名马志德，圣名若瑟，又名钦善、建常、绍良，字斯藏，又字湘伯、芗伯等，晚号华封老人。
祖籍江苏丹阳，生于丹阳马家村（今江苏丹阳），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的创始人兼首任校长，耶稣会神学博士。
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为其弟子。后人辑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此时，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蔡元培常向自己这位同科好友借阅西学书籍和日文资料。来往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和志同道合，不时彻夜长谈。
二人商定：合资创办一份报纸，专门向国人译述外国报刊对中国的评论和报道，初名为《开先报》，后改称《外交报》。
蔡元培为该报撰写《叙例》，阐明办报宗旨：“荟我国自治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国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
此报于1901年10月发刊，张元济为主编，蔡元培负责撰写论说、翻译日文稿件。
不久，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并向该馆主办人夏瑞芳建议设立编译所，以拓展事业。
翌年，编译所成立，张元济推举蔡元培兼任所长，负责组织编写新式学校的各类教科书。
蔡元培积数年的办学经验，详细制定了编撰体例，并邀请蒋维乔等担任编撰，这便开始了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长达几十年的合作。
在此期间，蔡元培编选的三卷本《文变》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此书选入文章四十二篇，近人之作居多，内容涉及当时知识界普遍关心的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问题。诸如《中国士流改进策》、《论义和团与新旧两党之相关》、《清朝兴衰之关键》、《男女婚姻自由论》、《女子亟宜自立论》等等。所选少量古人作品，也“于新意无忤”。
尽管此书的用途是为科举改八股为策论后，取代昔日的古文选本，但编者的主旨是使“读者寻其义而知世界风云之所趋”。充分反映了蔡元培，在文化教育领域锐意求新的思想。
前边提到了，蔡元培续偶的五个条件，把络绎不绝的说媒者纷纷吓退，但终有好朋友关心蔡元培的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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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位姓林的朋友曾告诉蔡元培说，江西都昌的黄尔轩先生携眷寓居杭州，黄的次女便是天足，且擅长书画。嘱咐蔡元培不妨托人探寻一下。
事也凑巧。不久。蔡元培还是因办学之事，与友人童亦韩去临安。路经余杭，天色已晚。遂到童亦韩相识的该县厘局局长叶祖芗府上投宿。
叶祖芗对蔡元培慕名已久，热情款待。
饭后茶余，叶祖芗拿出自己收藏的字画。请来客观览。其中的一张直幅扇页，所画工笔仕女精巧细腻，落款的字迹也十分端秀，署款黄世振，引起蔡元培关注。
主人介绍说，这是他的同乡黄尔轩之女。自幼得父亲钟爱，不曾缠足，却自学绘画，技艺不俗，经常卖画以维持家用。尤其讲求孝道，称得上是贤能之女。
蔡元培闻听后想起林姓朋友的话，当即表示出了倾慕之意，请叶祖芗从中玉成。 叶很痛快的答应了。说来更巧，黄尔轩之女黄女士也听说过，蔡元培那惊世骇俗的续偶的五个条件，内心也钦佩不已，只是无缘得见。不出一个月。 蔡便与黄女士订婚。
1902年元旦，二人在杭州举行婚礼。这是个新旧参半、形式奇特的婚礼。一副绣着“孔子”两个大字的红色帐子，取代了浙江婚俗中，必须悬挂的福寿禄三星的画像。但新婚夫妇仍按旧习。行三拜九叩之礼。历来的闹洞房的惯例，变成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演说会。杭州学界人士宋恕、汪希、孙翼中、陈介石、叶景范等前来祝贺，并发表了即席演说。
蔡元培在开场白中说；“夫妇之道,极正大，极重要，无可引以为羞涩。并无可援以为谐谑之理。而近世东南诸省，盛行闹房之俗，务以诡侧谑浪为宗，实不可解。然天下极谬误事，其中必有真理，乃哲学家名言。窃意古者女子如归，诸母有警戒之词；初到夫家，舅、姑及戚家来者，亦必有以教之。《颜氏家训》所谓妇初来，此其义也。流传讹变，乃至如近日闹房者之所为。吾意欲改今复古，既承诸君不弃惠临，敬乞各以意赐教。当铭之神鞶，水为矜式。”
客人中虽多半是新派人士，但新派人士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很保守。浙江名流陈介石引经据典，大谈男女平等。而另一著名人士宋恕，则不无调侃的提出，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
他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自应以师礼事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
在喜庆场合，谁说什么，自当不必认真，但蔡元培在答词中还是提出了他的看法：“就学行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而言，总是平等。”
黄夫人，名世振，字浣芗，号仲玉。是蔡元培家庭生活和事业的贤内助。对王夫人留下的两个孩子阿根和无忌，视若已出，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第418章 开始革命生涯
婚后，黄世振女士随同蔡元培住到了上海。有了家眷，交往的圈子也就发生了些许变化。
这个时期，与蔡元培常来往的是蒋智由、黄宗仰、林白水、陈范和吴彦复；这些人都是带着夫人。因为有女眷参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话题就常常被提及。又因为大多是搞教育，在一段时间里，大家常说的话题是妇女的受教育问题。
蔡夫人黄世振有一天说：“女人不能和男人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男女平等是无法实现的。”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在场女士们的赞同。
蒋智由于是说；“我们来办个女校吧！”
这提议竟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当场议定由蒋智由、蔡元培、黄宗仰为主来张罗这件事。
蒋智由（1865—1929），中国近代诗人，原名国亮，字观云、星侪、心斋，号因明子，浙江诸暨紫东乡浒山村人。
出身寒素。早年求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怀救国、革新之志，故未赴任。甲午战后，同情、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力言变法，“志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戊戌变法失败，曾写《卢骚》诗，有“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之句。
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曾并列为“近代诗界三杰”。
黄宗仰（1865年－1921年），俗名黄浩舜，别号乌目山僧，笔名黄中央，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建筑设计师、佛教僧人。自幼博览群书，工古诗文辞，旁及释家经典。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志士。
1899年，他前往上海。1901年，受犹太富商哈同的华籍夫人罗迦陵聘请，设计建造爱俪园。
关于吴彦复，需要多说几句。他生在武荫世家安徽庐江吴氏家族，其父吴长庆袭家族云骑尉世职，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就是此公的女儿。
我们应当记得，吴长庆手下有一随员，最早由吴长庆举荐为帮办营务，此人就是后来影响了大清和民国历史进程的袁世凯。吴长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吴保德后来承袭了吴长庆的世袭禄位，二儿子吴保初因为父亲的军功，朝廷也赏了他一个主事之职。
这位吴保初就是吴彦复，吴保初是他早期的名字，后来他更名吴彦复，自号瘿庐。他和袁世凯年岁相当，袁世凯在其父吴长庆手下做属僚时，二人关系近密，彦复称袁世凯为“四哥”，袁则称吴彦复为“二兄”，二人是名副其实的世兄弟。
吴彦复虽出身将门，但他一生放诞诗酒，性情上更倾向于不羁文人之风。民国有著名的民国四少，很多人不知道，晚清也有著名的四少，这位吴彦复就名列其中，还有一位名垂青史为唤醒国人甘愿束手就擒“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吴彦复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正直之士，他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足以见他做人的秉性：
他做刑部主事时，大概是在1898年，彼时刑部尚书为刚毅。光绪帝要听真话，要求官员们上书直言，于是彦复闭门写万言书，当真直揭时弊，将腐败之甚、革新之迫字字言言直抒于笔端。他官太小，没资格递条陈，想上达必须由所属上司代呈，于是去见刚毅，请他代为递呈。
刚毅一看非同小可，心想这位老兄也太不成熟了吧，朝廷那是老佛爷慈禧说了算呀，你这个条陈上去，不是把我也连累了吗？
于是劝他：你对朝廷一片赤诚，这个认真的态度是好的，可是也要为自己留余地呀，直言谏议没错，可是你这样抨击朝局不妥当，这中间分寸拿捏可是一门大学问，我这么说可都是为你好。
彦复对刚毅这番“谆谆告诫”嗤之以鼻，对着刚毅是呸、呸、呸……说您青云直上封公封侯去，我这小官，不做也罢。说完拂袖而去。第二天，彦复就收拾家当，携家带眷，离京去了上海定居，弃官不干了。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办女子学校的事。
那个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子讲究的是大门不出，二们不进，要不为什么要给女人裹足？办女校谈何容易？
从1901年的冬天开始张罗，直到第二年的9月间，女校才创办起来，同年12月正式开学。
在登贤里租的校舍，办学的经费，由黄宗仰介绍的犹太富商哈同的华籍夫人罗迦陵独家赞助。
蒋智由开始任校长，他去日本后校长由蔡元培接任。
女校虽只有十几个学生，又大多是发起人的妻女，但其开风气之先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视。也是蔡元培等人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妇女解放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2年4月15日，在筹建爱国女校的过程中，由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
共推蔡元培为会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
中国教育会的初衷是“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中国教育会所提倡的教育，是出于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它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鲜明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以造就"共和的国民"为其根本的宗旨。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中国教育会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创办商店、工厂、公司。
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1902年夏，蔡元培利用暑假到日本游历，同行的有高梦旦。
高梦旦(1870年-1936年)，名凤谦，字梦旦，长乐龙门乡人。
梦旦上有胞兄二人，长兄凤岐以桐城派古文学知名，考取御史；次兄而谦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精通洋务，梦旦取两兄之名上下各一字，自名凤谦。
少从长兄读书于福州九彩园，初学古文词，并考取秀才。中法马江海战后，清廷日弱，遂无意仕途，厌倦八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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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印书馆近代馆史中，公认有“两兴”：首兴于张元济，再兴于王云五。但在这两个炫目的名字身后，却有一个常被人忽略却又不可或缺的“贤臣”——高梦旦。
“五四”运动后，51岁的高梦旦自认对新学“所知不多”，主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并亲赴北京，去邀请不满30岁的北大教授胡适。胡适虽未到任，但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
王云五当时毫无名气，怀疑他才能的人，“商务书馆内外皆有之”。高梦旦却用了3个月时间，帮助他熟悉馆中各项工作，在王接手后还尽力辅佐。
有商务元老感到不解，高梦旦解释道：“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国方得以长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几成废墟，王云五仅用半载，便使“商务”恢复元气。
多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说道：“他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求付托人的苦心，这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高梦旦识才，亦爱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说月刊》主编，后者却向他提出三条苛刻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
高梦旦全部应允。
这是蔡元培第一次跨出国门。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
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
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日本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望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把产业革命推向高.潮。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通过推行“王政复古”以达到天皇亲政和议会政治，建立三权分立的新式政.府。经济上推动了财政统一，稳定幕府后期严重负债的国家财政；并推行殖产兴业，掌握新式技术，实现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大幅提升。教育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价值观的西化也为日后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埋下远因。
在外交上成功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江户时代以来对虾夷地的开发，旁及琉球，并积极实现日韩合并，乃至于日后拓展海外殖民地等，日本出现了“脱亚入欧”的风气，都源于此时国力大幅膨胀的变革，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路途很短。千百年来，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的“学生”，然而近代以来通过向西方学习迅速崛起，竟然打败了清朝的舰队，这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深感耻辱的同时，开始深刻的反省，谋求通过海外游学，实地考察与学习，“获取真经”，以此为旧中国输送新血液，从而改变中国的命运。另外，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距离中国较近，游学费用低很多，于是赴日游学便成为晚清众多士人的首选。蔡元培也不例外。
第419章 翰林造反
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对中国的革新人士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中国的立宪运动和戊戌变法在很多的方面都是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国人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策源地。
这次游学，蔡元培原本打算，用一个月的时间到日本各地考查与学习，但因故而提前回国。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案，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从蔡元培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所看重的还是当时的“新媒体”（即杂志）、“新人物”（蒋百里、蒋伯器）、“新思潮”（革新思想）。蔡元培本来就是抱着救国的思想到海外游学，这些爱国、救国、变革、斗争的热潮自然深深地感染着他。
蔡元培游学日本期间，吴稚晖带领一批中国学生到达日本，请求中国驻日使馆为他们联系日本军事学校，屡遭公使蔡钧托词拒绝，双方矛盾加剧。
最后，吴稚晖带领学生们留在使馆，声称公使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就不离开。双方僵持的时候，使馆干脆叫来日本警察，拘留了吴稚晖，遣散了其他学生。
紧接着，营救吴稚晖便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要活动。当探知日本警方将递解吴稚晖出境后，大家想到的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能有熟悉中国北方情形的人自愿与吴同行，以便随时援救。
蔡元培虽然希望在日本好好游历一番，但在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他马上放弃了接下来的行程，主动提出愿与吴稚晖同行。
结果，日本警察将吴稚晖押解到前往中国的轮船上以后，便不再过问。蔡元培与吴稚晖顺利回到了上海。
这便是蔡元培的第一次海外游学。
从日本归来不久， 就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的风潮。
这所学校在课程的设置在当时虽特别先进，但校政管理仍笼罩在封建专制的固执和傲慢之下。尤其是有些教员思想很守旧，还是用过去私塾里那一套对待学生。而学生方面日益受新思潮的熏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萌发了自由自主的意识。这种观念的反差，终于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展成为公开的抗争。
11月中旬，第五班学生误将一瓶墨水放置在讲桌上。国文教习郭某发现后严厉追查，并处罚了无辜学生，激起全班学生的愤怒，一致要求校方辞退郭氏。校方反以“聚众滋事”的罪名，无理开除了全班的学生。此行激起了包括特班在内的全校二百多名学生的强烈不满，大家相约全体退学。
蔡元培同情学生，曾向学校当局交涉，希望能改变无理的决定。但有人说学生此举就是因为他平素提倡民权思想所致，在此情况下，蔡元培只能愤然辞职。
随后他将一部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征得中国教育会同人的赞同和支持后， 募集款项，聘用义务教员，创办起了爱国学社。
他被推举为学社的总理，也就是校长，该学于1903年初正式开学。
爱国学校的成立，是蔡元培为新教育奔波多年之后，相对独立创办起来的一个教学实体。在这里，他总算可以自主的贯彻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了。
而随着一批反清志士的加入和客观形势的推动，蔡元培这位儒者也就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20世纪初的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发展最快的通都大邑，常能独得风气之先。十里洋场本就鱼龙混杂，信息灵便。 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内很多仁人志士聚集于此各展宏图。海外反清力量于庚子事变之后气势也越来越强盛，凭借沪上的租界，联络同志，开展活动。
这一时期，忧国的中国精英分子们纷纷走上了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革命成为风尚。
这些志士们都以为，非颠覆满清政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其时，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正风靡全球，这同样也被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推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之法。
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人，在日本的留学生如徐锡麟、秋瑾、汪精卫、任鸿隽、鲁迅等都曾纷纷投身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
这时的蔡元培，英雄豪情丝毫不输于这些革命家们。但是，他比这些年轻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周详。
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其活动主要集中于1903年的上半年。
爱国学社有意仿效日本西乡隆盛等人当年的办学宗旨：“重在精神教育”。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蔡元培主讲伦理学，在讲课中大力提倡民权、女权，"公言革命无所忌"。
他把返乡闭门著书的章太炎请来教国文。
章太炎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作本人的《本纪》一篇。"本纪"是中国正史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裁，章太炎让学生们自书《本纪》，以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蔑视。有的学生在《本纪》中述及自己由保皇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章太炎便用自己摆脱束缚的体验来鼓励他们。
吴稚晖授课时则用严复译的《天演论》作为课本。
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
有的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更促成了一种平等地氛围。学生们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风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爱国学社的师生还经常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政治宣传。
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南，同孚路（石门一路）之西，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有一个曾叫做张园的所在。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这块地方还不是弄堂，而是繁华上海的缩影。是那个时候公认的上海私家园林之最。是游乐场，也是体育场，能办私家茶话会，也能办公开演说。这里，人们甚至可以乘坐过山车。
张园安垲第大洋房是张园的地标性建筑，爱国学社的师生每月都要到张园安垲第演说一次。与会演说者都极力主张革命，以吴稚晖的演说最具风采。章太炎有时并不演说，只是大叫"革命，革命，只有革命"，同样博得听众们热烈欢迎。
爱国学社还附设蒙学堂，创立童子会，出刊《童子世界》。东京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后，爱国学社社员也准备组织。恰好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潮，退学学生章行严（士钊）、林砺来沪联系加入。
不久，陆师学生四十余人都编入爱国学社学籍，在校成立军国民教育会，开始进行军事操练。36岁的蔡元培脱去长衫，与学生共同操练，躬身实践其“尚武求强”的主张。
学社与其是学校，不如说是鼓动革命的机关，事实上也确为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众多的革命战士。
蔡元培曾经回忆说：“自组织爱国学社，我已离开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热烈环境的影响，遂以公言革命无所忌。”
又回忆说：“自36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1904年底，蔡元培联络江浙一带的同志，一起成立了近代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由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次年初又经陶成章、魏兰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
该会的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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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三大革命组织之一(其他两个是同盟会、华兴会)。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
光复会的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蔡元培的学生俞子夷回忆说：“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章程以外，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例如：‘销路畅’代‘工作顺利’，‘生意不好’代‘情势不利’之类。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例如我的代号是‘怡康’。
“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何地认识(入会地点)？问答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从此等情况看，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
可见光复会在蔡元培等人的领导之下，不但有明确的纲领，而且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颇为严密的组织纪律。
第420章 加入暗杀团
天地会，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又名洪门 ，俗称洪帮 。初创时原系下层劳动者互助性秘密团体，后因屡遭清廷镇压，反满色彩日浓。乾隆年间以“顺天行道 ”，“剃除贪官”及“争天夺国”为口号。嘉庆以后，复提出“兴明绝清”及“反清复明”等口号。清末又增加了反满内容。为对付清廷镇压及便于吸收会众，不断创立新的名称，成为拥有数十种名目的秘密结社系统，因组织分散，未形成统一领导，在同一地区的组织间亦互不统属。
此时在江浙一带活跃着的会党组织，大部分都来源于天地会，是诸多的抗清势力，在斗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秘密组织。
因为有相近的目标，这个时候，会党组织便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同盟军。
蔡元培很注重动员了浙江一带的会党人士加入光复会，如徐锡麟等人，从而壮大反清的力量。
光复会积极开展秘密反清活动，上海、嘉兴、绍兴先后是它的活动中心，在日本以及南洋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办报纸、设学校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青年，同时，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准备开展武装革命。
绍兴人的明智与能干的特质，也体现在光复会的这些骨干们身上。徐锡麟运用亲戚的社会关系迅速打入官场，掌握起枪杆子的实权。秋瑾在督办大通学堂时，表面上与绍兴官方打得火热，开学典礼还请知府来讲话。陶成章努力运作，使浙江会党势力日益强大。光复会会员最初只有四五十人，到1905年初增至六七百人。
有句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其意是说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有所抗争，但又软弱胆小，摇摆不定，做不成大事。
到了蔡元培这里，这个词就要升级了，不是“秀才造反”，而是“翰林造反”了。 “秀才造反”是“软弱胆小，摇摆不定”，但蔡元培的这个“翰林造反”可是雄猛而刚烈。
当时蔡元培的个人声望，对于扩大光复会在国内的影响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时间，蔡元培成了中国东南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人物。这一时期，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的，有黄炎培、秋瑾、柳亚子、刘师培、马宗汉、李燮和、孙毓筠等人。
黄炎培曾说过：“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诸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
“则敬答曰：‘然。’
“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
“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
“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吾师即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这一段回忆，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场景：文雅瘦弱的蔡元培把坚定的目光投向学生黄炎培，询问他愿不愿意投身救亡革命。而黄炎培则在老师的感召之下，既恭敬又慷慨地回答，老师的命令，后生小子怎么敢不听？
这时的蔡元培，极力要干的是就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他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是从反封建的革命需要出发的，与当时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相一致，他的活动成为中山先生所主导的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同样是干革命，比起那些会党首领的粗质豪爽，以及年轻学生的奔放热情，蔡元培终究是要多几分书卷气。
“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光复会党创始人之一的陶成章，曾这样形容身为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
这或许是书生闹革命的一个侧影吧，既有舍生而取义的节操、高绝的理念，但却不太谙于实务，善于把握宏观的大方向，一到具体细致的工作又有点儿挠头。但是，蔡元培儒厚的风格、赤诚的人格和亲和力已经足以使他得到诸多同志们的敬重了。
北大学者张寄谦曾这样评价蔡元培：“纵观晚清数十年间，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背叛本阶级、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仅蔡元培一人而已。”
再放大里说，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间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给予自己身份、名位的封建秩序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于是，这一问题，引发了诸多思考。
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刺激着心怀天下的有志之士，去探索挽救危亡的出路。但一般而言因各人生活环境、个人经历和所受教育及社会地位的不同，其所选择的救亡道路各不相同。
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为例，出身于中上层家庭且具有科举功名者，身处“体制内”的他们一般奉日本、沙俄或者英国经验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圭臬。而视反清革命为畏途，这些人一般主张在现成体制内进行社会改良。
而出身于中下层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改换现实的意愿更为强烈，多奉美国独立革命、法国革命道路为楷模，很多人走上“体制外”的激进改革，即暴力革命的道路。
按这个规律说来，蔡元培无疑是一个大大的例外。
蔡元培是以名翰林的身份投身到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前边说过，在封建社会，取得翰林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已跻身统治阶层的中上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于一个以光耀门楣为平生大愿的普通读书人来说，到这般地境几乎是登顶造极了。尤其自清中叶以后，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督、巡抚这些权倾一时的职位多是由翰林出身者担当。翰林的前途，即使不是督抚重臣，仅仅终老于翰林院也足以誉满天下。
而蔡元培恰恰是年纪轻轻就具备了这样的名分。
能在自己正春风得意之时，投身到反清的民主革命中，甚至以文士之身投身革命暗杀活动，这不能不令人慨叹。或许，越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越能超越自己的身份、名位、时势来接人处世，就越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蔡元培就是如此。
这也应了恩.格.斯的那句话，最先的抗议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发出的。
在很多人看来，蔡元培能基于大义而跳出自己的身份、名位，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来自于他在儒学熏染下形成的品质，所谓“经世致用”的理念。一般说来当中央政权强大、社会民生平稳安定时，也就是所谓的“治世”，儒士的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而一旦社会危机四伏、专制衰弱、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甚至可以使人能够义无反顾，舍生而取义。
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最激烈动荡、国家最衰微的时代。他的青壮年时期，在中国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足以撼动国本的大事件。风雷激荡的社会状况强烈激发了蔡元培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也为其经世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条件。
此一时期，一大批有影响的儒学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姚莹、何秋涛等，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竞相追求新知的盛况，为蔡元培汲取经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蔡元培受龚自珍影响尤巨。他自1888年即开始研读龚自珍的著作，“自戊己来，读定庵先生文，喜而学之”，故反复阅读并作详细读书札记，对龚自珍的思想、行文风格十分熟悉。龚自珍主张“更法”，蔡元培则强调社会由“据乱世”过渡到“升平世”，必须有量的积累，也隐含着“更法”改革的要求。时人有评，称蔡元培可谓当代的龚自珍。
于是，有人说，从表面上看蔡元培很反传统，实质来看，蔡元培自身的作略，其思想底蕴恰恰来自于儒家学说的熏染。问题就在于，正是蔡元培用自己的人生践行着儒家的一些内在精神，这恰恰使他对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外在的形式不那么看重，乃至于很快就能坚决地转到投身革命，以及后来宣扬新知、新文化的队伍中去。
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担当和关怀天下、奋不顾身的责任感，不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又谦和而不冥顽，这些都可说的上是儒士风骨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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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笔者看来，蔡元培的“翰林造反”，从根本上说源自两个方面：从客观而言，是因为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进入穷途末日；从主观而言，则是蔡元培饱览群书，厚积而薄发，是长期的学习和思考所做出的选择。
光复会成立的第二年，即1905年，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比光复会晚了一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的反清革命团体缺乏统一领导，不能形成合力。鉴于蔡元培的影响，同盟会在成立后，把蔡元培任命为上海分会会长。蔡元培一时成了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双料会员。
蔡元培这时可没有考虑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和宗派，他从革命形势的大局出发，在接受孙中山的委任后，他便积极地说服光复会同志，化解罅隙，把光复会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停止以光复会名义在上海的活动。这就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平添了一股生力军，扩大了其在国内的影响。
第421章 留学德国
1904年，经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反清的秘密暗杀团，并邀钟宪鬯、俞子夷等人参加。
为制造暗杀工具，蔡元培找来懂化学的朋友，还弄来一只猫进行试验。开始，他们造出一种液体毒.药，给猫服下，只几滴便毒死。但蔡元培觉得，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方便，也容易被人发现。于是他从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方面的书，从头进行研究，随后，开始自己试制炸.药和炸.弹。
制造的工作庄严而神秘。在秘密制造工厂中供奉着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牌位。试制前，蔡元培等一众志士写好誓言，人手一纸签上自己的名字，神情严肃。有人宰掉一只鸡，将鸡血洒在纸上，又滴入酒碗。然后，大家一齐向牌位跪下宣誓，尔后将鸡血酒一饮而下。仪式过后，人们将宣誓纸条揣入怀中，制造炸药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参与其中的俞子夷后来回忆说：“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我课余读书，试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物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
陈独秀、章士钊、刘光汉等人随后也加入这个秘密组织。
陈独秀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淡。”
大家应该记得，一九零五年，袁世凯领衔上奏请行立宪，并在奏折中建议派员出国考察，朝廷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当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正准备登车时，革命党人吴樾投掷诈彈，诈伤了十多人，迫使五大臣推迟行程。
对的，这次刺杀，就是蔡元培参加的这个暗杀组织所为。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林语堂还曾在校长室玻璃柜里，看到陈列着当年蔡元培和同志们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怀念。
蔡元培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完全躲过朝廷的耳目。清政府得知相关消息后非常恐慌，两次开列出逮捕革命党人的名单，而蔡元培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或许是由于爱国学社设在租界里，也或许是经办的人出工不出力，反正蔡元培一直很安全。
蔡元培从事革命的另一项工作是办报纸。
《苏报》，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邹弢任主笔。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多刊社会新闻。
1900年原主无力维持﹐让给陈范。陈范聘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
陈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秀才，嗣任江西铅山知县。光绪二十年（1894）以教案被劾罢官，退居上海。
1902年起﹐陈范逐渐倾向革命﹐聘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苏报》态度也明显转变。该年冬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
前边提到过，一直以来，陈范与蔡元培走得很近。
蔡元培等人把《苏报》变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弘扬民族主义。
同时还与人合作出版《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号召革命。蔡元培曾在上面发表政治小说《新年梦》，痛骂清朝统治者“厚脸皮”，是“糊涂东西”，呼吁国人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复被侵占的国土，最终造就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没有钱办不成事，为筹措办报以及其他革命活动的经费，一天，蔡元培启程前往南京筹款。当来到码头正准备上船时，忽然传来消息：他的大儿子在家中病死了。听到这个大不幸的消息，作为父亲的蔡元培心如刀割。但蔡元培强忍内心的悲伤，家也不回，毅然登船而去向古城南京进发，三天后如愿借得六千元而归。
办《警钟日报》的时候，蔡元培不仅剪掉了辫子，也不再穿旧式的长袍马褂，而改穿新式的德国装(即中山装)，外套一件蓝色棉大衣。冬天的上海天气非常寒冷，报纸的编辑室里又大又空，也没有火炉。张罗报纸出版的蔡元培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像个大馒头，他只好在右手上套一个半截露指的手套，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一边发抖、一边给报纸写文章。蔡元培每天晚上必须赶在出版之前写两篇报纸评论，一篇是文言的，一篇是白话的。
编辑所的印刷、发行乃至于办公人员的伙食、种种开销，这些繁琐的事情蔡元培都得操心。到了过年时，蔡元培发现编辑所里的账上一分钱都没剩，只好向人借了一串珠子让同事拿到典当铺子去抵押换钱。结果，典当铺的老板说珠子是假的，只能当一元钱，让他大失所望。这样一来，大家也就只好不过年了。
但最让蔡元培着急的还是报纸的销路和影响力。为多卖报纸，他让一位工人老乡背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爱国标语，或画上爱国漫画，然后手里敲着一面小锣，带着报纸到街上叫卖。这种新奇的促销手段倒也有效，每天居然比平日能多卖出一二百份报纸。蔡元培非常高兴，用他家乡的绍兴话直夸这位工人：“真弗错气”(真不简单的意思)。
1903年夏，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和邹容，查封《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聘请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后，《苏报》又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当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公开发表。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尖锐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清王朝光绪皇帝。这两篇极其犀利的革命文章问世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报》节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痛骂清朝统治者和揭露康有为改良主义奴颜婢膝的一段文字发表，并发表文章，介绍《革命军》的内容，向读者推荐《革命军》。
这些激烈的革命宣传和它所产生的影响，使清政.府感到极大的恐慌和震怒，清政.府采取镇压手段，下令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由于《苏报》社设在租界内，清政府便请求帝国主义帮助镇压。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太炎、邹容在会审的时候慷慨陈词，坚持斗争，使《苏报》案成为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最后，租界法庭判决章太炎3年徒刑，邹容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
章太炎、邹容在监狱中，仍然坚持斗争。章太炎在狱中写了《答新闻报记者问》，在这篇文章中满怀信心地说：“四万万人民都会同情我们，而公理一定会战胜的”。他在狱中还参与组织江浙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筹划工作。邹容在监狱生活的折磨下，不幸病故，年仅21岁。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
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每月都到监狱去探望邹容和章太炎。邹容在监狱病死，悲痛的蔡元培积极参与办理他的丧事、举行追悼大会。
必须指出的是，《苏报》案在对人的查办上还是很宽容的。在结案过程中仅以文字为根据，就可以使涉案人员大大减少。而因为在定案中有一句“不涉孑民”，而使蔡元培能够幸免于难。如果说两江总督魏光寿面对革命活动“行同聋聩”还属某种疏忽，但奉命赴沪查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则明显的力求大事化小，网开一面。
王朝末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极少数。
那时，有个叫沈荩的爱国志士因发布清廷和俄国人勾结的消息，被清廷逮捕，用竹鞭打得全身血肉横飞，最后刽子手用绳索将其勒死。
消息传出，上海的革命志士异常悲愤，在愚园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当众演说，痛骂清朝廷政治暴虐、蔑视人权，听众闻言而感，全都流下了热泪。
但是，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蔡元培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种主旋律，尤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代表。就在这时，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了《释仇满》一文，对民族革命的狂热主张提出批评。
他在文中言道：“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
他甚至深刻指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批评那种“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事之有利于汉人者，虽凶亦吉”是狭隘偏执的“种族之见”。坚信“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败者……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
自从满人入关建立清朝统治以后，从开始的“反清复明”，到后来的“驱逐鞑虏”，无不把推翻满族的统治，恢复汉室江山作为口号和目标的。固然，这可以迎合很多人的狭隘民族情结，但是，革命党人的革命，是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不应该是那类似反清复明之类的，用汉族的专制代替满请的专制的维持封建专制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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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国家，有那么多民族，为什么一定是要汉族人居于统治地位呢？
中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只有元朝和清朝是兄弟民族占据统治地位，其余大多数时间，都是汉族统治者发号司令。
如果说谁对不起谁，应该是汉族人说声对不起，把兄弟民族都赶到了边远的不毛之地。其实，所有的封建王朝，无论是汉人还是蒙人和满人，其实都不是民族对民族的统治。或许，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可能会享有某些特权。但总的说来，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也就是说，即便是汉族人居于统治地位，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也是被统治者。
后来，革命党人还是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狭隘民族思想，用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逐鞑虏”， 五族共和其实就是各民族的共和，只是那时，大家还不知道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以为只有五个民族。
第422章 游学而非留学
革命的路总是艰难而又曲折的，蔡元培虽然早已不是热血青年了，但是，一次次的挫折也使得他不免陷入彷徨之中。如同他在“自述”中所说：“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希冀从西方强国寻求救亡兴国之道。
对蔡元培而言，此前的十数年里，主要是通过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及日本学者翻译的西方思想学说，来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形势和最新思潮，这些书籍也确实启蒙了他的诸多新思维。
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书上读到的毕竟是第二手的资料，况且，还夹杂着译著者自己的主观认识甚至于偏见。亲身到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去看一看，挖掘更多的思想源泉、磨砺改造中国的思想利器，成了蔡元培梦寐以求的事。
20世纪初，中华大地上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但大多是晚清政府公费官派的留学生，所去国又以日本为主，去欧洲的很少。
蔡元培曾于1902年夏到日本游历，但是他于留日并无兴趣。原因在于，日本虽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通过学西方进行了明治维新，使得国力陡然走向强盛，但是日本并不是近代工业、近代思想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源地。
蔡元培一心想去追寻欧洲文明的源头，他梦想中的游学目的地是德国。
1903年6月中旬，因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同志意见不合，发生了分裂，蔡元培便离开了爱国学社。在一段时间里他曾去青岛学德语，为赴德留学做准备。
次年，蔡元培的女儿出生，蔡元培取名“威廉”，尔后，他又为1906年出生的儿子取名“柏龄”(柏林)。为子女所取的这两个德国式的名字，可见蔡元培对赴德求学的向往和决心。
出国是为救国谋。蔡元培坚定地把留学目标定为德国，是因为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欧洲以至世界上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最能学到对中国有益的新知。
在西方近代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德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被认为是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福禄贝尔创办的幼儿园影响了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近代西方的教育视导、公立教育、义务教育制度、实科教育、师范教育、双规学制和双元制职业教育等，也大多起源于德国，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引进了教师需要国家认证的制度(1810年)，这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1812年，普鲁士开始设置中等学校的升学考试(这在1788年已被发明)；到了1871年，整个德意志帝国都接受了这种制度。此后，德国的学校教育开始变得较系统化和国家化，更多的学校被建立起来。
“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为尊，吾将求学于德”。在给清廷学部的留德申请呈文中，蔡元培这样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即义务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蔡元培在给清政府呈文里的这一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
怎么才能去德国留学呢？蔡元培在寻找机会。
朋友们知道蔡元培的想法，1906年的5月间，有北京的朋友来信告诉蔡元培，清政.府拟公派几名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劝其尽快去京登记。不久，他从报纸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消息，自然是机不可失。
他于6月下旬先抵上海，去迎接章太炎出狱，并送其去日本。随后参加邹容死难周年纪念日，并了却了为这位先逝的青年志士在墓前修纪念塔的心愿。
这些举动，很像是为他自己在沪上的革命活动，画上一个句号。
1906年7月，蔡元培从故乡绍兴回到阔别多年的京城，第一件事是按例到翰林院销假。此时，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在给友人汪康年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弟此次进京销假，本为最不安之事。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载学部有咨送翰林游学东西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初亦恐进京事不成，徒折吾节。故初则电询陈介公，后又电询王书公，其回函均称非进京不得图。王书翁到沪面谈并催弟速行。因此七月进京，此亦日暮途远之为，不意竟成夸父逐日之失……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学一事耳。”
汪康年（1860.1.25-1911.11.4），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光绪年间的进士。是清末维新派人士，当过张之洞的幕僚。中国近代的出版家、政论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更是积极主张变法图强。
饭团探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梁启超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后改为《昌言报》，不久停刊。
1898年创《时务日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市）不撤，他愤然致电中外，慷慨力争。
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宣统二年）办《刍言报》。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蔡元培到京后，开始听到的消息是因为经费困难，缓派赴欧留学人员。他将给清廷学部的留德申请呈上后，便耐心等待。经多方打听，不久便搞清楚了，原来“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派送之事竟搁置不办”，蔡元培的同乡肖伯棠，缪献甫极力劝说他自费留学，并慨然代为筹资。
蔡元培于是一方面应译学馆馆长章一山之聘，出任该馆国文教员。一方面向学部申请自费留学，等待批准。
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德公使，这为蔡元培赴德提供了机会。孙宝琦的弟弟孙宝暄与蔡元培是故交，由孙宝暄从中介绍，蔡元培到孙宝琦家登门拜访，求孙宝琦帮忙，在驻德使馆安排一任职，帮助他实现留德的心愿。
孙宝琦早就认识蔡元培，并且印象极佳。不但一口答应帮忙，为免于影响他的学习，给他安排了个虚职。除了为蔡元培去德国提供方便外，实际是每月资助学费30两(合42银圆)。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通过挚友张元济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他在德国为该馆翻译德文著作，每月付给稿酬100银圆。这两笔收入远不能解决蔡元培在德国的费用和国内妻儿的家用，但蔡元培迫切的心情使他也顾不了许多。
很快，蔡元培抛家别子，于6月随孙宝琦一行前往德国，开始了他的首次欧洲之行。
据统计，清末留德的中国学生前后总计有114人，其中官费生87名，自费生27名，年龄多数不到25岁。在早期众多的留学生中并不乏自费生，但是，蔡元培可谓是不依赖国内支持、“半工半读”的第一个留学生。而且当时的蔡元培已是年近四旬，年纪远远超过其他留学生。
蔡元培在德国第一年居住在柏林，由于经济拮据，生活非常艰苦，他曾以“半佣半丐之生涯”来形容自己的这段德国求学生活。
为解决在德国生活和求学的费用，蔡元培在孙宝琦的介绍下，为时在柏林留学的唐绍仪之侄等四人做国学家庭教师，月薪100马克(合55银圆)。
在为他人补习国学获得一定生活费用的同时，蔡元培还要请老师为自己补习德语。蔡元培虽在青岛时学过德语，但远没过关。德语那生疏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年近四十的蔡元培来说，学习起来艰难程度可以想见。
蔡元培初到德国时住在柏林，主要补习德语，为考柏林大学作准备。
1908年暑假，蔡元培便申请就读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但因不能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注册入学，他只好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大学。没有进入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当然遗憾，但莱比锡大学也属当时的尖子大学，建于1409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拥有哲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和历史学家兰普来西等一批一流的学者。当蔡元培来到莱比锡大学时，正是大学500年校庆的前夕，也是莱比锡大学最为辉煌的时期，学生人数达到12000人之众。
关于这段经历，蔡元培曾自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来比锡（Leipzig）进大学。”
第423章 学术成果1
莱比锡（德语：Leipzig），位于德国东部的莱比锡盆地中央，在魏塞埃尔斯特河与普莱塞河的交汇处。大部分地区为平原，南部属厄尔士山山前地带。气候温和，年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易北河流经东北端，穆尔德河流经中部。
面积297.8平方公里， 人口约60万，是德国东部的第二大城市，距柏林以南165公里。
市名莱比锡在当地古语中，意思是“种有菩提树的地方”，市区、郊外处处可见水绿色的菩提树。
莱比锡工业发达，褐煤开采和加工、化学、重型机械制造、纺织、食品加工、印刷、烟草为重要工业部门。西南部以种植小麦、甜菜、饲料、虾蟹为主，东北部种植黑麦、燕麦、马铃薯。有稠密的铁路和公路网。
大诗人歌德十分喜爱这里，称它为“小巴黎”。这里街道整洁，商业繁华，是世界闻名的博览会城、书城和音乐城。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国际博览会在此举行。伟大的音乐家巴赫曾在市内的托马斯教堂担任乐长20多年。该市著名的格万特豪斯交响乐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莱比锡大学的核心地带在奥古斯都广场周围，主楼奥古斯都楼颇为壮观。可惜整个大学的核心建筑现在已荡然无存。
该校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该所的康德拉(中文名“孔好古”)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他十分乐意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便由康德拉教授介绍顺利入学。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蔡元培担心自己年龄太大而不被录取，就把年龄少写了5岁，实际年龄40岁写成了35岁。
与其他人求学不同，蔡元培把在德国的求学称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为拿学历或者学位，而完全在于汲取知识、开阔眼界。
在蔡元培入读德国莱比锡大学的20世纪初，这一时期，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思想家们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正占据着重要地位。
蔡元培身居其中，学泛众家。他在莱比锡大学虽然注册的专业是哲学系，但他跨学科地广泛选修了各类课程。
在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短短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了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如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这种近乎狂热的求知欲简直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一番穷追猛学下来，蔡元培给吴稚晖的信中不禁感叹：“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当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联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惟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
在莱比锡大学的老师中，蔡元培最佩服的是哲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德和历史学家兰普莱西，他们开设的课，蔡元培每学期都选修。
威廉?冯德（也常被翻译为冯特）（Wilhelm Wundt，1832年8月16日—1920年8月31日），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被公认为是实验心理学之父。他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这被认为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一生作品达540余篇，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逻辑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等。
主要著作：《对感官知觉理论的贡献》（1862），在这本书中，冯德首次提出了“实验心理学”的概念。这部书和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一起，常被认为催生了新心理学（即实验心理学）的诞生。
冯德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由心理元素构成的。对心理元素的分析是心理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在他看来，心理复合体是心理元素的联合；心理元素是不可再分的心理结构的单位，它包括感觉和感情两个方面。冯德指出，感觉（sensation）是心理元素的基本单位，呈现人的经验的客观内容。而感情（feeling）显示人的经验的主观内容，是感觉元素的主观补充。冯德认为，感觉和感情是相互联系的，简单的情感是伴随着感觉产生的。
他同时认为，感情不能只用愉快和不愉快进行说明，而需要从三个维度进行描述才更准确，即：（一）愉快——不愉快；（二）紧张——松弛；（三）兴奋——沉静。该理论的提出为情绪的维度理论打下了基础。
蔡元培说，“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他的著作“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尔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卡尔?哥特哈德?兰普莱西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两本：一本是1985~1986年完成的三卷版《中世纪德国经济生活》。该书史料丰富。研究的范围较为集中，在书中，他详细记述了莫塞尔河流域与莱茵河流域中部地区的经济生活和发展状况，本书为他本人赢得很高的声誉。另一本12卷本的《德意志史》，这是一本争议很大的书。
兰普莱西是位史学革新者，他在校内创设的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所，原本只招收三四年级的学生。但当知道蔡元培是“清朝翰林”，便破例招他入学。受他影响，1910年至1911年，蔡元培还从事文明史和世界史的学术研究。
蔡元培通过与德国著名教授们的“亲密接触”，接受了西方式基本的严格学术训练，形成了自己对现代学术规范以及大学教育模式的基本认知。
因旺盛求知欲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使蔡元培在德国的求学变得十分广博。学问的门类太多了，既要广博，又要一门深入。他博而学之，是为了精深做预备。
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写道：“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研究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了解，还须从美学史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民族的美术考察起……”
从上面这段话也可看出，这应该是蔡元培毕生提倡美学的发端。在莱比锡大学期间，蔡元培选读了几门美学课程，业余时间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
他还练习过钢琴和小提琴，观看了大量的话剧、小歌剧，对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在《自写年谱》中回忆：“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蔡元培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的“goethe所著《Faust》”，即歌德所著悲剧《浮士德》。
歌德（1749 1832）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浮士德》的创作一直延续了60年之久，是其付出毕生精力的巨著。这部作品概括了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欧洲近300年的历史，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过程，深刻描绘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
蔡元培很喜欢这部作品，他不但购买原著阅读，观看原剧演出，还选修了“歌德之戏剧”、“歌德《浮士德》注解”等课程，甚至去体验作品中描绘的生活。
如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德国最大文学家哥德氏（Goethe）曾在来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浮士德）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来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
正因为蔡元培对《浮士德》如此喜爱，故在博物馆看到有关于作品的壁画明信片卖时，立即购买，并寄给朋友一起共享。
好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这使蔡元培在欣赏歌德作品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验。
蔡元培说自己“到40岁，始专治美学”，指的就是他在德国游学的时期。
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的名字，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che Erziehung(德语)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
蔡元培后来主张的“美育为学”、“德智体美”四育、“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萌发、形成于德国游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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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莱比锡留学之时，也正是德国大学教育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他在上课读书之余，显然也非常关注德国的大学。
他曾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发表在1910年第11期的《教育杂志》上。
这篇文章是当时著名哲学家包尔森的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在其中比较了德国与英国和法国大学的特点，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
蔡元培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北京大学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其改革的思路和基本理念，很大一部分显然也是来自他在莱比锡的学习与思考。
他在德国期间，也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这为蔡元培日后在中国的大学管理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蔡元培还利用渊博的国学知识在德国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德文化交流。
在兰普莱西的研究所学习时，蔡元培帮助倾心汉学的但采尔翻译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资料，两人结下深厚情谊。
1924年冬，时任汉堡大学教授、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的但采尔邀请蔡元培去做民族学研究；蔡元培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也邀请但采尔来华并聘其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这为后话。
蔡元培还与勒杜尔、安采尔、慕思德柏格等一起，在孔好古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史研究所鉴别中国文物，帮助孔好古整理在甘肃楼兰发现的古代文献。
孔好古于1920年公布了这批简牍与文书，引起中外学术界的轰动。
第424章 学术成果2
在德游学时期，是蔡元培潜心治学、辛勤笔耕的黄金期。他在这里进一步形成良好的西方学术修养，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又以深厚的国学底蕴，形成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独特认知，这为他后来回国后领导和革新全国性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
蔡元培以“爬格子”的方式半工半读，在这一期间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编写了《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这些著作奠定了蔡元培在中国学术和教育界的地位。
《中学修身教科书》共五册，前两册1907年12月初版，后三册1908年3月初版。
此书如蔡元培所说：“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
早期的修身教科书，一类翻译自日本、欧美的修身与伦理教科书，重西学轻传统，未能很好地适应国情;另一类则为国人自编，几乎都是以传统经学为基础，固守忠孝仁义，缺乏先进的民主思想。对当时已经逐渐融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教育来说，这两类修身教科书都显得很不适应。
因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该书中西结合、兼容并包，一方面对中华传统伦理批判继承，另一方面对西方先进思想辩证吸收。其中对“愚孝愚忠”的批判，对儒家经学教义的扬弃，对公义、公理、公德，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民主理念的提倡，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也为后来民国修身教科书及公民教育教科书的编写树立了一个标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儒家对于个人修身的最高要求，也是每个儒家子弟穷其一生来追逐的理想境界。蔡元培在编写《中学修身教科书》时，前四册书分别以“修己”、“家族”、“社会”和“国家”来命名。很显然，他希望中国人继续坚守“修齐治平”这个儒家伦理道德的理想。但在这个延续了两千年的“旧瓶”中，他是装了“新酒”的。
蔡元培在《中学修身教科书》第一册中，强调了修己的重要意义及要求。
他在《修己总论》中这样写道:“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夫事必有序。道德之条目。其为吾人所当为也同。而所以行之之方法。则不能无先后。其所谓先务者。修己之道是已。”
至于如何修己，他认为“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这种“体育为本”的价值观念，在蔡元培1912年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五种教育方针中也有所体现。
“军国民教育”与“体育为本”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价值观念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如何康强身体，蔡元培提出了许多务实的要求，与后来那些泛泛而谈的伦理思想有着天壤之别。
“孝行为本”的家族伦理。蔡元培认为“凡家族所由成立者。有三伦焉。一曰亲子。二曰夫妇。三曰兄弟姊妹。”“事父母之道。一言以蔽之，则曰孝。”他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和。”提倡“孝者百行之本。”但对于“忠孝”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观念，蔡元培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的态度是有所批判、有所辨别的。提倡“忠孝”的同时，他反对“愚孝”、反对“盲从”。乱命不可从，“今使亲有乱命。则人子不惟不当妄从。且当图所以谏阻之。”
蔡元培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提倡“博爱为本”的社会伦理。主张“人之在社会也，其本务虽不一而足，而约之以二纲，曰公义，曰公德”，而公义公德都离不开博爱，所以“博爱”是社会伦理的核心。“图公益、开世务”，以美善社会，尽公义公德，这样才能建功立业，谋取社会幸福，推进社会进步。
在社会伦理中，他还提出了“取之有道”的生财之道和“用之有益”的通财之义等等。
对于“爱国为本”的国家伦理。蔡元培认为“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爱国心为国家之元气。”爱国关系到国家兴衰，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之后，蔡元培又话锋一转，提出爱国不等于“爱君”，他指出国家是公权的国家，不是“全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他在强调国民对国家尽义务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对国民尽义务，二者都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此外，蔡元培还强调“依法治国”，他认为“吾人对于国家之本务。以遵守法律为第一义。”“法弊尚胜于无法”。他强调“执法必严”，认为“法律虽不允当仍须遵守。”这一“法治”的思想无疑是超前的，也是对“人治”的批判。
清末，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加上蔡元培留学西方的耳濡目染，使民主思想在《中学修身教科书》得到了很好体现：
提倡自存、自立、自决。蔡元培把自由思想融合到修己本务之中，他认为修己需要勤勉职分、节制情欲、保持勇敢，甚至可以为国家急难而牺牲自己的性命财产。同时他所描述的勇敢是具有独立之心的勇敢，他认为“勇敢之最著者为独立。”“独立之要有三。一曰自存。二曰自信。三曰自决。”他倡导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强调人要有独立之心，做到不依赖于人，以自己的思想、意志尽守职务，立足世界。
提倡夫妇平等、职业平等、国民平等。蔡元培把平等观念渗透到“家族”、“社会”和“国家”伦理之中，他提倡夫妇平等，批判“三从四德”的封建家庭伦理，他认为男女性质不同，夫妻各有本务，但是“男女平权”。他提倡职业平等，虽然职业有劳心劳力之分，但无高低等差，“凡一职业中。莫不有特享荣誉之人。盖职业无所谓高下。”他提倡国民平等，批判封建等级观念，认为国民并无等差，人人都有权利，人人都有义务，“权利义务二者相因”。
提倡公义、公德、博爱。蔡元培倡导的博爱不仅是救人于疾病、危难和穷困之中;而且能够为社会国家挺身而出;还能积极投身博爱事业，量力捐财，修河渠、缮堤防、筑港埠、开道路、拓荒芜，设医院、建学校、设图书馆，设育婴堂、养老院等。
蔡元培所描述的社会国家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也不是闭关锁国的所谓“泱泱大国”，他讲的社会是大社会，超越国界。他讲的博爱是人类之爱，不论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是人类社会的“相互待遇本务”，都是大爱。由此我们可以领略蔡元培的世界观念和国际情怀。
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蔡元培力图在修身教科书中把中西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也确实堪称当时最好的范例。
《中学修身教科书》本着“实用主义”原则，贴近中学生生活实际，完全可以成为他们的“生活指南”。此套书虽然写在百年之前，但它表达的许多普遍的伦理道德，在今天一样值得学习借鉴。
《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则曾经再版16次，是民国初期国内中学深受欢迎的教科书。
蔡元培的另一部大作，《中国伦理学史》之所以具有标志意义，不仅因其是蔡元培晚清时期的学术代表作，是国人写作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更因其是现代学术精神、道德意识与文化品格的结晶，是考察彼时“新学”逻辑、脉络与关怀的重要样本。
《中国伦理学史》把中国伦理学的历史分为三期，每期都有总论和结论。其下设章，每章介绍一位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首先是该伦理学家的小结，然后介绍他的伦理思想，最后在结论中作者对该章伦理学家的思想稍加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蔡元培在撰写《中国伦理学史》时，虽然把伦理学与修身术严格区别开来，但这只是指文体上的区别。从研究目的和书中所体现的伦理思想来看，是为了在整理、归纳中国数千年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适合时代特点的伦理观念和行为标准。
在《中国伦理学史》的主体部分中，第一期是先秦创始时代。作者根据诸家伦理思想的特点，认为儒家代表中国的北方文化，道家代表中国的南方文化，“墨家毗于北，农家为南方思想之一支，法家折衷南北学派”。
第二期为汉唐继承时代。作者认为汉唐时期，由于政治的冲击，学者“偷生其间，无远志，循时势所趋，学风颓靡”。在此期间，伦理学界能成一家之言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化冲击较大的是佛教的输入，它和当时思想界的消极因素相融合，致使儒道两家都染上宗教色彩，出现了三教并存的局面。后因道、释二家的理论不具有社会实践性，它们的出家之法仅为少数人所信从，所以独尊儒术者占了上风，儒家之说成为普通社会之伦理学。
第三期为宋明理学时代。作者认为，自宋及明，名儒辈出。他们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对于普及儒教，巩固儒教的社会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虽然各派纷争，有的思想家也有所建树，但是终没有摆脱儒教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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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5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
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蔡元培指出了自汉以来，历二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预言中国的伦理思想必然向着追求人类自由的方向发展，显示出作者的新型史观和民主意识。
中国伦理学有数千年的历史，资料之丰富为世所罕见。但是，这些思想资料与其他各学科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别开来。
蔡元培认为，史书所载的各种儒林传、道学传，以及学术史的专著，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只能算哲学史而不是伦理学史。
他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将主要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他们伦理思想的前提，细心剔抉出他们关于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理论，理出伦理思想，而且将其系统化，努力找出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从发展变化上掌握他们。
该书体现了蔡元培反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学术上主张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特点。
他在绪论中指出：“各家学说，与作者主义有违合之点，虽可参以评判，而不可以意取去湮没其真相。”
在叙述各伦理学派时，蔡元培的态度是客观的，不仅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他们的具体内容，而且评判公允。
例如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认为它足以代表“吾民族根本理想，但又提出其哲学之闳深，不及道家；法理之精核，不及法家；人类平等之观念不及墨家。又其所谓折衷主义者，不以至精之名学为基本，时不免有依违背施之迹”。
对于儒家一向贬斥的王充、王安石，作者称赞说：“不阿所好之精神，有可取者，有卓识。”
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作者既肯定他的研究之勤，著述之富，对综合儒家思想有功绩，也批评他独断、保守，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
对中兴陆学的王阳明，作者赞扬其“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励实践之勇气，使思想界气象一新，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在蔡元培看来，“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具体到伦理学界，“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
蔡元培担心“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
于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的课余时间便开始写作《中国伦理学史》。而在德国对西方学说的系统研习，加之其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使得蔡元培在看待中国伦理问题时的眼界，较之此前一个时期的“道德革命”论述可以更上层楼。
贯穿于《中国伦理学史》中的主线，即蔡元培提出的以“异方学说”与“固有思想”相为衡准的主张。这既是晚清“新学”人士，受到进化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普遍产生的一种历史意识与文化观念，同时也包含了蔡元培个人的独到思考。
一方面，伦理学意识的勃发与伦理学史的认知框架乃是西学刺激的产物；但另一方面，蔡元培超拔时人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以西学为批判中国旧说的工具，而对西学本身同样能持一种历史的分析态度，将“分道输入”的西方伦理学说条分缕析，加以把握；使之与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相为衡准，最终在相互参照的视野中，形成对“中国伦理学”的相对准确的认识。
蔡元培的译作《伦理学原理》，则是一部他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伦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
该书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系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1878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里德里希?泡尔生思想上属康德派，是当时所谓"形而上学泛心论"的代表，主要著作有《哲学导论》，影响甚大，到1929年已出至第42版（1892年，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对此书有专门的摘录和评论），包尔生的重要著作还有《教育学》、《教育史》、《哲学史》、《康德传》等以及《伦理学体系》。
《伦理学体系》1889年柏林初版，以后多次修订再版，是包尔生作为伦理学家的代表作，也是曾经在德国及欧美发生过广泛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传统伦理学经典意义的一部著作。
该书兼顾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全书共分三编。
第一编为人生观与道德哲学概述，下含六章：一、古希腊道德哲学与人生观；二、基督教人生观；三、旧世界到基督教的转换；四、中世纪人生观；五、现代人生观；六、中世纪与现代道德哲学。
第二编论述了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原则，下含九章：一、善恶：目的论与形式论；二、至善：快乐主义与自我实现论；三、悲观主义；四、恶、祸和护神论；五、义务与良心；六、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七、德行与幸福；八、道德与宗教之联系；九、意志的自由。
第三编为德性与义务论，下含十一章：一、德行概论；二、意志教育和情感训练，或自制；三、肉体生活；四、经济生活；五、精神生活与文化；六、荣誉；七、自杀；八、同情与仁慈；九、正义、十、友邻之爱；十一、诚实。第四编为国家为社会理论纲要，主要阐述了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观点和他对合理的社会生活形式的看法。
在此书中，作者用不长的篇幅，勾勒了西方人的实际道德与人生观念的历史演变，而尤其是注意到那些根本的转折，显示了其非凡的洞察力和概括力。
蔡元培编译的《伦理学原理》，就是根据《伦理学体系》第二编的日译本转译的。
《伦理学原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重印，直至1979年，台.湾仍在重印此译本，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
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和所译《伦理学原理》，看似学术作品。实际上，是力图为中国人寻找新的精神定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会大变乱时期，旧的道德秩序、行为规范、社会规则已经改写，即所谓的社会“失范”，社会成员面临着遵行什么样的伦理规范，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问题，社会则面临着重建伦理秩序的问题。
为社会建立合理适时的伦理规范，规范每个个体行为，这是社会有序和健康运行的关键。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规范的制定合理合宜的规则，以及对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好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
20世纪初期，梁启超、孙.中.山等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曾不约而同地谈到人类的人格问题，强调人格的重要，重视人格的培养。梁启超于1903年著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孙.中.山于1923年则作了《改良人格来救国》的演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时颇多学术史家对晚清以降的“新学”大都给予积极评价不同，蔡元培虽也表彰其功，但却不无保留意见。他并不满意在此前一个时期的“道德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将西方伦理学说工具化的倾向。他以为无论对西方伦理学，还是对中国伦理学，都应当加以专门研究，方才能够产生思想效力与道德效应。而《中国伦理学史》便正是他为此做出的努力。
《中国伦理学史于1907年出版后，至1921年再版6次，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道德，大的方面固然是规范人的行为，为国家的统治提供秩序，为人和人的交往提供规矩。但是，对每个个人来说，也是一种修行，一种教养，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社会上肯定是个受人尊重的人。
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固然有继承性，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的东西。比如，自从有私有财产以来，切勿偷盗就一直是大家公认的道德戒律。但从总的说，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服务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交往方式的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
毫无疑问，培养人的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无疑是教育的责任。
关注道德教育，可以说是蔡元培一生的追求，在他看来道德教育是她教育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写下《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伦理学原理》，就是他这一思想的充分体现。
他1918年谈到教育时曾郑重提出，学校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则，就是教育的堕落，继之以人的堕落。“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矣。”
在弥留之际，蔡元培的遗言中也曾有“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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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蔡元培审时度势，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译介、传播西方伦理学说，同时又注重中西伦理学说的比较、融合，力求建构具有新时代、新特点、新方法的中国伦理学。在伦理学方法、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诸多方面，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极为重要贡献。
第426章 迎袁专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当时的蔡元培还身在德国，正在一所德国小镇的中学里埋头于他的心理学实验。这时，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了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蔡元培敏锐地感觉到：划时代的转折来临了！
蔡元培马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研究，赶到德国首都柏林随时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进展。他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起阅读报章上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相互联络，想办法响应国内的革命。
这时，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给蔡元培来电报促其回国，蔡元培即取道西伯利亚，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
从此，蔡元培投身到了创建民国的事业。
孙.中.山在筹建临时政.府时，本提名章太炎入阁任教育部长，因章太炎性情率直，与同志多有积怨，反对的人很多，于是，孙.中.山把人选改为大家眼中温和宽厚的蔡元培。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一众革命党人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组建政.府部门的时候，任命学界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著的蔡元培当教育总长。
蔡元培本来曾有过“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誓言，这时候孙中山要他去政府中当官，蔡元培先是婉辞。但眼见国家初创、百废待举，还远远没到“功成身退”的时候，而且孙中山派来的代表说，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就任，恐怕其他的职位大家都不好就任了。于是1912年1月5日，蔡元培便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出现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首次国务会议上。
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初创，可谓无钱无粮。教育总长蔡元培曾问过给予他任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教育部在何处办公，结果孙中山答以“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
有一天，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自己挟了块白布，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
办公条件可以简陋，排场也可以不讲，但用人是不能有半点马虎。在延揽部内人员时，蔡元培力求用一流的人才。许寿裳、周树人（鲁迅）、蒋维乔、钟观光、俞大纯等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陆续进入了教育部。
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叫王云五，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蔡元培细阅之下，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
这个王云五，后来成为著名的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两人从此也缔结下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一天，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孔学商榷》一文，看后很是欣赏，一打听，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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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用人的另一个原则是“为事择人，不设冗员”。诺大的一个教育部，连誊写杂务在内只三十余人，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
万事开头难，开头的事情也特别繁杂，如摸底各地的教育状况，有多少各级各类的学校，使用的教材情况。当时，教育部的各位同仁工作都特别紧张，有人说，“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而绝少官衙习气”。
当时，部内除总长和次长外，统称筹备员，无官职和等级之分。每人每月薪俸，均为几十元，次长和总长也不例外，酷似黎元洪领导下的首义之后的湖北军政府。
中国古代至晚清，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府学和县学。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是地方性的官学，属于教育、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教学内容专攻儒学。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
(二)书院。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末五代，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它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县学的特点。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兼学古文、制艺，发展至后期，又兼学历史、舆地、说文、算术、金石。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少数官办。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较周详，注重精研古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书院掌教人选，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
(三)社学和义学。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至正九年(1349)，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明洪武八年(1375)诏府、州、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
(四)私塾和家塾。它们是历史悠久、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其一，弟子从师，是为私塾；其二，师从弟子，此则当为家塾。”
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收教贫寒子弟；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专教一姓子弟；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教其子弟；四是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
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目的是学习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做准备。
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
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
总体来讲，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
西风东渐，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清朝光绪末年，一份名为《强迫教育章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
旧时的所谓“强迫教育”，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全民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各府州县设40处；孩子满了7岁必须入学，否则“罪及父母”；朝廷每过两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查实后予以处罚；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也会给予奖励。
朝廷的诏令一出，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强迫教育”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在广州，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为“强迫教育”的实施做准备。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德政”变成了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进学堂去？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
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结果，推广“强迫教育”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强迫教育章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接下来便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和大清帝国的衰落，痛定思痛后的“教育救国”的勃兴。
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复中华。
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更是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在“教育救国”的实践中，蔡元培当然是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国家的教育该如何筹划？所谓教育方针一日不明，全国学界就难有旨归，有关人士不停的呼吁，请总长定夺。
蔡元培没有让大家失望，多年从事教育和出国游学的实践，似乎已经使他成竹在胸。但是，他还是特别注意倾听各方的意见，特別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对于有些人，蔡元培不惜登门造访。由于善于汇集众人的意见，一个接一个的新政便陆续推出。
第427章 领衔新的教育部
1912的1月19日，教育部开张刚刚一个月，就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14条，主要内容有：
各级各类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
小学一律于每年3月14日开学，中学、师范则根据地方财力自行决定开学时间；
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应注重手工科；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
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各级学校毕业者，称某级学校毕业生。
同时，学校所采用的各种教科书须合乎共和宗旨，由各出版单位自行修改，学校教员对于教科书的内容也可根据这一宗旨随时删改。这个教育法令，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建立新的教育秩序，起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这些规定，震撼了年深日久的封建教育秩序，为全社会送来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
1月30日，教育部下达了在全国推行社会教育的通令。所谓社会教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成人教育。蔡元培此举无疑是是想改变中国文盲众多的状况，力求普及教育，使人人都能识字，受到教育。他知道这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在通令中要求“各地广为宣讲，次第实行”。
教育部下属只三个部门，其中便有社会教育司，与普通和专业教育司鼎足而立，足见蔡元培对社会教育的重视。
很多有识之士都指出过，推广社会教育，实乃国情所急需，虽然难以立见成效，但毕竟开辟出一条教育新路。事实上，这也是高瞻远瞩之举。
新中国建国之初，所开展的“扫盲”运动，应该是比较好的贯彻了蔡先生社会教育的主张的，当然，这为后话。
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一、军国民教育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中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
二、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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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道德教育
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四、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五、美育教育
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是他这个时期在教育方面的主张的一篇代表作。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思想方针，否定了前清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两条。“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主张用民主共和的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来代替，这就破除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两条不可动摇的信条，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和民主精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军国民主义和实利主义要求注意军事和实业。
蔡元培说:“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侯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
这是清末富国强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公民道德一条，他要求以法国革命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道德的要旨。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随后的2月15日，南京的民国参议院如约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南方方面对袁世凯最大的疑虑是其能否真正维护中国的共和政体，于是向袁开出了三个条件：临时政.府首都设在南京；新总统应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相关法律章程。
而“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艰重任务被分派给了蔡元培，他被委任为“迎袁专使”，与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法制局长宋教仁以及汪精卫等一批南京临时政.府要员一同北上，以示隆重。
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南方临时政.府的意图，知道他自己一去南京，就将受制于革命党人，所以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这时，各国的列强也反对中国把首都南迁，怕损及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支持袁世凯，这样他们的在华特权将会被最大限度地保全。
这不是一个风光的差使，蔡元培自己也知道，“此行人人知不能达成目的”。朋友们纷纷劝他辞去这个任务为佳。但是蔡元培说，“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
果不其然，蔡元培一到北京，有许多所谓的“人民团体”找上门来，向南方临时政.府代表团“请愿”陈情，说首都不能南迁、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否则会发生社会动乱。
不久，在北京的一些军官和士兵“真的”发生了“兵变”，一时间满城风雨，似乎北方的局面非袁世凯留在北京不能控制。其实，这些都是袁世凯和他的手下指使的，为的是搅乱局势，向身处北京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示威，也向南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制造留在北京的堂皇理由。
肯定的说，和袁世凯这样的政客玩手段，耍阴谋诡计，蔡元培这样的书生肯定不是对手。但如果说，作为南方专使的蔡元培，一点也没有发现这袁世凯背后的这些小动作，也未必是事实。当然，也肯定不像外间人以为的那样，蔡元培为袁世凯的种种手段所蒙蔽，以至于后来主动帮助袁世凯达成其心愿。
蔡元培对袁世凯其人还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
辛亥革命起事八天后，他有一封信给吴稚晖。
这时，他已从德国报纸上得知，清廷启用久经罢黜的袁世凯重掌军政大权，他在信中，特别提到清廷启用袁世凯这件事，并发表他自己的见解。
蔡元培说，听了这个消息，使他对于革命前途“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他继续写道：“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
也就是说，蔡元培判断袁世凯其人，绝不会像曾国藩那样基于礼教思想而效忠清廷到底，但也没有美国的国父华盛顿那样高洁的人品，为了国家而甘愿放弃个人名位，而会为个人野心破坏革命事业，乃至自己当皇帝。
是的，最终，蔡元培还是对袁世凯做出了让步，代表南方革命党人允准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南方临时政.府接受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宣誓，并代孙中山献上祝词。
第二天，蔡元培一行在离京返回南京前发表《告全国文》，回顾此行的意义。文中说，“……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培等间接之目的也”。
这里说的“精神上的统一”，或许饱含着貌合神离的无奈。无论如何，推翻满清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无论谁当总统，毕竟共和政体已经在中华确立。
蔡元培其实没做错什么。
首先，袁世凯肯定是不会离开他的老巢到南京就职的。对于南方政.府，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对袁世凯妥协，同意他在北京就职；第二，因为袁世凯不肯到南京就职而南北分裂，最后的结果是开战。
如果南方政.府选择后者，在国人都盼望结束战乱的时候，失去民心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南方政.府。在者说，南方也一定没有胜算，否则，也不会把大总统位置送出去。
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不是在那里摆着吗？
何况在当时，希望与袁妥协以达到“谋全国精神之统一”的想法，并不止蔡元培一人，也是民国初年大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
第428章 大学令
完成迎袁专使的使命后，蔡元培回到南京，回到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的任上。
南京政.府建立后，所有与新政.府有关的人纷纷跑来，找关系托人情，想谋个一官半职。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教育部的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景耀月是同盟会员，平日里热衷党务，对教育很少过问。
此人有封建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总长不在，他私自开列了七十多个人的名单，分别冠以司长、科长、秘书的职务，报请总统府颁发委任状。名单上的人多和他有私交，但是跟教育行当没什么关系。
蔡元培回来后，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耐心地同景耀月讲，这样做的话，真正的教育专家就被排斥在教育部外了。而且如果下一任部长对这些人事不满意，一概革除，反而让这些人难堪。蔡元培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后，总统府又将这批委任申请退还了教育部。
1912年3月底，唐绍仪内阁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
民国定都北京后，1912年4月26日，蔡元培领衔的新的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学部。蔡元培给部员们讲了一番话：“前清办学之种种靡费，其细情不外奢、纵二字……国家无论如何支绌，教育费万难减少。无已，惟有力行节俭，以为全国倡。”
在人事安排上，蔡元培力邀非同盟会派系的共和党人、曾在清末担任学部参事的教育家范源濂做了教育部的次长。
他两次登门，诚恳地对范源濂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你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你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你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
范源濂为蔡元培的真诚和以民国教育为重的精神所动，不顾他所在的共和党的反对，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后来，范源濂在蔡元培去职后任教育部长，力邀蔡元培担任北大的校长。
新建的教育部有部员七十余人，差不多都是蔡元培、范源濂二人推荐。蔡推荐的多为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范提名者，大多富有教育管理经验。
如蔡元培“自述”所说：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范君注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
有了儒雅的蔡元培做首脑，民初的教育部内上下融洽，全无暮气。
乃至于鲁迅后来曾说出“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这样的话来。
范源濂也这样忆及当年在教育部与蔡元培共事的情景，“在我们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
哔嘀阁
4月底，蔡元培在与部员谈话中提出：鉴于目前各校程度参差不齐和请末办学的“奢、纵”之弊，“拟将中学以上官、公、私立学校，严加归并，淘汰冗员，严定章程，以便早日开学。”表达了其整顿教育的决心。
5月初，他通令将北京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校，提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校长。
接下来，他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明确表示：总长之职“既勉强担任，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就教育方针、设施、行政权限、派遣留学生及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特别强调：“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气。”
毫无疑问，这充分表达了蔡元培投身教育的理想和信念。
1912年7月10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起召开了有各地教育专家参加的，全国教育临时会议。
蔡元培在大会的开幕词中言道：“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因有此次会议，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即社会上一般思想，亦随之改革；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asxs.。此次议决事件，如果能件件实行，固为重要关系；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然为本会已经议决之案，将来亦必有影响。诸君有远来者，即或在近处者，亦是拨冗而来，均以此次会议系重大之故。
“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从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有言：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民国之教育亦然。
“君主时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义。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乃揣摩国民之利己心，以一种方法投合之，引以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如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奖励出身，为驱诱学生之计；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现在此种主义，已不合用，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
一句“全国教育改革的.asxs.”，可谓让全体参会人员激情洋溢、热血沸腾。
在这次会议上，蔡元培将事先起草的四十余项提案逐一交由会议讨论，这些议案，凝聚着蔡元培和教育部同事的心血，设计了和规定了新教育的体制和细则，从而构建了后来实行十年之久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内容
与会者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修改，从而形成了中华民国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基本就是蔡元培“五育主义”的翻版。
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学校系统令》，因是农历壬子年颁布实行，史称《壬子学制》。
《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入高等小学校或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校学制3年，毕业后可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初小、高小均设补习班，学制2年。中学学制4年，毕业后可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本科4年，预科1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类，各3年。专门学校本科3—4年，预科1年。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
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这年8月，教育部将《壬子学制》颁布一年来新颁布的法令、规程与《壬子学制》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学制体系，称为《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到全国各地教育机构施行。
《壬子癸丑学制》在纵向方面，明确地规定了学校教育的几个阶段，即分为三段四级。
初等教育阶段，以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为基础，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教授为宗旨，又分为两级：初等小学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儿童6岁入学，男女同校；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
中等教育阶段一级，为中学校4年，以完成普通教育、塑造健全的国民为宗旨，并专门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
高等教育一级，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工、农七科。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预科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置。大学为研究学术设大学院，不定年限。
《壬子癸丑学制》在横向方面，分为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与高等小学校平行的有乙种实业学校、实业初习学校及初习科。与中学校平行的有甲种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及补习科。与大学平行的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商船、美术、音乐、外国语等专门学校以及高等师范学校。
该学制为参照日本明治维新后新学制拟定，废除了教育上的两性差别和满清贵胄学堂。除高师外，允许开办私立学校。
尊孔读经，千百年来成为一种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东西，与封建专制制度扭结在一起，成为中国迈入近代门槛的惰性因素。经受了欧美现代文明洗礼的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背，虽然孔子和他的学说在学术上自有其价值，但后世将此演化成为儒教、孔教，定为一至尊，叫人顶礼膜拜，则极不合理。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三大自由之一，学校不是教堂，不能强行要求人信奉哪种宗教。
在全国教育临时会议上，蔡元培提出的《学校不应拜孔子案》。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大环境，蔡元培提出的《学校不应拜孔子案》没有在会议上通过。但毕竟明文废止了在中小学一直实行的“尊孔读经”仪式，这不能不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个成果。
孔孟之道的“克己”，以所谓的“义”否定“利”的义利观，和宣扬禁欲主义的佛教，和奉行蒙西九戒基督教一样，归根结底是属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体系。三者在历史上，在推翻奴隶制度过程中，都曾经起到革命作用，但伴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从总体思想上毕竟成为过时的东西。新的时代讲求等价交换，注重实利讲求现实利益，也就是思想家们常说的，人们要从彼岸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来，要从那些蒙蔽人们的关于未来世界的幻想中，回到现实世界。一个越是不能保障人们的利益的社会，就是越起劲的忽悠和教化人们忘掉自己、无视自己的利益。比如不合理的封建等级制度，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极左主义喊出的“狠斗私字一闪念”。
毫无疑问，蔡元培对尊孔读经的抵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此次会议的多数提案形成教育政策,并且在教育实践中影响深远。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是民初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为民初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429章 辞职
1912年10月，蔡元培主政的教育部颁布《大学令》。
《大学令》是民国初期关于大学教育的第一个通令，共 22 条。
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二科为主，须文理二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科者，方得称大学”。
大学内设预科 3 年，收“中学毕业生及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设本科 3 年～4 年，“收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毕业后称学士；设大学院，不设年限，收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
全校设校长 1 人，总辖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 1 人，主持一科事务；教员设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延聘讲师。
全校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教授若干为会员，校长自为议长，负责审议各学科设置及废止、讲座种类、校内规则、大学院生成绩、授学位等事项；各科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为议长，负责审议学科课程、学生试验、该科大学院生成绩、请授学位者合格与否等事项。私人或私法人亦可设大学。
该令于 1917 年 9 月修正，主要内容有：设二科以上者都可称大学，单设一科者亦可称单科大学；本科修业年限 4 年，预科 2 年；教员设正教授、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延聘讲师。
这体现了蔡元培民主办学的思想。
日本政府在1918年曾颁布实施《大学令》，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显然是学习日本。
《大学令》准许社会上的民间人士设办私立大学。同年11月又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规定国家对于公立、私立专门学校一视同仁，不同点在于，私立专门学校的开办在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须开具代表人之履历”，而“代表人对于该校应负完全责任”。
《大学令》一出台，1912年至1927年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和学校。例如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以及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这些学校后来成为中国诸多著名高校的前身。
教育部还出台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教育自治”的基本原则。其第一条规定，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谈到民初的教育，有人用空前绝后来形容。空前是肯定的，绝后就未必了，即便是现在不行，也肯定会被未来所超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国初年的教育搞得确实很不错，这其中蔡元培的作用是公认的。
后袁世凯时代的军阀混战，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很值得玩味的是，在战火的蹂躏下，教育这一块似乎成了世外桃源，简直成为荒漠中的一片绿洲。除了个别时候，经费得不到保障外，教育几乎没遇到什么磨难。
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我们从那些动不动就兴兵作乱，但对教育却格外热心的一些军阀大佬们的故事里，能唔出一些道理。
1921年，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自任董事长。河北大学设文学科、法学科、农学科、医学科，其中文学科又设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由于曹锟本人亲自出马办学，这所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当时非常强。
曹锟常对手下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据说曹锟每逢到了学校，对教授们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他发给教授的工资也超过手下的师长、旅长们。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比当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每月也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零头。
就是这样，曹锟还感到有些对不住人家，有一次，他看见教授正在用显微镜做试验，内疚地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一次路过教室，看见夏天课堂上的教授讲课时热得汗流满面，命令校工以后上课要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绲都嘱咐行政人员要把大洋用红纸包好，再用托盘托着、举俸齐眉，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
曹锟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务和用人，但却常这样教育学生，“你们要尊敬教授。这些教授都是我从南北各省精选聘请过来的，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行为，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这一番话让举座学生闻之错愕。
没受过教育反倒越重视教育，越不懂办起来倒越认真。绿林出身的东北枭雄张作霖20世纪20年代也办了一所影响力非凡的东北大学。他让人看到，目不识丁的武人办起教育来毫不逊色。
张作霖办大学很舍得下本钱，他曾在东北下令，政府经费40%投入教育，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少见。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北洋的这种重学作风甚至延续到后来民国的一些武人。
1930年9月，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长、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是“蒋介石的人”。与蒋介石有隙的韩复榘一开始对何思源不给好脸色。
由于财政困难，韩复榘欲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
韩复榘一听，马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何思源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何思源后来回忆：“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一处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此外，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费用等于两个后期师范，筹备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因此，教育费每年增加，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
韩复榘在任期间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和裙带关系，而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当时韩复榘周围的人想把何思源从山东排挤走，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不是河南人和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为搜罗罪名，蒋介石面召何思源问他：“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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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源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韩复榘听了学者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后来韩复榘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
梁漱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这一时期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要知道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到这么高，实属难得。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山西的教育被称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典范。
还有一段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有名的轶事。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旧省名)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当地的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出于好奇，孙明经就问身边的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霸气”，但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使四川出现了“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的特殊景象。
至于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
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
第430章 第三次奔赴欧洲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曾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虽然这些规定往往只是流于纸面，但毕竟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中国政学两界精英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用不着多少知识，就可以发见，在政争中，教育这一块是是很少被牵连其中的，干得好反而会成为可以炫耀的政绩。对于政客来说，借重视师道用学问以装点门面者肯定有之，但深知文化重要者也大有人在。
既然教育工作坏境如此之好，蔡元培在教育总长的位上，为什么这么快就辞职而去呢？
当初，在劝他的副手范源濂出山时曾说过：“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
可惜，轮到他自己反而没有做到，因为他辞职的原因恰恰是政治。没有人给他施加压力，更没有人赶他走，只是他自己执意而为。
一个人从说到做，总是要有一段距离，像蔡元培这样优秀的人也不例外。
关于蔡元培辞职的具体经过，本书第一部的相关章节已经做过叙述，在此就不重复了。
蔡元培在辞呈中写道，“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
1912年7月2日，蔡元培在向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面辞的时候，袁世凯曾竭力挽留，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的回答是；“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未必不是真心挽留，但蔡元培则是铁了心求去。
毫无疑问，蔡元培若留在教育总长任上，完全可以大施拳脚，继续他的教育救国理想。但是，因为党见和政见而离开，不能不令人惋惜。
有人曾惋惜地责备说蔡元培此举，是“闹党见而不顾及国家”。蔡元培则发表《答客问》而陈述原委。
7月底，蔡元培离京去沪。10余日后，发生了首义元勋张振武及随员方维未经审判便被袁世凯杀害的骇人事件；随后，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汉口被无理拘捕。为声讨和制止这些与民主共和体制极不想容的，破坏法制，蹂躏人权的事件，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十余人，发起和组织法律维持会，致电参议院，要求追究当局的法律责任。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活跃于政坛和文化教育界，因故或不愿在这个表演舞台时，他便远走海外，息影于欧洲腹地。这几乎成了他个人生涯的“周期性”现象。
还在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曾接到莱比锡大学教授兰普莱西的一封信。请他派遣两名中国留学生参加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蔡元培通过教育部已经确定了公费名额，也正着手人员的选定，只是因为他辞职而没能很快完成。
离开教育部后，他想到了这两个留学名额，又萌生了继续留学深造的想法。恰巧他的好友顾孟余也有此意，蔡元培于是致函接替他主持教育部工作的范源濂，很快得到批准。
于是，1912年的9月，蔡元培偕夫人和子女，与顾孟余夫妇同乘奥地利“阿非利加”号客轮，由海路驶抵德国。
兰普莱西教授急需中国方面的资料，正等得着急，只不过没有想到，来的人是中国的前教育总长。
按着兰普莱西教授列出的提纲，蔡元培主要负责撰写中国文明史方面的材料，顾孟余主要负责翻译成德文。
离开多事之秋的中国政坛，蔡元培心静了许多，只是，每天都很忙碌。因为除了为兰普莱西教授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提供资料外，他还要完成繁重的功课。
顾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于宛平，15岁时进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被选拔为译学馆生赴德国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早期中国留学人员中，先学理后学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基础都具备的人还是不多见的。而顾孟余具备了这个条件，对其后来的从政和治校及其他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孟余生性活泼，好交友，也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很快在留欧的中国留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蔡元培。那一年，19岁的顾孟余期待改变中国面貌日益强烈，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回到国内。
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特邀其任该部司长，但顾孟余没有接受这一邀请。后如我们所知，他和蔡元培一起返回德国继续其学业。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他和蔡元培一起回国参与。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在上海。德国西门子公司闻讯特聘其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孟余遂迁居北京。
顾孟余迁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时已改名为北京大学，受聘担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后又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并连任教务长数年。
三年后，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其“兼容并蓄”治校思想的引导下，诸多有才学的中华学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顾孟余作为教务长，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为贯彻“兼容并蓄”的治校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后来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没有多少传世之作。他的专长在教学。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融汇文理，可以说是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授。他采用的教学方法，完全不是国产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把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引进来，加上他广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语言表达力，使其所讲课程成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课程之一。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和治学时间只维持了半年多点的时间，不久，宋教仁被刺案发生，蔡元培和顾孟余同时奉招回国。
回到上海后，蔡元培即到爱义路100号访中.山先生和黄兴，现在的蔡元培已经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决策层。
中.山先生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黄兴则鉴于兵力不足，倾向于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蔡元培虽然这段时间远在异国他乡，但通过友人的通信对国家的形势已了若指掌。他是支持黄兴的，只不过比黄兴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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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6月8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说中所说：“吾党同志，本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今仍当体察大多数人民之心理，现多数人民不主极端进取……吾党只须以坚忍之决心，持稳健之步调，则多数国民。必表同情，吾党自有战胜之一日。吾同志诸公，处此危疑艰险之日，惟有运静细之心思，蓄坚实之力量，采取舆情，以维持大局，则民国幸甚。”
本书在谈及二次革命的成败时，曾讲到过，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第431章 勤工俭学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
这一时期，应当说袁世凯政.府在抓经济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
从上到下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这一切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
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6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至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
“卿云烂兮，钆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几句诗是民初至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国歌，它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
这首诗歌描绘了一幅政通人和的清明图像，是上古先民对圣人治国的颂扬。把这首歌选做国歌，寄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划时代转折来临之际，对新生国家美好未来的愿望。
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动“二次革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很难不违民意。
当时，社会各界大多希望维持稳定。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有谁“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
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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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真理再进一步可能就是谬误了。无论出发点如何，做事逆潮流而动是很难不遭受挫折的。因此，二次革命在哪么短的时间内就一败涂地，实在没什么可奇怪。
接下来是革命党人纷纷逃国外，蔡元培也就第三次奔赴欧洲。他本想再回到德国，回到莱比锡大学，继续他那宁静的治学生活。但是，经不住他的老朋友吴稚晖的一再劝说，最终还是把这一次欧洲之行的目的地选在了法国。
法国也是蔡元培很想往的地方。这是个历史悠久，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在科学、哲学、艺术方面尤其有辉煌的成就，最先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大革命的故乡。在那里，困倦彷徨的蔡元培希望能能找到精神的滋养。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上的进步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法国虽然不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但是却收获了光照千秋的法国大革命。
蔡元培很喜欢堪称“人文主义巨人”的拉伯雷和他的著名著作《巨人传》。
拉伯雷（1495—1553）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出身律师家庭，早年在修道院接受教育，后来以行医为业，16世纪30年代开始转向文学创作。他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等多种文字。
拉伯雷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巨人传》共分五卷，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
这是一部人文主义杰作。拉伯雷用夸张手法讴歌了“人”的伟大，表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颂扬人性。高康大一生下来便会说话，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12000多尺布制成。小说主人公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两代巨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体魄和力量，公正善良的品德和乐观主义的天性，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
拉伯雷提倡人的解放和自由。约翰修士在高康大支持下建立的特来美修道院是人文主义的理想国，体现了拉伯雷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思想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在这里，男女修士来去自由、交往自由、活动自由，而且“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自由的发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高康大把院规概括为“随心所欲、各行其是”，表达了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进入新的时代人们争取经济政治自由的要求。
《巨人传》还表达了人们追求新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欲求，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小说中拉伯雷溶入了天文、地理、气象、航海、生物、人体生理、医药、法律、哲学、语言等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学识渊博，与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作品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
拉伯雷把“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作为作品的一贯思想，从开卷高康大降生时发出的“喝啊、喝啊、喝啊！”的喊声，到篇末神瓶发出的 “喝”的谕示，首尾相应，表达了新时代的人们冲破精神奴役、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切愿望。作品还鞭挞了封建的经院哲学教育，认为几十年的经院教育使高康大变得“呆头呆脑”、“糊里糊涂”了，只是在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后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巨人”。
拉伯雷还以犀利的笔触针砭时弊，对基督教会、对教皇、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教会的各种盘剥勒索和宗教裁判所的残暴，都一一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嬉笑怒骂，入木三分。
拉伯雷是一位具有民主倾向的人文主义作家，他比较接近民众，他的作品继承了法国民间文学中讽刺和夸张的传统，大量运用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故事，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拉伯雷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作家具有很大影响。
法国大革命则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
法国大革命也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其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后改名《拿破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能亲自来凭吊这伟大革命的圣地，也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1913年10月中旬，蔡元培到达巴黎，他与家人暂时寄住在市郊科隆布镇的中华印制局内。前来迎接和款待他们的是老友李石曾。这位热心公益而为人仗义的世家子弟，到法已经十年。他在此地创办的豆腐公司闻名遐迩，成为留法华人的聚会地。
早在四五年前，蔡元培就从齐寿山那里闻知李石曾提倡素食主义，他很赞成并身体力行，已坚持11年之久。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蔡，李二人相处得更为融洽。
刚来那段时间，蔡家每日伙食均包于豆腐公司。但这里人员人员很杂，应酬频繁，蔡元培设想的编辑计划无从实行。
到了12月下旬，他便举家迁入一法国人出租的住房，学龄子女陆续进校就学。他一边编书，一边与黄夫人学习法语。
在巴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参与了旅法学界的一些活动。
相距不远的蒙塔尔纪城，聚集着百余名留法俭学生。他们是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民国元年发起成立的留法俭学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以来，陆续到达这里的。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蔡元培与汪精卫、李石曾等每星期轮流为这里的俭学生做有关中西学术问题的讲演， 并为解决俭学生创办《农学杂志》的印行事宜，与在国内的王宠惠联系，请其推动中华书局承办此事。
同时，他还与汪精卫，李石曾，张继等人酝酿办一份刊物。面向旅欧华人，传播新思想，新学说，倡导俭学主张。刊名初为《民德报》，后定名为《学风》杂志。
蔡元培为此写下了发刊词。他写到，当今时代实为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人类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增进世界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完全世界主义”的科学和美术两項。 他认为，中国特有的诸多优越条件，本应为人类文明做更多贡献，但令人自愧的是，除了值得夸耀的古代成就外，近代的许多领域，且大多为“欧洲人越俎代孢”。
欲改变这一现状，只能像日本人那样承认欧洲学术的价值“本轶绝尘以追之”，舍此别无出路。
他强调：“中国吸收外来文明，汉唐之际业已行之，佛广涉诸学即是显证。然欧洲学术不似佛学的只限哲理。而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广大方面，欲学习欧洲学术。舍派员留学别无他途。历来留欧者甚少，倘以俭学行之，必可大为改观。……”
第432章 华法教育会
1914年8月，震惊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
好容易办起《学风》杂志不得不停办，蔡元培等人的旅欧生活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受冲击最大的是留法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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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愈燃愈烈，战争使法国的邮电，交通遭严重破坏，国内汇款时常中断。大部分留法俭学生由于“战祸”“经济”“学校停课”等原因，主张中断学业归国。
蔡元培大力劝说大家不要回去，在旅法学界发布了《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一文。
他在文章里说，这个时候回国，“殆发于一时之感情，而决非深思熟虑而出之者”。劝说大家不要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回国，从而失去观察欧战和求学的机会。
他说：“夫多见多闻，欠于上智；观赜观智，乃知天下。此次战局，为百年来所未有，不特影响所及，人权之消长，学说之抑扬，于世界文明中必留一莫大之纪念，而且社会之组织，民族之心理，其缘此战祸而呈种种之变态者，皆足以新吾人蹈常习故之耳目，而资其研究。故使吾人稍稍蓄好奇之心，有济胜之具，虽在闾里，犹将挟策裹粮，为泰西之游，而乃不先不后，会逢其适者，反谋引避，是何故耶？”
蔡元培劝说哪些想回中国的人：我们大家出来不是为了长见识吗？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其一，这是见证世界大事件进程的好机会，可以增长中国人的见识；其二，恰好可以借机观察欧洲先进国家组织动员国民应对变乱的方式。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怎么能回去呢？
国势的衰微，富于责任感的蔡元培，确实是太渴望从世界学到一切能对民族和国家有益的先进学问和知识了，其情感人，其言也很能打动人。
为了救助和帮助这些留法俭学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为此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规劝这些人在事关“学问及进退者甚大”的归国问题下，“审慎而熟虑之”，同时安排学生到西南尚未停课的学校学习。由维持会代向中国驻法使馆借款或向法国学校申请缓交学费。并发放每人每月70法郎的生活费。终使留法学生情绪稳定，继续学习。
进入9月，德军迫进巴黎，法国政府迁往西南沿海城市波尔多。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也于9月中旬举家避往法国西部乡间的谟觞村。
这是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村庄，交通极不方便。大家都很沮丧，但蔡元培竟兴致勃勃地去考察附近的学校，和日本及我国的的同类学校相比较。足见无论何时，办学和教育在他心里有多重要。
半个月后，他们又迁至附近的一个小镇圣多耐，蔡元培一家人住在一家帽店楼上。房东是相依为命的母女，她们对素不相识的中国人的友好情义，一直驻留在蔡元培一家人的心底。不久，蔡元培等人又又移居法国南部城市都鲁尔，这时他们的生活才基本上安定下来。
在战乱和频繁的迁徙之中，蔡元培一直坚持编著工作，其重要著作《哲学大纲》，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哲学大纲》连同蔡元培的另一部著作《简易哲学纲要》，主要是依据李希脱尔、泡尔生、冯特、文德尔班等四位哲学大师的有关著作编写的，但其中也不乏他的学习体会和独立见解。
《哲学大纲》分通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四个部分。通论中阐述了哲学之定义、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哲学与宗教、哲学之部类等问题。蔡元培认为“哲学为全体知识之学也，是学问中最高之一境”。哲学为一种“普遍之科学，哲学与科学互为因果，而又自有其领域。哲学分为系统之学与律贯之学，而系统之学又有论理学与认识论之分，律贯之学又有特别哲学与普通哲学之分”。
他指出哲学又可分为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自然哲学包括宁宙论、生物学与人学，精神哲学则包括伦理学及法律哲学、美学、宗教哲学。认识论一编中，他着重论述了有关哲学“认识之概念、主观之认识、实现世界之认识、本体世界之认识、认识之程度”等几个问题。
蔡元培说：“哲学之认识同伦理之认识，对于真理或非真理所作正确之判断是也。认识分之为主观之认识、实现世界之认识、本体世界之认识，为其对象不同而性质亦有不同也。奉体论论述了何为本体论及世界之实在及性质几个问题。”
他对唯物论、实质唯识论、二元论一元论部分则分别作了说明。
关于世界“全体之实在及性质，则又举无神论、泛神论及有神论”三者予以阐明。
价值篇一编，他说“价值即意识悬一种之鹄的而欲有以达之。后则分道德、宗教思想、美学观念叙述之”。
关于哲学方面，蔡元培还有《怎样研究哲学》、《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
他所以如此重视哲学问题，是因为在他看来，宋代以后，中国的哲学便趋于僵化了，到了清代，几乎无哲学思辨可言。这种学术状况，是导致近代中国全面落后的要因之一。欲救此弊，便应当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学术成果，创造中西合璧的新文化。因此，大力向国人介绍西洋的哲学就成为当务之急。
1915年春，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披露于报端，留法学界闻悉群情激愤，汪精卫、李石曾、谭熙鸿等纷纷来到蔡元培的住处，共商对策。蔡元培依据大家议论的意见，草拟《华人御侮会会章》七条。
所拟条文倒是简明扼要，其主要内容为：
（一）、本会以凭籍己力（不倚赖政府，不倚赖军队）、济度同胞、排除外侮为宗旨。
（二）、本会会员应尽之普通责任：1、锻炼体魄；2、了解并自备适当之武器，如匕首、炸弹、手枪、毒物等；3、养成抑强扶弱之习惯；4、力持可杀不可辱之气节；5、见敌人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6、不购敌人货物（书报及武器例外），7、不乘敌人船舶；8、不与敌人之银行交易，亦不用其钞票；9、不租屋给敌人；10、不售地产给敌人；11、不服役于敌人；12、华人有犯，竭力劝止之；13、有华人助敌而侮我同胞者，诛之。
（三）、本会会员得量力以尽之特别责任：1、入敌境而侦探之；2、入敌境而以相当之手段破坏敌侮我之阴谋及武器。
（四）、本会劝导同胞之种种设备：1、印刷品；2、公开或秘密的演讲会。
（五）、本会为会员尽责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采运廉价货物，增设交通机关；收购地产，介绍职业；制备各种武器等。
此外还有与各国革命党联络之类。
在章程提出讨论时，蔡元培还是想有所动作的，他说：“日本竟下辣手，虽以我等之奄奄如陈死人者，亦大为之刺激，以为不可不采一种急进之方法，以为防御。”
汪精卫提出，此会本属秘密性质，不必用会名，也无须会章，“但言抵抗强权之办法亦可”，得到大家的同意。
对于是否应立即付诸行动，李石曾“仍持先筹万国革命之说，又颇谓日本之事，似尚有从容对付之余地，不可过于张皇云云”。
汪精卫则认为，“万国革命，缓不济急，目前只能持抵抗日本之惟一主义”，并打算先到南洋后根据局势发展再定或急或缓的应对办法。所谓“急”法，就是“归国效死”。所谓“缓”法，则是“筹款以设机关”。谭熙鸿提出，如果是设机关，最好是设立学校，“行精神教育”。
虽然，最终华人御侮会只停留在口头上，但在民族主义进一步觉醒的时代，这反映了蔡元培等中华民族先进分子较为清醒的、自主的爱国意识，自觉、自动的起来承担国民责任的可贵精神。他们的行动，是近代中华民族在捍卫民族生存、唤醒民族意识的长期奋斗过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一环。
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来到法国南部海滨的罗埃避暑，此后，蔡一家人便留居在了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城。
这时，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活动呈现出大发展的态势。一九一四年，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总结多年的实践，把“俭学”和“以工兼学”二者结合起来，“按实定名”，正式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并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该会的宗旨是“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
“勤工俭学”一词由此开始。
前面说过，早在１912年初，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吴玉章等人曾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是帮助青年赴法留学为活动内容的社会团体。以“节俭费用，推广西学，学尚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为宗旨，鼓励人们“兴勤俭乐学之风”， “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借以改革中国社会。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曾对这一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李石曾实际上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活动最早实践者。一九〇九年，李石曾、齐竺山等人在巴黎创办了生产豆制食品的豆腐公司，从国内河北高阳县招来工人三十余人。考虑到这些华工，只念过小学和私塾，不懂法文，工艺知识也差，为了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知识，进而提高劳动效率，李石曾便让他们白天做工，工余从事学习。
这样一来，华工们既赚得了经济收入，又提高了知识和工艺水平。后来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厂需要工人，由齐竺山以“劝工公司"名义，从国内招来工人四十八人，也搞白日做工，工余学习，二者皆行之有效，于是提出了“以工兼学”制度。
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对此非常赞赏。他们亲自参观了地浃泊人造丝厂，赞扬华工“以工兼学”的做法，并撰写文章，在国内外刊物上加以介绍。声称“以工兼学”能使华工开阔眼界，赚得收人，受到教育，学到技术等八大好处。
“以工兼学"制的提倡，为那些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人，提供了条件。使旅法工学的华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到了二百多人。
第433章 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会员中，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员，赞成以工求学，欲为出力者为赞助会员。会员最多时达千余人。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对推动华工教育的开展和吸引一批农村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起了很大作用。
蔡元培曾赞扬说：“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
为推动勤工俭学活动和加强旅法华工教育，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积极投身于勤工俭学会的活动，依托豆腐厂、地浃泊人造丝厂等实体，积极的为勤工俭学会活动创造条件。
勤工俭学会印行的“勤工俭学传”月发行数十份。用中法两种文字介绍富兰克林、卢梭、傅来尔等名人勤奋学习的事迹。鼓励华工勤工俭学，并长期坚持。
蔡元培曾为“勤工俭学传”第一册作序，赞扬其“华法对照，俾读者与修养德行之余，兼得研寻文字之益，是勤工俭学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岐”。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以后的中国，是个有重大影响的事。
1917年初，回国后的蔡元培与吴玉章等人，曾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先后在河北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县）、保定、北京、长辛店、成都、重庆、上海、广州、长沙、济南、天津、武汉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或各种留法预备班，并在上海、四川、广东、江西等省市建立华法教育会分会。
在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倡导和推动下，1919年至1920年，共组织了17届、来自全国18个省的1600多名勤工俭学生，分20批先后到达法国。一大批中国的进步青年，由此对西方社会的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有了更多了解，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全国各地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以四川、湖南的为最多。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间，由蔡和森、王若飞、向警予等发起组织“工学互助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其成员由四十多人发展到三百多人。
众所周知，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曾造就出 如朱老总，小.平、陈毅等一批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对此，蔡元培功不可没，当然，这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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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来说此时身在法国的蔡元培。
在参与留法勤工俭学会活动的同时，他还与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在法国正式组建了世界社，使这一发起筹备四年之久的同人团体，终于落到了实处。列名发起的还有张静江（张人杰）、褚民谊、谭熙鸿、陈璧君等。
世界社致力于出版书报，向中国人宣介西方学术文化。
由蔡元培起草的《世界社意趣》言道：“同人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为促进教育之准备，爱有世界社之组织。”
该社成立后，因把编译图书做为主业，因此也该社也被称为“世界编辑社”。
谭熙鸿(1891-1956),号仲逵,江苏吴县人,长于上海。他14岁考进上海电报局当练习生,16岁转正任报务员,因拍电报关系认识了蔡元培。蔡见他为人稳重,办事认真负责,有爱国心,遂发展他为同盟会会员。
褚民谊（1884－1946），字重行，浙江省湖州市人，生于一个士大夫世家。父亲褚吉田是一位名医。褚民谊早年学旧学，后来学习英语及理科知识。
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入日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思想倾向革命。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抵巴黎后，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宣传反清革命。
1911年11月，褚民谊回到辛亥革命后由革命派掌握的上海。经黄兴介绍，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随后同陈璧君的义妹陈舜贞结婚，遂成了汪精卫的连襟。
1912年4月，就任中国同盟会本部驻上海机关部总务长。后来，同盟会等团体改组为国民党，赴欧留学比利时，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
1915年春，回沪倒袁，9月三度赴欧。
1920年，他和吴敬恒、李石曾创建巴黎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同年，他赴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医学。1924年，获得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4年末，褚民谊回国，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内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1926年1月，褚民谊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升任中央执行委员。
1939年5月，他被秘密访问上海的汪精卫拉拢，参与建立亲日政府的活动，遂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
940年3月，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
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6年被执行枪决。
张静江（1877年9月19日—1950年9月3日），谱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别署饮光，晚年又号卧禅，浙江乌程（今浙江南浔）人， 中国近代政治家，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
张静江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早年因病成跛足，人称“张跷脚”。 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在结识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
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静江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病逝于纽约。
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1959年6月17日），女，字冰如，原籍广东省江门新会，汪精卫之妻。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为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
抗战期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病死于狱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等协调国严重缺乏劳动力和兵源。便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以工代兵的招工合同，仅法国就陆续从中国招募了近4万名华工。
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留法检学会因忙于负责他们的食宿安排、学校介绍，工作联系等三方事务，原先承担的华工教育工作显得力不从心了。
这时，中法两国政学界也主张联合成立对在法华工进行培训教育的专门机构。
1916年3月29日，中法两国知名人士在巴黎召开华法教育会发起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中方会长，法国前教育部长施艳，巴黎大学史学教授的欧乐为法方会长。
宣布该会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
蔡元培与汪精卫等还联名发表《公启》，提出华法教育会，要“扩张国民教育，输入世界文明。阐扬儒先哲理，发达国民经济”。 华法教育会是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发展和扩大。
该会成立后，出版了《旅欧杂志》、《华工杂志》等刊物。开办华工学校创设了里昂中法大学。组织开展中法学术交流，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宣传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实际上也成为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交往的平台。
在蔡元培看来，开展勤工检学即可以为中国造就大批先进人才。还可以由此输入欧洲先进科技和教育，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实为改造社会之良策。
1916年4月。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名义发出致国内《各省行政机关函》，着重阐述其对国家，民族之益。
“我等以为此事裨益于我国人者有三”：一曰扩张生计，二曰输入实业知识。三曰改良社会。“敢情广为提倡（勤工俭学），助其进行”。
而后国内一些省市也陆续成立华法教育会的分会。 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蔡元培等人在巴黎创办了第一所华工学校。他本人身先士卒，为师资班编写了《华工学校讲义》。其中德育三十篇，智育十篇，亲自讲授。此讲义后来成书出版。
他在自写年谱中说：“李君（即李石曾）为使这些工人便于工余就学起见，特编一种成人教育的教科书。派给我编的，是关于行为方面与美术方面的。关于行为方面的，李君还出了几个举例的题目给我，是偏重于辩别疑似的，如理信与迷信。简约与吝啬之类。我所编的都照此式。其关于美术的，则有建筑、图书（画），音乐等篇。后来引入《蔡孑民言行录》中，称为《华工学校讲义》。”
1916年8月，蔡元培在《旅欧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明之消化》一文。
这篇文章里，蔡元培敏锐地提出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他举例，比如古代灿烂的希腊文化，正是吸收和消化了埃及、腓尼基诸古国的文化；而欧洲现代文化，才是由于吸收并消化了希腊、罗马、阿拉伯诸民族的文化，才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蔡元培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因邻邦均蛮荒落后于中原文明，无可吸收借鉴者，这使中华文化陷于停滞之中。自晋至唐、宋，因与印度文化相接触，致宋代哲学和文学美术各放异彩。但自元代以来六百年，又几乎再没有新的文明营养可兹补充，致中华的文明日渐羸瘠。
他深刻指出，中国古代吸引印度文明的过程中，因不善于消化吸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为宗教所熏染，以至于“迷信滋彰”直至今日。到了今天，中国人学习欧洲文明，尤其要审慎，否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
他在文章中言道：“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印度文明之输入也，其滋养果实为哲理，而埋蕴于宗教臭味之中。吸收者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钩稽哲理，如有宋诸儒，既不免拘牵门户之成见；而普通社会，为宗教臭味所熏习，迷信滋彰，至今为梗。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本视印度为复杂；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使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
“且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别有所期待。例如晋唐之间，虽为吸收印度文明时代，而其时《庄》《易》之演讲，建筑图画之革新，固已显其消化之能力，否则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
第434章 知难而上
1916年6月，因搞复辟倒退而留千古骂名，皇帝没当成反而陷入四面楚歌的袁世凯一命归西，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大的改观。
此时，蔡元培的旧友范源濂、袁希涛分别出任了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和次长，范源濂上任之初，便对外表示：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远在异国他乡的蔡元培等人听到了这些消息，高兴得奔走相告。
也就在这个时候，蔡元培收到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论。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原来，一段时间以来，浙籍人士陈介石、马叙伦等人就一直呼吁，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也正是教育总长范源濂心中所想，主管北京大学的专门教育司司长沈步洲也极力促成此事。但是，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地位显赫，任命权在国.家.元.首，范源濂遂请示大总统黎元洪。
为了取得黎元洪的同意，范源濂可是动了一番脑筋，准备了一大堆说词；实在不行，他甚至想拿辞职相挟。
谁知，见到黎元洪后，没等他说话，就听黎说：“范总长，我知道您这么急找我是为的什么事？”
没等范源濂开口，黎元洪摆了摆手说：“是请我们的翰林大人蔡孑民当北大校长吧？”说着，拿出一张盖好大印的任命交给范源濂，“范总长，副署后就可以发表了。”
一直到从总统府走出来，范源濂，好像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只是有些后悔，没能当面谢谢总统。于是，便有了他发给蔡元培的电报。
蔡元培其实对黎元洪没有太多的好感。
1911年11月28日，蔡元培应陈其美之邀从德国返回沪。回国后没几天，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同盟会与各省在上海的代表酝酿推举革命军的大元帅，筹组革命临时政府。蔡元培是同盟会元老，自然参与其中，并积极协调各方意见。黎元洪当时是大元帅的人选之一。
在确定人选的时候，一些同盟会代表告诉蔡元培，黎元洪本人实际上是被士兵们逼迫参与首义的，而且私下还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有牵连，认为黎当大元帅不妥。有人还给蔡元培绘声绘色的讲了“床下督军”的传闻。蔡元培信还是没信，不得而知，反正在筹备大会上，蔡元培提名黄兴做大元帅，各省代表一致表示赞同。
会议上，率直的章太炎当场站了起来，说黎元洪无论如何也是参与了革命首义的有功之臣，影响重大，不可辜负。大家遂举黎元洪为副元帅。
而后来因为武昌方面的反对和首义地位之重要，最后还是黎元洪当了大元帅。
蔡元培对黎元洪印象很一般，但黎元洪对蔡元培的印象却特别好。他就任大总统，特别想改变党同伐异、军人干政的风气，曾想任命蔡元培为浙江省长。而浙江的乡绅们，也有意推举蔡元培为浙江督军。因此事牵扯问题过于复杂，黎元洪的这个想法没能实现。
1916年7月12日，黎元洪任命范源廉主管民国的教育部。这时，社会舆论纷纷呼吁整顿北京大学，黎元洪首先想到了蔡元培。
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西方化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以及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等惊世之举，给黎元洪留下的印象很深，蔡元培当教育总长的赞扬之声，他不会听不到。
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携眷应召于大风雪中回到北京。大总统黎元洪接见了蔡元培。随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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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走马上任后，面临着教育经费的困难。黎元洪闻知后，先从自己做起，压缩总统府预算、自减薪水，由袁世凯规定的每年192万元减为每年57万元，挤出资金扶植教育。
在接见蔡元培时，黎元洪曾与蔡讨论女子参政问题。
黎元洪说，有人以妇女程度不够为由反对。蔡元培则反驳这种说法，他认为应该只问妇女参政该不该，不能问她们程度够不够，纵然不够，也可用教育补足，不能剥夺其权利。
黎元洪听了后点头赞成。
应该说，蔡元培到任后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没有黎元洪的大力支持，也是很难实现的。
经过这一次的交往后，蔡元培对黎元洪的印象应当大有改观。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半年后，因发生“张勋复辟”的政治危机，黎元洪下野，蔡元培曾随之宣布辞职。只是，在复辟闹剧流产后，蔡元培于当月重返了北大。
北京大学源远流长。
早在1862年，清政.府便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也是北京大学的雏形。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管学大臣），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
9月21日，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但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8月3日，清政府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1902年12月，清政府委任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责成经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得以恢复。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办开学典礼。根据学制，不同程度的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
1903年，增设进士馆、 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
1904年，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负责统辖全国学务，并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京师大学堂统辖全国教育的职能因此分离，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同年，进士馆开学，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两届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并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开中国高校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按照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地方。
这时的京师大学堂里，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笔、纸、墨、砚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时，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由听差在后面收拾杂物。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
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止科考制度，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这时的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唯一官方最高学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机构。因此，很多人认为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太学的正统继承者。
1905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校方特别强调开运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在这次运动会上，还要运动员一再高呼“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圣寿无疆”等口号。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七科，设十三学门，分别是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
这时，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了。
到了1912年5月4日，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这正是在蔡元培领导下的教育部推动下进行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出任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地之一。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始终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恰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第435章 就职演说
如今的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为九校联盟、松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京港大学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全球大学校长论坛、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成员。
北大拥有31个国家级研究机构、93个省部级研究机构和19个校地校企共建机构。
北有清华北大，南有复旦交大，在当下中国，一个考生能考上北大，虽然比不上古时候中状元，但肯定不比中举差。
在回顾蔡元培任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的历史，不能不谈到二个人，其一是何燏时，其二是胡仁源。
何燏时（1878年－1961年），字燮侯，浙江省诸暨县人。
1898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何燏时以优异成绩入选。到日本后，他先进预备学校学日语，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他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
1906年春，何燏时自日本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返国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旧日官场拖沓之风，在其主持下，1909年建成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理科）、工、农、商等7科，由此初具大学规模。
1913年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何燏时及全校师生反对。
何为此给大总统呈文，曰:“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
由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准备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虽然不久，他因与当时的教育总长发生龃龉，并不满袁世凯独裁而辞职。
何燏时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掌北大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何皆与有力焉”。他且又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及他自己，皆由何延揽入北大。
这是个极有民族气节的人，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其旧友郑孝胥、罗振玉欲推举其出任伪教育部长，为他坚决拒绝。
抗日战争时期他因积极抗日，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参议会副议长。
新中国成立后，何燏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胡仁源（1883－1942）字次珊，号仲毅，浙江吴兴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此后留学英国学习造船，毕业于推尔蒙大学。
回国后历任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京师大学堂教员、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工科学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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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大学之后， 曾任贾德耀内阁教育部总长，后于1926年3月接替茅以升担任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卸任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此外，他还编写了《中等应用力学》《机械工学教科书》，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萧伯纳的《圣女贞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卢良恕就是胡仁源先生的外孙。
1913年11月，胡仁源(1883—1942)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正式担任校长。胡仁源本人科举及第后，曾进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学习，随后留学日、德等国。一般认为胡仁源的教育思想较为守旧。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多系清末遗老和士大夫，如辜鸿铭、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黄季刚等人。
1917年入读北大，后曾任民国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有一段评价：“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初期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
也就是说，罗家伦对蔡元培入主北大前的几任校长都评价很一般，只对胡仁源拒绝拥戴袁世凯称帝一事很为称道。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也成为他竭力拉拢和收买的对象。他先封胡仁源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
“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面对权势不为所动，坚守道义，体现了胡仁源的风格气节。
胡仁源对北大也进行了一些整顿工作和一系列规划，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陆续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留日归国、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马叙伦等人到北大文科任教。这些学者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
1915年11月，胡仁源根据蔡元培主持定制的《大学令》，设北大首届评议会，聘请陈介石、辜鸿铭、冯祖荀、俞同奎、陶孟和等为评议员，议决校政“大事”。胡仁源的此制度与后来蔡元培改革时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胡仁源是将此制度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就始建于1916年6月胡仁源校长在任期间。
但是，这样一所伟大的学校，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在1916年底，蔡元培到任之前，却远非后来那个享誉学界乃至全中国的最高思想和学术的殿堂，而更像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尽管这时已经是民国五年了，但北大校园还远远不像一个现代大学，甚至不像一个学术机构，很多方面更像是一个衙门，仍保留着前清京师大学堂的规矩。校工见了学校里的“大学生”要称“老爷”，而校工的身份则是“听差”。学生有事找校长，要像下级对待上级官长那样写“呈文”，而校长则把自己的“手谕”写在布告牌上。
学生的来源，多是官僚或富家子弟，来这里就读，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当做“镀金”，为将来在政府里谋取官位积累资本。上课之余，这些学生带着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以至于在民国初年，北京地面上流行着“两院一堂”之说。说的是，出入于当时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中的，多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再就是来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老爷”。
多数友人是不赞成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的，怕因“北大腐败，颓风难挽，整顿不成，徒毁名誉”。但也有少数人主张，“不妨前往一试，即令失败，亦已尽力”。
蔡元培既是应召而回，总不能忘难而却步，因此，后一种意见还是很合他的心意。一定能把北大搞好吗？蔡元培当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总得做过了才能知道，至于“徒毁名誉”之说，他是置之度外的。
如他自己在和范源濂、沈步洲反复研商后所说：“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
他在此时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原来这位笃信“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在犹豫是不是就任北大校长，考虑的不是“徒毁名誉”，而是不想因为做官而有误于教育事业。
1917年1月4日，严冬的北京，北京大学的大门口，校工们列好了队站在道上静静等着。过来了一辆马车停在大门口，门帘掀开后，下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儒雅中年人，沉静地走到了大家面前。
这就是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
校工们马上齐刷刷地鞠躬致敬。谁也没想到，这位校长大人马上也脱下头上的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深深地回鞠一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简直让大家又是错愕，又是受宠若惊。
如前所说，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本身充满了官气，而且官本位的劣习一样不拉。也难怪校工们对校长这个大学衙门里“最大的官”给他们这些听差回礼要感到错愕了。
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当校卫向他行礼时，他照样脱帽鞠躬。
这一“脱帽鞠躬”的寻常举动，给北大带来的却是强劲的震撼，如阵阵春风，在北大的校园荡漾。
第436章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如下的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
“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用现代文来表述，其大意为：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我刚刚在教育部工作。在开学那天曾为北大做了一点事情。各位都是从预科读下来的，所以想必你们也听说过我。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各位也一定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执掌北大，所以有三件事要通知各位：
一是抱定宗旨。各位来北大求学，肯定有一定的宗旨。如果想知道你的宗旨是否正大，就要先知道大学的性质。
现在的人专科学校就读，学成之后有所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大学则不是这样。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每次指出咱们北大的腐败，想要在北大读书，都是有着当官发财的梦。所以从预科毕业后，大多数是进入法律系，进入文科的很少，进入理科的更少。
大概是因为法律是做官的捷径啊。因为一心想做官，所以不问老师的学问深浅，而是问官职大小。官阶大的人，特别受欢迎，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生有人提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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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的政法工作者，大多是进入政界，专职做教授的人很少，所以聘请教师，不得不请兼职的人，这也是不得已之举。讨论外人指摘的合适与否，不具体说了，消弭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
别人说我们腐败，我们问心无愧，有什么可恐惧的啊。真是有做官发财的目的的话，北京有很多专科学校，进入法律系可以在法律学校学习，进入经济系可以在商业学校报考，又何必要来北大呢？所以各位要抱定宗旨，为了寻求知识而来，进入法律系，不是为了做官；进入经济系，不是为了发财。
宗旨定下来，事情就都进入轨道了。各位在这里学习，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时间不是不少，如果能珍惜时间，努力学习，那么成绩会很大的。
如果只是为了发财做官，宗旨就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平时不努力学习，临考试时再熟读讲义，不考虑有没有获得知识，只挣分数的高低；考试一完，就把书都扔在一边，混个三四年，有了文凭，借着这个在社会上走动，这岂不是与进入大学的初衷背离了吗？
虚度光阴，毫无学问，是耽误自己啊。且辛亥那一战，我们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清廷的腐败。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对政府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的道德沦丧。现在各位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打好基础，勤奋学习，则如果将来为生计所迫，担任讲师，则一定会耽误学生的。进入官场，则会耽误国家，这是贻误别人。误人误己，谁又愿意这样呢？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一点希望。
二是要将德行努力砥砺磨炼，现今的风气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其是这样，败坏德行的事情，比比皆是，不是德行根基牢固的人，少有不被这种风气污染的。
各位在大学学习学业，应当能约束自己，爱惜自己。国家的兴衰，要看社会风气是高尚还是低劣。如果都流于这种风气，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必须有卓越的人士，以身作则，尽力矫正颓废的社会风气。
各位作为大学学生，地位是很高的，理应承担这份责任，不能推卸，所以各位不光要思考如何提升自己，更必须要成为他人的榜样。
假设不修德，不讲学，和颓废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已是侮辱自己，更何谈成为他人的榜样。
然而各位终日在书桌前发奋学习，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肯定会感到身体上的劳累痛苦。我为各位打算，不如用正当的娱乐活动替代不正当的娱乐，既不损害自己的德行，也对身体有好处。
各位进入自己的专业时，曾经填写了志愿书，遵守本校的规章制度，如果中途违反，不就是当初的意思不一样了吗？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对待和修养。
这就是我对各位的第二点希望。
三是敬爱师友。教员教授知识，职员服务大家，都是为了大家学习的便利，大家总不可能无动于衷吧？所以就应该以诚相待，尊敬有礼。至于同学住在一起，尤其是应该互相关爱，这样才会有互相交流学习的成果。
不光要开诚布公，更要互相勉励，都在北大，则要荣辱与共。如果有同学道德有问题，举止有不当，社会上遭到批评，即使你自己德行合体，也难以辩解，所以大家更要互相勉励。
我在德国，每当到商店里买东西，店主都热情款待，付钱接物，也都互相说谢谢。这虽然只是细节，但这是交际所需要的，普通人况且这样，更何况堂堂大学生呢？对于师友的敬爱，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三点希望。
我掌管北大才仅仅几天，很多校务还不是很了解，现有两个计划：一是改良讲义。不仅要靠讲授的知识，还更要靠各位自己的潜心学习。以后印教义，只印提纲，细节上的，还有精要的内容，都由讲师口述，或者学生自己找参考，以求学有所得，能够真正对大家的学习有作用。
二是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然多，但是新书很少，如果不广泛购书，必然不能足以给学生参考。现在正在筹集钱款，多多购买新书，将来书籍满架，自然可以多方参考，不会有知识上的缺乏。今天和各位说的就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都可以和我商讨这些啊。
这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蔡元培在这次演说中所倡导的精神，为后来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的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篇简短的演说，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第437章 大师云集
在蔡元培的以上演讲中，他开宗明义，提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地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需的。同时，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
此后的1917—1923年，被认为是蔡元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由此无可争议地被奉为全国学界的领袖。
哪个新上任的校长不说些激昂话，蔡元培的讲演虽然很令北大的师生耳目一新，虽然在讲演现场，大家也确实亢奋过一阵子，但一次讲演毕竟只是一次讲演，热情总会消退，亢奋总会平复。
在大家想来，学校还能怎么样，还不是江山依旧吗？所谓生活还得继续。也就是说，对于新上任校长的就职演说，大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大家不能不对新来的校长刮目相看。
开学典礼没几天，学校大门口的告示牌出了个通知：“以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
过去，学生有事找校长，要恭恭敬敬的写呈文，校长有批示，公诸告示牌上。呈文和公函可不是文字游戏，这里边的差别可是大了去了。
呈文是下对上，是学生对高高在上的校长的顶礼膜拜。公函是表示，双方是平等的。自由、平等，博爱，受过民主熏陶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位新校长可不仅是你给他行礼，便客客气气还礼那么简单。他真的是在奉行人人平等，那怕是学生和校长。
呈文和公函的另一个不同是：呈文可以无视，可以不理睬，校长愿意答复便答复，不愿意答复就石沉大海。所谓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校长不愿意，谁也没办法。公函可就不一样了，是必须有答复的。
人是需要被尊重的，被尊重的感觉当然不一样。毫无疑问，只有在受尊重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独立人格的人。
一个呈文和公函，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实在不算什么，而在当时的北大校园，引出的巨大反响，自然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是，比起新来的校长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呈文和公函这等事还真是小事一桩。
蔡元培所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就是民主治校。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学的校务由校长、学监等少数人对学校的独裁统治。
具体作法就是设立了“北大评议会”，以之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法令，以及学科的废立，学校的预算、决算等。
这个“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校长和各专业学科的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其余评议员则由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各推举两名教授担任。评议员的任期为一年，期满后即进行下届选举，连选可以连任。从1919年底之后，评议员的产生则改为按名额分配，即每5名教授中可投票选出一个评议员。
北大的第一届评议员有：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文本科教授代表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教授代表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教授代表秦汾、俞同奎，理预科教授代表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教授代表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教授代表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教授代表孙瑞林、陈世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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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说过，蔡元培在主持爱国学社时，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这里实行的民主治校制度，固然是蔡元培的这种办校思想的继续，只不过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升华和进入更高层次。是他把从国外，学到的民主制度下的学校管理在付诸实践。
看过本书的第一卷后，不知大家感觉到没，慈禧应该是一直到死，都没能够搞明白立宪是怎么回事？如果她知道是在为她死守的专制制度在掘墓，恐怕她无论如何不会搞立宪和那些新政的。而同样，袁世凯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到死都没能搞清楚民主和共和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用一种好的专制去代替那不好的专制，是用一个好的皇帝去取代不好的无能的皇帝。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呼吁袁世凯恢复帝制。
民主的美妙之一在于其能够集中众人智慧。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就算是天才，其能力和知识也必然是有限的。一个好的领导者绝不是自以为是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倾听和集中大家意见和智慧的人。中国有一句老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一个人如果总是把自已神化，把自已视为天才，总是说自己有多伟大，其实是最愚蠢的。即使不是阴谋家和野心家，也一定是个政治骗子。
当那些教授们能够参与学校的管理，不仅仅使他们感到他们和他们的意见对学校很重要，不仅如此，虽然，这很重要。但更大的改变是他们会动脑筋想办法，怎么去把学校办好。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学校的事有校长去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当教授们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将会汇集成怎样的力量呀！
为了进一步健全“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领导体制，在蔡元培的推动下，1919年，北大又在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评议会”之外另设了三个机构：
一是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的各项决议。行政会议的成员的资格也限定为教授，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担任成员，由校长兼任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下设8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类行政事务，分别是组织、庶务、审计、图书、聘任、仪器、入学、新生指导委员会。各委员会的成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批准通过。
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科的系主任组成，从中推出教务长一名，任期一年，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这一时期，担任过北大教务长的有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人。
三是设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处的首长亦为教授学者。如以蒋梦麟为总务长兼会计部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部主任，陈世璋任仪器部主任，李辛白为出版部主任，沈士远任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郑寿仁任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
蔡元培设计出的这一套“教授治校”“依法治校”的体制，为北大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障。在这套体制的护航之下，北大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不曾因为政治时局动荡，以及校长人选的更迭，而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校园秩序。
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说：“先生(指蔡元培)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
蔡元培自己也对在北大建立的这套体制很感欣慰。
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大家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现在校中组织很严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
什么时候都不用担心因为换领导人和天下大变，这便是一个好的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因为这个制度制约着领导者，使他们不能任性妄为，更不能胡作非为。
所谓，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因为那是法律和制度赋予你的权力。但是，同样，一个人也只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纵横驰骋，超出其职责围便寸步难行，这就是成熟的民主制度。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对个人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必然走向腐败。靠所谓的个人素质，是不可靠的，而且没有监督的权力本身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所谓，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可能变成坏人，在好的制度下，坏人也很难为所欲为。
能够在人前发号施令，这是个人利益的高层次的追求，权力欲对人来说是一般都是很强的一种欲望。而对于手中有权的人，可能最反感的就是对他的限制和监督。有谁不想说了就算，有谁不想一言九鼎。
如果是普通教授提出民主管理学校，有参政议政的愿望，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蔡元培作为校长，作为大权在握的人，主动的进行这样的变革，才更加显得难得可贵。
当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学生，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这样说：“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胡适、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也说过这样一段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第438章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对于一个学校，最主要的资源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有一批杰出的教师，一个是高素质的学生。马上给学生实行“大换血”是不可能的，能做的只能是在整顿教师队伍上下功夫。
在当时北大，文科是守旧派最为集中之处、是北大教育革新的首要障碍。因此，整顿北大首先是要整顿北大文科。对于这件事，蔡元培在没上任之前就已有打算，就是采纳汤尔和与沈尹默这二人的建议，聘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接替业已辞职的原学长夏锡琪。
有记载，蔡先生于12月21日到北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
汤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和取了十几本《新青年》杂志给蔡先生看。
蔡元培对于陈仲甫，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刘师培曾告诉他，有一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安徽俗论报》)，发起的几个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蔡先生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
此前，沈尹默曾提出过同样的建议，听了汤尔和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蔡元培便决意聘用陈独秀。
1916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
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馆走廊，有一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文化人不停徘徊。
旅馆伙计一打听，原来是这位先生要拜访一位客人，可是这个人正在客房里睡觉。这位先生招呼伙计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
这位先生，就是蔡元培。而他想见的人，是陈独秀。
此时，陈独秀刚好因事来京，客居在前门附近，蔡先生从汤尔和处得知陈独秀的住址。
蔡元培数次亲自登门，诚心相邀。陈因在沪主编《新青年》不肯答应。后蔡主动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学校会尽力予以支持，陈终于欣然应允。他还同时推荐《新青年》的投稿人胡适。
蔡元培读过胡适的文章，慕名已久，一口答应，并一再叮嘱陈尽快催促胡速来。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陈庆同 ，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成立的“中.共.左.派反对派”，推选陈独秀为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直到逝世。
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 。
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应江南乡试落第。18岁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接受民主主义思想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中西求是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
1902年，参与成立东京青年会。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三次举办爱国演说会。1903年，陈独秀回国在安庆筹建安徽爱国会，因被清廷察觉，出走上海。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1905年，在芜湖组织安徽第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革命组织岳王会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
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这个时期，陈独秀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他虽然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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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这位以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而著称陈独秀的到来，使很多人敏銳的感觉到了，蔡元培这位新上任的校长，整顿学校的决心和魄力。
而事实上 ，陈独秀的任教，对北大教育革新的意义也确极为重大。他上任文科学长，催发了北大在文化革新方面的锐气，尤其是他带来了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学人的革新力量，进一步推动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不久，经许寿裳和鲁迅的推荐，曾任绍兴教育会长的周作人应聘来到北大。由于时逢学期的中间，不宜开设新课，蔡元培先安排他到附设于学校的国史编篡处任职。新学期后聘其为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明史》等课程。
紧接着，曾继严复之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而没到任的章士钊，应聘为文科教授，主讲逻辑学，并兼任学校图书馆的主任。
在此期间，蔡元培曾函请吴稚晖和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来担当学监和教学等工作，但他们都因故而未能前来，只有李石曾“惠然肯来”做了生物学教授。
这一年的8月，从美国学成归来，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爆得大名”的胡适，应召而来，被聘为文科教授。这是继陈独秀之后，又一让北大校园产生较大反响的人物。蔡先生因聘到胡适而愈加兴高采烈。他认为胡适“真是旧学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9月，曾在北大代课的钱玄同和《新青年》撰稿人刘半农，先后出任文科教授。
1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进入北大担任了原由章兼任的学校图书馆的主任。图书，是大学的重大资源，同样需要能者打理。
一时间，在蔡元培的网罗下，除了已经提到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章士钊外，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也都云集北大。使得北大的师资阵容，令人叹为观止。
这批大师级的人物，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长。客观地说来，这些人物其各自的贡献，不是蔡元培和北大一个学校能够容纳的。但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他们也将无法汇聚在同一个旗帜下，各自也难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社会思潮的能量。
不能否认，是蔡元培给这些人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宽阔而高耸、得以施展所学的平台。
大量引进具有新知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蔡元培排斥“旧人”。很多思想守旧但是传统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也同样受到蔡元培的重视，例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
这时北大的文科老师中，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囊括其中，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马寅初、陶孟和、王宠惠等。
北大的理科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也像文科一样人才济济，著名的教授学者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李书华、温宗宇、王尚济、孙云铸、陈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辅……这批学者几乎无一不是当时国内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在延揽人才上蔡元培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最著名的例证是年轻的学者梁漱溟。
那时，梁漱溟是通过范源濂的引荐，慕名来访谒蔡元培。他拿出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求教于蔡元培。这篇文章蔡从《东方杂志》上已经读到过，作者对佛学的造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漱溟既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经历，也没有国内的大学文凭，但他钻研学术、富有创见的精神，让蔡元培感到这个人是个人才。于是，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招入北京大学，并给予他讲师的职称。
当梁漱溟后来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不忘强调：是当年的蔡元培和北京大学栽培了他。
由于蔡元培在用人上打破了资历限制，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迅速实现了年轻化。据1918年的统计，这时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不少只有二十六七岁，这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要想让北大变成真正治学的场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而这些名家也没有辜负蔡元培和北大，在此以辛勤汗水与毕生所学，耕耘北大的学术沃土。
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蔡先生为北大招聘了一大批响当当的大师级的教授，形成了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还毫不留情面地辞退不称职的教员。英文系的青年教员徐佩铣被人称为“探艳团长”，个人品质下流，即被蔡元培开除出校。继而蔡元培又顶住压力把一批不称职的外籍教员裁撤出校，即使此举引来当时英国驻华使的蛮横干涉，也毫不退让。
这一时期，还有个插曲。一天，一个湖南来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经人介绍找到蔡元培，请他给找个校工之类的工作，以解决在京的生活费用。
蔡元培从来人的谈吐中，马上看出这是个可造之才。没有安排这人去作校工，而是和时任学校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商量后，在北大图书馆给安排了图书助理员工作。
这个人就是后来对改写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润之先生。能够在北大接触到各种新思想，能够读到大量的书籍，对润之先生的后来人生很重要。虽然，直到中国的红军完成长征后，润之先生提及他在北大的经历还愤愤不平。
他对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道：“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那些个学者教授们，未必给润之先生留下多好的印象，但对于蔡元培的帮助，润之先生一直是牢记在心的。对蔡元培的人品和学识，润之先生也一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从这个小插曲中，我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看人的眼光。
第439章 进德会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把这么多个大师级的人物集合在一起，能处得来吗？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
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互捧、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
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是，这难不倒蔡元培。用老百姓的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同样一件事，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途径无非有两个。
其一，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动物界，如果在争夺交.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也很容易走向灭绝。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人没有虎豹凶猛，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群体是不能维持的。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这应该是封建专制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所以，才有人被神化，有人拜倒在“神”的脚下，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而是心甘情愿。但臣服就是臣服，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
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这第二个途径便是“兼容并包”。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
何为共和，或许共和真谛就是“兼容并包”。
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
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与此相适应的，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当然，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或许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落到实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如果放大了来看，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
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争论，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
思路客
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但却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硬充门面、画虎成猫、误人子弟。
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因教室相邻，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
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陈独秀曾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其实，他更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本人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呼吁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行事风格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个人生活上也是放浪形骸、不检细行，往往给他的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他曾去当时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消遣，有时闹到被妓女控告、被警察局传讯、被小报大肆渲染，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这位运笔如枪的仲甫，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恐怕早就被赶出北大了。
难得的是，蔡元培自己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了，但蔡元培并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尺去苛求他人。蔡元培对陈独秀之爱护并不是毫无原则，而实在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后者是难得的人才、有益国家，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情、支持。
能使各类学术人才兼收并蓄，并造成了一种大家和平共存、不相妨害的局面，当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
比如，校长蔡元培处事公平、不偏不倚，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把彼此的不满和争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比如，需要这些人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能够宽容相待。宽容和包容，本身就是较高道德水平的表现。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
被踩的人马上大叫起来：“长眼睛没有，往哪儿踩呢？”
另一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怕踩把脚放家里呀！”
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
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
却发生了另一幕：踩人的人正要向被踩的道歉，但还没等他开口，被踩的人先和他道歉了。
还能吵起来吗？
这便是俩个地方的差异，这便是人的道德水平的差异。
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意义可不止是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的人，能够相处在一起，不是的。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学术方面。
正是在这个“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景象。
北大设立研究所，组织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促进中西学术交流，为师生提供从事高深研究的机会。
各类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改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胡适、马叙伦等组织的“哲学研究会”；梁漱溟组织的“行知社”；徐志摩组织的“阅书报社”；其他还有“教育研究会”“成美学会”“进德学会”“雄辩讲演会”……
在北大校园里的刊物，有校方编办的，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有教授私人筹办的，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读书杂志》《语丝周刊》《现代评论》《猛进》；也有学生自办的，如《新潮》月刊。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最为有名。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办学方针，鼓励师生学术争鸣，培养学生的思辨力，开创学术自由的风气，促进新思潮的传播。
这时的北大创办才仅仅20多年，得益于蔡元培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北大已迅速跻身于当时世界一流的大学。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例如物理专业，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的殚精竭虑，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
第440章 学科改革
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一踏上故土扑面而来的便是腐败之风。他痛心地目睹了江浙一带，在教育、实业各界有头有脸之人，无不以嫖赌相应酬。
来京城之前，他已闻听，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的继承者，具有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他们多数人对学问没有兴趣，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视兼任教师的政府官员为今后的靠山。学校之外，则放荡冶游。
因此而对于北大的腐败，他是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的。
当了校长深入了解后，则越发触目惊心。堂堂国家最高学府内，竟有乌七八糟的“探艳团”、“赌窟”等名目繁多的所在。不少师生热衷于打牌听戏捧坤角，致使学校成为“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尤其使他不可思议的是，“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古今未有之现象。”
整饬北京大学的风纪，改变这所大学在社会上的腐败形象，是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初就已经确定了的目标。
蔡元培认为，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他到北大后第一次演说中，曾向学生提出三点要求：
一、抱定宗旨。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诸位须抱宗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的，不为做官。入商科的，不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二、砥砺德行。如今北京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诸位作为大学生，应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品行不可以不谨严。
三、敬爱师友。教员的教授，职员的任务，都是为使诸位求学的便利，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自应互相亲爱，收切磋之效，不仅开诚布公，更应道义相勉。
可以看到，蔡元培这里提出的三点，便是围绕着转变学生的观念展开的。
为了转变学生的观念，他在日常的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也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在校长任上近一年后，在用人问题初步得以解决，校内的学术风气基本确定后，他便下决心整顿学校的风纪。
病重需要下重药，蔡元培整顿学校的风纪出的重拳是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
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蔡元培的撰写的《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
燃文
蔡元培在文中言道：“……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症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昔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司马迁曰：“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子反湎于酒，而楚军以败；拿破仑惑于色，而普鲁士之军国主义以萌。
“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又如吾国五六年来，政治界、实业界之腐败，达于极端。而祸变纷乘，浸至亡国者，宁非由于少数当局骄奢淫佚之余，不得已而出奇策以自救，遂不惜以国家为牺牲与？《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为之。’鄙人二十年前，鉴于吾国谈社会主义者之因以自便，名为提倡，实增阻力，因言‘惟于交际之间一介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共产；又惟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废婚姻。’正此意也……
“民国元年，汪精卫诸君，发起进德会于上海。会员别为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当时论者颇以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条为疑。然题名入会为甲等会员者踵相接矣。未几，鄙人以事由海道北行，同行者三十余人，李、汪二君亦与焉。舟中或提议进德会事，自李、汪二君外，同行者率皆当时之官吏若议员，群以官吏、议员两戒为不便，乃去此两戒，别组一会，即以同舟之三十余人为发起人，而宋遯初君提议名为“六不会”，众赞成之。
“又同时发起一“社会改良会”，所揭著者凡三十六条，第一曰不狎妓，第二曰不置婢妾，第十九曰不赌博，第二十九条曰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犹六不会意也。其后为政潮所激荡，“六不会”若“社会改良会”之发起人，次第星散，未及进行；而进德会之新分子，则间见于上海之报纸焉……”
随后，校方向师生们散发了参加“进德会”的志愿书，一时间，一股“进德”之风迅速吹拂在北大校园之中。
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的理念是：“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要努力“进德”，以与社会之浊流作斗争。
蔡元培将“进德会”的等第分为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三戒。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五戒。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八戒。
入会会员注册申报为某种会员，公诸《北京大学日刊》，不咎既往。该会成立后公定罚章。
蔡元培指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谤久矣，而止谤莫如自修”。他说：“今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
后来，“进德会”还发布了关于八条戒律之界说。
一，不嫖。凡亵视他人之人格，以供玩弄者，皆认为嫖。
二，不赌。凡以钱或钱之代替品为输赢之游戏，皆认为赌。
三，不纳妾。凡有妻再婚者，无论用何名称，皆认为纳妾。
四，不做官吏。凡受政府任命而从事于行政司法者为官吏，但本其学说从事于教育学术实业者，不在此限。
五，不做议员。以国会，省议会，县议会议员为限。
六，不饮酒。中西各酒以及普通药酒皆为酒。
七，不吸烟。中西各种烟及鸦片，与代鸦片之吗啡针，皆以烟论。
八，不食肉。动物材料除乳卵外，皆为肉食。
后三条中，其治病必需之品不在此限。
该会成立三个月，报名者踊跃，会员（含本校教职员与学生）共计461人。其中，李大钊等甲种会员332人；蔡元培等乙种会员105人；李煜瀛等丙种会员24人。此外还有校外会员若干人。
为了健全组织，经过通讯评选，蔡元培为会长，李大钊、李煜瀛、陈大齐、钱玄同、胡适、陈汉章、马寅初、康白情等三十余人为纠察员。
文科学长陈独秀、工科学长温宗禹、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和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陈宝锷、高日采等知名教授被推举为“进德会”的评议员。
“进德会”成立之消息不胫而走，为海内外时人所传诵。不仅京沪新闻媒体转载该会宣言并作评论，日本东京《日支时论》第四卷第二号也译载该会宣言，并冠以引言，称赞蔡元培先生为“一代硕学及德望家，素为人之所知，今观此趣意书，不特可知中国有识者阶级之社会道德观，及对于社会改良之意见，并亦可借以知中国之一面也”。
日本东京“廓清会”的会刊《廓清》第八卷第三号还介绍了“进德会”甲乙丙三种戒规之内容，称该会为“中国对于现代道德及政治上自觉之一机运，且由北大校长所发起，其意义更深远”。
有人说，这“深远”使人联想起北大人多不愿做官，这是否也是传承“进德会”之遗风余韵呢？
蔡元培主张私德修养应取积极态度。
他说：“进德之名非谓能守会规即为有德。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谓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
遵守戒律是入进德会所必需的，但不够，还要积极进行，增添新内容，弘扬真、善、美。
蔡元培律己严而待人宽。对进德会戒律，他主张审核会员申请，“不咎既往”。就是说申请者如果以前有违犯戒律的行为，只要以后不犯，就不要追究，仍可入会。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某知名教授当时已纳妾，仍申请入会，并以44 票当选纠察员。
蔡元培这种不咎既往的态度，给不少有过违戒行为而又希望择善而从者，开了一扇门户。有助于人们放下包袱，积极向上，增强了道德修养的风气。
不过对已入进德会而违犯戒律者，是要受罚的。但在这方面执行起来比较难，蔡元培就曾面临困境。
比如，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152 票当选为进德会评议员，名高责重，后来却鬼迷心窍，走进了八大胡同，被人举报告发。
蔡元培对陈独秀十分倚重，曾联手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接到告发，又如何处理呢？既要面对执行进德会的戒律，又要面对文科学长的去留，实在是抉择两难。
且告发者不是一人，而是几位旧派重量级人物，坚决反对新文化。他们既已抓住倡导新文化的领军人物的“辫子”，岂能轻易放过。
1919 年2 月26 日夜，蔡元培和北大教授马夷初、沈尹默、汤尔和等，商议如何处理文科学长陈独秀，并研究酝酿北大内部体制改革。
在校长蔡元培的主导下，北大评议会议最终决议从本学期起由文、理科开始废除学长制，并呈报教育部，报备，文、理两科实行合并，不设学长，另设置一教务长统领之。
并报告各门教授会已于8日开会，选举经济教授会主任马寅初为教务长，行使原文、理两科学长职权。
这样，文科学长也就不露痕迹、合情合理地出了局、下了台，蔡元培也避免了面对旧派问责之尴尬。这足见蔡元培做人的宽厚，也有高明的领导应对能力。
第441章 美育
“进德会”归根结底主要还是靠个人自律为前提。北大的腐败，不过是当时社会恶浊风气的一个缩影，想通过这样一个团体完全改变北大的风气，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按照中国道德文化传统，评价一位学者文人往往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切入，而在其中，道德更重要。学问大，文章好，而如果道德缺失，会被认定是文人无行，这是最严重的批评。一般认为做人比做学问、写文章更难，也更重要。
这也就是说，类似于北大这样的学者文人的集合之地，“进德”还是有某种内在要求的。
所谓做总比不做好，北大毕竟是北大。有了“进德会” 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等配套措施，北大的校风还是有很大改变的。
“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对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上个世纪之交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口号，乃至到了今天还余音犹在。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是最先接受了西方新学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们不可避免受到西学思维的影响，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力图为东西思想做一个合理的定位。
问题在于，他们口中所谓的“中学”本质上侧重于“道”，换言之，注重的是世界观方面、修身方面、做人的伦理。而他们所理解的“西学”，注重的是“术”，注重做事的方式、技艺，科技的革新。
一个是如何做人，一个是人的技能，可以说，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修身的方面本就是“体”，而致用的方面本就是“用”。举例而言，一个科学家，他要掌握专业技能，但同时，他要有品德、理念、伦理观念。这二者毫无悖逆。
唯物史观早就正确的指出，一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也是要发生变化的，或者说也是要进步和前行的。这也就是说，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变化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就要重新规范人的行为。
百盟书
必须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封建制度越来越走向穷途末日，传统的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也已过时。
加之鸦片战争后，泱泱中华大国，一直遭人欺辱，于是，很多人提出“中学”无用的观点。在学界，也像那些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而轻人文学科。
蔡元培的可贵，一方面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西方船坚炮利、科技强大，就像当时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
另一方面，他没有像一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士大夫一样，认为不能因为西方科技发达、东方物质文明落后，就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和哲学也落后。觉着凡是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好的，在人文学科，没有学习西方的必要。
这其实是两个极端。
他对人文学科的重视，足以成为那个大时代的鸣奏曲中一个空谷回音般的音符，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这具体就体现在他对大学学科的定位上。
本来，北大的学科文、理是、法、商、工五科并立，可以说是高大全而没有重点。蔡元培任校长后，坚决主张将北大办成只包括文、理两科的大学。他在北大的学制改革方面首先是调整学科设置。这对一个大学的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将涉及大学的学术定位、思想文化特色的走向。
蔡元培提出了这种办学方式的弊端：一方面，“同时并立，义近骈赘。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也就是说，这相当于重复建设，资源重叠，又导致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大学的同种专业毕业生形成无必要的竞争；另一方面，高、大、全的学科设置，对大学来讲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分散了大学的办学精力和资源。例如，北大五个学科虽然看起来齐备全面，“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欲以有限之经费，博多科之体面，其流弊必至如此”。
1917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议，一般的综合性大学只设立文、理两科，其他法、医、农、工、商五科则设立单独、独立的专科大学，如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蔡元培批评当时的高等教育过于模仿日本，既在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中除设立除文、理，同时还设立法、医、工、商等科，同时又有这几个学科的专科学校存在。
蔡元培力排来自各方的阻力，在北大停办了商科，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并计划将北大法科分出去，独立成立法学专科大学(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同时，大力充实北大的文、理两科。在文科中，除原有的中国哲学专业、中文专业、英国文学专业外，又先后增设中国史专业、法国文学专业、德国文学专业、俄国文学专业；在理科，除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外，又于1917年增设地质学专业。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建成了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还提出了“沟通文理”的主张，原因很简单，在蔡元培看来，文、理是不能“分家”的。
例如在他看来，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更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同样的，理科的各个专业，都与哲学有关。蔡元培认为，哲学应是科学的归宿。同时，有些学科彼此交叉，根本无法以文理来划分。例如，心理学以前从属于哲学，由于后来广泛采用科学试验的方法，归入理科也说得通；再如地理学中的人文方面应属于文科，地质专业的地文方面则属于理科的范畴。
蔡元培批评文理科划分得过于清晰，弊端很大。他认为这造成的后果是，文科生将“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这个看法是深刻而富于远见的。蔡元培坚决主张北大应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沟通文理，合为一科”。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开学仪式的演讲上说；“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
1919年，蔡元培即废止北大文理科的科别，将原来分属文、理、法三科的14个专业一律改成为系，原来分属于这三科的各系分别改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这个院，不是院系的院，而是大院的院，也就是说，是按各科所在校园内的地域而划分的，并不算做一级机构，从而模糊了专业的概念。
一个没有哲学和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注定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风气之下，在学人中也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思维。蔡元培之所以如此重视文、理两科，并且还如此重视“文理沟通”，他深层次的目的还在于，要扭转当时大学中“重术轻学”“重工轻文理”的偏向，从而为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营造风气。
蔡元培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代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亦始终犯了“重术轻学”的毛病。
他说：“中国羡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见其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吾们的好。以后又见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止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于是要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出洋留学生，日多一日，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然而留学生中，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所以学工业，预备作技师。学法律，预备考法官，或当律师。学医学，预备行医。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他进一步说：“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之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
简单总结蔡元培的观点，就是既要研究西方的“术”，也要研究西方的“道”，研究西方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方面因素，而不是仅仅把西方人的一些先进技术学到手，就大功告成，富国强民就指日可待。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蔡元培作为受过最传统中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何以身体力行地做出一些在当时的守旧派看来是惊世骇俗之举。是的，蔡元培要学西方，他就要学到骨子里，而不仅仅是流于泛泛，他要革新中国传统的，是不合时宜的部分，而并非全盘否定、毫无坚持。
当时很多人都高喊教育救国，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和别人不一样。他在德国莱比锡待了4年，在柏林待了1年，了解德国近代史，了解大学在德国崛起中的作用。所以他的教育救国后来更具体为学术救国。和他从小一块玩大的好哥们吴稚晖说，对蔡元培来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而如果学科设置不突出重点，学校没有自己的学术优势，如何能培养出高端人才。
蔡元培希望培养的学者，不仅具学识，尤当有修为。
1918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第442章 春风化雨
谈到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所作的贡献，不能不谈及美育，而一旦谈到美育，就一定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北大校长任上，蔡元培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育。”
他说：“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供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由于感情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
美育，又称美感教育。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
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美育”一词也是由他译自德文）。
在蔡元培看来，爱美是人类性能中固有的要求，“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善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
美育的独特功能，不仅在受美育的当时，能得到美的享受，可以“怡性悦情”，而且可以获得审辨美丑的能力。
他在《美学观念》中，把科学、道德、审美作了区别：“科学在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于欣赏，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所以，美育还具有提高人的审美判断能力。
更进一层，美育还可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久而久之，就能培养“人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在他看来，要通过美育来培养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
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针对当时一股要在中国掀起倡导宗教的思潮，提出中国不需要倡导宗教，可以而且应该以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和宗教作了优劣的比较：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所以，我国只能美育来代宗教，而绝不能以宗教来代教育。
早在德国留学，特别是就读莱比锡大学时，他就对美育情有独钟。
蔡元培在后来所写的《自写年谱》中说：“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艺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他在德国，不仅听美学课，而且知行并重，自己还学弹钢琴、拉小提琴，把学到的美学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
蔡元培从德国回南京，受命担任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调绍兴同乡许寿裳到教育部，许寿裳又推荐了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鲁迅)，协助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1912年，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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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蔡元培主掌的教育部，先是设在南京，后又迁往北京，许寿裳和鲁迅也跟着到北京。鲁迅是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的得力助手。蔡元培对教育方针的意见，由鲁迅起草一个教育部文件，予以推行。
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先是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后升任为社会教育司的佥事，主管的就是文博图书和美术教育。
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教育并不仅是视觉艺术的绘画、雕塑等，而是含括所有的艺术，包括文学在内。
受蔡元培的委托，鲁迅积极在北京实施艺术教育，向社会推行美育，甚至在暑假中还举办美术演讲会。鲁迅在暑期的美术演讲就先后举办了四次，1913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是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之上作了发挥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文学艺术(总称为美术)的作用和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到北大不久，蔡元培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美术史，亲讲美学。不止如此，他的更大目标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
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到，在十年之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而停止”。
而美学之课在北大一直延续。他请留法回来的张竞生来北大当专职教授，继续讲授美学课程。就在北大期间，蔡元培开始了《美学通论》的撰写，写出了《美学的对象》、《美学的趋向》等文。
在他之后制定的一整套教育改革方案中，艺术、艺术教育及美育占据了基础性位置。在他看来，“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识，而普及于社会。”
这里的美育的目标人群，并不局限于艺术专业人才，而是着眼于以艺术为业余爱好、兴趣或素养的所有普通人。
“渺小的个体找寻宇宙的本体，在被其接纳与之合一的过程中获得喜悦与安宁。这种超越性的体验，过去人们往往通过宗教而实现。”
正是蔡元培，第一次为国人指出了，有一条叫做“美”的道路，一样可以抵达。
为鼓励北大学生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发动师生开展课外活动，组织各类社团，学校为之创造条件。
1917 年 7 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胡佩衡等都是初创时期的导师。
这个名师云集的美术社团组织，在推动中国美术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影响深远。
后来的美术大家李苦禅，就是在这里遇到徐悲鸿，并得到了艺术的入门教育。依旧是这些老师，依旧是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一年后共同成立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如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
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鼓励，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聘请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导师。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宗旨是培养音乐人才，国乐专家刘天华是音乐传习所的导师之一。传习所师生经常举行音乐会，并出版《音乐》月刊。
文学艺术社团、文学研究会、书法研究社等也纷纷成立。
后来，张竞生还发起成立了审美学社，出版审美丛书。
这种由蔡元培倡导在讲堂之外展开美育的活动方式，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
在很长的时间里，进入北大的人都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课外的艺术氛围。国乐社、交响乐鉴赏会、文学社、新诗社、戏剧社等一到下午社会活动时间，就各自活跃起来。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又成立了由王朝闻、宗白华任指导的文艺美学研究会，公开出版《文艺美学》论丛。这要归功于蔡元培美育精神的鼓舞。
正如梁漱溟在40年代所作《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所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
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影响之大，乃这种缘由。
对于美育方面的人才，蔡元培更是格外爱惜。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无一例外均得助于蔡元培的提携。
他在法国就慧眼识人，不遗余力帮助林风眠，资助其生活。1928年更是不拘一格任命，28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
23 岁的徐悲鸿因时局动荡无法完成赴法的行程，滞留北京，也被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请到北大，成为外国画部的导师。
民国著名女画家、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
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蔡元培对女婿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
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生，在大学院当抄写员。他对蔡元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1928年蔡元培就将他以“驻外著作员”身份派往巴黎，月薪80元。
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蔡元培又适时来信：“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他的召唤让刘开渠1933年归国，后成为新中国雕塑的奠基者。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说：蔡元培“在学术上也支持了无数的人，功德无量”。这位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社会正在变革的时期，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他是做这个事情，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
随着美育实践的逐步推进，蔡元培越来越意识到，美育决不限于艺术教育。
他对美学、美育、美术三者作了区别。提出了美育不同于美术(广义的美术，包括了所有艺术)，范围不同，作用也不同。艺术里包含了真、善、美，文学的道德功利更为明显。美育则在怡性悦情，陶冶感情，培养美的精神，塑造纯洁的人格，但美育的范围却要比艺术教育广泛得多。
美育的工具，离不开美的对象，而美的对象广泛存在于世界上，所以，美育的途径十分广阔。
针对当时文化教育界普遍把美育和美术混为一谈的这种倾向，他特别地指出：“有的人常把美育和美术混在一起。自然，美育和美术是有关系的，但这两者范围不同。”不同在那里呢？“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育。”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现象，从社会上的人文现象，精神现象，一直到自然现象，都可能成为美的对象。美育可以运用这些美的对象，作为美育的手段，因而美育的范围无比广泛。
北大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对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的教育，显著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
第443章 人格魅力
这么多年来，北京大学有过多任校长。说起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为北大人称作“我们永远的校长”的，恐怕只有蔡元培一人。
有人说：“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很少听见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但是他依然受到学生的爱戴，是什么原因呢？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浩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志，和而不流......是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走进北大校长室，就会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于1915年至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这一期间，正好是蔡元培在北大校长的任上。
冯友兰回忆说：“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是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得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1918年的一天，身为北大学生的冯友兰因一件事急需北大开具证明。
其弟弟去美国留学，若按正常手续办出国，已来不及。在紧急情况下，冯友兰直接找蔡元培校长批示。
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只有校长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
蔡校长听过事由之后，知道出国留学是一件应当支持的好事，二话未说，立刻批了字，顺利地办成手续。
还有一次是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蔡校长到美国考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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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与其他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召开欢迎会，请蔡校长讲话。
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大都是北大毕业，而北大学生向来很清高。
但是，当蔡校长走进会场时，学生们“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示由衷地欢迎。而蔡先生“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语言”，使几百名到会者大受感动和鼓舞。
冯友兰的这些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在场人的共同感受。
用他的话说：“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
在冯友兰看来，蔡元培之所以为大教育家，有“两大端”。其一是教育思想及实践，其二是人格气象。就前者说，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办学，使北大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并形成北大传统），影响到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就后者说，蔡元培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巨大作用，培养了学生独立的人格。
在一定意义上，后一点可说是蔡元培独有的。如冯友兰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
这种经验和感受是出于内心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这也就是说，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格，提高其精神境界。其二是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一种服务社会（同时也是个人谋生）的知识技能。在冯友兰看来，二者相比，前者更难。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学的一大贡献，但这是一种思想和方法，真正懂教育的人，也能做到，所以并不难。而“春风化雨”的作用，却出于教育者的精神境界，关乎一个人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更难。
但是，蔡元培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典范。这是一种“无言之教”，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更不是所谓量化教育能做到的。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很多人都知道。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仁者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却少有人说到。
冯友兰作为蔡元培的学生，对此深有体会，并视之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冯友兰看来，蔡先生是一位真君子。蔡先生为人“慈祥诚恳”、“诚于中，形于外”，没有任何造作。只有真君子才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也就是仁的境界。仁是儒家提倡的最高境界，蔡先生有这种境界，因而能“春风化雨”。
“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
有些人装出一副君子的样子，但是装不像，因为他没有这种境界。因此，蔡先生不仅是一位能办学的大教育家，而且是“一代宗师”。
冯友兰对蔡元培能有这样高的评价，与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有关。同时，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感受，更出于他本人对教育的体认。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曾经有一位北大学生对成功充满着渴望和憧憬，可他在生活中却屡屡碰壁，鲜有所获。沮丧的他便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的道出了自己的状况和心境，希望能够得到指点。
蔡元培在百忙中回了信，并约了一个时间让那位学生到办公室面谈。
学生激动地来到校长的办公室。
没等他开口，蔡元培先生就笑着招呼道：“来，快坐下，我给你泡杯茶。”
说完便起身，从抽屉中拿出茶叶，放进杯子里，倒上开水，递到学生面前的桌子上。
“这可是极品的绿茶哟，是朋友特地从南京给我带过来的，你也尝尝。”蔡元培先生和蔼地说道。
受宠若惊的学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几片茶叶稀疏地漂浮在水面上，水也是惨白惨白的，没有一点绿色，喝到口中也像白开水似的，没有一点茶的味道”。
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
蔡元培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学生的表情，依旧东拉西扯地谈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似乎完全忘记了学生来的目的。
学生极不自然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一下，忙找了个理由提出告辞。
蔡元培眯着眼若有所思地微笑道：“急什么，把茶喝了再走，这可是一杯极品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
毕竟是校长，学生无奈地又端起了茶杯，礼节性地喝了一口。
可就在这时，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入心脾！学生愣住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浸入杯底，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像翡翠般灿烂夺目。不仅如此，整个办公室里可以闻到一种清新的香气!
蔡元培似笑非笑地望着学生，满含深意地问道：“你明白了吗?"
学生恍然大悟，惊喜地喊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想追求成功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凡事都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沉浸下去。”
回去后，这个学生变了个人，好友问其原因，他沉吟了一下，把自己的日记拿给了好友。
只见日记本上写着：“生活就是一杯绿茶，只有静下心来沉浸进去的人，才能领略到成功和幸福的甘醇!”
蔡元培大胡适23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人。但蔡元培对胡适非常赏识，处处呵护、竭力提携，尤其是在胡适初入北大时。
初入北大，胡适感到压力很大。毕竟北大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学府”，无论师资水平还是学生素质都是一流的。
要在这样一个极富挑战的新环境里站稳脚跟，不要说学生和同事的不信任，就是自己也会产生几丝怀疑。
胡适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胡适家。起初胡适不晓得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
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诧异，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
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
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来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正是由于蔡元培的细心呵护和大力提携，胡适在北大很快站稳脚跟。初入北大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月薪始为260银元，第二个月增至280元，为教授中的最高薪俸。
胡适在到校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先后担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职务。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蔡元培的重用。
蔡元培对胡适颇为赏识，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称赞胡适“旧学邃密”且“新知深沉”，“因胡适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胡适一直很感激蔡元培的提携，他曾多次说自己的“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谈起胡适的个人品德，很多人是竖大拇指的；特别是他对婚姻的态度。
在那个变革的年代，好些人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后，便借口反对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抛弃了原来的糟糠之妻。
胡适的原配夫人是个小脚，也是双亲包办的，但是却能够白头偕老。对于胡适这样的海归派领军人，实在是难得可贵。
但是，胡适也并非白璧无瑕。
北大进德会成立后，他是积极参加的，并担负重要职务。但是，和仲甫一样，发生过违犯戒律之事。用有些人的话说，是“一面对自己的双亲和小脚原配夫人声称要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一面却又在杭州烟霞洞搞婚外恋，甚至过了三个月的‘神仙生活’”。
对此，蔡元培这位进德会的大当家的，显然没有深究。人们常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慷慨激昂是一回事，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是另一回事，蔡元培还是给予了理解的。可谓，理解万岁。
第444章 “退款兴学”运动
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信中，曾经把蔡元培既自我健全又与人为善、既挺身负责又兼容并包的不居功、不恋权的精神境界，与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进行比较：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在蔡元培身上，固然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确实又是一个实干家。什么事情，一旦他认定是必须做的事，就会百折不挠的坚持。
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
顾颉刚回忆说： “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有人说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虽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他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力量。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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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蔡元培人格的魅力才如此重要。
有人说，要真正研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思想史、政治史、教育史、史学史，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避开的，因为他实在太重要，他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是高举大旗冲锋陷阵的勇士，是举足轻重的大师，这个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是胡适的高足，又是终生的朋友。虽然傅的影响没有他的老师胡适大，但他却是一个让胡先生佩服到五体投地的人物。胡适一生，在许多领域里都有开创性贡献，道德文章，天下闻名，眼界自然很高，他不会轻易去赞美一个人。
然而，对于傅斯年，胡适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适之先生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被胡适誉为一个最稀有的天才的傅斯年，有一篇短文纪念他的恩师蔡元培，现节录如下：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DD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D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
“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贵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
“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在民初的北京街头和北大校园里，辜鸿铭绝对是一大奇观，奇就奇在他一副前清遗老的滑稽形象，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更奇的是他的一套奇谈怪论，对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反倒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引为高见；那些令人侧目而视的奇行，更令国人将其当作怪物。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一大奇观，是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只不过，他的文化底蕴却是以西学为主，而他在致力维护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方面却有失偏颇，因而他的“高见”引得国人为之侧目。但无论如何，辜鸿铭对于北京，对于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却是一种文化上的“板块碰撞”现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绝尘仰止的高山。
辜鸿铭给北京这座古都，乃至这个古老的国度留下的最令人回味的一笔是他在北大当教授时留下的。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
有人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辜鸿铭看人的眼光极高，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他打心眼里敬佩之人，除了蔡元培很难找出第二人。
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到了1919年6 月初，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蔡元培校长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
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辜鸿铭也积极主张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他这一说就显得滑稽了，甚至有些荒唐，不过，足见蔡元培在他心中的位置。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
第445章 与林纾的争论
我们前边提到过，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14条建议。这让中国人第一次开始相信并且期待，所谓的“世界公理”。
一战后，巴黎和会成了国人寄予民族地位转折的希望。
1918年11月14日，为纪念一战协约国胜利，北京的学校组织了盛大的集会游行。
11月15、16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带领胡适、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对广大群众的讲演大会。
蔡元培15日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演说，16日又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
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讲演中，蔡元培提出了四组主义的消长关系：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和光明的互助论发展、阴谋派的消灭和正义派的发展、武断主义的消灭和平民主义的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和大同主义发展。
蔡元培认为，一战的发生是由以德国为代表的阴谋派、武断主义、种族主义的竞争和掠夺引起的，一战德国的失败也是这些主义的失败，是协约国正义派、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的胜利。在哲学意义上，一战协约国的胜利证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战胜了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此后，对抗竞争的强权论会被人们所抛弃，而互助论会被人们所接受。
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演说全文如下：
“诸君！
“这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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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发表的《劳工神圣》讲演，推动了“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也给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议题，即“劳动”观念的认识和实践问题。
在“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传扬劳动与劳工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行去实践。人人都要劳动，不劳动是可耻的。“五四”青年学生在各地广泛开展的“工读互助”，用这种劳动与读书结合的集体生活试验，践行了这种主张。
“五四”时期，劳动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是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
这个时候的蔡元培，明显开始涉足政治了。而自民国建立以后，对于国内的政策争端，他都是倾向于和平解决的。
由于欧战结束，国内和平呼声越发强烈，旨在终止南北分立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等相继成立，蔡元培参与了上述团体的活动。
1918年11月18日.他曾致函中.山先生，婉劝其能够赞同南北和平，“提携同志，共同营造民主政治的基础”。提出“倘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
此后不久，他又与熊希龄，以和平期成会负责人的名义，致函中山先生，恳请其“大力匡勷”。
中.山先生曾于12月4日复函蔡元培，表示，争取和平，应该是有法律保障的和平，“敷衍苟且，只会暂安久乱；欧战之后，公昌大理，要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决非少数暴戾军阀所能做到”，因此要坚持“贯彻初衷，以竟护法之全功，而期法制之实现”。
得知了中山先生的态度后，蔡元培很是失望，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对方，也只能作罢。
在此期间，蔡元培与教育界人士，发起了“退款兴学”运动，促使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12中旬，他与陈独秀、夏元瑮、黄炎培、沈恩孚、王兼善等人联名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吁请各界借助欧战结束后有利的国际环境，敦促各国将“将此后每年赔款，悉数退还吾国，专为振兴教育之用度”。
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是，上书行政当局，请其赞助，致函各国贤达人士，求得支持，发动国内外舆论，造成声势等等。
年底，梁启超、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并旁听巴黎和平会议。蔡元培特意拜托他们，请其向各国宣传退款兴学的主张，以扩大影响。
翌年4月，他有函致在法国的李石曾：“运动赔款退还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机关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欧办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欧。对于英语各国，以郭为代表，对于法语诸国，则当请先生为代表。”
其后，李、郭等人开始在英法等朝野，进行退还庚歀的游说。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退款兴学运动不断推进。到1921年，北京政.府因参战缓付庚歀五年期限已满，该运动被推向了高.潮。此后，有关的交涉持续进行，直到三十年代方告结束。
退款兴学运动是有成效的。
前面提到过，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免除”美国所得赔款的大部分，从1909年起至1940年，逐年按月“退还”中国，作为中国设立留学预备学校和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等方面之之用，算是开了庚款兴学之先例。
在退款兴学运动的推动下，1924年，美国又将全部赔款“退还”，指定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同年，苏俄自动放弃赔款，与中国政.府议定，该项赔款等清政府偿还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后，其它完全拨作中国教育款项。
在此前后，英、法、比、荷四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退还”赔款，设立机构，管理使用。除用于铁道、交通、水利、实业等各项建设事业外，以其息金办理文教事业。综合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主要是设置学校和研究所、选派留学生、补助国内学校和教育文化团体、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以及交换出版物等文化交流。
退款兴学运动对国家和民族，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在整个的过程中，蔡元培作为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一直在精心擘画，多方奔走，可谓功不可没。当然这为后话。
这一时期，发生了对学界有较大影响的，蔡元培和林纾的论争。
引发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是《新青年》演“双簧戏”。《新青年》初期反响不大，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总题，发表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
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诬蔑和攻击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新青年》记者刘半农写的万余言的《答王敬轩》，逐段批驳王的来信。
后者列举大量无知陋说的可笑事例，出尽王敬轩所代表的守旧派的洋相。实际上并无王敬轩其人。那封来信是《新青年》编辑部汇集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谬说，由编者钱玄同执笔编写化名王敬轩发表的。
通过这两封信针锋相对的辩驳，充分暴露守旧派“不学无术，顽固胡闹”的丑恶面目，有力证明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必要性。这出“双簧戏”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推动了对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在这场“双簧戏”中，王敬轩影射的是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庐，王指清室，讽刺林纾是遗老。
林纾早就对陈独秀和胡适很反感，于是便有了他在《新申报》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
这部小说描写“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陶然亭，三人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废文字以行白话，终于激怒了陶然亭西厢“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很显然，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田、陈一家，这是中国史常识，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对狄，都是中原汉人对周边族群的蔑称。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是徐树铮，或以为是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
《荆生》的发表使林纾出了一口“鸟气”，因为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等人太不拿他林纾当回事了。从新文学谱系看，林纾早在戊戌年间就提倡新文学，并实践新文学，用白话文作文办报。然而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叙事中，林纾不仅不入流，反而成了新文学的反对者。
按照林纾的解释，他之所以被陈独秀等化为新文学的反对者，就因为他对陈独秀新文学的绝对主义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只是强调提倡新文学并不意味着古文必须废，就这么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新文学主义者反复调侃。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钱玄同、刘半农那封“令人作呕的双簧信”。
第446章 十四等于零
《荆生》之后，林纾又作《妖梦》。这篇小说记述郑思康梦游阴曹地府的经历，说阴曹地府里有一所白话学堂，学堂门外有楹联一副：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林纾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读书人、写书人风骨与人格。
恰好这个时候，赵体孟希望出版明遗民刘应秋的作品，请求蔡元培帮助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等学术大家写个字或题个辞。蔡元培对这些文化项目从来格外热心有求必应，他分别给这几位写了信。
收到蔡元培真挚、尊敬的来信，林纾很为感动。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现在自己写了一篇涉嫌攻击蔡元培的小说，此时此地林纾无论如何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一方面嘱人将还没有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妖梦》追回不再发表，另一方面借回信之机直抒心胸，坦言自己对新文化的看法，直率表达对蔡元培的不满意。
五四新思潮中确实有许多不恰当的言论，这些言论也多少都与北大有关，因此林纾对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的不作为非常不满，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据此反观蔡校长的言论，在他看来，确是辜负了全国父老之重托。
林纾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就是当时有名的《致蔡鹤卿书》。林书主要向蔡提出两点责难.其一是蔡氏所掌北京大学教学内容有"覆孔孟,铲伦常";其二是尽废古书,用方言。
林纾说得不好听，但蔡元培并不以为是恶意，因为冷静想想，蔡元培似乎也承认新文化运动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据说，真正让蔡元培生气的是张厚载。
张厚载是北大在校生，却在这个时候给蔡校长发来一封很不客气的信。信中说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告诉蔡校长，《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的小说，是从我这里转寄的。现在还有一篇攻击陈独秀、胡适之两先生的小说，并有牵涉蔡校长的地方。这份稿子寄出后，林纾先生来函请求撤回，理由是蔡校长请他为刘应秋文集作序。现在比较为难的是，这篇稿子已寄往上海，殊难中止。倘有因此渎犯了蔡校长，务乞大度包容，不要怪罪林先生。第二，张厚载以为林纾致蔡校长的那封信肯定是新文化运动思想史“最有趣味”的材料，他希望蔡校长能对林纾的这封信有个正面的回应。张厚载之所以这样说，大约与其身份有关，因为他不仅是北大在校生，而且还兼任《神州日报》记者。
张厚载之前与北大新派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新派学生傅斯年等有过节，他们一起争论过旧戏的得失，张厚载不知妥协，让这些新派教授很不高兴。这大约也影响了张厚载在蔡校长那里的印象。
张厚载还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时的学生。张厚载与新文化主流有分歧，自然又容易与林纾建立情谊。或者说，正因为他们之间有着这样的情谊与交往，方才使张厚载在理念上与新文化主流过不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向蔡校长解释林纾的第二篇小说追不回来或许是事实，他请求蔡校长就林纾的来信表达意见，说起来应该也没什么大错。
但是，把北大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蔡元培，接到张厚载的这封信后火气却特别大。
他在回复张厚载的信中说，作为北大学生，明知林纾先生的小说是刻意攻击本校教员，是丑闻，继续承担转交使命，令人难以理解。与林纾先生有师生之谊，固然宜爱林君；但毕竟也是北大学生，更宜爱护本校。林纾先生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北大名誉，“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那么你对母校爱护之心，安乎，否乎”？蔡元培还表示，自己平生从来不喜欢“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纾先生骂我，我将“哀矜之不暇”，只是替他难过，哪里还有什么遗憾不理解呢？要说我有什么不理解的话，还是你张厚载先生如此爱护“本师”林纾先生，“安乎，否乎？究竟是爱林君，还是害林君呢”？
在复张厚载信的同时，蔡元培也给林纾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即《答林君琴南函》，同样发表在《公言报》上。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就林纾对北大，对陈独秀，对胡适等人的攻击或批评略有辩解。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件事情。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自己办大学的两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术水平造诣为主。教员在学校的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
蔡元培强调，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并不是指责蔡元培对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特殊关系，对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鼓吹过激之论，对传统，对文学，尽量持一种适度保守的态度。
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既然不是敝中华民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事情了罢。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转载林纾这篇影射小说《荆生》。下一期即第13号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并摘录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数十家报章杂志谴责林纾这篇影射小说的文章，以《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为题，作为“特别附录”发表。
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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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不懂外语却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译作。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不曾有过第二个。
特别是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让洛阳“一时纸贵”。
第447章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所谓林纾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争论，说到底是对相关问题看法不同的表达。虽然里边掺杂着新与旧的思想碰撞，也很难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也不能笼统的说成是所谓先进与落后的较量。
真要人仔细研究，恐怕是有些方面，理在林纾方面，比如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否定一切的极端主义的批评。客观的讲，林纾即便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至少是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
有些方面，理可能是在蔡元培等人一边。对于一场求新变革的革命，是不能求全责备的。
但是，思想观点方面的争论，一有政治介入，一被政治化，就麻烦了。徐树铮有没有参与蔡、林的论争，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徐树铮主导的安福国会表现得极为拙劣，竟因此而鼓动把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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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曾回忆说：“卫道士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
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蔡元培做为体制中人，对来自政治上的压力，感受肯定要更深些。
3月26日，连对北大的改革能够理解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函蔡元培，对《新潮》杂志大胆批评传统的言论表示担忧。
内称；“近倾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同时劝导说：“凡是过于銳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没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他期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后回复傅增湘：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同时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竟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写，但完全表达了蔡元培的意见。从回函中。不难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对于一直挺自己的这位总长，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大总统徐世昌也因此事，几次召见蔡元培等学界人士，了解情况。显然，他也遭受到了来自安福系的压力。
看来，这并非林纾老先生的本意。或许，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动登报向蔡元培等人认错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聚焦热点。
前边提到过，蔡元培和所有的国民一样，觉得一战胜利了，又有美国总统提出的代表公平正义的“十四点建议”，从此，中国就可以彻底告别受欺辱的历史。
但是，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灭。
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蔡元培惊呆了。
汪大燮告诉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授意陆征祥在合约上签字。
汪大燮说，国民外交协会已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在汪大燮看来，光靠国民外交协会，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可是，对于学生运动，蔡元培一向有保留。他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他更不赞成学生离开课堂上街示威，游行请愿。
去年五月二十日，为了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北大学生也曾到总统府游行请愿，当时蔡就曾极力劝阻。在他看来，学生运动无异于洪水。
蔡元培去见了陈独秀，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本是消息灵通的所在，没多久，北大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
晚上7点，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他们已经得知了政府妥协的消息。
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情况。紧接着上台发言的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
大会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队，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又有人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插上大旗，短竹竿插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
可以说，每一个青年，都会有狂热追求理想和真理的冲动，乃至于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国家兴亡的时刻，挺身而出、拯救国家几乎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最高时尚，让人可歌可泣。虽然，这种热情和冲动，有些时候也可能被滥用。
第448章 特别的表现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与他有关的变故。
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外边不时传来数千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
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暂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
蔡元培人虽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后来又听说总算没有开枪弹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最终的消息是，以许德珩为首的三十二位学生已经送监，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二十名。蔡元培再也不能坐视了。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齐集法科大礼堂，商讨营救方案。会场上群情激奋，议论纷纭。有主张去围攻国务院，打警察总监，把事情干脆闹大的。也有人主张全体赴警察厅交涉，不救出被捕同学决不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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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蔡元培来到会场，同来的还有他邀来的法律专家王宠惠（他们一直在商讨营救被捕学生的法律途径）。
据陶希圣等人回忆，蔡进到会场后，“安静、祥和、从容”地对学生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被捕同学，我去保出来，你们可以散会。”同时他也动情地说，“希望”学生“听我一句话……从明日起照常上课”。
散会后蔡元培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雾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次日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人以炳，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
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要找的正是闲居在家的孙宝倚，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段祺瑞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蔡元培的游说失败了。
关于此事，还有一个版本。
说蔡元培在会场对学生承诺说：“你们安心上课，并且不必外出，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的同学营救出来。”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来到了段祺瑞敬重的老前辈孙宝畸家中，请他代为说情，并表示“愿以一人抵罪”。老人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深表犹豫。见孙老面有难色，蔡先生就用了“坚硬的柔软”的办法：呆坐在孙老先生的会客室里，不走不说，从晚上九点一直过了十二点也不走，直到孙老答应全力以赴以后才回家。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名字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特大新闻。
上海闻风而动。当天下午，上海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
整个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杳无消息。
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
五四运动很快从上海和北京，蔓延到了全国。
5月5日是星期一，学生并没有按照蔡元培的“希望”去上课。这天上午，各校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发动了大罢课。
下午，蔡元培召集北京高校校长到北大商讨营救对策，当即组成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随后蔡率“校长团”先后去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及总统府交涉。
6日晚，在蔡元培一行人的强烈要求下，当局终于妥协，同意“有条件放人”。条件是国耻日不准学生参加国民大会，各校学生次日起一律复课。蔡元培等当即予以承诺。
当晚十点左右，蔡回到北大，召集学生领袖罗家伦、方豪等人说明交涉经过，劝说他们动员学生次日上课，并表示“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
7日上午，被捕学生被各校用汽车接出，一起到了北大。蔡元培与北大师生齐集红楼门外，列队欢迎这些获释的学生，场面很沸腾。
关于五四运动，前边已经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就不再累述了。这里想说的是，蔡元培在这场运动中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和北大等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欧战结束，和大家对巴黎和平会议的期望是有直接关系的。再往远了说，和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和对学生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肯定是有关系的。
因此，如有些人所说，五四精神至少有一半是体现在蔡元培身上的，因为每一个清醒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没有北大就没有五四，而没有蔡元培先生就没有这样的北大。
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北大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脱胎换骨，由一个“官僚养成所”初步转变成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在这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里，大师云集，玉树盈阶，质疑问难，弦歌不辍，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喷薄而出争奇斗艳。
“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改革后的北大，正呈现出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之“大”。这种“大”，不仅是大师之大，学问之大，更是精神之大，气象之大。它表现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言行方式：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勇于求异创新。
这样一种大气象，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做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胡适说，“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它是“有两年半的新思潮新文艺做背景”的，而这“新思潮运动的意义，就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和精神，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
周策纵更是肯定了北大改革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关系，他认为：“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开始推行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
其实，自陈独秀被蔡元培“网罗”进北大之后，《新青年》就成为北大的一部分。经过蔡元培改革的北大，正是因为有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因为有了《新青年》《新潮》，所以如虎添翼，它在人才上、思想上、精神上、组织上都已经为五四运动做好了准备，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实乃势所必然。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蔡元培既是运动的奠基者和筑路者，也是运动的引发者和护航者，又是运动的助推者、行动者。
当然，这里边还有许多的具体情节，一是关于蔡元培的“报信”。
北大学生原定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到天安门举行大规模抗议，按照罗家伦（当年新潮社学生领袖）的说法，计划“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后来将行动提前到5月4日，则与蔡元培有直接的关系。
据当时与蔡过从甚密的叶景莘（时任北京欧美同学会副总干事，蔡为总干事）回忆，国务总理于5月2日晚密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山东权益”协议上签约，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这一消息，“当晚九点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去谈，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诸先生”。
另据许德珩（当年国民社学生领袖）回忆：“最初，这个消息是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告诉蔡先生的，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
许回忆这是2日晚上的事，因为正好这天晚上《国民》杂志有个例行的社务会议，“讨论了卖国的北京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的问题”。还有田炯锦（当年北大学生）回忆，５月３日下午，与田同住一室的狄君武回宿舍，说起“今天下午在一个会议上，蔡先生言巴黎和会的情势……”
蔡元培向北大学生透露这个消息是5月2日还是3日？到底首先是透露给谁的？各人回忆细节略有差别，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正因为北大学生从蔡元培那里得到这个坏消息，遂于5月3日晚七点在法科大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其他在京高校也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次日（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街大会，同时推举代表到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其决心；通电各省一致奋起抗争”。
可见，五四运动之所以为“五四运动”而不是“五七运动”或者其他什么运动，与蔡元培的通风报信有直接的关系。
第449章 杀君马者道旁儿
-根据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回忆，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曾出来劝阻。
他还谈到，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其他的多数同学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
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
这和其他人的回忆有些不符。
据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关于蔡元培，罗家伦给出的评价是：“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
罗家伦所说的“前次”，指的是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法政四校的学生，以及回到国内的留日学生4000多人，赴新华门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政府废除中日两国的《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闻讯后一大早来到学校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后向当时的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经多方挽留才答应留任。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一文中，提供的说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而根据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应该也没有阻拦学生上街。
蔡元培晚年在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总结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从1918年夏北京学生运动谈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过程，“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张国涛说得那么具体，好像不应该有错，当然，回忆还是有可能有误的，比如把五月四日那次记成“罗家伦所说的“前次”。
但是，肯定地说，蔡元培打心底对这次活动是支持的。就算张国涛说的是真的，也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他毕竟是体制中人，毕竟是一校之长。
3日晚上北大学生召开大会时，蔡元培在校，他对大会的决定应该知情。
大会结束后，蔡元培“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 当时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很同情”。
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就在北大学生即将出发之际，教育部派员随同几个军警官员到场，意欲劝阻学生的行动。如果蔡元培出来做做样子，做为校长，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
蔡元培也是个有血性的人，如果不是有碍于校长这个身份，如果不是责任所在，他肯定会走在游行的队伍里的。
因为，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
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回曰：“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人也没有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离校，亦未进食”。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从倾向性看，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其实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反对罢课，但五四运动于他或许是一个例外。5月4日的学生行动，可能是他在校长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去阻止他们”的经历。
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后，各方都比较心平气和了，蔡元培在回顾五四时的一番公开讲话，仍能反映他对运动之“损失”的深深遗憾：
“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他甚至说这场运动“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故他告诫学生以后“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在他看来，罢课不啻“自杀”，它杀掉的是“学问”，是“学术上的效能”，并会导致“虚荣心”，这样的损失是没法计算的，也是没法弥补的。
五四运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应该是被肯定了的。特别是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当局为了回应民意，罢免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等后，可以说五四运动是大获全胜了。按着某些喜欢推过揽功的政客们的喜好，是要想尽办法和这运动扯上些关系，拉拉近乎的。
1924年12月4日，正在欧洲访学的蔡元培在写给傅斯年、罗家伦的回信中，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
蔡元培这里的所说的“天之功”，应该是纵向的历史走向与横向的社会合力。蔡元培在这里所展现的，是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是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的精神境界。这是很多的人最为缺乏也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种高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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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最早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北大人。
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他就在《晨报》开辟的“五四纪念增刊”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述五四运动。
该文名为纪念，实为反省。它首先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先锋作用，“自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这些努力，已有成效可观。维尔赛对德和约，我国大多数有知识的国民，本来多认为我国不应当屈服，但是因为学生界先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各界才继续加入，一直促成拒绝签字的结果。政府应付外交问题，利用国民公意作后援，这是第一次”。蔡元培特别肯定学生的政治的、社会的觉悟，“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学生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如平民学校、平民讲演，都一天比一天发达。这些事业，实在是救济中国的一种要着”。
另一方面，蔡元培又以为学生罢课损失不小，“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权衡成效与损失之间的比重，他以为“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
最后，蔡元培寄希望学生：“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
蔡元培这些对学生运动的评论，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他并没有高调赞扬学生的“五四”游行活动，而是在一扬一抑之间，对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平实的估价，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家的品性。
第450章 越缦堂日记
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应该也有个深化的过程。
比如，后来他在比较五四运动前后学生的变化，就曾有过以下的高度评价：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其中最重要者，约有四端。”
一是“自己尊重自己。从前的社会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
二是“化孤独为共同”。五四运动后，学生“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
三是“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以后，自己经过了种种困难，于组织上、协同上、应付上，以自己的学问和能力向新旧社会做了一番试验，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钝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了”。
四是“有计划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以后，又经过各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
蔡元培也特别强调五四运动对学生追求学业、完善人格的促进作用：“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中间经过痛苦太多。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因为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都格外专心用功了。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
1922年为纪念“五四”，《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蔡元培应约发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他结合时事，强调“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是“（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二）自动的用功。（三）扩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同时在运动后产生新的觉悟，“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
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北京各高校恢复上课，这场运动在北京似乎到此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如果7日上午果真就这样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那么，这场运动的具体进程或许就会改变，意义也可能会打折扣。因为仅就4日的行动而言，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学生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没有达到目的的学生运动。
4日学生行动的目的有二，一是“外争主权”，二是“内惩国贼”，7日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但运动的这两个目的并没有达到。
尽管北京学联从7日开始就在酝酿新的行动，京外各地的声讨浪潮也并未平息，但北大作为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作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且又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倘若北京的运动暂时停歇下来，对整个运动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恰恰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蔡元培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举动——5月9日辞职并悄然离京出走，瞬间成为一个新的导.火.索，重新点燃了北大学生的激情。”
于是，北京的这场运动非但没有在7日告一段落，反而从9日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而且迅速扩及全国，不断掀起高潮，直至获得胜利。这个局面对于蔡元培本人来说，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但历史就这样注定了他在这场伟大运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蔡元培的辞职是向大总统和教育部提出的，原因如其辞呈所言：“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他作为校长“约束无方”，故“竭诚呈请辞职”。北大毕竟是北洋政府辖下的学校，蔡元培很清楚自己作为一校之长对4日行动负有的责任，因而是脱不了干系的。
辞呈所言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时，各方反蔡势力都蠢蠢欲动，不仅威胁到他本人，甚至威胁到北大及其学生。具体来看，一是当局将运动“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于蔡校长一身”，因此“撤职查办北大校长”在当局几乎是一边倒的主张，而“解散北大”的动议也甚嚣尘上。二是安福系更是磨刀霍霍，当局也明令要“将已释学生送法庭惩办”。三是因北大改革而失意的少数人也欲“乘隙而入”，里应外合，“动摇北大现状”。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蔡元培又拿出了他“政治生活中一贯的斗争策略”——辞职。蔡元培在与北洋当局的斗争中，“一面毅然斗争，一面准备在不可为之时作引退之计，难进易退是他行事的一大准则”。总之，对于来自各方的威胁和压力，蔡元培心知肚明，“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与其被撤职查办，学校、学生以及他本人的安危受到威胁，不如自己辞职更主动，更能息事宁人，也更能表达出一种反抗的姿态。
至于他是否预料到自己的辞职，会引起学生更大规模的行动以致将运动推向高潮，回答肯定是否定的。
蔡元培9日出京前，留下一则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我欲小休矣”，同时声明“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 。
蔡元培前脚刚刚离开北京，这则启事紧接着就在北大学生中传开并被印成传单分发到外校，“挽蔡运动”由此爆发。
与5月4日下午的行动相比，“挽蔡运动”的最初几天，学生是相当理性而克制的。也许是他们意识到，4日行动的过火之处以及蔡元培等人为营救被捕学生所作的承诺，因此他们只是以“呈文”教育部的形式“陈情挽留校长”，派出的学生代表还提出了三条富有建设性的“挽蔡”建议。
这里边还有个插曲，蔡元培在出京时，留下启事中有“杀君马者道旁儿”。
“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风俗通》。《风俗通》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之，称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
“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意思是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称赞，马主就不停地加速，结果把马累死了。
蔡元培这一启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学生们理解不了。有人误解为“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如果对此作这样的解释，那么很明显，蔡元培在怪罪学生。于是学生就此求教当时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
该教授向学生指出了这一典故的出处和含义。他表示，蔡先生用此语的本心是如果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将恐溺身于害”，并无责怪学生的意思。
至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第二章的前两句，意思是说，我已经很是疲劳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如果取全章之义，那么就不仅仅是感叹自己了，而是在议论执政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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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得知此事后，为了消除学生的误解，表明自己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心迹，5月10日，蔡元培在南下途中特地给学生写了一封信。
他信中说道：“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但是，安福系本来就把蔡元培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蔡的辞职正中其下怀。因此对于学生的“挽蔡”诉求，当局不仅不明确表态，反而在9日发布了三道气势汹汹的命令。一令“查办”北大校长（这一条后在教育总长的要求下撤销），二令由警察厅将获释学生重新拘捕送交法庭“惩办”，三令“整饬学风”。显而易见的是，在那个敏感的时刻，下达这样的命令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挽蔡”运动急剧升温，罢课罢教掀起高潮。
直到14日晚，北洋当局才在各方压力之下发布一道命令，表示对蔡元培所辞“著毋庸议”，所持理由是“妥求善后”“校长职责”。此令明显没有挽蔡的诚意，其言下之意似乎是：五四谁惹的祸谁收拾，别想一走了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局与这道命令同时发布的居然还有一道“挽曹挽章”令，对曹、章二人加以抚慰，并且对学生严词恫吓。如此倒行逆施、昏庸蛮悍，不仅再次激怒了师生，也激怒了广大民众。
从15日起，运动迅速升级，从学生“总罢课”到北京各高校校长辞职、教育总长辞职；从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迅速由教育界扩展到社会各界、各阶层，从北京扩展到上海、天津乃至全国，主题也从“挽蔡”再次上升到“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政治层面。
学生的运动升级以后，北洋当局的态度在表面上有所转变，表态要“留蔡”，同时也多次致电蔡元培本人表示“慰留”。然而，蔡元培对当局的诚意始终存疑，他离京后先到天津，再到上海，一路都处在观望之中，辞职的初衷未改。
第451章 百花齐放
5月17日夜，蔡元培到了上海。18日上午他与来访的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面议良久，具体的商谈内容没有直接资料，但此后，蔡元培的态度显然有所松动。
这可由他20日复北洋当局电报为证：“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那么“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
电文表明，蔡元培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接受了当局的“慰留”，愿意回校“维持、补救”。
数日后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信亦可作旁证：“回校复职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可望回复原状。”
但世事难料，枝节还偏偏还是生出来了。蔡元培于5月21日到达杭州，很快就洞悉北洋当局“留他是假，去他是真”，故他于26日复电当局：“卧病故乡，未能北上”，这就意味着拒绝了当局的“慰留”。
6月6日，北洋当局也终于失去了耐心，撕下了虚情“留蔡”的面具，发布大总统令宣布由“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此令发出，师生的怒火再次喷发，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愈加强烈，整个运动呈现出激烈的对抗状态。与此同时，各界劝蔡“回职”的函电也纷纷发到蔡元培手里，许多机构和团体先后派代表到杭州面陈“挽蔡”诚意。
在运动不断升级、“挽蔡”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蔡元培出于激愤于15日撰《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向各界宣示拒绝复职的理由：“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那是“半官僚的性质”；“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因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因为“北京是个臭虫窠”。
内容上看，《宣言》无异于一篇檄文，表明了蔡元培对北洋政府决绝的态度，似乎也表明了他不回北大的决心。
这份宣言由于言辞激烈，被其弟蔡元康压下未能发表。
蔡元康随后以自己的名义在《申报》刊出启事，称：家兄患病，遵医嘱屏绝外缘，俾得静养云云。
这样，就为蔡元培争取到了些许相对宁静的“世外”生活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终于实现了他很长时间以来的宿愿，出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1830年～1894年），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今浙江绍兴）西郭霞川村人。
自幼聪颖，勤思好学，博览群书，十二三岁即工诗韵，深受汉学大师、学正吴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称。
一生仕途却极不得意，十一次参加南北乡试，无不落第而归。咸丰九年（1859）北游京城，欲捐资为户部郎中，不料为人欺哄，丧失携资，落魄京师，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
同治九年（1870），41岁终于中举。光绪六年（1880），51岁始中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数上封事，不避权要。日记四十余年不断，读书心得无不收录。学识渊博，承乾嘉汉学之余绪，治经学、史学，蔚然可观。长于骈文，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
所著《越缦堂日记》，内容涉及经史、纪事、读书记、诗文等，字数多达数百万字，是一部文史、学术宝库，人评为“可继亭林《日知录》之博，”又谓“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为“晚清四大日记之冠”（另三部为《缘督庐日记》《翁同龢日记》和《湘绮楼日记》）。
所谓《越缦堂日记》，就是李慈铭一生坚持四十余年写下的日记。最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读书扎记，文史价值极高。
李慈铭病逝后，蔡元培受其家人的委托，对七十多册李氏日记曾作过初步整理，以备刻印。其后，沈曾植、缪荃孙、刘翰怡等人曾先后筹划过印行该日记，但终未能实现。
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出售，立即与友人商定，“仿曾湘乡日记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此日记。
他约请张弧、傅增湘、王幼山、王式通四人作为发起人，谋求社会的支持，得到李的故友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赞助。
蔡元培随后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商定了出版事宜。
此刻，他闲居沪、杭，正好可以专心于日记的编印。期间，李慈铭之侄李璧臣带来日记64册（其余9册由樊增祥取走），蔡元培翻检后经与李璧臣商量，决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即1863年——1888的日记本51册，取名《越缦堂日记》，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此后，从送交书稿、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包括议定书价，蔡元培都是亲历亲为。至1920年，《越缦堂日记》终于与读者见面。
但在此期间，五四运动并没有停歇，运动在高潮之中，实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各派别的大联合。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是津沪工商界的强力介入给北京政.府以“最严重的打击” ，终使北京政.府败下阵来。
6月10日,北.京.当.局不得不发布命令，宣布“批准”曹、章、陆辞职并改组政.府；6月28日，中国代表奉命拒签“巴黎和约”。至此，五四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政治上获得大胜。
但学生的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挽蔡”还没有实现。6月17日教育部曾发布训令，调胡仁源“到部办事”，意欲缓解；同日国务院、教育部分别致电蔡元培，曰“学.潮已息，校事亟待主持……务希早日莅止，以副群望”云云，同时派部员前往杭州“面致忱悃”，表现出迎蔡回校的积极姿态。
蔡元培对此很冷静，他很清楚，17日训令虽然“调胡到部办事”，但并未撤销6日的“任胡署校”令，故他于20日分别复电院、部，“敢求转请大总统俯赐解职，别任贤能”，辞意仍坚。
一场“拒蔡”和“迎蔡”的较量随后又接着展开：一方面是安福系频施小动作，煽动少数对北大不满的师生“迎胡拒蔡”；另一方面是广大师生和知识界呼吁“迎蔡拒胡”。
直到7月9日，在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呼声之中，加之众多朋友于公于私的劝慰，蔡元培态度终于转变。
他于9日复电教育总长，说“宁敢固执己见”，并允“谨当暂任维持，共图补救”。
同时，蔡元培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等有关团体，表示尊重“诸君雅意”和“各方责望”，“不容坚持初志”，公开宣告了返校复职的决定。
其后，尽管安福系仍负隅顽抗，收买少数师生上演“迎胡拒蔡”闹剧，并在媒体上对蔡元培和北大造谣诬蔑，但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进一步阐述了他学术之上、文化建国的理念。他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也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
7月30日，北.京.当.局正式发布大总统令，宣布胡仁源“调部任用，准免署职”。蔡元培回北大复职的最后一个障碍也排除了，至此，对于北大师生而言，五四运动的所有目的全部达到，大获全胜。
此时，正赶上蔡元培的胃病复发，确实不能马上北上。他曾电请北大温宗禹教授继续代行校长职务，但遭到北大师生的拒绝。这样一来，正在江苏教育会任干事长并主编《新教育》杂志的蒋梦麟，便以蔡校长私人代表身份进入北大代理校政。
笔趣阁
此后，尽管安福系的政客们曾借机尝试由蒋智由取代蔡元培，但立马遭致北大师生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
经历了此番学.潮，学生还能安下心读书吗？蔡元培的一些朋友也为他耽着这份心，说学生们此后一定会“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
对此，蔡元培有着同样的担心，或许，他比他的朋友们要乐观一些，但也认为必须要“善加引导”。
他于返京之前与学生代表谈话或公开致书全国的学生，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此次运动，学生唤醒国民，作用重大，“然牺牲学业，代价不轻”，青年救国，不可单凭热情，主要应靠学识才力，学生主要的责任还是“力学报国”。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他十分赞赏北京学界提出的关于恢复“五四”以前教育现状的主张，其中显然含有重建学校秩序，继续全力进行学术文化建设的用意。
蔡元培在家乡小休之后，于9月中旬抵京，其时恰逢北大新学年开学。
虽说过了一个暑假，学生的激情差不多可以平静下来了，但五四运动却不一样，对于这样一场规模宏大、席卷全国的运动，学生是以完胜者的姿态回到校园的，运动的余热尚未消退，趾高气扬的心态也在所难免。如何让学生收心，把学生的心思收到学问上来，这是蔡元培返校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在9月20日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诚”，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的能力”和“自动的精神”，但他的重点则在强调“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并围绕这个重点大谈“研究的兴趣”“纯碎学理的文理科”“服务社会的习惯”等问题。这番话在平日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在斯时斯地，却有一层特别的含义，有鲜明的针对性。
第452章 北大不是世外桃源
五四运动对蔡元培本人的影响也很大，运动前后他在观念和言行的许多方面也有不小的变化。如果说，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是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为口号，表面上对新旧不偏不倚而实则维新的话，那么五四之后的蔡元培则非常旗帜鲜明地站在新的一方，并与旧势力摊牌了。
如1919年3月，蔡元培在答林纾对北大“尽废古文，专用白话”的诘难时，费了很多篇幅，举了许多实例，详证北大并没有“尽废”和“专用”。也就是说，对古文和白话的优劣却并未表示态度。而到了运动之后的11月，他在公开演讲中则历数白话文的种种好处，并断言白话文将来“一定占优胜”。
他于1920年4月1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
至于猛兽，恰好如军阀，“孟氏引公明似的话：‘庵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把“洪水”比作新思潮，把“猛兽”比作军阀政客，“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如此鲜明的言论，他在五四之前也是不多见的。
五四运动也鼓舞了蔡元培。他在五四之后，非但没有停下对北大改革的步伐，而是借助五四运动的东风，或者深化已有的改革，或者发起新的改革，使得五四运动的成果在北大的改革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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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继续完善“教授治校”制度。
鉴于运动期间因其辞职而引起的动荡，蔡元培切身感受到将全部校务系于校长一人的危害，他复职后多次强调：“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返校伊始，他便提出要完善校内管理体制，使之不能因那一个校长的去留而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转。当年11月，他主持制定《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提高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权重，进一步突出“教授治校”。提出组织行政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日常校务。
进校不久的蒋梦麟受命通盘规划，具体实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负责组设总务、教务两个职能部门，并聘请各系教授充任财政等专门委员会，使北大的“教授治校”越发完善。
此后，蒋梦麟作为学校的总务长，成为蔡元培在北大最为倚重的助手，每次他离校，都是蒋主持校政。
1923年6月，蔡元培曾向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提议：由八校教授会公推一个董事会，“负经营八校之全责”，而各校校长则“先由各本校教授会公推，再由董事聘请，不复受政府任命，以保独立之尊严，而免受政治之影响”。这个提议的核心，是由公推的董事会代替政府来行使管理大学之“全责”。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这个提议胎死腹中。
其二是继续加强学生自治。蔡元培充分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自动精神”及其“自信”，因此在五四之后，他愈加注重学生的自治。11月他支持学生会通过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认可学生会有更大的自治权力。同时，他以更大的力度鼓励和扶持学生的各种社团，如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蔡元培都尽最大努力予以包容和扶持。
他对学生会创办的平民夜校倾力犹多，原因也与五四运动直接有关。这场运动由最初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蔡元培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民众教育的重要性。他倾力扶持平民夜校，实乃既把它当作学生自治的重要组织，又当作教育和唤醒民众的重要途径。
在此期间，蔡元培做了一件更惊世骇俗的事是，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
1919年5月19日，20岁的邓春兰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春兰上蔡校长书》，主张女性应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要求北大率先接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班。
她在这封信中写道：“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主张男女平等。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春兰愿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邓春兰有这样的见识，得益于她的父亲、民国教育家邓宗的培养。邓春兰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她和两个姐姐一样从小就在父亲的支持下不用缠足。1911年高小毕业后，她又随父到兰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不少进步书刊，毕业后在兰州一所小学任教。
尽管蔡元培等进步人士曾多次提出男女教育平等的主张，但当时北大尚未招收女生。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的邓春兰想要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于是选择致函北大校长。不巧的是，蔡元培刚刚于5月9日愤然辞职，返回绍兴老家，因此未能在第一时间读到这封信。
等不到回信的邓春兰，6月份又写了一篇《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她以西方国家作为参照，主张中国女性在教育、职业、政治权利上应与男性平等；倡议在大学附近为女性创办补习班，帮助受教育水平不足的女性通过努力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她将这封“同志书”连同给蔡元培的信一起发给新闻界。1919年8月3日被北京《晨报》发表，很快获得上海《民国日报》以及英、法人士所办报纸等多家转载，引起社会关注，也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在邓春兰的带动下，多地教育团体和女青年们也开始呼吁要求大学解除女禁。
这一年的9月份，蔡元培返回北大复职。看到了邓春兰的来函以及社会各界的呼吁，随后于12月作出回应，表示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
1920年2月，北大先后招收了九名女性旁听生，邓春兰是其中之一。到了当年秋季招生时，蔡元培将九人全部正式录取，其中邓春兰入读哲学系。北大首开男女同校先河后，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竞相效仿，使得更多女性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对此，有人曾责问蔡元培：“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示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三言两语，于轻描淡写之中，智慧和巧妙的避开了传统的束缚，开创出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
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界呈现出更加自由、活跃的局面，各种思想广为传播，各类团体争先涌现。蔡元培照样是“兼容并包”， 于是北大张开大海一样的胸怀。
胡适、陶行之等，簇拥着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四处讲学而久居北京。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 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约翰?杜威在学术生涯中，曾先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任教，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杜威一生推崇民主制度，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互补性，民主思想是他众多著作的主题。与此同时，他也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改革者之一。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创立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Uy of Chicago Laboratory Schools）作为他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其太太担任学校校长。
杜威的思想，曾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到访中国，亲身见证了五四运动，培养了包括胡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国学大师和学者。
2006年12月，美国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将杜威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40名。
信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李大钊从1920年起任教授，其新颖的政治经济学史学理念开始流行于青年之中 。
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的一代文豪鲁迅，正式受聘于北大，在北大讲台宣讲他的独步文坛的中国小说史。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走出四川盆地来到最高学府，继续点评他的先秦诸子。
就连从官场上被迫退下来而转向学术研究并成果不斐的梁任公，也时常来北大校园登台演说。
……
这时候的北大可谓是真实的百花齐放。
第453章 从未被人忘记
然而，北大不是世外桃源，方方面面的人都关注着北大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男女同校，更是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感。
此时，正值直皖大战结束不久，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直、奉两系取代了皖系控制了北京的政权。
一次，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宴会上，直系的首领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在谈话中竟然突然说起了蔡元培。
张作霖说：“四哥，您注意哪个姓蔡的了吗，闹得太不像话了，还搞起男女同校，成何体统？”
曹锟说：“亲家，您说的是蔡元培吧！是不是得把他看管起来？”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故意是让更多的人听到。
和徐世昌这样的文人，甚至和段祺瑞这样的武人，有时还是可以讲讲理的。因为他们总要顾及一下社会影响，知道什么事情能干，什么事情不能干，或者说一般情况下做事还能有底线。但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人是不一样的，犯起混来可是无所顾忌，甚至为所欲为。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李石曾等人通过政.府和学界中的朋友积极运作，北京政.府决定派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意在使蔡元培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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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蔡元培告别北大师生，陪同杜威和到华不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应邀赴湖南长沙进行学术讲演。此期间，蔡元培也就文化、美学和教育等，先后发表了七次演说。
一个月后，他便踏上赴欧美考察的漫长旅程。
蔡元培于11月24日乘法国“高尔地埃”(cordilLere)号轮船自上海出发，1920年12月5日航行到新加坡。
对此《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周刊》做了详细报道：
“本月初五日蔡孓民先生偕陈大齐、张崧年、徐彦之、刘清扬、王新亚、李光宇、夏循垍、刘运筹、陶尚剑诸君，乘法船高尔地埃，于清晨七时抵驻本坡。端蒙学校校长沈朝阳先生、道南学校校长形延祖先生及本校涂校长，均同时赴船埠迎接，晤蔡先生略淡，遂知该船于本日下午四时，即须启促，于是将其欲办各事，一一商定而接次行之。
“兹将是日经过各事列下；八时至九时，至林君义顺店中小坐，晤各商家。十时至十一时，游本坡风景佳处。十二时至本校午膳(素食) 。时参观本校，并与同学作十分钟谈话(所谈之话另录)。一时三十分，赴道南、端蒙、启发、中学四校欢迎会。会场假道校食堂。本校童子军十五人，及道南童子军五人，任维持秩序、招待来宾之责。道南教员夏应佛君、养正教员陈安仁君任记录。
“布置即定，本校校长涂先生略为介绍，蔡先生遂登坛演讲约一时二十分乃止(其演词另录)。听者均鼓掌不已。其中对于健全人格，及女子须受同等之教育，尤为注意焉。三时茶会。三时三十分摄影。四时船乃启碇，送者约三十余人。是日经过各事，均能照预定者行之。蔡先生在本校参观时，语多称赞，见校中校训‘明智力学爱国乐群’八字，似有深感，随书‘乐群’二字以赠本校。吉隆坡尊孔学校长周君南君，系其高足，此次因病未能来叨欢迎。蔡先生询问之余，亦行赠四字。”
据此可知，蔡元培访问新加坡“华中”，实为旋风式的顺访。上午7点抵港，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等偕端蒙、道南等校校长前往迎接。蔡元培先去访问林义顺，林既是华社领袖，也是接任陈嘉庚的华中董事长；接着游览新加坡。午餐后蔡元培访问尼文路的南洋华侨中学，在道南、端蒙、启发、华中四校欢迎会上发表《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然后下午4点启航。在新加坡总计逗留九个小时。
为什么刚成立一年的南洋华侨中学，能够邀请到蔡元培这样的学界巨擘来发表演讲？
首先是鉴于华侨中学在南洋地区的特殊地位。“华中”是华侨自力更生在南洋创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在创立“华中”时，高屋建瓴地打破地缘畛域，将学校定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在《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中明确指出：“新加坡为南洋孔道，英荷各埠，航路交通，所有父兄伯叔，亲戚朋友，商务关系，耳目最周，经费既无虑浩繁，寄托亦有抚任”
“华中”向包括英殖民地马来亚联邦和海峡三州府、缅甸、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群岛、法属中南半岛的安南、和暹逻王国等地的所有南洋学子张开怀抱。华中不仅是华风远被的南洋华文教育的里程碑，而且也是本区域启智兴邦的华文教育最高学府。
蔡元培在访问时与华中同学促膝交谈，对华中学子在南洋经济社会等领域即将发挥的重要影响，给予高度期许：“诸位是南洋青年的中心点。那样叫做中心点呢？就是责任最重大，人人都拿你来做模范，做中心归束点。你好，人家也跟你来做好；你坏，人家也跟你去做坏。你一举一动，都与社会的好坏有莫大的关系。比方南京学校的中心点，就是高等师范；北京学校的中心点，就是北京大学；而南洋学校的中心点，自然是南洋华侨中学。”
蔡元培将华中与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后更名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并列，由此可窥见华中在南洋华社的位置。
其次，晚清以降至民国，中国越来越注重侨务。清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遣洋出国，外派使臣，途径新加坡时都会登岛访问。“而且中国政府对华侨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到南洋视学者不绝于缕”。
在华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蔡元培的学生——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前来南洋视查，并与陈嘉庚先生结缘。华侨中学作为侨校，是中华民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其招生简章明确“一切学科悉照（中国）部章规定为专门教育之预备，限四年毕业。”
蔡元培作为中国杏坛领袖，途径新加坡时访问当时南洋最高学府，也属情理中事。
另外，蔡元培与当时华中的创办团队及校长也多有私谊。蔡元培与陈嘉庚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与力行者，1920年陈嘉庚拟建厦门大学，特意邀请蔡元培作为创办厦大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嘉庚返回厦门后，华中继任董事主席林义顺与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元老。
前来迎接蔡元培的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是黄炎培推荐而来，黄炎培与蔡元培既是师生，又是“教育救国”的生死道义之交，而涂开舆则是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与蔡亦有往来。
蔡元培本来性格就“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所以尽管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应邀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谆谆教诲，嘉惠南洋莘莘学子。
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于1920年12月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表在《教育杂志》第13期第1号上。这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与女性教育等。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这篇演说词的基轴，《教育杂志》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命名这次演讲。蔡元培之所以以此为演讲主旨，他在演讲开头就予以说明：“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
原来，华中1919年3月创校后，先开办普通科；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础上又开设商科。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基石。1917年黄炎培继起，把“实利主义教育”改为“职业教育”，建议在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嘉庚也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振”的主张。华中校长涂开舆原为南京暨南学校的学监兼教员，经黄炎培推荐前来新加坡，深受黄炎培影响。陈嘉庚主张学校设置学科和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所有才会在华中开设商科。
身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蔡元培认为兴办“有用之学”必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职业教育作为“有用之学”，既要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蔡元培在这篇演讲稿中，一方面认为在南洋倡办商科是必须的：“这里（新加坡）有了小学，渐觉中学的不可少。办了普通教育，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南洋是富于实业的地方，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大多数从工事人手以创造家业。不过发大财成大功的，都从商务上得来。商业在南洋，的确很当注意的，这里的中学，就应社会的需要，而先办商科。”
另一方面，他认为南洋仅发展商科是不够的，还应该促进科学发展，推广农业、工业等职业教育。“照现在的社会看来，商务的发达，可算到极点了，以后能否保持现状，或更有所进步，这都不能有把握。万一退步起来，那么，急须从根本上补救。像研究农业和开工厂等，都足为经商的后盾，使商务的基础，十分稳固，便不愁不能发展。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不妨分头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条路。”
此外，蔡元培还认为，职业教育要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先从普通教育抓起。“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子，内分教室、寝室等，各有用处；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要起盖房子时，必将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星将成，才发现地基不稳，才想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不同类，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普通教育是打基础的，职业教育是分专业讲技能的。职业训练能够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但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 使学生日后能够接受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世界教育史上关系复杂，无论华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还是蔡元培提出的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通教育为基础，都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第454章 最为迫切的问题
蔡元培在《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中，也用较大篇幅谈到人格教育问题。人格教育是蔡元培用毕身的精力去探索和实践的主题。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变得“有用”，更是要让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
蔡元培的“健全人格”的内涵是：学校只有在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四个方面“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使受教育者在德与智、身与心、体与能诸方面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培养塑造新一代人健康人格，实现强民富国。在他看来，人格“四育”中，体育居和谐人格之首，智育为和谐人格之基本，德育是和谐人格之中坚，美育能自由发展个性。
如何才能实现人格教育呢？蔡元培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人格“四育”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
首先教学需要从人性的特点出发，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最好叫学生以己意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像儿童本喜自由游戏，有些人却去教他们很繁难的舞蹈，儿童本喜自由嬉唱，现在的学校内，却多照日本式1234567等，填了谱，不管有无意义，教儿童去唱。这样完全和儿童的天真天籁相反。”
其次老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学会探索性习。“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
再次，学生要自觉开出自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生方面，也应自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则一切均须自助才好。”
蔡元培“人格教育”对当今教育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无论是宏观的“全人教育”、“素质教育”和“21世纪复合型人才培养”，还是微观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都不难找到与“人格教育”一脉相承或异曲同工的因素，由此也可以窥见其教育思想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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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演讲中也呼吁倡办女子中学。
他本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1902年冬天,以他为会长的中国教育会开办“ 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 的爱国女学，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利，最终实现男女平权。1912年在他的主持下北洋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宣布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实行男女同校。
新加坡早在19 世纪上半叶就出现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1844年殖民政府也设立莱佛士女校，20世纪初，华文女子教育开始出现，先后涌现出中华女子学校、南洋女校、崇福女校、南华女校等，但是华文女子中学却发展滞后。
由于南洋华侨中学定位为男校，所以蔡元培振臂高呼：“这里的学校，固已不少，但可惜还没有女子中学。刚才在中学时，涂先生也曾提及这一层。我想男女都叫教育的，况照现在的世界看来，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过我国男女的界限素严，今年内地各校要试办男女合校时，有许多人反对。若果真大众都以为非分校不可，那就另办一所女子中学也行。若经问题上，不能另办时，我看也可男女合校的。”
正是得益于包括蔡元培等人的奔走呼号，1930年南洋女学改名“南洋女子中学校”，新加坡才出现女子中学。这为后话。
“作为中国教育界的卓然宗师，蔡元培访问华中，尽管来去匆匆惊鸿掠影，但是他对华中师生的教诲与期待，不啻影响一代南洋学子，惠及杏林。在演讲中他对普通教育于职业教育的精辟分析、对人格教育的湛深解读，对女子教育的振臂高呼，内容博大，目光前瞻，已沉淀为华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泽被杏林。”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百年史上，曾经荣幸邀请到一批批各国知名人士到学校参观、访问，发表演说。
但是，成立之初的1920年12月5日，接待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成为他们最看重的事。
蔡元培在华中发表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在这里被誉为“蔡元培教育名篇”，在中国和新加坡教育史上都影响深远，至今仍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蔡元培故去已有大约70年，但他留下的思想却在新加坡土地上生根发芽，从未被人忘记。
1920年12月27日，蔡元培一行人抵达了法国。
1921年1月，对于蔡元培是个黯淡的日子。
蔡元培夫人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识字又精通书画，为一大才女。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黄仲玉放弃了自己的书画爱好，致力于照料丈夫，抚育子女，操劳家务，终致积劳成疾。
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时，黄仲玉就已经身体不好，但为了不拖累蔡元培行程，她住进了北京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11月，蔡元培到法国后，发电询问黄仲玉病情．但迟迟没有得到答复。直到1921年1月9日蔡元培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朋友来电，才知道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
“呜呼！仲玉，竞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如何耶！
“我与汝结婚之后，屡与汝别，留青岛三月，留北京译学馆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后，留南京及北京阅月，前年留杭县四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与汝欢聚者不过十二三年耳。呜呼！孰意汝舍我如是其速耶！凡我与汝别，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归汝病剧，及汝病渐痊，医生谓不日可以康复，我始敢放胆而为此长期之旅行。岂意我别汝而汝病加剧，以至于死，而我竟不得与汝一诀耶！我将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为我料理行装，一切完备。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采购，汝所整理！处处触目伤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我不知汝临终时，一念及汝死后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伤悼，稚女、幼儿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汝时时在纷华靡丽之场，内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间欲为汝购置稍稍入时之衣饰，偕往普通之场所，而汝辄不愿。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呜呼！我之感汝何如，而意不得一当以报汝耶！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
“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养，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唯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汝病剧时，劝我按预约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于死，常祈速死，以免误我之行期。我当时认为此不过病中愤感之谈，及汝小愈，则亦置之。呜呼！岂意汝以小愈促我行，而意不免死于我行以后耶！
“我自行后，念汝病，时时不宁。去年11月26日，在舶中发一无线电于蒋君，询汝近况，冀得一痊愈之消息以告慰，而复电仅言小愈；我意非痊愈，则必加剧，小愈必加剧之讳言，聊以宽我耳，我于是益益不宁。到里昂后，即发一电于李君，询汝近况，又久不得复。直至我已由里昂而巴黎，而瑞士，始由里昂转到谭、蒋二君之电，始知汝竟于我到巴黎之次日，已舍我而长逝矣！呜呼！我之旅行，为对社会应尽之义务，本不能以私废公；然迟速之间，未尝无商量之余地。尔时，李夫人曾劝我展缓行期，我竟误信医生之言决行，致不得调护汝以蕲免于死。呜呼！我负汝如此，我虽追悔，其尚可及耶！
“我得电时，距汝死已八日矣。我既无法速归，归亦已无济于事；我不能不按我预定计划，尽应尽之义务而后归。呜呼！汝如有知，能不责我负心耶！汝年爱者，老父、老母也，我祝二老永远健康，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我也，我当善自保养，尽力于社会，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威廉（蔡元培的女儿——编者注）也，柏龄（蔡元培的儿子——编者注）也，现在托庇于汝之爱妹，爱护周至，必不让于汝。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的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以副汝之爱。呜呼！我所以慰汝者，如此而已。汝如有知，其能满意否耶！
“汝自幼受妇德之教育，居恒慕古烈妇人之所为。自与我结婚以后，见我多病而常冒危险，常与我约，我死则汝必以身殉。我谆谆劝汝，万不可如此，宜善抚子女，以尽汝之母之天职。呜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竞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劝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后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复易尽；死而有知，我与汝聚首之日不远矣。
“呜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唯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后来，这篇情意悲切真挚的祭文在社会上传播一时，被选入当时全国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作为范文。
第455章 蔡元培的憾事
蔡元培此次赴欧美考察，固然是为躲避危险而促发，但当时学界也确有好多事情需要他到国外处理。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均发生一定变革，对此加以考察，对国内五四运动后的文化建设是很必要的。
其二、学界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后，各国反应不一，需要蔡元培这样的有力之士大力推动。
其三、北京大学计划营建新图书馆，海外募捐是资金的重大来源。
其四、邀请海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或者来北大任教。
等等。
不过，在所有的问题中，最为迫切的还是留法勤工俭学面临的问题。
前面说过，为了鼓励中国青年到法国学习，李石曾与蔡元培等已经付出了多年的努力。1912年他们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2至1913年间他们送走100多名中等家庭的俭学生前往法国，超过以往官费生的总数。
1915年，李、蔡等人又在巴黎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联合法国友好人士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7年，蔡、李二人回到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与在法国的相应机构呼应。极力主张“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引导大批有志青年特别是贫寒子弟走出国门认识世界，在中国首创平等的、大众的留学路径，努力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
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号召传遍全国。特别是第四批起，出发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赴法求索真理以救国的热血青年人数大增。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自中国18个省，除多数是中学生以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生、教师、工人、商人，以及在政界任职者和退伍军人等。
到法国后他们大多要工读兼顾。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就读的学校有30余所，做过工的工厂有60多处。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论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造就了一批栋梁人才。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政界领袖及要员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等；翻译家李健吾、作家盛成等各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引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
一百年前在上海欢送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之时，当时参与创办发动此运动的吴玉章先生发表演说，阐明留法初衷：“现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学及此次世界和平会议，皆在法国，诸君前往，不但能学得物质上文明，并可养成高尚的理想，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限量。”
留法勤工俭学在一战期间，法国劳力缺乏，即很容易找到工作“勤工“，又可“ 俭学”，可谓正逢其时。但是，一战后法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经济萧条。致使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陷入了困境。
1920年6月后，大批的军人复员找不到工作，法国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
俭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处境及其艰难，只能依靠法华教育会救济。教育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财力自然很有限，无力承担如此重的负担，这便使得教育会和学生的关系日益恶化。
同年7月，蔡元培和李石曾连发两封电报，嘱教育会挪用正在筹建的中法大学的经费用以维持学生的基本生活，但这些经费也是很有限的。8月，又派高鲁赴法处理勤工俭学的事务，高到法后便全面改组了法华教育会，成立学生事务部。但这样做治标不治本，俭学生们需要钱来生活，而此时的教育会已两手空空。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蔡元培来到了法国。他的到来，在那里的人们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唯有斯人”。然而，蔡元培此行，他只带来一笔须转交湖南学生的湘省的捐助款，别无任何救助资金。
而此时，法华教育会的财政已经频临破产。从1920年11月到翌年1月，三个月平均每个月经费开资增加四倍多，贷款已增加三倍多，教育会负债已高达六十余万法郎。
面对如此情况，蔡元培能有什么办法？连日里，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于1月12日和16日，分别以会长名义，发布两个公告。
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对于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求帮助。
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只维持到2月底为止。
对此，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在巴黎参加学生善后委员会，因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失业时有存款于华法教育会，及失业者多，皆向会求助，会中款拙。即暂挪学生存款作挹注。积久，不但求助者无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纠纷。现委员会议决，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过问学生经费事。”
“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对于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来说，应当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俭学生和勤工俭学生可不这样看。两个通告一出，立刻引出俭学生和法勤工俭学生的强烈不满。
如周enlai在当时的旅欧通讯所说：“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
可以说，蔡元培这一生，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更遭青年学生非难诟病的了。
留法学界对两个通告的态度，大体为以下几种：
其一、强烈责难。认为蔡元培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种观点者大多是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同情者。
其二、认为处置失当。周enlai就曾提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他们的精神虽可嘉，但“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策，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
其三、无所谓。这派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理应摆脱对华法教育会的依赖，蔡元培的布告，不过是把事情挑明。
赵世炎言道；“现在根本动摇，就是没有忠于勤工。”
李立三则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还需勤工俭学生自家猛醒，共同补救。”
这些人大多是在工厂勤工俭学较有成绩者。
其四、能够理解。认为蔡元培此举。“纯系经济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付危局，“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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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蔡元培代人受过。
如张东荪所说：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俗语所谓拆了这样的大烂污，则主其事者不能不负责任……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去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
客观的讲，蔡元培的两个通告，在华法教育会频临破产之际，或早或晚是早晚要做的事，蔡元培不做也得有人去做。
华法教育会做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毕竟不是个经济实体，没有收入来源，也就没有经济承担能力，其能力肯定很有限。勤工俭学生将此当作经济上的依赖，或者对其有很高的期望肯定是不现实的。
但另一方面，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当法国形势突变，在勤工俭学生遭遇极度困难之时，简单的和勤工俭学生脱钩，让那些在异国他乡的学子们自生自灭，也未必是明智之举。
蔡元培在发出两个通告后，于1月25日，曾应学生代表的邀请，在巴黎共同商议善后办法。此后，他又与驻巴黎总领事缪世功、留欧学生监督高鲁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告留法学生现状，吁请各省“从速设法汇银接济……并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俭学生，否则，万无办法”。
与此同时，他将他带来的湖南捐助款，转交给徐特立、汤松等代表，还积极出面与法国劳动部门接洽，发动法国朋友从中牵线，尽可能帮助勤工俭学生就业。也尽力筹措少量资金，对那些特别困难者提供些许补助。
也就是说，虽然华法教育会已与勤工俭学生脱钩，但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的同仁们还没有完全地放弃自己的责任。
当然，至此，热热闹闹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也就因此而落下帷幕。对于留法勤工俭学，蔡元培算是始作俑者，也算是终结者。
应该说，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是怀着寻求真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梦想前往法国的。虽然一战后的法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都很艰苦。
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依然努力寻工做工、补习法文、学习知识、认识社会。在法国的工厂学校，他们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知识技艺。在与法国工人、学生的相处中，也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留下友谊的印记。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则在法国实地研究考察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为进行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寻找道路。
第456章 收获颇丰
在欧洲，蔡元培滞留了五个月，以在法国的时间为最长。他曾先后游历了瑞士、比利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原拟是要去丹麦的，因遭遇海员罢工，未能成行。
这一期间，他走访了包括巴黎、柏林、牛津、剑桥等在内的几十所大学，详细考察这些学校的传统、办学特点、管理体制及专业设置等情况，可谓收获满满；他对法国的大学区教育体制特别感兴趣。
在英国爱丁堡的一次演说中，他发表感想说：国内正在倡行地方自治，采用法式大学区制，可以解决各省地方教育的提高和管理问题。不过，法国大学区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校长一人，拟应该作变通，设立评议会统揽其权。这一认识，是蔡元培日后在国内进行大学区实验的思想基源。
为提高教育行政管理效率，拿破仑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教育领导体制。1808年设立的帝国大学，成为全国最高的教育领导机构，大学首脑称总监，由拿破仑直接委派；同时将全国分为27个“大学区”，设学区总长，由总监任命。大学区制的特点：教育管理权力高度集中；全国实施学区制管理；开办任何学校机构必须得到国家的批准；一切公立学校的教师都是国家的官吏。法国的大学区教育体制，奠定了近代法国教育制度，并深深影响着法国的现代教育。
在此期间，蔡元培还与西欧各国的知识精英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3月8日，他偕李圣章，访问了坐落在巴黎的镭锭研究所，会晤了居里夫人。
在1921年3月8日的日记中，蔡元培详细记述了拜访居里夫人的情形。
这一天早晨，春寒料峭，蔡元培与北大教授、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一起，沿着美丽的塞纳河来到巴黎大学，穿过几条浓荫大道，找到了镭学研究所。这是一幢由巴黎大学与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建造的学院式白色建筑，门柱石壁上镌刻着一排漂亮的法文字母:“镭学研究所——居里楼”。
居里夫人的秘书先引导蔡元培参观镭学研究所的居里实验室。实验室比较简陋，里面装有特制的扩声机，不时传出镭质的“跃散之声”，这给蔡元培留下深刻印象。
一见面，蔡元培深为居里夫人的美丽和“朴质诚恳”所感染。居里夫人身材修长，身着黑色长裙。手上有一些盐碱的烧痕，一头金发盘在头顶，露出高高的额头。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又淡泊的神情，那双微微内陷的蓝色大眼睛，让人觉得能看透一切，看透未来。
居里夫人对远道而来的蔡元培十分热情。一番问候之后，蔡元培便用法语向居里夫人介绍说，中国对各种新文化、新科技十分渴望，这次慕名而来，就是想聆听她的教诲，并希望她能到中国访问。蔡元培还介绍，这段时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集大成者杜威和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就在中国讲学，受到了热烈欢迎。
居里夫人对中国热情邀请外国学者去访问交流的做法深表赞许。她还询问蔡元培:“中国与欧洲不同，没有战争，一定可以把多数的财力用在教育和学术研究之上吧？”
居里夫人痛恨侵略者，小时候，她的祖国波兰被沙俄侵占，从青年时代起就远离祖国到法国求学。当时，爱好和平的居里夫人可能对中国局势不太了解，不知道中国也正在军阀混战、内战不断。蔡元培无言以对，只好点点头。
居里夫人接着又建议:“中国也不能没有类似试验研究镭锭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假如设在北京，环境肯定比较清静，不像巴黎那么嘈杂而多烟尘。”
看来，居里夫人对自己的试验室不太满意，可就在这样的实验室里，她完成了有关放射性研究的论文500多篇。
当时，蔡元培已经了解到居里夫人要去美国访问，想邀请居里夫人来中国，所以就关切地问:“夫人您什么时候去美国呀？”
“在今年暑假里，已经定下来了。”居里夫人回答。
蔡元培急切地说:“我们专程来邀请您到中国访问。您能否在访美之后，到中国去讲学？”
居里夫人遗憾地说:“暑假里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今年可能去不成了。”但她又接着表示很愿意去中国:“以后的暑假里，我会安排到中国。”
“我们盼望您早一天来中国！”蔡元培热情邀请道。
通过这次拜访，居里夫人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令蔡元培十分感动。
虽未能成功邀约居里夫人访问中国，但蔡元培依然十分关注居里夫人的科学事业，对其伟大发现也有极高评价。
1929年3月8日，蔡元培在《三八妇女节演说词》中，大力倡导“男女平权”，认为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上所发挥的作用与男子“不能相等”，尤其感慨:“在高等教育上，如法国居利(里)夫人的有若干人？”
1932年8月，蔡元培在《申报》月刊发表的《六十年来之世界文化》一文中指出:“在科学界，物质不灭之信条，久为学者所公认；然自一八九八年居利(里)夫妇发现镭锭以后，因其放射的作用，而有原子崩溃说；于是知‘不灭’之说，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由于时常受到放射性元素的侵袭，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不幸患恶性贫血症与世长辞，把生命贡献给了这门科学。
闻此噩耗，蔡元培十分悲痛。1934年7月8日，他用法文致唁电以示悼念:“巴黎大学校长先生:惊悉居里夫人逝世，谨代表中央研究院致以悼忱！深感她的逝世是法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敬请代向其家属致意。蔡元培。”
1921年3月16日，蔡元培访德期间，在当时留学柏林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北大物理教授夏元瑮陪同下，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示他将访问美国，当时不能到亚洲，但乐意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
在柏林留学的北大教员朱家骅代表北大继续与爱因斯坦商讨，希望爱因斯坦来讲学一年。爱因斯坦说，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出访的下一站。
1922年3月，上任不久的驻德公使魏宸组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将应邀访问日本，愿意途中访问中国半个月，询问条件。爱因斯坦还为此事走访了中国领事馆。
3月21日，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说魏公使不知道他们之前的交流，北大希望爱因斯坦来讲学一年，并提醒爱因斯坦，他曾说过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出访的下一站。又询问爱因斯坦将去日本多久，希望他先去北京。还说中国学界将热烈欢迎他，但是会遗憾他只来两周。
25日，爱因斯坦回信表示，以前提出的日期与其他事情冲突，建议的酬金也不够，现在日本已用充足资助邀请他访问四个星期，在此情况下可以再来中国两个星期。他不知道日本方面是否坚持他先去日本，但是希望如此，因为冬天中国比日本暖和点，而访问两国计划是从11月中旬到1月初。
日本首先给出了合适的条件，因此某种意义上有优先权，尽管中国的邀请在先。
爱因斯坦最后写道：“我迫切希望能够与您达成您完全满意的协议，从而能亲眼目睹东亚文化的摇篮。”
4月8日，蔡元培通过驻德使馆回复爱因斯坦，表示热烈欢迎，承诺北大将提供爱因斯坦在北京的食宿以及每月1000中国元。魏宸组当天就致函爱因斯坦，转达蔡元培回复。
5月3日，爱因斯坦回复魏宸组：“有些国家所给条件比北大高得多，其中有一些，比如美国的几所，已经付出酬金了。如果接受北大的条件将对这些国家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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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表示愿意访问北京大学两个星期，作几场演讲，要求北大支付1000美元报酬，以及承担他夫妇从东京至北京、再去香港的旅费，以及在北京的旅馆费。
因为北京大学的财政困难，蔡元培在取得梁启超的承诺支持后，电告魏宸组：“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7月22日，魏宸组致信爱因斯坦，表示北大接受了他的条件，并将爱因斯坦提出的条件详细复述。还说“北大校方因为能在北京欢迎您而高兴。”
7月24日，爱因斯坦回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乘坐“北野丸号”抵达上海，14日下午3点离开上海，11月17日到达日本神户。
第一次途经上海时，爱因斯坦说七星期后来中国正式访问，应邀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演讲，如有时间，也将在上海演讲，包括在圣约翰大学。
1922年12月17日，爱因斯坦给夏元瑮的回信：“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像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止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 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
5天之后，爱因斯坦又收到蔡元培的信。
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时，蔡元培没有与他联系。
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后，蔡元培就开始为这封信收集多人的签名，12月8日发出此信：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次约。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爱因斯坦12月22日回信：“虽然极愿意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重大的苦痛。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的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尽管蔡元培付出了千辛万苦的努力，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
第457章 谋求教育独立
在德国考察期间，受梁启超的委托，蔡元培还拜访了著名的哲学家奥伊肯，并通过张君劢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联系，敦请这两位学者访华。后来，奥伊肯自己确有困难，推荐了杜里舒来华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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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伊肯，生于德国东弗里西亚奥利希城一个邮局管理人家庭，母亲是传教士的女儿，虔信宗教。奥伊肯自小便喜欢深思人生，酷爱读书。1863年入哥廷根大学，一度去柏林大学学习，主要兴趣是古代哲学和历史，特别喜欢亚里斯多德。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1871年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1874年任耶拿大学教授，直至1920年退休。40多年中，每天黎明前在河边林间空地讲学，深受学生欢迎。其间，曾以交换学者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
奥伊肯的主要著作有：《近代思想的主潮》（1878）、《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为中的统一》（1887）、《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1896）、《宗教之真理》（1901）、《一个新人生观的基本路线》（1906）、《人生的意义与价值》（1907）、《认识与生命》（1912）、《当代伦理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1913）、《奥伊肯论文集》（1914）、《人与世界──生命的哲学》（1918）、《人生回顾》（1920）等。他的著作文字晓畅易懂，毫无康德、黑格尔式文体的晦涩，洋溢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热情。
1908年，为了“表彰他对新知地热切探求、思想的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许多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杜里舒（外文名Hans Driesch，1867～1941年），德国人，生机主义哲学家
生机主义哲学又称为生机论、活力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等国流行的一种哲学观点，属于生命哲学的一种。
这种哲学观主要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利用生物学、生理学等科学发现来论证其观点。生机论主张生物自身的发展、变化并不受物理、化学原则的支配，而是因为生物体内部有一种自主自在的动力，这种动力自由释放、不可度量，是非理性的。
与之相对的机械论则主张生物的生、老和繁殖等现象，像机械一样受自然界的物理、化学原则支配。杜里舒利用实验生物学的方法，以不可验的动力说明生物自身具有特别的自主性，提出了形而上学的生机论，即新生机论。
他在《生机论之哲学》的演讲中，以三个生物自主律的证明，提出了生机论最有力的证据，
第一，杜里舒通过试验发现，在海胆卵分裂过程中，任取其中的一个细胞或者将其细胞扰乱，都能发展成为一完整的幼虫。他认为这是因为“每一细胞都有发展成一生机体之可能”。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平等可能系统”。杜里舒把生物学上的这种现象升华为一种哲学理论，提出了他的生机哲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从生物的发生来看，任何生物体最终都是由一个细胞分裂发展而来的，这个细胞经过无数次分裂而终于形成一复杂的生机体。机器不能经多次分裂还是一完整的机器，所以生物的遗传与发生不能由机器说解释。
第三，他认为“行动的特点，第一靠他的历史的基础”。他解释说，以前的刺激和事实便是历史的基础。关于历史的基础方面，不只人有，动物也有，机械论对此无法进行解释。
1922年10月14日，杜里舒偕同夫人乘船抵达上海，其后杜里舒在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天津等地进行巡回演讲（至1923年6 月）。其讲演稿由张君劢、瞿世英等翻译和整理出版了《杜里舒演讲录》（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留在南京大学（时称国立东南大学）授课一学期，开出“生机哲学”、“哲学史”、“欧美新近哲学思潮”等课程。
此次欧洲之行，对蔡元培来说，可谓是对欧洲人文传统和近代文明的一次巡礼。他参观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机关、设施、名胜、景观，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加全面具体的了解。他瞻仰了卢梭、黑格尔的故居，参观了拿破仑一世的纪念馆。又一次重游了莱比锡，再次光顾了歌德写作《浮士德》的奥爱布赫小酒馆，也漫游了古气森森的庞培城和古罗马时代遗留下的建筑群，有幸饱览了梵蒂冈教皇宫内的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艺术杰作。
与此同时，他也广泛领略了近代科技的辉煌成果。曾非常有兴致地参观了巴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语音实验设备，走访了六O六发明人欧立希的研究所，还现场直观体现先进医疗技术的复杂手术。
保罗?欧立希是一名年轻的德国医生，为了有效杀死细菌并且减轻患者痛苦。在他的老师科赫首创的“细菌染色法”的提示下，经过长期的试验，最后通过对一个名叫“阿托西”的治疗非洲锥虫病的药物进行结构改变，终于在1909年的春天，他研究的“阿托西” 六O六号药剂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个药物被人们称为“梅毒的克星”。
另一方面，蔡元培也切身体会到了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特别是一位德国教授所表现出来的急切复仇情绪，给蔡元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使他深刻体会到了，《凡尔赛条约》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和民族仇恨。
想到自己和同学们曾经做为战胜国的欣喜若狂，却从没有为失败国人民的一方着想过，蔡元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到的是，战争对这个世界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激起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特别是人民之间的仇恨，有时比财产损失对这个世界破坏更大。
在异国他乡，蔡元培见到不少留学或旅居的学生和朋友，诸如傅斯年、刘半农，章行严、徐志摩、林语堂等。他的许多活动，都是这些人陪同的。
1921年6.月.4.日，蔡元培从法国乘船到了美国纽约。
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去码头迎接他，发现他只带很少的行李，没带秘书，也没带随从，竟然是孤身一人，其本身就像一位年长的留学生。他没去惊动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和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就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旅馆里。
杨荫榆看到大家众星捧月的情景，不禁感叹道：“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在那次欢迎会上，蔡元培先讲“点石成金”的故事，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蔡元培讲这个故事，用意是要启发中国留学生，学习专门知识固然重要，掌握科学方法才是关键。他说：“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老校长的这番谆谆教导，足够大家欢喜受用一生。
蔡元培是第一次踏上美国这个“新大陆”。他由东向西，遍访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重要城市，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国会图书馆、卡耐基研究院等学校和机构。与孟禄、李佳白、芮恩施等知名人士会晤。
孟禄（Paul Monroe，1869年—1947年）美国教育家。生于印第安纳州，1897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15～1923年任该院院长。是教育“心理起源论”的代表人物。
李佳白，英文名“Gilbert Reid”（1857～1927），近代美国在华传教士。尚贤堂及其报刊创办人。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美国学者、外交官，美国当时著名的远东事务权威之一，1913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蔡元培在这个新兴的国度，充分体味到了崇尚实用的学术风气。即使在“形而上”领域，也呈现“实用哲学渐超过于康德黑格尔派之观念论”的趋势。
与在欧洲不同的是，蔡元培每到一地必作讲演，总计达三十余次。演说内容大多涉及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介绍和东西文化融合的思想。也向国外华人介绍北大的改革和现状，并募集款项。
同年8月中旬，他代表中国教育部，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在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蔡元培向大会提交了《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外语》和《举行太平洋各国联合运动会》两项提案。前者主张对十岁以上小孩开设世界语课程，后者则建议太平洋地区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由各国轮流举办。
同月底，蔡元培一行人离开夏威夷，乘船回国，于9月14日返抵上海。
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做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环球旅行。他以其在教育界的崇高威望和对新文化运动的杰出贡献，受到欧美知识界的尊敬和热情礼遇。
法国政府授予他“荣光宝星”称号，里昂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荣誉学位，纽约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应该指出，蔡元培的欧美之行，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使中国的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了高层次的广泛联系，对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458章 讲义费风波
1921年9月18日，蔡元培回到北京。远行归来，环顾海内，依旧是纷争不断的武人政治和兵戎相见的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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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界经历了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大风潮，刚刚恢复平静。他的许多同志和朋友通过罢课请愿。甚至受伤流血才是促使政府发放了拖欠已久的教育经费。
在军阀主政的年月里。蔡元培深知苦撑教育残局的艰辛，但是，目睹欧美各国教育科学、文化的先进程度，出于一个教育家的天职和良知，他只能振奋自己；劝慰和勉励他人共图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
在北大欢迎他归来的大会上，他鼓励师生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苦。也不可以自行放弃天职。他甚至认为罢课“是一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其损失比‘第三院做监狱’及‘新华门受伤’还要伤害的多”。
所谓“第三院做监狱”是指1919年五四事件之后。军警大肆拘捕游行示威的学生，并将其拘禁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内。“新华门受伤”是指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为索薪在清华门，向政府请愿时被军警殴伤的事件。
从这一年的10月起，蔡元培在北大开学美学课程，并招手编写《美学通论》一书。校长亲自授课， 吸引了大批的学生。
据蒋复璁回忆：“他教的是美学，声调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听的很有味儿，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的连台上也站满了人……于是没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尽管蔡元培苦苦支撑。 但教育的现状实在是难以维持。连年的穷兵黩武， 耗占了国家的大部分收入， 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都达不到1%。即使这样，也还是得不到保障，经常被拖欠，大学教员很多的时候只能领到半个月工资。
蔡元培完成欧美考察后回来这段时间，正值徐世昌当政的后期。前边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时期，从财政上说，已经是频临破产的政.府了，教育经费的困难状况可想而知。
学校的状况是；教职员工的的半数工资都得不到保证，是购买书籍没有钱，购买仪器没有钱，购买实验用的化学药品没有钱，乃至购买一切物品都没有钱。
老师和学生人心惶惶， 都感觉到学校很难办下去了。于是，各校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是在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条件下，为教育寻求出路。
“教育独立”的主要思想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教育应独立于政党。
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主张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其二是教育应独立宗教。
教育讲究尊重个性，而宗教总是要人盲从。教育追求前进，而宗教趋于保守，尤其是教会学校借办学诱使青年信奉基督教，更是害人不浅，所以教育要摆脱宗教的影响。
蔡元培是教育独立的积极主张者。
1922 年初，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李石曾发表《教育独立建议》，主张教育立法采用议会制，教育行政采用合议制。
1922 年 2 月，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教育独立宣言书，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和教育制度独立。主张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至上说的人一般均持此观点。
蔡元培认为教育独立应该包括：
第一，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某项固定收入，专作教育经费，不能移用。
第二，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得教育的人充任，不能因政局而变动。
第三，思想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
第四，教学内容独立，能自由编辑、自由出版、自由采用教科书。
第五，以传教为主的人，不得参与教育事业。
蔡元培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具体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
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
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
这里不难看出，蔡元培在借鉴法国的大学区制。他的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教育独立的呼声虽然喊了很多年，但是只是学界的一厢情愿，终究而没有结果。
这一年的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在京津地区附近爆发。双方10余万兵力，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激烈厮杀。
为了保证学校的安全，在蔡元培推动下，组建了北大保卫团。由李四光、丁燮林、白雄远负责筹建，学生参加者达300多人。
不久前，北大刚刚举办的中断六年之久的学校运动会，重视体育和体现“知识阶层武化”的现实需求，使这个最高学府破天荒在出现的学生军。这和蔡元培民国初年提出的，军国民教育的思想倒是完全一致的。
直奉之战以直系胜利而告终。直系这个有英美等国支持的军阀集团，较之当时的皖系特别是奉系，似乎在政治上清明一些。特别是秀才出身的常胜将军吴佩孚，颇得时人的好感。 由此，直系的当权，使不少期盼政治清明的人们一度想入非非。
曾经在留学回国之初，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此时居然也第一次发表政论，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他甚至觉得此文可用为公开的宣言，便约请他的十余名本校的同仁和校外的朋友，在蔡元培的住所会商此事。
众人讨论修订后，于5月14日联名发表。这篇书生议政的文字，主张好人应当站出来参与政治，组织一个为各方面均能接受的好人政府，推行政治改革。首先实现南北议和，召集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制定宪法，进以裁兵、裁官，使国内政治逐渐步入正规。
肯定地说，这一宣言反映了欧美派知识分子和平改良现实政治的善良愿望，在当时的舆论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蔡元培肯领衔发表这样的宣言，表现了他同样对直系抱有良好的希望，也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希望国家能从不休止的纷争中走出来。
故此，当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完成了“法统重光”之后，他便电请孙中山， 中止北伐结束护法。尽管此举遭到很多南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蔡元培仍然我行我素，在他看来，他这是在顺应民意。
可以看出，在北大任职的这几年，蔡元培基本上是作为社会名流而涉足国内的政治，这也就使他较少顾及党派的身份，在思想上有很大的自由度。
这一年的暑假，国内的教育界人士齐聚济南，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第一次年会。蔡元培作为该社董事，向大会致开幕词。会议重点是讨论修改学制的问题。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者合并而成立。
当时正值中央政治腐朽、地方主义抬头、教育领域出现权力真空的时期。教育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教育社团的群体力量得以实施和进行。由于当时教育团体犹如一盘散沙，难以于全国收统一之效，此会便应运而生。
改进社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五人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九人为董事，聘请陶行知为总干事。
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推进教育调查、教育测量、科学教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社团。其成立对促进了中国教育科学化、民主化、世界化的进程，是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的。
2011年恢复重建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现有社员三百余人，已形成有志教育改进者相互切磋和激励的平台，成为非营利性、专业化的第三方智库，这为后话。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推动下，1922年9月下旬，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审议和通过学校系统改革草案等议案。
蔡元培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随后公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比起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有了很大的改进。
壬戌学制的主要特点是：①缩短小学修业年限，延长中学修业年限。②若干措施注意根据地方实际需要，不作硬性规定。③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④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⑤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
1922年制定的新学制，主要是采取当时美国一些州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六三三制”，
也就是小学年限为6年，初中与高中分别为三年。
这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了效法美国，由军国民主义教育转向了平民主义教育。但它却并非盲从美制，而是中国教育界经过长期酝酿、集思广益的结晶。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
“1922年学制”，“壬戌学制”，“新学制”“六三三学制”指的是同一个学制。
1922年《壬戌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不仅提出了“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的弹性教育理念，而且自下而上的改革，民间知识分子教育群体扮演了主角。
此次教育改革所确立的改革标准中，有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等内容。这与蔡元培平素的教育主张十分吻和，显然他为新学制的制定和实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第459章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落幕
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极其艰难而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整个的8月，他与京城的七所国立中学的校长，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做了一件事：——找政府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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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他，如果有人问他，对于一个校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是钱。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这个时候，常挂在他嘴上的话是，“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开学在即，到处都需要钱，但学校却“不明一文，教育费积欠在5个月以上”。
这时候，北京的傀儡总统已经换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经说了，他面临是怎样的财政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元洪第二次下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穷。
从政府那里要不来钱，学总是要开的。但老师马上要开始新学期讲课了，印讲义的钱都没有。本来就欠着老师们的工资，总不能让他们拿自己的钱印讲义吧！
大事办不了就解决小事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没有办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和学生收点讲义费，没想到竟闹出一场“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有文章这样记载“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样的学校恐怕谁都办不下去了，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
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要讲课不能没有讲义，没有钱如何能印讲义，蔡元培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
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蔡元培进校长室没多久，校长室外又围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
只听见他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
有人进一步起哄：“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北大学生可是能文能武，当年曾建有学生军。
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
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校长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他挽起袖子冲出来，不由得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接下来，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
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你们能罢课我们就不能罢工吗？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帮忙，胡适无奈地摇头，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学生也没白闹事，最后的结果是讲义费缓收。总要有人为闹事付出代价，冯省三终究还是被开除了。
鲁迅对青年学生最是关爱，他与北大的学生冯省三关系很好。
有一次，冯省三拎着一双破皮鞋来到鲁迅的办公室，说：“喂，我的鞋坏了，你帮我拿到鞋匠铺去补一下吧！”
鲁迅真的就拿着这双鞋去帮他补好了，回来后微笑着将鞋子还给他。冯省三也不客气，穿上补好的鞋子，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
对，就是这个冯省三。
据说，冯省三只是个“替罪羊”，他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当时正值第一、二时上下课之间，同学们看见校长室门口拥挤了一大堆人，不知何事，都来看热闹。冯省三也是在下课时来看热闹，从人堆里不由自主地挤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前，这时他才知道是“反对讲义收费”的事。也就是说，虽然他现场喊得很凶，其实并非真正的主持者。
对把冯省三开除之事，鲁迅很气愤。
1922年11月18日，他曾经为冯省三写过一篇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文章《即小见大》一文。他说，“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关于冯省三，有记载的东西不多，应该是山东平原人，家庭比较贫穷。在北京读书，难免会遇到囊中羞涩的情况。鲁迅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冯省三。
1923年5月10日，被开除的冯省三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到中山大学讲授世界语。冯省三缺少路费，还找鲁迅借了5元钱。
借鲁迅的钱一般是要还的，这也没毛病，所谓借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这件事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
看样子，鲁迅已经做好了冯省三不会还钱的准备了。
此冯省三其人，情商肯定不高，换上别人，恐怕不会干出让鲁迅给修鞋这样的事。
如果是换了一个人，鲁迅恐怕会将冯省三的鞋子扔得远远的，可不知为什么，鲁迅这一次脾气极好
后来，鲁迅偶尔提及此事，会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1925年5月18日，鲁迅还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提到这件事：“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钱玄同有悼冯省三文，言道：“我昨日早上看《晨报》,忽见周启明君所登广告,惊悉冯省三君竟于16日在广东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10日省三从广东寄给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听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后的信，很起了悼惜之感……”
而这是哪一年的事，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上对这场讲义费风波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和苦楚，只有蔡元培和主事的诸君心理最清楚和无奈。
在政治、经济状况不足以维持公益事业的大环境下，求学难，办学更难，谁都不容易。
第460章 第三次婚姻
1922年12月，是北大建校二十四周年，17日，学校举行纪念大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分三个阶段对北大走过来这24年，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第一阶段是自开办到民国元年，指出在这十余年间，学校历经波折，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开办之初，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办学方针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大都偏重于旧学，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是很热心，学西学很有些装璜门面的样子。
在蔡元培看来，这一时期，中学方面参用书院的旧法，录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的指导下，专研一门，倒是很有些研究院的性质。
第二阶段是民国元年到民国六年，“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加之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中学退到了装饰品的地位。
但是，对这一时期，蔡元培称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
第三阶段自民国六年到他讲话的当时，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在课程方面也是努力谋求贯通中西。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要用西洋的方法来实验，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
他的讲话，以中、西学术文化在北大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对北大各个时期的历史和特点，进行了形象的概述，也客观陈述了他自己主政北大六年来的变化。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总结，总体来说，还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从这个讲话中，也能看出当时的蔡元培对北大前景，还是有所期待的。所谓，通过历史回顾，让大家看到成绩，看到进步，鼓励大家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
但是，事过不久，蔡元培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
在蔡元培发表这个讲话前的一个月，发生了前面详细介绍过的“罗文干案”。
大家都知道罗文干，是所谓“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但是，他还有个身份，是北大的兼职教员。
前面提到，因为直系所谓的“法统重光”，曾经在留学回国之初，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后来在蔡元培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下，此文以宣言形式，由一些名流联名发表，这签名的，就有罗文干。
此案虽然一开始，就是众议院的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阴谋，但由于案情涉及的问题很敏感，容易给人造成误解、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尽管在案子中，总统黎元洪有被人利用而滥用权力的问题，但内阁也是有毛病的，包括罗文干本人，也不是没有错处。
在案子的第一阶段，罗文干虽然受到了非法对待，但毕竟没有什么人身伤害，很快也为罗文干洗清了污点。做为罗文干的朋友，深知其为人和品行的蔡元培，无论如何，这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踏青他无法忍受了。
事情本来已经搞清，因为实权派曹锟要借题发挥，竟颠倒黑白，闭着眼睛罗织罪名。当时，候任教育总长的彭允彝竟献计对“罗文干案”复议，致使罗文干又一次含冤入狱。
面对彭氏如此的的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行径，蔡元培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人商量后，决定采取行动。
他遂于1923年1月17日，愤然提出辞职。
他在辞呈中写道：“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从这封辞职书中，不难看出，蔡元培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有人说，“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最直率，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辞职书。”
两天以后，他在多报刊出不再到校视事的启事，随即离开北京。紧接着，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
此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一位哲人说过：“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
蔡元培两次最著名的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他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有人评论说：“透过蔡元培的辞职和宣言，我们清晰地看到，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而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则是那么大。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实践家，才是具有宽阔视野、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责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间大眼界，才有人生大愤怒，才有人世大救续。
“人生之大愤怒，是与“小愤怒”有巨大区别的，它不是为自己的愤怒而“愤怒”，它也并不需要声嘶力竭，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一种透彻的说理、一种沉郁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体力行、无所畏惧、义无返顾的自身行动。而对于那些没有精神大格局、稀缺人生大愤怒的人来说，是不会有这种大救续的行动的，而是安稳、安舒、安耽地靠坐在金贵的宝椅上安享着安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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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公众的自由；没有个人的利益，就没有公共的利益；没有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大众的权利；没有个人的公正，就没有社会的公正；没有个人的平安，就没有国家的平安。为一个人争公民权利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正是蔡元培的伟大之举，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这就是用人格创造人格、用人格创造公正、用人格创造权利、用人格创造自由。”
蔡元培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蔡元培，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有意思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在蔡元培看来，一个政府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有德能的人就应离他而去，这既是不合作。持不合作立场的人多了，政.府自然也就只能走向垮台。
他曾在很多场合宣扬这个道理，此刻，正躬身实践其“不合作主义”了。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愤世嫉俗时所做的选择。不论外界舆论如何评判此举，北方的胡适撰文称许也罢，南方的陈独秀指责消极也罢，这一次蔡元培看来是下定了决心，高蹈远引了。
北大师生的的“驱彭（允彝）挽蔡，北京政.府的被迫挽留，只不过使他又保留了几年的校长名义，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至此则是无可挽回的结束了。
第461章 国内的政治形势转折之时
1923年3月下旬，北大总务长蒋梦林，原教务长顾梦余等人到天津。他们应该是听到了蔡元培要再次赴欧洲的消息，专程来见蔡元培的。所谈的核心话题，是如何维持校长出走后的学校局面。
不久，蔡元培离开天津赴上海。暂住在科场同年好友，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张元济的寓所。
在上海，蔡元培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他的思想也开始逐渐摆脱来自北大校务方面的缠绕。他首先联络国民党内的同志，先后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聚谈。
此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委托北大教授石瑛，转至蔡元培一涵，请他来广州，共商军政要务。
蔡元培复涵，以儿辈将赴欧洲留学需要照料和自己拟撰一书须赴欧洲收取资料为由婉言推脱。
他在信中，特别提起现在“军务倥惚，麾下所需要的，自是治军筹款之材，陪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俟由欧返国，再图效力，当不为迟”。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 与光复会和同盟会均有很深的关系，可谓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在“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等重大历史关头，总的说来是一直与中山先生共进退的。只是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号的另立南方政府之举，他是不太赞成的。前边提到过，1922年间，北方“法统重光”之后，蔡元培曾公开领衔发表通电，要求孙中山结束护法，共谋统一。
此举曾招致南方阵营一片声讨，章太炎曾很不客气的公开斥责蔡元培是“事身伪廷”。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期间，尽管具有国民党的背景，但面对诸多问题的表现，则更像是一个自由人。这也许就是他深得自由知识分子们拥戴的原因。此时，他婉拒孙中山的邀请，应该是与这自由人的惯性思维有关系。
在国民党内，就人际关系而言，蔡元培与曾经旅欧的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张继等人相对来往要密切一些，在志趣上也有不少的共同点。特别是与早期的汪精卫，关系似乎要更近一些。
蔡元培来到上海，安顿下来，首先拜访的是汪精卫夫妇。他们的回复孙中山的信函，也是请汪氏转交。
随后，汪精卫给回绍兴家乡小住的蔡元培，发了一信函。
内言：“兹有恳者，蒋君介石，为十余年之同志，现任大本营参谋处长。盖自六年以来，粤中军事计划大半其手创，为中山先生军事辅佐之数一数二之人才也。去年丧母，曾托铭乞先生为作传略。铭迫于事，忽忽不果。今渠复生此请。铭前曾已为作墓志铭。以蒋君之位为人，及其太妇人之贤行，是可不辱先生之笔墨，如承俯允撰就寄下，以便转交，不胜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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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否应汪氏所请，为蒋母撰写的传略，如今已难以查考。但蔡元培开始知悉或留意党内新秀蒋介石其人，汪氏此信无疑起到了中介和提示作用。
在上海，蔡元培访唔了一些文化教育界的旧友。此期间，曾前去探访国学大家王国维，王不在，留下一信。王见信来访，隔日蔡又回访，二人是做了一番长谈的。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已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人不能防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即可做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
蔡元培的记载虽然很简略，却“颇得精要”，同年晚些时候胡适也同王国维有一番密谈，胡适日记摘录王国维的观点所记，与蔡元培所记相当的吻合。显然，王国维的西洋观与蔡胡等北大派明显相左，但看重王的学识的北大当局，却从1918年起连续四年，苦苦相邀，直至静安先生应允担任通讯导师。
“北大视王为纯正学者，余所不计，而王视北大为学术与政治复合体，取舍两难，双方关系曲曲折折不甚自然。”
但蔡元培无论如何对王国维都是特别尊重的。
此间，蔡元培还拜访了另一位科举同年，徐仲可和他的公子徐新六，由此而玉成了蔡元培的第三次婚姻。
蔡元培第三次婚姻，也蛮有故事性。
有一天，徐仲可的公子，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也是蔡元培的老朋友，打电话说要请他吃饭。蔡元培欣然前往。
到了才发现，徐新六此次请的客人只有他一个。
酒过三巡之后，徐新六突然抛开政治话题，笑着问蔡元培道:“夫人仙逝之后，威廉亦将另有生活，而夫人所留两个公子一定无人照料，不知先生清寂几年之后可有续娶之意?”
蔡元培这才知道老友的美意，一时不置可否。
几日之后，徐新六再约蔡元培，谈的还是老话题。
蔡元培想拒绝，又觉得辜负老友，于是就效仿上次对付媒婆的招数，十分学究气地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第二、年龄略大；第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不难发现，一般成功男士找太太总是希冀容貌端丽，年轻健康，温柔贤惠之类。唯独蔡元培两次所列条件都不像征婚反而像招聘，可见他属于那种看重内涵讲究实际，希望生活伴侣能和工作助手合二为一的理性人。
神奇的是，蔡元培的朋友圈里总不乏才女，也总有才女垂青于他，甚至于还托人表达了爱慕之情。
蔡元培说出那三个条件，原想堵住老友的嘴，哪知徐新六反而顺着他的话满口答应下来：“没问题，没问题，并且我还可以给您增补几个条件:第四是贤惠且有爱心;第五相貌可人，亲切，勤勉;第六……”
应该说，这徐新六所增补的几条，才是一般人找对象所看重的。
徐新六嘴里所说的女子正是才女周峻。周峻比蔡元培小整整22岁，原是蔡元培在上海所办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先后在神州女学和安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时还被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所请，当过其子女的家庭教师。
周峻生得浓眉高额，体型矮胖，戴一副眼镜，看上去貌不惊人。然而她有着勤奋好学，善良执着的好品性，诗画上的才华上也是不容小视的。
人和人的缘分是很难说的，这周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对蔡元培生出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每次蔡元培讲座都到场悉心聆听，甚至还曾到北京拜访过蔡元培及黄仲玉夫人，并请先生在自己所作的工笔仕女图上题过诗。
这么多年了，她应该是一直倾慕蔡先生。这是个品性高洁的人，在感情上不能自拔，但决不会有碍自己所爱之人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当第三者的。以至于耽误了自己，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
即使是如今社会，“剩女”这样的的称号也不是很中听的，更何况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了。如果，周峻仰慕师长迟迟不嫁的事如被传出，在当时足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负面新闻。巧的是，蔡元培也是个不为繁文缛节所束缚的奇人，在感情上，拿得起放得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诗词里可以柔情蜜意去浪漫，生活里他还是需要一个夫人替他打理过日子，如果有一个好太太可以互相陪伴并助力于他的事业，为什么要拒绝呢？
蔡元培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周峻，反觉得这个女孩子十分符合自己的择偶条件。比如别人觉得33岁是剩女，他反而觉得“年龄略大”更成熟，好相处，自己都50多了，找个年轻的不是代沟更深吗？于是，由徐新六做媒介，蔡元培与周峻很快正式相恋了。
爱是很奇妙的，尤其是志趣相投。周峻的到来，蔡元培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的美好。周峻那边，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自然是满心欢喜。
和蔡元培订婚后，她还特地去照了张相，照片中的准新娘身着民国女学生服，手臂上搭一件皮草，脚下蹬一双高跟鞋，一个文静严肃的女教师瞬间变成了一名都市时髦女郎，可见爱情的力量。
照片印出来后，蔡元培在旁题字：“养浩（周峻字养浩）三十岁摄影 时九年十二月八日与我订婚时。”
有意思的是，蔡元培自己也去拍了一张订婚的单人照。照片里，蔡元培露出四分之三的侧脸，看照片人是很自信的。
他在自己的照片上题写道：“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君订婚。”
足见人到暮年仍能收获爱情，内心还是十分欢喜的。
1923年7月10日，他们在苏州留园举行了结婚典礼。这场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新娘，之后两人一起到留园拍摄结婚纪念照。先生着西装革履手携礼帽，太太着白色婚纱手捧鲜花。周峻拍照时还特地摘去了眼镜，难怪世人都说，做新娘的那天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一天。
第462章 蔡元培与“清党”
关于婚礼的情形，蔡元培在《杂记》中这样写道:“午后三时，往周峻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即往留园，四时行婚礼。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歇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订婚之经过……”
于是，在婚宴上，蔡元培落落大方地向宾客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
他从征婚条件开始讲起：“第一、我年已五十五，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第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第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第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第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
“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新六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随后，蔡元培讲述了和周峻的恋爱经过并吟诗一首：“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无论周峻是否有志于留学欧洲，总之听闻蔡元培要出国留学，她是愿意相随的。婚后十天，蔡元培兑现了“海外游”的承诺。
7月20日，他携周峻及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乘波楚斯号船离沪赴欧洲考察。也就是说，蔡元培与周峻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他们的新婚蜜月的。
此番情景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峻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
蜜月旅行结束后，蔡元培一家定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把夫人和女儿都送进了国立美术学院。周峻本就是才女，在相夫教子之余得以重返校园自然高兴，不久就习得了一手好画艺。
因为蔡元培名义上毕竟还还担任着北大的校长，在此后的两年半的时间里， 除了北大方面的一些事务外，他还以社会名流身份，从事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等多项活动。
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度过的。
这时候的他又重操旧业，着手编译《简明哲学纲要》一书。同先前一样，这是继续按着和商务印书馆约定， 用商务印书馆预付的稿酬，用于维持举家旅欧的费用。此书于1924年8月在上海出版。
在比利时期间，他曾应邀前往沙洛王劳工大学，作《中国之文艺中兴》的演说。纵谈了中国和欧洲文明的发展历史，主旨仍是东西文化融合，该演说词在《东方杂志》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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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为了便于妻女学习美术，蔡元培移居法国巴黎。
3月底，他应留英学人的邀请，赶赴伦敦。游说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力促其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文教事业。并且向当地散发了《处理退还庚款的备忘录》。
随后他前往哥尼斯堡，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德国学术界，为康德诞辰二百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表达了中国的学术界对这位哲学大师的尊重和重视。
返归法国后，又协助留法学生举办了留法中国美术展览，并为展览目录撰写了序文，向欧洲公众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他还参与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部分事务。
8月间，蔡元培到维也纳出席第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其后。又在荷兰海牙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国际民族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其中心议题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的民族问题。
此时，他对民族学产生浓厚兴趣儿。与会期间，他遇到了莱比锡大学的同学但采尔。这位现在已经是德国的民族学的专家，竭力劝说蔡元培到汉堡去，说那里博物馆的民族学的历史资料特别丰富。
十一月底，蔡元培即到汉堡大学报名入学，进行有关民族学的学习和研究。时年他已经是58岁，从他初到德国留学至今，已经流逝了20个春秋。期间历经风雨，却未曾改变，童心搬的求知欲。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到了欧洲。
无限悲痛的蔡元培马上撰写挽联和祭文，以表哀思之情。
他在挽联中写道：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对孙中山先生是十分敬重的，其挽联可谓溢于言表，既挽逝者，又鞭策后人。联语不但对仗工整、构思精巧，而且言简意赅，含义深远，实为挽联中之佳作
4月12日，旅英各界华人在驻英中国使馆举行追悼大会，蔡元培亲致悼词。
他沉痛地说：“现在，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侯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我们大家若是都能本着他卓越的政见，而师法他的毅力，为不断的奋斗；师法他的度量，为无涯的容纳；将来终有一日，把孙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那就我们现在的追悼会，也未尝不可算是孙先生复活节了。我们还当于极沉痛的聚会中，提出极严重的责任心，才能不辜负孙先生呵……”
像民初的很多政治家一样，蔡元培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讲家。这一番话，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随后，抗议日本资本家和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工人的“五卅”运动爆发。蔡元培致电北大及全国各社会团体声援，并敦促政府“宣告列强，指明此次冲突，实为外国行政机关及其他不平等制度在华不能相安之铁证，应即废止，应特派全权专使另订平等新约，并对此役牺牲者有相当赔偿”。
五卅惨案也称为五卅血案，发生于1925年5月30日。
当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
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接踵而来的大革命的序幕。
时间走到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大举誓师北伐的前夜，国内的政治形势转折之时，往往就是蔡元培投身其中之时。
这个时候，北大及教育部还在一再电促蔡元培，请他回到北大校长的任上。
从欧洲回上海第二天，蔡元培就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他说，国内军阀混战“殊非国家、人民之福……军阀均是一丘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则同。故余深冀今后之政客学者，能幡然悔悟，即不能积极造成真正为国为民之军队，以扫荡恶势力，亦当消极的不予军阀助力。矫除利用军阀之心理，其无形成造福于民不少也”。
6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北洋军阀的国务院和教育部再辞北大校长职，以示再不与军阀合作之意。在蔡元培看来，北洋的当权者已远远脱离了孙中山的路线，越来越成为全中国的共敌。他要支持的，是国民党.领.导下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的事业。他要做一个身先士卒的坚定的国民党人。
蔡元培绝不仅是让人如沐春风式的师长，也不止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家，那只是他多面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蔡元培还是清末民初一位在政界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走进蔡元培的世界，不得不再次重提他的这个侧面。
看一看学界之外蔡元培此前此后的履历，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第一任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便可略见端倪。当然，这绝不是说，蔡元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
名列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蔡元培，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真身？归根结底还是在教育上。而蔡元培的多重身份，给他施展教育领域的抱负、深远影响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那样一个岁月里，如果没有蔡元培这样既有学养，又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革命家，更有其对知识和思想的深深体知，他在学界所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第463章 始料不及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大革命即将来临之际，敏感的蔡元培，仿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一改五四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姿态，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11月初，孙传芳在江西被国民革命军击败。为配合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翻直系军阀孙传芳在苏浙皖东南三省的统治，蔡元培与褚辅成、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三省自治运动。
11月14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成立。23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蔡元培被推举为主席。
1926年11月28日，三省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商会总会、学联等各界400余社会团体召开“上海市民反对奉军南下”大会，蔡元培在会上登台演讲，号召上海市民组织起“人民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大造社会舆论策应北伐。
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昌召开，决议于浙江设立临时政.治.会.议，张静江、蔡元培、褚辅成、查良钊、沈钧儒、朱少卿等为委员，以张静江为主席。张未到前，由蔡元培代理。
对蒋介石的任命，蔡元培复信表示：“为国为党，义不容辞。”
12月19日，浙江宣布自治。
蔡元培等人策动的浙江自治，遭到了孙传芳、卢永祥等军阀势力的打压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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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孙传芳下令取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通缉蔡元培、沈钧儒、褚辅成等70余人。
1927年1月，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被迫决定，转往宁波成立省政府。蔡元培匆匆赶往宁波，筹建浙江省政府。
不久，宁波被吴佩孚的部攻占，省政府再次无法成立。于是，蔡元培和马叙伦等乘渔船由浙江转移福建，于1月21日抵达福州，23日到达厦门。
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第二天，蔡元培就马不停蹄地由厦门奔赴杭州。
3月1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杭州正式成立，蔡元培任委员，并代张静江任主席。
这个时候的蔡元培，住在杭州青年会，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
姜绍谟曾回忆说：求见蔡元培的人络绎不绝，许多人来要求他介绍工作，他乐于接受，当场就写介绍信，而且总是亲手写，从不假手于人。
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一个青年画家求见。此人带着他的画，请蔡元培介绍工作。蔡元培问明青年画家能画宣传品后，当场写信把他介绍给白崇禧的东路军指挥部。
北伐战争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势如破竹，不到半年就占据了江南大部分地区，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这个时候，正值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合作的蜜月期，两个党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大革命汹涌澎湃。
但是，这样的大好形势没能维持多久。
1927年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抵达杭州，住进新新旅馆。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拜访，听取有关蒋介石的反.共清党计划。张静江向他们传达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24日，蔡元培跟随张静江由杭州抵达上海，与先期抵达那里的吴稚晖、李石曾、黄郛等一起筹划反.共清党事宜。3月27日，蔡元培、吴稚晖等迁入丰林桥蒋介石总部行营，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这次会议亦被称作“预备会”。
28日，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等召开第三次会议。蔡元培被推为会议主席。五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四人都是民国元老。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清党的发难会议，发难人为吴稚晖。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报告“共.党谋叛情形”。
他说：“共.产党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及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
会议付诸讨论，吴稚晖提议“纠察共.产.党人”。蔡元培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
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决议如下：“由原提议人拟具草案，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决。至除名部分，俟另案办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吴稚晖提议的“现在共.产.党种种行为，实危害本党及中国，此次运动应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除了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五人之外，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而实际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共有20人，与会人员根本不过半数。蔡元培担任会议主席。
吴稚晖正式向会议提出弹劾共.产.党文告，作为蒋介石集团发动政变的法律依据和舆论准备。吴把共.产.党反对新军阀、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提倡向俄国革命学习等，都说成是为了实行共.产.主.义而“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是共.产党的“逆谋”。
就是这次仅八人到会的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拟具的草案，即1927年5月被列入第一号《国民政府公报》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
吴稚晖说：“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孙.中山），挟制舆论，以图大逞。”他还说，在3月6日晚和陈独秀谈话时，他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吴稚晖还声称，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认为“二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似已为难逃之巨祸”。
吴稚晖由此指出，国民党如果不愿亡党，“内部即应当制止”，“是以本委员会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万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即实行清党。
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1887—1958)曾这样回忆“清党”运动中的蔡元培：“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说自己也受到“影响”，说得非常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当年参与策划国民党内的密谋，清除共产党人士之时，柳亚子也赫然名列“清党”的黑名单。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变成为后来人所熟知的一个大事件。在1927发生的这次政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党内的共.产.党展开了一次极为血腥的大“清洗”，大批共产党人及“左倾”人士被捕杀，中共的组织活动顿时受到极大摧残，从此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得不转入长达十年的“地下”活动，直至抗战全面爆发。
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毫无疑问，蔡元培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参与了，并且在一些时候几乎是“主持”了这场严酷的运动。以儒厚长者著称的蔡元培，何以会如此呢，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每个人做事都是有其动机在主使，探讨蔡元培清党的动机，这无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一定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显然不是本书力所能及的事情。
做为国民党人或者说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所以被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蒋介石决策清党大计，乃至于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捕杀，这首先应该与他的理念有关。
蔡元培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有其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联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各政治力量中，唯有共产党与三民主义的理念更为切近，又因在国际上苏俄领导人率先取消与中国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故而孙中山选择了与共产党人联合。
他甚至认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与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的联合几可同日而语，“先生与他党联合的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再者，蔡元培是不主张共.产.主义的。2月4日，蔡元培在与新闻界的谈话中，即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的阶段斗争理论，而是主张走社会改良之路。
他说：“共.产.主义，为余所素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以。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
其次，做为国民党人或者说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或许必然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全面渗透到了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之中。例如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几乎被共产党人的骨干力量控制。
第464章 渐行渐远
那个时候，国民党内部思想也很乱，派系对立严重，所谓革命形势越是一派大好，这样的情况也就越发糟糕。就连在党内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其处境也很微妙、很尴尬。
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如“西山会议派”，这时认为蒋介石是赤色分子、共产党的同路人。而国民党的左派中又有一种声音，认为蒋介石是“新军阀”。时任代理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人李之龙曾公开提出，蒋介石要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的名义查办他。来自苏俄的军事顾问，很多的时候也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让蒋心里很不舒服。
西山会议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的右派派别之一，也是国民党内最坚定的反.共势力。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活动。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居正、叶楚伧、覃振、石青阳、石瑛，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等一系列倒行逆施文件，由此“西山会议派”产生。
1926年3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他便开始谋划把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了。
这一时期，新生的党人在指导思想和做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极左倾向。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农协的刊物如《湖南民报》甚至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加区别的镇压当地的地主、豪绅，没收其财产。结果，有很多国民党人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家属被列为“土豪劣绅”，成了揪斗的对象。这在国民党看来，简直是抓反革命抓到自己人头上，让国民党内包括中间派的很多人心生反感。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汉口召开。这次会议上，选出了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并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于是，矛盾更加激化，也更加公开化。
在蔡元培等一部分国民党元老眼中，这样一来，国民党几乎快要被左派和共产党人架空，国民党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非要出手挽救危局不可了。不管怎么说，反正这时候的蔡元培，是旗帜鲜明地和国民党内积极反.共的人走到了一起。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吴稚晖提交查办共产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亦向大家出示了名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的两份材料，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则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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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经蔡元培同意，还审定了列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及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共计179人，提请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些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可以说，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中，这时候的蔡元培是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指斥武汉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有“亡党之责”，“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减少群众对于本党之坚固信仰”。
蔡元培在通电中呼吁全体国民党党员，要“念党之危机，懔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发动政变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到了这一年的10月18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发表演讲，还在向青年学生灌输他的这一思想：
“本党在共.产.党捣乱的时候，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不许本党党员插足。他们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是想把本党的基础抢了去。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共.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是欺骗农工的运动，不能够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
1927年4月15日凌晨，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军警和其他武装开始在广州进行“清党”大搜捕。萧楚女、刘尔崧、熊雄、邓培、李森、何耀全、张瑞成、李亦愚、毕磊、谭其镜、杨其纲、麻植、熊锐、邹师贞等100多位著名共产党人英勇牺牲。
仅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至1927年7月15日，杭州、宁波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及国民党左派就有400余人，其中117人被“清党委员会”残杀。至这年底，全浙江有1805人被捕，其中932人被杀。在另一些省份，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农民运动中遭到打击的豪绅们这时也纷纷反戈一击，在地方上积极捕杀共.产.党人、农.运首领。
清党运动迅速朝着蔡元培始料不及的方式和规模发展。
清党之初，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二十余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很是痛心疾首，他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注意。”
作为清党的最初力推者，他提出清党务必执行的三原则：抓人必须调查清楚；定罪必须证据确实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交清党委会员讨论决定后才可执行。
为劝阻滥杀，蔡元培在1928年前后写下《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
言道：“总理致力革命四十年，不但政敌甚多，就是始信而终叛的人也不少；然而总理最反对暗杀，一切均以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行之。军行时自然不能没有死伤的人，然这是不得已而杀人，不是嗜杀。以汤芗铭的反复，并不念他的旧恶；以陈炯明的叛变，还许他们悔过效力；其他类似的人，从没有宣布过死刑。总理的不嗜杀人，可以公认了。”
但是，政治斗争的残酷，远非蔡元培所能预见和主导。这时的蒋介石等这些国民党内蔡元培的“老同志”，早把总理的风格抛到了脑后，在权力争夺、残酷打击异己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蔡元培的规劝早已被这些人当成了耳边风。
在清党期间，蔡元培曾亲自出面营救了诸多可能遭捕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如帮助被列入清党黑名单的朱宜权等出走，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史良、郑观松。
1928年1月，蔡元培曾亲自致电武昌卫戍司令胡宗铎，要求他释放被捕的教育界人士。
言道：“闻汉口第二中学学生颇有附和共.产.党者，因而连及徐校长昌期亦被监禁。但徐君实无共.党嫌疑，如蒙早日开释，无任感荷。”
现在，力主清党的人却一再为被清的对象说情、提供保护、援助。
其实，蔡元培和中共的很多领袖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私交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
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蔡元培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
他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共谋反清、制造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蔡元培都出手相救。
以至于当蔡元培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做为学者和政客，蔡元培与蒋介石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
蔡元培的诉求是民主和法治，而蒋介石的目标则是权力。蔡元培虽然坚定地力主清党，但他主张用温和、法治的手段完成这项使命，蒋介石等人则毫不心慈手软，掀起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腥风血雨。
鲁迅后来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叹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
第465章 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尽管在思想和做法上有诸多的不同意见，但在大局上，特别是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里，蔡元培在总体上，对内而言，在国民党内部争斗中是站在蒋介石集团一边的，对外则是的全力支持“清党”的。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操纵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明确表明立场，反对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
6月19日至21日，他又与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追随蒋介石参加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商讨联合清共的徐州会议，并在这年9月，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的“宁汉合流”。
当时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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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通过一系列酝酿和接触，冯玉祥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于7月20日提出解决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汪精卫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
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8月上旬，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
在此期间，由于南京的蒋介石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境渐显不利，加之蒋系的国民革命军在徐州战场遭遇失败等原因，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
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三次下野，这是他的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
这一期间，蔡元培继续积极地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宣布下野后，蔡元培与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即联合通电，声明与蒋介石同进退，同时辞职。
在随后的宁汉谈判中，蔡元培与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针锋相对，他联合张静江、李宗仁、吴稚晖、李石曾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弹劾汪精卫，指斥汪精卫口是心非、阻碍清共。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并未失去江浙财团和国民党黄埔系军官的支持。
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部司令的职务。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即发表拥蒋宣言，他在南京向新闻界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
随后，蔡元培又与国民党军政首领们一道去南京车站迎接蒋介石复职，并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称，蒋介石“与本党历史甚深”，蒋的复职，“不独北伐可以进展，而一切困难问题，亦可解决。”
那时的蔡元培，对蒋介石还是寄以厚望的。认为无论如何，只有支持蒋这样年富力强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北伐大业、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随着蒋介石的种种卑劣行径逐渐浮出水面，蔡元培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看来，他对蒋的认识，总是要有个过程的。
如果说，空前惨烈的清党大捕杀，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蔡元培对蒋介石的支持，但毕竟埋下了诸多芥蒂。而让蔡元培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更为不满的是蒋介石日益显露出的独裁倾向。渐渐地，蔡元培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了。
1928年9月，蔡元培以在国民党《三民半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告诫国民党当局在反.共的同时要谨防出现法西斯主义，明确提出“若口唱三民主义，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的中常会再次推蔡元培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感到，这个任命实际上是出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他不愿去趟这个浑水。
在10月13日在写给吴稚晖的私函中，蔡元培写道：“此次国府委员名单及院长与主席人选，完全由先生及张、李两先生提出，诸先生不避嫌之勇气，固为可佩，然未免太露骨，如留弟一人，立于半超然之地位，仍亦不为无益。”
他建议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且同样老资历的张静江来干这个职务，私下里他却对胡适说：“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
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元培这个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在党内纷争中，不再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坛日益崛起的蒋介石一边，而是采取了他常说的“超然”态度，有时甚至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1929年，蒋介石的亲信、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被国民党中的桂系免职，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发生矛盾。蔡元培作为“湘案”的查办员，反对蒋介石用武力对付桂系。调解过程中，蒋介石扣押了由蔡元培等国民党四元老邀请来南京的李济深。蔡元培知道后深为惊怒，对蒋介石越发反感。
1931年2月，国民党早期领导人、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因拒绝支持蒋介石的有关举措，被蒋介石扣押软禁，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蔡元培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与张静江、吴稚晖等赴广东居中调解。
在宁粤双方的谈判会议上，蔡元培先后担任会议主席。
时任会议秘书的程沧波回忆说：“蔡先生当时做主席，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蔡先生处之泰然。这一段期间，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不但白天有接触，晚上也常到他那里。他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
在私下，蔡元培这时与国民党内反蒋的邓演达、陈铭枢来往，参与策划倒蒋活动。他们商定，看准时机在军事上占领闽粤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陈枢铭后来回忆：“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即邓演达)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们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
恰在随后，发生了震惊国人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为避免国内的政治分裂，使外敌有隙可乘，蔡元培与陈枢铭遂放弃倒蒋的计划。
这时蔡元培的身份仍是受蒋介石指派的南京方面谈判代表。但在谈判中，蔡元培没有替蒋介石说话，他抵广东后不久，即接受广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调他的十九路军驻扎京沪一带。接受把蒋介石下野做为双方和解的先决条件。
闻知蔡元培轻易接受粤方条件、以自己下野促成双方和解，蒋介石十分生气，第二天即致电斥责。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策略。一方面下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出东北，将中国大片疆域拱手让与日本人。另一方面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全然不顾国内一片抗击日寇的呼声。这时候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层也给蒋介石更大的压力，他们逼迫蒋介石交出权力。为了给国民党内外一个交代，蒋介石只好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从1931年12月15日开始，到1932年1月28日结束，历时只有一个多月。由于蒋介石共进退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宣布辞职，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人财两空，政府混乱。这样一来，国民党内又响起起用蒋介石的呼声，于是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复出。
对蒋介石的这一次复出，蔡元培非但没有表达欢迎之意，反而在汪精卫邀请他加入蒋汪联合政府的时候予以回绝。
他说：“救国必须分工，自献宜稽效率。运筹帷幄之内，折冲尊俎之间，实非墟如弟者，所能助力。若强作解事，相与周旋，隔靴搔痒，徒乱人意；不如择性所近，尽力所及，竭一得之愚，求几分之效，比于不贤识小，借告无罪云尔。”
至于蒋介石对蔡元培，其实从没有好感，只不过是利用蔡的名声和人脉。这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看出，“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
从蒋氏这一日记中不难看出，蒋对蔡其人，乃至对蔡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何态度。
第466章 保护进步人士
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开始越来越强力地加强对民众以及社会舆论和思想的管控，以巩固自己的权势。
早在1928年，蒋介石即主导成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简称“中统”，这实际上是一个对内监控的秘密特务组织。1932年，又成立著名的“蓝衣社”，用以打击共.产.党及政治异己，监控民众。这些组织搞了很多恐吓、绑架以至于暗杀活动，其臭名在社会上昭著一时。
中统的前身是1928年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
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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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
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而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先后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蓝衣社”也称中华民族复兴社(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加强蒋介石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
由于复兴社干部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故称“蓝衣社”。
该社分总社、支社、分社和小组四级。总社设南京。
蒋介石任社长。下设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
干事会为社员代表大会闭会后的执行机关，下设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特务处后来扩组成为著名的“军统”。
监察委员会下设书记、调查、审核等处。支社是省（市）一级领导机构。支社下设分社，分社由三个以上的小组组成。
1931年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一)扰乱治安者。(二)私通外国，图谋扰乱治安者。(三)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四)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一法律几近将民众的言论、结社、集会、出版、信仰乃至人身权利剥夺殆尽。
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上台后的短短五六年中，在中国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恐怖统治而死难的人数多达100万以上。除了政治上的对手，蒋介石政权对于知识界的严防和残杀尤为酷烈，堪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早在1929年初，学者胡适发起了“人权运动”，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随后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些文章一发表即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文宣部门的严厉警告，著作很快遭查封。
蔡元培则给胡适写信表示支持，他说胡适的文章“振聋发聩，不胜佩服”。
在1933年2月的一次青年会演讲上，蔡元培说了下面的话：“至于说国难时期，不许人民要民权，只要人民尽义务，这更不对。试问：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等自由都剥夺了，还望他们从何处尽他的义务去呢？譬如我们在此地房屋将倾，还是手同脚自由的人能起来挽救呢？还是手同脚都被绑了起来的能起来挽救呢？”
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驻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秘密逮捕了北大教授许德珩。14日，各报发表消息，当局秘密捕人的真相大白。
蔡元培再也坐不住了。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行政院代理院院长宋子文、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电报。
电云：“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外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因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唯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1932年12月18日，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上海的《申报》上联名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在宣言中抨击蒋介石的政权践踏民主、蹂躏人权。
宣言中愤慨地说：“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虽公开审判，向社会公意自求民权辩护之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
12月30日，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由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林语堂任宣传主任。
蔡元培在记者会上说：“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我等无国家的界限……第三、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未定罪的人，其人权不应受人蹂躏，是当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救济的必要。至于已定罪的并不冤的人……对于当其罪之罚，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该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保障，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
1933年2月，蔡元培在上海的一个青年会活动上，做了以《保障民权之过去与现在》为题目的演讲。
他引述《论语》《孟子》《左传》《国语》等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观点和典故，说明要想国家统一兴盛，掌权者必须保障民权，允许人民议论国是，乃至于违抗当权者的错误施政。蔡元培引用周厉王禁“腹诽”、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党锢之祸”导致灭亡的历史，告诫南京的国民党当局引以为戒。
“在这国难时期，我们欲图抵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其所以没有的最大原因，就是人才缺乏。培植人才，不是容易的事，原有的就嫌不够，还要求他多起来，哪能再去随便捕杀、随便摧残呢？”
蔡元培并不仅仅是站在道义和人权的立场上，而是从一个思想家的思维来考量。在他看来，只有给人民以自由和权利，他们才会更加自觉的保家守土，为国奉献。反之，收紧人民的自由，不敢让人民有权利当家做主，这样的作法则是短视和愚蠢的，这将使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感大大削弱，从而从根本上削弱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动能，与“救亡图存”的旨趣完全违背。
当他游历西方列强时，他感到，正是这些先进国家对民权的重视，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换而言之，蔡元培始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强大，他有一种强烈的意愿要振兴中国的民权事业，而不仅仅是基于执政者的利益而维护国家的稳定，他要以保民权来促进民族的凝聚力、振兴国家，而绝不仅仅是从道义的立场。这就是他在思想深层面的逻辑。
从此，积极地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民权事业奔走鼓呼，成了他十分重要活动。
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违背《出版法》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杀。此时又传来《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新闻界人人自危。
2月1日，蔡元培在华安大厦召开民权保障同盟新闻发布会，发表宣言谴责“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为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要求国民党政府即将顾祝同免职惩办，并务使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这年3、4月间，蔡元培为营救被国民党政权逮捕的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积极奔走。
5月14日，著名女作家、“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丁玲及哲学家、文委书记潘梓年在上海丁玲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被押往南京。23日，由蔡元培领衔，与杨杏佛、邹韬奋、林语堂等38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比闻著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二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佑文之德了。”
这年5月，为了抗议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蔡元培与鲁迅、杨杏佛等一道在宋庆龄的率领下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书称：“本同盟认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特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于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出严重之抗议。”
第467章 格格不入
在谈到蔡元培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时，有人把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辞职一事，描述为关键性“转折”：说蔡元培从此出都门而定居沪上，极少来南京，进而与最高当局决裂，成为“反蒋派”代表人物云云。
其实，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
就在蔡元培宣布辞职的同一天，由他提名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这应该不是巧合。
关于蔡的辞职，上海各报纷纷揣测原因，《时事新报》称：“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
此一报道，显然意在平息和淡化外间对此事的关注。
约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宴请留沪各中央委员，蔡元培与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李宗仁、宋子文等八人出席。席间议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五院院长人选等事项。就是在此前后，蔡元培被内定为五院之一的监察院院长。
9月11日，蔡元培致函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闓，申明：“监察院院长决不担任，大学院院长决不复职”，同时又郑重表示：“此后愿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尽力于党务，以政.治.会.议委员之资格尽力于政务（弟曾辞政.治.会.议委员，然近经谭先生及孔庸之先生转示会中同人意见，弟遵，当取消辞意），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余生几何，能力有限！果能如此尽力，自问以告无罪。若再苛求，必多贻误。自知甚明，决难迁就。沥诚奉恳，务请玉成。”
关于大学院院长，是南京国民政府那个时期的教育行政首长。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定中国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不隶属于国民政府；设大学院院长一人，综理全院事务，兼任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长，并为国民政府委员。
首任大学院院长即是蔡元培。
对于蔡元培请辞大学院长，国民党高层曾指派宋子文、孔祥熙等“躬亲赴沪，恳切挽留”。蔡仍坚辞，并“荐贤自代”，起初传闻蔡推荐的人选是易培基（属李石曾的中法系），而后来接替蔡氏职务的则是蒋梦麟。至于监察院长一职，蔡推却不过，只得应允暂居名义，具体院务由副院长陈果夫署理，此种状况延续近一年之久方告结束。
9月下旬，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同车由沪到宁，同寓张静江宅邸，蔡曾往“总司令部看蒋先生，其时胡展堂等亦在座”。其后，蔡元培由宁返沪，以私人资格力劝同样提出“辞去本兼各职”的于佑任“勿即辞职”。此后，蔡元培来往于沪宁之间，从事政务，其行踪载于当时“京沪各报报端”。
1929年间，蔡元培的国务活动也颇为频繁，他与蒋介石等高层人士的相互往来也时有所见。大体说来，至1930年以后，蔡到南京的次数才逐渐减少。其实，上海一直是除南京之外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舞台，一些“党国大老”聚居于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幕后活动常常在此酝酿生成，蔡元培作为国民党政治集团中的资深要员参与其间，其在宁在沪，好像很难成为判断其政治姿态的标识。
在蔡元培的“从政高峰”期间，他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平息学.潮、弥合党内派系纷争。由于他在政界、学界的崇高威望，几乎总是充当“救火者”或“和事佬”的角色。
北京大学师生为反对北平大学区发生风潮，蔡责无旁贷地出面平息，并一度兼任北大校长，使北大安然渡过“多事之秋”。
交通大学出现校长危机，蔡亦暂时兼领，以求平稳过渡。
国民政府的“首都大学”中央大学连续发生学.潮，拒绝和殴伤校长，政府强令解散该大学。其后成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蔡再次救急，出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亲到南京，与学校师生代表沟通。
而对于国民党内层出不穷的派系之争，蔡以元老身份尽力排解，力求化干戈为玉帛，维系政治统一，此种努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关头，尤具特别意义。
不过，蔡元培也曾经历过风险。这一年12月15日，北平各校南下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数百人在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蔡元培与陈铭枢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蔡未及数语，即被学生拖下殴打，陈则被学生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昏厥。
据报载：“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这就是后来被有些新闻记者所渲染的“蔡元培遭绑架”事件。蔡元培事后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学风沦替”也深感忧虑。
可是，从事党政活动的“超然”姿态，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全无评判，更不等于对现存秩序的麻木迁就。蔡元培本来即是一个是非心极强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舞台，对于自己周围的“党内同志”也自有一番观察和评判，只不过此种“自由议论”不轻易向外界道及而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丧，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形势危急。此刻，蔡元培忧心如焚，郁积胸中的不满终于在1932年2月初中央研究院的一次活动中倾泄出来。
他在一次在作时局报告时，先说明他前次留在南京维持危局的苦衷，后来又表示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他第一个指斥的是宋子文，他说当美国劝阻日军进占锦州时，日军暂按兵不动，那时宋子文便邀拉西曼氏纵酒狂欢，庆祝胜利，谁知不久，日军便进占锦州了。这些地方便表现出宋子文是怎样的幼稚。“宋少不更事，固不足论。最可怪的要算所谓党国的领袖第一，胡展堂那位先生，在和会（即宁粤和谈）以前满口承诺合作，对于既往概不追究，而在和会时，他便首先作梗；在和会以后，他又负气不到南京，自己在广州组织起三个委员会来”。
讲到蒋介石，蔡元培言道：“他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私心，财政部长辞职时，他可以将一切事务官完全引跑了，他们的薪水非但分文不欠，并且他们临走的时候，还每人发干薪两月，而其他各部人员的薪水都欠几个月，教育（部）竟积欠几百万。蒋临走的时候，还请了三位军人做省政府主席，他的合作精神及和平诚意，已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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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蔡忧心重重，深感“时局艰难，政治尤一无办法”，言下不胜唏嘘。
这一通牢骚和议论，可谓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其中涉及的对日外交内幕、宁粤和谈经过、蒋氏二次下野前的部署等细节，非局内之人难以道及。
蔡元培以党国元老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在一系列事件中，处处与国民党的政治举措唱对台戏，让南京国民党当局一部分主政者极为恼火，遂对蔡元培发出警告以至于恐吓和威胁。
1932年11月，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对蔡元培、杨杏佛营救陈独秀的做法提出书面警告，指其“为清议所不值”“徇于私情，曲加保护，为反动张目”。又于次年2月10日要求解散民权保障同盟，并对蔡元培、宋庆龄提出警告，指责“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带着儿子驾车外出，至上海亚尔培路时，设伏的“蓝衣社”几名特务突然从路边冲出，将杨杏佛乱枪杀害。
蔡元培闻讯后即驱车前往现场查看，随后到医院瞻仰杨杏佛遗体，集结同仁商讨善后事宜。同日，他以中研院长的身份致电汪精卫、林森，要求立即“饬属缉凶，以维法纪”。
参加杨杏佛公祭的鲁迅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
杨杏佛的事直接导致了民权保障同盟在无形中解散，但这没有阻挡住蔡元培人权事业的脚步。
1933年10月，著名新闻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为宣扬民主、抗日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蔡元培连发两电要求解禁。
1934年2月，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老同志何香凝之婿李少石被抓，蔡元培参与营救，与张静江等设法将其保释。
同年9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蔡元培即致信给汪精卫，促请其下令释放。
1935年2月，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被国民党捕获，蔡元培知道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他即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力为辩护，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天才在中国不可多得，绝不能杀。
总之，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几年，为保护进步人士，蔡元培不避凶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第468章 中华民国大学院
对于一个独裁性质的政权，伴随着权力的强化，往往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收紧。在一段时间里，蔡元培与蒋介石集团，除了民主与独裁之争，他的“教育独立”的主张与蒋介石集团的“党化教育”政策也越来越格格不入。
“党化教育”，也被国民党人称之为“训政”， 是指国民党政权按照蒋介石“以党治国”的主张提出的教育方针。
蒋介石集团的党化教育，重点是中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其时间上主要是1923至1954年，共31年。由于蔡元培等自由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大学里则要宽松得多。
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概念。民国初，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政府编写了中小学公民教材，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
伴随着封建的传统道德理念和封建专制制度一起进入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规范人的行为，告诉人们，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做，也就是对民众进行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教育，这无疑是进入新的时代必须要做的事。
公民教育是独立的，它并不需要对政府唯命是从、俯首帖耳，它所从事的是民智开启和理性教化的事业，因此能够帮助受教育者对宣传保持较强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识别。
这种必须的公民教育和蒋介石集团的党化教育是风马牛不同的两回事。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北洋政府对于学校管理基本上采取了“放任态度”，希望学生好好读书，不要过多关心国家大事，以免造成社会动乱。可以说，这是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宽松的时期，从而也是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
蔡元培曾感慨的回顾那一时期：“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
1924年，国民党在广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便着手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推行党化教育。主要是通过组织手段，将学校变为党的政治工具，通过调换校长将非国民党人管理的学校改为国民党可控制的学校，在所有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学校开设“三民主义”之类的课程，灌输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党；另一项决议规定县视学或督学兼任县党部组织部官员，到各校建立区分部和宣传党的纲领。
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为全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开端。草案规定，先在浙江、江苏推行。规定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以国民党的纪律为学校规约;对学生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推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新道德”等。实质是要使学校教育国民党化。
一些地方行动也闻风而动，如上海市成立“党化教育委员会”；浙江省制订《实施党化教育大纲》，要求中学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用党的纪律规范学生的行为。
此种对文化教育的法西斯统治，一开始便遭到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的抨击。
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
1928 年 5 月，在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在蔡元培的主导下，通过废止“党化教育”，实施“三民主义教育”的议案。从而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但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控制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1928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指令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实行“严格主义”政策。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1932年，在各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虽然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的教学内容未变，是换汤不换药。
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党化教育的同时，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
2016年台湾“大选”中的落败，使国民党的历史一遍一遍被回溯，人们想找些线索、渊源。当眼光远至国民党初到台湾时，那道“戒严令”无法回避。《台湾省戒严令》由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颁布，于1949年5月20日生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台北。
戒严期间，人民自由与基本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被极大限制，称为“白色恐怖时期”；直到38年又56天后，蒋经国于1987年宣布“解严”。
这38年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教育上，政府强力推行党化教育，“从娃娃抓起”，改造国民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向学生灌输忠党爱国、效忠领袖等观念，培养未来的忠党精英和服从政府的顺从国民，并设立青年组织“救国团”。
这是一种威权的、社会工程式的教育。由于威权的权力在倡导道德，它的道德合理性变得不容置疑，无论它再怎么专制、腐败、残暴，它也会俨然变成一个道德的化身。这种道德形象是不实的、有欺骗性的，它是一个精心包装的神话，为的是达到对专制权力统治的维护目的。
在台湾，对这种教育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青年组织“救国团”，它的成立直接来自蒋介石于1952年3月提出的组织青年学习的号召，同年10月正式成立，隶属于“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担任主任。救国团成立时，蒋介石训词的第一条就是强调它的“教育”作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的组织……本团的教育和训练方针，必须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密切配合，而每一个团员，必须在三民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及政府决策之下，加强革命信念，增进革命知识，学习工作方法，锻炼坚强体魄，使自己成为文武合一德术兼备的人才，以担负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
救国团实际推行的工作包括：实施爱国教育、推行文教活动与建教合作计划、青年就业辅导、学生康乐活动、社团辅导及海外华侨联系工作；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高中以上学校的军训教育，1953年7月“行政院”颁布“台湾省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及“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责成救国团具体负责校园的军训教育。
救国团不断向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导他们必须以领袖和国家至上，在其推行团务的会议中一再重申，“我们认为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大计，是我们青年反.共救国的指标；总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是今日反.共抗俄革命领导的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必须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原则，以达成中兴复国的大业”。
由于国民党政权认为在大陆的失败是因为青年的思想不稳以致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诱惑，因此救国团的第一要务便是实施爱国教育，统一救国思想，对青年实施军事训练，以完成所谓反攻大陆的中兴大业，入团青年更必须宣誓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献给领袖和国家。由救国团的成立宗旨和团章都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对台湾青年学生进行洗脑、控制和动员的意图，“为达此目的，救国团常发给学生必读的小册子，举办各种与党义相关的活动和比赛，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训练营，推行青年守则运动，不时高唱‘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口号，党化教育铺天盖地席卷整个校园内外”。
除了成立救国团，国民党还在大学设立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为了避免批评，往往并不公开），中小学则设置“安全维护秘书”及校内书刊审查小组，用以监控校园师生的思想言论，防止出现言行不轨。国民党还在学校课程中加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或军训等科目；在国语文科、社会学科等学科更是灌输忠党爱国、效忠领袖等观念，以培养未来的忠党精英和服从政府的顺从国民。
蒋氏集团的党化教育，其实是一种愚民教育，也是对他个人搞个人崇拜的专制教育。已经成为台湾的国民党人的一个负面遗产。当然，这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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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9章 中央研究院
蔡元培没有在政治的洪流中迷失，更没有被权力搞得忘乎所以、利令智昏。在参与了国民党内的一些政治活动之后，很快回归他一生矢志不渝所追求的教育事业。
应该说，这种对政治的有限参与，客观上也使蔡元培获得了实践教育理念的难得资源。因为，对蔡元培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为实践他教育兴国的理想又开创了一个新的舞台。
1927年4月27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蔡元培即建议，仿效法国教育制度，在国民政府内不设教育部，而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之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
蔡元培这样做的理由，是“但求办事上能增加效率，不因人设事，致成衙门化”。
他说：“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
他的想法是不让中国的教育事业行政化，而是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大学院的特点是贯彻“以教育家办教育”的思想。如，在院内设大学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的教育立法机关，这个委员会由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国内专门学者这三部分人组成，委员长则由大学院院长兼任。这个委员会可推荐大学院院长的人选，议决国家教育的重大方案、政策，与政府各个部门保持相对独立。
大学院内设院长一人，总理全院事务，下属办事机构仅设秘书处和教育行政处。
此后，年过六旬的蔡元培有两年光景全力投入了在国内设立大学区的实验。
所谓大学院，乃是参考法国的大学区制而实行的模式。将全国分成若干学区，每一学区以大学院为中心，全学区的中、小学都归大学院管理，不再设立教育局之类的行政机构。这种体制的好处是突出了教育家治校，更尊重教育规律，而且教育在不同的地区的发展也会相对均衡。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深受教育部行政官僚之苦，对官僚统治深恶痛绝，所以很支持这样的体制改革。
1928年，作为大学院院长的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大学校长及各省教育主管与会，共商教育改革方向。
正是在这次教育体制改革中，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在确定了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构之后，蔡元培进而突出了科学、艺术、劳动三者在教育中的地位：“大学院以科学化、艺术化、劳动化相提倡，大学必须具备这三种精神。”他倡议，要在大学区中设立劳动大学，提倡劳动教育。更要“设音乐院、艺术院，实行美化教育”。
这就在过去已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上劳育、美育，德、智、体、劳、美五育并举，方为完全之教育。
而且，在蔡元培看来，美育还要进一步走向社会：“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
蔡元培要求大学院把艺术看得和科学一样重要：“艺术能养成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
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下，在大学院下筹备设立艺术教育委员会，以推进全国的艺术教育。大学院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很快在上海创建了国立音乐学院，请音乐家萧友梅当校长。接着，又迅速在杭州创办了国立艺术学院，请画家林风眠任校长。由此开始，艺术教育在江南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大学院在1928年还支持美术教育委员会向社会推进美育，筹备全国美术展览会，这在国内属创举，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在大学院时代，蔡元培广开贤路，设置了特约著作员制，专聘国内学术上有贡献的专家、学者，任其自由著作，大学院给予特殊津贴。这时鲁迅也已在上海自由写作，蔡元培为他颁发了聘书。
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又称特约著述员)，这是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圆干薪的职位。
一年之后，这个职位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蔡元培曾在他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过：“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鲁迅）诸君皆受聘。”
鲁迅的这笔“补助费”长达4年1个月，共计有14700银圆，数目不小。
1930年12月，蒋梦麟辞去了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当校长，国民政府于12月4日改聘高鲁为教育部部长。
高不到任，于是，6日起，就由蒋介石亲自以行政院部长兼任了教育部部长。15日，又任命李书华作为他的政务次长。蒋介石兼任这个教育部部长，一直到1931年6月18日，达7个月。接着就由李书华继任教育部部长，到1932年的1月8日为止。
就在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部长的期间，据许广平说，有人去向蒋介石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已通缉在案的这个人。”
告密者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
可是，蒋介石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许广平说：“后来教育部来了人，说了这事，鲁迅拒绝了。然而，还拖了几个月，想争取；到年底，就把这个特约编辑(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裁撤了。”
这时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已日益走向集权，越来越不容许有在国家中独立于其掌控之外的领域出现。这应该也是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一切集权政治的必然趋势。
“清党”之后的蔡元培渐渐与蒋介石疏远，力图在国民党内保持一种“超然”态度，然而，在非友即敌的政治氛围中，不可能允许真正的“超然”存在。蔡元培的态度加深了他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罅隙。
1928年，南京的蒋氏政权初步巩固后，为把文教事业也完全掌握在其手中，一些政客开始排挤蔡元培。
陈果夫、丁惟汾等坚决要求废止大学院制度，他们的理由是：“大学院的机关，明明列在国民政府组织案中，当然在国民政府之下，和其他各部院同一性质，何以大学院门口所悬的招牌，不称国民政府大学院，大书特书而曰‘中华民国大学院’？是否表示教育独立，大学院和国民政府并列？”
面对国民党内政客的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政治手段，在1928年6月15日的大学院委员会会议上，蔡元培愤然要求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会后，他感慨地对胡适说，他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
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废置大学院制，另一方面，于这年8月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以北平为中心设立北平大学区。
在取消大学院的提议和《北平大学组织大纲》通过后，8月17日，蔡元培公开宣布辞去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尽管远离了权力圈，但蔡元培仍然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资本，为教育事业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努力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增加经费、提高老师待遇。
1929年6月，南京国民党政权作出取消所有大学区制的同时，又决定设立国立北平研究院，以削弱蔡元培以及他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在国内的影响力。
同时，南京国民党政权还处处与中央研究院为难。1930年1月，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勒令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动工兴建的物理、化学、工程三个研究所的工程立即停止，于4月以前迁往南京。
笔趣阁
不久，亲近蔡元培的蒋梦麟也被从教育部长的职位上逼走，由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兼任教育部长，由李书华为政务次长，后又提拔其为教育部长。这样一来，蔡元培的影响力日渐被完全排除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体系之外。
第470章 老骥伏枥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简称中研院，1927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前夕，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4次会议中，李石曾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案，决议推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静江）三位先生共同起草组织法。
同年5月9日，决议设立筹备处。7月4日，将正在筹设的中央研究院改列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附属机关之一。11月12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请学术界人士30人，在大学院召开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展开筹备工作。
1928年4月10日，国民政府修正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成为不属于大学院的独立机关。23日，特任蔡元培先生为院长。
6月9日，举行第1次院务会议，宣告正式成立。
蔡元培是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40年3月。可以说，这是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教育文化界写下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蔡元培本人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曾数游欧洲，深谙科技在时代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深知科技事业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
他说：“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
中央研究院也是蔡元培教育“科学化”的最重要结晶。
1927年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明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研究所。
蔡元培作为当时的大学院院长，具体负责中央研究院的组织工作。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央研究院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研究院为中央研究院，直属国民政府。
在首任院长蔡元培任内，中央研究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十个研究所。
其中，理化实业研究所于1927年11月筹设，下有物理组、化学组、工程组。1928年7月分立为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均在上海。
地质调查所于1927年11月筹设，1928年7月在上海成立地质研究所。
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7年11月筹设，1928年5月正式成立，下有法制组、民族组、经济组、社会组，前两组在南京，后两组在上海。1934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该所，1945年改称社会研究所。
观象台于1927年11月更名，下有天文组、气象组。1928年2月分立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均在南京。
语言历史研究所于1927年夏设于广州中山大学，1928年3月在中山大学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10月22日迁入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后迁北平。
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于1944年由史语所第四组中抽出另设，抗战胜利复员后因限于经费，又由史语所收回接办。
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29年1月筹备，1930年1月成立于南京，1934年7月更名为“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5月分立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
心理研究所于1928年11月决定设立，1929年1月筹备，1929年5月在北平正式成立。
数学研究所于1941年筹备，1947年在上海正式成立。
医学研究所于1944年筹备。
院长任上，蔡元培依旧奉行他的“人才至上”主义，不拘一格选用科学方面的专家。
理工方面，物理研究所聘丁西林为所长，严济慈、胡刚复、杨肇燫等为研究员。
化学研究所聘王琎为所长，赵燏黄、沈慈辉、曾义为研究员。
工程研究所聘请周仁为所长，王季同、周行健等为研究员。
地质研究所聘李四光为所长，翁文灏、叶良辅、徐渊摩等为研究员。
气象研究所聘竺可桢为所长，胡焕庸等为研究员。
天文研究所聘请俞青松为所长，陈遵妫、高平子为研究员。
心理研究所由康钺任所长。
人文方面，历史语言所由傅斯年任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任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主任，研究员有陈垣、刘半农、徐中舒、罗常培、史禄国(白俄学者)等。
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杨端六任所长，后由蔡元培本人兼任。经济组主任杨杏佛，研究员杨端六、吴定良，特约研究员刘大钧、王琎、何廉、蒋廷黻等。法制组主任王云五，特约研究员周鲠生、王世杰、胡长青等。社会组主任陈翰笙，研究员王济昌，特约研究员陶孟和；民族组主任蔡元培，研究员有德国学者但泽、凌纯声。
蔡元培所聘请的研究人员，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科学界的顶级精英。
在研究院的行政管理上，蔡元培也始终把握专家治院的原则。研究院内总管行政事务的最初为秘书长，后改称为总干事。蔡元培聘请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杨杏佛。
杨杏佛早年加入同盟会，并曾在孙中山的临时南京政府中任职，后赴美国留学，攻读机械工程、工商管理、经济。归国后，长期协助蔡元培工作，是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的最得力的助手。
蔡元培曾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
1933年，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物理学家丁西林短期代任总干事一职，继由地质学家丁文江接任总干事。
丁文江早年留学英国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1922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与翁文灏合著《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他是一个精于科学又长于事务管理的科学家，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在科研组织管理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蔡元培称他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
作为一院之长的蔡元培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为科研人员竭尽所能地创造学术研究条件和空间。各所的学者要去全国各地进行科学调研，蔡元培总是和国民党的各地方军政要员积极接洽，要求他们尽力协助。
对自己聘任的专家学者，蔡元培则用人不疑。
时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的陈翰笙回忆：“蔡先生是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都放手让我主持，从不干扰。重要事务，由我去向他报告，他仔细地、认真地、虚心地听取报告，先征求我的处理意见，然后由他提出具体办法来同我商榷……我去信请教时，他都亲笔回信，具体而切实，从没有训人的口吻。他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中央研究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平等相待。”
蔡元培领导创建中国研究院，是他继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之后，对于中国文教科研事业所做的又一个丰碑式功绩，以至有人评价，这是“蔡先生对于我国学术之最大贡献”。
1949年，国民党当局迁台。12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全部以及数学研究所的部分共二千多箱重要图书、文物、仪器、设备运往台湾，迁至台北的台湾大学，暂存在桃园县杨梅镇（今桃园市杨梅区）火车站仓库。其余研究所皆留置于中国大陆，并发展为后来中国科学院之主体（中国科学院早期的外文译名亦一直沿用Academia Sinica，现多采用英语ese Academy of Sces，但仍有部分研究所沿用拉丁文译法）。
由于多数院士及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所选出之第三届评议员32人都留在大陆或留置国外，在台者仅有吴大猷、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胡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等人，不足法定人数，两会无法召集并行使职权，在一段时间里，台“中研院”陷入半停顿状态。
1954年，经朱家骅多方奔走，在台北市南港区现址营建院区。植物研究所在台“复所”。
1955年，成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近民族研究所筹备处。
1957年，多方讨论出“以报到登记人数为实有全体人数”之办法并呈奉台湾当局领导人令准，于4月2日在台举行第二次院士会议，4月3日举行第三届评议会首次会议。
同年12月，胡适继朱家骅之后担任院长，次年正式就职。化学研究所在台“复所”。
经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吴大猷、李远哲、翁启惠等院长之戮力经营，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逐渐形成了今日之规模。
思路客
这为后话。
第471章 避难香.港
在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空间日益被压缩的政治氛围中，蔡元培依然尽最大的可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奉行的教育方针是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
他常说：“脑力与劳动同时并进之好处，非独养成身体发达之平均，而最大关键，乃在打破劳动阶级与知识阶级之界限。”又说：“人生由小而长，而老，而死，苟无艺术之调和，则一世生活，真无兴趣之可言。……故艺术兴味，确为教育上第一要义。”
推行美育，可以说是蔡元培一生的追求。
蔡元培历来认为，美是有力量的，没有美育的教育也是不完整的教育。他曾大声疾呼：“美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
“当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发掘美好的眼睛与心灵，拥有完善的性格、更富情趣的人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国家之幸。”
在蔡元培看来，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仅仅源于知识的灌输，也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是美育。塑造全面完整的人，是美育的宗旨。
在北大校长任上，他曾不遗余力的把推行美育，做为北大教改的重要方面。担任大学院长，无疑为他推行美的理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927年蔡元培组织大学院时，即特设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这年10月，上海成立了音乐院，蔡元培亲自兼任院长，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萧友梅担任教务主任。
这便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音乐学府——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1928年7月，音乐院改名为音乐专科学校，校中设立预科、本科，并附设师范科。萧友梅担任校长，但蔡元培一如既往的关心音乐学校的建设。
廖辅元回忆：“萧先生每逢‘音专’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汇报。蔡先生对萧先生的汇报总是耐心倾听，同意的频频点头，不明白的就及时发问，听懂了就相视而笑，表示赞赏。”他又说：“他(蔡元培)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点架子。”
蔡元培还亲自在校园种了一棵大松树，并在树前摄影留念。后来“音专”人一直奉蔡元培为学校的创办人。
另一所蔡元培一手推动创办的重要艺术院校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便是今天著名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
1927年11月27日在国民政府大学院艺术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蔡元培提出了创办艺术大学的提案。
他说：“我国民政府为厉行教育放烟花，尤不可不注意富有革命性之艺术教育，急谋所以振兴之……此本会向中华民国大学院建议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最大理由也。”
蔡元培积极推动学校中的体育运动，推动国民体质的增强。1927年11月，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制定《各国立大学军事训练条例》，提请国民政府在各国立大学实行军训制度，并拨给相关经费。
条例言道：“欧战以来，欧美日本各国大学一致厉行军事训练，不遗余力……我国素以和平为世界倡，国民积久相沿，以至萎靖巽懦，自卫能力薄弱。对外则招辱取侮，领土丧失，受不平等条约束缚；对内则不能抵抗非法，一任军阀与官僚土豪之鱼肉或恶化分子劫持。以此国民，而与世界列强互竞，国既不国，种亦云亡。本大学有鉴于此，为求民族精神之发扬与国民革命之未完成，已经拟定军事计划，聘请军事专家，于正课之余，实施训练。”
1928年2月10日，蔡元培又召集全国各地体育界代表，在南京组织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商讨办法，促进公共体育。5月，更明确将开展军事教育和体育写入《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中，提出凡中学以上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课，每年各校学生应进行三星期连续的严格军事训练。
大学院制改革失败后，蔡元培虽不再在国民政府的教育机构中担任行政职务，但他继续致力在教育上，提倡中国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
1930年10月，蔡元培在《现代学生》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一文，教导青年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立”“爱人”的美德。
1934年1月，蔡元培又就青年教育问题向记者发表了谈话，稍后又在《浙江.青年》上发表《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一文。
他对青年的三点希望仍然是：一、健强的体格；二、研究的精神；三、美术的陶冶。
他说：“一方面在知识及技能上有科学的基础；一方面在感情上有美术的熏习，以这种健全的精神，宿在健全的身体，真是健全的青年了！”
1936年1月，蔡元培度过了他的七十寿辰，但他在工作上并不稍懈。这一年，他除继续主持中央研究院的相关工作，并应邀到一些学校和文化团体演讲，还为他人的著述写下十余篇译文和文章。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屡在中国东北挑起事端。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日问题的看法，他曾建议向东北地区移民，充实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震惊。蔡元培马上放弃了在国民党内成立第三势力，调和宁粤矛盾，以图一致对外。
从此，蔡元培在国民党内力主抗战，并力促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改变消极抗战政策。
1932年1月28日夜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遭到中国驻军的奋勇反击，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保卫战”。
日军对上海市区进行了不分区别的轰炸，多家极具影响的文化机关被毁，其中就有著名的商务印书馆。
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茶花女遗事》，注有“国难后第一版”字样，版权页印有一则简短明了、痛入骨髓的启示文字：“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九日，敝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于一旦。”
蔡元培代表中研院，联合国内各大学校长致电国联，愤怒抗议日军野蛮轰炸文化单位，同时，致电国际名人如爱因斯坦、杜威、巴特勒等著名学人，控诉日军罪行，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战役结束后，阵亡将士公墓上树起一方石碑，刻有蔡元培悲愤而书的铭文：
“淞沪一役，顽寇逞凶。洸洸武士，来摧其锋。忠贯日月，气挟云龙。攻坚陷阵，决脰断胸。谁能无死，死国从容。谁不慕义，义战肃雍。顽廉懦立。响应风从。王罴冢高，苌宏血滢。千秋万古，英爽如逢。”
1935年，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晚餐，用的是西膳。
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
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
话未说完，大家看到了这一幕：激动的蔡元培眼泪夺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着泪水的酒，一饮而尽。举座的人见一这情景，无不动容，汪精卫则如坐针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尴尬之余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可惜，汪氏没能真正听得进去，终于成为千古罪人。
1936年4月16日，在中研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蔡元培作了《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的报告，他要求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加强原料和生产问题有关的课题研究，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他说：“根据上次欧洲大战史之史实，吾人深知，凡科学发达之国家，皆可于应战时召集其国内作纯粹科学研究者，临时变作为国家军事技术服务之人，本院同人准备于如此机会之下，用其技术的能力，尽其国民的责任。在准备过程中，本院之个人及集体，自当随时应政府之需求，贡献其技术的能力。”
晚年的蔡元培，兼任了诸多教育界的社会职务，如：中国公学董事长兼校董、上海法学院校董、上海美专校董兼主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长兼董事、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孔德学校校长、爱国女学主席董事兼校董、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南通学院校董、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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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2章 永远活着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三个月后上海沦陷。
11月27日，上海黄浦江边夜幕低垂，一辆灰色轿车驶进江边法租界码头，车内下来一位一袭长衫、步履蹒跚的老者，正是蔡元培。
他眺望着黄浦江面繁星似的点点灯光，露出依依不舍之情。随后，登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法国邮轮“珂拉密司”号。由丁西林和妻弟周仁陪同，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上海前往香.港避难，于29日抵港。
先期到达香.港处理商务印书馆事务的王云五接待了蔡元培，安排他住进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一个月后，夫人周峻带着子女抵港，一家人团聚后，在香港九龙的柯士甸道156号租屋安顿下来。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初生活，主要是仰赖友人王云五的悉心安排。
王云五曾在20年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东方图书馆馆长，此时正受任于危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因发明四角号码检索法和完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而名噪一时的王云五，对于蔡元培无论是学识和人品都很仰慕，两人也过从甚密。
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迁到香.港，王云五便常驻香.港。
初到香.港的蔡元培为了调养身心，在其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游览了香.港扯旗山、浅水湾等名胜风景地。
扯旗山里是香港地势最高处，一脉连绵起伏、青蓊叠翠的山脉沿海岛东北边缘隆起，向西逶迤而去。蔡元培临峰绝顶，极目远眺，大自然美景尽收眼底。来自维多利亚海湾的风轻轻拂面，让人不禁心旷神怡。
随后，他们又驱车前往港岛南端的著名浅水湾风景区。这是一处天然港湾，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他们在浅水湾大酒店宽敞别致的室外走廊饮茶、小憩、观赏。坐在走廊里舒适的藤椅上，大海一览无余，波澜壮阔。
蔡元培动情地说：“这里确实令人喜欢，它贴海如此之近，可以聆听大海喘息的声音，饱览大海气势的恢宏。”
次日，蔡元培又专程前往宋王台参观。宋王台在九龙湾畔，是香港唯一的古迹。
曾有诗人在此写下“海天还属宋王台，怒涛呜咽向东流”的诗句，说的是：南宋末年，蒙古人攻陷都城临安，数十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南宋军民，在张世杰、陆秀夫的率领下，拥戴9岁的赵昰为帝，逃亡到南中国海滨。剽悍的蒙古军穷追不舍，一路烧杀、直逼珠江口。最终，陆秀夫背起幼主蹈海殉国。众多朝臣悲愤难抑，亦追随蹈海，南宋亡。
蔡元培在这悲壮的历史面前唏嘘不已，不禁感叹中国历史的凝重。想到日寇入侵，不由更惦念战火中的故土。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
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这时的蔡元培曾为友人之父题照，写了“家祭毋忘”四字。也许，蔡元培已经预感到自己不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了。
身处香港的蔡元培继续关心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这时的中央研究院，由于上海沦陷，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往中国西南各省份。
淞沪会战爆发时，蔡元培强撑病体，指挥和组织上海三个研究所向内地搬迁。而各所所长多有不愿意去重庆的，蔡元培尊重大家的意见，除总办事处与气象所搬迁重庆外，其他各所可以自定去处。
如此一来，昆明、桂林也成为迁移的目标，事情也便多了起来。为此，蔡元培不得不操更多的心。即便在香港养病，蔡元培仍然随时接收各处、所的行踪报告，时刻关注和指导着他们的安置情况。
种种问题接踵而来，千头万绪，需要梳理。
1938年2月28日，在蔡元培的召集下，关于“中研院”搬迁的一个重要会议在香港酒店举行。总干事朱家骅以及丁西林、竺可桢、李四光、傅斯年等各所所长都出席了。蔡元培主持会议，确定了战时院务的众多重大决定与生存发展策略，大家也统一了思想。
但是，“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的人选问题，一直让蔡元培伤脑筋。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曾多次要求辞掉总干事一职，均被蔡元培拒绝。这次到香港，朱家骅又一次以将出任驻德大使为由，请蔡元培另聘他人。蔡元培虽仍不同意，但也不能不考虑新的人选了。
3月里的一天，蔡元培邀请任鸿隽一起午餐。任鸿隽曾为四川大学首任校长，能力很强，蔡元培虽然心有打算，但见他事务繁忙，感到时机还不成熟。
9月，等朱家骅又提出辞职时，任鸿隽的事务也基本安顿下来，蔡元培正式邀其继任总干事。任鸿隽深知“中研院”情况复杂，虽答应帮忙，但要求到桂林等地视察后再决定。可是，蔡元培认为已不能再拖了，最终说服了任鸿隽，通电宣布其出任总干事。
蔡元培慧眼识才，任鸿隽则不辱使命。在“中研院”搬迁安置最困难的时期，任鸿隽通过自己在四川等地的人脉以及非凡的工作能力，促使“中研院”各所成功地安顿下来，并不间断地产生科研成果。
蔡元培始终关注着“中研院”，他不止一次的鼓励同仁：“人类历史本充满着打破困难的事实；于困难中觅得出路，正是科学家之任务。又况易地以后，新材料的获得，各方面人才之集中，当地原有机关之协助，亦有特殊便利之点。吾人决不因迁地之故而自馁！”
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叶企孙、陶孟和、傅斯年的建议，将“中研院”最终决定权授予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在特定的条件下，这无疑是有利于“中研院”的存在和发展的重大举措。
新中国成立时，“中研院”的大部分机构很好地保留下来，成为科学事业的重要力量。对此，蔡元培功不可没。
蔡元培在香港养病期间，好友张静江曾邀请他同往美国，以便其获得更好的疗养。然而，蔡元培婉言谢绝，理由是：自己身负“中研院”职责、文化学术工作，这些均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未可一日停顿，实不能远离。
在香港的岁月，蔡元培的身体多在病中，不得不推辞众多的邀请。
蔡元培在香港唯一一次公开活动，是出席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联合在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的美展开幕式。
这天，蔡元培精神大振，在包括港督罗富国在内的众多来宾面前，即兴发表演讲：
“抗战时期需要人人具有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论是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还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救难民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有了这种精神，便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从而在全民抗战中担当起一份任务……”
在抗战初期的困难时刻，蔡元培始终有一种自信的乐观与豪情，并不时鼓荡起铁马金戈般的壮烈情怀。这种情怀，在其诗作中有很强烈的表现：
“枫叶获花瑟瑟秋，江州司马感牢愁。
“而今痛苦何时已，白骨皑皑战血流。”
这是他当时写给陆丹林的诗。
“世号诗史杜工部，亘古男儿陆渭南。
“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闻谔谔展雄谈。”
这是他读完友人《八一三纪事诗》所题的一首七绝。
透过这些字里行间溢出的爱国激情，不难看出病居香港的蔡元培既有“江州司马”的愁怀，又思慕那“亘古男儿”的气概。
最能说明这时期蔡元培壮心不已的文字，莫过于他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后，为该会会歌所作的歌词。
这首著名的《满江红》词铿锵有力，铮铮有声：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歌曲，显成绩!”
蔡元培晚年在香港摈除外务，希求静心养病和写作。他给自己订下的写作计划有：写一本“以美育代宗教”的书，编一本美学书，编一本比较民族学的书。另外，蔡元培应胡适的多次建议，拟写一部自传。
蔡元培的一生可谓都在为国事奔走，几乎难有充裕的时间静心著述。但他对中西学术长期求索而形成的独立见解积蕴于心，不发不快。此时人入晚境，回首往昔，世事纷扰，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力求补偿。
这一时期蔡元培在香港经常写作的是《自写年谱》。年谱用白话文写作，文字简洁清丽，对蔡元培的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读书、供职北京翰林院、回乡从事教育、在上海的活动、留德四年以及其后旅居法国的生活均作了翔实记述。他人生成长的轨迹在其中一目了然，还可从中探知蔡元培思想人格的形成。该年谱自1936年初即已动笔撰述，在香港只是续笔，但不久蔡元培即病卧床榻，不得不辍笔。这时年谱仅写有4万余字，是一部未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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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3章 出生地和家庭
晚年的蔡元培仍勤学不辍。在香港读书的篇目有：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张元济《校史随笔》、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以及《王阳明全集》《陆放翁全集》《游志汇编》等。
徜徉在学海书林，在广袤无垠的思想境界中翱翔，对蔡元培这样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然而，港岛毕竟局处一隅，弹丸之地，远远不能满足他那阔大的需求。蔡元培不禁发出了“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的感叹。
读书暇余，蔡元培要应约为一些书籍撰写序文。先后有《鲁迅全集》序、肖瑜《居友学说评论》序、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等。作为蔡元培晚年所留不多的文字，这些序跋的价值也就远远不止于其本身了。
让蔡元培倍感欣慰的是，晚年的他与夫人周峻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夫妻感情融洽、恩爱有加，还不时作诗唱和、作画题咏。这给平常的家庭生活增添了许多雅情逸趣。
1939年3月，是周峻的五十寿诞，蔡元培专门赋诗《为夫人周养浩寿》：
“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万岩在眼前。”
世人大多觉得蔡元培是个当官（教育总长）的，而当官的人大多都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学法律、学政治，以后也好当官。
但蔡元培却不是这样，他曾写了七个字给周峻：“且从诸兄学实科。”
意思是告诫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女要学习两个兄长，攻读实用的科目。
蔡元培，三段婚姻、七个子女。
王昭与蔡元培第一个孩子蔡阿根。
因为是长子的缘故，蔡元培对他寄予厚望，将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不幸的是，蔡阿根在6岁的时候因病去世，小小年纪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1898年，王昭与蔡元培的第二个儿子蔡无忌出生。
1914年，蔡无忌进入法国翁特农业学校学习，三年之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法国国立格里农学院学习。
1925年，蔡无忌回国，彼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兽医学家。
他建立了上海兽医学校、畜牧兽医学会、中央畜牧实验所等多个对中国意义重大的机构。在畜牧业等相关领域中，蔡无忌可谓是开山鼻祖，也是一代宗师。
蔡无忌一直注重中国的食品安全，在他的带动之下，有了新中国第一个商品监察条例，国人的食品安全有了重要保障。
1900年，王昭去世。1902年，蔡元培与黄仲玉成亲。
1904年，黄仲玉生下了女儿蔡威廉。在很小的时候，蔡威廉就展示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她先后到过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感受那里浓厚的艺术氛围。成年之后，蔡威廉进入布鲁塞尔美术学院、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系统地学习绘画。
提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油画家，蔡威廉绝对是不可置疑的存在。
她的肖像画曾经被人们广泛称赞，一幅作品千金难求。她的画中渗透的不仅仅是一个画家的技巧，更隐藏着一个女子享受生活的乐趣。
1907年，蔡元培的第四个孩子蔡伯龄出生。
幼年的时候蔡元培带着他游离欧洲各国，因此蔡伯龄小时候就拥有异于常人的眼界。1928年从比利时学校机械系毕业，1929年从法国电工学院毕业，1930年成为巴黎理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的获得者。
此后的几年，蔡伯龄跟随众多外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做研究，磁学研究与强电磁设计成为了他的整个世界。
1934年获得法国研究发明局银质奖章，1927年获得埃梅?贝尔泰奖，在世界精英遍布的物理学领域，蔡伯龄闯出了一片天地。
1921年，黄仲玉病逝，2年之后，蔡元培与周峻走进婚姻的殿堂。
周峻与蔡元培的大女儿蔡怀新，是物理领域的杰出人才，毕业于交大物理系，曾经在复旦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蔡怀新出版的《基础物理学》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她在物理学领域赢得了许多赞许的目光。
周峻与蔡元培的儿子蔡英多是典型的实干派，他醉心于航空事业，将自己的半生都奉献给了沈阳航空发动机集团。
小女儿蔡睟盎同样对物理学研究充满热情，她曾经在中科院做相关研究，是中国物理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每个父亲，都有最钟爱的儿女，蔡元培也不例外。在其儿女中，他最喜欢的当属大女儿蔡威廉。
其幼女蔡睟盎曾回忆道：“本来父亲是计划从香港出发，转道越南，从陆路去昆明，和大姐会合。”
然而，蔡威廉却在1939年因病于昆明英年早逝了。
蔡威廉病逝的消息，周峻根本就不敢告诉丈夫。她和女婿商量好，每次写家信仍落款“威廉附笔请安”的字样。甚至于，周峻连子女们也没有告知，只是让蔡睟盎脱掉了红色的鞋。
可是蔡威廉已经是个名声在外的画家了，她去世的消息不可能只是一桩家事。果然，没过多久蔡元培就在一张昆明的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新闻，上面写着“女画家蔡威廉追悼会、遗作展”。
世上最伤心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爱女蔡威廉的早逝对蔡元培打击是沉重的。他以悼念亡妻的习惯性模式，写了一篇文章《哀长女蔡威廉文》。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寓所起床时，倏觉头晕目眩，失足仆地，口吐鲜血。
家人急召医生诊治。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天，商务印书馆特约西医朱惠康至中午才赶到。后来，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也应请前来会诊，疑为胃疾，建议住院治疗。
翌日，由周夫人和朱医生侍伴，送蔡元培过海到跑马地香港养和医院救治。
抵达医院不久，蔡元培即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状态。虽然中外医师悉心救治，施以输血等措施，但蔡元培终以年高体弱，于3月5日9时45分与世长辞，终年73岁。
后来医生推断：“其摔倒在地，伤及内部，导致胃瘤出血，乃不治之因。”
当诊治医生互相争辩，试图将蔡元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时，他却对自己的生死并不看重，只管喃喃自语。
因说话模糊不清，身边照顾他的周新（蔡元培内侄）只是零星地听见，“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这便是一代大师留在尘世最后的言语。
一位名人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不会死的，因为他的精神永存。
蔡元培当属于这样的人。
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痛惜。3月7日，蔡元培遗体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香港各界敬送挽联。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代表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主祭，前往致祭的各界人士有300余人。
同日，润之先生和中.共.中.央也分别发来唁电，润之先生在唁电中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中共中央称蔡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对他的逝世深表哀悼。
随后，在中国的西南大后方、西北的延安以及海外，军政、教育等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3月10日是出殡的日子，香.港前往执绋者竟达5000余人。
蔡元培的灵柩最后被安葬在香.港岛南端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墓地。
墓前立着京师大学堂校友叶恭绰所书碑刻：“蔡孑民先生之墓。”
全国各界人士纷纷举行了悼念活动，多家报刊载文赞誉他的功德，各主要党派和团体及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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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悼念期间，各界人士所送挽联，蔚为大观。
在后印行于世的《哀挽录》中，有一联云：
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动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曾分别在武汉和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的挽联云：
薄元首而不为亮节高风千秋曾有几辈；
容百家之并起宏模雅量当代祗见斯人。
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挽联云：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病逝两年后，五十二岁的周峻带着儿女回到了上海华山路的住所。
蔡元培当年去香港时，将家藏的数百箱书寄存在上海科学社，只带去了一批常用书和大量手稿。可惜，那些常用书已在战乱中损失殆尽，而手稿幸亏周峻将之缝进了被絮里，才躲过一劫。
蔡元培给妻子子女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遗产却几乎为零。
其实蔡元培名声在外位居要职，找他走人情、通关系、送礼的也不是少数，他若想从中谋利易如反掌，但他一生廉洁。
1936年恰逢蔡元培七十大寿，他的学生和朋友们见先生为国家、为教育奔波操劳一生，却始终居无定所，所藏书籍也分散在北京、上海各地，于是想要集资建一房屋作为寿礼，好让他颐养天年。但这番美意被蔡元培婉言谢绝了。
刚正清廉的蔡元培，死后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果。他在香港治病所花费的那一千多元医药费，周峻都无法凑出。甚至于丧葬费她都愁得快要去典当衣物了，后来还是王云五伸出援手代筹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峻独自一人抚养子女着实不易。首任上海市长陈毅知情后，作出决定，特批将华山路的一幢房屋供蔡元培子孙后代永久居住。
第474章 老家绩溪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无疑是绕不过的存在，就是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的胡适。
胡适籍贯安徽省绩溪县，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
松江府是自中国元代起设立的地区行政建制区，是上海历史文化之根，有“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之说。
松江府前身为华亭府。华亭是上海的古名，元至元14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次年（至元15年，即1278年），改名松江府，辖华亭县。元至元27年（1290年），华亭县东北部分乡分出，新设上海县，一般以1291年作为上海正式设立行政建制的年份。明嘉靖21年（1542年）,华亭县和上海县部分地区划出，新设青浦县，属松江府管辖。清顺治13年（1656年），新设娄县；雍正2年（1724年），新设奉贤县、金山县、南汇县和福泉县；雍正8年（1730年），福泉县并入青浦县；嘉庆10年（1805年），新设川沙抚民（县级）。
川沙（上海浦东新区），长江入海口南侧，由吴淞口呈弧形向东南婉蜒展开，枕黄浦，滨东海。属江海冲积平原，长期来在江流和海潮的相互作用下，由积聚的沙洲逐渐连片成陆。境内平畴沃野，阡陌纵横，既具江南水乡特色，又有近郊海滨风光，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上海的东南屏障。北蔡、花木一线以西系老海滨平原，公元8世纪（唐代）时早有聚落。老护塘以西为早海滨平原，北宋时成陆。老护塘以东系中海滨平原，宋、元时一片斥卤直走东南，为华亭“下砂盐场”。钦公塘至人民塘之间的夹塘地区，系新海滨平原。明、清时期，长江主流改由南支入海，北端深泓逼岸，南部加速淤涨，清季延伸至今人民塘一线。
在胡适那个年代，川沙所在的上海，算得上是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也是这个国家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他虽出生后不久就很快离开，但在后来的生涯中，包括读书和事业，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是住在上海的。可以说，这出生地的滋润和养育，对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原名珊，字守三，人称三先生，安徽绩溪上庄人，出生于一个徽州茶商的家庭。是胡家第一个真正走上读书做官道路的幸运儿。他自幼聪慧懂事，深得其家族中最有学问者，伯父星五先生的赏识，说他“是儿夙慧，必大吾家”。
胡适的爷爷胡奎熙（律均）往来上海做生意，胡传和母亲（程氏）住绩溪老家，并随人称星五先生的伯父胡奎照、族叔课读于塾中。胡传自幼身躯修伟，生性刻苦，课读之外，每到茶市繁忙时，还要协助父亲入山收购春茶。
1856年，胡传16岁，随父运茶至上海。次年春，至川沙，受业于庄砥廉门下。 1858年，通过上海县试；次年，通过松江府试。
1860年， 20岁，返乡与元配冯氏结婚。未及半月，太平天国军队攻陷绩溪县城，数度占据其家园，一家人在刀兵、瘟疫、饥饿中度过五年。胡传除了带领家眷逃难，还协助督办团练、与太平军打游击。
1868年，胡传28岁，通过上海龙门书院甄试，入院就读，受业于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门下，研习经史。在龙门书院三年（1868-1871），使胡传的兴趣由科举考试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他关心时事，深感科考时文浮漤不足学，致力古代军事地理学，尤嗜《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1881年10月，刚过完中秋节，即自京师出发，费时42天，抵达东北吉林的宁古塔（11月27日 ）。以其坚忍的毅力，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得到朝廷特派督办吴大澄和宁古塔副都统容山的赏识， 1882年10月，特别向朝廷保荐，获候补知县的任命 。 在东北，做过土地测量、户口调查、国界会勘、边地垦务等工作，担任五常厅抚民同知年馀，有“神君”、“良师”之誉。在东北4年又5个月（1881.10.27 ～ 1886.4），曾几度遇险，几乎丧命。其中一次奉命赴晖春，与俄国廓米萨尔会勘黑顶子边界，中途遇大雪，迷失方向，陷在原始森林中，衣服鞋子都破了，且绝粮三日，冻饿交迫，可谓大难不死。
后因母殁奔丧回故里。在家居丧年馀期间，吴大澄调升广东巡抚，胡传受吴氏之托， 1887年11月，前往海南岛调查黎族互斗案。以一个月的时间，横越海南岛中心地带，染瘴毒几乎病死。
1888年9月，协助吴大澄治理黄河，绩效卓著。 1889年，获得“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的资格。他因此而带家眷在江苏省会苏州等候了两年， 后来被派到上海任“淞沪厘卡总巡”（ 税务官）。
全家人随之住到了川沙，不久胡适出生了。
胡传一生曾三次娶妻。初娶冯村冯氏，结婚不久死于太平天国的乱兵。续娶旺川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不久便死了。曹氏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嗣稼，行名洪骏，从小吸鸦片烟，赌博，是个败家子。次子名嗣，行名洪骓，后改名觉，字绍之。三子名嗣，与老二孪生，行名洪，字振之。这便是胡适的三位兄长。
胡传第三次续娶的，是本县中屯冯氏，名顺弟，即是胡适的母亲。
冯顺弟（1873年11月～1918年），17岁时成了比她大三十二岁的胡适父亲胡传的续弦。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那是个重男轻女社会，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
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但生活还是过得去。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冯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冯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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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于是，冯顺弟嫁给了年长她三十二岁的胡传。
得到的财礼确实很丰厚，不久中屯冯家造起了一栋新屋。
胡适出生时父亲胡传已经五十周岁，其母冯顺弟刚满十八周岁。
第475章 读书启蒙
虽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但胡适更愿意说他是安徽省绩溪县人。
绩溪位于黄山与天目山接合部，县界及境内有海拔千米以上山峰40余座，重峦叠嶂，溪流纵横，地势高于邻县，史称“宣歙之脊”。山脉、盆谷相间，呈“多”字形延伸。中部是贯通南北的断裂带，县城位于断裂带中南段的华阳断陷盆地。清凉峰踞县境东端，界皖、浙两省三县，顶峰及其北坡坐落境内。中部东西向凸起，溪水南北分流，分别入钱塘江和长江。
绩溪属徽州府，在安徽省南部。徽州全境多山，风景虽然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因此，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做生意，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有人说，这样的特殊地理生活条件，造就了徽州人的三个突出特点：其一、重乡党观念，以“徽州帮”为最有名。其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徽骆驼”、“绩溪牛”之称。其三、重文化教育，出了像朱熹以及胡仔、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胡培等许多著名学者。
是不是真的如此，还需史家去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徽商和晋商一样，确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族。
有意思的是，这些特点，在胡适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以徽州人自居，爱吃徽州锅，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直到晚年，他为凌鸿勋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作序，仍不忘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对于徽州历代的几位著名学者，更是常常念在口中，写在文章里，钦敬不已。
皖南的山生得好，绿得深。到了这一带，势虽不雄，峰头却依得紧，依得密，分不出一点断处，显出一种结实的样子。过鸡公关，在绩溪城西约80里，横起一座大会山，在它的下面，墙色粉白、屋檐青黛的房子散了一片，便是胡适的老家——上庄村。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是群山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盆地。山峰苍翠，耸立村北，像蓝天底下绿色屏障，护卫着整个山村。清澄的常溪河，由村西向南，潺潺流淌，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作为母亲河滋润着上庄的农田。
世代聚居上庄的胡氏，据说始祖昌翼公原非胡姓，而是唐昭宗李晔的太子。因避朱温之乱，随义父胡三公逃亡南方，匿居民间，便改从胡姓。后唐同光三年(975)以明经登第，故世称“明经胡氏”，至今民间仍称之为“李改胡”。这些既阔且贵的事迹却不见于史册，很可能是胡氏后裔为神化抬高他们的祖宗而写在族谱里的一种杜撰。
胡氏虽找到了贵为帝胄的祖宗，迁居上庄以后的六百余年间，却并无仕宦显赫之人。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胡适的父亲胡传做到了“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要算是上庄胡氏族中最显赫的官儿了。
胡适的家，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而是历代经商，做茶叶生意。他的高祖由小本经营，居然在上海的川沙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茶叶店。他的祖父扩大营业，并在上海华界增设了一家支店。到他父亲胡传做了官，本钱充裕了，生意便越做越兴隆。胡传死后，家里还留有上海一家裕兴泰茶叶店，一家公义油栈，在汉口还有一家两仪酒栈。只是因为胡适的父亲胡传的逝去，这些产业也先后随之而陷入了不景气。
胡家第一个有志读书的，就是我们前边几次提到的，胡传的伯父，也就是胡适的伯祖父胡奎照，字星五。可怜他寒窗苦读十余载，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只在乡里教私塾，人称星五先生。
胡适出世后刚满90天，其父奉旨调往台湾。
胡传到台湾任“全台营务处总巡”，在6个月内将全岛考察一遍，这趟壮游，南到恒春，北至沪尾 (淡水) ，深入后山台东、花莲、宜兰，远达外岛澎湖，亲赴全台31营、28哨、2队，考察防务设施及训练情形。接着，办理台南盐务，积弊一清，盐务大有起色。
1893年，奉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一职，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大力扫除军中鸦片，加强后山防务。在台任职3年6个月，迄台湾割日，奉命内渡。
胡传生前最后的官衔是“ 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领镇海后军各营屯”，赏加三品衔。
胡传在台东州官期间，奖励农桑，教育原住民；以文官兼武职，整顿营务，巩固海防，心力大多投注在军事方面。在他的《台湾日记与禀启》里，详细记录了他在台东将近两年（光绪19年6月1日至光绪21年闰5月3日 ， 1893.7.13 ～ 1895.6.25）所做的努力。从这些记录里，非但可以看出清代末年政治和军事的一部分情形，也可以知道当时少数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态度，以及一个实事求是的读书人对于改进政治的措施。
这些理想，虽因台湾割让日本而未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近代中国边疆的开发史上，其事迹足以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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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
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胡适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
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如胡适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胡适的母亲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
落叶归根，成了寡妇的冯顺弟无奈中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老家寻找生路让孩子接受教育。23岁的冯顺弟成了乡村大家族的主母。
冯顺弟仁慈而质朴，为主持好一大家子，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宁愿个人也不愿弄得家庭不和。胡适大嫂二嫂都生的是儿子，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话来刺激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总是装着听不见、忍辱负重，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却不接受人格侮辱。
胡适的五叔是个游手好闲之徒，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不知怎么的，此话传到胡适母亲耳中。她气得大哭，请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他她给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这一切胡适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上留有母亲品格的烙印。胡适后来也坦承，他日后好脾气的养成，和他这段日子的冷眼旁观很有关系。童年的乡村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深刻、无以替代的影响。
冯顺弟对胡适既是慈母兼严父，又是恩师兼严师。她从不溺爱独子。胡适说：“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严厉目光，就吓住。犯的事小、她等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
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胡适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母亲妹子玉英姨母在胡适家住，她怕胡适冷，拿了件小衫出来叫他穿上。
胡适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答道：“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意即老子已经死了或不在身边。有可能来源于胡适的两个嫂子说的风凉话。）
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胡适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
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胡适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第476章 成为无神论者
胡适之母冯顺弟，以身成就了父母盖起大瓦房的梦想。
对于相爱的人们，年龄相仿固然十分重要，但年龄毕竟不是横在爱人之间的万里长城。老夫少妻未必没有真爱，当然，就算有对冯顺弟来说也是很短暂的。从23岁开始守寡到终了，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冯顺弟是不幸的，可又是幸运的，因为她有胡适这个儿子，即便不像孟子的母亲孟母那样名垂青史，但也毕竟非比寻常。要知道，和她同时代的中国妇女，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王姓的女方嫁给李姓的男方，女人的名字就是李王氏，书本中则一般都是被称为王氏。
或许把自己的所有情与爱，所有的向往和追求都寄托于儿子身上，冯顺弟尽管出身农村，不怎么识文断字，但对唯一儿子胡适的悉心教育成为了佳话。
胡适3岁前，母亲就让他认方块字，学前已经认有一千多字。
胡适5岁回到安徽家乡的时候，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送他到私塾里念书。
当时塾师的教法很简单，就是令学生死记硬背。冯顺弟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要求儿子读书而必求甚解。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别的小孩学费只有2元，母亲渴望他多读书，故学费额外多交。第一年就送6元，以后每一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12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孩子更扎实。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胡适每读一个字，必得弄懂一个字的意思；每读书中的一句话，必懂那句话的含义。
冯顺弟的这种教学方法，打牢了胡适的国学基础，并为以后的学业成就铺平了道路。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什么事都不盲从，都要问个为什么，肯定的说，独立思考是每个在做学问道路上有所成就之人必备的素质。
多年后，冯顺弟得知邻人宋焕家中有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听说宋家减价到80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对此胡适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 冯顺弟或许很难知道，她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
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冯顺弟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由于年纪太小，胡适对父亲的记忆很有限，但因母亲的耳提面命，他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这为后话。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
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孔孟之道，归根结底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胡适读书时，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名画家吴道子画的。胡适的母亲，盼望儿子读书成名，一再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胡适也很诚心，每晚放学时，总不忘记对孔夫子拜一个揖。
胡适说：“有一年，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贡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匾联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
少年时代的胡适，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
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学时已认得近千字，不算“发蒙”学生了，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蒙读物。他最先读的是他父亲胡传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这是一部四言韵文，讲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伦常道德，“学为人”的道理。接着念的《原学》，也是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胡适都念得很熟，书中的意思却不是三岁孩子所能懂得的。
以后，胡适又陆续读《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编，江永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书经》(蔡沈集传本)《易经》(朱熹本义本)《礼记》(陈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
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胡传所编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所体现的正是程朱理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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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时的一天，胡适在他四叔家的卧室里，看到了一本破书。书的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被扯破了。但就是这本破书为小小的胡适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原来这本书是《水浒传》。小胡适太喜欢了，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可是令他难受的是，这本书的前后部分被老鼠咬掉了，不知道其内容是什么。于是，小胡适就去找亲戚借，《水浒传》没有借成，却借得了《三国演义》。后来，《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生动有趣的中国经典小说都纳入了小胡适的视野，他读得津津有味，沉醉其中。到了十二三岁时，胡适的阅读水平大有提高，可以把书中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本家姐妹们听。她们一边绣花做鞋，一边听小胡适用绩溪土话讲古代小说，往往听得忘记了时间。姐妹们为了巴结他讲故事，经常给他好吃的，如泡炒米、蛋炒饭。这在无形当中培养了小胡适对于文字的好感以及当众演讲的能力，为日后胡适在文学与演讲方面的成功埋下了伏笔。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中国读书人的理念。行万里路，可以亲身体验世态乡土，增强人的见识和实践能力，读万卷书则是视野的开阔和知识的积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博览群书，为胡适的后来的成就，无疑是坚实的基础
第477章 胡适回忆其母（原文）
胡适家的房屋，是他父亲当官以后新盖的二层楼房。正面墙上有腾飞的门檐，门檐下两扇黑漆大门，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大红纸条。这是旧日理学家庭的典型标记。胡适的叔父兼老师胡介如家，门上也贴有“僧道无缘”的纸条。他们都笃信程朱理学，不言怪力乱神，不信道家佛家，也不布施和尚道士。贴有这“僧道无缘”的条子，和尚道士就不好登门化缘了。
但是，胡家的女眷却深信神明菩萨。胡传死后，大门上“僧道无缘”的纸条由红变白，后来竟完全剥落，无影无踪了。女眷们便诚心而自由地求神拜佛。家里人有个三灾两病，便念经许愿，求神佛保佑；甚至恭请和尚到家里来，放焰口，超度冤魂。
胡适说，“星五伯娘几乎是这个大家庭的‘母’，辈分高，德望重，晚年更是吃了长斋，拜佛念经是她主要功课。四叔与受过新教育、颇有新思想的三哥都不能劝阻她。三哥嗣过继与星五伯娘的小儿子守瑜，称星五伯娘为‘祖母’。由于他从小得肺痨，星五伯娘就常为他的病拜佛求神，设蘸许愿，甚而招集和尚来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嗣只能坚持自已不行拜，绝不敢公开反对‘祖母’的善行。”
每当这种场合星五伯娘就叫胡适去替代嗣跪拜行礼。胡适从小本来就身体弱，病痛不断，对于胡适加入拜佛求神的行列，他母亲不仅十分赞同，而且还时常请星五伯娘带胡适外出烧香拜佛。每当她自带胡适回娘家中屯，十里路上所过庙宇神亭，凡有神像位的，她总要领着胡适拜揖，并郑重教导胡适拜神拜佛时必须诚心敬礼，不能敷衍了事。
童年的胡适不知不觉中也成了这个拜佛阵营中的一员。这个阵营中还有一个重要骨干：胡适一个哥哥的丈母娘，她不仅是那位星五伯娘吃斋念佛的最好搭档，而且知书识字，有理论武器。她常来胡适家中寄住，随身也带来了许多拜佛文化的典籍，如(玉历钞传)、妙庄王经)等“善书”，并常常与小辈讲述目莲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的故事。
胡适本来在戏台上已看过《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小小脑子里已有”地狱”的初步印象，等读了哪些“善书”典籍之后，对神佛那一套迷信的东西了解加深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气氛中，小小的胡适自然也就跟着她们一帮信徒拜佛行礼。
胡适说：“我11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学》，这部书我能背诵却不甚了了。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那位历史学家司马光攻击天堂地狱一般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这话好像很有道理，我开始怀疑死后审判的观念。”
他细细体味了“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春磨，亦无所施”几句话，忽然高兴得直跳了起来，《目莲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一一都呈现在眼前，但胡适已经不感觉到害怕了。他再三念叨着这几句话，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
同在那一段时间内，小胡适又发现了范缜的反因果轮回说，使他的思想受到了更加激烈震荡。从此便成了范缜和司马光的信徒。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范缜）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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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在《神灭论》中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名殊而体一也。”译成白话：形体是精神的实质，精神是形体的作用，所以形体是从实体方面讲的，精神是从作用方面讲的，形体和精神是不能相互分割的。名称不同，本体还是一个。对于范缜“形者神之质”这三十五个字的理论，胡适十分信服，后几十年里时常提及，还专门写过条幅送人。
他反复强调：“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
“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这未免有些夸张。其实，同样是“拜佛行礼”，胡适与那些痴心笃定的信徒门是不一样的。做一个死心塌地的迷信者，或是需要狂热的崇拜，或是需要坚固的成见，至少是无助、无路、无知灵魂的精神寄托。而这些东西，胡适是没有的，而且，不要忘了他那独立思考的本事。
童年的胡适在思想上经过了范、司马光这一番点化，几平可以说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获得了一种“解放”。但在他母亲面前，当然还不敢公然发表非鬼神的狂悖言论，母亲叫他去神寺佛亭烧香还愿，他还得硬着头皮去敷，满心里的不愿意，但行动上终不敢有所表露。
长期的神鬼偶像的压追使他产生了一种激烈反抗的念头。
村旁小庙里有几个罗汉菩萨。胡适到外婆家，常和小伙伴们去小庙或亭子里玩。他领着打菩萨的耳光，但不明显打坏；有时又拔去菩萨的几根胡须，也绝不拔光。因此，一直没有被大人们发觉。
十三岁那年的正月，他从大姊家拜年回上庄的路上，经过中屯外婆家。中屯村外有个三门亭，亭里供着几个神像。他与同行的外甥章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毛厕里去，好吗？这个突然其来的毁佛主张将他外甥与跟随着挑担的长工吓坏了。
他们当然一致反对：“舅，菩萨是不好得罪的。”
胡适大为扫兴，一个人拆毁不了菩萨，准备拾了些石子去掷神像。而恰好村子里有人走来了，胡适只好沮丧地离开。这一次暴力反抗的未遂，使他心理很受压抑，也很不痛快，在当天晚上又以另一方式发泄。他多喝了一二杯烧酒，便借酒力佯作醉状，说了很多不敬神明的话。
这吓坏了同行的人，那挑担的长工先到胡适母亲那里告了密：“摩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罢，…他今夜嘴里乱说话，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他全盘托出了胡适在三门亭里倡议毁坏神像的经过。这个说法很快又得到章砚香的证实。
胡适母亲急忙“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祷告三门亭的神道”，诉说儿子年少无知触犯神道，但求神道宽宏大量不计较小孩子的罪过，目后一定亲到三门亭烧香还愿以罪。
一个月后胡适母亲真地带着胡适去三门亭还愿。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胡适只好又恭恭敬敬地行礼跪拜谢神，他终于受到了一场“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胡适曾反复强调:“我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ー个人。”他认为司马光本人也深受范缜的影响，所以当他编撰《资治通鉴》时，硬把《神灭论中这最精彩的三十五个字插入进去，“他决想不到，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竟感悟了一个十ー二岁的小孩子，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这件事成了胡适日后发挥他的《社会不朽论》的重要例证。
从那时起胡适对司马光与范缜的言论文章便十分注意，对他们两人的思想贡献耿耿不忘。胡适后来曾专门论证了司马光是两宋儒学复兴的真正开山者，移了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程源、程张载的传统地位。他认为两宋儒学的崛起是把中国思想界从一千年印度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的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得功于司马光。他对范更是感情深，日后他凡有言论中涉及无神论的，都必然要提及范填。
1914年8月24日胡适在他的留学目记中专门做了一节(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读书笔记，认真排列了范镇(神灭论》的主要观点：“一、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人体是一，放神不形者神之质神形之用。三、百体之质之形，总百体之谓之神。四、而生者就而灭者，渐而生者，渐而灭者。”
他还专门罗列了反对神灭论主要观点，如梁武帝的答臣下神论，沈约的形神论、《不灭论)、(范神灭论)等，比较研究，认真推理，并引沈约く神灭论)中一段论指出了范“三十五字”理论存在的缺陷。
又说：“吾十二岁时读(通鉴》，见范缜此警，以为精辟无伦遂持无鬼之论，以此为中坚。十七岁为《竞业报作《无鬼语)亦首此则。多年来，稍读书治科学，始知其论理亦有，而不知氏在当时已见及此也。”
尽管如此，他对范缜的崇拜并未丝弱，在1946年4月还专门写了篇(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的考证文章。很巧的是，胡适的父亲胡传也曾对范缜发生过兴趣，他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的记里居然亦清清楚楚地记录了那“三十五字的神灭论”和“人生如树花同发”的“偶然论”。真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不过，胡适说过；“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
从小就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必定能够在做学问的道路上更易接近真理和事实真相，毫无疑问，这对于胡适的一生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举足轻重。
宗教学家楼宇烈如是评道：“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非信仰者的立场，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人。”
第478章 走出家门
第477章 胡适回忆其母（原文）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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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第479章 新人物
胡适13岁时，冯顺弟毅然将他送往上海求学，对于胡适来说。这当然是他人生极为关键的一步。
微州世代相传有一句俗谚:“前世不曾修，出世到徽州。养到十二岁，爷娘把外丢。”这里的“把外丢”是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也可以说是外出谋生。胡适是不一样的，是外出求学。比起绝大多数的徽州男儿，胡适要幸运得多。
但胡适能外出求学，并非易事。说是他母亲的“决定”，其实只是他母亲决定了出门的具体行程，在让不让胡适出门去上海念书这个问题上，家庭里是有过一番讨论的。
据胡适自已的回忆:“我十一岁的时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今年十ー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和三哥始终没有说什么，……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
那个时候，胡适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在外经商的他的二哥。
有书这样写道：“一天，他（胡适二哥）对母说：‘我想带弟到上海读书，未知放心否’母说：‘好，哥哥带弟弟外出读书，我哪有不放心的通理呢’于是就做了決定。”胡适说这种说法很轻松，但很不可靠。肯定的说，他的二哥对此是很不情愿的。
如胡适所说：“二与三的看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是轻地表示了否定，二哥因家庭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可不谨慎一些，故尔他‘始终没有说什么’，母亲是没有决定权的，她提出这个建议心里便是战兢兢的，她完全知道二哥哥的意图，但仍是硬者头皮提出来了。”
胡适母亲认定这是决定胡适未来前途的关键一举。
其实，胡适出门上海求学原不算是什么过分要求。父亲在世时，其二哥三哥都出门到上海求学过，都进过后来胡适进的那所“梅溪书院”，都做过上海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都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这在一乡绅兼官僚的家庭里原是一件不用讨论的事，只是其父亲死后，大梁倒下，家庭财政发生危机，故尔小儿子胡适的出门便成了问题。
胡适的二哥包括三哥应该是考虑到这一层，似乎也不应反对胡适出门去上海，尽管已经拮据的家里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供胡适交纳学费与饭费。在其二哥点了头的前提下，他母亲才敢“定”胡适搭三哥看病的伴一起去上海。
在决定胡适出门去上海求学的同时，母亲又作出了项相应的重大決定:为胡适包办了婚烟一一与江冬秀缔结了婚约。胡适、江冬秀的婚姻是双方的两位母亲共同拍板的，拍板的时间恐怕便是江夫人吕贤英到中屯亲自相看了胡适之后。
笔趣阁
胡适《新婚杂诗》之二:“回首十四年前初春冷雨，中村(屯)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正指的是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与决定。从这首诗最后几句“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新坟，斜阳凄楚！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来看，胡适对他的岳母还是怀有一腔敬意与歉意的，尽管他对这桩婚姻并不是十分满意。
胡适说：“她只有我一个儿子，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看我出门时，不曾掉一滴眼泪。”
慈母的爱已经不能再荫庇自已的儿子，不能亲自在儿子的社会奋斗与入世挣扎中帮他忙了，她只能默默地向天祈祷，只能无声地等候，等候他的儿子成就他老子那样的事业的一天。
胡适终于走出了徽州的层层峦叠，告别了上庄的绿水青山、田垄村舍、石桥水碓，告别了他家的“八字门与“来新书屋”沿着脚下的石板大路一步步走向一个陌生广漠的新世界。去寻找他自己的灿烂光明的人世前程，去完成他自己轰轰烈烈的历史使命。然而这时刻，胡适对徽州外面的那个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
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才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个乡巴佬要在那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
1904年春二月间，胡适随三哥嗣到了上海，暂住在自己家开的“公义油栈”里。三哥开始找医生治疗他的肺痨，胡适则进了“梅溪学堂”当学生。
“梅溪学堂”校址在上海旧城(华界)老西门里蓬莱路，距上海文庙不远。他进的这个梅溪学堂。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先生创办的。
胡适父亲胡传在上海求学期间与张焕纶切磋砥砺，最为莫逆，生平也深深敬佩张焕纶的人品胸襟。故尔曾将自己的儿子嗣種、嗣送来“梅溪学堂”(当时称“梅溪书院”)进学，现在又轮到他的小儿子胡适了。
胡适称张焕纶为中国“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新教育的老先锋”，张焕纶的一句名言“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曾影响了无数的学生，胡适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不做自了汉”的人生宗旨，宣传他人生要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一贯主张。
直到胡适晚年，还有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张宝乐满怀深情向他汇报“不做自了汉”这句话对他人生的巨大影响力。由于张焕纶与胡传的深交，胡传死后，张焕纶为他的四个儿子代撰了一篇《胡铁花先生家传》，胪列胡传生平甚详。
然而张焕纶显然没有对老朋友的小儿子这个当时名叫胡洪的乡下来的新生给于足够的重视，胡只见过他一回，那就是刚进学堂时参拜叩见的那回。张焕纶不久就死了。他没来得及在自己办的学堂里给胡适些特殊的照顾与关怀便死了。
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刚到上海时，胡适说话与穿着都很土气，第一天入学引来了许多学生围观。但是6个星期后，胡适崭露头角的机会来了。
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应该是没瞧得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准备不足。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
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在这里，做为学生的胡适，其给先生提不同意见的方式方法肯定是值得肯定的。试想，如果胡适是当众，而不是“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事情会是怎样呢？
但是，更值得褒扬的，甚至应该大书特书的，是这位沈先生。老师出错也是很难免，但能做到沈先生这样的胸怀若谷，这样的从善如流，却是很难很难的。
试想，如果沈先生是一位掩过饰非之人，事情又会是怎样呢？
小小年纪的胡适，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得意，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原来今天这个二班上的是作文课。
顾先生在黑板上出了两个作文题，一个是论说题:《原日本之所由强》，另一个是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第480章 改名字
正在尴尬十分时，“公义油栈”的管事(经理)派人来学堂传信叫胡适赶快回店。原来他的三哥病危。二哥在汉口没有赶到店里的，管事只得转请小少爷去主持局面了。顾先生知信，便同意胡适将作文带回去做，下个星期交卷。胡适如犯人获赦一样，匆忙抄了题目，逃出课堂，躲过了这一劫。
赶到“公义油栈”时(油栈与梅溪学堂很近)，胡适的三哥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荀延了几个钟点，便断气了。死时只有二十八岁。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理了后事。
据胡适自己回忆：“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1904年年底，梅溪学堂改名为梅溪小学。头班毕业前，学校推荐胡适、郑璋、张在贞、王言四个优等生去上海道门应试，作为改小学后的首批毕业生成绩考核呈报官府注案。
但是除了张在贞，胡适等三人都拒绝去上海道衙门应试，他们毅然离开了梅溪小学。
毕业了却没有拿到毕业文凭，胡适三人为什么不肯去上海道衙门考试呢？
胡适说:“这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而在別人眼里小小胡适的形象也已经是‘意气昂茂，大有目无余子之了’。”
所谓‘新人物’的‘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大体是指两种思想行为的倾向：一是对内的排满革命，一是对外的抗俄御侮。
二哥给胡适翻看的那一大篮子的书，其中大多是梁启超及其受他思想影响的一派人的著述，除了看梁启超一派的新书之外，胡适又接触到一本直接鼓吹革命的书籍。
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
胡适等几个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动。但那时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印这种书，被抓着便要杀头；看这种书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们这本《革命军》是借来的，要归还；舍不得，便轮流着抄。晚上，学堂的舍监来查过夜，他们便偷偷从床上爬起，点着蜡烛，继续抄。几个人连夜赶着抄成了一部《革命军》。
胡适这个“新人物”，又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
这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
这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还没暴露，日俄战争中，无论舆论和民众心理都有些同情于日本，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
胡适说：“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
在国内的排满、反抗沙俄侵占我东北的“拒俄运动”的浪潮中，少年人的反应要更强烈一些。胡适与王言、郑璋三人合作写了一封匿名信痛骂上海道袁海观树礼，愤激地写匿名信骂官厅的少年人，肯去上海道衙门接受考试么?这里大可看出胡适和那个时代的少年读书人的真率气性。
三人离开梅溪小学后，王言不知下落了，可能是回徽州黟县老家了；郑璋后改名仲诚，与胡适还有往来，后毕业于复旦大学，1914年死于肺病。胡适在1914年10月8日的留学日记中，对郑璋的死遥寄哭的同时，还发了一大通愤世的感慨。
1905年初春的一天，澄衷学堂总教习白振民到瑞兴泰茶叶店来玩，因为是二哥的同学，胡适也认识他。
二哥叫伙计泡上茶，对白振民说:“洪骍读了梅溪学堂，想到澄衷学堂接着读书。”
“好啊!＂白振民一口答应。
“洪骍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二哥将胡适没有参加衙门考试事说了出来。
白振民想了一下，说:“洪骍，你把作文拿来给我看看。”看了胡适在梅溪学堂写的作文，白振民连连点头，说，“写得不错。你到澄衷学堂来吧!＂
这样，胡适进了第二个学堂——澄衷学堂。
上海澄衷学堂，中国近代早期私立学校。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浙江宁波镇海富商叶成忠独资筹建。1901年正月落成，二月开学，聘蔡元培代理校长。初名澄衷蒙学堂。校址在上海虹口地区（今唐山路公平路），专为在上海宁波籍贫家子弟而设。编有《字课图说》教材等，是为近代最早的小学语文教科书。1902年改设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又设中学与师范科（后停办）。至1904年有中学生90余人，高小学生100余人，初小学生100余人。1915年增办商科（后停办）。1926年增设高中。1928年更名为私立澄衷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上海市第五十八中学，小学划出，改名为唐山路第一小学。后复原名。2003年更名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另有澄衷初级中学。
叶澄衷（1840年－1899年），原名叶成忠，浙江慈溪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庄市，清末资本家，宁波商帮的先驱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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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读私塾，未及半年辍学。11岁进油坊做学徒，14岁至上海当杂货铺店员。17岁驾舢板于黄浦江上，贩卖外轮所需杂具，初会英语。同治元年（1862年），于上海虹口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并承办外轮所需船舶五金，又进口英国配件，营业大盛。旋移设百老汇路，扩大营业。时美孚石油公司以优惠条件委他经销美孚火油，资本益厚，相继在上海及各大商埠开设新顺记、南顺记、义昌成记、北顺记等分号18所，时称“五金大王”，成为宁波商帮早期发迹上海的实业巨子。
后投资银钱业、房地产业及沙船业，所营钱庄多至百余家，遍及国内大中城市，著名者有余大、瑞大、志大、承大等。所营树德地产公司仅在沪置有地产400余亩。有沙船百余艘，经营长江及沿海航运。光绪十五年（1889年），与徐子静合办鸿安轮船公司，次年与宋炜臣同开燮昌火柴厂，继设分厂于汉口、苏州。光绪二十年（1894年），于上海开办纶华缫丝厂。至19世纪末，拥资银800万两，后又捐得候补道衔。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9月，念幼时失学之苦，于上海虹口张家湾捐地28亩，出银10万两，创办澄衷蒙学堂，后改名澄衷中学。是年11月在上海病故。
叶澄衷死后，他的儿子继承父业继续捐款、又扩充为“澄衷中学堂”。
胡适1905年初进澄衷学堂时，校监督是章一山先生，总教习是白振民先生。白振民，思想开明热心教育，曾参加当时的立宪运动，是稍后成立的宪政研究会和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
澄衷学堂的十二个班，大抵包括了近似后来中学与小学的教程。前六班相当于中学，后六班相当于小学。学堂的课分为东西两排，最高的头班称“东一斋”，第二班称“西一斋”下直到十一班的“东六高”，十二班的“西六斋”。 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设有物理、化学、图画，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
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第481章 学在“澄衷”
胡适沪上求学之时，风起云涌，新旧激荡，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一起涌入上海这个开放之地。少年胡适睁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革中的世界，贪婪地吮吸着新思想、新知识。
具有开放氛围的澄衷学堂，是胡适少年时期新思想的孕育与启蒙的另一重要之地。
在这里，他遇到了给他带来思想启蒙的老师——杨天骥先生。如他自己所说“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
杨天骥，江苏吴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壬寅优贡。“苏报案”时，参与营救章太炎等人，并积极倡言舆论自由；曾与父亲杨粹卿合著《满夷猾夏始末记》，对清廷残民罪行进行控诉；还曾与人一起资助革命宣传家邹容出版《革命军》，参与营救进步青年等。
1904年到澄衷学堂任国文教员。
杨天骥家学渊源，能文，能诗，精习楷法，精于篆刻，尤其思想活跃，目光敏锐。有一次，胡适去看他，他在胡适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于是，这意味深长的四个字镶嵌在少年胡适的心中，成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这是在清朝末年，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无疑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的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胡适说：“有一次，他(杨天骥)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他写道：“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马克思称他是“科学界一位权威”(《法兰西内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和“不可知论”一词。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等书。
《天演论》，原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前两篇。严复译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今译本书名改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杨天骥先生不仅在阅读指导中给学生洞开一扇新思想之窗，还在写作训练中融入新的思想元素，引发学生思考。前边提到了，他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让学生作文。
胡适在作文中写道：“……今日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黑铁耳，赤血耳。又曰：公法者对于平等之国而生者也。呜呼！吾国民闻之，其有投袂奋兴者乎？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效，学不能竞也；国债累累，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矿产金藏，所在皆有，而不能自辟利源，必假手外人，艺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相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之国相待不渐渍以底灭亡亦难矣！呜乎！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兴奋者乎？”
此文针砭时弊，慷慨陈词，于雄辩的言辞、严密的推理中，表露出胡适对于中国应如何立足于强权世界的思考，折射出胡适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全文不足800字，然引据翔实，严谨有序，汪洋恣肆，笔力雄健，有声震寰宇之力，振聋发聩之功。很难想象，此等雄文，竟然出自14岁少年之手！难怪杨天骥先生读后喜不自禁地评价他“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并“赏制钱二百，以示奖励”。
少年时期的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在不足百篇的澄衷学堂日记中，谈及社团活动的占到半数。对于胡适的这份热情，杨千里是极力保护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日集益会开第五次常会，特请杨千里师、郁耀卿师演说……杨师演说‘一会之成立与否，在众会员程度之高下，不仅在一二职员’，以譬之一室之成于众，明晰之至”。杨千里不仅引导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还鼓励学生从校内走向校外。一次，宝山县学堂开春季游艺会，杨千里有观览券，说“将来必有游艺之举，不可不借镜他校”，便让学生推举代表前往。胡适与一名同学被推选，杨千里还为胡适写了介绍信，“承招待员沈商善先生招待周至，午时留膳，归则代为雇车，情极可感也”。
10余年后，已是声名显赫的胡适撰文指出：“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可见，学生活动对于胡适来说，是一笔丰厚的人生奖励，故萦绕于心，也感念于心。
时隔29年之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并执师礼甚恭，1934年2月3日日记中有云：“四点到杨亮功家，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带他的小儿子杨彦歧来，要他拜我为师。千里先生是我师，他的儿子即是我的师弟，我如何敢当?”
在澄衷学堂，英文、算学程度过低的都不能进入高班。胡适就是因英文、算学不佳而被编入第五班（东三斋）。
为了突破英文、算学两门功课的学习障碍，胡适焚膏继晷，全力以赴。
那时胡适因学校宿舍已满，与同学、老师合住在蒙学堂东面的怀德堂。宿舍条件简陋，没有书桌。胡适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设法在蚊帐外面的床架上竖起蜡烛，借着朦胧的烛光，伏在被窝里，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术题。他自我加压，勤习功课，就连放寒暑假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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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攻克代数难关，他特意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利用一个暑假把初等代数自习完毕。他回忆说:“我这时侯对于算学最感觉兴趣，常常在宿舍息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问题。”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所幸的是胡适在代数和英文等学科，也同样遇到了良师。他的算学教员郁耀卿不仅在课堂教学中精心施教，循循善诱，还组织学生参与课外社团活动。他的英文教员张境人先生、陈诗豪先生，都是能说会写，讲解细致。他们都是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从教会学堂带来了严格的语言训练，使他们成为最好的中学英文教员。
他在《四十自述》中坦言：“我在这一年半中，最有进步的是英文、算学，教英文的谢昌熙先生、陈诗豪先生、张镜人先生，教算学的郁耀卿先生，都给了我很多的益处。”
胡适的英文与数学的基础，都是在“澄衷”打下的。因为各科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他因此接连跳级，下半年升人第三班（东二斋），次年上半年升人第二班（西一斋），并做了班长。
他说：“学校管理严格课程抓得很紧，每月有月考，每年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成绩名次，前三名有奖品。我的考试成绩常常第一，故尔不仅升班快，而且当上了第二班的班长。校方时刻注意每个学生的学科成绩与品德操行，习振民几乎认得每一个学生，也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功课。他时时将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问话考训。”
学习突出了可以越级跳班，反之差的学生则需留级。胡适对这一制度十分欣赏。成名后还曾多次热情地向教育界介绍推广这个“澄衷经验”。
第482章 离开
胡适常说，他在“澄衷”求学期间有三个较大的收获：
其一、英文与数学的进步很快。
其二、他小时体弱多病，到上海上学后，注意体操锻炼，他在“梅溪”与澄衷”期间从来不曾缺脱一堂体操课。虽然他从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竞技的比赛，但他上体操课总是“很用气力做种种体操”。 他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强健。
其三、大胆参加各种社会群体活动。他在家乡时处于妇女的保护圈中，显得羞怯、文弱、胆小，到上海后逐渐摆脱这种习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为学校各种活动的骨干分子、活跃分子。
胡适特别擅长讲演，是一位出色的讲演大师。他一生做过无数次的讲演，成大名后也回母校“澄衷”作过讲演。他的讲演能力虽成熟于留美期间，但濫觞于“澄衷”。 生平首次的演讲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
在澄衷学堂就读期间，胡适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记（《丙午年学界用自治日记》）。该日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这100篇澄衷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约占总数的一半。在五个多月中，仅胡适发起或参与的学生自治性组织就有“自治会”、“阅书会”、“集益会”、“理化研究会”、“讲书会”、“算术研究会”、“球会”等近十种。
社团活动自然离不开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记述：“4月13日，集益会开第七次常会，诸位师生就会员出会之法、‘泰否’二字之义、南昌教案事、光学、算术九试法等话题发表演讲，……”
胡适则‘闻诸君演说，辄生无数感情，乃登台演说，总论各人之演说’，深得会员好评。
“4月29日，‘自治会’会时，胡适演说三事：‘释治字之意’、‘论同学宜于学问上、德性上着力竞争’、‘论选举时被选者及选人者之权利义务’。”
之后选举职员，胡适以18票之多被选为会长，其演讲之魅力，可见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回顾了他曾在澄衷“自治会”发表题为“论性”的演说。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赞同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之说。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学，不明白地心万有引力和水自会保持水平的原理。认为“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依据水无上无下保持水平，却又可上可下的特点，论证了王阳明的“性论”的正确性。胡适的这番演说通俗形象，深入浅出，颇受同学的欢迎。
正是因为澄衷学堂开放的氛围、众多的社团活动，使得胡适有了较多的演讲训练机会，为日后成为举世瞩目的演讲大师迈开了坚实的一步。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
作为清末民初重要历史人物，虽其在对抗革命党、支持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段祺瑞等事件中，引发诸多争议甚至不满，但他一生致力于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呐喊奔波，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不可否定；在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立宪运动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
澄衷学堂是依据学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里学生国文程度参差不齐。杨千里将学生分成三组：甲组读饮冰室文；乙组读读粹化新编，丙组读春风馆国文教科书。其中，乙组和丙组人数居多，只有胡适与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级别”的甲组。
胡适所在甲组读的饮冰室文，也就是梁启超的著作。
胡适最初接触梁氏文章，缘于二哥胡绍之推荐。转入澄衷学堂后，在杨千里的影响下，对梁氏著作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现在版的全书共二十节。分别为第一节叙论、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第五节论公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七节论进取冒险、第八节论权利思想、第九节论自由、第十节论自治第十一节论进步（一名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第十二节论自尊、第十三节论合群、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第十五节论毅力、第十六节论义务思想、第十七节论尚武、第十八节论私德、第十九节论民气、第二十节论政治能力。
书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试图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到的《新民说》，是汇编了关于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的十几篇文章的老版本，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因此，胡适认为：《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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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
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这种划分，今天看来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胡适四十岁左右，在学术界如日中天，堪称泰斗的中青年时期，对已渐被大浪淘退的梁启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说：“我们把梁先生看作老辈”，又说梁任公：“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梁氏逝世，他特别难过，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任公大殓，我在广慧寺。我同（任）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第一个见着蹇季常，他两眼噙着老泪，我说，我来迟了8分钟！也不觉坠泪了！……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
20余年后，提及梁启超，胡适又说： “（协和医院）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竞无法延长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作为朋友抑或师长，这是胡适先生作为晚辈予以的敬爱和惋惜。
第483章 报考中国公学
澄衷学堂一年半的求学生活，给了胡适如此丰厚的人生奖赏，让胡适萦念于心，不尽感激。成名之后，他曾两次撰文，亲切回顾在澄衷的学习生活，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先后三次回母校视察、演讲，其温厚谦和的形象、睿智深邃的思想，深深烙印在澄衷师生的心中。
1936年4月，胡适在《敬贺母校卅五周年纪念》中感慨：“我离开澄衷整整30年了。但我现在回忆那一年半的光阴，我还觉得那是我幼年最得益的时期。”
但是，胡适在澄衷学堂同样没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没等到毕业，他便愤然离开了。
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适转入澄衷学堂与白振民有关，离开澄衷学堂也与白振民有关。
白振民，名作霖，江苏南通人，上海南洋公学首批师范生。先后在澄衷学堂任副教长、总教长、校长。前边提到过，白振民与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同学，可以说胡适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才很容易就进入了澄衷学堂。
如前文所说，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喜欢学生活动。他在澄衷学堂发起组织或参与的学生自治团体有集益会、学艺会、理化研究会、算术研究会等近10个。当然，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是阅书社、自治会等。作为总教长或校长，白振民对社团活动、学生自治等，是相对认同和重视的。
“阅书社章成立后，已蒙白振民先生赞成，允以故算学三斋地假为社所，并允以本校藏书相助。本社得此助力，大约不十日当可成立矣。”
“向白振民处取得江苏学会简章一纸，见其完备善美处，直非安徽学会会章所可比拟。”
“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
从胡适当时的日记和日后的回忆可知，胡适对白振民的印象大体是良好。而从胡适在学校的境况可知，白振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对胡适也是很看重，很支持的。
但是，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而胡适呢，在“澄衷”的一年半期间，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强烈震与冲击。在追随新潮的波浪里，胡适的独立意识与人格尊严也得到了张扬。具体表现是，他当班长，坚持己见，行使独立权利，时时要与校方冲突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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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便为二人的关系留下了隐患。
胡适离开澄衷学堂的“导.火.索”是“罢操风波”。关于“罢操风波”的前因后果，胡适的澄衷学堂日记有详细记录。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
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回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骍，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说完就走了。
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清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骍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
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
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证也。”
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
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
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
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前一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秬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秬即使没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
嗣秬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
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他在日记中写道：“1906年5月19日，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秬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
但经此一事，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斥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事过两月后，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1906年7月16日， 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 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位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是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
那个被开除的余成仁，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位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
但当时“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的结果是，胡适一怒离开了澄衷学堂。
第484章 竞业旬报
胡适离开澄衷学堂是1906年上半年的事，恰好这年夏间中国公学招考新生。他所以报考中国公学，起因于他读到了姚宏业的遗书。
姚宏业（1881—1906），字剑生，民主革命家，湖南益阳下梅塘人。1904年赴日留学，首倡保护路矿主权，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姚宏业的湖南老乡、挚友），同盟会骨干。在日本东京南面的大森海湾，跳海自杀了。
陈的自杀，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愈演愈烈的反对“取缔在日留学生规程”风潮。日官方提出要对中国留学生加强管理约束，引发了留学生群体强烈不满，当地报刊又出现了诋毁中国留学生的言论。31岁的陈天华，为唤醒同胞的民族尊严，决定以死明志！
姚宏业是这场风潮的积极参与者，他对陈的“以死明志”最为悲痛。
然而，这场风潮，原本却是始于一个误会。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廷昏聩无能，致使中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泱泱华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此时，近邻日本却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而迅速崛起，这使国内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以为复制日本模式便可以救国于危难。
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在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出现高潮，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或公费，或自费，络绎于途。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各种类别的教育。”
当时日本的学校各式各样，其中不乏以牟利为目的之所谓野鸡学校。而8000名中国留学生（1905年）也是良莠不齐，玩乐之徒丢了中国人的脸。于是，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19号令正式公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其实这个规程主要是将各类学校纳入文部省统一监管，同时正确引导留学生尽快步入正轨。这很正常，所以规程刚出炉的时候，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
但是，学校执行走了样，有学校布告称：“限令各生于该月二十九日前呈报其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语气生冷强硬，立刻引起留学生的警觉。他们翻出20几天前刊登的《规程》，反复阅读、比对、琢磨，在读到以下两条时，读出了敌意。
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督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
第十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
“取缔”一词深深刺痛了中国学生的心，冲动之下，他们忘记了日文的“取缔”有监督管理的意思。经过层层揣摩、层层演绎，这个规程竟成了“取缔留学生规程”。当然，敏感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早在六七月间，坊间就有传闻说要取缔留学生，沸沸扬扬的。这次，学生们以为是揭开了盖子。
尽管中国留学生总会出面交涉，日本文部省紧急解释调停，但为时已晚，留学生的群情激奋已无法阻挡。
姚宏业等人认为事关国体，倡议全体罢课回国，各校留学生纷纷响应。女校也竖起了大旗，以秋瑾最为激进，她举刀明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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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许寿裳、杨度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必全体罢课回国，但他们的声音太小，没人听。
据记载，当时的激进派自发组织了纠察大队，甚至带着短刀在各校门口蹲堵，阻拦留日学生到校上课。
正在僵持不下之时，陈天华的死，成了重磅炸弹，彻底激化了“敌我矛盾”。实际上，冷静回想一下陈的遗书，不难发现，他的自尽主要是因为日本报刊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他要以死来换取同胞的觉醒悔悟、奋发图强。而对于这个规程，他的本意是“可了则了，切勿固执”。
但没人顾得上陈的本意，他的死，就是促成留日学生集体归国的致命一击，任谁也不可能挽回了。
这么多学生集体回国，以后该怎么办？这是姚宏业首先想到的问题。
“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办学！这是姚宏业的答案。
从12月4日罢课，到14日第一批留学生回国，仅仅10天时间。匆匆忙忙中，大伙儿订立了《归国办法》和《善后办法》，其中明确提出了归国办学的思路。
正当大家四处张罗之时，清政府留日监督处突然传来消息，要求全体学生立即返回日本复课。原来，从风潮初起，清官方就和日本交涉，力求平息事态、安抚学生。一下子，留学生群体分裂成两派，一是归国派，一是复课派，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谁。
1月11日，两派召开协商会，一致同意以自愿为原则复课，并电告全国。
大批学生返回日本继续读书了，留下的只有几百人。那么，这学还办不办？
姚宏业等人怀揣赶超耶鲁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美好憧憬，决定不改初衷，继续兴办本土大学。将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
万事开头难，而前路更难。那一年的旧历春节，干事们在奔波中度过。尽管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演讲，但社会各界对这所新学校多持观望态度，并不给予实质性的支持。
据早期学生张承槱回忆：“当时办学毫无基础，全体同仁遭遇极大困难，同情者虽多，而实际援助者除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捐了数千元外，其他各界毫无表现，全凭我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大多数困苦不堪，连生活也难于维持了。”
校舍房租每月必付不得拖欠，学生宿舍租在农户家，因为缺钱，两个学生合租一个铺位。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公学竟然颤颤巍巍地开学了。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最难的是两点：
一是生源不足。3000人锐减到260人，还不到10%。学生来自13个省，年龄不一、层次不一，同班同学能差出14岁之多！教员配备完全跟不上，有些课程还要请日本教师来讲，再请懂日语的同学做翻译。甚至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要给低年级做兼职讲师，颇有点自给自足、自教自学的劲头。这能长久吗？
二是资金匮乏。社会各界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说办学是假，革命党的阴谋才是真，这样的谣言喧嚣直上，就更没有人敢出钱了。下层盯着中层，中层盯着上层，谁也没有真行动。
这边正焦头烂额，那边开学才不到十天，竟出了一件大事，差点让这新学校夭折！
办学条件艰苦，教学水平也跟不上，有的学生已心生不满。副干事朱剑和部分江苏籍学生发生了点口角，本来也不是大事，互相体谅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冲动是魔鬼，朱干事甩了一句难听话：“江苏人闹事，江苏人皆出。”意思是闹事的都滚蛋。
这本来是一句气话，何况朱干事自己就是江苏人。但学生们不干了，认为学校有意排斥，闹着要罢课、要退学。
为避免同室操戈愈演愈烈，朱干事被迫辞职了，但学生们态度坚决拒绝和解，他们带人破坏了学校设施，公开在报纸上声讨攻击中国公学。最终，50多名学生坚决退学，自立门户，组了一个健行公学。
学校诞生仅10天就闹出来的分崩离析，无疑使中国公学的形象大受损害。本来观望的人，这下成了看热闹的，说这帮学生简直就是胡闹，幸亏自己当初没出钱。而更严重的影响是，上海官府本来批付一部分经费，但因为出了这事，已经在走流程的款项，被紧急召回了。
整个事件，姚宏业一直尽力周旋，力求保住中国公学的颜面，但无奈以失败告终，他痛感：“东京之现象既如彼，内地之悲观又如此，此次归国对外之种种大愿，终莫得遂。”
失意失望、郁闷悲痛，姚的脑中渐渐浮现出陈天华的身影。冥冥之中，他萌发了同样的以死明志的念头。
4月5日，姚宏业和干事王敬芳促膝长谈，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尽了。王觉察出不对劲，想着第二天是清明节，就说一起出去散散心，姚一口答应。但第二天敲门时，姚不在屋内。此后7天，杳无音信。
13日，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黄浦江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是个穿西装的中国人。王敬芳、张邦杰等人感觉不妙，立刻赶往医院认尸。但尸体已经膨胀模糊，无法辨认，只从口袋里翻出两枚图章，一个“剑生”，一个“竞生启事”。剑生、竞生是姚的字号，这尸体无疑就是他了。在场之人无不痛哭流涕，无法抑止。
人们在整理姚的遗物时，发现一封事先写好的遗书，字里行间，言辞慷慨，声泪俱下：
“……我愿我死之后，君等勿复念我，而但念我中国公学……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振起精神，无轻灰心，无争意见，于各事件不完善者补之，不良者改之，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之官绅、兵士、农工商，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我死后如有知也，愿此一点灵魂与我中国公学共不朽！”
赤子丹心，苍天可鉴。投江这一年，姚宏业不过才25岁。
悲剧发生后，感动了不少人慷慨解囊相助。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不得不在1907年夏由两江总督端方拨给上海市郊吴淞炮台公地100余亩土地为校址，大清银行助借10万两白银兴建校舍。
姚宏业几千字的遗书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社会震动。胡适从报上读到这份遗书。受到极大感动与鼓舞，遂决定报考该校。
第485章 昭君出塞新曲
1906年夏，湖南同盟会员禹之谟等将陈天华、姚宏业二人的灵柩运往长沙。1906年5月23日，二烈士遗骸运抵长沙，民众不顾当局阻挠，于29日（阴历闰四月初七日）公葬二烈士于岳麓山“以彰义烈”。是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送葬队伍几万人，长达10余里。“送葬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清朝官绅咸为属目，以为民气伸张至此，其祸至足以沦宗社”。
陈天华、姚宏业墓位于岳麓山麓山寺左后方，分冢共茔。1906年6月公葬于此，1912年重修。墓地面积66平方米。墓坐西北朝东南，墓身为花岗石凿成的长方形石棺，置石砌墓围正中，棺长2.5米，宽1.02米，高0.76米。立汉白玉石碑四通，中间两通分别刻“陈烈士天华之墓”，“姚烈士宏业之墓”，左右附碑分别刻“中华民国元年”，“六月湖南公刻”。有拜台、香炉、石凳、栏杆等设施，两旁各立石鼓一对，四周环以花岗岩石围。墓地有登山石径导入。
后来胡适还在中国公学的《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一篇《姚烈士传略》的长文，从第16期连载至26期。从书中能看出少年胡适非常敬佩姚宏业。他在《姚烈士传略》中说：“姚烈士把这‘救国’二字看作他自己的责任，他又把‘中国公学’四个字看做可以救国的方法与手段，表明他极可爱极可敬极有血性极有责任心。”并盛赞‘陈天华’是一位极有热血的人，把姚宏业与陈天华相提并论。
入学考试的国文题目是“言志”，答题时，监试的总教习马君武几次踱步到胡洪骍身边，侧头看他答题。
胡适交卷后，马君武将胡适的卷子看了几遍，爱不释手。他笑嘻嘻地拿去给谭心休、彭施涤先生传看，说:“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谭心休说:“可惜，胡洪骍的土话太重了。”
马君武（1881年7月17日-1940年8月1日），原名道凝，又名同，后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祖籍湖北蒲圻，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是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旋即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后又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是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精力逐步投入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谭心休，字介人，号毅君，宝庆府城（今邵阳市）人。生于清咸丰十年，早期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时参与湖南光复。
1906年9月，胡适住进了中国公学，便成了马君武最得意的弟子。而胡适也极敬重马君武这位老师，后来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胡适在美留学期间，马君武有诗《赠胡适》：
已与斯人约，今生为弟兄。思君隔苍海，学技在红尘。主义即宗教，艰难证性情。相期作琨逖，学剑趁鸡鸣。
马君武应该是将谭心休说“可惜，胡洪骍的土话太重了”的话告诉过胡适。语言是用之交流的，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懂怎么可以？胡适的寓室里四川同学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接近普通话，胡适很快学会了四川普通话。
“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胡适进中国公学后，看一起的同学，有的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一双木屐，一身日本装束；有的戴着眼镜，捧着个水烟袋，完全是内地绅士气派。他们的年纪都比胡适大，有许多人是革命党，在学校里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有些激进的同学，往往还强迫那些有辫子的同学剪辫子。他们把胡适看作小弟弟，也就没有强迫他剪辫，让他脑后那根小辫子一直翘翘的拖着。
与胡适同寝室住的，有一个钟文恢，号古愚，江西人，约莫二三十岁年纪，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人们都叫他钟胡子。他们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会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钟胡子是会长，他介绍胡适入了会。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
该报于1906年10月28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傅熊湘（君剑）、张丹斧、胡適先后主编，谢诮庄、丁洪海、刘复基、蒋翊武等编撰。以“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为主旨，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
钟胡子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向他约稿，劝他为旬报写白话文章。于是，出版的第一期旬报上，便登出了胡适生平的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讲的是“地球是圆的”一类通俗的地理学知识。从此，他成了《竞业旬报》的作者。
既然是作者，按文人惯例，就得有一个以至几个讲究的笔名和别号。胡适当时正读《老子》，读到第33章头几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觉得这“自胜者”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又称“期自胜生”，即以此为他第一篇白话文章的署名。稍后，又从他父亲字铁花，为自己取笔名“铁儿”、“铁”，音转为“蝶儿”、“蝶”等。在《竞业旬报》上，也开始使用“适”“适之”的名字，及“适”的别号，还用过“冬心”、“溟游”等一些笔名，多到十几个，很有一点作家派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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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地理学》以后，胡适的胆子大起来，忽然动心思做小说，而且一开始就做长篇，用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定为“真如岛”，拟定了40回的回目，遂动手创作。从旬报第3期开始连载。
当时，胡适还只是十几岁的少年。《真如岛》的故事情节颇为连贯，但每一回基本上都有一个主题，分别着力批判了早婚、近亲结婚、阴阳八字、果报轮回和诵经拜佛等。其中提及的一些桑梓风俗，直到晚年，仍然时常勾起他的回忆。
《真如岛》的第六回，说徽州府绩溪县下泉村人胡瑙，因村中做善会，热闹得了不得，“原来这善会要整整的做十天”，到第四天时，“合村人家都戒绝荤腥，一概吃素斋”。胡瑙带着亲戚孙绍武、程翼璜、程翼华三人去看会场，“那会场是借胡家的祠堂来做的，很是广阔，大门首立了二个纸扎的菩萨，一个红面长须，一个青面獠牙，都有一丈多高”，胡瑙见了连忙拜揖顶礼……
程翼华便问道：“姑夫，这是什么菩萨？好怕人呀！”
胡瑙低声答道：“这一位是大王菩萨，便是唐朝的雷万春将军。”又用手指道：“那一位是小王菩萨，便是唐朝的南霁云将军，都是生则为英死则为灵的大英雄呀！”……
边说边走，眼看着就进了大门，上面塑着一位菩萨，“粉红脸儿，年纪像是甚轻”。胡瑙道：“这位太子菩萨，便是唐朝的张巡，两旁这些菩萨，都是那睢阳城内战死的三十六人。当日亏得他保障了江淮数郡，我们这里的人才得不遭兵难。”
胡瑙提及的“张巡”，在唐朝历史上是实有其人。此公为开元末年进士，安禄山起兵后，诏拜御史中丞，守护睢阳。据正史记载：“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他与太守许远以微弱兵力，抗击数十万叛军，苦撑数月，终因粮尽援绝，城陷被杀。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的相关史料，张巡麾下诸部将中，以雷万春、南霁云最为著名。
胡适是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人，《真如岛》中的“下泉村”，从命名方式来看与此颇相契合（“上庄”亦称“上川”，“上”与“下”相对，“川”与“泉”同类）。大王、小王和太子会等，留给胡适的印象大概极深，直到晚年，他在各种场合都还时常提及。譬如，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寓居台北的胡适从“中研院”出来，“在出来的车上，看见南港一带家家户户的拜拜情形，很热闹”，这陡然勾起了他的回忆：
《真如岛》陆陆续续在旬报上连载，续至第11回便停止了，没有做完。这是胡适生平所作的惟一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个未完成的“半部书”。
第486章 学写诗
1908年7月起，胡适由投稿的作者，变成了刊物的编者和记者，旬报从第24期以下归他编辑，文章也写得更多了。他的兴趣很广泛，青年人精力又充沛，简直什么文章都写。他不仅写长篇，也写短篇小说，写传记，写诗歌词曲，也写社说、论说、丛谈、札记，也兼作翻译，还充当记者，采写时闻和时评。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包做的。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胡适的思想很活跃，表现为一种早期的全面萌发的状态。如反对迷信的无神论；反对家族承继习俗的“无后主义”；既要父母主婚，又要子女有权干预的折中的婚姻观；重视教育，看重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等等。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时期的爱国思想。他写过一篇《读爱国二童子传》的书评，介绍小说《爱国二童子传》，指出那书“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
在社说《爱国》一篇里，他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荣光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那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唉，可惨呀!”
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创作，有几篇传记颇有意味。其中一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写的是杨斯盛13岁流落到上海，“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了几十万家财，由一个劳动者变成了大富翁，又热心公益事业，“破家兴学”的动人故事。胡适称赞杨斯盛是一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大豪杰”，特为他立传表彰。
杨斯盛 （1851年12月4日—1908年5月29日），字锦春，小名阿毛，上海浦东人。父母早亡，13岁去浦西谋生，学做泥水匠，勤奋好学，为人正直，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杨斯盛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成为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清光绪年间，杨斯盛承建外滩江海关北楼，一举成名，时称工界伟人、营造泰斗、上海水木业公所领袖董事、浦东帮建筑业的领袖。杨斯盛被人称为“近代建筑营造业的一代宗师”。
杨斯盛幼年遭失学之痛，壮年以琅琅诵读为乐，晚年则立捐产兴学之志。1905 年，他在《捐产兴学启》中说：“值此国步维艰，不可终日，听名人言论，必以兴教育为救国第一义。私念仆亦国民也，以区区家产，与其传给子孙，使贤者损志，愚者益过，何如移作兴学，完成我国民一份子之义务，且使子孙与被泽焉。”
为了兴学，1904年，杨斯盛先在宗祠设义塾，将上海一所别墅改为广明小学，翌年，增设广明师范讲习所。并在浦东六里桥购地40 余亩，兴建浦东中学。1906年正月开工，由黄炎培设计、杨公亲自监督，同年十二月，校舍竣工，教学设施堪称沪一流，所聘办学人才亦是一流，李平书、黄炎培、秦锡田、陆家骥、张伯初等出任校董。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造福桑梓，他又相继在蔡路创办浦东中学第二附属小学、在合庆创办浦东中学第三附属小学。秉承遗训，浦东中学校董会和其家属，又继续创办了斯盛小学和斯盛中学。为了让更多的贫苦大众接受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组织教师和学生开办了浦东中学夜校。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二十四（1907年3月8日）浦东中学正式开学，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二月初八（1907年3月21日），杨斯盛提出“勤朴”校训作为办学宗旨，他说：第一是勤，学生是中国的主人翁，担当中国未来的一切事业，要有精神和体魄上的担当，全看我们能不能勤，不勤就永远没有希望。第二是朴，繁华奢侈，是朴的反面，凡是贪享受，爱繁华的人，永远没有希望。人心不能两用，自古成就事业者，不管做学问，还是从事实业的，无不专心致志。
杨公捐产兴学的目的：一是为国造就科学人才，以达“教育救国”振兴中华之目的；二是为浦东“乡邻子弟解决失学之苦”。
杨公一生劳累，身体多病，于1908年5月29日在校内住所长逝。病重时还谆谆叮嘱要设法改善教学设备，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浦东子弟来校读书。
尽管浦东中学是杨家的私产，先后投入30多万两银子，但临终前他立下遗嘱：“杨氏子孙不得干涉校产校务”，以确保学校的独立地位，使得学校能够按照自身的要求发展。
胡适成为著名学者后，他对杨斯盛的人格和“毁家兴学”之举的赞赏，也成为了名人轶事。他的《四十自述》文集中，开卷第一篇就是《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他也曾应邀为浦东中学题词：“杨公发愿为国家造人材，诸位同学应该发愿把自己铸造成器。”
当然，这为后话。
另一篇《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写的是老而又老的昭君出塞和番的题材。
王昭君，名嫱，是蜀郡秭归人氏。他父亲王穰，所生只有昭君一女。昭君自幼便和平常女儿家不同，一切举动都合礼法。长成的时候，生得秀外慧中，绝代丰姿，再加上幽嫡贞静，所以不到十七岁，便早已通国闻名的了。
及笄以后，那些世家王孙来求婚的，真个不知其数。他父亲总不肯许。恰巧那时元帝选良家女子人宫，王穣听了这个消息，便来与女儿说知，想要把昭君送进宫去。
王昭君听了这话，心中自己估量，自思自己的父亲只生一女，古语道得好，“生女不生男，缓急非所益”，父母生我一场，难道亲患未报，就此罢了不成？如今不如趁这机会，进得宫去，或者得了天子思宠，得为昭仪或是捷好，那时可不是连我的父母祖宗都有了光荣，也不枉父母生我一场。主意已定，便极力赞成王穣的说话。
王穣见女儿情愿，便把昭君献入宫去，这原是昭君一片孝心，想做那光耀门媚的女儿。那里晓得皇帝的深宫，是一个最凄惨最可怜的地方，
那宫中几千宫女，个个抬起头来，望着皇帝来临，甚至于有用竹叶插门，盐水洒地，来引皇帝的羊车的。其实好好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方，除了卑鄙龌龊苟且逢迎之外，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昭君到了这个地方，看了这种情形，心想自己容貌虽好，品行虽好，终究不能得天子的宠遇，休说宠遇，简直连天子的颜色都不大望得见了。要是照这样下去，还不是到头做一个白发宫人么？
汉朝一代，最大的边患便是那匈奴，从汉高祖以来，常常入侵，弄得中国边境年年出兵，民不聊生。宣帝的时候，匈奴内乱，自相争杀，遂分成两国，一边是呼韩邪单于，一边是那支单于。后来汉朝帮助呼韩邪，攻杀那支，呼韩邪单于感恩，遂来中国，人朝朝觐。那时正是汉元帝竟宁元年。
呼韩邪来朝，谢过皇帝复国的恩典，言说：“小臣得天子灵，得有今日，从此以后，断不敢再萌异心。如今想求皇帝赐一个中国女子给臣，使小臣生为汉朝的臣子，又做汉朝的女婿，子孙便做汉朝的外甥。从此匈奴可不是永永成了天朝的外臣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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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听了呼韩邪的话，心中很喜欢，只是一件，那匈奴远在长城之外，胡天万里，冰霜遍地，沙漠匝天。住的是帐篷幕，吃的是膻肉酪浆。那种苦况，这些娇滴滴的宫娃，那里受得起。谁肯舍了这柏梁建章的宫殿去吃这种惨不可言的苦况呢。想到这里，心里便踌躇起来了，便叫内监，把全宫的宫人都宣上殿来。
不多一会，那金殿上，便黑压压地到了无数如花似玉的宫人。元帝便问道：“如今匈奴的国王，要求朕赐一女子给他，你们如有愿去匈奴的，可走出来。”连问了几遍，那些官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答应的。
于是便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
但以往这方面的诗歌词曲，从《昭君怨》到《汉宫秋》，所写的王昭君，都是满腔幽怨，凄苦哀愁的悲剧形象。胡适却说：“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人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
因此，他一反旧时写昭君题材的凄楚哀怨情调，要写一个“爱国女杰”的王昭君。他根据史书里的一点记载，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番。传中写到汉元帝召集宫人，问谁愿意去匈奴和亲时：
“那时王昭君也在其内，听了皇帝的话，看了大家的情形，晓得大众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顾大局的安危，心里便老大不自在。心想，我王嫱入宫已有几年了，长门之怨，自不消说。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使他永远做汉朝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远休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灵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想到这里，更觉得这事竟是王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昭君主意已定，叹了一口气，黯然立起身来，颤巍巍地走出班来，说‘臣妾王嫱愿去匈奴’。
以后，果然是“胡也宁了，汉也宁了”，汉朝与匈奴之间保持和睦亲善关系达六七十年之久。所以，胡适给王昭君戴上“爱国女杰”的桂冠，把她写成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疾苦，促进民族和睦的巾帼英雄。这是对二千年前汉家女儿王昭君最早作的比较正面的评价。
《竞业旬报》出到第40期停刊。胡适对这一段既当作者，又当编辑，兼做记者的事业，自己作了一个总结：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第487章 民主政体的尝试
“开的花还不多；且把这一树嫩黄的新叶/当作花看罢。”
这便是胡适的那首著名的《小诗》。短短的三句似乎是信手拈来，却揭示了一个隽永的哲理性问题：或许，这应该是在春意萌动的时节。这样的时节“开得花还不多”，有些许初放的小花寂寞地开在树上。但在一个开风气的时代，先驱者的努力，即使还不成熟，也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接下来，诗人笔锋突然一转：“且把这一树嫩黄的新叶/当作花看吧”，则是在警示中包容了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哲理。面对新生事物，总有人因为看不到鲜花盛开的烂漫景象而焦灼、甚至灰心。殊不知：今天的“嫩黄”就是明天的“翠绿”，今天的“新叶”就是明天的“粗枝”，而鲜花盛开的时节必然到来。更何况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经过一个从不成熟到相对成熟，乃至完全成熟的过程。这是新生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里，“且把”二字，既是贯通上下，又显示了诗人的豁达、从容和对未来的自信与期望。
“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人。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是胡适的一首诗《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词句表达情感，给人一种淳朴、干净的感觉，而且朗朗上口，下至孩童上至老翁，都能理解诗的含义，丝毫不让读者感到晦涩。整首诗让人感觉朴实无华，体现作者的一种淡薄、冲淡的品质。
这首宛美的诗句，长上音乐的翅膀后，差不多无人不晓。只是，可能很多人不知，歌词出于胡适之笔。
胡适一生留下很多诗作，较为出名的除了上边提到的《小诗》和《 希望》外，还有《蝴蝶》《 湖上》《 梦与诗》《 老鸦》《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四月二十五夜》《一颗遭劫的星》 《一念》《 十一月二十四夜》《 秘魔崖》《月夜》《 也是微云 》等等。
胡适应该是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开始学写诗。
有说，胡适有一个好朋友叫朱经农，诗写得极好。此人是新公学的主持者之一。朱经农有诗人气质，因学校经费不足忧愁过度而神经竟有些错乱，一次竟然独自跑到徐家汇一条小河边跳下去，幸亏被路人救起，才没有丧命。
胡适是受朱经农的影响，对诗歌发生了兴趣。
但也有说，胡适学写诗，与他得脚气病有关。
徽州人出外，到上海求学或经商谋生，往往因“水土不驯”，生脚气病。病时双脚肿胀，严重的四肢不能动弹，甚至丧命。据病情看，大约是一种风湿病。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死在这个病上。
胡适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也得了脚气病。他不得不向学堂请假，回上海南市他家里开的瑞兴泰茶叶店养病。养病期间，容易无聊，便找书来消遣。他偶然找到一种古文读本，是清末桐城派最后一位散文家吴汝纶选的，其中第四本全是古诗歌。胡适对这本古诗大感兴趣，病中每天读几首，觉得比小时候读的那些律诗有味得多，又不必死讲对仗，自由多了。于是，他饶有兴味地背诵起来，《木兰辞》，《饮马长城窟行》，《古诗十九首》……一直读到陶渊明、杜甫，觉得又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自己便也学着做起诗来。
胡适自己说：“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了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15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写诗，想要做个诗人了。”
无论如何，胡适这时候开始学写诗，而且像着了魔。回到学校上课，先生在黑板上写代数的算式，他却在代数教本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本上写的也不是算式，而是诗!
第二年(1907)5月间，胡适的脚气病又发了，双脚肿得比先前狠。根据徽州人的经验，必须赶紧回家乡，只要走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会渐渐消去。胡适回绩溪上庄的老家养病，住了两个多月。他的族叔兼好友胡近仁，也喜欢作诗，二人常常讨论切磋，互相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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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胡适又喜欢上了白居易，写了一首白氏风格的诗《弃父行》。
写的是族中某“弃父之人”的真实故事，诗云：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携鞠养恩无比。儿生七岁始受书，十载功成作秀士。明年为儿娶佳妇，五年添孙不知数。阿翁对此增烦忧，白头万里经商去。秀才设帐还授徒，脯不足赡妻孥。秀才新妇出名门，阿母怜如掌上珍。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检点奁中五百金，珍重携将与息女。夫婿得此愁颜开，睥睨亲属如尘埃。持金重息贷邻里，三年子财如母财。尔时阿翁时不利，经营惨淡终颠踬。关河真令鬓毛摧，岁月频催齿牙坠。穷愁潦倒重归来，归来子女相嫌猜。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阿翁衰老思粱肉，买肉归来子妇哭：“自古男儿贵自立，阿翁恃子宁非辱?”翁闻斯言勃然怒，毕世劬劳徒自误。从今识得养儿乐，出门老死他乡去。”
全诗平易通俗，朴素的描叙中，寄托着深厚的同情和悲愤。
胡适的脚气病养好了。于是又告别家乡，步行回上海去。途经富春江，游览了钓台的东台和西台。
钓台位于浙江省桐庐县城南15公里的富春山麊，因东汉严子陵隐居于此得名。乘船游富春江，船在水中飘，人在画中游，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钓台前面的富春江风光绝美，因景色与“长江三峡”颇为相似，故有“富春江小三峡”之美誉。江南龙门湾，是富春江上一处天然港湾，汇峡谷、平湖、孤屿、悬崖、瀑布、奇松于一体。
钓台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西钓台，雄峙江畔，离江面七十多米，背倚青山，下傍绿水，掩映在葱茏的古木丛中。
东台为东汉严子陵隐居垂钓处，西台为南宋爱国志士谢翱恸哭民族英雄文天祥之处，又名“双台垂钓”。登上山顶，富春江美景尽收眼底。
胡适看到那位隐居高士严子陵的东台之下，祠堂也有，对联也有，游人又多；而爱国文人谢翱的西台那边，却是冷冷清清，有几个人知道他曾经在这里恸哭过文天祥呢?
胡适很感慨，便写了一首《西台行》：“富春江上烟树里，石磴嵯峨相对峙。西为西台东钓台，东属严家西谢氏。子陵垂钓自优游，旷观天下如敝屣。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如今客自桐江来，不拜西台拜钓台。人心趋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为哉!”
这是胡适写的第一首咏怀古迹的诗，言前人所未曾言，也可见出胡适青少年时代反对退隐，主张积极用世的爱国情怀。
以后，胡适咏物有诗，感事也有诗，到什么地方游览要做诗，读了什么好书也作诗，照像、送朋友做诗，喝酒、捧戏子也作诗，遇到高兴事要写诗，遇到不高兴的事也有诗，在学校里，他渐渐有了“少年诗人”的名声，常常和同学教员唱和。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很多人却喜欢进行联想。红楼梦中就写了很多梦，诗人们更是喜欢在诗词中加以发挥。比如王昌龄思乡时就感叹，“青山明月梦中看”；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也写道，“梦啼妆泪红阑干”。
胡适也曾写过一首关于梦和诗的作品，表达的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首诗看似描写风月，很多人都将其理解成关于爱情的诗歌。当然其中也有诗人关于爱情的感悟，但主要是作者采用比兴手法，用诗歌的形式探讨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诗人首先阐述对梦的认识，“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经验是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一种积累，而影像不仅指人们平时亲眼目睹的人和物，也包括投射在大脑中的幻想和印象等。当这些经验和影像都在梦中出现时，彼此交叉组合，竟然可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唐代诗人张仲素有诗，“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描画了一幅佳人怀远图：她手提盛着桑叶的空笼，神情恍惚，若有所忆地在凝思着昨夜的梦境，至于她梦见了什么，都留给读者去推想，诗人却凭着经验的影像完成了一首诗歌的构建。
接下来胡适又开始描述自己对诗歌的认识，“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唐代诗人李贺就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素材，偶尔灵感来了就及时地记录下来，回家有空再进行整理。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也曾说，“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胡适自己也是如此，他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和丰富想象能力进行推想，再由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最满意的解决方案。经过这般努力，于是就“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在作者眼中，诗如梦幻，梦似诗歌，“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诗和梦可以相互影响，却不可替代。诗人用通俗晓畅的语言加以总结，“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我们都不是先知，也不是神仙，既然如此，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甘苦和美好。而胡适对待自己的婚姻也是这种态度，他一生都与江冬秀相守，亲情胜过爱情，长路漫漫，好在身边一直有人陪伴。
在胡适的诗中，这一首无疑是精品之作。
胡适初学诗，多作古诗歌，也翻译外国诗。当时中国公学的英文教员，多能作旧诗词，也常常鼓励学生用旧诗体来翻译外国诗歌。胡适曾翻译英诗人堪白尔的《军人梦》、《惊涛篇》，及邓耐生的《六百男儿行》等几篇
在中国公学，有一次，胡适做了一首押字韵的诗，索请同学教员相和，和作的诗多达十几首。胡适由此也更出风头。几年以后，当年唱和的一同学回忆说：“我昔识适之，海上之公学。同班多英俊，君独露头角。”
可见，胡适的诗在中国公学，还是很受人推崇的。
第488章 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严格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评议部是由班长和室长组织而成的，要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选举、严格的任期是民主制度区别于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执行部对评议部负责并在评议部监督下行使行政权，则有民主制度下行政权和约束、立法机制分立的雏形。把权力置于监督之下，防止独裁和权力的被滥用，这同样是民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评议部开会时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说明大家对执行这个制度是很认真的。
两江总督端方每月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执行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度止的危险。
两江总督端方，其实是个新派人物。戊戌变法中，朝廷下诏筹办农工商总局，端方被任命为督办。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筹办的部门当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可见一斑。
升任湖北巡抚不久，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代任两江总督创建暨南大学。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用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中国公学简直就是个革命党人的培训学校，能够为这样的学校每月拨银1000两，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可惜，这样一个开明之人，最后还是死于革命党人之手，不能不令人惋惜。
胡适写到：“到了申之秋，评议部与职员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致绝大多数学生整队退学，自行组织中国新公学，仍继实行民主政治，支持至一年余始解散。这三年多的维形民主国，在中国政治革命上是很可纪念的。＂
1952年12月23日，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话中，又强调了中国公学当年的共和民主的政体在教育上的试验意义，他说：“中国公学和中国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当时我们母校的教育制度，有着一点独持的作风，这种作风便是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校内并不设校长，而三位干事共同负责处理校务，成为学校行政机关。另外由全体同学推举班长、室长，实行自治，并且选举评议员，组织评议会，成为学校的立法机关。一切校务虽由干事部负责执行，但必须先经评议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
后来当过中国公学副校长的亮功至把这种“学生治校”的制度，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创始时的制度作了比较，充分肯定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创新意义。
中国公学实行的这种高度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自然受到广大革命热情高涨的同学的欢迎与拥护。但从实际出发，它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显然缺乏充分持久发育的外部条件。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中国公学的“民主共和国”于解体的危机。
一、学校内留日学生逐渐减少(部分又回日本复课了)，而新招的学生逐渐增加，已不是当初发起创学时学生与管理彼此不分界限的情形。
二、当时上海社会和官方，对这种办学制度的忌疑与不满日益增大，缺少社会尤其教育界人士的理解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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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没有两江总督端方的官费资助便办不下去，而接受了官方的资助，便无法抗拒官方在管理制度上插手学校。
最初创立时不设校长，干事部的干事分任教务、度务、商务，后来推郑孝胥为校长，聘马君武为总教习。马君武赴国外留学后，总教习之职便度止。公学受两江总督的津贴之后，校长改为监督。第一任监督是郑孝胥，第二任为夏敬观，同时成立了郑孝胥、张赛、熊希龄等几十人参加的校董事会，推举张赛为会长。在董事会制与监督制的双重压迫下，学生自治的民主政体开始瓦解。
尽管郑孝胥、夏敬观这一些社会名流忙于诗坛和文坛，对校务毫无兴趣，但公学的民主政体已经受到严重压抑。原来公选的干事改为由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而且新校章取消了评议部这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立法机关”。这就激起了广大同学的强烈不满。他们抓住校章上“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的“法”条文向校方表示抗议，认为三位干事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取消评议部也是非法的。
为此，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组织。校友会与三位干事争议了几个月，终于达成了由全体学生修改校章的协议。又费了几个月，开了许多会，校友会把修正意见整理出了一个草案，议定一本新校章。谁知校章草案递上去后，监督与董事均不承认，于是双方的情绪冲突便不可避免。“修宪”成了这次大风潮的导.火.索。
190年旧历九月三日，校友会召集大会，向全体学生报告关于新校章交涉的经过。大会未散，监督贴出了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改订校章之权，把先前三干事与全体学生达成的协议撕段了。紧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是“集会演说，学堂悬为万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
从中国公学分立出去的新公学，同学们顶住了一切困难，一心一意要把新公学办成一所教员好、功课紧、管理严的好学堂。
因缺少教员，新公学的教务千事李琴鹤要求胡适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教员，他深信胡适当时的英文程度足可以当一名合格的英文教员。条件是：每周三十小时课，月薪十元。因为是自家同学当教员，薪水不能领全额，需得拖欠一部分。
胡适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他的困窘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继续求学。聘为教员的被信任感与荣誉感使他感到欣悦，而巨大的责任感，又使他一开始，就十分认真而热情地面对自己的这个全新岗位。那时他还不足十七周岁。
胡适当了一年新公学的英文教员，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要批改作文卷子。胡适教书生涯的第一批桃李中，出了几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如饶毓泰、杨杏佛、严庄、张奚若等，他为有这样的优秀学生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已没有误人子弟而感到欣慰。
胡适后来说：“以学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又说：“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候和王云五两位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却喜欢把英语文法的结构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竞业句报》的编辑锻炼了胡适的白话作文能力，当新公学的英文教员则磨出了胡适扎实的英语水平。而这也成为了他后来人生的两个重要基点。
中国新公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支撑了一年多。老、新两.个中.国公学在竞争中，尽管新公学的声望比老公学高，学生也比老公学多，但新公学的经费拮据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一年之中亏空已在一万元以上。
尽管同学们大家经济上同舟共济，学校仍是入不敷出。教员欠薪或拿不到全薪，干事处常常受到各种捐税部的责难和警告。前边说过，主要干事朱经（后改名朱经农)因经费困难忧愁过度，曾经神经错乱地跳到一条小河里，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
学校虽然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募捐团四出活动，毕竟短期内没有相当乐观的效果。也就在这个时候，老公学又发出了调停合并的信息。“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便一天不得安稳发展，更怕新公学的募捐成功，对立局面便更会旷日持久地僵持下去。
老公学提出相当宽厚的调停条件，期望将新公学归并回来：
一、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以回去；
ニ、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
三、新公学所有亏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
靠一班少年学生的热情和精力办学，究竟不能持久，新公学方面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调停条件。所以到了1909年旧历十月，新公学正式接受了调停条件，决议解散，愿回老公学者，自动回去。
大部分学生回去了，但仍有多人不回去。胡适就是死硬派中的一员。
中国公学的这一次风潮，在少年胡适的脑海里，之所以留下有磨不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多次反复地谈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对民主政体的首次训练或考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信念的认真实践。
或许，正是在这次风潮中，胡适初步培育起了他崇尚民主自由的精神家园和意识形态。他始终为曾经参与了这次风潮并坚持到底，而感到一种“情绪上的餍足”。
尽管二十多年后，他在《四十自述》中撰写这一段历史事实时，已经充分意识到青年人理智被感情压抑的一面，但他更强调处在青年人对立面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的失去了运用理智的能力”。
他指出：“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
从一个认识的高度，“保护了青年人神圣而纯洁的热力心志与难能可贵的牺牲精神”，这里当然也珍藏了他自己少年时代那一份极其珍贵的悲壮情绪。
他在记叙中国公学风潮这一段历史时无疑充满了激情，因为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似乎很不寻常地勾引起并厮缠住了胡适当年的少年意气，或许这又正是他成了大名的二十年后，愿意出任他的母校的校长的一个潜在的心理原因，并或多或少显出了其间的一种微妙缠绵的少年情结。
第489章 乘船赴美
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差的。有一成绩单发表在《神州日报》上，名为《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该成绩单首列胡适该班21位同学的成绩，其中，朱经等2人为最优等，一位任姓同学等4人稍次，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5位同学为下等，未及格的同学只有胡适等3人。在这不及格的三人中，胡适位于中间，也就是说在该班21位同学中，胡适成绩为倒数第二。这则成绩单说明，胡适当时在功课方面，并没有太用心，学业之外的活动可能花费了他更多的时间。
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忆中所讲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胡适这里所说的学得的东西，包括学会了普通话、认识了许多年龄比他大的朋友，学会了做中国诗词，学会了做白话文，这是胡适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暴得大名”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在中国公学的学习经历，对胡适的影响是及其深刻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
是因为“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吗？还是因为从小就受“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的禁锢，要放纵一次自己？或者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因素，总之，这一时期，发生在年轻胡适身上的事情，是很值得深思的。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当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如何，对于诸如胡适这样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交友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胡适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胡适学得放荡了。
胡适的这些“浪漫的朋友”中，为首的是名叫何德梅的德国人，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
胡适说：“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
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刚过18岁的年轻人，壮志没了，愁思多了，胡须也稀疏了，连镜子也不敢看了：活画出一个颓废文人的酸像。他有时也写一些极无聊的诗词，捧戏子，赠妓女。真是花天酒地，嫖赌逍遥，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本来胡适也有一些正经朋友。如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书，曾多次来看望胡适，劝他搬家，离开那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为他找正经差事，介绍他去华童公学教国文，还劝他课余翻译外国小说。
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此后当实行之。”
又如绩溪的同乡好友许怡荪，见胡适这般跟人浪荡堕落，也来规劝。但许怡荪那时也远在吴淞的复旦公学读书，不能常来。而身边这班酒肉朋友却是天天见面的。胡适于是沉溺愈深，终于闹出乱子来了。
2月12日晚上，他们这班酒肉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了不少的酒，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鬼混到半夜，还要打牌。胡适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但第二天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独自雇人力车走了。那一晚，下着瓢泼大雨。胡适一上车，冷风吹来，酒劲上涌，就烂醉如泥，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地板上。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沾着许多污泥，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脸上也沾了泥污，有些疼痛。胡适觉得有些奇怪，不知这是什么地方。问门外的人，那人大笑，说他昨天晚上住进“外国旅馆”了!后来，他看见门外有铁栅栏，又有巡捕看守，才知道是巡捕房的监狱。
胡适正疑惑不解，便有人来叫他去过堂。他自己记叙的情况是：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
那巡捕头问：“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人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
会审公堂讯问的结果，胡适以酗酒闹事，殴伤巡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夜不算，还被罚款五元。
多么丢脸的事啊!这都是交友不慎，跟一班酒肉朋友鬼混的报应啊!
在《藏晖室日记》里还有一句话：“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才是胡适当时的真实想法，他打牌喝酒逛戏园，并不是在学习魏晋时的名士风度，也不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对抗传统礼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
发生了这起丢脸的事情之后，胡适心里万分懊悔。他在镜子里望着自己脸上的伤痕，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己竟堕落到如此地步，成了一个浪荡子！怎么对得起在家中时时刻刻挂念儿子的慈母呢？他想起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句，下决心要痛改前非，脱离这班酒肉朋友，结束他“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胡适决心去北京报考“留美赔款官费”。这“赔款”即是庚子赔款（庚子即1900年）。
前边提到过，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也如前面所说，通过袁世凯等人的外交努力，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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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 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第490章 康奈尔大学
1910年8月又举行第二次“庚款留美”招考，胡适准备去报考的就是这第二批。
但胡适那时一贫如洗，穷得连蚊帐也买不起，还欠了一些债，哪里有钱去北京应考呢?即使考得上，自己出洋了，哪里有钱供养母亲呢？可谓困难重重!
这时，他的好朋友许怡荪来了，力劝胡适摆脱一切去报考，还答应代他筹措经费。他的另一个好朋友程乐亭也来了，赠送胡适二百块银圆作路费，支持他北上应考。他的族叔胡节甫也答应为他筹款并照顾家里的生活。正是在这些好友的规劝与资助之下，胡适才得以安心读了两个月的书，然后顺利北上，参加留美考试。
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国文试卷他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文章，开头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这其实是胡适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但他的运气不错。正好碰着看卷子的先生大有考据癖，对胡适的文章特别赏识，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头场平均得80分。
复试考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胡适考得很不理想。最后总平均仅得59分，离及格还差一点点。幸亏这次考选出洋的有七十个名额，考得好的不多，胡适总算侥幸，考取了第55名。
发榜那天，胡适去看榜，还有一段趣事：“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
“(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这个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和胡适同船赴美，同进了康奈尔大学，成了胡适的好朋友。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放洋赴美的时间，是政府规定的。胡适来不及回绩溪去拜别他的母亲。1910年8月16日，胡适等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共70人，登上一艘名为“中国号”的轮船，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
站在这远洋巨轮的甲板上，望着滔滔流泻的黄浦江水，胡适禁不住心绪翻腾！
依恋，惆怅，渴望，追求，……交织混合成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挥一挥手，告别送行的亲人和师友，也告别他学习生活了六年的大上海。这十里洋场的大都会，是那样新鲜，却又那么污浊；促人长进，也诱人堕落。说不清在这个青年人的心田种下的是欢乐，还是烦忧?
现在，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无论是不能忘怀的，还是不堪回首。站在甲板上，放眼前方，海天相连，脚下的巨轮将带着他去蔚蓝的大海，辽阔无垠的太平洋，大洋彼岸的新国家。那里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生活。是的，此刻的胡适，亢奋、想往、踌躇而又迷茫。
他们在船上生活了二十多天，大家都熟悉了。胡适是一个爱玩的人，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
胡适回忆说：“胡复明从不跟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兴趣，只好走，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
赵元任对胡适的印象则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气十足，让人们觉得他雄心万丈。”
在船上，竺可桢是个细心而不善言辞的人。他要来一张这批留学生的油印榜文，闲来无事时，便把这70个人一个个来对号。
9月10日，轮船到达旧金山。那时，整个加州正沉浸在加入联邦60周年纪念的欢乐里。正在加州大学读四年级的蒋梦麟领着几位早年留美的同胞，前来迎接胡适、赵元任他们，并带着他们在这座美丽的滨海山城游览了一番。
就在这节日的氛围里，一群年轻的中国学生，走进了美国旧金山拥攘的街头。70人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街上的人，人的穿戴，建筑风格，异国的情调……对于他们，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有吸引力。
如果说，可见的变化还需等待时间长久的酝酿。那么，对于这70名来自中国的青年来说，一个崭新的当下的世界已经在眼前了。
在旧金山短暂休整了两天，70名留学生又登上了东去的火车。车窗外是魅力无限的新大陆，火车先是在无尽的山岭中行驶，穿过内华达山脉之后，便进入了内华达州大盆地。
竺可桢无限感慨，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崎岖的山地、平坦的峡谷、五彩缤纷的岩石，干燥的沙漠，盐湖……一幕幕从未见过的奇景从车窗外闪过。过了漫长的干旱地带后，便是大草原，出了草原，就进入密苏里河流域。这时，他们透过车窗所看到的，又是—个森林茂密、风光秀丽的世界了。
谢世俊在他的《竺可桢传》中写道：“一路往东，景致越来越好，人烟越来越密……不多时日，列车过了美国中部高原，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迎面吹来的便是大西洋的风了。”
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留美学生监督处”。在这里，对每个人学习的专业、所去的学校作了最后确定，并与有关方面联络妥当。
当初，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试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局面，急需专门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担心出国学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于是规定庚款留学生，“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胡适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
胡适到了美国，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大家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一个农业方面的科学家，以农报国。
竺可桢也选择了农学，他的理由则是觉得农业是大多数同胞生计所系。而且，他十分好奇美国的农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怎么会有那么多洋面、洋棉、洋布滚滚而来呢？赵元任则在咨询了曾在美国留学的前辈后，按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数学专业。
多数人的学校在东部各州。赵元任、胡适他们先乘车去到水牛城，然后再换车到伊萨卡(胡适译作绮色佳)，高年级的金邦正将在那里迎接他们。竺可桢、钱崇澍等人则分配到伊利诺伊大学。他们乘火车先到了芝加哥，然后换车南行。火车要穿过一望无际的田畴，那里有美国著名的玉米带。即将学习农学的竺可桢一路上十分留意沿线的风光，见到生长茂盛的大豆、成熟硕大的玉米，他都无比欣喜。
到达康奈尔后，胡适则对美国社会的风俗大加赞美。1910年9月，几乎是刚踏上美国这片土地，他就在给乡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
美国给这群中国留学生带来的新奇感，遍布在从自然风光到社会生活的各种角落，乃至每个人的课堂里。
很多年后，赵元任曾这样描述他入学不久后的一次物理实验，——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馆所作的宇宙引力的全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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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我们看到物体相吸的简单明了的事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
异国青年的眼睛被这种新鲜感所吸引，眼界大开。逐渐地，他们的感触开始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肌理，他们的情感开始沟通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从落后中走来的他们，真切地感知着这个国家的强大、制度的文明、社会的发达……
第491章 求博
对照眼见的发达的异国，想到自己祖国的衰败、贫弱，和所遭受到的耻辱，则刻骨地刺痛着这些留学青年。
和胡适、赵元任同在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耳濡目染过美国的强盛后，不由地感慨道：“高楼奇云，蒸汽迷雾，铁路蜿蜒，名城巨镇，类如贯珠……见物质文明之发达，未有不变色却步者。”
那悬如霄壤的落差和反衬，不由得让青年们思考这其中的因由，求寻着中国向前跋涉的出口。
1962年7月，陈衡哲在夫君任鸿隽身后为其撰写的小传中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
陈衡哲是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熟悉留学界的情形后，她明显地感觉到，“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垫江县人，祖籍浙江湖州。1904年，18岁的任鸿隽到巴县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随后，任鸿隽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就读，后留在当地做了一名普通的教师。留学日本时担任孙中山秘书，留学美国时创办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共商建国大计。此后，他热忱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尤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继续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历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上海市科联主任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和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
任鸿隽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一生撰写论文、专著和译著300多篇（部），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政治、文学、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技史研究等多方面。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学事业的开拓精神，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重视。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祖籍湖南衡山，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后赴美，先后在美国瓦萨学院 、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西洋文学，分获学士、硕士学位。
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史。1920年9月27日与任鸿隽结婚。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国立东南大学、四川大学。
著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 《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史》、《西洋史》及《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年去世；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有“一代才女”之称。
任鸿隽认为，中国的地理形势同美国相似，其不能强盛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科学。1914年6月，他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说，自清末以来，吾国虽有数千博士硕士进士翰林，却不过是饰己炫人，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他呼吁：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其实，这样的观点，在那时，几乎是留美青年所皆有的同感了。
胡适曾经写过一首《睡美人歌》，最足以代表他“西乞医国术”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诗是因为法国拿破仑皇帝的一句话引起的。
拿破仑曾说中国像一头睡狮，将来睡狮醒时，世界都会为之震悚。后来世界上许多人都跟着这样说。胡适却认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因为我们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将来强盛了，能有所贡献于世界，应该在文物风教方面，而不应在武力方面。
所以，他便写了《睡美人歌》，来“祝吾祖国之前途”。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
从诗的寓意中不难看出，胡适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睡狮和睡美人，虽然都可以表达对自己祖国的赞美和爱，但境界是大不一样的。后者所表达的不是好斗，不是称霸，而是于文物风教方面“有所贡献于世界”。在这里，胡适的世界公民情怀已经在萌芽之中了。
康奈尔大学（iversity），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是一所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另有两个校区位于纽约市和卡塔尔教育城）。该校是美国大学协会的十四个创始院校之一，著名的常春藤盟校八成员之一。其办学理念影响了全美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为当时全美高校之最。
康奈尔大学的立校之本是任何人都有获得教育的平等权利，是常春藤盟校中第一所实行性别平等的男女合校大学，在招生录取上最早实行不计贵族身份，不分信仰和种族，并以创建学科齐全、包罗万象的新型综合性大学为建校宗旨。
康奈尔大学采用公私合营的办学模式，最初以农工学院为特色而起家。
该校是由企业家埃兹拉?康奈尔和学者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两人携手合作创办的一所独具特色的大学，
创始人怀特时为美国一著名学者，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并留学法国和德国，后任当时最富改革精神的密歇根大学文史教授。早期的美国高校不仅学术规模狭小，而且教学的内容也很单调，远不及欧洲的学府，怀特一直设想改变美国高校的状况。传统的文科学府已经无法满足美国机械化农业以及工业革命时代对技术人才的全面需求，联邦政府遂于1862年通过了莫里尔法案，由联邦政府赠地拨款支持美国各州兴办一两所高校，除了经典的文理教学之外，还应至少包含面向农业和工业的新学科。
1864年，怀特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并任参议文教委员会主.席，主管纽约州联邦赠地高校的创建工作。恰逢康奈尔在同一参议院任农业委员会主.席。
康奈尔基本上是个自学成才者，早年曾是木匠，最终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技术致富。他是纽约州的知名企业家和农场主，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股票的最大拥有者。作为农场主和当地首富并任纽约州的农业主管，康奈尔亲历培养农工应用专业人才的紧迫感，便决定捐出盈余个人资产（共50万美元）用以创建一所高等学府。
康奈尔与怀特两人一拍即合，规划建立一所规模宏大、学术优秀、不受政治和宗教干扰、学科齐全、为社会输送实用技术人才的全新大学。怀特向纽约州议会递交了以最大捐资者命名的“康奈尔大学”的建校计划，并顺利被纽约州参议院法案批准为该州的赠地院校获得资格接受州政府的长期资金赞助。
康奈尔大学坐落在纽约州西北部手指湖地区的伊萨卡小城（纽约市西北约四个小时的车程），当地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幅员辽阔。康奈尔的校园位于手指湖群之中最长的卡尤加湖最南端的山顶上，俯撖大湖，雄辉壮观，俨然一道世外桃源的风景线。校图书馆上方的钟楼每天都由学生表演敲钟音乐，每日太阳落山时敲响校歌及其它乐曲，回荡在校园的山坡上和卡尤加大湖畔，很有视听震撼效应。
康奈尔大学校园占地面积2300英亩，与美国东北部典型的较为拥挤的大学相比，呈现出一派开阔的宏大气度。约700座建筑呈现出各式的建筑风格，包括哥特式、维多利亚式、新古典主义式及少量的现代风格建筑，分布在位于东山高地上的中央校区和北校区、位于山坡上的西校区和南邻中央校区的大学镇。紧邻主校区，学校还拥有一块11.7平方公里的康奈尔种植园。
康乃尔大学校园与伊萨卡城区现代生活是丰富健康而令人激奋的，这一切对于胡适都十分新鲜。求知欲、好奇心，觇国采风者的天职与参与意识大大开阔了年轻胡适的眼界，大大加了他的社交生活与课余爱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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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胡适从小过于斯文不爱体育活动，在康乃尔大学却成了体育竞技比赛的热心观看者，他同美国大学生、老教授一样，在看台上激动地为足球赛呼喊、跳跃，与运动场的紧张气氛融为一体。
他甚至首次参加了校运动会的百米赛跑，如他从小不谙音乐、舞蹈，也从没有兴趣于艺术表演，但在伊萨卡仲夏夜的公园里，他生平第一次欣赏了二十对男女起舞。他还第一次“以英文稿卖文”，在一份叫观点的报纸上发表他的中国女子参政权的文章，得稿费五元美金。
第492章 关于选专业
胡适在美国康乃耳大学农学院读书时的主要科目是英语、植物学、德语、拉丁文、生物学、气象学、化学、种果学、地质学、《圣经》课等。
有趣的是，胡适学得最好的科目竟然是化学、生物学、植物学等“理科”科目。这些似乎与他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关系不大，甚至南辕北辙。
实际上，当年胡适的确曾经为自己在化学、生物学、植物学等“理科”科目方面的成绩欣喜万分，踌躇满志。
“化学试卷竟得百分。”“此次大考，生物学得九十五分，植物学得八十三分，殊满意矣。”胡适的英语也学得颇好，“英文试卷得九十一分，颇自喜也。”
不仅如此，胡适已经能够用英语演讲。这记载于1911年2月18日的日记里：“夜有学生会，余适值日，须演说，即以《虚字》为题。此余第一次以英文演说也。”
最令胡适头疼的大概是德语科目，“德文新读一书，甚苦多生字。”“连日读德文甚忙。”“考德文，甚不满意。”
除了应付这样那样的考试，还要参加学院例行的“农民周”的接待讲解的任务，胡适学习任务及其繁重，但他仍挤出时间读书写作。
随便翻一翻他的最初的留学日记，便可以看出他的学习内容是相当丰富而驳杂的，这正是胡适的求博的特色。
他读左传，读《荷子》，读柏拉图、读培根，读司各脱、大仲马、狄更斯的小说，读莎士比亚的剧本《罗米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李耳王》、《享利四世》，读古诗十九首，读谢灵运、杜甫、王安石，读弥尔顿、济慈、歌德、海涅、华滋华斯。他研读拉丁文、法文、德文，看德文、法文的文学作品。他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读世界艺术史。他一面认真写植物、生物、土、气象的读书报告，一面翻译农业科学小品文章，撰《康乃尔君传》、《本校发达史》。
胡适在留美期间十分勤学苦读，十分珍惜时间，他曾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你爱生命吗？你若爱生命，就莫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生命所由积成的原料”恭抄在日记扉页上。
他曾有一则“利用光阴”的日记：“有人赠我莎士比名剧享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半，厚不及半英度，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唯于周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法也。”这里可以看出他挤时间读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胡适几平其生未改易。
后来胡不归著的(胡适之先生传)中，说到胡适在北京家中的所里马桶边总“放着几册书、一札纸、一枝铅”。
胡适的(一日一首诗》的书稿，就是他每日上所时选注一首诗的结集。胡适晚年津津乐道欧阳修的“三上”工夫，“马上、枕上、厕上”的构思著作的本领，他自己的文字也很多正是在轮船上火车上、旅馆中做出来的。
1921年3月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为了索薪罢课，他就利用此段时间在家写出了，后来可以说是红学研究史上划时代的红楼梦考证。这当然是后话。
胡适彼时是官费生，衣食住用不愁。他看到当时美国大量的半工半读的苦读学生，十分感动，他曾在一则日记中说：“眼中最可敬爱之人，乃此邦之半工半读之学生。其人皆好学不厌之，乃ー校之低柱，国之命脉。吾对之焉敢不生数爱之心而益自激励乎？”
留美第一个寒假时，他曾在日记中记述：“平日已习于学，今假中一无所事，反觉心身无着落处，较之日日埋头读书尤难过也。”
美国大学在暑假时，往往开设有“夏课”，满足部分学生刻苦求知的要求。
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派来的官方监督，却通令中国官费留学生不得参加校间“夏课”的学习，胡适感到大异：“以为闻所未闻，此真可笑之举动，夫学生之不乐荒嬉而欲以暇时习夏课，政府正宜奖励之，乃从面禁止之不亦骇人听闻之甚者乎？”
胡适读书的兴趣广博而宽泛，他在美国校园里接触到的“西方学者兴之博”，更今他为之敬服，忍不住发出“真吾人国者所不可不留意”的感叹。
他接触的老师教授，几乎个个博学多才。如“电学工程师”高拉彼托夫，不仅为美国的著名电学技师，却又最工音乐，能演奏多种乐器，为当地演奏名手。“计学教师”约翰生，懂埃及、希腊诸古文，又擅文学，曾著有一部颇为风行的小说。哲学教师狄菜精通意大利语。康大校内博及诸学的教师如历史教师衰尔、古代语音教员须密则更使胡适仰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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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胡适深有感触地说：“近人洛威尔之言曰：教育之目的在于使人知一物之物物，与夫物物之一物也。一物之物物者，专门也，精也物物之物者，普及也，博也。若终身守一物，虽有所成，臂之能行之书厨，无有生趣矣。今吾国学者多蹈此弊，其习工程者，机械之外，几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吾屡以为言，然一二人之言安能收效，是在有心人之同力为之，庶可挽救此偏枯之弊耳。”
更令胡适沮丧甚而愤慨的是，“吾国学者”的更深刻的学术危机，“他们不少人不仅在学科上不能博通旁涉、而且对应该通晓的祖国历史文化竟懵然无所知”。
当时中国留美学生界确实存在的普遍弊病。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指责的“重实科轻文科”便是此弊病的一大表现。
“俄国学生，无不知托尔斯泰之全集，无不知屠格涅夫及杜思拖夫斯基者；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
早在胡适选学农科时，他课余时就已经相当关心人文学科的诸多学术同题。1911年他就写过《 罗米欧与朱丽叶》一剧的分析、论宋儒之功等学术心得的札记。后来他又研读从《柏拉图理想国》到近世西方各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学诗歌。他读勃朗宁的诗，也研究他的乐观主义，读爱默生的札记，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他被英国诗人拜伦的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鼓舞激起，翻译了拜伦的《衰希脂歌》。他读温斯顿吉尔的探讨宗教问题的著作，不忍释手。他读大限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读罗素(论战争)均深有悟得。
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法国著名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易名》《割地》，发表于上海(大共和日报)，(林之国》发表于甲寅)杂志。都德的小说是胡适最早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的，这一点他一直颇为得意。
他的一位朋友还从他那里索得译稿，寄给了都德的遗孀。
在留美期间，他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决斗)、英国作家吉百龄的《百愁门》、法国莫伯桑的《二渔夫》等优秀短篇小说，这实际上为他后来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外国短篇小说。开了一个丰实的先端。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特别是一门“果树学”的课程，每周有实习，要求每个学生每次将几十个苹果分类填表。例如茎的长短，果脐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果肉的韧度，酸甜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项目分得很细。美国那时有四百多种苹果，都要一一细分。中国学生对这许多苹果不了解，填起表来便觉十分枯燥，令人头痛。
一次，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上实验课，面对眼前30多个苹果一筹莫展。美国学生对各种苹果异常熟悉，谈笑间就把苹果分类做完，随即挑选几个中意的苹果塞进口袋，扬长而去。他与其他几名中国同学只得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终于一一分出类别。可就算这般加倍努力，考试成绩还是差强人意。
在这些实验之后，胡适开始反躬自省：自己这样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呢？他对这些课程基本上没有兴趣，而他早年所学，也派不上丝毫用场，与他自信有天分有兴趣的各方面，都背道而驰。虽说胡适记忆力非常好，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也能应付考试，可几天之后，就会把那400多种苹果的分类忘得一干二净。胡适意识到，勉强去学习，对自己来说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由于美国的农学院可免学费，故胡适在选择学农学专业很重要的方面是考虑到家境条件。这一则是可以节省出学费当生活花费，再则还可接济自己在国内的家人。
如他自己所说：“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第493章 基督教的召唤
两条路摆在胡适面前：一是迎难而上，认真钻研农学，提高成绩，拿到毕业证；二是认真反省，审视学农对自我成长之价值及意义所在。选择是困难的，胡适在两条路之间徘徊良久，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习了三个学期后，胡适终于下决心改变所学专业，转入到该校文理学院。
“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以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是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二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
康奈尔大学设有“布朗宁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维多利亚时代诗人） 罗伯特?布朗宁(R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布朗宁（胡适译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
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布朗宁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
胡适当然也特别地的亢奋，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对于年轻学子，选专业，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对此，我们不妨听听胡适1958年6月5日在台大法学院的演讲——
校长、主.席、各位同学：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
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课程)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
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
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
我答：“没有。”
“难道一点都没有吗？”
“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
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
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
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
我说：“没有。”
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
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唯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科，于是我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验，走入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有四方的……。要照着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
弄了两个小时一个都弄不了，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习，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
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以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是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
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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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二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
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之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
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
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在一个头等、第一流的大学，当初日本筹划帝大的时候，真的计画远大，规模宏伟，单就医学院就比当初日本总督府还要大。科学的书籍都是从第一号编起，基础良好。我们接收已有十余年了，总算没有辜负当初的计画。今日台大可说是国内唯一最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带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
要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见，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Galileo），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当时意大利正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他读书的佛劳伦斯地方是一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在这大学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Ricci氏当教授。有一天，他打从那个地方过，偶然的定脚在听讲，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非常感兴趣。于是不断地一直继续下去，趣味横生，便改学数学，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还没有的，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要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的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下课了！下课了！谢谢各位。
第494章 与基督教擦肩而过
胡适的改专业，无疑是成功的，这已经被他后来的人生所验证。有人借用胡适“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或许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的这段话，说胡适如果不改专业，国内恐怕是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农技人员，少了位思想大师。其实，这倒未必。因为不改专业，胡适很可能仍成为后来的胡适。正如鲁迅学医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大文豪一样。但浪费很多时间去做无用功，这是肯定的。
像胡适这样的少数的天才人物，“性之所近，力之所能”选专业无疑正确的。而在职业仍还是谋生行当，人们为了生活不能不“奴隶般服从分工”（马克思语）的现代社会，至少是大多数人，没有凭兴趣和爱好选择职业的幸运。为了使自己所学的专业不至于学非所用，像胡适那样“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选专业恐怕不行，为了养家糊口，社会需要可能是必须考虑的。还有很多人说，选专业不重要，未必是学什么就去干什么。是的，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上学读书，不过是为踏上社会就业，获取一块“敲门砖”。因为没有学历，很多门是不开的。但如此一来，和这些人谈专业选择便成了没意义的事。总之，胡适关于选专业的说法，肯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我们且当作一家之说吧。
在一段时间里，胡适与基督教走的很近。
胡适出国赴美，虽是浪子回头，抱有很大的决心和希望；但毕竟又是摔过跤的人，旧染一时也难以尽除。酒虽然一口也不喝了，却还时常打牌，纸烟也屡戒屡抽。
胡适自己也慨叹说：“吾年来意志力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为此，他下过多回决心，写过多回“自誓”与“座右铭”； 改过的决心是大的；然而洗心革面，改造恶习，谈何容易！
苦闷之中，有人和他说要想重新做人，只能投入基督的怀抱。
胡适等初到美国，处处不适应，教会伸出了援助之手，极大的帮助了他们这群素不相识的人。给他们赠送衣服和食物，带领他们熟悉美国的社会，教给他们如何生活。
来到美国后，胡适孤身慎独，内心是很空虚。这个时候，胡适遇到了高颜值的体态轻盈的白人女孩，叫魏莲丝。这个白人女孩，是胡适在美国初期所寄居的房东家的女儿。
胡适第一次觉得男女在一起畅快交流能有的美好，他们一起交流古今，交流人文地理，交流时局，交流星空何以璀璨。在胡适看来，白人女孩，每日高强度阅读，思维活跃，读书极多，意气舒高洁，心灵一尘不染，说话做事轻快明朗，是上天制作的玉石一般的人物。
胡适后来提倡白话作文，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这个白人女孩的交往。他认为，和这个白人女孩用英语的交流，口语化的使用，增加了他们的感情。而中国的古文化，则晦涩很多，不适合人们自由的、随意的爱人和享受被爱。
这个女孩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很希望胡适能和她一样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会每周都有活动，胡适一般都积极的参加。一方面被人告知，美国的强大，现代社会的文明，就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他心中一直有个不可企及的梦想，就是为了他的魏莲丝，他要更多了解基督教，以便和魏莲丝有更多的交流。
在浓重基督教生活圈内，胡适一次一次走进了教堂观光，看虔诚的教徒做礼拜，也同美国的基督徒一同欢度热闹而快乐的圣诞节，并写下过一首叫那穌日的长诗。
周围的世界从陌生变为熟悉，周围的美国人与美国文化从隔阂变为融治，甚至慢慢地变为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融化入他的血液中，沉潜于他的意识里。
胡适的精神世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旧蜕渐渐脱离，新的观念形态与理解方式铸建的文化肌体日益丰满。基督教文明正在一步步充盈笼罩胡适的精神世界，在基督教上流家庭的温情招待与精神感召下，他少年时代形成的无神论的哲学硬度开始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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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卡城区有各种不同的教会，胡适最为接近的便是“教友会”。这个“教友会”又称“贵格会”或“匮克会”。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他读了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的有关英国教友会派的通信，深受感染，兴趣很浓。二是康大一名叫康福(W.W. fort)的法文教授是“教友会”的教友，康福与胡适友谊甚笃，康福的家庭生活正是典型的极其美好的美国教友会的家庭生活。其后来出任费城教友会”主办的海勿浮学院( Haverfe)的校长，胡适曾将小儿子思杜送到这个学院学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教友会”的信徒，最为崇奉耶稣不争与不抵抗的教导。这一点正是胡适从哲学立场上最为欣赏也最易拍合的。不过胡适的不争主义的信条如“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等则是从中国的老子那里学来的。
胡适在”“教友会”的朋友也最多。他自己也时常去“教友会”集会中作讲演。
1911年夏天，学年大考结束，基督教学生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孛可诺松林区举办夏令会。中国学生到会者35人，美国学生约200人。胡适虽不是基督教徒，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连日听基督教会的名人演说，讲《马太福音》，并开讨论会。
同来的留美学生中有一位陈绍唐，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同班同学。陈笃信基督教，是个福音保守主义者，一有时间就和胡适谈基督教。
陈绍唐对胡适说，儒家敬先贤，法祖宗，贡孔孟，实是一种文化积淀，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信仰。佛教礼佛、菩萨、罗汉，所谓皈依佛、法、僧三宝，道教尊神甚多，实含中国传统信仰诸神崇拜。然而，这些与基督教相比，教义上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便是，皆为偶像崇拜。基督教只拜人之上的神，即上帝，去除人间的一切偶像崇拜。任何人、人造之物、人类社会产生的权力、金钱皆排除在基督教的崇拜里，因为基督教主张，除了造物主，别无他主。
基督教以“罪”为逻辑.asxs.，不同于佛教以“苦”为逻辑.asxs.。基督教义认为，世人皆罪人，此罪为人类之罪，为人与神脱离的原罪或本罪，而非世俗刑法意义上的罪;此罪为人在上帝面前的罪。儒教重人与人的关系，礼法并治;基督教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更关注人与上帝的关系。罪即是人脱离上帝、背离上帝的东西。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掌权者还是无权者，无论贫富，也无论智慧还是愚昧，皆为上帝之下一罪人。罪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都将平等的接受未来上帝的审判。
基督教认为，世人皆有罪，故耶稣作为上帝之子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世人悔罪、赎罪。
基督教一开始曾被视为异端邪说，圣经上，耶稣及其门徒被迫害的历史就是一部异端思想被迫害的历程。也许，只有经历了受压迫、受迫害的人才能明白宽容的可贵，自由的真谛。所以，基督教义里，宽容与爱特别重要。上帝爱你，如同你爱上帝;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这些都成为基督教影响社会的巨大能量。
基督教服从于世俗生活、服务于世道人心。基督教是为了建立天上的精神之国，而非世俗之国，所以对于世俗政权以服从为要义。再加上，基督教以爱、公义、宽容为追求，以罪为逻辑.asxs.，故世俗之权不必过分担心，暴民之恶也可以去除。对比之下，佛教以“苦”为逻辑.asxs.，主张离苦得乐，最终是为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过于消极避世。道教也近于道法自然，独善其身或遗世而独立。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却又无超越性，在现实中打转转而无法自拔。基督教既提供积极的入世在世的生活，又有上帝眼中的精神超越性生活。既爱邻居，构建人与人的良好关系，又爱上帝，建立或者说恢复人与上帝的良好关系。这样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与精神超越性追求……
这位陈绍唐，看来是非要把胡适拉到基督教一族，大谈基督教义，谈了三个多小时。也别说，胡适还真大为感动，决心要做基督信徒了。
他在6月17日给朋友章希吕的信中写道：“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读Bible(《圣经》)，冀有所得耳。”
但是胡适心里一直对基督教不以为然，觉得和自己在国内高强度的阅读古书相比，基督教的教义，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直到这天晚上，耶教会又安排了一个美国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为中国留学生演讲，述说他一生的经历。梅氏在大学时曾染有种种恶习，无所不为，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流落在外，身无分文，无以为生，便投河自尽，被水上巡警救起。后来当了基督教徒，从此改恶从善。数年之后，他又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宣传耶教教义，事迹登在报纸上。他的父亲看到报纸，知道儿子果然能改过，便恢复了父子关系，和好如初。
梅西的演说很会以感情打动人。当讲到他们父子重见时，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头痛哭。讲演者声泪俱下，胡适这些青年人听了，也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当场即有七个中国留学生感情冲动，站起来说自己愿意当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适。
6月21日，他写信告诉他的好友许怡荪，说“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第495章 胡适与辛亥革命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胡适频繁地参加教会的活动，几乎读完了整部圣经。他一度把基督信仰当成一种精神寄托，又打算汲取养分，打造一种新的道德，用来改造中国文化。
然而，在1912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吾不信洗礼及圣餐之类......”在这里，胡适表现出与很多知识分子相似的态度，赞同基督教的思想，但对基督教的礼仪持保留态度。
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夜，胡适去教堂观弥撒礼，他在日记中第一次大笔墨显露出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坐定审视，堂上有塑像甚多，中列十字架，上刻耶稣裸体钉死之像。像后有四像，似系四使徒也。两厅各有像，右为耶稣之母。其左侧之像有髭，不知为何人，疑是耶稣之父也。此等偶像，与吾国神像何异？虽有识之士，初不以偶像祷礼之，然蚩蚩之氓，则固有尊敬顶礼迷信为具体之神明矣。
“教中男女来者，将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国请安之礼)行礼，然后人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长跽其上，良久然后起坐。有儿童数十人，结队高歌颂神之歌。坛上牧师合十行礼，俨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沓沓可厌。其所用经文及颂祷之词，都不可解，久之，始辨为拉丁文也。吾敢言座中男女十人中无二三能解其词义者。此与佛教中之经况何异乎？(佛经中梵文名词都直译其音，即如 “南无阿弥陀佛”，今有几人能言其意耶？”
洗礼和圣餐是基督信仰的两大圣礼。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洗礼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重要宣告，愿意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心志，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圣餐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人类，宁可破碎流血，让门徒藉着圣餐来记念其，等候其的再来。一个人不愿意领圣餐，便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为自己流血舍命。
在此后日记中，胡适频频流露出对基督信仰的质疑。
他不相信祷告，不管是天旱时求上帝降雨，还是人得病时求上帝医治，他统统的不信，归入迷信之列。
他不相信灵魂不朽，不相信人死后有审判。有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曾和他提起末日的审判，他讥讽说：“其言荒谬迷惑，大似我国村妪说地狱事。”
胡适虽然曾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按照福音派的标准，算是基督徒。但胡适却在日后，说那是自己的迷途，真正的之返，反而是离开基督教。
胡适回忆说，自己被误导信主，是参加了一次旨在召唤中国留学生成为基督徒的夏令营会。这个营会，大量的运用了他深深恨恶的感情把戏和套路，先开始破冰游戏，打开大家的心扉，让大家不设防，然后继续用感情牌来“捉”信徒。自己越细想，越觉得受到了屈辱，被骗了。他后来冷静了，觉悟了，看透了耶教会用“感情的”手段俘虏青年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对耶教会起了反感之心，当然就不会再上当，不再信洋迷信，不想当耶教徒了。
胡适这里所说，应该是那次耶教刻意安排的那个美国教徒梅西(Mercer)为中国留学生所做的现身演讲，述说他一生的经历。
很多的基督教会，特别用心联络信徒之间的感情。刻意安排每个信徒，至少参加一个小团契，小组长负责跟进了解每个成员的生活状态，维系成员对小团契的感情。如果信徒不来聚会，小组长要上报，大家一起为其祷告，然后安排人去探访，直到感情牌把这个人再带到教会中来，重新沐浴主的恩典。
不能否认，感情牌是基督教发展和笼络信徒的重要手段，但从胡适的经历能看到，感情牌也有不灵的时候。对于胡适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学者，一个开创中国人书面语言习惯的伟人，自然有着自己宽广深邃的心胸，怎么能够被小儿科的情感游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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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从胡适身上发生的事情，基督徒宣传福音的时候，切忌的是，可以始于感情，但一定要终于真理，而非继续靠感情作为信徒来教会的原因。始于感情牌的，也会终于感情。作为教会，应该明白，感情牌，是一个小技巧，而非一个大手段，如果信徒来教会是因为舍不得和离不开，或者不得不屈从于一种感情，那么，这个信徒将在理念上扎根不稳，容易在教会人事变动后离开教会。
问题在于，基督教能“终于真理”吗？
此时的胡适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初来乍到的迷茫已经被正常的学生生活所取代，对他来说，宗教的安慰功效已经有所减弱。在最初的甜蜜期后，对教义的理性反思逐渐占据上风。
对于胡适对基督教的信仰转变过程，不难发现，胡适的基督教信仰分为两个层面。一为情感抚慰与社会教化功效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胡适信仰基督教。 二为教义层面，也就是宗教哲学层面，胡适则对基督教持有批判态度。若以这两个层面来看，胡适的基督教思想从来就没有转变过，只是由于所处的环境变化，使得在美国的最初一段时间内第一层面盖住了第二层面而已。
只是随着深入研读《圣经》，以及在美的生活学习逐渐走上正轨后，第二层面的理性反思才逐渐起主导作用。
但自始至终，胡适对于基督教第一层面的社会教化功效都是予以肯定的，正如《胡适口述自传》中所写：“我一直欣赏圣经里所启发的知识。” 他甚至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进了“教友会”的学校。但在宗教或哲学层面，胡适又确定地说：“直至今日我仍然是个未经感化的异端。”
胡适遍读《圣经》，却最终与基督无缘，其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应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源自西方的其他文化或理论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可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来自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胡适最终选择与基督教分道扬镳。
关于西方理论对他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及实验主义、存疑主义与近代一系列自然科学的发展。胡适无法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是杜威的学生，他无法接受教会的洗礼是因为在他的时代，他已经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洗礼。这些自然科学中，影响胡适至深的便是与“上帝创造宇宙”完全对立的进化论。胡适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适”字便出自当时最为流行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理论，而杜威的实验主义更是影响胡适宗教思想的关键所在，他总结到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于没有充分证据的事绝不可信。
基督教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便是用上帝这个外在的价值源头来鞭策和引导人间。信仰上帝使恶人悔改，显示出基督教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西方各个领域都有着这种基督教精神的渗透。而在胡适所在那个年代，他对于西方文明的仰慕与崇拜是显而易见的，他一心想要做的便是用西方文明的长处来再造中国文明，而西方文明处处有着基督教精神的渗透，所以他对基督教的现实功能是认同的。
但基督教这种外在超越的宗教，有着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便是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假设，是无法被彻底证实的。这亦是基督教为何如此强调“信”与“不信”的原因。信便是一切，不信一切顿时毫无意义。特别是对秉持怀疑精神和无神论的胡适来说，实证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无法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正如胡适对劝他皈依基督教的人所说：“你必须平心静气的明了，世上自有一种人确不能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他们的不能不怀疑，正如某些人的不能不信仰一样。”
胡适从小就受来自父亲程朱理学的影响，无神论思想在他的心里深深扎根。他曾经在教会受到感动，但他的理性主义渐渐湮没了生命的感动。
胡适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但基督教义在他的思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说他的宽容思想。胡适曾经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在后来中国非基运动中，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为教会说话。他始终对基督教各派共同的信仰《圣经》表示最大敬意，始终和教中人士保持友好往来。归国后还担任了基督教学校的校董，经常接受教徒的邀请参加各种活动。
直到晚年，胡适还送圣经给别人，在信里告诉友人他曾经读《圣经》的感动，只是一直坚持“我自认是一个无神主义者”。
他常常说：“我自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我感谢这个社会能容忍我不信神，所以我一生自律，我也应该容忍世间一切诚心信神的人，应该恭敬一切诚心相信宗教的人。我是报答社会对我容忍的一点点微意。”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他在《容忍与自由》里引用基督教的“不宽容”作“反面教材”。
第496章 胡适的忧虑
胡适到美国一年多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胡适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胡适虽然自己没有参加，但他密切关注革命的进程，并且和同学朋友有很多通信往来论及革命，他也曾经在很多美国人面前为革命辩护。
远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是在10月12日得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课。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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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表示了对于受命镇压辛亥革命的袁世凯的鄙夷之情：“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10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九九重阳节，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九日。已经留学美国一年有余的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保时乎！”
胡适日记至此戛然而止。几个月后，胡适在写给本家堂兄胡绍庭的书信中表白道： “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1912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适早年就与革命党人有交往。
胡适他就读中国公学期间（1906-1910），由于该校实际上由当时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所创办并控制，该校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骨干成员（如于右任、马君武、但懋辛等）频繁地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校内还公开传阅革命派刊物《民报》，而胡适平时与这些进步师生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细节，胡适后来谈起来记忆犹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党人但懋辛。《四十自述》还说：“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适积极参与写稿、编辑甚至实际主编的《竞业旬报》，该刊名义上为该校学生社团“竞业学会”的会刊，实质上是一份具有明显革命宣传意图与实际内容的公开出版物。所以国民党的史学家明确地称胡适，为“民国前革命报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当时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动，并非是被动卷入，而是有相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胡适入读中国公学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国范围内刚兴起不久，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偷偷捧读了邹容著《革命军》，甚至作了全文抄写。与之相适应的一个举动是，胡适因对当时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观袒护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严重不满，他除了坚决拒绝学校当局推荐的由上海道衙门主持的考试，还和两名同学一起写匿名信给袁海观，对其严词斥责。这一做法的指归及其政治性质，显然与前几年由激进的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近似。
有人认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员”，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表现了亲近、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大致属于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还有就是，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毅然决定由农科（农学院）转为文科（文学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胡适当年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之服务。
胡适《尝试集》的《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中，坦陈了学成归国前夜的心情：“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的时候，才相当明确地回忆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这一点，更是表明胡适在实际上完全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胡适说过：“中国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取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这里强调辛亥革命为此后中国社会的“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无疑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较为准确和到位的评价。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有很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萨卡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
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
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袁世凯坐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
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J.Goo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
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
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
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奔走相告，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
第497章 书生本色
袁世凯的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当然，也不排除其中很多的人，怀有各式各样的个人目的。
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进步，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是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的。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胡适在1917年的美国《种族发展季刊》发表英文文章《捏造民意：最近中国帝制运动的文献史》，总结归纳了袁世凯及其党羽策动帝制运动的来龙去脉，其中表示说：“这整个事件带给全世界的，是一个最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对民主的向往，证明了中国对建立一个诚实开明政府的努力，是绝对真心的。有一个美国作家说得好，他说：‘我不认为中国的革命失败了，因为我相信它还没结束。’辛亥革命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并没有失败，因为它一直没有机会一展身手；它虽然夭折了，即使袁世凯及其党羽的反动势力一直有计划、有组织地要消灭它，但它的精神仍在，而且继续茁壮。中国这几年来内部的政治搏斗，是‘新中国’所从事的搏斗，是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与那几千年来腐蚀、削弱中国的官僚体制从事殊死斗争的思想革命的新生儿。”
到了1926年10月9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15周年的晚上，正在英国访问的胡适，在“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年会发表英文演讲，明确认定15年前的辛亥革命，“在所有建设性的层面都是失败的”。在他看来，“我们推翻了满清，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我们打倒了旧的政治秩序，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我们也未能控制住辛亥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恶势力。总之，辛亥革命过了十五年了，我们未能把中国建成一个符合它的潜力的现代国家。”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胡适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其一，没有耐心的外国评论者会遽下结论，说中国这个种族根本出了问题，中国这个国家太老、太退化了，因此无法从事政治再生的工作。其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则把罪过都推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身上，说它们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来源。接下来，胡适给出了他自己的简单答案：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个朝代灭亡了，表面上政体改变了，仅此而已。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而那才是必须革命的所在。
胡适进一步论证说：作为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大国，我们太骄矜自满了，因此，我们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及其文明。我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要现代化。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培养我们的青年去肩负起这个大业。我们现在已经落后日本五十年了，因为在心甘情愿地接受现代文明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落后五十年了。
作为例证，胡适阐述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大致情况及其教育盲区：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开始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派的是非常年轻的孩子，因为它所想要的不过是让他们学会番语，以充当大官的翻译。后来开始派遣青年的时候，他们学的都是技术性的教育，亦即，要他们成为土木或机械工程师，矿冶、电力师，化学或物理技师。很少人学法律。几乎没有人学习哲学或文学。
“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当我跟七十名庚款生留美的时候，大家都强力地建议我做一个铁路或矿冶的工程师。因此，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我们仍然不知道西方世界除了技术知识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必须把青年男女培养成具有新思想、新文明的未来领袖。辛亥革命突然发生了。全世界都期待着我们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我们根本就是措手不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没有领袖，却到处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机会主义者。那只配当操练官的庸才，飞上了枝头当起督军来；那只受过文书和科级管理训练的人，受命出掌国政。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民国之所以流于空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这就是中国的悲剧。辛亥革命失败了，我再度强调，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法国革命意义下的革命。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改了朝换了代。”
以上说明，辛亥革命在胡适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辛亥革命和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他也一直在思考、在总结。
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 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老子主张‘不争’。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之一环。”他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和平主义，
例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后来读了《圣经》，胡适觉得耶稣宣传的教义，如对邪恶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家打，等等，与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极为相似。
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的和平主义迷梦受到冲击。不久，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讷司密斯(Gee W?Nas.myth)从欧洲归来。
这讷氏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与胡适谈起他在欧洲大陆的闻见，乃大谈和平主义。他说卢森堡不抵抗德国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时抗拒德国侵略便遭到残破；
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不抵抗德军，率全城军民投降了德国，便使城市得以“岿然独存”，这正是“不争不抗之惠”。胡适深表赞同，并认为讷氏这种主张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见解，“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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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图谋利用中国政局变动之机，谋取侵略权益。还在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日本即利用承认问题勒索中方。逼迫北京政府在1912年10月与日本就满蒙五路借款问题秘密换文，取得了在东北修筑四平至洮南、开原至海龙、长春至洮南铁路的借款权，以及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铁路的借款优先权，使日本势力在东北进一步扩张。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在寻求时机摆取更多权益，接踵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为其创造了大好时机。
世界大战打响，欧洲主要列强均卷入战争，暂时放松了在中国的扩张活动，此种形势被日本认为是对华扩张之绝好时机。
日本极端右翼浪人团体黑龙会在一战爆发后拟定了《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认为“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的时机”，狂妄地宣称“日本将负责保卫中国的领土,维持中国的和平与秩序。”他们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侵略主张（是为其后提出的“二十一条”的基础）。
1914年1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通过《对华交涉训令提案》，提出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包含“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消息见诸报端之初，全国各省、各界纷纷要求政府宣示日本所提条件的具体内容。国内各报竞相刊载有关消息，发表措辞尖锐的言论。北京进步党机关报《亚细亚报》评论说：“二十一条侵害我国重大主权，绝不应当与之谈判，坐而亡不如战而死。”人民群众的反对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也激发了海外华人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日本的反感。在海外，各商会、华侨会、留学生等团体和个人也致电外交部抗议日本的无理要求。留日学生反应最为激烈。
1915年2月到5月之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以空前的热情讨论“二十一条”，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对日宣战”。这样的口号登上了《中国学生月报》，上述的“骇人之壮语”，到了这里，便是“吾辈非战即死”、“决一死战”的义愤填膺
高调爱国，历来是中国的爱国特色，但能解决问题吗？胡适深感忧虑。于是，他不合时宜的给学界写了一封英文的的公开信(Ao all ese students)，寄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
第498章 “世界公民”
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
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rioti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
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思想上肯定有“不争”的成分。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反对的。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鲁汶（Louvain）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
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
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提出“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
在当时，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而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留学生看来？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当亡国奴，简直就是卖国。
这封信一登出来，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
胡适并不避讳，在日记中作了记录：“邝煦堃君（《月报》主笔）诋为''木石心肠，不爱国。’”
“谌湛溪来书云：大著结论……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这是讥讽胡适为日本立了功，可以封侯了。
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转信与胡适，因其内容太激烈，任叔永没转却把它毁弃了，这让胡适觉得任叔永“忠厚可感”。
已经五十年代了，时过境迁。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唐德刚看来不仅是热血青年，多少还有“愤青”的情怀。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
是的。在胡适那封公开信里有这样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
但细读全文其主旨不是“安心读书”、而是反战。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当年胡适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
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所谓叫嚣战争最凶的人，一般是不上战场。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况爱国，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其实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反动的。殊不知，那些狂热鼓吹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人，挂在嘴上的也往往是“爱国”。和这些人相比，胡适的“世界主义”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为写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胡适不爱国吗？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同时，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其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
读了这篇文章，胡适很愤怒，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 “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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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威尔逊的话： “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支那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
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
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 “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
胡适向来是不畏人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做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有人说胡适的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但他自己认为“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头，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或许，这便是胡适的真，这便是胡适的书生本色。
第499章 胡适的留学生活
胡适留学期间，曾自诩为“世界公民”。他在谈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时，征引过一位诗人的话：“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胡适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他积极参与世界学生会的活动不无关系。
胡适曾经是世界学生会的康乃尔分会主.席。“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他们的会训。表述这句话的葛得洪?斯密斯是康大名教授之一，教历史，英国籍。此人对康大一往情深，曾捐大笔款额为康大文学院建造大楼，那是康大校园内建筑群的中心，它被命名为葛得洪?斯密斯大楼。
胡适说你：“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19世纪40年代，美国和墨西哥就领土问题发生过一场战争。美国其时自然带有扩张主义的冲动。事实上这场战争使美国版图大为扩大，成为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国家。几十年过后，美墨边境依然时有冲突。胡适留学期间，就有碰到。
1914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七个月的战争。其时美国为强权，墨西哥为弱国。
这时康大所在小城的伊萨卡杂志（Ithaca）有一篇社论：“My try，right ，my try”，大意为：美国即使欺压弱小的墨西哥，占夺其土地，不管自己国家行为的是非，它总是自己的国家，只要我是美国人，就要支持。这是一种明显的”国家主义“言论。
据胡适1914年日记：“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al（《伊萨卡杂志》）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就美墨冲突而言，美方在道义上难免有亏。因此，当地日报便有了如上的言论，却也反映了不少美国人的意思：自己的国家，不论是非，终究是自己的国家。这是为国家开脱的言论，。一切都应向着自己的国家。胡适称之为：但论国界，不论是非（My try，right ，my try）。
该报言论既出，便引发了争议。这时候胡适正担任着康奈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会长。来自各国的同学热议这个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莫衷一是。其中一位美国学生就认为：“不问该国行为之是非，总以其国家利益为立场。”身为会长的胡适很有感触，写了一篇稿子，投给报纸。报纸题名为“胡适的意见”登了出来。
胡适的意见是，国民在国家正义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假如国家违宪向我征税，或者非法将我的财产充公，抑或未经审讯即将我投入监狱，“吾势必力争，不管其是否以‘吾国’法律之名义行事。……然而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以此观之，余以为吾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余此说不亦对乎？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胡适的意见很明确。国家关系间，自己的国家错了，照样批评。这就是世界公民的情怀。
今天国人中常有批评美国“双重标准”者，岂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适就揭橥了这个问题，也使用了这个词汇，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作为学生的胡适，他对自己率先提出的这个词也很自得。
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出席世界学生总会，会上，一位著名演说家的讲演颇唤起他的共鸣。这位“时彦”讲演的是“论全球政治”，其中也谈到“双重标准”的问题。
胡适在日记中惺惺相惜：这位博士声称“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但两个月过后，他的想法似乎有所改变。那是作了一次题为“大同”的演说后，他再次征引了那句话“My try，right ，my try”，认为那种“但论国界，不辨是非”是“狭义爱国心之代表”。
演说后，有两位听众对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夫人认为：这句话（My try, right ,my try）的真实意思不是“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这位夫人的解读不可谓无道理，也能理解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顾国之是非，而仅仅就因为它是“My try”，也只能说，这是旧农业文明时代的情感了。
几天后胡适又遇见了Smpson教授，又聊到了这个问题。这位教授说：“此言可左右其义，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谓‘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耐心地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对方如果拔剑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卫喝醉的弟弟呢，还是置之不顾呢，抑或帮助受辱者？这个教授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My try”的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
但，无论这个并不伦类的例子，还是他的结论，都难让人苟同。兄弟是血缘，而个人与国家并无这种关系，这个比喻是跛脚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国而论，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是美国人，而他的父母却可能不是。同样，一对美国夫妇也可以收养一个他国儿童，只要儿童的父母或国家同意。因此，把“My try”视为“父母之邦”，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状况。
何况，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老的《诗经》还有“适彼乐土，誓将去汝”的意识。更何况，依这两位北美人士的说法，又何以解释他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本邦而来北美？这分明是“誓将去汝”的跨国现代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用脚投票”。它的精神内涵应当这样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
可是，胡适似乎被侃晕了，听了这位先生和女士的话，联想到自己对故国的情愫，便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检讨：“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好在胡适写完这篇“师友匡正”的日记后，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同一天他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者，则是另一问题。”
在此，胡适再一次匡正了自己。“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矣；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矣。”
这是胡适经过一个大转折后，自我更新，终点又回到了.asxs.。对自己国家的有一说一，包括批评，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世界公民的表现。这正是开头那句诗的表白：“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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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时的胡适是一个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用英文抄录了一些大同主义的先哲格言。比如“当有人问及他是何国之人时，第欧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苏格拉底说他既不是一个雅典人也不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公民”，等等。胡适亦以此自许，但并不妨碍他同时也是爱国的。当然，他的爱国同那些不问是非的“血缘爱国”不同，更多是超越其上的“道义爱国”。
毫无疑问，如果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在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如果不问是非，只问是何国。自己国家错的也是对的，别的国家对的也是错的，国与国和各国人民的交往还能存在吗
20世纪末，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受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为桥梁与纽带，在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联系得到加强，进而使世界各国成为一个互相依存的整体。进入21世纪，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今世界，业己是一个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被众多学者们描述为“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体”、“地球村”、“世界共和国”等等。
全球化对所有国家及其国民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不论是哪个民族或哪个国家的哪个人，都将从一国的“国民”或“公民”变成全球的“村民”或世界的“公民”。全球化造就了“世界公民”的角色需求。“世界公民”要求一国的公民要具有面向世界的观念和相应的能力，不仅要履行作为世界一员的义务，还要在国家和全球的双重范畴下寻求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世界公民乃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情怀。正如人既有爱国之情，亦有兼爱之心，哪怕它们有时是矛盾的。
胡适的故事对今天仍有启示。爱国之心并不妨碍世界公民的是非之辨。国家犯错，列国都有。国家运作假如和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样的冲突当今世界比比皆是，又假如冲突的责任是在自己，公民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超越国家民族利益，转而从兼爱之心亦即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分清是非，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普世价值观。
第500章 经历了两次美国大选
胡适那个时代的庚款留学生，费用颇为充裕。除学杂费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费80美元，约合当时中国银圆200左右。这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差不多等于国内40个工人的收入。这样的留学生，生活也就相当优裕。
以住所为例。胡适原住世界学生会，后来迁居橡街120号。一个人的居室，长13尺，宽9尺，有成套的家具设备。风景也颇好。
据胡适自己描写说：窗外临小溪，“溪两岸多大树，窗上所见清之柏，温柔之柳，苍古之橡。林隙中可见清溪，清浅见底，而上下流皆为急湍”，故水声奔腾，日夜不绝。
住在这样窗明几净，风景幽美的地方，胡适曾有诗：“窗下山溪不住鸣，中宵到枕更分明。梦回午夜频猜问，知是泉声是雨声?”
胡适曾经给自己制订生活规律：“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就寝，晨起做体操半时。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
他读的书大概中文英文各占一半，另外他在康奈尔读本科的时候学过德语，所以德文书籍他也常有涉及。
国学渊博的胡适保持了旧时文人的习惯之一：写诗作词。基本上是初到一地游览要写诗，送别友人要写诗，一天中有感而发也要写诗，他与友人的很多书信往来有时也互相写的诗。他不仅是写中文诗，同时也写了很多英文诗，只是他写英文诗比中文诗要少很多。
胡适这一时期写的诗词发表的比较少，写的评论文章则常有发表。胡适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较多的是他对某事某一篇文章的评论，通常是为中国做辩护。另外胡适写信也非常勤快，据他自己统计，他在1916年内收到一千二百一十封信，写出一千零四十封信。
胡适在课余的大部分放在了世界学生会(opolitan Club)上，这个组织由各国学生组成，主要是为了增进各国了解和促进世界和平。胡适曾经担任过该会的主.席一年(1913年5月至1914年5月)。另外胡适也担任过中国留学生会东部会长，并且是留学生会会刊的主笔。
在学生会的活动，进一步锻炼了他的演讲才能。他生平的一次英文演说是在1911年2月18日的中国学生会上做的。当天是轮到他值日，必须做一个演说。
之后他的演讲水平逐步长进，在1914年5月10日，胡适在雪城的世界学生会上做第一次即兴演讲时，曾被雪城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誉为其生平所闻最佳演说之一。
此后胡适受邀做了各种演讲，题目主要是中国国情和世界时局。据他自己统计，他在三年中的演讲(1913-1915)超过70多次，胡适也经常在日记中表示对自己演讲的得意之情。
最能说明胡适演讲水平的是：1917年一月费城Haverfe的校友会要办年宴，本来请的是康奈尔校长S和美国前总统Taft来做演讲，但S当时有事不能来，所以Haverfe的校长fort请胡适作为代替。其实胡适在1915年就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到处演讲劳心劳力，决定以后尽量少做演讲，但这他这次也知道fort校长对自己“异常优宠，却之不恭”，于是他就前往费城以“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因为受邀演讲和代表康奈尔参加学生会的会议，他经常在美国东北部做为期几天的短途旅行。
胡适作为生活优裕的留学生，能够接触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能够出入的康大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的家庭，接触到基督教领袖及他们的活动，参加过在教堂里举行的隆重婚礼……他在康奈尔时与许多知名教授关系密切，他还是康奈尔前校长Ae(也是康奈尔大学创始人之一兼第一任校长)的家中常客。1915年他受邀去时任校长Jaan家中见前美国总统Taft，并和Taft谈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胡适认为“塔氏是一个好人，惟不足任一国之重耳”。)
除了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胡适也在各种活动中结交了各国朋友。有一次开会时他为自己结交的是各校第一流学子而感到高兴，当然他本身也受到这些一流学子的认同。在他的日记里可经常见到他与友人促膝长谈至深夜的描述，他认为与朋友的这些精神交流是最令人神往令人愉悦的。
胡适总是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社会事业，他说自己“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此种行为，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为自豪。盖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会，其地之公益事业，皆足供吾人之研究……”
胡适初到美国，开始背着忏悔放浪恶习的沉重包袱，情绪时常有些悲观。走进这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羡慕，又难免自惭形秽。
胡适说美国人有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以致“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随着渐渐融入美国社会，他的悲观思想情绪就有了很大转变。与朋友通讯，每以“乐观”相劝勉；又喜爱卜朗吟的乐观主义诗歌，他获得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他自己觉得，去国数年，最大的收获便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后来他甚至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比如，胡适第一次跟随同学们去看足球比赛，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读哲学课本的眼光来看球赛，自然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运动员们那么粗野的拼抢，观众那样拼命的欢呼与狂叫，他看着总有些不顺眼，觉得有失大学生的尊严和体面。但是，随着竞争的愈趋激烈，胡适也渐受感染，渐渐领会到观众的热心。随后，他偶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认识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样，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诚心诚意地欢呼狂叫。胡适很受感染，觉得惭愧，不再正襟危坐了。很快，他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那热心欢呼的行列。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更浓厚的兴趣。从清王朝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初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及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却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
《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文书之一，是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
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届大陆会议（Setial gress）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独立宣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前言，阐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思想，即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第三部分历数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条条罪状，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的，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美利坚庄严宣告独立。
胡适最初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便大为惊叹，说：“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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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华盛顿去，常到国会去旁听。在伊萨卡，也常去市议会旁听。
有一次市议会到会者八人。朋友告诉他，这八人中一个是大学教员，其余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烟商、牛乳店主、煤商、杂货店书记生和建筑工师，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的执事人。前市长是个洗衣店老板，不当市长后便开了这家洗衣。胡适对这一切都很钦佩，觉得其中的“共和平权之精神”特别值得学习。
胡适当然是看不惯种族歧视的。曾经有两个黑人女学生住在康奈尔的女生宿舍里，楼里的白人女生不想与黑人女生同楼居住，于是写信给校长要将黑人女生赶走。校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让黑人女生仍然住在那栋楼里，但是住在单独一间房子里，不与白人女生接触，这其实就是种族隔离。
胡适抱着大同主义的理想，为遭受歧视的黑人学生打抱不平。他写了一篇文章投到校报批判此事，校报编辑以为此事有损学校名誉，亲自找到胡适劝他收回文章。胡适坚持说如果校长将此事公正处理，那他便将文章撤回。后来校长果然主持公道，而胡适亦将文章收回。
胡适对人道主义有高度期望：“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种……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爱国是大好事，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
第501章 伟人的风采
留美期间，胡适经历了两次美国大选。第一次是在1912年，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期的帝制统治，中华民国正式诞生的这一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威尔逊，共和党是塔夫脱，从共和党分化出来的进步党是老罗斯福。三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竞争相当激烈。因此，连外国留学生也都很关注，对胡适更有巨大的吸引力。
为了了解美国的选举，胡适特意选修了奥兹(Samuel P.Orth)教授开设的专题课“美国政府和政党”。这是与美国现实政治结合最紧，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一门课程。
奥氏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说得就非常明白而有趣：“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The ribune)是支持塔夫脱的；《纽约晚报》(The New Y Journal)是支持罗斯福的。
“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作出读报报告交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书，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48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交上来算是期终作业!”
同时，奥兹教授要求学生注视大选的经过，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胡适自然都照办，选择支持进步党魁老罗斯福。他胸前佩戴着象征支持罗氏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听演讲，听辩论，夜里到市中心去看选举，跑来跑去，兴奋得很。
当时，胡适正担任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分会的会长。10月30日，他便在世界学生会餐厅里，发起举行“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参加投票的各国学生共53人。
虽然是游戏投票，胡适对投票结果还是一一作了认真的分析。第二天，康大的《大学日报》又组织游戏选举，有教师、学生和职工二千多人参加。胡适也津津有味地跑去投了老罗斯福一票。这两次游戏选举的结果，都使胡适很失望，他所支持的罗斯福“落选”了，威尔逊得票都占第一位。而令人奇怪的是，游戏投票的结果居然同后来实际选举的结果完全一致。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年10月27日—1919年1月6日），又译狄奥多?罗斯福，人称老罗斯福，昵称泰迪（Teddy），荷兰裔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 ，第26任美国总统。
曾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参与美西战争，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战役中战功卓越，获得圣胡安山英雄的称号。1900年当选副总统，1901年总统威廉?麦金莱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继任成为美国总统，时年42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在任总统。他的独特个性和改革主义政策，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对国内的主要贡献是建立资源保护政策，保护了森林、矿物、石油等资源；建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动劳工与资本家和解。对外奉行门罗主义，实行扩张政策，建设强大军队，干涉美洲事务。罗斯福因成功地调停了日俄战争，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1909年卸任后，西奥多?罗斯福与共和党意见有分歧，于是脱党，代表进步党参选总统，试图东山再起。最终败于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从此退出政坛。1919年1月6日，罗斯福逝世，享年61岁。
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日后也当选为美国总统 ，故在中文环境里常称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小罗斯福”。2006年6月26日，老罗斯福再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西奥多?罗斯福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5名。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的的老罗斯福赢得27%的普通选票，同为共和党人的塔夫脱23%，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以42%的得票率当选。如果共和党不分裂，可获50%的选票，还是超过民主党的。但老罗斯福带领大批进步党人脱离了共和党，使共和党元气大伤，用了一代人才渐渐恢复。
1914年，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一次世界学生会议。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白来恩亲自接见了与会的代表，并发表演说。胡适对威尔逊便产生了极深的信仰。因此，到1916年的大选时，他便改为支持威尔逊了。他和几个中国同学，在投票的高潮时，跑到“纽约时报广场”去看大选结果。接连的消息似乎都对威尔逊不利，他们很失望。一直等到午夜才步行回校。第二天清晨，爬起来又看报上的选举消息。买不到《纽约时报》，竟步行好几条街才买到一份。
《时报》头条标题是“威尔逊可能险胜”，一行大字跳入胡适的眼里，他高兴极了，这时才记起回学校吃早饭。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1954年3月17日这一天，胡适在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发表的题为《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演说谈到：“一九一二年大选时， 我在美国做学生，亲眼看见了。由于共和党本身的分裂， 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退出另组进步党，使共和党力量大减。老罗斯福的才干加上他的辩才与声望，很可号召当时美国人心，可是选举结果，共和党和进步党都失败了，少数党的民主党，渔翁得利，握得了美国的政权。威尔逊本是大学校长，仅有新泽西州州长的两年行政经验，当选作总统。投票决定后，美国人对这位少数党的书呆子的当选，毫无抗议。当政四十四年的共和党规规矩矩的下台，规规矩矩的把政权移交给威尔逊。
“过了四年，一九一六年的大选，因为威尔逊在第一任期中，提倡“新自由”政策，改革税收制度，推行各种新政，很得人民的拥护。那时我已转学到纽约做学生，选举的晚上，我从哥伦比亚大学赶到四十二街“纽约时报广场”去看选举结果的电光牌示，未到四十二街时，晚报号已刊出威尔逊失败的消息，我当时是希望威尔逊当选连任的，不相信号外的消息，继续向四十二街前进，到了“时报广场”，等了不久，平时最拥护威尔逊的晚报也出号外，说共和党胜利了，威尔逊失败了。
“我们巴巴的等到半夜，好像没有希望了，才步行四英里，走回宿舍，已经两点钟了。睡过一觉起来，不吃早饭，就去买早报。买不到《纽约时报》，别的早报都说共和党的休士 (Hughes) 胜利了。我还不相信，跑了八条街才买到时报。时报大字标题说：“威尔逊可能以极小的多数当选了。”我看了这消息高兴极了，才跑回八条街去吃早餐，早餐也觉得有味了，我那样的紧张，可说是受了美国民主竞选空气的传染。其实那一年的选举结果，直等到三天之后才弄清楚。最后来是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因为本州两党得票数相差太少，要求重行检票，重点的结果民主党确实多三千多票。加州的胜利才确定了民主党威尔逊的胜利。这样的决定，谁也没有说过一句闲话。”
权力之争，曾给各个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民主政治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任期和权力的和平转移。胡适所谓“谁也没有说过一句闲话”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一九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是著名的争议选战，也出现了与2020年大选相似的领先、焦灼、反超的戏剧性。
最后虽然没有演成大诉讼和大骚乱的闹剧，但也花了两周才真正尘埃落定。而选举的顺利结束和之后权力的平稳交接之所以实现，还要仰赖伍德罗?威尔逊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即胡适说的“休士”）这两位候选人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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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其中的内情，像胡适这样的青年学生，是很难知情的。有意思的事，胡适讲上边的一番话时，已经是1954年，胡适那时候应该不会一无所知。
还有，胡适应该知道，1912年10月24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一次促选活动中，理发店老板John Sk向老罗斯福行刺。子弹击中演说稿和眼镜框后进入他的胸腔。老罗斯福拒绝入院治疗，坚持完成了90分钟的强力演说。他对听众说：“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刚才我挨了一枪，但是这不够杀死一头公鹿。”医生诊治的结果是，枪伤严重，但是取出子弹会导致更大的危险。老罗斯福的身体终生都携带这个弹头。
可见民主政治走到不折不扣的和平转移，就算美国那样的社会，也不是一帆风顺。实现权力完全的按着规定的任期实行和平转移，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也需要领导人优秀的个人品质和坦荡胸怀。
第502章 约翰·杜威和实用主义
19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由在任总统民主党人威尔逊对阵共和党人休斯。这次大选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时刻”，第一次大战的战火在欧洲正愈演愈烈。战争的漩涡随时有可能将准备不足的美国和美国人民卷入其中。
1916年11月7日投票当日，最初的结果传来，休斯似乎占优。
休斯的传记作者Merlo J. Pusey描述了当晚的情景：“当休斯一家吃晚饭时，朋友们多次冲进他的饭厅，喜讯雪片一样落到了他们饭桌上。《世界报》和纽约其他几家报纸都承认了休斯的当选。记者们纷纷求证……时代广场上闪烁着休斯大获全胜的消息，现场估计有十万之众。支持者和一些顾问纷纷要求休斯宣布胜选。”
面对支持者的这一要求，一向谨慎的休斯回答道：“如果我当选总统，那是因为我国人民认为我在危急之时仍能镇定自若。为了不辜负这种期待，我要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在我没有把握当选之时，我不会屈服于这种要求。”
休斯的话不能仅仅视为资深政客的审慎。几天之后的周五，加州农村地区传来了足够的统计数字，显示威尔逊赢得了该州。当选票全部统计完毕时，威尔逊在加州确实如胡适所言只赢了三千多票。一些共和党人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开始指控可能存在舞弊，要求打选举诉讼。但休斯不同意，他把这些谣言压了下去。
周六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了“Hughes Siley Fraud Cry”，这自然出于休斯授意，报道中说：“休斯宣布，在没有绝对的舞弊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控诉，让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头衔蒙上阴霾。”
到11月22日，终于完成了足够的计票和复核，休斯当即给威尔逊发了一封电报，接受败选。
看完了这边品德高洁的休斯的表现，那一边的威尔逊同样让人充满敬意。
那时美国总统的就任典礼比现今更晚，安排在次年的三月。在欧战战火纷飞、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刻，漫长的过渡期肯定蕴含着相当大的风险。
当此之时，威尔逊提出了一项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的计划。
在大选前两天，他给自己的国务卿兰辛（R）写了一封美国政治史上著名的信件，主旨是商量万一在两天后的大选中连任失败，如何尽快让位给休斯，减少过渡期给内政外交的影响。
他的方案是：在休斯当选和就职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威尔逊将任命休斯接替兰辛担任他的国务卿；一旦休斯就任，威尔逊和副总统就会辞职，于是，根据当时的继任规则，休斯将提前成为总统。
兰辛在20年后的回忆录中透露了威尔逊的这个计划（War Memoirs , Bobbs-Merrill, 1935），此时威尔逊已于1924年作古，兰辛提供了该信的全文。
威尔逊的“高风亮节”，休斯那时当然无从得知。但他们各自都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公心”，完成了政治人物的历史职责，力图不让选举的纷争和制度的缺陷危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实，像特没谱那样的小丑，在M国是不多见的，至少比在专制制度下死抓住权力不放的权力欲者，要少得多。只不过，这权力欲者都喜好给自己穿上一件好看的外衣，恬不知耻地宣称，他所以要留在位置上，是这个位置需要他，他是为了对民众负责。岂不知，他在应该离开的时候离开，才是真正对国家和对民众负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
经过这两次美国大选的实地观察和研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兴趣。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他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宪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适开阔了眼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心领神会。毫无疑问，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伊萨卡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胡适觉得自己太过活跃，交友太广，应酬太多，以至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所以他想搬到一个大城市，纽约有几百万的居民，他便可以藏身于此。这应该也是他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原因。
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名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bia Uy iy of New York），简称哥大，校址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晨边高地，濒临哈德逊河。是一所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大学协会的十四所创始院校之一，也是常春藤盟校之一, 在多个榜单上排名美国前五，世界前十。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五所大学之一，也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之一，截止2020年10月哥大的校友、教授和研究人员中共产生了96位诺贝尔奖得主。 哥大校园里还走出5位美国开国元勋、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罗斯福等四位美国总统、34位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0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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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工程学院等。哥大新闻学院颁发的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哥伦比亚法学院教育出了三位美国首席大法官，包括首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 1767年哥大授予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哥大是美国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发明了脑机接口 、激光、微波激射器 、核磁共振 。完成果蝇实验成为现代遗传学的起源。证明地球板块构造学说。二战时，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诞生在哥大。
哥伦比亚大学名列2020U.S. News美国最佳大学排名 第2名 、2020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6名 、2021U.S. News美国最佳大学排名第3名 、2021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8名 、2021CWUR世界大学排名第7位。
哥伦比亚大学，尤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官僚和学阀而著名。中国在哥大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当时的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学成归国之后，他们都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内中对胡适影响很大的不乏其人。例如一位讲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 Adler)教授，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发起人。他所主张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曾使胡适十分折服，因为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藏晖室札记》中，曾译记了厄德诺的一些语录，例如：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那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
与胡适关系很深很熟的，还有一位夏德(F.Hirth)教授。他是德籍汉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
这“丁龙讲座”，是美洲大陆用特别基金设立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其来由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
早期旅美的一位华工，名字叫丁龙，在美国卡本迪(Horace entier)将军家里当佣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时，卡氏迪赠送一大笔钱给他作退休金。丁龙再三辞让后才接受，随即全数转赠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资金。卡氏迪得知丁龙的高尚举动，深受感动，便加捐巨款，凑成十万美金，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以纪念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华工。
但是，那时西方的汉学还未达到启蒙阶段，美国社会正刮排华之风，青年学生对汉学有兴趣的是少之又少。因此，夏德担任丁龙讲座教授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他非常苦闷。胡适来到哥大，夏氏便提议邀请胡适以汉学为副修。他领着胡适去参观哥大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介绍了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那部大书，又把自己丰富的中文藏书供胡适使用，有时还邀请胡适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因此，胡适同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
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中西兼学，并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无疑是有相当影响的。
第503章 杜威的哲学思想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人，还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 教授。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最主要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
他说：“康奈尔的塞基派的哲学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他们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对象来批评。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皮尔士和詹姆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郐以下，不值一驳。不过他们虽然和杜威唱反调，但他们对杜威却十分敬重。
“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
对于约翰?杜威，本书在第451章里，曾做过介绍。但鉴于他对胡适的重要，在此还需要对其人进一步的了解。
杜威(John Dewey)于 1859 年 10 月 20 日出生在一个中产社会阶级的杂货商家中。他小时候天资并不聪慧，但却好学深思，手不释卷，喜爱十五岁从贝林顿当地的中学毕业，因为居家离维蒙特大学很近，加以父母的鼓励，就进入维蒙特大学就读。
1879 年，杜威从维蒙特大学毕业后，曾在乡村学校任教，继续研读哲学史，这时他认识了哈锐士教授(W.T.Harris)。
1880 年以后，美国当时仅有的一本哲学杂志是《思辨哲学》，哈锐士教授是该杂志的主编人。在 1882 年，杜威先先后有三篇论文在《思辨哲学》上发表。
1882 年的秋天，杜威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开始了以哲学为主的研习生涯。此后，杜威在密西根大学担任哲学讲师。
1894 年，杜威出任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心理学、教育系主任。在这里，他跟他的妻子创立了名闻退迩的实验小学。从他对小孩子心理发育的认知，来勾画儿童教育的相关理论。
1904 年，杜威因为对实验学校的归并问题有不同意见，遂辞职离去。
随后杜威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其间由于接触外籍学生的缘故，使他的教育思想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地。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廿六年才退休，退休之后仍从事著作，并热心于民本主义的阐扬。
在他七十八岁时，还一度到墨西哥为苏联托洛斯基辩护，驳斥斯大林对托氏的指控。
杜威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在他的鼓励下，美国大学教师于 1914 年组织了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四年之后又在纽约组织了纽约教师联合会，作为维护教师权益的一个有力组织。教师联合会不仅维护了教师的权利，也通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教育的专业化。
他的主要著作有：《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我的教育信条》、《教育哲学》、《明日之学校》、《儿童与教材》、《追求确定性》、《心理学》、《批判的理论学理论》、《学校与社会》、《经验和自然》、《经验和教育》、《人类的问题》。
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大时，杜氏已经是快60岁的老头了。高高的个儿，腰板仍挺得很直，很有精神，也颇具学者风度，已经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
杜威虽是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却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胡适是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说他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大加推崇。
那时，杜威一家人住在纽约河边大道和西一一六街南角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这个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有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请参加杜氏家庭这样的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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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产生，都离不开它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实用主义，胡适译为实验主义，它是在美国工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
实用主义哲学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露头。1871—1874年间在哈佛大学进行活动的“形而上学俱乐部”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实用主义组织。俱乐部的主持人是后来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的皮尔士，参加者有哲学家、心理学家赖特（C.Wright，1830—1875）、律师霍尔姆斯（O.W.Holmes，1841—1935）、历史学家费斯克（J.Fiske，1842—1901）以及后来成为实用主义最大代表之一的詹姆士等人。他们各在自己专攻的领域表述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通过詹姆士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威等人的活动，实用主义发展成为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甚至被视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在其他西方国家，实用主义也有流传，例如在英国出现过以席勒（F.C.S.Schiler，1864-1937）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运动。席勒为了强调哲学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于是将实用主义改称为人本主义。
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英文原名是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πρανμα，意思即是行为、行动。而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是关注行动是否能带来某种实际的效果，也就是关注直接的效用、利益，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
约翰，杜威(J0hn Dewey 1859-1952)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最大代表。他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由皮尔士创立、詹姆士系统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将其与教育、心理、政治、社会、逻辑、科学方法、艺术、道德、宗教等众多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在众多领域提出了重要创见。它们不仅在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中起过重要作用，也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实践。杜威由此被认为是美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
尽管美国从来没有法定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由于贯彻于美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它们的指导思想，因而实际上起了准国家哲学的作用。杜威由此被许多人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
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在批判近代哲学时大多未能直接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因此他们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尽管在某些局部和方面能取得重大成果，却往往不能击中其要害，有时可能陷入另一种片面性。
杜威较其他西方哲学家优胜之处，主要在于他对生活、行为、实验、探究、主客统一和相互作用等的强调接近于实践的观点。他也因此而能对西方近代哲学作出较为深刻的批判，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某些局限性。
例如，他对西方近代哲学因脱离实际而导致的思辨形而上学、绝对理性主义、独断论的批判就比其他西方哲学家深刻得多。他对理性派和经验派、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批判都不是像胡适说的那样“一齐抹煞”，而包含了适当肯定。他很是称赞培根，认为经验在人类生存和行为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也肯定理性派哲学家关于思想、或者说理性推理的重要意义。他所反对的只是把经验和理性分裂开来和凝固化，看不到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至于对唯物论和唯心论，杜威对二者把物质和精神分裂开来的作法是反对的。例如他并不否认唯物论关于自然界在人类存在以前早就自在地存在的观点，只是认为作为哲学和科学研究对象的世界是人化的世界，即人所牵涉的世界。在这种意义上物质和精神(自然与经验、世界与人)是不可分割的，其中精神(经验、人)起着主导作用。杜威在对近代哲学的批判上固然存在种种片面性，但他毕竟指出了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脱离实际。
第504章 杜威的教育思想和伦理学理论
杜威本人的基本哲学观点与他对近代哲学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他明确肯定了被他当作实践的人的生活、行动、行为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性意义。杜威哲学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称号。杜威本人也曾分别称其理论为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工具主义(Ial-is.m)和经验自然主义(Empiriatu-ralis.m)。
杜威哲学的这些不同名称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对经验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经验和理性、思想和行动、认识和实践、知识和价值等的二元分裂的超越，对独断论、怀疑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越。而所有这些超越都是通过作为有机体的人与其所面对的环境的交互作用实现的，也就是通过生活、行为、实践而实现的。如何通过人本身的行为、行动、实践(即杜威所谓以生活和历史为双重内容的经验)来妥善处理人与其所面对的现实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杜威哲学最为关注的根本问题。
杜威把人和自然、经验和理性等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不断发生和发展的无尽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人的生活和实践的过程。人们不应为实践而实践，实践的目的是改善经验、即改善人与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哲学的对象既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的世界，也不是纯粹而绝对的观念世界，而是现实的人的生活、行动、实践所牵涉的世界。哲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杜威说：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
杜威对实践的解释或许有片面性。例如他没有看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的实践中的基础作用，更没有科学地说明实践的社会性。但他明确地把实践看作是全部哲学研究的核心，认为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实践，都具有实践的意义，这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是最为突出的。
杜威超越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之处不仅在于他揭示和强调了实践在整个哲学中的核心作用，而且将其扩及社会历史和思想化的各个方面。这种扩及不只是将学的一般理论应用于各个具体领域而且是将它们与哲学融合为一个统一整体。哲学不是处于特殊学科、或者说人类活动(经验)的特殊领域之外的抽象和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与这些学科结合在一起的关于现实的、及其生活和历史的学科。反过来说各门特殊学科作为人类活动、行为实践的某种特殊形态，都是特定的人与特定的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形态和过程，都具有哲学的意义。
杜威也特别重视对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理论。它们的共同之处也正在通过人与这些方面相应的特殊环境的相互作用，既不断促进这些方面的特殊环境的改善，也不断促进人在这些方面的成长和发展。杜威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民主、自由的倡导者。他强调社会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他又认为个人应当善于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私利应当服从公益。个人的全面发展应当适应和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杜威哲学在体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上也比其他任何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更为突出。这一转型虽然有各种不同方式和内容，但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以此摆脱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绝对理性主义、独断论、怀疑论等局限性而陷入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指出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根本道路是实践。
如果说西方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为中心，那么西方现代哲学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中心。从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家们的具体的理论观点虽然形形色色，但大多具有某些肯定、甚至强调实践的含义。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强调的意志、生命具有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意义，而这往往与强调行动、能动性相关，它们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的意义；孔德、密尔以来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对实证经验的强调与近代经验主义的区别主要也在于赋予经验以与实践相关的意义。
20 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运动也都有轻实体、重过程和活动的意义，这同样在不同程度上通向实践。总的说来，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实践的转向。而对这种转向提出得最明确、论证得最具体的是杜威哲学。杜威哲学可以说是这种转向的典型。
杜威在哲学见解上，早期虽然承袭了黑格尔的部分思想，但是由于生物学及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对他早期思想的一番冲击，在他的《从绝对主义（Absolutis.m）到实验主义》的论文中，已经剖析地叙述了他思想改变的来龙去脉，说明他何以舍弃了十九世纪德国黑格尔派的绝对主义。在杜威的哲学思想中，他并不赞成观念完全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说法；观念自身并不是绝对的，杜威把观念视之为一可易的、动态的、具有工具性的指导效能，而使吾人更能适应外在的环境。
跟传统的经验论相比，杜威对“经验”一字的涵义之解释亦有不同，显见杜威所谓经验，并不完全像一般经验主义者所强调的“纯粹是指个人的认知”。从杜威的观点，经验的内涵，除了认知的意义以外，尚有其它的性质在内，诸如吾人感受到的喜悦、苦痛、作为等。经验是个表现在环境中，对某一情境的整体反应；故杜威在经验的解释上，抛弃了一般哲学家之误认经验是认知的形式。就如同我们送一个至亲好友离国远行，我们对此一情境的经验感受，不仅仅止于认知到好友的远行，我们的经验里，还包括了诸多的感受与情愫，以及送行过程中的种种行为；这些经验特质，不为一般哲学家注意。杜威的经验的涵义，因为附上了生物与环境的彩色，故其立论至为显著而特殊。
对“经验”的概念加以辨识，是了解杜威哲学理论的一个必经门路。照杜威的看法，经验是一个单一、动态、而为完整的有机整体。经验并不是可以割裂的，经验是相关的，不仅与产生经验的情境相关，而且，经验自身就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发展历程。经验在发生的先后顺序上是相关的，不仅是相关，而且是继续不断地成长。这种经验的涵义，乃是因为杜威认为个体是存在于环境之中，是对环境加以作为（Doing）；而环境对于个体所加之作为，定会有所反应，此一反应，杜威称之为“施为”（Undergoing）。人类在改造环境，或者主动地适应环境时，如筑堤开渠，人类不仅对环境有所作为，同时环境对人类亦提供了可耕之田，或增加了收获等，这就是环境对吾人的一种施为。此种作为与施为之间的交互活动，就是吾人经验所由产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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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不只是纵横相关，绵延发展，而且经验自身是有机性的。经验是具有扩张性、生长性、相关性与预测性的。吾人对“水”的经验，是随着吾人接触水的各种情境而不同。水的概念，是从与水的各种交互行动中得知，这些交互行动，有的是直接的参与其中，有的是直接的获得，这说明了经验的变动性。
杜威的经验涵义，不完全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给予界定；他也把生物学的涵义，掺入在经验里。从生物与环境的交互行动中，提示吾人：经验应该是多元性的，即产生经验的情境、内容、关系，都是来自生活。是个人经验生活的一个单元。其次，杜威把他工具哲学（Ialis.m）的知识论看法，也带给经验一种新的理论，即经验是工具性的。经验自身并不就是价值的所在；经验之可贵，乃在于能够替吾人解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从生活的本质上，来增进人类的生活经验，提供人类更进一步、更有效的与自然直接交往的凭借。
“历程”（Process）也是杜威哲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生物的演变来看，个体是在一个发展的历程中，自发展本身来看，生物个体之发展就是它自身的目的。历程是发展的各个阶段之延续性的结合。生物自身发展以外，似乎是不应该再给它加上一个外在的目的。因为，由于不同的环境，而有不同的交互活动，经验与生长的发展，是不可能预立一个固定目的的。
杜威讨论到：传统上一般人说到一个名辞，往在误认名辞自身是固定的，殊不知从一个变动的历程上来看，实际上名辞是一种活动的过程。例如：“健康”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名辞，而是具有发展与变动成分的名辞。要健康，就得从事各种的活动：健康检查，熟读有关健康的书籍，培养健康有关的各种习惯，实践各种健康的活动，摄取营养的食物，选购食物等等，这些都是活动，是一个历程，不只是一个静止的、认知的健康名词而已。它实际上是串连成一个发展的历程，吾人对健康的认知与理解，实应掌握其动的历程或各种活动，才更能落实而具体。
杜威以经验与历程作为他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的概念，他对于知识的看法，自然就落在工具主义的解释上。他不赞成传统上对知识的“旁观论”（The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不认为吾人之获取知识在于知识本身完全是客观性的外界存在物，从而误认知识可以脱离认知者；知识如果从这种“旁观论”的观点而论，就好像是置身于认知者之外，而知识本身是绝对地客观存在着；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认知者与知识之关系的建立，罔视知识与认知者之间产生的相互作为。
若以生物的立场来说明知识之所由来，则更能贴切于真正的事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冲突、疑虑、不安、不确定的情境。个体设身处地于这样的一个情境，自然有待于认知来袪除不安、疑虑、冲突，而欲使该一情境趋向于确定与和谐。这就是个体认知的所由来，及探究之所以产生。是故，知识仅是解决这些疑虑问题的一种工具而已。因而知识之发生，必定是个体对某一情境所引起的疑惑所使然，或者从实际的、偶然的作为中产生。若以逻辑过程而获得的知识来说，杜威以为是有几个步骤的。
知识──从逻辑思维过程而来的──是首先来自一个不确定的情境。个体内心能够感觉出一种迫待解答的困惑，心情紧张，亟欲知晓实际的情形。从困难情境的感受上，个体亟欲确定出此一困难的情境为何，以便厘清与该一困难问题不相连的各项事务，如此才能确立一个可资解释的假设来。根据此一假设，再拟订一个可能的解决途径，从此一可能的解决途径，决定可以采取的方法或步骤。最后试验这些方法或步骤之可行性及其预期的结果。
知识虽然是此一逻辑运思的预期结果，但不是运思探究的终极目的，也并不是说，在获得知识之后，探究就完全终止了。知识的工具效能，就在于显露知识是以后再获取进一步知识的一种工具。是故，知识是不能看作一个预先建立的绝对真理，因为知识是个体与环境的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情境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因此，知识仅能作为一种参考，无法完全套在任何一种情境之内。所以，不论是在知识这一范畴之下的观念、规则、规范等，只能作为有限的、条件的确定，而不能视作是一成不变解决问题的固定方式。
第505章 异曲同工
杜威还是教育学家，他有独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强调个人的发展、对外界事物的理解以及通过实验获得知识。
杜威非常重视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他关于教育的根本观点就是强调教育就是生活，而生活即是不断地适应环境。人的生活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和成长的过程，而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从智慧、情感、审美等各个方面促进人的成长，这也正是哲学的使命。他由此把哲学和教育学统一起来。认为“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看作是包括智力、情感、对自然和同伴的态度在内的基本倾向的形成过程，那么哲学甚至可被定义为广义的教育学说”。
杜威有二句名言：1、“教育即生活”，2、“学校即社会”。
关于“教育即生活”。杜威指出，教育就是儿童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由此，杜威认为，教育过程在它的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的目的就在教育的过程之中。其实，他反对的是把从外面强加的目的作为儿童生长的正式目标。
关于“学校即社会”。杜威认为，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他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在学校里，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应该呈现儿童的社会生活。就“学校即社会”的具体要求来说，杜威提出，一是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
但是，“学校即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在学校里的简单重现。杜威又认为，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应该具有3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简单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青少年任其自然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的环境。”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学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的教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做中学
他提出，因为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因此，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在他看来，如果儿童没有“做”的机会，那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儿童生来就有一种要做事和要工作的愿望，对活动具有强烈的兴趣，对此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他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入手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由于儿童能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进行学习，那就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在杜威看来，这也许标志着对于儿童一生有益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儿童所“做”的或参加的工作活动并不同于职业教育。杜威指出，贯彻“从做中学”的原则，会使学校所施加于它的成员的影响更加生动、更加持久并含有更多的文化意义。
第二、关于思维与教学
杜威认为，好的教学必须能唤起儿童的思维。所谓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或者说，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思维，那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因此，学校必须要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
他提出，作为一个思维过程，具体分成五个步骤，通称“思维五步”，一是疑难的情境；二是确定疑难的所在；三是提出解决疑难的各种假设；四是对这些假设进行推断；五是验证或修改假设。杜威指出，这五个步骤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
由“思维五步"出发，他认为，教学过程也相应地分成五个步骤：一是教师给儿童提供一个与的社会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情境；二是使儿童有准备去应付在情境中产生的问题；三是使儿童产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假设；四是儿童自己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加以整理和排列；五是儿童通过应用来检验这些假设。这种教学过程在教育史上一般被称之为“教学五步”。在杜威看来，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儿童可以学到创造知识以应付需求的方法。但是，他也承认，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关于儿童与教师的关系
尽管杜威并不是“儿童中心”思想的首创者，但是，他是赞同“儿童中心”思想的。其最典型的一段话是：“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从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做法出发，杜威认为，学校生活组织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使得一切主要是为儿童的而不是为教师的。因为以儿童为中心是与儿童的本能和需要协调一致的，所以，在学校生活中，儿童是.asxs.，是中心，而且是目的。杜威强调说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
在强调“儿童中心”思想的同时，杜威并不同意教师采取“放手”的政策。他认为，教师如果采取对儿童予以放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放弃他们的指导责任。在杜威看来，要么从外面强加于儿童，要么让儿童完全放任自流，两者都是根本错误的。
由于教育过程是儿童与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是他们双方真正合作的过程，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儿童与教师之间的接触更亲密，从而使得儿童更多地受到教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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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说：“教师作为集体的成员，具有更成熟的、更丰富的经验以及更清楚地看到任何所提示的设计中继续发展的种种可能，不仅是有权而且有责任提出活动的方针。”在他看来，教师不仅应该给儿童提供生长的适当机会和条件，而且应该观察儿童的生长并给以真正的引导。
杜威还特别强调了教师的社会职能。那就是：“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且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因此，每个教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尊严。
杜威的伦理学理论认为，思想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活动，不是从一些没有问题的绝对真理去作推论，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与方法，用以解决疑难，用以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杜威说，思想总是起于一种疑惑与困难的情境；接着就是研究事实的真相，并提出种种可能的假定以解决起初的疑难；最后，用种种方法，证明或证实哪一种假定，能够圆满地解决或应付，原先激起我们思想的那个疑难问题或疑难的情境。
从这个思想出发，杜威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
第一、人和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积极地运用智慧以解决一些真实而具体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主义或口号。杜威说:“进步总是零零碎碎的。它只能零卖，不能批发。”这种观念来自他的实验主义哲学。
实验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科学和生物科学也就是“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实验主义认为所谓进步，所谓演进，并不是整个笼统地突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细变迁而来的。杜威不相信突变与进步能够兼得，所以他的社会哲学就是主张以“零售的生意”的方式，改善人类的生活的进步。
第二、在合理的思想过程中，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学说，统统不能看作是绝对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验的假设，有待于在实用中加以考验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帮助人类知识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问题、不容考据的教条，因而窒息了人类的思想。
杜威在北京讲演“道德教育”的时候说:“要经常培养开阔的胸襟，要经常培养知识上诚实的习惯，而且要经常学习向自己的思想负责任。”
杜威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实用主义，日本翻作实际主义，也有叫它实验主义的（比如胡适）。
胡适从杜威专攻实用主义哲学，受这位当代“实验主义领袖”的影响至深。
他自己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第506章 留学日记
胡适接受的实用主义思想，主要是关于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诸方面，都有重要影响。
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而杜威则是对他“有终身影响的学者”，对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有他自己的理解：
“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 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被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很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利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武器。
“（2）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问题，省去许多无意识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做假设——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杜威哲学思想的形成，按照胡适的观点，其思想背景至关重要。其一，杜威生长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美国最民主的小洲——佛蒙特州的柏林顿。其二，两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其三，生物进化论的时代——杜威出生的那一年就是达尔文《物种由来》出版的那一年。《物种由来》的根本说法，就是说物种都是由于很微的变异因为适应于生存而不被淘汰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所谓进步，所谓演化，并不是整个笼统忽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细的变迁来的。并不是猴子一类的动物一跳就变成了人猿；人猿再一跳就变成了人的。
为什么民主背景重要，按照杜威的观点，民主可以打破“分区而治”和各不侵犯的观念，打破精神和物质的区划，打破心与物的分别。杜威根本的哲学，就是要反映无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心和物的区分，没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方法只有一个：没有界限没有阶层。
为什么科学方法紧要，因为科学方法首次与真理问题、哲学问题、知识问题、道德问题第一次联姻，科学方法可以自己批评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随时纠正，随时发明。
为什么进化的观点影响了杜威的哲学思想，杜威说，古代思想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懂得所谓的“经验”。在杜威哪儿，“经验就是生活”，“社会就是应付环境”。人的经验，一点一滴都是真理，都是宝贝。这个经验，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哲学，就是杜威的基本思想。
美国经过南北战争之后，北方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联邦政府，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本势力获得了广大的活动区域，技术水平空前提高，经济迅猛增长。到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列强之一。
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奋斗、创业与冒险的世界，成功伴随着失败，富裕与异化同行，人们在开拓进取中又普遍存在一种不稳定感。
正如詹姆士(William James)借上帝之口所说：“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不担保这世界平安无事的。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胜利。”
詹姆士自己的回答是：“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必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
在这种美国土壤中产生的实用主义，用罗素的话来说，是一种“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作为美国式实践的理论概括，实用主义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辩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实用主义把“人的问题”引入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领域实现一番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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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人的问题”取代“哲学家的问题”，抓住了人的实践活动这一中心环节，用实践主体取代了传统哲学中唯理的抽象的认识主体，推动了哲学主体观、实在论、真理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反传统的见解，从而在唯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文主义之间另辟蹊径，使实用主义哲学显示出一种既注重科学方法，又富于人文精神的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既崇尚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的文化风貌。
由此而受到正在奋斗开拓而又遭受异化和文化冲突的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总之，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工具主义”(杜威)，是一种反映美国社会时代精神，强调独立自由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和成效的哲学。
关于“实用主义”。可不可以做个简单解释呢？
在农业社会，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条件下，一切似乎都是固定的，昨天，今天，明天几乎是在不变的重复中。围绕着自给，土地里今年种什么，明年还是要种什么。今年如何耕种，明年一切照样。因为是靠天吃饭，只能是求上苍保佑，能够风调雨顺。于是迷信，于是崇拜。人总是要有想往的，于是便离开“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去寻找归宿。于是便有了各种宗教，于是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理想和梦想。于是便有了理想主义。
产量一般是固定的，自己能做的便是精打细算，于是贫穷和勤俭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而在工业社会，在商品社会，一切都变了，而且一切都在变动中。生产不是为自用，而是卖给别人，也就是商品生产。自己需要什么，是知道的，别人需不需要，喜不喜欢是不好知道的。利己必利他不仅是道德的说教，而成了强制性律令。不光是工业产品，农业也是一样。今年大葱因为出产的少，而价格飞涨，可如果明年大家都种大葱，大葱就会烂在地里。
明天毕竟是明天，重要是今天，是现在干什么？这事怎么干？不是为了什么信仰、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而是实际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干好就怎么干。这样，操作层面的实用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毫无疑问，实用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它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如同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也是有其发展规律的。也就是从根本上说，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实用主义好像也不关心这些，他们关心的是现在，是当下。当然，对很多的人，在很多的时候，最重要的好像也是现在，是当下。
国人经历了种种波折和走了很多弯路后，才逐渐懂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胡适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表达的不是同样的思想吗？或许，在操作层面，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胡适是在“ 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 。也就是他在未读杜威之前, 早已与杜威思想有许多共通处。杜威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这和胡适是相同的。有人说，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 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适并深信这种“ 科学方法”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 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
第507章 胡适与《新青年》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加上他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的一部分课程，便达到了当时哥大研究生的规定学分。1916年11月，他考过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成绩及格，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而从1916年8月初，他便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博士论文用了近九个月才写成，全文约九万字，打印稿多达243页。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他走进考场抬眼一望，上面坐着六位大主考：五个洋教授，一个洋博士。他的导师杜威和夏德两个老头坐在当中。这六位主考，只有夏德是懂汉文的汉学家，但也读不懂先秦典籍；其他五位洋学者，汉文一字不识，他们的中国学问更是实在可怜，对这些人谈先秦名学，简直可以说是对牛弹琴。
胡适报告了论文要旨之后，他们便七嘴八舌地提问、诘难，问答往复，直考了两个半小时。口试考过，不管结果如何，反正，胡适七年的留学生活总算结束了。
胡适在美国留学7年（1910年—1917年），共写了17卷日记，其中有两年时间没有日记，或是日记遗失。如很多人所说，严格意义上讲，从第三卷起，胡适日记应称为札记，因为所记内容已侧重分析研究，阐述思想，不似前两卷内容多为日常流水账般的记录。
日记被出版、再版、广泛传播,成为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经典文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起、文学革命的发端,都可以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找到相关线索。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的日期跨度为：1911年1月30日~10月30日，整整9个月，收录日记270篇，天天有记录，较为完整地勾勒出胡适赴美留学第一年的生活学习状况。
打开日记，看到的内容是：“考生物学，尚无大庛”，“此次大考，生物学得95分”，“作植物学报告”，“温植物学”，植物学得83分，殊满意矣”， “种果学野外实习”“写植物学与生物学报告”，“考植物学，温气象学”，作气象学报告，论空气之流动”，“下午地质学野外实习”，……
这时候的胡适，应该是在全力攻读农学专业的课程，课后满脑子是生物、植物，空气流动、气象、实习……
胡适改学了文科，入文学院后，多年后念及两年来的农科学业，胡适还是有抱憾的。1933年12月20日夜，胡适对当年留学日记补注时如此写道：“于今20余年，我与同班之王预君皆在此学（气象学）上无丝毫贡献，甚愧吾师当年之期望……”
虽然他毕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不止一次说过，早期修习农科专业，对培养其科学的实践方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大有裨益。
在学习专业知识之余，胡适将主要精力用于海量阅读，在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其中西方小说戏剧和中国传统诗词最多，日记中的记载随处可见。狄更斯的《双城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司各特的《尼格尔的家产》，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果戈里的《警察总监》，弥尔顿的《Lallegro》、《Penseroso 2》，歌德的《赫曼和多罗西亚》，济慈的《圣艾妮丝节前夕》，华兹华斯的《Tintern Abbey》，亚历山大?杜马斯之《铁面王子》，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培根的《学习》、《科学和技术》、《建筑》、《花园》、《财富篇》、《友谊论》，《兰姆书信集》，爱默生的《友谊》、《爱默生文选》，麦考利的《爱迪生传》，《神话》，《阿波罗》，《Minna》、《Minhe Age onel 》，德文著作《虚馨传》、《Huhn》、《Kleider Ma Leute》、《Lyrid Ballads》等，中文传统诗词涉及《古诗十九首》、《王临川集》、《陶渊明诗》、《谢康乐诗》、《杜诗》、《诗经》、《稼轩词》等。
其次是史哲类著作，计有《左传》，《荀子》，周星誉的《鸥堂日记》，《顔习斋年谱》，格洛特的《希腊史》，柏拉图的《柏拉图的道歉》、《Crito》、《Phaedo》、《理想国》，《马太福音》，班洋的《天路历程》，马可梨的《历史》、《强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安德鲁?怀特的自传和《石台传》等。
从胡适阅读的书籍可以看出，他涉猎广泛，以文学、历史、哲学为主。胡适一生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研究，和他在留学期间选择的阅读方向有密切关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扎实广博的阅读，为其后来在治学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记中，胡适记录了许多阅读感受，尽管字数不多，但观点鲜明。读《哈姆雷特》，他说，“Hamlet真是佳构，然亦有疵瑕”；读《麦克白》，他发出疑问，“此书为萧氏（胡适译莎士比亚为萧思璧）名著，然余读之，初不见其好处，何也”；读《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认为“此书情节殊不佳，且有甚支离之处。然佳句好词亦颇多，正如吾国之《西厢记》，徒以文传者也”。
从胡适日记中的阅读感想清楚表明，他看书要有自己的观点，敢于质疑，敢于批判，不是人云亦云地拜倒在名家脚下。
一段时间以来，有很多戏谑文字，摘录了《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打牌”的记载。根据摘录内容，胡适留学期间好像是天天在打牌，俨然是个不思进取、不学无术的混日子之徒。发文者由此慨叹，前辈学人不过如此，时下好多大学生在学校混日子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了。此类文一出，曾引起广泛关注。但如果认真查询原著，不难发现摘录内容为“移花接木”拼凑而成，不过是无聊者的恶作剧罢了。
观《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胡适关于打牌的记录确实不少，近30次，其中确实有连续数日“打牌”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身在异国他乡，紧张的学习之余，打牌看来是胡适的主要娱乐。
作为一种正常的娱乐活动，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牌消遣，不过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打牌次数多了，难免会分散精力，浪费时间。胡适终究是胡适，他很快意识到了这点。
在9月6日（星期三）的日记中，他明确写道，“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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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他的日记中再无出现“打牌”的记录。可见胡适还是自律自制，不好的生活习惯是会坚决改正的。
胡适不仅戒打牌，还在努力戒烟。卷一日记2月5日（星期日）记录，“日起戒吸纸烟”，可能后来没有完全戒除，或是改吸了烟草。在8月6日的日记中，胡适痛下决心，“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贱之烟卷，继复吸最贵之烟卷，后又吸烟草，今日始立誓绝之。”戒烟、戒打牌，看似小节，然而“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一个生活上严谨自律的人，日后成就事业的几率远远大于率性而为的人，尤其在治学方面更是如此。
日记中还有些有趣的记录，2月20日（星期一），“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Dr.Wr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查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日记中坦然记载“遗精”情况，而且“颇以为患”，以为身体出了问题，“遍查脏腑”，“心始释然”。看来，普及生理卫生知识很有必要。
在日记中，胡适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或者把和朋友谈论的问题，或通信、或面谈的大概写在其中，有时也将自己想的问题、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记在里面，还有他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等等。这样实实在在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程。日记记录那个年代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私人生活和思想演变，也可以看到那个时间里的一个真实的胡适。
2002年10月16 日晚，“亚东遗珍”专场胡适、陈独秀重要文献在华艺国际（北京）首季拍卖会上拍，《胡适留学日记》，在现场经过长达60分钟的激烈竞投，最终以1.3915亿元高价成交，成功超越2012年“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保持的6709万元成交纪录，创下文人手稿最新纪录。这恐怕是胡适在写日记时，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第508章 胡适《文学改良诌议》
在胡适毕业之前，他在国内已经“暴得大名”。主要起因是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该刊于915年 9月15日创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怎么会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在民国初年，有一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同乡会，以及遍布各地的同乡会馆。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一个是安徽怀宁（今天的安庆）人，一个是安徽绩溪人。同乡是很容易建立起联系并相互帮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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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原名），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名气，也没有稿源，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还有就是一些安徽同乡的读书人帮着一起写。可以说，《新青年》在创办初期是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刊物。
胡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当时亚东图书馆经理、同为安徽人的汪孟邹介绍给陈独秀的。
当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一位老乡，说他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此人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时。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脱口而出。
原来，陈独秀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老乡。此前，胡适曾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还有，胡适也曾把都德的另一篇小说《柏林之围》，译为中文，发表在章太炎主办的《甲寅》杂志上。这两篇译文陈独秀都认真的读过了，而且不但对译文，对译者也印象深刻。
译文自可表达译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柏林之围》的译文在《甲寅》上发表后，章太炎曾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写一些政论方面的文章。胡适给章太炎回信表示自己学业忙而婉拒。但在回信中，胡适表达了通过翻译外国文学来改造祖国文学的思想。胡适的回信被章太炎刊登在了《甲寅》杂志上。
这封刊登在了《甲寅》的信陈独秀也看到了，并由此对胡适有了更多的关注。胡适的名字，第一次被别人所提及，是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大力向读者推荐胡适的《割地》和《柏林之围》两篇译作。
汪孟邹不知道这些，听了陈独秀的话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
陈独秀说：“《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
陈独秀说的就是上边提到的胡适给章太炎的回信
陈独秀忙让汪孟邹向胡适约稿，嘱托“言语写恳切些”。
于是陈独秀的《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汪孟邹就把它寄给了远在美国的胡适，并写信给胡适转达了陈独秀的约稿之意。
此后每次见面，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
于是汪孟邹只好一再催促胡适，让他赶紧写东西寄来。
汪孟邹（1878～1953），和胡适同为安徽绩溪人。20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的《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出23期。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十年后设立编辑所。他人极忠厚，和陈独秀、胡适、章太炎私交很深。
1916年2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封信。这也是两人通信的开始。
收到胡适的来信，陈独秀非常高兴，更加期盼胡适的大作。
1916年夏，胡适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从那以后，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通信》和《藏晖室札记》等文章。
至于胡适怎么会想到要写《文学改良刍议》呢？
这当然也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对于文言文的晦涩难懂，胡适早就心中有异，但还有直接的原因。
胡适做为公费留学，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还有一张小传单，传单上写着“多种树，种树有益”，“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等宣传文字。这其实是当时在监督处工作的一位名叫钟文鳌的外国人，给这些留学生寄支票时夹带的“私货”。
对于这些传单，胡适平时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适心情不好，他收到传单后立马回了一张小纸条给对方，说：“像你这样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的人，最好闭起你的鸟嘴。”
然而，纸条寄出去以后，胡适很懊悔，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样一位热心于中国事务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时也自责，做为一个中国人，自己没有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改良尽力。
此后，他便和之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语言学家赵元任开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等问题。
1915年，胡适写了一篇名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比如他举例说，文言称“犬”，而人们口语早已称“狗”；文言“乘马”，而白话是“骑马”。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大以后，又经常和任鸿隽、梅光迪等人辩论白话诗的问题，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思想，决定不再写旧诗，而专用平白易懂的白话写诗，这也就是后来《尝试集》的由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陈独秀的影响。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份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所谓八项主张，就是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讲欲字欲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对胡适的这八项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有了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收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口气读完，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找到了知音？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章结尾，陈独秀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和陈独秀未必能够想到，《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
第509章 初到北大
今呻.吟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咸”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禾农)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
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古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
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儿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链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马肃)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饣豆)(饣丁)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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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钅且)，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木巳)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艹专)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艹专)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艹专)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人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
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
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 。
第510章 胡适和韦莲司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和交流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而后又有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现在，胡适站出来，问中国文学的正宗在哪？过去我们一直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注经、解经为学术的正宗。但是中国文学也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间的、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演义小说。
如果白话文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一下子中国文学史就要重写了。现在回过头看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在当时读书人心中的颠覆性，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现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读大部头的书，真应感谢胡适那一代人给杀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适开始讨论白话文以后，《新青年》的影响才逐渐大了起来。
1917年4月9日，正在纽约忙着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2月号的《新青年》杂志，非常高兴地看到陈独秀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极赞同”。
前边说到过，此时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马上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读过胡适的多篇文章，特别是开先河的《文学改良诌议》，对胡适可谓是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
胡适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7年7月10日上午11时，胡适平安抵达上海，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
在上海处理一些事务后，胡适于7月27日回到故乡绩溪上庄。他出国时太过匆忙，来不及向母亲告别，母子俩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面了。
北大9月初才开学，胡适得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家里陪伴母亲，走访亲友，并到江村未来岳丈家，希望在婚前与江冬秀见上一面，但未能如愿。
胡适在上海时就给母亲写信，希望这次回家暂不成亲，等到北大安顿好之后再定日子。9月1日，胡适离开家乡，5日到上海，10日到达北京。
胡适回国后，曾对上海的书店和故乡教育等进行考察，于1918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归国杂感》一文，表达了对离别七年的祖国的失望：“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文中说自己刚回到上海时，朋友请他到大舞台看戏，出来后胡适对朋友说：“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外表装饰都变了，但演戏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这自然也暗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跟胡适出国前也没有多少分别。刚回国的胡适深切感受到再造文明的压力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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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开学。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
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
开学那天，胡适应邀作《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说。
10月1日，北大正式开课，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3门课，每周12个小时的课程，月薪260元。他最初暂居北大教员宿舍，后搬入朝阳门南竹竿巷，与同事兼老乡高一涵合租一处房子。
刚到北大的胡适，虽然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声誉鹊起，但要在国内的最高学府站住脚跟，却并非易事。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以浙江人为主的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从旧学方面讲，太炎弟子们大多有所专攻，非胡适所能及。胡适到北大，很大程度是由于陈独秀向蔡元培的举荐，两人在文学革命上的共同主张是陈独秀举荐胡适的主要原因，但同为安徽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到北大首先面对的不是北大教授们学术上的压力，而是如何在课堂上让北大的学生信服满意。
据当年北大学生回忆，胡适到北大后不久，曾在大礼堂讲墨学，“反应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适，偏偏要讲中国哲学史，这难免引起学生的怀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当年的北大学生顾颉刚也是抱着这种想法去听胡适的课的。
本书第三卷有这样一段话：
胡适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胡适家。起初胡适不晓得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
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诧异，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
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
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来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之前开这门课的是陈汉章，他学问渊博，但过于迷信古书材料，从伏羲开讲，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胡适则不同，他新编的讲义，第一章名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他认为可靠的《诗经》作为时代说明，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
胡适这种“截断众流”的讲法给顾颉刚带来的震动极大，他对不以为然的同学说：胡适虽然没有陈汉章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顾颉刚又把此事告诉同宿舍的傅斯年，傅斯年当时是黄侃的得意弟子，旧学根基深厚，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去听了几次胡适的课后，对想闹事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除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傅斯年的大力帮助也同样不可小视。
胡适在北大课程的开场算是旗开得胜，但是讲一门课仅靠另辟新经是不够的，还得靠实实在在的材料，靠真才实学。于是，准备讲义成为初为北大教授的胡适的一项重要“功课”。胡适最初到北大的几年非常用功忙碌，从澄衷学堂开始到留美归来到达上海一直基本坚持的日记也被迫中断了，直到1921年4月才恢复正常。
这一时期胡适甚至连看戏的时间都没有，他在1918年4月26日的家书中说：“今天有一位朋友请我看戏，看的是名角梅兰芳的《玉堂春》，很好。我自从回到北京直到如今，不曾看过一次戏，都因为太忙之故。”
胡适初到北大之时，除了聪明之外，努力用功也是很多人的深刻印象。
一向以读书勤奋自诩的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说：“予之性格，努力如适之先生。……我的勤劳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聪明实在比不上胡先生。”
从胡适上海读书和美国留学的经历看，胡适不是将自己限于书斋的学究，而是积极参与各种学生团体和社会活动，学习之外表现得非常活跃。胡适初到北大的忙碌，除了首先要在授课著述方面打开局面外，还很快在北大担任了一些职务，并参与了一些与教育有关的会议。
他在1917年10月25日的家书中解释不能请假归娶的原因，其中两条即是由于他参加了校内外的重要工作：其一是参与教育部改订大学章程的讨论，胡适关于废除现行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的建议被采纳，因此要参与具体章程的拟定；其二是胡适在北大提议分部组织教授会，作为提议人也需要参与筹划。
胡适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和重用，10月份月薪即从260元加到280元，“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当年12月，胡适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主任，1918年3月，胡适当选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这些职务都非虚衔，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在家书中说，因为研究所是初次创办，“故事务甚繁”。1918年清明节在家书中又说：“我是英文部的主任，夏间大学的招考，我不能不到。”虽然忙碌，这些教育管理的职务让胡适在北大有了施展其教育理想和理念的机会。
胡适到北大后不久，就开始在校内外演讲，在美国练就的演说功夫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他扩大学术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胡适的名气越来越大，所到之处也往往被邀请作现场演说。
他在1918年4月14日的家书中说：“昨日写家信后，即在家编明天的讲演稿。”结果当天忽然来了朋友，胡适应酬到晚上九点才继续写演讲稿，到凌晨两点半才写好。第二天胡适早上七点就起来了，匆匆吃过早饭，就赶去教育部会场讲了两个小时的《墨家哲学》第四讲。
“此项星期讲演专为普通人士设的，颇有功效。我的讲演，不但有许多少年男女学生来听，居然有一些老先生来听。所以我虽辛苦，却很高兴。”可见这时候的胡适既要在北大打拼，又要在社会上传播新知识新思想，非常辛苦。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得名，归国之后自然成为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以《新青年》为主要思想传播工具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新居，也成为《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址。
第511章 完婚
胡适在北大安顿好之后，即开始与母亲商量办理与江冬秀的婚事，胡适把婚礼的日子定在自己生日那一天，即农历十一月十七日，1917年的那天公历为12月30日。
江冬秀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农历十一月初八日生，也是安徽人，家住绩溪县北的旌德县江村，与上庄相距约40里。也是名门女儿。父名世贤，早逝。母吕氏，名贤英，亦系出名门，是旌德庙首吕探花的后裔。吕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吕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和胡适家本就有亲戚关系。早在1904年，即胡适去上海进梅溪学堂的那年春天，便由胡母作主，订下了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到1908年秋天，江家办了嫁妆，胡家备了新房，写信叫胡适回家成亲。胡适因家道中落，店业破产，自己学业未成，难于养家活口，故“力阻之”。
后来去美国留学，婚事一拖就拖了十几年。
他们这桩婚事，也曾经发生过一点波折。江冬秀虽系名门女儿，但因父亲早逝，旧家庭重男轻女，仅随胞兄在私塾读了一两年书。后多荒疏，识字无多，又从小缠足，完全是一位旧式乡村女子。她与自称“新人物”，且在学人中小有名气的胡适，在一些人看来，本就有差距。到胡适放洋留学，得了洋功名，村里更是纷纷传言，说胡适在外国娶了亲，生了孩子，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胡适的母亲起初并不相信，但传说多了，也难免疑心忧虑，便去请胡适幼时好友胡近仁代写家书，叫儿子勿违母命。
其实，说胡适在外国娶亲之事，也并非是完全的无中生有。
1914年6月，在美国纽约州康乃尔大学的胡适结识了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在此后48年的岁月中，胡适因受韦莲司的影响而获益甚多，其生平事迹也因有了与韦莲司的交往而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韦莲司是一位奇女子。是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学教授的女儿，曾一个人住在纽约，学习现代艺术。她留短发，穿着简单随意，是个典型的“波希米亚”先锋派艺术家，走在纽约街头，常招来行人批评的目光。她不但在外表上不拘传统，在精神上也特立独行。她冰雪聪明又兴趣广泛，即使在美国的“新女性”中也很突出。
两人结识时，韦莲司还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为了造访韦莲司，胡适进了女生宿舍，这是他上大学四年来的头一遭。
胡适为自己进女生宿舍找的理由是，这样有助于他性格的发展。“十年之中，未尝与贤妇人交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一方面，而与感情一方面几全行忘却，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他认为自己“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之情”，然后他决定“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于是胡适在当天晚上第一次拜访了女生宿舍，自视为历史性的第一步。
胡适一开始还对自己说是在寻求两性间“纯粹而高尚的”友谊，可不久胡适就发觉他与韦莲司的感情日益亲密。他们的关系最终带给胡适的是人格上的深刻变化。
韦莲司后来搬到纽约，胡适去那里拜访过她几次。此后他也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能够离韦莲司近一些，也应是因素之一。一旦在同一城市，两人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从韦莲司的寓所俯瞰哈德逊河，参观博物馆、画廊，在月光下的林子里漫步……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中国青年男子和一个“另类”的美国青年女子并肩走在纽约街头，一定令不少行人惊讶摇头。
两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文学、艺术、东西方哲学、伦理，时局、战争与和平。
胡适非常享受他们之间的谈话，日记里充满着对韦莲司的赞美，如：“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在另一处，胡适坦率地承认韦莲司对他的影响：“吾早就需要一位‘舵手’，他能指明方向，使吾沿着正确之航线前进。然而，迄今为止，除足下之外，还没有人能给予吾如此之帮助，而这正是吾之所极需的。”
1915年上半年胡适写了几首情诗，都是中文的，无疑是在抒发对韦莲司的爱意。
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中也以她“高格调的方式”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包含着“性吸引”。
但是她认为“最高层次的人”生活的真正意义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因此她要胡适和她自己看重“性吸引”“本来的价值，自觉地抛开它的实用性”，要超越它而专注于“亲近的、激发思想交流的欲望”。
在一封信中韦莲司把他们的关系定义为“两个最高类型的人”之间“精神上的”交往，说这一关系不应以世俗标准来判断，而只能从“思想的范畴”来理解。
两人真心地相爱，是徜徉于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一对恋人，把艺术、文学和诗编织进自己的恋情之中。对胡适和韦莲司这两个“最高类型”的人来说，坠入情网肯定要触动“自我”（self）的最深层次。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给韦莲司的信里有他真实的自我。
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在1915年上半年左右达到了顶峰，这时候的胡适开始猛烈抨击美国社会对男女青年行为的束缚。
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
他还拿美国与俄国进行比较，认为俄国青年享有比美国更多的自由。他从俄国小说中读到，俄国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种事情，包括从事革命事业，彼此平等相待，不怀任何邪想。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国保守的“老媪”所不能理解的。从胡适1916年初写的一封信看，这里的“老媪”，应该是指的是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那是封给韦莲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长，流露出来的情绪有些愤愤然，这在性格平和的胡适是不寻常的。
从胡适的回信来看，韦莲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夹杂着焦虑，口气也许有点伤人。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和胡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并为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评美国年轻女子做事“不合习俗”时，所指应该是自己的女儿，借机间接表明她不赞成女儿与一个“东方人”之间的友谊。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韦莲司夫人认为的“不合习俗”之处。
胡适与韦莲司夫人的关系总体上似乎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有时候她对胡适与自己女儿的密切关系感到不安，不愿意让他们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在一起。
在对华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美国社会，这个问题甚至对韦莲司和胡适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胡适在回国前重访了伊萨卡，也许就是为了与韦莲司道别。在她那里胡适检读了几年来写给她的信，感慨地说道：“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这话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里只需指出，由于与韦莲司的关系，使胡适向“现代人”的转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更为彻底和深刻。
此时，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已不复热烈。这个变化发生在1916年的某个时刻。韦莲司夫人的信可能是使之冷却的一个原因，但韦莲司自己迈不出最后的一步可能更为关键。她的迟疑早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信中就表露了。胡适显然接受了韦莲司划定的界限。他在1915年5月末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韦莲司都同意集中精力于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将从一度徜徉的浪漫之旅中折返。
胡适约束自己对韦莲司的感情并最终在中国完婚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胡母23岁起守寡，一手把胡适抚养成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常带着爱、敬意和负疚的心情想起母亲。他非常明白，如果毁弃婚约将会给母亲带来巨大打击，因此最终决定顺从。像鲁迅一样，胡适也是“为了母亲”结婚的。
显而易见，反抗一个专制的父亲或一群亲戚，像顾维钧和赵元任分别做的那样，比在感情和道义上违背母亲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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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交谊维持五十年，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韦莲司是这少数人中，最重要的一个。
两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在胡适去世之后，韦莲司继续与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联系，并整理胡适写给她的英文书信，在1965年将信件寄赠胡适纪念馆。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极致表现和最圆满境界，都体现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一句话上。“成眷属”成了中国爱情故事在结局上悲喜剧的最后判断。从《孔雀东南飞》，到《西厢记》，到《三言》中的著名短篇故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以至于《红楼梦》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在这样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爱情观：爱情最后归宿必定是婚姻。否则，便是爱情的悲剧，如梁山泊与祝英台。
韦莲司与胡适的恋爱故事却完全不在中国人的这个老套之中，他们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模式之外，别立了“虽不成眷属，而一往情深”的模式。
从1937年10月26日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得知，胡适是韦莲司毕生惟一想嫁的男人，但她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惟一想嫁的男人，永远成不了她的丈夫。然而，这个事实丝毫无碍于她对胡适终其一生的情谊。
韦莲司终身不嫁，在胡适和韦莲司50年的交往中，我们只见深情，而没有恩义的牵绊。在现有的材料中，我们看不到韦莲司有“误我一生”之类怨叹，尤其是她晚年善待江冬秀，而在整理胡适书信上，更是做到了“死而后已”。
回看韦莲司的一生，其实也只有一个“情”字能在时间的流里，闪烁着悸人的光彩。这光彩所回映的也许只是初凝眸的一刹那，也许是一次午夜的倾谈，一抹共赏的夕阳，山道上的一个黄昏，水边的一个午后……
第512章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江冬秀与胡适的结合，有着一段戏剧性的过程。前边提到，江冬秀与胡适原是亲戚，具体说来，胡适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有一次，江冬秀的母亲到绩溪旺川胡适的姑婆家走亲戚、看出神赛会，恰巧胡适也随母到了姑婆家。
江母看中胡适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表示要把女儿冬秀许配给他。但胡母颇有顾虑：一因冬秀大一岁，绩溪俗谚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也有“女大一不是妻”之说；二因冬秀属虎，认为属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厉害；三因江家兴旺，胡家已中落，有兴衰不相称之虑，因此不肯表态。
由于江母一心想成就这门亲事，便托胡适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塾的胡祥鉴做媒。冬秀又是胡祥鉴的学生，胡祥鉴为成全这桩喜事，便在胡母面前千般说好，万般怂恿，胡母这才同意让他把冬秀的“八字”开来看看再说。
红纸“八字”送来，经过算命先生的推断；冬秀命带宜男，两人生肖很合，不冲不克，女大一并不妨碍。胡母又把红纸八字叠好，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
那竹筒里原先也放进了几个初被选中的“八字”。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没有一点不祥之兆．胡母这才虔诚地拜过灶神，拿下竹筒摇了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八字”来，摊开一看，正是江冬秀的，真是“天赐良缘”。当时还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凑合灶神爷保佑之下定了下来。
对于同江冬秀的婚姻，胡适自己心里也并非没有想法。江冬秀没有文化，又缠一双小脚。两个人在婚前虽有过通信联系，但却从未见过面，肯定的说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就更谈不上爱了。
对于一个能娶到媳妇就心满意足的人来说，这一切或许都算不上什么。但对于胡适这样的，经历过美国生活的自由气氛，有过和韦莲司的浪漫恋爱的人。对这一桩婚姻不满意是肯定的，这一点他在家书中也曾有所流露。
但对母亲特别孝顺的他，自己多年游学在外，不能奉养母亲，归期一再延误；加上家庭经济拮据，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些都使胡适愧疚不已，他怎么敢在婚姻问题上，再违抗寡母之命，而有负于母亲所喜欢的江冬秀呢?何况旧式婚约，“名分”已定，使胡适对江冬秀也“由分生情意”，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在国外时，当他接到家中照片，见冬秀也站在母亲身旁，便在照片上题诗。诗的后半专写江冬秀道：“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
胡适信誓旦旦，表示要与冬秀同老畦亩，同偕到老。并且设想他们婚后的生活：在杨林桥边盖房，辟园种菜，他教冬秀读书，冬秀为他具酒，夫妇耕读和乐，不必赵女鼓瑟，秦人击缶的音乐歌吹，也可使他的母亲高兴，延年益寿。这是胡适关于他们爱情生活的颇具浪漫情调的一曲畅想曲。于是，胡适一方面写信给冬秀，勉励她多读书识字。另一方面，也找些别的理由，来自我宽解，以为旧婚约“名分”已定，“亦往往能长成真实之爱情”。
他在《病中得冬秀书》诗中写道：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1914年11月，胡适与法学助教卜葛特讨论“择偶之道”，卜氏认为找对象应以“智识平等”作标准。胡适则认为：“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
江冬秀只要有尺寸的进步，也真使胡适高兴。他接家书，中说“冬秀已不缠足”，便立即写信鼓励，希望她“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习”。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变了形，放得太晚，已无法改变小脚的模样了。胡适因此而对旧习俗、旧礼、旧文化猛烈抨击，对“小脚”尤其深恶痛绝，攻击唯恐不力，大约与江冬秀直接受害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胡适在结婚前， 1917年夏天回国，曾去江村，想见冬秀一面。结果不但没有见着，反而引起一些笑话来。
《胡适的日记》中说：“……我亲自到江村。他（她）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
“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放了下来；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习惯之过……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问我，我也只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发之时……”
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年代了，这位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还躲入床上放下帐子，羞见订婚已经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这在当时却不能不作为一种趣闻，传播四乡。
幸亏胡适善于体谅人，还因此而写信劝慰冬秀，说自己决不介意，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并约定这年寒假回来结婚。
结婚这天，胡家宾客如云，喜气盈门。胡适是个新人物，要改革旧婚礼，提出了七条：不择日子；不用花轿、凤冠、霞帔之类；不拜堂，以相见礼代之；不拜天地；不拜人，以相见礼代之；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不行跪拜礼。另外还有一条“亲友送贺礼一概不收，惟可收贺联耳”。其中“不择日子”应该是指不选所谓“黄道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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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其实是胡适的阴历生日。婚礼前胡适自拟另一对联为“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当天他正好满虚岁27岁，“三十”乃是阴历十七日，所以可以看见“大月亮”。
胡适的几“不”基本做到了，只是由于母亲坚持，在祠堂拜了一次祖先，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婚后两个月，胡适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小姐，宣告“自创了婚礼的仪式”，除了庙见这一点，“我母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
可是在《归娶记》里，却承认“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
“吾国婚礼之坏，在于根本法之大谬。……根本的大谬为何？吾国婚礼，自称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若真能办到这八个字，亦未尝不有好处。今之订婚者，皆取决于无目的算命先生，及泥塑木雕的菩萨。父母不敢自信其耳目，又不敢信媒人之耳目，于是委责于瞎子及泥菩萨。而不知婚姻之事，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犹恐不免他日之悔。况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灵于无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萨乎？此真荒谬野蛮之尤者矣。”
婚礼上，胡适穿的是黑呢西装礼服，头戴黑呢礼帽，脚穿黑皮鞋。江冬秀身穿的是黑缎棉袄，花缎裙子，绣花大红缎子鞋。两人相对，行了三个鞠躬礼。婚礼的主要环节，是男女双方签署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结婚证书，并授受婚约指环、行相见礼，在与来宾互相鞠躬致意之后，即安排了演说环节：先是由来宾，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的同窗许怡荪、曹子才、柯泽舟、胡衡卿诸人演说，然后是胡适亲自上阵的“新郎演说”。
在收到的众多贺联中，胡适最满意的是张子高所作：“两个黄蝴蝶，同此月团圞”。“上联为吾‘蝴蝶’诗句，下联为吾‘今别离’词句也。”胡适评价道。
婚后，胡适在家里住了不到一个月。
第513章 《中国哲学史大纲》
1918年1月11日，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墓。
采薇子墓修建于上金公路旁一片桑豆混种的农田中，四周青山环抱。墓地建得较为简陋，没修墓道，需要穿过一片薯地才能来到墓前。新墓高约一米二，墓前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刻有“文化传播者——采薇子墓”及立碑年份，并无其他文字及墓志铭。墓地没有半点奢繁之气，其自然沉稳，毫不张扬的风格似乎更符合采薇子的隐逸之情。
关于“采薇子”其人，据绩溪县旧志记载，清顺治初年，有无名隐士由义子忠侍随来绩溪县上庄上溪山（今上金山）一带，衣衫褴褛，夜宿路亭，靠拾干柴煮野菜度日，偶尔入私塾作诗文，文字工整，文理深奥，多数不被人理解。有人向其索取诗文，不用草稿摇笔挥洒而就，自署“采薇子”。据此推测此人必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南明王朝旧臣。南明亡后不愿仕清而效仿殷商时期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为生并作采薇歌的故事。后来采薇子父子定居余川村汪辅老家。康熙中期，父子相继去世，当地汪姓村民将他们葬于上溪山口。
乾隆初，当地文人汪云寻访采薇子故迹为其立墓碑，题“采薇子墓”四字。
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1月下旬，胡适留江冬秀在家奉侍母亲，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胡适初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忙于教学、家庭和婚事，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不是很多，主要有白话诗《人力车夫》、《新婚杂诗》以及《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书》、《归国杂感》等文章。
1918年1月，《新青年》编委会进行了改组，成员基本由北大教授组成，由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人。自当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所有撰译稿件均由编辑部成员负责，不再接收外来投稿，而且从这一期起，全部刊登白话诗文。
1918年3月，胡适为《新青年》写了篇长文，他在3月17日的家书中说：“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也是情愿的。”这篇胡适颇为自信的长文便是1918年4月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算得上是姊妹篇，前者也是后者接续。
胡适所以写这篇文章如他文章中所说：“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指旧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
对于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破坏性的“八不主义”:即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建设性的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总而之言之，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接下来，胡适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
是的，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当然，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和文言文相比，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
所谓人无完人，文章也应该是同样。但是，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
针对有人提出：“若要用国语作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
胡适：“这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如何创造新文学呢，胡适说：“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两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作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作。……
“二）方法。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工具”，但是单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做木匠的人，单有锯凿钻刨，没有规矩师法，决不能造成木器。文学也是如此。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作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
“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
“1）集收材料的方法。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作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作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约如下：
笔趣阁
“甲）推广材料的区域。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乙）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彩。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做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作出一部《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Imagination），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
“2）结构的方法。有了材料，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结构是个总名词，内中所包甚广，简单说来，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
“甲）剪裁。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哪块料可做袍子，哪块料可做背心。估计定了，方可下剪。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先须看这些材料该用作小诗呢，还是作长歌呢？该用作章回小说呢，还是作短篇小说呢？该用作小说呢，还是作戏本呢？筹划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决定作什么体裁的文字。
“乙）布局。体裁定了，再可讲布局。有剪裁，方可决定‘做什么’；有布局，方可决定‘怎样做’。材料剪定了，须要筹算怎样做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里，便成了诗料。如今且举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个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壮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横行，小民之苦痛，都写得逼真活现，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诗《上山采帘芜，下山逢故夫》一篇，写一家夫妇的惨剧，却不从“某人娶妻甚贤，后别有所欢，遂出妻再娶”说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动人不动人。他们今日作上回的文章，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
“3）描写的方法。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 1．写人。 2．写境。 3．写事。 4．写情。 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毫不夸张的说，胡适的这些精彩论断，对今天的人们照样大有启示。
第514章 改革丧礼
1918年6月中旬，江冬秀到北京与胡适团聚。胡适在家书中说，让江冬秀早些到北京，主要是想让她受点教育，并且与朋友的女眷往来应酬。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江冬秀可以照顾胡适的生活，帮他招呼来的朋友。
虽然江冬秀奉婆婆之命“监督”胡适，不让他熬夜，“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但胡适毕竟生活上有了陪伴和照应，也能享受家庭的温暖。
经过一学年的努力，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担任了一些职务，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家事方面也基本处理妥当，办理了婚事，太太也到了北京，可以说基本上各方面的事情都在按照他的预期发展。
归国不到一年，胡适在国内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
1918年6月19日，胡适请从上海来的蒋梦麟在中央公园吃晚饭，蒋梦麟带江苏教育总会会长黄炎培一起赴宴。
席中胡适与黄炎培攀谈后才知道两家是世交，黄炎培的父亲黄燡林与胡适的父亲当年同在吴大澂幕府，黄燡林对胡传非常敬佩。
黄炎培说：“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样的后人”，这句对胡氏父子都很夸赞的话让爱惜名声的胡适听了很是受用。
他在次日给母亲的家书中说：“我在外边，人家只知道我是胡适，没有人知道我是某人的儿子。今次忽闻此语，觉得我还不致玷辱先人的名誉，故心里颇欢喜。”声誉日隆的胡适虽然结婚时曾在拜祭祖先上与母亲有过争执，但内心多少还是有重振家业、光宗耀祖的想法。
1918年9月底，北大新的学年开始，胡适主要开设“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伦理学”、“英美近代诗选”等课程，除此之外，胡适还参与校内的许多事务。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今年每礼拜只有十点钟工课，课虽不多，但仍旧是很忙的。因为我喜欢干预这样那样，故事体很多。”10月，他被推举为北大评议部评议员。
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
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涵盖了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开端到古代哲学史的终结。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萌芽于西周，成型于春秋时期，终结于秦汉时期。本书分为十二篇，由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意义开始，后探究古代哲学结胎的事情，之后由孔子老子的哲学讲起直到荀子韩非，最后由于秦汉时期怀疑主义、功用主义、一尊主义和迷信的盛行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
胡适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
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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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评此书：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很少有浅薄或谬误。
胡适本人自信的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
第515章 掀翻偶像
正当胡适忙于教书著述之时，1月23日，胡适接到了一个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消息。
上午，胡适听到邮递员在外面叫自己的名字，仆人阎海应了一声，开门出去。胡适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的预感，母亲好长时间没有来信了，莫非……
阎海拿回一张电报胡适慌忙接过，果然是绩溪上川侄子思永、思齐拍来的，说母亲于11月23日1时病逝。顿时，胡适的心沉到了无底深渊，脸色苍白，拿电报的手都不听使唤地抖起来。
听到婆婆去世的噩耗，江冬秀立时大哭起来。
“我要是知道妈妈这么快就走，我怎么搞也要和她在一起呀！”江冬秀无法自制。
“不要哭。”
胡适自己虽然已惊呆，但还能想到江冬秀有孕在身。他随即想到，这次江冬秀来，母亲似有预感，虽然舍不得她来，考虑儿子的幸福，还是催她来了。自己准备12月回家的，母亲为什么不通知自己生病的事呢？自己无论如何要提前回家的呀！
想不到去年回家完婚，竟是与母亲的永别，胡适哪里受得了呢？自父亲去世，母子相依为命。在绩溪家乡，母亲把活的希望和乐趣全放在儿子的身上。为了儿子的前途，独子14岁时，就让其去上海独闯天下，可怜她把自己的对独子的爱深深地埋在心里。14年来，母子只见了三面啊！一个上午，胡适和江冬秀眼泪不断。
母亲的突然去世，给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在回到家的当天，写下了《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一诗：“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来了?好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偷回首，揩干眼泪，招呼茶饭，款待归人。今朝，——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销！——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他那一声“好呀，来了！”
归国一年多的胡适，已经在北大站稳脚跟，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可以有条件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了，可是母亲却突然去世了。这种“子欲孝而亲不在”的痛苦和遗憾深深折磨着他。
他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二十多年来，她为我吃尽了各种苦，而我刚刚有能力报答她，却没来得及给她带来些许幸福。”
原来想自己一有所安顿，就接母亲到自己身边，尽尽孝道。想不到苦命的母亲连一天福也没有享，就这么去了。而且，临死前，儿子儿媳都不在身边。将来，这个侄子那个外孙要依仗他胡适到北京来谋事供职，他最亲的亲人却永远分享不到了 ，想到这里，胡适又失声痛哭起来。
北大的学生，这些身怀赤子之心的学子，在给敬爱的老师送行时，劝说老师节哀的同时，还不忘提醒老师当借此机会，改革丧礼。
民国时代，皇帝下台，破旧迎新。丧礼因为封建色彩浓厚，从政府，到民间，都在喊着改革。他胡适就是喊改革喊得声音最响亮的那一个。
回国后一直大张旗鼓地呼吁“改良丧礼”， 自己母亲丧礼，胡适打定主意，从自己做起。
此前。北京通俗讲演所请胡适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11月27日。不料胡适的讲演还没有开讲，先轮到他自己实行“丧礼改良”了。
11月28日，胡适与江冬秀匆匆启程回绩溪奔丧。南下安徽老家之前，胡适跟夫人，在北京，先把“讣帖”写好了。
“讣帖”，向亲朋好友报告老妈去世的帖子，相当于今天的讣告。
胡适改良妈妈的丧礼，第一步，就从写“讣帖”开始。
过去，“讣贴”中有一堆很假很封建的套话，跟亲朋好友报丧的时候，喜欢在“讣贴”上，自称“不孝子某某某”。
跟人说妈妈死了，不说生什么病遭什么灾，不直接说死因，非要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说自己“罪孽深重”，自己不死，反而把祸水引向老妈，导致妈妈死了。
胡适觉得，这种鬼话，必须改革掉。
他觉得，过去“讣贴”上，哀告亲友的时候，常用的“泣血”两个字，也要删掉。你有那么悲伤吗？你妈妈死了，你难过，这是真的，可是，你会哭得吐血吗？胡适觉得，这些自欺欺人装模作样的字词句，统统都要删掉。
胡适还把“讣贴”的署名人给改了。
过去，死个人，不是小家庭的事，是家族的事。胡适的妈妈死了，不是他和他哥的事，是他们胡氏家族的事，按照旧规矩，署名的时候，他们兄弟作为“孤哀子”，排在前头，后面还要加上一大堆胡氏家族的亲戚的名字，什么侄子，孙子，侄孙子，呼啦啦一个接一个。
在所有的名字都写完了，添上四个字：“拭泪顿首”，就是说这么多胡氏家族的晚辈，全部跪在地下，擦着眼泪，对接受“讣贴”的亲朋好友说-----
胡适“讣贴”的署名人。只留了自己和哥哥的名字，把“拭泪顿首”改成了“谨告”。
总之，徽州古老的长篇大论，规矩众多的“讣贴”，到了胡适这里变成了：“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殒于安徽绩溪上川本宅。胡觉、胡适谨告。”
这个讣告，之后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据说，很多人把它当作范文来学习。
不敢断定，我们今天的讣告写作，是胡适开的先例，但是，胡适写的这个“讣贴”，跟我们今天见到的讣告所差无几。
2月1日，胡适携妻及侄子到了绩溪。先到了中屯外婆家，还没有进门，胡适就哭了出来。老人家自己还在，儿女一个一个去世了，怎么不叫胡适悲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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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川老家到了，望着熟悉的村落，胡适仿佛到了陌生的地方。11年前和去年的归国、结婚的3次回家，还没有到家，远远望见村子里的竹竿尖，胡适的心就怦怦乱跳，他知道，母亲一定站在村口的溪桥边，含着泪，迎接他的归来。
每次回来，母亲总是淡淡地说：“来了？好呀！”就没有话说了。心头多少欢喜悲酸，多少情思，全在这淡淡的几句话里了。回到家里，母亲总是背着儿子，偷偷地揩去眼泪，招呼嗣糜喝茶吃饭。如今，竹竿尖依旧，村口的杨林桥依旧，却没有了昔日心头的怦怦乱跳；从此，村口的溪桥旁再也没有了母亲的身影。见到熟悉村庄，胡适两眼一热，大颗的泪珠流了下来。
在美国，自己设想了幅多么美好的男耕女织的图画呀！那时设想，在家乡盖屋置田江冬秀招呼农活，自己读书做文章，一边服侍老母，让她延年益寿。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消烟散云。
到家了，昔日是喜，今日是悲；到家了，昔日是盼，今日是怕；到家了，昔日是满门欢乐，今日是一片凄凉-----
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看到停在院里的棺材，胡适和江冬秀放声大哭、泪如雨下-----
家里的一件件东西，还有母亲的余温；带回来的夜来香花籽，还没有种下；母亲养的鸡鸭还在院子里觅食，慈爱的母亲却永远地去了。
徽州是那个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故乡，不但盛产笔墨纸砚，还出产“礼学家”，凡事都要讲个“礼”。讲“礼”，就得花钱。丧礼，更得花钱。
依照徽州的风俗，他们家的亲友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等等。
但是，心中念念不忘改良丧礼的胡适，歇了一下，给各处有往来交谊的人家写了一个“告白”:“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所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伏乞鉴原。”
江冬秀问：“为什么不叫送？徽州的风俗，家有丧事，家庭亲着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等件。”
“家家送锡箔和白纸，太多了，烧也烧不完，丧事完了，还是打折扣卖给店家。这是浪费。”胡适放下毛笔说。
晚上，胡适和家人谈起母亲最后的日子。原来，今年冬天，母亲气喘病初发，她以为可能和往年一样，就会自己好的。不料11月11日，母亲先像是患感冒，接着呕逆咳，不能吃饭。医生误开了“三阳表劫”药剂，服下后，母亲心烦出汗，非常困惫。又请了别的医生来看，已经奄奄一息，不能挽回了。11月23日晨1时，胡适母亲逝世，享年仅46岁。
过去，丧礼不但要烧，还要请和尚，道士，也要有哭丧棒，戴高梁孝子帽。一不做二不休，要改就彻底改，这所有的一切，胡适都取消了。
第516章 打孔家店
再有就是哭。
亲朋好友来吊丧的时候，徽州人有个像演戏彩排一样的老规矩，就是：外面打鼓，咚咚咚，表明吊丧的客人来了。里面，孝子贤孙女儿儿媳一阵嚎啕大哭，表示他们很悲伤。很明显，这是哭给客人看的。胡适认为，这个老规矩，假装孝顺，很虚伪，很丑陋。
至于大户人家花钱雇人哭，他觉得，更可鄙。
胡适交待家里人：“你真难过，你就哭，不想哭，不要硬哭，哭的时候，也不要做戏，不要假兮兮的搞出种种假声音。”
这样的大改，乡亲们不会有说法吗？说法肯定是有的，包括胡氏家族的人。只是，这世间的事，很多时候不光是事本身，更看由谁去做。胡适是谁呀，留洋那么多年，在国家的最高学府当教授，有那么大的学问，干什么肯定都是有道理的。再说了，人家是亲儿子，怎么办是人家自家的事，与别人有什么相干？而且，胡适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各家有什么事说不定什么时候求到人家，犯得上为人家自己的事得罪人吗。所以，就算是再有说法，再看不惯，也只是背后念叨念叨。
不过，胡适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废除祭礼的时候，终究还是遇到了障碍。
徽州人的祭礼很讲究，很繁琐，而且要请一班秀才主持祭礼。祭礼，跟丧礼不是一回事，祭礼是丧礼中的一个环节。
祭礼，就是活人准备好鸡鸭鱼肉的酒菜，给死者吃。古人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富裕，人生美不美满，就看有没有吃的喝的。在世的时候，可能很苦，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死了，亲朋好友就通过祭礼，给他酒菜，供他享用，祝他好走。
大户人家，停灵日子长，每天都要祭祀一次，要不是家里人的“家祭”，要不是亲戚登门“送祭”。
家祭嘛，今天大儿子祭，明天二儿子祭，后天大孙子祭。
送祭嘛，就是有钱有势的富贵亲戚送来的祭祀。
这些富贵亲戚，富而好礼，收到讣告之后，不能不来祭祀。可是，路远，没办法挑着鸡鸭鱼肉给死者“献礼”，请亡灵享用，也不方便带个秀才主持祭礼，怎么办？富贵亲戚就花钱解决，给主人一笔钱，托主人买鸡鸭鱼肉这样的祭菜，托主人聘请秀才们替他们主持祭礼。
胡适认为，无论是家祭，还是送祭，都是做热闹，装面子，摆架子，完全的形式主。于是跟亲戚们说，祭礼废了，一个都不搞。
他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恼火了。外孙是留洋的，外婆很喜欢他，但不祭祀母亲，外婆是不答应的。她把胡适叫到身边，说，什么事都依你，但是，祭礼一个不办，不行，你可以少办，哪怕你只办两三个祭。老人家应该想的是，女儿一辈子没享到什么福，黄泉路上总得吃点好的。
胡适自然也会想到这些，何况外婆70多岁了，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前面，心里悲恸，不同意自己废祭祀是很自然的。
他踌躇了一下，便对外婆说：“我依外婆就是。”
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是一般的书呆子，他琢磨了半天，想出一个改良的办法，概括而言，大概这么几点：
第一点，家祭一次完成，把胡适家族的人都喊来，来个公祭，三鞠躬，献上祭祀的牲口，读个祭文，七七八八，就结束了。
第二点，不要亲戚“送祭”。
第三点，把要来祭的亲戚邀在一块，公推一个主祭的人，其余的人陪祭，不请跟自家无关的秀才们主持，也不用送什么鸡鸭鱼肉。
第四点，七八天的祭，一次结束，十五分钟完事。
不愧是北大的教授，明明被外婆逼出的祭礼，他也能自圆其说。他说啊，把古代贡献死者鸡鸭鱼肉的祭礼，改为活人对死人致敬的祭礼，很值得推广。
胡适的理由是，死者知不知道活人的敬意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人对死人表示敬意，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要傻乎乎的问，我们的敬意，死者到底能不能领会。
到选墓地了，还有一件趣事。村里来了一个人，说：“我有一穴好地，葬下去可以包你做到总长。”
胡适不相信这一套，讽刺道：“我也看过一些勘书，但不曾见哪部书上有“总长’二字，还是请你留下那块好地自己用罢。”
隔日，胡适在先父铁花先生的坟地附近，为母亲寻了一块坟地。
后来，家里人对胡适说：“前面的棺材挡住了后面的‘气’”。
原来，乡下的人认为，胡适是“外国翰林”，他看的风水，一定是极好的地，所以在胡适母亲葬下后不到十天，就有人抬了一口棺材，摆在胡适母亲坟的前面。
胡适说：“气是四方八面都可进来的，没有东西可挡得住，由他挡去罢。”
这为后话。
12月17日，阳历胡适生日，阴历胡适结婚纪念日，胡适和家人含泪将母亲下葬。
1919年1月10日，胡适匆匆踏上回京之路，江冬秀因怀孕留在了绩溪。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这时江冬秀已怀孕，第二年3月，长孙便出世了。胡适给儿子取名“祖望”，即祖母望孙之意，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纪念和孝心。
胡适在回乡料理母亲丧事时有所感，回北京后写成《不朽——我的宗教》，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他在文中提出“社会的不朽”观念，认为这种观念可以作为自己的宗教，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个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回到北京的胡适又忙碌起来。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胡适被聘为顾问。是年2月，胡适被聘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当时发表白话文章的报刊，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外，又有《国民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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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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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
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易白沙（1886—1921）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家居白沙井。因平生钦敬明代名儒白沙先生陈献章的言行文章，而改原名易坤为易白沙。从小刻苦好学，熟读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
辛亥革命后，安徽独立，但社会混乱，兵痞横行。他与革命党人组织青年学生为青年军，任大队军监，率军打击乱军头目，维护社会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奔走湘、皖之间，力劝当局者响应讨伐袁世凯。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发表揭露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祸国殃民罪恶本质的文章，启发国人觉悟。
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孔子平议》等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檄文。
他率先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倒思想和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他明确倡导“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体现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湖南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个充满悲剧色彩之人。1917年，易白沙回到长沙任教，曾任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文史教习，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但是国运不兴，国势日衰，他忧心如焚，对时局深感失望，1919年从上海回到长沙，独居祖先墓庐和岳麓山僻室两年。期间编写《帝王春秋》一书，列举几千年君主专制的丑陋恶习，孙中山称之为“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矣"，并为该书题签推介。
孙中山还两次致信，邀他相助革命宣传事业。易白沙没有很快答应，而是于1921年4月底，只身一人潜赴北京，暗杀北洋军阀头目。但因军警戒备森严，难以得手。易白沙又南下广州，面见孙中山，要求“组队赴北方杀贼”。国民党人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易白沙顿感绝望，遂于1921年端午节渡船赴明代名儒陈献章故乡新会县陈村，蹈海自杀，以死报国，时年仅35岁。
第517章 倡导＆quot;易卜生主义＆quot;
新文化领军人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他重点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同时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
此外，还有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在国外时，胡适曾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同样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
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
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
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
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
上海县知事呈文言道：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
胡适在文章中指出：“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胡文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前边说了，他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他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是：“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什么时候，读到鲁迅《我之节烈观》这些犀利的字句，都不能不心悦诚服。
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由此可见，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共同的战斗。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胡适在序言尖锐抨击孔丘，指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在胡适看来，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充分表现出了五四时代的胡适，“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有史家考证，胡适这篇文章，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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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吴虞说的应当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
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龙桥乡人。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
吴虞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张男女平等,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虞还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吴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为.asxs.。……考的范围统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不孝也；战阵无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
在他看来，中国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除去君主专制与家族制度，而儒家伦理学说、社会组织上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必须加以批判。吴虞反对以礼为准则的等级观念，揭露儒教以礼杀人的本质。他在鲁迅《狂人日记》的启发下，以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揭露“吃人的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他认为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礼，学礼、复礼、传礼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动的主线。孝是维护封建道德的主要内容，礼则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现形式。吴虞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家道统”的作用，就是思想专制。
他坚定地认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
吴虞于“五四”运动前后，被称为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他的思想在当时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第518章 精彩篇章
胡适进北大后，也给北大推荐了多名人才。
蔡元培曾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仁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加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成为《新青年》的卫星刊物，也成为不新文化运动中的生力军。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
在伟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齐名，被时人称之为“陈胡”。
白话文学的提倡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北大校内的反对者就出版了《国故》、《国民》与之对抗，后来南京又有吴宓、梅光迪等人主办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
这一年的2月、3月间，传出谣言，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经被驱逐出京。
前边讲过了，林纾则除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荆生》等小说影射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外，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函，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在《公言报》发表长信，对林纾的攻击一一加以解释和反驳。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比起陈独秀来，较为温和，做事不够果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一些，但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
比如，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答辩书写道：“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写不出来的。
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文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1918年6月15 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
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880年，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接着，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他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
“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
“第三，道德 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年—1906年5月23日），挪威戏剧家，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快乐，无视传统社会的陈腐礼仪。其突出贡献是在欧洲现实主义戏剧走向衰落，自然主义和颓废派文学十分泛滥的时代，高举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并创造了以设疑性构思、论辩性对白和追溯性手法为基本艺术特征的“社会问题剧”体裁。其创作实践和社会影响，也足可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媲美。最著名的有诗剧《培尔?金特》（1874～1875），社会悲剧《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海达?加布勒》（1890）；象征性剧作《野鸭》（1884）、《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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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9章 五四运动中的胡适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第四部分，一般被视作最为精彩的篇章。
他写道：“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
“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骗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胡适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球）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球），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适开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请自己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女儿露茜（Lucy）利用休假机会到日本游历、讲学。3月，与胡适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后，写信给胡适，建议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胡适马上写信给杜威，邀其到华讲学，
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后任南高师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欧考察战后教育，3月14日，他们顺道经过日本时，当面拜访杜威并邀请他到中国讲学。
在后来杜威博士致胡适的函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形成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国，住不长的时间，以游历为主，间或做几次演讲，于七八月间返回美国。但当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候，他改变了原先游历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杜威愉快接受了来自中国弟子来华讲学的邀请后，国内随之启动了杜威来华的接待事宜。
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电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最后以五个团体的名义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这五个团体是：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尚志学会。在邀请杜威来华过程中，南高师是最积极的，郭秉文亲赴日本，陶行知作为南高师的代表联络各方，并亲拟南高师接待杜威的办法数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9）、蒋梦麟（1886-1964）等磋商。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作为杜威来华的知识普及和思想预热，胡适于3月在教育部会场作了四次《实验主义》演讲，演讲分七部分，前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实验主义的历史和詹姆斯的学说，后半部分主要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包括哲学观念、论思想、教育哲学等内容。胡适为此次的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
1919年4月27日，杜威等一行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亲自到码头欢迎，并接到江苏省教育会招待寓沧州别墅下榻。
表面来看，杜威来华，不过是他的中国弟子邀请老师游历中国并顺便讲学，但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用意。如杜威的学生们所说：“杜威博士来华，正值大学动手革新的时候，但是我们几个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的中国弟子希望借助于杜威“光芒”，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杜威来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杜威来华之后，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精神，与五四运动变革社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杜威来华后的第一场演讲，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会场人头攒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
杜威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蒋梦麟、胡适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阐释为“养成智慧的个人”“大家共同做事”，后者则结合杜威教育哲学，将两个条件具体解释为：“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此后，这两个民主主义教育的条件，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至今。
杜威来到中国的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立即投以关注的目光。
他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在《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符合他的通过社会改造建设民主社会的理想。中国的新生势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想留下细细观察。于是，他改变了行程，两次续假延长在中国的时间。
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中国，直到1921年8月2日离开，杜威在中国两年三个月又三天，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讲演，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所讲内容广为传播。
杜威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描述在中国的演讲情况：“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做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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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0章 胡适谈五四运动
5月3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信，报告杜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讲游历计划和大致到京时间，并请蔡元培商请教育部就聘请杜威一事致电哥伦比亚大学。
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时，胡适正在陪同导师杜威在上海讲学。5月7日，胡适参加了上海响应北京爱国学生的国民大会，会后又跟着队伍游行，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夹袍都湿透了。
5月8日，他便从上海赶回了北京。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进行抗争，由于胡适在教授中威望较高，所以蔡元培不在时，实际上是胡适在北大主持大局。
6月初，北洋政府大肆逮捕学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为关押学生的第一监狱。第二天，胡适借得一张执照，得以进入北大法科，探望被关押在那里的学生。
这时，胡适做了三件事。第一，通过交涉，给关押的学生送去了三十多个铺盖，不过关押的学生多达176人，肯定不够用。第二，学生被关押后，长时间没吃饭，胡适探监知晓情况后，立即委托北大的教职员工买了一些面包送进去，以免学生挨饿。第三，忙完这一切后，立刻给报社主笔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将详细情形报告给了上海的新闻媒体。收到胡适这封长信后，张东荪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的标题将此信全文发表在6月8日的《时事新报》上。
6月1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并委托胡适将这封传单翻译成了英文。当天下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
满怀激愤的胡适于当晚即写了《“威权”》一诗：
“一、（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他说：‘你们谁敢不尽力做工?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二、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苦工，头顶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三、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如此强烈地抨击专制当局的诗，在胡适的诗文里是少见的。
胡适同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发动在京的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营救陈独秀。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胡适希望借乡谊来打动吴，向他递上了对陈独秀的保释书。表示陈独秀不管言论行为是否过当，其本意还是为了爱国，希望警察厅能本着爱护士林的精神，交保释放陈独秀。
为此，他还邀约安徽旧派文人马其昶与姚永概出面营救陈独秀。此二人是陈胡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但是，当陈独秀被捕之时，两人却签名保释陈独秀。表现了有良知的文人的风范。
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间被释放出狱。
7月，在营救陈独秀之余，胡适还为傅斯年、罗家伦辩冤白谤。由于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导者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不够激进，两人逐渐被激进的青年学生所抛弃。就在此时，出现了一种谣言，说傅斯年、罗家伦已经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为此，胡适专门致信《申报》记者，澄清了事实，为傅斯年与罗家伦做了人格证人。
时政评论刊物《每周评论》周刊，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共出版36期（第三十七期仅有第一版残校样），每期四开四版，第一至第二十五期由陈独秀主编，以后各期由胡适主编，主要撰稿者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高一涵、张申府、王光祈等，由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
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内容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补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
胡适由于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他为《每周评论》撰的稿，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比如诗歌《奔丧到家》，翻译小说《爱情与面包》等。但当陈独秀被捕以后，胡适出面召集了周作人等12人，决定继续出版《每周评论》，并由他自己代行编辑。
在后面的编辑中，胡适也延续了《每周评论》之前的立场，抨击政府对爱国人士的镇压，赞颂陈独秀不惧入狱的革命行为，有效地对北洋政府进行了反击。
综上所述，在五四运动中，胡适虽然不同于热血青年的学生们那么的冲锋陷阵，也不同于陈独秀那么激进，但还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投身到了火热的斗争之中的。
虽然，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人们把五四运动做了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
狭义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胡适并未亲身参与。至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则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从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正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冲锋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尔后，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胡适与蔡元培。
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再具体一点说，蔡元培是北大校长，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正是有了这一舆论阵地，新文化运动才会兴起。而胡适则凭借一系列的言论主张，尤其是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暴得大名”。
胡适年仅26岁，陈独秀比他大一轮，是38岁，蔡元培又比陈独秀大一轮，是50岁。三人生肖都属兔。故而，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一只“老兔子”带领一只“中兔子”和一只“小兔子”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主要的倡导者和主要的领袖之一。人们都知道陈独秀是主要的领袖之一，用电影戏剧界的话说，一号男主角。但是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些基本的新思想新观念，并对这些新思想新观念进行比较准确和清晰的解释，胡适的作用是超过陈独秀的。
胡适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是首倡文学革命，如陈独秀所说：“手举义旗的是吾友胡适之先生。这是事实，没有疑问的。”
文学革命的基本方面，手段、方法，途径，也是胡适非常清楚的揭示出来，所以很多“五四”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后来说，现在人们能够提笔作文，能够开口讲话，都是蒙胡适之先生之赐。就因为，他告诉大家，要用白话代替古文，白话怎么使用，这些具体的要求、标准都是胡适提出来的。
胡适是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出个性主义，他的那篇《易卜生主义》是最具代表性之作。用个性主义解放男女青年，使他们摆脱旧的专制主义、中华伦理的束缚，自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胡适对个性主义也作出了清晰准确的界定。
没有个性的解放，就没有国家的解放，民族的解放。
国人一向不讲个人主义，一讲到个人主义就是罪大恶极。专制者更是视个人主义为大敌，因为一旦个性得到张扬，对专制和专制者的崇拜就无法维持了。
胡适讲个性主义，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个人主义在国人心目中的恶名声，也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
对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不论是狭义的五四，还是广义的五四，这场运动可谓取得了双重胜利。
狭义的五四运动，追求的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被认为是国贼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职；另一方面，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在巴黎和会签字。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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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1章 拒胡迎蔡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1919年底，身在历史现场的胡适在当时就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在未来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是比较早向西方世界宣传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献。
在胡适看来，狭义的五四运动导致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这篇英文文章中，他写道：“1918年，几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为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而摇旗呐喊；1919年6月刚过，全国各地众多期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出。这些刊物的主编，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它们仿效我们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周评论》，多为周刊，并且几乎都是用白话文写成。据估计，这样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种，而据上海的《星期评论》报道，仅在江苏、浙江两省，新期刊就超过两百种；在湖南长沙，曾经有十种思想激进、敢于说话的周刊，它们同样处在张敬尧将军的军事统治下。
“新文化运动不可阻挡的前进势头，迫使许多老牌日报发生了彻底改变。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报，尤其是《晨报》和《民国日报》，已经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不但它们的社论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闻通讯也是用白话文写的。然而，最重要的变化还在于多数日报“增补”的版面。一年前，日报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员以及歌女的八卦新闻；但去年，占据这些版面的实际上都是对教育和哲学演讲的报道，以及翻译的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即使是那些保守党派的报纸，也会在他们的专栏里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有利可图。”
1920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由胡适起草，他和蒋梦麟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
文章写道：“今天是5月4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5月6日方才知道北京5月4日的事。日子过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这是我们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这风潮扰攘里过去了。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
“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求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在肯定“五四运动”的成效的同时，他也指出“五四运动”产生了几点不良影响：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的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况且中国眼前的学生运动更是不经济。何以故呢？试看自汉末以来学生运动，试看俄国、德国、印度、朝鲜的学生运动，哪有一次用罢课作武器的？即如去年的“五四”与“六三”，这两次的成绩，可是单靠罢课作武器的吗？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们看来，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
“（一）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现在罢课的学生，究竟有几个人出来认真做事。其余无数的学生，既不办事，又不自修，究竟为了什么事罢课。从前还可说是激于义愤的表示，大家都认作一种最重大的武器，不得已而用之。久而久之，学生竟把罢课的事看作很平常的事。我们要知道，多数学生把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这便是逃学习惯已养成的证据。
“（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无意识的行为就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要做的行为。现在不但学生把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社会也把学生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一件很重大的事，变成了很平常的事，还有什么功效灵验。既然明知没有灵验功效，却偏要去做；一处无意识的做了，别处也无意识的盲从，这种心理的养成，实在是眼前和将来最可悲观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用很大的篇幅，提出了对学生的希望和要求。如文章所说：“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这种学生活动有三个重要部分。
“（1）学问的生活。 （2）团体的生活。 （3）社会服务的生活。”
而在谈及学问的生活时，胡适有谈到了五四运动的成果：“这一年以来，最可使人乐观的一种好现象，就是许多学生对于知识学问的兴趣渐渐增加了。新出的出版物的销数增加，可以估量学生求知识的兴趣增加。我们希望现在的学生充分发展这点新发生的兴趣，注重学问的生活，要知道社会国家的大问题决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能解决的。”
而在谈及团体生活最不可少的两种精神时，似乎又涉及到了五四运动。
“（1）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
“（2）人人要负责任。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不肯负责任的“好人”弄坏的。好人坐在家里叹气，坏人在议场做戏，天下事所以败坏了。不肯出头负责的人，便是团体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国家的国民。民治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
雅文吧
在谈完了对学生的希望后，胡适在文章的最后又回到了五四运动的话题：“学生运动已发生了，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他压下去的。我们对于办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
第522章 杜威来华讲学意义深远
五四运动9年后的1928年5月4日，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讲：题目为《对五四运动的纪念》。
讲演的第一部分，讲的是五四运动背景，他言道：“中国加入欧战时，全国国民，皆抱负极大希望，以为从此以后，对外赔款，可以停付——至少可以停付五年；治外法权，可以废止；关税主权，可以收回……
“中国正式加入欧战，是1917年。前此之时，虽有华工协助协约国与德国开衅，但未经中国政府正式表示，到了1917年，中国政府公然向德绝交，向德开战。翌年11月11日，德国终于失败了，一种代表军国主义和武力侵略主义的势力，终于被比较民治化的势力屈服了，欧战遂此告终。全世界人皆大庆祝此双十一节，中国自亦受其影响。5月17日那一天，所有北京城内的学校，一律停课，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教育部且发起提灯大会，学生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
“1919年1月18日，交战诸国开和平会议于法国Versailles宫中，中国人参加者，有政府的代表，有各政党的代表，又有用私人名义去参加者，以为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必可实行，中国必能在和会之中，占据许多利益；至少，山东问题，必能从和会中得着满意的解决。然而威尔逊毕竟是一个学者的理想家，在政治上玩把戏，哪里敌得过英国的路易?乔治(DavidLle)及法国的克列孟梭(ceau)这一班人呢？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已！”
讲演的第二部分，讲的是五四运动的发生：“4月28日，国际联盟条文，正式成立，尚觉有点希望。过了两天，到了4月30日那一天，和会消息传出，关于山东方面的权利，皆付与日本，归日本处理。消息一到，前此满腔热望，如此完全失望了！全国愤怒，莫能遏制，于是到了5月4日那一天，学生界发起北京全体学生大会，开会以后，到处游行……”『
讲演的第三部分，胡适谈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
“如今且约略考究五四运动的影响，它的影响，计有两方面：一为直接的影响，一为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能使全国人民，注意山东问题，一面禁止代表签字；一为抵制日货，抵制日货的结果，许多日本商人，先后破产，实予以重大打击。故日本野心家，亦渐生戒惧之心了；再加上其他友国的帮助，故于1921年华盛顿会议中，当中国代表重新提出山东问题时，中国着实占点便宜。其结果，日本终于把山东方面的权利，“终究交还中国”了。
“至于间接的影响，那就不能一样一样地细说了！
“第一，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无涉。从此运动以后，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
“第二，为此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单说1919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其他可无论了。最奇怪的，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到了此时，全国学生界，亦顾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为此“用它一用”的观念的结果，新文学的势力，就深深占入学生界的头脑中去了，此为五四运动给予新文学的影响。
“第三，五四运动更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学生注意政事，就因他们能够读书，能够看报之故。欲使平民注意政事，当亦使他能够读书，能够看报；欲使平民能够读书，能够看报，唯一的方法，就在于教育他们。于是各学校中，皆创立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招收附近.平民，利用晚间光阴，由各学生义务教授；其结果，平民教育的前途，为之增色不少。
“第四，劳工运动亦随五四运动之后，到处发生。当时的学生界，深信学生一界，势力有限，不能做成大事，欲有伟大的成就，非联合劳工各界，共同奋斗不可。但散漫的劳工，不能发生何种势力，欲借重之，非加以组织不可。于是首先与京汉路北段长辛店的工人商议，劝其组织工会，一致奋斗。一处倡之，百处和之。到了今日，各处城市，皆有工会组织，推原求本，当归于九年以前的五四运动。
“第五，妇女的地位亦因五四运动之故，增高不少。五四运动之前，国内无有男女同学之学校，那时，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微。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论坛，对于妇女问题，渐生兴趣，各种怪论，亦渐渐发生了；习而久之，怪者不怪，妇女运动，非独见于报章杂志，抑且见诸实事之上了！中国的妇女，从此遂跨到解放的一条路上去了。
“第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例如进步的党人，特为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辟立副刊，请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民国日报》之“觉悟”，即其实例。有的机关，前时虽亦有副刊，唯其主要职务，不外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此外之事，概非所问。‘五四’以后，他们的内容，完全改变了：诸如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皆在他们的副刊上，占着首席地位了。”
在后来的岁月中，胡适也曾在多次谈及五四运动，表现了他浓重的“五四”情结。
1919年6月，北洋政府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胡适与北大多数师生坚决反对，开展“拒胡迎蔡”活动。
胡仁源出身南洋公学特班生，与蔡元培有师生之谊。按蔡元培的印象和评估，胡仁源后留学英国，虽为工科出身，但具有一定哲学思想，文笔工雅。这在蔡元培看来也是一大优点，认为性近文史哲的学生肯习工艺，尤为难得。胡仁源留学回国后入北大，曾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一度代理过校长。蔡元培主持北大后，仍请胡仁源任工科学长，而胡仁源不愿，遂改聘他人。
以曾经代理校长的人来接替蔡元培，资格自然没有问题，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只是政府内外一些人太急于除掉蔡元培，所以他们推戴胡仁源竟然不择手段，结果弄巧成拙。这些人一方面运动北大学生欢迎胡仁源出任校长，一方面发表“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蔡元培及沈尹默、理科学长夏元瑮等人。这些一捧一打的手法激起北大学生公愤。北大学生群起抗争，公开宣布拒绝胡仁源出任校长，甚至查明那些煽动欢迎胡仁源的学生给予制裁，“拒胡迎蔡”。
6月6日晚，北大学生举行全体大会，就政府任命胡仁源为校长一事通过两项决议：
一、推举代表求见胡仁源，警劝其万勿来校；
二、上书总统，请收回成命。
北大全体学生在上总统呈文中以为政府任命胡仁源为校长不合情理，因为蔡校长第二次来电，只说“卧病故乡，未能北上”，并没有说坚决不北上。蔡校长既然没有再次辞职，政府亦没有罢免明文，那么突然任命胡仁源，不仅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没有依据。现在这样突然任命，显然是想拒绝蔡校长北上复职。这是从期待蔡元培回校复职立场上说的。
从胡仁源情况看，北大学生在呈文中表示，其学问信望，均不足以担当北大校长职务，学生为自身学问计，为教育前途、国家前途计，决不敢妄从明令，听其“蟊贼大学，戕害国本”。北大学生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拒绝胡仁源，欢迎蔡元培：“拒胡迎蔡”。
第二天（6月7日）下午，在胡适等人的主持下，北大全体教职员二百余人召开紧急大会，一致决议不承认胡仁源为北大校长，继续坚持要求政府催蔡元培返校复职。当天，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处也公开致电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坚拒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继续坚持挽留蔡元培。
7月9日，胡适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论大学学制》，对恢复民国元年大学学制的提议表示异议，指出这个提案主要目的在于破坏蔡元培校长两年来的改革，使他难堪，不能回北大。胡适在文中为蔡元培改预科三年为两年、文理两科合并等改革措施进行了积极的辩护。
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蔡元培终于在9月回北大复职。蒋梦麟被任命为总务长，胡适被任命为代理教务长，协助蔡元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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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拒胡迎蔡”的运动中，胡适由于在北大师生中有极高威信，他的作用是别的人无法取代的。
第523章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5月29日，杜威夫妇到达天津，由胡适迎至北京。6月，杜威在北京先后作了《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此后直到1920年3月，杜威主要在北京各学术机关团体演讲，基本都是由胡适担任翻译。9月，北大正式聘请杜威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这中间胡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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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提到过，杜威来华讲学， 1919 年 5 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 年 7 月离北京回国。两年多期间，曾在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 11 省举行演讲。在北京、南京两地作系统讲演，在北京高师、南京高师两校讲学。报刊大量发表其讲演，如《新教育》杂志 1 卷～3卷各期均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并刊出“杜威专号”。
北京晨报社出版《杜威五大讲演》，两年内印行十几版。并出版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两校学生的听课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和《平民主义与教育》。稍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杜威五大讲演》内容囊括了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的中国形成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各种各样社团以及相应的报刊陆续诞生，各级各类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的大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到处传扬。要知道，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上风起云涌之时，知识界正在进行“新与旧”的论争，杜威的到来壮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统学说更成为当时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传播。
近一百多年来，难以计数的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杜威这样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亲自来到中国讲学，其停留时间之长，所到地域之广，宣扬自身学说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广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国思想家、学者都无法与其相比的。
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达成共识要“以儿童为本位”以及“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指导思想进行学制改革。这一指导思想借用了杜威“儿童中心说”的教育理论，化用了杜威的“智能个性论”和“共同活动观念和习惯学说”。
1922年11月1日，上述指导思想下的“新学制”颁布，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采用美国式“六三三”分段法，奠定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基础教育新旧交替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中国基础教育的教材选编上也打破了之前陈腐、学究气、脱离实际、一成不变的局面，更多地从儿童的天性和爱好出发，关注现实，并讲求实用性。而杜威的“活动课程论”影响了中国1920年代开始的课程改革，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学采用学分制和综合课程制，与之配合则要求开设大量选修课。
教育学在中国大学中成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发端于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教育研究科。研究科的创立与一年前到访中国的杜威实有密切的联系,北高师既借助了“杜威热”的影响,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师的授课,不仅是为了推广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更是为了将教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Demod Edu原本就是作为大学教材编写的,被来华讲学的杜威选为授课教材主要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杜威的授课实际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者,这是他的理论能持续而深远地影响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杜威对中国教育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直接指导及授课的学生包括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教育家陶行知、中国幼教事业开创者陈鹤琴、北大校长蒋梦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这些人把对杜威教育理念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应用于实际，他们的教育版图从幼儿教育贯穿高等教育。
杜威来华讲学，使“吾国教育界顿开一新纪元”。这一新纪元包括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教育理论方面，以杜威的弟子为核心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输入了教育哲学的新学科，开启了教育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方面，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幼稚园教育，进行南高师的教育教学改革，创办南高师附小、附中、鼓楼幼稚园、晓庄乡村师范等中国式“杜威学校”，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学派”是由一个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随者和实践者而成的学术流派。杜威来华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师承性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华弟子为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分别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与平民教育、幼稚园教育上得以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
如果说胡适是杜威哲学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那么陶行知可以说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结合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师范，将生活教育理论付诸实践。
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与杜威一样批判传统教育与生活的脱离。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到陶行知这里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颠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决的是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学校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急需的不是完善学校教育，而是唤醒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因此，陶行知反对把目光限在学校教育改进上，这样做太狭隘。
他指出：“教育可以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其力量极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就是要发挥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会办成学校，去教育广大民众，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唤醒他们的民主意识。遵循这一思想，陶行知重视平民教育、社会教育。
1923年5月，他与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与朱经农(1887-1951)合编《平民千字课本》，通过筹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只是运用于南高师的教学改革中，还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实践中，开展乡村教育。“教学做合一”是对杜威“做中学”的创造性发展。
杜威的“做中学”只重视“行”，没有其他。陶行知则从行知互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阐释知行合一于行，在认识论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学”。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他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将之运用到民主社会建设之中。
杜威来华讲学既然作为一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和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华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进一步构成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华期间，杜威通过给女儿的私人书信以及给美国国内刊物写报道等方式，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并且，他在中国所作的两百余场讲演无不紧扣五四时代主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学、学生运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这也就使得他的中国之行，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
第524章 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胡适接手编辑《每周评论》之后，针对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谈论政治、各种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于7月初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而正是胡适的这篇文章，很多年来，在中国大陆饱受诟病和指责，也曾被罗织了很多罪状，诸如疯狂的反对和抵制马列主义，反对进步。很多人将此文做为胡适与革命阵营分道扬镳的分水岭，是所谓胡适走上的反动的开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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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仍有人认定：“此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在论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理论上虽然不很成熟，运用理论亦尚不熟稔，却通过论战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进道路。这次论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也促使新文化运动阵营产生分化。一批先进分子通过论战，更加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更加重要，‘不通过他们直接的，或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是不会对某种学说深信不疑的’。同时，尽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在论战之初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但随着论战的深入，他的观点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学生青年偏偏不谈问题而谈主义，尤其是《星期评论》、《新青年》，……而胡适仍然坚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逐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中分化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没读过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文，却发表了那么多义愤填膺的议论。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读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看看胡适在文章里说了什么。
以下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这便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原文。怎么说呢，在笔者看来，如果抛开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历史背景，不带任何偏见。如果真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的了解，而不是读过了《共产党宣言》，就自以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的人。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多次在《共产党宣言》再版时指出，宣言的有些观点已经过时，而现在还有人认为宣言是“句句是真理”。也不要忘了，对于很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这样和那样，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像宗教徒那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本人曾愤怒地说，“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知道自己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的，如果真的懂马克思主义，懂历史科学，应该不难发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而在很多方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至少，当年的胡适，比现如今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像信仰宗教那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离真理要近得多。
第525章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
而且，所谓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引发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场大论战，也不是事实，而是后来之人地炒作。
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确是有争论的。
他文章发表后，第一个回应的是蓝公武，第二个回应的是李大钊。
蓝公武批评胡适“有几分武断”且“因噎废食”，力挺“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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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24日，《国民公报》开始发表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一文，至7月31日刊载完毕。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摘要发表了这篇文章。
蓝公武当时是梁启超研究系(宪法研究会)的重要成员，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长，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张的同时，宣传新思潮。
蓝公武文章从问题的性质、主义学说的性质、方法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批评了胡适的观点。谈到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的方法，蓝公武认为，“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着了一种困难”，问题的性质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样。要解决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所以，必须宣传这个问题的意义和理论根据，引起人们反思而成为“问题”，才能接受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
关于主义的性质，蓝公武认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趋向或是态度”，并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他还说：“理想乃主义最重要部分”。怎样认识方法和主义之间的关系？蓝公武认为，主义与方法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实行主义可以有种种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冲突。
对胡适所讲的“主义危险”，蓝公武批评这一观点“实是因果倒置”，因为“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主义是否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那些所谓“主义危险”的论调，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横竖我们是他们的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了去他们才痛快”。他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所以不能“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
蓝公武认为，问题与主义“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他把问题、主义、方法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中心问题就是“解决方法的标准”，把它抽象出来推而广之，就成了“主义”，并且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不同，特别“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就胡适“空谈外来主义无用”“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等观点，蓝公武则认为，一方面，鼓吹主义绝不是读一二本小册子随便乱谈、滥竽充数的，无耻政客骗不了人；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简单地“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武断”，如果过于注重“实际的问题”，而抹煞了“主义学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所以，蓝公武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所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
对蓝公武的回应文章，胡适是仔细研读了的，也引起了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行文，但被李大钊的一封来信打断了。
李大钊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为此“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这是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二人在北大共事，也是好友。抬头处，李大钊尊称“适之先生”；落款处，注明“寄自昌黎五峰”。
此时，李大钊因病在河北老家休养，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离京之前，他就读了胡适的文章，当时“发生了一些感想”，有些意见完全相同，有些稍有差异，经几日思考，乃一一写出。
与蓝公武尚未“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不同，李大钊“标明”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同胡适“短兵相接”，本着探讨的态度，就“‘主义’与‘问题’”“假冒牌号的危险”“所谓过激主义”“根本解决”等问题作了回应。
李大钊也主张认真研究实际问题，不应空谈理论学说，而且胡适文章让自己“觉悟”了，“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但是，李大钊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宣传、实行主义与研究、解决问题并不矛盾，而“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实行和运用“主义”去解决“问题”。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前提是要想办法使该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能够解决该问题的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
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要研究各种问题必须先研究各种主义，如此，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如果把主义和问题隔开，社会问题和多数人“一点不生关系”，那就“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问题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李大钊反对胡适把“主义危险”和“空谈主义”有害混为一谈，认为这种危险并非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空谈主义的人造成的。
怎样实行“主义”呢？李大钊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应用两面”，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社会主义者要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对王揖唐和安福部“假冒牌号”谈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这如同“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一样，但在处理时不能良莠不分，“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更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正因为有人“假冒牌号”，我们更应该“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研究解决种种问题的实用方法。
尽管《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很少谈论布尔什维主义，而且有些同人很不满意李大钊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但李大钊并不因此而隐瞒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反而旗帜鲜明地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对所谓“过激党”“过激主义”等帽子，李大钊明确表示没有闲工夫理会它，“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胡适本打算写“再论问题与主义”，因为李大钊来信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只好推迟自己的文章。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先后于1919年8月24日、31日在《每周评论》第36号、第37号发表。
《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着重回应蓝公武、李大钊的文章。胡适集中力量作了辩解，指出蓝、李二人对自己的误会，首先是“由于他们误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而“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救时的具体主张”，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胡适认为，蓝公武的第二个误会是把“‘抽象’两个字解错了”，他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和“抄袭成文的主义”，他自己始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批评蓝、李“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胡适说，“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不能因为这点普遍性就认为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当然，他和蓝、李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就是“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胡适说，他所指的“主义的危险”，是“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闻“布尔什维主义”，不懂它的具体主张，“便大起恐慌”，宣称捉拿“过激党”，或者给人扣上“过激党”的帽子。
胡适批评蓝公武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区分开来的观点，提出对实际的改革需要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合为一件事”。把两者隔离开来，“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是人类的“大毛病”、世界的“大祸根”，“目的热”和“方法盲”是它的两种病征。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他批评李大钊运用主义为工具从事实际的运动并适应环境发生变化的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
怎么克服人类迷信抽象名词的弱点呢？在文章最后，胡适给出了答案：“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他强调，一切主义、学理都该研究，但只能作为假设的见解、参考印证的材料、启发心思的工具，不能当作天经地义的信条、金科玉律的宗教、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第526章 无稽之谈
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主张以“历史的态度”输入学说和主义。
因为《每周评论》遭北洋政府封禁，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版，其中就有《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的部分文字。文章谈及“输入学说”的注意事项和“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
此后的文字没有刊出，这篇文章后来被胡适收入《胡适文存》。
《四论问题与主义》的题下，胡适特地标明该文主要探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即对于输入各种学说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胡适将其归结为“历史的态度”，即“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他希望中国学者都用这种态度研究一切学理、一切主义，这样输入的每一个主义，“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并且避免了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主义”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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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学说怎样实行“历史的态度”？胡适认为，要注意三点：第一，要注意学说产生的时势情形，因为“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最初“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
第二，要注意“论主”的生平事迹和所受的学术影响，因为学说代表某人的“心思见解”，如不仔细分辨，就会把“个人怪癖的分子，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论主”马克思为例，对此作了说明。
第三，要注意学说的效果即“主义的价值和功用”，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改变人的言行、变换制度风俗的性质等等，观察这些效果，就能清楚学说的意义和功用价值。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为例，对此加以说明。胡适虽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但却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对其，其言辞很激烈，认为“阶级竞争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其结果是，“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前边说了，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封禁《每周评论》。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个版面。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便被迫戛然而止。
蓝公武（1887年1月23日—1957年9月9日）字志先，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
幼读私塾，后赴日本留学，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3年赴德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1904年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1917年后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
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后经亲朋营救获释。
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
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他的观点“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文末又说：“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而胡适对蓝公武、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由此可见，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
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何来剑拔弓张。
无论胡适、李大钊、蓝公武，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谁更有道理，固然也是有益处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
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 所以，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无疑是夸大了。”
至于论争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写道：我们“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多月后，李大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 条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如税收、房租、图书馆、夜校、公园、医院、孤儿院、恤老院、汽车、电车、浴所、食堂、公厕、电灯、电话、市区规划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项改良。
文章最后还说：“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许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 。可见，他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颇为赞许的。
1922 年1 月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便有感于“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因而认为必须反对“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这份《发刊词》最后还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其中明显反映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视。
1924 年，《中国青年》亦发表文章表示应“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并指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 这也表明，或许，“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而陈独秀在1920 年的几篇文章中就写道：“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因此，“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他还强调：“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那些所谓“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懒惰的心理底表现”。这种思想，几乎与胡适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动对胡适口诛笔伐的领军之人，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他主持的《湘江评论》马上发文，列举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对胡适文章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积极响应。
蓝公武和胡适本就是好朋友，李大钊和胡适关系也一直很好。李大钊遇难时胡适不在国内，后来，胡适曾尽力照顾过李的遗孀和子女。而发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时，胡适还在不遗余力的为陈独秀的释放而奔走，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之事。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对历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编撰，是最为令人不齿的。
第527章 呼吁大学开女禁
至于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为了专门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首先，20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各种主义横行的时代，包含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就有8种，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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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适所讲的，是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根本不存在针对那个主义一说。
其次，不妨看一下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历史背景。
1919年6月27日、28日，臭名昭著的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北京《公言报》，发表《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的长篇社论。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危险思潮”，“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凡是俄国“过激派”所倡导、所实行的都属此类。于是，政客们很替北洋政府担忧，筹谋应对之法。社论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也”，既不要回避，也不要畏而远之，而“宜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
7月8日，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举行的全体议员大会上发表演说，称：“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而安福部的政纲中，第四项就是“注重保育民生”。他认为，中国古已有“均田均耕”等与“近世之共产主义相近”的学说，但自古也有人如孟子认为这种学说“与中国不适”，但“此等学说，何尝不从人民生计上著想？”于是，王揖唐提议在安福部内特别组织一个“研究会”，称为“民生主义研究会”。安福部公议结果，全体均赞成。次日，《公言报》以《昨日安福部之议员会———社会主义研究之组织》为题，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并摘要刊登了王揖唐的演说。
在当时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荡中，纷纷扰扰的社会主义学说看来还是很引人关注的。王揖唐和安福部谈论社会主义的言行，在当时也算是“赶时髦”，也可称为“蹭热度”。这一事件顿时引起京城舆论界的热议。
于是，胡适有感而发，于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此文。文章开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乐部，嘲笑王揖唐们“假充时髦”的行为。不但如此，胡适还认为，这给了“新舆论家”一个教训。
胡适指出：“主义”都是应时势而产生的“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个名词”谈“主义”，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们一样谈论社会主义，都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就成了“‘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所以，他极力反对“空谈主义”，因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这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主义”，没什么用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聊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由此可见，胡适发表该文的最初诱因是安福部王揖唐也来谈论“主义”了。这在他看来，无疑是空谈抽象的主义带来的大弊端，所以不得不予以纠正。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胡适也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甚至说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又解释说：“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主义’的名词，或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而“ 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 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 我并不曾轻视。” 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地针对。
毫无疑问，胡适说的“主义”,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但读原文，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和谁过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义都“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吗？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
卡尔?波普尔说过，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胡适后来说，对于“新文化运动”，自己比较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因为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是对新语言、新文字、自我表达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后来曾说：“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他在《口述自传》中遗憾地认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可以说，胡适的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希望对这种政治转向有所校正。胡适在文中指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详细分析讨论之后，胡适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9月，胡适将自己八年来翻译的十篇短篇小说结集为《短篇小说第一集》。
他的《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民国八年十月初版，民国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
或许，他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可以作为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
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其余是白话。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这个比例，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偏向于白话写作。
他在该书“译者自序”中说，这些小说“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如果来得及，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
胡适说过，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写。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而且有个基本模式，诸如“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 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 ”，被胡适斥为“滥调小说”。
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无力做出示范，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梅吕哀》、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论文来做解说。
这番用心，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他已经看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 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 经济 ；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
从文学自身看，世界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短篇小说应是一种。
第528章 新思潮的意义
1919年年9月25日，胡适写了一篇《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刊载于同年10月15日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4期。这篇文章的起因前边说不过了，是当年5月，甘肃女中学生邓春兰在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要求北大开女禁的公开信。
胡适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的文章中写道：
“第一步 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是中国女子是外国女子，这是养成男女同校的大学生活的最容易的第一步。
“第二步，大学当先收女子旁听生。大学现行修正的旁听生规则虽不曾明说可适用于女子，但将来如有程度相当的女子，应该可以请求适用这种规则。为什么要先收女子旁听生呢?因为旁听生不限定预科毕业，只须有确能在本科听讲的程度，就可请求旁听。现在女子学制没有大学预科一级，女子中学同女子师范的课程又不与大学预科相衔接，故最方便的法子是先预备能在大学本科旁听。有志求人学教育的人本不必一定要得学位。况Ⅱ修正的旁听规则明说旁听生若能将正科生的学科习完，并能随同考试及格，修业期满时，得请求补行预科必修科目的考试，此项考试如及格，得请求与改为正科生，并授与学位。将来女子若能做得这一步，已比英国几个旧式大学只许女子听讲不给学位的办法更公平了。
“『第三步，女学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把课程大加改革，总得使女子中学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的入学程度相衔接，使高等女子师范预科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若能添办女子的大学预科，便更好了。这几层是今日必不可缓的预备。现在的女子中学，程度太浅了，外国语一层，更不注意，各省的女子师范多把部章的每年每周三时的外国语废了。即使不废，那每周三小时的随意科，能教得一点什么外国语？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预科，去年只有每周二时的外国语，今年本科始加至每周五时。高等师范本科的学生竟有不曾学过外国语的。这是女子学校自己断绝进大学的路。至于那些教会的女学校，外国语固然很注意，但是国文与科学又多不注重。这也是断绝入大学的路。依现在的情形来看，即使大学开女禁。收女学生，检[简]直没有合格的女学生能享受这种权利!这不是很可怪的现象吗?
“前两个月，有一位邓女士在报上发表他给大学蔡校长请求大学开女禁的信。我初见了这信，以为这是可喜的消息。不料我读下去，原来邓女士是要求大学准女子进补习班的！补习班是为那些不能进预科的人设的。一个破天荒请求大学开女禁的女子，连大学预科都不敢希望，岂不令人大失望吗？这个虽不能怪邓女士，但是我们主张大学开女禁的人，应该注意这一点，赶紧先把现在的女子学校彻底研究一番，应改革的，赶紧改革，方才可以使中国女子有进入大学的资格。有进大学资格的女子多了，大学还能闭门不纳女子吗?
“以上三层，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虽是主张大学开女禁的，但我现在不能热心提倡这事。我的希望是要先有许多能直接入大学的女子。现在空谈大学开女禁，是最没有用的。”
在这里，胡适不仅是呼吁大学开女禁，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开女禁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在一个旧势力笼罩的社会，大声呼喊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解决具体问题，当然会更加重要。
胡适支持大学开女禁，固然是基于他留学期间，对女子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留学期间与韦莲司、陈衡哲等知识女性的接触认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受吴弱男的影响。
在胡适的藏书中，可以发现数册吴弱男赠送的英文图书。胡适在家书中也多次提到吴弱男。
他在1918年清明节家书中说：“我在外国习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他（她）谈谈。”
同年5月17日胡适在家书中称赞吴弱男：“是中国女子中很难得的人物。他（她）在英国留学了六年，很读了些书，却又极能治家。”
吴弱男(1886-1973)，安徽省庐江县南乡沙湖山人。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夫人，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君遂），祖父是著名的淮军将领吴长庆。（清末四公子是指晚清太子党，朝廷重要官员后代。另三人是：谭嗣同、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丁惠康，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
吴弱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日本东京，在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是中国妇女运动先驱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史馆员。
据吴弱男回忆，她去日本时年仅14岁。原打算入夏田歌子所办的实践女学校，但由于此时该校清朝留学生招生限额仅30名，且限定学龄在16至40岁之间，年龄不合格，乃改入青山女子学校。
吴弱男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的女学生。何香凝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秋瑾于1904年赴日本留学，吴弱男留学日本当在何、秋之前。这与其父吴保初徜徉于维新与革命党之间，具有较进步、开放的思想有关。到日本后，吴弱男深感中国妇女压迫深重，追求女权，决心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先生信任，并在中山先生主办《民报》时担任过他的英文秘书。
吴弱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已有相当影响。她于1905年春在日本与章士钊相逢。1905年夏秋，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章士钊拒不加盟。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便接受了张继的意见，与吴弱男商议，请她劝章士钊加入同盟会。不料章土钊始终坚持己见，不愿加盟，并要求吴弱男转语中山先生，“爱情与政治不能相结合”。
吴弱男在与章士钊的多次接触中，两人竟成了情侣，后由章太炎和孙少侯的建议，两人不久订了婚约。1909年在英国两人结为夫妻。吴弱男跟随章士钊赴英、德等国，曾赋诗寓志，载于东京《民报》之上。“若论东亚西游者，我是中华第一人。”在当时，除了少数女眷随同王公大臣去欧洲之外，吴弱男也箅是最早去欧洲的东方女子。
吴弱男曾鼎力营救和帮助李大钊。
吴弱男与李大钊相识，是在1915年的日本。当时李大钊在日本留学，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投稿，大概每月见章士钊一次，有时在吴弱男家共餐。1925年，吴弱男请李大钊为其三个儿子讲授社会学，每月到家上课两次。由于两个家庭关系密切，李大钊叫女儿李星华认吴弱男为干妈。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据吴弱男回忆：“李大钊被捕前，避居苏联使馆已三月余，我尝假托为儿子签办.护.照，去使馆看望，劝其尽快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先化装离东交民巷到我家暂匿。行严知风声紧，也力主速行。而守常殊镇定。守常等遂终于牺牲。时在1927年4月28日。”其后吴弱男不但去李大钊家看望其夫人，还多方筹措资金，为李大钊安葬，解决其家属生活费问题。
1961年10月10日，为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日。当天，吴弱男作为辛亥革命老人应邀由沪到京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向吴弱男祝酒时称她“吴先生”，以表示崇敬之意。10月9日，董必武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还与参会的辛亥革命老人合影留念。被邀的女性辛亥革命老人仅吴弱男和王颖两人。吴弱男每次到北京，都住在北京饭店，章士钊必前去看望她。吴弱男有时也到章士钊在北京的寓所看望。
1972年，在吴弱男86岁高龄的时候，以一位原同盟会会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中山先生诞辰寄语台湾旧友》的公开信。
文章最后，吴弱男写道：“我竭诚希望国民党中的旧友和台湾同胞们，发扬孙中山先生的反帝爱国精神，学习何香凝女士的榜样，为台湾的早日解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表达了她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
前面提到过了，1920年2月，邓春兰入哲学系一年级为旁听生，成为北大第一个女生，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生。后来女学生人数陆续增加到9名。当年秋季招考时，这9名女生全被录取。
同年，在美国曾与胡适书信交往颇多的陈衡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成为北大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北大最初与陈衡哲的联系预聘，都是由胡适负责的。北大在中国率先招收女生，聘请女教授，开风气之先，影响所至，其他大学纷纷效仿。这中间除了蔡元培校长的积极提倡外，胡适也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雅文吧
今天大学校园里的女学生应该不比男学生少.这些女大学生们，真应该感谢蔡元培、胡适等先贤们，特别是蔡元培，几乎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的。
第529章 评判的态度
10月初，胡适陪杜威到山西。1920年10月10日,，杜威在国立山西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胡适担任口译。
杜威在演讲中,着重讲述了有何方法、何余暇讲求品格道德等问题而教授学生。他批评当时教员、家长单纯以学生成绩优劣，评价学生好坏的错误倾向，要求“在竞争之外,使学生爱群尽公益有互助精神,并于学校内外洒扫清洁各事,由学生为自发的共同动作”。他提倡提高学生的自治能力，即“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杜威演讲之后，胡适作了题为《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的演讲。除了介绍娘子关外的思想文化新潮流外，还对当时山西的落后黑暗情形进行批评。山西大学的学生听了演讲非常兴奋，纷纷向胡适要求转学北大。胡适回到北大后经过商谈，北大允许山西大学预科毕业生免试入北大本科，于是山西大学学生纷纷转学北大。这一方案执行了两年。
1919年12月1号，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所发表的“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檄文，《新思潮的意义》与读者见面了。
引人注目的是，在同一号上，发表了新青年同仁共同主张的《本志宣言》。
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
宣言明白交代它的来历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书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意见全体社员的公同，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本志宣言》接下来的文字，当属“全体社员”的共同主张：“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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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了空前的政治高涨，大家都把《新青年》看成是这一运动的总司令部。
但是这个总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有人很激进，有人很平和，有人甚至不时地使用谩骂式的语言，对此，很多关心这个总司令部的人，用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
比如，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张奚若写信给胡适说：“吾非谓《新青年》登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为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
但是，更让一些人不满的是这个总司令部同仁的分歧，诸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必须指出：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正是人们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活跃，各抒己见，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久处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于忽然展现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接不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总司令部里发出不同声音，使他们无所措手足。
陈独秀1919年6月被捕，9月出狱。这期间《新青年》处于停顿状态。陈独秀出狱后，经《新青年》同仁商量，改变1918年以来轮流编辑的做法，重新交给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力主主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应该是出于重整旗鼓、统一思想、团结战斗的考虑。
当然，在对统一思想的本身，《新青年》同仁们认识上也并不统一，钱玄同就提出，若让“外界觉得《新青年》是主张统一思想的，那是很丢人的”。因为他们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本来就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的”，是提倡独立思想的。
而事实上，共同宣言的发表，也并没有阻止《新青年》同仁们分歧的近一步发展。当然，这是后话了。
然而，《新青年》同仁们对统一思想尽管有异议，共同宣言既然能够发表，说明大家还是做到了求同存异的。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既然没发表在“读者言论”一栏，也就是说，该文的主要思想，是被《新青年》同仁认可的。
细读全文，就是将其视为总司令部对前段新文运动的总结，和对下一步运动的部署，也一点也不为过。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开宗明义：“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
“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话虽然狠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那何为新思潮呢？胡适认为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湖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狠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在这里，胡适“评判的态度”也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罢，都是在鼓励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要避免盲从和迷信，要能够独立思考，就要养成一种健全的怀疑态度，就是要对既有的祖辈相传的习俗、制度等等，重新评判他的意义与价值，要拷问它在今日的社会现实中是否仍具有积极意义，对最大多数的人群，是否还有积极意义，然后再决定弃取。
第530章 白话诗
对于评判，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广州《民风周刊》等等杂志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澈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识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
“又如文学革命的问题。向来教育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于大多数人是无关系的，文字的艰深不成问题。近来教育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渐渐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实在不适用，于是文言白话就成为问题了。后来有人觉得单用白话做教科书是不中用的，因为世间决没有人情愿学一种除了教科书以外便没有用处的文字。这些人主张：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并且不配做文学的利器；若要提倡国语的教育，先须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已全体一致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案，况且用国语做文章的人也渐渐的多了，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
“为什么要输入学理呢？这个大概有几层解释。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故他们尽量的输入西洋近世的学说。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工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狠遭犯忌讳，狠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五来呢，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
“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多少总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但是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种狠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这个道理很容易解释。凡社会上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定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这许多人虽然不能提出什么新解决，但是他们平时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细细分析出来，加上评判的研究，指出不满意的所在，提出新鲜的救济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反对便是注意的证据。便是兴趣的表示。
“试看近日报纸上登的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可有反对的吗？可有讨论的吗？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反对，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证据。研究问题的文章所以能发生效果，正为所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不但如此，研究问题最能使读者渐渐的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研究的兴趣，独立思想的习惯。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
“总起来说：研究问题所以能于短时期中发生很大的效力，正因为研究问题有这几种好处：（1）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为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得讨论益处，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为问题是逼人的活问题，故容易使人觉悟，容易得人信从；（4）因为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5）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的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这是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胡适在文章中，谈到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所持态度 ，他给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
“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这是不消说的了。
“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做“整理国故”。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胡适最后总结说：”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 新思潮的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绍介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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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他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国学研究，写下一篇篇扎实深入的研究论文、书评、序、跋；创办《国学季刊》，并发“宣言”；推动古史讨论，拟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向广大青年大力推荐……整理国故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不管在史料保存与挖掘上，还是它体现的学术氛围上，都是对我国史学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第531章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怀疑是思想的.asxs.。任何人，如果他对其所面对、所接触的任何事物都不发生疑问，心中没有问题，也就没有思想的必要，也就不用去思想了。某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它是怎样发生的？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它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有了这些疑问，人们才会去思考，才会对这个事物作出评判。否则，只能是“江山依旧”。
幸好，我们有诸如胡适这样的，不断寻求改变的人。
11月29日夜，胡适最后一次，修正了他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这是他们准备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的议案。
中国古代文言文一般是不用标点符号的，古代读书人首先要下“句读”的功夫。其实，古代的外国人也不用标点符号。新式标点符号，只是五六百年前出现并推广使用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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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标点符号，不等于说不用断句。这个断句，是要读者自己来做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断句训练。《礼记?学记》记载：“一年视离经辨志”，即学生入学一年就要考核“离经辨志”的能力。所谓“离经”，是指离析经文文句，也就是断句；所谓“辨志”，是指辨解文句内容。
其实，离经和辨志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标点文言文的过程就是提高阅读能力的过程。标点有误，反映出对原文的理解必定有错误。只有反复考察原文，弄懂原文的含义，才能正确地标点断句。
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叫作“句读（dòu）”。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红笔断句，学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能够通读文章。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即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作“读”，用点来标记。所以，古人常用“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我国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符号的基础上，再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外国的技术，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西洋标点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
清末的外交官张德彝，是我国第一个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人。张德彝祖籍福建，同文馆英文班学生，曾先后八次出国游历，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同文馆是清政府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置的一所近代外语学校。张德彝随浦安臣使团出使欧美，1868-1869年写出《再述奇》(今名《欧美环游记》)，记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国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见闻。其中有一段对西洋标点符号的叙述，是最早介绍西洋标点的文字。
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著书立说的人，是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异。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符号，这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而大张旗鼓地号召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符号，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观》，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自创刊之日起，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留学期间，胡适曾先后担任《学生英文月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的主编，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学术著述。
1914至1916年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记下自己对创制新式标点符号的设想，这些日记先在友人中传阅，后来收入《藏晖室札记》。
1915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并且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
此议案后来获得通过，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公布。
新式标点符号的颁行，对方便了人们的阅读，节省读书时间，普及教育的作用意义深远。
毫无疑问，对此，胡适功不可灭。
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纪念日，杜威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仍由胡适担任翻译。
这一年中，胡适在白话诗创作翻译上取得不少的成绩，白话译诗有《关不住了》、《希望》，所作白话诗除了《威权》外，还有《一涵》、《送任叔永回四川》、《一颗星儿》、《我的儿子》、《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
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
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
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要征服诗的堡垒，谈何容易！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环，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
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
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
经过四年的尝试和创作积累，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
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尝试集》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诗体的解放”。但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要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道路毕竟艰难，出一些“放脚鞋样”的改良体诗，也就难免了。
胡适的《尝试集》名副其实，尽管在艺术水平等方面尚属“尝试”，但其开创之功和尝试精神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尝试集》出版后，“适之体”曾风靡一时。
胡适在《自序》里说：“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试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
第532章 个性主义
1920年初，胡适陪杜威到天津。1月2日，杜威在天津作《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的演讲，他在讲演中阐明：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是真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具有独立的思想、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负完全责任。胡适担任翻译。
3日，胡适在天津学生会联合会的学术演讲会上演讲《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后于1月26日写定该文。
这一次，胡适简直是用诗一样的语言进行讲说，即便是现在读起来，也不能不让人激情飞扬。还是那句话，解读他的文章，不如读原文，我们不妨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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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人生哲学渐渐变了，渐渐打破了这种迷梦，渐渐觉悟：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觉得“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还是脱不了旧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根本观念是：
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
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
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新村（日本的）的运动如果真是建筑在“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一个观念上，我觉得那是根本错误了。改造个人也是要一点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个人的种种社会势力。不站在这个社会里来做这种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却跳出这个社会去“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这便是放弃现社会，认为不能改造；这便是独善的个人主义。
以上说的是本篇的第一层意思。现在我且简单说明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什么。这种生活是一种“社会的新生活”；是站在这个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是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观念有三条：
一、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有人说：“社会的种种势力是互相牵掣的，互相影响的。这种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为你才动手改这一种制度，其余和种种势力便围拢来牵掣你了。如此看来，改造还是该做笼统的改造。”我说不然。正因为社会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牵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会影响到别种势力上去。这种影响是最切实的，最有力的。近年来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响的别种势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吗？
二、因为要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业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种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的生活。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做这种生活的人要睁开眼睛，公开心胸；要手足灵敏，耳目聪明，心思活泼；要欢迎事实，要不怕事实；要爱问题，要不怕问题的逼人！
三、这种生活是要奋斗的。那避世的独善主义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故不必奋斗。这种“淑世”的新生活，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们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我们的方针是：奋斗的结果，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现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村变为新村，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
我且举一个实际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来，有一种运动，叫做“贫民区域居留地”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学的毕业生，——在本城拣定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屋。这班人便终日在这里面做事。这屋里，凡是物质文明所赐的生活需要品，——电灯、电话、热气、浴室、游水池、钢琴、话匣，等等，无一不有。他们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顽皮的孩子，——都招拢来，教他们游水，教他们读书，教他们打球，教他们演说辩论，组成音乐队，组成演剧团，教他们演戏奏艺。还有女医生和看护妇，天天出去访问贫家，替他们医病，帮他们接生和看护产妇。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入公家医院。因为天下贫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们眼见那高楼大屋的大医院心里以为这定是为有钱人家造的，决不是替贫民诊病的；所以必须有人打破他们这种见解，教他们知道医院不是专为富贵人家的。
还有许多贫家的妇女每日早晨出门做工，家里小孩子无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们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洗浴，换洗衣服，喂他们饮食，领他们游戏。到了晚上，他们的母亲回来了，各人把小孩领回去。这种小孩子从小就在洁净慈爱的环境里长大，渐渐养成了良好习惯，回到家中，自然会把从前的种种污秽的环境改了。家中大人也因时时同这种新生活接触，渐渐的改良了。我在纽约时，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华德女士（Lilian Wald）办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条街上的贫家子弟演戏，演的是贝里（Barry）的名剧。我至今回想起来，他们演戏的程度比我们大学的新戏高得多咧。
这种生活是我所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我所说的“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的生活！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来的！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要做这一类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脚的女子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香火还是怎么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没有避火的铁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村上的童养媳妇被婆婆打断了一条腿，村上的绅士逼他的女儿饿死做烈女，你知道吗？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们有什么权利，丢开这许多的事业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可以设想，胡适在做这个讲演时，听讲演的青年学生们会怎样的心潮澎湃。
1920年3月21日，胡适在林长民家，初次见到上海求学时给自己很多思想启迪的梁启超。
胡适在1918年11月20日曾致信梁启超，希望到天津拜会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并顺便向他请教墨学问题。可惜因梁启超临时有要事，未能如愿。
二人见面之后，在墨学方面常有交流辩论。1921年2月，胡适为梁启超的《墨经校释》作序，“颇有所辨正”。是年4月，梁启超送还胡适请他指教的《墨辩新诂》，写了两封信与他辩论。
有意思的是,1922年《墨经校释》出版时，粱启超把自对胡适序言的答辩放在书前，把胡适的序言放在后面。胡适在日记中认为此举“未免太可笑了”。
3月23日，胡适写成《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对于1919年底自己曾参与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胡适承认有些草率和不切实际，他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根本错误在于只做了“工”的计划，没有做“读”的计划。胡适希望有了组织可以使工读容易实行，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胡适认为“工”的方面应该注重分工，注重个性的不同；“读”的方面应该采用互助的组合，应该注重自修能力的培养。
胡适不仅重视大学对于推动高等学问研究的作用，也很重视中学对于普及知识，培养基本素质的作用。
3月24日，胡适写成《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这篇文字中，胡适拟定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1)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胡适除了提出自己关于中学国语文(白话)、古文教材与教授法的设想外，还提出“演说与辩论”作为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指出“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此外，胡适非常注重文法，认为不懂文法的人，绝不配成为国文教员，应该把文法与作文归一个人教授。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教科书全部改用国语。这一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国语讲习所，胡适去演讲了十几次，为国语的普及积极努力。
5月，胡适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的会议，并担任主.席。
第533章 提携后进
胡适提倡怀疑，提倡评判的态度，提倡独立思考，这与他基本的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
胡适在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出个性主义，他的那篇《易卜生主义》是最具代表性之作。其意在于用个性主义解放男女青年，使他们摆脱旧的专制主义、中华伦理的束缚，自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
毫无疑问，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利益，并为实现自己的自身利益而努力，这是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必修课。
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一般中国人对西方传过来的价值观都多少有些排斥，误认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这种误解根深蒂固。古代的杨朱因主张“为我”而被孟子诬为“无君”，是禽兽。无君自然为专制君主所不容，禽兽自然被自命为君子的人所不齿。于是杨氏背千古骂名，不为人所理解。其实，杨子不过是主张，凡是“我的”，我决不让于；凡不是“我的”，我决不苟取。这是个人主义应有的基本含义。
鉴于此，中国的思想先行者们，对个人主义，通常喜欢用中文的“个性主义”来表达。这样可以避开敏感，也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
胡适解释个性主义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个人要有自由意志，二是个人要对自己所言所行负责任。因为你的主张、你的行为是你经过怀疑、思考然后自己做出的宣传，是出于你的自由意志，不是古人或他人所强加于你的。所以，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胡适讲个性主义，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个人主义在国人心目中的恶名声。但是，后来在对胡适的批判中，这也成为了他的一大罪状。
因为，很多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人，总是把无私、忘我作为对人的道德要求挂在嘴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和个人利益的思想，了解一下，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人应该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可以说这是恒古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而又争论不清的问题。
马克思说：“1842—1843年间，我做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8页）。那时，马克思从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看到方方面面、各个个人如何不遗余力的捍卫自身的利益，以敏锐的洞察力，从繁茂荒杂的意识形态的掩盖下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82页）
而这一发现，对马克思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恩格斯所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问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446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被他们自己称为弄清了问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74页）
衣、食、住等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人们最基本的个人利益，满足这些需求或者利益的活动，则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当这些需要获得满足后，情形又会是怎样呢？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32页）很明显，满足——需要——满足，不满足的谋求和实现新的需要，是人类永不枯竭的进取动力。如果我们祖先满足洞穴生活，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文明。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满足的谋求需求、谋求自身的利益的历史。关于这一点，对人类和群体说来，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每个个人来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呢？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恰恰是：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个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34页、38页、61页、86页、274页等），“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734页）
在谈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关系时，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总是说，个人利益应当无条件服从共同利益，而这又恰恰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主张相悖
恩格斯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4页）
人没有虎豹凶猛，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离开群体个人无法生存，离开共同利益个人利益也不能存在。个人利益必然结成共同利益，这个原理可以是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关系的思想中，突出的地方在于以下两方面。其一他们指出造成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与分裂的根源是分工，而消灭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连同它们的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消灭分工。“------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资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类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分工包含的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双隶制（诚然，它不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语，讲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就活动即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中，最后，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的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6、37页）
其二，正因为个人对群体的依赖，个人利益到处都在受到共同利益的呵护，共同利益也到处对个人利益发号施令，这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是共同利益决定着个人利益。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他们指出：“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突出地方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5、276页》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而由此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本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479页）。
共同利益说到底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不管共同利益对个人利益有多重要，离开了个人利益，离开了个人利益的需要，共同利益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常说，个人服从整体，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这并不是对个人利益的否定，因为整体中包含众多的个人，共同利益中包含着众多的个人利益、共同利益，也就注定比单个的个人利益更为重要。那种认为维护整体、维护共同利益的出路是个人的“忘我”、“无私”的认识其实是很荒谬的。恰恰相反，一个人越是认识到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息息相关，他也就越能积极的、自觉的去维护共同利益，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切身体会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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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对个人利益提供保障的社会，会去整天鼓吹“无私”和“忘我”吗？相反，到是处处侵犯个人利益的社会，如奴隶制和封建专制，才会竭尽所能的让人们忘掉个人利益。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胡适的这一思想同样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这当然没什么可奇怪，因为二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努力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
第534章 〈水浒传〉考证
胡适不到30岁，已经是功成名就，但他非常注意对年轻后进的帮助和提携。
1919年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林语堂获得到哈佛大学留学的“半额奖学金”，每月由清华学校提供40美元的资助。出国的时候夫妻俩只有太太的一千块大洋的嫁妆，到哈佛一年后半额奖学金又被无故取消。夫妻俩能够在海外苦撑四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胡适的帮助。
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林语堂拍电报向胡适求助。
由于他知道胡适经常资助别人，家中并不宽裕，便在电报中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没过多久，胡适果然按林语堂的要求，如数给他汇来了借款。不过，胡适附信说，这钱是北大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林兄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而且一定要到北大工作”。
林语堂收到汇款后，认为这钱有买人的意味，心中颇有些气恼，但想到可以解自己燃眉之急，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再说了，他本不想留在国外，回国到北大工作也很不错。过了一年，他到欧洲留学，经费又遇到了困难。于是，再次向胡适写信，希望再向北大借1000美元。胡适和前次一样，又如数给他汇了款。
几年后，林语堂学成回国，应聘北京大学外文系，担任英文教授。到北京后，由于胡适南下，林语堂便向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致谢，并确定还款日期。蒋梦麟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他向北大借钱的事。林语堂这才明白，胡适为了自己安心求学，也为了给北大招揽人才，节衣缩食掏腰包，或东挪西借了那2000美元！
当林语堂说出这段往事时，胡适已归道山，身边遗物只有153美元，听的人无不动容。
据林语堂《八十自叙》回忆说：“我曾由胡适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学接触过。我热烈支持中国的文艺复兴。我曾两度由他作保，汇支一千大洋。不过胡适没有向北京大学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资助我。我回国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
胡适在1920年2月5日的日程与日记中有“林玉堂信，附美元480”的记录，应与此事有关。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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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胡适对林语堂的帮助主要是经济上的，他对顾颉刚则不限于经济上的帮助，在治学方法和治学方向的影响更大。
1920年，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毕业后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希望顾颉刚留在北大负责编辑《新潮》杂志，于是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帮顾颉刚在北大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在胡适的帮助下，顾颉刚如愿以偿。当时顾颉刚月薪只有50元，维持个人生活和苏州家用需要80元。胡适请顾颉刚帮助自己编书，每月自己付给顾颉刚30元，帮助顾颉刚解决了生活问题。
顾颉刚留在北大后潜心读书，在胡适的鼓励下编辑《辨伪丛书》，并受胡适《水浒》序的启发留意古史演变，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最终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成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等：江苏苏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民国九年（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被胡适帮助过的年轻人何止以上两位。
他的学生，一代大师季羡林，在回亿他的恩师胡适时写到：“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建德（今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周一良被委为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其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七十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一良在文.革中为追求“进步”，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然而，文.革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著述的道路上，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杨联陞（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所以，季羡林大师由此而生叹。
第535章 新红学的开山鼻祖
1920年6月，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
1897年，上海一家英文报馆里的４个排字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几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人受西风的影响——“商务”两字就带上了商业竞争的意味，具有不同于一般国人的眼光和胸襟。５年后毅然以高薪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张元济主持编译事务，使这个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在短短２5年时间里，资金从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长33%的速度，至1922年达到５00万元；成为国内出版大擘，实现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选贤用能，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
一代大师蔡元培，一直与商务印书馆保持着特殊关系。
新文化运动刚起于“青萍之末”，张元济即敏感到新潮的压力与机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识较优者”。在后来几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这个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断的呼喊。
1918年，张元济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培植新来有用之人”。
毫无疑问，此时张元济已经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轻教授胡适。张元济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参与戊戌变法，被光绪召见。他的学养和抱负，决定了他要物色巅峰人物。而届时胡适正英奇纵放，立于时代潮头，万人瞩目。
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与此事当不无关系。
7月27日，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文，收入亚东图书馆当年8月出版的《水浒》一书。这是胡适考证古典白话小说的开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亚东图书馆出版校点本明清小说，推动了明清小说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小说史学科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就是这一文学与学术事件的成果。其中有关《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素为学人称道。而他有关《水浒传》的考证，也自成系列，对这部小说研究的展开，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的《〈水浒传〉考证》比他的《〈红楼梦〉考证》早一年，因此，胡适对《水浒传》的研究，从小说史学科的角度看，与他的《〈红楼梦〉考证》及其白话诗一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胡适考证《水浒传》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是将其作为作思想学问的一个例子。通过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而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实际上，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就是对（水浒传）的研究方面，也具有开创性。
首先是对《水浒传》产生与演变及版本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胡适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据《宋史》等记载，认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实存在；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证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结合《宣和遗事》和元代杂剧，探讨了水浒题材的具体情形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胡适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产生的题材依据与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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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胡适得出结论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根据胡适的考证：“（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基础与社会心理，对阐释《水浒传》的思想内涵与英雄品质，有重要的启发。
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针对鲁迅所主张的《水浒传》分简本和繁本两类、简本先于繁本的观点，他认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简本都是所谓坊贾的删节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简后的情况。对一些具体情节与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根据众英雄在征辽、征田虎王庆几无损失，而征方腊一役却损失过三分之二以及降将马灵、乔道清等在征方腊战役中没有任何表现这两点，指出相关情节是先后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水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高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对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 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金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水浒传》思想内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处。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他强调《水浒传》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于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他又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水浒题材作品的演变等角度，突出了小说细节的重要性：
“《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
胡适还特别看重《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中白话文学的进步很可惊异！……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因此，胡适的《水浒传》考证还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替将来的什么‘《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 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
胡适对《水浒传》的考证，代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系列新理念，比如重视历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变、文学性质等等，从而为小说史学科的建设，铺下了第一层基石。
胡适说，《在考证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浒故事，《水浒》的作者以及对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后，胡适总结出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在考证古史演变中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第536章 杜威和五四运动
1920年8月1日，由胡适领衔，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签名。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
《争自由的宣言》开篇便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
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9月11日，北大开学典礼，胡适作《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他在讲演中对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最近几年的学术成就很不满意。胡适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互相传递，这叫做普及”，他不希望北大的学生参与这种“普及”。而“提高”则是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希望北大人同心协力去干，因为只有提高才能普及。他希望北大人从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他指出：“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胡适的这个演讲，是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延续。
这个新学年，胡适主要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近年思潮”和“英文学”三门课程。
10月，胡适被推举为北京大学预算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天，胡适的好朋友，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找到胡适，告诉他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让他们每人辨认十种岩石，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于是胡适和丁文江拿着成绩单去找蔡元培。蔡校长虚心听取了丁文江关于整顿地质系的方案，决定聘请李四光为地质系教授，并与地质调查所联合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
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之后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1913年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之后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1916年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1921年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1923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会长。1929年春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1936年1月5日，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身亡。
1920年底到1921年初，《新青年》同人内部在是否谈论政治和在何处编辑等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和争论。
《新青年》与陈独秀的关系远比与北京大学同人的关系要深的多。无论何时，陈独秀都是《新青年》的唯一负责人，北京大学同人介入的程度往往视陈独秀的意愿而定。杂志出版地随陈独秀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也随陈独秀个人命运的变化而变化。陈独秀到哪里工作，《新青年》编辑部就搬到哪里。陈独秀到哪里任职，《新青年》就成为哪个任职机构的重要刊物。例如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就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同人刊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新青年》就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宣传刊物。1927年陈独秀被撤去党的总.书.记职务，《新青年》也就彻底停刊了。
早在1919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谈政治》，公开表明他与胡适等北京编辑同人的不同主张。《新青年》还从第八卷开始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主要窗口。
1919年12月16日，陈独秀离沪赴粵，出任陈炯明在广东新设的大学委员。当晚他写信给胡适、高一涵，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
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等12人。在通报第7卷第6号稿件已齐的同时，与大家讨论《新青年》今后该如何办：“（1）是否接续出版。（2）如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3）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陈独秀所以发这样一封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经费遇到了困难。
胡适将陈独秀的这封信给北京的同人传阅，集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编辑部自第九卷第一号迁回北京，北京同人在第九卷第一号上发表新的宣言，注意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3)暂时停办。胡适认为前两种方法可行，并说得到高一涵、李大钊、陶孟和、钱玄同等人的赞成。
1921年1月22日，胡适给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张慰慈、周作人、王星拱、高一涵八人写信，说明因为陈独秀对胡适提出宣言不谈政治和另办学术文艺杂志很生气，决定对之前的两条提议进行调整，只提出“移回北京编辑”，希望北京同人进行表决。从表决结果看，多数人赞成“移回北京”。但是这一主张遭到陈独秀和陈望道等人的反对，《新青年》逐渐从同人刊向党刊转变，《新青年》编辑同人也逐渐分道扬镳。
3月，北京各高校教师因索薪罢课，胡适利用此空闲写成《〈红楼梦〉考证》初稿。初稿写成后，胡适送给对文献非常熟悉的顾颉刚，请他校读并帮助查找新的资料。不久顾颉刚的朋友俞平伯也加入对《红楼梦》的研讨。经查阅新的资料，并与顾颉刚和俞平伯书信讨论，胡适于是年11月12日完成改定稿。
胡适在文章开篇即对之前居于主流的“索隐派”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研究走错了路，不去研究《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材料，只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接着对“索隐派”三种附会说进行了逐一批驳。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也就是学派观点的发端有其内在理路。当时，旧红学索隐派代表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本事意即：本来其事。
从《红楼梦》面世以后的二百多年里，关于它究竟是谁家故事，人们一直在猜测。无数人想从探寻《红楼梦》真事隐去的究竟，索解出其所隐藏的秘密。甲戌本《红楼梦》开篇的凡例写道：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既有“隐”，难怪人们要“索”，于是便有了种种说法。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里认为，《红楼梦》中的大多数人与事都有所影射。索隐派红学的研究者，以严谨治学态度，解密的姿态，苦心搜集文献史料，企图探寻《红楼梦》真事隐去的究竟，找到最终解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蔡元培先生多年悉心探究，于1915年11月，写出了四万余言的《石头记索隐》。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石头记索隐》，比较细密而又全面系统地对《红楼梦》进行了索隐，可谓索隐派理论的典范之作。因而蔡元培被视为索隐派红学的集大成者。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在科学化运动大潮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一种尝试。胡适提出他的科学方法：“……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实验主义”，它有两个主要特征：历史的观念，实验的态度。后来，胡适又将其表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新红学之“新”，不仅“新”在其研究方法，更“新”在其研究内容。胡适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他通过考证，将《红楼梦》的著作权还给曹雪芹，并搜辑到大量作者及其家世的材料，使后人对曹雪芹这位“奇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对“续书”的研究、脂砚斋的研究以及“探佚”等，都是由作者研究衍生出来的。因为不相信后40回是曹雪芹写的，才有所谓“续书”说；要探究曹雪芹写的后40回是什么样子，才有所谓“探佚学”。至于胡适对作者生卒年的研究，则大体厘清了《红楼梦》创作的年代。
在分析各种关于作者的相对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得出关于《红楼梦》作者的六条结论，第一条就是肯定该书的作者是曹雪芹。最后，胡适对《红楼梦》的版本进行了考证。胡适的这篇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是胡适所主张的“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
1923年，俞平伯写成《〈红楼梦〉辨》，顾颉刚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指出：“适之先生作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胡适的这篇考证在《胡适文存》中出版后，胡适曾与索隐派代表之一蔡元培有过讨论。
此年内胡适所作的小说考证还有6月11日写成的《〈水浒传〉后考》，对于自己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胡适根据新材料，纠正了一些假设，证实了一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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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7章 西方的孔子
2021年7月11日，杜威结束在中国两年多的讲学回国，胡适在杜威回国前一日晚上赶写成《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作为送行
胡适在文中总结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同时指出，“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在11个省做过演讲，胡适在此期间不仅承担了杜威在北京和山东、山西演讲的翻译工作，而且自己也演讲或撰写文章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学制改革、新教学法的推广以及平民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胡适所做的相关努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巴黎作出了把山东让与日本的决定后，中国被击垮了。它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这是杜威的《中国的学生反抗》中的一段话。
已经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杜威，1919年初和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曼赴东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游。当他们从旧金山准备启程时，收到东京帝国大学邀请他到日本作讲学的致电，他欣然答应后，又接受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增加了很多场次的讲演。杜威到日本并没把中国列在他远东之行的计划内，但他的中国学生胡适、陶行知急不可耐地发出邀请，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经日本，登门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5个学术教育团体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才有了杜威的中国之行。
杜威1919年4月30日下午从上海下船踏上中国土地，5月1日在家书中说：“我在中国睡了一晚，但是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中国还没有映入我们的眼帘”。但他由挂一国牌照的车不能进入另一个区域敏锐观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细致地观察中国的饮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书中依然只讲到缠足女子和商场见闻，未提及五四运动。
5月5日，当时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学生蒋梦麟，陪同杜威到蒋的家乡浙江杭州游览、演讲。5月7日，蒋梦麟中途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学生运动爆发了，他收到电报要求他立即回京。可以确定的是，杜威此时知道了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但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详情。
一旦他得到第一份关于五四运动的信息，他就被迷住了。在5月12日的家书中，他开篇就说：“北京的风暴似乎现在已经平静了，大臣们依旧把着官位，而学生们被释放出来了。”
接下来在信中不时穿插些运动的信息。事实上，他得出的“平静了”的消息也不准确。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
5月30日，杜威终于来到北京，目睹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惊，并为那种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所深深震撼。
由于五四运动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想留在中国看个究竟。因而他改变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国的原定计划，决定向哥伦比亚大学再请假一年，留在中国。
6月初是北京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
6月5日，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给女儿报告了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杜威后来得悉政府这样丢脸的屈服，是因为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而在前天罢市了，他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晃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6月16日，杜威在家信中说3个“卖国贼”已经辞职，学生罢课已经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诉女儿：“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想一想我们国家十四岁以上的孩子，如果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7月2日，他在家信中写道：“这里的政治气氛又紧张了。据说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两天以后，他又写道：“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象得到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
在后来发表的《中国的学生反抗》等数篇文章中，杜威对五四运动做了堪称全面、详细的记述，其中，他直言“最糟的是大学已经变成了监狱，而许多军队围着它搭起了帐篷，外面还张贴一张公告，说明这就是演讲妨碍和平的学生的囚禁之地。这是不合法的，等于用军队查封一所大学，而后其他的团体就非对政府让步不可。”
从杜威的家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的观感尚缺系统的背景，一些判断事后又被他自己所否定。1919年12月，他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作为一位哲学家，杜威对五四的关注不限于具体细节，而是以小见大，他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表达证实了他的关注程度和深度高到什么地步，几乎接近于外国驻中国的专业媒体记者。
随着观察的深入，有意无意间，不知不觉中年届六十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中，成了广义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并以独特的身份和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与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互动。
杜威参与互动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在媒体上公开发文章，他先后写了《中国的学生反抗》《学.潮的结局》《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等涉及五四运动的文章，还在家信中反复讲述五四相关的情形，其中《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有些地方他们比我们更民主》《我们看到了中国活生生的一页史实》《中国真正的觉醒》等直接讲到五四运动，并给予较高的评价“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立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
在杜威离开中国前一个月，纽约发行的《中国学生月刊》上刊文道：“杜威先生在中国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从他抵达中国到现在，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些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去他的住处拜访；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集聚在他的教室里；一些社团竞相接待他，听他的讲演；一些报纸竞相翻译并刊登他的最新言论。他的发言和讲演被竞相阅读，他的传记被精心撰写。人们认真地评论他的哲学，并毫不费力地记住他的名字。”
互动的最主要也是发生影响最大的方式还是讲座。5月18日下午7时，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真正之爱国》，5月25日晚演讲《共和国之精神》，各校学生听讲者3000余人，从讲题看就是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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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8章 光荣同样属于胡适
杜威与“五四”的深层互动最终还是在文化方面。与当时众多中国文化人与儒家传统激烈对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地批判。他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
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
他有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的问题，后来他判定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
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缘起，则要追溯到老子与孔子哲学。他对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温和的态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于道家的处世哲学。
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今雨轩为杜威举行六十岁晚餐会。
由于这年杜威的生日恰与中国农历所记孔子纪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所做的祝词中称：“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并将两人的思想作了比较，在列举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处的同时也指出相异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难养，杜威说男女平权；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导创造。”
一年之后，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对此没有反感，反而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认真地体验古老中国的习俗，由衷敬佩中国民众创建共和的巨大热情，并在《新共和》与《亚细亚》两本杂志上发表几十篇文章，内容主要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为中国辩护的意味。
1920年，杜威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杜威所倡导的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推进社会变革是实现民主的基础。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用讨论的方法替代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带来暴力的结果。
他看到中国公共集会的场所少，并在《德莫克拉西的真义》一文中坦率地表示“这是一个大缺点。”并告诉听讲的学生：“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
在这点上，1920年由苏联到中国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两年的罗素与杜威有相同判断。他感受到中国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与仇恨，根本原因在于外寇入侵和贫富差距太大，他在后来的《远东问题》中预言：“中国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放弃一切传统价值走向极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国会因为极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会认识到暴力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和平，中国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很伟大的文明。”
杜威曾与罗素在湖南督军谭延闿家共进晚餐，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时他说，希望中国的雇主和劳工之双方进步与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杜威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7月18—23日在济南讲演后，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谒孔庙、游览青岛，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离开中国前谒孔庙，也许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杜威是同意的。
有人说，上述事实表明，如果当时中国五四运动的众多发起者存有杜威那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将朝着理性、温和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后来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暴力事件发生。而现实中的众多中国人就如杜威所言，他们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从而引发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方向的五四运动。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它对教育的影响延续得最为稳定，这些影响中包含了杜威所发挥的作用。
杜威主张用科学和实验的方法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这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议，因为依靠科学实验产生的理性来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18-19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和理性成为许多人的宗教。唯物论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并非仅仅杜威少数人。
在教育上，杜威主张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要确保机会平等；教育的目的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决定，让学生成为主动、活泼、独立、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协作和服务的精神与能力，做一个能与他人合作并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人。杜威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
一个夏日的午后，杜威、胡适、蒋梦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个屎壳郎在奋力推泥团，屡败屡战。胡适和蒋梦麟都称赞屎壳郎有恒心和毅力，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因为按照杜威提出的实验主义反省“五步思维法”，屡屡失败的屎壳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杜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机构制定的《学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史称“壬戌学制”，标志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其中强调了体现杜威教育观念的七条原则：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新学制和新课程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杜威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催化的作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停留在书本、文章和各种争论上，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由文化深入到了各个层级的民智启蒙。
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的人生产生深刻影响，杜威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中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胡适当年送别杜威时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受杜威的影响，胡适在北京大学最先提倡选课制，他后来回忆说：“关于文学的功课，三十年前我们在北京，就提倡选课制。大学选课制度是让学生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让他多暗中摸索一点，扩大其研究兴趣。讲新教育要注意兴趣。所谓兴趣，不是进了学堂就算是最后兴趣。兴趣也要一点一点生长出来，范围一点一点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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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9章 忙碌之中
前边提到过，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早就有意请胡适加盟并委以重任。
192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正式决定，派高梦旦专程北上，邀请胡适南下。
4月，高梦旦赴北平，几次敲开了北大红楼西面不远的钟鼓寺14号的大门，这是胡适搬来不久的新住处。
高梦旦极为客气地请胡适去“帮他的忙”，“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他还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雄居远东最大出版机关的商务印书馆，财大却不气粗，烜赫却不凌傲，竟如此的谦和、诚挚。胡适开始婉谢，但终于不便坚持，答应暑假“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付托”。
高梦旦提出胡适带家眷同去，并且重复提了几次，对此，胡适倒是没有答应。
张元济自然极高兴。5 月15日致函胡适表示：“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
6月23日，高梦旦又致函胡适：“此间关于编译事全赖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笔墨所能尽，可俟到沪面详。惟有一节不能不预定，则移眷是也。”家眷同往，高梦旦几次面请，现在又说，惟此事要“预定”。如果表示客气，也不必说得那么多，那么重，这就有点诡谲了。
有人认为，一向淳厚甚至有点古板的高先生，在这里使了个“半诳骗”，想用家眷拖住胡适。或许他们听到风传，胡适惧内，想通过好生接待，取得江冬秀的好感，对胡适施加影响。商务可以想到的都想到了，可谓“费尽心机”、志在必得。
胡适是个大忙人，这年春天又病了一个月。他做学问“发愤得不近人情”，届时政治热情开始“破茧”，又刚刚送走恩师杜威，有太多的事要办，有太多的文章要写。
但他没有爽约，7月16日冒着酷暑，乘津浦线火车离北平赴沪。
翌日抵沪时，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庄伯俞、王仙华、颜任芝等商务高层到车站迎候，自不在话下。当时《商报》报道称：该馆“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该馆扫径结彩”，“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同梅兰芳在天蟾舞台“第一日登台一样”云云，极尽渲染夸饰之词。
胡适对这次上海之行是重视的、认真的。他中断多时的日记，续写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记录的即是商务印书馆邀请之事。
胡适到沪后，他后来回忆说：“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
他深入编译所各部门和图书馆，列席编译会议，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郑贞文、杨端六、华超、钱经宇等人讨论改革措施。杨端六畅述“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遂又递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列十四条。此外还有华超、郑振铎、郑贞文等也写了书面意见。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又身处商务多时，有深切的体验。胡适的到来，无疑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使他们的许多想法得以整理，从蒙眬变得具体和清晰，然后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此人的学问道德 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商务印书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留住胡适。
老辣如张元济,因求才心切，终于“金沙成翳”而看走了眼。但得与失是很难说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胡适是个重情义、懂感恩、有担当的人，他不能加盟商务，但他深深地知道，对商务的最大回报，就是推荐一个合适的人自代。也许他心中早有人选。他在声望上，与胡适不啻霄壤之别，却也是个将帅人物。胡适心中早有对商务印书馆更重要，和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王云五。
王云五比胡适略长几岁，只读过三年书，全靠自学成才，当过孙中山秘书，在中国公学教过胡适英语，还辅导过他“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届时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一个小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立志要打倒”商务印书馆。
7月23日，胡适到沪才一周，便去拜访老师王云五。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胡适与王云五频繁互访，倾心长谈。
自然，胡适推荐了王云五；自然，胡适返回了北平。叫人拍案的是，商务印书馆竟然接受了33岁的王云五。在这个历史关头，张元济思变，高梦旦让贤，胡适担当，商务印书馆的几个老前辈，用胡适的话说是“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
这不是说故事，也不是演电影，而是真人真事。
表明在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群人，曾经有过那样的辽远眼光，有过那样的决断气魄，有过那样的宽广胸怀。
胡适特别赞赏这件事，说“这是一件美谈”。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老辈”，“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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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极自得，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胡适于9月7日离沪返北平，他应该不会有遗憾和惋惜，反而有一种卸担后的轻松，和完成一件大事的欣慰。
但事情并没有完，对商务印书馆，胡适还有要尽的责任。
返北平后，胡适陆续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草拟了《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计一万多字。从大政方针“用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提倡那些须提倡的书”，“用研究的态度来做那些营业上利益最大最厚的书”；以及图书馆，科学实验室，编译员会议及编译员各种待遇，古籍、教科书、字典出版等等多如牛毛的细枝末节都谈到了。
9月底，张元济前往北平，10月1 日，胡适送来考察报告，三天后，张元济与胡适详谈，认为改革提议都切实可行。
当年12月，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王云五有些怯场，这毕竟是国内最大出版机构的最核心、最具主导地位的部门——只肯做高梦旦的副手。但胡适的举荐成了伯乐的鼓励，商务的信任又推演了这种鼓励，使他如帆鼓风，如马策鞭。他持“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的理念，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方针，进行整顿，引进了朱经农、竺可桢、顾颉刚、杨杏佛、秉志、胡明复、唐钺等国内知名学者，给商务带来了新气象。
1930年又任总经理，实行“科学管理”，既大刀阔斧地开拓，又“化整为零”一点一滴地渐进，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在1932年“一 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重创，他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艰难奋斗，终使商务得以恢复并发展，出书册数从1921年的772册至1936年猛增到4938册，翻了六倍以上，占全国分额的近53%，实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二次飞跃，与当时麦克米伦（M）、麦格希尔（McCraw-Hill）并列为世界三大出版社。集才气、学问和商道于一身的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得到公认。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万雄先生曾说：“从世界范畴，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变，作用如斯大、影响如斯深远，也属罕见的。”
北京大学教授郑师渠说：“商务印书馆与《新青年》、北京大学三足鼎立，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
而胡适不是一次抽彩和冒失，是他深刻智慧和伯乐之能，把一个合适的人物推到了合适的位置上。
光荣属于王云五，光荣属于张元济和高梦旦，光荣同样属于胡适。
当然，这些都为后话。
忙人到哪里都要忙。胡适赴沪专门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但人一到上海，各种各样的事就找上了门。而胡适则又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只能忙得不可开交。
第540章 胡适面见溥仪
胡适在上海期间，曾应邀多次作演讲，其中为上海一师附小、二师附小就分别做了《小学教师的修养》的演说。胡适还参观了一师附小的暑期实施示教班，认为：“这班小学生对于教师真同家人朋友一样，即此一端已很难做到。”足见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和热心。
1921年7月30日，他应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讲习会之邀，专程去苏州做过两次演讲，主题为《小学教师之修养》及《实验主义》。据当年8月4日的《申报》报道，“听者满座，颇极一时之盛”。
著名学者、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是此次演讲的忠实听众之一，听讲之后不久，他甚至将演讲内容及场景写进了小说。
7月31日，胡适到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2k小说
在讲演开头，胡适言道：”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
“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胡适提出四个方法是：(1)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
(2)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
(3)系统的研究；“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4)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8月2日，胡适到安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为安徽各界作演讲，这期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是半天便有两场讲演。其讲演主要有《实验主义》、《科学的人生观》、《女子问题》、《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好政府主义》等。其中《好政府主义》，算是胡适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这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8月6日，胡适作了安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在演讲中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建议，包括安徽大学的筹建，大型图书馆的兴办，国民学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应给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等。
这一年，是胡适在各地演讲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讲外，胡适还在京津两地作了多次演讲，包括在清华大学做《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演讲，他的理由是：机械的纪念没有意义；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8月8日，胡适返回到上海。负责主持北大在江苏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别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车于9月9日凌晨一点多回到到北京。
9月19日，胡适与顾孟余、颜任光、陈聘丞在蔡元培校长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主张大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应该“破釜沉舟”地干下去，说，“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当晚商定的事情有：“(1)图书募捐事（图书馆募捐）；(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胡适非常重视图书馆在大学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北大筹建新图书馆。5月初，胡适曾在北大教职员代表会上提议，教职员捐出当年4月份工资，用来修筑新图书馆。
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关于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谈了预科改良问题。胡适认为，应明确规定预科卒业的标准，建议举办“实验班”，来验证预科卒业的标准程度能否在一年内达成，并对非实验班预科新生提出整顿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开学，除新教员演说外，蔡校长请胡适也讲几句。胡适说，学生在择业上要考虑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为世俗的需要而违背自己的天性。他对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学术水准，培养高深学问。他希望学生应该有决心，今后不再罢课了。此外，胡适还报告了学校考试制度和设备方面的情况，指出北大应该有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面要有“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为有实力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这个新学期，胡适增开“杜威著作选读”课程，因这值杜威热，此课特别受欢迎。
为了推行白话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是国语统一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应该是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虽然不过半部文学史讲义，在当时也产生了些影响。
胡适的文学史讲义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诗章进行比较，把文学史活生生地展开听众面前。在讲义中，他反复强调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体现了胡适平民文学观。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适因为身体多病，加上因名声在外，应酬颇多，事情繁杂，忙忙碌碌中，他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归国那几年，这令他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评价自己说：“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从研究著述方面看，也确是这样。胡适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实斋年谱》,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26日，胡适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40本样书，他在日记中说：“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胡适归国后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以及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他的“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但因为涉猎较广，往往不能继续做专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说方面，胡适除了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三国志演义》作《三国志演义序》外，还完成了《吴敬梓年谱》。此外，胡适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还有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0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其实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的整理稿。
在对自己不满意的同时，他对国学界的现状也忧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记中言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跟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一年，胡适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创办和编辑《努力周报》，参与全国教育规划改革，以及北大教学研究的管理筹划等事务上。
第541章 为教学管理奔波
胡适在1921年的几次演讲中公开谈论政治，但其真正从笔上谈论政治，是从《努力周报》开始。
《努力周报》为时政刊物，四开四版的周刊，是胡适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之后创办的刊物。1922年5月7日创刊于北京，1923年10月31日终刊，共出版75期，另有增刊《读书杂志》18期。
胡适任主编，1922年底至1923年初胡适生病期间由高一涵等代理，由北京努力周报社编辑并发行。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一份重要的同人刊物，是聚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一面旗帜，也是胡适开始谈政治的场地。
《努力周报》的“这一周”评论栏目，是《努力周报》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栏目,也是胡适等同人发表时评的栏目，"这一周"栏目的评论文章充分反映了当时努力周报同人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政府的改良主张。
笔趣阁
都知道胡适归国之初曾立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他创办《努力周报》主要是受朋友丁文江的影响。
据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回忆，丁文江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的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因此，虽然高梦旦、王云五等上海的朋友都认为胡适应该闭门著书，办报是下策，但他仍然表示：“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胡适作了一首《努力歌》作为《努力周报》的发刊词。《努力歌》唱道：“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从歌词中能感觉到青春热血的涌动。
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刊登了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梁漱溟、高一涵、丁文江等16人联名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前边提到过，此文主要由胡适撰写，主旨是主张“好政府主义”。
这是《努力周报》上发表的影响较大的文章，文中指出：“‘「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文中提出政治的改革的三个基本的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画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画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画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画胜于无计画的瞎摸索。”
在《努力周报》第十二期的《这一周》时评中，胡适评论陈炯明所部围攻孙中山驻地事件：“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队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旧道德的作死尸来作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的观点引起孙中山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国民日报》上对胡适进行了抨击，有人甚至说他“丧心病狂”。
这一年，胡适在政治上引起异议的还有面见溥仪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
慈禧在世的时候虽然给紫禁城增添了电灯、钟表这些西洋玩意，甚至还修了一个小型的铁路，但是直到溥仪十五岁时，紫禁城才有了第一部电话机。因为受到他那个西洋老师庄士敦的影响，溥仪得知这个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不需要见面就能通话的东西，于是对电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想要在紫禁城里安装电话机可不是那么容易，阻拦首先来自于内务府。阻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想这位“皇帝”和外界有接触，以免给他们增添麻烦。为此，内务府大臣搬出老一套的话，说电话机是“西洋的奇巧淫技”，又说安装电话机是“冒犯天颜，有失王者尊严”云云。
可溥仪仍然执拗的要安装，内务府没有办法，于是把溥仪的父亲请了出来，希望他说服溥仪不要安装。载沣固然是溥仪的父亲。此时，皇帝虽然进入历史，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紫禁城，小皇帝还在龙椅上坐着。因此，载沣在自己儿子面前更是个臣子。
虽然他想劝说溥仪放弃这个念头，没曾想溥仪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没法子，载沣和内务府只好屈服了，紫禁城里的第一部电话机于是就这样架设起来。
座机安装好了以后，溥仪第一个打出去的电话是打给当时的京剧演员杨小楼。很快电话就接通了，溥仪十分调皮的用京剧的腔调问杨小楼说：“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电话那头的杨小楼闻言哈哈大笑，于是问他是谁？不过溥仪不知怎么想的，并没有继续和杨小楼聊下去，而是挂断了电话。
于是，杨小楼就成了第一个和紫禁城里的溥仪通电话的人。
玩的不亦乐乎的溥仪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打了电话，还恶作剧的给一家叫东兴楼饭庄打了电话，然后随便编了一个地址，订了一桌饭菜让人家送过去。
庄士敦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西洋人，经常给溥仪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给他描述世界的变化。庄士敦当时还和许多新文化人士相识，他曾经担任过文友会的会长，而他的继任者就是留洋归来的胡适，他们常常称呼他为胡博士。庄士敦为了让溥仪看到外界的变化，因此也时常挑选一些胡适的文章给溥仪看，并且在他面前多次介绍过胡适。
玩儿了一阵后，“小皇帝”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
电话接通后，胡适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一个大忙人实在觉得无聊，便直接问：“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宣统？……是皇上？”
“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严：“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确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前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
准备妥当以后，胡适去见了溥仪。但是因为溥仪没有事先打招呼，导致胡适到了神武门时，那里的守卫死活不让他进去。最后在胡适的百般解释之下，守卫才勉强同意去询问一下。又耽误一阵，才在溥仪的同意之下进入了紫禁城，和溥仪见了面。
两人相谈了有二十分钟，谈了白话文，谈了新青年，此外又聊了聊胡适去过外国什么地方。因为胡适还有事情，只好匆匆结束了这次“觐见”。
胡适后来写信给庄士敦谈起自己和溥仪交谈的十分愉快，并且近乎虔诚地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一一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看来胡适这样的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文化人士，也是为自己受到“天子”接见而自我感觉良好，足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也难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成了共和国普通公民的溥仪，出现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被人认出，竟有一大片人跪在了地上。连溥仪自己都说，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怎么可以这样”的事就摆放在那里。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
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
文章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 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他穿的是蓝袍 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纸十几种，内中有《晨报》、《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 《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
“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 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 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 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 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 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 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 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 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第542章 胡适演讲《学生与社会》全文
胡适在1922年这一年两次到济南参加全国教育方面会议，一次是7月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一次是10月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央政治腐朽、地方主义抬头、教育领域出现权力真空的时期，教育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教育社团的群体力量得以实施和进行。由于当时教育团体犹如一盘散沙，难以于全国收统一之效。
鉴于此，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者合并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五人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九人为董事。1922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公推范源濂为第一任董事长，聘陶行知为总干事。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社团。
曾先后在济南、北京、南京、太原召开年会，参与世界教育会议，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办有《新教育》《新教育评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其主要成员包括胡适、张彭春、陈鹤琴等知名教育专家。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对加速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的。该会是因后来的战乱而中止活动。
2011年12月23日 ，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大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教育专家学者、社会人士以及媒体代表出席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大会。 恢复重建发起人之一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研究员。
确定中华教育改进社使命：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完善，致力于把教育办得更好。其宗旨仍然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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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后话。
在1922年7月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胡适参与推行国语教育、英国和日本赔款用途等问题的讨论和规划。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亦称“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是民国初期民间教育社团。发起人沈恩孚、黄炎培、经亨颐等。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宗旨：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
1915 年四五月间在天津举行第一届年会，后每年举行一次，至 1925 年，共举行 11 次。历届年会所讨论议决的提案，多为当时国内教育界重大问题，如有关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修改学制、义务教育、社会教育、推广白话文及拼音字母等。
1921年 10月，广州七届年会制订的《学制系统草案》，一年后由北洋政府略加变动，颁行全国，即“壬戌学制”。1922年八届年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历时 8个月，拟订《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直接影响 20年代国内兴起的课程改革。
1922年10月份的教育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新学制问题，胡适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参会，提出调和学制会议原案与广州议案的主张，并作为新学制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对新学制的起草完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学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小学七年制改为六年制，中学四年制改为六年制(三三制)，取消大学预科。大学本科仍为四年，学生从大学本科毕业后进研究院。中等教育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路(师范教育包括在职业教育内)。中等教育中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设初中，每省只设立一所高中。11月2日，新学制正式公布，除小变动外，全部依据济南大会起草的方案。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是一件快意的事。”
胡适一直对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是很满意。1922年，他致力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北大学术刊物学术著作的设计谋划。
1921年底，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决定改组原有的研究所，作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业学术之所，计划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实际只设有国学门)。所长由校长兼任，各门设主任一名，由校长于本校教授中指任。
次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
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
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近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最早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的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诸位学者率先确立了新的史料观，开创了内阁档案整理的四个第一:开国内学术机构整理内阁档案之先河；首次对内阁档案进行编目分类整理；首次将整理档案与公布档案同时并行；率先用档案训练学生。
这四个第一充分体现了北大敢为天下先的学术风范，为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方法、人才的基础，为研究清代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月28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召开第一次会议，胡适被推举为《奖学金章程》的起草人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不久，他起草的《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获得通过。
1920年起，胡适任北大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3月8日，他召集出版委员会，讨论了出版计划、《北大月刊》的管理办法，以及计划出版三种丛书《北京大学丛书》(英文类)、《北京大学国故丛书》、《北京大学国故小丛书》。
胡适在日记中说：“此三事甚满意，为将来开无数法门。”
3月16日，胡适参加《北大月刊》编辑部会议，会议决定废止月刊，另出四个季刊：《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其中《国学季刊》由胡适负责。3月21日，《国学季刊》编辑部开会，决定该刊采用横排，做英文提要，这在当时的国内属于首创。
除此之外，胡适还在是年3月为北大拟订了《学术上的组织》草案。4月19日，他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这样，他在教学管理方面的时间投入较前为更多，并提出了很多关于北大未来发展的提议。
在10月3日北大评议会上，他提议组织新建筑金募款委员会，即日开始募款，悬额40万元，主要用于建设图书馆、大讲堂和宿舍，这项提议获得了通过。
10月7日，他又在教务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本科各系学生之第一外国语，此后不限定必修单位；但每人于毕业之前，须经过一次外国语特别考试，要须能以中西文为正确的互译；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此项提议也获得了通过。
胡适除了为北大的发展出谋划策，还积极为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是年6月10日，蔡元培先生邀集胡适等人讨论高等教育问题，胡适提出两项建议：(1)组织国立大学联合会；(2)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
此外，胡适也很关注在华教会学校的问题，并坚持自己的主张。
5月23日，胡适应邀与燕京大学教员座谈，讨论“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制度上的位置”问题。胡适首先肯定了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论》中关于教会学校的意见，然后介绍了世界各国对于教会学校实施的英德式、美国式、法国式三种政策，讨论了法国式和美国式政策在中国实行的困难。最后他希望教会内部自行改良以适应时势的需求，包括禁止小学校中之宗教教育；废止一切学校中之强迫的宗教仪节；与其教授神学，不如鼓励教授宗教史与比较宗教；传教的热心不当为用人之标准，当以才能学问为标准等内容。
是年，胡适在北京、天津和济南等地作了多次演讲，内容涉及国语教学、科学的人生观、道德教育、妇女问题、平民自治等问题。其中2月19日胡适在平民中学演讲《学生与社会》，是很精彩的，非常值得一读。
第543章 坚定地和蔡元培站在一起
今天我同诸君所谈的题目是“学生与社会”。这个题目可以分两层讲：一，个人与社会；二，学生与社会。现在先说第一层。
一、个人与社会
（一）个人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个人就是社会的出产品。我们虽然常说“人有个性”，并且提倡发展个性，其实个性于人，不过是千分之一，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是社会的。我们的说话，是照社会的习惯发音；我们的衣服，是按社会的风尚为式样；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受社会的影响。
六年前我作过一首《朋友篇》，在这篇诗里我说：“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如今想来，这百分之五十的比例算法是错了。此身至少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属于广义的朋友的。我们现在虽在此地，而几千里外的人，不少的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不能不穿衣，不能不点灯，这衣服与灯，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才造成功的。这许多为我们制衣造灯的人，都是我们不认识的朋友，这衣与灯就是这许多人不认识的朋友给予我们的。
再进一步说，我们的思想，习惯，信仰等等都是社会的出产品，社会上都说“吃饭”，我们不能改转来说“饭吃”。我们所以为我们，就是这些思想、信仰、习惯……这些既都是社会的，那末除开社会，还能有我吗？
这第一点的要义：我之所以为我，在物质方面，是无数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的；在精神方面，是社会的，所谓“个人”差不多完全是社会的出产品。
（二）个人——我——虽仅是千分之一，但是这千分之一的“我”是很可宝贵的。普通一班的人，差不多千分之千都是社会的，思想、举动、语言、服食都是跟着社会跑。有一二特出者，有千分之一的我——个性，于跟着社会跑的时候，要另外创作，说人家未说的话，做人家不做的事。社会一班人就给他一个浑号，叫他“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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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原有两种：一种是发疯，一种是个性的表现。这种个性表现的怪物，是社会进化的种子，因为人类若是一代一代的互相仿造，不有变更，那就没有进化可言了。惟其有些怪物出世，特立独行，做人不做的事，说人未说的话，虽有人骂他打他，甚而逼他至死，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怪行。久而久之，渐渐地就有人模仿他了，由少数的怪，变为多数，更变而为大多数，社会的风尚从此改变，把先前所怪的反视为常了。
宗教中的人物，大都是些怪物，耶稣就是一个大怪物。当时的人都以为有人打我一掌，我就应该还他一掌。耶稣偏要说：“有人打我左脸一掌，我应该把右边的脸转送给他。”他的言语、行为，处处与当时的习尚相反，所以当时的人就以为他是一个怪物，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虽死不改其言行，所以他死后就有人尊敬他，爱慕、模仿他的言行，成为一个大宗教。
怪事往往可以轰动一时，凡轰动一时的事，起先无不是可怪异的。比如缠足，当初一定是很可怪异的，而后来风行了几百年。近来把缠小的足放为天足，起先社会上同样以为可怪，而现在也渐风行了。可见不是可怪，就不能轰动一时。社会的进化，纯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牺牲名誉、性命，而做可怪的事，说可怪的话以演成的。
社会的习尚，本来是革不尽，也不能够革尽的，但是改革一次，虽不能达完全目的，至少也可改革一部分的弊习。譬如辛亥革命，本是一个大改革，以现在的政治社会情况看，固不能说是完全成功，而社会的弊习——如北京的男风，官家厅的公门等等——附带革除的，实在不少。所以在实际上说，总算是进化的多了。
这第二点的要义：个人的成分，虽仅占千分之一，而这千分之一的个人，就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的一切发明，都是由个人一点一点改良而成功的。惟有个人可以改良社会，社会的进化全靠个人。
二、学生与社会
由上一层推到这一层，其关系已很明白。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这是因为学生是受过教育的人，中国现在受过完全教育的学生，真不足千分之一，这千分之一受过完全教育的学生，在社会上所负的改良责任，岂不是比全数受过教育的国家的学生，特别重大吗？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视眼，没有明白的认识，远大的视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视眼戴了一副近视镜，眼光变了，可以看明清楚远大。学生读了书，造下学问，不是为要到他的爸爸面前，要吃肉菜，穿绸缎；是要认他爸爸认不得的，替他爸爸说明，来帮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选择，他能知道，告诉他爸爸，给他爸爸制肥料，选土壤，那他家中的收获，就可以比别人家多出许多了。
从前的学生都喜欢戴平光的眼镜，那种平光的眼镜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结果。教育是要人戴能看从前看不见，并能看人家看不见的眼镜。我说社会的改良，全靠个人，其实就是靠这些戴近视镜，能看人所看不见的个人。
从前眼镜铺不发达，配眼镜的机会少，所以近视眼，老是近视看不远。现在不然了，戴眼镜的机会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门来，让你去戴。若是我们不配一副眼镜戴，那不是自弃吗？若是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远的平光镜，那也是可耻的事呀。
这是一个比喻，眼镜就是知识，学生应当求知识，并应当求其所要的知识。
戴上眼镜，往往容易招人家厌恶。从前是近视眼，看不见人家脸上的麻子，戴上眼镜，看见人家脸上有麻子，就要说：“你是个麻子脸。”有麻子的人，多不愿意别人说他的麻子。要听见你说他是麻子，他一定要骂你，甚而或许打你。这一层意思，就是说受过教育，就认识清社会的恶习，而发不满意的批评。这种不满意社会的批评，最容易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识，原是为发现社会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对于社会仍是处处觉得满意，那就是你的眼镜配错了光了，应该返回去审查一下，重配一副光度合适的才好。
从前格里林因人家造的望远镜不适用，他自己造了一个扩大几百倍的望远镜，能看木星现象。他请人来看，而社会上的人反以为他是魔术迷人，骂他为怪物，革命党，几乎把他弄死。他惟其不屈不挠，不可抛弃他的学说，停止他的研究，而望远镜竟成为今日学问上、社会上重要的东西了。
总之，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有骨子。若是没有骨子便在社会上站不住。有骨子就是有奋斗精神，认为是真理，虽死不畏，都要去说去做。不以我看见我知道而已，还要使一班人都认识，都知道。由少数变为多数，由多数变成大多数，使一班人都承认这个真理。譬如现在有人反对修铁路，铁路是便利交通，有益社会的，你们应该站在房上喊叫宣传，使人人都知道修铁路的好处。若是有人厌恶你们，阻挡你们，你们就要拿出奋斗的精神，与他抵抗，非把你们的目的达到。不止你们的喊叫宣传，这种奋斗的精神，是改造社会绝不可少的。
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现在哪里去了？他们的消灭不外两个原因：（1）眼镜不适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为是一个出风头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汉子。现在人都笑他为守旧，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适用的眼镜换一换的缘故。（2）无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软了，人家给他些钱，或给他一个差事，教他不要干，他就不敢干了。没有一种奋斗精神，不能拿出“你不要我干，我偏要干”的决心，所以都消灭了。
我们学生应当注意的就是这两点，眼镜的光若是不对了，就去换一副对的来戴；摸着脊骨软了，要吃一点硬骨药。
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易卜生所作的《国家公敌》一剧，写一个医生司铎门发现了本地浴场的水里有传染病菌，他还不敢自信，请一位大学教授代为化验，果然不错。他就想要去改良它。不料浴场董事和一般股东因为改造浴池要耗费资本，拼死反对，他的老大哥与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的以情感利诱，但他总是不可软化。他于万分困难之下设法开了一个公民会议，报告他的发明。会场中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出场去，裤子撕破，宣告他为国民公敌。他气愤不过，说：“出去争真理，不要穿好裤子。”他是真有奋斗精神，能够特立独行的人，于这种逼迫之下还是不退缩。他说：“世界最有强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们要改良社会，就要学这“争真理不穿好裤子”的态度，相信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强力的人”的名言。
第544章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2年9月，《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一期出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两年的志愿，到今年始得看见第一期！”
《读书杂志》是《努力周报》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借助正刊的影响，9月《努力周报》发行了增刊，题名《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的发行并未随着《努力周报》这一正刊的终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924年2月。这期间，《读书杂志》共发行了十八期。这十八期《读书杂志》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学者，他们分别是丁文江、吴虞、任鸿隽、胡适、胡堇人、徐旭生、陆侃如、梁启超、游国恩、董作宾、刘掞藜、陈衡哲、钱玄同、顾颉刚。当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力。之后，历史证明，这十四人在未来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胡适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提出两点，可视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是“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两点在整个办刊过程中是被贯彻了始终。
在《读书杂志》中，胡适、胡堇人、刘掞藜、钱玄同、顾颉刚五人就古史问题进行过讨论，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万字。关于古史问题的集中讨论借助报刊呈之于众，很有一种努力探索氛围，各种论辩问难尤为精彩。
参与讨论的人有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胡适。这五人分作两个阵营，胡适、钱玄同与顾颉刚为“疑古派”，胡堇人、刘掞藜为“信古派”。在具体的讨论中，顾颉刚开其端，刘掞藜与之辩难，往来讨论五个回合。直到第17期顾颉刚发布启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这一论争才告一段落。紧接着，胡适在第18期撰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做总结发言，表达自己疑古立场。
在顾、刘、胡的论证中，展示出那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品格。比如顾颉刚说：“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
刘掞藜言：“我老实不客气地辩驳，觉得先生（指顾颉刚）所说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以表示我毫无成见。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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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读后感》说：“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行文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顾颉刚与胡适的真诚溢于言表，而刘掞藜的勇气也是让人敬佩。刘掞藜英年早逝，从其留下的《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讲义，以及发表在《史地学报》中的《史法通论》一文可窥其坚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风大兴之时，能够坚守自己独有的学术立场，颇显学者风范。
《读书杂志》以增刊之名，行读书之实。“疑古”“信古”之争发端于此刊，以“疑古”之胜告终。之后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为基调，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对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过于劳碌,12月10日，胡适生病，医生不让其工作，于是胡适被迫将《努力周报》的编辑事务交给高一涵。
12月17日，胡适在病中迎来了自己的31周岁生日和北大24周年校庆，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回顾与反省》一文，指出北大五年来有两大成绩，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但胡适也指出，北大也存在学术上很少成绩，自治的能力很薄弱等遗憾。文中最后的祝词是：“祝北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
12月24日，胡适发表《启事》：“我因为年来不知节劳，起居无度，以致久病；现已得校长允许，自12月17日起，离校休假。以后朋友赐教，请直寄北京钟鼓寺十四号转。”
12月29日胡适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次年1月6日，胡适出院后在《努力周刊》上发布启事，说此次检查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
胡适出院后在家养病休假，继续主编《努力周刊》，并得闲读书著述。归国五年多之后，胡适终于可以闲下来做点儿自己的事情，包括给多年没有联系的女友韦莲司写信。
他在3月12日给韦莲思的信中说：“现在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五年多来的第一次自由。在过去的五年里，时间不是我自己的。”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为抗议国务会议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前面说过了，1923年蔡元培辞职的导.火.索为“罗文干案”。1922年11月，因军阀政治争斗，曹锟指使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指控当时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胁迫总统黎元洪将其逮捕。
经地方检察厅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随后1923年1月11日无罪释放。而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在众议院筹到足够同意票，迎合议长，提议对罗案进行复议，于是1月15日，司法总长程克下令将罗再次逮捕。
罗文干与蔡元培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年4月，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罗文干等共16人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呼吁好人参加政府以促进政治改革。
该年9月由王宠惠任国务总理而组建的这届内阁，就属于这一“好人政治”的实践，罗文干在内阁中担任财务总长。
蔡元培面对自己的政治理念被军阀政权践踏而破灭，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恶人不惜公然违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监狱，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能抚平内心的愤激。于是，1月17日，蔡元培向总统府递交了辞呈。
事实上，蔡元培得知罗文干再度入狱的新闻并非通过报纸，乃是好友邵飘萍告知。1923年1月17日，邵飘萍邀请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三人一起在北京东华饭店吃午饭，席间邵飘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
蔡元培听到后很愤激，因此主张“邀集国立各校长中之可与共事者，以辞职为抗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在做出辞职决定之后，蔡元培在周围好友帮助下，精心设计了辞职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们关注的辞呈竟然不是蔡元培亲自写的。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记述说，17日四人在东华饭店听到消息后，蔡元培先请邵飘萍草拟一份辞呈，然而大家对邵稿不甚满意，于是只好先散了，带着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议。
到蔡家后，经过再次商议，决计不用邵稿，由胡适另外起稿，在胡适的稿上蔡元培又进行删改并邀请了汤尔和再加商议。
胡适前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为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发表在1923年1月21日的第38期《努力周报》上。仅仅这样一篇文章显然影响力不够，胡适动用人际关系网络，希望借助朋友之力更大范围内掀起舆论影响。
蔡元培辞呈见报的第二天，胡适给任鸿隽写了封信。第三天（1月20日）给朱经农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希望两人帮助联络上海文化界名流，写文章呼应蔡元培辞职，扩大影响力。
胡适在1月18日作《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加以支持，指出蔡元培的此次辞职“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1月25日，胡适又作《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他在文中主张北京教育界应该认清蔡先生“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的苦心；应该继续维持各学校。文中还说：“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文中最后对政府提出两项忠告：彭允彝不能不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不能随便任命。
1月28日，胡适又发表《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一文，指出在这个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但他这种使人们反省的正义的呼声却是不可不有的。
2月4日胡适又发表《蔡元培是消极吗》一文，肯定并支持蔡元培“有所不为”的精神。
第545章 一场轰轰烈烈的爱
1923年1月，胡适主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刊物《国学季刊》第一期出版。这本刊物虽是以研究国学为目的，却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编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横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仅刊物的外在形式在学术界就引发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在中国顶尖国立大学出版，讨论国学的刊物，竟然使用“蛮夷”的形式，这一举动对当时的学术界，可是振动不小。不光是形式，《国学季刊》在内容上也开启了西体中用的国学研究时代。
创办《国学季刊》，是北大国学门的一大举措，该刊问世后刊登了多篇经典之作，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
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首先肯定了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指出其缺点：（一）研究的范围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
而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
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
2月4日，胡适根据新获得的材料对以前所作的《西游记序》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完成了《〈西游记〉考证》一文。
3月4日，胡适应清华学校四位即将出国留学青年之请，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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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序言中说：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节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
“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4月初，胡适开始作英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文，认为“此题甚不易作，因断代不易也”。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自宋代起，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学之兴是第三期，文化运动是第四期。
在此期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上海市宝山区人，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他还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
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他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2）“科学的智识论”，（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6）“对于科学的误解” 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7）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8）“中国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予以反击。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这篇“宣言”提出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当年的11月，胡适作《科学与人生观》序，作为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他后来总结科玄论战的时候说：“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
第546章 感情的事
胡适4月23日到上海，4月底至5月初曾到杭州游玩，回到上海后在朋友索克思家中养病，看看小说，写写文字，因病而难得清闲。
6月8日，胡适再到杭州，与高梦旦、蔡元培等人游玩，胡适喜欢上了烟霞洞的风景，于是在6月24日搬上烟霞洞。
杭州烟霞洞即烟霞三洞，就是石屋洞，水乐洞，烟霞洞，是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处著名风景，位于南高峰下的烟霞岭上。烟霞洞的盛名是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一位从福建来的僧人名学信，不仅文才出众，还有一手烹调手艺。烟霞洞在他的主持下，一时文人如陈豪、俞曲园等都乐于与他相交。而更多的游人是慕名这里的素菜、素面。每逢客至就餐，不论面菜，学信都亲自下厨。他圆寂后，徒弟金复三，人称“金和尚”，也善蔬肴，直至三十年代末，烟霞洞的素蔬，在西湖享有盛名。
让胡适想不到的是，在这里，他遭遇或者续写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
有人说，胡适结婚后，蜜月未满，胡适就留下冬秀照顾老母，独个儿返回了北京，他所以这么快离家，还有一个当时人们不知道的原因，他在婚礼那天见到了自己真正爱的人——那就是江冬秀的女傧相曹诚英。当两个人四目相对时，胡适明显感觉到了对方眼神的热烈，胡适虽然很快躲开，但这眼神却在他的心里造成了强烈震撼。但是，胡适马上想起了以个场景，一个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场景。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小的时候，两个人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时，曹诚英就让胡适眼睛一亮，他在心里惊叹，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曹诚英是由她二嫂带着的，到胡适这里是礼节性拜访，打了招呼后曹诚英就被姐姐带走，但临出屋门时却回过头意味深长的对胡适嫣然一笑。胡适想起了这个场景，就是这嫣然一笑。
到此，胡适似乎弄明白了，这一笑多年来为什么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原来这便是一见钟情。
现在在他结婚之日，却突然又见到她。此时曹诚英年方十七，天资聪颖，又是村里有名的美人。只可惜，不但胡适此时已成江冬秀的丈夫，曹诚英也已从小由父母包办许配给胡冠英了。除了赶快离开，胡适还有别的选择吗？
曹诚英（1902～1973.1.18）别字佩声，乳名行娟，安徽绩溪旺川人。
1902年出生于绩溪一个大户人家。诚英是她的排行名。曹家祖辈几代都在武汉三镇经营茶叶、字画、文房四宝生意，是当时有名的徽商大家。“贾而好儒”的徽商本色使他们非常注重家族子弟的教育，其父曹其瑞曾聘秀才设“专馆”教育子女成才。曹诚英自五岁起即上私塾，读《孝经》《弟子规》《四书》《幼学琼林》等。她从小偏爱文学，尤爱诗词，尤其是在古典诗词方面颇有造诣。到杭州读书后，又深得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叶圣陶的指点，文章写得朴实清新，其诗词继承了婉约派的传统，堪称字字珠玑。这一时期的曹诚英是杭州“湖畔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她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并留校任教。193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1937年获得遗传育种学的硕士学位归国，同年回国后，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1943年到复旦大学农学院，成为专职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随复旦大学农学院的一部分来到新组建的沈阳农学院任教授。1956年她被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1969年回故乡绩溪，1973年因肺癌逝世于上海。
胡适夫妇到北京后，曹诚英常写信给胡适，她喜欢花草，请胡适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胡适嘴上虽从来不说什么，只是对曹诚英交办的事特别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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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曹诚英正好在杭州读书，当两个在这里见面后，胡适才知道，那最初见面的“嫣然一笑”并非无缘无故.。而在婚礼上那火热的目光，给他写的一封封的信也同样是有缘由的。
多少年了，曹诚英一直深深恋着胡适，只是女人的恋情更深沉，更持久。
两人游玩杭州山水，一起月下静坐，一起下棋，共读《续侠隐记》，旧情一被重新点燃就成燎原烈火。
这时候曹诚英也已经完婚，心里一直有个人，婚后如何能幸福？她出来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离开家。
两个人都是过来人，不需要那么矜持，很快进入实质性阶段。他们也确实如胶似漆，没法分开了。
和曹诚英在一起，胡适好像才知道这世间什么是热恋和燃烧的爱。这一切对于归国后直处于忙碌紧张状态的胡适来说，实在是“神仙生活”了。这期间胡适作诗也很有兴致，较前几年为多，取名为《山月集》。
曹诚英结婚后一直没有怀孕，对此，亟待传宗接代的夫家很不满意，很快给男方找了小妾，这无疑更加剧了这婚姻的恶化。
但是现在，曹诚英有身孕了，是她和胡适爱的结晶。
然而，即使在缠绵的温柔乡中，两个人也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久长。他们不敢往远想，只能是珍惜当下。
是的，他们现在是一对神仙眷属，但他们不在仙间而在人间。在人间就得生活，就得做事，就得做自己必须去做的事。
休假总有到假的日子，曹诚英要回学校了。
10月3日即将将离开的时候，胡适在日记中记道：“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好在，离别的时候，他们都做出了承诺，回去分别办理离婚。
曹诚英的态度是坚定的，听口气胡适的态度也不差，只是前路如何，胡适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胡适与江冬秀，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胡适不背弃旧婚约，其实内心也决非平静。近年来发现他婚后不久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便吐露了一点真情：“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正因为对母亲的一片孝心，使胡适婚前十多年间，虽有挣扎，却终于不毁旧约；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
然而，不论出于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同情也罢，胡适毕竟没有背弃文化不高而又是小脚的江冬秀。他们的婚事，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
当时传说陈独秀个人行为不检，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在北京寻花问柳，且因争风在妓院抓伤某妓下体。这种事情成为旧派攻击的口实。而胡适却与陈氏成了鲜明对照，不仅言论态度较陈独秀温和，尤其不背旧婚约一事，更占了许多意外的便宜。
因此，旧派人物，不论真道学假道学，都鄙薄陈独秀而恭维胡适之。即如蔡元培、高梦旦等一些正派文人，也多推崇胡适，而不满于陈独秀。
陈独秀也终因私行不检点遭人攻击而被迫离开北大，甚至被人造作谣言，用以反衬胡适的不背旧婚约。
胡适在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件事：“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
由这一件事，也可以窥见五四时期新旧思想和新旧伦理道德冲突的某些特点。当时的胡适正青年得志，名噪一时，是全国景仰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离婚，胡适能做到吗？
如果胡适是一个只顾自己毫不顾忌别人的人，这事情倒是简单得很，不管有多大阻力，反正他掌握着家庭财经命脉。但是，胡适不是这样的人。
有人说，这个世界还是品德不怎么样的人活得痛快。不停的喜新厌旧，不停的结婚离婚，别人怎么看，他才不管，只要他自己痛快自己高兴就行。
如果胡适是这样的人，事情就简单了，但胡适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有时候真是想当个好人也不容易。
胡适真的想离婚，他也真想和曹诚英走进婚姻的殿堂。再说，曹诚英怀孕，怀了他的孩子，他得对曹诚英负责。
10月5日，胡适回到上海，处理了一些急务。10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刊》上刊登启事，说由于身体原因，决定第七十五期《努力周刊》出版后暂时停刊，将来改组月刊或半月刊。
10月15日，胡适著有《一年半的回顾》一文，对《努力周刊》一年半的言论作了总结，胡适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白白地费掉的。”
他没有回北京固然是有事，但也还有一个原因，他一直没想好回北京后，这个离婚怎么个办法，怎么对曹诚英兑现承诺。
12月4日，胡适启程回北京。他不能不回去了，有些事是回避不了的，总是要面对的。
第547章 关于东西方文明
要离婚，胡适的障碍很多，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最大的障碍是夫人江冬秀。
到家前，胡适是做了一番准备的。知道江冬秀轻易不会松口，他曾经设想过江冬秀会怎样说怎样做，便事先做出予案，如何应对。但是，见到江冬秀，胡适脑袋一下子乱哄哄的，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今天刚到家就等一天吗，这事虽然急但不差这一天。到了第二天正要开口，被一件突然的事给岔过去了。胡适松了一口气，心想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突然有情况。怎么回事，胡适好像很庆幸出了这档子事，他晃了晃头，无奈一笑。
好像每天都有意外情况，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胡适本来就是个一大堆事缠身的人。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能无限制的拖下去了，曹诚英那边已经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了，自己这边还和没事一样，怎么可以？
这一天胡适下定了决心，他也真的硬着头皮说了。胡适曾设想到了很多种情况，但当这离婚的话一出口，出现的情况是胡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胡适怎么能想到呢？
听到离婚两个字，江冬秀从厨房拿出菜刀，“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
这样的事，江冬秀能不能干得出先不用说，就是这话说出来也把胡适吓傻了。总而言之，离婚的事反正胎死腹中了，胡适连提都不敢再提了。
在民国的众君子中，胡适无疑是个格外被人推崇的存在，是中国近代史最有声望和影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在文史哲方面的综合造诣和著述，可以说是无人能及，而比学术成就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品行。正直真诚，不迂腐，幽默睿智，性情豁达，文人气和烟火气并存。
鲁迅对胡适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夹枪带棒、含沙射影的说了他不少坏话。对于鲁迅的批评，在鲁迅生前，胡适一律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鲁迅死后，也没有跳出来叫过一次屈，更没有说过一句恶言恶语。
他的同乡女作家苏雪林在鲁迅去世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信中用“旧文字的恶腔调”攻击了鲁迅。
胡适很反感这种行为，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君子之风，可见一斑。
他喜欢帮人，不求回报，“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他过世后，有朋友含泪说，“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因此，很多人在提起胡适时，不愿意提起这一段，不希望有任何一点污点损害他们心中的“圣人”的形象。
但是有时候又是绕不开的，也就只能硬着头皮谈谈这事。
因为对胡适的敬重，在谈起这档子事时，好多人都自觉不自觉的同情和偏袒胡适，倒好像江冬秀在这件事上有些不占理，甚至很对不住胡适。
是的，如果江冬秀是个逆来顺受，对自家男人不敢有半点违逆的女人，这件事就简单多了。那个年代，举着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旗帜，和糟糠之妻离婚的人，在名人中可谓比比皆是。内中波折肯定不为外人道，但从表面看都还是很顺利的。毕竟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女人一般也没有什么收入，也很难有话语权。
不过，我们还是谈江冬秀吧！
两家订婚的时候，胡适可不是后来的身份。江冬秀也是堂堂的大家闺秀，说起来，论家世和家境，在当时比江家是要胜一筹的。
那个年代，订婚就如同成婚，江冬秀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无怨无悔的苦等着，甚至力所能及的照顾胡适的母亲尽儿媳的责任，事实上和胡老太太也处得来。因为后来胡适的成就，才有很多不相配的说法。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能找到江冬秀这样的媳妇，不是很幸运吗？
是的，江冬秀没什么文化。但别忘了，那个年代有一个说法是“女子无才就是德”。
是的，江冬秀是一双小脚。但别忘了那个年代是以小脚为美的，大脚片子是很难嫁的。当年搅动晚清政坛的杨翠喜，在她的倾国倾城的美貌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她有着一双“三寸金莲”。
胡适和江冬秀可是封建包办婚姻呀！不错，但那个年代有几人不是封建包办呢？婚姻最主要的功能是繁衍，试想，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月，如果没有封建包办，国家和民族恐怕就走不到今天不了。那些个千千万万个家庭，不是都在生儿育女、世世代代生活着吗？因为出去留了几年的洋，就有多特殊吗？
那是没有爱的婚姻呀！那些个千千万万封建包办婚姻，那个是爱的结合，但不是还有一句话，到一起后可以培养感情吗！不是还有“一日夫妻百日恩”吗？男女之间有了那种关系，能不生情吗？
江冬秀做了什么？她不过是奋起保护自己的家庭。自家男人在外边出轨了，她只是坚决不同意离婚，说了些吓唬人的话。她好像没因为自己男人有外遇就不依不饶，就闹得鸡飞狗跳。她应该知道在一段时间里，胡适和曹诚英还保持着关系。有人说，冬秀明知道胡适和曹诚英的关系，但她站稳自己的大婆身份，只要胡适不提离婚，便随便由他去。
当然，夫妻俩经常为这事大吵大闹。有一次，石原皋去胡适家，正好赶上他们吵架。江冬秀哭着对石原皋诉说胡适如何对她不起，如何另寻新欢，说到气愤处，甚至拿着剪刀要刺胡适，吓得石原皋连忙拉开他们俩。但是，这毕竟是让夫妻一方极难接受的事。
有一首歌唱到了这方面，大意是因为爱所以情愿自己所爱的，向他或她爱的方向奔去。唱这样的歌是可以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谁能做到呀！爱本身就是自私的，不能与别人分享的，是排他的。反正江冬秀肯定是做不到的，难道可以因此而责备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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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在这件事上，应该也没有过多的可责备之处。他虽然是一位举世瞩目之人，但毕竟也是个有七情六欲、肉体凡胎的男人，像很多男人一样，有些花心，有些喜新厌旧，有时甚至见异思迁。生理学将来也许能够解开，这或许和男人内在的基因有关。
人类最早的婚姻形很可能是杂婚制，在杂婚制下，群里所有女人是所有男人的妻子，同样，所有男人是所有女人丈夫，包括父女和母子。为什么会这样？在这样的原始群中，男人负责狩猎和与别的群争斗，做的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丧命的事。如果一个群里男人大量减员，在杂婚制下，少量男人就可以使大量妇女怀孕，而使群得以正常繁衍。如果一个男人只钟情一个女人，不是很麻烦吗？
当然，人毕竟是可以控制自己行为的，还是要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
讲到胡适和曹诚英这桩事时，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笔者要说，别说是那时，就是现在，这句话也是很有局限性的。爱情对于维系婚姻无论有多重要，毕竟不是全部。
试想，一对青年男女热恋而结合，这当然是有爱情的婚姻。但问题是这爱情一定能长久维持吗？不会厌倦吗。如果一方不再爱另一方了，就一定要离异吗？如果另一方还在爱着对方，怎么办？离异对另一方公平吗？还有更重要的，如果他们有了孩子，有了爱的结晶，有没有责任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呢？
至于对曹诚英，除了同情和叹息，好像很难有更多的话要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忍，因为她已经够不幸的了。因为“有一种爱情是一个人路过另外一个人的全世界。路过的人看到的是景色，余生均可怀念，而另外一个人却被拿走了全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
说起胡适和曹诚英，胡适应该是很对不起她的，所谓能够对得起全世界，却唯独辜负了一个人。所谓“一个全世界都称赞的好男人，却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劫数”。
如果胡适和曹诚英他们的情爱，只是他们两个私人的事，不关别的任何人，就另当别论；但是，可惜不是这样。
对于这两个人的情爱，现在谈起来也还是令人叹息的。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完美的婚姻关系，包括现今的一夫一妻制。
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对于感情的事，对于两个真心相爱的人，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在谈到未来的婚姻关系时，恩格斯说：“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去买得妇女的献身; 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可惜这样的社会离我们很遥远，可惜胡适和曹诚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
第548章 再出国门
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最后是无果而终。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与江冬秀最终厮守了一生。“胡适的小脚夫人”也因此而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在胡适的劝解下，曹诚英堕了胎，后在胡适的帮助下她去了美国留学，入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这之后，胡适写过很多若隐若现的爱情诗，说明他对曹诚英并未忘情。而曹诚英后来曾经有过两次恋爱，但都未成功。
曹诚英离世前，曾立下遗嘱，表示她死后要葬到老家绩西旺川村的路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条路，正是胡适回老屋的必经之路。
也许，生前已无音讯，死后她还希望能有机会再看胡适一眼吧！足见其用情之深。
胡适回北京后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加上女儿素斐病重，两次病危，继侄儿胡思永之后，另一个侄儿胡思聪也不幸天折。胡思永去世时只有二十岁，胡适与这两个侄儿感情很深，他们的早逝对胡适的打击很大。
再加上对曹诚英的歉疚，以及爱又不能爱，忘又不能忘的折磨，1924年是胡适心情很糟的一年，当年的日记只记到1月27日。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年谱》中说：“今年真是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教了一学期的书，此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泰戈尔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讲学并访问。1924年4月12日他抵达上海，23日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前往车站迎接，遂下榻北京饭店。
5月1日晚，泰戈尔为清华师生做了演讲，地点在大礼堂，徐志摩担任翻译。泰戈尔凭自己敏捷的才思、真挚的情感，让清华师生大饱耳福。他表示自己到中国“如归故乡，至为愉快……华人审美之观念极深，虽极微细之物，均含有美术，是以多处均感其美。”
首次演讲，泰戈尔并没有准备，一气呵成、诗意盎然，带给人强大的精神触动。他在演讲中歌颂美与纯真，呼吁清华同学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
5月3日晚，清华学校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欢迎泰戈尔。当泰戈尔步入大礼堂时,全体同学起立致敬。落座后，首先由学生会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接着，同学们唱校歌。会上，同学们还表演哑剧、国乐、昆曲等节目。泰戈尔对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曲完毕后，意犹未尽，又请同学们加奏了一曲。
爱阅书香
此后的几天时间，泰戈尔多次接受了同学们的采访。同学们不但领略了泰戈尔的诗人和哲人的风采，还就很多社会、人生问题，与泰戈尔进行了交流。
在京期间，泰戈尔曾到法源寺观赏丁香，到小汤山感受汤泉沐浴，到故宫游览，在史家胡同拜会各界名流，在开明戏院看梅兰芳的京剧《洛神》。
泰戈尔回国后，于1925年将在华演讲结集出版，名为《在中国的谈话》。其中第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学校的讲演，反映出诗人对美丽的清华园、对热情好客的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
泰戈尔在华期间，胡适与其常有接触。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印度伟大的爱国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41年，他写下了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遗言《文明的危机》。
7月，胡适在大连演讲四次。8月，胡适与丁文江夫妇在北戴河避暑，他觉得“这一个月要算是近年最快活的日子”。这一年中，胡适主要的著作有《戴东原的哲学》、《费经虞与费密》等，而计划作的《禅宗史稿》、《清代思想史》等著作都没有完成。
这一年的2月8日，胡适作《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非常赞赏，认为这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是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下野。11月5日，冯玉祥的军队逐溥仪出宫。胡适当晚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信，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外，胡适希望新组建的政府保证清室安全，保护清宫文物。胡适的这封信被报纸刊载后，引起周作人、钱玄同等朋友的不同意见的讨论。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在各方推动下，全国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很高，作为应对，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筹备召开善后会议，胡适也在被邀请之列。
虽然胡适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参加善后会议，但他还是接受邀请并参加了。胡适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张与此稍接近，不愿意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但是，胡适很快对善后会议感到失望，于第二年的3月4日辞去了“善后委员”一职。
胡适此次反对驱逐溥仪和参加善后会议，让当时的国人觉得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为此遭到了很多非议。
1925年对胡适来说又是个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学术上除了完成《戴东原的哲学》长文和三篇古典小说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个更大的打击是，他特别喜爱的女儿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惨案”爆发后，胡适与罗文干、丁文江、颜任光发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电报抗议英国军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适到达武汉。29日，在武昌大学作《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的演讲。11月11日，胡适给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写信，提出辞去教职，专心著述，但未获准许。
胡适一直对英国退回赔款支持中国教育之事很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意见。1925年3月，胡适与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1926年，胡适的主要时间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适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活动，到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6月6日，胡适作《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
这是近年来很引起重视的文章，胡适在文章言道：“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胡适批驳“西方文明是唯物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这一说法，指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
“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们先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
“东方的哲人曾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第549章 神会大师
前面说过了，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请他在长春演讲。
演讲在7月19日举行，共两场，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当时胡适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几天后，《盛京时报》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
才华横溢的胡适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自京经俄地赴英京，道出长春，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讲演于俱乐部，讲题曰：东西之文化大旨……
据说，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横幅，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
从长春到哈尔滨又停了一停，从哈尔滨出发后，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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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这表示，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的。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几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
关于胡适在苏联的情况，也有人回忆说： “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校长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
但还有另一个人的回忆则是听别人转述的的：“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
“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看过《中美望厦条约》没有？胡适随即作答：‘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高举手杖，大声疾呼：‘我要教导我的学生，学成归国，奋斗！革命！’”
胡适自己在日记中记载：“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陆续来者甚多，有刘伯坚，任XX，王人达，马文彦等。后来越来越多，至十余人之多。右任也回来了。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余人参加者甚少。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Radek谈了一会，先走了。我们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作一书与慰慈。
“早起，料理行装。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胡适赞扬苏俄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得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之物？胡适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肯定称得上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第550章 漫游的感想
神会（686—760），唐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俗姓高 。其人悟性极高，童年从师学五经，继而研究老、庄，都很有造诣。后来读《后汉书》知道有佛教，由此倾心于佛法，遂至本府国昌寺从颢元出家。是禅宗六祖惠能晚期弟子，菏泽宗的创始者，建立南宗的一个得力人物。也是六祖著名的法脉传人之一。
有记载，神会十四岁为沙弥，往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参谒慧能，通过问答试难，“师徒道合，两心相契”。。神会在那里住了几年，很受惠能器重。为了增广见闻，他不久又北游参学。先到江西青原山参行思，继至西京受戒。景龙年中（707—709）神会又回到曹溪，惠能知道他的禅学已经纯熟，将示寂时即授与印记。开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阳龙兴寺。这时他的声望已很高，南阳太守王弼和诗人王维等都曾来向他问法。
神会北归以后，看见北宗禅在北方已很盛行，于是提出南宗顿教优于北宗渐教的说法，并且指出达摩禅的真髓存于南宗的顿教。他认为北宗的“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惠能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
开元十二年（724）正月十五日，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和当时著名学者崇远大开辩论，建立南宗宗旨；同时批评了当日最有声望的神秀门下普寂。
普寂以神秀为达摩的正统，他自己则是继承神秀的人。当时神秀门下的声势很大，他们所立的法统无人敢加以怀疑。但神会却认为这个法统是伪造的，说弘忍不曾传法给神秀。他提出一个修正的传法系统：“（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
神会又说：“秀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神秀）为第六代，所以不许。”
当时大云寺崇远质问他说：普寂禅师是全国知名的人物，你这样非难他，不怕生命的危险吗？神会从容地说：我是为了辨别是非、决定宗旨，为了弘扬大乘建立正法，那里能顾惜身命？他的坚强态度和言论惊动了当时参预大会的人。从此南北两宗的界线更加分明，争论也更加激烈了。
天宝四年（745）神会以六十一岁的高龄应请入住东都荷泽寺，这时普寂和义福都先后去世，由于他的弘传，“使曹溪的顿悟法门大播于洛阳而流行于天下”。
天宝八年（749）神会在洛阳荷泽寺又楷定南宗的宗旨而非斥北宗，且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抑清净禅，弘达摩禅。这时北宗门下信仰普寂的御史卢奕于天宝十二年（753）诬奏神会聚徒企图不利朝廷。唐玄宗即召神会赴京，因他据理直言，把他贬往江西戈阳郡，不久移湖北武当郡。天宝十三年（754）春又移襄州，七月间又敕移住荆州开元寺。这些都是北宗的人对神会的报复。
神会虽过着贬逐的生活，两年之间转徙四处，但他的声望并未下降。
神会被贬的第三年，即天宝十四年（755），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兵，攻陷洛阳，将逼长安，玄宗仓皇出奔西蜀。副元帅郭子仪带兵征讨，因为军饷缺乏，采用右仆射裴冕的临时建议，通令全国郡府各置戒坛度僧，收取一定的税钱以助军需。这时神会尚谪居荆州，诬奏他的卢奕已被贼所杀，群议请他出来主持设坛度僧，于是他才回到洛阳。至德元年（756）神会已经七十二岁，当时洛阳寺宇已被战火摧毁，他即临时创立寺院，中间建筑方坛，所有度僧的收入全部支援军费，对于郭子仪收复两京贡献很大。
安禄山之乱平定以后，肃宗便诏他入内供养，并敕建在他曾住过的荷泽寺中建造禅宇给他居住，所以时人称他所弘的禅学为荷泽宗。
758年五月十三日，神会寂于洛阳荷泽寺，年七十五岁。建塔于洛阳宝应寺，谥真宗大师。
笔趣阁
禅宗，中国佛教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为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所以亦称佛心宗。禅宗的祖庭有河南少林寺，安徽岳西二祖寺、天柱山三祖寺，湖北黄梅四祖寺、五祖寺以及广东南华寺等。依传说菩提达摩为创始人，被尊为初祖，其后几代的传承者依次有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公元638——713年），俗姓卢 ，唐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人，中国禅宗杰出大师。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惠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法宝坛经》。
神会大师在历史上被沉寂多年后，他的事迹能够被世人所知，主要是胡适不辞艰辛的挖掘、整理、考证。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获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
经伯希和给引荐，胡适能够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果然大有收获。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 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
胡适这里说的海外崇拜者，是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她写信给胡适：“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
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
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
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
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
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
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
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
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
胡适在巴黎和伦敦，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是很丰厚的。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心满意足了。
第551章 第三条路
转眼到了年底。胡适决定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
序言中说：“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
在英国期间，胡适也应邀到多地讲演。
1926年除夕，胡适是乘坐“Ameri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的，于1927年1月11日早7点抵达纽约。
这是胡适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大都会。熟悉的街市、广场和学校，显得那么亲切，却又是很陌生了。离别十年后，纽约变了，变化很大。给胡适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车！也就是汽车（在一段时间里，胡适常称汽车为摩托车）。纽约的街道上，以致乡间，汽车都像流水似的不断奔驰。
他在1月16日纽约的《国民周报》(The Na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全世界的摩托车（汽车）27500000辆。美国的摩托车（汽车）22330000辆。美国摩托车数占全世界81%。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胡适赞叹美国“真是一个摩托（汽车）的国家”!
胡适在他的《漫游的感想》中写道：
“美国的路上，无论是大城里或乡间，都是不断的摩托车（汽车）。《纽约时报》上曾说一个故事：有一个北方人驾着摩托车（汽车）走过Miami的一条大道，他开的速度是每点钟三十五英里。后面一个驾着两轮摩托车的警察赶上来问他为什么挡住大路。他说，‘我开的已是三十五里了。’警察喝道：‘开六十里！’
“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r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着一二百辆摩托车（汽车）。我说：“这里开汽车赛会吗？”他用手指道：“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这真是一个摩托车（汽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送进城。十字街头，向来总有一两家酒店的；近年酒禁实行了，十字街头往往建着汽油的小站。车多了，停车的空场遂成为都市建筑的一个大问题。此外还发生了许多连带的问题，很能使都市因此改观。例如我到丹佛城，看见墙上都没有街道的名字，我很诧异。后来才看见街名都用白漆写在马路两边的“行道”的底下，为的是要使夜间汽车灯光容易照着。这一件事便可以看出摩托车（汽车）在都市经营上的影响了。
“摩托车（汽车）的文明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汽车公司近年通行“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据最近统计，去年一年之中美国人买的汽车有三分之二是分月付钱的。这种人家向来是不肯出远门的。如今有了汽车，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毕之后，在家带了家中妻儿，自己开着汽车，到郊外去游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远地旅行游览。例如旧金山的“金门公园”，远在海滨，可以纵观太平洋上的水光岛色；每到星期日，四方男女来游的真是人山人海！这都是摩托车（汽车）的恩赐。这种远游的便利可以增进健康，开拓眼界，增加知识，——这都是我们的轿子文明与人力车文明底下想象不到的幸福。
“最大的功效还在人的官能的训练。人的四肢五官都是要训练的；不练就不灵巧了，久不练就迟钝麻木了。中国乡间的老百姓，看见汽车来了，往往手足失措，不知道怎样回避；你尽着呜呜地压着号筒，他们只听不见；连街上的狗与鸡也只是懒洋洋地踱来摆去，不知避开。但是你若把这班老百姓请到上海来，请他们从先施公司走到永安公司去，他们便不能不用耳目手足了。走过大马路的人，真如《封神传》上的黄天化说的“须要眼观四处，耳听八方”。你若眼不明，耳不听，手足不灵动，必难免危险。这便是摩托车（汽车）文明的训练。
“美国的汽车大概都是各人自己驾驶的。往往一家中，父母子女都会开车。人工贵了，只有顶富的人家可以雇人开车。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各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你不但要会开车，还要会修车；随你是什么大学教授、诗人诗哲，到了半路车坏的时候，也不能不卷起袖管，替机器医病。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你们不常听见人说大学教授“心不在焉”的笑话吗？
“我这回新到美国，有些大学教授如孟录博士等请我坐他们自己开的车，我总觉得有点栗栗危惧，怕他们开到半路上忽然想起什么哲学问题或天文学问题来，那才危险呢！便是我经过几回之后，才觉得这些大学教授已受了摩托（汽车）车文明的洗礼，把从前的“心不在焉”的呆气都赶跑了，坐在轮子前便一心在轮子上，手足也灵活了，耳目也聪明了！猗欤休哉！摩托车（汽车）的教育！”
胡适此次西行，到苏联前曾到过哈尔滨，他在漫记中也感触极深：“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哈尔滨本是俄国在远东侵略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初俄国人经营哈尔滨的时候，早就预备要把此地辟作一个二百万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设备，应有尽有；几十年来，哈尔滨就成了北中国的上海。这是哈尔滨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里”，现在租界收回，改为特别区。
“租界的影响，在几十年中，使附近的一个村庄逐渐发展，也变成了一个繁盛的大城。这是‘道外’。
“‘道里’现在收归中国管理了。但俄国人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向来租界时代的许多旧习惯至今还保存着。其中的一种遗风就是不准用人力车（东洋车）。‘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车。一到了“道里”，只见电车与汽车，不见一部人力车。道外的东洋车可以拉到道里，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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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哈尔滨，看了道里与道外的区别，忍不住叹口气，自己想道：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汽车）文明的界线——这是我的一大发现。
“人力车又叫做东洋车，这真是确切不移。请看世界之上，人力车所至之地，北起哈尔滨，西至四川，南至南洋，东至日本，这不是东方文明的区域吗？
“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汽车）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机械来，减少人类的苦痛，便利人类的交通，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义，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施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蒸汽机的大圣人，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领教了美国的文明，想到自己祖国的落后，胡适怎能不痛心疾首！
第552章 所谓冒充博士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接着写道：
“有些自命“先知”的人常常说：“美国的物质发展终有到头的一天；到了物质文明破产的时候，社会革命便起来了。
“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如所得税的实行，不过是十四年来的事，然而现在所得税已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巨富的家私有纳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这种‘社会化’的现象随地都可以看见。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
“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近年移民进口的限制加严，贱工绝迹，故国内工资天天增涨；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渐抬高。纽约城的哈伦区，向为白人居住的，十年之中土地房屋全被发财的黑人买去了，遂成了一片五十万人的黑人区域。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我且说一个故事。
“我在纽约时，有一次被邀去参加一个‘两周讨论会’（Fhtly Forum）。这一次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十八世纪是‘理智时代’，十九世纪是‘民治时代’，这个时期应该叫什么？究竟是好是坏？
“依这个讨论会规矩，这一次请了六位客人作辩论员：一个是俄国克伦斯基革命政府的交通总长；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有名的‘效率工程师’，是一位老女士；一个是纽约有名的牧师Holmes；一个是工会代表。
“有些人的话是可以预料的。那位印度人一定痛骂这个物质文明时代；那位俄国交通总长一定痛骂鲍尔雪维克（布尔什维克），那位牧师一定是很悲观的；我一定是很乐观的；那位女效率专家一定鼓吹她的效率主义。一言表过不提。
“单说那位劳工代表Frahne先生。他站起来演说了。他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头发苍白了。他站起来，一手向里面衣袋里抽出一卷打字的演说稿，一手向外面袋里摸出眼镜盒，取出眼镜戴上。他高声演说了。
“他一开口便使我诧异。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
“这是他的主文。以下他一条一条地举例来证明这个主旨。他先说科学的进步，尤其注重医学的发明；次说工业的进步；次说美术的新贡献，特别注重近年的新音乐与新建筑。最后他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钟之内描写世界人类各方面的大进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听了他的演说，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胡适认为这种美国“渐进的”社会革命论，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
他的理由是：“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元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资本主义也好，商品经济也好，总之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这样的时代肯定是要重新或者进一步认识的，这一点是确定不移。
在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发生剧变之前，面对他们的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很多求实思变政治家，也都在努力找寻出路，试图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从困境中走出。他们不想退回到资本主义，但他们看到他们的社会主义，也难以为继，也想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寻找第三条道。原来，胡适先于他们半个多世纪，就喊出了第三条道路。
当然，这里的第三条路是不同的，只是都在努力开拓，努力探索。
东欧的第三条道路没有走通，他们的探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和主义，都必须要与时俱进，都必须要不断回答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问题。
美国如此进步，而中国何以这般落后呢?这是旅行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不会不想到的问题。1月25日晚，胡适与友人谈论历史问题，便谈起“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
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他的答案：“我提出几个答案：(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他的《漫游的感想》谈到了麻将。或许他也认为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
“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成为出口货的一宗。欧洲与美洲的社会里，很有许多人学打麻将的；后来日本也传染到了。有一个时期，麻将竟成了西洋社会里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出了许多种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的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挣钱。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
“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这回我从西伯利亚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日本，十个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牌。在欧美简直看不见麻将了。我曾问过欧洲和美国的朋友，他们说：“妇女俱乐部里，偶然还可以看见一桌两桌打麻将的，但那是很少的事了。”我在美国人家里，也常看见麻将牌盒子——雕刻装潢很精致的——陈列在室内，有时一家竟有两三副的。但从不见主人主妇谈起麻将；他们从不向我这位麻将国的代表请教此中的玄妙！麻将在西洋已成了架上的古玩了；麻将的狂热已退凉了。
“我问一个美国朋友，为什么麻将的狂热过去的这样快？他说：‘女士太太们喜欢麻将，男子们却很反对，终于是男子们战胜了。’这是我们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
“当明朝晚年，民间盛行一种纸牌，名为‘马吊’。马吊中有四十张牌，有一文至九文，一千至九千，一万至九万等，等于麻将牌的筒子，索子，万子。还有一张‘零’，即是‘白板’的祖宗。还有一张‘千万’，即是徽州纸牌的‘千万’。马吊牌上每张上画有《水浒传》的人物。徽州纸牌上的‘王英’即是矮脚虎王英的遗迹。乾隆嘉庆间人汪师韩的全集里收有几种明人的马吊牌（在《丛睦汪氏丛书》内）。
“马吊在当日风行一时，士大夫整日整夜的打马吊，把正事都荒废了。所以明亡之后，吴梅村作《缓寇纪略》说，明之亡是亡于马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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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来，四十张的马吊逐渐演变，变成每样五张的纸牌，近七八十年中又变为每样四张的麻将牌。（马吊三人对一人，故名‘马吊脚’，省称‘马吊’；‘麻将’称‘麻雀’的音变，“麻雀”为“马脚”的音变。）越变越繁复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国中的男男女女，无论富贵贫贱，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阴葬送在这一百三十六张牌上。
“英国的“国戏”是Cric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禁绝，总算是犯法的了。虽然还有做‘洋八股’与更时髦的‘党八股’的，但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小脚也差不多没有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一次，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但如今它仍旧缩回来了，仍旧回来做东方精神文明的国家的国粹，国戏！”
第553章 新月社重整旗鼓
胡适此次美国之还有一个目的，是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结束他归国后一直流传的“冒充博士”的流言。
“胡博士”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博士学位，谁会不相信胡适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引出问题了。
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1957年出版，却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林氏是根据校方正式纪录编纂的，难道这些正式纪录里竟没有胡适论文的纪录？如果是别人也可能没多大关系，但因为是名声海内外的胡适，便不能不引起一些人关注了。
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个疑问。袁君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君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大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过去了。
这两份目录，都是英文的，又专业性很强，流传不广，因而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没有引起外间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彻底清查”过有关文件纪录的唐德刚，曾经“慢慢委婉地”向当年流亡在纽约的胡适透露了这个学位的问题。胡适便也逐渐地向唐君“说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释时，他都免不了“有点苦笑的表情”，并为此“而感到尴尬了”。胡适尽管尴尬，但那时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刚君知情，外人并未与闻，也没有人怀疑胡适是真博士。他仍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最后飞回台湾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适的“博士问题”公诸于世，引起风波，并大开笔战，是在他逝世15年之后。
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三篇，“之三”题为《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其中说：“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名声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Ph. D. 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hu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披露胡适的学位问题，宣布胡适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文章里有不少闪烁其辞的话，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消息传出，便成了大新闻，并引起疑胡和卫胡两派的一场笔战。
纽约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后改称《北美日报》)，首先发表潘维疆、胡祖强的三篇文章，并用特大字体标题：“胡适非真博士”，作头条新闻刊出，说胡适冒称博士，且“冒称一生”云云。
于是唐德刚不得不出来说话，投书该报，提出批评，谓“胡适乃真博士”。接着，台北的《传记文学》也发表了汤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卫胡。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还是针对唐德刚、汤晏二人，批驳他们所谓胡适晚十年才拿到学位，是考试“砸锅”，是“规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捞鱼摸虾”搞文学革命，或“谈恋爱”，不务正业，等等说法。夏君认为只是个“手续问题”，并请已退休的哥大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来作证。
富氏在答复夏志清的信中说：“事实很简单。数日前我已将全部事实真相提供给唐德刚。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远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迨至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先生是胡适取得学位，领取文凭，接受加带的见证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于是，在一些人看来，所谓“胡适的博士问题”，并不是什么“真假”的问题，只是晚了10年才拿到。就算是1927年胡适取得学位，总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么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队伍中，胡适的博士头衔难道比谁逊色吗？更何况他一生还获得那么多的名誉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总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然而，胡适的博士学位毕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于夏、富二氏所说的“手续问题”，胡适本人也应该知道。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称博士，并且白纸黑字印在书上，于情于理似乎都有些说不过去了。
有人戏作《西江月》词，讥笑他“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说他“难免有‘欺世盗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为诬蔑。这博士学位问题之所以成为话柄，不是也可以见出胡适青年时期性格的某一侧面吗?
在美国，胡适自然要见女友韦莲司。十年未见了，这一对特殊的朋友，当有许多的话要说，也有许多的不了之情。
1927年4月，胡适踏上归国旅途，24日到达日本横滨。
，前边提到过了，随着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7年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就在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之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随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的“清党”反.共，紧接着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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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
他说：“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
所有的消息，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如果愿意，就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第554章 出任中国公学校长
胡适在欧洲时，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政局，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总得说来，他对蒋介石还是有好感的。他说过：“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当然，从不跟风和盲从的胡适，在对蒋某人寄以厚望的同时，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胡适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他后来说过，他理解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显然，这个时候的胡适，和蔡元培一样，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有一天，在帝国大旅馆里，胡适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 O. 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
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适对吴稚晖、蔡元培是信赖的，认定他们不会轻率做出选择。
在日本观望了20余天后，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些底数，想到自己的很多友人，诸如蔡元培、吴稚晖等，都得到了重用，觉得自己不至于被怎么样。便订了船票，决定回国。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下船就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
顾在信中，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
顾颉刚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他是多么担心自己敬爱的老师的安全。
也难怪，胡适曾为陈炯明仗义执言，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热浪中，“反革命”的罪名逃得掉吗？胡适自己也清楚，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只能留在上海。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长时间发不出薪金，教员生活状况糟。政治环境也很恶劣，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
燃文
此时，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投效革命，或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
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追求进步，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
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现代评论》，是一本综合周刊，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王世杰负责编辑，主要撰稿人有燕树棠、高一涵、周鲠生、陈西滢、陈翰笙、张奚若、李四光、胡适、唐有壬等，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徐志摩、丁西林、凌叔华、闻一多、沈从文、胡也频等亦有文学创作在该刊发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各方面。
这些文人聚到一起就要做些文人干的事，爱张罗事的徐志摩见到从日本取道回国的胡适，觉得机不可失。
胡适曾于1923年左右参与新月社的早期活动，是当时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等人已陆续来到上海，而潘光旦、张禹九、刘英士等人也新从海外归来，故友新知的怂恿和支持使办《晨报》副刊办到灰心的徐志摩，重新燃起了开书店办杂志的热望，希冀着拥有自己的一块文学阵地。
刊登在《申报》上的《新月书店启事》，委实道出了新月同人的这种迫切心情：“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因为胡适的的声望和威信，大家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
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
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挂着董事长的名义，自要多尽一点股东的义务。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
这部书，原是1921年冬天，胡适在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的讲稿。第二年又到天津去讲，他住在旅馆里，把这“国语文学史”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后来，北京文化学社竟把这本讲义排印了出来，封面上印着钱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写的“代序”，俨然是一本正式出版物了。胡适得知以后，觉得“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自己感到“十分难为情”，便决心修改这部书。这次修改，几乎是重写。而且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实际上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
由于书店刚开创，稿子催得紧，胡适“随写随付排印”，仍是匆匆赶成胡适自己也仍有诸多的不满意。但这部书，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草创之功还是必须肯定的。只是始终未能续完，又是“半部书”。
新月书店开办不久，原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也移来上海编辑出版；他们又着手筹创一个《新月》杂志。这刊物的筹创，曾经发生一点波折。
据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透露说：“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孟侃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
而素以涵养好著称的胡适也为此也闹了场很大的脾气，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表示“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几项条件，要求辞去职务，抽走股本，撤回书稿等。幸亏“何等圆滑的人”徐志摩从中斡旋，风波总算过去。
1928年 3月10日，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发表文章说：“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理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侣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坡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还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淤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创刊号上同时刊登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力作。
在上海重整旗鼓的新月社，开一家书店，出一个周刊，又新创一个《新月》月刊和《诗刊》(季刊)，出版了主要是新月派成员撰写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和翻译等许多著作，堪称新月社的鼎盛时期。
第555章 无为而治
1927年的8月，胡适还被应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但是课程并不重，如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教六点钟书，维持生活费，余力则编书。”
对胡适来说，在上海的日子总的说来是较为轻松的，除了教授很少的课程外，主要从事研究著述。在此期间，不但在原来《国语文学史》讲义的基础上改写了《白话文学史》，还写了几篇关于禅宗和《红楼梦》的文章，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官场现形记》作序，在上海同文书院作《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后整理成文。《新月》月刊创刊后，胡适在《新月》上也发表了不少文字。
1928年4月，胡适还带儿子祖望与朋友沈崑三、高梦旦等到庐山游玩一周，回到上海后写有《庐山游记》一文。
但是，这种轻松自在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了。
1928年春天，胡适的母校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
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胡适勉强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答应后，很快又有点后悔。
他在1928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套上一件镣铐，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近来中国公学有风潮，校长何鲁不能回去，校董会中一班旧同学但怒刚、朱经农、丁觳音、刘南陔诸君，与云五等都来逼我。今天云五邀我吃饭，与怒刚诸人劝我，我一时高兴，遂允为维持两个月。此事殊不智，事后思之甚懊悔。”
作为中国公学的校友和校董，看到母校危机，虽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勉为其难。
4月30日，胡适到中国公学正式就任校长之职，与他一同上任的还有新任总务长但懋辛、秘书长丁觳音。
中国公学全体师生召开大会欢迎胡适。
大会由中国公学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主持，他在致词中说：“一九○六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不但成绩好，品行好，风采也很好。果然，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也是我感到生平最高兴的事。”
胡适也发表了就职致辞，他回顾了中国公学创办的历史，并特别发挥中国公学“公”字的意义，以此作为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的开场白。
就职典礼后，胡适仔细考察了中国公学的情况，看到的情况实在是困难重重。此时已经没有退堂鼓可打，胡适越发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与但怒刚同到中国公学。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但我细看校中情况，很难有办法。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熊、但诸君虽任此事，然他们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财政家，况在这各方面都穷困的时期呢?”
5月3日，胡适到中国公学办公，发现学校连一本校规都没有，于是决定从组织和法律方面入手，整顿学校。
5月5日，胡适到校召集校务会议，通过了三个议案：(1)校务会议组织大纲；(2)教务会议组织大纲；(3)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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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之前中国公学校董名额随时增加，没有定额，导致分散在各省的校董总计不下百人，胡适认为这样的后果是“召集既甚困难，组织又不合现行制度”。因此改组校董会也成为当务之急。
在胡适的建议下，中国公学校董会于6月10日在上海开会。会议根据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通过了校董会章程，决定校董名额为15人，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校董。接着由校董会投票选举蔡元培、于右任、熊克武、胡适、杨铨、王云五、但懋辛、马君武、丁觳音等15人为新校董。校董会还通过了中国公学组织大纲13条。
胡适当初答应接任中国公学校长，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公学的风潮，原定任期只维持两个月。因此，会议当天胡适向校董会提出辞职，但未能获准。中国公学的组织大纲中有设副校长的规定，就是为胡适继续担任校长准备的。
当天的会议通过决议，聘请高践四或杨亮功为副校长。高践四，早年留学康奈尔大学，归国后曾任中国公学教授。杨亮功，安徽巢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学美国，先后获斯坦福大学教育硕士，纽约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6月17日，胡适与杨亮功商谈，劝他做中国公学的副校长，杨亮功最后答应了。
这一年的暑假，杨亮功到校任事。有了杨亮功替胡适管理日常校务，胡适可以集中精力想大事，办大事，管他这个校长该管的事。他也不必每天都到校了。
6月25日，胡适到中国公学参加校长就职典礼。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套上这一箍，不知何日能解下。我所以不忍丢就走的缘故有三：(1)熊锦帆、但怒刚、丁觳音诸同学真热心办此事，我不忍丢了他们就走；(2)这个学堂当初确然于我个人的发展曾有大影响；我若不进中公，后来发展的方向当不同；(3)此时我行就职礼，可以表示一种态度，表示我不想北去。”
最后一点是指胡适反对李石曾担任北大校长，有人怀疑胡适自己有北上担任北大校长的打算。
9月12日，中国公学开学，胡适本想辞去一切课程，专心管理学校和从事研究，但中国公学的学生都希望能够亲炙胡适教诲，亲眼目睹胡适讲课的风采，胡适于是选了一门别的教授不愿教的课——中国文化史。这门课对胡适来说也很陌生，只好从头学起，认真备课，现“蒸”现“卖”。
中国公学经费异常困窘，濒于破产的境地，却贪大求全，设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学系，而学生仅三百余人。
胡适从1928年暑假开始调整学校的院系设置，最终改为文理学院、商学院、社会科学院等三个学院六个系。此举一方面便于课程的安排和学生的全面培养，另外，有助于节省经费，减轻学校经济上的压力。
在教师的选聘上，胡适继承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作风，遵循“不分派别，不限资格”的原则，将学术水平和能力作为标准，坚持不拘一格选聘优秀教师。例如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胡适也大胆聘用他为大学老师，诚如沈从文所说，“这是胡适校长给予我的难得的机会，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先后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
对于教授的聘请，胡适非常重视，并且有明确的标准，如中国文学教授，他认为必须旧学有根基而对于新知识也有相当研究者，才算合格。同时胡适又不拘于资格和学历，不分派别。以中国文学系为例，当时聘请王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文学、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后来结为夫妇的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
前边说到的，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梁实秋教文学。其中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都不满30岁，而沈从文只有高小学历。
胡适聘用沈从文是徐志摩的推荐，虽然沈从文第一堂课因为紧张站在讲台上十多分钟说不出话，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沈从文以专深的知识和才气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
胡适的名气不仅吸引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到中国公学任教，也吸引了不少人报考中国公学。
据罗尔纲回忆，当时他所在的班有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学生，比胡适还要大二十多岁。本来已经高等师范毕业，教了多年中学，因为仰慕胡适而放弃工作重新来中国公学求学。
胡适认为“教育的成功，此实系环境所使然”，因此，他开除了一批不注册、不上课、打架斗殴、使用假文凭的学生，整饬了学风，树立了学校威信。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吴淞月刊》《中公学生》《中国文学季刊》等刊物以及各种学会的创办发展，活跃了学术气氛，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提高学术水平和表达思想的平台，为学校建设起了良好的学风。
胡适在自己求学期间积极参加课外活动，非常活跃，对于中国公学学生的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也非常支持，有时还亲自担任演讲竞赛的评判员。
胡适自己非常擅长演讲，也很有心得，他告诉学生演讲的要点：第一是口齿要清楚，第二是说话要慢，而演讲稿的好坏则取决于思想组织的能力。
由于胡适的提倡和支持，学生的演讲水平有很大提高。1929年12月，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劳动大学四所淞沪大学在持志大学举行演讲比赛，结果中国公学夺得第一名。
胡适也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认为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磨练意志，培养坚忍进取的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在胡适任校长期间，学校每年春秋两季都举办运动会。
1930年4月28日，他亲自作《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然可喜。败也要欣然。健儿们，大家上前！健儿们，大家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胜，要光荣的胜，败，也要光荣的败，健儿们，大家齐来！”
经过改革，中国公学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学生数量和质量普遍提高，学校知名度和招生情况逐渐改观。在胡适掌校的两年时间里，学生数目从300多人增加到1300多人，发展很快，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学校原有的规模已经不能容纳学生现有的数量，为此扩建开设了分校区，新建了校舍。
第556章 人权与约法
胡适的改革使得中国公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胡适对于中国公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不佩服；胡适对于中国公学的整顿，不算不尽力”，“如果胡先生能多做几年校长，再多尽一点儿力，将来把中公由较好的大学，升到世界著名的大学，也是意料中事”，这是当时学生对胡适治校的评价。
事实证明。胡适不但是个出色的学者，也是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但学问做得好，官儿当得也得心应手。
说到了领导者，人们常用的赞誉之词往往是“率先垂范”、“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事无巨细”等等。
但是，胡适这个校长最被人称道的，却是对学校事务采取的无为而治的行事风格。
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
与杨亮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
这里说的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汇报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好像所以让他当这个领导，是因为就他行，别人都不行。这样的领导人从来不懂得，一个合格的领导者的最大责任是尽可能的调动和发挥下属的聪明才智。他们也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对于领导者，所谓“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
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领导者，无为而治是大智慧，甚至是最高的境界。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
从这里，不难发现，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胡适在中国公学，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沟通文理。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所在。所谓知识相关，各门知识是广泛联系，相互依赖的。如有些人所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胡适非常重视学生的读书学习。
他认为读书既要精又要博，他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
在他看来，读书要精的秘诀在于“眼到，口到，心到，手到”。需知著书的人，他写每一个字都是反复推敲的，而且每个字又有很多的意义，眼一时不到，就很容易误解作者的意思，贻害很大。口到就是要多读，特别是不甚理解的地方，多读几遍效果很好。心到就是要用心考究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此排章布节。手到的范围很广，它不仅包括做笔记、写心得，还包括查字典、做标记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手到这一手段把著书人的知识给彻底消化吸收。
关于这一点，胡适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列举了：（一）生物学上的证据，（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五）考古学上的证据，（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关于读书要博，胡适的观点是读书不博，则无法读书。经常读书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经验，读到某处，总是理解不了，好像对某方面的知识有所欠缺，但当你想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时，又会发现新的欠缺，读书愈多，发现的欠缺愈多，即便不想博，也不得不博了，除非索性不读。
关于这一点，胡适也有个例子：“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作为实验主义的提倡者，他希望学生能够在学业上不断追求进步，常教导学生做学问要能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他也希望学生们毕业后不要放弃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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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赠言》中说：“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的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经太晚了……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杨亮功还回忆说：“胡先生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写作，他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学生读书兴趣。学校创办有《吴淞月刊》。当时学校教授中作家甚多，影响所及，学生方面亦创办有许多刊物如《野马》等。”
此外，胡适还非常支持学生自己创办的《中国公学三日刊》。1929年底，针对一些学生对于某一学生组织用“中国公学”名义办此报刊的疑问，胡适公开表示：私人组织可以用“中国公学”名称，并且说美国著名大学的刊物都是如此。他还强调：学校不会干涉《中国公学三日刊》的发展，学生会也不会干涉。
胡适还为该刊题写了1930年新年贺词：“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悲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祝大家新年进步！”
胡适深知图书馆对于学习知识的重要性, 他很早就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胡适留学美国时，对美国的图书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曾“作一书致图书馆馆长Ｈａｒｒｉｓ君，许添设汉籍事”。1914年１月，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美国大学调查表》例言及《藏晖室杂录》。《杂录》第四部分对藏书30万册以上的美国大学图书馆概况做了统计。同年9月6日，胡适还游览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十分欣赏该馆100余万册藏书，“任人观览，不取资”的做法。
胡适对美国的图书馆与中国的藏书楼之间的巨大差距感慨万分，他在1915年２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为此，他发下大愿“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绩溪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后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以比之英之(大英博物馆)，法之(国家图书馆)，美之(国会图书馆)，亦报国之一端也。”
胡适认为建立图书馆是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此后他便终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图书馆建设。
1922年7月6日，胡适与蒋梦麟一起就日本赠款用途拟定计划，其中第一条就是“设东方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
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胡适捐款以示支持，并担任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1930年6月初，他在中国图书馆协会本年度年会的讲话中指出，良好的教师可遇不可求，图书馆则可求而可得。能够供给真正知识的，图书馆才是真正的教师。
他在中国公学期间，对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每日到馆学生有百余人。同时，校图书馆一改以往无任何统计的积习，计划进行各项统计，包括各系学生借书统计表、借出各种书籍分类比较表、各年级学生借书比较表等，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第557章 知难，行亦不易
胡适这一期间，除了研究著述，管理中国公学外，也还是有很多社会活动的。他经常把星期天的时间空出来接待来访者。
他在1928年7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是星期，我家中来客最多，终日会客。这是冬秀所谓‘做礼拜’也。”
江冬秀后来回忆了当时的一件趣事：一天，一位德国学者来访，胡适沿着楼梯下来，那人赶紧说：“我不是找你，是找你的父亲。”胡适笑着说：“我就是胡适。”德国学者大为惊奇，说：“我早就读过你的著作，总以为是一位老先生，原来你还这么年轻！”
笔趣阁
胡适同时也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1928年12月14日，胡适作《新年好梦》一文，提出六个梦想：第一，我们梦想今年全国和平，没有一处刀兵。第二，我们梦想今年全国裁兵，——有计划的裁兵，确确实实的裁兵。第三，我们梦想今年关税新税则实行后，一切苛捐杂税可以完全取消。第四，我们梦想新成立的铁道部在本年内能做到下列几项成绩：(1)把全国已成铁路收为真正国有，不许仍旧归军人有。(2)把各路收入完全用在各路的建设事业上。(3)筹划几条不容再缓的干路。第五，我们梦想今年全国实行禁绝鸦片。第六，我们梦想今年大家有一点点自由。
在这些梦想中，不难看出胡适对祖国，对民众怀着怎样的深情。
1929年3月，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等人组织平社，经常聚会讨论，从各方面研究“中国问题”。
这一年当中，胡适忍不住再谈政治，他在当年6月2日写给张元济的信中的说：“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候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况且我有一种信仰：‘天下无白白地糟蹋的努力’，种豆种瓜终有相当的收获。不种而获，则为不可能的事。自由是争出来的，‘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
4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权”。
正在践踏人权的政府忽然宣称保障人权，使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权与约法》一文。
文章写道：“四月二十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全文是：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体遵照。
“此令。在这个人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权的盛举，我们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们欢喜一阵之后，揩揩眼镜，仔细重读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觉大失望。失望之点是：第一，这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规定。就如‘自由’究竟是那几种自由？又如‘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障？这都是很重要的缺点。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近日各地电气工业之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对于这一方面完全没有给人民什么保障。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第三，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
‘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果然，这道命令颁布不久，上海各报上便发现‘反日会的活动是否在此命令范围之内’的讨论。日本文的报纸以为这命令可以包括反日会(改名救国会)的行动；而中文报纸如《时事新报》畏垒先生的社论则以为反日会的行动不受此命令的制裁。岂但反日会的问题吗？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上‘学阀’‘反动势力’等等字样，也就都可以封禁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我们在这种种方面，有什么保障呢？……我在上文随便举的几件实事，都可以指出人权的保障和法治的确定决不是一纸模糊命令所能办到的。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府时期的约法。
“孙中山先生当日制定《革命方略》时，他把革命建国事业的措施程序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司法者，负其责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革命方略》成于丙午年(一九〇六)，其后续有修订。至民国八年中山先生作《孙文学说》时，他在第六章里再三申说‘过渡时期’的重要，很明白地说‘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民人，实行地方自治。’至民国十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作《中国革命史》时，第二时期仍名为‘过渡时期’，他对于这个时期特别注意。他说：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散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
“又过了一年之后，当民国十三年四月中山先生起草《建国大纲》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第二期为“训政时期”。但他在《建国大纲》里不曾提起训政时期的“约法”，又不曾提起训政府期的年限，不幸一年之后他就死了，后来的人只读他的《建国大纲》，而不研究这“三期”说的历史，遂以为训政时期可以无限地延长，又可以不用约法之治，这是大错的。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可以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况且《建国大纲》里遗漏的东西多着哩。如廿一条说‘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是训政时期有‘总统’，而全篇中不说总统如何产生。又如民国十三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已有‘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的话，而是年四月十二中山先生草定《建国大纲》全文廿五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一党专政的。这都可见《建国大纲》不过是中山先生一时想到的一个方案，并不是应有尽有的，也不是应无尽无的。大纲所有，早已因时势而改动了。(如十九条五院之设立在宪政开始时期，而去年已设立五院了。)大纲所无，又何妨因时势的需要而设立呢？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我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尽之时。”
第558章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据罗家伦的《国父年谱初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医束手，他的家属和从人推李石曾专赴天津找回胡适，由胡适劝说先生试服中医所开药剂。虽然最终无效，这事却表明晚年孙中山对胡适颇为尊重。或许因此缘故，胡适一再作文，借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起初还能得到蒋政府的容忍。
无论如何，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下，能听到不同意见，能存在反对的声音，还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 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胡适的结论是：“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而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裁”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已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而他又与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不同。被视为敌人的人的反对，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胡适是不同的，至少属于中间势力，这让国民党政府如何受得了，显然也更可怕。因而蒋介石们对胡适们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已无法容忍。
当时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几个省市的党部，呈请政府“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层层公文训令，最后由教育部出面警告中国公学和胡适。
教育部的部令中引了六件公文，有的说：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
随即，国民党中常会又制定了一个《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学习党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这便是因胡适“人权”案而引起的，国民党最先创造的“天天读”。
胡适也不示弱，随即将“部令”退回教育部长蒋梦麟，并致函这位部长先生：“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信中还说：“若云 ‘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在哪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
最精彩的是，胡适接到教育部上述训令之后，特别将令文中的错误一处，别字二处，标出改正：“又该令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引注：中国公学为私立高校）一处，皆应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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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与胡适私谊甚笃，这回“奉令警告”胡适，无疑被迫充当蒋主.席中正的出头椽子，也无疑搜肠刮肚，想出“训令中国公学”的方案，并以附送 “公文 ”，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老友知趣闭口。岂料胡适反而公事公办，彰显他不屈从权势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说胡适很懂得诉诸舆论，将此事捅给报界，顿时闹得沸沸扬扬，反而使蒋介石们假说人权行真专制的面目，在他们极力争取的文化精英中间，也暴露无遗。
看来蒋介石们很会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适的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叶楚伧，为双十节作文《由党的力行挽回风气》。此文劈头便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随即数落“眼前”从政治道德、民族气节到社会风尚的环境种种“不幸”，都是从清朝皇帝以来上下中外各种势力造成的。胡适敏感地察觉，“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已被国民党权力者提出来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
于是胡适决定站出来回应了，在叶楚伧奇文满天飞的一个半月后，刊出长篇驳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文章言道：“‘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今年双十节，我在杭州车站买了一张杭州报纸的双十节号，忽然看见这样一句大胆的话。我吓了一大跳，连忙揩揩眼镜，仔细研读，原来是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的大文，题目是‘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
“叶部长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自从觉罗皇帝、袁皇帝、冯爵帅、徐阁老，以及文武百官，衣钵相传，掘下个大坑，政治道德扫地无遗。洋大人，外交人才，买办，跑街，以及西崽，也掘下个大坑，民族气节又扫地无遗。张献忠、白莲教、红灯罩、共产党，——这一套；保皇党、研究系、同善社、性欲丛书，——这又一套；大家在那里炫奇斗胜，分头并作，一坑又一坑，将社会风尚又搅个落花流水。这样一个不幸的环境摆布在眼前，任你是谁，偶一不慎，便会失足灭顶。……
“我看完了这一篇文章，心里很有点感触。这一个月以来，我时时想到叶楚伧先生的话，时时问自己：‘觉罗皇帝’以前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一个新旧文化问题的重要之点。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黄金世界既然在三百年前，我们只须努力回到觉罗皇帝以前的“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就是了。
“不幸叶部长的名论终不能叫我们心服。叶部长做了几年的大事业，似乎把中国历史忘记了。叶部长似乎忘了女子缠足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全国士子做八股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张献忠之前也曾有过魏忠贤，魏忠贤之前有过刘瑾，刘瑾也曾有过仇士良，有过十常侍。叶部长又似乎忘了白莲教之前也曾有过提倡烧指焚身的佛教，也曾有过最下流的拜生殖器的各种中古宗教。叶部长似乎又忘了张竞生博士以前也曾有过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的礼教和无数无数血泪筑成的贞节牌坊。叶部长又似乎忘了洋大人和外交人才以前也曾有过五胡之乱和金元的征服。
“然而，叶部长正式宣传道，三百年前的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我们看了叶部长的言论以后，不能不进一步质问：叶部长所代表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时时打起“除封建势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帜，何以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会发表这样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呢？究竟国民党对于这个新旧文化的问题抱什么态度呢？在近年有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呢？
“要解答这几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看国民党当国以来实地设施的事实。我们可以举几组的事实做例……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
“所以，在思想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再举文化问题本身做个例。新文化运动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以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现在对我们宣传“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叶部长还把这个黄金世界放在觉罗皇帝以前，去年何键先生便进一步，说现在的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都是“陈匪独秀和胡适”两个人的罪恶了！我们等着吧，“回到黄金世界”的喊声大概不久就会起来了！
“所以在这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
“以上不过列举三例来说明，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这些事实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都有历史的背景和理论的根据。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种保守性，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运动思想的根据了……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
第559章 被迫离开中国公学
胡适在上文说“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里的“我们”，很清楚是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包括已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刚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正在与新月派论争的鲁迅，仍在教书作文的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们已与胡适分合不一，但胡适仍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面为他们曾经共同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辩护。而他面对的，是拥有政、军、财、文权力资源的国民党，但他竟说这个党这个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动的，这不能不让胡适的很多朋友为他捏一把汗，也不能不为胡适的大无畏精神折服。
胡适此文在列举三项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反动的”，还用了大半篇幅，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相反态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这样就从根上揭示了，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的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胡适说：“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态，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毫无疑问，胡适的这些先见之明，已经完全被蒋政府在后来的一系列行动所证实。
胡适此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已全然背离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的遗教。“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
对此，蒋政府后来的失败也给予了证实。我们不能不说，胡适对蒋政府的断言，是历史的结论。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学校向政府申请立案问题尚未解决。虽然学生们报考中国公学并没有因为胡适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警告”而受到影响，但毕竟立案问题关系到将来学生毕业的前途。
正如1929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陈国俊的学生，在《中国公学三日刊》上发表的名为《学校立案问题》一文所指出的，立案问题对于学校的名誉和学生的前途都关系重大。当时的很多规定对于未立案大学的毕业生有诸多限制：如不能当律师，不能考县长，不能当省立中学的教师等等。
胡适曾为学校立案作过多次积极的努力，1929年8月1日，胡适写信给当时教育部的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叙伦，报告中国公学申请立案却被上海市教育局延误的情况，希望教育部派人调查此事并促成立案。但是，这是个专权的社会，教育部的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叙伦自然有心无力，此事终因胡适当时对时政的批评等种种原因而一直拖延。
到了1930年初，胡适不愿因为自己的思想言论影响学校的立案，影响学生们将来毕业后的前途，于是向校董会提出辞职，并于1月12日获得批准。
2月8日，胡适发表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公告，公告说：“我自民国十七年四月底到校任事以来，已近二十个月了。这廿个月之中，多承诸位同事的努力和同学的体谅，我的职务实在是很轻松的。”胡适接着说，中国公学已达到学生上千人的规模，自己的管理能力有限，因此辞去校长之职，推荐马君武担任校长。辞职后自己准备结束一些学术研究工作，然后到美国耶鲁大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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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一出，中国公学的教师、学生都很震惊。
2月14日，中国公学全体教员召开大会，议决以黄念远、胡耀楣为代表，竭诚挽留胡适。
校董会担心胡适的辞职会引起风潮，决定让胡适再维持一个时期。
5月初，胡适又向校董会提出辞职，中国公学的学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辞职”。大会还派学生代表水泽柯等向校董会请愿。胡适于是召集全体学生讲话，他举了北平协和大学牺牲世界著名学者做校长以求立案的例子，最终说服了学生们。
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由马君武继任，当天新旧校长举行交接典礼。据一位当年中国公学的学生陈咸森回忆，胡适辞职不久，上海各大报纸登出两条关于中国公学的消息：一是胡适辞去校长之职，马君武接任；二是教育部核准中国公学立案。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为中国公学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关于大学教育的一些理念也得到了实践，使中国公学成为“宁静得犹如我国古代的书院”的学习知识的场所。在他任期内，中国公学培养了一些著名的学生，包括胡适最为得意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1912.5.31-1997.2.1），生于江苏省苏州太仓浏河镇书香门第的，父亲吴仲裔提倡男女平等，创办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对吴健雄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健雄属“健”字辈，族人依次以“英雄豪杰”取名。乳名“薇薇”的吴健雄虽是女孩，但因排行第二，得了“健雄”这个颇为阳刚的名字。父亲吴仲裔希望她不让须眉，积健为雄。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吴健雄自小就能与其他兄弟一样读书识字。
于1940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毕业、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2年，吴健雄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由于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她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核物理女王”、“物理学第一夫人”。 吴健雄是美国物理学会（APS）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会长，也曾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是世界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275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1994年吴健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吴健雄主要学术工作是用β衰变实验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即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结合μ子、介子和反质子物理方面的实验研究，从而验证“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 该成果奠定了吴健雄作为世界一流实验物理学家的地位。
1956年之前，吴健雄已因在β衰变方面所作过的细致精密又多种多样的实验工作而为核物理学界所熟知，同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在β衰变过程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之后，吴健雄立即领导她的小组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极低温条件下用强磁场把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极化，而观察钴-60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子的出射方向都和钴-60原子核的自旋方向相反。这个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对称不守恒，在整个物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57年1月15日，吴健雄的实验多次证实了杨振宁、李政道的设想，她将实验报告整理成论文，寄到了《物理评论》。同日，哥伦比亚大学为这项新的发现史无前例地举行了一场记者会。第二天，《纽约时报》以头版报道了吴健雄实验的结果。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奔往吴健雄所在的实验室。吴健雄也接到无数大学和实验机构的邀请，要她去讲述她的实验结果。 但由于某些原因，吴健雄未能与杨李二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奖。很多人为她感到不公，但她本人从未作出任何回应。只是在给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史坦伯格的祝贺信上写道：“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
1958年，她晋升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同时获选为普林斯顿大学创校百年来第一位女荣誉博士，同一年被列入《美国科学名人录》。
1972年起提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直到1980年退休。
1975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的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1978年在以色列获得沃尔夫奖。
吴健雄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胡适一直给予特别的关注，吴健雄留学美国后，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吴健雄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
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特别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一直成为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第560章 桃李芬芳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特别是才能出众的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但也严格要求。比如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吴晗。
吴晗生于1909年，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他的父亲吴滨珏是前清秀才，算得上是书香门第。读书人的家庭，家教都颇严，吴家也不例外。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吴家也深受影响，因而，吴家的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吴晗中学毕业后，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在乡村蛰伏两年后，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并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因故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深得胡适赞赏。
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胡适则尽自己所能，为吴晗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吴晗是个争议很大的人，不妨多说几句。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因为要入清华攻读，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员被迫放弃。那可是吴晗的生活来源。胡适知道吴晗的困境，在吴晗被清华录取后没几天，即给当时清华的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举荐吴晗。
胡适在给翁张二人的推荐信中写道：“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吴晗虽然成为清华学子，但仍然以胡适为师，做学问也全面效法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也同样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
多次告诫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
吴晗的态度则是：“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吴晗果然不负胡适的期望，在清华读书期间，先后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
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大学毕业后年轻的吴晗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积极投身反对蒋政府的活动。只是，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回到北平后，吴晗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他能认请形势，转变思想。但是，胡适依然旧时胡适，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而当胡适得知吴晗的去向后，也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一个被称为顽固不化，一个被感叹走错路，孰是孰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师徒二人彻底决裂。
1957年3月，吴晗成为中.共.党组织的一员。身份转变的他，积极投身党组织发动的各种运动。曾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带头揭发批判罗隆基。
鉴于当时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人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领.袖挥手吴晗马上前进，随即发表了《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最.高领.导人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亲笔签名的自己的“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得意而有些忘形的吴晗，曾主动批判提携他的恩师胡适，公然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可没给过我什么，我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旧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他，想着握手问寒，“哼”着一声，转头视而不见。
但是，就是他的那个秉承最.高领.导旨意的新编历史剧，给他招来杀身之祸。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突然抛出了一篇重磅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这也成为引爆大浩劫的导火线。不久，吴晗和邓拓、廖沫沙一同被打倒，并被定性为“三家村集团”。
1966年夏，吴晗被关进了监狱后，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他的小儿子吴彰后来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
接下来，吴晗的家人也未能幸免。1968年4月，吴晗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不久，在折磨下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袁震，双腿瘫痪了。父母被双双关进监狱后，家里只靠年仅14岁的养女吴小彦支撑，独自承担起照顾弟弟吴彰的责任。
1969年3月18日，袁震被迫害致死。次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时，妈妈留给他们的最后形象是：“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
就在袁震含冤去世半年后的1969年10月11日，吴晗被迫害致死。吴晗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作为吴晗的养女，吴小彦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最终走投无路，于1976年9月的一天，在精神病院自杀。
有一则流传广远的学林掌故说，1990年代前后，某次学术圏大佬们聚会，座间有人谈起吴晗全家的惨事。一向不问世事、沉默不语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桌的费孝通大声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整起別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底下唏嘘一片。
或许，吴晗的悲剧在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特点，丧失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学术为政治服务随波逐流。吴晗写的《朱元璋传》四易其稿，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是“影射史学”，60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改成了“命题史学”，观点跟着形势走如何能做史学呢？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以大学教授和文人身份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可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副市长居然支持把北京的城墙、牌楼和部分寺庙、古建筑都给拆掉，直到今天人们也感到不可思议。吴晗还积极主持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失。吴晗对朋友检举，落井下石反戈一击，当年整人真的很无情。
在知识圈内说吴晗好话的不多，有人说是欺师灭祖、媚权、篡史等等。但也有人说，吴晗的悲剧不单纯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吴晗太迷信，太听话，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自己。
吴晗承认胡适是老师，但是否认了胡适对自己的帮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这样说也是没有办法。1954年，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都在批判胡适，包括胡适的亲密弟子罗尔纲，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罗尔纲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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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虽然与恩师胡适早就划清界限，却没有上纲上线恶毒污蔑攻击。所以谢泳才说，“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
在中国公学，被胡适特别青睐的还有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其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作得也很出众，胡适慧眼识人。
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
其中写道：“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据罗尔纲所记，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成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第561章 参关于“中基会”
胡适虽然身在上海，但仍然很关心最初回国给自己发展机遇的北京大学。1929年1月19日，胡适到北平，以新当选校董的身份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会的会议。
梁启超在胡适到北平当天去世，胡适作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1月25日，胡适作《留恋》一诗纪念北大：“三年不见伊，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蓦地相逢，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我终夜不成眠，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刚闭上了一双倦眼，只见伊庄严曼妙。我欢喜醒来，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2月4日，胡适的朋友徐旭生请胡适吃饭，邀李润章、李圣章作陪。饭后李润章问胡适对北平教育有什么意见，胡适主张把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分为四个分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北大以后只招研究生，五年之后就只有研究院了。这样计划，可以避免现有的北大学院、师范一院、师范二院、法学院、文理分院的种种重复，又可以提高北方及全国之教育程度，并且吸收全国的学者和各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胡适在上海期间，还积极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的事务。
前边提到过了，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也干了很多的实事。
最大的业绩，是为美国退还了部分的庚子赔款所做的努力。
庚子还歀曾经是压在晚清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为沉重负担，可以说是压得中国人民喘不上气来。
有人说，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英国是和中国结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国仇怨最深的，相对关系好一点的是美国。
袁世凯到任就听说了一个情况，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提供。美国公使梁诚说他在和美国的各界人士接触中，发现美国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过多，对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着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凯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于是要求奉天巡抚唐绍仪，下功夫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联络，加强沟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凯承诺，成立东三省银行从美国借歀，积极回应美国方的关切。
同年，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进行秘密谈判，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退还庚子赔款。
为促成这件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当属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他曾经做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
还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在华传教士明恩溥，他曾经通过和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关系，写信并当面劝说过美国总统。
几年后，美国在偿还本国侨民的损失后，要将赔款的大部分退还我国，当作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如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所说：“早在1908年，唐绍仪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减免付给美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的协议。当时减免赔款的总数为一千二百万元，准确的数字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协议于1908年月12月28日签订。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办起了清华学堂，培养准备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由于美国这一友好、慷慨表示，许多中国学生才能在完成清华预备班的学业以后赴美国各大学深造。这些留学生的全部费用都出自这笔基金。”顾氏这里的所谓“减免赔款”，和通常所谓“退还赔款”是同一件事情。
再说，1200万元在庚子赔款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它的意义却不小。第一，它保证了清华的资金来源，为该校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教授（当年北京各大学经常欠薪，只有清华是个例外），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第二，它比其他国家先走一步，后来英国、日本、法国、苏俄等国相继退还庚款，显然与此有关；第三，它为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独立提供了一种模式和可能，这有利于中国的改革进程。
然而，过去我们对这件事的评价却很糟糕。50年代初，吴晗、廖沫沙编过一本书，在谈到“美帝退还庚款的阴谋”时说：“美国这种以文化教育方式侵华的手段之毒辣阴险，远非大炮、军舰所能比拟。‘攻心为上’，美帝就是企图藉此在精神上来支配我们，影响我们，……使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对它发生好感，心甘情愿的受其统治与奴役。”
这显然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它虽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却为后来的教科书定下基调，从而影响了好几代人。直到80年代初，史学界才对这种说法做了一些修正。
把这么多志士仁人千辛万苦的努力，所达成的对苦难的中国人的善举，竟被为某种政治需要而妖魔化，这是很可悲的，也会让那些好心人为之心寒。
1924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法案，批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当时顾维钧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他说：“1924年减免的数目为六百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关于这笔减免款项，中美签订的协议规定建立一个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的联合董事会。美国政府指派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教授前往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制定和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
美国第二次退款的消息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上海《民国日报》于1924年7月2日报道说：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远东生物学会、考古学会、中国地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等“联合条陈北京政府及美使，请其补助专门学术之研究”。此外“武昌文华大学中外教员有设置图书馆之运动”，顾维钧和颜惠庆等人也想从这笔款项中为他们创办的华洋博物馆争取补助。
与此同时，由于英国、法国、日本、苏俄等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意向已经十分明确，所以军阀政客们都想控制这些款项，其中又以吴佩孚修建铁路的设想最有代表性。吴的意思是先用这些钱修筑铁路，等到铁路修好以后，再用铁路赚来的钱兴办教育。这种思路与洋务运动简直是如出一辙，或者说一脉相承。
吴的说法遭到知识界的强烈反对。那年夏天，北京八所高校频频召开会议，并于8月1日发表声明，一方面向国际社会揭露吴佩孚的说法是“黩武殃民……与饱其私人之欲壑”的借口，另一方面向“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发出呼吁，要以拚死抗争的精神，把这些钱“用于吾国自主独立之教育及学术事业”。
在此之前，中国科学社也发表宣言，在谴责“彼军人官僚之筑路主张”的同时，还对这些款项的用途、管理提出具体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政治的干涉，以保证学术教育事业的独立。（同上，第597页）
在此期间，胡适与任鸿隽、杨杏佛、丁文江、朱经农等人曾在书信往来中讨论此事。任鸿隽说，“这个宣言的稿子是我草的”；杨杏佛则想让胡适“专为此事赴美一行，由社（引者按：指中国科学社）供给旅费。”
根据胡适日记保留的资料显示，1924年8月，著名的美国教育家孟禄，为此专程到达北京以后，“八校会议”推选许绳祖、马叙伦、查良钊、马名海为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孟见面，了解他与中国政府接洽的真相以及他的态度。
孟回答说：“鄙人此次来华，不代表政府，系以国民资格非正式的促成美国退还庚款委员。”这里所谓“美国退还庚款委员”，就是后来成立的中基会董事。孟还说：“美政府对于该款之一切事项，始终抱不干涉主义，惟望中国能善用此款而已。故对于保管此款之委员，美国政府亦不愿参与，并不愿中国政府参与，甚愿中国国民主持此事。”这种“不干涉主义”和不愿政府参与、要由“国民主持”的主张，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独立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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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孟禄与我国各方面“接洽之后，对于委员产生之方法，不得不稍为变更。”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若令各团体推举，势必引起纠纷，不如悉由政府任命，事实上比较顺利。”没想到这个“稍为变更”，竟为后来埋下隐患。
对于中基会的成立，顾维钧也有比较详细的回忆。他说：“由于当时我是外交总长，所以我理应参与讨论此事。在这项工作中，我得到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博士的帮助。协议草案拟出以后，由我交内阁审议批准。内阁一致通过协议草案。按例行公事，协议草案又呈送总统，由总统明令公布。协议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董事会成员由双方政府任命。我想，美方成员是由美国公使馆按美国政府的指令提名的。董事会的中方成员有：胡适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华校长周诒春博士和范源濂先生。我记不清蒋梦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了。”
顾氏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根据中基会1925年第一次年会报告，这次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于1924年“通过美国议会两院，并表示此款当用以发展中国之教育及文化事业。同年九月，大总统令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临为董事。十月三日，复令丁文江为董事，合成十五人之数。……于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遂正式成立。”可见当时胡适并不在15名董事之内。
直到1927年6月29日，中基会在天津召开第三次年会，胡适和蔡元培才被选为董事。
第562章 改组“中基会”的风波
谈到不这次人事变动，杨杏佛说，与“革命势力已达长江，黄炎培、丁文江相率辞职”有关，其目的是为了“和缓各方之空气”。他还说，当年北京各团体选举中基会时，蔡元培和汪精卫得票最多，但是郭秉文却“藉口孟禄、曹锟之反对，不使入选”，从而使中基会沦为“少数私人垄断中国文化之工具”。杨的话是1928年6月在写给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信中讲的，当时杨是大学院副院长（院长蔡元培），大学院是管理全国学术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因此这封信见报后影响极大。尽管任鸿隽也承认“杏佛所说有许多并非事实”，但这件事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基会所面临的严酷处境。
1928年6月底，酝酿多日的中基会第四次年会还未召开，社会上已经是满城风雨、谣言四起了。当时不仅郭秉文、丁文江等人不能为新政权所容，就连胡适也好像要大祸临头。
7月上旬，朱经农寄给胡适一份剪报，内有北京市民大会电请国民政府通缉段祺瑞等人的消息，大会还要求将胡适作为“三一八”惨案的“附逆党徒……一体拿办”。
7月27日，《民国日报》有消息说：蔡元培在“国府席上，提出的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即任命胡适、贝克、贝诺德、孟禄、赵元任、司徒来登（即司徒雷登）、施肇基、翁文灏、蔡元培、汪兆铭、伍朝枢、蒋梦麟、李石曾、孙科、顾临等为董事，……还提出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修正如下：原章第三条‘董事由大总统任命’，以后缺出‘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董事’，改为‘……董事任期三年，期满由大学院根据全国学术界公意，提出人选，呈请国府另行任命’。”
胡适将此类剪报保存在日记中，还在上述“章程修正”后加了“此条最无道理”的眉批。
为什么说“此条最无道理”呢？胡适在8月11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中做了解释。
他说：“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的基本原则为脱离政治的牵动，故董事缺额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者。前年我们在上海所拟英国庚款董事会的组织，即依此原则为标准。今忽废去此条，改为董事三年期满由大学院呈请政府任命，便是根本推翻此原则了。”
这就是说，按照原章程规定，董事会一旦成立，其人事变更以及各项事宜就应该脱离政治，不再被政府左右。这个“基本原则”不仅保证了中基会及其教育文化事业的独立，也为其他国家退还庚款树立了榜样。然而由蔡元培提出的章程修正案，却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原则。
胡适还对蔡元培说：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也许是“以为当日政府不良，故须防政治的牵动；今为国民的政府，不应防御其干涉了”。这种想法看似有理，然而“事实上政治是否完全，是否尽如人意，谁也不敢担保”。何况“先生在大学院，能有几年，大学院自身能存在几时，都不可知”。因此学术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政局的变动和政治的干涉，“似亦不可不防”。此外，胡适还为张伯苓、周诒春等董事作了辩护。
为此，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写了一封信给蔡先生，讨论中华文化基金会的事。此事我若不开口，别人更不开口了。故我不能不说几句话。”
第二天，胡适还就此事与傅斯年作了长谈，并表示准备辞去大学院委员和中基会董事。对此，傅斯年当即进行了劝阻，后蔡元培得知后，也来信好言相劝。只是，这两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胡适敏感，也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8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中华文化基金会事，我本想辞了不干，但叔永（任鸿隽字叔永）力劝我勉强不要辞，将来或可尽点维持之力。我不忍太坚持，只好暂搁起来再说。”日记之后，还有一份大学院公函、一份剪报、一通周诒春致任鸿隽的信。前两份材料证实上述改组方案已获国民政府批准，后一封信则谈到贝诺德、顾临和司徒雷登等美方董事对修改章程的担忧。
在此期间，孟禄和蔡元培等人曾通过函电往来讨论此事。孟禄认为，中基会的组织管理应该相对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如果擅自进行改组，不仅无法保证董事会的连续性，还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冲突。蔡元培则强调：“因为中华基金会的中方成员是曹锟委派的，所以政府对此会的改组是必要的。”
10月4日，《时事新报》发表《大学院改组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说明》，内称自国民政府明令改组中基会以后，大学院多次接到外交部来函来电，通报美国方面的反映。这些反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改组董事会以及修改章程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同意，违背了原来的约定；二是董事会是非政治机构，不应该受政局变化的影响；三是原章程规定董事应该自选，如今由政府委派，违背了自选原则。
对于这些意见，大学院的解释是：第一，美国退还庚款，本来是无条件的，因此这次修改章程和改组董事会不需要征求美国政府同意。第二，董事会成立时，曹锟政府曾拒绝学术教育团体推举的人选，这说明此事一开始就无法脱离政治。第三，由贿选总统任命的这个董事会，是不可能通过自选方式来完成其更新换代的；只有对它进行改组，才能走上非政治的道路。而在此之前，蔡元培为了辞职已经携带家眷离开南京，由杨杏佛代行其事。这好像证明了胡适的先见之明。
尽管大学院的解释振振有词，但是早在9月13日，胡适就收到杨杏佛以大学院名义发来的一份公函，内有“现准孟禄来电，请从缓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等语，并请胡适、蒋梦麟“将这次改组理由及补救办法”，向孟禄详细解释，以免引起误会。可见杨杏佛等人虽然表面上嘴硬，实际上已经在寻求妥协和退路了。
问题是中基会的改组不仅引起了误会，还涉及到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是外交和法律的问题。
按照规定程序，美国退还的第二批庚子赔款，是在中基会成立之后，由美国总统签署命令拨付的。现在中国政府对它进行改组，等于说原来的受款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即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付款对象，不能继续付款了。美国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要想改变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非常困难。可见南京政府改组中基会之举，过于草率。
第二是观念和影响的问题。
按照杨杏佛等人的想法，既然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那就应该对中基会进行改组，因为它毕竟是由贿选总统曹锟任命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越是一个好的政府，就越应该尊重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何况政府的“好”“坏”是相对而言、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假如一个“好”的政府不能保护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那就很可能为“坏”的政府破坏这种独立留下借口，甚至是开了先河。对于这个问题，孟禄教授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如果一个出于最善良动机的好政府可以干涉董事会的运作，那么一个带有自私动机的坏政府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因改制而取消大学院，并在行政院之下设立教育部。11月下旬，胡适收到新任教育部长蒋梦麟来信，讨论中基会改组的事应该如何补救。蒋根据孟禄、任鸿隽的意见，提出由教育部召集原来的董事开会，让政府不喜欢的5人辞职，再补选5名新的董事。至于修改章程的问题，可以由新董事会讨论解决。蒋还说，等到孟禄抵达上海后，就可以开会。
12月3日，蒋梦麟电邀胡适抵达南京，并于当晚宴请胡适、蔡元培、任鸿隽、王宠惠、罗家伦、孙科等人。胡适曾对孙科说，事已至此，最好由新董事致函原董事会，情愿放弃董事资格，请原董事自由选举，这才可以减少政府干涉之嫌，又能让他们重新当选。
几天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孙科说：也可以“由新董事向政府辞职”，然后“让旧董事会自由选补。”这两个方案的共同点是尊重董事会独立的原则，区别在于前者是让新董事“放弃”董事资格，后者则是让他们向政府“辞职”。在这封信中，胡适还用英文引述了孟禄所谓好政府、坏政府的话。
12月中旬，孟禄如期到达上海，中基会第三次常会也准备在半个月以后举行。经过一番接触和胡适的反复解释，蔡元培等人终于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孟禄却发现一个新的问题：由于政府的命令在前，如果以教育部而不是国民政府的名义召开会议，还“不能使旧董事会有法律根据”。
这时已经是12月23日，距国民政府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行政例会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胡适急忙与蒋梦麟联系，并为他起草了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开会的文件，然后让他带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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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8日傍晚，胡适从蒋梦麟来电中得知，“前案已通过国民政府”，他才如释重负。为此，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道：“其实此次所提之案即是我以前为孙哲生（孙科字哲生）拟的办法。而我的原办法比今回所通过的办法，冠冕堂皇的多了。他们一定不采用我的办法，却一定要等到一个外国人来对他们说，‘不这样办是拿不到钱的’，他们然后照办！说起来真可羞！”
1929年1月3日，中基会在杭州召开会议。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抱怨说：“此次大家都是很难为情的。杨杏佛放了一把火，毫不费力；我们却须用全部救火队之力去救火！”胡适认为大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过是“给这个政府留一点面子，替一个无识的妄人圆谎”。为此他又气又恨，非常痛苦。
会议开始后，又出现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原定由汪精卫接替周诒春担任董事，但是有人反对汪当选，美国董事也“怕他捣乱”；二是5名旧董事的辞职表面上是自己提出，其实仍有政府胁迫之嫌，何况原来由政府任命的5人如果全部当选，也给人以做戏的感觉。
当天晚上，胡适迟迟不能入睡，他觉得“实在没有面孔留在基金会，遂决计辞职，提出任叔永为继任人。”
第二天一早，胡适拿起周诒春交给他的一个董事任期名单，仔细看罢，“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第一，由于郭秉文到六月份就要任满，如果让汪精卫接替郭，汪的任期就没多久了。届时只要不推选汪连任，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第二，为了避免有政府胁迫之嫌，董事会应批准他辞职，并选举任鸿隽为董事。这样一来，改选名单由5人变为6人，既可以证明缺额“由本会自选”的原则，又可以表明董事会并没有按政府的意图办事。此外胡适还认为，他主动辞职对于被迫辞职的张伯苓、周诒春等人来说，也是个安慰。
第二天一早，他将这个绝妙的方案介绍给大家，并在会上获得通过。大家本来不同意他辞职，他说：“今年六月便有缺额，你们要让我回来，可以再举我。”董事改选后，新一届董事会又选举蔡元培和蒋梦麟为正副董事长，任鸿隽为秘书兼干事长，翁文灏、赵元任为执行委员。
会议结束后，有人给胡适寄来一份杂志，内有一篇《胡适之扫兴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胡适对“收回庚子赔款运动颇为卖力，故得历任委员，其公费闻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适因为落选，“如青天霹历，懊丧异常，……在杭盘桓一夕，即扫兴而回。今后胡博士生活上恐将大受影响矣。”胡适看了之后哈哈大笑，随即给杂志主编回复一信，信中解释了他们“不支俸给，也不支公费，只有到会时可支旅费”的事实，指出了文章中的其他错误，还表示他辞去董事以后，心情非常高兴。
这一年6月，中基会在天津召开第五次年会，“全体一致票选胡适君继任汪兆铭董事之任”，至此，中基会改组风波才算平息。
第563章 我们走那条路
离开了中国公学，胡适没有停止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继《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后，胡适又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今日要想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可不先审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根本上抱着什么态度。这个根本态度的决定，便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古人说得好：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
“『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态。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也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事到临头，人家叫我们向左走，我们便撑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们向右走，我们也便撑着旗，喊着向右走。如果我们的领导者是真真睁开眼睛看过世界的人，如果他们确是睁着眼睛领导我们，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跟着他们走上平阳大路上去。但是，万一我们的领导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儿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真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大危险了。
“我们不愿意被一群瞎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睁开眼睛看看面前有几个岔路，看看那一条路引我们到那儿去，看看我们自己可以并且应该走那一条路。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在我们探路之前，应该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到那儿去，又何必探路呢？
“现时对于这个目的地，至少有这三种说法：
（1）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2）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者）说，国家主义的运动“就是要国家能够独立，人民能够自由，而在国际上能够站得住的种种运动”。
（3）中国.共.产.党现在分化之后，理论颇不一致；但我们除去他们内部的所谓史大林—托洛斯基之争，可以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目的地，就是“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在讨论这三个目的地，因为这种讨论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笔墨官司。我们的任务只在于充分用我们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的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
“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这五大敌人是不用我们详细证明的。余天休先生曾说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贫穷线以下。张振之先生（《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估计贫民数目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张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话，说：“依据甘布尔，狄麦尔，以及北京的成府，安徽的湖边村的调查，中国穷人总数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费为一三○元至一六○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这数目以下，便是穷人。）近来所得社会调查的结果，如李景汉先生“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等书所报告，都可以证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计是大体不错的。有些地方的穷人竟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李景汉调查北平郊外挂甲屯的结果。）或竟至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民十一华洋义赈会调查结果。）这就离余天休先生的估计不远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大敌。
“疾病是我们种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杀人，肺结核花柳病的杀人灭族，这都是看得见的。还有许多不明白杀人而势力可以毁灭全村，可以衰弱全种的疾病，如疟疾便是最危险又最普遍的一种。近年有科学家说，希腊之亡是由于疟疾，罗马的衰亡也由于疟疾。这话我们听了也许不相信。但我们在中国内地眼见整个的村庄渐渐被疟疾毁为荆棘地，眼见害疟疾的人家一两代之后人丁绝灭，眼见有些地方竟认疟疾为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病痛，（我们徽州人叫他做“胎疟”，说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疟疾的可怕甚于肺结核，甚于花柳，甚于鸦片。在别的国家，疟疾是可以致死的，故人人知道它可怕。中国人受疟疾的侵害太久了，养成了一点抵抗力，可以苟延生命，不致于立死，故人都不觉其可怕。其实正因为它杀人不见血，灭族不留痕，故格外可怕。我们没有人口统计，但世界学者近年都主张中国人口减少而不见增加。我们稍稍观察内地的人口减少的状态，不能不承认此说的真确。张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国社会的病态》里，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统计，无一处不是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
“例如：广州市 十七年五月到八月 每周死亡超过出生平均为六十人。广州市 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 每周死亡超过出生平均六十七人。南京市 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 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周平均多死六十二人。不但城市如此，内地人口减少的速度也很可怕。我在三十年之中就亲见家乡许多人家绝嗣衰灭。疾病瘟疫横行无忌，医药不讲究，公共卫生不讲究，那有死亡不超过出生的道理？这是我们的第二大敌。
“愚昧是更不须我们证明的了。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北京大学去年十二月满三十一年，圣约翰去年十二月满五十年，都是连初期幼稚时代计算在内。）在今日的世界，那有一个没有大学的国家可以竞争生存的？至于每日费一百万元养兵的国家，而没有钱办普及教育，这更是国家的自杀了。因为愚昧，故生产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识不够救贫救灾救荒救病，故缺乏专家，故至今日国家的统治还在没有知识学问的军人政客手里。这是我们的第三大敌。
“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不但国家公开“捐官”曾成为制度，不但二十五年没有考试任官制度之下的贪污风气更盛行，这个恶习惯其实已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正如亨丁顿说的：中国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厌的事，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贪小利行为，文言叫做‘染指’，俗语叫做‘揩油’。上而至于军官的克扣军粮，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务买办的赚钱，下而至于家里老妈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质的行为。这是我们的第四大敌。
“扰乱也是最大的仇敌。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美国生物学者卓尔登（David Starr Jordan）曾说，日本所以能革新强盛，全靠维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断的和平，积养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够发愤振作。我们眼见这二十年内战的结果，贫穷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产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还来不及，那能办教育？——租税是有些省份预征到民国一百多年的了，贪污是更明目张胆的了。（《中国评论周报》本年一月三十日社论说，民国成立以来，官吏贪污更甚于从前。）然而还有无数人天天努力制造内乱！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大仇敌。
“以上略述我们认为应该打倒的五大仇敌。毁灭这五鬼，便是同时建立我们的新国家。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
“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深信：决没有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不能在国际上享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我们不看见那大战后破产而完全解除军备的德国在战败后八年被世界列国恭迎入国际联盟，并且特别为她设一个长期理事名额吗？
“目的地既定，我们才可以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法子，走那一条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
“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还是另有第三条路呢？——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革命和演进本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顺着自然变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是演进。在演进的某一阶段上，加上人功的促进，产生急骤的变化；因为变化来的急骤，表面上好像打断了历史上的连续性，故叫做革命。其实革命也都有历史演进的背景，都有历史的基础。如欧洲的“宗教革命”，其实已有了无数次的宗教革新运动作历史的前锋，如中古晚期的唯名论（Nominalis.m）的思想，如十三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的潮流，加弗浪西斯派的和平的改革，如威克立夫（Wyclif）和赫司（Huss）等人的比较急进的改革，如各国的君主权力的扩大，这都是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的历史背景。火药都埋好了，路得等人点着火线，于是革命爆发了。故路得等人的宗教革新运动可以叫做革命，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历史演进的一个阶段。
“又如所谓‘工业革命’，更显出历史逐渐演进的痕迹，而不是急骤的革命。基本的机械知识，在十六世纪已渐渐发明了；十六世纪已有专讲机器的书了，十七世纪已是物理的科学很发达的时代了，故十八世纪后半的机器生产方法，其实只是几百年逐渐积聚的知识与经验的结果。不过瓦特（Watt）的蒸汽机出世以后，机器的动力根本不同了，表面上便呈现一个骤变的现象，故我们叫这个时代做工业革命时代。其实生产方法的革新，前面可以数到十五六世纪，后面一直到我们今日还在不断的演进。
“政治史上所谓‘革命’，也都是不断的历史演进的结果。美国的独立，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一九一七的两次革命，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馆’把俄国大革命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三四百年前的农民暴动，便是这个道理。中国近年的革命至少也可以从明天叙起。
“所以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绝对不相同的两件事。变化急进了，便叫做革命；变化渐进，而历史上的持续性不呈露中断的现状，便叫做演进。但在方法上，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上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且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但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宣传鼓吹，组织与运动，使少数人的主张逐渐成为多数人的主张，或由立法，或由选举竞争，使新的主张能替代旧的制度，这是和平的人功促进。而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武力斗争的风气既开，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纷乱的局势，于是一乱再乱，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如中美洲的墨西哥，如今日的中国，皆是最明显的例子。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这一边刚打平，又得招兵购械，筹款设计，准备那一边来革命了。他们主持胜利的局面，最怕别人来革命，故自称为“革命的”，而反对的人都叫做‘反革命’。然而孔夫子正名的方法终不能叫人不革命；而终日凭借武力提防革命也终不能消除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我们认为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来替代武力，用这一班军人来推倒那一班军人，用这一种盲目势力来替代那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真革命。至少这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结果只是兵化为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于国家有何利益？于人民有何利益……
“中国秦以前，完全为一封建时代。自黄帝历尧、舜、禹、汤、以至周武王，为封建之完成期。自周平王东迁，历《春秋》战国以至秦始皇，为封建之破坏期。统一之中国，即于此封建制度之成毁过程中完全产出。（原注：封建之形势早已破坏，而封建之势力至今犹存。)
“但是隔了两个月，这位教育家把他所说的话完全忘记了，便又在四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同卷四号二页）上说：中国在秦以前，为统一的专制一尊的封建国家成长之时代。……到秦始皇时，……统一的专制一尊的封建国家才完全确立。（原注：列爵封土的制度，到这时候，当然改变了许多。然国家仍可以称为‘封建的‘者，因’封建的‘三字并非单指列爵封土之制而言。凡一国由中央划分行政区域，设为种种制度，位置许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面负责维持地方次序，另一方面吸收地方一部分经济的利益，以维持中央之存在。平民于此，无说话之余地。凡此等等，都可以代表’封建的‘三字之一部分的精神。）两个月之前，封建制度到秦始皇时破坏了；两个月之后，封建国家又在秦始皇时才完全确立！然而《教育杂志》的编者与读者都毫不感觉矛盾。这位作者本人也毫不感觉矛盾。他把中央集权制度叫做封建国家，《教育杂志》的编者与读者也毫不觉得奇怪荒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名词本来只是口头笔下的玩意儿，爱变什么戏法就变什么戏法，本来大可不必认真，所以作者可以信口开河，读者也由他信口开河。
“那么，这个革命的对象——封建势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去年《大公报》上登着一位天津市党部的某先生的演说，说封建势力是军阀，是官僚，是留学生。去年某省党部提出一个铲除封建势力的计划，里面所举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把持包办以及含有占有性的东西，故祠堂，同乡会，同学会都是封建势力。然而现代的把持包办最含有占有性的政党却不在内。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是封建势力。
“前几天我们看见中国共产党中的‘反对派’王阿荣陈独秀等八十一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们以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土地早已是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地，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乡村所遗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页十六——十七）
“封建先生地下有知，应该叩头感谢陈独秀先生等八十一位裁判官宣告无罪的判决书。但独秀先生们一面判决了封建制度的无罪，一面又捉来了一个替死鬼，叫做资产阶级，硬定他为革命的对象。然而同时他们又告诉我们，中国‘生产停滞，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本国的银行资本不过在一万五千万元以上。在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里，止有一万五千万元的银行资本，资产阶级只好在显微镜底下去寻了，这个革命的对象也就够可怜了，不如索性开恩也宣告无罪，放他去罢。
“以上所说，不过是要指出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
笔趣阁
“最要紧的一点是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怎么叫做盲动的行为呢？不认清目的，是盲动；不顾手段的结果，是盲动；不分别大小轻重的先后程序，也是盲动。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如组织工人，不为他们谋利益，却用他们作扰乱的器具，便是盲动。又如人力车夫的生计改善，似乎应该从管理车厂车行，减低每日的车租入手；车租减两角三角，车夫便每日实收两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办工运的人却去组织人力车夫工会，煽动他们去打毁汽车电车，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惨剧，这便是盲动。又如一个号称革命的政府，成立了两三年，不肯建立监察制度，不肯施行考试制度，不肯实行预算审计制度，却想用政府党部的力量去禁止人民过旧历年，这也是盲动。至于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自己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也都是盲动。
“怎么叫做自觉的改革呢？认清问题，认清问题里面的疑难所在，这是自觉。立说必有事实的根据；创议必先细细想出这个提议应该发生什么结果，而我们必须对于这些结果负责任：这是自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不是我们个人出风头的事，也不是我们个人发牢骚的事，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去思想？怀着这重大的责任心，必须竭力排除我们的成见和私意，必须充分尊重事实和证据，必须充分虚怀采纳一切可以供参考比较暗示的材料，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为社会国家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这叫做自觉。”
第564章 梁漱溟的质疑
胡适的这篇《我们走那条路》，和问题和主义的那篇文章一样，一直饱受指责和诟病。《我们走那条路》此文，更常被戏称为“五鬼闹中华”，当然多半是贬义。在很多人看来，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之人，人权斗士，因写了这篇文章一下子变成了无聊文人。
也难怪，别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胡适却搞出来个“五鬼”来，所谓“奇论一出，全国震惊”，不但鲁迅对此冷嘲热讽，就连在胡适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
梁漱溟写道：“昨于《新月》二卷十号得读尊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欢喜非常。看文前之‘缘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这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去年讨论“中国的现状”，今年更在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谓“社会上有力分子”；能于谈哲学文学之外，更直接地讨论这现实问题而有所主张，那社会上所得指点领导之益将更切实而宏大。回忆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我与守常（李大钊）同访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运动；其后约期在蔡家聚会，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十七人签名发表。八九年来，不多见先生对国家问题社会问题抱何主张，作何运动，其殆即先生所说的‘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亦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目的地’么？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不行，却亦颇肯想这问题。——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类如我民国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极荷先生的同情与注意；类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就只为对这问题虽肯想而想不出解决的道儿来。现在旧日朋友多为这问题洒血牺牲而去，(守常而外，还有守常介绍给我的高仁山安体诚两先生。)留得我们后死者担负这问题了。我愿与先生切实地彻底地讨论这问题！
“先生在“我们走那条路”文中，归结所得的方向主张，我大体甚为同意。例如先生所说的：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我于此完全同意；还有下面一段话，我亦相对地同意：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然而我于先生所由得此归结主张之前边的理论，则不能无疑。先生的主张恰与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相反，这在同一问题下，为何等重大差异不同的解答！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然而我们试就先生文章检看果何如呢？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只轻描淡写地说得两句：
“这五大仇敌之中……（中略）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害，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么？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像这样地轻率大胆，真堪警诧！原来帝国主义之不算仇敌是这样简单明了的事；先生明见及此，何不早说？可免得冤枉死了许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为轻率浅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难革命家者，还出革命家之下。三数年来的革命，就他本身说，可算没结果；然影响所及，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举其一点，便是大大增进了国人对所谓世界列强和自己所处地位关系的认识与注意，大大增进了国人对于“经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注意；——两层相连，亦可说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谈革命的书报刊物，无非在提撕此点；而其最先（或较早）能为统系地具体地详细地指证说明者，则殆无逾漆树芬先生‘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此书一出，而‘中国问题’的意义何在，——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问题’的解决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束缚；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
“此处‘遂若’二字请读者注意；盖我意尚不然也。我且抄漆君原书结论于此：
“（上略）为帝国主义所必要市场与投资之绝对二个条件，环顾今日世界，已多无存；是为其外围之区域日益减少，而崩坏之机迫于目前。惟我中国，土地则广袤数千万方英里，人口则拥有四万万众，对于货物与资本之需要量，对于原料品食料品之供给量，大而无伦，恰为资本帝国主义欲继续其生存发达之最好的理想地。有此原因，必有结果。结果者何？外国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遂如万马奔腾之势，以践踏于我国矣。于是为解决其市场问题，而我有百个商埠之提供；为解决其投资问题，而我有二十余亿元资本之吸收，而有数多利权之丧失；为圆滑其市场与投资地之经营起见，而我有巨大交通权之让与。我国一部之对外关系史，略具于此矣。不但此也，从政治而言，他们在我国又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之设定，遂在我国俨成一支配阶级；从经济而言，他们向我获有关税之束缚权，与投资之优先权，在我国遂成一剩余价值榨取之阶级。他们这种行动，实如大盗之入我室而搜我财绑我票，使我身家财产荡然无存一样，特我国民不自觉耳！同胞乎！今日国家之大病，实在于国民生活维艰，而生活维艰之所以，即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榨取。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孟氏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故欲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根本上尤不可不使我国经济开发。顾我国今日之经济，从本书看来，已受资本帝国主义层层束缚，万不能有发达之势。换言之，即我们欲使我国成为万人诅咒之资本主义国家，亦事实有不能也，遑论其他！然则欲救我中国，非从经济改造不可，而欲改造我国经济，实非抵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可。以个人意见，今日中国，已成为国际资本阶级联合对我之局，并常嗾使军阀以助长我之内乱。故我除一方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弱小民族以抗此共同之敌，他方内部实行革命，使国家之公正得实现外，实无良法也。虽然，此岂易易事哉！须协我亿众之力，出以必死奋斗之精神，建设强有力之国家始获有济！
“先生果欲推翻革命论，不可不于此对方立论根据所在，好加审量。却不料先生在这大潮流鼓荡中，竟自没感受影响；于对方立论的根据由来，依然没有什么认识与注意。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从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这是我们要请教于适之先生的。我希望适之先生将三数年来对此问题最流行的主张办法先批评过；再说明先生自己的“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办法，其内容果何所谓？——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便是空发梦想！所谓最流行的主张办法，便是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
“这种论调随在可见，我们且举郭沫若先生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所作序文为例：
“（上略）大约是在今年三四月间的时候罢，漆君有一次来访问我，我们的谈话，渐渐归纳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我们都承认中国的产业的状况还幼稚得很，刚好达到资本化的前门，我们都承认中国有提高产业的必要。但是我们要如何去提高？我们提高的手段和程序是怎样的？这在我们中国还是纷争未已的问题，我在这儿便先表示我的意见。我说：在中国状况之下，我是极为讴歌资本主义的人的反对者。我不相信在我国这种状况之下，有资本主义发达之可能。我举出我国那年纱厂的倒闭风潮来作我的论据。欧战剧烈的时候，西洋资本家暂时中止了对于远东的经营，在那时候我们中国的纱厂便应运而生，真是有雨后春笋之势。但是不数年间欧战一告终结，资本家的经营，渐渐恢复起来，我们中国的纱厂，便一家一家底倒闭了。这个事实，明明证明我们中国已经没有发达资本主义的可能，因为：（一）我们资本敌不过国际的大资本家们，我们不能和他们自由竞争；（二）我们于发展资本主义上最重要的自国市场，已经被国际资本家占领了。我当时证据只有这一个。其实这一个，已就是顶重要的证据。资本化的初步，照例是由消费品发轫的。消费品制造中极重要的棉纱事业，已不能在我们中国发展，那还说得上生产部门中机械工业吗？
“我这个显而易见的证明，在最近实得到一个极有力援助，便是上海工部局停止电力的问题了。我们为五卅案，以经济的战略对付敌人，敌人亦以经济战略反攻。上海工部局对于中国各工场把电力一停，中国的各工场便同时辍业。这可见我们的生杀之权，是全操在他们手里。我们的产业，随早随迟，是终竟要归他们吞噬的。我们中国小小的资产家们哟！你们就想在厝火的积薪之上，做个黄金好梦，是没有多少时候的了。要拯救中国，不能不提高实业，要提高实业，不能不积聚资本，要积聚资本，而在我们的现状之下，这积聚资本的条件，通通被他们限制完了，我们这种希望简直没有几分可能性。然而为这根本上的原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缔结了种种不平等条约。由是他们便能够束缚我们的关税，能够设定无制限的治外法权，能够在我国自由投资，能够自由贸易与航业，于不知不觉间便把我们的市场独占了。
“由这样看来，我们目前可走的路惟有一条，就是要把国际资本家从我们的市场赶出。而赶出的方法：第一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是以国家之力集中资本。如把不平等条约废除后，这国际资本家，在我国便失其发展根据，不得不从我国退出；这资本如以国家之力集中，这竞争能力便增大数倍，在经济战争上，实可与之决一雌雄；是目前我国民最大之责任！除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厉行国家资本主义外，实无他道，这便是我对于中国经济问题解决上所怀抱的管见。
‘中国国民党所以不能不联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组，一变其已往之性质，中国近数年来的所谓国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学着俄国人脚步走，盖有好几方面的缘由；即就现在所谈这一面，亦有好几点。其一则事实所诏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由此所以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又其一则事实所诏示，中国的一切进步与建设既必待经济上有路走才行，而舍国家资本主义（再由此过渡到民生主义或共产主义）殆无复有他途可走；如此则无论为对外积极有力地又且机警地应付国际间严重形势计，或为对内统盘策划建造国家资本计，均非以一有主义有计划的革命政党，打倒割据的军阀，夺取政权，树立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必无从完成此大业；于是就要容共，要北伐，要一党专政。先生不要以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发狂；先生不要以为不顾人权是无理性的举动；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没有彻底了解对方之前，是不能批评对方的；在没有批评到对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异样主张的。我非持革命论者，不足以代表革命论。即漆君之书，郭君之序，亦不过三数年来革命论调之一斑，偶举以为例。最好先生破费几天功夫搜求一些他们的书籍来看看，再有以赐教，则真社会之幸也
‘再次说到封建军阀。先生不承认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的存在，但只引了一些《教育杂志》某君论文，和王阿荣陈独秀的宣言，以证明革命家自己的矛盾可笑，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亦太嫌省事！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论文和专书出了不少，意见尚难归一。先生是喜欢作历史研究的人，对于这问题当有所指示，我们非请教不可。革命家的错误，就在对中国社会的误认；所以我们非指证说明中国社会怎样一种结构，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我向不知学问，尤其不会作历史考证功夫，对此题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扫群疑，昭见事实，实大有望于先生！
“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本来中国人今日所苦者，于先生所列举五项中，要以贫穷与扰乱为最重大。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假定先生不以军阀为仇敌，而顾抱消灭“扰乱”之宏愿，此中必有高明意见，巧妙办法；我们亟欲闻教！想先生既欲解决中国问题，对军阀扰乱这回事，必不会没个办法安排的；非明白切实的说出来，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赞成，亦无从赞成起。
“总之，我于先生反对今之所谓革命，完全同意；但我还不大明白，先生为什么要反对。先生那篇文太简略，不足以说明；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到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请教不可。先生说的好：‘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也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今便是指出疑点来，请先生再彻底想想，不可苟且模糊。先生亦曾谦虚地说：‘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据我个人所见，先生的判断大体并不错；我尤同情于先生所谓‘自觉的探路’，我只祈求先生更自觉一些，更探一探。我便是诚意地（然而是很不客气地）来参加先生所希望公开讨论的一个人，想求得一更正确的途径，先生其必许我么？
“如果先生接受我的讨论，我将对于我所相对同意的先生所主张的那‘根本态度和方法’，再提供一些意见；我将对于我所不甚同意的先生所说的那‘目的地’，再表示一些意见。总之，我将继此有所请教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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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及那‘目的地’，我还可以就此附说几句话。先生文中既谓：‘在我们探路之前，应该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到那儿去，又何必探路呢？’是指示非先解决此问题不可了。乃随着举出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共产党三种说法之后，没有一些研究解决，忽地翻转又谓：‘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在讨论这三个目的地，因为这种讨论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得了的笔墨官司。’岂不可怪！先生怕打官司，何必提出‘我们走那条路’的问题？又何必希望公开的讨论？要公开讨论我们走那条路的问题，就不要怕打笔墨官司才行。既于此不加讨论了，乃于后文又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说，‘这是我们的目的地’。难道要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是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将旁人意见——而且是社会上有力党派的意见——搁开不理他，只顾说我的主张，就可解决了的么？
“总之，我劝先生运思立言，注意照顾对方要紧。”
第565章 胡适的回复
梁漱溟的文章是以致胡适信的方式发表。胡适认真研读了梁漱溟的信，随即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
言道：“今天细读《村治》二号先生给我的信，使我十分感谢。先生质问我的几点，都是很扼要的话，我将来一定要详细奉答。
“我在‘缘起‘里本已说明，那篇文字不过是一篇概括的引论，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则另由别位朋友分任。因为如此，所以我的文字偏重于提出一个根本的态度，便忽略了批评对方理论的方面。况且那篇文字只供一席讨论会的宣读，故有‘太简略’之嫌。
“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先生所说，‘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
“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问题，稍一翻看历史，当知此种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先生要我作历史考证，这话非一封短信所能陈述，但我的论点其实只是稍稍研究历史事实的一种结论。
“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
“大旨如此，详说当俟将来。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二十年来历史的明训。处置军阀——其实中国那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别无‘高明意见，巧妙办法’，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
“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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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几次互战看来，何一非长衫同志失职不能制止的结果？当民十六与民十八两次战事爆发之时，所谓政府，所谓党皆无一个制度可以制止战祸，也无一个机关可以讨论或议决宣战的问题。故此种战事虽似是军人所造成，其实是文治制度未完备的结果。所以说扰乱是长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过罢？
“我若作详细奉答之文，恐须迁延两三个月之后始能发表。故先略述鄙意，请先生切实指正。”
因为有了这个答复，于是便有了胡适对梁漱溟那著名一问：“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十年的中国的对外开放，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胡适在写《我们走那条路》时，差不多遭致的是一片反对声。但正如有人所说：“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80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彷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有人说：“看了《我们走那条路》，完完全全可以看出胡适对各类问题看得多么透彻……”
任何上过中学政治课的人，都可以用内外因的哲学观点来阐述胡适的意思，“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内因是关键，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如胡适所说，一个个个人强大了，国家强大了，就是真有帝国主义来侵犯，我们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自是百毒不侵。
只要是真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应该知道，所谓再深奥的理论，所揭示的也无非是生活的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任何革命，任何主义，只要是主张进步的，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人民生活得得到改善。至于那些为了革命的革命，为了主义的主义，即使不是邪恶的，也必定是瞎胡闹。而这，不正是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的全部诉求吗？
也有人认为，胡适所以写《我们走那条路》这篇文章，是因为胡适先前写的几篇关于人权的文章给自己找了麻烦，不得不离开中国公学，也给《新月》带来了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于是想改弦更张，，甚至向当局示好。
对此，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的结尾，做出了回答：“怎么叫做自觉的改革呢？认清问题，认清问题里面的疑难所在，这是自觉。立说必有事实的根据；创议必先细细想出这个提议应该发生什么结果，而我们必须对于这些结果负责任：这是自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不是我们个人出风头的事，也不是我们个人发牢骚的事，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去思想？怀着这重大的责任心，必须竭力排除我们的成见和私意，必须充分尊重事实和证据，必须充分虚怀采纳一切可以供参考比较暗示的材料，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为社会国家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这叫做自觉。”
当然，即便是在九十多年以后，也不时能看到谴责胡适，提出五鬼闹中华，为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民辩护等说法。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这几年，一旦发生国际大事情，网上的许多朋友就充分展示了他们义和团似的爱国激情，一下子，美国就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就成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里恰是情感压倒理智的结果，爱国，最好不要用嘴来表达，盲目的爱国也许只是一种虔诚的愚昧而已，对于这些朋友，一旦进行理性的说理，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一顶叫做汉奸的帽子戴在论敌的头上。
“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应该随便怀疑别人的人格，那些所谓对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嗤之以鼻的人绝不会是什么汉奸，恰相反，也许他们更有理性而已，爱国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义和团似的热病总是会导致目的热与方法盲。毕竟，骨头烧成灰也是中国人，没有人会别有用心的希望中国变坏，因此，不可以动不动就把汉奸的帽子往别人的头上扣，这样做，与别人无损，与自己的人格有伤，最是不合理的做法。”
至于高举新文化大旗的胡适，为什么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呢？需知，胡适所认定的封建，乃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封建，即中国的封建社会应该是商周时期，和我们现在所习以为常认定的封建社会，教科书中的封建社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胡适说，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毫无疑问，胡适所认定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崩坏了”，当然不在其内。
1930年10月4日，胡适再次到北平，忙中偷闲到北大看了看，并与好友任鸿隽一家游西山。在北平期间，胡适相中了米粮库四号的房子，决定举家搬迁到北平。胡适决定迁到北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此时胡适主要忙于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事务，搬到北平便于办公管理；二是胡适大量藏书还都存放在北平。搬到北平之前，胡适写《白话文学史》的参考图书主要是靠从张元济等朋友处借来。此外，胡适只能写信给在北平代管图书的族弟，请他寄来所需图书。胡适有过人的记忆力，需要的书在北平书房的哪个书架，封面是什么颜色，需要查阅的资料在书中哪一页哪一面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一年的11月28日，胡适举家迁往北平，随行的有他新收的徒弟，中国公学的学生罗尔纲。罗尔纲到北平后就住在胡适家，负责辅导祖望、思杜读书，抄录胡适的父亲胡传的遗集。罗尔纲先后在胡适家待了五年之久，后来写成《师门辱教记》，胡适非常喜欢，后改名为《师门五年记》。
胡适在迁往北平当天的日记中对三年多的上海生活作了总结：“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断，不算是草草过去的。”胡适后来在《〈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中又说：“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
第566章 胡适的《四十自述》
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当算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开始为自己写自传——《四十自述》。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这使他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的独到价值。
青年时代，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创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回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首要的应该是着眼传记文学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
每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经历都不会是孤立的，都会伴随着他的成长和生活的环境，写个人自传不可避免要写他所经历的社会环境，这也就把真实的历史留下。
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多次劝过一些朋友（例如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等等）做自传，但都没有见到效果。或许他写《四十自述》，也是为了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因为，在谈到他自己的《四十自述时， 他说过：“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他原计划把四十年的生活划为三段（留学之前 1891-1910，留学期间 1910-1917，归国之后 1917-1931），但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使得这个计划推迟，而最终因为出国而中断了传记的书写。《四十自述》仅用六篇文章记叙了第一段的生活，仅用了一篇“附录”附上了“文学革命的开始”。
传记的最重要的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普通的人们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是失于谀颂，便是失于诋诬，同为忌讳，也就不能纪实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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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胡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他看来，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当然是对的，笔者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说过，你可以颂扬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也可以怒骂他为一介暴君，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就不妨碍后人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胡适原打算在“谨严的历史叙述”中，进行“小说式的文字”的尝试。“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显然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算是回归了正道。
如他自己所说：“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三岁的胡适认得近一千个字，三岁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三岁的胡适进入学堂，开始了《九年的家乡教育》。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即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与“把文字弄通顺了”。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狱，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灵庇佑。
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
在梅溪学堂，胡适写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还成了学堂选派去参加上海道衙门考试的四名佼佼者之一。
在这一时期，很重要的几件事是：他某次作文被命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煽动革命的思想有很强的号召力，邹容《革命军》的传抄；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在澄衷学堂，严复译的《天演论》风行全国，胡适的“适”即是出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震荡感动”了胡适，后一书留给胡适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补作中国哲学史的“野心”。
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发表《论性》演说，驳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宣扬王阳明等人的主张：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做了西一斋（第二班）班长，因为同学被开除而向上抗议，被记大过，而生去意。
在中国公学。该校由不满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办，与革命党关系密切，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胡适加入竞业学会，该学会创办《竞业旬报》；他在报上写白话文，写章回小说《真如岛》，“自由发表和整理思想”，最后还成为该报主编。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接触并且痴迷于古体诗歌，“发奋读诗，想要做个诗人”，后来还“颇有少年诗人之名”。
按时间与事件脉络，《我怎样到外国去》主要记述了从1908到1910年间发生的中国公学学.潮事件与考取留美官费一事。前一事简述：中国公学由于种种原因从学生为主体的“共和国家”制度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制度，学生争取治校权利，组织了“校友会”，遭到压迫，于是一群学生退学而筹办“中国新公学”，但终因为条件艰苦，坚持一年后解散。期间曾“在新公学做教员”，教英文。
因家事败坏，新公学解散，忧愁烦闷时，如实的写自己跟着“浪漫的朋友”“堕落”，曾大醉，打了巡警，进了巡捕房。而后终于猛醒振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参加留美考试……
《四十自述》的最后一篇题为《附录》，副题为《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这篇文字主要写的是在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留美学生最先关注的是“中国文字的问题”，例如赵元任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随后，胡适提“要须作诗如作文”而引发“诗国革命”的争辩，经过一轮交流，胡适称自己“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同时也写到，因为朋友间的“大笔战”，他被“逼上了决心做白话诗的路上去”，写了第一首白话诗也就是著名的《蝴蝶》（原诗名《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大段大段地引用文章、日记、书信，这应是胡适行文的一大风格特点——他自己称文章长短处时说的是“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
读这本自传，和阅读《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胡适的著作，会有不同的感受。多的是一种亲近感，多的是切入心路历程。会留给人对于成长、对于思想文化、对于为人处事等诸多的启发。
《四十自述》，因为剪裁得当，描写传神生动，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后，刘大杰曾写信给胡适，评论说：“新月》上你那三篇文章，我最爱第二篇《九年间的家乡教育》。那篇给予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在纯朴的家园的生活里，反映出来一个聪明的孩子和一个慈爱而又是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活泼的面影。”
遗憾的是，《四十自述》毕竟只是“半部书”，而且是始终没能续完的“半部书”。
第567章 麻烦未了
胡适一生，为世人留下很多的名言名句，他的《四十自述》，在其中所占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可圈可点，让人感动。这里，不妨抄录几则。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容忍哪里是什么禀赋，不过是重重磨难而无能为力，又有着一个遥远的信念，为了这个遥远的信念，做了不肯舍弃的舍弃，不愿坚持的坚持。我明白了，该歌颂的不是‘容忍’这所谓的美德，而是‘容忍’背后那遥远的信念。”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一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纪念他们。”
“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一个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所以达柯塔的务农者，加利芳尼亚的种果者，以及千百万别的粮食供给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就是他所想的东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孔子以至于他本区交汇的牧师和抚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也就是他所享乐的东西，所以无数美术家和以技取悦的人，无论现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无名，崇尚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
“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
“梁先生（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
……
前边提到过，1930年11月底，离沪北上的几个原因。应该说，离开上海这个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也是考量之一。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离开了上海，麻烦仍紧跟其后，甚至没等离开，麻烦就找上门了。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适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一切照旧江山如故，在当局看来，这简直是和胡适没有离开不二。于是，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
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言道：“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
从胡适谈人权的那几篇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党部一直在打压胡适上叫嚷的最凶，虽然很闹心很刺耳，但毕竟是见怪不怪了。但是，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的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竟把矛头完全指向了胡适。
胡汉民在讲演中说：“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曾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和胡汉民本人都是风雨飘摇，对胡适是“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
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伦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的文章。这一下可将了胡汉民的军。他本不会英文，自然没见过《泰晤士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了。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他态度。
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
胡适离开上海，本意也想为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的同仁们减轻压力，但同样事与愿违。他离开，《新月》杂志仍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甚至遭拘捕。
罗隆基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和胡适一起谈人权的事的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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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隆基和《新月》的事奔走。胡适本不愿与国民党上层打交道，但为了罗隆基和《新月》，不得不破例。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志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同时给陈布雷写了信。
信中言道：“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第568章 无心栽柳柳成荫
《新月》同人中，谈政治比胡适更坚决的是罗隆基。他和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并肩作战，甚至炮火更为猛烈。
素有“江西才子”之称的罗隆基出身于清华，他一贯对政治抱有热情，五四时期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其“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人所津津乐道。罗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学攻读政治学，1928年秋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刚过而立之年的罗隆基回来后积极参与《新月》活动，并成为中心人物之一。
从《新月》的第3卷第2号，罗隆基接管《新月》后，对政治的热情更高了。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十分欣赏，以此标准衡量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处处不入法眼。一方面他大量介绍英美政治学理论，一方面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在《新月》发表《论人权》，从不同角度全面阐述人权观。他分别从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和人权时间性与空间性分别进行论述，文章最后还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出三十五条意见，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时至今日，读这个宣言仍不免让人荡气回肠。
罗隆基不像胡适把矛头对准孙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阐发孙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对国民党的批评更为猛烈，例如第2卷第8号中，罗隆基一针见血地说：“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榜样。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从而把国民党政权的虚伪，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罗隆基陆续在《新月》上发表了《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还利用蒋介石于1929年岁末通电全国征求对国事意见之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这些文章都是与党国关于人权、约法.论争中的重磅炮弹，这使他一次次触摸舆论的底线。
一连串文字激起惊涛骇浪，使得罗隆基名声大噪，在学生间口碑载道，他的课骤增了不少旁听生。
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的罗隆基从办公室内，毫无准备地被逮进公安局。后来在张群活动下，他旋即被保释出来。
有惊无险的罗隆基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却立即写了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表达对对党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权的控诉。
罗隆基领衔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不猛烈，还直接将矛头对准蒋介石政权。
针对罗隆基的一系列越轨言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由，要求学校解除其教职。
尽管罗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并不是受胡适牵连，但胡适还是仗义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为了自己的责任。先是致函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对舆论界贡献在于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书面驳辩，或通过法律干涉。
陈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适到南京一谈，谈出一个初步的共识来。
于是便有了胡适1月18日信中的，‘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或许，胡适清楚，在国民党的那个专制政权下，陈布雷就是想帮忙也未必有力量，便将《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
前面提到过，胡适对蒋介石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也寄希望于此人。只是，最终的结果，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罗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
所谓无心栽柳柳成荫，胡适送蒋先生的杂志还是没有白送。因为1931年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也就是说，这年10月，胡适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真的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在蒋氏的那一面，对胡适是相当的器重了。因此，有说，这便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
但是，对此，相关方面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录：1932年11月28日，前一天他应王世杰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蒋介石此时也在武汉。28日上午参观了武大后，“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按胡适日记的说法，他第一次见蒋，时间是一年多以后，地点是武汉而不是南京。
这么大的事，胡适的日记是不会记错的。而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理由，比如，有说对这次见面，“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但是，凭胡适的人品，他的日记应当更可信。
只是，胡适此时得到蒋某人的青睐，这应该是事实。因为，1931年11月11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
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
只是因为胡适“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
胡适得此际遇，除了他托陈布雷带给蒋杂志外，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适关于“约法”的意见，以及和胡汉民那场笔墨官司。
此时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在约法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要求：
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专家数人，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
二、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规定下列内容：人民的权利义务，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
三、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国民政府公布。
上述提案，经二届五中全会审查委员会讨论，最后全体会议议决：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而此时还在国外胡汉民得知关于约法提议后，立即组织人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提议有背总理（孙中山）遗教。由于胡汉民等人的坚持，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
3月21日,“三全大会”通过了《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议案：“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依总理遗教为依归”。
最终结果，使蒋介石等约法的提议暂时被搁置。
胡汉民搬出来了孙中山遗教作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蒋介石也无法反对，再加上各地反蒋不断，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的支持，这也是蒋不得不对胡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反蒋势力大大的削弱，蒋认为已无后顾之忧。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将约法的主张重新提出。
10月3日，蒋介石从军事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除此之外，还通电各报馆，公开自己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主张，寻求支持，想利用舆论来压服胡汉民，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而该电确实赢得了很多社会舆论的赞许。
从表面上看，蒋、胡二人的约法之争看似双方关于如何理解“总理遗教”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但实质上，则是他们的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蒋介石大搞“军治”，企图利用手中的军队控制党和政府；胡汉民则高唱“党治”，企图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控制政府，限制蒋介石的军权。在孙科的回忆中：当时“彼（蒋介石）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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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一举措立即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因为他清楚，如果蒋介石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那自己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以党治国”的训政模式，势必要受到破坏。蒋介石不仅要利用国民会议加强权力，而且还会利用约法摆脱党治的束缚。所以他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问题。
随着各反蒋势力的失败，对“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胡汉民已失去了昔日的利用价值。而胡汉民又总是摆着国民党元老的架子，桀骜不驯，处处标榜高高在上的“党权”。此时的胡汉民，显然已经成了蒋介石欲行独裁统治的绊脚石，必须搬掉地绊脚石。
在制定约法上，胡适的主张可谓与蒋介石不谋而合，而胡适和胡汉民的冲突，在蒋介石那里，更加拉近了和胡适的关系，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第569章 二进北大
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后，曾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特别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也是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全力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
蒋梦麟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武大910，070元，清华大学511，096元，中央大学436，346元，中山大学186，084元，北大30，917元。
面对如此窘局，蒋梦麟接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
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本校二十万元，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据统计，
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
依靠这笔资金，北大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
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
蒋梦麟对三个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等人。除了文学院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
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有些或因校内原因，暂无法聘请，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
通过多方努力，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教师队伍的充实，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
不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
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辞；他写信希望蒋梦麟亦留在北大。
汪精卫1933年3月3日，曾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亦被他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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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
他日记中说：“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
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
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十二讲）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时间被称为北大的“中兴”时期，胡适实在是功不可没。
自从胡适移居北平之后，在他的周围又渐渐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学生。他们常常在胡适家或者欧美同学会里聚会，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
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回忆，有一次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晚餐上，大家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蒋廷黻提议办一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编过《时代评论》的陶孟和第一个就给他浇了冷水。胡适对此也不是很热心，不仅《努力周报》论政的失败，还仍然在他内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阴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常搞得他难于应付。胡适的意见举足轻重，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倘若要办，则编务方面非胡适莫属”。
不过执著的蒋廷黻并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主张，结果这次终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据丁文江的提议，他们还是按照《努力周报》时期的办法，先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独立社，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预备先积三个月的存款，最少达到800元，然后出版。为了财务上的方便，丁文江还邀请了浙江兴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竹垚生，加入独立社。胡适虽然此时仍不热心，但在朋友们热心的激励下，也就承担起了筹备的主要工作。
1932年5月，胡适出面，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正式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
《独立评论》这个中国现代政论杂志，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周刊，胡适任主编。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奉行"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
独立评论》的发起人和骨干有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吴景超等学者、名流，大多留学欧美，有较深厚的学术专长，受过西方民主的熏陶。
该刊前四年共登载文章一千多篇，社员承担了主要的撰稿人物，像丁文江在两年的时间内发表了35篇之多，蒋廷黻在两年半之中发表了近40篇。
他们关心国家时事，主要以刊登时事评论的文章为主。同时也刊载一些杂文、书评和游记。并且所设的“问题讨论”一栏，经常讨论政治、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其中对于高等教育现状与改革的争论、对日政策的探讨、中西文化的讨论在当时反响很大，是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言道：“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辨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重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第570章 独立评论
对《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胡适曾多次强调：“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然，做为一个社会中人，做为一个社会上的刊物，想做到胡适所向往的“独立”，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胡适及其同人确实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保持“独立”，他们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因为他们知道，经济上不独立谈独立必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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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里里外外都是炮火连天。
国民党剿共，打出的旗号是剿匪，对此，胡适说；“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
他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查访和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人打听共.军和“剿.共”的情况，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 如此而发出“独立”的声音。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
作为这个政府的财务委员，做为被蒋介石很高看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独立精神。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
必须承认，《独立评论》做为杂志还是很成功的。
全年只出50期，逢周日出版。每期定价洋4分，预定全年50期加邮费共1元6角，半年9角。国外全年加邮费1元4角，香港澳门加8角。
《独立评论》社址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其编辑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胡适任主编，蒋廷黻和丁文江协助编务。5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编辑工作还是由胡适承担的。只是在他出国和生病期间，蒋廷黻、任叔永和吴景超都曾接替编辑，但为期比较短暂。编辑工作一般胡适都每周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
《独立评论》所以办得成功，除了胡适及其同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经理人黎昔非。
黎昔非（1902—1970），广东顺德兴宁人。1929年，黎昔非转学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胡适又恰好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在《独立评论》的筹办期间，胡适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
胡适看人很准，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的工作非常辛苦，也特别努力。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谈到黎昔非时说：“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特别是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
黎昔非的表现，得到了胡适的首肯。《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特别表扬黎昔非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不幸的是，由于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胡闹中，黎昔非被抄家、隔离，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去世。
《独立评论》第一期只印了2000余本，此后发行量逐步递增，在《独立评论》3周年的时候有7000多个读者，但到庆祝4周年的时候，就已经翻了近一倍，发行量达到13000多份。在国内40多个城市设有代办处，并远销到香港、澳门和欧美地区。“《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除此之外，还有少量青年军官。《独立评论》出刊非常稳定。
《独立评论》社员最初有11人，后来社员散在各地，有的从政，有的出国，为了维持刊物，又增加了几个社员，但最多时也不过十二三人。这些社员除每人每月捐出认捐的经费之外，还有投稿义务，但其中经常写稿的也不过八九个人。因此，胡适一开始就预见到，“我们都是有职业的人，忙里偷闲来作文字，不但不能持久，也不会常有好文字做出来”。这也是得自于《努力周报》和《新月》的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对于《独立评论》，胡适一开始就“不希望他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他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
可以说，《独立评论》所选定的议题，都是当时有责任感、热心国是的知识分子都注意的热点问题。因此，它刊发的文章很容易得到读者的反响，引发热烈的讨论。不仅如此，《独立评论》的同人还借助各种关系向专家学者约稿。这样出了几期之后，《独立评论》影响不断扩大，社外投稿也渐渐增加，成为维持《独立评论》的重要支柱。
发行量超过1万份，并拥有一个多达300多人的作者队伍，《独立评论》真可以说突破了同人刊物的狭窄范围，实现了胡适对它的期望，变成了一个“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也成为胡适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正因如此，胡适非常钟爱《独立评论》，常把它亲昵地称为自己的“孩子”。而且虽然《独立评论》的社员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纷纷从政，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也接连离开北平，丁文江又不幸去世，胡适编辑的担子突然加重，但他仍没有停刊的打算。
1937年5月23日，《独立评论》出版第235号的时候，胡适在当期的编辑后记中还打算着等到第250期的时候，给这个孩子吃“生日糖果”，但始料未及的“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梦想，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独立评论》在1937年7月25日出版第244号以后不得不匆忙停刊。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曾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第571章 与民权保障同盟的不睦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发起人为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不久，鲁迅和胡适都加入了同盟。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胡适被推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有三项： （一） 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 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 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三项目的，第一、第二两项都是关于声援和救济政治犯的。只有末一项属于一般意义的人权。
胡适被推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北方的进步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以政治犯罪名而陷于缧绁之中的青年，对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和胡适个人，都寄予很大期望。认为胡适一向崇尚人权，主张民主宪政，由他来主持北平分会，必能为保障民权大展身手。因此，祝贺、建议及申诉、求援的信件，纷纷寄到米粮库四号胡宅。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则把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视为异己，不时加以压迫。
胡适也很尽责。开始时北平分会与上海总会之间，函电往来频繁，配合也颇为默契。
哔嘀阁
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枪决。
刘煜生，江西南城人，早年曾习法律，1924年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该报消息灵通，记载翔实，颇受社会欢迎。1929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到镇江，《江声日报》成为省会报纸，影响力也随之增大。
刘煜生办报有正义感，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行。顾祝同主政江苏后，令各县设立毒品缉查所，从中抽取苛税，实际上是变相公卖.鸦.片。刘煜生对此公开指摘，因而遭到顾祝同的忌恨。
《江声日报》有一个副刊名为《铁犁》，经常发表一些不满现实、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顾祝同命人从中寻找出几段所谓反动文字，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于1932年7月26日下令查封《江声日报》，将刘煜生押解至省会戒严司令部讯办。所谓的“罪证”是《铁犁》上发表的《边声》、《时代不是时代》、《我们的希望》、《端午节》等几篇作品。
刘煜生被捕后，顾祝同将其长期拘押在戒严司令部，迟迟不移送法院审理。南京新闻记者公会派人赴镇江质询并要求保释，遭到拒绝。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曾干预此案，认为《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刘煜生“无反动行为”，希望顾祝同“准江声日报复刊，将刘煜生交保释放”，顾祝同也不予理睬。刘煜生在狱中向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上书申诉，请求监察院调查此案。监察院派员调查后，认为此案性质极其恶劣，决定对顾祝同提出弹劾。
就在监察院呈请弹劾之际，顾祝同竟一意孤行，变本加厉，悍然下令将刘煜生处以死刑。
顾祝同非法枪决刘煜生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大哗，社会各界群起声讨，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全国。
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2月1日，在上海举行执行委员会议，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等人出席。会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顾祝同残杀报人，指出“此一血案，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之暴行，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查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为近代文明国家之国民应享之权利，即使刘煜生有轶出自由范围以外之犯法行为，亦应依法交由司法机关审判，行政机关决不能非法拘禁，更决不容非法处死”。
胡适在北平也采取行动，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致电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要求“将擅杀刘煜生的苏省主.席顾祝同免职查办，以垂法制而彰人权”。
因为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职责是声援和救济政治犯的，1月31日，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胡适和杨杏佛、成舍我三人前去视察关押政治犯的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外两处监狱。
对于监狱当局来说，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视察。政治犯们都向视察者诉说戴脚镣的痛苦和伙食太坏，还有人诉说虽准许看书，却不准看报。
胡适他们直接了解到监狱里的情况，即据此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张学良的幕僚王卓然给胡适复信说：“先生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良殷心倾。所提各节，然即向汉公商办，冀能一一实现，不负先生苦心。”可见胡适的这一次活动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A．Smedley)女士收到一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诉书)》，其中详细揭露反省院里种种酷刑和非人道情况。她便提交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临时执行委员开会传看。会上决定分送中西各报刊登，并写有英文和中文缘起，由宋庆龄签署，其中提出：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
2月5日，在英文《燕京报》上刊出了宋庆龄签名的信以及《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详述反省院中种种惨酷的私刑拷打。宋庆龄函中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
胡适随即写信给蔡元培、林语堂二人：“我读了此三项文件，真感觉失望。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地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Appeal（控诉书）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
“此种文件，我前也收到过。孙夫人的文件，乃是一种匿名文件： 信中明说是外人代写，而信封上偏写明寄自某某监狱。岂可不经查考，遽然公布于世？
“上海总社似应调查此种文件的来源，并应考据此种文件的可信程度。若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并使我们亲到监狱调查者，蒙携出或捏造此种文件的嫌疑，以后调查监狱不易下手了。……如有应由总社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正，以维总社的信用。”
应该说，胡适这些意见还是相当中肯的。但第二天清晨，胡适看到《燕京新闻》上已经正式发表了这个控诉书。恰好这一天，张学良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材料的来源。胡适接着又给蔡等写了一封信。
信中中胡适告诉蔡、林二位一件事： 有人寄了一篇类似这控诉书的文稿给《世界日报》要求发表，寄件人冒称住在胡适家中，并且说稿子是胡交给他的。胡适在信中接着说：“此种文件与孙夫人所收的Appeal同一来源，同是捏造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我认为此等行为大足以破坏本会的信用。应请两公主持彻查此项文件之来源，并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决议此种文件的翻译与刊布。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蔡元培、林语堂接连接到了胡适的两封信，杨铨也读了，都觉得事情极为严重。这三位都是胡适的老朋友，也都认为“非开会彻查不可”；但又希望“内部设法整顿”，不要闹崩才好。
杨铨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即反复劝胡适“勿灰心”，注意内部“团结”，说：“此事于监狱调查当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设法补救及以后加意审慎，望兄千万勿消极，在京、平市党部开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
然而，胡适担心张学良误会，急于澄清那控诉书材料的真伪问题。没等蔡元培、林语堂的复信，也不等总会的答复，便直接给刊登了这控诉书的英文《燕京报》编辑部写信，说明“这个反省院是我于上月31日同杨铨、成平两先生一同访问、视察过的三处监狱之一。我们曾和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当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谈过话。其中有些人是用英语和我谈话的，因而他们当时是处在一种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怕被狱官们察觉的地位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
因此，胡适认为，“那封呼吁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匿名信”。在指出这一点之后，胡适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在同一天写给蔡元培、林语堂二人的信中，他已经写了“如果……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这样决绝的话；而在公开信中，却还在用“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名义表明态度，也可说顾大局了。
这时，胡适同民权保障同盟一些人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明白表示出来，就在2月7日写了一篇《民权的保障》，刊登在2月1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周刊第38号上。
文章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
他批评说：“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
民权保障同盟给胡适发来电报：“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胡适没有答复。几天之后，又由宋庆龄、蔡元培署名发来了电报：“养（22日）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电复。”胡适还是没有答复。
在共产国际的人看来，胡适这种只是要求在法律范围内保障政治犯的人权的态度，已经跟“同盟”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胡适再留在“同盟”之内已经有害无益了。而且胡适坚决反对发表伪造文件并且要求公开纠正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3月4日上海《申报》报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昨日开会，决议： 开除该会会员胡适之。”
第572章 武汉见蒋
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差不多一直是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是：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一时间成了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
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敌对方，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很难能想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他和胡适和林语堂关系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
当然，这为后话。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汉大学讲学的胡适忽然受到了蒋介石共进晚餐的邀请。前边说过了，之前胡适曾致信给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请他转送一套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给蒋介石。
笔趣阁
此时蒋介石已是“国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而胡适也是遐迩闻名的新文化运动旗手。
当时正好蒋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汉。而胡适是受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来“武大”，蒋与胡看似偶遇，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精心安排。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是胡适的朋友，他邀请胡适来“武大”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王世杰还有另一身份，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专业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后， 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
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为上海《时事丛报》和北京《晨报》撰写特约通讯。并为《东方杂志》撰文， 宣传现代法学观念。
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务长等职。
1927年转赴南京，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 全力为蒋政府效力。同年12 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国外，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1929年5 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上海一? 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时，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兼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等职， 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
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2月加入新政学系。
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设计局秘书长、三青团中央监委会书记长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3年随蒋介石到埃及，出席开罗会议。
1945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与潘公展等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 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5 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 与毛、周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1946 年1 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曾任出席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 年逃到台湾。此后历任台湾国民党当局“ 总统府” “ 秘书长”， 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 政务委员，“ 中。央研究院院长”，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 “资政” 等职。
我们应该记得，在蒋介石和胡汉民发生立宪之争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曾是蒋介石的重要助手。
从王世杰的履历中，不难看出此人即使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蒋完全可以信赖之人。
尽管不是偶然相遇，但看上去是偶然相遇，这样的话双方都没有高（低）大家都不是你去拜访我，也不是我去拜访你，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
当晚胡适见到蒋介石，作为主人的蒋介石彬彬有礼，态度和婉，全然没有外界所说的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样。这让胡适对蒋感觉远远好于预期。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很客气，没有多余的话。倒是与胡适一样，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偶尔和胡适有些话可说。
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详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第一次见面因为有多位客人在场，两人没有多少话，这让胡适感到有点扫兴。第二天，蒋介石再次邀请胡适共进晚餐。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仅隔一日，胡适11月29日日记云：“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余、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黎琬是蒋介石的秘书，所谓《淮南王书》乃是胡适出版于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该书以西汉时的名著《淮南子》为研究对象，是胡适当时正在写作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
胡适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罗隆基函中对此有过解释：“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时，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俨然玄默，寂然无为，接受大众的祭祷，称为“尸”；有人掌管祭礼时的各种具体事务，称为“祝宰”。《淮南子》一书以“尸”与“祝宰”的关系比喻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胡适对此最为欣赏，曾说“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
胡适认为《淮南子》一书的政治思想充满着“民治主义”精神，它包含着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书》里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例如《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胡适认为这是在说，“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便是言论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书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相报”关系，胡适即解释为“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因此，胡适向蒋介石赠送《淮南王书》，既具有献计献策的作用，要求蒋介石能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同时，又是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民主主义教育。
胡适赠给蒋介石的《淮南王书》好像从未成为这位雄心勃勃日理万机的政治领袖的枕边书。有来有往，蒋介石也送了胡适一本自己著名的《力行丛书》。
乎察觉到胡适意犹未尽，蒋介石分别前想了一下对胡适说，12月2日可再见一次，好好再谈一下。
第573章 当诤友、诤臣
为第三次见面，胡适翻阅了蒋介石的《力行丛书》，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参阅了胡自己的一些观点，这对胡适是一个鼓舞。他期待这次会面，希望能跟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就是自己的政治见解。
12月2日下午，蒋介石致函胡适，重申前约。同日下午，胡适通过王世杰转告蒋介石，一定践约。
12月2日晚六点多，胡适就从住所出来，直奔蒋的官邸，过了长江，受到蒋介石秘书黎婉的迎接。
胡适以为，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准备与蒋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是，一进门就碰见一个叫雷孟强的人，吃饭时又添了个杨永泰。两个人都不走，蒋介石也不准备请他们走，于是，胡适就不准备深谈了。
席上，蒋介石要求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 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 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蒋介石上台之后，不断发生学.潮。11月29日，山东省会济南发生学生罢课事件。次日，罢课学生万余人又集会游行，向省政府请愿。因此，蒋介石的兴奋点是如何整顿学风，消弭学.潮。但是，蒋介石的兴奋点不等于胡适的兴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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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因为没有深谈机会，本已有点生气，听了蒋介石的问题后便不客气地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画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当时，胡适正企图劝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蒋介石要他谈教育和学风问题，但是，转弯抹角，他还是谈到了自认的“根本问题”上。
胡适对他和蒋介石的最初几次见面，不满意，也很失望。两人谈话时间很短，胡适没能畅所欲言，晚餐时胡适觉得食不甘味。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胡适希望能够跟蒋介石系统地谈一谈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思想。
蒋介石这次见面却对胡适印象不错，不但自认胡适的话都听进了，“甚以为然”，且对胡评价颇高，“此人似易交也”。 两人感觉出现这么大的落差，正如很多人所说，关键是对彼此定位的认知歧异。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
而蒋介石所以热衷于与胡适谈教育，也有他的想法。很快他就重新组阁，想请胡适做教育部长。也就是前边提到的，之后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拟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
只是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胡适婉拒了教育部长一职。说他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时候的胡适认为，蒋介石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失。
在胡适看来，领导人身边最需要的是诤臣，诤友。所谓兼听则明，“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领导人身边如果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所围绕，是很悲惨的。胡适不但自己要做蒋的“诤友”、“诤臣”，也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能这样去做。
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的一首咏山泉的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胡适对蒋介石寄以厚望，希望蒋能够在诤友、诤臣的辅佐下，做一个开明、豁达、胸怀若谷的领导人，带领着中国逐步走上民主和宪政的道路上。
但是，胡适接下来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蒋介石集团正一步步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织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
而另一方面，包括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在内的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程度不同地赞同专制独裁，放弃了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
胡适一生主张学术理性，对于自己刊物上的学术之争，他一般不根据个人的意愿取舍。只是此次，胡适忍不住了，他一篇一篇地写反驳文章。
胡适的朋友蒋廷黻，1933年12月，在八十号《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与专制》的文章，被认为是“胡适的英美派知识分子朋友们第一个明确表态拥护‘专制’的宣言”。
蒋廷黻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内战频仍，国家无法真正统一，其原因就在于未像能英国、法国、俄国等国那样。英国经历“十六世纪的都铎王朝的专制”、 法国经历“二百年布彭朝的专制”和俄国经历“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因此，惟有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国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他的政治言论颇为保守，首先无条件地拥护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次重视经济问题而轻视民主宪政问题。1932年4月，他参加了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明确反对“取消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甚至对未行宪之前由人民选举国民代表会议的提案也不赞成。
蒋廷黻的文章引起胡适的强烈反应，胡适在他的《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反驳说；“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
胡适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统一的途径》中言道：“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当日“以党治国”的制度，确是一个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许可以维系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就早已显示这个制度的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党已不能治党了，也不能治军了，如何还能治国呢？党的自身已不能统一了，如何能维系一国的统一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令人痛苦的时代。这种痛苦来自于大多数人对民主的一种幻灭感，于是选择何种政制模式以救国就成了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野心日益膨胀，全国上下沉浸在“国难时期”的悲愤之中，置身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更是忧心如焚。因此，不少人希望有不个特别强有力的政权。
蒋廷黻没有正面回答胡适，而是再次撰文阐述对“专制”的看法：“以个人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为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即使现在的专制只是二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尽管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命。”最早附合蒋廷黻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他在《独立评论》八十四号上，以《革命与建国》为题，声称从中国历史上找到了一个治乱循环的法则，即一个周期的三个阶段：自苛政至人民不安、至革命到现状推翻；自群雄相争至天下统一；自善政至和平恢复。进而断言：当时中国二十多年仍未跳出第二个阶段，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统一问题。而统一，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以武力的方式而完成的。
于是，有意或无意，以《独立评论》为中心，开始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第574章 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胡适对吴景超的这一“法则”很不屑，曾在日记中写道：“蒋、吴两文“皆主张武力统一，他们都不是有政治作用的，而其效果将有‘教猱升木’之患。故我作文辟之。”
胡适说的这篇文章，是《武力统一论》论，发表在《独立评论》八十五号上。
主要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不乏“武力统一”的例子，其结局，还是山河破碎。就当时中国而言，问题固然出在那些“失政”的军阀们，而那些不背西洋教科书却梦想个人专制的政客党员是否也应当分担一些责任？吴景超的法则“未免太拘泥于历史例证了”，而历史是“不再来的”，所以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适用。
与此同时，新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钱端升，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上的一篇文章《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也引起了胡适的关注。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
笔趣阁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
他最早也是主张民主的，但由于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专制倾向蔓延的影响，后来对民主的诉求日益淡薄。钱在分析了当时欧洲民主政治之所以衰颓的原因后说：“一切制度是有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胡适承认这是一篇自“论战”以来“最有条理又恳挚动人的文章”，但又说：“……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得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洲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无论蒋廷黻、钱端升，还是吴景超，都是胡适的朋友。尽管政见有所不同，但都是本着“政论无所苟”的原则，来认真讨论国事。因为这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他们也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人，也极有责任心。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时，才可“出之于口，笔之于书”。
就在你来我往的论战中，胡适去清华大学，见到了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等人。他们一起到蒋廷黻家中喝茶，钱端升正好也从天津来，大家谈的很高兴。
蒋廷黻对胡适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到1934年1月底，由于蒋廷黻正准备出国，这位“独裁派”的主将离开，这场“论战”也似乎要进入尾声了。只是，论战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胡适又写下《政治统一的途径》一文，仍是针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
文中言道：“……现在可以回到我上次提出的问题：如何能缩短这个割据时期？如何能在这个割据时期做到建国的大事业？换句话说，假如此时没有用武力统一的希望，我们还有法子建设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吗？我们设想的统一方法，……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
这里说的“政治制度”，指的就是“国会”。
胡适认为“要各省选出的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
这一“设想”在蒋廷黻看来，未免有点理想化，因为“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胡适抱憾蒋廷黻的这些话是带有“成见的过虑”，他问道：“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何况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一连兵解散得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胡适甚至认为，即便“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这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
1934年年底，《东方杂志》推出新年“元旦号”征文，向胡适约稿。题目出得很大——“过去一年之回顾”，胡适只好挑选了一个认为自己可做的题目，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东方杂志》三十二卷一号上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
这篇综述性的文字记录了自1933年年底以来这场“论战”的实况，同时也表明，这是一场未经任何“策划”的论战，完全是在当年“国难”这一背景下自觉进行的。
让胡适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写下这篇“综述”文章之后的第九天——1934年12月18日，丁文江在《大公报》上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文章。批评胡适“民主宪法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的说法“是不可通的”。
丁文江文中提出：“独裁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吗？……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是大家应当承认的。”并由此得出结论，“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中国应当“试行新式独裁”。
丁文江的文章不经意地又掀起“论战”的第二个回合。
而丁的说法更是让胡适惊诧不已，他在深感失望的同时，随即写了一封长信作答，又附上一短信，语气有点激动：“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的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从胡适的书信中，很少见到有这样的“愤慨”，在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平情顺理，清浅流丽”的，让人如沐春风。然而，这次在讨论有关国家制度建设的取向和选择上，胡适无法容忍如此的后退。丁的文章被转载在《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三号上，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也在同期。
胡适深感这位老友“对于英美的民主政治实在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说的民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话”。
胡适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
而丁文江对胡适的批评更接近当时许多人的想法，他说：“事实上看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
对主张民主的人来说，胡适的“民治幼稚观”多少让人有点尴尬，他们更愿意接受他的“民主宪政可以逐渐推广政权”这一理念。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熙若也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明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以理服人”，总比过去“以力服人”的政制更高一筹；但他不赞成胡适的“民治幼稚观”，并指出其中两大弱点：首先是逻辑上不可通。因为“升学之后”是高度民治，还是专制与独裁？若是前者，那时是否还能算是幼稚园？若是后者，难道胡适心目中的民治的用处竟是替专制与独裁作预备工作？其次，与事实不符。如果国家是现代式的，则不论哪一种政制，所需要的智识的数量都是一样的。
胡适在一篇“编辑后记”中这样为自己辩解，他说“张先生这篇文字实在还不曾搔着痒处。他引他的‘智慧的数量与政制的关系’的议论，和丁在君的一百五十万专家论，都和我的议论丝毫无关。我说的只是那代议式的民主‘政制’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识程度，是一种幼稚园政制，只要我们肯进去学，包管拿到幼稚园毕业文凭。”
这一段话足见胡适当时推广民主的迫切心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认为民主宪政要比独裁专制高明得多，因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
在胡适眼里民主宪政是很容易达到的，并不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他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很狂妄的僻简”即“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是蕴涵着极高的政治智慧的。
但是，这一想法是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西方政治制度最优越处就在于民主上，民主的政治亦是西方国家近千百年才逐渐演变成的一种政治体制，我们如此辛苦的模仿尚不能习得其一二，它怎会是一种简单低端的政治制度呢？蒋廷黻见到胡适这一意见时当即便表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
只是，蒋廷黻对这话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胡适并不是说民主政治本身幼稚，而是它并不需要多么精英的人才既可以达成，胡适还说到“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
在胡适看来，这种常识的政治不但可以使人们以最快的方式融入到国家政治中去，还可以避免冗长的反复政治训练，故而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又一次对民主政治进行了总结，称它为“对于人民责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所以最合于人情，最容易学也最有效力。
胡适对于民主宪政的理解，归根结底是要把民主从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拉下来，让民主成为当时中国触手可及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种过程”。
第575章 矢志不渝
胡适的文章和书信并没有说服丁文江。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在《大公报》发表论文《再论民治与独裁》，作出回答。
他指责胡适“……忘记了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小孩’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就当时中国的现状，“单主张民主，反对独裁”是不能发生任何影响的。丁文江“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新式的独裁……”。
丁文江“反对民主，主张独裁”的言论，与他早年具有民主气息的文字相去甚远，这位曾与胡适共同创办过《努力周报》的地质学教授，之所以在后来有所转向，从他的一段“自白”中多少可看出当时的心态。
丁文江说：“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时，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会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
这是一段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痛心疾首的话。尽管丁文江仍然肯定英美的自由价值观，却又认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他坚决主张以苏俄模式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蓝本。
在民主独裁的论战中，除了丁文江、蒋廷黻和胡适在主张独裁和民主的阵线分明外，有些人似乎是游离在这两个观点之间，还有人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
吴景超提出“武力统一法则”后，有人以为他是赞成独裁的。为此，他专门在《独立评论》一百三十四号上发表《中国的政制问题》一文，说明这是人们对他的一种误解。
他解释道：“我在那篇文章里，讨论的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或技术问题，而赞成独裁与否，乃是一个价值问题，决不可混为一谈。关于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的选择，我与胡适之先生的意见是相同的，我们赞成民主政治。”
与吴景超一样，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也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陶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2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宪法问题的。不过，当时他却以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丁、蒋和胡之间作左右摇摆。
他在一篇文章中言道“……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独裁的政治。政府也许能够召集一个征询民意的会议，如前年所曾提出的国民代表会，也许不来召集。至于政府现实大权是在一人，还是多人，也只有事实来决定。即令大权不在个人，也与议会政治相差很远的。即令按照建国大纲召开国民大会，那个誓行三民主义的县民代表会议，也与多党议会不同。”因此，他又说，胡适“主张的民主政治，很显然是议会政治。……如果以议会政治论与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
陶希圣发表这个言论一个多月后，胡适从广西、香港等地南游归来，针对陶文，再作《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发表在1935年2月17日的《大公报》上。
他声明自己所主张的“议会”是很有伸缩余地的：“从民元的临时参议院，到将来普选产生的国会，凡是代表全国的各个区域，象征一个统一国家，做全国的各个部分与中央政府的合法维系，而有权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转移政权的，都不违反我想象中的议会。”至于“以议会政治论与国民党相争”这一点，胡适明白地告诉陶希圣，我们现在并不愿意这样做，但实际上，“……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十四条和二十二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论。……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胡、陶二人对“建国大纲”的解释不尽相同，前者从宽，后者从严。尽管如此，用陶希圣本人的话来说，在国难时期，“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尤其是后来有关“开放党禁”的文章，深得胡适的赞许。
1935年2月，陈之迈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归国后不久就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自1934年至1937年，陈之迈共写了65篇论文，其中46篇发表于《独立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之迈表示不赞成“立即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却又认为“理论上、实际上都应该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因此绝对没有瞎着眼去学人家独裁的道理”。
针对其中“对民主政治不可陈义太高，太重理想”的看法，胡适认为这与他的“民治幼稚观”没有多大区别，“许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
不久，胡适又写下《再谈谈宪政》一文，并旧事重提，针对蒋廷黻曾对他当面说过的一句话：“你那一段议论（民治幼稚观）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胡适这时说，我的“僻见并不是笑话，乃是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并说自己也修过政治理论和制度的课程，甚至在1912的美国大选年，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最后才奠定了对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
回望这一年零四个月、二个回合“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不难看出，胡适在当时所表达的民主思想虽然多半是应对他人的观点而诱发出来的种种论述，但其背后却包含着他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和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政治统一非武力统一；二，民治幼稚观；三，民主宪政的诸多好处……已然构成了这一时期胡适主张“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由。也这就是说，不论当时中国局势如何复杂多变，分裂割据也好，文化落后也罢，抑或处于危急的国难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绝推行民主宪政的口实，更不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必然。
胡适一生，对民主自由的无限向往，不论是在《努力周报》《新月》时期，还是《独立评论》五年中，以及之后的《自由中国》时代，都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而且在勇于批判之外，也勇于肯定，突显自由和独立的本质立场。
胡适作为一名民主的斗士，一个为宪政事业奋斗一生的人，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他自己对于民主宪政的看法。虽然这场争论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政治复杂的局面，但是它再次开拓了人们的政治视野，至于胡适对民主思想的阐释，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对人们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与民主相对应的就是独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支持独裁的人并不在少数，自清政府倒台后，中国就未一天真正意义上安稳过，人们久乱思治，急需一位政治强人消灭割据完成统一。
独裁有利于对国家全局的掌控，更方便压制不同声调，迅速做到车同轨，书同文，形成一个真正的强有力中央。故而许多人支持独裁且反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行民主。
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完全统一的国家政府才能着手对内部进行改革。
用民主的方式能否做到这一点呢？胡适认为民主会以更好的方式完成这一目的，胡适对独裁思想的批判基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我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在胡适看来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位领袖具有如此的能力或者魅力，至于各个阶级，自身能力有都极其有限，并不适合进行专制。胡适以为“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间世界上最古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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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认为，比起民主政治，在胡适眼中专制政治反而需要更多的人才与精力才能达成，“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
另一方面“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在胡适看来，想要施行专制独裁仅有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拥有使人们甘于遵从的思想内容才可以，这样才能团结众人从而实现独裁的目的，但当时的中国显然并不具备这种口号，而正因为不具备这种口号，即便割据势力被消灭也会再次死灰复燃，就像四川，云贵，以及在娘子关的阎锡山。
胡适是如何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规划国家的统一呢？胡适认为“只是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国家机关”就可以解决许多割据问题，因为各省军阀的割据，主要来自于人们心中的“省界”，既然都是为各省的利益，不如索性“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捣乱。各省要建设，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建设”。如此一来，兵不血刃，各省的力量都会集结到中央去，这便是胡适心中“养成各地方向心力最有效的一步”。这一点远比支持独裁，并用武力来消灭全国割据势力的方法切实得多。
在这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之中，胡适始终对实现民主宪政充满了乐观的精神，尽管现实之路依旧坎坷不平，但是胡适却一以贯之地笃信民主政治最终会在中国落地生根。胡适以为在人们的思想中打上民主的烙印后，那么许多当时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他曾引用蒋廷黻的话，用“意态”一词来解释潜伏在中国百姓心中一种思想，即“意态是指中国知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人们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它决不容许任何头等军阀用武力去征服全国”。意态它不但会阻止新独裁者的出现，还可以有限制独裁者的权利。
因此胡适相信，只要在思想潮流的影响下，人们一定可以走入民主宪政的大门。
怎样才能使思想潮流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呢？胡适提出，只要经过长久的运作与宣传，那么思想巨大的潜力就可以得以发挥了，就像曹锟贿选这一现象一样。
胡适说:“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眼里至少还是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在胡适看来，这不也正是民主宪政逐渐深入人们思想的一种体现吗？
正是这种对民主宪政的信心，使胡适有勇气满腔热忱为民主宪政奉献了一生。
第576章 不主张对日抵抗
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时，胡适和《独立评论》都是主张不抵抗的。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肯定《淞沪停战协定》。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同意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在很多人看来，这等于变相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力表示反对。
胡适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努力争取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而且，特别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侯爵，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各委会签字。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
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报告书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对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是总体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报告书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国内很多人坚决反对这个报告。
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
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
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主张，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
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致使他的学生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
胡适主张不抵抗，尽管很不得人心，但是，必须看到，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和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更和投降派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他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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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中日亲善”的欺人之谈的时候，也指出：“‘任何悬案’，当然应该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这个第一悬案如果无法解决，其他的‘任何悬案’即使有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他还突出强调说：“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民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的随意宰割!”
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发动新的进攻，策动一些亲日派汉奸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又与北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
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况且华北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
第577章 丢掉和平幻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胡适因为主张对日的不抵抗，使他一生都饱受诟病和指责。有人甚至认为他有汉奸行为。
更有人说，他的不抵抗主义，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早在留美时期，他就是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当年留美同学，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力主“温和”“冷静”，反对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学骂为“木石心肠”。时光流逝了近20个春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新的侵华暴行，胡适还是重弹不抵抗的老调。
还有人说，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吓破了胆，所以才一味妥协求和。
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抨击胡适的人经常引用胡适的这一段话：“仅仅用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够的，日本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只有一个法子可行，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由此，给胡适安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的帽子。
其实这是对胡适的断章取义。胡适的原话是； “ 萧伯纳先生（Gee Bemard Shaw）在2月24日对我说：‘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这句话，他前几天在东京也一字不改的对日本的新闻访员说了。）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句话不是有意学萧伯纳先生的腔调，这是我平生屡次很诚恳的对日本朋友的忠告。这是我在这个好像最不适宜的时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国民的话。”
“中国民族的心”怎么可以征服？不但中国，试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的民族心是可以征服的？胡适这里不过是说了一句反讽的话。
而与此同时，胡适在他的《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中义正言辞：“我们还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绝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绝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难消除的了。但这一个仇恨最烈最深的时候，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容易的时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这一点觉悟与不觉悟的关头上。 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已大胆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国就行。’ 我们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日本人彻底忏悔侵略中国，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方法。’”
战争和暴力，直接的必然的结果是造成对社会财富的极大破坏，和给人民带来不尽的苦难。比如中日战争，不光被侵略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受害者，其实日本和日本人民同样是受害者。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对于从战争中获利的极少数人，他们的名和利不过是建筑在“万骨枯”上。发动战争的人，或可以得逞与一时，但终究会被写在历史的耻辱簿上。比如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胡适做为有博大胸怀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贯反对暴力，一贯反对战争。他的眼光，他的胸怀，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在这一方面，胡适同样是孤独的。
其实，即便是对胡适不能理解，纵观胡适在这个时期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表明，他不过是在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只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愿意放弃。他这样做有错吗？给他扣上汉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实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适在一段时间里主张和谈和妥协，也来自于对中日力量和中国国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说：“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胡适并不是一味的求和，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胡适的思想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胡适在他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写道：“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人都应 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 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交涉。““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绝不可在 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成我们的时候先把土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 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返顾的了。我 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 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我们要准备牺牲， 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
而在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胡适更是彻底丢掉了和平幻，想，积极投身到了抗日救亡之中了。
1933年5月23日，离北平60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的一千多名将士，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壮烈的血战。
战斗从早晨四时开始。中国健儿们冒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坚守到了下午，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
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作义，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
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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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
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词云：“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的《华北防共协定》。
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这支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
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言道：“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第578章 提倡“大众语”
现在，有个小学几年级的文化，就可以读书写字，这应该感谢五四时期的先贤们。提倡白话文，胡适是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掀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就是他提出的“文学改良”首要任务。他一生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
但胡适等人的意见，显然没得到重视。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在胡适看来，这简直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
只是，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
见国民党的新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胡适一怒之下，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搞起了一个“中小学文言运动”。
汪懋祖，13岁中秀才，15岁入苏州府中学堂，旋转入上海广方言馆，后毕业于江苏高等学堂。
民国元年(1912年)至天津入北洋高等学校工矿科。民国5年赴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学士教育院，受教于杜威，获硕士学位，后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
民国9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教授、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授、江苏省督学等职。先后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学会、儿童教育会、乡村教育社、职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
民国16年7月，辞去大学教授及督学等职，返家乡创办苏州中学，民国19年被全国教育学会聘为专家会员。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大等高等院校教授。抗日胜利后，返回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民国38年1月10日病逝于苏州。著有《美国教育彻览》、《教育学》等。
这样一个人都对文言文情有独钟，可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也发表了《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
“大众语”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
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这种行为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
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
在此期间，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还对北大的新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建议。
此事的起因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晗转学北大没有成功，当时北大的规定是想转学的学生得与新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合格后再参加转学考试。吴晗就是因为参加入学考试没有通过，被北大拒之门外。胡适主张文、理科入学考试应有所偏重。
胡适在文学院院长任期内的另一项改革，是规定文科各系的新生都要必修科学概论、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三门课。这三门公共必修课由系主任负责制定教学计划，按照每次课的内容邀请校内外著名学者讲授。胡适本人亲自讲授科学概论一课的“引论”和“结论”部分。其他部分则由各科教授主讲。
如江泽涵等人讲“数学方法.论”，萨本栋等人讲“物理学方法.论”，曾昭抡讲“化学方法.论”，丁文江讲“地质学方法.论”，周炳琳讲“经济学方法.论”等。“科学概论”一课对于拓展学生的学科视野，培养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胡适一贯的教育理念和对北大培养具有广博学识的高层次人才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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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3月8日，胡适在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演讲《做学问的方法》。谈做学问的两个条件：充分的工具和做学问的习惯。他认为有了这两个条件，方法已在其中了。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是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最后，胡适说，单有方法，还是不够，必须还要寻真材料、活材料、实材料。
5月19日，胡适完成了近五万字的长篇论文《说儒》，这是胡适此段时间最主要的学术论著。胡适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一文中自我评价说：“这篇《说儒》的理论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理论的成立可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起一个革命。”
是年胡适完成的第二篇论学文字是陈垣《元典章校补》序，后改名《校勘学方法.论》，刊载在《国学季刊》上。胡适在此文中主张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意在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8月17日，胡适作《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针对当时的“教育破产”论，胡适指出：“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是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9月3日夜，胡适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指出“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
第579章 文凭造假和南游
胡适当北大文学院院长时，遇到过许多假文凭事件。学历造假主要是在中学阶段。
一张假文凭值多少钱？在1932年前后，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可以卖到80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讲师或者一个中学教师一个月的收入。两年之后，由于暴利，因此，制造假文凭的机构也就多了起来。胡适看到当时报纸上的一个报道，说北平警方破获了一个制造假毕业文凭的机关，总共卖了一千几百张，每张文凭卖出价值平均是十八元。因为，造假者多，竞争激烈，因此，假文凭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跌了近五倍。
当时在国内造大学文凭的还是很少的，要造就造国外大学的假文凭。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数量极少，大学之间互相交流频繁，一个县里出一个大学生，那都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因此，要查证一个大学生的真劣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中学就不同了，特别是一些地处偏僻地方，如贵州、吉林、黑龙江这些地方，随便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学的毕业文凭，常常是查无实据。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去信查一间中学文凭，常常路上要走二三个月，等到信件返回的时候，那些持假中学毕业文凭入学的大学新生不但已经入学，而且已经学习了三四个月，即使当时的北大清华也不能够幸免。
为什么会有这多假文凭？1934年12月2日，胡适作《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分析：因为民国七八年时间，即1920年前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这一条章程。因此，假的中学文凭就有了市场。直到193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才规定没有中学毕业证的人，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但是，同时又规定这类学生不得超过报考总数的20%，这一限制又为假文凭提供了市场。
胡适主张用严格而过硬的考试来代替学生的文凭。也就是考试资格可以放宽，但是考试过程与考试结果却要从严审查。
他说：“考试若严，应考资格稍宽是无害的。如果文凭可凭，又何必再考试？既有文凭，仍不能升学，而必须考试，这可见文凭不足为凭。我们既不信文凭而信考试，那么，没有文凭而自信有同等学力者也应该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我回想二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读了五六年书，从梅溪小学考入澄衷学堂，从澄衷学堂考进中国公学，从来不曾拿过一张毕业文凭。后来考留美官费，也不要毕业文凭。后来到美国，也只凭北京考试的成绩。我觉得那时代不用文凭只凭考试的办法倒是彻底的。”
这段话也说明了，假文凭的泛滥成灾，确实是因为社会与体制对文凭的迷信而能力却被抛弃在一边造成的。
当时民国的考试，与今天的考试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考试不但有笔试，而且有教授面试。
饭团探书
据说，像当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负责面试时就曾经出过一道这样的怪题，要学生对对联。他出上联：孙行者，要学生对下联。当时确实难住了许多学生，但是却没有难住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的周祖谟先生。周祖谟先生面对“孙行者”这个上联，脱口而出，就出了下联：“胡适之”。 "孙"对"胡",姓对姓；“适”在古文中是“到,行”的意思,所以所以“行”对“适”,动词对动词;“之”和“者”是文言文里的常用虚词,所以“之”对“者”.陈寅恪闻后连连赞叹不已。胡适的名字无意中竟然也成了一道面试的考题。
灵活的面试，很容易考出一个人的灵气，测出一个人的潜能。有了这样的考试，民国时确实把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学子选拔出来深造。当时的杨振宁、钱学森、钱钟书、钱三强、钱伟长、陈身省等这些民国青年才俊就是由这样灵活的选拔制度选出来的。
是年，中基会受金价影响，经费拮据。胡适把编译委员会的预算缩减到4.6万元，并停止自己的月俸，改为公费200元。从7月起，胡适在北大支一个中国文学系教授的薪俸，每月400元，领取文学院院长每月的公费100元。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
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 William Horell)的家。港大文学院长佛斯脱(Dr.L.Forster)代为排定日程，陪同游览，香.港的海光山色给胡适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在相关的文章中写道：“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绝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
胡适擅长演说，也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的演说是“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膏药”卖得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调度”，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演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在香.港的一次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场波折。
1月6日，胡适在华侨教育会向200多位华文学校的教员作了《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其大意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胡适在演讲后半段提到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胡适对此进行了比较客气的批评。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来麻烦，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很快，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但胡适第一次来广州便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是心有不甘。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
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
广州的名胜差不多都游遍了，正准备北返，恰好收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可谓来势凶凶、杀气腾腾。但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来，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
第580章 胡适的广西之旅
1935年1月11日下午，胡适飞抵广西。他在广西受到的极为热情的接待，与广州的冷遇，成为鲜明对照。
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和胡适的关系就不消说了，校中还有许多教职员是中国公学的老同学，罗文干、罗隆基等是谈“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们对胡适的欢迎肯定是由衷的。就是白崇禧，也礼贤下士，多次力劝胡适改船期，在广西多玩几天。
客随主便，胡适坐飞机飞来飞去，痛痛快快在广西游览了十四天。游遍了梧州、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处的名山胜水；沿途又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
20日一早，胡适从梧州飞到桂林，正巧省民政厅雷厅长巡视桂林工作结束，准备返回。因胡适到达，便推迟行程，陪胡适游叠彩山、独秀峰。
胡适对叠彩山印象最深的，当属推风洞。在独秀峰，这位对史学家很有研究的学者想起来：历史上元、明两朝都终于桂林，因为元代的末代皇帝妥欢贴木尔登基前，曾在独秀峰前修行。到南明永历年间，末代皇帝朱由榔从桂林跑到云南去，后来死于吴三桂之手。
次日，因雷厅长有要务返回，由桂林县刘县长陪同胡适游月牙山、龙隐岩诸景。见胡适很用心地观看龙隐岩的石刻，刘县长送了一幅《元祐党籍碑》拓本给胡适，他如获至宝。
从龙隐岩出来，胡适一行又去游七星岩。在很暗的洞里，因为是用汽油灯和手电筒照明，光照不足，洞内又不平，胡适在洞里跌了两跤，受了点轻伤。他于是对同去的市政处长说：最好在岩内装电灯，既便于游人行走，又免得烟熏火燎，使钟乳石受损，有利于保护风景名胜。应该说，胡适是最早倡议在桂林岩洞内安装电灯，以利旅游的人。
第三天及第四天，胡适一行乘小船游阳朔，途中在兴坪过夜。除了夜行船，以前所有的船只都在此过夜，连几百年前的徐霞客都如此。或许是有徐霞客的游记，胡适对漓江沿途的景致，除了冠岩以外，胡适没有太多的记叙。他所以要花些笔墨写冠岩，是因为他认为徐霞客没有游过冠岩。
胡适此次游桂林，把很大精力花在了收集山歌方面。地方官员安排了三位女民歌手与胡适同行。女歌手不断在船上唱歌，胡适便不断的采风。一天下来，他居然记下了30多首桂林民歌。
其中一首唱道：“豆腐干来豆腐干，几时和妹吃一餐。 几时和妹睡一觉，死在黄河也心甘。”这样的大胆的表白情爱，胡适特别欣赏。
胡适在23日的日记里引用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句。今天在碧莲峰下看到的吴迈所书“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是胡适此行半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2月5日才写的。由此看来，吴迈的诗其实是兼容了前人的。
从阳朔回程，胡适在半路上又访问了位于雁山公园的广西师专。到雁山时，天已近黑，虽然肚子饿了，胡适还是决定先演讲，再论其它。吃了几个鸡蛋充饥，便对学生做了“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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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完，吃过晚饭，师专校长点了汽油灯，带胡适一行去参观园内方竹山下的一个岩洞。此洞居然一直无名，校方便请胡适这位大学者代为取名。胡适一笑：园旁有相思江，岩前有相思豆，这岩何不就叫相思岩？
此后，方竹山下那个岩洞，就叫相思岩了。
胡适此番旅桂，在返程的飞机上写了两首有关桂林的小诗，其中一首写雁山公园相思岩：”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 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教人瘦。”
或许是在广州受到冷遇，和广西是冰火二重天，广西给胡适的印象极佳，他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广西山水，也大夸广西的政绩民情。
他在《广西印象》中写道；“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言论都很多，都很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ShwtEddy）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一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讲演，就很明白的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
“我在广西住了近两星期，时间不算短了，只可惜广西的朋友要我缴纳特别加重的“买路钱”，——讲演的时间太多，观察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我的记载是简略的，我的印象也是浮泛的。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拜孔，拜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把拜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先生笑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还得造个新孔庙！’
“广西全省的庙宇都移作别用了，神像大都打毁了。白健生先生有一天谈起他在桂林（旧省会）打毁城隍庙的故事，值得记在这里。桂林的城隍庙是最得人民崇信的。白健生先生毁庙的命令下来之后，地方人民开会推举了许多绅士去求白先生的老太太，请她劝阻她的儿子；他们说：‘桂林的城隍庙最有灵应，若被毁了，地方人民必蒙其祸殃。’白老太太对她儿子说了，白先生来对各位绅士说：‘你们不要怕，人民也不用害怕。我可以出一张告示贴在城隍庙墙上，声明如有灾殃，完全由我白崇禧一人承当，与人民无干。你们可以放心了吗？’绅士们满意了。告示贴出去了。毁庙要执行了。奉令的营长派一个连长去执行，连长叫排长去执行，排长不敢再往下推了，只好到庙里去烧香祷告，说明这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祷告已毕，才敢动手打毁神像！省城隍庙尚且不免打毁，其它的庙宇更不能免了。
“ 我们在广西各地旅行，没有看见什么地方有人烧香拜神的。人民都忙于做工，教育也比较普遍，神权的迷信当然不占重要地位了，庙宇里既没有神像，烧香的风气当然不能发达了。
“在这个破除种权迷信的风气里，只有一个人享受一点特殊的优客。那个人就是总部参军季雨农先生。季先生是合肥人，能打拳，为人豪爽任侠；当民国十六年，张宗昌都下的兵攻合肥，他用乡兵守御县城甚久。李德邻先生带兵去解了合肥之围，他很赏识这个怪人，就要他跟去革命。季先生是有田地的富人，感于义气，就跟李德邻先生走了。后来李德邻、白健生两先生都很得他的力，所以他在广西很受敬礼。这位季参军颇敬礼神佛，他无事时爱游山水，凡有好山水岩洞之处，着道路不方便，他每每出钱雇人修路造桥。武鸣附近的起凤山亭屋就是他修复的。因为他信神佛，他每每在这种旧有神树的地方，叫人塑几个小小的神佛像，大都不过一尺来高的土偶，粗劣的好笑。他和我们去游览，每到一处有神像之处，他总立正鞠躬，同行的人笑着对我说：‘这都是季参军的菩萨！’听说柳州立鱼山上的小佛像也是手参军保护的菩萨。广西的神权是打倒了，只有一位安徽人保护之下，还留下了几十个小小的神像。
“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学校的学生，教职员，校长；文武官吏，兵士，民团，都穿灰布的制服，戴灰布的帽子，穿有钮扣的黑布鞋子。这种灰布是本省出的，每套制服连帽子不过四元多钱。一年四季多可以穿，天气冷时，里面可加衬衣；更冷时可以穿灰布棉大衣。上至省总司令，下至中学生和普通兵立，一律都穿灰布制服，不同的只在军人绑腿，而文人不绑腿。这种制服的推行，可以省去服装上的绝大糜费。广西人的鞋子，尤可供全国的效法。中国鞋子的最大缺点在于鞋身太浅，又无钮扣，所以鞋子稍旧了，就太宽了，后跟收不紧，就不起步了。广西布鞋学女鞋的办法，加一条扣带，扣在一边，所以鞋子无论新旧，都是便于跑路爬山。
“ 广西全省的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入超。提倡俭朴，提倡用土货，都是挽救入超的最有效方法。在衣服的方面，全省的灰布化可以抵制多少洋布与呢绸的输入！在饮食嗜好方面，洋货用的也很少。吸纸烟的人很少，吸的也都是低价的烟卷，最高贵的是美丽牌。喝酒的也似乎不多，喝的多是本省土酒。有一天晚上，鹰宁各学术团体请我吃西餐，——我在广西十四天，只有此一次吃西餐，——我看见传者把啤酒斟在小葡萄酒杯里，席上三四十人，一瓶碑酒还倒不完，因为啤酒有汽，是斟不满杯的。终席只有一大瓶啤酒就可斟两三巡了。我心里暗以为广西人不懂怎样喝啤酒。后来我仍然问得上海啤酒在塞宁卖一元六角钱一瓶！我才明白这样珍贵的酒应该用小酒杯斟的了。我们在广西旅行，使我们更明白：提倡俭朴，提倡士货，都是积极救国的大事，不是细小的消极行为。
“ 广西是一个贫穷的省份；不容易担负新式的建设。所以主持建设的领袖更应该注意到人民的经济负担的能力。即如教育，岂不是好事？但办教育的人眼光一错，动机一错，注重之点若在堂皇的校舍，冬夏之操衣等等，那样的教育在内地就都可以害人扰民了。我们在冕宁、武鸣各地的乡间看见小学堂的学生差不多全是穿着极破烂的衣裤，脚下多是赤脚，仍有穿鞋，也是穿破烂的鞋子。固然广西的冬天不大冷，所以无窗户漏风的破庙，也不妨用作校舍，赤脚更是平常的事。然而我们在塞宁的时候，稍有阴雨，也就使人觉得寒冷。（此地有‘四时常是夏，一雨便成冬’的古话。）乡间小学生的简陋赤脚，正可以表示广西办学的人的俭朴风气。我在巨宁乡间看的那个小学还是“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一个附属小学哩。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先生正在进行全省普及教育的计划，请了几位专家在研究院里研究实行的步骤和国民基础教育的内容。他们的计划大旨是要做到全省每村至少有一个国民基础学校，要使八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都能受两年的基础教育。我看了那些破衣赤脚的小学生，很相信广西的普及教育是容易成功的。这种的学堂是广西人民负担得起的，这样的学生是能回到农村生活里去的。
“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栽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们作长途旅行，半夜后在最荒凉的江岸边泊船，点起火把来游岩洞，惊起茅蓬里的贫民，但船家客人都不感觉一毫危险。汽车路上，有山坡之处，往往可见一个灰布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这不是军士，只是民团的团员在那儿担任守卫的。
“ 广西本来颇多匪祸，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窝藏盗匪。有人对我说，广西人从前种田的要背着枪下田，牧牛的要背着枪赶牛。近年盗匪肃清，最大原因在于政治清明，县长不敢不认真作事，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清乡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较优秀分子又往往受过军事的训练，政府把旧式枪械发给兵团，人民有了组织，又有武器，所以有自卫的能力。广西诸领袖常说他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给，自治。现在至少可以说是已做到了人民自卫的一层。我们所见的广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筑在人民的自卫力之上的。
“在这里，我可以连带提到广西给我的第四个印象，那就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个名词，不是讥讽广西，实是颂扬广西。我的朋友傅益真先生曾说，“学西洋的文明不难，最难学的是西洋的野蛮。”他的意思是说，学西洋文化不难，学西洋的武化最难。我们中国人聪明才智足够使我们学会西洋的文明，但我们的传统的旧习惯，旧礼教，都使我们不能在短时期内学会西洋人的尚武风气。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个个国家都认识他们的武力的优越，然而那无数国家之中，只有一个日本学会了西洋的武化，其余的国家——从红海到太平洋——没有一个学会了这个最令人歌羡而又最不易学的方面。然而学不会西洋武化的国家，也没有工夫来好好的学习西洋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自卫力，所以对时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
“中国想学人家的武化（强兵），如今已不止六十年了，始终没有学到家。这是很容易解释的。中国本是一个受八股文人统治的国家，根本就有戏规武化的风气，所以当日倡办武备学堂和军官学校的大臣，决不肯把他们自己的子弟送过去学武备。日本所以容易学会西洋的武化，正因为武士在封建的日本原是地位最高的一个阶级。在中国，尽管有歌颂绿林好汉的小说，当兵却是社会最残视的职业，比做绿林强盗还低一级！在这种心理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武化是学不会的。
“在最近十年中，这种心理才有点转变了，转变的原因是颇复杂的：第一是新式教育渐渐收效了，“壮健”渐渐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了，运动场上的好汉也渐渐被社会崇拜了。第二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央各省的政权往往落在军人手里，军人的地位抬高了。第三是民十四五年之间，革命军队有了主义的宣传，多有青年学生的热心参加，使青年人对于“革命军人”发生信仰与崇羡。第四是最近四年的国难，尤其是滋沪之战与长城之战，使青年人都感觉武装捍卫国家是一种最光荣的事业。——这里最后的两个原因，是上文所说的心理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军人的可羡慕，不在乎他们的地位之高成权威之大，而在乎他们的能为国家出死力，为主义出死力。这才是心理转变的真正.asxs.。
“可惜这种心理转变来的太缓，太晚，所以我们至今还不曾做到武化，还不曾做到民族国家的自卫力量。但在全国各省之中。广西一省似乎是个例外。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这不仅仅是全省灰布制服给我们的印象，也不仅仅是民团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我想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人为的。一是因为广西民族中有苗、摇、撞、洞、岭、裸裸等，富有强悍的生活力，而受汉族柔弱文化的恶影响较少。（广西没有邹鲁校长和古在主任，所以我这句话是不会引起广西朋友的误会的。）一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威风至今还存留在广西人的传说里。一是因为广西在近世史上颇有受民众崇拜的武将，如刘永福，冯子材之流，而没有特别出色的文人，所以民间还不曾有重文轻武的风气。一是因为在最近的革命战史上，广西的军队和他们的领袖曾立大功，得大名，这种荣誉至今还存在民间。一是因为最近十年中，全省虽然屡次经过大乱，收拾整顿的工作都是几个很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是很受崇敬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广西的武化，似乎比别省特别容易收效……”
第581章 胡适对十教授“宣言”的批评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分为三个部分，即“没有了中国”、“一个总清算”、“我们怎么办”。
在“没有了中国”这部分中，作者们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意思是说，中国五千年来所积淀形成的价值信仰和文化生态已经呈现整体性、根本性的坍塌与崩溃，中国人已经不是由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提供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所维护调护涵育的中国人了。作者们认为“钻进古人的坟墓”的人（指复古派）和“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的人（指西化派）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结果已然证明同样是失败的失望的，而且使中国人更苦闷更迷惘。因此中国之局势仍然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在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征。所以，“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而要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在“一个总清算”这部分中，作者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行程和现实境况做了一个大体概观与评价，认为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就因循守旧、停顿不前了。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才使中国人觉醒，并先后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以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作者们认为，“洋务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技艺模仿，“维新运动”纯粹是对西方的政治抄袭，都是“中体西用”理论的见解与实行，是对中国皮毛的、改良的方法。只有孙中山主张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造，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觉醒的中国人的努力下取得政治改造的成功，使国家有机会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建。但在文化建设上中国人却还是一片茫然无所举措。复古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西化派（含模仿英美派即自由主义派、模仿德意派即法西斯主义派、模仿苏俄派即社会主义派）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作者们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各种主义思潮表演的舞台与拼杀的战场，而其背后却是都有国际文化侵略势力的魔手。
在“我们怎么办”这部分中，作者们提出了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五条原则和三个方法。五条原则中第一条是中国问题具有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文化建设应注意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条是既反对复古也反对非古，主张对中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三条是以中国需要为标准来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但反对盲从的全盘西化；第四条是中国人应有急迫感和创造力，以便迎头赶上西方文化并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第五条是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目的并不是要放弃大同理想，而是先建设和整合中国以便更好地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五条原则可以概括为：“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进一步说，就是“不守旧，不盲从”。不守旧就是反对全盘复古，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根据这些原则，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应采取“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即“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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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在宣言的结尾表示，只有根据这些原则和方法，才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站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十教授的《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许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宣言》的一些见解进行批评和质疑。
3月21日，胡适作《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对十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批评，全文如下：
新年里，萨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这两个月里，很引起了国内人士的注意。我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现在把我的一点愚见写出来，请萨、何诸先生指教，并请国内留意这问题的朋友们指教。
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
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何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他们的失败是萨、何诸先生们在今日所应该引为鉴戒的。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当年维新家所梦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变动的潮流里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维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岂不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了吗？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来，二十多年了，中国经过五四时代的大震动，又经过民国十五六年国共合作的民国革命的大震动。每一次大震动，老成持重的人们，都疾首蹙额，悲叹那个“中国本位”有陨灭的危险。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厉害。那激烈震荡在一刹那间过去了，虽然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键、陈济堂、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护那个“中国本位”。何键、陈济堂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
我们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对于固有文化，他们主张“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对于世界新文化，他们主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这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陈济堂、何键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们的烟幕弹？他们并不主张八股、小脚，他们也不反对工业建设，所以他们的新政建设也正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而他们的读经祀孔也正可以挂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无一句不可以用来替何键、陈济堂诸公作有力的辩护的。何也？何、陈诸公的中心理论也正是要应付“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建立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萨、何十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不认识文化变动的性质。文化变动有这些最普遍的现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催陷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催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个方面的自身适用价值成比例：最不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催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钟表的替代铜壶滴漏，如枪炮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显的例。如泰西历法，之替代中国与回回历法，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争斗而终于实现的。如饮食衣服，在材料方面虽不无变化，而基本方式则因本国所有也可以适用，所以至今没有重大的变化：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十教授所梦想的“科学方法”，在这种巨大的文化变动上，完全无所施其技。至多不过是某一部分的主观成见而美其名为“科学方法”而已。例如妇女放脚剪发，大家在今日应该公认为合理的事。但我们不能滥用权力，武断的提出标准来说：妇女解放，只许到放脚剪发为止，更不得烫发，不得短袖，不得穿丝袜，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当然可以用税则禁止外国奢侈品和化装品的大量输入，但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中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上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试看今日中国女子，脚是放了，发是剪了，体格是充分发育了，曲线美显露了，但她无论如何摩登化，总还是一个中国女人，和世界任何国的女人都绝不相同。一个彻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况那无数无数仅仅感受文化变动的些微震荡的整个民族呢？所以“中国本位”，是不必劳十教授焦虑的。
戊戌的维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时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动摇那个攀不倒的中国本位。在今日有先见远识的领袖们，不应该焦虑那个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所痛心的“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眉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
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充分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的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第582章 胡适与“一二九”运动
1935年9月7日，胡适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0月26日，中基会第九次常会在上海举行，胡适提议修正中基会章则案获得通过。
10月，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适作《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胡适与傅斯年都慷慨陈词，坚决反对“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适作《华北问题》一文。
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遭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有的学生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胡适对学生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们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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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1920年纪念五四一周年时，胡适就说过，“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192年在一次讲话中，胡适也曾说过，“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对于学子，胡适的基本主张是“安心向学”。退一步讲，“倘实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罢课、游行、请愿此类‘合群的爱国’的事情，而应“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
1920年，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的演讲中说道：“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无望愤而辞职后，胡适用个人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但是，他说：“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鲁迅亦对此类“合群的爱国”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他说，“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鲁迅也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胡适的主要观点。那么，在时事危急之时，胡适开出“镇静主义”的药方。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校罢课后，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
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歌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声’。”
他屡屡给人家讲歌德的故事，但效果至少在一个德国学人身上得以实现。1942年，一个叫ZuLoewenstein（H.P.勒文施泰因）的德国学者痛心于中国所受战祸，遂写信给胡适要来中国投军为中国而战。胡适复信给他，给他又讲了他的本国文豪歌德的故事。
“我回他一信，请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又其著名剧Ess.e.x［《埃塞克斯》］的‘尾声’（Epilog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
大约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H.P.勒文施泰因。
对于“一二九”运动，胡适态度鲜明的给予了肯定。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指出：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同时也指出：“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络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个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
12月22日夜，胡适又作《再论学生运动》一文，文章说：“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希望学生们“即日复课”，“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也就是说，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以抗议示威，但罢课是无益的。
为此他为北大的复课积极努力，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学生贴在一院号召罢课的通告。
2月31日，北大学生在三院召开全体会议，胡适建议学生举手表决是否1月4日放假，是否复课。结果学生多数表决不放假，1月4日复课。
但是到了1936年1月4日北大复课那天，学生纠察队反对上课。由于周秉琳、蒋梦麟等的劝说，当日上午有十三个班上课，下午有五个班上课。当日校务会议决议无论他校复课情形如何，北大继续上课，照常点名。
1月6日，学生开大会，表决“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
1月7日，北大召开行政会议，鉴于当天上课人数太少，决定8日放假，并决定2月1日开学，6日上课。至此，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关于复课的努力宣告失败。
第583章 祸不单行
翻开胡适在“一二?九”期间的日记，能看出胡适等人是怎样试图努力阻止学生罢课的。
“1935年12月9日：上午十点上课。班上人还是满的。外间各学校学生今天有请愿之举，北大学生都没有加入。十二点下课时，何淬廉来谈，始知因清华、燕大学生要进城请愿，西直门也关了。一点聚餐，大家都谈学生请愿事。我们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今天学生此举，虽出于爱国热心的居多，但已有几张传单出现，其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容易被人利用作口实。”
“……从长安出来，过王府井大街，见有一队学生，似是游行到此。车过东安门大街，见最后一部分打着北京大学旗子，约有三四十人。他们见我的车子，都纷纷私语。我赶到第二院，见到郑秘书长，始知游行队到第一院门口站了十五分钟，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的口号。有几十个学生忍不住了，出去游行。我回到家中，得郑秘书长电话，知游行队已经散了。晚上居仁堂打电话来，邀各校校长开会商议学生游行事。市长（时任北京市长秦德纯）报告，今天学生游行，是有背景，主谋人是蒋梦麟与胡适。”
注：蒋梦麟与胡适本来竭力阻止学生上街，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只不过维持了一个早上，他们反而成了主谋人之一，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但是也能看到，俩个人在青年学子中的威望，学生有什么事，当局首先想到他们。
“12月10日：今天到学校，知道学生要罢课，真是幼稚之至。我与梦麟、枚荪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
由此可见，学生运动规模更大了，但是胡适还是在尽力阻止。但是同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适之先生：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他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他辩护吗？唉！我的胡适之老师！！！
“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之下，凡属热血的青年学生，谁心中不比丧了父母还难过！激于爱国的热情放出一声惨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学们的猛醒，这你能说是不正当的吗？！这你能说是轨外行动吗？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
“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血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能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的去吗？！
“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
“将来杀你的人启十二月十日”
写信的学生即使是个别人，但也能看出由于胡适竭力阻止学生罢课，使得一些学生对于胡适的情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此后北大学生的罢课已经无法阻止了，胡适的日记当中每天都有类似情况的记载。但他试图继续坚持讲课，以感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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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我上下午的两班学生都有来，上午约有三十个人，下午约有十五人。我告诉他们，他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
“12月20日：下午重到大学，只有周祖谟一人来上课！谈到四点。”（周祖谟：后来成为对历史学以及音韵学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之人）
看到自己的学生学业荒废，胡适是十分痛心的，但是，这时候，他还有更痛心的事，“一二?九”运动的前一天，胡适的好友丁文江煤气中毒。经过多方抢救，终于不治，于1936年1月5日去世。
本书已经多次提到过丁文江，但必须指出，这是个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过很大贡献，但在很多年里，几乎被人遗忘的人。
丁文江（1887年―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幼入私塾，及长，先后赴日、英留学，1911年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动物学、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
丁文江为后人熟知和记取的本色形象是地质学家，地质学这一专门领域也确实构成了他一生事功的.asxs.与终点。从1913年应邀出就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始，迄1935年底、1936年初在湖南踏勘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不幸逝世，他对地质学科发展的关注和参与贯穿始终。他在专业领域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筚路蓝缕身体力行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表现在为西方地质学引入和相关学科建设所作的奠基性工作。
他充分利用自身的办事才具，积极培育人才，进行全国性的地质踏勘，将1916年自己一手草创的地质调查所短时间内改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科研机构，进而发展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中国地质学科的面貌焕然一新。胡适在1922年时即指出：“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与丁相知颇深的北大教授陶孟和有见于“在二十年间，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不特维持而且发展了一个服务而兼研究的科学组织”，更是立言精辟：“仅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比胡适大4岁，是同代人。但他俩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安徽人；一个首要生涯登山渡水，与石头打交道；一个是新文化旗手之一，主攻文哲。他们却贴心贴腹，终成莫逆亲信。
胡适喜欢喝酒，在国外求学时虽不沾酒，但回国后就开戒了。丁文江担心胡适饮酒过量伤身体，就从胡适《尝试集》里摘出几句诗请梁启超写在扇子上，并把扇子送给胡适，提醒他戒酒。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适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1931年，丁文江一家在秦皇岛租了一所房子消夏。丁文江挂念胡适，就写了一首诗邀请胡适来此度假。两天后，胡适带着儿子祖望到秦皇岛，和丁文江一家度过十天快乐的时光。临别前夕，二人彻夜交谈，最后共同背诵元微之送白居易的两首绝句尽情倾诉惜别之情。
“适之，最近过的好吗？咱们好久没有约饭啦。”
“在君，都怪我，最近太忙了，我也好想和你约饭啊。”
“适之，又到暑假了，快来和我一起去秦皇岛度假吧！”
“在君，你怎么知道我想出去散心，期待这次旅行。”
“适之，你总是太贪酒，以后不许这样喝了，答应我好吗？”
“好的，在君，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人，都听你的。”
谁能想到，这近乎肉麻的对话竟出自两位民国大咖——丁文江与胡适。胡适喊丁文江“大哥”，丁文江唤胡适为“小弟”，两人视对方为一生的挚友、战友、诤友、益友。在丁文江逝世20周年之际，胡适不顾年老体弱专门撰写了一本12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其深情可见一斑。有人说，如果民国有“最佳基友奖”，那一定要颁给这对！
丁文江曾说，科学是教育和修养最好的工具，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
胡适赞叹：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人生观，这是丁在君的人生观。
1935年底，丁文江前往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本不必亲自去，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
在湖南，他首先游了衡山，步行直达山顶祝融峰。后来到谭家山煤矿勘察，他又一直下到矿洞底部。回到衡阳，由于伤风，他生了炉火，结果当晚煤气中毒。1936年1月，丁文江病逝于长沙。
胡适说，“丁文江在湖南，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
对于丁文江的不幸去世。胡适悲痛欲绝，情难自禁。2月9日夜，他写了长文《丁在君这个人》，赞扬丁文江的学问人格。又用元稹诗原韵写了两首诗纪念好友：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2月16日，胡适收集丁文江众多好友、学生的回忆文章18篇，利用《独立评论》第188期专门编辑了一期《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以示怀念。
第584章 胡适与丁文江
胡适与丁文江二人的友谊，堪称民国的一大景观。他们有时志同道合，有时志同道不合，有时甚至志不同道不合，但这些基本上没影响他们相知相识后一生的私谊。
两人相识与1920年，那时胡适是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丁文江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地质调查所需要的人员，多数来自北大地质系。前边提到过了，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到丁文江任所长的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让他们每人辨认十种岩石，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 这怎么可以？责任心强的丁文江，了解了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情况后，发现了一些亟待加强的环节。他准备把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反映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但是，考虑到这涉及到北大这样的名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他有所顾虑，做为校长蔡元培能接受吗？搞得不好，自己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不被接受，反而会得罪蔡元培这位名人，丁文江很纠结。
刚好不久前，他通过北大教授陶孟和认识了胡适，便找很受蔡元培重用的胡适投石问路。胡适听完情况后，不假思索的对丁说，他的担心完全是没必要的，蔡校长得知这个情况后，不但不会得罪他，反而会特别感谢。于是胡适和丁文江拿着成绩单去找蔡元培。蔡校长果然虚心听取了丁文江关于整顿地质系的方案，决定聘请李四光为地质系教授，并与地质调查所联合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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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这也就开启了胡丁二人一生的情谊。
从胡适和丁文江的友谊中，或许能体会出一些交友之道。
胡适一直称丁文江为大哥，丁也确实有长兄风度，一事当前总是替别人着想，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胡适说丁文江很强的“宗教心”。胡适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很强的“宗教心”，即指他特别富有牺牲精神。
丁文江26岁自英国回来后，他的收入完全用来赡养父亲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26岁到48岁这22年间，他每年支付给舅舅500元赡养费；每年资助一位贫困兄弟300元。
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求哥哥动用一点关系，搞到一张军用免票。丁文江批评他道：“你不是军人，何以竟用起军用免票来？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观念，损坏国家社会，丧失个人人格，我希望你从此不作此想，才不负我教养你的一番苦心！”
后来，丁文渊赴德国留学。在同学的怂恿下，他写信给丁文江，请他设法为自己争取到官费。丁文江回信中再次对弟弟晓之以理：“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
这封信让丁文渊进一步认识到哥哥的为人。
在与胡适这位小弟的交往中，丁文江更是处处为这位小弟着想，对胡适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这是胡适发自肺腑的话。
一次，胡适生了一场大病，丁文江说他的家庭环境不舒适，硬逼他搬家，并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觉得太贵，丁文江和房主说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垫付10元。
胡适后来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像丁文江这样的很强的“宗教心”的人，别人肯定愿意与他交往，朋友肯定多。而胡适也同样是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有很强的“宗教心”，而且，胡适更是个让人如坐春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成为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们常用诤友，来形容二个人的亲密无间，其实，用诤友来形容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可能更为恰当。
丁文江积极鼓励胡适参与政治生活，二人携手合作,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
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将分别是丁文江和张君劢。这场笔墨官司一开战就吸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著名人物。论战的紧要关头，正在养病的胡适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横空出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逻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的个人声望也达到巅峰，成为很多学子心目中的青年导师。今天人们常说的“科学人生观”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首先提出来的。
前边提到过，1933年11月，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胡适随即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对蒋的观点表示反对，由此开启了民主与独裁之争。
这场争论吸引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当时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如蓝衣社、独立评论派、再生派、救国会、中社，以及《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无不卷入，形成了一场阵势壮观的思想大论战。
争论的初期，丁文江并未参与。此时，他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回国。考察中，举目所见尽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辉煌业绩和罗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机。个人权威产生的统一和高效，对丁文江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使得他的政治思想来了个“与时俱进”。
1934年12月，胡适再次发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以批评钱端升、吴景超等人鼓吹独裁政治的观点，从而触动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写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发表在《大公报》上。并在当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明这篇文章正是对胡适上文观点的“针锋相对之作”。事实确实如此，胡适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决定独裁绝无可能。丁文江则相信“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为此提出“新式独裁”作为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所谓“新式”是指：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尤其是能够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调动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新式独裁”论点一出，迅即引发新一轮论战热潮。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胡适。看到丁的文章，胡适感觉极度惊讶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驳丁文江的观点，即刻写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时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上，显然有挞伐异端以正视听的用意。胡适认为丁文江对民主政治并不了解。他指出观点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关重要。他阐明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性，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纣为虐。
他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对丁文江的激烈情绪也反映在胡适日记里。1935年初，胡适在日记里录有对前一年的简短总结，主题即为此次论战，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这一称呼在胡适日记里仅此一次，一般都称“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隐含对丁氏立场的极度不满。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他看了丁文后颇感失望，即作长信（即《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答他，又附一短信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会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对胡适的反驳，丁文江很不服气，撰写了《再论民主与独裁》，指出“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有自杀或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他反诘说：“胡适之先生忘记今日中国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小孩’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
但是，那时对丁论极为不满的胡适，20多年后再次通读丁文江的文章，豁然体悟到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尽管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不同观点的争论，如果说对对立的双方的私人感情没有丝毫影响，肯定是不客观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对立，并没有对他们的关系造成大的伤害。或许，这便是诤友。
除了相互欣赏之外，朋友之间，还有很重要一点是相互理解，所谓理解万岁。
1926年蒲月五日，上海总商会热闹不凡，全市士绅商贾、文武官员、贵妇士女云集。时任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公布一个重大新闻：委任丁文江博士为淞沪督署总办，即大上海的“市长”。接着孙传芳揭橥了一篇扶植大上海的宏伟规划。
在这篇演说里，他总结了曩昔有名实业家张謇和孙宝琦对上海的斥地扶植规划为什么不克成功，而此次实行将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一切划入淞沪(“大上海”)局限内。孙传芳本身兼任督办，丁文江则全权代表他做督办公署的总办。
丁文江这个大上海“市长”，新官上任还真的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规划大上海，组建班子。他将全市划为24部门为商埠区域，所有区内市政、财务、警察、扶植、教育各项，概由督署统一打点。其时的督署设在龙华旧护军使的原址，下设总务、财务、工务三处及秘书室，人员精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督署各主管官员大多是丁文江亲自物色的，但人事公开，不任人唯亲，按期举办测验，量才录用。入署人员有较高文化水平宁实际工作能力，使得市府机构能运转自如。
第二件大事则是廉政利民，多做实事。在市政工作中，他特别注重道路卫生和重大民生，如为市民打针霍乱、伤寒流行症的疫苗。
他的第三把“火”烧得更旺、更出奇，那就是竟然将上国外国租界内的司法权收回。这本是受制于一些不平等合同束缚，无人敢碰。其实也不是他份内的事，出于爱国心切，他依靠司法和说理斗争，最终不以势力、不以手段，迫使外国人取消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暂时法院，遵照我法律审理民事、刑事案件。英国《宫林西报》的文章，曾因此而称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早已有跑马运动。每次跑马，吸引浩瀚的观众，收入颇丰。按照外国习惯，跑马运动需交税，但他们根本不买账。丁文江上任后，督署首次课征收税，西洋人不服，用抗议口气向督署要求免征。丁文江严辞回绝，西洋人只得乖乖地交税，使当年的税款收入增至40万元之多。
丁文江当了8个月“大上海”市长，虽然是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却因为是孙传芳的知遇礼聘，而成为他一生的诟病，连蒋介石也将他加入通缉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中。只是从未卖力缉拿他。
这一段弃科学从政治的履历新闻传开，国内外震惊，好多人对他发生曲解。时在法国留学的傅斯年，本来很钦佩丁的学识和为人，但一听到这段“不单彩”的插曲后，马上怒发冲冠，深悔本身看错了人。认定丁是卖身投靠，曾向胡适透露，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但是，胡适懂得丁文江。在《丁文江传》里，胡适专门有一章写了他任“大市长”的经由，为其辩诬。
有一件趣谈，《叫我若何不想她》的作者赵元任教授在家请客，胡适、丁文江等赴宴，傅斯年也去了。胡适把丁文江推向傅以诙谐的口气说：“这就是要杀你的傅孟真！”在笑谈中，丁与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傅斯年也写过两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述及他的这段履历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丁文江去世后，胡适、傅斯年一直存有为其作传的夙愿。1956年，胡适在资料搜集极不易的情况下完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一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
关于丁文江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Wen-g：SdewCulture，HarvardUypress，1970）是美国学者费侠莉完成的。用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的话说，费著表现优异，在胡适铺设的路基上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最“值得推重的是著者的架构。全书以科学家、进化论者、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等几个观念来控制全书的讨论，脉络是清楚的，见解是引人的。丁文江信仰科学，究竟对科学认识如何？什么人对他有影响？影响他的人对科学的认识又如何？这些问题我们都获得了回答”。
费侠莉的西人身份，注定她对影响丁文江一生的西学素质的理解，较一般研究更为深透。
第585章 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1936年4月7日夜，胡适写成《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颜李学派是十七世纪在中国北方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学派，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它是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中对传统思想文化有所突破的一个新的学术流派。
颜元（公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颜元八岁发蒙，从学于吴持明。吴能“骑、射、剑、戟，精战守机宜，通医术，又长术数”。故颜元自幼所受教育即与众不同。年十九，又师从贾珍。贾主张以“实”为生活准则，提倡“讲实话，行实事”，其学对颜元后来“实学”思想之形成颇有影响。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弃举业”。年二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年二十一，“阅《通鉴》，忘寝食”。年二十二，学医。年二十三，“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且习技击。如此广泛之学习，是其创新“思想之所发动”，又为其更深刻之创新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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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是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他道艺兼习，文武并重，其思想别具特色，自成一家，然而，其思想之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的。颜元曾经深受理学影响，二十四岁时“得陆王语录，喜而笃学之”。二十六岁时见“周程张朱之书，又转宗程朱，屹然以道自任”。到了三十四岁，对理学产生了怀疑，思想发生转变。颜元思想转变后，离开“程朱”，不是回到“陆王”，而是沿着事功派的方向走向彻底反理学的道路。
颜元思想渊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胡瑗的“实学”；二是陈亮的事功学；三是荆公新学中的事功思想；四是张载的政治思想。概言之，颜元融合了胡瑗“实学”、陈亮事功学、荆公新学以及张载的政治理想，体现了理学思想，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并进而逐步形成其“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思想体系。
颜元一生很少著述及外出讲学，所以其学说开始没有得到大范围的传播。不过，其弟子门人对于其思想的宣传，作用很大，极大成者是李塨。
李塨是颜元的大弟子，21岁起便师事颜元，承习斋之教，一生注重习行经济，可谓是颜元学术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所以称“颜李学派”。
他三十七岁以后曾几次别师南游，广结海内名流，“遍质当代夙学”，如梅文鼎、万斯同、毛奇龄、王复礼、阎若璩、胡渭、方苞、戴名世、孔尚任等皆相纳交。前辈如顾炎武、黄宗羲诸大儒虽未拜识，然其著作也多曾阅览。所结交者除方苞等少数人宗信理学外，多数人是反理学学者或汉学家，因此李塨在学术思想上能够比较广泛地吸收当时批判宋明理学的成果，其学问之广博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其师颜元。
程廷祚（1691~1767），清哲学家。初名默，字启生，后更今名，号绵庄。世籍新安，素称望族，后家道零落，始迁江宁，寄籍上元县。少时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青年时结识颜李学者恽皋闻，始闻颜李学，即致书李塨，表示愿学之意。后成为颜李学传人。一生不为官，专心治学，晚年自号青溪居士。
学术上，自康熙五十年起，文字狱迭兴。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程廷祚不敢公开宣传颜李学，对宋儒理学的批判也着重在“解经是非离合”上做文章。
他说：“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严义私公私之界，专务于存诚主敬，致知力行，孜孜然从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者，此诚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经之是非离合，则宋儒之末节也，举本末而混同之不可，执其本以盖其末，亦也不可也。”
他用“圣人之经”的旗帜批判理学，指出：“朱子晚年有‘平生注经不免误己误人’之悔，此百世以下之所共闻。”“宋人往往妆饰圣经以为己之论学。”
哲学上，坚持气的一元论。说：“自天地而下，一气而已。吾见夫天地之始也，见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穷也，见夫万物之生死消长也，无非气者。天地之始于一交，气之动之，自一交以至万变，气之盛也，由万变以复归于无有也，气之尽也。”
反对理学家说理、性、道于气之上，认为理、性、道一定在气之中，气外无理、无性、无道。说：“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为性，则气之外无性也。又曰‘浩然之气’，不曰理而曰气，则气之外无理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领道于阴阳，则气之外无道也。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然则气其大始，而理其后起者哉!”
程廷祚的朴素唯物论比起颜李来较为彻底，这不仅表现在对理气关系的理解上，还反映在对鬼神的认识上。颜李是有神论者，而程廷祚则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指出：“鬼神起灭，皆人心所为。”修正了颜李有神论思想的缺陷。主要著作有《青溪文集》、《尚书通义》、《大易择言》等。
明清时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实学”思潮的兴起。
明清两代，连绵千载的封建文化与处于衰老没落阶段。在政治上，明代的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在文化上，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国家哲学，成为社会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中，它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和精神面貌，
程朱理学这个濡染人的精神世界的“身心性命之说”，给社会带来的是伪妄之风的盛行。儒家学说本产生于社会生活，是实践中的伦理政治，是社会生活、人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宋明理学则失去了这个实证特点，理学偏重发挥义理，从孔、孟的言论中抽出“理、气、道”范畴，从本体论角度论述了封建制度永恒的合理性。由于它把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当成了先验的范畴，并以此为中心展开认识活动，结果是抛弃了对发展中的现实世界的探讨，只剩下了对“理”的空洞论证与说教。当它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主宰了整个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决定了社会价值标准时，便使传统的道德、伦理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僵化教条，进而成为形形色色的伪道学，从而导致各种伪妄腐朽的社会现象。
顾炎武描述明代士习时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先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这种没落的社会、文化心理，使明代社会从上到下迅速腐朽下来。神宗“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奄人四出聚敛，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文武官员“不知掌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封建制度极其文化即将走到尽头。
满清入关后，虽以较强的武力一度恢复了老大帝国外表的昌盛，但根本无法挽回封建文化整体的衰亡趋势。清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仍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程朱理学。这时它只是统治者用来笼络汉族士人的工具，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纯粹成了读书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清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承袭了明代社会的伪妄特性。
但是，人们追求真知的脚步从未停歇。自理学兴起以后，从宋代的叶适、陈亮开始，对其伪妄浮空的抨击就不绝如缕。到了明代中页，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终于产生了与理学相抗衡的、带有文化启蒙性质的“实学”思潮。这个思潮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弃虚返实、倡真反伪。它实际上是对处于衰亡状态的封建文化的否定，是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演进之必然。
明代的李贽已经开始猛烈抨击理学的虚伪性，指出它已经成了无耻之徒欺世盗名、谋求富贵的工具：“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明清之交的顾炎武等人更为具体地揭示了理学统治之下的种种社会弊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种倡真反伪的社会思潮到清代中叶更趋强劲。以颜元、李塨等人为代表，形成了颜李学派，则成为了一个思想体系。
颜李学派还提出了体现“实体实用”原则的具体的治国方案：“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安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守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强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等。
胡适所作《颜李学派的程廷祚》，旨在考论廷祚之学出自颜元、李塨一派。全文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按年记程氏从学经历，尤以考述其与颜李学派人物往来行迹为重点，虽不名为年谱，“实为按年系岁之年谱”。其系事叙其家世、籍贯、字号，及其父京萼、其弟嗣章的从学经历等。其取材多源自文集之书信及同时人年谱，考其婚姻、求学、交游、行历及其不公开推扬颜李学派之缘由等。文章末考证程廷祚好友刘著行迹，旨在说明《儒林外史》和颜李学派人物的关系。
胡适对程廷祚有极高评价，说他“在满清禁锢的空气中，大部分学者都被困在了训诂考据之中，唯有两个人有创立‘新哲学’的梦想。一个是程廷祚，一个是戴震。”在程廷祚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上，胡适可谓开拓出了清代思想史中的新领域。
第586章 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
1936年7月7日胡适从北平动身去上海，14日从上海启程去美国。这是他第四次赴美，是去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s），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设有14个分会。1947年以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断受到“亲共”的指控，1952年又被美国参议院指控为应对“丢失中国”负责。学会也因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只好于1960年宣布解散，前后共存在了35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的最初的源动力是来自基督教青年会，因此，开始的几年，这个组织宗教氛围很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热点逐渐由近东移到了远东，世界的舞台也逐渐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与此同时，源于一种新眼光的世界潮流也兴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层面的国际关系通常由政府垄断，而经济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则由私人或企业进行。但是战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经济和文化事务，同样私人也开始进入以前神秘的政治和外交领域。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也逐渐确立，比如公开外交、自决、公理等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决定发起一次会议，讨论太平洋国际间各种问题，以期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并求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此议由檀香山商学界领袖提出，与美、中、日等相关国家的名宿磋商之后联合发起，并于1925年7月在檀香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把该会的名称定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并设立永久机构，总部设在檀香山，各国设立分会，每两年集会一次。这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由来。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stitute of Pacifis)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最初参与其事的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成立时，即采取不参预政治的立场。但1920年以后，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五四以来科学对宗教的挑战，也面临着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下反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能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必须有所改变。
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民。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思路客
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1925年2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团，推选委员30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7人，担任筹备执行事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建立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并组团参加了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也是学会的第一次年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它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
太平洋国际学会证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就有争议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因此，其影响逐渐扩大，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政要的关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色彩自然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非宗教人士加入其中。
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之前，中国分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余日章因病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分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曾率团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年会。
在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上，胡适提出：“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胡适的观点，得到与会很多人士的赞同。
到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它国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决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和发言。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这些后果负责。
第六次年会会议地点是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胡适是第三次率团出席。
临行前，胡适还惦记着北大的经费问题。这时，原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已经是教育部的部长。
他给王世杰发电报说：“北大补助费，万望兄努力设法。梦麟六年苦斗，兄所深知，今当其困急，宜有以鼓舞其志意，勿令失望。”
7月29日，胡适到达到美国旧金山。
8月3日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国当前的形势》。显然，他在利用一切机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以获取同情和支持。
8月12日，胡适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学会第六次年会。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
胡适在会上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胡适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
在此次年会上，胡适当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副主.席。
9月16日，哈佛庆祝建校300周年，授予世界各地7位学者名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胡适。作为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人，胡适应邀作了演讲。
9月29日，胡适与严群、郭崇英等在美华人谈话时指出：“文科中的教育，哲学，社会学；法科中的政治；与理科中的医学，为学问中之最难的，必须有头等的天才，最广大的学问，最勤奋的工夫，然后有成。”
10月30日，胡适给在美国见到的中国公学学生吴健雄的信中说：“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返约，故能有大成功。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胡适给吴健雄的建议，表达了他对于优秀自然科学家应该具有一定文史学识，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的见解。
第587章 鲁迅逝世后
1936年10月19日，文学巨匠，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在上海逝世。文化界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言万语更有份量。毫无疑问，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对鲁迅先生的不幸逝世，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千千万万的人都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人们怀着敬意，缅怀先生的丰功伟绩，但是，也有不同声音。
时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苏雪林，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竟像一个泼妇一样，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她还将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信中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和胡适抱不平。骂鲁迅是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苏雪林（1897—1999年），安徽太平人。知名女作家、学者。原名苏小梅，1919年改名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老梅等。苏雪林毕业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法国留学回来后一生从事教育，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等任教。 她是位多产作家，其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绿天》，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屠龙集》，散文评论集《蠹鱼生活》《青鸟集》，历史传记《南明忠烈传》，回忆录《文坛话旧》《我的生活》《我与鲁迅》，戏剧集《鸠罗那的眼睛》，专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论著《唐诗概论》，论文集《蠹鱼集》，以及《苏绿漪佳作选》《苏雪林选集》等，另有一些译作。苏雪林的创作常写个人生活经历，笔致秀丽畅达，不乏女性作家温婉、幽丽的气质。
这样一个很有才气的女文人，何以对鲁迅这么大的火气呢，这件事应该是是文坛的一个不解之谜。
此前，苏雪林曾在鲁迅面前谦称为“学生”，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1934年，苏雪林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苏雪林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还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苏雪林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后，苏雪林对鲁迅先生的态度却忽然转变。二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有知情者说，只是源于几件小事。
1928年的一天，上海北新书局的李老板作东，请他旗下的作家吃饭。大家都知道鲁迅会参加，能和鲁迅这样的名人坐在一起，众人自然很期待。
自带光环的鲁迅终于走了进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立马起身，热情地向鲁迅介绍着在坐的每一位宾客。
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站了起来，笑脸相迎、如沐春风一般主动伸出了右手。然而，鲁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示意知道了，便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从兜里掏出了一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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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目光都聚焦在了女子的身上。女子脸上浮现出一丝的尴尬，她极不自然得收回了自己的手，坐了下来。
宴席还在欢快的氛围中继续，只是鲁迅没想到他的这一无心之举，竟然深深伤害了一个人，就是民国女作家苏雪林。
这时苏雪林对鲁迅的敬意本已经降到零了，可是鲁迅在席间大骂一个叫孙福熙的人，说这个人卑鄙无耻、做作一类的话。这让苏雪林更为生气，因为这个名叫孙福熙的人是苏雪林在法国的好朋友。
其二是因为杨荫瑜。杨荫瑜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大学校长，也是近代史上很出名的人物。她曾经开除过三个女学生，其中就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师大曾经爆发了一件大事，就是学生集体要求罢免校长杨荫瑜。
鲁迅写了很多文章指责杨荫瑜，甚止还对杨荫瑜发出警告：“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苏雪林很生气，因为杨荫瑜是她的授业恩师，恩师有难，学生岂可不救？于是苏雪林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大量声援杨荫瑜的文章。这一次算是苏雪林和鲁迅正面交锋，可是最终的结果是杨荫瑜被罢休了校长职位。这令苏雪林更是气愤。
还有就是苏雪林小说散文集《绿天》发表后，得到界内好评，她曾有些得意的将此书寄给鲁迅，请求指教，但如石沉大海。
如果还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胡适。苏雪林说，对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并自命为胡适的再传弟子。她与胡适既有同乡之亲（同为徽人），又有师生之谊。1919年，苏雪林在北平女高师求学时，胡适曾授其《中国文学史》（上）一年。苏自言，她那时生性羞怯，从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不敢趋访。当胡适在班上说他写的为呼吁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李超传》比《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还要有价值时，“吓得我们舌挢而不能下”，以为此说是“荒天下之大唐”。后见胡文刊世，女子要求继遗产权不绝，宪法为之修，方有所悟。胡适诸人创办的《新青年》《新潮》，“列举旧礼教之害，则颇惬我心”，遂敬意大增，由钦敬到崇拜。
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苏雪林与冯沅君同去拜访，胡适让太太以徽饼招待。胡适说此饼是徽人外出艰难谋生奋斗的标志。苏雪林将此次造访撰文刊于报端。后胡适将己著和主编的《努力周报》以及《独立评论》源源寄赠她，关系日近。
鲁迅对胡适多有指责，她这一次对鲁迅大兴讨伐之师，是不是为胡适打抱不平呢？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有的，给胡适写信是不是在邀功呢？
只是此时，胡适人还在美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鲁迅与胡适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两人，都生于内忧外患的十九世纪末期。
鲁迅生于1881年，胡适生于1891年，两人岁数之差刚好十年。
他们都在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长大。鲁迅早年饱尝了家道中落，寄人篱下，遭人白眼的种种辛酸苦辣。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人间的世态炎凉，煎熬着鲁迅敏锐而早熟的心灵。胡适虽然天性欢娱，但他早年同样也领略了逼债者纷至沓来，挤破家门，母亲穷于应付的窘迫遭遇。他本人在《四十自述》中就详尽地记述过这一难堪的境况。
鲁迅的母亲是乡下人，胡适的母亲也是乡下人。她们身上，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村妇女最可贵的品质：善良、坚韧、高远、从容。也许，鲁迅与胡适的精神气质，血液中流淌着母亲的遗传密码。鲁迅是周家的长子，胡适是母亲的独生子。
鲁迅十五岁丧父，胡适三岁半成了孤儿。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孤儿寡母”现象——由寡母抚养的孩子，往往更有理想，更有出息，更能成就一番事业，古代孔子、孟子、岳飞堪称代表，鲁迅与胡适的出现，同样亦可是证明。
他们是那个时代学者型思想大师的代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学术名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一部学术名著；鲁迅的《嵇康集》校释缜密谨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翔实新颖。鲁迅的杂文，犀利而深刻；胡适的政论文章，通俗而流畅。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之一。
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从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掀起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狂飙，其开风气的意义，彪炳史册。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战斗檄文开始，就直接把矛头对准旧道德旧文化，他所呐喊所鼓吹所抨击的，振聋发聩，其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意义，影响深远。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岁月，鲁迅和胡适站在时代的前列，冲锋陷阵，相互支持。
鲁迅曾对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大加赞扬，认为该书“警辟之至，大快人心!”并曾为胡适删阅过诗集《尝试集》。胡适则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推崇备至，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是白话文学中“成绩最大的”。
他们曾经共同战斗，切磋学问，且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数年的友谊出现裂痕，随后势不两立，分道扬镳。
有人说，鲁迅最厉害的地方，是把人生的真相撕破给人看，撕到深处人孤独。而胡适最大的优点就是包容、理性、建设。鲁迅、胡适两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
面对历史和现实，鲁迅在每一页的字缝里，看到的都是“吃人”，看到了被“吃”的，没被吃尽剩下的，会继续被吃的。胡适看到的是活下来的，要继续活下去的，且能活得好一点的。
当我们读到鲁迅时，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而当我们读到胡适时，感觉到他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鲁迅是酷， 胡适是暖。
1936年11月初，胡适由旧金山返程回国。在太平洋船上，写成《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不愉快肯定是有的，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他或许会有同感。但他坚决反对这样的私人攻击，特别是无中生有的谩骂。
他在给苏雪林的信写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真实的以德抱怨，而且是在私人信件里，世上有几个能做到？这件事，成为很多人高度赞扬胡适人品的佳话。
第588章 过河卒子
胡适刚回到北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认为张学良“这祸闯得不小”，当日给张学良去电：“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
1937年7月11日，胡适应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邀到庐山，参加国民党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当天下午胡适与蒋介石面谈，陈述北平情形，民情的激愤，认为中央不应放弃河北。
7月20日，在庐山最后一次茶话会上，众人谈教育问题。江恒源、朱经农、陶希圣、高君珊、吴贻芳、傅斯年等人先后发言，胡适最后讲话，谈了四点：第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第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第三，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此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阻止作伪犯罪。第四，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在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政府应当禁止无知疆吏以自己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7月28日，两期庐山谈话会结束，胡适下山，乘飞机到南京。因北平失陷，胡适暂时留在了南京。
8月17日，胡适在南京参加了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8月21日，胡适与杭立武、周炳琳、傅斯年等人商谈救济大学教育的问题，大致决定了两件事：(1)将来各大学教员有余人，可送往边地大学服务。(2)将来宜在内地筹设一个科学工程研究所，以应付国家的需要。
8月，北大、清华、南开准备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并在南京成立临时大学办事处，除三校校长为委员外，各校各加一人为委员，北大为胡适、清华为顾毓琇、南开为何廉，此外委员中还有傅斯年、皮宗石等。胡适对于临时大学提出了很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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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看来，百年树人，无论多艰难，教育都必须坚持。正当胡适为在战争条件下如何坚持办学而呕心沥血时，8月19日，蒋介石商请胡适到美、英两国进行民间外交，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国难当头，胡适选择了做”过河卒子”。1937年9月8日深夜，胡适从南京出发，再度赴美。不过这一次不是学术活动，而是肩负着国民政府的使命，向美国朝野进行中国抗战宣传，争取其理解、同情与支持。
蒋介石为什么要派胡适赴美进行战时宣传，加大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呢？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想争取欧美国际援助，不管驻英、法大使多么优秀，做了多少工作，只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会提出要中国首先争取美国这么做，要“平行一致行动”。从长远看，必须着重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基于这样的现实与考虑，必须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派谁？蒋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适。
一方面，鉴于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将胡适委以重任派往美国，可以使知识分子暂时放下对政.府的批评，为抗战集合到自己的周围。另一方面，胡适在美国有那么多老师、同学、朋友，在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胡适善于演讲，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中，自有一种逻辑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凭他的能力，在美国各界是应该能够获得对中国抗战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适赴美，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从创办《独立评论》时起便很关注中日问题。他主张公开的外交，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从而唤醒民众。他根据当时局势对中日全面战争精确地排出时间，“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 Vivendi（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整军经武。”胡适认为中日之战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与欧美产生的“利益上的冲突”，将之引导成对日本的“国际大劫”。他后来将之凝聚成“苦撑待变”四个字，随之被国民政府接了过去，变成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蒋介石当时选派了三个人，另两位是张忠绂和钱端升。张以家庭困难为由，一开始就没去；钱去了后觉得靠演讲收效太慢，很快就消极回国了。只有胡适本着“做了过河卒子”的拚命精神，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无怨无悔地做了下去。
胡适注重向政要宣传中国抗战。飞机经停菲律宾时，他拜访了总统蔻桑。
胡适宣传的主要方式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演讲。
胡适一到美国，便忙了起来。9月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还没住下，就先到中华会馆参加茶会，发表简短谈话。吃过午饭，仍然没有休息，又赶往大中华戏院，对当地华侨以及各界人士演讲。晚上人们得知胡适到来，争相邀请他赴宴，结果一口气赶了两处宴会做了两场演讲。当天很晚才回到住处，强撑着在日记中叹息：“甚疲倦了”。尽管如此，由于是事先约定，29日中午又前往联邦俱乐部演讲。30日胡适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演讲。10月1日到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
胡适的这些演讲是在自身和客观条件都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胡适从1937年8月即断断续续生病，最主要的是眼睛时感酸疼模糊，尤其是牙疼一直在困扰着他。22日肠子发炎住院；9月16日在香港开始发烧；11月13日，胡适应美国纽约外交政策协会邀请演讲，但那天早起，胡适就觉得不舒服，吃的早饭全吐出了。中午外交政策协会宴请，胡适一点胃口也没有，什么也没吃。但仍然坚持演讲，并答复了许多问题。演讲完，胡适出了一身大汗，里衣全湿了。演讲过程中，胡适又拉了一次肚子，此次胡适不仅没住院，而且强忍了两天，一边靠吃药，一边靠饥饿来治疗自己，预定的演讲与座谈一场也没耽搁，朋友们也都没有看出来。
由于正处于寒冷季节，沿途风雪交加，所去城市大都也是冰天雪地，火车常常为此晚点，这就增加了奔波之苦。还有一点就是胡适患过脚病，尤其怕冬天，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四处演讲，对胡适的身体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此，夫人江冬秀在国内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非常担心胡适的脚是否受得了。从行程上，基本上是夜行晨到。对沿途小城，留停时间短有约定必须演讲的，胡适常常是一到，将行李放到旅馆，来不及休息，就在主人的陪同下，立即前去演讲。胡适几乎平均一天一场半演讲，其密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奔波劳累之余，加上各种拜会访谈，常常每天都要到很晚甚至半夜才能告一段落，这种工作强度，也决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胡适对演讲非常慎重认真。比如在旧金山，9月30日一天胡适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度过的。由于不停地演讲，晚上又参加斯坦福大学校长威尔伯（Wibur）夫妇为他们举行的招待会。回到住地，已是半夜，不知是没吃饱还是吃的东西不合胃口，胡适此时突然感到很饿，连忙上街找到一家小饭馆匆匆吃了点，这时已是第二天10月1日凌晨1点多了。刚想睡下，突然想到第二天约定的到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
电台规定，演讲时间不能超过一刻钟，又由于媒体的限制，电台的演讲必须简洁精炼，既要单刀直入又要有条有理合情合理，这样才能显得既斩钉截铁又能打动听众。现有的讲稿显然不行，必须进行加工。胡适揉了揉疲惫的眼睛，坐到桌前，开始一边思考一边动手改写演讲稿，一直到5点半才觉满意然后睡去。
胡适对演讲非常坚持原则与气节。还是这次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虽然5点半才睡，但仅睡两个半小时就醒了。胡适起来将讲稿让人送到电台。随后电台的帕迪?洛厄对胡适说，广播电台看了他的演讲稿，觉得言词太尖锐，想请胡适修改一下，能不能说得含蓄委婉一些。胡适稍加思考，认为没什么不妥啊，于是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对洛厄说，你回去告诉电台，宁可取消广播，我这稿也不愿、不能修改。洛厄一听，只好回去和电台商量。电台看胡适发了那么大火，只好按胡适的原稿去录播，而且在胡适去时“他们倒更客气了”。这次广播演讲虽然只有13分钟，却取得了极大成功，产生了极大影响，王正廷大使在华盛顿听了后，立即打电报来对演讲的成功表示祝贺。
胡适还注重广泛接触工商经济界人士。各地华人华侨也都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愿意给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以经营钨锑外贸起家的大企业家、抗战爆发时得到过胡适帮助的华人李国钦，更是伸出了相助之手。9月1 8日，李国钦邀了4 0位工商业、银行的领袖，如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等人，和胡适相见并一起吃午饭。吃过饭后，又请胡适用30分钟的时间介绍中国的情况。
第589章 以讲演为武器的战士
1937年10月8日，胡适到华盛顿，先拜会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王正廷告诉胡适，听了他的演说《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他一直很激动。
10月20日，在王正廷大使的陪同下，胡适到白宫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是胡适首次拜见罗斯福。罗斯福很关心中国战局，一开始就问胡适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这个冬天，因为当时日本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中国。胡适回答得很肯定，在介绍了中国军队顽强抗战精神之后，表示一定能坚持。
和那些使用官方语言和外交辞令的政客相比，胡适这样实话实说的学者的话显然更可信。罗斯福也被胡适讲话所营造的气氛感染，他很诚恳地嘱咐胡适和王正廷，不要悲观，相信中国抗战会获得很多国家的支持，会取得一个满意的结局。
胡适感觉到了，罗斯福总统“态度甚诚恳”，其基本立场是倾向于中国的。告别白宫后，胡适立即发一份电报，将他与罗斯福总统交谈的情况汇报给蒋介石。
接下来的日子，胡适继续挥舞他的“讲演”武器。
11月13日，胡适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又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说——《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胡适强调，日寇侵略中国，不仅与中国国家、民族的合法生存发生巨大冲突，而且与新世界的秩序契约、道德限制发生严重神突。中国奋起抵抗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整个世界作战”，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因此，目前中国的抗日，应该受到整个民主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支持中国抗日，也正是在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道义准则以及维护和平。
如果查阅一下资料，看一看当时所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分析的文章， 像胡适这样对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和平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如此透彻分析的，恐怕很难见到。而在文化界，能发出这样有独立思想的政论声音的书生，更是凤毛麟角了。
2月19日，在细约外交政策协会举办的“关于远东战争讨论会”上，胡适发言宣告面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中国是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他指出，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侵略者犯下许多残害中国人民的阴谋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此次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938年1月3日，胡适在弗拉基米尔?G.希蒙克维奇教授和夫人办的格林饭店演讲。4日，胡适和一群银行家聚餐后演讲，并回答大家提出的有关中日战争的问题。8日，胡适冒雪赶到克利夫兰，10日中午，在克利夫兰饭店，对“对外关系学会”的会员做了《中国为自由而斗争》的演讲，并回答提问。共有五百多人参加。11日中午12点在奥伯林礼拜堂演讲；下午4点半来到奥伯林大学，做了长篇演讲《中国的战争及其问题》。14日，胡适前往华盛顿，在“循序渐进教育联合会”年会演讲《教育：面向和平还是战争》。24日晚10点半，胡适从纽约出发，开始了他为期53天，横跨美国东西部，纵横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行程11000多英里，面向美、加两国广大民众的大演讲。
在做上层和知识界、工商界的工作的同时，胡适也很注重与底层民众接触，宣传中国抗战性质。比如1938年2月4、5、6日三天，他在斯波肯共演讲了７场，演讲对象基本上都是美国普通民众。3日晚上9点多到达，4日上午在东华盛顿教育学院讲演《中国形势》。中午在刘易斯及克拉克中学，面对2200多名学生及教职员做了中国抗战的演讲。晚7点50分又到西维克大厅，面对1000多名市民做了《陷入战争的冲突》的演讲，演讲持续一个多小时，无一人离去。5日中午与斯波肯商学界领袖聚餐时回答他们关于中国抗战的提问。晚上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又应侨胞的邀请前去演讲。6日晚上，到卫理公会中心教堂面对1200多名信众发表演讲……
胡适的演讲、游说，一直没有中断，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结束美国、加拿大之行，胡适又去英国、瑞士等地巡回演说，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为何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争取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胡适讲演的大体内容是；
一是坚信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反侵略战争。一到旧金山，胡适就做了题为《中国能赢么？》（a Win? ）的演讲，他用两个月来中国抗战所取得的战绩来说明只要坚持下去，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二是申说中国抗战的性质与国际意义。胡适在演讲中反复申说，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两个：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日本军国主义与新世界秩序道德限制之间的冲突。中国需要和平，但自“九一八”以来的6年中日本发动了7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1934年4月7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
关于中国的抗战对全世界的意义，胡适分析道，自20世纪初，各民主国家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国际间为寻求产生一个新的理想主义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理论。不幸的是德、意、日军国主义集团认为世界新秩序，有害于他们的侵略野心与毁灭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进而毁坏创建新秩序的努力，这种对新秩序的毁坏也使世界包括美国等大国受到屈辱与威胁。因此，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而挺身作战。
三是呼吁美国人放弃消极的绥靖主义。胡适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演讲的是《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erts ofAmeri the Present Crisis ）。胡适告诫美国，在这个拥有无线电与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中不会有所谓孤立的国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最终参战为例，分析了美国在这场看似仅为中日战争中面对日本一步步无赖挑衅所必然出现的“前途”。最后胡适提出了对美国的“期望”：“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
中立、孤立政策在此时的美国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连美国政府及美国总统都不敢轻易拂逆，胡适敢从这个问题入手来发表演讲，确实够大胆；胡适用严密的逻辑，同样情境下的历史事实以及高超的演讲技巧，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美国式消极中立，随着战争的发展，将面临无可挽救的破产与失败的命运。
四是反对和议。胡适坚持认为此时主和，必须要中国大牺牲，对这场战争，中国除了战斗，别无出路。针对所谓和平主义提出的“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的主张，胡适在《武力与世界秩序》等演讲中指出：要想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成立，必须假定一个更高更有力的秩序的存在，否则是空谈。
至于每一场讲演讲什么，要看他所面对的听众，他们最关心什么，最想知道什么。由于讲演准备的充分，演讲技艺的高超，加之胡适的威望与影响，人们不仅乐意掏钱买票来听（收入往往捐给中国），常常连会场过道也站满了人，人们一站一两个小时不动，有的实在站不住了就席地而坐。听完了有的人会为中国的抗战感动得流下眼泪，并根据自己的能力为中国捐款。有的政要听了胡适的演讲，感慨地说，原来中国是在打“我们的战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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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逐渐修正了中立法，改变了中立的态度，转而支持中国。这固然是形势的逼迫与唤醒，但也不能否认胡适通过宣传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众与舆论基础。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对外也产生很大影响。
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中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正是由于胡适这段公共外交活动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年7月国民政府动议让这位从未有正式外交经验的学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战期间最为重要的驻美大使。在这段时期，胡适告诫国人“和比战难”，他提出的“苦撑待变”成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他通过公共外交唤起了美国乃至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同情与支持，打开了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大门。
第590章 逼上梁山
1938年7月20日，胡适正在巴黎游说时，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的差事。这对他这个无党无派、自由自在惯的人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况且，他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
然而，这是什么时候呀！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
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不过，他还在犹豫之中，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准备的回电交于朋友们看。
真是奇了怪了，过去，无论什么事，征求朋友意见，总是有赞成有反对的。但这一次一边倒，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
胡适自然是个有责任、有担当之人，也很看重朋友们的意见。在一个星期里，他都是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艰难地作出了选择。
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修改后的电文是：“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此时，胡适清楚，还需要做一个人的工作，就是夫人江冬秀。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
在很多人眼里，胡适与江冬秀，一个是大才子，学者、教授，一个是大字不识的乡下小脚老太太，从外形到知识到思想境界，他们都很不般配。世人甚至把“胡适的小脚夫人”，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民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的包办婚姻，大多过得不幸。
比如，徐志摩和他的前妻张幼仪，一个是留学国外的风流才子，一个是他口中的“小脚女人”，徐志摩因为文化水平、思想差距的不可调和，在张幼仪怀着身孕时，提出离婚。
比如鲁迅与朱安，朱安虽未“被离婚”，却也一辈子只能做周家的女儿，寂寞孤苦终身。
但胡适与江冬秀，这一段本来由命运促成的可能会酿成悲剧的婚姻，却在两位有爱有智慧的人的共通努力下，成为张爱玲笔下的，“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必须指出，胡适和江冬秀的夫妻关系，绝对不是靠江冬秀耍狠来维系的，而是他对她有真实的依赖和欣赏。
夫妻之间，很重要的方面是一起生活，一起生儿育女。
实际上，在生活中，胡适越来越离不开江冬秀。江冬秀对他的照顾可谓十分体贴周全，细致入微。
比如，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竟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还是在美国的时候，江冬秀在胡适的领带下缝了一个小拉链，里面藏着一张5元的美钞。她的考虑是，万一钱包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家。
江冬秀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生活能力却很好。她厨艺很好，尤其擅长安徽菜。经常做了好吃的菜，请胡适的学生、朋友来家里吃饭。而且面对胡适的那些文人学者朋友，江冬秀的态度从来不卑不亢，为人爽朗、亲切。她给居住在家里的学生缝厚棉裤，把胡适的皮衣送给学生御寒，曾在胡适家中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罗尔纲回忆说，“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
遇到大事，江冬秀是很有原则的，而且她很理解胡适，能站在胡适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她深知书籍对胡适的重要。抗日战争期间，胡适在美国担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国内的，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兵荒马乱之中，也始终带着丈夫的几十箱书，正由于她的努力，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
后来，胡适在给她的信中感激说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也就是在带着孩子从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难。这时，江冬秀还不忘以胡适的名义给家乡学校捐款，且数目不小；这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现在的胡适，遇事可是越来越重视夫人江冬秀的意见。
他去信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江冬秀对此大加反对，写信劝胡适，不要答应，还自责说：“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胡适跟她保证“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才理解了胡适。
当然，这为后话。
胡适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说，别人的妻子哪个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当官，自己做个官太太，但我的老妻却始终鼓励我回到学术上去，真心觉得敬佩她。
傅斯年是极力主张胡适接受美国大使任命的，也特别关注这件事。有了决定后胡适赶紧给他去信告之：“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
9月17日，民国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适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当时，国人对胡适任驻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电报，便传达了国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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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舆论界也是反应强烈，《大公报》的社论说，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
胡适上任之初正是国内抗战局势最为糟糕、最为危急的时候，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
10月23日，胡适勉励使馆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以学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国有外交史以来所罕有的事情。他临危受命，大有为国前驱的气慨，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他说到做到，立即进入角色，马上开始继续他的抗日演说。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无非是说，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因过度劳顿，竟使心脏病复发，险丧生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书信、电话、电报，忙得连轴转，甚至旧话重提，代夫要求辞去大使职。
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在胡适担任大使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一面必须正视中国敌强我弱的抗战形势和国民政府对美国日益迫切的待援需求，一面必须努力化解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大的诚意争取美国决策层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无论是面对国内过高过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无端责难，还是面对美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冷漠和国务院某些官员的搪塞敷衍，胡适始终抱着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坚定信心，锲而不舍地开展各项具体外交工作。 如果说忠于祖国、为国效力是驻外大使的基本义务，而胡适即使是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仍然尽职尽责做好工作，则实属难能可贵。
胡适在给夫人的信中谈到担任大使的感受时说，“我现在过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体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过的。”
物质上和身体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给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10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但对于胡适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国内当教授时，胡适“从不拜客，从不回拜客，从不请客” ，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释，但现在为了苦难深重的祖国，身负国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面对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淡漠而多方应酬。尽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难得到急功近利的蒋介石政府的理解，还不时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处处排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胡适曾经自嘲“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无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从大局、义无返顾的责任意识
不过，这个“过河卒子”，很得美国舆情的支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又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而日本对此却表现出惊骇的态度，以至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外交人员，派出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以共同对付胡适。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冈洋右的英语，可谓一流，其演说可与胡适匹敌。
第591章 胡适和陈光甫
胡适作为学者任驻美大使，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略，而是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学者大使”。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除了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经济上的危机也非常严峻，由于庞大的军费支出，还要应对日本的金融侵略，财政状况已经极度恶化。在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前，国民政府已派出在白银协定谈判中不辱使命的陈光甫前往美国洽谈借款事宜。
陈光甫(1881年-1976年)，中国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他读私塾数年后，去一家报关行当学徒，刻苦学习英文，后考入汉口邮政局。22岁随中国代表团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会后留学美国，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1909年毕业后即回国。办南洋劝业会初露才华，被江苏巡抚程德全任为江苏银行总经理。由于自己的改革主张不能实现，毅然辞职。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从最初的10万元发展到后来的5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由此登上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宝座，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袖。1923年8月，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旅行部”，1927年该“旅行部”独立挂牌注册，并易名为“中国旅行社”。这是中国近代旅游企业化的标志。
1927年他又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
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
期间，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
在出访前，陈光甫就做好了充分的功课，他很清楚政治借款的可能性极小，只有通过抵押贷款的商业化方式运作才有可能成功，陈光甫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美国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决定采用桐油作为抵押品。因为桐油是军需物资，属于战略原料，即使是反对援华的孤立主义人士也无法反对，更重要的是桐油是中国当时最大宗的出口产品之一，可以争取到较多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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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做为新任美国大使的胡适赶到美国后。胡适、陈光甫开始了为期数个月的合作。
陈光甫是地地道道的商人，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在胡适看来，陈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其人忠厚可爱”。
据胡适日记记载，那段艰难的时光，陈光甫几乎天天与他在一起，“与光甫细谈借款事”、“下午光甫去看财部长，谈的无结果”，“光甫来谈两次。下午我们两人从六点半谈到十点半！” “二次借款如何发动”这样的话，因此多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美国人并不想公开“选边站”，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因此要取得美国的借款非常困难。一些美国官员私下里对他们说，中国的官员和富商在美国有数亿美元的私人存款，何不捐献国家以抵抗日本侵略？这也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不愿出面，而竭力推荐陈光甫赴美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多次耳闻目睹陈光甫在借款问题上，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和屈辱。
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商谈第一次借款问题时，提出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额，摩氏如此回答：“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听起来好象是七块五毛。”这种讥讽语气，是任何身临其境者都难以忍受的。陈光甫只能强忍，与摩根韬周旋。
胡适曾为此感慨：“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种气恼，何苦来！’我今天对他说，我最佩服他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
其实胡适何尝又不是如此。他经常对陈光甫说：“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10月20日，胡适在日记里，又举了美国派本杰明?富兰克林赴法求援的例子。当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待了八年，终于与法国政府签订美法条约，借得巨额经费，为美国独立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他说：“此事可使我与光甫增加一点勇气。今日之事，与当年相同，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
谈判中陈光甫觉察到美方在政治上的顾虑，随即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中国政府在国内开设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在美国开设世界贸易公司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并代为出售桐油，由陈光甫本人同时担任两个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的操作就更加商业化，淡化了政治性。
这一切实可行的方案立即得到美方的同意。10月24日，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就已经准备好2000万美元的借贷资金。
但就在此时，传来了10月21日广州沦陷，同时武汉告急的消息，美国政府马上就对中国是否有决心继续坚持抗战产生了怀疑。
25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告知陈光甫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只有证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抗战的态度，罗斯福才有可能批准贷款。
胡适和陈光甫将情况告之国内，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同胞书》，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11月11日，他又致电罗斯福，作出中国一定抗战到底的保证。
但国务卿赫尔认为，这一借款就是纯粹政治性的，日本肯定会认为这是援助中国抗日的行动，将很可能导致美国在华侨民和在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会将美国拖入这场战争。由于赫尔的激烈反对，借款暂时搁浅。
胡适和罗斯福有一层特殊关系，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
经过胡适和陈光甫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的王正廷大使，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任大使短期内便告成功。能够想到他付出了他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是何等的尊重。
桐油借款之后，国民政府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在美国寻求更多的援助。陈光甫发现美国对锡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提出中国用锡矿为抵押申请贷款。
这次借款更加艰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胡适时，胡恳求总统“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此后与陈光甫一起，为借款事几次去见罗斯福总统。
1939年12月17日，是陈光甫五十九岁生日。12月6日，他在美国财政部与摩根韬会谈，间隙时告诉摩氏，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假若能得到部长阁下的帮助，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摩根韬对陈光甫和胡适已经很有好感，也很敬重。
他听后，久久无语，然后说：“你好好回去过一个生日，我会亲自处理贷款事宜。”不久美方同意再次贷款中国两千万美元。此后，美国又主动向中国提供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另两笔贷款。
令胡适恼火的是，坐镇国内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还对陈光甫后两次借款横加指责，认为借款条件太苛刻，不应接受。胡适在日记里愤愤不平地说，“这真是做梦！”他并且当面对来美的宋子文说：“我要忠告你：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还好蒋介石算是明白人，发来电报对他们表示了支持。
在美国合作借款的这段时间，胡适和陈光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保持终生。他在日记里，多次表达了对陈光甫的由衷钦佩。
1940年1月3日，新年之际，胡适在日记里说，他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列举了九位当代中国“新圣贤”，现在他要补充四个人，其中就包括陈光甫。“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先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1940年5月3日，陈光甫完成借款任务后回国。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光甫从纽约打电话来辞行。我们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容易得的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
陈光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当天下午又发电报给胡适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幸福的回忆。”
第592章 最后十分钟
“桐油”、“滇锡”，连续获得的几笔的美国贷款，对于中国危殆中的抗战局势，无疑是雪中炭、及时雨。后来，胡适还与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国向中国贷款一亿美元。
毫无疑问，除了缓解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外，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还有另外的意义，就是恶化美日关系。事实也正是这样，日本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的支持，日军向在华的美国人发泄不满，占其租界，轰炸其在华商埠企业。对此，美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可是，正在嚣张势头上的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恣行无忌。
193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之下，宣布废止“美日商约”。
胡适得此消息后，特别兴奋，觉得打了个大胜仗。
他对一些美国朋友说：“美国前次宣言废止‘美日商约’，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以付诸日本。中国抗战愈久，其地位亦愈强。中国前途之关键，悉操于中国之手。中国继续抗战二十八个月，或至五年，则将来交涉时，中国之地位当愈见有利。”
在此期间，胡适还用大量准确的情报提醒美国人，日本早就对近在咫尺的美国远东利益如菲律宾、关岛等地构成威胁。这些情报不断得到证实，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产生更大的好感，经常接见胡适，商讨中美合作的事宜和前景。
日本政坛上也不全是狂妄之徒，有些理性的人还是有的。针对胡适在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巨大成功，日本外务省特地派出了他们的“王牌大使”——野村吉三郎、来栖三郎，还有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家松冈洋石，来跟胡适进行全面对抗。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做软的和硬的两手准备，先软后硬。软的就是利用美国的中立法，通过谈判，签订类似于和平协议之类的东西。如果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逼迫美国就范。
日本的这两个“王牌大使”都是军人出身，野村吉三郎甚至还在上海被抗日志士炸瞎了一只眼睛，这两只“三郎”很狡猾，也很阴险，他们利用很多美国人害怕卷入战争的心态，到处欺骗美说，日本绝不会侵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但实际上，在他们来美之际，日本的庞大混合舰队已经秘密集结，准备一旦谈判失败，就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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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妥协势力在日本人的欺骗下，终于占了上风。1941年9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胡适，面带愧意地给胡适看了一份协议草案，这是美国和日本准备签订的妥协性协定。
胡适看后，顿时感到中国被无情地出卖了，一向温婉谦和的胡适竟然像一头雄狮那样勃然大怒！事后，赫尔在笔记中记录道：“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愤怒得浑身颤抖，如果不是他那深厚的文学家的素养最后拦住他一把，我恐怕早已挨上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了。”
胡适没有气馁，决定进行“最后十分钟的战斗”，直接约见罗斯福，痛陈日本人的阴险毒辣。罗斯福总统虽然从内心是希望站在反法西斯一方的，但是无奈美国国内的妥协势力太大，他也无能为力。
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即便是总统制，总统也不能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胡适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又积极联络英国大使，直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沟通。
丘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比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日本对英国在远东太平洋的威胁有多大。关键时刻，丘吉尔亲自与罗斯福沟通，提醒他说，一旦中国垮掉，日本完全可能立即投入上百个师团，迅速拿下英美在远东太平洋的所有殖民地。
有了丘吉尔的支持，罗斯福也有了更大的底气，最终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
否决了与日本的那份妥协协定后，罗斯福很快约见胡适，说美国将更多地支援中国。同时，罗斯福在这次会见中，强烈地预感到：“日本极有可能就在这之后几天，在某个地方对美国发起进攻。”
不过，此时罗斯福没有想到会是珍珠港，觉得可能是菲律宾或者关岛。
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继续日美谈判遮人耳目，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这期间，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
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将要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在白宫相见。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
罗斯福的预感很灵验。目空一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见软的不行，就在这一天，日本出动6艘航母、14艘军舰、441架飞机，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给美国海军沉重打击，造成了空前的损失。但是，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因为他们此举，唤醒了大洋彼岸的雄狮，也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
离开白宫，胡适刚到使馆，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
次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
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胡适之功，这肯定是谈不上的，但胡适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是胡适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而予以广泛的同情，逐步打破了美国部分孤立主义势力试图置身战外的企图。同样也是胡适参与促成的桐油借款打开了美国援华之门。又是胡适在促成美国修改中立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还是胡适在阻止日美妥协的重大问题上立了大功。
这些，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适还做了一件很少被人知的事。
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广州，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了。
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用胡适的话说罗斯福“也不免手忙脚乱”。
9月8日，罗斯福约见胡适，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一项。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由中日两国“共用共管”中国的东三省。
胡适听了极为着急，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他发现，岛九英里长，最宽的地方50码，岛上居民40人；E n derbu ry岛三英里长，岛上居民4人。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不论面积，还是人口，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但在1937年9月以后，他转而主张“苦撑待变”、“和比战难”。胡适认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如果和谈的话，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日本所要求的，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所以，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更糟的是，如前所述，在抗战初期，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就在1939年9月28日，《纽约时报》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
对于美国方面，胡适先是采取回避的方法。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只是托好友H 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 enthau，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一个月里，胡适费尽苦心，起草了一个说帖（M ediation）交给美国外交部。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东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
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
对于中国政府，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可以肯定，罗斯福的调停主张，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否则，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如此一来，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胡适这种做法，可谓是“独断独行”、“一手遮天”。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是否有此见识、有此魄力，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恐怕很难。
第593章 千秋功罪
胡适使美是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和外交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胡适憑借全权特命外交大使的国际舞台，代表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在美国和国际上，绅张中国人民的正义与伟大，热爱与和平，反对战争，捍卫神圣的疆土，胡适憑借这个历史大舞台，也演释了人生的精彩一页，留下了许多光辉镜头。
对于胡适使美的业绩，时人有不同评价。王世杰认为胡适的“人格与信望”使他在驻美任上“较任何人为有效”。 他特别提到，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
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
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即便是现在，也常能看到。比如，做为胡适的上司的孔祥熙就曾说过:“适之不如儒堂。”儒堂就是胡适的前任王正廷。
孔祥熙所以这样说，未必有什么私人恩怨，他多半是从一个官员和一个外交家的角度，做出比对的。王正廷一直是官场中人，又是老牌的外交家，而胡适缺少的就是官气和外交家的职业素质。
最看不上胡适这个驻美大使的是宋子文，特别是宋当了外交部长以后。
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后，孔祥熙在胡适启程赴任前曾致电云:“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上任途中，胡适又接到蒋介石电示:一、欧局变动如何促美助我。二、中立法。三、财政援助。四、禁军用品售日。可见蒋、孔在此时给胡适的任务是密切中美邦交,争取美援,限制美日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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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又把胡适的大使任务具体化为：1.欧战发生时，希望欧美在远东合作，防止英国届时对日妥协;“促请美国总统实行其隔离侵略者之政策，对日采行远距离的封锁”;“日本企图夺我主权、英法在华利益，望美勿置身事外，尤以维持上海公安局之地位及现状为要”。2.修改美国中立法。“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日本未对华实行战时封锁前，仍望美国避免施用中立法”;“日本断绝中国交通时”，请美国对日本实施军火禁运。3.最短期内争取到美国的现金或信用借款。4.军用品售日问题，希望在飞机禁售的基础上，扩大到石油、钢铁的禁售。5.随时报告美国朝野之主张及活动。
以上，应该是民国政府交给胡适这个驻美大使的任务。胡适使美有没有完成其外交任务呢？这应该是胡适使美评价的重要内容。
而事实比什么都有说服力。美日开战，美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最后胜利，充分说明，胡适不但很好的完成了任务，而且远超大家的预期。
只是，很多人质疑胡适在这重大历史事变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比如，一些人认为。桐油贷款等，主要是陈光甫的努力。再比如，太平洋战事的爆发，是日本的利令智昏，因为挑起战端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等等。只是不要忘了，胡适不过是驻美大使，一个国家的驻外使节，能指望他改变美国政府的决策吗？如果不是苛求，胡适做为驻美大使，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可圈可点。
胡适这个大使干得怎么样，有比较才有鉴别。
评价胡适使美，应把其实绩与他的前、后任比较,与当时国民政府派驻其它国家的同行相比较。王正廷可谓资深的外交老手，但其使美任内尽管使尽全力，却没借到一笔贷款，其任内规划的桐油借款，还是胡适就任后极力促成的。虽仅有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然其首开美国借款、振奋国内土气之政治作用却不能轻估。
诚如胡适在致陈布雷转蒋介石电中所云:“美之借款助我,亦是其整个远东政策之一部分。此款成于我国力最倒霉之时,其富于政治意义至显。”
1942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写的《抗战四年来之外交》对此亦有同感:“吾人于此项注意，第一次贷款系在我武汉战局转进之后,??中美两国已成患难之交,于此可见。”
其后滇锡借款等在其任内当有七笔借款,虽胡适在其中未必能起到很大作用，但他毕竟是驻美大使，如果两个国家的关系搞得不好，别人再有本事，肯定搞不成事。两相比较，“非适之不如儒堂,实儒堂不如适之”。
胡之后任魏道明虽不断获得美援,然此时国际形势之发展已显然对其外交争取有利，又非胡适可比。值得一提的是魏之成绩倘无胡适任内所奠定之良好基础，恐亦非易事。其他大使,如驻英之郭泰祺、驻法之顾维钧、驻苏之蒋廷黻、杨杰及邵力子,他们在各自任内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应该都与胡适无法比肩。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成功地阻止了美日妥协，这样的事迹，恐怕没人能拿得出。而苏联却在紧要关头抛弃中国,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而时任驻苏大使的邵力子行前，蒋介石就曾嘱托他要尽力阻止苏日妥协。
胡适在美最引人瞩目且影响特别大的，是他不辞辛苦的到处演说，即所谓的“行万里路，讲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普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
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馀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
但是，胡适受诟病的，又常常是他的讲演。宋子文就认为胡适的讲演是“空文宣传”,当面责难胡适:“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
就连胡适的小朋友唐德刚也说：“其实这种苦差事(指演讲)如行之者是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是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摸鱼摸虾，耽误庄稼。胡适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摸鱼摸虾，岂不该撤职……总之胡先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
也就是说，做为驻美大使，胡适的这些讲演是不务正业。
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胡适也不会别的。”
没有人否定，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难道，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不是驻美大使最主要的职责吗？
胡适所以对到各地讲演不遗余力，因为他了解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民意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有多重要。而习惯于专制制度下的人们，对民意是不屑一顾的，再他们看来，老百姓的想法和看法没有用，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其实，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在专制制度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也是民意。只不过，这不像民主社会那样一目了然。而民主社会，民意表达方式，一般是和平的方式，而在专制制度下，一般要诉诸暴力。
也难怪，对于这些，宋子文之流怎么会懂呢！这里，不妨借用一下，那些说难听话人的话。换上别人，还真不见得有胡适这样的本事。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据统计，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当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无可厚非，或则也是一段佳话。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百务缠身，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
“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不是对胡适这位大使的充分肯定吗？那荣誉难道只属于胡适吗？
也有传言，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关于胡适无为而治，我们前边曾经介绍过了，应该说，不被理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然，这无为而治，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美国大使馆收效如何，或许需要专门考证。
做为书生大使，胡适肯定有很多短处。比如，唐德刚曾讲述过胡适大使任上的一件趣事。珍珠港事变前，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后者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卿和该馆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胡适这位大使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就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前来而与善本无缘的外交大员和图书馆馆长冷落在幽暗的书库走廊，踱其方步。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和这批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的经纬。这件小事，在他们所谓外交使节的圈子里都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适我行我素而不自觉。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传为佳话了。真所谓“真名士而自风流”！
第593章 苦撑待变
作为一个驻外使节,对国际总体形势判断把握是否正确,是否客观实际，对其是否能比较好履行驻外大使的职务，是关键性因素。
胡适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有着他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准确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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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6月20日,他曾致信王世杰,针对当时中日形势,他分析了两个可能的局势:“(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
一个星期后,胡适再度致信王氏,强调“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进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如何可以‘促其实现’?”他认为只有中国首先自己坚持抗战,不怕牺牲,“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
1938年10月20日胡适致电蒋介石,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对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
作为驻外使节,仅仅具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争取形成对对自己国家，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形成一个共识——弱国无外交。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似乎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但事在人为，弱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攻势,广泛地争取外来同情和支援,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胡适利用他的留美经历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充分了解。发挥他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同美国朝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美国广泛的同情和切实的支持。
“使国际情势于我完全有利”局面的形成,虽非胡适一人之功,但胡适也确实作出了与他本人和他的使命相适应的贡献。他竭力促成的桐油借款、滇锡借款等对中国抗战意义重大,他的努力使美国孤立主义操纵的中立法修正案宣告搁置,他的不懈努力，使当时几成定局的美日妥协的最终失败。胡适这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挺身而，充分地运用了一个学者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更将以演讲为主的宣传攻势发挥你到了极致。
因为有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整体把握，也就使胡适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相对应的总体战略，也就是他所谓的自处之道。在美日开战成为事实之前，中国的自处之道究竟应该是什么？胡适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苦撑待变”。
这毫无疑问是胡适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的极为重要的贡献。
“苦撑待变”这一观念，早在1937年就已经在胡适心中逐渐形成。他在1937年12月26日致陈布雷的电报中首次写道：“适等深知国力之艰，待援之迫，然此时舍苦撑待变一途，实无快捷方式。”
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或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不久前日本攻击了在长江航行的美国兵舰（1937年12月12日），在美国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使得胡适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美国原先的“厌战贪和”心理并非言语笔墨所能改变，然而一旦日本对美国施加暴行，则人民情绪将急速改变。
这从美国人民的排日心理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因此如若类似事件再发生几次的话，则战争必将难以避免。而胡适接触到的美国明智的“政府要人”，也不时向胡适传话：“只要中国能支持，必有意想不到的转变”。换言之，胡适的“苦撑待变”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得到美方官员的信息而衍生的理念。
自此之后，胡适在与朋友的来往书信中经常提及这个观念。到了1938年10月20日，胡适在致蒋介石的信件中更进一步地正式使用了这个观念。
胡适对当前局势做了一番分析，向蒋介石说明，美国运用它的国力去为中国争取和平的时机尚未来到。但是，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中国去和日本进行和谈，因此苏联才会向中国提供武器，而美国也向中国提供借款。有鉴于此，中国的最上策就是“苦撑待变”。
不久，胡适在一次演讲（纽约，1938年12月4日）中首度公开推出这个观念。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支持对于中国抗战至为重要，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作战，等待改变的到来。
随着时间转移，胡适对于这个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于它的内涵也逐渐说得更清晰。“苦撑”的意思是中国必须竭尽一切自身的力量去作战，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而“待变”的意思是中国必须耐心等待世界大局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这个观念作为一个口号，颇能精确地表达胡适心中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所能做的选择，也表达了他的对美政策目标和他心中的外交到底可以为中国取得何种成果。
诚然，胡适从来未曾宣称他可以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未卜先知，但是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前后一致的。早在1935年，胡适就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一旦做出抗日的决定就必须准备去承受“绝大牺牲”，独立苦战三四年，领土大量沦陷，国家受到严重破坏，然后太平洋战争才可能爆发。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做好孤军抗日的心理准备。胡适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美国迟早会被卷入战争。他说：在我们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可分割的。
假如一场战争进行得够久的话，它就会把其他的国家也拉进战争。不管人们是倡导中立法或是和平主义论调，都无法使他们置身战争之外。同样的那些侵略国家中愚蠢的好战者，他们既然能够强迫人们参与上一次战争，他们也同样能够把人们拉进当前的这场战争。按照这个逻辑，胡适所致力的目标就是鼓励中国咬紧牙根单独作战，一直等到其他国家被迫参战为止。
1938年夏末，胡适告诉陈布雷：“欧战必演成大战，甚难挽回。”这样就会使国际局势为之活跃，而“我必须咬牙苦撑，立定脚跟，始能利用此世界动态”。
在上述1938年12月4日于纽约市的演讲中胡适把这个想法说得更为明晰：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赖两个因素：一，它必须坚持继续作战，而它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战。二，在中国的长期抗战中，国际情势很可能转变成为对中国有利，对日本则不利。
1939年1月，胡适自认为已经从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中看出了几个令人振奋的端倪，其中包括：美国给了中国经济援助，而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它也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备去对抗日本的威胁；等等。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多次向胡适表达，只要中国咬牙坚持的耐心等待（苦撑），最后必将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在1939年4月19日的会谈中，罗斯福就告诉胡适，中国应该坚持抗战，因为世界局势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爆发，则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必将恶化，甚至引发战争，而这对中国一定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假如世界大战不爆发，则日本可能希望寻求和平而相应去改变它对中国的政策。
胡适电报向蒋介石报告其与罗斯福会谈经过，而在胡适眼中，苏联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及欧洲局势的发展，都与他原先所预大致相符。这就使他倍感自信。
1939年8月3日，胡适又向蒋介石发送一份详细报告，阐述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反复强调，虽然世界大局的发展并非中国所能掌控，但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仍然是强迫日本在国际上冒大风险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也是中国唯一能够做到的。
胡适列举了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些措施去证明它们全部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把美国1917年和1939年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胡适认为世界大局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单方面废止美日商务条约只能迫使日本面对左右为难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向美国让步，要么导致美日关系全面破裂。胡适接着以他本人对于日本国民性的了解作为依据，预测美日关系破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
毫不奇怪，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认为胡适言之有理。因为胡适终究是中国人中最有资格解释和分析美国政治社会现象的权威，他的言论当然具有分量。再说，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事情的发展果能如他所愿。
因此，一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依然习惯性地透过胡适去看中美关系。当蒋介石在1939年4月18日初次听说罗斯福刚刚把大西洋舰队部分兵舰转调到太平洋地区时，立刻感到非常振奋，认为罗斯福终于拿出勇气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
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苦撑待变”基本上成为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
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持久战的思想，与胡适的“苦撑待变”。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持久战和苦撑待变显然是同一思想。
胡适的“苦撑待变”的思想，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重要的意义在于：“苦撑”可以使国人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长期和艰难。而“待变”则可以使国人看到前途总归是光明的，所谓希望在前，可以激发起克服眼前苦难的决心和勇气。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多年主张的“苦撑待变”终于变成现实。次年5月17日,胡适致信翁文灏、王世杰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
第594章 太上大使
胡适从接任大使以来，便招惹来种种议论和流言。特别让人眼热的是，胡适在大使任内，竟如旋风般地往返美国、加拿大等地，用有些人的话说，名为讲演，实为游山玩水。还有就是所谓沽名钓誉接受名誉学位。四年间，他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风光灿烂、显山露水、出尽风头，怎不叫人羡慕嫉妒。于是，好些多事者便众口一词：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
这些议论和流言，到了1940年间，到了高潮。伴随这些流言蜚语的则是谣言四起。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后，院长一职空缺，当时，评议会曾推举胡适继任，可是，蒋介石的意中人却是顾孟余。所以，当孔祥熙汇报中研院院选时，蒋介石生气了，随口说道：“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给他回来吧！”
此信息传出后，传着传着便走了样，传到了海外竟成为：胡适即将回国当院长，颜惠庆将赴美任大使。
其实，早在一年前，胡适因病住院时，便传言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当时，蒋介石知道后，唯恐影响工作，立即让王世杰给胡适拍去电报：外闻所传“颜惠庆继任的消息，纯属虚造”。
旧风波刚息，新风波又起。美国《中国日报》发表消息：“传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或调任中央研究院长。”
身在美国的胡适怎么能想到，这是蒋介石的气话惹起的风波，自然不能不信。于是找近人打听。
蒋介石赶忙又让王世杰致电胡适：“谣言所出，乃中研院院选所起。政府以美使之任重于中研院，故不拟调其回国。”
但是，实际上，蒋介石对于胡适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心，到1940年春天已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蒋介石很欣赏胡适的“苦撑待变”，但“苦撑待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苦撑待变”是很难熬的。胡适没法告诉蒋苦撑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变。
中国抗战的形势越来越艰难，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
在国际上，除了美国外，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上下，一种悲观的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认为，在当前状况下，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
蒋介石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
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对胡适更没有好感。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一密电，请转呈蒋介石:“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
后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并没有成为事实，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但这件事不可能不传到宋子文的耳中，宋自然要把账记在胡适身上。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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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子文到美国之后，借助胡适在美国打下的良好基础，和有利于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势，接连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援的取得，宋自要归功于他本人，这便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宋子文来美国后，便竭力挤压胡适。1940年10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很有针对性地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得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他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
蒋介石统筹思虑，基本采纳宋子文的意见，但是，因顾及美国的反应，故迟迟未能成命。可是，宋子文却穷追不舍，连连去电，催促公布免去胡适大使职的消息。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又参胡适一本，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
宋子文当了外交部长后，人仍在美国，几乎包揽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基本上边缘化。
一向能容忍的胡适，也愤愤不平地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了。
1942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
“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
“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这个大使再做下去，实在没意思了，胡适决定辞去大使一职，以打破目前尴尬难堪的局面。他给王世杰去信，表示既不做大使，也不做中央研究院长，因为，“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我要保存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官”，“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1941年12月24日，他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不发表新的任命，胡适仍然被干晾着，一晃就是半年多。他无所事事，只得离开大使馆，到处演说，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又到加拿大，行程一万六千多英里，演讲百余次，使中国抗战在美国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根。
1942年初，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他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为此，他忿忿不平地埋怨道：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胡适这个“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
被免职的当晚，胡适致蒋介石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在致蒋介石电文中，胡适又力称魏道明“庸劣”，美国报纸已有指摘，并推荐郭泰祺或蒋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现他的“诤臣”气度。然而木已成舟，蒋介石不可能采纳胡适的意见。
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川资够不够。
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第595章 回归做学问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
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
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
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1942年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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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
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但胡适一直认为，国与国相处也和人与人相处一样，都需要宽大的胸怀，都需要对替对方着想，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
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另外，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常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比如，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蒋介石是听不进这些逆耳之言的，尽管胡适说得是事实，尽管蒋介石得罪不起美国人，但可以把怨恨加在胡适身上。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
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
胡适卸任之后，美国各地二十多所大学纷纷邀请胡适。胡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教书，利用这难得的清闲，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写作。
胡适在是年12月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蒋梦麟、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诸人的长信中说：“我常说，我一生走好运，最幸运有四：(1)辛亥革命，我不在国内，得七年的读书。(2)国民革命，我又不在国内，后来回上海住了三年，得一机会写我的文学史第一册及两汉思想史的长编。(3)抗战最初五年，我得一机会为国家服务，大病而不死。(4)今得脱离政治生活，是我得一正当的名义，安心回到学问的工作。”
于是，胡适安下心来，开始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计划首先重写两汉三国部分，用书方面主要托此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代为借阅。
1943年1月30日，胡适拿到了5000张新印制的每页200字的稿纸，可以写100万字，胡适很高兴。
2月4日凌晨，胡适写成六年来第一篇中文考证文字《〈易林〉考》，他非常高兴。
《易林》又名《焦氏易林》、《大易通变》。易学著作。汉焦延寿撰,十六卷,是西汉众多易学著作中最完善的一种,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则为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文词,皆四言韵语,称为“林辞”。作者依据圣人观象作《易》,观象系《易》的原则,凡《易林》之辞无一字不从象生,无一字不本之《易》,用《易》象来解释《易》理,作者在观象系《易》的时候正覆象并用。
关于《易林》的作者，一直以来大多认为是焦延寿。胡适在《〈易林〉考》中，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经过考证，认为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而应是两汉之交的崔篆。
这是个至今仍争论很大的问题，胡适可谓一家之说。
因为公共图书馆的书不能随便标记、校勘或注释，不太方便。是年3月，胡适从旧金山的服务公司买了一批存书，包括《百子全书》、《群书拾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唐宋明人文集等。
后来，久困书荒的胡适忽然想起好友赵元任有一套缩本《四部丛刊》，于是写信给赵元任，愿意出钱购买。没想到同样嗜书如命的赵元任竟爽快地答应了。1
1943年4月19日，赵元任的《四部丛刊》被邮寄到胡适纽约的寓所，胡适欣喜万分，打电报给赵元任说：“ I feel as ridiahousandthanks。”
胡适在日记中说：“我有了这三百多种书，大致可以解决我的‘书问题’了。以后所需，只有《道藏》、《佛藏》与理学书耳。”
手头的书有了一定积累，加上王重民等人的帮助，胡适基本可以安心写自己的《中国思想史》了。但是没过多久，胡适收到王重民寄来的一篇文章，激起了胡适的“考据癖”和为乡贤戴震打抱不平的强烈愿望，《中国思想史》的续写再度被搁置。
那是在1943年11月8日，胡适收到王重民书信中所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一文后，对王重民此文不甚满意。王重民此文所说“戴赵全赵两公案”是指清代关于《水经注》“戴震偷赵清，赵戴皆偷全祖望”的学术公案。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我生平不曾读完《水经注》，但偶尔检查而已。故对此大案，始终不曾发一言。但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也许胡适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开始直到去世的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用在了“《水经注》案”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200多万字。同样，胡适在美期间的要精力也都用在此案上，那段时间胡适写信交往最多的就是王重民，主要内容是讨论《水经注》和委托王重民代为借阅相关书籍。此外，胡适还托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帮忙找书。
1946年1月14日，胡适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对自己这几年的“《水经注》案”作了总结，说他尽量收集相关版本，进行对勘，并参考明、清四百年的郦学成绩，“始知前辈诸公都不曾用充分时间比勘这五六百万字的主要案卷，所以都不免‘以理杀人’”。
除了上述研究，胡适还从1944年11月开始，在哈佛大学讲了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
虽然身处海外，远离战争，但胡适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1944年12月，日军通过豫湘桂战役，实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国内局势危急。胡适写信给美国陆军总长和财政总长，希望自己熟悉的美国朋友能够推动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支援。
12月17日，胡适与张伯苓等实业、教育、文化界领袖21人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并采取有效之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适在当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开心地说：“我四月尾出门一次，就死了墨索里尼，就死了希忒拉，就结束了欧洲的战事！八月初又出门一次，就有了原子炸弹，就有了苏俄对日本宣战，就有了日本屈服求和！甚矣，夫门之不可不出也！”
第596章 回到北平
1944年秋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
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共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4月25日，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胡适因为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9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枚。
胡适在美期间也一直牵挂着北大。1944年6月21日，胡适曾给杨联陞去信，希望他拿到博士学位后能去北大教书。1945年9月26日，胡适又给邓嗣禹写信，希望他到北大教历史。胡适还约请钱学森到北大创办工学院，后因钱学森一时无法脱身而作罢。
此外，胡适还帮助在英国治疗眼疾的陈寅恪，请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的专家会诊陈寅恪的诊断书。
当知道已经无法医治时，胡适感到非常遗憾和悲伤，他在日记中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胡适还托人给陈寅恪带去1000美元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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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胡适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在此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6年4月，胡适开始收拾书籍、手稿和行李，做归国的准备。5月2日，胡适突然心脏病复发，幸好不甚严重，但归期不得不稍作推迟。
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纽约，结束八年零八个月的在美生活，开始归国旅程。
7月4日船到吴淞口外，“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胡适感慨：“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7月5日晚，胡适到达上海，其子胡祖望等人来接。23时，胡适终于见到分别九年的妻子江冬秀。
他在南京、上海逗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
7月29日晨七时三十分，胡适由上海乘机飞往北平。当天下午一时左右，胡适携其长子胡祖望飞抵北平。
当天的《胡适日记》中写道：“来机场欢迎者众多，李德邻主任、萧一山、吴铸人、成之弟，北大同人有毅生、孟真、锡予、召亭、华炽、素莹诸君。”他为之感叹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早始知平津皆失陷了。”
此刻，九年海外公务生涯暂歇，重新回归国内文教事业之中的胡适，感慨万千。
无论是作为身兼著名学者与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还是作为将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都注定要成为1946年北平文教界的焦点人物。
从他走下飞机，踏上北平地面的那一刻开始，各种新闻报道就接踵而至。
下午五点钟，胡适在东昌胡同一号中央研究院，接见记者。
此时，他已经换上了一件蓝灰色的长衫，轻轻地摇着折扇，完全恢复了九年前的恬静姿态。
他首先向记者们说起这几年来的经过：“二十六年‘七七’后一日，我乘车到牯岭去开会。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了。九月二十八日，我由香港飞往美国……”他首先追述起九年前的行程。
“离开祖国九年，今日回到北平。虽然文物如故，一切没有重大损失。但是，也不免感慨万分。”
“此次主持北大，是去年九月三日发表，并且决定由傅斯年先生代理。十个月以来，接收复校，办理学生教职员从西南北上，以及解决教授生活等问题，都是傅先生办理的。返国以后，曾和傅先生见面两次，但并未详谈。所以关于北大的情形，不大清楚。以后，还希望傅先生帮助，使我明了。
“这次来平，见到了多年老友，兴奋得很。但是，老友钱玄同、马裕藻、孟森诸位，都已作古，实在不胜叹惋……”
胡适说着，为这些老友，轻轻地摇了摇头，话风又转到北大上去：
“北大今后的作风，仍要本着蔡元培先生的‘容忍’两字去做。我一向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并且对反对方面，见解不同的意见，竭力容忍，予他人以自由。譬如：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仍然协助各种宗教信仰者。”
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他说：“对李公朴不太熟识。但是，闻一多对新诗上的成就，和旧文学的造诣很深。无论如何，总是文学界的损失。”
对于目前政局，他拒绝表示意见。他说：“究竟三方会谈的是些什么，我都不清楚，也许傅先生比较详细一些……”胡适说着，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傅斯年。傅斯年赶忙摇头说：“我和胡先生一样不清楚！”
胡适又补充说：“返国后二十几天里所见到的中国，确已较前进步很多了。比如共.党报纸，在京沪可以随便买到。共产党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中，曾有代表出席。以及在南京时，王世杰、朱家骅请吃饭，都曾邀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出席。这些，都是目前新作风的开端。”
另外，胡适又说：“因为返国不到二十天，在北平不到十几个钟头。对于国内详情，一切隔膜，所以很想找一份九年来的报纸，从头到尾，阅读一次。”
谈到周作人（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胡适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依然是老朋友。不过，我对于这事，个人不便发表任何谈话。因为在欧美，一个案件，正在进行审讯的时期，任何人不便以私人意见影响到法庭的审理。……不过，周先生从前曾向我写信表示，并且曾自己向外发表：他在北平走不开。但将来绝不会对不起大家。……究竟，这是一件伤心的事。”胡适表情上，显然露出惋惜的意思。
这时，有人提出二十年来的女子教育问题，还有人问胡适，美国是不是有很多女记者？
胡适表示：“这问题太大了。”
傅斯年在一旁，指了记者彭子冈女士说：“这不是足以表现女子教育的进展吗？中国女子，不是已经站在新闻线上么？”胡适补充说：“美国的女记者，是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是男记者更多。”
关于新文学问题，他说：“目前已稍觉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障碍。第一，是各政府机关往来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依然是古文词句，其次，是报纸上的新闻，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然有了相当进步。”胡先生特别引证：最近，上海大公报上星期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居然发现了起码四五十句是白话文。这是我胡适之返国以后，认为第一件满意的事。”
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印象，胡适认为廿年来，无大变化。他说：“美国仍然采取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义。总之是希望中国强大。所以，美国为了中国的问题，不惜以马歇尔这样头等人物，来进行调处。”
“胡先生准备作公开演讲吗？”有人这样问。
胡适说：“因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曾患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医生嘱咐，不宜作长时间的演讲。尤其是在扩音等设备不健全的原则下，更是不便。”说着，他又谈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礼堂，以及后来在上海青年会的两次公开演讲，因为听众拥挤，而出的乱子。所以，结果还是“不讲为妙”。
记者的问题太多了，胡适有些难于应付。连说：“傅先生是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正打算设法解围，记者群中又发出声浪说：“不希望傅先生帮腔。”于是胡适很谦逊地说：“为了我，耽误你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在这几年内，打算长期留在北平，我们谈的机会很多。还是留下许多问题，慢慢的谈吧。尤其，现在有好些问题，我只好交白卷。”
终于还是“保护人” 傅斯年到后面搬来了胡适的儿子“祖望”，才解了记者之围。这时，还有不少人，围了胡先生请他题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记者说：“只写个名字吧。你们成了小学生！”
第597章 北大三宝
北大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胡适再返校园。
1946年7月31日，北大各院系教授、助教举行欢迎茶话会。这也是北大校内管理层与教学层人士与胡适的首度集体碰面。
会议由傅斯年主持，胡适旁边坐着傅斯年、陈雪屏、郑天挺。
陈雪屏，生于民国前十年，江苏宜兴人。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的预科班，1922年至1926年在哲学系修读，主修心理学，师承陈大齐先生。1926年至1929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1930年返国，在东北大学担任教育心理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雪屏返回北平，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职。1932年回到北大理学院的心理系任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陈雪屏后跟随蒋介石集团去台湾，1949年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而后担任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国建会副主委、主委、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
他这个时候正担任北大训导长。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 [1] -1981年12月20日），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 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
民国九年（1920年）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参与厦门大学筹建与教学，兼任图书部主任。民国十一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民国十三年（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1981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此时，正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
下午四时半傅斯年宣布开会，首以幽默的口吻说北大有三宝，即蔡元培、胡适，及本校全体教授。随即致简短的欢迎词。
紧接着胡适起立致词，他首先“修正北大三宝论”。说北大确有三宝，即蔡元培、蒋梦麟及傅斯年。特别谈及了傅斯年对北大的功绩，不时亲热地用手拍傅肩，因为用语幽默风趣，引起大家的哄笑。
其实，胡适此时的所作所说，并不简单，显示的是大智慧。
心直口快的傅斯年在这儿的“北大三宝”之说，在推重胡适的时候，却将前任校长蒋梦麟（1886－1964）排除在“北大三宝”之外，并不是粗心大意，而是有意的。这于情于理，确也说不过去。事实上，曾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自1930年12月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直至1945年8月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在任时间近15年之久，为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这是位有作为，勇于担当的校长。在蒋的任期内，历经九一八事变、“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西南联大筹建等诸多艰险历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还是倾尽全力，冒着种种政治风险，履行了特定的历史使命。
但由于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曾力主联大从昆明迁至云南蒙自时，多位教授表示并不认同。他也明确表示不支持学生闹所谓的“救国运动”，为此也饱受学生群体的指责甚至攻击。加之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中，始终以梅贻琦校长主政。蒋梦麟行事低调，且常住重庆，没能为北大在联大内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对此，北大教工学生群里也颇有怨言。所有的怨言和质疑，最终形成了在北大恢复建制时“倒蒋（蒋梦麟）举胡（胡适）”风潮。就连蒋梦麟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也成为“倒蒋”的一分子，他们一致希望请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来担任北大校长。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倒蒋派大胜。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此次茶话会上，傅抛出“北大三宝论”，显然有借褒胡而贬蒋，有意无意给胡适出了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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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然明白其中利害，立即对傅论予以纠正，不但肯定了蒋的治校功绩，并随即打趣似的把傅本人加入“北大三宝”之一，插科打诨之间，如太极推手，谈笑间，消解了现场诸位心照不宣的种种芥蒂。至少，现场氛围重又轻松起来，不至于剑拔弩张、不欢而散。更没使傅斯年当场难堪。
胡适显然不想节外生枝，马上岔开话题。说起本人近来不愿意多说话，也觉得不应该多说话，九年以来，未曾尝到诸位所尝到的种种痛苦，而在美国苟且偷安的过了九年，深觉得无颜对大家。
说自己交出驻美大使职务后，四年前本拟返国，因患心脏病，医生坚嘱不可做高空飞行，同时连爬楼梯都不可以，所以才一直赖在美国。虽然后来自己做饭、洗衣、扫地，住在纽约一间小屋内，可是觉得比诸位幸福得多，因此时常感到无限的惭愧。
“本人自当民国六年入北大任职，只是愿意教书，虽然先后做过文学院院长，以及五系中的四系主任，可是一百分不愿意担任行政方面的事务。此次发表北大校长，事先根本不知，接到朱部长的电报后，考虑了五六天，才有条件的答应下来。
“今日北大于无意中增加了三个学院，人数增加了五倍，这是可喜的事。可是我们想到中国从亡国的危机上跳到了四强之一，坐在第四把椅子上，现在已经被人赶下而坐到第五把椅子上。我们就该觉到我们责任的重大，假如想坐稳第五把椅子，是必须要以文化做基础的。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可是没有五十年的大学，这是一件如何痛心的事，我们真该替这五千年的古国，替这坐第五把椅子的国家办一个现代化的大学……”
胡适讲完后，汤用彤教授代表全体致词，并提议致电蒋梦麟表钦仰之意，当经全体同意，推傅斯年起草。
这显然是一温馨之举，尤其另在场的保蒋派心情舒畅。
汤用彤（1893年6月21日—1964年5月2日），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1946年8月4日，北京大学校友会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欢迎会，热烈欢迎胡适归国。当时，胡适虽尚未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但任命早已公布，因此，这次欢迎会，实际上也可以视作北平文教界欢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首次集会。
大门上面横挂着“北大校友会欢迎胡校长”的红布标帜。几十年的老校友、新校友，陆续由这标帜下走进去。
下午六点多钟开会。这时，小雨刚刚下完，地面还泥泞着，蕴含着不少的水分，空中也没有放射出阳光。会场里的人们，感觉到不太热。同时，在这凉如新秋的场合里，瞻仰着胡适的风采，听他发表久违了的演讲。
胡先生总是微笑的。这次，集新旧校友二百多人于一堂。欣喜的情绪，更是可想而知。他穿着米色纺绸长衫，显出非常愉快轻松的样子，和校友们握手，快要握不过来了，那样恳切、诚挚。
会议主.席吴铸人，同学代表刘瑶章，这二人，一个主持着河北省党务，一个主持着北平市党务，都是校友。由吴致开会词，刘致欢迎词。情真语诚，在场的校友不住的点头。
吴铸人，字梦燕，别号寿金，安徽盱眙(今属江苏)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生。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生物系，嗣赴英国留学，入牛津大学，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曾任私立北平大同中学校长，国立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主任，香港辅人书院院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毕业学员通讯处处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第十组长，国民党北京第一区党部委员，直隶省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部长，河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训练部部长及河北省党务训练所所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行宪后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任“立法委员”。1984年5月逝世。终年82岁。
刘瑶章，直隶（今河北）安新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天津《益世报》总编辑、南京中央通讯社编辑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参议会议长、北平市市长。1949年随傅作义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水电部顾问。
第598章 校友签名致敬
在校友们热烈的掌声中，胡适开始讲话了。他首先表示：谢谢校友的盛意。接着说：许多校友恭维他，说他有什么什么功，他绝对否认。并且不是谦逊，确是事实。下面就滔滔不绝的讲起来。会场里，时常发出入神的笑声。除了这笑声以外，便是一片肃静，只有胡适一个人讲话的声音。
说到自己出国经历，胡适说：“抗战期间，我和傅斯年先生，在中英协谈话时，傅先生主张，叫我出国去工作。我当时拒绝，因为我的确没有那种能力，不敢出国去。哪知傅先生一再坚决劝我，他说他有这样愿望，在这国家多难的时候，国家叫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决不推诿。他说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哭出来，哭得我没有办法。他这一哭，把我哭得出国去充军了九年。
“在最初，我出国的目的，不过是随便考察考察。哪知后来又奉政府派遣，到美国去作外交的事情。这一下，整整四年。这四年的大使，可以说是毫无成绩，从来没有由我签订过一次条约，也从来没有经我借过一次款。所谓毫无成绩，绝对不是谦逊。因为，那时的世界局势里，任何人也不能有了功劳。那时的局面的大变动，纯然是整个的大局使然，不是任何一人所能作到的。同时，作事的人，不能存着立功的思想，否则就对不起国家。我在那时，也只是想说真话，说说负责任的话。所希望的是，或者使西洋人知道我们中国，是个文明民族。在那个大历史的局面里，如果说某人有功，我们绝对不要相信。”
说到“五四”运动，胡适言道；“常有人说：胡适之提倡五四运动等等的话，这是莫名其妙的。‘五四’那一天，是星期日。不仅是我，连陈独秀在家里，也不知道外边有了烧房子打人的事。那天我在上海，住在蒋梦麟先生家里。正在从事欢迎美国杜威先生的工作。当天，一点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看报，那时的上海报纸，没有北平专电。后来有人敲门，是时事新报的记者。他说：昨天北平出了大乱子，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呀。后来，又细打听，才知道有这件事。所以有人说：‘胡适之、陈独秀，提倡五四运动’，那是绝无其事的。但是，那时，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外交胜利。‘五四’的开会游行，既无人主使，也没有人提倡领导，完全是自然出动。这种精神的可贵，就在于此。我后来曾把这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将来在学生运动史上，该要有正确的结论。”
说到了北大，这无疑是胡适讲话的重点；“今天因为天气热，我不多说。北大是值得大家努力的学校，希望能成为最好的大学。不过在目前，没有一个学校不感到困难。所谓理想的大学，恐怕是作不到的。北大有多年的历史，不是后人的鼓吹歌颂所能改好的。我们只有认请环境，认请使命去努力。
“所谓领袖人才，是由哪里产生的呢？以前差不多产生于贵族社会。而在民主政治里，大部是从大学里挑选人才。几千年来，有所谓科举。在二千多年里，维系人心，为国家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废除以后，高等学校就应该担起这种责任，造成领袖人才。这个任务，是要努力去做的。
“我时常想：我们中国，最不幸的，就是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就是我们北大，也还差两年，才够五十年。”
“我们中国是有五千年的历史，在国际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先曾坐上第四把，后来因为不够，又来坐第五把。但是，在全世界里，科学不发达，文化不发达。差不多，一切都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能坐第五把交椅的，只有中国一国。虽然，不在四强之列。
“在这个现情势下，我们若再不进取，那真不知将要怎样。努力的基本，仍然在学术方面。我向来很注重事实。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五十年不间断的大学。这是我们的大弱点，也是我们的大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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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我到外国一看，我才知道，大学是可以迎头赶上的。只要有决心，只要政府有钱，肯花钱，肯努力，我们绝对可以迎头赶上。
“牛津大学，开创于一八九一年。后来，由煤油大王把这破烂的大学整顿起来，办到现在。五十五年，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头等大学。坎尼弗尼亚工科研究院，在以前，从未听见过有这样一个学校。那是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成了第一等学校。
“我们北大，只有这几十年的历史。假若硬往前推，推到国子监，推到太学，推到明朝、元朝、宋朝，以至于汉朝，推到纪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那就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那样推，也没有办法。但是，学校的年头多少，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的，是要大学提到，高等教育提高等等。只要政府有决心，以及政府社会人士给钱，那么，我相信，再过十年，北京大学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对于本校，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我的这种乐观，是有根据的。我谨答谢大家对我的好意，希望校友帮忙，无论校内也好，校外也好，我们一致努力，设法在十年内，把北大给成就起来。那么，在十年后，我们再会面谈话的时候，或者可以有点成绩，报告给大家。”
胡适讲完后，校友们用力地鼓掌，把他送下台。胡适下去坐下后，又站起来说：“我还有两句话”。
他指着身旁的冯友兰先生说：“冯先生是我们最老的校友。再过几天，就要到美国讲学去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请冯先生和我们谈一谈，并且借此给冯先生送行。”
冯友兰在全场欢迎声中走上台，满腮的胡须，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说：“北大最幸运，因为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增添了些设备。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里，有三句话是：‘北大四壁琳琅，清华四壁皆空，南开四壁皆无’。我已看了清华，恐怕要恢复，还需要几年。北大在物质上，增加了不少机器图书，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长，前途自可乐观。我在昆明时，有几个朋友在一块，就说蒋梦麟先生离开了北大。那时就想：谁能继续。大家都猜说：胡适之先生可能。后来发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说：以天下予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为北大，庆幸得人。
“方才胡先生说：对北大很乐观。我这人，平常也是很乐观的。有人说我‘心气和平，遇事乐观’。我对于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时，看到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北平教授，每人家里的书拿出来，差不多都比它多。一个教授家里的书，拿到昆明，可开一个图书馆。若是看东安市场里丹桂商场书摊的规模，那就更了不得了……”
冯友兰讲完话后，由校友会代表，向胡适献签名书。
签名书的开端，写着这样的话：“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国立北京大学校友会在母校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开会欢迎胡校长，对距七七事变已九年，距敌人投降之日将一年，距母校复员之开始方数月。校中教授自昆明先后到达北平，学生多数尚在途中跋涉。先生新出海外归来，国土重光，校舍如故，定觉欣然。先生在抗战期间，远秉使节，为国宣勤。今来长校政，承蔡故校长之遗绪，发扬北大之精神。此不仅为母校之幸，亦为中国学术界之光。校友等集会于此，一致向先生献其诚意之敬。爰签名于后，以供留念。”
下面，是二百多人签名，第一名是“冯友兰”。
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原为第四，后列第五的状况。胡适曾在先前北大校内茶话会中也提到过，主要是指当时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评选之事。常任理事国是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二战盟国的五大战胜国。最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战后“四大警察国家”，即美、苏、英、中，后来在英国坚持下，又增加了法国。胡适本人于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从“四大警察国家”到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谈判历程，胡适曾亲身经历，所以记忆深刻。也因之对中国因国力不济而导致的国际地位不保，感到痛惜，所以归国之后，在公开场合，也一提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大会上，与胡适学术观点相左，终生的“论敌”冯友兰。作为北大资格最老的校友之一，在二百多人的校友签名簿上，第一个签名，且在会上对胡适出任北大校长高度评价大加肯定。而胡适同样对冯友兰，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学术观点是一回事，个人间的感情和交往是另一回事，让人不能不对这些学问大家的人品和胸怀心生敬意。
在北大校友欢迎大会之后，胡适还担任过北平首个“八一五”胜利日庆祝晚会主.席。主持会议欢送蒋梦麟、傅斯年离任北大等诸多活动。
8月16日，胡适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决定在文学院下添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分为动物系和植物系，新建农、工、医三个学院。9月20日，胡适正式接任北大校长。
在他的主持下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
此外还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工作，胡适自兼中文系主任。至此，抗战回迁的北大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开始走上正轨。
第599章 北大开学
1946年10月10日，北大在四院国会街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北大师生2000多人出席。胡适穿长袍马褂主持会议，并作开学讲话，阐述了他的办学方针和宏伟抱负。他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北大48年的历史，缅怀了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方针和业绩，表示要继承蔡元培制订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努力把北大办成一个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的一流大学，使它成为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
他说：“自由是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和压迫的，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一精神，但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活动，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不要干扰学校……党派不要在北大活动，不要毁了北大，毁了这一个再过多少年都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很明显他是既反对国民党当局在校内设立区党部，干预北大校政，也反对其他政党像在西南联大那样搞学生运动。
讲话的最后，他言道：“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句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愚’。
胡适当校长非常民主开明，“他的办公室，采公开政策，教授随时可以进去，不必有预约。凡是进去的人，工友照例倒一杯茶，送上热手巾，然后随便谈天”。
他常对人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红楼。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修建了图书馆。他在任期间也要为北大修建一座值得纪念的建筑——一座礼堂。后来胡适正式提出此议，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商谈，积极为此事筹措经费。可惜由于局势动荡，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当了校长之后，仍念念不忘《水经注》各种版本的收集，因为他自己的宣传、加上朋友的帮助，不久，他便在在北平收集到20种《水经注》本子。此外，还抽空到藏书家傅增湘处借阅《水经注》。
他到南京参加会议会或出差。总要到中央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查阅《水经注》。在收集和翻阅了很多《水经注》之后，开始对各本进行校对比勘。到1947年2月18日，写出了《水经注〉本子简目》，其收集、过目的《水经注》本子已经有60种之多。
当然，这为后话。
开学不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教授，便几次在课堂上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
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政治系主任钱端升等也多次发声，鼓励师生高举“五四”民主、科学大旗，坚持北大的光荣传统，捍卫自由民主。
为了回应师生们的要求，胡适重申，在他任内，允许校内的讲课、选课自由，师生在校内有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学校不予干涉。
这个许诺得到了实现。教授有讲课自由，学生有选课自由、旁听的自由，课堂对外开放，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许德珩教授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樊弘教授开《资本论》，吴恩裕教授开《共产党宣言》。北大校园里顿时呈现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情景。
学生进步社团纷纷建立，仅在沙滩文、理、法学院就建立了30多个，会员有近千人。学生自治会由学生竞选产生，自行决定一切活动，北大当局不予干涉，社团、自治会可自由出版壁报刊物。校园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自由读书，自由讨论各种学术、政治观点的场所，呈现出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景象。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三个多月时，发生了极为棘手的事情。
1946年12月24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国大兵侮辱，引起国人的愤怒。12月30日，全北平大中学校1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游行，高喊“严惩美军凶手”，“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声援。
当时胡适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由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2月30日才回到北平。
北平记者问胡适对美军强奸女生的看法，胡适表示，自己和北大的教授、学生一样，非常愤慨。学生的集会游行抗议都无不可，但是罢课还是有欠妥当。记者又问，学生提出美军退出中国，胡校长同意吗?胡适回答，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政治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胡适回北平后，一方面尽力安抚学生，劝说他们不要上街游行，一方面安排聘请赵凤阶、燕树棠等人作为沈崇的法律顾问，进行援助。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
1947年1月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此案时，胡适不顾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劝阻，出席审判会。当军事法庭在强有力的证词证据面前不得不宣判皮尔逊犯了“强奸罪”时，胡适同在场的人握手祝贺。后来，美国海军部取消皮尔逊的强奸罪，胡适表示很失望。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北大学生生活分为两种情况：原在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的同学，继续享受“贷金”（称贷金，贷而不还，实际上是发的伙食费），这一部分同学的食堂吃的较好，主食吃大米、白面。原在北平读书，由临时大学分配到北大的同学，生活清苦，没有“贷金”待遇，交不起昂贵的伙食费，大多在贫寒食堂吃饭，天天吃窝窝头。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散布诽言，分裂同学，制造“黄白矛盾”。对此，原西南联大的同学推出胡邦定为代表，主动团结原临时大学的同学，共同组成代表团，在1946年10月中旬向胡适请愿。陈述原临大的同学生活清苦，要求北大对同学同等待遇，凡是北大同学都享受“贷金”。
胡适静听了代表的陈述，对代表们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这件事不能由我一个作主，要同北大有关的负责人一起商量。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取得他们的同意。你们先等一等，有了决定我就通知你们。”
不到一个月，11月中旬，学校通知：凡北大同学都可申请“贷金”。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不仅解决了同学的困难，更增强了这两部分同学的团结。
1947年初，国民党改组政府，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先后让傅斯年、王世杰劝说胡适。
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自己如果出来当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那样就“成了政府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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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王世杰的回信中也说，自己坚辞不就的“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绝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胡适还表示不愿在此时放弃北大，他说：“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仁，亦对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我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情。”
1947年3月6日，胡适飞到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并忙中偷闲，借阅了商务印书馆藏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
3月13日，胡适又到达南京。当天晚上，蒋介石请胡适吃饭，胡适说明自己不想当官的理由，希望蒋介石不要逼他加入政府。
蒋介石最后说，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胡适听了，很高兴，总算松了口气，出来之后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实际上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此事到此并未结束。当时北大的教授也不希望胡适离开北大从政，或者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府委员。
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认为“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如果兼任国府委员，“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三位教授还强调了胡适留任北大校长对于稳定大局的作用：“今日大局不安，教育界往往为不安之主因，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
最后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说情，蒋介石才作罢。4月18日，蒋介石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
第600章 风雨飘摇
在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又与17位自由职业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建议书，请政府注意有关教育的重大问题。建议书开篇即指出：“查教育为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定之时，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以使人民有行宪与行使政权之能力”。建议书主要内容包括：延用专才，增进效率；敌伪产业，拨充经费；县教育局，提早恢复；奖励私校，予以补助；教员待遇，迅即提高；被占校舍，严令发还等。
1947年3月14日，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中基会与北大的第二次合作议案，具体内容是：北大向中基会借30万美元，分两年支付，作为购买图书、设备之用。北大每年付息五厘，由教育部担保，用美金偿还。两年之后，分十五年还本。
3月15日，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胡适回北平后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名单的推荐工作。
3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刚回北大，教务长郑华炽就向胡适汇报，此次学期考试，所有考试科目里半数不及格的学生有125人，先修班不及格的有60人，教务会议经过几次郑重考虑，决定按照北大学则的规定，给予退学处分。
此后，胡适接见了好几批为此请愿的学生，胡适考虑到多年战乱及不及格学生的实际困难，以及学期中退学可能会导致被退学生因无学校可入而失学等因素，给郑华炽写信，建议北大教务会议容许不及格的学生留校察看一学期，使他们有奋发振作以及补救的机会。
胡适对于此事的处理，既体现了他对学生求学机会的珍惜和爱护，也体现了他尊重北大教务会议的民主作风。
这一年五四前夕，胡适应邀出席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纪念活动，作《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的演讲，随后根据演讲大意写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发表在5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上》。胡适在文中首先对五四运动的经过作了介绍，引用了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文章最后指出：“我们在二十八年后纪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功’，是否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胡适执掌北大后，对于北大和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多设想和计划，自己也准备用数年的时间来使北大有所成就，并由此带动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国民党政府江河日下，国内矛盾不断激化，胡适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教育和学术之外的事情。他一方面被迫处理不断发生的学.潮，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此外，在此时期蒋介石还几次想拉胡适参政，胡适不得不想办法再三推辞。
1947年5月，全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物价飞涨。大多数公职人员、教职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北大也不例外。胡适亲身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北大秘书长给胡适算了一笔帐，胡适1946年8月刚到北平时，每月工资28万法币，折合美金100美元，到了1947年4月，每月工资是100万法币，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点。胡适说：“这点钱全家吃饭都不够。”他给美国友人徐公肃、唐世英写信说“现在我成为贫士了”。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听说胡适薪水这么少，专门托人从美国给胡适带来了200美金，补助他家用。连胡适都这样，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
对胡适刺激最大的是，在他主持北大教授会讨论北大未来的发展时，向达教授气愤地说：“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二十年的发展。这样下去，我们都要死光了。”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职员生活不下去，胡适感到在北大很难干下去，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朱坚决挽留，他才又勉强干下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待遇，这不能不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不能阻止；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要和缓处理。他对北大学生则竭力劝说：“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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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地院校校长及教授开茶话会，胡适在会上发言，他说，中国的现状，不但青年人不满，中年人也不满。认为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肩头。胡适主张，应该给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但胡适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认为罢课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因为罢课的结果，受损失的是学生自己。
1947年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国民党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19人受重伤，90余人受轻伤，20余人被逮捕。这便是五二〇血案。
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运动迅速席卷武汉、重庆、广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也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继“五二〇”游行之后，学生又接着罢课几天，延续到了5月23日。
胡适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反饥饿、反内战是你们对现实不满的反映，但长期罢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继续罢课会发生更大问题，希望同学早日复课。”
当时有一部分激进的同学，通过华北学联向全国各大学号召在6月2日发动更大规模的全国罢课、罢教、罢工、罢市运动。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惊，通令全国各地严加防范，武力镇压。面对这一形势，胡适非常焦虑，怕在这一天发生流血事件。
他向北大学生自治会建议：“你们在6月2日那一天千万不要出去游行。”这一天，北平的专科以上院校大门都布满了军警，北大校门口堆起了沙包、铁丝网，架设起机关枪，装甲车在校园四周行驶，如临大敌。这一天，华北学联和北大自治会决定不上街游行，改在校内民主广场举行纪念民主烈士闻一多等人的追悼会，请胡适、周炳琳、钱端升、杨西梦等教授到会讲话。
胡适出席并作讲话，他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出来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一改革的责任就落在学生身上了，中外历史皆是如此。这次你们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你们很有理智，很有秩序，能收能放，今天你们决定不游行，就是很理智的行动。”
他的讲话获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北大就正常复课了，北平也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北平当局受上峰指令，要在全市大专学校逮捕所谓闹事学生。
8月19日清晨，北平11所专科以上院校都受到军警的包围，报纸上二次公布了名单，要上了名单的学生到特刑庭报到，不去者一律由军警进校捕人。
上了名单的324名学生，都是各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其中北大最多，有93人。
北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决定，把上了名单的同学迅速秘密送离北大。
19、20、21日这三天，北平有10所大专院校，国民党军警都进校进行了搜查逮捕，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也不例外，唯独北大还没有军警进校捕学生。
北大学生自治会开会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因为胡适知名度高，北平当局一时不敢贸然行事。自治会当即决定，立即组织同学向胡适请愿，请他出面交涉，阻挡军警进校捕人，保卫北大尊严。
8月21日下午，200个同学组成了请愿队，从沙滩出发，打着小旗，高呼口号“反对军警进北大捕人”、“拥护胡校长保护北大尊严”，然后进了胡适住宅的院子里。
当时胡适很惊惶，脸都变色了，不知同学们要对他干什么。他连忙走出房子，请自治会代表进屋谈话。当听到自治会代表向他提出的要求后，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他说：“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要求，但有一个条件，凡上了名单的同学都要离开北大。”
请愿队离开胡适住所不久，北大训导处贴出了一个布告，要求上了名单的学生一律离开北大。
8月22日上午，训导长贺麟到三院、西斋、红楼、灰楼的学生宿舍查看了一番。
8月23日，胡适给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北平特刑庭要传讯的北大学生，经贺麟训导长查看，全校遍觅不见一人。”
24日上午11时，北大各个校门的军警就都撤走了，同学们纷纷涌向民主广场，高兴地互相握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光明赞》庆祝胜利。
这次胡适出面，成功阻挡了军警进校捕人，保护了北大的尊严，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进步学生。对于胡适这样的当局任命的校长，能做到这样并非易事。
第601章 关于青年人的苦闷
胡适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进入蒋政府做官，但对政治还是很关注的。除了直接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外，也积极的谈政治。特别是 1947年5月，胡适与崔书琴、张佛泉等人发起成立了“独立时论社”。
独立时论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对重要的时事问题，以独立与公正的立场，发表一点意见"。即约集一些学者名流定期撰写文章，分寄各地报馆，并指定日期一齐刊出。胡适本人除了积极写稿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人际关系邀集一些学者加入，如陶孟和、燕树棠、毛子水、姚从吾、汪敬煕、韩寿萱、朱光潜、邓嗣禹、王铁崖、陈振汉、楼邦彦、陈岱孙等。
1947年6月2日，一位名叫邓世华的北大一年级学生给胡适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他在信中问了七个问题，包括国家是否有救，国家前途是否无望，青年人的苦闷如何发泄等。胡适当晚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后来又在给邓世华回信的基础上写成胡适《青年人的苦闷》一文。
文章写道：“今年6月2日早晨，一个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悲观与烦闷之中，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我。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所以我在那个6月2日的半夜后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觉得这个青年学生诉说他的苦闷不仅是他一个人感受的苦闷，他要解答的问题也不仅是他一个人要问的问题。今日无数青年都感觉大同小异的苦痛与烦闷，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件绝不容讳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帮助青年人解答他们渴望解答的问题。
“这个北大一年级学生来信里有这一段话：‘生自小学毕业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作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同时内战更打的起劲。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以及内战的惨酷，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中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作第二次亡国奴！……我伤心，我悲哀，同时我绝望——在绝望的最后几分钟，问您几个问题。’
“他问了我七个问题，我现在挑出这三个：一、国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为何？二、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那里？请具体示知。三、青年人将苦闷死了，如何发泄？
“以上我摘抄这个青年朋友的话，以下是我答复他的话的大致，加上后来我自己修改引伸的话。这都是我心里要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我们事事不如人：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识水准不如人，社会政治组织不如人；所以我们经过了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继续生产，所以许多烟囱不冒烟了，机器上了锈，无数老百姓失业了！
“青年人的苦闷失望——其实岂但青年人苦闷失望吗？——最大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前几年太乐观了，大家都梦想“天亮”，都梦想一旦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有好日子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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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度的乐观是今日一切苦闷悲观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的心境里，当然不会想到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在胜利的初期，国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从一个垂亡的国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强国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里，更不肯去想想坐稳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难的事业。天下那有科学落后，工业生产落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事事落后的国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强国的福分！
“试看世界的几个先进国家，战胜之后，至今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免不了饥饿的恐慌。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前年11月我到英国，住在伦敦第一等旅馆里，整整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我到英国公教人员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却只用小木片向炉上点火供客。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旧的补钉的。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在第二次大战之中，英国人一面咬牙苦战，一面都明白战胜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英国必须降为二等大国，英国人民必须吃大苦痛。但英国人的知识水准高，大家绝不悲观，都能明白战后恢复工作的巨大与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
“我们中国今日无数人的苦闷悲观，都由于当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够。我们在今日必须深刻的了解：和平善后要比八年抗战困难的多多。大战时须要吃苦努力，胜利之后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成绩。
“国家当然有救，国家的前途当然不绝望。这一次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存的几个强国，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都绝对没有侵略我们的企图。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自己今后如何努力。
“正因为我们今日的种种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我们将来的恢复与兴盛决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 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现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
“今年4月16，美国南加罗林那州的州议会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典礼，悬挂本州最有名的公民巴鲁克 (Bernard M.Baruch)的画像在州议会的壁上，请巴鲁克先生自己来演说。巴鲁克先生今年七十七岁了，是个犹太种的美国大名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的国防顾问，是原料委员会的主任，后来专管战时工业原料。巴黎和会时，他是威尔逊的经济顾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战时动员总署的专家顾问，是罗斯福总统特派的人造橡皮研究委员会的主任。战争结束后，他是总统特任的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曾出大力有大功的一个公民。
“这一天，这位七十七岁的巴鲁克先生起来答谢他的故乡同胞对他的好意，他的演说辞是广播全国对全国人民说的。他的演说，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美国人民必须努力工作，必须为和平努力工作，必须比战时更努力工作。
“巴鲁克先生说：‘现在许多人说借款给人可以拯救世界，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觉。只有人们大家努力做工可以使世界复兴，如果我们美国愿意担负起保存文化的使命，我们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比我们四年苦战还更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准备出大汗，努力撙节，努力制造世界人类需要的东西，使人们有面包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教育，有精神上的享受，有娱乐。
“他说：‘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他又说：美国工人现在的工作时间太短了，不够应付世界的需要。他主张：如果不能回到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至少要大家同心做到每周四十四小时的工作；不罢工，不停顿，才可以做出震惊全世界的工作成绩来。
“巴鲁克先生最后说：‘我们必须认清：今天我们正在四面包围拢来的通货膨胀的危崖上，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工作。我们生产越多，生活费用就越减低；我们能购买的货物也就越加多，我们的剩余力量 （物质的，经济的，精神的，）也就越容易积聚。’
“我引巴鲁克先生的演说，要我们知道，美国在这极强盛 极光荣的时候，他们远见的领袖还这样力劝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我们中国青年不应该想想这句话吗？”
第602章 关于世界文化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
8月1日，胡适在北平中央电台发表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广播演说。胡适指出，几百年来，由于世界交通日益便利，世界文化逐渐趋向混同一致，在这个自然的趋势里，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
关于第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即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减除人生的痛苦，胡适在讲演中言道：“这个世界文化的最重要成分是三四百年的科学成绩。有些悲观的人，看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看了最近几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常常说，科学是杀人的利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他们听了两个原.子.弹毁灭了日本两个大都市，杀了几十万人，他们就想象将来的世界大战一定要把整个世界文明都毁灭完了，所以他们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持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他的最大努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科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务力量，譬如叫电气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几百年来的科学成绩，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做去的。无数聪明才智的人．抱着求真理的大决心；终身埋头在科学实验室里，一点一滴的研究，一步一步的进步，几百年继续不断的努力，发明了无数新事业、新理论、新定律，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个科学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的病痛减少了！人类的传染病在文明国家里差不多没有了，平均寿命延长了几十年，科学文明的结果应用到工业技术上造出了种种替代人工的机器，使人们可以减轻工作的劳力，增加工作的效能，使人们可以享受无数机械的奴隶服侍。总而言之，科学文明的结果使人类痛苦害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
“因为科学可以减除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所以现代世界文化的第一个理想目标是充分发展科学，充分利用科学，充分利用科学的成果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近世科学虽然是欧洲产生的，但在最近的三十年中，科学的领导地位，已经渐渐的从欧洲转到美国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世界公有的。只要有人努力，总可以有成绩，所以新起来的国家如日本，如苏俄，如印度：如中国，有一分的努力，总可以有一分科学成绩，我希望我们在世界文化上有这种成分。”
关于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即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程度，胡适在讲演中言道：“‘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历史其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就就是无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社会大多数的利益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
‘美国英国号称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都有级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前四年的英国所得税，，每年收入一万镑的人，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镑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税。同年美国所得税率．单身人（没有结婚的）．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万元的要抽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元，等于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以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方法。英国民族在各地建立的自治新国家，如澳洲．如纽西兰，近年来都是工党当国，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英国本身最近在工党执政之下，也是更明显的推行经济制度社会化。
“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十三年的「新法」政治之下，也推行了许多「社会化」的经济政策。至于北歇西欧的许多民主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都是很早就实行各种社会化的立法四家。
笔趣阁
这种很明显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我们中国本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面多多的努力，才可以在世界文化上占一个地位。
关于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即民主的政治制度，胡适在讲演中言道：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们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俄国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的经济利益，还不如民主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饮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结束一党专政，都是显明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胡适的讲演播出后，正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之藩，被这一演说深深吸引。那时候的陈之藩正感觉国家动荡飘零，前途渺茫，在听了这番演说后，陈之藩颇有感想，对演说中的“世界民主大趋势”也有许多疑问，便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万字的信。
而此时，胡适的这一演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抗议和批评。8月24日，胡适又写成《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立场：“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的，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胡适说这三点是自己“偏袒”世界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他相信这个潮流将来“一定获胜”，而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近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胡适坚认为：“我们必须选定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胡适告之陈之藩，这篇文章也是给他的回信。陈之藩仔细阅览了这篇文章，对于文中胡适先生表达的“基本立场”，十分信服。在接下里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之藩前前后后给胡适写了十三封长信，胡适也一一回信，两人在来信和回信之间，结成了忘年之交。
陈之藩(1925年—2012年)，字范生，河北霸县(今霸州)人，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后，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及中国台湾的成功大学，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电机系创系的系主任。陈之藩是一位科学家，但他散文家的名声，却并不比他作为科学家的地位差，他的散文作品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1948年，陈之藩毕业后在台湾制碱公司修理马达，同时受邀担任自然科学组的编审，亦和好友创办了杂志《学生》，翻译英国的诗歌（即后来出版的《蔚蓝的天》）。
那个时候，胡适正寓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后被解雇，通过写作和演说获得的收入有限，生活过的十分颓败困窘。1954年胡适回台湾后，与陈之藩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面，老友见面，胡适和陈之藩都很激动高兴。
在与胡适的谈话之间，陈之藩调侃自己连从台北到高雄的票都买不起，去美国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无心之言，却被胡适记在了心上。胡适回美国后，立马给陈之藩寄来了两千四百元的赴美留学保证金。收到支票后的陈之藩也没有让胡适失望，通过撰写物理教科书获得了一笔足够去美国留学的路费，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陈之藩在曼菲斯城任教，开始偿还胡适借给他的钱款。在1957年，胡适给陈之藩回信道：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第603章 终生的夙愿
1947年8月28日，胡适到南京。在南京期间，他曾在一次茶会上向蒋介石提出改善今后大学教育应该有十年计划的意见。
9月6日和9月7日，胡适分别对上海和北平的记者谈到此计划和教授面临温饱问题以及学.潮等问题。胡适强调，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胡适主张走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他说，国家经济力量不足，势难做到普遍提高教育经费。因此提议前五年预选五所大学，给予这些大学充分的经费，使其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大学。再过五年，再选择五所优秀国立大学，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
胡适说，根据调查，本年共录取自费、公费留学生2000余人，如果按照每人2000美元计算，一共要400万美元。如果用这笔钱作为五所大学的经费，可以使这五所大学得到完善而成名。胡适说，现在可以提供第一期经费支持的大学是：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这五所大学战前已经具备很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得到充分的经费支持，一定可以成为世界有名的高等学府。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视以后各大学自身的发展而定。这样经过五年、十年之后，中国可望有五所至十所设备完善、学术独立的真正大学。
关于学.潮，胡适认为学者应为己，先充实发展自己；为己有余，始可为人。学生贴标语，喊口号，罢几天课，不能解决问题。胡适再度提到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言：“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说，“现在一个教授薪水不如茶役，然而仍有人愿意继续执教，学生破衣破鞋不怕，国家之有救，就在此了”。
不久，胡适写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发表于当年9月28日的《中央日报》。
在中国建立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胡适终生的夙愿。这一点，从他1913年初写《非留学篇》，到他1947年9月在《中央日报》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不难看出。
《非留学篇》，顾名思义，就是批判中国留学政策的不当。胡适认为，留学只是“救急之图，而非久长之计”，“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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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如此前所说“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他说:“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
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很深切的感觉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
“我说的‘学术独立’，当然不是一班守旧的人们心里想的‘汉家自有学术，何必远法欧美’。我决不想中国今后的学术可以脱离现代世界的学术而自己寻出一条孤立的途径。我也决不主张十年之后就可以没有留学外国的中国学生了。
“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部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展的责任。
“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我们必须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基础，所以我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
“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这个分两期的方法有几种好处。第一，国家的人才与财力恐怕不够同时发展十个第一流的大学；第二，先用国家力量培植五个大学，可以鼓励其他大学努力向上，争取第二期五个大学的地位。
“我提议的十年计划，当然不是只顾到那五个十个大学，而不要那其余的大学和学院了。说的详细一点，我提议：一，政府应该下大决心，在十年之内，不再添设大学或独立学院。二，本年宪法生效之后，政府必须严格实行宪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教育文化科学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全国人民与人民团体，应该随时监督各级政府严格执行。三，政府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分两期施行。四，在第一个五年里，挑选五个大学，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们，特别发展他们的研究所，使他们能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在短期间内，发展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
“五，在第二个五年里，继续培植前期五个大学之外，再挑选五个大学，用同样的大力量培植他们，特别发展他们的研究所，使他们在短期内发展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六，在这十年里，对于其余的四十多个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政府应该充分增加他们的经费，扩充他们的设备，使他们有继续整顿发展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各地最好的大学。对于有成绩的私立大学和独立学院，政府也应该继续民国二十二年以来补助私立学校的政策，给他们适当的补充费，使他们能继续发展。七，在选择每一期的五个大学之中，私立的学校与国立的学校应该有同样被挑选的机会，选择的标准应该注重人才、设备、研究成绩。八，这个十年计划应该包括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革新，也应该包括“大学”的观念的根本改换。
“近年所争的几个学院以上才可称大学，简直是无谓之争。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从这个新的“大学”观念出发，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例如现行的学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学位的规定最足以阻障大学研究所的发展。这部分的法令公布了十六年，至今不能实行，政府应该早日接受去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建议，“博士候选人之大学或独立学院自行审查考试，审核考试合格者，由该校院授予博士学位。”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所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这是我的建议的大概。这里面我认为最要又最简单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的，是用国家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大学的计划。眼前的人才实在不够分配到一百多个大学与学院去。（照去年夏天的统计，全国有二十八个国立大学，十八个国立学院，二十个私立大学，十三个省立学院，二十一个私立学院，共计一百个。此外还有四十八个公私立专科学校。）试问中国第一流的物理学者，国内外合计，有多少人？中国专治西洋历史有成绩的，国内外合计，有多少人？这都是大学必不可少的学科，而人才稀少如此。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与工作人员，有了这五个十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十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着独立的地位……”
尽管现实情况很糟糕，但胡适还在雄心勃勃地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规划设计蓝图。
10月13日，胡适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文组审查会的召集。到17日，确定院士150个候选人名单。
10月18日，胡适在南京见到在英国参加完太平洋学会回来的蒋梦麟。胡适希望将北大校长之职“还给”蒋梦麟，这也是他此次南下的主要目的，但蒋梦麟不肯答应。
10月21日，胡适在考试院作《考试与教育》的演讲，先是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及其影响，最后指出当时社会对教育与考试不够重视，他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相差不多。我并不是拿钱做标准来较量，但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如何能使社会上的人士对考试及格的人起一种信仰呢?”
第604章 效法歌德
1947年10月30日，胡适出席北大工学院44年纪念会，并发表讲话。胡适谈到，好的，历史悠久的大学，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欧洲大学之所以能够具有悠久的历史，长久持续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主持财产的董事会，二是有终身任教职的教授会。此外，胡适还强调了美国大学校友会的作用，认为校友会在财产管理和人才选择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计划，就是物理系的发展和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
他曾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陈诚写信说：“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并训练青年学者，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胡适在信中列出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骏、袁家骝等九人名单，说他们是“极全国之选”，并且都已经答应到北大。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责。但此项研究与实验，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不能不请国家特别的补助。”
胡适也曾申请在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里下拨50万美元，用于购买研究中心设备。再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后，胡适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12月13日，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在南京召开，胡适赴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胡适的努力和争取，会议决定拿出25万美元，帮助不超过四个大学的某一个学科部门添置研究设备。会议议定的四所大学是：北大10万美元，专门用于物理系；中大、浙大、武大各5万美元。
收到10万美金后，胡适专款专用，把这笔钱全部用在原子能研究上。1948年汇给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两人，请他二人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后因国内形势变化太快，来不及购买，北平就改朝换代了。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此为后话。
为了更多的获得美援，有人又想起了抗战时期胡适的能量，蒋介石有意请胡适再度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在南京参加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期间，王世杰、陈光甫等老朋友也都劝说胡适再度赴美。胡适婉言拒绝，说自己老了，十年的差别，确实不比从前了。
12月17日，胡适给王世杰写信，申说了自己不能接受此任的理由：“第一，我受命办一个学校，不满一年半，未有成绩，就半途改辙，实在有点对不住自己，对不住国家……第二，我近年五十七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我曾细想，我的永远改业，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第三，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决心埋头治学，日夜不懈，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此时完全抛下，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中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是用其所短而弃其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
这一天恰好是北大49年校庆，也是胡适56周岁的生日，南京北大同学会在中央饭店庆祝北大校庆，并为胡适做寿。胡适发表了即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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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胡适很激动，当他在讲演中说道：“我当年只是个26岁的留学生，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聘我，我是不能到北大教书的。到北大之后，发现有很多北大学生读书很多，而且思想成熟，于是觉得非拼命用功不可。因此，是北大成全了我。”
说到这里，他禁不住声泪俱下。
12月19日，胡适回到北平。12月28日，为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胡适写成《追念熊秉三先生》一文。
谈及胡适和熊希龄的情谊，很自然会想起胡适的那首名为《希望》的诗。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一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1921年夏天，大学起风潮后，北京高校教职员请愿。那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心情不好，杜威先生去山西了，胡适正好有时间，陪蒋梦麟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里散心。
熊希龄夫妇在西山办了一个慈幼院，举行办院一周年纪念会时，请胡适去讲话。临别，他们送给胡适一盆兰花草。胡适非常喜欢，并小心地把它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可是这盆兰花草好像很认生，来到胡适家里有些水土不服，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小诗。
兰花草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开花，如今已快到秋季。但是，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诗人没有失望，而是期待明年开春可以得到一份惊喜，自己辛苦栽种的小苗可以茁壮成长。一次失望的等待，在胡适笔下却描绘出等待中期待美好的过程，虽然兰花没开，却等来了心花绽放的结果，诗人豁达的胸襟令人赞美。
胡适在《追念熊秉三先生》一文中，摘引自己参观熊希龄夫妇创办的香山慈幼院的两段日记，肯定了他们的办学成绩。胡适还回忆了与熊希龄交谈的往事，赞扬他是个有办事才干，同时又是个真爱国、真爱人的人。
12月30日，是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一些在北平的朋友赶来道贺，自然要热闹了一番。
1948年，新年刚过，胡适看到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消息，认为这对于推动民主制度是有利的，于是写信给李宗仁表示赞成和敬。胡适在信中引用了自己从前作的《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中有“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两句，胡适解释说：“第一虽然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
3月21日，胡适到上海，并于24日主持北平协和医学院董事会。
3月25日，胡适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3月27日，经过五次投票，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胡适当选为人文组院士。
29日，胡适出席国民大会。在大会期间，王世杰告诉胡适，蒋介石考虑到现行宪法之下总统受到很多束缚，因此想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自己做有真正实权的行政院长。胡适考虑再三，后来还是放弃了。
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后，4月1日，蒋介石约见胡适，希望胡适不必多虑，出来做总统候选人。
胡适被蒋介石的“诚恳”态度所感动，艰难地点了点头说：“请委员长决定吧”。
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在会上声明不参加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胡适闻听此言，虽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
4月4日的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最后，蒋介石的提议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反对，没有通过。
4月5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表示歉意，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4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饭，亲自向胡适道歉。胡适则很诚恳地回答，党内最高干部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象。
5月9日，胡适飞回北平，继续其耽搁了一段时间的《水经注》的研究。担任北大校长后，还身兼那么多职务，胡适很忙，但水经注》的研究一直在坚持。
因为此前，他曾经和朋友说，由于物价飞涨，他已沦为贫民。朋友们都知道胡适手很松，没有什么积蓄，远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担心胡适的生活，托人给胡适带来了200美元支票。胡适在5月24日的回信中谈到当时北大教授的困境，说北大的教授本月可得2000万元，只相当于黑市上12块美元！胡适安慰赵元任夫妇说，自己当校长，房子和汽车都是北大供着，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版税，自己又戒掉了纸烟，因此比一般的教授“阔”多了。总之，现在还饿不死，还能吃得饱。
胡适在信中还告诉赵元任夫妇，自己有时候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水经注》上。
胡适曾多次提及歌德遇到国家大患难，就潜心研究一种离时局最远的学问的故事，他的《水经注》研究显然在效法歌德。“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水经注》上”，足见时局已经糟到何种程度。
第605章 自由主义是什么
1948年8月12日，胡适的那篇如同散文诗一样，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很发人深省文章，《自由主义是什么》问世。
在笔者看来，看胡适的文章，再好的解读和注释也不如看原文。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原文：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
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
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自相矛盾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思想威权的束缚。
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但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恭，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西方同志齐名媲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
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的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地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地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作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我们曾建立了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
（1）代议制度，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 成文宪， 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九年）。（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ustralia最早采用的。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是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一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要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
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是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放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
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手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
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轻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
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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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第606章 努力支撑残局
1948年9月23日，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大会。因有事而先期到南京的胡适，参加了这次盛会。
10月初，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等几位知名学者去武大讲学。
第一天要作主讲的是胡适和李济，胡适不用说了，大名鼎鼎，名震中外。可是李济虽然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但当时武大没有设置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考古不了解，所以对李济就比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仰慕胡适的大名而来的。当胡适、李济两位大师同时出现在讲台时，就非常微妙了，如何安排两位亮相呢？真是考验周鲠生的智慧。
哪知，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中，环视全场听众之后，笑着说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客，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呀！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
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了前台，他说：“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学富五车哩！他非常谦虚，却要我来‘跳加官’（跳加官是指古时候演戏，名角出来之前，要有一个普通演员先演一段给名角预热）。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也是来听李济之先生讲座的。李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博古通今、造诣深厚，听他的讲座就是一种富有历史厚度的享受呀。”接着，胡适带头鼓掌，请李济演讲。
被名震天下的胡适如此推崇，人们当然不能不对李济肃然起敬，而李济却说：“二位校长都是大师，却让我先讲，那我就献丑了。”
李济讲演完后，胡适才开讲。那一天，台下的大学生们都听得非常安静，收获甚丰。
显然，周鲠生把两位学者的出场安排的进退得体，巧妙自然，真是煞费苦心，达到预期效果。而三位大家的谦逊、朴实的处事风格也因此而一展无余，着实令人钦佩！
其实，此前，李济和胡适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倒是此番来武大讲学增进了两个人相互间的了解。
据李济回忆说，在武大期间胡适和他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解一解乏？胡回说，太累了，自己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去擦，就免了这次吧。李济很有感触，说，他自己似乎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么周到。受到这个启发，李济以后也注意到自己动手擦净浴盆的事。
胡适还建议李济，演讲之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另外，还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李济后来觉得他的这个建议果然有理。
胡适还告诉李济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大概这也是李济一向不曾注意到的事。李济说，和胡适在一起，时时处处能体会到他对朋友、对别人的关心。
这一次，胡适在武汉大学住了三天，演讲十次，讲到最后喉咙都哑了。虽然很辛苦，但胡适自己却很高兴，也很满意。
尔后，胡适又先后到上海、杭州等地。在杭州时到浙江大学访问竺可桢校长，并在浙大演讲。
此次南行，胡适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在杭州讲《自由的来源》。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说到家是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一方面，他希望国民党能包容中共和其他反对党。另一方面希望中共放弃暴力，走议会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时，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文章、讲演、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颇费推敲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这一点，或许胡适比谁都清楚。但是，他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战乱对于国家和民众都是灾难和浩劫，即便是能够化解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也要全力以赴。
这次南行，胡适有意外收获，他在南京见到了六种《水经注》，在上海审定了合众图书馆所藏“重校本”确为全祖望的校本。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
胡适回北平不久，就为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职员罢工的事情奔波忙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胡适既要保护罢教罢课的师生，又要维持北大乃至整个北平教育界的大局，非常为难，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校长“实在不要再做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听取了美国大使馆的意见，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所谓临危受命，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缠磨了两天，胡适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只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辽沈战役之后，国共双方的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统区货物奇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各地学.潮不断，北平学生再度罢课，北大又有穷困学生排队请愿。在此艰难条件之下，胡适还是努力支撑着残局，积极筹备北大的50周年校庆。
据《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北大为纪念建校50周年准备举办的活动很多，包括各种展览、开放实验室、学术演讲、出版纪念论文集等。其中展览包括文科研究所展览、博物馆展览、敦煌展览、校史及已故教师遗著展览、图书展览、法科研究所展览、各院展览等。学术演讲主讲人有段学复、周培源、张青联、袁翰青、陈桢、裴文中、陈垣、陈寅恪、冯友兰、燕卜荪、钱端升、陈达等校内外著名学者。
在校史展览的第三部分，展出了一些与胡适有关的资料，包括胡适的日记、《尝试集》初稿、初期白话诗稿印本、钱玄同书“胡适之寿酒米粮库”、胡适自美国致北大同人信札、胡适近照等。图书展览一项，除了展出北大图书馆藏善本500种外，还举办有胡适收藏和借阅各地图书馆的《水经注》的各种版本40种，这些版本“实集《水经注》刻本钞本校本之大成，其中傅增湘先生藏宋本，北大图书馆与涵芬楼藏《永乐大典》本八册，与赵一清全祖望之稿本，最为稀世之珍”。而收藏在书房中的《水经注》版本占据了胡适的三个大书橱。
此外，北大学生自治会将组织球类比赛、棋类比赛、自行车比赛、拔河比赛、话剧演出、“话家常”晚会等。整个50周年的庆祝活动可谓丰富多彩。
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上亲自撰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文中言道：“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在这区区五十年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的大灾难，吃过了不少的苦头。”
胡适历数了北大经历的艰难困苦，特别回忆了蒋梦麟任校长期间，北大“国难六年中继续苦干”的往事。
胡适最后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地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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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离北平越来越近了。12月4日，北大行政领导宴请钱端升。胡适在席间说，北大办完50周年校庆之后，自己想到南京去做点有用的事情，不想再做校长了，也不做《哲学史》或《水经注》了。至于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可见此时的胡适情绪是很低落的。
当时北大还讨论过是否迁校的问题，胡适坚决反对迁校，说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是因为在北平，如果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胡适还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校长，如果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做北京大学校长吗?
然而，时局变化之快，让胡适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没想到自己作为北大校长，竟然来不及在北平庆祝北大50周年校庆和自己的58周岁生日，也没想到原计划16日下午五时通过北大工学院实验电台，发表《校庆前夕的感想》的演讲也来不及讲了。
第607章 寓居纽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同时也是胡适58岁的生日。前边说了，他对这个纪念日很重视，筹划了很久。但是，军事形势变化很快，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密云、怀柔、昌平等，包围了北平城。
此时中共方面，已经通过方方面面，放出话来，请胡适先生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或者当北平图书馆馆长。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离开了北大。
关于胡适离开北平，他自己记有日记。
1948年12月14日：“早晨还没有出门，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力劝我南行，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我说，并没有机来。十点到校，见雪屏电：“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毅生（郑天挺）与枚荪（周炳琳）均劝我走。我指天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我十二点到家，又得电报，机仍无消息。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后来我们（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因路阻，不能到机场。”
1948年12月15日：“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临行前胡适匆匆给汤用彤、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坚决不愿离开，要选择走另一条道路。胡适无奈，只能留他在北平，照看自己在东厂胡同一号住所和五大间书房的藏书，他自己带走的只有《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几部正在校勘的《水经注》。
12月17日，由汤用彤主持，在炮声隆隆中，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
这一天，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他在会上痛哭失声，没有多讲话，只说：“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
关于胡适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平，除了对中共不信任和理念不同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履行承诺。因为，194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决定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派陶希圣专程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做胡适的工作。胡适在拒绝的时候曾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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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以肯定，原因不止这些。因为，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就是“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叶翔之。
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百年冥诞”文集，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三十七年冬，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安然返京……”是什么特殊工作呢？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叶在大陆屡建奇功”对此有所交待：“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经办过好几件大案，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冒险深入城内，接出胡适、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
叶翔之是什么人？“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少将，身兼军统局‘渝（重庆）特区区长’，局（后改为保密局）本部第二处处长、全国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这之前叶曾于1947年9月参与侦破“北平共谍案”，亲手抓捕并诱降了王石坚，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大部分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重要情报系统即王石坚系统遭遇灭顶之灾，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这之后，叶又于1950年一手侦破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从各级干部到党员共1800余人，除极少数几个逃脱外，全部被捕”，工委书记、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蔡孝乾叛变，吴石、朱谌之等牺牲。
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胡适想不走恐怕很难。
如果胡适不走会怎么样？历史固然没有如果，而从他小儿子的不幸遭遇中也许能略知一二。像胡适这样的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人，在哪个年代，恐怕是不会跳忠字舞的，一些人能容得了他吗?
1948年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两人凄然相对，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方，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官邸吃晚餐。席间蒋介石问胡适今后有何打算，胡适说他现在能想到的，是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蒋介石看来已成竹在胸，极力劝说胡适再去美国，怕胡适有误解，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1月15日，胡适到上海。21日，胡适送江冬秀乘船去台湾。就在当天，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1月24日，胡适给吴忠信写信，辞去总统府资政之聘。胡适说，自己现在还是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还不能辞职。
1月25日，胡适乘车到上海，暂住霞飞路1946号，其间曾整理上海合众图书馆藏叶揆初藏三种《水经注》抄本。3月下旬，胡适曾到台湾，在中山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离开，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令人振奋。现在的胡适，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逃亡到异国他乡。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难缚鸡的书生，谋生乏术，一时找不到职业。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一个个沮丧潦倒的模样，在纽约街头则随处可见，这更让胡适沮丧。
在这里，胡适的那些国民党的朋友们，也一个个牢骚满腹，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适于是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他们租赁的公寓，虽然已经破旧，毕竟也能蔽风雨。雇不起帮佣，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胡适整理内务。夫人烧饭做菜，胡适便洗刷碗筷，……洗衣、收拾房间等，胡适也抢着去做。鼎鼎大名的胡适，平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生活是很清苦的，俗话说得好，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老了老了，胡适反而成了个很勤快的人。或许，正是这“老来穷”逼出来的啊! 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然而在国内
在生活费很高的纽约市，没有固定收入，难免吃山也空，更何况胡适只有一点有限的存款！胡适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也难免悲从中来，以致多次对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叹息。
纽约的寓公生活，不仅清苦，日常的安全也很难保障。
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胡适住的那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
一次胡适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却是临危不惧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
看来不管是哪里，都是做贼心虚。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
1950年5月，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也可以称做馆长）的职务，9月到职，合约两年。
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颇有声望。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藏书丰富。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总计约有近30万册。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只是，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究竟有何价值，完全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寓纽约赋闲，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读书人自然愿意与书打交道，胡适何乐而不为。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除胡适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胡适上任之后，便下功夫清点整理。
1952年2月，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展览历时两个月，颇为轰动。
而因为胡适和这个书展，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竟不胫而走，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关注。
第608章 胡适与唐德刚
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结束后不久，胡适与校方签订的两年合约期满，见校方无意再续签合约，胡适推荐童世纲接任了自己的职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这份收入不高的固定收入。
以后的日子，他在美国著名学府做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虽然很多，但因为没有可靠的收入，他在美国的经济情况也就更加拮据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和之前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胡适所以离开大陆到美国，和蒋介石的劝说不无关系。
前边提到过。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的话是：“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话是如此说，但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胡适到达美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交给了胡适一个特殊任务。
蒋在信中说：“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胡适也颇为尽力。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此一时而彼一时，一些过去支持蒋政府的人，见蒋政府如此不争气，不愿再为其出力。而此时，由于将政府名声不好，就是“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e 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
胡适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
胡适从来不是个让朋友为难的人，到处碰壁后，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
这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白皮书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外，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评。在谈到蒋介石集团一败再败时说，腐败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遭遇的危机无力应付，军队已经丧失斗志，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白皮书还说蒋介石是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
蒋介石早就得到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鲁门、艾奇逊不是东西。当时，蒋介石虽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在幕后操控一切。蒋介石气愤地对幕僚说：“美国政府口里总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援华时又小气得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的经援、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得这样惨。事情到了这一步，将责任全往我们身上推，太不道德！”
白皮书也使胡适更加失望和丧气，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直到12月8日，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又赴华盛顿，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上，演讲《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虽然没有什么影响，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
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结识了他的小朋友和关们弟子唐德刚。
唐德刚（1920—2009），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今属肥西县）山南馆唐家圩。唐德刚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和黄彰健等人同学；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曾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员；1944年，又应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李则刚之聘，到立煌做讲师，教授《西洋通史》。
1948年，唐德刚赴美留学，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随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取得美国国籍。留校执教长达15年，先后开设《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1962年初起，在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员，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达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之久。
唐德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
此时，唐德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去哥大图书馆时，因为唐是馆内胡适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唐常替他借书、查书。他去哥大图书馆时便总是找唐，于是他们便熟悉起来，并成为好朋友。
这一时期，美国的排外思想很重。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
哥大到处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的教研，胡适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但却因为不加入美国籍而被排除在外。
在国内时，胡适就特别喜欢同青年人交朋友，发掘他们，鼓励他们。胡适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嘻哈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蔡宝瑜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这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胡适对他们这个小文艺团体非常爱护和支持，花费很多时间，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一九五六年六月，他还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
胡适一直将唐德刚视为自己的学生，虽然唐德刚没有上过胡适的课，但唐德刚自认是胡适的弟子，对胡适这位老师极为尊敬。
但需要指出的是，唐德刚虽然尊敬胡适、在与胡适的交往过场中时时执弟子礼，但在学术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不因胡适是自己尊敬的老师就盲目地同意胡适的观点，而是敢于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挑战，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性。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写文章的八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但唐德刚先生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却颇有看法，1979年1月23日，他写了 《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置疑，并逐条进行批驳。
唐德刚是这样理解“老师”一词的意义的：“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我认为‘老师’一词的意义，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那就太混账了；相反，对老师的全面肯定，也是病态。
笔趣阁
唐德刚说，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不受惑的人。他还提到了胡适经常引用的“洞山和尚”的故事加以说明。
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有人问洞山和尚：“你赞成你的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 ”洞山和尚回答说：“半肯半不肯。 ”那个人又问：“为什么不全部肯定？ ”洞山和尚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如果全部肯定，就辜负了老师了。
唐德刚对胡适的态度，也是“半肯半不肯”，这种态度看似大逆不道，其实是对学术的一种尊重，也是为了不辜负胡适、不辜负文化，诚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对他们的老师不愿‘全肯’，不是不敬爱其老师，正是由于‘不辜负先师’才不愿‘全肯’。 ‘全肯’则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做个胡老师真正的学生，就要遵从师训，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 ”
唐德刚对胡适的这种批评精神，其实就是在践行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第609章 考据癖
唐德刚说：“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
听了这样的话，如果有谁说，唐德刚打心眼里看不起胡适，那他肯定是错了。其实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高。
1977年，唐德刚《胡适杂忆》中对胡适的评价是“当代的第一人”：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的第一人！”
１９８７年，唐德刚在《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中，称胡适是中国的“自由神像”：
“由于胡适的倡导，胡适的坚持，胡适的执拗，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一）言必有据的“科学”方法；（二）以“人权”以“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三）反对流血革命，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实验主义”；（四）以富强康乐的“美国模式”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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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他所谓胡适的四大信仰：科学，民主，实验主义，美国模式。再简单一点说，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说胡适划时代的基本思想，也是他为中国指明的方向，现代化的方向。他说五四所开创的时代可以说是“胡适时代”。他看到大陆思想解放，台湾解除戒严，所以说，“胡适时代”卷土重来了！
“１９９０年，唐德刚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又有了新的说法，说胡适是中国古往今来的百位文化伟人之一。
他说：“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他特别强调，中国因为没有上帝，所以“圣贤”的作用特别重要，他们的思想对民族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这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唐德刚看来，在这个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时代，最能继往开来的正是“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之，不是别人。
1950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
胡适得读以后，引发了“考据癖”，考来考去，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适作《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国》上。
胡适此文全文如下；
在民国卅八年五月里，香港的供馋挡报纸上，登出了一封所谓“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
在六月里，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也在香港传到各地。
这几个月以来，这封“公开信”时常被供馋挡人或他们的同路人引用。
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这一段：“你说‘决无字油’吗
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字油的生活着，青年们字油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字油的研究着。
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字油。
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字油了
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
我的答覆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试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里，有这些句子：“人民在字油的生活着”、“青年们字油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字油的研究着”，这封信，还有同类的句子：“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
又有：“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
陈垣先生决不会用这种“在生活着”、“在等待着”、“在迎接着”、“在摧毁着”的新语法，他更不会说“学生们都用行动告诉了我”一类外国化的语法。
陈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读过。
我身边还有他前年去年写给我的几封信。
我认识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断定他决不会说“用行动告诉了我”、“记忆清楚的告诉我”一类的新语法。
他也决不会说这样的句子：“你并且肯定了我们旧治学方法。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字油。”
陈垣先生若能这样运用“肯定”一类的新字典新结构，那么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学习“的神速了。
所以我说，从文字的方面来看，这封信的白话文是我的老友陈垣先生从来不会写的，完全是别人冒用他的姓名写的。
但是，从内容的方面看来，我不能不承认这封信里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据陈垣先生的一封信。
最明白的是这信的第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
这一段里面有这些真实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论学的长信，提到杨惺吾（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
（二）此信末的三十三个字，我没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错。
因此我猜想陈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写一封信给我，其中有这一段。
这封信是用古文写的，因为陈先生不会写白话文。
这封信到了北平供馋挡手里，供馋挡的文人就把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话，又把这信放大了许多可做宣传的材料，就成这封“公开信”了。
就拿这开篇第一段来看，这里面就露出改写的痕迹，就露出伪造的证据。
我写信给陈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写完已在半夜后了。
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点以后才飞离北平的。
十六日的报纸才登出我南飞的消息。
然而这封“公开信”开篇就说：“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写信总在信尾标明年月日；这封信也标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
陈垣先生当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决不会“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写这信的供馋挡文人当然不主意这些小问题，所以他随笔改写白话时，先说“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说，“当我接到这信时，看报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
作伪的人不知道，从十三夜看到报纸说我南行，中间已隔了三夜两天半。
所以我说，这封信开篇第一句就露出作伪的痕迹。
改写这封信的人当然是以为聪明的文人，熟悉供馋挡的思想路线。
可惜他太聪明了，太熟悉中供思想路线了，所以他把这封信改写得太过火了，就不像陈垣校长了
这信上说：“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这一段有两句话，很可能是这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口气。
但改造这信的文人借这机会宣传那“很多新书”，越说越过火了。
例如他说史诺的《西行漫记》，有这些妙语：“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会替史诺的书对我作这样过火的宣传罢
更有趣的是他特别提到《萧军批评》：“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
萧军是东北人，他回到东北，眼看见苏联军队的横行，眼看见东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写了一些婉转的公道话。
因此，他触怒了中供，于是挡中的文人群起攻击他，中供中央逼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萧军批评》是供馋挡实行杀鸡警告猴子的一本书。
陈垣先生何必要对胡适宣传这本小册子
他何必要对胡适诉说他的忏悔，他的“不断的改正”
叫七十多岁的有名学者陈垣公开的说，“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
这正是供馋挡自己供认在他们统治之下，决没有字油，决没有言论的字油，也没有不说话的字油。
所以我说，假造陈垣公开信的那位挡作家太聪明了，不免说得太过火了，无意之中把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写作一个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这信上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又说：“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
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
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
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
这更可怕了
在供馋挡的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三个月，七十岁的史学者陈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旧治学方法虽然是“科学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错误的”
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
所以我说，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供馋挡之下决没有学术思想的字油。
第610章 关于陈垣
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陈垣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商家庭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陈垣自幼嗜好读书，《书目问答》《四库全书总书目》两部目录学著作引领他走上学问之路。陈垣17岁时曾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却落选，21岁时获新会县试第一。 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陈垣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垣因进行反清斗争，被清政府抓捕，为躲避追捕，陈垣回到新会老家担任篁村小学教师。他到职后，承包了学校大部分课程，他不仅教学生国文、算学等基础课程，而且还教学生体操和唱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垣先后在振德中学和义育学堂教国文和历史课程。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垣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在办报和学习医学过程中，陈垣以笔作枪，写了大量时文。
民国元年（1912年），陈垣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议员是专职性质，他来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后，陈垣突然发现了太多有利的读书条件，不少年轻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书籍能随时看到，让他一下眼界大开，特别是民国四年（1915年）接触到从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后。作为年轻的参议员，陈垣精明能干、文才极好，得到了当时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赏识，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 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陈垣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陈垣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垣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从民国六年（1917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近三十年，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或总结性的工作。这些与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档案文献收藏息息相关，其中对《四库全书》、明清档案的利用，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著作的特色之一。
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为委员长，在李煜瀛的推荐下，陈垣任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分图书、文献两部，沈兼士、袁同礼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期间，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包括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及管理委员会等四个时期，陈垣在这一过程中勉力维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9月，陈垣受聘为公教大学副校长；之后，陈垣一直在北京辅仁大学教授学生国文、历史等课程，既使在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之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陈垣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执行挂旗、游行等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附属中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质问”。陈垣回答道：“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 坚决不挂旗，不游行，与日伪不屈抗争。
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
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大动乱，陈垣被软禁。1971年6月21日，陈垣饮恨以殁，享年92岁。
关于陈垣其人，笔者不想多做评价，在这里只想给读者推荐以下文字：
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
由于二陈一胡（陈垣、陈寅恪、胡适）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
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
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
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
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
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页）
3个月后，1949年4月29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画上了句号。
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
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
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
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
“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
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118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
当时陈垣69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
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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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
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
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年）
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
令人感慨的是40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3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陈寅恪虽然小陈垣10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
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第611章 1952年的台湾之行
在美国流亡的9年里，胡适曾经两次回到台湾。
第一次是1952年11月19日回台湾大学讲学，此行受到台当局的热烈欢迎与隆重接待。蒋经国代表其父“总统”蒋介石，以及教育界、学术界的人士约有一千余人到机场迎接，几十位摄影记者拥上前为胡适拍照，许许多多的人争着同他握手。
胡适感动地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
当晚蒋介石设宴款待胡适。12月22日上午又请胡适陪同在新竹检阅部队。
胡适与台湾有着特殊的情缘，可以说，他最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台湾度过的。
1893年4月8日，胡适与母亲冯顺弟、四叔介如、二哥嗣柜、三哥嗣栖和一个老妈子6人一起，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那时胡适才1岁零4个月。他们先到台南，在台南“道署”附近住了9个多月，也就是今天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永福国民学校内。
1894年1月20日，胡适与母亲一行6人又随父亲胡传从台南来到台东，这时，胡传也由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升任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一职。在台东，胡适共住了1年零18天。
在台南、台东近两年的时间，与父母团聚在一起，是胡适最难忘的时光。父亲公务闲暇之时，就会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楷书，然后教他们母子认字。
其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2月7日，胡适及母亲一行被迫离开台湾，这一天也是3岁1个月零21天的胡适所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1952年12月1日，胡适在台湾大学做关于“治学方法”的演讲。就是在这次讲演中，他提出了他那有名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虽然日程安排得很紧，但胡适还是挤出时间故地重游，他先赴台南，显然是想追忆自己婴幼儿时的记忆。
12月26日上午6时，胡适在老友杨亮功、教厅视察杨日旭陪同下由台北乘车来到台南，台南各界首长及各校学生400余人在车站欢迎。
9时30分，胡适在市长的陪同下，赴民族英雄郑成功祠献花。10时到永福国校参观其幼年住所。
在1953年1月30日台南出版的《台南文化》第二卷第四期上，有一篇题目为“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胡适之先生台南访旧追记”的文章，对胡适参观永福国校做了详细的记述。
“胡先生来了，汽车停处，胡先生下车，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永福国校的林校长扶着一位优雅的小女朋友向他献花，照相的人多半蹲着身子拍照，小朋友们鼓掌欢呼，其他的人则趋前欢迎……这场面很使胡先生感动，他频频向孩子们摆手，连声谢谢。今天真可说是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声音欢悦地响着，其实此时此地与孩子们的声音相呼应的胡先生，在六十年前在这同一地方也是个孩子，而且是更小的孩子，他那时是个孤独的盐务提调的少爷，是缺少同伴听不到这样欢悦的声音的……
“走过操场，胡先生被导引到一个朴陋的老楼房里去。这是前清台湾道署遗留至今未毁的一栋仅存的房子，它在这个学校里，本来因为位置最偏、光线最坏，所以一向就被当做仓库。……不管它是不是胡先生的旧居，总算是道署旧物，应该与他有关系。于是清理打扫，挂起‘胡适纪念馆’的招牌来……参观以后，就是照相的节目，接着又植树，种了一棵榕树。
“题字算是胡先生访问故居中最重要而严肃的节目了。纸笔墨早已准备好，胡先生走到幕内提起笔来，沾墨略加思索，便在纸上写‘维桑与梓’四个字。笔太粗了，当他沾墨再要写下去时，一点墨滴在‘维’字的左上角边了，湮了一块。他叫人拿来小刀，把湮了的那一截亲自割去(一位教师接去那割去的纸要揉时，旁边的几个人马上不约而同地出声禁止，那位教师也才觉得那一片纸的贵重，而收了起来，这真是他意外的收获)。他换了一支较小的笔重新题上“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八个两寸见方的字，站在他后面的他的一个朋友，看了连声赞美他典故用得确当。……胡先生写字时全收敛起笑容，左手还执着他刚才割纸的小刀，聚精会神地在题字。……他写完‘兄’字，不意又重复了一个‘兄’字，他的一个朋友叫他换纸，他说不必，略一停顿便把‘兄’字改成看不出别扭的‘弟’字了。写完了，永福国校的家长会长黄伯禄先生又拿来一张纸请题，这回他毫不思索，大大地题上“游子归来”四个大字。从这两幅字，我们可想像出此时胡先生怀念故居的恭敬。同时也可知道这桑梓旧地一定教他怀念他那为官干练正直的父亲，和那发长垂地既是慈母又兼严父的母亲。”
当时在胡适故居，有记者问胡适这房子是先生当年的故居否，胡适笑着说：“那时候太小，记不得了。”
10点45分，胡适离开永福国民学校，中午，台南市各界联合设宴欢迎胡适，宴会上，市长对胡适推崇备至，并称胡适为台南人，胡适也十分高兴地起立致谢，并愉快地接受市长称他为台南人。
第二天中午，也就是1952年12月27日中午，胡适赶到台东，重温他儿时的旧梦。1963年7月，台北建国出版社出版的姚汉秋的《采访十五年》一书，在《胡适与台东》一文中记述到：
“也许台东是胡氏少时的故居，因此他对台东的事务都很感兴趣。在各地欢宴席中，吴县长提起菜盘中的生鱼是台东的特产，他特别感到好奇，多吃它一二斤。也许重临台东，曾经激起他儿时的模糊记忆，所以当演讲完毕，当坐车缓缓驰行于人群当中，看见环绕汽车的儿童，倍觉亲热，不断抚摸这些孩童……
“ 胡氏滞留台东的时候，曾到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番社去凭吊他儿时故居。据调查，胡博士少时住所已变成小荒丘，附近已成河道，而他父亲当年的朋友已去世数月，使胡氏不能获悉当年状况而感到遗憾！因此胡先生只有和当地山胞合拍一照而已。但是值得留念的是胡父交卸知州时，曾把官服一袭送给名海丹的山胞，此袭官服已由台东文献会征求海丹的女儿同意，交给该会保存，胡氏并曾亲眼看到，此服现仍完整如新。”
台东县政府为了纪念胡适莅临，还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胡适父胡传字铁花)，胡适高兴之余，还为各界首长题字，甚至为伺候他的女佣及为他照相的师傅题字，这让他们个个喜出望外。临离开台东时，胡适又栽种了两棵树，捐出了7200元，作为奖励台东籍的大专学生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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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黄纯青最佩服胡适的学问、人品，他比胡适年长18岁。这一次胡适从美国来到台湾，他写了一篇2000字的文章，发表在11月29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题目为“台湾与胡适”。文章中，黄纯青带着骄傲的心情宣布：“台湾确是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台湾确是名闻天下的权威学者胡适之识字发祥地”。
胡适赴台南、台东故地访旧后，回到台北。
1953年1月6日，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演讲时，他大声称自己是“半个台湾人”，并且说：“黄(纯青)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的确，台南、台东给幼年的胡适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多年过去了，胡适回忆起来依然是清晰的，“我虽然小时候在台湾住过，可是并不会讲台湾话，现在还记得的，只晓得吃饭叫‘呷板’，吃粥叫‘呷米’。”当时，台湾岛内有许许多多随国民党败退来台的外省人，台湾人称这些人为“阿山”，而自称“阿海”，他们许多人认为胡适是台湾人是阿海。
除了蒋氏父子外，胡适这次回台湾还和其它政要与党国元老如陈诚、朱家骅、谷正纲、王宠惠、吴稚晖、于右任、程天放等有或多或少的接触。
胡适在台湾一共逗留了两个月。离开之前的晚上曾晋谒蒋介石，两人进行了范围广泛的长谈。谈话中，胡适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次谈话“对余个人颇有益也”，认为胡适的意见是“金石之言”，让他颇为感动，评价胡适是其“平生之诤友”。
第二天（1953年1月17日），胡适乘机赴日本东京转飞美国，他对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第612章 维持“法统”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此行受到了更加热烈的欢迎。原因在于，这一次不仅是胡适本人的因素，在台湾，胡适是特别受欢迎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一次他能从美国回来，专程参加“国民大会”，无论对于蒋政府，还是对于这次大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会议的筹备开始，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便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其实，不但外界，就连许多的代表，也疑惑重重。特别是一些爱惜羽毛的人，不愿因为参加这次会议而蒙羞。
因此，胡适这位自由民主的斗士，对会议的态度，做为“国大”代表，能不能参加会议，特别受到关注。
会议的合法性，虽经“大法官”解释，但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怎么能不受到蒋政府的欢迎呢？而且，不仅如此，胡适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
他说：“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副总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正因为我们是行宪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所以可以选举两次总统副总统。假如每届国民大会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计算的，那么就是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好像还是应该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民国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会的。国大代表的任期从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始，扣足计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满，而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国民大会公告当选，至五月廿日才就职的。依据宪法第廿九条，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召开。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六年任期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日’或‘任满前60日’，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六年任期之内，所以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宪法的根据的。”
首届国大原定于1936年召开，任务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的日期。代表总额一千二百名。选举办法规定：凡年满20岁之国民有选举权，年满25岁之选区内居民有被选举权。除上述一千二百人之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还可直接指定代表二百四十名。1936年内，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宪法草案、国大组织法及国大代表选举法，并进行了代表选举（有部分省区未完成）。但因抗战爆发，原定当年召开的国大不得不延期。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当年召开制宪国大。鉴于自1913年以来情况的变化，为确保国大的公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国大代表应进行适当调整。经各方协商，决定原选举的一千二百名代表继续有效，取消当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台湾、东北收复区代表一百五十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总计二千零五十名。各党派代表经分配后，由各党派自行提出，计国民党二百二十名，共产党一百九十名，民盟一百二十名，中国青年党一百名，社会贤达七十名。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时期结束、宪草修正完成后，始能召开。
同年10月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双方就改组国民政府後之中共代表名额问题和东北问题僵持不下，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训政，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此举立即招致中共反对。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中共及民盟的反对和拒绝参加。，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会议”。 出席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大多数是1936年前选举的旧代表。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故此次大会又称“制宪国大”。
12月15日，经大会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并于1947年元月公布， 同年12月25日生效实行。现行台湾当局所谓的“宪法”，主要指这部宪法。这部“宪法”共分：“总纲”、“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国民大会”、“总统”、“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决议”、“基本国策”、“宪法之实行与修改”等14章，175条。
这部“宪法”的主要内容，如以“三民主义”为最高的基本“国策”，以五院制的分工和它们这间的相互制衡的基本体系，以及所规定的人民权利的内容等，都可明显看出它基本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为摹本，结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制定出来的。 如“总纲”关于 “国体”中提到的“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享、民治之共和国”的所谓“民治”、“民享”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口号；而“五权”之分工，实际上是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结合中国古代监察御史和科举考试制，把监察和考试权独立出来，以收制衡之效，并防止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舞弊。
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其中心议题是选举国民政府的总统和副总统。
蒋介石在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表示不竞选总统，而愿意担任掌握实权的任何职责。实际上蒋介石的用意是嫌该宪法实行的内阁制导致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因此4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经过这番安排，蒋介石表示接受全会决定。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在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过四次选举，李宗仁才当选。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就任国民政府总统和副总统
由于历史的原因， 国民党盘踞台湾后， 蒋氏父子执行“反.共复国”的方针，其政治体制基本上沿用孙中山的“五权体制” 以及1946年12月 “国民大会” 通过的 “中华民国宪法”。
饭团探书
“中华民国宪法”的前身是《五五宪草》。根据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一个国家由乱到治，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北伐战争的结束是军政时期的结束，训政时期的开始。但何时结束“训政”，开始“宪政”， 国民党一拖再拖。 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孙科等提议依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应从速起草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要“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1933年1月，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对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25条原则经过研究，反复修改7次， 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这份宪草，所以又称《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分为 “总纲”、 “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 “中央政府”、 “地方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宪法这实施和修改”共8章。 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实施“权能分治”原则，即“政府有能、人民有权”的原则。第二，实行“五院制”，以国民大会执掌中央政权，以“总统”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五际执掌政权。行政院对“总统”负责，“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
既然要依法办事，至少在表面上要说得过去。比如，曹锟贿选成为千古笑谈，但正如有人所说，曹锟所以贿选，至少说明那张选票值点钱。
只要对“国大”的历史有一点了解，都应该看出，胡适给出的会议合法的理由是很牵强的。胡适是按照1948年的“行宪国会” 计算代表任期的，为什么要按照“行宪国会”，而不是按照1946年“立宪国会” 计算代表任期呢？
很多的时候，有些话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有说服力，不光是要看话本身，还要看这话是谁说的。因为提出法理根据的是胡适，这就不一样了。
胡适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大代表们听了觉得比“大法官”的解释更加有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甚至老泪纵横，钦佩不已。有人事后还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一首云：“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
第613章 虚位以待
在1954年2月19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胡适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又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作为大会临时主.席，胡适可谓是众望所归，他致开幕词这开场的几句话，便获得了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对中国国民党推定蒋介石、陈诚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十二万分的赞成”，“理由是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而陈诚（时任行政院长）“是蒋总统最适当最理想的助手”。
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会议开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如愿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颁发给蒋介石。
3月22日，胡适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蒋总统的当选连任，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可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蒋介石于7月16日聘请胡适担任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是个很显赫的职位，而主任委员是由“副总统”陈诚兼任。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胡适发表了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的演说，攻击中共政权，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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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胡适已经是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国民党的一边。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蜜月期。
此时的胡适，也越来越想离开美国回台湾，他的想法是：在台北南港借一块地，他自己出钱盖一所小房子。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图书，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国思想史》、《中国白话文学史》。
此事传到蒋介石耳中，他早就想让胡适回到台湾，蒋对外表示，非常欢迎胡适回台湾定居，他愿意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所得，给胡适在南港盖一所房子，用不着胡适自己出钱。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以“总统”身分发布明令：“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呈请辞职，应予照准。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此令。”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简称“中研院”，是中华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最高机关，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中研院院长一职出缺。为使中研院的工作不致因蔡元培去世而瘫痪，继任院长人选很快便被提上议事日程。中研院院长虽然是个没什么油水可捞的职位，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学界领袖，为天下儒林众望所归。所谓名声显赫，在读书人中还是很有分量的。当时有意于这个位置的大有人在，一场院长位置的争夺，随即在大后方拉开了序幕。
中研院此时还未实行院士制度。当年，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提议下，在中研院设立了一个评议会。这个评议会除负责联系国内外各研究机关、决定院内的一切大事外，还有推举院长候选人的权力。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以中研院各研究所所长及主要研究员、部分科教界杰出人士为评议员。设秘书一人，负责日常事务。这个评议会其实就是后来院士制度的雏形。
按照章程规定，中研院院长实行提名制，即由评议会评议员通过投票方式，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中央政府，由国民政府在三人中指定一人任中研院院长。
蔡元培先生葬礼结束后，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经过商议，通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中研院院长人选。当时，身为评议员的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等人大部分都在西南大后方，他们接到通知后便先后来到了山城重庆。
因为蔡元培担任院长之前是北大的校长，加之北大在学界的地位，似乎这个院长和北大有很深的渊源。于是有人提议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继任院长，但不少评议员对此不置可否。更多的人则属意于著名学者、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认为院长一职非胡适莫属。
史学大家陈寅恪就是挺胡者之一。他公开宣称，此番来重庆，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蒋介石当时则有意于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顾孟余，他曾授意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致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一函，内有“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之语，但后因遭到诸多学人的抵制而作罢。
而当时重庆的政界、学界要人中，最热衷于此事的莫过于翁文灏、任鸿隽、朱家骅和王世杰四人了。他们暗中较劲，使出浑身解数，都想坐上中国学林掌门人这把交椅。
翁文灏是浙江宁波人，中国地质学代表人物，早年留学欧洲，获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地质研究所服务，并任教于北大、清华，当时的中国地质工作者多出其门下。翁文灏一直在学术界服务，抗战前后进入政府工作，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中研院评议会秘书。
任鸿隽出生于四川垫江，早年曾在日本求学，后留学美国，获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任鸿隽曾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任首任社长，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时任中研院总干事、化学所所长。
朱家骅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中研院前总干事，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是蒋介石的心腹和炙手可热的政坛明星。
王世杰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从他们的简历中可以看出，这几位中研院院长的角逐者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毫无疑问，这几人也都是热门人选。
1940年3月23日，中研院评议会开幕，对院长人选进行无记名投票。会议主.席由王世杰担任。为避嫌考虑，他放弃了投票权利。最终投票结果是翁文灏24票，朱家骅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4票，任鸿隽4票。
按照章程规定，得票最多之三人上报国民政府，由政府圈定院长人选。于是评议会将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三人呈报国民政府定夺。
胡适在当时学界具有很高的威望，是蔡元培先生最理想的继承人，但他所担任的驻美大使也是个重要职务，承担着联系海外、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要使命。也就是说，胡适的二十票反映的并非是真实情况，因为一些支持胡适当院长的人，也不愿意他此时回国。
正如胡适的好友、中研院评议员陈西滢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说：“我认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最适合的人选当然是你，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我与一部分朋友至今仍认为你是蔡先生唯一的继承人，但又不愿意你在此时离开美国，所以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哪一样。”
前边提到过，正在驻美国大使任上的胡适，曾因此事引起很大一场误解，后来蒋介石亲自打电报澄清。
胡适既已排除在外，那么只需在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之间选择即可。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蒋介石却迟迟未能做出选择，直到9月18日，才最终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
朱家骅本是评议会推选的三名正式院长候选人之一，最后却戴上了个“代理院长”的帽子，心中自然不快，但又不好发作。至于蒋介石为何如此，众说纷纭。有人猜测可能蒋心中最理想的人选就是胡适，之所以让朱家骅暂代，就是欲虚位以待——十几年后的1958年，胡适果然从朱家骅手中接任中研院院长。也许，这才是当年那场院长争夺战的收场。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任命，胡适开始是坚辞不就。但是到了12月份，病中的胡适毅然接受了此任命，胡适的遽然转身，令人耐人寻味。从胡适先生秘书胡颂平先生主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记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可以窥见，与竞选中研院院长的张其昀有关。
第614章 转折点
张其昀（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
张其昀在台湾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著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
作为学者，张其昀还是有真才实学的。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国际权威的《科学》杂志对他在自然地理学上的成就也有好评。在方志学方面，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国民党何去何从让蒋介石彻夜不眠。直到有一天，张其昀向他说了一句话：“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蒋介石心头一震，马上请他进密室详谈。张其昀认为：以长江天险分割天下，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主张，势如破竹的共产党绝不会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唯有台湾才可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庇护之所。
1955年7月27日，时任《自由中国》编辑的雷震给胡适信中说了一件小事：当时蒋经国大公子蒋孝文高中毕业分数为161分，而当时高中毕业奖学金标准是210分，蒋公子显然是不及格的。但是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却希望通过。此事在教育部讨论许久，有人说总统孙子要出国，办法甚多，不必走考试这一条路。考试不能玩假的。但是张其昀在7月9日下午5点多，还是将蒋孝文的名字列在考取名单之内。
身为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利用违规的奖学金讨好蒋经国，若担任中研院院长也势必会讨好逢迎蒋氏父子。而此时已经暗中拉票争取中研院院长的张其昀已经拉拢了梅贻琦等一派重要知识分子，胡适对张其昀的拉票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张其昀身为教育部长居然违规考试制度却耿耿于怀。
1957年12月15日，胡适在给老友赵元任的信中披露了他的心声，中研院是先贤蔡元培和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立的一个成果，向来奉行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不受政治干扰，为捍卫学术尊严和自由精神，胡适最终决定出任中研院院长。
1958年4月2日胡适从纽约启程，4月8日抵台北，“副总统”陈诚率高级官员以及文化教育界人士约500多人到机场迎接。4月9日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以茶点款待胡适。
1958年4月10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馆楼上群贤毕至、大师云集，新任院长在此举行就职典礼仪式，胡适正式接受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职务。
他在典礼上讲话说：“我已经六十七岁了，照西洋的看法已过了六十六岁。学术界有个普遍的规矩，年满六十五岁的学者退休之后，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让生力军补上。我已过了退休年龄一年有半，应该退休，享我退休的权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写文章。但在这个时候，国家艰难，而时代已进入原子能科学时代，国家需要科学，国家需要学术基础，而我们应为国家努力建立学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何况我们对中央研究院三十年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各研究所所长，各位研究员同人同我一致向这个目标前进。”
随后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蒋介石“总统”与陈诚“副总统”到会祝贺。
胡适以“中央研究院”新院长身份宣布院士会议召开，首先邀请蒋介石致辞。蒋介石事先并没有准备讲稿，所以是即兴讲话。
蒋介石在致辞中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讲完这些后，蒋介石接着对“中央研究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蒋介石讲完话后，胡适站起来答话。他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话让大家瞠目结舌、脸色都凝住了，会场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紧张。
这时只见胡适温文尔雅地说道：“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对于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提出的任务，胡适同样表示不认可。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言下之意就是，要怎样走“学术的路”，这是学术界自己的事，与政治领域最高领导者无关。
蒋介石听完胡适这番讲话后，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当场便要走，幸亏坐在他旁边的陈诚反应及时，赶快将其拉住坐下，这样蒋介石才硬着头皮勉强参加完会议。
要知道，蒋介石当时在台湾正处于威权时期，一言九鼎，别说是当面顶撞，就是提一点温和的小建议动辄也会“龙颜大怒”。可是胡适为了学术的自由与独立却偏偏与他公开交锋、叫板，这实在让他在众人面前大失颜面。蒋介石认为胡适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当众“纠正”自己，是在向自己的权威挑战，是对自己的一种公开、公然蔑视。蒋介石将这件事引为是奇耻大辱，以至于夜不成寐。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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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里所说的“鲍尔廷”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蒋这里的“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是怎么回事呢？
1926年11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
蒋介石于1927年1 月12日下午为协调此事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
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场“鸿门宴”。
宴会之后，蒋介石记道：“晚， 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蒋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侮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而把他和胡适的这次纠葛，竟和差点引发他自杀的受鲍罗廷之辱相提并论，可见在蒋那里，问题有多严重。从事发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也足见此事对蒋介石刺激之深。碍于各种原因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没有对胡适进行明显的报复，但是在内心深处无疑是将胡适“打入另册”。此后，在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长达三年多的任期内蒋介石再未来过南港。
胡适肯定想不到他的几句话会惹这么大的祸事。他只是挺身而出维护学术研究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他只是履行自己做诤臣的承诺。但是，或许胡适不知道，想做“诤臣”光靠“臣”是不行的，还需要“君”的纳谏如流和胸怀若谷。
无论如何，此事成为了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转折点。
第615章 胡适晚年
台湾当局为胡适在“中研院”所在地，台北南港建造了房子。所需费用除蒋介石一本书的稿酬外，“中研院”报请“行政院”批准，由“中研院”追加预算20万元。该建筑系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50坪，有书房一间、客厅连餐厅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此外还有厨房、配餐室及佣人的小房间。总的面积并不大，但环境很幽静，适宜胡适读书做学问。
结束了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回到了祖国，有显赫的职位，有很不错的收入，胡适应该可以安享晚年了吧！
在不知内情者看来，这个时候的胡适可谓是顺风顺水。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这年7月，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回到台湾，家人团聚。
但是，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走的却是举步维艰。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所谓恶性循环。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也并不乐观，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他的朋友也劝他，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虽然总是把忙挂在嘴上，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是经济条件不允许。
胡适本没什么积蓄，但又出手大方。
夫人江冬秀说：“适之资助穷书生，开支票像百万富翁一样，‘装’得像个慈善家，待我却如‘穷措大’。”她这里的所谓“穷措大”，指的是既贫寒又酸气的书生。
说到胡适的晚年的经济状况，人们常说的话是“人怕老来穷”，由此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
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适与国运》。胡适回到台湾不久，即有人送给他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
《胡适与国运》共收五篇文章。其一《胡适的领袖欲》，作者署名诸心。其二《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作者署名李博爱。其三《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作者署名王爱维。其四《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作者署名朱光汉。其五是对胡适的《吴虞文录序》的批评。
该书借“学术研究”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说什么“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攻击胡适当年倡导打倒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得国民党丢失了大陆。甚至建议把胡适“空投”到大陆，去“祸害”大陆人民。
因为是地下出版物，据中央社1958年4月6日专电：“台湾省警务处今日采取行动，开始彻查一本攻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的匿名刊物真相。警务处现已通令全省各警察机关及刑警总队，对该项书名《胡适与国运》的刊物的出版处所，印刷厂家及出版时地，发行人等，迅速彻底查明。”
隔日续电：已由警方查明，作者系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江苏宜兴人，现年七十一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燊（广东阳江人，现年五十一岁，德国汉堡大学医科毕业）。
这种类似于街头骂街的东西，根本不值一驳，但是却很恶心人。而诡异的是，台湾当局明令查禁小册子，而小册子却大量公开出售。
1959至1960年间，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对此，笔者在后文中将详加讲诉）
最让胡适烦心的事，是他卷入了“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创刊于台北。胡适在从中国大陆逃往美国的途中，应志同道合者的要求写了一篇发刊词，题为《〈自由中国〉的宗旨》。初期曾一度担任《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
《自由中国》杂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反映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愿，表达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鼓吹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纲领。而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灵魂与领袖，所以由他来阐明刊物宗旨和做发行人，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后胡适主动辞去《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这一职务改由他的好友雷震担任。
这一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共立场是十分明确的。这些人又十分崇拜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反.共”事业在中国大陆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未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雷震就对时政多有批评，他主张国民党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实行党政分开和军队国家化，开放言禁。这样就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1960年9月，蒋介石趁胡适赴美期间。亲自布置了抓捕《自由中国》总编雷震。
雷震（1897年6月25日—1979年3月7日），男，汉族，字儆寰，出生于浙江长兴，祖籍河南省罗山县周党镇雷畈村，中华民国时期政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1916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6年回到中国，曾任中学校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为王世杰之部属，1932年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1934年7月起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
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为参议会议长，雷震为议事组主任。
1940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出任秘书长。
1946年1月，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意见，迎接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团来南京，争取国共及其它党派相互合作。 [
1946年11月，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
1947年4月，在张群组阁的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
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会，商议办份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以挽救人心”。刊物名字系胡适所取为《自由中国》。并曾赴溪口向蒋介石报告，取得其赞同。
1949年10月22日，自大陆抵达台湾第二天，雷震便全身心投入《自由中国》创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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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0日，该刊的创刊号在台北正式出版。在美国的胡适虽为发行人实为挂名，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第一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聂华苓为行政编辑，发行部经理为马之骕。
1956年10月31日的第十五卷第九期《自由中国》杂志，封面上用红色套印了“恭祝总统七秩华诞”的大字，内容却是“绵里藏刀”——由胡适、王世杰、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撰写的16篇文章，主题均是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这份“祝寿专号”在台湾岛内轰动一时，先后增印了13次，印数达数十万册，被后世称为“雷震10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此后数年，《自由中国》不断发表有关“保障人权”、“成立反对党”等议题的政论，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先是撤去雷震“国策顾问”的官职，后又开除其“党籍”，最终在1960年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其监禁10年。
胡适与雷震正式结交于1937年。那时，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雷震代表教育部同时参加庐山谈话会。在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上，两个人大相径庭，当时雷震主张“对日抗战”，胡适则主张“忍辱负重”，初次对话曾不欢而散。因当时胡适住在教育部宿舍，得以朝夕相处，终成莫逆。雷震意见较激进，胡适则比较缓和，终其一生，雷震都很尊崇胡适。
雷震一案不能不牵涉到胡适。蒋介石重判雷震，也许含有“杀鸡给猴看”的意味在内。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 他曾通过多种途径，为雷震鸣冤叫屈，也曾多方进行营救，但终无结果。
10月7日晚（美国时间）雷案宣判之后，美国各报8日早晨迅速刊登报道，胡适接连两天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也不敢去。10日那一天他是躲在乡下朋友家里度过的。
第616章 商山四皓
胡适于1960年10月23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他气愤的对记者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说到这里，一向平和的胡适，使劲拍了一下桌子。
11月18日上午11点半，胡适在张群的陪同下拜谒蒋介石。因为雷震的案子，这一次的气氛显然不同于以往。应该是被关照过了，这次与蒋见面不谈雷震的案子，胡适也肯定是答应过了。可不提雷震的案子，胡适对别的话题都没有兴致。他在扼要汇报了“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况后，看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便对蒋介石说不知道总统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
蒋介石说：“请你谈谈政治形势罢。”
胡适问：“国内的？还是世界的？”
蒋介石说：“整个世界的。”
胡适只好讲了讲联合国大会和美国大选。
“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
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到底还是将他胸中憋闷已久的话倒了出来，告诉蒋介石说当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置有欠明智，已经在台湾岛内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仍是戒严区……这样严重的不利后果当局恐怕还没有“深知”。
蒋介石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
涉及到通共，胡适虽然知道这是欲加之罪，但他却无从为雷震辩白。
胡适只能申明：“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怪笑了下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
“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胡适诚惶诚恐，只得当面重申1949年他刚到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对蒋介石郑重表示：“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
这些话让蒋介石很受用，气氛终于有了缓和。胡适借机又向蒋介石进言：“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总统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蒋介石未做回答，也未置可否。
时间已经很晚了，胡适起身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两人才握手相别。尽管发生了雷震一案，但胡适并不愿和蒋介石公开决裂，仍打算与之“相忍为国”。
蒋政府这一次对雷震的下黑手，除了《自由中国》杂志外，还应该与雷震组建新党有关。
胡适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
胡适在宴会上演说时，曾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他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
他说：“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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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组建新党的三个骨干分子：《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
由于雷震案，不但《自由中国》很快停刊，雷震欲组建的新党也胎死腹中。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雷震案对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明知雷震是受自己的连累，明知雷震案是杀鸡给自己这个猴看，胡适却有苦而说不出来。想到雷震案就陷于深深地内疚而寝食难安，这已经让这个多病的人难以承受了，还要承受来自同仁的责备。很多同情雷震的人，都寄希望于胡适，或许他们过高估计胡适大能量了。不管胡适的名气有多大，在权力面前也只是“手无缚鸡之力”。
上一章谈到，1959至1960年间，胡适曾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取而代之的舆论。
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学之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而隐居于商山。
刘邦登基后，久闻四皓的大名，曾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
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刘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
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
张良很为难，言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
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
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商山四皓”的老人请来了。
在一次宴会中，太子侍奉在侧，四个老人跟随在后。刘邦突然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都已八十开外，胡须雪白，非常惊讶，问起他们的来历，四人道出自己的姓名。
刘邦听了大吃一惊：“多年来我一再寻访诸位高人，你们都避而不见，现在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
四个老人回答：“陛下一向轻慢高士，臣等不愿自取其辱。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恭敬爱士，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期待为太子效死，所以臣等自愿前来。”
刘邦说：“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于是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
说胡适等人是商山四皓，也就是说他们是蒋经国的羽翼，是要辅佐所谓“太子”上位。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
胡适也确实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
但是，想蒋介石这样的权力欲极强之人，怎么能退位呢！胡适的反对，简直是挖他的祖坟，这也使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第617章 胡适与蒋介石
作为中国近代两个著名且具代表性的人物，蒋介石与胡适的“君臣”关系,很多年里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而以往学术界对两个人关系的研究，大多依据胡适方面的资料，认为尽管他们有观念上的冲突，但胡对蒋始终尊重与支持，蒋也对胡十分的礼遇。然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陆续公开蒋介石的日记，却展示了另外的一面：即蒋1950年代起在日记中对胡适深恶痛绝，私下里大加痛骂，用词也极重。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两个人的关系。
谈及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一般都开始于1927年。那时胡适认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见识与人格”，和他们一样，基本上是支持蒋介石的，甚至认为蒋介石的奋斗目标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相同的。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中，胡适与蒋介石一样主张妥协、退让，幻想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国际联盟的支持，解决中日双方的矛盾。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
1937年，胡适被聘为“国防参政会”的参议员，并接受蒋介石的委派，赴英、美从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开始决心变妥协为抵抗。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开始为蒋介石当“过河卒子”：胡适不仅抛弃了“不谈政治”的承诺，还抛弃了“不入政界”的承诺。
1937年7月，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正式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尽心尽力，也争取到了但美国的一些支持，但蒋介石不满足，对胡适也不是很不满意，1942年免去了胡适的大使之职。胡适无官一身轻，直接留在美国讲学、演讲、做学术研究，算是离开了政坛。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又宣布胡适为国民大会代表。
1946年6月，盛情难却之下，胡适从美国返回。
1946年到1949年，胡适是坚决拥护蒋介石的，这是两人关系的蜜月期。
首先是1948年初，蒋介石甚至推荐胡适出任总统候选人。
胡适也力挺蒋介石：“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
1949年到1958年，国民党败退时，胡适带着蒋介石给的任务去了美国。在胡适经济困难时，每年都给胡适一笔钱。
1952年底，胡适应大学之邀，赴台湾讲学。蒋介石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又是接见邀宴，又是请其共同阅兵。胡适是很感动的。
此间，胡适在和蒋介石的接触中，婉转批评蒋介石权力过大、无言论自由，并劝蒋介石要向美国等民主国家学习。
胡适是真心为蒋介石好，所谓忠言逆耳，对胡适所说，蒋介石不但听不进去，且深受刺激，以致失眠。他在日记中记道：“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2日）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但这个时候，蒋对胡虽有诸多不满，但尚未开骂。
1954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届满，胡适专程回来，毫无保留的支持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却将远在美国的胡适列为防范对象，因为有人要推胡适做“副总统”候选人，这显然不在蒋的计划之内。
蒋在1954年1月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蒋介石日记，1954年1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蔡斯（W illiam s C 。Chase），美军少将，时任美国驻台湾军事技术援助团团长。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党魁，1949年后移驻香港，对台湾时政常有批评。好在胡适事先事后都表示坚定地支持蒋介石，此事并未酿成两人芥蒂与冲突。
前边提到了，1958年，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那一次，两个人的碰撞。在胡适那一边，肯定没什么，但在蒋介石那里，则成为了两个人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因为，从那一次后，蒋在日记中就再没说过胡适好话，只有恶语相向。
比如，在中科院那次会议两天后，蒋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体院士，因对胡适已经反感在先，他怎么看胡都不顺眼了：“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2日）。
蒋介石个性多疑、敏感而又固执，自尊心极强，论人注重细节，他对下属的恶感一旦产生，很难改变。蒋介石欢迎胡适回台，其意一是将老虎收笼，免得其在美国乱发言，不便控制。二是装潢门面。不料胡返台后，却非常“不识相”，这使蒋如芒刺在背。4月底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将胡专列一条：“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自这次对胡适产生恶感后，直到胡适过世，他三年多的日记中，提到胡适均是攻击与谩骂之词。
例如：“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民主社会党主.席———引者）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蒋经国——— 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1959年年底，便有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案，为蒋连任三任造舆论。胡适对此很是反对，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说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在这里，胡适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提醒蒋介石引以为戒，不要重蹈罗斯福的覆辙。
到了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导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在报上公布了，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
曾经有人问胡适，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
胡适回答道：“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未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邱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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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几天，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但还是去“国民大会”参加选举。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总统”。这一次，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当选证书”。
第618章 我的朋友胡适之
为阻止蒋介石三连任，胡适曾打算就“总统连任”这一话题跟蒋介石私下里好好谈一谈。但蒋介石早已知道他的目的，选择了避而不见。1959年1月15日，胡适通过张群向蒋介石转达了自己的意见，语重心长地劝告说：在这“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希望蒋总统“为国家的长久打算”，“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并明确指出，“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做第三任‘总统’”。
对于自己的行为，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此后不久，胡适又通过陈诚、黄少谷等人来劝说蒋介石。不胜其扰的蒋介石在1959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对胡适痛骂了一顿。他写道：“此种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
胡适没能阻挡蒋介石三连任总统的既定部署。不过，胡适毕竟也尽力了，也尽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在这件事情上，胡适已经把道理说得清楚明白，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统治者听不听，是他们自己的事。最终，蒋介石是以一个违背宪法追求非法连任的独裁者形象被历史所定格。
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同时反对为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强行“修宪”。对此，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讳胡本人的国际影响而迟迟未动手。
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同时，于繁杂的公务中，仍没有忘记书生本色，在南港利用公务间隙，对研究了大半生的神会和尚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损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就诊，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的阴影开始复苏。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时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asxs.，一个有希望的.asxs.。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应该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的一天，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
在胡适的那个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了无数人的口头禅。这至少说明二点，其一，胡适的人缘好朋友多。 其二，能成为胡适的朋友，是很荣幸的事。胡适用心地对每一个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人，他会在给每个朋友回信的结尾写道“你的朋友胡适之”。
唐德刚曾问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是谁先叫出来的？”
胡适笑嘻嘻地回答：“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
唐德刚接着问：“有人说是傅斯年，但是又有人说另有其人，究竟是谁呢？”
“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胡适还是这样回答，笑得非常得意，贼兮兮的像个孩子。
唐德刚乐此不疲地多次提到这个场景，由此也引出了民国最强大朋友圈——我的朋友胡适之。在一度被视为“黄金时代”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句话几乎成为社会名流的必备标签。
不过，胡适的朋友可不止社会名流。
在胡适晚年，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
这个小贩名叫袁瓞，江苏清江人，原在上海一所私立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卖过豆腐，做过小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但理论上说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这是1959年10月间的事。
胡适接到这封信，一看寄信人姓名地址，素不相识；读完了信，才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精神可佩；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更觉十分高兴，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这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见面的时候，胡适拉着袁瓞的手，高兴地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要看你40岁以上啊!”
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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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的，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谈了近两个小时。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他重复几十年前的老话说：“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后来到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里新到了一批钴六十，可是太贵，诊治不起!
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医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却为一个刚认识的卖烧饼的小贩慷慨解囊，这便是“我的朋友胡适”。
那一天，胡适本想留袁瓞好好玩一玩。却恰巧有外宾来访，袁瓞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胡适呢，也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
那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怎么会一定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不过是胡适看到了芝麻饼，就想起了“我的朋友”袁瓞。
第619章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表面上风光无限，但他的处境是十分孤寂的。也难怪，被最高权力所仇视，日子能好过得了吗！
有人这样评论这个时候的胡适：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
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
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推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ges necessary frowth of s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全文如下：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负责筹备的委员会出给我的题目。这题目的意思是问：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呢？
到这里来开会的诸位是在亚洲许多地区从事推进科学教育的，我想一定都远比我更适合就这个大而重要的题目说话。
我今天被请来说话，我很疑心，这是由于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朋友们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诸位：他们大概要我在诸位的会议开幕的时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译者注：“魔鬼的辩护士”是中古基督教会的一种制度。中古教会每讨论一种教义，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此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要我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好让诸位在静静的审议中把我的话尽力推翻。
我居然来了，居然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来到诸位面前，要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见，都是属于知识和教育上的变化的范围的——我相信这种变化是一切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花婆子死在极度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陀佛所主宰的极乐世界去，——试想像这个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现、求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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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决不肯自己显示给那些凭着空空的两手和没有训练的感官来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学史和大科学家的传记都是最动人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那些献身科学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气馁的失败，以及在忽然得到发现和证实的刹那之间那种真正精神上的愉快、高兴。
说来有同样意味的是，连工艺技术也不能看作仅仅是把科学知识应用在工具和机械的制造上。每一样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质和能力来表现一个观念或一大套观念或概念的产物。人曾被称作Homo faber，能制造器具的动物（译者注：语出法国哲学家）。文明正是由制造器具产生的。
器具的制造的确早就极被人重视，所以有好些大发明，例如火的发明，都被认作某位伟大的神的功劳。据说孔子也有这种很高明的看法，认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从人的意象生出来的。《周易?系辞传》里说得最好：“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利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说法。所以我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人的高度精神的成就，这并不算是玷辱了我们东方人的身份。
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东方的人，站在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的门口，最好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准备，才可以适当的接受、赏识这个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东方的人最好有一种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
大约在三十五年前，我曾提议对几个常被误用而且容易混淆的名词——“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虑，重新下定义。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坐在一只原始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在近代喷射机在他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又曾说到，“唯物的文明”这个名词虽然常被用来讥贬近代西方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在我看来却更适宜于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后的文明。因为在我看来那个被物质环境限制住了、压迫下去了而不能超出物质环境的文明，那个不能利用人的智慧来征服自然以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总而言之，我要说：一个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对抗物质环境而反被物质环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怜。
另一方面，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译者注：这段引文的原文出处在适之先生的论文The Civilizatiohe West，即俾耳德教授编的whither mankind[1928，longmans]的第一章。此篇的大意又见于收在《文存》第三集的论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及另几篇文字。）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一九二八年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Whither Mankind）里的一章。
这并不是对东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责难，也决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这乃是当年一个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学人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须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
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一点这样的知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得不到一点这样的科学技术的文明的哲学，我怕科学在我们中间不会深深的生根，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