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军旅》 序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 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他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50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残，孟伟哉走下战场便告别了军旅。此后，曾在省文化厅、出版社等***门任职。也许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生活，铸就了他的作家之路，于是才有《昨天的战争》那样的鸿篇巨制面世。认识散文家的林非，却未必认识在渡江战役中荷枪实弹冲向南岸滩头的那位青年战士。那时林非不过十八九岁，！波澜壮阔的日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成就了他别具特色的散文。同样，当我们翻开丛书，一位稚气未脱的海军战士照片映入眼帘时，或许你不相信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文**头引吭高歌的先锋人物蒋子龙。看到穿军装的柳萌、石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陌生。我们熟悉，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曾经阅读过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曾经领略过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我们陌生，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的作家，他们曾经是个兵。看着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好奇中我们不觉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是当今正在传唱并为人喜爱的军旅歌曲。这歌属于新兵，当然也属于老兵，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即使到了白发皓首的年月，也永远会像十八九岁的新兵一样年轻。 第一辑 鬼子降服了 很惭愧，小时候我不是个好战士。 1945年秋天，我在敌工部门当通信员。首长对人严厉，我很受拘束。举例来说，我跟首长住里外屋，他住里间炕上，我在外间用门板搭铺，他睡得晚，每天都叫我先睡。有天我躺下后还没睡着，他出来把我脱下的军装拿起。我翘起头往里间屋一看，他竟在灯下帮我抓虱子。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猛地一拍桌子叫了起来：“别睡了，起来洗衣裳去！军装穿这么脏，虱子滚成蛋了，你是抗日军人还是地主羔子？真给我丢人！”我满心感激变成一肚子委屈，尽管困得两眼发直，还是蹶着嘴起来洗衣裳。 首长是单位里惟一结了婚的人，爱人姓张，在地方上当区妇救会主任，厚道温和。她一来我就得到了解放，不仅可以搬到文书、干事们屋里住，晚上跟他们玩扑克“吹牛”，白天的杂活也少了许多。除去传达命令跟打饭，别的事不用我再动手，刷碗，扫地、烤烟叶她全包了，她洗衣服时连我的军装一块给洗，比我自己洗得干净。 阴历七月初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她来了。首长说：“后勤部通知咱们去领鞋，下午你跑一趟。”我如同接到了放假令，连蹦带跳就离开了驻地。后勤部离我们村十里路，中间隔着两个村庄，两村各有我一个朋友。一个村里是修械所，有个工人跟我一同在日本当过华工，回国后逃出虎口参加革命，分配在修械所工作。他在日本给“旋盘工”打过下手，多少懂点技术，到了这儿竟被视作技术工人，正常供给之外还发他一份技术津贴。跟我相比他就成了老财。有机会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找他打牙祭。另外一个村驻着警卫连，相距不到两里，早晨我常出来看号兵们拨号，跟号兵小吴成了朋友，中午人家午睡，我俩就弄根木杆缠上点蛛网到树上粘吉鸟，下河摸鱼。不幸偷老乡萝卜时，被人发现，回来挨了顿狠批，近日断了往来。我决定先公后私，先去领鞋，回来时顺路看这两个朋友。 我到后勤部时已经下午两三点钟，正碰上领导干部们急急往司令部走。我找到管理员，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别的单位都领完了，你怎么才来？再晚一会你就不用领了。”我说：“你也就是吹吹，敢扣我们的鞋？连首长的一块扣？”他说：“首长们去开紧急会，八成有任务。一打包装驮了，你上那儿领去？”屋里有一堆鞋，他叫我自己挑。都是大号，首长好办，可挑不出我能穿的。管理员不耐烦，扔给我一双说：“找房东大娘大嫂的给你后边缝上一道，前边再塞点棉花不就完了吗。红军光着脚还过草地呢！” 管理员是老资格，跟他没价钱讲，只好拿了鞋到修械所去。 我不知别处有没有这样的修械所！一没有电，二没有蒸汽机，机器转动全靠一匹骡子。院子里挖了个坑，坑口子装个铁轮盘，骡子像推磨那样拉着轮盘绕圈子，屋里的天轴就跟着转。天轴上的皮带又带动全屋的车床转起来。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的又一大发明。进院时那骡子正站在原地打瞌睡。我捡根树枝朝他屁股上捅了一下，他用甩尾巴迈开步了，就听到屋里喊道：“谁这么讨人嫌？”随声就跳出一个人来，正是我那位朋友。他见是我，摇摇头说：“这也是闹着玩的吗？不招呼一声就发动，出了事故怎么办？” 我看他千了一阵活，下班后他照例去小店买来酒跟驴肉，招呼两个工友一块吃饭。边吃边聊，他们说刚接到通知，要在某村附近修飞机场，要他们厂帮助制造什么机器。我不喝酒，但趁他们说话的工夫吃了一肚子驴肉。吃得一半，厂部通知听紧急报告。我只好告别，这时太阳已经落山。 走到警卫营村外，正打算去找那小号兵，忽听村里吹起了进军号。不是一只号，好像全连的号兵在合奏。接着又响起了锣鼓，再一会可就听见歌声了：“八路军来独立营，谁来参军谁光荣，骑着马来披着红，光荣光荣真光荣……” 我正往村里跑想看热闹，村里人却潮水般拥向河边打麦场来了。一群青年敲着锣鼓，跟着是识字班姑娘和儿童团扭秧歌。民兵排着队，随后是抱着孩子的大嫂，背着粪筐的老大爷，一边纳鞋底一边走路的老大娘……我站到场边看热闹，一个大嫂推了我一把，说：“看啥咧，哟，队伍上的人还害臊呀？扭吧！”我问她：“你村有啥喜事呀？”身边一个民兵奇怪地问我：“啥喜事？鬼子降服了！你不知道？俺们都知道了，队伍上没传达？”这时有人领着喊起口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我不由地跟着喊起来，随后也就跟着扭了一阵秧歌，可一边扭一边觉得这事来得突然。难保不是误传。昨天学习时，大家发言一致认为狼死还要蹬三脚，日本鬼子垂死挣扎，要提高警惕，防备他对根据地疯狂突袭！我决定赶快回去问一下真相，要是真的日本投降，我更不能在外瞎游荡。 我风风火火地往回跑。进了村子，碰到老乡正拿小凳，提着蒲垫往村边会场上走。 赶回驻地，还没进院就听到里边又说又笑，还有人鼓掌。进了门只见当院摆了张八仙桌，桌上放着烟叶和卷烟纸，大小茶缸，看样子是刚散会，干部们站在院里聚成堆说笑，协理员跟司务长把胳膊伸在桌上掰腕子，卫生员和文书在墙根比赛拿大顶，首长催促说：“行了，行了，赶紧参加村里的群众大会去，别等着人家来请。司务长马上派人去打听哪村杀猪了，割几斤肉来，今晚上怕要干通宵，夜餐吃没了……” 人们陆续走出院子，首长看见我站在门口，走了过来。我很为迟到后悔，做好准备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他却问我：“你回来晚了，刚才传达了日本天皇今天在广播中宣布投降的消息和上级的有关指示厂。 我说：“我已经在外村听到消息了，没敢信。” 他说：“我猛一听也不敢信，可细一想咱们已经打了八年了，死了多少人呀！行了，有话以后再说，拿你领的鞋来，咱穿上新鞋参加群众大会去！” 我这才发现两手空空。不知什么时候把鞋丢了！大概是丢在参加扭秧歌的地方。 首长脾气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见我发愣，摸着我的脑袋笑笑说：“鬼子都投降了，你也该长大点了，还总当通信员哪！” 在会场上听到区干部传达日本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事，才知道七月初七这天，按阳历说是8月15日！ 新四军文工团和陈家白庄 1945年9月日本投降，陈毅同志北上以新四军代军长兼任山东军区司令，率军部进驻到省府所在地临沂。这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没从大后方调出来，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作和平姿态，国共谈判，签订停战协议，召开***议，一片和平景象。军文工团(正式名称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这一时也忙于接待以马歇尔打头的“军调执行小组”。 进入1946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丢开政协决议，筹备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局势紧张起来，住在临沂城里的机关、部队开始向四乡疏散。文工团先迁到城北俄庄，不久又转移到临沂城南陈家白庄。因为新四军领导机关都驻扎在罗庄一带。 陈家白庄的老乡对文工团热情欢迎。队伍还没到，各家房东就把房子腾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部队到达时村干部们把铺草都给预备好了。全村群众都到村前夹道欢迎。我们班住在村中间偏西一个夹道北头，有三间正房、三间东屋、两相西屋。房东大娘和他儿子住正房，我们全班住两间西屋，东屋住的是两位刚从滨海调到我团写剧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了上影著名导演的傅超武，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儿子两人，大娘年岁已大，重劳动活都是儿子一人干，院子里原来比较脏乱。我们住进后，按传统把挑水扫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来。正房檐下挂着木箱，养了不少鸽子，原来正房窗台上下鸽子粪成堆，我们来后每天给扫得干干净净，还把鸽子粪给堆到一块替房东积肥。大娘高兴得合不上嘴，赶上星期天，我们改善生活，领回面、肉来包饺子，她都抢着为我们帮忙。平时我们在院中活动，老大娘就坐到门槛上看。 军文工团可算是山东根据地最高文艺团体之一，其成员既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也有来自上海、北京、济南的专家名人。原团长陆万美曾担任过“抗演六队”队长，后来接替他的张望同志是老新四军。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们的教导员，副团长黄灿出身于元老级话剧团体“南国社”。下边的人也不弱，以戏剧股来说，股长白文原是上海苦干剧团的台柱之一，和石挥、张伐是老搭档；丁世贤(就是建国后担任过***副部长的丁峤)演雷雨中的鲁贵，红遍苏中、苏北根据地；郑重是40年代红遍南北的电影明星，布加里是闻名鲁中鲁南根据地的革命艺术家……在他们指导、带动下，一批年轻同志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中的锻炼，已显露出艺术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国后成了各自领域的名家。如画家彭彬，诗人顾工，音乐界名指挥胡德风，女高音歌唱家马旋，书法家姜东舒，电影女导演董克娜，电影演员铁牛、李玲君、孙永平…… 文工团在陈家白庄这段时期，做了几件令人难忘的工作： 一是到城东相公庄迎接东江纵队。1946年夏季，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执行国共两党和平协议，把在广东敌后抗战八年的东江纵队调遣到山东来。山东军民做了充分的欢迎准备。文工团在陈家白庄排演了《最后的命令》、《抗属真光荣》。东江纵队由美国军舰送到烟台后，由胶东又转移到临沂来。文工团奉命在东江纵队的必经之路城东相公庄守候，舞台就搭在大路边，连续几天为经过那里的东江纵队演出。东江部队成员都是广东人，骤然离开家乡，来到生活习惯不同，连语言都不通的北方，本来有种背井离乡的苦恼感，没料到行军受到这样亲切热情的欢迎，他们极受鼓舞，坚定了跟山东人民并肩战斗的决心。 二是在陈家白庄排演了不少优秀节目，为满足部队文艺生活做了贡献。如多幕秧歌剧《改邪归正》，多幕话剧《气壮山河》、《占鸡岗》，独幕话剧《最后的命令》、《志愿兵》。已经演出过又重新复排的戏有《抗属真光荣》、《夫妻识字》、《兄妹开荒》……我们是在这里初次接到从延安传来的《白毛女》剧本，已经准备排演，可是解放战争打响了，文工团一部分人开往了前线，一时没有演大型戏剧的条件了，这才停止了排演。 三是在和平气氛还较强的时期，文工团为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生活，开展了生产运动。有两种生产方式。一是用小车到罗庄附近小煤矿装煤往城里送，两个人推一车，推一车煤可挣几元钱北海票；二是从有关商店领来毛线，替他们打成毛袜子，打一双几毛钱。我当时年纪小，推煤人家不用我，只好打毛线。打了半个月，才打了两双。因为我打出的袜子一只长一只短，人家勉强收下，却要少给工钱，所以只挣了不到两元北海票。钱虽挣得不多，但那种为减少人民负担、努力劳动的艰苦精神却使我终生受益。 陈家白庄的乡亲把文工团当自己家人，文工团也把陈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文工团过节、庆功会餐一定要请上村干部，村里减租减息取得胜利，文工团也开会祝贺。文工团排了新戏，照例先演给乡亲们看一场，听取大家意见，然后才正式到部队演出。乡亲们在看文工团节目中也提高了觉悟，所以当年秋天，政府动员翻身群众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时，陈家白庄一次就有十来名青年报名参军。村里给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骑上扎了红绸带的马；文工团同志组成乐队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从陈家白庄出发往南往西到罗庄一带游行一圈，出村时参军青年从各人家中由乡亲鼓着掌送出来。回村时文工团早布置好会场，下了马老团员先帮新同志换上军装，然后陪他们参加欢迎大会。欢迎会结束又举行宴会，宴会请新同志家属和陈家白庄村干部一起参加，那一天全村从早到晚都沉醉在热气腾腾、欢欢喜喜的气氛中。因为陈家白庄这批青年参加的是文艺团体，所以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了上海、北京电影厂的音乐家和电影工作者。也有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甚至光荣负伤落下残疾后转业还乡的，他们回乡后又在家乡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如我的老战友陈进田、陈宝田，如今健在，而且仍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成绩。 前几年我和老战友顾工一起回陈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峤、马旋、彭彬都向我打听老乡们的情况。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但只一息尚存，我们都不会忘记和罗庄人民血肉相连的情义。 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 淮海战役已经过了一年了，当我们庆祝淮海战役一周年纪念时，不由地想起了我们那时所作的火线文艺工作，我们找出了那时的日记大家轮流地朗诵，最后大家都觉得应当摘出几段来寄给“文艺报”，从这里也可以多少反映一些在战争中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接受下某纵展开火线文艺工作的命令，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前天到达了纵队政治部，由于部队要迅速地向西追击从徐州逃跑的敌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政治部宣传部长赖少奇同志才抽出一点空子来给我们指示工作。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一般情况，具体地指出我们应该深入野壕地堡，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号召我们在战斗中学习，也就是说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 夜行军，继续向西追击，敌机在我们前方轰炸得很凶，隐隐的可以看见炸弹的火花和因被炸而起的浓烟。照明弹在空中摆了个半圆形的圈，机枪声和着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根据经验判断，前头部队已和敌人接触了，更确定地说是把敌人包围了。在路上大家都交谈着怎样到战士群中去开展火线文艺工作，和互相间表示为兵服务的决心。 走得很快，白天所看到的被炸的那个村庄，现在已横在我们面前，在离庄子三里路的地方休息，在这里就嗅到了火烧的焦味。从庄里逃出的老百姓口中知道这个庄就是早就闻名的“雎溪口”。他们说白天飞机在这庄上炸了有一下午，村西头300多家着了火，逃出来的人就是遭难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日他娘，前三天龟(国)军还在这镇上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看吧，谁要老百姓死，谁要老百姓活，一看就明白了。今天要不是过路的解放军同志帮着救火，我看全庄连根草棒也留不下。”在路上大家回味着老乡们的话，腿上似乎更有劲了，有些同志低声地唱起来——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看敌人动摇了！ 敌人溃退了！ 敌人逃跑了！ 十二月三日 经过这几天的追击，终于把敌人包围了。我们这个组一行11人，到23师政治部去，路上被敌机发现了，向我们反复地俯冲扫射，飞机走后，我们几个人全站了起来互相看了看，意思是：“不错，都还活着，一个也没少。”组长陈明同志说：“这是第一次考试。” 师政治部主任对我们表示欢迎，并且介绍了该师各团的战斗情况。我们又分开了两组，下到团里去，我们这一组(七个人)到了69团，团首长又介绍了一下各营的战斗任务，知道一二两营都已投入战斗了，二是决定争取今晚在三营做第一次的“火线演出”。这样，我们就一面打电话通知留在纵政的同志们，叫他们来参加演出，一面为演出做准备工作。我们到了三营，营首长也对我们表示欢迎。当我们说今晚要演戏给三营同志看时，他们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并且说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告诉他们去做。我们想了一下，除去作为舞台装置用的四根担架杆之外，别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于是就请他派人找来了四根担架的杆子，都很奇怪问我们干啥用，我们说“演戏”，他们说：“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能演戏吗？”我们觉得这句话说明我们过去在战争中工作的太不够了。我们回答他说：“你们在火线上打仗，我们也就能在火线上演戏，别说这里离火线还有一二里啦！”他们笑了。他们说：“文工团进步啦！过去演一个戏，头一天就搭台子，到第二天天黑还搞不好。现在说干就干，两个钟头就可以演出戏来，这不是进步了吗？”便都自动地帮助我们埋杆子。天将黑时，住在纵政的同志们，由团长带着来到，于是第一次火线演出便开始了。 我们放幻灯(战士们叫它土电影)，唱歌，内容是表扬该团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英勇战绩。最后，我们演出秧歌剧《火线爱民》。在演出的过程中，敌机不断来侦察，每当它一来我们便把汽灯放到刨好的土坑里，它走了，我们就把灯挂起来继续演出，战士们开玩笑地指着天空叫道：“喂，下来吧，下来看戏呀！”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团部下来了命令，叫三营马上投入战斗。这样，戏便停止了。指导员上来开始作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接到了命令，马上投入战斗。文工团同志们这样关心我们，到火线上来给我们演戏看，我们要以行动来感谢他们。我们要勇敢战斗，争取上电影(指幻灯)，上歌子、上戏，大家有决心没有？……‘有！”像倒了山一样的呼声，在台下响起来。战士们提起枪向火线上跑去，我们用歌声、口号声，欢送着他们。一个昨天才投诚过来的蒋军士兵，看着跑步下去的部队说：“解放军在火线上还有戏看，士气怎么会不旺盛呢？” 十二月五日 下午，师指挥所来了命令，叫该团“插敌纵深”打“中心开花”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部队行动时做一次火线鼓动工作。于是我们几个研究一下并且分了工，两个同志拉胡琴，两个同志唱，两个人下去马上收集材料，了解各连的具体任务，写出各种对象不同的快板和歌子，另外一个同志领导大家喊口号。分工以后，就动手做，我们在部队必经的路上，选择了一个地方休息下来，等候部队，大约两分钟之后，先头部队已走到我们面前，我们的胡琴响了，领唱的同志开始唱起来——“同志们英勇上前线呀嘿，争取立功做模范！”战士都笑着走向前去，有的向我们点点头说：“一定立一个大功回来！”有的向我们招招手，我们的节目也变化着，一会儿唱，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数快板，最后在队伍后面走的是几个炊事员，我们马上编了一个快板——“炊事员，努力干，一样立功做模范！”“炊事员把饭做的香，一定能把英雄当！”一个老炊事员摸了摸胡子，笑嘻嘻地说：“好！一定要把英雄当！” 我们往回走时，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团团的白烟升起在黄昏的天空，我们都愉快地说：“又是一个胜利仗。” 十二月十二日 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所有的部队，紧紧地围住杜、邱、李三个兵团。这样，各部的战士们，在敌人的周围都筑起了工事，这叫做军事包围。而在战士的后边，是各部的文艺工作者，就叫做“锣鼓包围”，自从战士们都进人工事以后，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就由各村巡回，而变成地堡访问了。 昨天下午，到一营阵地上去工作。我们才进入地堡，胡琴还没有定好弦，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附近爆炸了。于是上级又命令我们撤到半里路后面的二营去，因为敌人集中力量向一营的阵地猛攻，企图突围。 二营阵地上，却和一营两个天下，这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好像战斗的地方并不在离此半里路的地方。 战士们要求我们唱“白毛女”，我们就把胡琴一拉，放开喉咙唱了起来。唱过以后，我们又教他们唱歌。这样，一直工作到天将黑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炮兵阵地，我们站在大炮旁看开炮，看遥远的冒着烟的敌人的坦克车在慢慢地爬动，终于停在地上。炮兵们要求我们唱歌，我们说：“唱歌会影响你们打仗，明天一定来唱给你们听。”当我走在堑壕里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陈明同志说：“我有两句快板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要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不怕炮弹多跑腿。”我们要他解释，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是说我们在火线上只要一把胡琴和一张嘴，就可以‘作戏’。不怕炮弹多跑腿，是指不怕流血牺牲，工作艰苦深入，不怕疲劳的意思。”我们都说：“好，将来做工作总结时，一定把这两句快板放进去。” 十二日夜 照例，每晚一次炮击。这炮击成了我们的计划表。每天，都是炮击后五分钟，开始总结汇报今天一天的工作和布置明天的工作。开过这个会，也就是休息或移动阵地的时候了。而今天，却是例外，事情是这样的： 会刚开完，团政治处主任来了，一进门，先向大家道了下辛苦，接着说：“今天一营二连的一排，打得很好，他们一个排打退了敌人一个营带五辆坦克的进攻，并且还杀伤了一百多敌人和击毁了一辆坦克哩。明天，我们准备给他们在前沿阵地上来一个火线庆功，你们看怎样？”“好哇，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马上就准备起来，马上就去派人收集材料，连夜编好，明天就表演才好啦！”我们都被战士们的英勇感动了。团政主任很高兴我们的工作热情，并且说：“如果这样，那我派骑兵连夜把你写的东西送纵政去印。”我们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后，决定派我和黄石文同志下去收集材料，我负责写了一个鼓词，他负责写一支歌子，这一切都要在“启明星”出来以前脱稿。 夜，静静的，天空上阴云密布，除去偶尔一二声冷枪和几个照明弹划破冬夜的沉寂外，简直感觉不到我们是在战场上。由于走得急，险些被蒋军留下的尸体绊倒。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们走到一营的阵地。和营指挥员说明来意后，他便派通信员送我们到二排休息的地方。这是一间被炮弹打坏了的房屋。战士们正在总结今天的战斗经验，当我们说明来收集他们的事迹，准备传扬出去，他们都很兴奋，二排长笑嘻嘻地说：“上级对咱们真关心，战斗结束还没有过两个钟头，你们就知道了，而且连忙赶来，真是……” 大家坐定后，他们开始介绍今天的战斗： 敌人集中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五辆坦克掩护下向我们阵地猛攻，妄图打开一条道路突围出去。正好二排是前哨，战斗开始了，我们沉着地等着坦克靠近，并且用机枪切断了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联系，打得敌人步兵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而只剩下孤零零的五辆坦克向他们冲过来。这时，二排长向大家提出：“不让坦克越过我们的战壕一步。” 坦克过来了，五辆坦克并排地向他们的工事冲过来，想把他们轧死在工事里。然而敌人想错了，当第一辆坦克冲过战壕后，被我们的炮弹打中了。它想回过头来向回走，就在这时，二排的新同志孙克玉，把一个手榴弹投到坦克的履带下，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坦克停住了。坦克的身上冒出浓浓的黑烟，其余的四辆吓得马上转头就跑。他们接着又来了一个火力追击，敌人伤亡了五六十个，剩下的滚的滚，爬的爬…… 大概经过一小时的谈话，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后，和他们告别。当我们回到团政的时候，主任已给我们准备好骑兵，要把稿子连夜送到纵政报社去印。上级这样的照顾，更使我们加强了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坐在地下。用麦草盖着脚，开始写鼓词、歌子和快板。瞌睡像传染病似的渐渐厉害起来，起先还可支持，越往后眼皮越重，我们用冷水沾在头皮上，于是又清醒过来，又继续写了下去。这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我们躺在铺上时，敌机已经开始这一天的第一次轰炸了。 十二月十三日 大约九点钟才起来。我们洗脸的时候，发现桌上一份红色的油印“火线传单”。拿起看时，昨晚我们写的鼓词和歌子，都印在上面了。前方工作的效率和速度，是多么惊人呀。从战斗开始到现在，才只十几个小时，而几小时以前的战争史事，却已经又成了艺术作品了，虽然是很粗糙，但总是一个开端，我们将不断地努力下去。 正是晚上炮击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一面在交通壕里走路，一面背词。一遍词背完，也到了一营的指挥所了。这时，二排还未撤下来，我们就分散到避弹室去对词和练唱。他们说：“女同志跑到火线上来表演，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将来打完仗，评功的时候，一定给她们立上一功！” 二排撤下来了，简单而富有意义的火线庆功会开始举行了。正当营教导员宣布开会的时候，连着三发炮弹从我们头上经过，飞向我们的后方去，我们说：“敌人替我们放礼炮了。” 团政代表，用大衣遮住电筒发出的散光，宣读首长的嘉奖令，并代表团首长向各位功臣致敬。第三个节目，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第一个表演就是昨天写的歌颂二排打坦克的大鼓词，接着就唱歌。唱的是给他们编的庆功歌。当战士们听到歌词里唱到他们排长和功臣们的名字时，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最后，由我们的女同志给功臣们挂奖证。战士们在战场上像猛虎，现在却像大姑娘似地低着头，看着胸前的红绸奖证，微微地笑着…… 总共半小时的工夫，庆功会便结束了，他们马上又接受了战斗任务。战士们说：“我们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上级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打得好一点，文工团同志就赶到火线上来给我们庆功，咱以后更要勇敢作战，以行动来回答上级和文工团同志们的关心！”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元旦，一早上，就忙着准备今天到前沿阵地去贺年。由纵政送来一批贺年片和贺年信，由我们带着，准备在拜年时分发。 吃过早饭，到营的阵地上去。战士们都三人一组、两人一伙的，蹲在避弹室里烤火。我们就一个地堡，一个避弹室的分别访问，先是读贺年信，接着就是念快板、唱歌。如在地堡外面的战壕里，就扭秧歌，虽然节目是这样简单，要在平时战士们会看都不看，嘘的一声就走掉的，而现在，在这冰天雪地的战壕里，他们却会喊再来一遍。由此可见，在战场上，在火线上，文艺工作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拜年以后，在回团的路上，碰上了六八团的一个同志，他向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前天战斗，有一个战斗模范负了伤，当他被抬下火线以后，团政登记他身上的物品时，发现在他的最靠身体的那件军衣里，有一个绸子包，揭开绸包，里面又是一个纸包。这样，一直打开第三个纸包时，才看到里面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嘿，是共产党党证和一张文工团同志送给他的(写他自己的)歌页子。 一月八日 由司令部下来了命令，总攻击要开始了。我们到二营去，参加动员。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挤满了一连的战士。指导员正在做战斗动员，战士们也纷纷表示决心。很多战士都说：“请上级放心，我们有决心，一定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最后，我们说：“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一定紧跟你们，把你们在战场上的光荣事迹，写成歌子、剧本、小说，叫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战士们说：“行，咱要以胜利回答文工团同志们，有我们在，就没有杜聿明在。” 一月十日 两天激烈的战斗，在昨天忽然沉寂了。谁也不敢相信，蒋军十几万人马，就在这四十几个小时里，化为乌有了。然而在下午，团政的捷报上证明了事情确实是这样：敌人在我们的英勇战斗中被消灭了，彻底的被歼了！ 今天，我们决定回纵政去，又决定在回纵政以前，向战士们去告别。 我们按照建制从一营开始，一个连一个连的告别。战士们都要求上级留下我们，我们向他们解释：“回去还有很多工作，尤其要把你们的光荣事迹好好地写出来。”这样，才说通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叫我们以后和他们通信(事后证明确实是这样做了，他们在一个月之后，给我们文工团写了一百多封信)。 回团政已是中午了。才进屋门，就看见有好多战士给我们来报功。这一举动，太使我们惭愧了。真的，比起战士们来，我们做得太少了。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回纵政。很多战士和干部来送我们。我们就站好队，唱了几个歌来回答他们的热情。我们走出庄子快半里路了，他们还在高声地喊着：“喂，同志们，到了南京再见啊！”我们也招着手叫着：“对，到了南京再见。” 后记 “丑小鸭”的编辑同志来约我，请我把自己的处女作找出来，他们想重新发表。这有什么意义，我不大清楚。觉得实在意思不大。 我的真正的“处女作”，是发表在战地一个小刊物上，而且编辑做了脱胎换骨的修改。这刊物怕私人手中不会再有了。一般的资料室也未必有。既不可能找到，也没必要去找就找出一篇早期发的文章来顶替。 用它来“顶替”也并非毫无理由。第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一生中在全国性报刊上第一次发表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是“文艺报”第一卷第八期；第二，我写这篇文章时，恰好是“淮海战役”36周年，以此来纪念一下这个举世闻名的战役，也是我的心愿，这篇文章前边有一段“编者前记”，我听说，是一位文艺界老前辈写的。是谁，已记不清了，但这么几行字，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我后来选择写作为职业，起了很大鼓励作用。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四年小学学历，年纪刚满十八的青年，能否可以在文学上进行自学和锻炼，自己是很没把握的。 看到35年前这篇作文，有很多感触。那样一种烽火连天、充满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世纪，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青年，今天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已退休了。但那种为理想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应该是永不会过时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英雄，环境不同了，与之搏斗的对象变化了。但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这个抱负不能丢掉。现在许多青年在谈人的“价值”，我想在社会主义时代，不论谈多少深奥的理论、作多少哲理性的分析，一个人的价值终究要以他为社会付出的份额来衡量，不能以他索取的份额来衡量，这一点恐怕是个客观规律，不是以谁喜欢谁不喜欢所能改变的。 文章中提到当时我们这个组有七个人。七个人都是谁，已经不能全回忆起来了。只记得三四个人，他们都还健在。组长陈明在上海是位舞蹈导演，黄石文同志当了外交官；马旋成了女高音歌唱家。有一位队长领队、记得是丁叫丁峤，可又好像是后来当了某军分区领导的李永淮。 茹志鹃本是和我们一起到了纵政的，下前沿阵地她没去，到前沿上主要是火线演出。她后来的小说自然写得很好。可当年的演唱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远没有她女儿安忆的音乐细胞发达，我们没有要她去。她趁机去搜集素材去了，如果我记得不错，“三过严庄”似乎就是出自这一次的采访。唔，还想起一个小伙伴，梁泉，她能歌能舞，解放后一度是前线话剧团的红演员，演过“第二个春天”的主角，后来改行写话剧、写电影、写得很不错，前一阵南京演了她的“财经副官”，她女儿则已是新一代的影剧明星了。我介绍这几个人的后话。绝不是借以标榜，自抬身价。我只是想说明，在困难的环境中，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青年经过组织培养、个人努力、仍可成才。今天青年的学习条件比他们好，理应做出更大成绩来。 别愿坚忆当年 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说他刚才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瞌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四十五六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的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糊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呆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有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的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19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的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好几首他的诗，听说眼前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视，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为他对我表演的夸奖而高兴，虽然近年有的朋友把我这“演员出身”当作笑柄，我倒并不因此自惭形秽，回想起那段生活，还是很珍视的。 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结束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前线去作火线文艺工作，到达鲁南前线后，陈毅军队要我们下到八师部队去，鲁南八师是山东的主力军，出过安保全、郭继胜、陈金合、张明等著名的战斗英雄，而且铁道游击队的许多人就编在这个师里，能到那里去，大家那股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国签证的情形，虽然那是走向火线，走向危险，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际，却又传来个坏消息，说是前线危险艰苦，年纪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听了后那股沮丧劲也不亚于今天有些人被外国领馆拒绝签证的情形，虽然这是出于爱护，为此我去找领队戏剧股长丁世贤，就是现在的电影界名人丁峤，我求他带我去，他说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就带我到师部，到师部后丁峤就命令把我寄存在师部宣传队，我已作过保证，无价钱可讲，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下了团、营。自己到宣传队报到，宣传队把我分在一个分队里，分队长正是王愿坚。 和王愿坚相处后，我反倒对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过十七八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却总是装作一副大人相，说话面带笑容，口气严肃正经，而且满嘴政治术语，他自己军风纪整齐，对别人也要求严格。那一阵没有战斗，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排练节目，分队长轮流值日管集合、作息这些杂事，每逢他值日，好像总爱挑大家的毛病，集合时哪一分队慢了，谁的背包打的松了，队伍解散前他还要批评两句，我心里就叫他“假积极”，我是从军部来的，自认为是上级机关来的，应对我客气点，谁知他对我却一视同仁，军帽戴歪了，他会叫我扶正，绑腿散了，也要批评，虽然尽量是笑着说：“小邓同志，你这个绑腿怎么总像二大娘的腿带子似的。”我心里就不痛快。为了逃脱这类的管束，我提出来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我要写剧本，他们也同意了。这样除去出操、行军、开会我和大家一起行动外，其余时间我就蹲在屋内写剧本，愿坚偶尔也进屋跟我聊几句，拿起稿子看看两页说：“真不简单，你能写出这么多来，什么时候写完给大家读读。讨论一下？”我答应着，但始终也没读过，因为我始终也没写完。就这样，在这个宣传队里我还是过得别别扭扭，也交了两个朋友，但不是王愿坚。一个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的明星，那时连郭允泰自己也还不知道啥叫明星，他虽也比我大两岁，并且喜欢人称他“老郭”，却并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说笑话，也发牢骚，行军还一块掉队，掉了队我们俩就凑在一块胡扯，我觉得他以平等待我，于是引为同志。还有一个是小丁，是个小姑娘，出身名门，是丁肇中的本家，是惟一比我还小的队员，也是我惟一敢指挥又指挥得动的人。我那时还学画画，一有空就拿着纸笔找模特，可是谁也不肯叫我画，我就找小丁，我说：“坐在那儿别动，等我画完再起来，”尽管满肚子不愿意，她也不敢走开，所以我把她当作朋友。 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辉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么也多少有点文艺工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些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好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的严格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了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了，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越来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借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战线上作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乎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7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一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十七八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几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涨，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有时是在双栅栏总政***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惟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7再一次想起他是“*****”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 四十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裉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去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送别丁峤 老丁去世了。他女儿小平要我和马旋参加商量后事。我打电话给南京，给杭州，给新四军的老战友，通报噩耗。只有焦躁和不安，来不及悲伤。 该忙的事忙过去了，我深夜晚坐在窗前，才泛起理不清，说不明的哀痛。 浮在我眼前的，是炮火硝烟中那个丁世贤。 我少小离家，没享受过多少家庭温暖。15岁进入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从少年一直长到青年，丁峤既是领导又是兄长。战火熔铸出的深情，是同志又不只是同志，似手足远胜过手足，是世间最宝贵的人际关系。 丁峤重情义，善体谅。既有伯乐的眼力，又对人充满善意与爱心。1946年他到胶东去招收文艺新兵，两个月的时间，带回来几十个青年人。从这批人中后来就出现了名演员铁牛，李玲君。姜曼朴，孙小平；女导演董克娜；大书法家姜东舒！ 丁峤对下级，带着浓重的感情进行思想教育。 我小时候是个令人讨厌的孩子。新四军原来的军装是灰色的。1946年发下两套黄色新军装。我嫌它长，自己动手改，剪得太短了，穿上像日本鬼子，在台上唱合唱不能穿。另一件到河里洗涤时，我放在河底用石头挡住，以为河水流过会自动冲洗干净，不料被河水冲跑了！弄得没一件合格的军装。为了整体形象，只得又发给我一件。“军调执行小组”来，招待演出，别人都早早到了后台，我却迟到。因为半路进了新华书店，拿起本小说看入了迷，忘却了时间。同志们批评我我还强词夺理，有人用语挖苦，我就反唇相讥，新四军多南方人，拿普通话吵嘴没有我顺溜。批评越多，我逆反心理越强，生活得别别扭扭，同志关系挺紧张。 丁峤闹胃病，病号饭是细粮，他不叫伙房做，领出白面，喊我去帮他做疙瘩汤，借机会叫我跟着改善生活。 吃完面疙瘩，他又拉我下盘围棋，故意叫我赢。又吃面又赢棋，我高兴起来，这时他才问我：“一样的干革命，你说是像这样高高兴兴好，还是整天把嘴撅得拴条驴好？” 我笑笑说：“当然是高高兴兴好。可是有人对我有成见，总抓我小辫子，我就偏不买账！你抓好了，反正不能把脑袋也抓下来！” 他冲我伸伸小拇指：“你以为这是耍英雄啊？狗熊！真有本事该这样：你不是抓我小辫子吗，我把小辫子剃了，看你还抓什么！豁出去叫人抓，脑袋是抓不下来，可抓得头皮疼！”然后，他先列举我的优点，说明对我的长处领导心中有数，然后才子心静气的，一件一件指出我的错误，举一件问一句：“这事有没有？冤枉不冤枉你？”事实俱在，我只好认账。最后他命令我：“班里开会时，你就把刚才承认的错误在大家面前承认一回，并且保证不要再犯，谁要再挖苦你，我就批评他！”下次班里开生活会，我先硬着脖子做了检讨。班长马上表扬了我，同志们还检查了对我的批评方式不当。这一来我倒真动了心，又认真而诚恳地重新检讨了一遍。大家反而劝我不要过分伤心，好同志有错就改。会开得大家心情都舒畅了。 会后我说：“唉，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 班里人笑道：“告诉你实话吧，老丁请你吃面疙瘩，我们找他提了意见，说他是迁就落后，温情主义。他却说我们对你的批评有偏激情绪，方式生硬。看来还是他对了！” 丁峤自我要求严格，工作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以身作则。他爱演戏也有表演才能，《雷雨》中扮演鲁贵曾红遍苏北。他一心想当演员，但组织上不论叫他当股长，当政治指导员，当队长。他都不讲价钱。他热心组织剧目，排演时却把重要角色都派给别人，自己跑龙套。他喜欢苏联话剧《俄罗斯人》，分角色时他只演个小特务；他为《视察专员》的演出花了不少力气，排角色时又演个小听差。但碰上别人不愿演或有难度的角色，他就自己承担。1946年秋天，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丁峤带着我们21个人的小分队上了前线。打完莱芜战役后，部队庆功要演戏，拿到淮北大众剧团一个“花鼓灯”的脚本小利用苏皖传统的民间滑稽表演，装了庆功报捷新内容。两个女角连唱带舞，两个男的全是丑角，一个叫“骚达子”，一个叫“大相公”。用道白插科打诨，出洋相耍活宝。读剧本时大家听得哈哈大笑，派角色时却都迟迟不肯表态，因为演这种角色是要放下知识分子架子的。丁峤把我拉到一边说：“咱们俩演好不好，我演达子，你演相公，完全用苏北方言。女角叫梁泉跟陈明演。咱们四个人能配合好。” 我们也怕当着众人拉不下来脸出洋相，就找个僻静地方，关上屋门排演，不准队里人来看。过两天排完了，演出时战士们极为欢迎。 丁峤那时不过20岁刚出头，患严重的肺结核，每天行军至少60华里，有时要在行军路旁作宣传鼓动工作，有时是吃完晚饭演出，演出完接着就行军。他一边咳血一边战斗，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可这位书生碰到生死关头，却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1946年冬，“宿北战役”打响，我们一夜间强行军120多里，从鲁南一气赶到苏北，立即投入了战斗。文工队的任务是收容俘虏。把敌人“预三旅”的主力包围在烽山之后，丁峤带着我们5个人来到俘虏交接点，这里距火线不到三四里，完全看得到前方的战斗，所以我们在此工作，没有部队警卫。火线抓到俘虏，送到这里，由我们点名，造册，编队，再交给押解部队送到后方去。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俘虏一批批送下来，一昼夜就集中了二三百人。后方押解俘虏的部队没按时赶到，口粮送得也不及时，俘虏们在包围圈中已饿了几天肚子，就鼓噪起来，围着我们喊叫：“喂，新四军兄弟们，我们在战场没打死，不能在这里饿死呀！管不起饭就放我们回家吧……”我们只有五六个人，两只手枪一条***，面对几百名俘虏，颇有寡不敌众之势。处理不好后果难料。丁峤手持手枪跳上一个土坡，大声叫道：“弟兄们，你们听着，现在送饭的人正在路上，一下过来这么多人，饭送不及时是难免的，不是有意慢待你们。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说话算数。不过谁要想挑头闹事，我们也决不客气。有谁想跑你跑好了，我不拦你。可话说清楚，再抓回来就不按战俘对待了，要按挑动逃亡罪犯处理，当场枪决！你们四面看看，哪村没有我们的部队？没这点把握我们只来五六个人管你们的事？不想死的老实回去坐着，等候开饭！” 一席话把俘虏们的气焰压下去了，可俘虏们刚散回休息地，前沿传来杀声和枪响，我们一看，一队敌人骑兵突出重围朝我们冲了过来，边跑边射击。敌机也配合骑兵朝我们俯冲扫射。大家都有点慌乱。好在敌机一扫射，俘虏们都吓得钻进了屋内。我们利用这时机赶紧商量对策，大家要求抢先撤出去，别等敌人骑兵与俘虏回合，我们成了俘虏。如何撤法呢？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骑兵，一被发现，他们几分钟内就会赶上来。大家都把眼睛盯住丁峤，丁峤略作思考，马上决定说：“我们迎着骑兵走，目标是前沿阵地。那里我们部队多，敌人刚从那里突围出来，绝不敢为了追我们几个人掉回头去找死！咱们分散开。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马上行动！你们领先，我作后卫。” 我们5个人，分作三股，冲出村子。敌机很快发现我们，反复向我们俯冲轰炸，骑兵也掉转枪口朝我们射击，但终究没敢回头追赶。我们在天上飞机、地下骑兵的密集火力下，三里路走了好几小时，天快黑才到达距火线不远一个小村。这时敌人骑兵已远远逃窜了，趁黑我们又回到原地。意外的是只有少量人跟随骑兵而去，大部俘虏都在原地没动，他们说：“不走了，跑出去还编进队伍再打仗，下一回还要当俘虏。少点麻烦吧！” 但这和]947年夏天遇到的险境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1947年夏天，为了打破敌人对沂蒙山区的重点进攻，我们几个人随一、四纵向敌后出击，攻打藤县不下，吸引来九倍于我的敌军，叶飞将军率大军越过津浦线向鲁西南突围。恰逢雨季，沿途河湖水位暴涨，泥泞难行。两侧又不断遭到敌人地方部队和还乡团阻击。部队日夜兼程，人困马乏。丁峤带领我们十几个人中，还有茹志鹃、魏峨、梁泉、马旋、顾绛等数位女兵。在落马湖边遭到敌机封锁，行动很慢。下午来到澄河边上，发现主力部队已经通过，炸毁的大炮还扔在河滩上，山洪暴发，河水以每秒数米高的速度猛涨。水中漂着同志们和战马的遗体。我们十几个人，背着些二胡、提琴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前无部队。后无援兵，顿时感到黑云压顶，不知该如何处置。丁峤皱着眉头上下走了几次，叫会水的同志下去试试深浅，一下去就没了头。雨越下越大，他下令先到附近村中休息，研究对策。我们就走进河东不远的一个小村。进村后，丁峤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动员会。他说：“现在我们先休息，派人到河边值勤，如果河水有所下降，只要降到能露出头顶，我们就强渡过去。万一还有后续部队来到河边，那我们跟他们一块前进，更有保障。可这两个希望都不大。我们不得不作最坏的准备，就是请会游水的同志自行过河。我们其余的人留在此地打游击，坚持斗争到部队反攻回来。”有位会水的同志提议说：“会水的同志，能带人的尽量带人过去。老丁和女同志先走。”丁峤摇摇头，拔出自己手枪来说：“我们共同革命多年，比骨肉还亲。不过完最后一个同志，我丁世贤决不过河，这枪里有五发子弹，四颗打敌人，一颗是留给我自己的，大家放心，不论死活我都和你们在一起，绝不分离。”这样一说，会水的同志都表示没必要先过河，打游击也多一个比少一个人强。 我是和小耿两人被派到河边值勤的。真是马克思在天有眼，我俩正满怀悲壮，作好就义准备之时，忽然从我们来的路上来了一批民夫；一打听，他们是来部队支前的，因为处理伤员，落在后边。我问：“你们这么多人怎么过河？”他们说：“俺都是胶东海边来的，这点水算个屁！”我们赶紧跑步报告给丁峤，丁峤急忙来跟民夫领导商议。山东根据地的人革命责任心极强，马上答应把我们送过河去。方法是把扁担、木杆集中起来，绑成一个个多格的方架，我们的人在中间钻进格子中心，用手把住木杆，头伸出水外。他们在四周托着架子游水。但要求我们把全部装备扔掉，那木架是只能带人不能带装备的。 这样我们才脱离危险，追上了部队。但在关键时刻丁峤的大义凛然，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建国以后，我们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见面少了。他在电影界的业绩我也只在报纸上了解一二，但凡一有特殊情况，我们就又相互关心起来。我打成右派，在最困难的期间，他来看我，给我以鼓励；*****中他被揪出来，抄家，赶出宿舍。我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年三十那天仍赶到他居留之地探视。他们全家加上我，围着一只烧熟的鸭子，过了个相濡以沫式的旧历年。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这不晓事的孩子，如今亦已历尽沧桑，满头华发，所余之年按小时或分秒计算了。丁峤对我的关怀、期望，他的为人处世，特别是大节风范，既有益于我成长，也将伴随我一生。 别了战友！ 阿姐志鹃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我知道阿姐会生气，因为遗体告别那天我哭了，当着一屋人我出声痛哭。她警告过我：“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说话时间是1947年一个夏夜，在鲁南突围的路上，在茹志鹃写过的“澄河边上”。 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九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越过澄河，向西疾进。 那是华东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年。我们刚在孟良崮消灭敌军74师，增援敌军就沿陇海路、胶济线、津浦路从南、北、西三面合围扑来，只在东边留一个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蒋先生给“徐州剿总”的命令就是“把陈、粟共军赶进大海！”我们跟蒋先生斗了斗心眼：白天在敌机侦察下红旗招展地摆庆功宴，演戏祝捷；夜幕一落分头转移，悄无声地从敌军夹缝中钻出口袋。南、北、西三面并进，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蒋先生凭眺。野战军文工团分作几队深入部队。我和志鹃姐到一纵部队演戏庆功。天黑戏散就随部队插入鲁南敌后。先向南疾进，天亮后有敌机侦察时转向东行，来到沂河岸边，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埋锅造饭，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息。大家以为吃饱肚子要东渡沂河。不料一觉醒来，接到紧急命令做180度转弯，沿白天走来的路退回去。 就这样，我们远离了根据地沂蒙山，向豫、皖、苏、鄂一带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发，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难走时拼搏一夜才移动四公里！脚上的鞋被泥水沤烂山石磨穿只好丢掉，军装淋湿了烤干烤干了淋湿仍贴在身上。多少个日夜没正经开饭没进村宿营，饿了抓一把雨水沤烂的煎饼渣填到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瞌睡。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敌人伏击，我两个脚掌溃烂，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脓疮，仍旧咬紧牙关前进，不敢掉队一步。 这天夜里正走在一片泥泞的小道上，后边赶上来一支炮兵，带着几头驮炮弹的骡马，一会儿插到我们左侧，一会儿蹿到我们右侧，把队伍搅得挺乱。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站住脚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边走，一匹骡子从我身后蹿过来，炮弹箱铁角正撞在我背上疮口，钻心剧痛使我顿失控制，尖叫了一声中带出了哭音。立即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嘿，碰一下就大声叫痛，像个丘八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重伤呀！”“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我那一点哭音本是在失控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发现后已极力忍住，他们这一说，委屈超过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火上浇油，又引出来怒吼声：“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这么大了，理智点！” 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的话声了：“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她提高声音严厉地喊道：“炮兵同志，骡子撞我们人了，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 这两句话一说，把责骂声压下去了。有人跟着说：“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炮兵那边本来看着我笑的，这时不笑了，有人默默走过来拉住了缰绳，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 我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只是刚才带有苦味这时变得甘甜。我站到路边等说话的女同志上来，轻轻叫了声：“志鹃姐……”还没等我说出感谢话，她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这话我记住了。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没再哭过。1957年定为“右派”，我没哭。“*****”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我告诫自己：“快70岁的人了，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就失去了理智。 50多年来，我的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为“赴朝慰问团创作组”成员住在大连写作。我写了篇小说《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老读完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处女作发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主编赵树理同志对我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篇好不好？” 我就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是抗日战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是个女兵！老赵同志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别的字你写不清楚，我根据上下文能猜，这姓名没法猜。到底是个啥大姐？”我拿过纸写了个“茹”字。老赵同志看看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这叫我上哪儿猜去？” 那时我20多岁。后来被划人另册停笔22年。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政策再给我写作机会时，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我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描述是一。 “周忆严今年19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儿，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六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这几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后一篇志鹃看过。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她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 过了一阵她忽然问我：“我只比你大六岁吗？不止吧。” 我说：“宿迁战役时我15，你满21。” 她说：“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大概她没看过我另外几篇写女兵的小说，因而提也没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发觉这个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安忆。 但是这篇文章我不能不写。不写我的心安不下来。我只能写我心中眼中的茹志鹃，和别人心中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样。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鹃记录下来，为怀念她的人增加点话题，给研究她的人留下点资料。 四 战争时期，革命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坦诚、透明、平等。也争吵，也怄气，但说开就完。我十五六岁时常受几个大同志数落、气恼、冷落，原因在我。 平心而论，当年同志们对我还是够容忍的。假如今天有这样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喜欢他，我的态度也许要比当年人家对我强烈得多。瞧么，年纪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气横秋，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点汽灯烧坏纱罩；叫他敲锣敲断锣锤；唱歌跑调；演戏尽犯“舞台自由主义”。秧歌戏本就以唱为主，派他个主要角色，上台去没唱两句觉得嗓子不好，竟大声向乐队宣布：“别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后台乐队无法伴奏，前台演员不会接词儿。团里开会批评这一错误，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语。这叫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都欠准确。只好现创造个名词“舞台自由主义”！部队住在老乡家，帮群众干活儿是好事。扫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给房东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区挑水用瓦罐，水没挑来罐子打了好几个，只好大家凑钱替他赔！战争环境中人们难免有些暴躁，责骂他几句无可厚非。 却也有人不恼怒，不发火儿，以更深的爱心来感化他。这样的同志有：马旋，鲁萍……不只一个，总代表就是茹志鹃。 被骡子撞后有一天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她跟我趴在一个坟头后边，敌机俯冲扫射时我们埋下头，敌机扫过后我们就聊天。她好像不经意地问我：“那天你为什么故意放声哭？” 我说：“疼的，骡子把我背上疮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说：“头一声是没准备，忍不住，可一发现你就忍住了。正好这时有人出来批评你，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 我冲她笑笑：“你看出来了？” “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 我说：“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是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 “我正要替你说话，可你这一哭我没法说了。” 我摇头说：“说也没用，反正我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 “不，许多同志还是公平的。丁队长，马旋，顾绛，连小梁背后也说你有优点。” “我还有优点？” “从突围以来，你没掉过队。”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事多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呀。还有，在澄河边上，你跟小耿两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后有迫兵，你毫无惧色，设法联络上胶东民伕，把我们大家都架过河来了，这应当算坚强勇敢吧？给你俩记一功也不算过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说：“嗬，照这么说我还不错呢！” “你打锣用心时打得很好，汽灯也点得不错，演戏也人戏，既不忘词也不憷台。你还能编快板，填唱词，按你的年纪这也不容易。” 我不再嬉皮笑脸，有点难堪地把头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着我继续说：“你的优点，要培养出来并不容易。你的缺点都是些屁事，注意一点就可以克服。叫小缺点掩住了大优点，好冤枉！” 我已养成条件反射，听到教训从心底反感。可是志鹃教训我，我却没有反感。听别人一说我就浑身发冷；志鹃说我却能从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说，心里把她的劝告接受了。 不久调整序列，男女分别编班。惟独把我从男兵班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后来又改回来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说是羽翼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我一人调进她组时，队长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同志组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 连续雨季行军，同志们的大腿都被磨破沤烂，夜行军时男同志都“解放前进”。前晚走到半路要换向导，前边传下口令：“往后传，有穿着裤子的上来一个。”传遍男兵队伍没人应，传到女兵处才有人回话：“请男同志先穿上裤子，我们好上去。”传到一半，有人醒悟似的说：“男同志穿上裤子直接去找向导好了，还用女同志上来干什么。” 队长这样一说，没人做嘲笑状了。会后，丁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你表现很好，有人笑你也没吵，这就是进步。”我说：“我服从命令。”我没讲茹志鹃已经给我透过信儿。头一天她对我说：“男女同志要分开编组，可我想把你调到我班里来。”我说：“我愿意。”她说：“你要想好，这班可就你一个男同志啊，有人会说笑话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吗？”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她才去队部提的建议。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过了。没有人对我再说刺话，我也就不再赌气斗嘴。怕给组里添烦，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志组时，别人都比我年纪大，我干活儿少点心里无愧。一夜行军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号房子抱铺草我就偷点懒。如今我是惟一的男子汉，不能女同志干活儿我反赖着不动。有一天我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浑身发抖两腿拌蒜。茹志鹃过来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强烈抗议。我赌气离开她跟马旋一块儿去走，虽然是由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没叫人背。这样，在小组会上我受到了表扬。我以前净受批评，一表扬浑身紧张，从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这摆子是隔一日一发，发烧时我决不声张。有一天我参加抱铺草，动作慢了点，并且喘粗气，茹志鹃马上伸手摸我的脸，摸完立刻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我站着不动，她两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头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我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我对她的依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 六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我睡紧靠墙一头，茹志鹃睡我身边做隔离带，别人全在她的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有时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茹志鹃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又要对我嘱咐：“烧洗脚水，打扫卫生，上门板还有铺草这些活儿要抢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贫吵嘴……” 我嫌麻烦，就找个磨房、草屋或门洞等处，自己单独住。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我做伴。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个人占着一盏灯比跟大家挤在一个灯下方便。她记日记时要抽烟，我就坐在旁边给她卷大炮。 志鹃21岁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样，我15岁个儿又矮人又浑。她写日记我坐一边替她卷烟，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一天房东大嫂到我们住的地方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茹志鹃一本正经地说：“不，还有我哥呢，我们弟兄都在部队。” 大嫂点头说：“这也好，有个照顾。一来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没跟她商量，当着房东的面叫了声“阿姐”。 她开心地笑了。房东走后她说：“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关系，说是姐弟她才懂。” 从此我有时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给队里了：“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厂 队长丁世贤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这反映告诉志鹃姐，她说：“别理他们。” 五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是把他帮带出来了。” 确实是她帮带我走上了读写之路。 我只读过四年小学，没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文工团我担当过“提词”重任。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芦画瓢“搞创作”。1946年蒋先生撕毁“双十协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引起解放区军民愤怒。我编了个化妆相声《国大代表》，演出后张拓同志觉得不错，给我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还发给我一斤花生几个柿子作稿费，成为我首次印成铅字的“处女作”。此后我就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既没读书也没写文章，只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戏里小角色本来也不多，我只能点汽灯打锣管小道具，很有点苦闷。这时我到了茹志鹃班里。 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觉。女同志集中住，她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我一个人住磨道里单独有盏灯，凑到我这儿写正好。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于是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出本书扔给我。由半强制渐渐变成自愿，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我感到手足无措了。茹志鹃总背着书。突围下令轻装，她把军装被单都扔了，就没扔日记本和书。 我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会向我提问或跟我讨论。我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 她笑道：“明白意思吗？” 我说：“不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原来只觉得很有趣，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她讲解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学课。 那时候，我觉得茹志鹃讲话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观点，不管对不对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哪怕后来从理性上我已发现不妥，感情已难改变。我读半本《红楼梦》时，她说她不喜欢林黛玉，又娇气又是非，小性子，群众关系极差。倒是薛宝钗说话有分寸，做事顾大体。要说性格坦诚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正赶上研讨《红楼梦》高潮。认真学习后我当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对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摆脱不了志鹃给我的影响。我不知志鹃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来的看法。 学着写日记，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时我们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词。上前线，下部队，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问她“你每天写日记，都记些什么呀？是不是下部队收集的材料？”她说：“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事，有些以后创作会用上，不记下来怕忘了，用不上练笔也好。你也应当学着记。” 我说：“天天行军，我没看到什么材料。” 她说：“天天记，你就会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我听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东战役”，我们缴获了些白报纸，她缝了个小本给我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我说：“我不知道要记什么。”她说：“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在她督促下，我终于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六 残留的1948年日记，使我想起那个战斗频繁、工作多彩的年头。年初我们被骑兵从豫、皖、苏边区找回部队，不久就打响豫东战役，一口气解放了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市。陈、粟首长为防骄傲情绪，命令文工团排演话剧《李闯王》。在本部队演完，又带着此戏去慰问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 解放战争中，茹志鹃只在这一年上台演过戏，《李闯王》中扮演“长屏公主”。我认为演得蛮好。别的不说，用一口浙江腔的“国语”把不太口语化的台词念下来就很不容易。可显然别人有不同看法，此后排戏就没她的角色了。数年后我从一本书看到对茹志鹃演戏的评论：“演公主的女演员高举着两只手走上台来，好像缴枪投降……”我才知道为什么再没见她上台演戏。此书作者就是茹志鹃的丈夫，我们的业务教员、导演兼作家王啸平！ 本来我想做演员，她分析了我的长处与不足，认为还是往写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学习写作。通讯，散文，鼓词，故事，什么都写。写得多了发表的也多些，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刚庆祝完开国大典，就给我了到首都北京接受培养的机会。 初到北京时，我每星期都给志鹃写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了一种笔记本，每一页都有一幅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语录，我拿出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寄给她。她来信夸奖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还想给她买个铜狮子式的图章，但因为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防有钱后忘记。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部队时打下点生活底儿，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学熏陶，在“文学讲习所”又受到较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我连续发了点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志鹃非常高兴，不断来信夸我赞我，甚至说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过她，她由衷的高兴，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高兴！其实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拿进城头几年说：1949年《南京文艺》一创刊就发表了她的剧本《800列车出动了》；1950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她的小说《保栋梁与金凤》；过了两年她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得了军区的二等奖。她就是在这期间结的婚。解放战争中她就和王啸平要好，所以那时我就认为王啸平是我们团最有修养的艺术家，最有风度的学者，最出色的男人！进城不久王啸平就出版一本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的书，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荐。于是之笑着问：“作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按理我应叫他姐夫。”于是之还真在团小组会上向人推荐说：“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是邓友梅的姐夫写的。”啸平和志鹃的感情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当然也闹过矛盾，还在他们“搞对象”时期，有一次茹志鹃生气地说要断绝关系。我很担心，又不敢劝阻，我一张嘴她就说：“大人的事你不要发言！”茹志鹃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劝志娟不要跟啸平告吹。魏峨听了笑道：“你还挺操心呢，放心好了，她们不会断的。”作品得了奖，跟恋人结了婚，好事连连，刚进城这两年应该说是志鹃最顺当的日子。 以前我总认为茹志鹃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1952年她给我的信上，谈家务谈孩子的内容就多了。大女儿安诺满月时，她寄来一张小孩照片和一封长信，照片后边还写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1955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门到南京看望她。在“马标”他们家里没见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却见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来，志鹃说：“小心她会尿你一身。她叫安忆！” 志鹃虽然很爱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会儿她就和啸平俩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相约以后每年见一次，没想到从此一别二十多年。 我被划入另册后，看到志鹃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见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尽管正处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还是厚着脸皮给她写了祝贺信。她回信没多说自己，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更多的是谈我。她责备我不给她写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再给她写信。后来见到丁峤，他说茹志鹃出国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我的下落。有的说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说到延庆开荒种地，没人知道消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调往东北。郭卓去东北组稿听说我在当地，找到了我，一见面就说茹志鹃一直挂念我，要我给她写信。这时我才知道王啸平也被错划，只因是归侨，没离开上海就是了。不久就开始“文革”了。 经过“文革”的九死一生，我终于熬到了***同志出来扭转乾坤11978年5月，我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的号码一拨电话，听到个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声音：“喂，你是小邓吗？”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时，我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和该说什么。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鹃》一文中写到那次见面说：“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志鹃要到我家里看看。当我领她走进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她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不等坐下就打听我的情况。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 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写的文字：“你坐在这里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一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人看的，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小说！”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打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说，叫她带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我没写过，已不会写小说，改得不成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写了小说，把稿寄给了她。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本刊物止不住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辑。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九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辑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小说。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协领导工作上去了。 其实，志鹃何尝不知道这对她是极大的损失和磨难呢？我曾问过她：“你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 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头。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回苏北看看 早春三月，周明老弟来电话，说近日“报告文学学会”要组织作家到外地采风，问我愿否参加？我欠着文债正在赶稿，分别好久的老伴又刚从国外归来，不便脱身。便支吾说“舞燕刚回来，让我跟她商量一下再回答你好吗？”他说：“啊，舞燕刚回来！那就算了吧。”我说：“好。那我就表示道歉了。”说完我又随便问了句：“这次是要上哪里？”他说：“苏北。徐州，宿迁，淮安等地。”听了这句话，我打了个楞，马上说：“等等，让我再考虑考虑，明天回答你。”他忙说：“好好，不要勉强。” 我不是勉强，是在思想斗争。我是新四军的小兵，一听到苏北两个字，我潜意识中就感到像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 一 1941年1月，抗日战争紧张阶段，新四军军部自皖南奉命北上东进抗日，我们的“友军”将领向蒋先生报告说：“遵钧座六日电示，以迅速围剿该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以主力于本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之匪军”。于是我军刚到茂林，就遭到上官云湘指挥7个师8万兵力的突然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浴血奋战中叶挺军长被扣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了，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蒋先生以为这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孤军奋斗罗霄山上”人民子弟兵从此被消灭了，迫不及待的在1月17日发出命令，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周恩来同志为此发表了严重抗议。三天之后，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军长的新四军的新军部宣告正式成立。成立的地点就是苏北的盐城！ 新四军不仅没消失，而且越打越强大。此后几年间，在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同时，建立了苏南，苏中，淮南，淮北，皖江，浙东，鄂豫皖等多处根据地。军部所在的苏北解放区，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南迄盐城，北达陇海2。3万多平方公里，有20多个县级政府，人口300多万。这里不仅成了敌后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革命文化中心。李一氓，邹韬奋，阿英，范长江，黄源，夏征农，贺渌汀，何士德，赖少其，胡考，吴强，沈西蒙，沈亚威，洛辛，章枚，白文，王啸平，丁峤等几代文艺家组成的文艺大军；带动着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前线剧团，新安旅行团，淮南大众剧团，淮北剧团，拂晓剧团等文艺团体，和《拂晓报》，《盐埠大众》，《淮南大众》和少儿读物《儿童生活》等报纸期刊，为表现革命军民生活，鼓舞革命斗志做出了卓越贡献，展现了革命文化的风采。建国前夕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时，毛****听了“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唱的“淮海战役组歌”后，激动地对他身旁的吕骥同志说：“三野的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我在革命部队中长大，干部登记表上“个人出身”一栏填的就是“革命军人”。又是从新四军文工团走上文艺之路的。对苏北我有着特殊的情缘。 转眼间我离开那块土地已经59年。听了周明的话后，我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去！” 第一站是宿迁。从南京一上汽车我就猜想：宿迁现在是什么样子？ 宿迁，是我离开苏北的最后一站。1946年底，军部文工团前线小分队在队长丁峤、教导员李永淮带领下参加“宿北战役”。我们在距前沿阵地收容俘虏。战士抓到战俘交给我们，我们登记，编队之后再转交后勤部队押送后方。连日漫天大雪，战斗进展很快，半天就收容上百名俘虏。村里没有几间房屋，只能点起篝火，在露天地里看着俘虏等待押送部队。俘虏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为执行优待俘虏政策，我们把自己粮袋中小米倒出来给他们熬成粥喝了。等把他们押走，我们要做饭时，才发现村里根本找不到粮食，只拿粮票换来点地瓜干和糠煎饼，用开水泡软吞下去。吃完奉令转移，从此离开了苏北。 时隔59年。坐在汽车上走向宿迁时，我回想起当年这里人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他们自己没有饱饭吃，却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供给部队；他们自己光着脚下田走路，却一针一线为做军鞋劳军；他们抬着担架，推着小车支援部队北撤南征。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现在生活怎样呢？回到乡亲面前我会感到安慰还是感到歉疚呢？ 想着想着睡着了。车子突然停下，人们一阵喧哗，我醒过来。往窗外一看，车停在灯火通明的一幢漂亮而不太高的楼房前，楼房周围布绿树黄花，仿佛到了个旅游区休假点。我忙问：“这是哪里？”接待我们的同志笑着说：“到了，宿迁！这是我们住的宾馆。” 我哦了一声，随大家下车，随大家进了星级气派的大厅，在服务员引导下进了颇为豪华的套房，很怀疑这是不是宿迁。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个人起身走出宾馆，顺着宾馆门前树阴下的路任意行走。转眼间来到一个广场。这广场好大啊，足有100多亩地大小。三面大楼一边是个花园小区，北边大楼门前挂着市委和政府大楼牌子。南边是一溜楼上和房顶是各式招牌“工商银行”、“广播电视大厦”，“移动公司”等等。看得出是经过严格规划，精心设计建造的。从这里辐射出去几条路，路边都种着高高的立杨树。看不到我熟悉的土墙草顶的低矮民房，水沟夹道的泥土小路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宿迁城的旧址，只是完全没有身在宿迁的感觉。我带着满腹疑问回到了宾馆。 早饭过后，是客人当地领导的“对话”。听了市委书记仇和同志解说，我才知道这里既是宿迁又不是我来过的那个宿迁了。 原来从1996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宿迁由县级改成了地级市，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个县和宿豫、宿城两个区外加一个省级开发区。已经是有111个乡镇500多万人口的大市了。我们在的这地方正是改称“宿城区的老城”，但完全变了样。 建市后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省委书记回良玉同志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好比个大水桶，13个地级市好比13块桶板。板子长度不一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板子最长，宿迁板子最短。而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长板，而取决于最短的一板。因此要给宿迁特殊政策，允许率先改革，率先创新。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支持宿迁市采取比其他地区更灵活的政策”。 上边给了政策，市领导班子就立下一条决心：法律允许的快干，法律之外的探索干，别人没干过的大胆干。从哪能干起呢？对话中市委仇和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制定的方针多少条，措施有多少项，因水平问题我不能完全听懂。但好像大体意思懂了点：政府最根本的任务是要人民富起来。宿迁本是农业地区。要富起来的根本出路是在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把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没钱怎么办工业？所以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全部工作以抓经济为主，经济工作以抓工业为主，工业工作以招商引资为主”！ 口号好提，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到处都在招商引资，人家为何上你这来？除去政策优惠等软条件，还须有硬条件，宿迁是个“没有城的城，没有市的市”，如果只挂了地级市委市政府牌子，却缺乏产业支撑力，经济辐射力、文化带动力、社会凝聚力，其“对外吸引力”从何说起？他们决定收拢五指形成拳头，集中力量把中心市规模做大，实力做强，功能做优，环境做美。使其成为龙头，带动全市发展。 当地领导讲得很多，我听懂的很少，还停留在概念上，讲话一完，上车去随大家参观。相信参观之后，没听明白的地方会看明白。 到了现场才知道，参观的地方有看得懂的也有看不懂的。 先说看懂的。我看懂了宿迁的城市面貌，印象是“人在园中走，车在林中行，楼在花丛卧，闹市树林中”。宿迁这地方过去有些闭塞。闭塞也给它带来了好处。生态没遭太大破坏，环境没受污染。该市领导看到这一优势，建市时就提出个与其他城市“不比高楼大厦，但比绿化美化”，“不比状态但比生态”。如今它由原来的13点多平方公里扩展到3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4万增加到28万多。绿化覆盖率却达到了35％。绿地率为23％。人均绿化覆盖率为5.96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也日臻完善。我们观看了城周围生态防护林带，看了大运河和古黄河的风光带，还到了当年我们卷起裤腿淌水行军，走累了找不到干土地坐下休息的水网地区骆马湖。如今却成了风光亮丽，柳绿花红的生态旅游风景区。有酒店，有旅馆，可野餐，可划船，成了休闲度假的天堂。我看了真有换了新天地的感觉。 当地人告诉我，风景区只是骆马湖的一个小点，更重要的点是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生产示范区和产业开发带，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现代化产业。 我们看了两个经济开发区，看了“高科技集团公司”，“张家港长江润发工业园”等企业。开发区建得规整，美观，敞亮，中绿叶丛中棋盘型的建筑群体。我问：“在这里投产的外来企业有多少？”他们说只江苏省宿迁开发区一处，到去年为止，已有184个项目进区，协议利用资金57亿多元。2003年新引进项目108个，总投资22.95亿。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59个，晨风，芬那丝，流星，宏利来等都投资在亿元以上！去年全市引进的固定投资项目，超过200万元的有735家。到位资金超过13亿元。全市工业企业销售收入130多亿元。利税9.5亿。利润3.72亿。 我说：“只是建立起一座中心城市，就有这么大吸引力？”他们说：“城市建设好了，原来就有却没利用的一些优势也发挥作用了。由于我们处在江苏，安徽，山东三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从这里经过的京沪，宁宿徐，徐宿淮盐等高速公路，成了宿迁通往四面八方的运输通道。穿越境内的新长铁路，拉近了我们与渤海经济区的距离；邻近的观音机场，白塔埠机场和禄口机场，架起了宿迁通向海内外的空中桥梁。如今都成了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他还说，先辈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增添了宿迁品牌的亮点。这里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少奇，陈毅等同志都在这里战斗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有项羽故里，乾隆行宫，极乐律院等古迹，还有古黄河古运河风景带，引起人们怀古的遐想。这都为我们宿迁城市形象增添了光彩。 几年间他们取得的实际效益是：从1996年-2003年，全市gdp累计实现1566.2亿，年均增长12.1％。市级财政从建市时基数为0，现在达到了1.3亿。200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91元，农民人均匀纯收入3152元。年均分别递增9.6％和6.8％，实现了以县区为单位基本达到小康的指标。 当然，取得这样成绩并不一帆风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看法，也引起一些争议。摸着石头过河么，难保有沾水湿脚之处，何况这只是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等解决，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就已取得成果看，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有个朋友曾对我说过：要作个平安官容易，只要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别独出心裁，搞新花样就行。不做事也没有错误，没成绩就是最好的成绩！而要想当个好共产党员却难，要真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就须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因为认真做事困难，站在一边挑刺容易。做成了九件有一件没做好就会招来指责。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因此，我看到的新宿迁，最令我欣慰的是人，是为人民利益而敢于承担责任，冒险闯关的干部群体。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一代当政者与时俱进，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没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怎有如此惊人的成绩。 当离开宿迁的那一刻，我擦着眼泪说了句：“我衷心感谢同志们，你们的成绩，使我能坦然会见曾以血肉支援过革命战争的宿迁人民。” 回苏北的第一站，已经收益非浅了。由此又兴高采烈地又走向淮阴、淮安。 情寄洛阳 前年去河南开会，张一弓老弟问我可有什么个人要求，我说会后想去看看洛阳。他问我可是要找熟人，我说没有熟人。我只想再看看那个城市。作协的朋友满足了我的心愿，我感激不尽。 其实，我活了60多年，在洛阳总共呆了不到10天，人生好像乘火车旅行，长长的铁路，能留下印象的只有不多几个车站。其中一站就是洛阳。 1948年2月，我在华东野战军当文工团员。洛阳战役开始从偃师出发越铁路，渡黄河，进驻洛阳北面的黄河对岸，第一次看到窑洞。第二天又回头南下，直奔洛阳，枪炮声不绝于耳。九龙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洛阳东关一片凄凉景象。洛阳守敌青年军206师为了便于观察，扫清射界，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强迫东关居民疏散，东门外一带的房子全部被拆散推倒。瓦砾堆中，泥水洼里乱丢着桌椅箱柜，锅碗瓢盆和老百姓没带走的衣服被褥。路北有一家颜料店，箱箱罐罐被打碎，颜料顺着雨水流出门外，染得大街上泥水五颜六色。在这断墙残垣之间，惟有一块石碑挺立没倒。上书“孔子问礼处”。在提醒人们，这块地方自古就是个礼仪之乡！ 我们沿着突击队进攻路线进城。先头部队在东门外的桥上放了块门板，上写“当心地雷”，并把已查出的地雷用白粉圈了起来。我们从密麻麻的白圈缝中跳跃前进。连日阴雨，护城河岸陡水深，河边地堡、铁丝网密密麻麻。河水里，铁丝网和地堡之间散乱着敌军尸体。 从东门北侧的突破口进入城内。敌军把城门洞用沙袋堵得严不透风，两侧地堡暗道严密坚固，炮弹打中只留下个脸盆大的瘢痕。攻城部队以一个营的兵力组织爆破，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连续送上几十包炸药，才在城门边炸开这个小缺口，宽不过三尺，只能容一人通过。突击队就通过这个小口冲进了洛阳城，把城内守敌逼到西习匕角师范学校。这是原华东三纵的一支部队，后来就被命名为“洛阳营”。营长张明是著名战斗英雄。 洛阳城内墙倒屋塌，满街横躺竖卧着敌人尸体。在十字路口东北角坐着个解除了武装、呆若木鸡的青年军士兵。对我们走过视若不见。问他话也毫无反应。两眼直瞪瞪地瞧着远方，脸上没任何表情。他脚下放着一个水碗，我就把水壶打开给他倒了半碗水，又有人丢下半个馒头。他看也不看。 街临的许多房子，都大门洞开，屋中零乱地放着衣物，只是没有了主人。靠近基督教堂左侧有个院很整洁。屋中扔着打开的皮箱，箱中有军装、皮衣和成套的银餐具，桌上还放着一块金怀表，表针仍在走着…… 我们在洛阳停留了有一周左右。这些屋子始终大门敞着，数不清有多少军人来参观过。但衣服仍在打开的皮箱中放着，表仍摆在桌上，只是表针停了。呆呆的士兵寸步未离原地，那碗水和半个馒头纹丝没动。只是过了两天他躺下，眼仍然睁得很大。 在集中围歼固守洛阳师范的206师时，蒋介石派遣的大批增援部队已经渐向洛阳靠拢。司令部决定消灭了守敌即刻撤离洛阳城区。我们的任务是在撤离之前在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大街小巷写满标语，宣传我们的政策，对敌人再展开一次攻心战。那些天春雨绵绵，我们从天明到天黑都提着石灰桶和排笔，在地雷和冷枪空隙中，架梯子，登板凳从东门到西门，从城外到城内写了数不清的标语。到我们撤出洛阳时，随便走到哪条街上，抬头一看都是“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等标语。 一周后，3月初的一天我们撤离洛阳。几天来一直下雨，那天忽然变作了鹅毛大雪。经过十字路口时我看到那个士兵仍躺在原处，脸上已积了一层雪。碗和半个馒头也被雪掩住了。 在洛阳我没挂彩，撤出洛阳却受了伤。原因是在临撤退我们每人发一双缴获来的青年军的长筒胶底军靴。又漂亮又结实还防水。背着它太沉，我把自己布底鞋扔了换上它穿着上了路，哪晓得这东西适合美国兵坐汽车穿，不适合我们穿着它长行军打运动战。走出洛阳刚到龙门脚就打了泡，等第二天到达伊川，想脱已脱不下来，咬牙脱下时，两脚已被磨得血肉模糊。 不久在军队的报纸上看到英雄营长张明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桌上的表”。写的是洛阳城内一家人走空后，桌上放着只表，到我军撤离那表还放在桌上。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就是我见到的那一块。洛阳城内这类现象很多。 我打过许多仗，景象最残酷、纪律最严明的是洛阳这一战。事隔40余年后我仍想再去看看，但看到的已是一个新洛阳。惟一没有变化的还是那块“孔子问礼处”的石碑。 参加过洛阳战役，后来成了作家的人很有几个，茹志鹃、白桦、叶楠、徐怀中……我希望有一天这些人能在洛阳有次聚会，重温一下年轻时的战斗历程。 忆河南 按“四舍五入”，过了年我就叫70来岁的人。我想活得稍松快点，不再应一切约稿。正这时朋友约我为郑州晚报写点什么。1949年前，我随叶飞将军从鲁南转移到了河南。打许昌，打杞县，进洛阳，进开封，在这中原大地足呆了有一年多，与河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积下了一份不浅的感情。这个稿看样不写不行。 正经八板的写作有困难，就扯几句闲篇，与读者叙旧。 一谈到风沙人们总爱联想内蒙古草原，新疆戈壁。我却联想到河南黄泛区。1948年春天我们从扶沟去西华，是夜间行军。出发前起了风。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人走在路上如同陷入了沙窝，其沙细如精粉，无孔不入。不仅睁不开眼，连鼻子带嘴都蒙上布才能呼吸，只好在头上包上件军装，留条细缝看着前边人的后背，紧跟着它前进。顶风时迈一步都要使九牛二虎之劲，顺风时看见前边的人停下来，想刹脚又刹不住，先撞人后背，自己后背再被人撞上。漫天黄沙既看不清左右上下，又辨不出东西南北，命运全托付给了带路的向导。这向导沉默不语，只是弯着身子带路。走几里地停下来辨认一下，随后往左一拐或是往右一拐，又接着往下走。这样不断改变路线走了一夜。天亮后看到前边有个村子，越看越眼熟，好像曾经什么时候住过。走近了一看，原来就是昨天晚上出发的地点。这时向导才哭叽叽地说求饶：“大军同志，说实话吧。昨天出村不远我就转向了，想找到正路，始终没找出来。怕你们生气我没敢说！” 我们就只好进村中休息。村中房子有两类。少数是房顶与地面一样高，甚至陷在地面之下。先下台阶再进屋门。这是黄水淹过，从泥沙中挖出来的旧房；多数是草顶，木杆，芦苇糊泥的棚屋。这是新搭起来的住屋。房屋陷在地下之处，其田地系被泥沙淤积，尚可耕种；搭棚屋者是熟土被黄水冲走，露出来的只有沙礓，其硬如石，种地时连犁铧都要碰断。不管那种房屋，都是家徒四壁，有的全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山东农村，再穷的地方也还能烧个热炕，不烧炕总还能找点草搭地铺。可这里连铺草都没有。因为沙礓上寸草不生。老乡们拿到救济粮舍不得，要把它卖了换成红薯叶，这样可以多吃几顿。农民们穿得更是奇特，不少人穿西装，纯粹是进口货。不过既长大又破旧，腰上扎根绳子代替纽扣。原来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救济品。西方人捐赠的救济品也有新东西、好东西。但都叫国民党政府官员自己留下了。发到老百姓手中的就剩下了这些破烂衣。我们祖宗的发祥地，一度就成了这样赤贫，刮起沙漠戈壁般的暴风。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河南淳朴敦厚的民风，河南人是有文化传统的。人穷而不失礼。在村头碰见个拾粪的，那怕他两天都没揭锅，也要客气地说声：“到家里喝汤？” 过去中国人穷，把吃饱肚子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所以人们见面，最讲礼貌的问候就是：“吃了没有？”惟独河南人却问：“喝汤没有？”或许这是风习上、语言上的差别。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河南生活更为穷苦的反映。没有足够的粮食做干粮，只能吃流食。也许我理解错了，但错得有理。 我已近半个世纪没到河南黄泛区。不管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有过多少失误，却相信它绝不再是当年我见到的景象。如果今天河南人们见面还问：“喝汤？”可能其汤的原料已作彻底改变。老年人喝汤为了保健，女士们喝汤为了减肥，这决不会再作那样的误解。 从陈家白庄走出的文艺家 最近山东临沂罗庄政协的乡亲来信，说他们要编本村的“文史资料”，问我能不能写点东西。我放下手中正写的稿子，回忆起陈家白庄来。陈家白庄是罗庄属下一部分。这个村不大，但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艺术家却有一大串：音乐家、戏剧家、诗人、作家、书法家、画家、电影明星……应有尽有！ 因为这里曾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简称军文工团)的驻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毅同志率新四军部队北上，与山东军区司令合并，他身兼代军长和军区司令，军部和军区司令部就设在临沂。这时正是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充满和平气氛时期，毛**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负责维和的“军调执行小组”经常派人来临沂搞联络，联合国善后救济小组在临沂设办事处分配救济物资。地方上忙于减租减息发展生产，部队动员精简复原，准备整编。文工团宣传教育，接待交流工作忙得热火朝天，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城里，军部分配的驻地就在临沂城中心。转过年来进入1946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丢开政协决议要召开伪“国大”，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城里驻军已不适宜，开始向乡下疏散，新四军领导机关驻到城南罗庄一带。我们移到属罗庄乡的陈家白庄。 陈家白庄的老乡对文工团热情欢迎。各家房东就把房子腾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部队到达时村干部们把铺草都给预备好了。全村群众都到村前夹道欢迎。我们班住在村中间偏西一个夹道北头，有三间正房、三间东屋、两间西屋。房东大娘和他儿子住正房，我们全班住三间西屋，东屋住的是两位刚从滨海调到我团写剧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了上影著名导演傅超武。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儿子两人，大娘年岁已大，重劳动活都是儿子一人干，院子里原来比较脏乱。我们住进后，按传统把挑水扫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来。正房檐下挂了木箱，养了不少鸽子，原来正房窗台上下鸽子粪成堆，我们来后每天都给扫得干干净净，还把鸽子粪给堆到一块替房东积肥。大娘高兴得合不上嘴，赶上星期天我们改善生活领回面、肉包饺子，她都抢着为我们帮忙。平时我们在院中活动，老大娘就坐到门槛上看。我们练歌她当听众，我们聊天她捡笑。 “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在当时可算是山东根据地最高文艺团体之一，其成员既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也有来自上海、北京、济南的专家名人。原团长陆万美曾担任过“抗演六队”队长，后来接替他的张望同志是老新四军。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们的教导员。副团长黄灿出身于元老级话剧团体“南国社”。下边的人也不弱，以“戏剧股”来说，股长白文来自上海，苦干剧团的台柱之一，和石挥、张伐、黄宗江等同为“苦干剧团”的台柱；副股长是新四军中的艺术骨干，能导能演，红遍苏中、苏北，建国后当过两个部副部长的丁峤；郑重是40年代红遍南北的电影明星，布加里是闻名鲁中鲁南根据地的革命艺术家……在他们指导、带动下，一批年轻同志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锻炼，已显露出艺术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国后成了各自领域的名家。如画家彭彬，诗人顾工，音乐界名指挥胡德枫，女高音歌唱家马旋，书法家姜东舒，电影女导演董克娜，电影演员铁牛，李玲君，孙永平…… 文工团在陈家白庄这段时期，有几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迎接东江纵队。1946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和平严格执行和谈协议，把坚持在广东抗战的东江纵队调遣到山东来。山东军民出于对广东同志忍痛离乡的同情与敬佩，作了充分迎接准备。东江纵队是乘美国军舰由广东到烟台的。有人在船上受美国海军的歧视与慢待，同志们为顾全大局忍住了满腔愤怒。登陆后步行由胶东开往临沂，几百里路程；沿途都是彩棚戏台，欢迎的队伍不断，慰问的歌声不停，相比之下山东军民阶级感情令东江儿女由衷感动。军文工团的演出点设在临沂城东四十里的相公庄，舞台就搭在大路边。连续为过路的东江纵队官兵演出了一星期。常常是台上演出台下喊号，官兵们用现学的北方话：“谢谢新戏官(新四军)的同记(志)们啦，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期(齐)保卫山东解放区，我们还要打肥老嘎去(打回老家去)……”他们的革命信念也激励了山东军民并肩战斗的决心。 二是文工团鼓励大家除在本职工作上精益求精外，业余时间也用来勤学苦练以增加点修养与能力。有人练歌，有人练画，有人学习写作。白文在这里写出他头一个剧本《五莲山》，顾工在这里写出了头一个《发洋财》，董克娜、铁牛、李玲君、孙永平都是在这里第一次登上舞台的。 三，文工团把陈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排了新戏，照例先演给乡亲们看一场，听取大家意见，然后才正式到部队演出。乡亲们在看文工团节目中也提高了觉悟，当年秋天翻身群众掀起参军热潮时，陈家白庄一次有十来个青年参军，全被我们文工团接受。参军青年披红戴花，骑上扎了红绸带的马；文工团同志组成乐队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从陈家白庄出发往南往西到罗庄一带游行一圈。出村时参军青年从各自家中由乡亲送出来，回村时文工团领导带队迎接到欢迎大会会场，老同志帮他们换上军装，陪他们参加欢迎宴会，新同志亲属和村干部全被请入席。从这天起陈家白庄才有人走进艺术队伍，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了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的乐手、电影从业者和艺术家。也有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甚至光荣负伤落下残疾后，转业还乡的，他们回乡后又在家乡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如我的老战友陈进田、陈宝田，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今仍在为建设家乡而奋斗不息。 前几年我和老战友顾工一起回陈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峤、马旋、彭彬都向我们打听老乡们的情况。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对我们来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忘记和罗庄一带人民血肉相连的情义。 战友陈金河 我在写战友朱彤心的时候，联想起另一位战友，名叫陈金河。 陈金河从1946年10月参加我们文工团，到1948年负伤离队，总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可我认识他不止两年多。他参军之前我们团住在他们村，我就住在他家，对他有些了解。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扩军，白村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军，他没报名。我们批准了三个人，当然也没有他。那三个新战士入伍的时候，村里组织高跷队欢送，我们组织秧歌队迎接。本村青年参加驻在本村的部队，没多远路可走，拉不开阵势，只好给新战士披上红绸戴上花，骑上高头大马，在周围几个村子游行，回到本村，再由我们部队迎接。陈金河是个玩社火的能手。能翻跟头，会蝎子爬。踩在高跷上能来鹞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论到哪个村，大姑娘小媳妇眼睛只往他身上盯，参军的青年倒成了为他壮威的。陈金河扭得很愉快，很尽兴，丝毫没有羡慕和妒忌几个新、战士的神色。 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开拔了。我们是文工团，要带幕布、汽灯、服装之类，难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时，陈金河争着要参加，说：“住的怪热乎的，送他们一程。”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60里地。第二天他们回去，再由宿营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时，陈金河不肯走，说：“我腿脚好，再送一程。”于是他留下来，和新来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们一程。第三天我们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说：“反正还剩二三十里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热情，又好像对待一般民夫那样，开个证明就让他走。团长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请顿牙祭。晚上吃饭时，把他的三个老乡找了来，把原住在他家的我们几个人也找了来。饭菜放在院子里一盘磨上，大家围着磨盘站着，每人撅了两根秫秸箭秆当筷子。 丁世雄说：“金河，你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现在弄得我们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 陈金河说：“分啥手？打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 丁世雄还以为他说笑话。就说：“说得轻巧，那你当初怎么没报名参军？” “我报名你要我吗？”陈金河正经地问。 丁世雄觉得他要来真的了，忙说：“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独子，你妈又从年轻守寡……” “我知道就是这么个事，我义务长期支前，你管不着吧？” 丁世雄是善于开着玩笑处理严肃问题的，就故意把脸一板说：“支前要有乡政府证明，拿证明来，咱欢迎，没证明，回去。叫伙房给你十个馍馍当干粮，拿着路上吃。” 陈金河从怀里掏出个纸条条，啪的一声放在磨盘上说：“给你证明，安排我的住处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开纸条，大家围上去看，当真盖着红色大印，是乡公所开的证明。上写：“陈金河自愿支前当民工，希文工团分配工作，期限两个月。在此期间政府按支前人员待遇照顾其家庭生活……” 证明信是真的。估计这信的来路多少有点蹊跷，但已相隔了200来里地，无法去查询了，只好先把他留下。从此陈金河就当上了民工组长。文工团经常有两三个民工，不断替换，陈金河就专门招呼这些民工行军、吃饭、住宿。他自己也挑一个担子，专担团里的文件箱和团长的背包。团里几次动员他回去，他都说：“还没到两个月呢！”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将近两个月时，我们已转战到了胶济线，而临沂则成了敌占区。陈金河明摆着回不去了。他仍是不声不响担那副担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参军的事。反正开饭一块吃，行军一。路走，同志们又送了他一身旧军装，实在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终于有一天，团长撑不住了，把我们班的人和白村参军的三位战士(两个炊事员，一个饲养员)找去说：“你们看，是不是让陈金河入伍好呢？” 我们说：“当然应该叫他入伍。” 团长说：“可他参了军，家中就剩他娘一个人……” 炊事员陈友河说：“他来时就没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饲养员陈宝河说：“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倒是他娘养活他的时候多，他娘乐得他出来呢！” 他这一说，大伙才有点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对陈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只有一亩多地。按说地越少、越该伺弄得仔细，可他却马马虎虎，锄的不勤，收的不净。麦秋过后小孩上他地里捡麦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搂地瓜的人也最多，人们问他： “你怎不经心务庄稼？”他说：“猴腚大点地，再精细能多打几升粮食？费那事干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纺花、织布、缝盖帘、编筐篓维持。他对他娘的劳作也很少帮忙。他娘倒是很壮实，很乐天，爱说笑，爱助人，虽然缺吃少穿，脸上却从不带愁苦相，也从没听她抱怨过儿子不成才。陈金河种庄稼不在意，但干“闲事”很有点门道，追个兔子，打个黄鼬，捕鱼摸虾，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1945年腊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来时天黑了，又下着小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白村庄北，有一片柏树林，中间有座大坟头像个小山包，村人习惯称它叫“杨家罐”(也许是“棺”的讹音)，据说埋的是个明朝大官，叫“杨祭祀”，祭祀是什么官，谁也弄不大清。总之那片柏树林阴森森，尽管我背着条马枪，走到那儿还是头皮发紧。正走着，就听树林里有人喊道：“谁？”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枪端起，拉了下栓问：“你是谁？” 坟地里就又喊了一声：“你是小邓吧？” 我听出是陈金河了，就放下枪问：“你干啥吓人呼呼的？” 他喊：“你过来，快紧着，帮我个忙！” 我问：“你在哪儿呢？” 他说：“在杨家罐下边。” “你过来迎我呀，这么黑，我瞧不见你！” “我站不起来，能站起来还喊你干熊？” 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他在坟边坐着，背紧紧靠着坟包。 我说：“你咋了？腿伤了？” 他小声说：“嘘！我腚底下这个洞里有四个狐狸。我一个人抓不过来。想等个过路的帮忙，等了一个时辰过来个妇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吓跑了。又等了一个时辰才听见人声。原来是你。我的腿冻木了，腚也叫它们挠破了……” 他叫我在一边堵着口，解下裤带来。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声，他掐住一个狐狸的脖子，用腰带拴上拖了出来。又一抬屁股，又拖出来一个来，用腰带的另一头拴了。第三个没腰带了，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来，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几下，狐狸不动了。可就在摔这第三只的时候，另一只从我这边蹿了出来，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头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撤了手，叫它连蹿带跳地跑了。 陈金河跺着脚说：“你咋这么熊包！叫你帮忙，你倒坏了我个事。” 我舔着手上的伤口说：“你没瞧见手都给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过两天自己就长好了，我裤子还叫它挠破了呢，裤子破了可得花钱买哩！” 我说：“你抓到三个也行了。咋这么贪心？” 他说：“这是一窝，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个将来它要报仇的！我受过它们报复……你没看见吗？凡抓野物的人，没有不穷死的，它们祟乱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为啥还抓这几个？” “我想不干了，可拿啥过年呢？”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没见俺娘这几天那愁苦相么？” 他把三条狐狸剥了，皮卖给合作社，一半钱给他娘过年，四分之一买了胭粉参加办高跷。还有四分之一想买药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挠下几块肉去)。我们的卫生员免费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这钱做了条裤子。他娘织布，他却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说：“老人织布是卖的，不是给我穿的。我的穿戴，我个人想法儿。” 大家议论了一阵，一致赞成吸收陈金河入伍。又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就决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陈金河找来说：“组织上要我动员你参军，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么意见？” 他以为陈金河会跳起来说些感谢的话的。可陈金河满没动声色，反倒说：“领导要下了决心呢，我现在就入伍。要还想考验一阵呢，也没啥，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你还蛮有主意啊！” “没主意早叫你打发回去啦！” 他的职务是通讯员。只管照顾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时候拉大幕，点汽灯。配效果，要演只喊一个“杀”字，端着枪冲锋的群众演员，他都抢着干。还跟着大家练声、唱合唱，并且用白报纸钉了个本儿，学着美术组的样儿画速写。他唱的、画的都不像样儿，没露出在这方面的什么天分。显然踩高跷时那点灵透劲真拿到专业团体来说不顶用。点汽灯，演幻灯。钉布景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兴趣，也有才能。打枣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柴油发电机，灯光组长小江跟他两个人鼓捣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转了，而且接上线，点亮了好几个电灯袍。新年联欢会上，他们就用这几个灯泡照明，演了一场晚会，虽然没有汽灯亮(光线总是红的)，可是真正的“电灯”，一按就亮，再一按又灭了。这本身就是节目，给台上台下的人都带来了愉快。后来要进沂蒙山打运动战，这个笨重的现代化设备只好扔掉，陈金河为此还掉了泪。 电灯事件引起团里对陈金河重视。朱彤心建议把他转为文工团员。文工团员一般享受班排级待遇，算是“提干”。在战斗部队，打仗升个班排长不是问题。文工团不行，要么得有“特殊贡献”，要么得熬到一定时间，大家一块升级。陈金河表现不错，可不能算是“特殊贡献”，只好先把他调到灯光组工作，仍是通讯员的职务。从此他归灯光组长小江领导。 小江虽也是由通讯员提上来的，但他资格老，军龄长，又得过朱彤心的技术真传，就时常在陈金河面前摆架子。往往为了点小事就把陈金河训斥一顿。我们看不过去，没少给小江提意见，陈金河却处之泰然。随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顶撞。 一天晚上行军时，我和陈金河一块跟着骡子照顾病号，在路上谈了起来。我说他表现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乱发脾气，这不容易。 他说：“跟人学本事，受这点气算个熊！比旧社会当学徒的强多了。我要没这点打算，还不参加你们文工团哩。”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加文工团，他说：“从大里说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穷人不受压迫剥削。不过这是官话，谁都这么说。往小里说，我自己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想改改门风。” “咋叫改门风？” 他从他爷爷那辈讲起来。 北方农村，一般都以多数居民的姓氏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张，就叫“张庄”，大部分姓李，就叫李庄。为什么他们村都姓陈，不叫“陈庄”而叫“白庄”呢？因为早年这村上有几家靠抄纸为生，墙上用石灰抹平，为的是晾纸。他爷爷那辈就抄过纸，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错。 “你在俺家住过。日子不富裕，房子能这么宽敞么？” 他家确实房子宽敞，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不过，三间北屋房顶上的瓦已揭下卖了，苫上了草。东屋山墙从顶到底一道大裂缝，除去放破烂。派不上别的用场。我们住他的西屋。西屋虽没裂缝，可缺窗户少门。我们挂了个草帘挡风，扎了几根秫秸把糊上纸当窗户。 他说自从民国十几年，城里的财主办了个机器纸厂，造的纸又白又薄又便宜，把这些土纸作坊顶黄了，他家才败落下来。他爷本不靠种地养家，就没置下多少地。死的时候除了留下这宅子，只留下十来亩地。十来亩地，如果好好伺弄，也还可以维持中农水平。他爹受了他爷的影响，认为在土坷垃里刨食难有大出息，就把地卖了与人合伙做生意，往山里贩骡马，从山里往外收药材。开头几年干的还得手。可在日本进来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个劫道的拿着砍刀、扎枪劫他们四五个。别人一见，扔下财物就逃命了，没伤着人，他爹捂着钱袋不肯撒手，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阵，叫人用扎枪捅破肚子，挑出肠子来才把钱袋给夺去。 劫道的说：“朋友，咱是谋财不害命的，你早放明白点，何苦伤这和气呢？” 他爹说：“朋友，我不挣巴两下，身上见见红，我跟我自己交待不过去，这样我才心安。” 劫道的见他有骨气，扔下十元大洋，叫他当盘缠，雇个脚回来。他没舍的花这十元大洋，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用手捂着伤口走回家来。 金河他爹回家后又卖了三亩地，请个老中医给他治伤。治了八九个月，大体上好了。老医生嘱咐他第一不要干费力的活儿，第二不能暴饮暴食，尤其不能吃肉。金河爹是个头脑活、肚量大的人。不能长途贩运，不能种地，总能找到谋生之路，他把喂的两口猪杀了，让金河娘蒸包子，他在集上看摊卖包子。这使他维持住了家庭生活，并且没费多大力气。守住了医生提的第一条戒律。可他没想到，卖肉包子对于一个忌口的人，也是个危险的行业。冒着热气，散着肉香的白面大包子，每时每刻朝他投出诱惑。胃口的翻动使人很难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果然，熬到八个月头上他熬不住了。趁金河娘没看见把一个破了皮的包子塞进了嘴里。果然就创口崩裂一命呜呼。这事在医学上说得通说不通另当别论，反正金河爹死了。临死留下了两句话：一是劝金河娘早点嫁人，带着他留下那点财产嫁个实诚人；二是孩子大了叫他闯世界，别死守着坷垃受穷。他说：“靠老实种地是熬不出头的。” 金河他娘顽固地拒绝按第一条嘱咐办，却严格地遵守了第二遗愿：金河爱干什么由他去，并不把他拴在土地上。她靠纺纱、织布、做小手工业维持生活。 所以金河说：“别人参军，头一条想的是打倒地主剥削，翻身保田。我想打倒穷神，跟你们学点本事。全国解放了，我既有一份功劳，也学了一身本事，改换下土里刨食的门风，过几天富裕日子。” 金河的兴趣并不只在点汽灯、做布景一些工艺上，他也乐于学文化、学政治。这么个散漫惯了的人，按说对军队的严格纪律难以适应，但他却很自然地就习惯了。行军时汽灯是用两个木箱装着、驮在骡背的，因此灯光组总要有人跟骡子走，以前这事由小江干。自从有了陈金河，小江摆起架子，把这活交给陈金河。1947年夏天，我们在鲁南打一个县城没打下来，遭到了敌人大股增援部队的反包围，半夜我们趁着瓢泼大雨突围，中途又遭到敌人伏击，政治部的队伍被冲散了(请原谅我说到我军偶然失利的事。这种事战争中本来难免，但文学作品中却是一忌儿我们突出包围圈已经天明，见到了饲养员陈宝河，却没见到陈金河和骡子，陈宝河说，他们本是一起行动的，遭遇伏击时，骡子被一发60炮弹打倒了，他从骡子身旁跑了出来就再也没见到陈金河。估计陈金河可能和骡子一块中了炮弹。我们一连五天，没打听到陈金河的下落。大家心情都挺沉重。第六天拂晓，我们强渡一条很宽的河。渡到对岸，敌机就发现了，向我们俯冲扫射。大家赶紧往高粱地里钻。几位女同志钻进一片高粱地，转眼间又格格笑着退了出来。丁世雄喊：“别出来，原地隐蔽！”她们宁肯冒险在路边卧倒，也不肯再进去。一些男同志就从她们身边钻了进去。到青纱帐中才知道，原来有个大小伙子，浑身一丝不挂，躺在地垄里睡熟了。陈宝河去踢了那人一脚说：“起来，穿上衣裳厂那人揉揉眼坐了起来，把陈宝河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尖声叫道：“你是陈金河魂呀，还是人儿呀？” “我要是魂儿早把你掐死了！”陈金河咧咧嘴，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说，“你的腿比兔子的还快，害得我好找了一夜！” 听到陈金河的声音，人们不顾敌机还在头上盘旋，全凑了过来。连女同志也扔开习惯的禁忌，大大方方钻进来了，吓得陈金河赶紧原地趴下说：“女同志别过来，谢谢你们关心，我挺好，就是衣裳叫水给冲跑了，等我找件衣裳穿上咱再见面吧。” 不知是谁扔了件军装上衣给他，他像围裙似的围在腹部。说是昨晚上他一人摸到了河边，看看没有人，以为我们早过河了，就赶紧下河追。昨晚雨挺大，河水又深又急，穿着衣服走不动，就把衣服脱下顶在头上。谁知一个浪头把他打倒了，再爬起来时衣裳早漂得不见影了。我们说：“你怎么不把衣裳抓紧些？” 他说：“咦！你们倒会说，我手里还抱着那个东西咧！”他指指身后的草丛，人们才看到那儿放着盏汽灯。 这以后不久，他就人了党，但仍未提干。陈金河自己对待提干也像他对待参军一样，既充满信心又不慌不忙。“特殊贡献”有时也要看机遇的。不久他的机遇来了。洛阳战役时，我们全团都上最前线去做鼓动工作，留下他和两个炊事员在洛阳城外一个村子留守。在前线上喊话，鼓动干了一夜，天亮后团长叫我和一个姓耿的同志回留守处取彩绸服装，准备做战地演出。留守处村西有个废了的破窑。还离破窑很远，就看见窑外站着个当兵的，端着支***，面向窑门一动不动像个泥胎。走近了，看出是陈金河。我们喊他，他不做声，只作手势，招呼我们快到他身边去。我们再走近些，就看到他脚下横七竖八扔着七八条枪，几个手榴弹。他说：“我这窑里捂着一窝狐狸，你们一人抄起一把枪来，咱把他们领回去。” 我们各找了一条枪，顶上了火。他喊道：“一个跟一个举着手出来！谁要捣蛋我这枪子可不吃素！” 里边答应了几声，陆陆续续有七个敌军举着手出来了。陈金河问：“还有没有？” 一个脸上有块伤的大个子说：“还有一个伤的，两个死的。” “去个人把伤的背上，死的撂下，其余的排成一列站好！” 那大个子就钻进去背着一个头缠了绷带的敌兵出来。陈金河叫我们看着俘虏，他把地上那几支枪的枪栓全卸下来插在自己皮带上，然后对俘虏说：“一个捡一杆扛上，跟我们走！” 把俘虏押到村里，初步审问了一下。他们说是昨晚从九龙台突围出来一个连，叫我们部队一阻击，打散了。他们这一个班跑到这村头，看天快亮了，怕被我军发现，就躲进了废窑，正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突然从窑顶上飞下个手榴弹，吭的一声炸了！当场两死一伤。其余的都吓蒙了，听到外边喊：“把枪扔出来。不交枪要扔小包炸药了！”他们赶紧把枪交了出来。扔出枪以后，又听外边喊：“现在你们就老老实实在里边休息吧，多咱喊你们出来再出来。”他们就在窑里老实呆着，天亮后从窑门下边望望，才知道外边就一个解放军。 我们问陈金河，怎么会跑去抓俘虏的？他说原是去解手的，蹲在地里，看远处，有天幕作背景，比站着看得清楚，就发现有几个人由西往东跑，头上是大盖帽子。他顾不上回去拿枪，皮带上原插着颗手榴弹。就提着手榴弹悄悄紧迫上去。这几个人走到窑跟前不见了。他估计是进了窑。他想他要从门口接近绝打不过他们，要在窑顶上居高临下，既利于进攻又便于隐蔽。就从窑背面爬上去。把耳朵凑到烟口上一听，敌人正在争论是继续跑还是先隐蔽下来。有人说马上天亮了，再出去容易叫八路军看见；有人说躲在这儿也不安全，要叫八路发现连队形也展不开，没有还手之力，还不如硬冲出去好。陈金河心想：他们一出来一个人可就捂治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再说吧！手榴弹一炸，里边乱了营。陈金河一喊里边就嘁哩咔啦把枪扔了出来。陈金河赶紧跑下去，捡起一支***封锁住了窑门口。 陈金河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班，上了部队的前线小报，立了二等功。丁世雄趁机把提干的报告打上去了。 打完洛阳，我们到黄河北休整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南渡黄河，准备打开封战役。经南渡河时我们是半夜渡的河，陈金河拉着驮汽灯的骡子和炊事班乘一条船。黄河中流，浪大水急，涛声震天。骡子受了惊，又叫又跳，这在船上很危险。他不顾一切夹住骡子的头，骡子挣扎，***撞在船帮上，走了火。枪一响，骡子倒安静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船靠拢南岸时，陈金河沉着地说：“你们把骡子拉上去吧，我上不去了。腿打断了……” 陈金河随船回到北岸，进了后方医院。提干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复员回家当老百姓了。 1960年前后，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丁世雄托人带来一封信，说陈金河来找过他。家中生活困难，请老战友们周剂他一下。他找了几个人，给他凑了30斤粮票，100块钱，打发他走了。因为知道我的状况也不好，所以没有通知我。我有点心酸。 “*****”初期，我在北京车站，碰上了临沂来串连的人。其中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是跟陈金河邻村的人。我就打听： “你认识白村有个叫陈金河的吗？” “那个瘸子？谁不认识他？” “他怎么样？” “完蛋了！” “死了？” “还不如死了呢！蜕化变质，成了个二流子。集体劳动不参加，整天背个土炮打兔子！听说队里分东西，比谁去得都快，粮也好，菜也好，那怕分两个生瓜蛋子，没他的也不行。给少了他还拄着拐杖骂，拍着那条瘸腿说：‘老子这腿是狗咬的？我看谁敢少给我！’他儿子儿媳嫌他丢人，跟他分开，前几年下丁关东了。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饿，也找儿子去了。现在就是他妈跟他在一块穷混！” 我惊异地问：“他娘还活着？” “活着，也不是好东西，当过卖包子女资本家，现在剥削本性不改。不参加队里干活，缝盖帘，编筐，还上城里摆摊卖茶，专搞资主义这一套，前些天我们把她揪出来斗了！” 我说：“唔，斗了又怎么样？” “她老实点了，不敢再发展资本主义了。可陈金河天天上队里来要救济粮了。支农的军宣队有派性，偏着他，说他是残废军人，没有饿死的罪过。叫队里给他粮！他当的是陈毅的兵！为错误路线卖命的饿死了不就臭块地吗？凭什么给他救济？” 那正是人与人之间老死不敢往来的时代，这消息我无法向别的老战友专递，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过了几年，“***”倒了，我还未回到工作岗位，有一段比较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期。于是就找一些从牛棚、狗洞、大墙、干校出来的老同志，互相走访起来。我和丁世雄结伴去草桥看花，路上说了陈金河的事。他叹口气说：“这些年我们都自身难保，谁也顾不上谁，他还能跳着脚骂，还有要求救的勇气，看来比你我还强点呢！看以后吧！以后我们状况若有进一步的改善，应当关心关心他，到底是一个战壕里趴过的呀！” 以后我们的状况都改善了，而且改善的速度、程度都比预想的要快要高。老丁当了副部长，我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打听陈金河的情况。我开脱自己说：“刚刚恢复工作，先得干出个样儿来再顾别的。”后来，听丁世雄说，他问了山东的同志，说山东农村的情况大为好转，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既然农村普遍的都形势大好，陈金河的状况想必也好转了，不然他会来找我们告状的。”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丁世雄来的电话，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有事情和我商量。 星期天早晨8点，丁世雄到了。他说陈金河到了北京，他们通过一次电话，约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我问：“他来有什么事吗？” “他说一来看看老战友，二来求咱们帮点忙。帮什么忙，见了面再说。” “也许这老兄混的还不怎么样！” 丁世雄说：“一个残废人，又没文化，又没家底，混好了也确实不易。忙咱们要帮，可也要劝劝他，不能再那么吊儿郎当、又臭又硬。” 来到门口，看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丁世雄办私事从不用公家车，但也从来舍不得叫出租车，他是月月买月票的。我说：“这是你为我雇的？” 他说：“陈金河的山东话我有点听不清楚，他说住在花园村一个什么招待所，那地方又远又偏僻，不知该坐几路车。再加上要接你，索性叫个车好了。” “到底什么招待所呢？” “那地方不会有几个招待所的，到花园村一打听就行了。” 上车以后，我们告诉司机，去花园村，并且问他可知道那儿有个什么招待所，司机说：“可能有个工会的招待所吧。附设在工人干校里。” 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个。 从劲松到花园村，走了足有一小时，因为星期天，这一路除去闹市就是去紫竹院、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到处受阻，好容易到了花园村，并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 我们问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附近还有什么招待所吗？” “没有。” “旅馆呢？” “西边有一家紫玉饭店，才开张的。” 我们说：“到紫玉饭店看看。” 司机把车发动后，问我们：“你们要看的这人是华侨吗？” 我说：“是华人，可不是华侨。” 司机说：“八成不会在那儿。” 往西拐了两弯，仍不见有旅馆模样的建筑。我问司机：“这紫玉饭店在哪儿？” 他一指右前方说：“那就是。” 右前方是一片古典式的青砖瓦房，雕梁画栋，很像是个整修过的明清王府。丁世雄一看就大笑起来，连说：“停下停下，调头别处再打听去吧，我们这位华人朋友不会住这儿的。” 车子停下来。正准备倒车转头，一个拄着拐杖闲遛的老头凑了过来，把头往车里窥视一下，司机忙喊：“让开，我要倒车，小心轧死！” 那老头却不理他，敲着窗户喊道：“丁团长，咋才来？下来吧，到了……” 我们俩辨认了半天，才认出来这老头当真是陈金河。按年纪他比我大，比老丁小，可看去却满头白发，一脸皱纹，比我们俩全要老出几岁。 我们下了车，问陈金河：“你住在哪儿？” 他指指那片“王府”说：“不就是这儿吗，电话里说了半天咋没听清楚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饭店，八字粉墙，虎皮石墙基，月洞门，抄手游廊，苏式彩绘，京式宫灯。远看像神仙府，近窥似帝王家，好一片豪华气派。陈金河领我们走进一间客房，里边沙发地毯卫生间、空调彩电弹簧床，竟是北京饭店的规格，民族饭店的设备！ 我和丁世雄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惊讶的神情。丁世雄问道：“你怎么住到这儿来了？” 陈金河说：“我下了车先找铁道部的一个老乡，叫他帮我安排个住处。他就安排我上这儿来了。他叫我住哪儿我住哪儿呗！我看这北京的招待所摆设还就是不错哩！” 我说：“想必是他花钱招待你了？” “谁说，俺住房子人家花得着钱么？我个人拿呀！” 丁世雄问：“你知道这房子一天多少钱？” 陈金河说：“不知道！我还没打听咧。” 陈金河出门找人沏茶，我看看老丁，忍不住大笑。 我说：“好了，不光有个陈奂生进城，这又出来个陈金河进城！可见高晓声不是瞎编的。” 老丁看了一眼桌上的住房须知，吐了下舌头说：“这房子一天45元！你还笑呢，回头这笔钱你怎么出哇！” 我这也才觉得事态严重。 老丁皱皱眉说：“这样，呆会儿我打个电话，叫我们部里招待所给他预备个床位，今天就让他搬走。前两天的房钱咱俩包了吧！老战友了，有什么办法呢……” 陈金河叫来个服务员，提来了开水，并为我们沏上了茶。 陈金河说：“我跟我儿子一块来的，他今天出去办事去了，就咱们老同志一块拉拉呱挺好，你们俩怎么样？” 我说：“老丁升官了，副部长！” 陈金河说：“在电视上我见他跟外宾一块吃饭啦，要不往车里一瞧就认出来了，你呢？” 老丁说：“他比我强，自由自在，你怎么样，比以前强点？” 陈金河说：“多少强了点。” 我问：“还背个枪打兔子？” “还打，比先前打的少了，没功夫了！” 老丁说：“你也包地了？” 陈金河说：“前两年包了点，去年起我把地又退了，种地没多大出息。” 我问：“那你干什么？” 陈金河说：“跑运输哩，我这儿子下了几年关东，学会了开汽车，我包了辆大解放，他开车。我办业务。” 丁世雄问：“收入还可以吗？” 陈金河说：“凑合啦，我这回来就是找你帮个忙，买两样东西。” 丁世雄说：“你说吧，只要能帮忙的厂。 “头一个，彩电！” 老丁一笑，指指我：“你找他！” 我说：“我刚从国外带回来个20英寸的，可以让你先抱去！” “一个干什么使？”陈金河把眼一瞪，“买一个彩电我用着上北京来一趟？” “你要几个？” “4个！” 丁世雄说：“你要贩卖去呀？” “买还买不着呢，我能卖它？你放心，咱是党员，投机倒把的事咱不干！” 丁世雄说：“你还要买什么？” “！汽车！” “大解放？” “不，小轿子。红旗咧、奔驰咧都行。” “噢，你说要旧的，人家处理的。” “要旧的干啥？新的。俺娘老了，我腿不好，闲下来想叫儿子拉着俺娘俩到处转转，不要旧的。” 我拍拍他脑袋说：“伙计，醒醒，说梦话啦！” “我清醒着呢，咋说梦话？” 丁世雄说：“要不就是我们俩做梦吧？” “谁也没做梦！”陈金河说着掏出钥匙，打开衣橱里一个皮包，拿出两张纸来。一份是和北京一个土产公司订的山货和药材运输合同。另一份是向铁道部订租车皮的议定书。他告诉我们，去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丫，他挣9万，今年比去年的运输量大了一倍，已经完成20％了。 “伙计，你当我是吹牛的？咱不是废物蛋呀！” 我说：“可前些年听说你队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光扛个枪打兔子！” 他说：“干一天我挣不来一合洋火钱，出那个力干熊啊？政策合适了咱不是吃干饭的！当年咱参军为啥哩？就为了有一天得到凭本事挖掉穷根的机会。谁知道全国还没解放，枪走火，打掉了我一半力气，全国解放了，政策又走火！这下子又失掉了我的心气。革命还有越革越穷的理吗？连俺娘茶摊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这辈子还有盼头吗？还不许我骂几句？你问问现在我还骂吗？我喊共产党万岁还喊不过来呢！过年的时候，我糊了灯笼，写上‘***万岁’，打着它在街上走，支部批评我说这不合政策，这叫‘个人崇拜’，我把它拿回家，挂在我床头上。不许个人崇拜！还不许我一个人崇拜？” 我们两人笑，他自己也笑。 我们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刚实行包产那一年，他儿子、儿媳妇、老婆还都在东北。家中只有他和她老娘，两人加在一块不到一个劳动力。好地他不敢包，包了他也种不好。村北河边有一片盐碱滩，少说有一顷地，村里说50元钱就包出去，可50元也没人认。干部们就说，陈金河是荣军，包给你吧！你要有收成，爱给多少给多少，要没收成，一个子儿不要你的。他记得小时听他爹说，盐碱地可以长葵花，他用残废金买了百十斤葵花籽。不拉沟不分垄，漫天扬场地把它们全撤上了！没想到一阵雨水过后出了苗，这下可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就拄着拐棍认真去伺弄它们，到秋天一下就收了几千斤葵花籽，头一年就发了个小财。他按队上出的价加了三倍，闪了200元钱，寄了1000元给他儿子当路费，叫他们回来。 他说：“你寄封白信，说家乡变好了，叫他们回来，他们信吗？一百张大团结寄去，比什么都灵。他们拉家带口全回来了！” 这一下他就增加了三个劳动力。老伴种地比陈金河强，儿子会开拖拉机。陈金河一年发家，有了名，也有了信用。便向银行贷了几千元，加上自己的余钱，买了架带拖斗的小四轮，第二年下来他纯收入就是两万多元。这时，公社进行体制改革，决定把一辆130卡车承包出去，陈金河索兴把承包的地改为苗圃，专种树苗，由他老妈和老婆照顾。把卡车包下来交他儿子驾驶，小四轮拖拉机由他儿媳妇驾驶。卡车跑长途，拖拉机跑短途，陈金河拄着拐棍专门联系业务。以前陈金河背着枪打兔子，转遍了四乡，也算“名人”，如今成了致富能手，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报纸介绍先进事迹，又成了“红人”。熟人多，路子广，承揽运输业务十分便利，他又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凡是公家运输公司不接受的业务他一律接受，凡是群众急需的任务，他降价包运。公家的汽车队，零担货不运，地方偏僻不运，路不好走不运。他全运。赶上春天送粪，社员忙不过来，或是上黄河出河工，路远又不通车，他免费服务。他救别人的急，别人有肥活也惦着他，永远不愁没货运。搞运输去的地方多，知道各地商品行情，他也集资买卖土产，长途贩运。从山东买了柿饼、核桃、大枣送到南方，从南方买竹子、南货带回山东。三弄两弄，他竟成立起个贸易运输公司来，请了个回乡知识青年当经理，他当副经理。新经理一上任就请人办了个汽车司机学习班，招本村的高中毕业生学开车，又买了两辆大轿车，专跑泰安、曲阜、青岛几个旅游点，在每个地方都租了房子，招村里的半劳力当服务员，兼营小客店。客店不求赢利，专作乘他的车旅游的人免费提供住处。他的车票和长途公共汽车一样，别人就抢着坐他的车，两年下来，几十万的纯利到手了。现在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快修通了。他们估计临沂要繁荣起来，来往客人会增多。现在还没发展城内的公共交通事业，他想先弄辆轿车试试，看弄个出租车公司可行不可行…… 我和丁世雄简直像听“天方夜谭”！只从他那热烈、兴奋的神情上，说话的口气上，才相信这是几十年前拉骡子、挑担子、点汽灯、拉大幕的陈金河！ 将近中午，他儿子回来了。他说在食堂给我们定了饭，我们也就不客气，一起去了食堂。 他这儿子，猛一看没一点和他相似之处。30来岁，膀阔肩宽，带着汽车司饥常有的豪爽劲。我们四个人，他竟订了一大桌菜，而且买了进口的烟酒，也许我们都是他父辈的人，我们说话他极少插言。话题又说到电视机时，我问他：“4个彩电，一定有一个是给你买的罗？” 他说：“俺爹没打我的份，我也不靠他买！” “我不信厂。” 儿子说：“队里一个，幼儿园一个，文化站一个，他老两口不还要一个？能有我的吗？” 老丁问：“噢，你是替队里买的？” 他儿子说：“俺爹送给集体的，这是他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去年他在庄上修了个开水锅炉，冬天免费供应全村用开水，前年他给小学校打了60套新桌椅，过年时……” “少说几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陈金河斜了他儿子一眼，他儿子不吱声了。 我说：“老战友了，告诉我们这些怕什么？” 陈金河摇摇头，本来喝酒喝红了的脸，却透出了紫黑色。他叹了口气，呷了口酒，说道：“前些年，太穷了。也看不见个希望，我就破罐破摔，没皮没脸的混，成了党的浪子，群众的累赘！如今，如今我这个党员也得起点作用了，我当年入党时也是宣过誓的咧……” 他的眼转起泪珠儿来，为了掩饰自己，他赶紧端起杯劝我们喝酒。 分手的时候，已是半夜。劝他换旅馆，替他付房租的事我俩谁也没提。丁世雄认真地说：“想想办法，彩电、汽车都替他想想办法。老战友了……” 1985年3月20日于北京 服从命令搞创作 52年前，新四军宣传部编的小刊物“歌与剧”上发表了个相声脚本“国大代表”，署名“邓友梅”，主编张拓同志给我一斤柿子，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人们问我什么原因引起写作的欲望？其实我根本没欲望。上级命令，不写不成。 1946年，我在新四军当文艺兵。奉命演戏，奉命唱歌，奉命点汽灯。抗日战争刚胜利，我们跟全国人民渴望过几天和平生活之时，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却告吹了，蒋先生甩开政协协议召开“国大”，在解放区引发怒潮。文工团要在群众声讨大会演点快板、活报剧之类小节目助兴。领导对我说：“你平时贫嘴瓜拉舌的挺能白话，用到正道上去，编个节目讽刺伪国大。”我说：“咱们不是正在排宋之的先生的《群猴》吗？”他说：“那是正经话剧！要搭台演出的，那用你吗？要你编的是在街头路边、联欢晚会上用的。不用多深刻，只要能揭、露敌人逗笑观众就行！” 我只念过四年书，识字有限，可是演过戏，戏演多了肚子里有水词，出敌人的洋相也不必有什么顾忌。我在发挥充分的想像力状态下连说带比划，编了个化装相声就叫“国大代表”，拉出去在群众会上一演还真叫座。我们团老作家张拓同志兼任“歌与剧”主编他正找演唱材料发表，看了演出就叫我把词抄到纸上送给他。我说：“有的字我会说不会写。”他说：“不会写就空着，我给填上。”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处女作。因为有不少字是他给我补上的，所以他给我柿子时还留下两个自己吃。 后来战争打起来了，文工团由搭台演戏改作火线鼓动工作。白天打仗出英雄事迹，晚上我们编成快板歌词演出。行军时则要随编随唱。部队在路当中行军，我站在路边看。看见走来的是炊事员，顺嘴就编：“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香，大葱煎饼白菜汤，同志们吃了打胜仗，又抓俘虏又缴枪……”战士们不管这有没有模仿痕迹抄袭嫌疑，听见唱的是他们，马上乐得合不上嘴，一边喊口号：“谢谢文工团同志打气厂一边加速前进。我见收到效果，也打心里高兴。感到总算为战争尽了份责任。宣传科需要文艺材料编战地小报，我记录下一段交给他们，油印出来，我就成了撰稿人。 那时候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只会说：“服从命令。”但事过半个世纪。我才发现虽以执行命令开头，但坚持到后来就有了主观因素。事实是我爱上了这种劳动方式，它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全国解放，进入和平建设环境，再唱‘‘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抓俘虏又缴枪”没有人听了。我奉命换一种生存方式，从演出团体调到了杂志社。好在编快板编小说都是在“编”字上下功夫，我学起来总比学数理化容易点。就照葫芦画瓢写起小说来。1951年，在赵树理同志编的《说说唱唱》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这时问我：“为什么写作？” 我的回答是：“木鱼改梆子，将就材料。人总要有一技之长。学别的没条件，只好写小说。” 写到1957年，惹出祸事，奉命停笔，改作体力活劳动。“文革”中在造反派关照下当了10年反面教员，本以为除了写悔罪书不会再动笔。后来“***”垮台了，***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又给了我艺术上第二次生命。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国家和人民的恩德无以为报，只好又拿起笔来。 难忘“七战七捷”——观电视剧《七战七捷》有感 我是怀着感动和感谢的心情看完电视剧《七战七捷》的。感动，是因它写得好，准确真实地再现了我军这段光荣战史，写出了我党我军领导者统筹全局、灵活坚定、英明果断、团结民主的风范，成功地塑造了毛**、朱德、陈毅、粟裕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伟大形象。感谢，是因为李传弟、梁泉两位战友完成了我无力完成而向往已久的心愿。粉碎“***”后，“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在大会堂表演完，粟裕同志走上台来问候大家时，一位战友就对我说：“你应该写写‘七战七捷’！”我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件大瓷器，可是我希望早日能有人写出来。 “七战七捷”不是一般意义的“胜仗”，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我们被迫自卫的“首战”。三年解放战争，胜仗我们打得不少，莱芜、鲁南、孟良崮，规模比它大，战果比它多，但那时我们已有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已成为全体指战员的共识。“七战七捷”时，我军刚从“反围剿、反清乡”状态中走出来，因此，它在战略、战术上带有开创性！ 抗战8年，新四军浴血奋战，在江南、苏中、苏北，从侵略者手中夺回大片地区，开辟了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人民参政，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得到极大改善。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大部都还缩在大后方；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蒋介石既要敷衍民众，也要取得调运、部署部队的时间，请毛**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真心希望和平，顾全大局，忍痛把一些根据地让了出来。当时，我和梁泉同志在新四军文工团，迎接广东撤来的东江纵队，慰问过浙江、江南北撤的部队，是含着眼泪工作的。可是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军舰、飞机载运到作战位置后，就毫不手软地朝我们开起火来！1946年3月26日，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外加两个旅，共22万人，在中原向我新四军五师发起突然攻击！接着蒋介石在南京向我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新四军撤出苏中，苏北，退到陇海路以北！同志们怒火填膺，纷纷写决心书，要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战斗成果，保卫根据地人民。可是形势不容乐观。从全国说，国民党部队有430多万人，主力部队都已换成美式装备。我们只有装备落后的120多万正规军。从地区说，苏中前线国民党有5个整编师外加交警大队，共15万人，而我们只有3万人。装备敌强我弱，人数我少敌多。 “七战七捷”，是我党我军统帅部、领导人之间团结无间，实事求是，讲科学，讲民主，讲党性之捷；是我军指战员勇猛顽强，前仆后继，为正义而战之捷；是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保卫自己的生存权，民主权之捷！在这样的英雄军民面前，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挥枪舞剑、气势汹汹也罢，口沫横飞、指手画脚也罢，都只能落得个丢盔卸甲、兵败如山倒！ 电视剧《七战七捷》艺术地再现了这段辉煌历史，其作用是很大的。它让过来人不忘前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继承革命传统，永葆战斗青春；让后来者体会创业之艰难，知道幸福生活得来不易，珍惜它保卫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祖国为人民建业立功。 梁泉和传弟是我的老战友。他们年大之后，离而不休，以笔代枪，顽强拼搏。《七战七捷》写得既合历史真实，又有艺术魅力，叫人看得有戏有益，有趣有嚼头。最可贵的是塑造出粟裕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毛**、周恩来、陈毅等一大批革命领导人形象，都写得性格饱满，有声有色。 初进上海 从电视上看到，南京人在举着火把庆祝大军渡江35周年，这才想到，过长江、打南京、进上海，已是1/3世纪前的事了。 35年前4月22日晚上，我们到达八圩港待命，同志们站在岸边，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春水、望着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要过江了！要解放全中国了，要成为国家的主人了！”胜利者的喜悦和自豪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边谈了多半夜，谈话的原词句我已记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内容，我并未忘记。说起来惭愧，竟连一句电影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说的豪言壮语也没说。大家这一时刻，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强烈的，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最多的倒是谈自己和别人的缺点。因为同志们心里的一个共同感觉是“胜利来得这么快，自己太缺乏准备。怎么能带着这些毛病过长江去呢？过了江我们每个人在群众面前都是党的代表、都是军队的代表。咱这样儿行吗？” 23日下午，我们渡过江，到了江阴，随后是进常州、进苏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阵每个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来了。本来一向军风纪不整齐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带扎得正不正，绑腿打得紧不紧了；本来爱调皮说怪话的，变得严肃庄重了；本来生活上有娇气的女孩子，这几天竟然比在艰难的环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气也好了起来，互相间团结的气氛也更浓，不大发生在吃败仗时(请原谅我的实话，我们的队伍偶尔也会打败仗的)同志间说句笑话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这样一种自尊自爱的情绪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带的老人，回忆起解放军进城时，那种严格的纪律性，高度的自觉性，仍然赞不绝口，怕都和这种情绪有点关系。别人当时怎么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经历的几件小事是记忆犹新的。1949年5月25日晚，我们从苏州的木镇出发，乘卡车奔赴上海，从半夜就下雨，路上车马又多，一路总抛锚，直到第二天天黑才从造币厂那边进入上海，雨还没停，不知为什么又在上海市内兜起圈子来。上海人十分热情，卡车每在一个地方停下，不知从哪里就会聚集起一堆人来，围着车子鼓掌，呼口号、扭秧歌。走到金神南路，车又被群众围住，喊跳之后，有人站到卡车前发表起演说来：“1945年国民党进上海时我们也这样欢迎过，可是他们叫我们失望了。我们抛弃了他们。希望今天这个欢迎会不再带来失望，希望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希望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时我们都很年轻，被群众的情绪激动得热血沸腾，也跳到车顶上去讲话：“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永远和上海人民团结在一起，建设新上海！”这样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后半夜才找到个驻处，竟是静安寺路汤恩伯的公馆。 这是一处极精致、极富丽的住宅。一切设备在那时代都是最先进的了。司令先生走得仓促，室内一切都原样没动，餐柜上摆着菜点、厨房里放着整箱的法国名酒，冰箱中有现成的各种食品。墙上挂的，桌上摆的，箱中装的东西且不说它。当时正逢夏天，各个房间里都摆了几把团扇和折扇。每把扇子上的画幅和诗词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试想一下，若在“*****”期间，这么个华贵官邸，又确切无疑是敌产，突然闯进上百名饿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湿冰冷的造反派老爷会出现什么景象？当时这些大军——真正在火线上和敌人拼过命的“大军”，不是“文化革命”中专拿皮带、木棒凌辱革命者的“造反大军”们，一连住了几夜，整幢房子连一块糕点、一把扇子也没有丢失。检查纪律时，只发现放在地下室一个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结果，是一个战士见上边都是洋字，以为是药水，拿来要为一个战友治咳嗽，发现不灵，赌气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军的纪律当然是严的，但再严的纪律，若不自觉遵守，也等于零。那一天，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饿得发晕、房中又只有我一个人时，看见床头桌子边那一盘糕点，实在想吃，甚至馋得有点睡不着觉。只是觉得一个革命者、一个肩负解放全中国重任的战士，伸手去摸那东西太丢人，太不自爱，才忍下了要吃的欲望。 过了一天，苏州河北解放了。我们移驻到新雅酒店。文工团要演出，领导派我去买几盒化妆油彩来，我们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业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门，就跟人打听金城工业社在哪里？人家告诉我在打浦桥，(也许是提篮桥，记不清了)我又一路上问打浦桥在哪里？走到外滩公共汽车站，我向公共汽车司机打听路，那司机说：“不用问了，你乘我们车去好了。”我说：“我没钱买票。”(因为领导给我的钱是买油彩用的，没说可以坐车)车上好几个乘客便说：“上来好了，欢迎解放军，我们替你买。”我再三谢过他们，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实在远，而且又热又渴，那汽车对我很有诱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虽然累，心里倒是踏实、欣喜的。 这两件小事，我从未对人说过。觉得说出来实在显出我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后来干脆连想也不再想起它。“*****”中，造反派封我为牛鬼蛇神，叫我给他们用板车拉取暖的煤。派来与我同拉一辆车的，是位上海出来的老艺术工作者。 路上悄悄谈起当时许多怪现象，他感慨地说：“上海解放时，我才20几岁，是自动冒着雨跑出门去迎接解放军。那时的解放军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是真好，群众怎么会不爱戴？办的每件事都为群众着想，人民怎么会不拥护？那股劲头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该是怎么个样子啊！”于是我又想起这两件事，并且觉得也并不见得精神境界多么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对于信仰的理论，那种虔诚态度，那种一丝不苟、身体力行的作风，究竟是好的。即使所做的事细小琐碎，也比那说空话说假话言行不一的好；那种革命者的自尊感，尽管难免还有幼稚、简单之处，究竟要比造反派们把别人不当人，把自己也并不当人的野兽哲学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车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场即兴演说，我想。我们那时太单纯，真正缺点在于天真轻信，没想到在我们队伍里还混有张春桥、***之类劣种！我想，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由我们这一批毛头小伙子组成的，想把我们的党和军队搞垮怕还不会这么容易！可惜我不一定会看到雨过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么悲观，老一辈的革命家们，竟以闪电的速度、霹雳的声势，迅速果断平息了这场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发言权。今天如果在原来的金神甫路那条街上，又碰上35年前参加过那个即兴欢迎会的人，我们可以挺着腰板来大声讲，当年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我们的诺言不是空话：“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开国之日在南京 来到这个世界上已过了两万多个日夜。但留下清楚印象，能久记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数，粗估一下绝占不了总数的千分之一。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 那一天我在南京，当时的身份是新华社华东海军支社的见习记者。 我说的“久记不忘”，不是指天安门上的开国大典，南京人民的庆祝游行。这个谁也记得，印象都差不多。难得的是还记着几件只与个人有关的小事。 早已得到通知，作游行准备，10月1日早上集合好游行队伍在本单位门前听广播，只等毛**一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马上就开始游行。这早上我和海军的队伍站在前“交通部”门口听广播，听完毛**的讲话，还没动身，电台又现场直播起天安门前游行的盛况：“走在队伍最前边的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仪仗队……海军部队穿着崭新蓝色军装正接受检阅……”说到这里，别的队伍还没反应，海军的队伍却响起一片欢呼。欢呼后就急着打听谁知道新海军军装是什么样？(当时华东海军还完全穿着陆军军装，只不过胸章上写的是“中国人民海军”。) 有个人一指，我就顿时成了“权威人士”。因为在场的只有本人穿过新军装！我便眉飞色舞的给人家介绍起海军军服的样式来。 大约半个月前，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兼宿舍的屋里看书，通讯员来喊我说：“主任命令你马上去办公室，有重要任务。”我想必是有重要新闻要我采写，便跑步到了政治部。一进主任办公室，只见坐了一堆人，除去主任、部长还有参谋处、后勤部以及被服厂的人，正围着一堆衣服说笑。见我进来主任就说：“给你个光荣任务，把这几件衣服穿上……”后勤部同志就提起一件蓝色的海军士兵服给我穿上，又在我头上扣了一顶水手帽。主任喊道：“立正，齐步走，向右转，立正，敬礼……”我照口令动作，旁边的人就发表议论：“袖子太长了点。”“帽顶还太小。”又问后勤部的人：“为什么这大领上是四条横线？怎么全身没一个扣子？”后勤部的人——作答：“四条线代表中国四大海域，海军士兵服装照例只系带子，为的是落水脱衣方便……”穿完士兵的又叫我换上军官服，白军服大檐帽，蓝呢军装蓝呢大衣…… 原来叫我来是当衣服架子，试穿新制的海军军装，供领导评判，提意见。有位科长解释说大楼里别人全有事出去了，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身上。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军装作广告。我说得很得意，大家听得也挺高兴，过后也就忘了。最近从报上知道服装模特成了最时髦、最先富起来的行业之一，这才又想起这段光荣历史，怀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国第一个军装模特！但不知能否从这里找到点腾飞之路。 听到出发口令，我就带着一脸高兴走上街头。游行前记者们都划定地段，分配了采访任务。重大新闻轮不到我写，我的任务是写游行花絮，而且只限定写从新华日报社到“国民大会堂”这一小节路上的情况。我观察了些什么如今已完全忘记。只记得队伍过去后我就到新华日报楼里去写稿发稿。大会规定，所有记者采访完都到那里去写稿。随到随写，随写随发，新华日报为此专腾出一间大厅来供记者们自由使用。来人中既有军队记者也有地方记者，有官方记者也有民间记者。(当时南京最大的民办报纸似乎是张友鸾先生主持的“新民报”)在那个日子里，人们满怀喜悦，互相毫无戒心，不论穿军装的穿便衣的，穿列宁服的还是穿西装的，大家一见如故，欢声笑语，大厅门外就成了全南京记者们相识、交谈、聚会的场所。 我写完稿跟刚相识的新民报一位记者闲谈，猛抬头忽看见从外边大步走来一位军人。顿时吓得我把说了一半的话停住，下半忘了要说什么。 那记者见我神情有异，忙问：“你哪里不舒服？”可我顾不上回答他。 原来从我们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的有两个人，另一位比我年纪大，修养高，学问深，本事强。名叫***。正当他连续发稿件，引得我羡慕，老同志赞许时，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在进军的途中与敌人遭遇，光荣牺牲了。大家听了都很难过，一时间还成了议论的中心，正要打听花圈往哪里送。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来了，错了管换，正是这位***！ 他见我发愣，就首先伸手问好。我觉得他手并不像传说中来自另一世界的那么透骨寒冷。便迟疑地问道：“你不是已经当了烈士了吗？” 他说：“那是误传。我要赶着发稿，咱们回头再细谈。” 这一回头就回了40余年，至今也没再谈，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只听说他一路春风得意，后来还当了新华社军分社的领导成员。确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当时见他意外地出现，实在是增加了我的喜庆感和对那个节日的印象。 我发完稿后游行队伍已经转到了挹江门内地方，我又追上去，追到一半只听半空中有人喊我，抬头一看在一座小洋楼的阳台上站着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拍照，见我抬头就招手叫我也上去，我就进了那洋楼。只见屋里有更多的熟人，有的坐在沙发上休息，有的在喝茶。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告诉我是“苏联大使馆”。我军进城，许多大使馆，包括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馆都还原地不动的在观望，可苏联大使却撤走了。别的使馆大使虽然没走，但都门户紧闭，这里大使虽然走了，留守人员却一直站在阳台上为游行队伍鼓掌，并开辟出主客厅来为记者们当休息站，并借阳台给摄影记者拍照游行的人。我很为这种友好态度所感动。后来我搞了外事，有机会多次出入前苏联在北京的使馆，那地盘可比南京的大多了，但印象却没那个深刻。 这一天庆祝高潮，更像是在晚上玄武湖里的游园会。 那晚上玄武湖免费开放，除了放烟火，划船，还搭了十数个舞台，集中了全南京市的文艺团体举行庆祝演出。演出的节目可谓百花齐放。既有音乐院教授双手捧着肚子唱“小黄莺鸟”，也有舞厅的流行歌手，耍着两个沙沙响的大锤，扭动着腰肢，带着神圣表情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来在电视上看到当代歌星们的表演，怀念起那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姐来。怀念那种虔诚的神情，认真的台风。 我在两个露天台前停留最长，一个是京剧，唱的是“四进士”，挑班老生是李慕良！李先生本是马连良先生琴师，马先生去了香港他没去，马先生留在香港。于是他就放下胡琴粉墨登场自己唱起马派戏来了！唱得还真地道，马派戏迷闭上眼把他当马连良听。另一台是话剧，由当时在南京的著名演员临时组合，现编现排了一出戏叫“国民党一团糟”，里边有我们的新战友老明星黄宗江，还有一代名伶戴涯，齐衡……宗江演个穿蓝长衫的国民党元老，在戏快结束时歇斯底里地叫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随后就晕倒台上。这大概是宗江最后上台，此后就退居幕后专门炮制电影剧本了。数十年后有次我跟他提起这档事来。我说：“你们那台戏演员挺好，可剧本实在不敢恭维，惟一的好处是确实体现了一团糟这三字。”他却说：“可我很留恋那个戏。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振奋向上的气氛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几十年来再也没见到了。” 重返临沂 46年前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满是“慷慨悲歌上战场”的自豪感，没多少惜别之情。近年回首往事，却常想起这个地方来——原来我也有过美好的少年时期，在临沂…… 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看一眼那个地方，看看我第一次演戏的那个土台；看看自己学写诗句的柳荫；看看偷吃过老乡萝卜的河畔菜地；也看看我们新四军文工团驻过的旧宅。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我们挨过陈毅军长的“骂”：“听说你们不安心，不想作文艺工作，要下战斗部队。见鬼，我还不想当这个军长，愿意当文人呢！有什么办法？组织这么安排，我就得服从。我服从，你们也得服从，谁叫我们要革命呢！”随后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讲文艺观点：“我们有两只手一个屁股，一只手伸向外国，一只手伸向古人，外国的古人的好东西全抓住，可屁股要牢牢的坐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我想：能再去临沂，那必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 我真的和赵大年、顾工结伴登上去临沂的火车时，心情却并不轻松——我问顾工：“除去对少年时代的追忆，对当地人民的怀念，那地方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 临沂建城始于鲁哀公三年，可到了民国三十几年人们还用建城时的劳动方式耕田、挖煤、烧陶。偌大个华东解放区“首府”，发电厂设备就是一台小柴油发电机，晚上开动时，也只供少数单位办公用，开会、演戏还靠点汽灯。一头骡子拉着大铁轮转磨，就是修械所的“动力车间”，全厂车床的转速都没准谱，全由骡子脚步快慢而定，看骡子的工人偷空去点袋烟，全部机器就要停车。老百姓说：“能过上你们公家人那样的生活，就上天堂了。”因为公家的“铁饭碗”里不光有高粱煎饼小米饭，一天还有三钱油三钱盐一斤青菜，地方干部每年发几尺土布，按各自喜欢的样子去求大娘大嫂们缝制，穿出来倒也整齐划一：全是蓝布裤褂头上包条羊肚手巾。足见这是公认的“标准干部形”。三年发一床棉被，不要棉被可以做件大棉袍。穿棉袍时谁也忘不了弄根带把腰扎上，不然就很可能受到非议：“有棉袍穿已经够阔绰了，还学大人先生的模样不系腰，给群众造成什么影响？” 10年前我旅行从那里路过了一下，匆匆一瞥就不敢再细看，——看到的还是见过的。我希望这10年它有变化，可又不敢期望太大，起点太低了啊。 带着这样的心理下火车，半天我都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火车站前是个小公园，再过去是好宽好直好洁净的大道，大道两侧满是新盖好和正在盖的高楼，造型色彩虽比不上深圳广州，可也称得上新潮。安顿好住处后，就到宾馆会客室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一男一女，男士穿一身绛色西装，谈吐爽朗风趣；女士穿港式大花毛衣，接待热情诚挚。介绍情况如数家珍，应酬交际大方自如，不仅很“知识化”还有“管理专家”和“公关经理”的气派。我感到和手中拿到的名片就怎么也对不上号，名片上印着，男士是市长，女士是书记！ 我就睁大眼去看工厂和农村。 先看染织厂。据材料介绍，在市场疲软，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厂去年居然完成利润计划600％多！产品打进了日本、南韩、美国、西德等市场。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人们说只因换个新厂长。原定全年计划利润15万元。谁也认为完不成。这位厂长一通改革，除了补上亏损的四十几万，全年还创利101万…… 我就找到这位厂长郑兆明。看样子像个机关干部，一问果然，他虽然学的是企业管理，毕业后却一直蹲机关。去年这个厂赔得不行了，才把他调来专业归口。他说：“我没独到的创举，只干了今天到处都在干的事，我不过比别人早干了几天。” 农村我去了沈泉庄，我小时曾在这村场院里演出节目，记得它那破败相。“沂蒙九章”中对它有细致的描述，说它变化很大。我读后理性上“认识”了，感情上却没“认可”。等车子把我拉到一片白墙红顶欧洲风格的楼群中，告诉我已经到了沈泉庄时，我才对自己的判断发生动摇。我仍不肯认输，偏不按主人的安排行动，叫车停下后自己任意闯进一户人家。想突然袭击看到点“真实情况”。女主人很大方，听说我从远地来，就打开所有屋门任我参观。经过教训，我看到楼下厅堂里摆满现代的家具和电器已不吃惊了，我想真能表现生活水平的怕还是内室，就登上二楼。果然，二楼挺宽敞的屋子里却空空荡荡，只在靠一头放了张小桌，桌上堆了件什么旧机器，屋当中摆了两把椅子。我想：“这才符合实际。此地农民能住进欧式楼房，把楼上大面上装备齐全就够史无前例了。若说他们都成了阔佬，全部生活都是现代化，总难免有点水分。”想到此就停下脚不准备再上三楼。女主人见我停步，却笑着说：“这间屋是俺放电影用的，俺那口子嫌电视上人太小，又没好节目，自己买了电影机，租片子来自己放。俺们住屋在楼上，没关系上去看看吧…… 我看过三楼就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小声问身边陪同人员。“能问问这户人家趁多少钱吗？”他说：“别问，问也不能说，他不是这村拔尖的。至多是个平均数！” “平均数是多少？” “这村总共400多户人家。去年光窑厂纯利润是1000多万元，每户平均2.5万元多一点……” 超过厅局级干部的工资10倍！ 为了看看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的王廷江怎样管理企业，我们看了陶瓷厂。这个以“摔泥巴”为业的地方，竟比有些食品厂整洁光亮；工人自检质量，比顾客还挑剔。怪不得来谈生意港商说：“只要王先生当厂长，我马上投资！” 我特意到欧式楼房背后看了那些正待拆除的旧草房，在那里才找到过去沈泉庄的影子。站在洋楼和土房之间，我沉思良久，提出条建议：“别把那住了几千年的旧房全拆了，连纺车，石碾都留一套。好叫以后来的人有个比较，告诉人家仅仅10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生活的。” 当然并非村村都像沈泉庄。去看我们文工团当年驻地之前，人们就告诉我“你要有个思想准备，那个村变化不大，为此他们连村名都改了，原来叫陈家白庄，他们嫌这个‘白’字不吉利，改叫陈家‘胜’庄了。”我尽管作了思想准备，可还是“准备不足”。那村本和县城隔着八里地的农田河滩，如今和城区连成一片，庄外一片低洼地成了繁华热闹的市场，卖牛仔裤的摊子就摆在我和画家彭彬、诗人顾工住过的那家后墙外。来到村中四顾，眼前新房成群，一片生疏。只有人情如故：乡亲们听说是文工团的人回来，都围上来问候。并指着顾工叫他少年时的名字：“顾菊楼！”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丁峤回来过，听说白文去世了，并且问：“董克娜还演不演戏？茹志鹃也老了，也不扭秧歌了吧！”还说这村里老人看电视时，有一个广告是百看不厌的，作广告的是李铁牛啊。我们聚在陈金田家喝茶。我们驻在这村时，金田就地参军，当了丁峤的通讯员。开封战役挂彩后，身残退役，一晃过了40多年，如今也两鬓斑白了。听说这村发展不大，我还暗地担心他的生活境遇，到家一着，家具成套，电器齐全。那幢大瓦房宽敞舒适绝非丁峤的副部长公寓房可比。金田说去年曾参加旅游团上北京，乘地铁下错了站，把时间耽误了，没见到我们这些老战友，为此他还打算再参加一次旅游团……我悄悄问大年：“以你看我这位战友有多大家当？”他说了个六位数，我吓得半天没合上嘴。我说：“金田，听说你这村发展不快，我还以为你发愁呢，原来不快的水平就是这样啊！依我看你们也行了……” 金田说：“我咋这容易知足？比比五里地外的沈泉庄呀！得找差距呀。” 高楼洋房，仪表风尚只是表象，我看到根本的变化是临沂人的观念。从上到下都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拥护***同志讲话出自真心。官方敢于坚持贯彻党的政策，而且有创造性；民间敢于放开手脚发财致富！不怕枪打出头鸟。他们悄悄的但自信地对我说：“只要党的政策不变，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就看咱们山东。不信你十年后再来瞧！” 我相信他们的愿望会实现。我没顾上更多的去寻访旧迹，可我一点也不后悔。像40年前一样。临沂再次给了我信心和希望。 第二辑 “强制连行”生活杂忆 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欢庆和反思声中，从东瀛三岛也传来点嗡嗡叫的不协音：日本军阀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怀疑这几位先生是没受过扫盲教育还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汉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国土、奸淫烧杀、掳他人作奴隶等行为叫做“惨无人道”，发动这种战争叫做“侵略行为’’的。 这几位先生应当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也该记得在中国进行的那场“狩兔之战”，也就是遵照东条英机内阁决议，在农村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抓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骗押中国人民，强行装进货船，运往日本，从事奴隶劳动。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岛，并与“矾土面岩”一块装进货舱运往日本的。那个船很小，只有3000吨。前后两个货舱，盖严了舱盖，留下个只能通过一个人出入的孔道，从这里竟装进去近300名华工。人挤在矿石堆上，不仅不能躺卧，就是坐着也伸不开腿。从青岛到门司，要航行10来天，每人只在上船时给背上一壶淡水，不够半天饮用。一天两顿发霉的混合面窝头是用海水合面做的，无法下咽。对马海峡附近风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泻。而船上的厕所，只供他们日本人使用，300多名华工只用一只悬在船体外被海浪冲激着的破木箱。华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过那齐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难。人们连晕船带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过去抓不稳也会落水而死，有人泻肚便在裤子里，日本人说是得了“虎列拉”，活着就被扔进海里。 拥挤、颠簸、悲痛、无人能够入睡。舱内没日本人看守，挨着的人就悄悄谈话。从谈话中听到，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农商学兵，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经历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一个泰安吐丝口附近的农民对我说，他是带着老婆和6岁的孩子去丈人家时，半路踫到一队日本鬼子在前边公路上行进，一家三口吓得赶紧钻进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发现了他们，就有三个端着枪追了过来，一边鸣枪一边喊：“出来出来，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们想自己是老百姓，出来说几句好话也许就放了，他抱着孩子，妻子提着包袱就钻了出来。刚一露头，过来个日本鬼子兵把孩子从他手猛地拉开，扭转他的双臂，另一个鬼子兵就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他妻子吓得跪下求饶：“太君，我们是老百姓……”一边说一边把手中包袱打开举给他们看。日本兵骂了声：“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扬，衣眼、鞋，还有一叠刚摊好的煎饼，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着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顾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裤腿，鬼子兵回身一脚，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远，连推带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听到背后哭叫声，回头看看，只见孩子呆呆地愣在路边，妻子疯子似顺他走过的路一边爬一边叫：“俺跟你们无冤无仇啊，抓走他毁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爷你开开眼，你开眼吧……” 我身旁蜷伏着50多岁的老人，是济南邮局的邮差，在执勤送信时碰到戒严，日本军人把他的车子和车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车送到了集中营。他抽泣着对我说：“你还小，将来还有回国的机会。将来你回国给我家送个信，告诉他们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记住这笔仇！唉，我给人送了一辈子信，没想到临死却无法给自己家里报个信！” 东条内阁的决议，字面上规定只要40岁以下的人作劳工，实际在“猎取”时不分老幼，见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山“狩猎”时，接到的命令就是：“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当时13岁，已经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过多少劳工，无法作精确统计。“狩兔之战”一直进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据极不可靠的文字资料，4年内被运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有7000多人。这里不包括被抓后还没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没等到达工作地点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国东北去的劳工。被送到伪满的劳工，命运同样悲惨。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兴安岭修工事的五千多华工，工事修完后，全部被日本军队枪杀，无一幸存！ 那些昨天发动“狩兔之战”，今天又把它称作“解放亚洲人的战争”的先生们，对他们曾经怎样对待抓到的华工，是心里有数的。 前边说的那个老邮差，上船前被关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出发前有个难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险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后，衣服脱光，绑在操场一棵树上。命令全体华工集合，叫大家看着他们怎样用刺刀把这人刺得体无完肤，然后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经简略谈到了，下了船以后怎样呢？ 船没进门司港，就先上来两名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一个在船上曾经偷过日本人生菜吃，并不肯听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铐抓走了。与此同时押解我们的日本人把他们带来的几坛汾酒，两袋面粉给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后船才开进门司港，一直开到门司、下关之间一个孤岛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场赶畜类一样被赶进消毒室消毒，同时把华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检查。 华工们消毒出来，赤身裸体蹲在草地上，就来了各产业部门的接受人员，押运的日本人陪着他们走到华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人走出队来，凑够一组时，领取消过毒的衣服穿上，由各产业接受人员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头运往不同劳动地点。 到了劳动地点华工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规定，人们就会从中想像个大概。 设置： 1.必须在“华人劳动者”宿舍墙外七尺处设铁丝刺网，刺网出人口用绕了铁丝刺网的木栅栏挡； 2.院墙出人口也必须用加了铁丝刺网的木栅门； 3.也可以木板墙与铁丝刺网两道并用； 4.每个华工的衣服上必须用墨写上番号； 5.在作业场所必须建立可以监视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须经常巡回宿舍内外； 2.到劳动场所时必须由监守人员押送，劳动期间监守人员也要不断巡视； 最后还有“其他”，如：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持有现金； 华人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写明番号的衣服；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带有火柴、火药等危险物品； 严禁华人劳动者与外部华人、朝鲜人、一般日本人(不论男女)接触； 严禁华人劳动者单独外出，不准其在宿舍外单独活动； 必须将华人劳动者的照片、名册分送给邻近各县警察署，共同监视； 规定很长，我想只要看看上边这一点也就够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严密监管下，华工过的还算人的生活吗？ 这还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进了厂矿、作业部门还有一套劳动管理条例。工作时间是每班12小时，早上5点钟就要进厂，先集合在操场上和日本人一起作“东方遥拜”，背“社训”，听宣读“天皇诏书”，作早操。6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饭都只能在工作间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几个“彻夜”，就是今天早6时上班，明天早6时下班，连续劳动24小时。休息12小时后，晚上6时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后天晚上再下班。干什么活呢？当时日本厂矿已经有40％的体力劳动都由“女子勤劳报国队”、“学生勤劳奉仕队”和各种女工担任，连推“轱辘马”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年轻女性。给华工干的当然是最繁重、最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体弱，承担不起搬运之类的重活，就干危险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碱性极强，不发手套，给的那双胶靴连底都掉了的。一天下来手脚全部烧破出血，第二天裹上点水泥纸袋上撕下的烂纸照常劳动。在碳酸镁间干活时，叫我守着皮带运输机整理湿料，我个子小够不着机器，只能脚下垫个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双臂，就这样碳麻粉尘也无孔不入沾满身体，夜里浑身痛痒难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达”车间，“苛性曹达”就是火硷，连在这样的地方干活，日本人都不发合格的劳保用品，干几天活就弄得体无完肤。 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饭两块咸菜一碗菜汤，绝看不见点油星。饭也不全是用粮食做的。起先饭中掺1/3白薯，随后掺一半萝卜，再往后掺大部萝卜叶。华工饿得受不了，逼得在劳动空暇到海边捡海草，从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饥。日本监管人认为这违犯了“擅离职守”和“单独行动”两条纪律，发现后就狠狠惩罚。我有次到海边捡了点海草吃，被工头发现后打了一顿后又报告给华工管理人员，下班后全组人都为我挨了几个耳光外，还罚掉我的晚饭，并且命令我：“饭不许吃，可是晚饭祷词要跟大家一块念！”日本人规定华工吃饭前要面对饭碗背一遍祈祷词，闭上眼默祷三分钟才可以动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待，视华工生命如草芥，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甚至毫无理由的残害华工。秋田县鹿岛组一个老华工，也就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住，从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场吓人听闻的“花岗惨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华工的思想统治更为残暴。常常在劳动一天之后，睡觉正熟时警铃大作，日本监督拿大棒把华工打起来，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铺位前，冲进一批警察来进行突击式搜查。发现有人偷着写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纸，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劳动场地，日本军方派来监管华工的“勤劳部”人员，也进行突然性袭击。有天我正干活干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一个勤劳部(军方派驻厂中管理华工的部门)却把我叫下机器，冷不防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谁是好人？”幸亏我当过八路军交通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政权的代名词，就装傻充愣反问他：“这两人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打了我个嘴巴，骂了声“混蛋”转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错，就得送进警察署“惩戒”了。 还有一次我带病劳动，被监工认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顿后，心中痛苦万分，无意间在破水泥纸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巧被勤劳部的人发现，他们就追问我：“你写这两字是什么意思？是对这里不满意吗？”我只好说：“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于斜了我一眼说：“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边挖蛤蜊吃，撑出来的吧！”事情过后，难友们都替我松了一口气，一个平时不说话的人批评我说：“以后不要胡写，有什么话只在肚子里说。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们也听不见。哑巴吃黄连。苦在肚子里算了！” 在强制劳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奴化教育。他们规定华工对日本只能称作“内地”，不能说“什么时候到了日本”，要说“什么时候回到内地”。在仅仅上过一星期日语课后就下令，即使只有两个华工在一起时也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日本话交谈。早晨进厂后要作“东方遥拜”，干活前要背“社训”，饭前饭后要念祷词…… 四 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做“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下个用紫莱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祟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在广岛爆炸的消患。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号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有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1乃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30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云，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本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丝毫没有武士道的剽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上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正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还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就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中县赶来的，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说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为中日友好效力，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内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才知道他靠经营汽车配件为生。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是尽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说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事他都是义务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俩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的滨田，滨田又找到了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个小地方，濒临濑户内海，距广岛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战中是海军后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业对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战后成了“水俣病”原发区。这里的方言与东京话差别挺大。标准语太阳叫“欧西沙马”，它叫“欧福沙马”！被人笑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这地方来。横川健先生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谢谢你。不然哪有机会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隐隐有个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别少年时代的血痕泪迹。 10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文革”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四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五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厂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福冈到德山要直往东北跑。穿过“关门海峡”，由海底进入“中国地区”(日本地区名称，与我们这个中国无关)。“关门海峡”，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这地方登的岸。 六 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10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80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的脸色跟柜台上的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 横川办大家办住宿手续，中元声明他的手续自己办，房费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着住。办好后横川一边分发钥匙一边说：“安顿好请马上回到这里集合，我们赶快吃饭去，已经快7点了。” 我洗过脸再下楼来，横川健和中元正站在当地争论。横川说：“你参加接待工作，是帮我们的忙呀，怎么可以不吃饭？”中元说：“参加接待工作我向来白尽义务，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规则。我要跟滨田女士一块去吃饭，请你们自便吧。”横川说：“没有滨田女士带路，我们连饭店也找不到！”中元说：“邓先生认识路，虽然房子另建过，但街道名称并没变。方位也没变。老弟，你领他们到银座大街去好了，就是当年那里有个游戏场的地方……”横川过意不去，请我帮助做动员。我问他俩到底能不能去？滨田说：“我们还要在等候河谷，她到现在没来，我怕她出什么事！” 我们只好自己去。 同伴们听不懂日语，出门后就问两位老人为什么不一块吃饭？李锦琦把刚才谈话内容告诉他们。大家很为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作风惊讶。格非说他这是第一次接触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象中的日本人颇为不同。我说多跟日本人民接触一些，会发现他们许多优点。国土不大，资源不多，人口密度却不在中国之下，既受过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还走过军国主义的错路。能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横川说：“我们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发展，内里也有泡沫经济，多呆几天你们就会有所发现。” 没等多呆几天，几分钟后我们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色！ 这时刚7点钟，上海、北京正是热闹时刻。我家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只能算是二三流商业区，每天看过电视新闻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过万头攒动的人海。路过商店门口，称得上步履维艰。德山街上这时却商店落锁，路旷人稀，一派萧条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楼却灯火全暗，细一看门口贴了封条，原来是刚宣布破产的“野村证券”。有家“千元商店”开着门，堆积如山的货物之间只有一位客人闲看。大家议论说：“这是廉价商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愿去高档商店。”说时迟那时快，转过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档服装公司门前。它也还没打烊，窗前门内，摆着既有几十万元一套的西装，也有上百万元一身的和服，从店容到设备都比刚才那家店豪华得多，但比那边还惨，竟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见我们到来，女老板和售货员远接高迎。问我们想看些什么？横川先生介绍说，我们是中国客人，来参观的。她们满脸含笑说：“欢迎欢迎，可以买一件和服作纪念啊。”横川问她们怎么生意这么清淡？她的笑容变成苦笑，说道：“我们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这是个工业城市，以前来谈生意的外地人多，我们的生意也好做。现在外地来谈生意的人少了，工厂产品积压，我们的生意也清淡。没办法。” 我们来到一家食品料理店。偌大一个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闷声不响喝啤酒。我们几个一进去，立刻显得热闹了许多。老板一边鞠躬一边让座。李锦琦翻译着菜单要在家自己点菜。价目比中国日本菜馆便宜多了。大家点完后横川先生觉得太简单太节约了，不好意思，他又给大家增加了些食品。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兴谈得热烈。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除我们外只来了两个客人，还都是吃非常简单最省钱的饭菜。我们问老板：“白天你这里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叹口气说：“都差不多。本来我们这里生意蛮不错，近两年不行了。外来谈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厂又减产裁人。没几个上街来吃饭了。生意很难维持呢……” 吃完饭出来，不过8点多钟，大街之上不仅没有行人，连车辆也不多。 回到旅馆。见滨田坐在中元屋中谈心，我也参加进去。她不安地说：“河谷至今也没来，打电话去她家没有人接。八成是又住进医院了。”我说：“真不巧，看来这次是见不到了。我带来一点小礼物，请你转交给她总可以吧！”滨田说：“一定办到。我明天送走你们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个市，开车要走半小时左右，所以今天是没法找她了。”我把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郑重地双手捧到她面前，把给河谷的一份也请她代转。她拿着礼物很激动，说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参观，我们三人能够坐在一起谈心的时间，只有这个晚上，她建议我们到还远处一家咖啡屋去闲谈。 这是个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灯光下老板陪着一位客人，从墙角音箱传出古代的日本谣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酒香，使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们本是要来谈天的，坐下后抿着咖啡互相看头上白发，脸上岁痕，满肚子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了。颠颠倒倒，说来说去两句话：“没想到我们又坐在一起了！……‘友谊无价，我们要为中日友好尽力。” 午夜钟鸣。滨田回家还有一段路，我们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车站方向，我和中元道过晚安，各自回房。 回到房间毫无睡意，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想看看少年时代当奴隶的这座城市还能认出几分。只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的市街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儿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此情此景确曾相识啊！ 旧电影院是二层楼，我住在楼上。第40个人挤在一架双层通铺上。冬天午夜，劳累一天的人们正睡得死沉，突然铃声大作，惊醒后还没明白身在何处，只见山崎抡着木棍没头没脑朝还在躺着的人们打来，边打边喊：“起来！起来！立刻在铺位前立正站好。不许穿衣服……” 我昏沉迷糊赤身裸体在铺位前站好时，山崎已走到楼梯口，他扯着嗓子喊着：“原地立正，不许移动，不许说话，不准乱看，不许出声，违反命令格杀勿论！”整个楼寂静下来。山崎走下楼去的脚步声和我左右两边传来的喘息声显得格外响亮。 有汽车开来了。汽车在门外停住了。一片马鞭声走进了门。佩刀铁环声和山崎喊敬礼时鞋跟相撞的声音带有杀气。 山崎为首的众“教官”领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上了楼。教官分散开，在各排华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监视。警察结伙奔到一个华工面前，带队的警长问了问：“你是某某吗？”对方刚答应一个“是”，声音没落地，打人声、**声和卡上手铐声就乱成一团，杂乱的脚步由楼上响往楼下，响出了楼门。警察并没走净，剩下两个在山崎陪同下，沿着铺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山崎就下令：“报告姓名，年龄，籍贯，原来的职业……”华工大声报告，警察似听似不听，扬着脸往前走。不定在哪个人面前突然停脚，转过脸发出一串问题：“你跟刚才抓走的人是同乡吗？怎么不是！刚才你报告家乡不是临邑吗？什么，是临沂不是临邑？有三点水的沂，为什么不说清楚？故意跟警察捣蛋？什么？日语说不好？为什么不好？你不爱学日语是不是？……”问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错了打，答对了也打。最后还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开来供他检查。这样打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进“事务室”。同时下令：“收拾好东西，准备上班。”对这一夜发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释。人们看着空了的铺位，眼神流露出仇恨与悲愤。就是在那一刻，我为了转移一下心境，把脸扭向窗外。看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道路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从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了！这还是那个城市吗？那到处悬挂的“一亿一心，圣战必胜”标语呢？那挎着战刀满街横行的“神风特攻队”呢？那空气中交替响着的《大东亚进行曲》和b29轰炸机的空袭声呢？…… 战争狂热，侵略野心，强盗逻辑，都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时代的风暴扫净，被和平的浪潮冲光了。我那噩梦般的青春也将永不回返。但我希望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切，不能忘记，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电话铃响了。服务台告诉我，本市礼品公司的公关经理前来拜会，希望我接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先生捧着精美的礼品盒走进门来，冲我鞠了一躬，把礼品盒高举在我前。礼品盒上放着一封信。打开来看。上边写道：“知道你今日到达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无法相会，憾甚歉甚。特委托德山礼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与敬意。相信会有再见机会，来日方长。”署名是：西村百合子。 七 二战后期，日本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学生到工厂“勤劳奉仕”，补充劳动力。药品场分析室(化验室)有个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现场来取样供化验用。我在硝酸钾车间干活，产品有腐蚀性，见她没戴手套，有时帮忙取出样品放进她的盘里，她会很诚恳发说一声“谢谢”。有时也会站在一边跟我聊两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袭警报，要小心了。”“中国的学生也上音乐课吗？他们都唱什么歌？”我如果给她哼两句“长城外，古道边”，她会说：“这是中国歌吗？不对，日本也有这支歌呢。” 她很善良，讲礼貌，是厂里唯一对我称呼“您”，并且主动问“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头儿丢了根葱，怀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车间门外问我，我不承认，又叫我在毒太阳底下罚站。她从这里路过，看了一眼吓得马上把头低得靠着胸，连脖子都红了。经过我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东条英机下台，美军频繁对日本空袭。海军的油库炸着了，工厂的机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时间比开工干活的时间长。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强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华工们就变成专业的拆房队。大部分民房拆毁了推平了，华工也没事可做了。日本人不愿再供饭，因祸得福被送回中国。从此再没听到过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连这个人都忘了。 事隔35年，***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右派改正，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作家访问日本。虽到德山，却没见到一个故人，怅然返回。这天来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们把酒论文，对月谈天，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话筒，问答两句，瞪大了眼睛交给我说：“是你的，没想到在日本还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我接过电话，对方一位女士问道：“你好。请问邓友梅先生住在这里吗？” 我说：“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还记得吗？”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里边继续说了下去： “您还记得我，是吧！是啊，我们有30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了你。我不相信。打电话问电视台，电视台说确实播放过中国作家邓友梅访问德山的新闻。我问能不能为我再重放一遍？听说我们是小时候的朋友。他们竟答应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还有小时候的模样。我问电视台你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只知你已离开了东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请他们打听一下你的行踪。他们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应了。今天来电话告诉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这家旅馆……” 我问她分别后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才说：“扔***时，全家都在广岛，只有我一个在德山……”她还说战后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现在好了，“主人”是个成功的房产企业家，姓西村，所以她现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现在住在光市，也属山口县管。儿女都已长大，女儿刚刚生孩子，她要照顾，不然她想赶到奈良来看我…… 1984年我在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她终于赶到东京和我见了面。她和一位福井女士同来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达“勤劳奉仕”过，现在也是位大企业的老板娘。她俩少年时的友谊保持到今天。从前一起劳动，现在一起旅游。她们说有次带着孩子去美国，走过美国二战中阵亡将士墓地时，她们进去献了一束花。孩子们不理解：是美军打败的日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献花？西村说：“不，结束战争是有功于人类的好事。不管谁胜谁负，两边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并没有仇恨。” 一周的会议期间，她一直住在东京。有空就来看我。中间我去京都，她仍在东京等候，直等到我回东京从那里回国时，把我送到成田机场才挥手告别。 这次动身之前，我委托朋友从东京打电话通知她要去日本。她说真不巧，那段时间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赶不回来。我虽有点遗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没想到她却打听到我到达德山的时间，让当地的礼品店准时送来了礼物。 我高兴地跑到中元屋中把这事告诉他。他冷静地说：“是我把你来德山的时间告诉她的。当然是冲着你。” 我对中元说不出的感谢。我知道在他眼里西村是富裕阶级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来的，只是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西村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少年人之间纯真的友谊，纯朴善良，天真无邪，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正如佛家言：“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结善缘！阿弥陀佛。” 八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滨田就赶到旅馆，领着我寻找旧日的足迹。我们看了我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是一座高级住宅，没有一丝旧日痕迹)，看了当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厂门和中国人进出的侧门(如今一个是更加宏大壮观的正门，一个是只供运货的侧门)，隔着一条河看了工厂内我劳动的旧址(那厂日本战败后就废弃了，现在成了空旷的存货场)，还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旧址(现在是一座办公楼)。每到一地我和滨田、中元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要锦琦和横川先生替我们把话翻译给我的中国同行们听。他们有时愤慨，有时感叹，有时称奇。我时时担心的无聊和心烦的脸色，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明白这样的参观除当事人外，谁也看不出所以然，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我由衷地感谢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迁就。 其实我确也有点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灾八难，会使剩下的岁月活得更加心平气和，乐天知命；二是同行的伙伴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年龄上却分属不同几个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龄段的同行间增进理解的重要性。请他们陪我重访旧地，百闻不如一见，会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幸运地发现，这两个目的都超预计达到了。 这天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就结算了旅馆费，带着行李去参观。该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们去车站的时间。在德山曹达的侧门(就是当年专供华工出入的那道门)，我们跟滨田握手道别，滨田却缩回手说：“不行，最后我还有个要求，没有满足之前我不告别。”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她说：“让我请大家吃顿午饭。吃完我们再分手。” 一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请我们全团吃饭，这实在有点离谱了。我先表示谢绝，随后横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对。等我把她的要求说给中国同行们后，大家感动，却没有人赞同。滨田却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气也不改口，只是坚决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车站还一同进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说服大家满足我的要求。能和这么多朋友聚会不容易，很难有下一次了。让我尽一下心吧。我请不起豪华大宴，但尽点心意还是花得起的……” 没办法。我只得又转回头来替她说话，说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并说给我朋友面子也是抬举我了。大家见我如此，便进了车站内的饭馆。我对滨田说：“我把大家说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听我的主张。由大家自己点菜，你不能干预。”她连声说：“好，好，好。我既然要请大家，当然以大家满意为上。大家随便要，我带的钱足够！”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把大家各自点的饭菜送了上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咦”了一声。谁也没跟谁商量，点的东西却有个共同特点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饭，加上最便宜的菜。滨田看了大叫不行，坚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样好点儿的菜肴。我告诉她，心意大家领了，可没有时间再等菜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饭告别时，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拥抱，一路鞠着躬退出站台。 我们跟中元一起顺站台往更里边走，他只是埋头走路什么也没说。到了天桥前要分手了。他抬起头来，我才看见他已是泪流满面。他擦擦泪，跟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呜咽着喊道：“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中国！老弟，我爱你们……” 曾镇南，何申，格非……这些专门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闪出了泪光。又围过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后看着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去长崎的候车处。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格非才叹口气说：“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邓先生的个人朋友。其实他是咱们大家的朋友……”何申说：“我都懵了，我的礼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来！”曾镇南只是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车来了。今天上车跟昨天上车相隔20多个小时，人们少了点新奇、陌生和拘谨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车开出很远人们才开始聊天。 我对朋友们说：“对不起，叫大家陪我参加一趟拉练。好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学交流了。” 朋友们对我说：“谢谢老邓叫我们体验一下生活，进行了入学交流。” 我对我自己说：“再到扶桑，了却一桩心愿。” 又到巴黎 正当德法两国咬紧牙关反对向伊拉克开战，美国有人把他们叫做“旧欧洲”的时刻，我碰巧去了巴黎。15年前和李瀚祥兄为拍电影《烟壶》，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国有些地方正在破坏古建筑大盖摩天楼。所以看到巴黎反对破旧立新，力保老模老样，我既佩服又感动。打听一下后才知道原来也曾有人赶时髦在塞纳河左边建起一座59层纽约、东京式的大楼，叫“蒙巴娜斯”大厦。建起后巴黎人一看就急了，大叫：“石屎成林，照这样还像巴黎吗？”还由此流传起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来巴黎旅游，问一位偶然相识的法国人：“你住在巴黎什么地方？”那位法国人说：“我住在蒙巴娜斯大厦楼顶上。”美国人说：“啊，你也喜欢这样的大楼。”法国人说：“不，因为只有住在那顶上我才能看不见它！” 从那不久，似乎官方有了一项决策：建高楼只能在塞纳河左岸，右岸从罗浮宫、香榭丽舍大道、共和广场起，大小街道一律保持原状。老楼坏了，只能照老样重修。若有哪块石头原来砌错了，修复时也不准改正，要照原样错着砌！当时我们住的日本现代派酒店“日光”就在河左岸，每天都要从铁塔附近绕着过塞纳河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如今美国人骂他们是“旧欧洲”，我还担心巴黎因此要翻新呢。下飞机一看，上帝保佑，还是老样子。市中心区倒也有地方在动工，我问他们在建什么，他们说：“有些房子结构太老化了，重新改建，但里边改完后沿街外貌，仍要按原样修复。换上新材料的还要作旧，要跟雨果、大仲马他们当年看到的街景一样！” 怎么开口一说就是雨果呢？因为2002年法国定为“雨果年”，整整一年都是纪念雨果的日子，还趁这个年把大仲马的墓由郊外移灵到巴黎专安葬历代英烈的“国家陵园”。体现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尊重。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是“雨果年”活动的一个项目。我上次到巴黎拍片，虽也受到法国外交界朋友帮助和款待，但属私人活动，参观游览随意而行并无重点。这次专为纪念雨果而去，有了主题。由此也较深刻地体会到法国人对传统文化，对文人作家是多么看重。在保护有关文物方面又有多种方法。多了不说，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参观了巴黎市政厅。这幢典型中世纪建筑，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仍是市政办公地。一般不对外开放。我以前只在塞纳河桥上远远瞻望过它的建筑外形，那钟楼之下是1848年巴黎人民庆祝革命胜利的“市政广场”。这次因受到“副市长接见”，才观赏到内部的宏伟瑰丽，美轮美奂。看到它就联想到我们的府衙古建筑，明显感到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艺术绝活。世界上少了谁都不完整。 最引人注意的是壁画。那座建筑内的大厅是长形的，比篮球场大，四壁和拱形屋顶上画满色彩浓重、构图典雅的壁画。内容有宗教典故，也有历史场面。进门后我们刚要按中国习惯从左侧墙壁开始观赏，引导我们的女士却站住了脚，回过头来冲我们一笑，手往头顶上一指说：“请先抬头看看屋顶这幅画像，我想你们认得他。”我们这才站住脚仰起脸朝上看，不看则已一看大惊。这市政厅迎门而坐的头一幅人像，不是皇帝，也不是公爵元帅，却正是我们的同行——雨果！ 怪不得来参加“雨果年”活动的客人，副市长要出面接见，原来从一百年前他们就把雨果视为巴黎市的荣誉代表，他的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画在市府屋顶第一把交椅上了。 再一个例子就是参观巴黎近郊的“雨果国际中心”。这个中心在巴黎郊区，不仅不是繁华市区，而且也不是居民区，正经说是个风景区。在青山绿水之间一个小山坡上，一栋造型优雅的二层小楼，附带几间厨房、马号、车棚之类平房，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这不奇怪。因为雨果本来就出身上层社会，23岁就被授予骑士荣誉勋位。后来又著作等身，晚年造这么一所写作修身之处并不困难。国际中心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故居维修保护良好，遗稿文物展览有序，这也不特殊，我们中国有些名人故居也已做到。令我惊奇的是，当我问这样一重要文体机构属于法国什么部门，经费由何处拨付时，他们竟回答说：“这个中心由日本‘创价学会’创办和管理。一切经费都由日本朋友支付。它的法人代表是池田大作先生。” 问过一大阵，我才大致明白了个道理。雨果故居本是私人财产，多年无力也无人维修照管，破烂不堪，不能维持了，一度改作小工厂。创价学会是个爱好和平、友谊和文化的组织，是与中国、法国等许多国家都有着友好关系的日本宗教、政治和文化的社会团体，池田先生也是个有远见的文化人，他们知道这情况后，为表达对雨果的尊敬和对法国人民的友好，作为日法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一项举措，他出钱把它买了下来，按照雨果当年居住时的模样修复整理。由日、法两国专家和志愿者组成管理经营机构。从全世界征集、收购、整理、展出有关雨果的文物。因此，这里正式名称才叫作“雨果国际中心”！怪不得这中心有工作人员会说日语，连请我们吃饭都是吃的日本饭。 我曾有幸陪巴金、冰心二位前辈到日本时拜访过创价学会和池田先生本人。我为他们热爱文化和友谊的精神感动，当即代表中国作家们发了电传向池田先生表示敬意。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启发：有些作家，不论他出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一旦他作品代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表达了大多数人民的心愿，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有财富和荣誉了。因此，纪念他们，尊敬他们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法国和日本在这件事上的合作也令人欣然。使人对某些保守的观念重新思考。人类有许多事上原来都可以做到双赢的。 德高文美长存人间 在纪念维克多。雨果先生200周年之际，到他的家乡来表达敬佩、纪念之情，我想这是所有有社会责任感、对人民充满爱心的作家的共同的愿望。 60年前，我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只是书名译作了“可怜的人”。我从这本书中开始认识法国人，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欧洲人竟和我们有相似的做人准则与人生理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勿以强凌弱，应以富济贫”、“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表现。 那时我是11岁的孩子，生活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天津，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环境中。惟一的课外活动是在学校图书馆读故事书。有一天看到书架上摆了10多本这样的书，出于好奇，我随便拿出一本看了看，见封面上写的是“可怜的人”。再一看，是法国人写的。我：很奇怪，在租界地看到西洋佬都是穿着燕尾服、拿着司提克、嘴叼雪茄烟的绅士，难道他们那里也有“可怜的人”吗？我忙把书翻开，看了头一行便被吸引了，上边写着： 在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一个徒步的人走进了那个小小的狄涅城……他的领带已经纽成和索子一样的了，一条蓝棉布的裤子已经破旧磨光了，一只膝头成了白色，一只膝头有了个窟窿；一件破旧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两只手弯上，补着一块用麻绳缝上的绿呢布…… 我惊住了！这不是我在街头上常见到的中国流浪汉吗？难道法国也有这样的人？由此我还想到了在街头被日本军队鞭打着修路的中国苦工，想到了衣不遮体、一脸病容、沿街乞讨的难民。于是我就找座坐下来一页页读下去。我为饭店不接待这个受苦人不愤，我对给他吃、给他住、银器被偷走却毫不忌恨的主教充满由衷的敬爱……直到图书馆的管理员通知我到了关门时间，才发现屋中只剩下我一个读者了。 从这天起一连几十天，每天下学后都捧着这本“可怜的人”看到图书馆关门。我完全浸沉在书中的世界里。看到芳汀就想起我一个去世的女亲戚，见一家邻居打骂寄养在他家的一个小姑娘，我就低声叫他“汤那提！”并把那小姑娘叫作“珂瑞忒”！我上学路上看到伪警察头目耀武扬威地抓人打人，认为这就是蛇威！从一些慈祥老人脸上又看见让。阿让的影子。尽管书上人的名字叫起来这么拗嘴，可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就像我身旁的中国人，事也是常从大人那里听到的中国事！啊，我这才知道西洋人和中国人的活法和想法竟有这么多相同之处。 小孩子不懂什么思想哲理、政治观念，看完这本书却加强了父母教导我的一个观念：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好人可爱坏人可耻！应该学做好人不做坏人。好人要像阿让这样慈悲、善良、充满爱心，只作耕耘不问收获，甘愿付出而不要回报。 当时中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残暴烧杀，民不聊生，共产***的八路军正在我家乡山东与日军打游击战。不久我从天津回到家乡，在人民抗日热情鼓舞下，12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军队。我能迈出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当然是受到爱国主义浪潮激励，受父母、老师长期教育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雨果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雨果作品坚定了我做好人的决心，那个时代在中国做好人，就要敢于跟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勇敢战斗，这是帮助受苦受难者解脱困境的惟一办法！ 我一边当兵一边自学。战争中只能读战友们带来的书和从战场上捡到的书。因为“悲惨世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来一读。我就这样没有系统地、时间不连贯地陆陆续续读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谈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不过雨果的作品确实引我思考和感悟了两个问题：应该如何做人和如何做文。 如何做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有的人为获取财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为升官掌权而用尽心机，有的人为出名趋潮作秀，有的人为争权夺势奔波争斗。维克多。雨果出身于上层社会，16岁就当选为户兹学院青年院士，23岁被授予骑士级荣誉勋位，44岁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长，位列贵族院议员、制宪议会议员。雨果若要争名夺利，坦白地说，他的起点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讲，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环境中写些消闲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并聊以自娱，就可以安定舒适度过一生。但他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甩起长发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战场上，披起议员肩带大步走进反对拿破仑的队伍……尽管由此换来的是执政者重金悬赏其头颅，遭到比利时、英国驱逐出境，流落到格济恩岛上苦度岁月。但他毫不后悔，一旦回国，他马上又投身保卫巴黎的战斗，用自己的稿费制成大炮来保卫这个世界名城！因为他把为人民解除苦难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称：“我忠于自己良心许下的诺言，誓与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他认为“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欺负者，还有正义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们，良心就要保持武装。”他说：“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良心，生活将变得冰冷，历史将会更加残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法兰西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只是法国弱小者的眼泪。他那充满爱与善的目光还注视到了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不敢说雨果是对中国人民最早发出友好与同情之声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巴特軌上尉的信确实是我听到的、最早来自西方的友谊之声。他责备了英法联军毁灭圆明园的罪行后，慷慨激昂地说：“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雨果为中国人民仗义直言，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心！因此，102年前，中国革命文学先驱和导师鲁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杂志上发表，绝非出于偶然！它证明不论在中国在法国，在东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心灵都是相通的，不同语言和民族特点并不能成为我们沟通的障碍，反而证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最基本的善、恶、美、丑辨认标准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 确定了做人原则，对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就要具体地落实在“如何做文”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万，写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写作只当作个人搏取名利的手段，也有人写作只是为“展示自己才能，宣泄个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这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不违法，就无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用写作为广大普通人、劳动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为写作群体的脊柱，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中国文化人有个优良的民族传统，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自己的作品“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认为雨果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人的信念极相似。他勤奋一生，热情洋溢地为法兰西普通穷苦大众争取生存权而写作；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前进。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笔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让阿让、马吕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们恰又从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圣洁的心灵。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形象地体现了雨果的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感。雨果堪称他那个时代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最佳代表，他体现了令人尊敬的法兰西民族精神！ 200年过去了，雨果的许多理想在法兰西、在全世界有了不同程度的实现。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但是当我看到电视上阿富汗人民在战火中逃生的镜头，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头、为领一杯粥食排长队的儿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体，我们能说无愧于雨果前辈的期望吗？ 作为雨果的后辈同行，我确实感到任重而道远。我想，继承雨果的遗志，用我们手中的笔继续完成他没完成的事业，为世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为不同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呼喊奋斗，这是对雨果的最好纪念！ 漫步意大利 有些城市你虽然没到过，凭照片和文字介绍你可以想像出它的轮廓，威尼斯不行，它是无法想象的。它的美，它的奇特，它那历史与现在的交融感都无法想像。有人说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又听说贵州也有个“中国威尼斯”，还听说东南亚什么地方是“东方威尼斯”……真到威尼斯一瞧，发现按这些城市的模样去想像威尼斯，越想越离谱。威尼斯世界只有一个，别的城市有别的城市的长处，但绝不会是第二个威尼斯。 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别的水城(如苏州)是流水穿过房屋街道，而威尼斯则是街道房屋分隔了流水。别处是城中有水，威尼斯是水中建城。威尼斯的“陆地”是人们在4加多年的时间里，从山上运来几百万棵大木桩，砸入水下海底。在100多个随潮水涨落而出没的小岛上架起来的。它等于是架在木桩上的一个城市。人们习惯说威尼斯内有170多条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人们用建筑物把一片浅海分割成多条河道，再用400多座桥把它联络起来。” 飞机场建在另外一个岛上。下了飞机再乘船进威尼斯城，船一直开到旅馆门口。威尼斯全城看不见一辆汽车，这里也有“巴士”和“的士”，不过是标志灯按在船顶上。乘这类公共交通船不比走快。河道曲曲弯弯绕来绕去，走路过桥更直截了当。人们也不喜欢这些冒烟古咚的机动船，它的烟雾和噪音污染了这可爱的环境。大家更爱乘古老的，由船夫划动的“贡都拉”。它又瘦又长，两头高高翘起，据说是照古代教士的帽子造成的。船夫一边划船一边口里哼着小调，把船从两边大理石的亭台楼阁间摇过去，从三角梅，夹竹桃，凌霄花间摇过去，使你忘掉时光的流逝，地域的转移，仿佛置身古代，置身于神话的世界中。 我写日记，刚写上“我们住的旅馆在水边桥头”，我就把它抹了，因为这是句废话。威尼斯没有哪家旅馆不在水边桥头。意大利旅馆的名称不好记，窍门是要记住门口那座桥的名称，就会找到旅馆。不过你要把方向弄准，旅馆门外，左边是桥，右边也是桥，往前是桥，往后还是桥，街道只是桥与桥之间的联系线。商店开在路边，也开在桥上。 威尼斯是个闪光耀眼，五彩缤纷的大集市。意大利的珠宝世界出名，全欧洲的首饰有百分之八十出在这里；意大利的玻璃出名，当年欧洲各王宫的镜子，茶具等玻璃制品也大部来自这里；意大利的服装出名，至今还领导世界服装新潮流；意大利的皮鞋出名，从政治家到影星名模穿着它在世界各地乱转。威尼斯集中了这一切特色，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珠宝，首饰、玻璃、水晶，时装，皮鞋，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餐馆和咖啡厅——这里没有哪个餐厅没有一段古老的历史，人坐之前最好看看你的座椅，说不定那张椅子背后挂个牌就写有“福楼拜先生曾坐过此椅”，“拜仑先生曾在这桌旁写下他的诗篇”。 我们常到旅馆隔壁的一家餐馆用饭，那餐馆也有百多年历史。门面很小，进去后侍者领我们穿过店堂到了后院。后院很大，种满了花草，连四面墙上也爬满藤蔓植物。墙不高，并有窗口，探头一望窗外即是潺潺流水。院内绿阴遍地，花香扑鼻。喝着免费供应的矿泉水，我们向拉贝达请教应该吃什么。她说到威尼斯有两样东西必吃。一是海鲜，二是面条。这是马可波罗久居的城市。中国人说面条是他从中国带到意大利来的，意大利人说面条是他从意大利带到中国去的。不管是从哪儿带到哪儿的，反正面条把中意两国古老文化千丝万缕地联系到了一起。 我要了碗海鲜面条，才明白到尽管意大利面条的造型、味道和中国面条都相似，可吃法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简直是对你用刀叉技术的一次考试。我自以为用刀叉已算熟练，此时方知连门还没人。意大利人吃面条也用刀叉，面条特别长，既不能切也不好叉，也不能端起盘往嘴里扒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还不能吃出声音来。我作了几次试验都不灵，只好偷眼观察人家怎么吃，只见美女拉贝达从从容容，先把这一团乱麻弄得有条有理，再用叉子挑住一头不停地转动，直到把它绕转成不拖尾巴，分布均匀的橄榄形，这才以优雅姿势，不动声色地送进嘴里去。我照样模仿，那面条却顽固的跟我作对，理也理不顺，卷也卷不起，面条没吃到嘴已累得满头是汗。扭头看看同伴，似乎只有宗福先稍够水平，其他人也尚在努力学习中。我想这技术还是回国后慢慢去练吧，决定打破成规，先把面条送进肚子里再讲文明礼貌风度。果然，思想一通，马到成功，很快我就把那盘面条弄进肚里去了，悠然的喝着葡萄酒欣赏朋友们艰苦奋斗。看看四外的客人，倒也没有谁对我的吃法摇头。 威尼斯的心脏是圣马可广场。我小时候在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常碰到教会散发小册子，是圣经片断，我拿到过的一本就是“马可福音”，耶稣之外，马可是我知道的头一位基督教圣者。来到他传教和安息的地方，我不由得带着敬意。 这个广场三面都是宏大的古建筑物，这样它就被三面的圓柱走廊围成了一个封闭式广场。马可大教堂端坐在中央。它那玫瑰红大理石的高大圆柱，纯白大理石的钟楼和绿色的尖顶是那么的神圣庄严。门前两侧各有一个高人云霄的高塔，塔尖指向天堂。 这广场上落满了鸽子，以致看不清它的石板地面是什么颜色。只有一种东西比鸽子还多，那就是人！来自地球各个部位，操各种语言，穿各式服装，作各种表情的人，如云集，如潮涌，从各个小巷流进来，流进教堂，流进总督府，流进古代监狱，流进现代商场，流进快餐馆，流进咖啡座……他们甚至挤得鸽子都没地方落脚，只好落到人的肩头，人的臂弯，在人的手掌中嘬食玉米粒面包碴。 在广场四周，在人与鸽子两侧，整齐地堆放着许多许多长方形的木板铁架，像刚拆下的脚手架。王教授叫我猜这是些什么？我说：“是不是有团体照集体像时搭台用？”他摇摇头。他告诉我因为威尼斯是建在木桩上的城市，高出海平面有限，每当大潮出现，这广场是要漫上水来的。那时广场就成了湖，人们只好把整个广场都用木板架起来，让人们在木板上行走，使鸽子也有落脚的地方。那时来参观另有一番情趣。 在这人山人海中想要保持几个人不走散是不可能的。我们约好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就各自动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人群中游泳。 我先去了教堂，然后就进了教堂左侧的总督府。 这“总督府”的名称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的。他是大学的中文研究生，临时出来挣点钱，中国话说得和我不满10岁的外甥女一样好。我那外甥女夜晚看见楼窗外灯火通明时就大声喊：“瞧，满灯！”春天看见树长叶草发芽会感叹地说：“好，通统绿。”这位向导朋友领我在教堂转了一圈则说：“得，咱们完了！”所以我对这总督府的译名总有点怀疑。 威尼斯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是个独立的公国，主持政务的最高权威是大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称为公爵。这些名称似乎比总督两字更贴边。但也有人把这建筑物译为“元老院”，老前辈刘白羽则干脆称它为故宫。不管叫什么吧，总之是古代威尼斯最高政府所在地。 要想认识威尼斯。哪怕是初步的了解，不看看这儿不成。这等于是威尼斯的一本立体的简史。 它的门口立着两尊神。一边是海神，一边是战神。这就形象的描述出威尼斯当年发达的基础：它是靠着海洋和战争发达起来的。它的战船在海上曾力压群雄，打退多少次入侵和掠夺，争取到特有的荣誉，在好些年间所有海上的战船看到挂“圣马可狮旗”的威尼斯战船都要致敬！它的商船把意大利的商品撒向世界又运回世界各地的珍奇土产，使它成了世界最早的海港和商埠，成为贸易王国。莎士比亚最出名的喜剧之一就是《威尼斯商人》。那剧中人的生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规模：“他有一艘船开到特里坡得斯，另外一艘开到西印度群岛，他的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 总督府门口这两尊神像如同一段序言，把你引进它的正文中去。我们掀开了它的第一页——走进了大门。 迎门正面是光彩夺目的楼梯。楼梯的栏杆上雪白大理石浮雕雕的不是天使，不是花草，是一个个美人鱼。顺着美人鱼的行列登上二层。三层，进了一个大厅又进一个大厅，每座大厅的穹顶和四壁都被出神入化的壁画所填满。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威尼斯”画派诞生地，色调明快，韵味清新，画的多是人间的英雄美女，威尼斯的文治武功。厅里家具饰物，集中表现了威尼斯金属镂刻、珠宝镶嵌等工匠的才能。这里展出了不少古代武器，每一件武器也是一件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同时还展出了他们在商战和海战两方面的战绩。这时有战争中缴获的敌人战舰上的舰旗，海盗船上的桅灯，也有从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我记不清进了几个厅，上过几层楼，但记得最后看到的那间是公爵、或总督、或元老们进行会议和审判的大厅。巨大的壁画之间排列着镶金嵌银的座椅。在一把座椅后也有幅巨画，画后却是个暗门。向导领我们从那暗门进去，下了几层黑暗暗的石阶竟转到一座过街楼上。经向导指点，我们从过街楼两侧的窗中向外一望，一边是大海，一边是长河，才看出这竟是座封闭的石桥。 向导告诉我，在古代威尼斯公国，抓到犯人都是先送到对面的地下监狱中关押，在开审的日子通过这座桥和暗道送到大厅中审判，判定罪刑后再通过这条桥送进监狱。大概是拜仑到这里参观后，在一首诗中说他几乎能听到犯人经过这桥上时的叹息声，从此人们就称它为“叹息桥”。 我不是犯人，但也禁不住叹息数声穿过了石桥。 跨过河就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五色缤纷的画幅，没有金碧辉煌的装修，只有又厚又暗的石壁，又窄又陡的石阶。下到底层是一间间互相隔离的牢房。我进到一间牢房中去细看，牢房的石墙上和送饭用的洞口，有不少古代犯人刻画的诗句和浮雕画。有一处深深的刻画着一颗心，还有一处刻画着海鸟。遥想当年这些犯人身边是决不准许有铁制器物的，他们用什么小小的工具，用了多少年才刻下这生命遗痕呢？ 这一切似乎是过去了，但过去得并不久。二次大战中纳粹分子最后还使用过这监狱。 我又看过左方的一个博物馆，登了高塔，在福楼拜喝过咖啡的地方喝了咖啡，两腿恢复些力气了，这才到预定会合地点：总督府西侧的小广场。 这个广场临海，回头向西看可以把总督府，教堂和半个大广场全收眼下。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威尼斯的风景照片的画面。以前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拍圣马可教堂和总督府的照片都是侧景，很少见从正面照的。到了这里才知道总督府在正面是照不成的。它门前的街道很窄，站到街对面的墙根也照不全它的大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尽管够深远，可是它两则都被圆柱走廊围着，横向里也拍不上大教堂的正面全景。只有站在海边从它们的左侧拍才能拍到整个总督府的全貌和大教堂正面全景。 小广场有个很大的石牌坊。像个小型的凯旋门，上边有两组雕塑。这组雕塑曾被拿破仑掠走，在法国陈列了许多年。前些年才从法国讨回来重新安装到原来的地方。 过了石牌坊就是海边了，海边停着成千上百的贡都拉招揽游客。到威尼斯没人不乘一下贡都拉。只有乘上它在小小的河巷中穿行才能领略威尼斯的真面目。 我们也登上了贡都拉。船夫划着船从“叹息桥”下进入河道。在大理石和雕塑丛中穿过，在绿叶搭成的墙壁和红花如火的河岸穿过。这里每户人家都有船栓在门旁，从宽大的石阶从水面一直可通向门廊大厅。过了无数的桥，从桥下仰首看桥上的货摊，商店，和熙熙攘攘的游人，另有一番风味。 我们一边浏览一边和船夫、向导闲聊。我问威尼斯每天有多少游人？他说；“因为海湾战争，今年的游人少了点，去年全年有80多万人，人们一般的总要住三五天到一周，所以每天街上的人总不会少于10来万，比本地居民要多。前几年这里还有30多万居民，近年来锐减，已经不满10万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威尼斯在衰落，别的地方更容易挣钱。我们不会走，划贡都拉的人都世代相传子承父业，外人很难插进来，我们也轻易不会改行。我们爱这个行业。” 四 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游览威尼斯的古街旧巷和逛商店买纪念品。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了马可波罗的故居。这是个被四面楼房围着的一个陋巷，一个穿堂似的小天井，楼房黄色的表面已经剥落褪色，地面的石块已踩得坑洼不平，一块牌子上写着马可波罗1299年后一直在这块地方居住，并没指定是哪一幢楼哪一间屋。我倒觉得这更近于真实。 当我们要登上一座小桥时，向导要我回头看一下小巷口的一个木牌。那木牌上写的是“1708年歌德先生曾在此居住”。我在这里停留了更长的时间。我对马可波罗只有传闻中的了解，只读过他的游记片断。哥德却是我一直崇敬的前辈同行。《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读过的重点书之一。我曾拜谒过他在魏玛的故居，在他吟诗的草坪上散过步，还在《浮士德》中写过的那间地下室啤酒馆中休息，一边看魔鬼靡斯菲尔德骑在酒桶上房的塑像，一边品尝地道的德国啤酒。在莱比锡我也在他的铜像前流连忘返，如今来到他客居的地方，有点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但这种忘情的心态后来就很少了。因为在威尼斯拐弯抹角都会碰到名人故居，这里果弋里喝过酒，那边契诃夫吃过饭，拜仑居室的窗户，格林散步的河岸……目不暇接就少了点感慨。 海上航线的开拓，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威尼斯的市民很早就摆脱了欧洲封建时代清教徒式的生活模式，在这些小巷中也能窥视到遗迹。这有古希腊移民的聚居区，脊信仰东正教民族立的教堂，有狂欢节跳假面舞会的小广场。有一处楼顶有一块突出的平台，比一般阳台小比窗台大，向导说那是古代威尼斯妇女染发的地方。古代威尼斯女人以金发为美，她们发明了用一种草药合海水染发的办法。在一个小巷深处墙上挂着一面铁牌，上边标的年号是1691年，写的内容是“这里收容弃婴……”把这些联在一起，你想到有位女士染了发到广场上参加狂欢，过了一阵把个小宝贝送到这弃婴收容处。这中间再补充些有趣的细节，岂不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怪不得哥尔多尼会有那么多写不尽的题材，揭不够的丑恶，说不完的笑话。生活培育出了天才！我想哥尔多尼在世时必定是天天带着讥笑在这些桥头小巷中散步，冷眼观看人们的种种活剧，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的。果然，我的猜想在下一个小广场上就被证实了。那里街头正好立着个哥尔多尼的铜像，那神态姿势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披着件风衣，戴着宽边帽，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拄着手杖，笑眯眯的东张西望。这位雕塑家也是位了不起的天才。还有比这更合适，更准确的神情的姿态吗？哥尔多尼，那个嬉皮笑脸地把人们的丑恶指给人们自己欣赏的人，那个“一仆二主”等一大堆不朽喜剧的作者，当年不是这样出现在威尼斯街头还会是什么样子？ 五 我是几年也难得去一次商店的人，在这里逛商店却成了我极大的乐趣。这里每个商店都珠光宝气，每个商店都像在暗处安装了磁石，把你衣袋中的钞票往外吸，没一个店在你离开它时不想再回头看它一眼。 去得次数最多的是里亚尔多大桥。这桥是条商店街，只有站在它的远处或侧面才看出它是横架在水上。你走在它上面时被街两面的店铺，货摊上五光十色的货物照得眼睛发花，绝想不到脚下还有湍急的河水。这一条绵延数百米的繁华街，顺着桥延伸出去，辐射开来，成为一个不规则的现代化集贸市场。距它不远是一条卖珠宝首饰和手工艺品的长街，那简直是个首饰博览会。不仅女士们会为那光彩四射的金银珠宝吸引得挪不动腿，男人也会被玲珑剔透的工艺品招惹得六神无主。头一次到这街上我以旁观者心情看那在商品前驻步不前的人，第二次走到这里就用好奇的目光注视起橱窗中的商品，第三次进了店门，等再一次来时就忍不住买下了一条带彩灯的贡都拉小船，再来时可就给太太、女儿们买起首饰来了。并且向自己解释说“今年我满60岁，算给家人的一点纪念”。当然我只买得起低档品，低档品的价钱按里拉算也是五位数。 我住的旅馆门口，小街上也挤满了首饰店、服装店、鞋店和旅游纪念品店。因为离得近，我晚饭后散步有时就在这里转转，有家首饰店门面不大，货品很全。店主是位犹太老人。见我在门中徜徉，就客气地请我到里边参观。我进去后他先引导我看看他的货柜。然后请我坐下，用托盘托出一批又一批的首饰来。对于犹太人会挣钱这一点我早有所闻，《威尼斯商人》剧中的那位夏洛克，几乎成了悭吝狡猾代名词。所以一见他如此殷勤，我警惕起来，赶紧致谢说：“我不打算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并不因此而冷淡，回身又拿出几件便宜但工艺颇好的小首饰供我挑选。我过意不去，就挑了两件。他问我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是中国人。他说：“啊，中国人，我喜欢你们，你们是最没有民族偏见的国家。”于是用笔在价目表一划，主动给我减去20％的价格。 我回到旅馆后把我买的首饰给朋友们看，他们向我打听每样东西的价钱和买的地方。到下午他们也各自买了一包回来。随后，我发现他们在背后悄悄议论什么，一边议论一边笑。我觉出有鬼。到了只剩下吴泰昌一个时我问他；“你们瞒着我一定在搞什么鬼，告诉我是啥名堂。”他小声说：“我们按你说的到那几家店去看了。最便宜最诚实的是老犹太人开的那家。我们也买了一套你在大桥附近买的那种首饰。比你便宜了两万里拉。我们决定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会影响情绪……” 我听了倒挺高兴，高兴我碰到的第一个犹太人就使我打破了道听途说来的偏见，更相信人的好坏是不能以民族划分的。我体会到了历史形成的对犹太这个民族的不公正。 六 当我又乘上汽船离开威尼斯去机场时，我心中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留恋。我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个奇迹般的城市，更不知再来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看到的威尼斯是迷人的，繁华的，但也看到它在衰落的迹象。人们告诉我机械船的泛滥，四周化工厂和矿山的建设，每天上10万游客的践踏。威尼斯的城和水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古迹建筑被剥蚀。自然景观被破坏，特别是自然条件变化使这里增加了被水吞没的危险。这个城市处在危急之中。意大利政府发出了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求援的呼吁。已有30多个国际组织向它伸出了友谊之手，但这是场艰辛的工作，目前还没乐观的保证。 威尼斯不仅是威尼斯人的，也不仅是意大利的，它是全人类的瑰宝。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它，抢救它！ 和老索相处的日子 我是从报上知道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去世的。美国发出的新闻说他的生命结束在汽车上，在从康涅狄格去纽约的途中。我马上想起了新英格兰那个与他同名，叫“索尔兹伯里”的小镇，想起从那里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开车走这条路，把我送往纽约。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因为二战中与苏联军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连续发出苏联战场的消息而世界闻名，得过很权威的普利策奖。任过作家协会**。他跟斯诺是朋友，斯诺早就建议他到中国采访，向他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终于来到中国。他为红军长征的事迹所感动，便带着心脏起搏器，沿中国红军长征的路线艰苦采访了一路，在中国在海外采访了上百名与长征有关的，各方面的人物。书印出来时已过了80大关。在中国，这个年纪的作者多半会用从容的方式“发挥余热”。他却像年轻人那样又作起写“新长征”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与卡曾斯、里斯等专家学者，积极为开创中美作家间定期对话热心奔走。在中国作家冯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此后数年间连续举行多次。按年纪按成就按家产，他已算志得意满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个人的存在形式。这使我很感动。 我1986年到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谈。他热情接待。会议由双方共同主持。互谅互让，合作得顺利愉快。我担心记者一个个把作家单独调出去访谈，影响会议进行。他便决定开幕时发布一次新闻，然后转到海边僻静小镇上关上门开会，谢绝采访，会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建议参加会谈的双方作家，应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艺术倾向的人，要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人。我们便将与会作家的名单事先通告给他们，征求他们意见。结果会开得很成功，气氛极融洽。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了创作观点，探讨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为以后对谈作了安排与设想。 “我要写中国的新长征——改革开放。要采访中国农村，这方面你能给我点什么建议？”有次在海边散步，他向我问道。 我说：“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专注最落后的。多看看中间的，一般的，传统的中国农业地区，那是中国农村大多数。” “具体地点你认为哪里合适？” 我说：“可以去山东、那是中国典型、古农村区。” 再具体一点！ 我说可以去我的故乡平原县。那里从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县治，而直到改革开放前，似乎还用传统的办法种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并请我为他作向导。 1987年他又来中国。先去了南方，从南方打电话来约我在山东德州会合。 德州是我的故乡，对他很欢迎，安排周到。我领他看了抗日战争战斗遗迹，看了农村和乡镇企业，访问了几家养殖、运输、工商个体户。请老农、基层干部给他介绍历史和现在的情况，还找了位熟悉历史的作家介绍当年义和团起义的史料。他非常兴奋，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参观采访。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战的老打字机整理素材，不论干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访材料整理完决不上床。有天他约那位作家来谈义和团。谈到凌晨两点还没结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来，悄悄嘱咐他适可而止。我说：“老头是年过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乡找个借口告辞了。后来老索知道这是我的主意，对我很不满意的说：“你怎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小孩子吗？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采访，晚上整理材料。我俩只在车上才有空交谈。有一天途中赶上了一个村逢集。他叫车停下，颇有兴致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国农民，农民也看他。双方都冲着对方笑，虽语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达无误。回到车上他问我：“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国人来？”我说：“今天可能是他们第二次见到外国人。”他问：“那第一次是谁？”我说：“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他听了大笑。笑完说：“他们对我态度很友好，他们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坏！我喜欢这种毫无准备的见面，这才是真实的情形。”又说：“市场很兴旺。当然生活水平还很低，但看得出温饱已不成问题，而且有了闲钱。年轻人开始追求时髦了，你不见有人在买牛仔服吗？***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这里人说改革开放这几年。比过去几百年的发展还快，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有一天参观一个个体户养鸡场。那户主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过多年徒刑。服刑期间学会养鸡，释放后正赶上改革开放，就自己办起了鸡场。富裕后很热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众欢迎。那人对老索招待当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离开了。在车上我问他：“你好像对这里不大感兴趣。”他说：“我对为敌人效劳的人心里厌恶。到这里我只为证实一件事：连这样的人经济活动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见改革开放的决心。” 最后一天我领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们村长和乡亲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又在村中参观。我们村的经济情况是中间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为多年没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觉得丢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谅解的笑笑，没有坚持去。但在车上表示很遗憾。同时对我说：“你无论如何再到美国时到我家里看看，住几天。不是纽约那个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个小镇。那个镇的名字就叫索尔兹伯里。” 我问：“是因为你住在那里，才起了这个名字吗？” 他说：“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为这个巧合，我更不愿意离开那里了。那里才是美国，到了纽约不等于到了美国！” 1988年我参加完汉堡的“中国文化周”，应约转道去了去美国。 我在纽约下机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学所在地阿尔伯尼。一进于梨华的家门。她就告诉我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一到就和他联系。我立即与他通话。他问我何时能去他家？说他现在外地讲学，我定下时间，他如期赶回家去。我说我在东部共要在三个学校演讲，最后一讲是耶鲁，他请我在耶律演讲完就到那所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机场与他见面，然后一同去康涅狄格的索尔兹伯里镇。 这时正是新英格兰一带树叶变红的季节，从阿尔伯尼到马萨诸塞，从麻省又到耶鲁，一路秋山红叶，如火如荼，美不胜收。演讲很顺利，玩得也很尽兴。在耶鲁演讲完，诗人郑愁予夫妇开车送我到约定的机场，已有个中国女孩在等候，是张洁的女公子张棣。索尔兹伯里为我们交谈方便，特请她一同前去作客，为我们当翻译。小张棣当时正在卫斯里女子学院读书，离耶鲁不远。恰好又有几天假期可以陪我们。 索尔兹伯里穿着异常整齐，打了领带，从一架小飞机上下来，拥抱住我说：“好极了，你到底来到我家了。”我介绍他认识愁予夫妻。他就请他们一道去他家玩。我们五个人两辆车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走了两三个小时，转过几道小山，看见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绕到湖后，便看到有条岔路，路口两边的树上横拉着一道铁索，上挂着木牌，牌上写了几个字。老索停下车，跳出车门伸手摘下铁练，指着那条岔路说：“从这里起是我的地界，你们可以先在我家门口欣赏一下风景。” 只见四周一片青绿，林木葱郁，流水淙淙，满眼野趣。不闻市声。不远处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着条小船，静悄悄不见人影。 老索说：“那是我最近一家邻居，最近好像进了城，所以几公里内只有我一家人了。” 他摆手叫张棣开车带路，开进他的地界，他在后边把铁练拴好，上了张棣的车，继续前进。 走了约摸一公里，才到他家门前。 这是个白色的二层小楼，小楼后拖着一长条平房。夫人听到车声迎出来在台阶上站定，笑容满面跟我们招手。车开过正门在侧面停下。老索下车后帮我拿出行李领我从边门进了楼，打开一间屋门说：“这是你的卧室，在这里进来要少走路。” 我把行李安排好，从楼后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两人都穿工装裤，戴着劳动手套，男的拿树剪，女挎着一篮苹果。索尔兹伯里介绍说这是他夫人的女儿和女婿，住在只距此几公里的地方，是来帮忙摘苹果的。我这才注意到窗外不远就是个小苹果园。树长的并不好。苹果个儿既小，颜色也不鲜亮。索尔兹伯里说：“我不用化学肥料，连化学杀虫剂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难看，可是绝对没有污染。” 两个年轻人跟我们寒暄几句，放下苹果拿起小篮，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带着好奇心跟着到地边看了看，见菜长得也是又细又蔫。菜叶上满是虫咬的眼儿，那位女婿向我连说带比划的笑着解释了一番，我虽然听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虫子咬过，证明是绝对没用化学药品的，没有污染！ 这晚上索尔兹伯里就用自己种的苹果为我们洗尘。边吃边谈，气氛既热烈又亲切。那绝无污染的苹果外貌欠佳。味道也平常。大家还是交口称赞，索尔兹伯里像个孩子，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愁予夫妇告辞，我和张棣就住下来，过了几天难得的安静、悠闲生活。索夫人也是作家。索尔兹伯里写中国红军“长征”，她写了本“我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写她陪丈夫在中国采访的经过。只剩下我们四个在一起时，最辛苦的是她。老索上午写作，下午陪我们游玩。三顿饭全由她操劳。虽然面包和肉是存在冰箱中的，但青菜水果都要现吃现采，老索不爱赶时髦，他家的电器、灶具都很陈旧，是城市里已经淘汰的东西。她的劳动很不轻松。 老索的住屋不大，但书房不小。书房是一间木板墙铁皮顶的平房，墙壁和地板都不上油漆，而且凸凹不平。柱子不仅没有刨光，上边还有许多破损处。书桌和靠椅也是旧物。桌上那件老打字机。二次大战在斯大林格勒就是用它，现在还在用，油漆磨掉露出了铜色。在中国我见到时就说过：“你这架机器可以送进博物馆了。”他说：“要送的。我已说好，我去世以后把它交博物馆保存。”我问他这房为何不刷油漆？他说这里原是一个农场，书房是个马棚。他不愿失去马栅的原样，当然，马粪是清理出去了，别的没有动。这屋里有一部电话机，也是那种古老的黑铁盒子，斑斑驳驳。壁炉旁还堆了一堆木柴。我问他：“你这里做饭、取暖都已用电，准备木柴干什么？”他说：“到了冬天我这里常被雪封住，道路，电线也有被风刮断的时候。有时想叫除雪车来除雪，连电话也打不通。我会被困在这里，准备下木柴，至少人冻不死。” 靠墙根放着个有活门的木箱，像是捕鼠器，但大得多。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山里有一种鼬鼠。常夜里跑进屋来把他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他预备了这个东西，里边放进食物，鼬鼠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说：“抓住它怎么办？杀掉吃了吗？” “怎么可以那样？”他正色说“这种小动物很懒。他们吃饭后总爱睡觉，我等它睡着后搬上汽车，拉到20公里外大森林里去，打开箱门，等他睡醒后自由走开。我再把箱子拿回车上拉回来……”听他那口气，不像是怎样对付鼬鼠，倒像是在谈如何照看小孩。 客厅一面墙对着苹果园。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门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闲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画报。他小声叫我，神秘的招手。我走过去，他指指窗外。一我发现他的苹果园里进去了两头鹿，正在伸头吃树上的苹果。但他窗外挂着许多条奇怪的装饰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长绳串着的几十个易拉罐。我想拉开门到外边草地上去看鹿。他却拦住我说：“不要去惊动它们。对客人不能那样。”我就问他：“既然要欣赏苹果园和小鹿，你就不该再挂那些装饰品！”他说：“那不是装饰品。是给鸟预备的交通信号。我这窗太大，像一面大镜子，从外边看整个树林都映在里边，小鸟常常受骗，照直飞过来一头撞在窗上，撞得晕头转向。我挂上这些，风一吹他们会响会动，小鸟就不再上当了。” 我望着这个80多岁的孩子(他反对人们把他看做老人)，很难想像他在战场上是个什么样子！但他确实是在硝烟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 下午，我们在他的领地和镇上闲逛。这片领地中有几个山头，山上树林很密也很杂，他不修道路，却在最高山头建了个茅屋，闲时坐在那里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鸟。要爬上这山头，很费力。因为他对这山林的一切都听其自然。活的就让它随自己意思活，死了它干枯、倒落。山坡上满是横七竖八倒下的大树，直立着许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桩，像是有意设下的路障。我问他这些木桩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最早从欧洲来的移民曾在这里采过矿，废弃怕也有100年了，这是留下的惟一遗迹。他舍不得清除它们。至于那倒下的树，把它还给土地不正是最好的处理吗？ 我们上镇上去总要捎带着办事。这里远离镇区，没有人来处理垃圾，每过一周他要把装好袋的垃圾送到10公里外的处理场去。然后从那里再去镇上。镇很小。只有一个交通岗，还是位女警察，平时车辆来往不多，女警察尽可坐在树下打盹。有个教堂，有个法院。但没有监狱。我问他：“如果出现了犯罪，犯人关到那里去呢？”他说：“寄放别的城镇监狱。当然要付给人家租金。好在几十年来就出现过一次这种事，是个酒鬼喝多了，醉中烧了镇议会的楼，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猎了一只鹿，没有判刑，罚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监狱的钱。” 我在的几天，正是万圣节前夕，在纽约应是热闹的购物季节，这里仍然很清静，就是街上多了个货摊，卖万圣节做鬼头用的南瓜，摊下卖真南瓜。镇上还有家百货店卖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们买去套在头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写着“台湾制造”！ 老索到镇上必去的地方是邮局。但邮局不在市中心。而是在镇外一个只三四户人家的居民点上。很低的平房，门口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悬星条旗。门前静悄悄没有一个顾客。里边只有一位老太太办公，柜台上没放着信封和邮票，却摆了些小绒狗、小兔子、变形金刚。老索向老太太介绍我，老太太听说来了个中国人很高兴。她说去年才到中国旅游过，对中国印象很好。那是个很迷人的国家。我问她摆这些玩具干什么？是代卖吗？她说不是。到这里来的顾客都是熟人，办完邮件总要闲谈一会，若带着孩子来，孩子听大人闲谈会不耐烦。预备点玩具。他们有东西玩，就不吵着要走了。 老太太送我几张邮票作纪念，我把胸上带的中国笔会的徽章送给了她。 我住了几天，发现这里几乎全是英格兰移民的后裔，没碰到过一个黑人，也没见其他少数民族，跟纽约完全是两个天地。在纽约街头你只消站上10分钟，至少能听到5种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和中国话、日本话，各说各的。这里只有纯正的英语。房子也是一种风格。白色的小二层楼，阳台上摆满鲜花，车房在底层的右侧。怪不得人们管这一代叫新英格兰。张棣呆了两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妇成天用手势交谈。临离开的前一天，老索为我开告别派对，竟费尽心思请来了当地一位华裔。这位朋友见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他是这镇上惟——个华人，平时很少有外边人来，我可能是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客人。这位华裔美国人汉语已经词不达意了，但仍热心翻译。当时正是美国大选时期，电视台每天在播双方竞选的节目。有时各自发表演说，有时双方辩论。索尔兹伯里问我：“你对这两人怎么看法？”我说：“对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我怎么好发表什么意见？我希望谁当选都保持现在这样好的中美关系。”他笑笑说：“我告诉你，这两人一个是混蛋一个是傻瓜。不过谁当了总统，美国都会尊重他的权力。爱美国不等于要爱总统，遵守法令跟喜欢总统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当选他就不再是某个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 走的那天，他们夫妻开车一直把我送到纽约。到了纽约，夫人先下车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车送进修车厂，又租了辆车把我一直送到华侨日报，这才告别。并约好过了年在中美作家会谈中再相会。 后来我虽没再去美国，但始终保持着联系。我的小女儿学英语，他极高兴地和她建立文友关系，两人不断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学英语，不能老是靠她翻译才知道他信中的内容，他又请我女儿转告我，他在美国见到贾平凹时是多么高兴。还向我报告，张学良将军到美国时，纽约华人集会欢迎，他是惟一得请柬的外国记者……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给我的信，我感到有点惊诧。打开请人翻译后才知道这是讣告式的信，我们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场开心网球后急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经过翻译仍深深的感染了我。我在写完对卡曾斯的怀念文章后立即给他写信。请他也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没有提“老”这个字。但我要他不要再无节制的拼搏。他回信说，他现在身体跟20年前没什么两样。不拼搏，为什么活着呢？ 是的，工作、拼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这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在奋斗不已的。而且我也真的没感到老字和他有什么牵连。因此我听到他骤然而去的消息，一时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索尔兹伯里可以说跟我们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各有自己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信仰。因而我们也有分歧。但这并没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到底我们共同的东西多些，大家都有一颗把世界变得更可爱的愿望，都有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决心，有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热心。所以我们的争论不仅没影响我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世界上有老索这样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气。世界上这样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结识到很幸运，所以我永远会对他怀念。 1993年11月23日 瑞典散记 为了省点旅费，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王元化、谌容、孙静轩，还有我，决定乘船而不坐飞机。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踏上斯德哥尔摩的码头时，不由为前来欢迎的“阵容”感到吃惊。为首的是皇家学院文学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夫妇，后边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研究孟子的罗得壁先生，再后边是我们的文化参赞、记者……整整一群人。马悦然教授稍寒宣一两句就抢着搬行李，急冲冲地说：“对不起，我们要快一点，市议长正在市议会大厅恭候各位，中午是瑞典议院议长在国家议会为各位接风，下午斯特林堡纪念馆的负责人请你们参观，晚上到我家先吃顿便饭，然后……” 原来瑞典人尽管不打仗，却用打仗的精神做事情，那股玩命劲一点不比美国人差。从这天起，我们就像上足弦的陀螺一样转起来。瑞典朋友的热情，使我们连累也喊不出口了。我们去参观皇家图书馆，图书馆特意升起了五星红旗；斯特林堡故居一些地方，是用玻璃墙隔起来的，谌容女士问：“可以进去看看吗？”负责人说：“这里只有四种人可以进去。一是国王王后；二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三是主管文化的政府首脑；四是中国作家。请进！”马悦然教授是瑞典皇家学院终身院士、大学终身教授，在欧洲文学界有很高声望。他一天不落地和陪同人员一起跟着我们东奔西跑。他夫人则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中国饭菜…… 但主人是看出我们累了。第三天晚上，马悦然教授说：“明天咱们松散一下吧。我领你们去参观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瑞典皇家学院，人们习惯称作“瑞典文学院”，就是每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机构。它颁发好几种大奖，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该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已发了好几十年。这个学院设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中心，这里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周围有几幢23层的楼房，以前是瑞典政治、经济的首脑机关。现在这些首脑机关搬到新建的现代化大厦去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座楼房是当年的议会大厦，也不过三层，楼下变作交易所，楼上就给了皇家学院。这个安排很有趣：它证明文学家再清高，也还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做文章。 我们从学院专用的侧门走进去，拐了几个弯，上了一层楼，来到一个大厅。大厅中部有个讲台，两侧相向放了100多张座椅。讲台、墙壁、椅子的木制部分，全用北欧风行的白色加金线油漆，讲台后方一座希腊式塑像，估计是奥林匹斯山上主管文艺的官员。这个厅只在授奖或新院士就职时用。平时院士们开会在隔壁一间小厅中。小厅一端是古斯塔夫三世的雕像，中间一个长条会议桌，两旁放18只座椅。皇家院士共18位，每人座位固定，从当上院士起到他告别这个世界止，始终坐在这位置上，不发生抢椅子的问题。因为一位不去，另一位就不能进来，谁走，何时走，要由上帝来决定。当然这也带来一点麻烦，就是院士的老年化。平均年龄决不在70以下。因为入选时已多半不年轻，何况一直要奋斗终生。这个麻烦随着医药事业的发达，越来越没希望解决。为什么是18名？单数不是好表决吗？不行，19人数太多，17在瑞典语中的发音像一句粗话，古斯塔夫国王下令，就是]8个了。 我们进入这个会议室，就被马悦然先生让到院士座位上坐下来。他说这时这屋子如此安静，可是几天以前，这里曾有过十分紧张热烈的争论，而门外等消息的记者把门口和走廊曾挤得水泄不通。10月的一个星期四，是宣布当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字的日期，那天我们正在芬兰参观一家报社。报社一切机器都停着，所有工作人员都翘首等待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消息一到就马上开机。在那里我们就猜想到这里的气氛。 既然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决策桌前，话题自然就会谈到这项奖的评选情况。马悦然教授介绍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大体如下：每年从11月份起，向全世界各著名的文学团体、大学、专家、作家发出数百封征求候选人提名的信件。没收到信的人也有权提出候选人，提名信以次年2月底前寄出为有效。大致每年都要接到五六十位，甚至上百位被推荐人名单。所有的名单全交给从18名院士中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去评审。到5月底，五人委员会评选出一个不足十人的小名单交给全体院士。同时学院就收集、翻译这小名单中列名者的作品、资料。请世界上对某个候选人有研究的专家来作报告，介绍每个人的情况。再请对这位专家有研究的人来演讲，对专家的报告作分析、评价。从5月～9月，院士们就埋头读这些作品、资料，听有关报告，每周四聚会讨论。9月份作一次模拟投票，模拟投票后目标可能又缩小了一点，大家再讨论。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正式投票，当天就公布名字。有时争议不决，只好把投票往后推延。今年就后推三次，在第四个周四才公布。 因为程序如此复杂，所以不可能当年提名当年就得奖，必须连年被提名，其名字才会在小名单中步步前移，其作品才会被翻译、介绍到18名院士手中，才会因一年又一年的讨论加深认识。有的得奖者是被提名十几次才获奖的。我想：获奖者不仅要作品“出色”，也要有个好身体：熬得住年头，因为此奖规定只发给在世的作家。被提了几年名，忽然辞世了，也就失去被评资格。 据马悦然教授说，提名、评审的全部过程是严格保密的，候选人名单不会外传。 我问他，既然这样，怎么每年临近评奖，总有许多报纸在猜测和估计呢？比如今年，临公布名单前10分钟，还有个瑞典记者要和人打赌，说“不是艾青就是沈从文，反正是中国人”。 马悦然笑道，这种估计、猜测甚至制造空气，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书，要扩大销路，就放出空气说这人会得奖；有时记者发现院士们在书店买了谁的作品，就此也会猜测这个作家会得奖。事实证明每年获奖的名字与猜测的名字都不一样。院士们是从不对这种猜测置一词的，因为承认与否认都意味着泄密。 马悦然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的。他被选人学院，人们认为意味着瑞典文学院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马悦然教授自己也表示过，他热爱中国文学，在他的职位上为中国文学争取应得的位置是他的奋斗目标。这份热心与友情，我们当然感谢，但我在一次谈话中说，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虽重视诺贝尔奖，但并不企盼它，我们企盼的是更深入地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真正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共享双方在文化艺术上创造的成果作点好事。所以看到马悦然夫妻在教学、研究之余还翻译、介绍了这么多中国文学作品，为两国文化交流不辞辛苦地奔忙，我们非常感动。他最近读了李锐的《厚土》和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连声叫好，说中国不断有好作品、好作家出现，真叫人高兴，希望我们经常能提供点新的信息、新的作品给他。 他还说：“我知道国际上许多朋友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意见，有不少意见是对的，这本来是一个国家设的奖，每年又只评一名，院士们虽都会一两种外语，但多半是英、法、德几种语言，这当然限制了他们的视角的广度和选举的多样性、普遍性。真正要公平、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成就，要靠多国设立多种文学奖来共同完成。我是搞中文的，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我毕生努力的职责。” 从文学院出来，我们散步在老城的石头街道上，先看了一座教堂，又逛了两家古董店，最后买了一尊玛雅文化的泥偶。抱着去赴宴，王元化笑我买的是假古董，谌容说不该在瑞典买墨西哥土产，我一律不回答。我有我的想法：墨西哥艺术品，瑞典买的，花一份钱留下两种纪念岂不上算？至于假的，当然是假的，真的会这么便宜？所以这一天我过得最高兴。 遥祭诺曼·卡曾斯先生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朋友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打过一场尽兴的高尔夫球后，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离开朋友们飘然而去了。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几个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听了都很惊愕，当然更为悲痛。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专家名人之一，但很难说清应把他归入哪一门专家的行列。他的工作范围很广。1980年他曾被美国作家记者协会选为该年度最优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又是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文学教授，任美国《星期六评论》杂志编辑达35年之久，看来把他算作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还兼任着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及生物行为科学系”的教授，是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咨询委员。他还曾是纽约市“环境保护设计委员会”负责人。他不仅兼有文学、科学、法学等多种名誉学位，而且还得到过各种不同门类的大奖，比如，联合国和平奖章、美国和平奖、国家艺术俱乐部金奖、加拿大政府奖、人类大家庭奖、广岛城奖、艾琳娜·罗斯福和平奖、艾里塔·万·多伦书奖，以至于教皇保罗·约翰二十三世个人大奖……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种奖以及每种奖代表的意义，怕要专门作点研究。 他和中国作家的交往，还是起因于文学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尔兹伯里、罗伯特·里斯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冯牧先生等共同发起了中美作家对谈这个有益的定期交流项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东，请对方的朋友来自己国家作客，交谈共同感兴趣，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每次会议，卡曾斯先生都不遗余力地参与募集资金、筹备会务、主持会议等等繁杂的工作。虽然他戴着一大堆荣誉头衔，在合作中却是个极容易相处的人，给人以谦虚平易，祥和而朴实的印象。有时略为严谨，有长者之风，但毫无唯我独尊，居高临下之态。更没有某些青年名流们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之状。 为了促进了解，两国作家对谈，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真作起来并不简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对同一名词都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更不用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必有的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这就会在工作中出现难以避免的争论和误解。有争论和误解而又不影响友谊与合作，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和诺曼·卡曾斯先生的合作却是意外地顺利和成功。我们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会上会下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争论的双方并不以国籍为线，有时是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一部分中国作家结成一体与另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争论，有时是两国作家联合一致表达对某一些集团或某一些现象的不赞同。数年来越谈友谊越厚，双方了解越深。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整个进程中所持的合作谅解态度。 有次在美国开会，新闻界听说中国和美国作家要坐在一起对话，兴趣很大。有许多人要赶来采访，这虽是好事，但也不是没有可忧虑之处。因为记者先生虽然大多与人为善，客观冷静，但也不排除个别带有某种成见，得罪不起的人物。会议一开，人家都忙得头昏眼花，要再抽出精力去打点记者们的种种要求，很难作得滴水不漏，人人满意，作家大多是感情型的人，在一起对谈当然会口若悬河，舌如利剑，想到哪儿说哪儿，想说什么说什么。若得罪了某位先生，他想找点毛病，抓个辫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一来就会破坏气氛甚至大家很难再畅所欲言了。这方面我们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在准备工作会议上，我就提了我的看法，请卡曾斯先生适当处理。他听后马上表示理解，等到开会时就作了个决定，除在开幕式上有个新闻发布会，闭幕时开个记者执行会外，会议期间一律不接待记者。 我真的很感激卡曾斯先生这样有魄力的决断。我无法估计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承受多大压力。 会谈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都要有2乃的新人出席。既要照顾到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文学观点的作家都有出席机会，又保证会谈是在友好与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出席者既要有高知名度，又要照顾到有独到成就而未被普遍了解的人，做到这些也是颇有难度的事，但数年来双方在友好协商中都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这就使每次对谈，都成了中美作家交流经验、加深了解、培植感情的节目。尽管卡曾斯先生担负着多方面工作，每逢商讨中美作家会谈的工作时他都全力以赴地参加。虽然他因为身体不适常被迫放弃到中国来的机会，但每次轮到在中国开会时他都细心地帮助安排每一个项目，并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安慰。有一次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世界上各国军事家、政治家们在一起开会时也都有我们这种友谊与合作气氛，这个地球就比现在可爱得多了……他笑着说：“会的，我们会把这种精神传播出去，和平友谊的力量总是比战争霸权的力最大。”他又说：“我们要想办法扩大我们的对话范围。”1989年我去美国东部，他听说后请里斯先生打电话给我，约我回国前到他那里去作客，并谈一下我们下次对话的准备工作。 1989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洛杉矶。他和里斯先生给了我极热情的招待，我们商量有关下次对谈的工作，讲好了下次中国作家在美国旅行的路线、对谈的话题，并且约定互相把要参加对谈的作家的作品，提前翻译成对方的文字，把有关的录像、影片提前交给对方，让作家们读了对方作品再见面对话。此外还研究了邀请第三国作家，组织多边对话的可能性。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方便，他请学校吴苏女士和台湾来的一位留学生帮助我，安排我到美国学者家中去作客，并且请人陪我去好莱坞参观，使我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温馨中。 回国后我们一直就这个计划不断通信，即使是在前年那场风波之后，他和里斯先生也从未中断和我们商量进一步开展交流的计划，其中就谈到当索尔兹伯里再次到北京时，我们具体地落实这一切，没想到计划尚未落实他却先去了……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有伟大成就的好人，他的走使我悲痛，但他培植的中美作家友谊之树，将会开花结果，永留一片芳香在人间，他会为此在九泉下含笑。 走马观花西西里 中国人很少到意大利，即使到意大利，也很少到西西里。因为意大利好地方甚多，可看的东西无数，排队一时也排不到西西里。没到西西里前，我对它的知识只有两条：一是二次大战中美军曾在这里登陆，二是这里的特产是黑手党！这两条虽然一正一反，但都和武力有关。 这个与武字关系密切的地方，却有个“文化基金会”，专门为世界各国的作家评奖。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叫兰提尼，本身职业是大法官，他发来请柬，请我去西西里参加发奖会。 我带着点恐惧心理上了飞机。经罗马飞往地中海岸。 飞机盘旋下降，我的心揪成了一团，不知会看到什么样粗野的景象。当我走出飞机舱竟看到一个干净、漂亮甚至还有点文雅的环境时，几乎吃惊地叫了起来。别的不说，就看机场门外那几位漂亮的警察吧。模特的身材，明星的长相，虽然一身戎装，却粉面桃腮，柳眉杏眼，未语先笑，顾盼神飞，个个都是女性！ 我问接我的意大利朋友：“为什么要用女警察管理交通？”他笑笑说：“闹事的多是男性，由女警察来管，他们听话些！” 车子沿着巴勒莫的主要街道穿行。巴勒莫市很整洁，现代的建筑不多，除去最繁华的那条街外，大都是传统的二三层楼，墙体厚重，间架宽大，多用石料，极少水泥。街上绿化程度很高，有点像深圳，到处开满三角梅。仙人掌长得跟树那么高，不光开花，而且结果。 来接我的朋友随着车子前进，不断指点着窗外给我看，那神态和气氛与我在别处见到的导游小姐相似。不过导游小姐嘴里说的多是：请看这边，这是某某名胜，是什么时间建筑的，有什么艺术特点，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这位朋友用的虽是同一种口气，但说的是：“这是巴勒莫国家银行，1989年某月某日大法官就在这个地方被黑手党刺杀，身中10弹，这是他卧倒的地方……”“这是某某公司，某年某月黑手党一次在这里杀死7人。现在墙上还留着血迹……” 我听得头皮发炸，他却泰然自若。我暗自惭愧，怀疑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传统在我身上只剩下了一半，勤劳还保留着，勇敢可就显然不如这位意大利朋友了。 我住的旅馆在蒙泰罗，是距巴勒莫数十公里远的海滨。在出市区之前，朋友怕我一路口渴，停下来饮了一回咖啡。意大利的咖啡煮得真好，相比之下美国咖啡简直成了儿童饮料。咖啡店旁有一个报摊，喝咖啡的人手一份，边看边喝，一副平静安详气氛。我那朋友也买了两份，一份自己看，一份给我。我不认字就看照片。打开第三版，整版都是大照片。照的是横躺竖卧的尸体和冒烟的房子。我问朋友：“这是什么照片？”他扫了一眼说：“黑手党昨天杀的人。”我吃了一惊，问道：“昨天又杀人？怎么这些看报的人都不理会？好像连看都不仔细看，就翻过去看别的了！”朋友笑笑说：“报纸上没有凶杀抢劫的新闻，这里人才会感到意外。有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会议就在我住的旅馆进行。议程并不复杂，开幕前一天举行个记者招待会，宣布得奖作者名单。第二天正式发奖，每公布一位获奖者名字，由评委作一下介绍，作家本人上台讲一下感想，穿插演一个文艺节目，再宣布下一个。文艺节目每年请一个国家的艺术家表演。我去的这一年请的中国歌唱家，唱的有中国民歌，也有意大利歌曲，他们唱的意大利歌曲并不陌生，是中国人人都知道的《桑塔露琪亚》不过演出很受欢迎。 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活动。旅馆在蒙泰罗海滨，推开窗户就是大海。蓝天白云与碧波白波上下交辉，气候、风景都宜人。旅馆是沿着海滨展开的，对着旅馆成丁字形有一条小道，但没有商店，最近的商店在一公里外。那里是个旅游点，有条很短的商业街。一家百货公司，一个邮局，一个洗印照片兼卖照相器材的商店，两家快餐店和一个烟草专卖店。意大利实行烟草专卖很严格，除去专卖店，连酒店、餐馆都没有烟卖。专卖店不光专卖烟草，凡与吸烟有关的用具，如烟斗、火柴甚至装烟丝的皮袋都只有那里才可以买到。专卖店主要是卖意大利烟草，英美烟既少又贵。意大利人抽烟大多都抽本国烟，很少抽万宝路和555。他们不把抽美国烟看得高人一等。而抽烟丝的人更非意大利烟斗不用。意大利出的烟斗，实在精美，个个都称得上是工艺品。偶尔在街上会碰到背着包儿的阿拉伯人或是非洲人，小声问你：“买烟不买？”这些私烟贩子卖的倒是美国烟，而且价钱极便宜。不过买私烟违法，很少有人不自爱。 我每天饭后散步，都走到这条小街。在烟店门口总碰到一位来自前苏联的作家，他每次都买一包烟带回旅馆。 对这位朋友，我相当同情。发奖会开幕那天，主人介绍到会的外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格外尊重，请到台上与大家见面，其他团不上台。介绍用语也非常客气，大家报之以掌声，气氛也算热烈。介绍到这位先生时，东道主先笑着摇摇头说：“本来我们请了苏联作家代表团，可我们的会期还没到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只有一位朋友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非常感谢，非常欢迎。不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介绍他，弄不清他现在代表哪个国家……” 这地方吃饭，是在一个餐厅内有许多餐桌，各人自由结合。吃饭时别的桌都成群结伙，笑语欢声，惟独这位作家所坐的桌子只有他一个人，谁也不往前凑。我跟中国作家说：“当初不管是否心甘情愿，跟他们总算是兄弟国家，瞧他那样子真难受，招呼到咱们桌上来吃得了。”大家一致赞成。我就向他招手。他马上高兴地凑了过来，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边吃边谈，我问他这几天的感受时，他摇头说：“以前他们把苏联当成敌人，报纸上天天骂我们，可我代表苏联来参加会，却受到贵宾的待遇；现在他们说是我们的朋友了，报纸上天天为苏联解体欢呼，我来到这儿却没人理我！势利眼！我看透了，在世界舞台上，作家个人成就大小都无所谓，看你代表的国家强弱。可惜这道理我明白得太晚了……”这是位名作家，中国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对我说：“我这番话你回去可以写出来，叫你的同志们看，但不要提我的名字，不要提。” 我们一起出去游览。大家都买点土特产作纪念。他除了烟什么都不买。我问他为什么不买点小东西。他说：“我这点钱不敢乱花。回去时我要在莫斯科住几天才能回彼得堡，苏联买烟是要证的。我没有莫斯科的烟证……” 我带了一些中国烟给了他几盒。他不仅感谢，简直是感动，再三说中国和前苏联两国作家间的友谊会永远存在，因为我们不势利眼。以前我出国时常想：什么时候中国人在国外不觉得自己是最穷的，甚至还能帮助别人了，那滋味一定极愉快。这次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是最穷的，并且还能小小地给人帮助，但心中一点也不愉快，反而有点悲哀。 在蒙泰罗可以到巨轮改成的餐厅参加酒会，可以游泳，可以晒日光，但没什么可游览之处，要游览得离开那里。 距蒙泰罗不远有座小城，叫蒙雪阿莱，城很小可是教堂极大。城因教堂而出名。这个教堂建于1174年，相当于我国南宋时期。从外表看没什么特殊，比米兰、翡冷翠的大教堂既简陋又狭小。一进到里边，却不由得要大喊一声：“哎呀，真绝！”原来从房顶到地面，从柱头到窗口，不留一处空隙，全用带颜色的玻璃片和碎瓷片镶满，拼成一幅幅奇妙画面。大幅是圣经故事，小幅是人物造像，再小是花卉、风景，整个教堂竟是一个光彩照人、五色缤纷的玻璃世界！意大利不仅远在800年前就有了这样精美的工艺，而且在这个以战乱出名的岛上把它保存得这样完整，纹丝没动。 我还去了距巴勒莫不远的一个山顶小镇。一到那里我就想到广东石湾。小镇不大，几乎家家做陶器，卖陶器。有的工作案子摆在当街的店堂内，当众彩画、雕刻陶坯。架子上和后室陈列着制成的陶瓷器，既有艺术品也有实用器皿。餐具、彩盘、咖啡具、动物、人像，最精美也最有特色的是面具。意大利是流行假面舞会的。这些面具按舞会假面烧制，但不能戴上跳舞，只作为陈设品。做得非常精美，尤其是女性面具，在美丽中带有妖气，令人又爱又怕。还有一种瓷烟斗，每个“斗”都是一个人头，个个不同，形神具备。我问了问价钱，要20万里拉。我觉得很贵，犹豫再三没舍得买。过了些天，稍熟悉些意大利的币值和物价后，知道这并不算贵，却已离开西西里到威尼斯了，这里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这类物品只可在它本镇当工艺品卖，一出镇就纳人烟草专卖系列中去，烟草专卖品是要收高额税金的。 使我略感安慰的是，在巴勒莫买了一个木偶戏的木偶。 在来西西里之前，我以为这里只出黑手党，没想到它还生产这么多的艺术品。这里的木偶戏很精彩，足可以跟中国的福建、日本德岛的木偶媲美。所以巴勒莫满街都卖木偶人形。我买的这个是武士偶，黑色甲胄，红色脸膛，银色宝剑，头盔上还插着根漂亮的羽毛。不过称其木偶完全是出于习惯，它身上一块木头也没有：盔甲是铁的，面孔是塑料的。 在戏剧艺术中，西西里不只是木偶值得夸耀，我们还见到了世界稀有的占希腊露天舞台。它设在离巴勒莫不远的特拉帕尼山顶，和另一座山头上的塞杰斯达古希腊神庙遥遥相对，跟中国露天舞台建在庙门对过一样，也和中国傩戏舞台建在山地相同，只是位置相反。傩戏是舞台建在山谷，神和人坐在山坡往下看；这里是舞台在山顶，观众由下往上看。傩戏把舞台建在山谷，是因为这样才听得到声音。若观众在山下，唱戏在山顶，就会光看得见动作而听不到声音。我问意大利朋友，舞台在山顶观众在山下能听见声音吗。他说正因为在山顶，声音才听得清楚。说着他望山后一指。原来山后就是海面，那海风是由水面往陆地上吹的，正好把声音送到山下来。从这里我体会到一个道理，什么事都要依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绝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模式。 四 西西里最为人们所知的又是人们最不想要的土产就是黑手党。就在我到达西西里，朋友带着我乘车走过巴勒莫市时，他就指着一处地方对我说：“前天，就是两天前，在这个地方，本市服装厂老板格拉西先生被黑手党杀掉了。”随后又指着一处地方说：“1982年意大利中央政府派驻西西里的最高代表、巴勒莫总督阿尔是在这块石板上被杀的……” 黑手党在西西里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他们是从封建时代的武装团伙变化而来的。开始是封建领主为了争夺土地和保护自己。雇用了一批打手和保镖。这批人倒是“紧跟时代前进”，随着封建领主垮台，资本主义兴起，他们的组织形式、活动范畴、作案方式、使用的武器都不断变化。只有一条不变，就是为非作歹！ 意大利政权对他们有过几次重大的打击。但都是消停一时，过后又死灰复燃，而且越烧越旺。出人意外，镇压黑手党最厉害的不是别人，倒是和黑手党只一字之差的黑衫党和其头子墨索里尼！黑手党原本向墨索里尼建议两黑合作，利益均分。墨索里尼要独裁，岂容权力与他人分享？这一来蝎子尾巴撞上了毒蛇牙，势不两立了。法西斯做事是和黑手党一样不择手段的，墨索里尼的政策是凡沾黑手党嫌疑，就坚决消灭。只要有人检举，即使毫无证据，也要严刑拷问，用钢丝把黑手党分子捆在比身体短的箱子上，先用牛筋做的鞭子抽打，后浇盐水，再在嘴上插个漏子往里灌辣椒汤。然后用铁钳拔他们的毛发、指甲、生殖器……别听黑手党们拍着胸脯叫喊天不怕地不怕，酷刑之下一样草鸡。被抓的只得认命。还没被抓的就赶紧逃命。西西里四面环水，法西斯也并不禁止这种土产出口，就结帮成队地跑了出来。往哪里跑？当然找自由度最高的地方。第一个目标就选择了美利坚合众国。从此美国的黑手党势力大增，成了意大利之外又一个黑手党的根据地。只要看过电影《教父》，对这点就有所了解。战后这两股黑手党势力遥相呼应，其势力又得到新的恶性发展。我回国不久，那位杀害巴勒莫服装厂老板的杀手被抓住了，此人刚35岁，已经有杀害巴勒莫市警察局长卡沙拉、侦探蒙多、前市长等50余条人命的纪录。 意大利政府近年镇压黑手党的犯罪活动取得一些成果，看得出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但黑手党为患，有其社会基础和生存条件，且年深月久，盘根错节，即使决心清除，也非一两日可奏效，只怕离彻底肃清还有一段路程。 难忘贝尔格莱德 近些天从电视中看到贝尔格莱德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景象时，我总是禁不住眼睛潮润，心底作痛自问：这就是那个自尊自信，轻松潇洒，热情友好的贝尔格莱德吗？ 我目不转睛地看那些用身体保护大桥的人。看在硝烟战火中开音乐会的人。想找到小姑娘玛莎，我作过许诺：中国允许城市中养狗时，我把消息报告她。那一年她6岁，在贝尔格莱德机场咖啡厅，她把我拉到一边机密地说：“妈妈已经决定把我嫁给中国人了，可是我不愿意。”我问她为什么不愿意？她说：“中国不许养狗。”我说：“也许以后会允许。”她说：“如果允许了，你很快把消息告诉我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她说：“好，那我就抱着我的狗嫁到中国去。” 转眼14年过去了，中国早已允许在城市养狗，可我无法兑现诺言，我不知怎样才能把消息传给她。 我去过的是前南斯拉夫，有6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各有一个作家协会，在贝尔格莱德还有一个总的“南斯拉夫联盟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和“南联盟作协”签有“文学交流协定”。每隔一年做一次互访。南联盟作协的外事秘书是小玛莎的妈妈波芭女士，跟我们有经常的工作联系。访问过前南的中国作家，都记得波芭，她漂亮——南斯拉夫地处欧洲东部十字路口，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盛出美女，在如云美女中波芭还出众领先；她能干，全联盟作协**、副**由各共和国作协**轮流坐庄，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秘书长负责全面工作，还有波芭和一位司机。外国作家来访，都由波芭负责接待，从接机到安排吃住，兼做导游，她做得从容亲切而井井有条；她坚强，她是单身母亲，白天上班早晚做家务，幼儿园休息她就带着孩子上班。她请我们到她家喝咖啡，我看到一个舒适温馨、情趣高雅的小巢。我说她煮的土耳其咖啡好，她说她做的菜更好，可惜没时间请你吃！我觉得她那股自尊、自信的风度，体现了贝尔格莱德这个城市的性格。 贝尔格莱德给我的印象就是团结、刻苦、自尊、自信。他们顶住国际上的歧视和挤压，把自己建设成丁东部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从莫斯科到此一下飞机，犹如从朴素的庄园进人繁华闹市，商品琳琅满目，充耳欢声笑语，物价便宜，人心安定。铁托故居处处见群众怀念之情，罗马古堡人人带民族自豪之气。我住的宾馆窗外就是个露天咖啡馆，午夜是它的上座高潮，隔着窗子看去，看得见几个庞贝青年凑在一堆坐在地上弹吉他唱歌；看得见青年情侣把脸挤在一堆轻声细语；看得见老人跟他的狗对坐在桌前，跟狗窃窃谈心……人们各按自己喜欢的样子活，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妨碍谁。那时中国还刚进入开放改革时期，南斯拉夫又是除苏联外我到过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她的繁荣景象和自由氛围给了我极大震动，我仿佛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并为此感到振奋与幸运！ 当然我也遇到过不大能理解，或不值得效仿的现象。比如有位作家，我带着尊重的口吻跟他谈对铁托故居的感受，他却说：“那种地方我从来不去，我不问政治，更不崇拜掌权者！”但就是这位“不问政治”者，在我们两国互出对方诗集时，却硬要把一位被别国尊为国宝的诗人作品收进来，我表示反对，他说：“他的出生地应属于我国，现在的国界划法不合理！这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你不同意编他的诗，将来引起战争，你是要负责任的！”我说：“你别来这一套，中国人从来不怕吓唬，我们决不介入你们的争吵，我们不做不利于世界安定的事情。”整整争论了两年，才把那首诗撤掉。等诗集在中国出版了，书中作者的国籍却又有了更多变化。连原来南斯拉夫联盟作协也不存在了。 有人到贝尔格莱德去，我曾托他打听波芭的下落。楼房已换了主人，原作协工作人员已走散，据说秘书长已去了别国，其他两位下落不明。渐渐地我也就不再想起贝尔格莱德。 近日灾难性的新闻，又把我的注意力拉向了这个给我留下过和平、繁荣、自由、富足等等美好印象的城市。于是每天晚上，我都目不转睛注视着电视屏幕，结果每天看到的，都是当今世界最惨不忍睹的景象。有一天我竟然在火光冲天中，辨认出面前的一堆瓦砾，正是住过的酒店和窗外那个露天咖啡厅！我的心揪成一团。 南斯拉夫怎么了？南斯拉夫人碍着谁的事了？ 我去过西方一些国家，尽管他们在有些事情上跟中国人的观念不同，但老百姓对待别人的家务事的态度，却和中国人没有差别，既尊重别人的权利又热心互助。邻居家里吵架，能劝解的马上劝解，不便劝解就静观其变，找机会再好心进言。最坏的也不过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绝不能趁人家闹纠纷到人家里去放火杀人捞便宜！而他们的政府，怎么跟老百姓两股道上跑车，拿别人闹家务事作为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把人家的工厂、桥梁、民居，以至于老百姓的生命都炸了，还说这是为了帮助那里的人民，是为了保卫人权！ 我是当兵出身的人，战火硝烟中滚过，知道真正的战争跟电影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我恨那些用战争威胁剥夺他人生存权的策划者们。我对千千万万波芭，发誓用战斗保卫自己国家的不屈的精神，完全理解，充满敬意。 1999年5月5日于北京 情寄马六甲 我曾乘车作了次浪漫旅行——陆路穿过马来半岛。这一带无处不美，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马六甲。 到马六甲之前，我先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停留。先品尝过了“娘惹”餐，接触到令人眼湿的“峇峇娘惹”文化。 “告吝娘惹”不是个民族。“峇峇娘惹”发音是福建话的“爸爸，娘奶”，这是马六甲地区一个社会群体。600多年前“三宝太监”下西洋时，带来的工匠役人有些被留下没回国，在此传授技艺、开创基业。有他们打底，此后就不断有华人到此谋生。来者多男性，定居后与当地女性结合组成家庭，久而久之就形成个特殊的群体：男人穿唐装，女人着纱笼；房屋建筑、家具装饰中国化，语言饮食马来风。在家族礼仪，民俗风尚中完整地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 马六甲最豪华壮观，最有代表性的一条街，叫“陈祯禄街”。这条街在荷兰殖民地时代称作“荷兰街”。二战中日军侵人马来亚，殖民政府的军队投降了，华人侨领陈祯禄先生领导当地人民揭竿而起，与日军艰苦作战，坚持到二战胜利。又为马来西亚的独立而斗争。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把这条街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找这条街不用看标牌。在欧式高楼、马来棚屋间，这条街有其独特风貌：长街两侧是白墙灰瓦，赤柱石阶，前出廊后出厦的中式庭院。门前刻着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两扇大门上写“河图”，下联对“洛书”。进得门去，大厅里供着关帝君，文武财神，八仙桌太师椅。福建雕漆屏风两侧摆的中国陶瓷古董。有客到来，男主人一身唐装拱手让坐，至此为止一切与华人家庭无异。但往下就变了。因为端茶敬客的女主人身着马来“纱笼”讲流利的马来语，并做一手有特色的“娘惹餐”。这就是峇峇娘惹的发源地和聚居区。 娘惹们平时着马来装，但有一场合是非穿唐装不可的，那就是婚礼了。告告娘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严格遵守中华礼俗。迎娶前一天，新郎新娘要先“梳头”后“拜天公”。头要请族中儿孙满堂的“全活人”来梳，一边梳一边唱喜歌。唱的是“一把梳得长，金玉堆满堂；二把梳得深，多子又多孙……”梳完头，父母各点燃蜡烛，引导新人到神案前。神案上摆着一杆秤，一把尺和五本线装书。新郎新娘向这三样物品磕头跪拜。秤，表示结婚后夫妻二人要平等相待：尺，提醒新人成家之后作事要更讲分寸；书，则提示生下子女要叫他们知书达理。 正式迎娶之日。新郎着长袍坎肩，新娘穿凤冠霞帔。在彩旗执事引导下，吹鼓手乐声中，花轿迎娶。新娘下轿先拜天地，后拜高堂，三拜九叩之后将新人送人洞房，洞房是金漆雕花架子床，床上挂绣花幔帐，桌有桌围，椅有椅罩。一律是红缎绣花。绣的是团龙彩凤。 告眷娘惹遵守华族的敬老传统，过年过节要给长辈行跪拜之礼，敬茶问安。他们也保留着慎终追远的祭祖敬神，烧香上供。讲究点的摆设三牲，将就些也要四盘八碗。 告告娘惹人保持着华人勤劳刻苦品性，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从19世纪后期起，不少人在橡胶种植、商业经营领域获得成功，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有的成了富甲一方的望族。他们的发源地既在马六甲，这里就成了祭祖圣地。我特地到马六甲化地先祖的墓地，为我们共同的先人致敬。墓地在郑和石像和他所开掘的“三宝井”背后山坡上。从明代到清代的墓，大部分都保护得很完整。看来一直有后辈在看守和整修，有的新粉刷过墓墙，碑文也用油漆重填过。 峇峇娘惹后代繁衍，群体扩大，如今已突破了马六甲这块生存空间。如今在吉隆坡，槟城，武吉南眉，甚至新加坡都有他们的身影。峇峇娘惹的生活方式也有变化。服饰，建筑等不再拘泥于祖辈模式，但其风俗，礼仪，家庭制度仍严格遵守中华祖风，有些方面甚至“比纯华人还华人化”！ 西方国家最先占领马六甲并建立殖民统治的是葡萄牙人，随后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取而代之，峇峇娘惹发源地原来本叫“荷兰街”。可是二次大战中西方殖民军队一枪没放就投降了日本军，倒是当地华人勇敢地担负抗日救亡的重任。二战胜利后他们又和各族人民一起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所以现在这条街以华人陈祯禄的名字命名。但人民更习惯称它作“中华街”。 距这条中华街不算远，就是闻名的三宝井所在地。井口甚大，是郑和到达此地开掘的第一口井。至今清水长涌，甘甜清洌。但为了保存古迹，人们把井口加了盖，只供瞻仰，不准使用了。 三宝井旁有座庙，名宝山亭。巨大硬木佛龛前是香炉，烛台，顶上吊着长明灯。院中左侧有一尊三宝太监郑和的石像。正殿内香案后佛龛中则立着一个被香火熏黑了金字神主。上写“大伯公之位”。我问陪我的当地华人作家唐林：“这里人称呼三宝太监为大伯吗？”唐林说：“不，这里供的大伯公是最早到槟榔屿开山辟田的华人祖先，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这三兄弟被我们统称为‘大伯公’。”再深问他也语焉不详。 此后几天，我就用各种办法探寻大伯公的来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叫我打听了个大概： 大清国乾隆十年(1745年)槟榔屿还是个荒岛无人居住，有一天有三个中国人遇到海难，抱着木板随海浪漂到了这个岛屿。绝处逢生，三个人就捻土为香结成异姓兄弟，齐心协力在此地创造生存条件。最年长的叫张理，老二叫丘兆祥，都是广东大浦人。老三名叫马福春，是福建永定人。老大是村中教书先生，颇有学问；老二是铁匠，老三是个烧炭工人。这三个人亲密合作，找了间洞穴住下来，吃野菜，穿树皮，钻木取火，开山辟田，耕种渔猎，白手起家，当起了槟榔屿最早的开发者。因为这岛上有了人，此后才陆续又有人来谋生，但人口增加极慢。据文件记载：40年后，荷兰探险家莱特上校到达了这个岛上，他当时统计全岛也只有58人居住，还大部分是流动的渔民。只有这三个中国人是长期定居的。 此后百年间才有更多的华人陆续来到岛上。那时大部地区仍处在原始状态，海滩上一片荒凉，原始森林中野兽出没。面对这严酷环境，有人要退缩，先来者就以三位大伯作楷模，教育他们继承华人勤劳刻苦，不畏艰难，赤手创业的族风。果然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奋斗，槟榔屿成了南洋闻名的宝岛。一代代华人移民口口相传，大伯公的业绩成了他们在困境中奋斗的精神支柱。大伯公的形象成为民族性格的化身。大伯公是华人心目中的神灵。后代们在大伯公的墓旁修了庙宇，香火极旺。传说大伯公是中国夏历四月十四日这天夜间漂流到这岛上的。每到这一天，全岛华人都要赶到庙里来，先点着香在炉中闷着，大家屏声静气，在月光下望着海滩上大伯公登岩处的一块巨石，只等潮水一漫过巨石，烧燃香火，烧得火舌冲天，众人齐声欢呼，向大伯公顶礼膜拜。据说看那香烟火苗的走势，可以定全岛当年的运气。所以连当地官员都要来进香看火，为本州当年发展前景作预计。政府还把市区最古老的一条街命名为“大伯公”街。但在人们心中仍把马六甲这座庙视为中心。因为这是三宝公所在的地方，是华人祖先集中安息的地方。因为宝山亭背后，山坡上就是一个挨一个的华人坟茔。从明至清，一朝朝，一代代的墓碑排满了小山。我朝墓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对华族先人在海外艰苦创业的成就充满敬意，作为华人一员站在此处怎能不感到自豪与骄傲？心中想：沉睡在这地下的华人，都享有一份开拓者的香火。“大伯公”其实是华人的一个整体形象。 我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有的时过境迁，就淡忘了其风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马六甲！ 马六甲的郑和像 3月份北京报上有一段小消息：“马六甲博物馆接受当地华人建议，更换失真郑和塑像。”文章很短，发的地方也不显眼。但我看完却真的有点“心潮澎湃”。 事情发生在“马六甲”！这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绝不亚于大都市。这首先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拿过地球仪在东半球面上划个十字，它正在中心附近靠上一点。北边亚洲南边澳洲东边美洲西边是欧洲和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左一右，它正卡在两海中间，和苏门答腊相对构成长800多公里长的“麻喇甲海峡”。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扩张时期，船坚炮利东征西侵，都要从这个小夹道通过。所以从16世纪开始，几家西方强国都向此地伸手。葡萄牙最先抢滩占地，把它建成另一个澳门；后来荷兰的力量超过了葡萄牙，荷兰远征军赶走葡萄牙驻军，把马六甲建成荷兰要塞；大不列颠要在世界称王了，又赶走荷兰人把马六甲划人大不列颠“海峡殖民地”，20世纪40年代英国在西方正全力应付希特勒轰炸时，日本武士道在东方也向马来半岛发动了突袭。镇压殖民地人民毫不手软的英国守军，却在日军面前匆匆举起了白旗，“海峡殖民地”米字旗换了太阳旗。而手无寸铁的当地人民，却在日军烧杀抢掠之下，夺取敌人武器打起了游击战争。 马六甲和全马来半岛人民一起，浴血战斗数年，迎来了日本投降。这时英国兵却又耀武扬威开回来要恢复其殖民统治。这回马六甲老百姓再不那么好欺侮！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国土岂容再让他人逞王？举起从日本人手中夺来的枪炮又跟英国殖民军厮杀起来。经过一番苦战，终于争取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马六甲人民才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日月循环转，沧海变桑田！几百年间不同国家你来我往争夺，转换对马六甲的统治权。难道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国家不存野心、不怀恶意，善良友好，来马六甲播种友谊？ 有的。500年前有一个国家，幅员、人口、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国力比马六甲大得悬殊。该国派官员率领庞大船队六次造访马六甲。没侵占这里一寸土地，没夺取一草一木，不仅没有野心和恶意而且诚心播种下友好的种子。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他派出的使臣就是郑和！ 郑和在国际上知名度颇高。知道他的名字的洋人比知道唐宗宋祖的多。15世纪西方国家仗船坚炮利四处乱窜时，初到一个地方，不论当地人已存在了多久，他们都要宣布是自己的“发现”！不久前还纪念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西方也到了马六甲，甚至占领过马六甲，但从不宣布他们的“发现”！就因为尽人皆知中国政府早就派人到过此地。不是一次，是来过六次！马六甲第一口吃水的井就是率船队来的三宝太监开凿的。至今还在使用。名字就叫“三宝井”！三宝太监打这口井时，哥伦布先生还没出生呢！ 可是马六甲有一组塑像。把郑和“失真”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三宝太监是1371年出生于云南的***，原姓马。扶助燕王夺天下有功被赐姓郑，是永乐皇帝的心腹。燕王当上皇帝后，为察访建文帝下落，特命郑和“通使西洋，招谕外国”。从1405年起郑和就七次率船队远航东南亚、马来半岛、红海，直到东非。访问爪哇、苏门答腊等二十多个国家。六次到达‘嘛刺加”，也就是马六甲。 郑和带的船队有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62艘，官兵两万多人。这份实力这份气势，坦白地说，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南洋小国面前占有绝对优势。若像后来西方舰队那样打算侵地夺权建立殖民地，目的不难达到。但郑和是礼义之邦的和平使者。只有通使和好之心，并无扩张侵略之意。既不要割地赔款，也不搞殖民统治。所到之处，只是向当地头人“宣天子诏”，只要名义上承认中国的盟主地位，就将带来礼品金帛“赐其君长”建立友好关系。惟一要求的是以后保持联系，定期交流。郑和不仅带去了礼品，还带去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工匠。把他们留在当地授徒传艺。这些人中一部分后来与当地女子成婚，在当地形成一个融合了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独特族群。其后代繁衍不绝，兴旺发达。 万想不到500年之后，在马六甲博物馆中，把郑和塑成了一个其貌不扬，一脸胡须，跪在当地统治者面前的“朝贡者”。他身后两位梳着满族式发辫的随从，也一同跪在地下。且不说历史情景人物关系的荒谬离谱，就凭太监脸上长胡须，明朝汉人梳发辫这两项“奇景”，就可知其制造者的粗陋无知！令人费解的是马六甲原有一尊郑和石像，形象威严庄重。却被丢弃到了荒郊。偏又找人塑成这么一套荒唐塑像！ 马来西亚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怀有共同的信念：就是热爱并效忠自己的国家！华族在人数上占第二位，经济贡献尤为突出。我在那里看到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团结一心，友爱互助的情形很受感动。马六甲有一条街道叫“陈祯禄”街，是以抗日战争和争取马来西亚独立的华人英雄命名的。 不同民族的马来西亚人都以此自豪。“塑像失真”事件招来华人不满，其他民族都理解并支持。但此事无论如何使当地华人心灵上受到了伤害。因此今日得解决，实在是一大快事。虽然人们提意见的次数不少(年年都提)，拖延的时间够长(不止三五年)，有关方面总算承认“失真”了。动手更换了，这就叫皆大欢喜、心想事成了！世界华人都为之高兴，因此我把这条小消息看做大新闻。 我随着年龄老化，思维有点颠三倒四。因以前在马六甲见到“失真”塑像，近日决定更换时我又正在马六甲。见景生情就产生些遐想：隐约感到冥冥之中“造像”事件的变化竟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发展；与中马两国关系的改善等过程有某种同步巧合。仿佛中国本身越是强大，中国与有关国家关系越亲密友好，其他国家的华族人说话就越有分量，办事也更容易些，我相信这确实是巧合，不过巧合得挺有意思！ 最近这次去马来西亚，我是和蒙古族作家刘成、’朝鲜族作家金学泉、壮族作家冯艺同行。回来后我问他们此行有何感想。他们没说对那里的印象怎么样，却说：“不到外边看看还感觉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有多好，多可贵！看过回来后我们更爱国了！” 漫忆老挝 去年我去了老挝，爱上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 在万象一出飞机，就是一片喜庆气氛。老挝的文化官员和作家顶着太阳在机场等候，连我国大使也赶来迎接了！我们向大使请示注意事项。大使说，为我们来访，领事馆要开一次酒会，请我们空出时间。大使说完，有事起驾。我们也上车进城。 老挝作家协会经费很少，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就是秘书长伦萨万。他半天主持工作，半天帮太太摆摊做生意。为了我们来访，政府虽拨了笔接待专款，但不拨给汽车。作家谢里帕去年访问中国，和我与陈喜儒相处甚欢，听说我俩来，自告奋勇提供车辆。在航空公司任职的作家苏吉也把自己的车开来。这样+我们就有了两辆车的车队。 谢里帕原来也在作家协会领工薪。老挝学习中国经验，搞起改革开放。于是他学习中国作家张贤亮，辞职下海，经营花木和泡制药酒，当起老板来，很有经济效益，一下买了两辆美国轿车，虽说是二手货，但全够八成新。他对我们说：“你们在万象的日子里，除去开车的太太外，车子完全属于你们所有了。” 中国作家访老挝，虽是头一次，但并不感到生疏，因为都是东方民族，又有类似经历，什么话一说就懂。不像跟西方人交谈，有时一句话要解释三小时，例如我有次在芬兰参加宴会，跟身旁女士闲谈。她问我的写作经历，我说因为戴过右派帽子，曾经停笔20多年。她就问：“那帽子是什么做的？你不喜欢为什么还要戴？为什么还要等着别人来给你摘？……”我一听赶紧改变话题，不然这顿饭谁也吃不好。在老挝就不一样。琅勃拉邦有位领导人接见我们，说他正在党校学习，是专门请假来和我们会晤的。他说，在党校主要学***同志的讲话和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我说：“我们的经验只供参考，老挝有老挝的具体情况。”他立刻说：“你这句话就有中国特色。以前我们学过别国的经验，该国专家则说他们的经验是惟一正确的，对任何国家都适用。事实证明，对他们自己也不适用。”我说：“这事我们也碰到过。幸亏中国领导人没听这一套。”说到这儿。我们对视着笑了起来。 老挝人的善良和质朴，完全是东方式的，我们感到亲切。 据老挝朋友说，这里很少有刑事案件发生。我完全相信，因为我看见有的女士提着一塑料袋钞票(老挝币值低，买一点东西就要一大捆钞票)在市场闲逛，塑料袋就敞着口，非常放心。我在上、中、下寮旅行半个月，没见有人吵架，也没听到大声吵嚷。老挝较少现代化商场，多半是露天市场。新建的商场楼里仍是一个个摊点的组合。卖金饰品的挨着卖鱼的，手织布摊边卖肉汤米线，大家都和平相处。中国^讲究“叫卖”，人家卖而不叫，以至安静得叫你疑心是否走错了地方！原来不叫也能揽生意。你走到水果摊前，卖货姑娘会笑着点一下头，说悄悄话似的低声问：“买颗榴莲吗？我要的价很低！”你说要看看，她马上把货物摆开任你挑选；你若摇头，她会不好意思地表示遗憾，决不纠缠。他们多半不讨价还价，偶尔讨价还价，客气得竟像是中国小说里君子国的对话：“价钱就按您说的，再给我加一包蜡烛可以吧？”“加一包蜡烛我亏本，加几盒火柴得了，真正昆明货，一划就着的！谢谢你成就这笔买卖！”有天乘车经过一农村，看到有家门口摆着椰子，停车要买两个解渴。那农民竟说：“这已摘下来半天，不新鲜，我留着自己吃。你们要，我现上树给你们摘去。”问他新摘要多少钱。他说：“一样的价，不多要钱，过路人渴了，没带钱也要给他吃呀。” 这样一个善良敦厚、心慈面软的民族，面对法国枪炮刺刀、美国飞机炸弹，不仅毫不退缩，而且经过一番较量后仍然照自己意思活着，实在令人惊讶。战争的激烈程度，从遗患中仍能令人体会到。就说那世界闻名的13号公路吧，经过美机“地毯式轰炸“，用“百孔千疮”四个字来形容是远不够劲的。我团两位团员，都已60开外，满头白发。到巴色时，政府提供的一部旧苏联吉普，布篷已破。每天开出去不到10公里，两位“鹤发童颜”就变成赤发鬼刘唐了，因为老挝是红土地带！ 这些慈悲善良，充满佛性的人民竟能从战争中挺过来，摆脱殖民地地位，争取到独立，很令人起敬。论人力、武力、财力，老挝都不是入侵者的对手，可就硬是打赢了，逼得敌方从印度支那半岛的这一角退了出去。可见有些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能只凭实力为所欲为。冥冥中自有公道。 万象没有现代气派高楼大厦，没有密集拥挤的商业街。 虽看到有挂着外资招牌的楼房在兴建，但尚未完工。万象目前最高的建筑物可能还是我们住的旅馆——总共3层。木地板、木床、木桌椅，清洁朴素。只在楼下餐厅里摆了一架电视机，收的是泰国节目。老挝自己没有电视台，一切只凭自己眼睛去观察。 我对老挝的观察，是从第二天黎明开始的。 不到5点钟，我洗漱完毕，轻轻下楼。街上每隔不远便有几个女人跪在路边，面前放着个竹篮。老婆婆们都神情庄严，双手合十，口念佛号。小姑娘和少女跪的姿势极为优美，偶尔会把头凑在一起，小声咬着耳朵说几句什么。 从路口的拐角处，走出来一队披黄色袈裟，提布袋食钵，光头赤脚，双目低垂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最年长，走在后边的只有十来岁，成一列纵队，每个和尚在每一位跪着的人面前经过时都停一下，双手合十，口诵佛号。跪着的人便从篮中捏一小捏米饭放进和尚提着的钵中。一队走完，一队又接上。和尚向这群人化过缘，就转向下一群如法进行。我掏出照相机抢拍了两张照片。出于好奇，想数一数到底有多少和尚经过。但是，没数几队就已到吃早饭时间，而和尚的队伍还源源不绝…… 在饭桌上，我问伦萨万先生：每天有多少和尚化缘，多少施主舍饭？他说不用统计，全市有多少庙是有数的，庙里有多少僧人就有多少人化缘。他们的斋饭都是当天化来当天食用，不留存货。至于施主吗，老挝人民个个都是施主，一个人出面代表全家。 我开玩笑说：“总要把共产党员除外吧。” 他们说：“不，老挝政府明令规定佛教是国教。党员敬佛是合法的，组织上并不要求党员叛教。” 与此相关，老挝最可观的建筑物就是寺庙。 老挝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城市建筑有点像中国三四十年代广西、云南的中小城镇。乡村和中国傣乡相似：竹楼、椰树和水田风光。但比起西双版纳、瑞丽等地来，似乎贫瘠和萧条点。惟独寺庙却比中国的“缅寺”(因缅甸大小金塔寺闻名世界，中国人称南传庙宇为缅寺)辉煌壮丽，数目也多。一座有一座的特点，布局很少重复。 南传佛教属小乘，其庙宇和大乘与藏传寺院不同。一是不设塔林，塔就建在院中，也并不只藏舍利或僧人肉身，国人都是信徒，亲王、大臣多为得道之身，坐化后也可葬于寺，筑塔藏之。这样，塔的数目不仅增加得快，而且修得堂皇精致，成为寺中一个景观。二是信徒还愿有再塑金身之惯例，谁许愿得到了满足，要塑一尊佛像送进庙内。所以，老挝庙内佛像总比和尚多。还愿的佛像多是以木为胎，外包金属膜，单捧一尊在手中观赏，不见出色。但成千上百累积成一座佛山，感觉就大不相同。在琅勃拉邦，我们曾沿湄公河逆流而上，舍舟登山，沿着小路蜿蜒而上，来到一洞口，那洞深处就有两座这样的“千佛山”，在烛光照耀之下别有一番神秘气氛。 从大伯公说到老广 “羊城晚报”朋友命我写篇“我说老广”。在我眼里老广都系顶呱呱。都系大好人啦，从哪儿说呢？ 信口说起来： 党中央把最早的特区试点选在广东，选在深圳，就说明对“老广”的理解与信任。 老广有极强的奋斗精神，多么艰难环境中都能生存和发展。我在马来西亚，从槟州到马六岬到处见到有“大伯公”庙，庙是典型中国式的庙，可这尊神我在中国却从未见到过，打听一下才知道，原来“大伯公”是三个华人的统称。200多年前，槟州是一个布满原始森林的荒岛，没有人迹。乾隆十年(1745年)三个中国人抱着船板从海上漂流到这地方上了岸。死里逃生，结为异姓兄弟，就在这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山边找了间洞穴藏身，披树皮，食野果，刀耕火种。开辟农田，成了槟州最早的开拓者，建设者。槟岛从此才有了人烟，打鱼船才敢来加水避风，陆续也就有中国人过海到此谋生。初来者碰到困难，难免有退缩情绪，先来者就以三位大伯公为楷模，教育他们要继承先辈的开拓精神。经过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槟岛成了马来半岛繁荣发达的地区。人们不忘三位华人大伯开创之功，在他们坟旁修了庙宇，夏历四月十四是大伯公登岸的日子，每到这天全岛华人天亮前就聚集到庙前，眼盯着大伯公最先攀登上那块巨石，只等潮水一漫上巨石，立刻点燃香火，燃放鞭炮，齐声欢呼，磕头礼拜，向大伯公表达他们的敬意。并以此教育孩子们继承大伯公披荆斩棘，落地生根的坚强族风。大伯公的业绩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政府把槟州最繁华、古老的一条街命名为“大伯公街”。三位大伯有两位都是老广，除老三马福春是福建人外，最年长的叫张理，老二叫丘兆祥，都来自广东大浦！槟州发展起来后，当地华人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开拓新的领域，随着他们的足迹，大伯公遍及马来西亚各地。也可以说在马来西亚各地都树起了老广的英雄形象。 老广的优点还表现在善于接受新事物，适应新潮流方面。他们还把外来文化跟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品种，新的风格。中国传统艺术产品有许多“世界名牌”，可名牌中少不了“老广”这一号。中国的古典家具出名，家具中就有“广式”；中国人讲吃，而离了“粤菜”、“潮菜”吃的滋味就不全；中国讲穿，潮汕的抽纱有独特的姿色；我研究过一阵鼻烟壶，知道中国最早制造画有西洋人像西洋风景，专供出口的鼻烟壶也产在广东。如今中国成了鼻烟壶制造艺术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潮州产品决非其他品种可以代替。全世界的烟壶收藏者若缺少潮州壶，就决称不上名家…… 说到这里，明友拦住说：“够了，稿子每篇只要一千五百字，再说就超过了。” 我说：“可我还没谈到主题，主题是广东女性天下最优秀……” 他问：“你这个北方佬，怎么把老广说得这么完美？他们就没有不足处？” 答曰：“太太是广东人。有不足也不敢乱说！” 梦莉和她砌的小塔 一口气读完了梦莉的两本散文，一本叫《烟湖更添一段愁》，一本叫《在月光下砌一座小塔》。 认识梦莉已经有几年，零星读到她的作品有更长一点时间。像这样集中的读她文章是头一次。已经有不少评她这两本书的文章。我不会评论别人的作品，连自己的作品，说不出青红皂白。只是一个以爬格子为生的人看到另一个熟人爬的格子，产生些想法一吐为快。 文学有各种流派，作家有不同风格。深奧典雅，通俗平易，机智纤巧，敦厚纯朴，各有所长。但我以为不论那种风格，那路章法，感人与否，成就高下都在于一上个“真”字。同样一篇行瑰丽委婉文字，有真情就叫“情真意切，细腻深刻”，没真情就叫“无病**，扭捏作态”。前者感人肺腑，后者令人生厌。 恰是这一“真”字最难求。且不说有人本就虚伪成性，以假乱真，有心求真，要得到真又谈何容易？是的，我们都曾有过天真的童年。所以称作“天真”，可见这份真情生来具有。但孩子是不会写文章的。待到能拿笔爬格子时我们已经在人生的战场上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在社会中尝过了多少酸甜苦辣，挨过了多少黑脸，遭遇过多少暗箭。那纯洁，平整的心境早已被打磨，损害得伤痕累累，锈迹斑斑了。到了这时，仍能保持对人对事的真情，真心，真感，说真话求真理，要拿出多大的勇气，要做出艰难的自我斗争，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的。 梦莉的文章使我最深的感动，就是她的真！ 她这两本散文集，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写爱情，一是写对人生(包括景与人)的观察感受，一是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包括历史和身世)。 我的小说中也常写到男女之爱。其实我是最不爱看写爱情的作品，包括我自己的。因为爱情要写得“真”很难。还不仅因为这一话题自古写到今，能说的都说尽了，能写的都写完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生活中纯真爱情极为珍贵，得到并保持着这珍贵情感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人又未必写文章。真写出来的倒多是些幻想多于实际，感情上的乌托邦。这样的东西对十八九，二十左右岁，刚步人成人社会。却又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自有它的吸引力，使他们读着有神圣感，神秘感，崇高感，似乎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找到一自己爱得要死的人和被人爱得要死。但在那些需要披荆斩棘，需全力拼搏才能争得一块立足之地成年社会成员中，就未必会找到知音。爱情虽是人生中要解的许多难题之一。却不是非解开不能活的难题。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兄弟，我们同代人有多少是得到了真正爱情的？他们照样活着，当官作吏，买进卖出，生儿养女，传宗接代。跟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来比，爱情即使不是奢侈品也绝不是生活要素的第一位。 怀有深厚，纯真的爱情，并持之永久的人很少。他们写出来的文章更少。因而极可贵。 无意之中发现梦莉恰是这样的少数之一。因为有了这一点深情，她写爱情的散文读起来就打动人心。她的文字自然是美丽的，但章法上，结构上我并不以为有多么精致，多么新奇，就因为有了真情，这种平实反倒使人读着亲切，纯真。她不是要“表达”、“反映”别人的某种感情，而是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和宣泄，读她的文章像是听朋友说知心话，像是无意中听到某个人自白。从而引起使存有这份真情的人共鸣，使这种心情被磨去了的人审视自我，有某种惆怅，追忆，并产生重新获得、把握这珍贵的情感的愿望。 一个在商业社会中拼搏半生，并获得了成就的女性仍能保持这份真情，称得上难能可贵。 梦莉在另外那两类散文中披露了她一部分生活经历。她也是个身上遍布伤痕的人。人们今天看见的梦莉是穿着高雅时装，在世界上飞来飞去，不知疲倦谈生意，毫不吝啬搞公益的成功者。可曾想到她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怎样一种困苦屈辱中度过的？她的父亲因为抗日，在泰国蹲过监后被遣回原籍的中国广东，父亲从这里仍然坚持抗日，出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一家三口，孤儿寡母受尽族人欺凌，母亲被折磨得生了重病，这个不满10岁的小姑娘就讨饭，打工去挣三口人的口粮。9岁之前，这个小小的生命就曾卖给人当过童养媳，另一次则被拐卖到人贩子手中，若不是靠了机警和勇气从魔掌中逃出，不难想象她将更悲惨到什么地步。这世界上那里还会有位企业家和作家的梦莉？为了替她找条活路，刚满9岁，母亲就叫她独自背着更小的妹妹随“过番客”，“回”泰国。千辛万苦奔上船，妹妹却连冻带累病倒了，听说船上的人要把有病孩子扔下海去喂鱼，他又央求船家把她们放下来。回到旅店后，偌大的破房中只有她们两个人，寒风冷夜，没有被褥，梦莉只得把衣服全脱下来盖在妹妹身上，她光着身缩在墙角挨冻，到天明她自己也凉得发了高烧。一个发着高烧的小姑娘背着一个比她更小的小姑娘，就这样在刺骨寒风中，连滚带爬的奔上了旅程…… 在中国，在世界这样悲惨的童年并不罕见，我自己也是从九死一生挣出一条穷性命的。但难得的是，梦莉在经过难以想像的奋斗，拼搏之后，发迹了，成功了，却仍然没有丧失那股对人生，对爱情，对故土，对国家纯真爱意。心仍是那么透明，爱仍是那么深厚，情仍是那么真挚。 看了她更多写对人生观察感叹的文章，如《李伯走了》、《寒花晚节香》等，就发现她的爱心是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爱情只是这整个爱的一个方面，是整个火球中一个最强烈，最燃烧的一团而已。 我无法猜透，梦莉怎么能在生意上既是能手，在做人上又保持纯真，在商战中所向披靡，在文学上又满纸童心！这个看来柔婉，斯文的女性哪来的这股坚强韧性，使她的心灵在百般折磨后仍然留得一片净土！ 我说过，我不会评论别人的作品，连自己作品也说不出青红皂白。以梦莉这两本书我仍然说不出什么有条理的见解。因而我无法寻章摘句的来分析，品评她的作品，无法说她写得如何好又有那些不足，我只是说我读后的印象，这印象是：梦莉用她真情砌的这两座小塔和用爱心点燃的塔中火焰，是什么人也毁不掉，浇不熄的了。因为它给我们看到了强者的奋斗和仁者的爱心，也引起我们的敬意和爱意，我相信泰国和中国文友们，读者们也会爱她和她的小塔。 1992年12月26日 他的外国儿子 1月21日羊城晚报《花地》，发表《我的中国老爸》一文，读之令人感动。有朋友听说我与作者相识，要我介绍一下中国老爸的外国儿子，马来西亚的陈凯希先生。 在中国陈氏是大姓。在马来西亚华人中陈氏也是大姓。马六甲有条陈贞禄街，就为了纪念一位在马来半岛抗日战争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不朽功劳的华人英雄。“中国老爸”陈郁亭与陈贞禄是同时代革命者，只是没等到胜利就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境赶回故乡中国来了。留下了他的10多个儿女。其中一位就叫陈凯希，是他30年代在居銮华文学校任教期间生的。“凯希”，顾名思义，就是“凯旋的希望”。果然，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理想与斗志。一进入社会就投身工人运动。成为60年代马来西亚劳工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劳工运动受到挫折，带头人被处理。因他是当地生当地长，地地道道的马来西亚人，不适用“驱逐出境”条款，便被剥夺自由，过了几年艰苦岁月。 70年代中马建交，陈凯希的处境从此好转。不再参加劳工运动，作小买卖为生。其时当年一起搞劳动运动的伙伴，都生活得窘迫而艰辛。陈凯希时时寻找改变命运的途径。 中马政府共同努力，建立合作关系，两国人民间友好气氛越来越浓。大马华人的故乡情结也随之高涨，中国商品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对中医中药，有强烈的信赖传统和现实需要。但由于历史原因，经营尚属空白。陈凯希看到了发展事业的良机。但他自己两手空空，只有靠集资才能起步。资本雄厚的大亨不会把资金投给一个搞工运的穷汉。他就向一起搞过工运，同样苦寒的朋友求助。在这些人中他有高度威信，登高一呼，纷纷支援。朋友们少吃一口，省下来伙食钱来集资人股。挤出五千零吉的算大户，投资一千零吉也不嫌少。不多几日，80来个人集资16.8万零吉。大概相当于6万人民币！陈凯希就以这点本钱开办“海鸥企业公司”，英文名字是“hai-oenterprise”，专门经营中药，药酒和中国传统营养品。因为资金是劳工界朋友集起的，他选择了1974年“五一”劳动节作为开张吉日。 转眼之间22个年头过去了。陈凯希小鸡啄米，集腋成裘，把海鸥企业办得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成了制造、进口、批发、零售、旅游等多项目的跨国集团，成为马来西亚十大直销公司之一，在中国也建立了两家独资公司和三家联营公司。上一年财政年度的营业额达到1.5亿零吉，税前利润是1200万零吉，与其开业时相比，财富增长了多少倍，请读者自己去算！我仅知道他新兴建的六层楼“总部大厦”，投资就达千万零吉。恰好是在那篇《我的中国老爸》文章发表前不久，“海鸥企业”股票在马来西亚证券市场正式挂牌上市。发行400多万股，每股面值1零吉，上市头一天就涨到3零吉！ 陈凯希年轻时就爱好文学，热衷于读进步文学作品。发财后大力支持文学活动。前几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组团来华访问。有天拜会冰心老人，谈话到中间，冰心老人指着躲在众人身后，悄悄为大家拍照的一位中年人问：“这位叫什么名字？”人们说：“他就是顾问陈凯希，祖上也是福建人。”冰心老人笑着问：“你这顾问怎么反倒躲在后边？”陈凯希红着脸说：“小侄不是作家，只是为大家跑腿。”冰心老人说：“你大概是这个团的真正后台吧？”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介绍说这次访华就是陈凯希发起、组织，并在经费上资助的！冰心老人说：“不要总给别人照相了，我倒想跟你合个影。”陈凯希感动得竟擦起泪水来，至今那张照片摆在他公司的办公室里。 陈凯希爱他的国家马来西亚，也爱他的祖籍中国福建。他自己是以儒从商，也极力主张儒与商紧密合作。因此在去年他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云里风等共同策划，组成了大马“儒商协会”。要使传统儒家学说和现代商业经营紧密结合，促进马来西亚经济和中马两国友好发展，互利互补。不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如果有机会，我们总要在百忙中抽空谈心。他的事业很兴旺，但花费的精力也惊人。成功路上有数不清的障碍，理不完麻烦。在处理这些繁杂事上，有时做起来是十分棘手的。但他都逢凶化吉般的料理清楚了。 我想：有陈郁亭这样的“中国老爸”，又有陈凯希这样的“外国儿子”。这个世界才完美、上帝是公正的！ 司马攻其人其文 泰华作家司马攻闻鼻烟！全世界鼻烟爱好者中，文学界大概占有四名。一位是老前辈萧乾，一位是德国评论家阿诺尔德，其余两位就是司马攻和我。司马攻闻鼻烟外还喝功夫茶。我也爱喝功夫茶。面对茶盅，把玩着烟壶，漫谈文学和人生，最适于感情交流，于是我俩成了好友。 司马攻在泰国经商致富，随后写作出名。是个“儒商”。他祖上从潮州“过番”到泰国，传到他已有数代。中华商人重视传统文化。司马攻从小就被送进私塾打基础，后来才进现代中学受教育；所以他17岁到泰国后，商场文坛全能应付。 司马攻的文章好。首先就好在其汉文纯净。近年来洋风中渐南风北渐，中国内地时髦人新潮派。还故意要卷起舌头说“协合语”(司马攻管这叫“遇着唐人说番话”)，身为泰国人，不忘华族本的司马攻却能写出地道的华文文章，不容易。这不只是个风格或学识的课题，而是对故乡祖籍，对民族传统的深情眷爱心理的反映。 他文体多样。小说，小小说，散文，杂文，专栏都写。不说样样出色，也算得精彩之作“好多多”。我最欣赏他的散文。对作家来说，散文是基本功。散文不能用惊奇悬念，故事情节来包装，要的是真文才，真感情，真思想。我认为司马攻有的散文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算得上出色作品。比如《故乡的石狮子》和《槟榔》，一篇写潮州乡下景物，一篇写泰国民风习俗，表达的却是潮州游子在海外和泰国女性随丈夫回到“唐山”，各自都有的“剪不断理还乱”地怀乡念旧情怀。《明月水中来》，写他从家乡带出来祖传茶壶，却有壶上“明月水中来”一这句诗，隐喻了湄南河水中的明月应自潮州漂来的遐想。这些文章看似恬淡，细品则催人泪下。而《游河》，《考艾山之夜》等篇又表达了他对自己国家——泰国深情厚爱！就连他一些知识性、考证性的散文，如《纸船明烛照天烧》，《曼谷玉佛寺十二门神》也充满了身为泰国人，满怀泰国情的一片真心。而有些写金店，钻石，养鸡，滚球等民俗画散文，实际是为他的国家作最形象的介绍。 司马攻的小小说也写得极好。中国评论家江增培的曾说，他读了司马攻的小小说后“眼睛一亮，精神一振……其中一些篇章，可以毫无愧色地列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第一流作品之林”！ 司马攻原名马君楚，原籍潮州，祖上过番到东南亚经商，成为那一代有名的商业世家，他在家乡上完中学，17岁踏着先人足迹来到曼谷，从此定居、人籍于此，边经商边为文。70年代就曾活跃于泰华文坛。泰国和中国的制度有别。在中国写文章有人管饭，在泰国写文章要往里搭钱。写了几年，名气虽有了，肚子也告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投笔从商，钻到钱眼里一口气拼了10多年，终于坐稳了老板交椅，没有后顾之忧了，又回过头再爬格子。这次“经济基础”不同了，搞“上层建筑”做派也不同，他除了自己写，还热心支持整个的泰华文学事业，为发扬中华文化出钱出力，任劳任怨。他不止一次当选泰华作协领导人，又担任泰国的“马氏宗亲会”会长。有时就把华文文学探源求知和华人宗族寻根祭祖两事结为一体，组织、资助泰国华族团体到故乡来访问交流。可谓既“创业爱国”又“自费爱乡”。这在世界华文文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华文文学随同华人的足迹，如今遍布五大洲。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已不是中国文学的同义语。而像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跨越了国界，成为国际文学的一派。当然华文文学的母体只能是中国；主流、核心，大本营只能在中国。为此中国文学界也就有了努力研究、介绍世界华文文学成果的义务；有了团结世界华文作家，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责任。有人说下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在世界大放光芒的世纪，此论言之有据，证据之一就是近年华文文学作家的成就达到了新高度。 为此，我愿有更多人读司马攻！ 在国外的天津老熟人 我深情难忘在美国的天津乡亲赵伯溪。 我跟中国作家代表团从游览地(优山美地)出来，路上走错了路。本来预定下午两点到旧金山，结果快半夜11点才到。旧金山华人朋友约好请我们吃晚饭。从下午就一直等我们到半夜。我们十分过意不去，连连道歉。这时一位气色好，精神足，50开外，60左右先生操一口天津话说道：“我这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怕出了嘛事，可还不敢明说，看见你们到了比嘛都强。再晚点也认了。”坐下后，他正挨着我。我客气递上张名片说；“听您口音，是天津人吧？”他看了一下名片说：“我不光是天津人，跟你们家离着不远。你在32号路住过对不对？”我说：“您怎么这么清楚？”他说：“我不光看过你的小说，还看过你的小传。”说着给张名片，在一大堆各种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头衔下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赵伯溪！”嘿！没想到多年前听家里人谈过的赵伯溪突然在我眼前了！ 关于赵伯溪，我们几家近邻都对他有所耳闻。说这个人挺哏！从小爱听戏，上学时为这个逃学。有一天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唱《借东风》，他背着书包又去听戏。听着听着发现观众不断起哄，再过一会台上的龙套由四个变成两个了。他拉过茶房来问：“这怎么意思？怎么带抽签的？”茶房说：“少爷，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啦！”他到门口一看回家的路上水已没腰了。不等借东风唱完赶紧回家。可英租界水大，他就顺着干的道走，一气走到老龙头。从那上了火车再没回来。等过些年再听到消息时，此人已成了大人物，先是听说在重庆当上了哪位权威的英文秘书。后来听说去美国发了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老板。 我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问他有这么回事没有？他说：“前边一段都是真的，他真是发大水那天从中国大戏院走出天津的。至于以后的事，就没这么简单了……”这以后我们就常来往，他来中国投资，探亲，陪太太唱戏都找我一聚。我到美国他家也就成了我的家。在别处忙公务累了，就躲到他那在旧金山郊外的家里歇几天。虽然如今已过古稀，他那爱听戏的嗜好仍不减。他收藏的京戏录音录像我敢打赌，准比我们戏曲博物馆的全。他太太也是戏迷，专攻程派。为了有机会讨教，那年特意从美国回来，请程剧团的老人陪着在北京唱了几场，花了几万美元后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有一年我去美国，从洛杉矶打电话给他说我在东部时就累垮了，事情办完已买好机票近日回北京，就不去看他了。他听后叫我立刻退票，并声明由他替我定旧金山的票。我说：“那倒不必。”他说：“你要叫我省钱我就叫我儿子开他的飞机去拉你。那你可就苦了。他那飞机我们家都不敢坐！要想玩命你说话。”我依命去了，他和大嫂真像亲兄弟那般照顾我。那时我抽烟，嫂夫人居然开车跑几十公里给我去买烟。并且把居住在西部的几个京剧界的朋友张文娟、李和生找来玩了一天。临走嫂夫人把酒装了够一箱，我说：“这我怎么拿呢？”她说：“咱自己人别说外话，这酒呀，别看你是作家，回家你就喝不到了。有卖的你也买不起，有钱你也舍不得买它！费点劲拿回去喝啵！”后来旧金山地震，我打电话去几天都没人接，真叫我坐卧不宁。但刚一稳定他们就来了信，说他们有惊无险。但夫人身体不如以前了。为此我常常挂念他们。每到春节时通过电话问候一声，多少了却我一点心愿。 在外边碰到天津人，最爱谈的话题自然是天津。谈到当年天津的娘娘宫，出皇会，大家如醉如痴；谈到现在天津的变化，发展，谈到天津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由衷的感到欣慰。但什么事都有例外。有次有个朋友跟我说起他回天津的事，却是悲痛带着愤怒。他说多少年没回去，前年回去了，就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出于一种怀旧和认同的心理，他没惊动接待单位，找亲戚借了身天津人日常穿的便衣，只身遛达到他出生的那条胡同，找到了那个院子。他敲敲门，没人应，推了一下门，门没拴。他便走进去，站在门下喊道：“喂，劳驾，有人吗？”说话间从屋里出来位不算老的老太太，对他横眉竖眼地问道：“干嘛？”他说：“我来打听点事……”我认得你是谁呀你来打听事？出去！”他赶紧解释说：“你别多心，我是……”“走走走！”正在为难，屋里又出来个并不算小的小姑娘。小姑娘问：“你是干嘛的？”他说：“劳驾，我从外地来，打听个以前住这的人。”“打听人上街道办事处，叫你走还不快走厂这朋友连忙称是，心想也许找一下街道委员会，说说来意能允许他拍张照片带回给老人看，就问：“劳驾，街道委员会在哪里？”谁知那母女齐声说：“不知道。快走。”他前脚还没出门后边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他擦着眼泪离开胡同再没兴趣找任何委员会。后来接待单位向他提出：“你多少年没回来过，想不想到老家住的地方看一看？”他连说：“不，不。我已记不得我住在什么地方了……”跟我说这话时，他仍转着眼泪。他说：“我不愿意乡亲拿我当外国人才换了衣服去了。没想到老家的人就这么势利。要是我穿一套外国名牌时装去说不定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要接待单位通过官方领我去，也许还拿我当贵宾，一句话只有我以外国人身份出现时才能得到重视。我以天津人自居是自作多情！算了，我跟天津绝缘了，再有挣钱的机会我也不去了。要挣钱哪儿都能挣，所以选天津就是有点恋旧之情！现在才知道没什么恋头！” 此事已过了数年，我想天津人现在不会再是这样。我曾想写篇文章反映这件事。可又一想，我到底不算天津人。真这么写没准又招来误解。认为是外地人对天津指手画脚，所以一直埋在心中，今天说出来若有得罪，还望天津朋友多多宽恕。 人生的画卷——《雪娘》序 喜儒君把《雪娘》译稿拿来后，我一鼓作气读完近400页稿纸，心情很不平静。丰田正子善良温厚、顽强坚韧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仿佛又置身东京日光大厦的咖啡厅，她一面听我讲少年时在日本的生活情形，一面点头说：“是的，从前的日本就是这样，现在的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些老人也像是把这一切都忘了，全都浸沉在物欲世界里。所以我要写，要把这一切告诉年轻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们常说中日关系密切，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交往史，互相比较理解。这是事实。但有时会忽略另一半事实：在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的“典型形象”，过去是凶恶残暴的军人和浪人；今天是身着时装，腰缠万贯，拿着照相机满世界飞的大款。与此相关，就认为过去的日本只有“武士道”，避之惟恐不急；今天的日本遍地是黄金，趋之惟恐不近。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扶桑三岛上也有丰田正子这样善良忠厚而终生坎坷的日本才女和她笔下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日本劳动者。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这样的人都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承担着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负荷。 丰田正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家庭贫苦，从上小学几乎就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但她发奋图强。好学不倦，很快就展露出奇异的文学天才。15岁时写的作文，被人编辑成册以“作文教室”为题在“中央公论”出版后，顿时成了日本最畅销的读物，很快被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灌了唱片。丰田正子的名字一时间轰动整个日本。1938年9月3日报道说，“现今日本已经没有人不知道正子的作文了。”川端康成先生写文章说，“丰田正子的‘作文教室’的魅力固然得力于她的性格和境遇，但它同时使我们懂得了文学才能的精彩表现方式……” 丰田正子出名了，但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女仍靠在纽扣工厂做工得来的微薄工资糊口并养家。她根本不知道出版社给过稿费。不知道作品发表后还有德国读者热心为她寄来捐款以助她升学。因为她没想到某些以虎狼之心对待中国人民的日本人抢掠欺骗自己同胞时也毫不手软，没想到编辑出版《作文教室》的大木先生会把她的全部所得吞为已有，连话都没跟她说一句，以至大木先生得了病时她还辞去自己的工作，免费去看护大木先生，以报答他为自己编书的“恩情”！ 从此，这位才女就在这个冷酷无情、尔虞我诈的世界上不断受伤害、受欺骗中度过大半生。她名气很大，但生活贫苦；他待人以诚，却被人暗算；她爱情忠贞，却屡遭背叛……惨痛的经历使她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虚伪，品透人生三味，使她选择了献身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我初次见到这位大姐时，她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穿一件中国腊染的小褂，不做发型，不施脂粉，走在东京的银座大街，我们都以为她是从中国来的家庭主妇。可是在她温良、慈祥的外表下却跳动着一颗热情坚强的心。有一天巴金先生要作公开演讲，担心翻译成日文后的讲稿不能表达原意。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自告奋勇地把这差事揽了下来。她像个小学生那样拿到讲稿连读带揣摩，整整准备了一夜。第二天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都怀疑她是否还有精力到台上宣读，可是一上台，她换了个人。她不是念而是背，不是背别人的讲稿而是宣扬她自己的心声。台下上千人都被她充满感情的背诵所震慑，先是一片宁静，随着就传来感叹声，当她情不自禁地边读边流泪时，台下就传来晞嘘声和哭泣。讲完后全场起立向巴金先生致敬同时也向丰田正子致谢。电台作了直播。会刚散听众就纷纷打电话来请求把丰田正子的翻译再重播一遍，而丰田正子这时却在向巴金先生鞠躬说：“谢谢您给我替您读译稿的光荣！” 《雪娘》是她呕心沥血写的一部半纪实性的小说。主人公雪娘就以她勤劳、善良、贫苦终生的母亲作原型。用20万字的篇幅，真实地纪录了下层人家的生活史。使我们透过战争的硝烟和繁荣的气泡看到普通日本人的善良心地和生活艰辛。 雪娘是明治年间出生的乡下姑娘。幼年父母双亡，兄妹三人靠年仅15岁的哥哥养活。哥哥背着最小的妹妹出门打工，挑水、做饭等全套家务劳动就落在5岁的雪娘身上。到了入学年龄，哥哥拿不出学费，雪娘只能替染房老板带孩子，背着小孩去上学，人家替她交学费。学校的课椅小，一坐下小孩就哭，小学课程她是背着小孩站在墙边听的。念到13岁，正式进染房做了工人，和哥哥共同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从儿童时期就受到命运磨炼，使雪娘养成勇敢坚韧、乐观爽朗、倔强而善良的性格。她可以为老板一句不公平的指责而绝食，逼得老板亲自道歉，但事后她干起活来比以前还更卖力；她可以在第一次梳上岛田髻的大喜日子，为了跟男孩子们赌水性跳进激流里游水，但赢来的饼干她却毫不小气分给大家吃。 她向命运挑战，到了成家之年，毫不犹豫地闯到东京，嫁给了一个勤劳刻苦、胆小而忠厚的手艺人留吉。丈夫不知疲劳地干活，雪娘掌家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埋在后院，梦想有一天攒够钱自己开个洋铁作坊，摆脱贫穷困苦。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以忍辱求生的态度吞酸咽苦，付出了毕生劳力。但他们不懂得在进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社会中凭个人奋斗是无力回天的。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使他们成为一贫如洗的失业者；随后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两个儿子死在军队中。而惟一可以帮助他们的大女儿因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在这大吞小、强食弱、步步陷阱、充满危机的严酷现实打击下，他们朴实而美好的梦想还是被打碎了！战后日本虽然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国家的前列，但勤劳俭朴的雪娘夫妻还要靠典当借债度日。子女们也仍没摆脱穷困的阴影。好容易熬到两个女儿结了婚，儿子也定下婚期，老两口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了，丈夫因疲劳过度从高空作业跌下成了废人，资本家推脱责任不给补偿；两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亡，政府却迟迟发不下抚恤金。偏这时房价高涨，房东要把房子卖掉，如果他们不买就要被赶出门。百般煎熬，无情打击使这位拼搏一生，从不低头的善良女人倒了下来。失去生活能力的丈夫面对昏迷的妻子无告地说：“雪娘，你怎么能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啊！”她在弥留之际又回到了满怀信心和斗志的青春时代，坚定地说：“好大的水呀……划，用力划呀！用力划……”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背景下，作者怀着真诚的信念写了大女儿和女婿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写了雪娘的子女们在姐姐、姐夫的影响下由自发走上自觉斗争道路的必然发展。这甚至使善良的雪娘出自阶级本性也对革命者产生了朴素而由衷的信赖，对虽然贫穷，但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充满向往。这里没有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没有空洞的政治说教。作者只是用生活本身展示出日本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小说科学而雄辩地说出一个明显却常常被人忽视了的真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来说是极大进步，但它有它的痼疾，它仍然要遵守发生、发展、衰落、死亡这个规律。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有它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的光辉面，但也有其凄凉悲惨、残酷阴暗的一面。 中日两国人民确实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史。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互相加深了解。我认识许多把终身精力都献给中日友好的朋友，他们的成就称得上可歌可泣。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靠的就是两国这些普通人民之间的共同努力。丰田正子女士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喜恶，共同的文学观世界观，我们的友谊超越了国籍的差异，我尊敬地称呼她为大姐。 正子欧内桑！祝你健康长寿，文运长久！ 曼谷遇老乡 今年7月，我从新加坡乘火车到马来西亚，再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这天，我从海滨回曼谷。途中到“耶律花园”游览带打尖。这园中除了有成片的热带植物林，还有看大象表演，把巨蟒缠在脖子上照相，叫猩猩上树给你摘椰子吃等有趣的节目。 泰国华裔作家白令海陪我一起来的，下车后便溶人人群中，设走多远，我就发生个错觉，怎么好像回国了？因为这群游客男女老少加小孩说的全国是中国北方话。只见两位青年男女正在一颗巨大折棕树下摆姿势，旁边的同伴们给以指点：“哎呀，他小姨儿，这架式成了唱二人转了。这扯不扯，咋不挨近点。” “小心，那疙瘩有水，看把衣裳整埋汰了……” 这地道东北话听着亲切，我马上凑上去问：“听这口音你们几位是从东北来的？”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姑娘小伙一块回答：“我们是沈阳的，听你说话咱离得不远！” “我从北京来，可是我在辽宁呆过多年！” 一位老道说：“那也是老乡呀。哈，在这地场见老乡不容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东北人的爽朗热情令我感动。我就跟他们一块照相，一块看景儿，找了位年纪相仿的老人边走边唠。原来，他们都是些个体经营者。从沈阳自费到曼谷旅游。末了，老头掏出名片说：“在这里见面是个缘分！多咱到沈阳，上我那吃饺子去，我请客！” 我也赶紧递上名片，他身后一位女同胞，就把头伸过来凑近看我的名片，看了一会，她“咦”了一声，问到：“邓友梅！你就叫邓友梅？” 我说：“错了管换。” 她追着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说：“山东。” “山东哪个县？” “平原。” “平原哪个村？” “邓庄！” “我就是邓庄的！” 说完她转到眼前，冲我笑起来。 她50岁上下，戴副大光眼镜，头上已掺有白发，健壮开朗，满脸喜兴。我们那村没多大，可我就不记得见过这位体面大方的乡亲。 见我苦挖记忆，她又问道：“你认得张二德吗？” 这句话声音不高，对我却真是“如雷贯耳”！ 我忙说：“当然认得。” “我是他的姑娘，叫张秉荣。” 这个张二德跟我可有一段历史渊源。我们村当时有两大家族，一个姓邓，一个姓宋，姓张只他一家，是惟一的外来户。我们那地方人不光种地，还爱练武，种地要犁、耙；练武要刀、枪。可没人会打铁。铁匠出生在章丘，每年秋收之后春种之前，张姓父子兄弟结伴，用小车推着火炉风箱，铁砧大锤来到我村找活干，连打新的带修旧的，年年都来，跟村人结下交情。终于有一次来了就再没走。住在我家墙后。 抗战开始后，我乡成为抗日根据地。他们全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是可靠的堡垒户。敌二科交通站就秘密设在他家。别人参军都是换上军装，背上背包排着队去入伍，很有气派。我一参军就当交通员，穿着便衣从我家出门走十几步进了他家就算参加革命。那时张家仍然打铁为业，张二德大概就是老二，他虽然住在家中，却参加我们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也出于亲密感情，我们高站长认大婶作干妈，我也就跟着他喊几个兄弟为大哥二哥。后来形势变化，我南下编人新四军部队，数十年再没回到过家乡，张家兄弟在我记忆中渐渐淡漠了。 “文革”结束后，我收到一封从本溪钢铁厂来的信。信中说：“我叫张二德，是本溪钢铁厂老工人。我要找个人一直没找到，最近从报上看到邓友梅这个名字，跟我要找的人同名同姓，冒昧写信打听一下你是不是山东平原县邓庄人。抗战时邓庄有个地下交通站，你是否就在那里当小交通员？”一下子，他们全家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我立即给他回了封信。他第二次来信说，找我的目的是请我为他参加抗战的历史作个证明，我当即给他写了证明信。 我们恢复了联系，但没机会见面。10年前，我随陈玙同志应邀到本溪参加个会，报上发消息时提到了我。当晚老张拿着报纸就找到了宾馆，相隔40多年没见，谁也认不出谁了。他邀我到家中，跟他家人欢聚了一场，并没见到他这位姑娘。 她看出我有点困惑，说道：“听我爹说，那年你到我本溪家里去过，我没赶上。我自己家住在沈阳……” 我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们一块看大象表演，看猕猴摘椰子，坐在一起，边看边聊。她告诉我，她爹爹弟兄几人，多年前就离开平原老家，扔下小铁匠当了大铁匠，两个到了本溪钢厂，一个在包头钢厂，现在都已退休，她的丈夫姓徐，门当户对。她在沈阳开了家抻面馆。虽然没作过买卖，可山东人讲实在，有热心，靠真材实料招引顾客。几年下来果然取得了顾客信任，生意红火。经济改善后，就想出国开开眼界。她眉开眼笑地说：“感谢党政策好，既给咱指出挣钱之道，还为咱打开了出国的门。要不然哪就轮到咱出国了？” 她说得很平淡，可我像听神话！心想：这真是我房后张铁匠家的姑娘？祖祖辈辈拉风匣，打铁砧，她爷爷带着全家从章丘搬到我村时，用一辆小车就都推来了几辈子攒下的家当。下一辈人就这样扬眉吐气地出国了，她手上这几件金饰物就比当年那一车子家当值得多！ 我们看节目，有个年轻人围着我俩转，拿着个摄像机给我们录像，一位年轻女士还帮他打下手。见我奇怪，秉荣介绍说：“别在意，这是我儿子、儿媳妇。他给咱录下像拿回去给他姥爷看。” 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们全家都来了？” 她说：“生意做得这样，孩子们都没少辛苦，我慰劳慰劳他们，把全家都带出来了。” 我和白令海被安排在另外的餐厅进餐，看他们饭菜上来，我只好告别。张秉荣急忙叫孩子写了个字条交我。上边写了沈阳“老四季酒店”地址和三个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打哪一个都行。只要说是邓友梅，咱家人没有不知道的。” 我拿着这张纸仍然感到这像是梦境。脑子里是推着小车，满面饥色到我村找生路的张铁匠一家；面前是坐着飞机，谈笑风生在外国旅游的张秉荣一家！怎么也不能把两组形象连在一个画面上。 穿我唐装走天下 自从*****同多国元首穿起唐装，并排在上海apec会场亮相以来，我在居住小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我出入小区总有人小声笑我是落后保守“老古董”；如今我上下电梯，碰到的人们却当面赞我是“人老心不老”的“新潮派”了。就因为此前此后身上一直穿着中式裤褂，按时髦的叫法就是“唐装”。 为穿民族服装，我吃过苦头闹过点笑话。“*****”中被视为“坚持四旧”遭“革命小将”围攻，不得不套上件“革命外衣”，蒙混过关。拨乱反正后有穿衣自由了，盛行洋为中用，我又成为落后于潮流的典型。有次我穿黑色唐装参加政协大会，有两位举着摄像机的传媒界年轻人追上来问：“您是宗教界委员吧？请谈谈宗教界情况……” 穿唐装也给我带来过快乐。 有次到国外参加个会议，同行几个人动身之前都忙于做西装，选领带，买皮鞋……我则到小胡同中找个体户裁缝做了两套中装，买了双布鞋，只花了他们置装费的一个零头。有朋友就笑我老土加吝啬。到了外国，正式场合洋朋友穿的西装不仅是名牌，而且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手帕，打火机都要西装同一品牌，成龙配套。与此相比咱们这些国产西式装备就矮了半截。而惟有我这身手工纽绊封襟小褂，千层底圆口布鞋，却叫洋人看直了眼。中国气派和西方风格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特色，没有高低，不分上下。休息时有人走过来跟我打听做这一身手工衣服要多少钱？在哪里能做？有位日本作家甚至提出要用他身上西装跟我换，我还真有点动心，因为他那身西装至少比我的贵lo倍，但为保持民族自尊，我傲然地摇了摇头。 事后同去的朋友问我是否早就知道洋人喜欢唐装，而对他们保密？ 其实我穿唐装就因为穿着它又舒服又省钱，并没考虑其观赏效果。穿中装没有打领带穿皮鞋夹垫肩等板得那么难受，而且只用买一条好领带的钱就可做这满意的衣服，何乐不为？若说秘密，也有一点，就是我作了几年外事工作。知道外事活动有个惯例：正式场合穿西装必须按国际着装规范，穿本民族服装则依民族习惯标准，穿西装成龙配套严谨整齐是他们的讲究；穿唐装舒展潇洒高雅大方是我们的品味。在外事场合穿民族服装绝对合理合法。 穿中装有时还能造成意外的感情交流。两岸开始交流不久，我参加作家代表团去台湾。第一次越过海峡，下飞机后会碰到什么场景没有底，在飞机上大家就没心思说笑，那次又是众皆西服惟我唐装，沉默之中我就有点孤立感。不料到台北一下飞机，看见迎接人群中竟也有人穿着唐装，我这心一下子就感到股暖和，正这时从中走出一位穿唐装长衫的长者，向我笑着问：“您是从北京来的作家吧？”我说：“是啊！我叫邓友梅。”长者热情地拉着我手指指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还说从来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瞧就是北京来的。中国人走到哪儿也认得出来！”原来长者正是台湾杂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延环先生，原来我认为爱穿唐装只是个人习惯，从此才发现内中还含有民族认知情怀。 随着我们送给外国领导人这批唐装，近日似乎扬起民族服装热风。像是大家同声唱起一首歌：爱我中华！ 好人苟令文 荀派名伶孙毓敏同志打来个电话，告诉我说：“令文老师入党了。他无法行动，入党仪式是全支部的党员到他家开的……” 我听了直掉眼泪。 这位“令文老师”，打北京解放我们就认识。45年来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没出过名，可也没惹过祸。只是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说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写了45年“入党申请书”，打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写，年轻时写，老了还写，在职时写，退休之后接着写。心脏病告病危，脚出了毛病得截肢，只要一缓过神来，在病床上继续申请。为什么？他说：“我通过事实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我热爱他。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 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在他家墙上挂上党旗宣誓入党了！就这股决心，就这份韧性，我没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动。有这样的市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北京解放40多年，头一件成就是造就出这么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发展的。老北京人有个变新的过程。拨乱反正之前，我这批朋友倒霉的多，得意的少。倒霉而又乐观，以幽默洒脱的态度应付困境，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个。40多年，他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可我也没见他发过愁。 荀令文人穷职位低，给自己立下个戒条：从来不对外人提他爸爸是谁。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个荀慧生。他说：“我别给老人家儿丢人！” 小时候荀令文学过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学老生，戏学会了几出，自己觉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见荀令文上学挺热心，文化水平不错，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学医。他学了一阵只学会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声调，没学会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实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连四大名旦这样的艺术家，也受尽军阀、官僚们欺压，觉得戏班这口气不好咽。他想改换一下门庭，从军从政，挺起腰板来做回人。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他那时不了解共产党，有错误的“正统观念”，抗战一胜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学校”，上那个学校是要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等他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还没等到毕业国民党就垮台了。他不肯跟着国民党往台湾撤，脱身回了北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可是混上了个“国民党员”和上过“警官学校”历史问题。他见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公正廉明，为人民服务。从心里拥护，下决心要跟着党干革命。但他这历史身份，想找别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后“京剧公会”决定由艺人们自己集资办个戏校。令文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筹办工作。请名角们义演，找关系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样样效力，马不停蹄。从筹备到建校一直到排戏、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数职：业务干事，校长秘书，班主任，他全干。可是直到学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时间他没拿过一分钱报酬。公家派来的人有工资，有加班费；请演员来上课有车费有津贴。只有副校长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尽义务。后来政府接办了这所学校，才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俗话说“家有三担粮，不当小孩王”。他挣钱不多，管事却不少，小孩王当得极为热心。张学津现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时候有个毛病，一上台准闹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领着他上医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还得嘱咐他怎样保护嗓子，如何吃药。我弟弟是这学校的学生，唱戏不出名可是调皮出名。北京戏校建在松柏庵里，周围是一片坟地。当时正在搞建设，挖出来的空棺材就扔在学校门口，这孩子早上起来练完功竟钻到棺材里头去玩，同学们一出门看见棺材里钻出个头。吓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训他还得早早起来巡视，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吃这点苦，受这些累就算不上什么了。您想想，凭他这国民党员，“反动警官学校学生”，再加上反动权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日子好过的了吗？挨斗归挨斗，受批归受批，早上我们在陶然亭遛早，他还那一副笑哈哈、大咧咧的样子。专说逗乐话，叫大家开心。好像满没那么回事，而且照样写入党申请书。只是因为“砸烂党委闹革命”，没地方交了。 十年浩劫过去，大家松了口气，他的日子便更难过了。造了十年反，学生们除去会唱几句样板戏，没一点真本事，耽误了一代人。剧团恢复演出，想找个合格的琴师都困难。学校得加紧培养音乐科的人才，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令文和王国臣两人。全校音乐科就有4位教师，教文场的只有一位。怎么个加紧法呢？只有请临时教师，这办法学校同意了，但为了“防止教师借机发财，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规定每堂课只准发一元钱教课费！您说，学校远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们为这一元钱跑来跑去够买鞋的吗？ 荀令文居然不讲价钱，把差事揽下来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请的都是名师，连张派大名家何顺信也请来上课了！ 没人打听荀令文是怎么把这些人请来的。人们至多说句俏皮话：“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后既要搭钱，还要卖脸，从来不提他爸爸的惯例也被迫打破了，到处磕头作揖，要请哪位上课，令文先自己掏钱请客。在饭桌上敬礼求情，对方是老一辈，就说：“看在我爹的份儿上，您总得赏我个面子，大叔，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蜡吗？”碰到平辈晚辈的，则说：“你们也是这么学出来的，不能叫这一行从咱这辈断了呀，帮孩子们一把，去上一课……” 名师出高徒，没多久这学校音乐科就出了名，毕业时许多剧团抢着要人，点着名要毕业生。学校立功，剧团欢喜。却没人提过一声荀令文名字。更没人打听为培养学生他跑坏几双鞋？说过多少好话？垫了多少钱？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说，人们只看见他家的东西是越卖越少，穿着也越来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时，怕孙子跟着令文慧挨饿。有一度每月还补助他20元钱伙食费，后来连这点补助也没有了，令文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他不叫一声苦，没叫一次屈。仍然说说笑笑，东跑西颠。好像其乐无穷。还是照样写入党申请书。高兴的是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兴，没笑脸的时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错过事情，对自己严厉自责之时。当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还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当了20多年右派，很为人们所同情。有次谈起往事来，令文当着众朋友面，难过地说：“诸位，反右派时我是犯了罪过。我也给沈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沈先生拉着他手说：“令文，你别这么说，没有你那张大字报我也照样得到右派，这跟你没关系，你那时也危险着呢，形势所迫，你不写行吗？”令文却说：“您越这么原谅我越觉着自己不是东西。”后来，沈先生的著作《京剧群典》出版碰上困难，朋友们叫我帮忙想办法。令文就找我说：“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书的事你别把我扔在外头，不论多少，我得尽一份力！”结果他出的力比我们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获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后，身成残疾，别的干不成他就录音写信，把录音或信寄给海外的同学、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动员他们回来参观、探亲和参加建设，并且就他所能，毫无保留地把荀派艺术告诉给荀派弟子们。 荀派高足孙毓敏如今是北京戏校的校长。举行入党仪式那天她和支部的党员一块来到这位老师兼师兄的家里，提到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动情。令文却说：“别光说好的，我还有丢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写了大字报呀，我那是为了救自己对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对不起党，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荀令文不是英雄，谈不上超群出众。只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这样的人在北京成千上万，尽职责守本分，说不上有突出的业绩，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们新北京人整体形象。 巴黎漫记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14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字，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1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听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驾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刚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8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生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丁，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买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8月份，统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租个工作用电视摄像机也可以的。” 朋斯说：“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六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咖啡厅的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很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完全法国味，他二位身上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随身总带个小录音机，录音机里反复放《苏三起解入我问：“谁唱的？”她说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蛮漂亮吧。” 我郑重地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只小狗，蛮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做他的儿子，大概是公狗。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个，不致使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 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他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4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是刘太太的，他租给了几个黑人做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了，您的生意会更有发展。”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了，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作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静生活了。”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过这种“知足长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起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风尚与美国不同之处。忘了以前上学时听有位老师讲过，说法国人懂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被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恰好韭菜饺子端上桌时，肥仔来了。名不虚传，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五 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仿佛不是这里少个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认真去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圓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经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用法语说了句什么，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着去捅他的汽车，一听他说话撒腿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几句，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的，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作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早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哪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去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作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他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的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殖中国金鱼，可是8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扔在那里。不过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去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去，但始终没去。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回国去见面，所以我现在并不着急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说得最好，车子开得最好的，又是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好久电话，他家都没人接。肥仔讲：“不要找他。明天我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他们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对那里记忆犹深，但他说不出街名。尽管如此，肥仔还是把它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说中所写的春光旖旎的场面。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的步子重一点脚下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当时旅馆本身无关，另有原由。他说我这老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 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了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往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1000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仰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她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点？”他说：“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天天都来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吗？”“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也要找瞌睡，交钱比这里还多。” 肥仔睡完1000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 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们上午决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真清静到了通街不见人影，见车迹的地步。广场上有一家餐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就连吃馆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两人外，只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却要了比我们两人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又极迅速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为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卖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丫，剩下几个就扔在了旅馆的垃圾桶里。 中午睡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岳华接完电话告诉我，老徐要来。 七 徐教授是下午3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10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未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10年前大陆上8亿农民中除去4亿妇女和2亿孩子，其余两亿大概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了的这装扮竟出现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种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给自己动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识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40年代中期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随着他上的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去的，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鹏剧团，工作，20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一间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学中文的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8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的。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他认为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他就成了现在这模样，而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的。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选服装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满脸像开了朵细辦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三个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个上学，一个还小。还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是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人，自然感到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八 老徐竟然有两处住房，一个在塞纳河边距拿破仑波舒巴特的墓地不远处的一幢楼上。他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子，房东老太太到过中国，十分善良，老徐结婚后，兰英来到法国，第一位法语教师就是这位c夫人，c夫人教兰英法语，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勤奋，这么聪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这么孤独，于是自愿地当了她的保护人，从兰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又兼了孩子们的教母、养母和家庭教师，一句话三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们吃、住、玩、清洗卫生、入学前的幼儿教育。孩子们管她叫奶奶，老徐和兰英在不在家孩子们无所谓，可这奶奶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老徐当然很感激这位房东，实际上也是拿她当亲眷看。可山东人的怪脾气实在难改，有时一犯脾气就几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无所谓，孩子们和兰英照样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独立性”。又在圣母院广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幢高层建筑的最下一层。把着街角，因此两个门开在两条不同的街上，如果开商店，无疑这是个好地点，但老徐把前面门的铁合页门一开到底，从后门出入，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有近30平方米，小间10多平方米，外加厨房和卫生间。而地面之下还有同样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这间大屋内，放着一个长餐桌，一套沙发，一架电视机，还有个书柜，但没有写字台，在小间里放了一个折叠单人床，在床、桌、柜之间是各种有用和没用的杂物，如玩具、儿童画册，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还有个儿童车，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几乎什么家具也没有，上有一架录音机和多得数不清的画册和儿童玩具。根据这些陈设，你怎样也猜不出这间屋子做什么用。给我只留下一个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绝对是中国山东农村的。 我问老徐，这栋房子他平时作什么用？他说这里离两个孩子的学校近，他们中午下学可以上这儿来吃饭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边过夜。白天全家和孩子们一起到这儿来。孩子去上学，他就在这儿备课、读书，兰英可以在这儿绣花、洗衣、做针线。不过也不是每天大家都过来。总之要有一个大人陪着过来。如果他们俩都没有空，也有房东夫人陪两个大孩子过来的时候。善心的“奶奶”中午为两个孩子做中饭，晚上再把两孩子带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开车送到这里，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样，自己下厨房去烧水、煮咖啡。老徐利用这个时间把扔在地上的画册、报纸和各种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这时后门外有了脚步声。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用力推开门，大叫着闯了进来。接着又跟进来一个和这孩子一模一样、除去喊叫的声音外，其他都小了一号的孩子。再后边就进来一位妇女抱着个又小了一号，和前边两个孩子长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这妇女无疑就是兰英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肯定见过这个人，甚至从她孩童时代就认识她：因为她的衣着、神态、语音都是我多年来看惯听熟了的。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在巴黎，连在北京也很少见到这样打扮的妇女了，只有在十年前的山东山沟里我才能碰上这样的妇女。她们的聪明、美貌是那山区里人的骄傲，而她的衣着也就为那地方的少女们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红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浅灰裤黑布鞋，头发齐领口。不吹不烫，只在左侧卡了一个金色的发卡。她的身材是标准的中国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称而不夸张。脸上仍保留在露天劳动时染上的阳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对她介绍过我，所以进门来头句话就说：“友梅大哥还没到吗？”这样纯粹的山东乡音我已多年没听到了。听了无限亲切。我正要回答她的问话。第二个孩子和肥仔谈话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俩都用法语。两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搂着他。孩子说很长一串话，肥仔简短的问了句什么，孩子又指着他妈妈大声说了几句，这时兰英忍住装出一副嗔怒，冲他们俩说了起来。她的法语那么悦耳、自然。虽然我听不懂意思，但听得出完全像她说山东话一样地道，何以见得？我是从语气、语感、神态上判断出来的。这三个人说法语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说；肥仔半闭着眼——我怀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和着孩子说些什么同情的话，兰英一边在做事情——将怀中孩子交给老徐，理正自己衣服，从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间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灶间去洗做……一边假嗔地反驳着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边笑，我问老徐他们在谈什么？老徐说孩子在抱怨这两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浑身是疱；肥仔说蚊子总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妈妈没替他们把门窗关好和没有用杀虫药去杀它们；兰英申述自己不喷杀虫药和不应当把一切责任全归于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们说中国话，不然我们至少有两个人不能参与他们讨论。大的和中自勺两个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议，他们一张嘴我才知道，他们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语，他们发“躺着”叫“切着”，称“我”为“俺”，一句长长的这种山东土话，中间还要加上不少法语词汇，岳华听了苦笑说：“我听他们的中国话比听法国话还要费力气。” 兰英就在和我们的答话中，洗了菜，和了面，拌了馅，并且动手包饺子，我们要大家动手，她说用不着，这几个人吃饭不够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华人社区以“风流才子’’闻名，黄发白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成家还是得找中国姑娘。中国一般的地方还不行，必须是他的故乡山东人。1978年，在他离开大陆30年之后，他第一次返乡去探亲。据他自己说，他是少小离家，思乡心切回去的，并不是为了找对象才回乡。我无意评价他这句话的诚实程度。总之他刚到山东省城；还没有回到老家，他们县里已经有人知道他有意“找个媳妇带出洋去成家”，并且替他认真筹划了。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今天还不同。今天有亲戚在海外定居，和有亲戚在要害岗位当官一样，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羡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谁家有亲戚作了“外国人”，那可跟有亲戚在蹲监狱差不多，是个令人侧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儿谁会嫁给个假洋鬼子呢？ 农民自有农民的心计，他们一下就把视线对准了兰英。 兰英人好，心好，模样俊，能干活，可是命运不好，她爷爷的爹是“地主”，尽管她生下来时整个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地主了，可“***”！仍要她为祖宗的剥削行径负责。把她从青年农民的队伍里区别出来，列入黑五类子女中去，让她在众人的歧视、蔑视、敌视下生活。村民背地里同情她，尽量不难为她，但谁也不会拿屎盆往自己头上扣，去和她家攀亲戚。所以尽管已经过了当地姑娘们习惯的结婚年龄，她连个对象还没有。老徐的到来，人们认为这是天赐良缘！一个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错，还会嫌人家住在外国吗？对于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国地主资本家既还没打倒，兰英的出身不会引起老徐的顾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们一提，对方就表示愿意见面一次。见面谈了一上午，两边就都笑嘻嘻心满意足地把婚约定下来了。并且讲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给兰英办移民手续，护照签证一到手，立刻来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来不了，请个朋友来代他接，只要有徐的亲笔信，兰英就跟着去。 几个月后兰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问兰英：“就见了一面，你怎么就敢答应老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兰英说：“这人一看就是实在人，出去几十年，还不忘乡下老家；他不嫌弃我我还嫌他什么？”我说：“你以前出过远门吗？”兰英说：“连俺们县城我都没到过，没坐过汽车。”“那你怎么敢上巴黎这么远地方来。”兰英说：“嫁鸡随鸡哩，不管多远，他在哪里哪里不就是我的家吗？”我说：“你也没问问巴黎是什么一样？”这时老徐在一边插嘴说：“她问了！巴黎远还是新疆远？坐飞机头晕不？” 我笑说：“她没问问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适应？” 兰英说：“不问那个，再困难也不会比我在村里的处境更困难，再辛苦也不会比我在山东种地更辛苦，我没有受不了的罪。有个贴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别的啥也不怕！” 兰英到巴黎后头一个困难当然是语言关。老徐想，她连小学也没上过，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这法文她能学会吗？出乎意外，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了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冠军了。她说她就是用两手抡镐头开山种地的劲头来学法语的。现在她给家里写信要用法文写，写好请老徐帮她译成中文；看香港来的电影，有法语对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窍、不通了。她用开荒种地的精神去学开车，结果车也开得很好，学会法语和开车两项本领，她的生活就完全打开局面了。她本来在农村就学会多种手艺。她自己做豆腐、腌咸菜，给丈夫和孩子缝衣、理发。有余暇还为一个服装店做手工绣花。她绣的花很受欢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说：“自从有了我们兰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有了储蓄了！她比我强！” 九 过了三天，李导演率队来到了巴黎。 这一队共6人。导演夫妇、李小姐、夏副导演、我内子。还有同路来度假的李导演的外孙女。李太太不辞辛苦为我们操办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岳华，全部工作人员只有6人。这和国内我见过的外景队那副浩浩荡荡大车小车排成队阵势相比实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临时工，租车租机，自然是方便和节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细算做法有关。我发现李翰祥先生有个特点：个人生活讲舒适，交朋友一掷千金；但在制片成本上精打细算。自己私房钱放手花，公用投资分厘必争，这是个好作风。 我们从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辆小面包车，岳华当兼职司机，把全队人拉到我们住的旅馆吃早饭，岳华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随后就拉着全体人员和行李去找旅馆，我们住的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几家也不满意，最后选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馆，地处塞纳河边、铁塔近旁。这是个公寓式的旅馆，有厨房可用，李导演几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过。房间分好后，进得屋中李太太四处一看，大声叫道；“真有这种事厂用手指着墙上一颗钉子说：“这还是我住过的那间屋子。这钉子是我钉来挂书的！有此为证！” 趁安排行李之际，我辨认了一下方位，这旅馆应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东边是日光大厦，西边是铁塔、拿破仑墓地，南临塞纳河，最近的一条桥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条。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讲的“东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觉而定，就是我假定面前的塞纳河在南面，以左右为东西。本来我有一幅巴黎地图，按图述文是不会错的。正动笔时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说得头头是道。让读者觉得我熟悉巴黎，作文严紧。就把图交给徐教授，请他翻译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应了，把图拿去就从此回了巴黎。连地图也随他回了老家。这下就使我露了馅。 吃过中饭，我们就去看外景，头一站是“红磨坊”。我看过“红磨坊”的照片，与照片相比，实地要差得多。那个“风磨”实在简陋，完全是块布景片。街道气氛，有点像纽约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拥挤些。由此我们又转往香榭丽榭。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这两条街上。不过巴黎当地人很少，从服饰、语言、肤色分辨，多是外国游客，8月份巴黎人游出去，腾出巴黎让外国人来游。大家都是这么游来游去。世界热闹起来，交通业买卖兴隆通四海，蛮不错。 十 第二天开镜，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个镜头：“邓友梅和李翰祥、岳华三人在香榭丽榭闲逛，走进咖啡厅，坐在桌前闲聊。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墙外远处是凯旋门，近处是丽都艳舞厅。满街的车，满街的人，满街的时装和欢声笑语。”朋斯先生把个摄影机放在我们对面桌上，开机拍摄，咖啡店的侍应生先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几个黄种人搞什么名堂，随后就大感兴趣。等他明白过来这是用他的地方进行工作应当收费和制止时片已拍完，李导演说声“麦西”告别走了。当晚看样片，发现自然的街景，生动的群众演员使画面十分精彩。导演先生还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为这个片的投资人感到高兴。 片的主要投资人谢老板，果然在第三天从美国也赶到巴黎来了。 谢老板来的前一天，拍片之余我们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场。这里有几家古董店中陈列着中国鼻烟壶。李导演是“大内行”，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内行”。我是“二内行”，也是自封的。“大内行”在一家店看中两个烟壶。正在讨价还价之时，肥仔和岳华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另一家有个烟壶很不错，有位临时帮助打灯光的华人小伙子说：“你要灵快去，不然李导演看见会抢去。”我去看看，是个料壶，内画“风雨归舟”和残荷，有三条小纹。要价200法郎。我细看一下，题款是“乐元周氏”。我想法国人不懂中国事，周乐元岂是二百法郎能卖的？故意还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卖了。当晚回来我们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传阅。只见翰祥买的一个是仿任伯年“苏武牧羊”图，画得颇精。题款是“一壶斋”。我告诉他“一壶斋”是王习三的画室名，他大为高兴。后来细看，有“子艺”二字。刘子艺是习三的登门弟子，也算名家。这个花了两千法郎，价钱公道。另一个是彩瓷的，虽不错，不算精。至于我那个，“大内行”说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么呢？我们都很高兴。我回国后见到习三，拿壶给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迟疑地说：“假的！”并说：“中国写烟壶的作家，跑法国去买件假古董，传出去未免丢面子，你还是收起来吧。”从此我就把它人了库。 “大内行”的烟壶却有了出息。谢老板到了巴黎，我们一起去塞纳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请他当特约演员，把那只好而不精的烟壶塞在他手里，叫他一边观看两岸风景一边闻鼻烟。开麦拉就对他拍个不停。银行家办事大概是挺认真的。又是头一次当明星，尽管不断打喷嚏，还是按导演要求把整个鼻子都抹黄了。片拍完后，翰祥说：“你投资拍这片，又上了镜，应该留下这烟壶作纪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让给你，上边贴价钱，我一个法郎瘟不多收你的！”谢老板很高兴，从此那烟壶就归了他。 “大内行”此后又买了几件东西，都是极真极好的。只有一件东西又和我发生点争论。那是件孔雀蓝小罐，他说是元朝的，我有点怀疑。他举出各种理由证明确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坚持。过了两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来访，他叫那位朋友鉴定这是什么朝代的？那朋友不说年代，只说这是波斯瓷器，李大导演虽不服气，离开巴黎时他却把这珍贵的元瓷送给徐教授作纪念了，徐拿回家给兰英看。兰英说：“这么好看的罐子用来放盐太可惜，放别的又不适用，搁在桌上当摆设吧！”不过我认为翰祥眼光不会错，那东西可能还是元朝的，谁敢说元朝时波斯不会烧瓷器呢？何况这罐子是交了几千法郎买来的？后来听说翰祥在澳门开了间古玩店，名叫“古月轩”。我向他祝贺，并问他：“是你自己鉴定货品吗？”他说不是。另外请了专家主持店务，而他一位女儿在大学学的也是有关文物的课程，这当然就十分保险可靠了。虽然如此，我仍认他为“大内行”。 十一 在巴黎拍摄的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罗浮宫前边的古玩商场，一个是艾菲尔铁塔。罗浮宫前的古玩商场是个几层楼的大市场，布满了一个卖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楼上有一家店专卖中国古玩，收有石烟壶。老板先生40多岁，颇有风趣。我们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们拍片，并且现身说法演这个店的经理。剧情是我逛到这儿买古董，碰上李导演和岳华。他们和经理在讨价还价，评论烟壶的好坏，我插上一句话，几个人就认识了。问起我来巴黎的原因，我说来观赏巴黎珍藏在铁塔上的一只烟壶。这烟壶是李鸿章访法时送给法国朋友的。小说里当然没这一段。这是李导演的再创造，纯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国古董商很会演戏，他说他的法国话，我们说我们的中国话，但配合默契、严丝合缝。将来放映时一定会造成个效果，认为我们三个人都会说法语，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这是有准备的，倒还好说。还有？段是我进入另一个店，老板是法国老太太，事先我们没告诉她摄影师朋斯先生躲在门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问我话，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无准备听得莫名其妙！冲我笑嘻嘻地又说了一长串法文。我照样回她一大篇中国话。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个怪脸，朋斯先生把这一切拍下来。晚上看样片，竟像我们两人谈得很热烈。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录音。因为我跟老太太说的是全不相干的话。而且一高兴还说了几句日文。我以为老太太是外国人，日文也是外国话，或许她能懂一点。可惜从表情上看她听日文和听中文完全一样，都是一副苦恼的笑容。 上艾菲尔铁塔拍片遇到了点麻烦。不仅要先向***登记，而且要收不少的费用。幸亏在法国外交部和***我各有几个朋友，他们听说要排我的小说，而且有宣传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帮忙，广开绿灯。隔了一天就发下许可证来。不仅不收拍摄费，连登电梯的票钱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这项总结十分可贵，这次巴黎拍片，若没有巴黎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决不会如此顺利。拍戏需用几只好烟壶，徐教授就借来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们东奔西跑。需用杂物、食品，要人领路作翻译，肥仔义不容辞。肥仔自己对拍片没兴趣，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就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我的事少，他就总拉我去，他总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摊档。并且总有胃口“吃一点！”买东西还价他也最内行。似乎巴黎摆摊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们还请了一位女摄像师和灯光助手，全是华裔，热情干练得很，这位女摄像师住在风化区，我们要去见见世面她愿作向导。我问她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她说：“单身女人住在这种地方最安全，到这里来的人是花钱的，不会发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间，最轻闲的是谢老板和我们夫妇，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多观光。拍片地点就在罗浮宫外，我几次去罗浮看它珍藏的艺术品，看到维纳斯、蒙娜丽莎的原作，实在是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获。这两件作品我都见过照片和复制品。“蒙娜丽莎”的照片，多半印制较好，大体上能传达原作的形象。而维纳斯的复制品实在太多，太劣了。见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么美，而又被复制品、仿制品糟踏得那么厉害，我想应该有个法律，禁止维纳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复制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组现代派雕塑也极精彩，那本是容易仿制得像的，不知为什么反倒没有人仿制它，大概是没有维纳斯的欣赏者多吧。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对雕塑也实用。 在凡尔赛和罗浮，都看到有关拿破仑的油画。这使我联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国时去魏玛参观歌德的故居，无意中在公园里见到拿破仑的一辆马车。他乘它从莫斯科逃跑回来，走到魏玛马车出了毛病，仓促间把马车扔下，骑上马逃回法国去了。这车便被当地人保存下来；二次大战德国受到炮火的冲刷极烈，这马车竟安全无恙，后来我到莫斯科时，又特意去看了当年拿破仑停留过的房屋。现在看这些画，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拿破仑一生，大起大落，轰轰烈烈，几乎到了一跺脚地球乱颤的地步。到头来不过为后人添几处旅遊地点留几句消闲谈资。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倒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人类进步种一株草，植一棵树。砌一块砖，加一片瓦。对人民对社会问心无愧，也就死而无怨。我钦敬托尔斯泰老先生。他创作的拿破仑比拿破仑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兴趣的是观察它的世俗民风。我觉得在法国的人比美国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闲适，比德国人轻松，比香港人从容，明显地感到欧洲传统文化素质。青年人虽也像美国和西德等处一样穿着随便，行为爽朗，但老年人则多半衣冠严正行为规矩。他们看艳舞时一定穿西装、打领带，女士则着夜礼服。“丽都”的艳舞表演也并非像人们想的那么色情。场面壮观，编排用力，演出时台上认真，台下严肃，很少有引起人邪恶念头的成分，倒还是“美的展示”与“美的欣赏”成分居多。中国人不欣赏、不习惯、不提倡、不准许全可以，但不必用我们的尺度去量别人的鞋子。 巴黎当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业。并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归，车子从“山东街”开过，看到几位神女，身着黑皮夹克，左手执皮鞭，右手拿镣铐，一副凶神夜叉模样。据说巴黎正时兴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轻薄少年中这扮相最有魅力。这很好，因为中国人看了多半会吓得落荒而逃，马上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的严刑拷打，决不会被勾引落水的。有儿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结束，我们转赴伦敦，内子因为到了巴黎才办英国签证。虽然法、英两国的朋友尽力帮忙，但时间太紧，这时尚未办下来，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负起了照顾之责。弄了几天，签证仍未下来，我太太决定不去伦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气不平，临行前跑到英领馆去发脾气。谁知她把气话刚说完，负责签证的英国朋友就说：“太太，签证下来了，我们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呢！”马上她就转怒为笑。又把回香港的机票换成去伦敦的机票。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协助下办的。包括她发脾气的话也由肥仔作了高质量的翻译，至今说起来，他对老徐、兰英和肥仔还满心感谢。惟一有点美中不足之处，是肥仔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开着车又打起瞌睡来，车子像舞龙灯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动着飞跑，吓得她两腿发软，下车后几乎没力气上飞机。 从欧洲到美国 1988年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汉堡参加中国艺术节。正式活动结束后，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休息了两天。镇很小，但出过一个大作家，名叫席勒。这个镇似乎就成了个席勒纪念馆。沾作家的光，这里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欧洲小镇的面貌。高耸的屋顶，狭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静的庭院，爬满青藤院墙，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连那淡淡的斜阳和蓝天白云也是百年前的旧物。使人一走进那古老的城门，仿佛不论空间和时间，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连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有个挎着美人骑着白马的剑客从门前走过，他却一直没有来。 我们看了席勒的故居，参观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馆，饮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协。几个德国朋友正在等我们。为首的一位叫克吕克，很年轻，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说得很不错的小姐，柯葛兰，她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对中国很有感情。可是现在做的工作，与中文毫无关系。还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们帮我们取下行李，暂存在友协，立即陪我们去看国际书展。 在车上闲谈，才知道这个德中友协的工作人员，全部只尽义务，不取报酬。不仅不取报酬，还掏腰包捐助。他们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来的钱来维持。就连我们坐的这车也是他们自己私人的。但他们以此为乐。他们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把促进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做自己的天职。他们冒着雨陪我们到了书展会场。 法兰克福的书展是世界闻名的，已经有80年历史。战争时期中断了几年，现又恢复。每年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书展的摊位是出租的。为了使更多国家有参展机会，书展规定，不论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两个摊位，对第三世界的公司则减收租金。今年有80几个国家，几千个出版社参加，到会记者就有1000千多人。 本来只想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再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法兰克福市容。进门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彦火。他传达了两条消息，一是巴黎的阿兰正找我，一是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请我们到她的展位去。阿兰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会几句中文，给我带来了巴黎朋友的信。收过信闲聊几句，他那几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辞。第二件却费了时间。书展上在卖赵淑侠的《翡翠戒指》，她正为此开记者招待会，请我们参加，我们全团的人就都欣然赴会，原来是想参加个开幕式，礼节性地说几句话就告退的，谁知欲罢不能。她租的厅很大，四面围着会议桌足可坐几十人，不料开会时来人很少，作为主人的出版社经理、编辑和赵淑侠本人坐上主桌之后，来宾和记者竟连一面桌也没坐满。我们几个中国人成了基本群众。赵淑侠颇为感慨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国内作家的工作环境。你看一个中国作家在西方打开局面有多难。”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们当然坚持到把会开完才离开。而这时书展负责人发现有个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会了，立刻派人请我们参加他的招待会，专门向我们介绍书展情况。同时就在会场餐厅用了自助餐。 从书展出来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闲聊，直到参加德中友协的欢迎晚宴。 这天晚上友协安排我住在一个热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一次，从此对中国产生了热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积极分子。他们的住房并不大，似乎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厅。但他们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这屋中挂了中国画，摆设着中国工艺品，放了鲜花和水果，床铺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为我精心布置过。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会说：“谢谢”、“晚安”、“早安”三个德语单词，第三个词半夜里还用不上。两位老人比我好，他们虽然也只会说三个中文单词，但全能用上：“谢谢”、“你好”、“再见”。于是我们全把所会的对方语言说完，就各自进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打手势吃完早饭，友协的朋友就来接我了，由他翻译着匆匆而热情地交谈了几句。老人说自从他们去过中国后，见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总要凑上去问候几句。我问他：“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难分别吧，你们不会认错吗？”他们说：“不会，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连上厕所都照相，很容易认出来。”从他家出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一对普通的德国老人，已退休，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忽然闯入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们却满腔热情地留食留宿，问寒问暖，用手势和目光来倾诉他们由衷地喜悦。只出于一个理由，客人来自中国！我很为此感动，并觉得这个世界看来要比想象的可爱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机场，在这里又碰到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安忆已从荷兰回来，鲁彦周荷兰没去成，张洁也从汉堡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阵咖啡，我把他们送进候机室，从此就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我以前几次在国外旅行，全是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生活有人安排。对话有人翻译，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计划，如今单枪匹马，可就寸步难行了。从公告牌上看，我的飞机误点了，误点两个小时。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轻装一下，然后找个角落定下心来休息。看到不远处有几位华夏同胞围成一团，便凑了过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听一位戴眼镜的同胞讲话，讲话人有40开外，满脸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话，讲得眉飞色舞，细听其内容，乃传授国外购物之法门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讲到一个段落，就对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说：“劳驾，你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间……”话还没讲完，那位演讲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冲我打量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对你毫不了解，不管！”这话使我顿生敬意，很为我们同胞这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当场出丑之虞，无可奈何，也不顾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边有几个年轻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过来问我：“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也不再调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说了句：“wc.谢谢。”那洋人马上就懂了，连说“0k”。我这才过了这一关，并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 二 我乘的这班飞机，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伊斯坦布尔经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班。按规定应当是上午9点到法兰克福，10点从这里起飞。忽然晚点了，9点钟时公布晚点两小时，12点时又公布再晚点两小时，下午l点总算广播检票登机了，宣布2点起飞。我便拉着行李车排进了登机队伍，排队时还顺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认准了是从42通道登机。这队伍很长，因为要验护照和机票，走得很慢。好容易过了海关和边检口，进到里边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这里也要排队，而且入口处还要验一次护照，比出关队走得还慢。心想这德国人好奇怪，别处都验一次护照就完事了，他们要验两次；谁再说我们中国出入境手续麻烦，我掌他的嘴！一边嘟囔一边就选一列较短的排了进去。足排了有20分钟，距我验证就3个人了，轮到一个土耳其人，那边检人员就没完没了地盘问。问到最后，边检人员从桌下拿出个小木牌挂到桌前，上写两个大字“no”；用铁链拦上通道，带土耳其人进到后边屋里去了。我这一排人立即哗然，咒骂着转到旁边一列排尾，从头排起。这时距起飞时间只有不到5分钟了。我拉着行李车拼命跑，连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着走着觉着不大对，怎么这地方像是来过呢。这不是我进关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吗？细一看，糟了，原来我跟着登机队伍进了关，又跟着下机队伍出来了。这时距起飞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汗就顺脖子流下来了。我倒不怕误机，问题是误了之后不好办。无论改变航班手续还是找朋友住旅馆，我三句德语都不够用！把我会的英语单词加上也不行！想到此，当机立断，拉起行李就再往里跑，跑到海关，那两个德国人愣了，摊开两手互相说了一大串话，从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说这个中国人好奇怪，怎么拉着行李来回转腰子？我一急突然从嘴里蹦出个英语单词来“佛剃徒！”那德国人一听还懂了。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这才看见原来42通道人口就在他身后。看看表，按规定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想在中国人若没到齐，飞机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里跑。到了候机室。只见满屋是人，没任何要登机的迹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飞走，这是等下一班飞机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广播喇叭响了，说的是英语。虽然我大部分听不懂，可听懂了两词，一是我这班机的代号twa，一是“随当”！再偷看一眼别人手中的机票，果然与我的一样。顿时福至心灵，突然明白了还是叫我这班机的乘客“随当”，便放心地坐了下来。谁知这一“随当”，就“随当”了4个小时。尽管肚子饿得直叫，再也不敢离开。傍晚登机时，碰巧身后有人说日语，回头看见是一对青年夫妻，黄肤黑发，纯粹亚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语搭讪，果然一说就通。我问他们这架飞机为何误点？他们说，发现从土耳其上来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机嫌疑，所以要整机作安全检查。怪不得刚才边防人员把那土耳其旅客带进屋里去盘问。谢谢他，不然我是决赶不上这架飞机的了。 天黑之后，飞机飞在大西洋上空飞得很平稳。吃过饭——说不清算中饭还是晚饭，睡了一会儿，空姐把叫我醒，递给我一张报关单。给我出了道难题。 两年前我初去美国，对美国的海关制度很留下点印象。他们的报关要填的项目繁杂，而且一个中文字也没有。没办法，我只好又去找那两位日本朋友。听说我要他帮忙填报关单，他们马上答应，并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问到国籍，我说中国。那位男士停下笔冲我看了半天，忽然说出句道地的国语来：“哈哈！，你原来是中国人！你刚才怎么和我们说日语？”我说：“我听到你们互相在说日语呀。”他说：“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会说中文。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愿说英语。”我问：“您是……？”他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国20多年了，为了不忘记母语，他见到中国人总是用中文交谈的。我们聊了一阵，他告诉我，到纽约人关时，还会有一次颇麻烦的问话，到时候他会帮助我。 晚上10点钟到纽约。这位朋友打听了一下找到我说：“不行了，我们是持美国护照的，只能从另一道进去。真抱歉。”我谢过他，正感到为难，忽然广播传来了中国话：“从汉堡来的邓友梅先生下机后请在门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马大哈，没想到这次长了心眼，到飞机门口来接我了，不然真够我戗的。 走出机舱，我就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小姐走过来问道：“您是不是邓友梅先生？”我说：“是的。”她说：“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职员，你的朋友托我们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说得不好，请原谅。跟我来。” 我问他：“我的朋友呢？” 她说：“他们早上来过，飞机一再晚点，他们没法等下去了，就请我们公司代他接你。他说您不会说英语，要一个会说中文的人来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实我的工作不包括这个。”说着她笑了起来。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烦的。她领我办出关，办入境，因为已是午夜了，偌大个大厅除去几个夜勤工作人员，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面，边检人员把他叫进屋内好久没有动静。那位小姐告诉我说：“这个人有点麻烦，似乎是无证人境，可能叫他随下班飞机离开美国。对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国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机楼的。我在的这个大楼，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认识。看我们坐在那儿没事，几个没事干的值勤人员，便凑到我们面前来闲聊，那小姐替我当翻译。有位黑小姐，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印象？我说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没来你们居然派人来接我。她说：“这就算服务好吗？不这样还能怎样，难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吗？唔，你们中国人真好相处。唔，还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你们的女雇员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说：“不，当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吗？”她听了大笑，说道：“这又是你们中国人的性格吧？你记住，在美国千万不要当着一位小姐的面，夸奖另一位小姐漂亮……”这时边检人员出来作个手势，表示不用再办手续；我可以出关了。我匆匆和几个人告别，仍由那位小姐领着出了大楼，她替我叫了的士，并讲妊地点车价，这才告别回去。 纽约机场不在纽约，而在新泽西，这条路很长，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纽约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鲜，尚不觉太累。这次本已在德国就折腾得够累了，又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一上汽车就打哈欠，车子开动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机把我叫醒时，车正停在一栋公寓门口，司机按过门铃，又冲着对话器说了什么，不一会儿就从门内跑出几个年轻人来，问道：“是邓先生吗？”我应了一声，他们七手八脚拿起行李领我走向电梯。我心中奇怪，这是到哪儿啦？我在纽约确有几个朋友，但来前我都没通知他们。只有于梨华和王渝知道我来。梨华在奥伯尼，距纽约市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王渝是个急性子，听见车响必会跑下楼来埋怨我报错了航班。两个都不像，那么是谁家呢？正在寻思，电梯停了，只见门前站着个靓女，双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见我下梯。劈头盖脸一顿责问：“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人，航班报的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连航空公司名称也是错的，害得王渝去了两次机场，等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才打听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没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来，我这正举行派对，你参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华那儿，王渝和咱们在火车站见面……” 不是别人，大名鼎鼎的台湾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热心与快嘴是出名，落在她手，除去低头认罪别无他途。我只得连连告罪。她领我进屋。只见屋内坐着站着，谈话饮酒，仨一群俩一伙，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绍了一声：“这是北京刚到的邓先生，”大家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她就领着我去安排住处，指点洗手间、饭厅的位置，并宣布纪律说：“不许抽烟，抽烟到楼道去抽。”我问：“可以闻鼻烟吗？”答曰：“可以，但不许打喷嚏。” 明确了纪律，我就参加到人群里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写诗的，有作文的，也有学音乐、学摄影、学法律的，大部和文艺都有点关系。又方这时负责中报文艺副刊，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们的打扮丰富多采。一位男士，头上留着几尺长的发辫，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装，正和一位西装笔挺、打着领结的绅士闲谈，见我过来就客气地打招呼。我说：“看样你们各位都在美国很久了吧？”绅士就笑道：“邓老师你猜猜我来了有多久？”我说“3年。”他笑了，说道：“我刚来两天。前天下的飞机。”我说“你别逗我。”旁边的人就证实说，他确实刚到两天。我问是来定居还是上学的？他说是来开会，和我参加同一个会，就是艾伦。金丝伯格召开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我问他贵姓？一旁的e就说：“原来邓先生还没见过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听了暗地叫声惭愧，我不仅没和他见过面，实在连这个名字也未曾听说过。在德国我就体会到了我国诗界藏龙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闻，没想到刚到美国又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国的著名中国青年诗人，在德国电台和晚会上朗诵他的诗。德国人问我中国国内对这位诗人评价怎样？我却从没在中国任何刊物上见过他的诗。在德国我听到了他的朗诵，有一首还颇有印象。这诗最大的优点我想在于它的好记。诗虽然不短，但只用了一个字。 的题目叫“门，”整个诗读起来就是： 门 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 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这些“门”用高低快慢，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读出来，德国人觉得奥妙无穷，鼓掌是很热烈的。在中国刊物上能否发表，我确实说不准。因为中国人读中国诗，总会和德国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听朋友告诉我，说那位诗人已经发过誓，决不在中国诗刊上发表诗作。中国的读者因此欣赏不到这么有特色的诗，我替他们难过。 现在面对的这位诗人是在国内生活和写作的，我却无印象，便很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惭。马上就用转移话题来打马虎眼：“这个这个，您真是新潮，作风气派都看不出是才来美国的……金丝伯格的会倒是也给我发了请帖，不过和我在美国时间安排有点衔接不上，看来怕参加不成了。” 幸好这时e把话头接了过去，遮掩了我的窘态。 e说他正帮助金丝伯格筹备这个会。我的诗稿就是他在翻译，希望我还是尽量参加……说到这e要抽烟，我俩就溜出屋，到了过道。我见身边没人，就问e，b是否也是发誓不给国内诗刊投稿的，e说关于这些，他们之间流传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几个青年诗人凑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给诗刊投稿的决心，碰巧来了位诗刊编辑。那编辑老远就打招呼说：“太巧了，你们几位都在这儿，省得我跑邮局了。” 说着交给他们每人一个大信封。他们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里塞，不肯叫别人看见内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编辑打听：“里边是什么？请帖？稿费？”编辑说：“不，全是退稿！” 正在说着，曹又方来喊我们进去。我们一进屋，她就把门关上，宣布说：“各位，我这请客可不是白请，现在除去老邓，其余人到这儿领稿纸，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题目是‘我对未来的展望’，谁写完谁走，好，开始。” 我自己去洗了个澡，便回屋睡觉，迷迷糊糊间听到不断有开门声，到醒来时天已大亮，又方还在高卧未起，睡得很香，估计她的约稿任务完成了。 王渝来了个电话，先埋怨我报错了航班，随后说哈里逊·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把去他那里的日期定下来。我说：“我的老板是于梨华，一切要见到她才能定夺。” 四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妆，我们就奔纽约的中央车站，在车站的电子广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奥伯尼的火车。中午时分到了奧伯尼。下车后车站上除去我们3个人，连个鬼影也没。又方说：“梨华大概又记错时间了，快打电话给她。”王渝就去打电话。回来说：“家里说她早就出来了，自己开的车。”曹又方说：“糟糕！这比记错时间还坏。”我问：“为什么？”她俩说：“梨华从来不记得路，鬼知道她会把车开到哪里去？” 还好，只等了20分钟梨华就到了。进门先一个个拥抱，然后就催促说：“快走，马上我还要去机场接陈若曦，刚才走错路，把时间耽搁了。” 出了车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楼。梨华说这是大学办公楼。她先生是这所大学校长，宿舍在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山上满是橡树、枫树、松柏，还有葡萄。枫叶刚刚转红，松柏依然青翠，红绿之间隐现出几栋小小楼房。车子从几棵大枫树间穿过，停在一座楼门口。梨华把我们送进屋，指点了咖啡糖块放的地方，又领我们认了各自居住的房间，便开车去机场了。 安排好行李，洗过脸，煮开一壶咖啡，梨华已把若曦接了回来。 这屋子从此便热闹了起来，先是互相问好，然后互相询问近况，后来话题转到我报错航班的事情上，便七嘴八舌对我批评起来。 梨华在忙着做饭，叫她们去帮忙。她三人光答应却不动。梨华说：“你们有什么要紧事非现在说不可？吃饭再说不行吗？” 我说：“一个女人三面锣，三个妇人一台戏，此之谓也！” 陈若曦马上说：“对，我们在唱一出好戏，三娘教子！”大家乐得人仰马翻，梨华说：“那我也先不做饭了，先跟你们聊聊再做。要饿，先吃点苹果馅饼吧。我接若曦时买的，还热呢广。 大家提议，干脆午饭免去，吃苹果馅饼，喝咖啡，坐在这儿聊天。 下午倒是聊的正事多，主要是安排我的日程。我一共有五个学校要去讲学。这里，麻省和耶鲁，耶鲁距康湟狄格近。耶鲁讲完去索处，至于金丝伯格的会只好婉拒了。因为我这边几个大学讲完，距他的会开幕还有十几天，这些天我住在纽约没事干。 而西部却又等我去办事。去了西部再回来，回国时还要再返回去，未免太折腾。为此我给金打了个电话。金很遗憾。这老头是个好人，名气虽大，可穷得厉害。为筹办这次中国诗歌周，费了很大劲，拒绝他我心中也很不安。 晚上校长回来了，见我们都到齐，非常高兴。为我专门开了一瓶白兰地，并在梨华指挥下亲自下厨。梨华一副总指挥的派头，我看了有点惊奇，后来多走几家，发现凡娶了华裔夫人的美国人，一般都同时引进了我国“气管炎”的光荣传统，便不足为奇了。 五 第二天开始正式的学术活动，在学校开座谈会，讨论我和若曦的小说。 美国的大学有一点和我们不同，没有院墙，没有大门，更没有穿假警服的门卫，当然更无填会客单、签字这套手续。车开到一个游泳池边，看到许多人在玩水时，我还以为到了游泳池或体育馆。梨华说到了她们教室门口了。我想，他们这么不重视保卫治安工作，这学校一定常丢东西，还是我们这里安全。 先到中文系办公室休息一下，有两位女士已经早到一步在等我们。一位张信生，一位是卓以玉。 张信生女士出身豪门，丈夫在西部教书，但她要自强自立，独自带着女儿在这里教书作研究。她的拿手学问是讲易经，为人诚挚得出奇，朴实得出奇，风度极高雅。 卓女士我是久闻大名了，早在香港时就从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位名教授、女强人的名字，并知道她是黑教密宗传人凌云大师的高徒。 凌云大师在海外，特别是华人社团中，名震遐迩，德高望重，是我们北京人，幼时居雍和宫附近，天生异秉，慧根深远，被雍和宫喇嘛发现，收入佛门，得黑教密真传，数十年前，为普渡众生，漂洋过海，适彼异土，一灯长燃，佛光普照，信徒日增，化被四夷，渡人救世，法力无边。据朋友介绍，小则卜吉凶，测未来；大则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无所不能，我认识的许多华人学者或夫人，有不少是他的信徒，卓女士道行很深，有半仙之称，今日一见，果然两目炯炯，不同凡人。 她在西部工作，今天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有一篇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论文宣读，会散后马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一个画展的招待会，所以我们请她先讲演。 会场设在一个大教室，到会有五六十人，这在美国已是难得的盛况了，黑板上贴了一张杏黄色的传单，上边有个男人头像，这份传单一下汽车我就看见过，游泳池旁的柱子上就贴着有，我没注意看，现在一看，大吃一惊，上边印有我的名字。英文我只认识不到10个单词，我的名字是头一个，我悄悄问若曦：“这是画的我吗？” 她说：“这是你讲学的传单，不过画的像李小龙了。” 曹又方说：“便宜你了，至少多来20人。” 我就不再说话。 这会场的布置，和中国差太多，虽说叫座谈会，却是大多数参加者坐在学生席，讲台那一面放一张长桌，会议主持人和我们外来客人坐在台后，面对听众，卓女士讲话时倒还正常，等我往中间一坐时，台下笑了起来，我左右一看，不由得背上一阵冷汗往下流。台上一共7人，左边是陈若曦、张信生、曹又方；右侧是于梨华、王渝、卓以玉。6位女强人不仅笔下生花，而且口尖舌利，12只眼睛往我这儿盯，我的舌头就有点不听使唤。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向听众说：“各位看看我的处境，一定会有所同情，一定会原谅我今天讲演可能出现的差错，我相信只有‘超人’才能在6位女士的监督下正常讲话，可我只是个普通人，写小说的，我祝愿朋友们以后演讲时不会落到我这种境遇……” 台下一阵鼓掌，会场活跃起来，下边谈我自己的创作道路，就顺畅得多，还得感谢几位女同胞，在座谈中多方为我创造条件，使我能畅所欲言而又避开了麻烦的话题。会议顺利结束了。 会一散就送卓以玉去华盛顿，然后回家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去参加亚马逊河上的招待会。 招待会的主人，是位犹太裔的美国地产商，纽约著名富豪，他有一只豪华游轮，每年春夏两次举办答谢晚会，感谢各界知名人士对他事业的帮助，实际上借此进行社交活动、联络感情，请帖本是只请校长夫妇的，但梨华说我们都去他会格外高兴。 从校长家到码头，要走好远一段路程，天黑才到达，主人已80多岁，但身强力壮，毫无老态，戴一个船形帽，穿一身海关服·一副船长服装束；夫人也年已古稀，看来却像40多岁，穿一件鳄鱼皮大衣，二人站在甲板入口处欢迎宾客。看我们几个华人同到，梨华又介绍了各人的身份，老夫妇十分高兴，特别感谢校长为他带来的尊贵的客人。 我们先参观了一下船，这船上中下3层甲板，按同样模式布置成3个客厅，一样的餐桌，一样的灯饰，在同一个位置上安排下同样人数的乐队。中国人讲究不偏不倚，我们选择中层甲板一个靠近乐坛的桌子坐下，取来饮料食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有两个题目聊得最久。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风症”，什么事都会成“风”。大陆上甩手呀，气功呀，特异功能呀，家用电器，一哄就是一阵风，台湾也不示弱，前两年兴吃蘑菇，就处处蘑菇，餐餐蘑菇，直吃到看见蘑菇就想吐，这才罢休；近来又看风水，紫微斗数，玩古玉，炒股票，真是一风未住一风又起，她们偶尔回趟台湾，要被看成土老帽儿，因为赶不上风气！ 第二个题目关于西藏，近来达赖在美国发动宣传攻势，美国人被说得大动“侧隐”之心，达赖的人开演讲会，门票卖40美元一张座无虚席，若曦去听过一次，讲什么呢？说中共政权杀死西藏人]20多万，若曦提问：“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口？杀死这么多人还剩下几个人？”演讲的人答不上来，一些美国人却嘘陈若曦，说她有意为中共辩护。几个有爱国心的华裔人士，自备经费去西藏考察，回美国作演讲介绍真相起了不小作用，他们为进一步作好这件事拟请西藏作家访美，现身说法介绍一下情况。 看到我们总坐在那儿不动，美国朋友好奇怪，便邀我们下场跳舞。我们便离开桌子，跳狐步、跳伦巴、跳迪斯科。最有趣的是乐队指挥领导全场跳集体舞“雄鸡”，把手举在头上作冠子，弯着身，弓着腿，一边迈步一边唧唧叫。 散会时已是午夜，主人亲自把客人送上码头，再次对我们光陆表示感谢，我们开车回家时却出了岔子一于梨华的车在后边，不知拐哪个弯时她又走丢了。 好容易找到梨华，把车开到家门口，大家说：“感谢上帝，总算平安到家了。” 我说：“先别高兴，我觉着不那么平安。” 她们问：“怎么了？” 我说：“我的皮包忘在船上了。” “里边有什么？” “有护照。” 这一下又炸了窝，大家赶紧下车打电话。电话打到码头，码头说船已开走了，只好等天亮打电话到地产公司，打听游轮的去向。 校长说：“你们安心睡觉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六 第三天一早，梨华又嘱咐校长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们仍按计划进行我们的活动。 上午张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访了此地作协**。下午我在梨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课，然后又为教师和研究生们作了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状况的演讲，两次讲演成功失败都各占一半。凡讲到理论部分，美国人都冷漠；讲到具体例证，他们就活跃起来。听众中有不少华人，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都有，台湾学生提问专注于艺术方面，倒是大陆学生总想问点敏感性政治题目。我的回答是劝他看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上边比我说得清楚。 晚上校长为举行家宴，学校派来两名厨师和两位女服务员。我们回到家时，菜都准备好了，可是校长却不在，梨华大为生气，说马上客人就来了。他上哪儿去了呢？不一会儿，校长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笑着说：“抱歉得很，我回来晚了，我给邓取包去了。这是个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务人员去，只能下了班我自己开车去，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说笑了。” 我除了向校长致谢，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晚会到了几十个人，和我谈得最久的，一位是与辛格合作写剧本的女作家，一位是东欧某国前驻越南大使。女作家对幽默文学有研究，和我讨论中国幽默与西方幽默的异同，大使先生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我也到过他的国家，自然话题就多些。 为了礼貌，我特别称赞了两位厨师，我说：“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说“听说校长夫人的中国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长的专利，别人很难吃到。”我告诉她：“校长夫人的菜我已领教了好几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说她学中国菜学得很像了。” 女作家说：“这是中国幽默。” 七 第四天送走了王渝，张信生女士开车带我们去看红叶。 美国的红叶，不像北京西山，一点一点，也不像日本奈良，一片一片。而由北往南，几百里方圓海潮一样铺地而来，匆匆而去。 我们跑出去很远，我怀疑已出了纽约州的范围，登上了一座小山。山顶还盖上一层新雪，天朗气清，望下去从浅红、金黄、杏红到紫红，一片锦绣的海洋，令人心旷神怡，但山风阵阵，颇有寒意，拍了几张照就下山了。在附近一个“麦当劳”吃快餐当午饭。 饭后闲谈时，信生女士要为我看一下手相，信生女士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虽不及卓女士有半仙之誉。但人们称她是：“四分之一仙。”我本不大想看，我想，如果看得不准，白搭时间；若看得准更糟，比如到来之前天天盼着多急人。反过来，若看出我几年后会交厄运，我先知道了又会天天犯愁，岂不把眼前的欢乐也错过了？但信生女士诚挚可信，我不由得把手伸了出去。 不看则已，看后她说出一番话来，不由我不认真了。 她先说我过去。说得很准，准得可怕；又说我未来，我谨记在心，不敢大意。至于什么内容，事关天机，又有个人隐私，我是绝不对外人讲了，只是这一夜又睡得不大安稳，次日起来，由梨华、信生、又方3位押解去马萨诸塞时，一路上头脑都不大清楚。 八 到麻省去又是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除去王渝已回纽约外，梨华、若曦、曹又方和张信生全一起前去，说是陪我，其实她们也借机会玩玩，虽说都在美国，纽约距马萨诸塞也不远，平时各忙各的工作，来往机会也并不很多。 从奥伯尼到麻省，一条大路直往正北，这时枫叶正从北往南红过来，一路上我们就走走玩玩，足走了三个多小时，路边景色越走越红，麻省大学就像红叶海洋中的一片小岛，这地方和奥伯尼一样，仍分不出城在哪里，大学在哪里，梨华开车在前边带领大家转了许久，像是在城里转也像是在大学校园内转，忽而在古典、现代、超现代各派建筑楼群中穿行，忽而在火红、金黄、翠绿、彩色斑斓的树海中漂流，最后承认无法找到郑清茂家了，便把车开到一间卖意大利皮札店前，派又方进去打电话询问，又方回来高兴地说：“郑清茂家就在我们旁边五十米外，他在自家窗口看我们半天了，想看看我们到底还想往哪里转。”梨华就说：“我说我不会把路领错，你们不信，怎么样？我们到他家门口了吧？”又方按问来的路线指挥着把车子调个头，拐个弯，就看见郑清茂拉着两条狗迎面走了过来，我们要停车，他连连摇手说：“你们先到家去，秋鸿在等你们呢，我得先陪狗去散步回来再陪你们。” 在美国，遛狗是件大事，狗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独生子女，甚至还有过之。美国有狗旅馆，狗医院，狗托儿所，狗学校，狗宾馆，狗殡仪馆，有专为狗做时装的时装店，有专为狗作美容手术的美容院，律师们不时还要出庭为狗作辩护，有时狗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曾经有位参议员在最高法院为他的狗打官司时向大陪审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名为“狗的礼赞”，演讲后得到一片掌声，于是当地人就为他的狗树了座纪念碑，把这演讲词刻在碑上，至今这碑已成了密苏里州的一景。由此可知，在美国到达了遛狗时间，把客人放下先去照应狗，谁也认为理所当然，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于是大家就对清茂说：“别客气，您快陪着狗先去遛吧，我们会找到。”清茂往身后一指道：“找什么，就在这儿，”抬头一看，原来树后就是他家门口。 清茂的夫人秋鸿正在门口等我们，仍然是那一套程序：车子停好，先领我们看好各自的住处，然后聚到厅里喝咖啡神聊，一般客厅和餐厅都靠着，所以女士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准备晚饭。 郑清茂的家是二层楼，一进门就是楼梯的中间，往上走一半是上层，往下走一半是下层。清茂的家从家具到陈设都有浓郁的日本风味，只是门口和楼梯转角处挂了许多风铃和镜子，是地道中国产物，这是受凌云大师指点用来驱凶辟邪、招财迎喜的。他们夫妇和大师是朋友，不同于师徒关系，以前大师不那么忙时，还常到他家来作客，大师一来，前呼后拥，总要跟着双位数的门人信徒，一时郑家热闹非常，很有节日气氛，有次大师来时，恰好半仙卓以玉女士在此。她一见大师，立即行五体投地参拜大礼，口中念道：“参见二哥，我的一切都是二哥给的……”使清茂夫妻看了十分感动，作为朋友，秋鸿曾数次陪大师出游过，她告诉我确实亲见过大师呼风唤雨的本领，有次在印度，大师与印度僧人盘法，大师手中握着朱砂和糖食，双眼微闭，念着咒语，霎时间飞沙走石，只见幡杆上旗帜呼啦啦摆动不停，那印度僧人认出是神来临，赶紧下拜……不过大师一向谦和，从不许人叫他师傅，只准人称他二哥，所以卓女士口称二哥。 他们在做饭，我插不上手，看到一个盘里有几个葱头似的东西，便想帮着剥皮，秋鸿一看忙说：“你别乱动。那是我买的水仙花。”我问：“水仙花怎么这个样子？”答曰：“美国的水仙就长的这个模样。”这时两条狗先后蹿上来了，随后清茂也上了楼。他倒了两杯酒，我们就坐在一边闲聊。清茂是道地台湾人，中学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复台湾以后才学的，不久就写起小说来，而且满有成绩，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的是历史。此后就在美国教书，从此也就放下了写小说的生涯，中、曰、英文都一样的运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语，而使用的许多资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个餐馆吃饭，餐馆小姐为了表示欢迎，唱起日本小调来。每唱一个他都跟着哼，许多几十年前的歌曲，连现代的日本青年都不会唱了，他还会唱。他学问广博，在美国学术界有满高的声望。但还没熬到终身教授的档次，这教席仍不算十分稳当。前两年，麻省大学换了位领导，是位少数民族，就碰到场危机。因为这位领导要在学校扩大他那民族的学科，便宣称中国文学历史等课程没有存在必要。想由此挤出经费来实现他热爱自己民族的计划，过去我们对美国的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受的苦难，介绍不少，记得黑人教士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时，我们的领袖还发表了极为动人的声明。每当我们谈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时，当然把美国少数民族朋友列在其中。从美国国内角度来看，华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利益，按理说中华文化也是会得到支持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们想的不完全合拍。偏偏是这位有色人种的领导人，向华人文化使出了杀手锏。只是这件事牵扯的面太大了，引起了美国所有中文学者的愤慨，大家联名写呼吁书给国会才把中国文化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保留下来。郑清茂也才保住饭碗。 清茂是极有风度也极有修养的人，谈什么都不愠不躁。谈到这件事时也仍然感慨多于愤怒。他说民族偏见不只是大民族有，少数民族也有。那位先生是想多挤出点经费开展他那个民族的文化研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学者在这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常事，许多学校中国老师教的学生出来当了系主任，当了研究室负责人，而老师仍然在学生领导下当他的教员。这是屡见不鲜的。他已投身教育多年，无法再改变，只能认命。他不明白有些在国内极为有成就、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何以要放弃在国内的优越地位，上这里来改行谋生。想来总是有难言之苦吧。 在家政管理上，秋鸿看来比于梨华要强得多。这晚上她做的一顿中国饭，是我从出国后吃的最好的。有酱菜、什锦火锅，还有海鲜，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台湾近来受日本茶道影响，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壶、碗，还有一套闻杯。茶先倒进闻杯中，端起来嗅其芬芳之气，观其柔美之色，并欣赏茶具之精，然后再倒进饮用的杯中，轻轻啜饮，很有兴味。我们国内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喝茶时当然伴随着聊天，这天聊的主要内容是不久前秋鸿随凌云大法师去中国朝圣的情况。大师不久前曾去过西藏，随后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师到天安门上去看了一下，说比起来西安比北京的运气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现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头发留得太长，把运气压住了，应该劝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长发。改革开放的成效会有更明显的成绩。 九 清茂家待客的规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开关方法，各种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待清楚，早上起来你爱吃什么自己动手。因为他们夫妻是要迟起的。 我起床后照例先出去锻炼，平时是打太极拳或练气功，到一个生地方就借此机会漫步闲游，这天我就观看周围环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个小山谷里，这山谷里共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位很有名的诗人，哪一派的已忘记了，我出门时他正抡着把扫帚打扫落叶。山上树很茂密，金黄和褐色的叶子落满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干得很有兴致。见我出来，很友好地笑了一笑，冲我说了一大串话，大概是说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腆落叶缤纷景色有点可惜。我回答说：“古得毛宁”。因为我不会说别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着这小路走不远就到了昨天打电话的皮札店。继续走下去。就来到一个小教堂的门前。旁边一条街上有些商店。卖早点的店已经开门了，但吃的人不多。从商店的橱窗看，这些店虽小，但货物很齐全。吃穿用学，几乎什么都能买到，但仍不知这是在大学范围内，还是大学在它的近旁。 转了一阵，回到郑家，主人客人还没一个起来的。我就动手弄自己的早饭。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黄油、起斯、火腿、水果、面包。就是一个原则，不动烟火。倒不是客气，实在是他那套电气灶具太复杂，昨天秋鸿讲解半天，我当时以为会了，现在一看，根本没门。好在吃到一半时秋鸿起来了，为我煮了咖啡，不然这顿冷餐够肚子受的。 终于全体都起来了，热热闹闹的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饭，送梨华等上路。梨华他们的车在前，清茂开车和我在后边相随，开到州际公路边上停下来，互相握手告别。看他们走远，清茂就开车拉着我去游览市容。我们先从郊区看起。车到河边，登上了一个瞭望台似的小塔，整个城市全展现在眼底了。原来清茂的家是在个小山谷里，而城市和大学是在一个大山谷里，河水就从城中流过。河很宽大，有轮船在航行，叫什么名字却没记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亚马逊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国一共就玩过三条河，密西西比在新奥尔良，上那儿去之前我重读了马克吐温的小说，不会弄错。至于亚马逊河，才把护照从那里找来，至今惊魂未定，也不会忘怀。这条河去前既未做准备，事后又没丢东西，记不住是难免的了。河两边有不少菜田和一个很大的木材场。清茂告诉我，这里是英国人最早的殖民区，以前有很多农场，后来工业发达，农场反而衰退了，所以地价有一度很便宜。许多华人移民，看到这里地价贱而菜贵，就在这里买地经营农场种植蔬菜，有一个留学生毕业后没找到职业，便贷款开办菜园，发了好大的财。说到这里笑了笑说：“这一个农场里还住着你的一个熟人呢。” “谁？” “林希翎！”他说林从法国来到这里后，和****王秉章那批人闹翻了，她不会英语，又没有职业，生活颇狼狈。这里一位华人农场主出于同情，就接她到这里住了下来。并且出资帮她办了份刊物。不过这位财主只资助一期，估计第二期就要停刊，创刊号就是终刊号。听说林也要离开此地了。塔上风很大，看了一会儿我们就下来去开车漫游。他还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农场外绕了个圈儿，林刚来时他在一个华人集会场合见过她，后来便没什么来往了。清茂是个做学问的人，不太愿意参加政治意味太浓的活动。 他拉我到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这个餐馆就是原来生意不好，被凌云大师指开财路，起死回生的那个。我看了凌云大师指点另开的门和挂祥物，确是妙不可测。 晚上7时，我在大学礼堂作演讲，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难怪这里演讲费比那里少得多，好处是在坐的全是中国人或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有两个白种人，还会说汉语，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翻译，我觉得讲得倒比奥伯尼还要自如洒脱些。演讲完后，一位年轻女生跑上来问我道：“邓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小陆吗！ 小陆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翻译，和我一起工作好几年，非常单纯可爱的一个孩子。前年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留学，但我没想到是在这个学校。他乡遇故知，叫人高兴。清茂告诉我小陆还在他们系里打工，当助教。今晚为我开的家庭酒会，请的客人也有她。 这晚上的酒会请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黄子孙，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谈和中国有关的事。所以非常亲切。除去小陆还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这位女士已经延期一年，快要回国了。说起初来时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气。她说一些美国老板对中国临时打工的人之残酷就像奴隶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说着有位久居美国的华裔来插话了，他表示对她的看法不以为然：“什么叫剥削？不是你自愿去干的吗？他不是给了你挣钱的机会吗？他要不给你这机会你也许要挨饿不是？再说他还要承担经营的风险呢。”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位从国内去留学的孩子反驳他时措辞之锋利，阶级观点之鲜明，是我近年在国内很少听到的。我估计他们几个人在国内也没有为此这么激动过。我倒真希望有几个国内青年听到这场争论。几个人举出的实际事例，如今在国内已经见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了小型个体企业，但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下，是绝不允许采取那样苛刻的雇佣手段的。其实在美国这样的超经济剥削也不被法律允许，就因为不少中国人舍此便没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为本身就不合美国之法。老板们当然就肆无忌惮的露出其阶级本色来了。 这场争论对我还有个好处，使我无意中了解了一个本家叔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状况。 十 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我的祖籍是山东。据家谱所载，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从此兄弟分家。到了山东地界后，一个在城东落了户，一个去城北扎了根。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我是城东邓庄人，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是否有同族关系，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人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有情报说，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 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 这位叔叔(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有家谱为证。)虽说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当家。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在一段时间内，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而还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学，就进城住校，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1943年冬天，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机回家探亲，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我去祝贺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此后部队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联系，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他的哥哥，问到他的情况。他哥哥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说：“日本投降后，县城为中央军所占，城乡交通就全断了，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他随着去了台湾。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她要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便说：“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还能等多久吗？” 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 “*****”之后，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我，说起家乡新闻。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现在很有钱，当了大资本家了。他想回来探亲，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公社干部研究好久，到现在还没回信呢！我问为什么没回信，现在开放改革，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他们说不这么简单，他问家里有什么人？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时可过不下去了，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那女人连夜跑了，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照实写影响不好，对外边人说这些，搞不好还要犯错误，不照直写，万一他真回来了，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拖着。但是总拖着也不行，现在开放搞活，农村发展生产，也想引进外资，听说他很有钱，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闲话说完，他们就走了，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便不回来，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今天到北京，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如果没一点线索，怎能问到呢。我劝他们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他们听了我的话，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要在家乡作些投资，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以后还想买套房子，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我工作走不开，只好谢绝了。 过了一个月，他回美国，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多年不见，为了给他选择礼品，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后来选定一件景泰蓝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居住条件总会不错，送陈设品还算合用。 按他说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他显得很疲惫，但还是很兴奋。穿得很朴素，行李也很简单。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说：“那没什么，这次找着她了，我们谈了好久，她已经又结婚了，这样更好，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两个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难安排。” 问他何时到的美国？他说，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退伍以后，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里工程完了，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就设法去了美国。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收入还不错，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还给他们留了点钱，多年没来，也请全村族里人喝了几顿。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他就要走，我们一起吃过饭就告别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却说什么也不要。我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我问他在美国的住址，以后若去美国，好去看他和没见面的婶子。他说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写信告诉我。但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我去美国，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这次到美国不久，我就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中国妇人，我还以为是没见过的婶婶呢。说过几句话才知道，对方是个中国餐馆的女老板，她说这个人早已不在我这里做工了，不过有时还到我这儿来借宿。你留下电话号码好了，他来了我叫他回你电话。我问他家中电话号码，对方说他在美国没有安家。 我只好把电话挂上了。心中颇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听错名字，他在美国这么久二而且据说发了财，怎会没有个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请郑清茂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清茂一看电话号码说，看来这地方距此不远，是一个电话局。电话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说那位叔叔还没来过，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号码告诉了她，请她转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时我在愁予的系里讲演，中午才动身。早晨小陆就开车来接我到附近另一个大学区去玩玩。她刚用很便宜的价钱从同学手中买来部二手车，车还很新，不过她的驾驶技术还不大行，为此特请了一位中国同事来帮忙。她们先拉我到一个著名女校去参观，这里比起麻省大学，似乎要更清静正规些，建筑也更带古典味。街上几家商店，大多更带文化气息，因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连了过多时间，出来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小陆一定要请我吃饭，她那同事又坚持请我吃中餐。这里没有中国餐馆，所以又拉我到数十里外另一个较大的镇上去。找到了一家颇不错的中国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这位叔叔的电话，一是看到这个镇与清茂家方向刚好相反。怕耽搁时间太多，误了下午讲课，结果饭菜滋味都没吃出来，真辜负了小陆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赶回清茂家时，果然他们已经坐在车内等我。清茂说：“4点钟讲课，我们绝不能迟到，现在真要争分夺秒，动作快些。”我从这个车门出来就钻进另一个车门，还没来得及和小陆告别，车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车子上了公路，平稳前进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说：“你那位本家叔叔来电话了，说晚上再往愁予处打电话。”我问他：“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吗？”清茂慢吞吞地说：“就是刚才你们吃饭的那个镇上。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从这个镇处经过，不过来不及去找他了，我问他：“那镇上有几家中国料理？”他说：“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想他就在我刚才吃饭的那个店里，怎么会就没见到呢？ 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来了电话。我很为与他失之交臂而遗憾，因为不能再见面了，所以电话谈了很长。我问他为什么来美国这么久没把家搬来？他才告诉我：“去年以前，他在美国一直是非法居留。不仅没能把家搬来，10多年来也没到台湾探过亲，只在几年前他太太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看过他一次。在美国他没有自己租房子，从来是给哪家干活就住在哪家店里，或是几个同样的流浪汉合租一间屋大家伙住。他不接收我送的花瓶，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摆花瓶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一会儿，勉强笑了一声又接着说：“我想你回去之后，是没必要把这些与家乡人道及的，离家这么久，家乡人都传说我发财了，对我有好多期望，我不愿让家里人失望。”我问他：“这样你能负担得了吗？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说：“那倒不至于，在美国挣钱还是容易，10多年我确实积蓄下了十几万美元，这点钱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去就很顶用。”我问：“你不还要养活台湾的家人吗？”他说现在那边不用花费太多了，两个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对他在家乡的作法也很谅解。美国纪念建国二百周年。实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长期居留权，所以才敢回大陆去探亲，目前正办理人籍手续。他不会英语，美国政府限期他学会英语，才准办理。为此他正在加劲补英语，等英语考及格，人了美国籍后许多事都好办了，工钱也会增加的。再干几年，再积点钱，就不打算在美国住了，大陆物价便宜。他想在家乡买所房子，和老伴回去养老。有10万美元就可度个舒服的晚年，这个目标不难达到。 我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英语还不及格？他说：“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时间去学英语呀，何况成年累月都在后厨房干活，偶尔休息两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转，也用不着英语，现在临阵磨枪，为了安心念书才租了间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没上那家餐馆去，错过了我们见面的机会。” 放下电话，心中很不是滋味。家乡人都把他当成腰缠万贯的美国财主，为此有的人对他带有更多的羡慕和索取心愿，当然，按他所有确也可以算个美金万元户了，以我家乡标准，倒也该列入财主队中去。不过人们若都能听到昨晚那几个青年说的话，知道点非法移民在美国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该会有点不同吧。 十一 清茂夫妇开车把我送到耶鲁大学城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学楼。把我交给愁予，他们先行去愁予家了。因为我们出发晚了一点，这时学生们早已到齐，坐在课室等着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讲台。讲课总共也就用了个把钟头，我在耶鲁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来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就轻轻松松到了愁予家。 我曾并非开玩笑地说过，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派。愁予在台湾是锋头极健的名诗人。每次回台湾，他在街上一走，不一会儿身后就跟上一群崇拜者，当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们。而梅芬在台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其崇拜者绝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湾报纸报道，台北一个新的大剧院落成典礼，就请的是愁予夫妇打炮，愁予朗诵他的诗，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他们在美国度的却是清静超脱的学者生涯。有些朋友谈论起来，觉得愁予在美国是受了委屈了，很为他有所不平。到这里后我见到的是愁予教书得志，梅芬治家有方，两人生活得恩爱温馨，其乐融融。朋友们到此很少不被他们的幸福气氛所感染。 愁予尽管掌了大学教席，仍然是一派诗人性情。他势情豪迈，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国内朋友到纽约来，只要时间来得及，他总要请到耶鲁来玩，只要来，还必定他自己开车去接。纽约距耶鲁也是好几百里地呢，他从未有过难色，而他到国内来时，却是处处为朋友着想，尽量少给人添麻烦。在这点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有共同处，但他和那位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办公事，别的一律不干或少干，尤其是旅游，几乎毫无兴趣。而愁予则是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他爱旅游，又不想麻烦别人，结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来。有次他来北京，本来说好我帮他联系去某个地方的，我还没联系好，他人忽然不见了，向酒店查问，人家说他已退了房子，打听几个熟识的朋友处，谁也没见他。弄得我好担心。过了两天，他来电话说他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边住了几天小店，挤了几天公共汽车，谁也没麻烦，玩得挺好……我说：“老弟，别忘了你是美国护照哇！”他说：“什么护照也没关系，在中国我的长相，我的语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护照！血浓于水，懂吗？”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时在北京上过学，北京话说得很有韵味。没有台湾“国语”腔，甚至比大陆那些以港台国语为时髦，故意装作大舌头，把话说得含含糊糊的大陆歌星们也讲得像话。在台湾用这种“京片子”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是招人赞羡的。可是他说“北京话也有短处，要当政治领袖，当大官，北京话可欠点威风，要用四川话说‘我们中圭啊’这多有气派！用北京话一说‘我们中国哇’就没劲了不是厂。 第二天起他就开车拉着我四处游逛。我们去看了一个港口小镇，那是当初殖民时期欧洲移民最初在美国登陆的地点之一。我们参观另一个小镇时，看到小广场上拉着彩旗，人头攒动。高高的台上有几个乐手，穿着老式的破燕尾服，戴着高筒礼帽吹奏管乐。他叫我猜这是干什么的，我说八成是马戏团，我由此还想起了美国一篇小说《马戏团来到镇上》所描写过的情形。他笑而不答，只是领着我往人群中冲去。走近了一看，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个汽车展销会。美国产、外国产的汽车摆满了广场，其中有豪华昂贵带冰箱电视的，也有普及廉价型的，真是琳琅满目。打听了一下情况，据说这里最走俏的是南韩车和日本车，若追求豪华，几种欧洲车也叫座，比起来还就是美国车销的差。我说：“看来美国也有个崇洋媚外的风气。”愁予说：“日本车南韩车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么办法呢。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行。虽然有人主张保护主义，看来一时很难奏效。” 梅芬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他家里也挂了不少风铃之类驱邪的吉祥物，蒙秋鸿好意还传授了我几种卦法，所以到这里后我已能认出几种方位的意义了。愁予认为世界上尚有许多事物是还未被人类理解的，不要轻易否定它。在这里我和张洁的女儿唐棣通了话，原来我们冰心妈妈的母校卫斯理距此不远，她正在那里上学。但索尔兹伯里来电话说下一天他就从西部赶回来陪我去他家乡。我只好放弃去参观这所女校的打算，约唐棣和我在机场见。第二天，愁予夫妻开车拉我到机场，在那里大家会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尔兹伯里镇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把我从康涅狄格送到了纽约。 车子开到索在纽约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车，和她告过别，索继续前进，开到一个汽车修理店(不能叫厂，因为它太小，相当于我们的自行车修理铺，汽车体积比自行车大，这铺面也就大点)，索把车交给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检修擦洗，我们又叫了部出租车去侨报。 的士沿着河边走，就是这条河在纽约分开又合拢，造出个曼哈顿岛。从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桥，凡是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一开头准要拍它。不论艺术片、功夫片、侦探片、广告片，甚至“儿童不宜”的片中连作爱都选择在这桥上。恰好走在这桥旁时，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虽听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机的表情和我国出租车司机耍刁时表情相似。估计要敲我们的竹杠，索争了两句，就点头不耐烦地连说“ok，ok！”然后冲我作了个鬼脸，下车后索掏出钱给了他，头也不回就领我进了《华侨日报》的大门。小声对我说：“nogood”。又摇摇头。证明我的猜测正确。索虽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却暗地有点高兴，改变了我对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张洁的母亲病重，张扶她在路边拦了几辆的士都没停，后来她急中生智，掏出几张美钞举在头上摇晃，马上就有的士靠了过来，我对此事就很反感。有时从外地回来，若是半夜下飞机，总是得多付一倍钱才要得到车。我对此类事也不痛快。现在看到美国司机也是这样，知道这一套原来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就想开了，既然有的名歌星连说中国话说法都要从港台引进，非咬着舌头把四声尖团弄说错不算新潮，的士司机从国外引进点新手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索把我领过侨报办公楼。把我交给王渝，就告别了，约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见面。 侨报设在距“孔子大厦”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是座四层或五层的楼，楼下一层是旅行社，闹不清是什么旅行社，总之是一家中资或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企业。它的广告上有中文说明，专门承办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业务，二楼是侨报的编辑室，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们到时，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还等我，因为有我上次飞机报错时间和航班的例证，她怀疑这次我义报错了时间。 王渝请我先住到她家去，这样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报社四楼一间住室内。这间屋虽不大，却很住过几位名人，国内受单独邀请来访的一些作家到纽约后多半在这里住几天，一是便于和这里的华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对国内来的朋友免收房费，目前住的是一位国内某报的记者。侨报和国内有些报刊，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同行到美国来实习。侨报也是我这次来美讲学的赞助人之一，我虽是应几个大学所邀，但侨报热心提供了往返机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领我直奔地铁站。到中央车站下了车，又换上一列地上的火车，再继续前进，甩去于梨华处的同样手续，减去一半时间，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级住宅区。这是一片围在绿化地中间的楼房。虽比起于梨华的山间别墅还有段差距，但在纽约这地方能有这么片静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计这是王渝外子老夏买的，他是联合国职员，收入可观，不然在中资系统的王渝绝买不起这样的房。 晚上王渝下厨为我们做饭，吃饭时我表示感谢，老夏就趁机提出，要我去联合国作一次演讲，这个场合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推托的，但我提了个条件，只谈文学，不谈政治。我认为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估计它的成员对政治兴趣比文学大，而我是最怕讲政治的。谁知老夏一听欣然答应，他说我若不提出来，他还想向我建议少谈政治呢。联合国当然是个政治机构，但他们普通工作人员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时间听各国政治家演讲，那是职业上的需要，业余时间他们才不想再听那些东西。我接受了邀请，何时去讲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过早饭，仍随王渝乘地铁去侨报。和侨报的负责人商量我这两天的活动日程。18日当天，侨报对我采访，中午请我吃便饭。19日，由l陪我上街游览和买东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来是北京一家报纸的理论编辑，写评论文章很有点名气，前几年他太太到美国来住娘家，得了病，便没再回北京，他请假来美探亲，也从此留了下来，他不愿呆在丈人家吃闲饭，况且这也不符合美国习惯，总要找个工作挣钱，但英语还听不大懂，又不会占卜烹饪，能干什么呢？学中文的，只能找与中文有关的事作，便应聘到侨报，不过不是作编辑，而作校对。宰牛刀用来杀鸡，当然轻而易举。每天上午来几个小时，把大样上的错字，标点改改。一天的工作便作完了。轻闲倒也是轻闲的，几年前我来纽约时，觉得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次好多了，有人告诉我现在他也替报纸写点社论之类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说，除去报社的工作，他还在筹办个公司并与人合办个华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质上看来都比我上次来时强。 采访就在侨报的三楼进行。无非谈点国内文学界的近况和我这次来美的活动情形，因为是熟朋友，谈得很顺利，没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任务了。距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到二楼编辑室翻看近日报纸。二楼这间屋，是侨报主要办公室。一间大屋，横竖放了足有一二十张办公桌，从主编到校对全部人马“汉八郎当”全挤在这里。这样，只要来一个客人，就是全体的客人，谁碰上谁就接待，绝不会使客人受冷落。因为侨报几任老总对文学交流都热心，许多次国内作家来美都是他们提供的旅费。这编辑室就成了中国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来得多了总会有点趣闻。趣闻之一是有天几个编辑在闲谈：“大陆女作家作品虽写得很好，但长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湾女作家里几位出名的漂亮……”正说之间突然推门走进两位靓女，明眸皓齿，乌发红颜，风度优雅，光彩照人，一时四座皆惊。两位小姐笑嘻嘻地问道：“这里是侨报编辑室吗？”大家抢着答应。二位就递过两张名片来，接过一看，上边写：“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王小鹰，程乃珊。”众人看了赶紧招呼，从此再不敢说大陆女作家缺少靓女。 这个编辑室确实是个结识朋友、扩大交往的好地方。这次在纽约，我在这里坐过两次，两次加一起约有三小时，就遇见了几个有趣的朋友。这天我为了等吃饭，坐在那闲看报，翻看间忽听耳边有个声音很耳熟，抬头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来在中央某学院当教师，“*****”后期，他有一张反对“***”的大字报很被大家传诵了一阵，是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壮士，不知应美国哪个部门之约来进行文化交流，也不知为什么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几年没见到了，不料在此碰见，见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狈，我怕认错人，就问身边一位小姐，这是不是他？小姐说是的，他近来也在这里临时打工，正说着，他回头也看见了我，欢呼一声走了进来。我也很高兴，寒暄后便问他为何如此狼狈？他说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场所的洗手间，跟着又进去一个黑人，黑人进了门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了，向他伸出手来说：“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钱拿出点来给我买杯啤酒。”c可能没完全听懂，也可能想发扬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传统，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钱，总之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黑哥儿们全不顾华人和他一样在这里都是少数民族，也不懂少数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斗争的道理，三拳两脚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乱翻，终于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二百美元来，不见钱则已，见了钱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摇着钱冲他发表了一通演讲；教导他为人必须诚实。说完把钱全放进兜里，腾出手来，用中国红卫兵触人灵魂办法触了一通他的躯体，以致弄成这么个模样。我听后安慰了他几句。他说：“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呆了，我不久就要回国去！” 他走之后，我仍看报纸，这时屋里很静，就听见王渝跟一个男士在谈话，声音虽低，但谈得很热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诚挚，样子像是对侨报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脸，连连点头，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松松垮垮的旧夹克，脚下拖着双已看不清颜色的破皮鞋，样子好像也刚被黑人兄弟打劫过，估计这又是、个来侨报找工打的流浪者。为怕人家难堪，我赶紧低下头再去看报。过一会儿那位同胞问了王渝一句什么，便朝我走了过来，热情地伸出手说：“唔，原来你是邓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谢天乐……”说着送过一张名片，我一看上边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什么公司董事长……”光头衔有好几排。这时王渝过来为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作家、记者谢青。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听朋友说过，这谢青发了财，没心思写作品了，怎么也和刚才那位c兄一样，一副狼狈相呢？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便拐着弯问他；“你们刚才好像在谈点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给打断了？”他说：“没什么，一点小事，我有个旅馆不想要了，现在每年净收益有几万美元，我卖给别人也是卖，这个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劝他们买下来。”我说：“这么好的产业为什么你自己不要了？”他说：“挣钱挣腻了，我经营烦了，我的钱已经够用到死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留出些闲时间来写东西好不好！我以前写作很有热情，可是靠写作混不饱肚子呀，这才改行去做生意。谁知狗运亨通，作了几年地产发了财了。做生意是为赚钱，有了钱还做生意干什么？留点时间给自己用用不好吗？”我们谈熟了，我就问他：“在美国你也算个富翁了，怎么还这身打扮？”他说：“入乡随俗吗，参加上层社会社交活动，我比谁穿得都讲究。咱们绝不能在白种人面前丢身份，可这是上唐人街来呀，这样老乡们才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而且这样我走在华人区、黑人区都安全无恙，在美国这么多年我没像c先生那样遭过抢劫。他看我这样不像有钱的厂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现住在王渝家，但我觉得太麻烦她，准备一两天就搬出来，到一个年轻朋友家去住几天。”他马上说：“到我旅馆去。到那里我管你吃住交通，别的自己解决。我没工夫陪你，但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我虽很感动。但还是谢绝了，因为凭我那一句半英语，我还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动。 十三 不料当天晚上，我还是从王渝家搬出来了。 不是我做了什么讨厌事叫王渝给轰出来的，也不是他们那里不方便或不热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纽约休息几天，随便玩玩，不愿再忙于应酬这想法也是由于一个朋友的来访引起的。 18日侨报对我采访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受谢青启发，我想一个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厦周围去转转。这一带是唐人的势力范围，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块中文，店员多半为炎黄子孙，虽然有些只会说广东话，总比同纯的外国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国呆了一辈子，一句英语没学会，作买作卖，娶妻生子，什么也没耽误，就是因为有这唐人街存在。当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负面，前些年中国在这里办了个展览会，有几位唐人街的老华侨看了后就非常扫兴，因为会上只预备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解说员，没有广东话解说员。这几位两样话都听不懂。至于文字说明，那更没用，能看懂文字说明也就听得懂英语或普通话了。近几年随着从台湾来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话开始普及起来了，虽然满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类，总比听广东话又方便点。我正动身去唐人街，一位编辑小姐急冲冲跑来告诉我说：“邓先生，x女士来找你已经上楼了。”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禁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年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账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朋友的忙我没帮上，却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朋友愿到海外去发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我以为这是个人有权选择，别人无权也无力干涉的事。到了外边自然要按外边的规则参加竞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国的习惯对在国外的人作种种挑剔。只要不作有损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在事业上又确实混得比国内好，尽可听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经济生活比国内优越，个人心情也舒畅，别人也不必说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烧糊了的家雀，再挣扎也难得到在国内时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却仍然硬撑着在那里当二等公民，对这样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爱莫能助，好自为之”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肯找老朋友谈心，述述苦闷，甚至还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还是不错的了，有人连这点也做不到。我碰到过一位大有名气的歌手，出国后既没找到职业，也没进学校学习，几乎是靠当地华侨接济生活，却向国内刊物投寄他的“国外来信”，报道自己国外成就和计划，似乎活得满浪漫，很惬意；还有的明明一直在当待业移民，见到国内来的熟人，仍招摇吹嘘，自鸣得意，碰到这样的大佬，那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若说就只有引用姜昆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钮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吨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l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层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层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层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鸟瞰了纽约，吃了顿标准的美式快餐，参观项目就算完成，剩下点时间便到唐人街闲逛，本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看了一圈，什么也没买成。原因虽多，其根本还在于钱少。而和香港比起来，美国物价又贵，1985年我在旧金山买了一串风铃和一个旅行袋，自以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样的价钱在香港可以买一套大小四个旅行袋和六串风铃。美国似乎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一是金饰物，一是西洋参。金饰物咱暂时还买不起，西洋参国内已能种植，据说质量一点不比西洋产的差，西洋参买来只能当药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货只有自己肚子里有数，既不必在别人面前显摆，那就不要再花外汇了。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头一天到纽约时在又方家碰到的那个青年，应该说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亲既是个老干部，又是位建筑工程师，顺便还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这个儿子是搞摄影的，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还有个女儿是学经济的，这兄妹俩前些年先后来了纽约，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只知两人在美国混得很不错，比那些名家还要强些，而两人之中女儿又比儿子强，挣钱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纽约的高级住宅区买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费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园的北端，是纽约两种地区的交界处，再往北走一个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区哈莱姆。哈莱姆几个字在纽约人心目中是贫穷、肮脏、暴力、犯罪等等可怖景象的代名词。就在我来的前一天，警察发现这里有人在公开贩毒，前去搜捕，几位黑哥儿们就把警察宰了然后一哄而散，至今没有破案。不过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担心受怕，这里的黑朋友自有他们的规矩，虽然哈莱姆区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条街，但只要这边的人不越雷池一步，到这边来捣乱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门口，如同站在阴阳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干净的街道，色彩鲜明，造型美观的楼房和绿树成阴，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园，街上行人昂首阔步，衣冠鲜洁；园中游人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偶尔有一辆供游玩用的旧式马车挂着五彩缤纷的车篷走过，车上便洒出串串笑声。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遗弃的危楼，门窗钉着木板，墙上画得乱七八糟。街上静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处，总有三两个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动，看去确实有些阴森可怖。我因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险，我们钻到一家南美移民开的铺子去吃意大利面条，整个店里除去一个胖店主外，就我们俩客人，正在等面条的时候，进来个20来岁的黑人青年，背着个麻袋，进来后从麻袋里掏出一件什么电器用品和两把塑料梳子，先问我们要不要，小金装作不懂英语，说“no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谁知那店主也说："noenglish"。这小伙子就有点火了，冲我们包括店主骂了半天，见我们毫无反应这才悻悻地把门一摔走了，他骂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有两句话却听懂了。他说：“这里不是古巴，不是高丽，这是美国，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把我们当成朝鲜人了。于是我们赶快吃，赶快走，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不再回来，替朝鲜人挨骂可以，若再替朝鲜人挨顿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个晚上，是过得非常愉快的。他听说我这天来，为我约了一班青年朋友来助兴，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从大陆到美国的，有的已从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边打工边上学。但都是些认真弄学问，搞事业的青年，他们似乎和那些在美国连蒙带混地中国来客保持着距离。他们这些人自己成了一个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龙，过一阵就凑在一起谈谈心，家乡、美国、事业、文学、艺术都谈，当然也谈恋爱。这天大家无拘无束谈得很晚，他们向我打听国内一些情况，我也向他们了解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看起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以学法律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个女孩子每年收入已达8万美元左右。以小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这里仍弄他的摄影，找了个经纪人，专门为人拍广告摄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写他的小说，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人是近年从大陆来美的人中比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较不爱招摇的一批，他们踏踏实实地干事业挣美元，不大过问与己无关的闲事，但都很关心祖国，对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不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为我们的成就高兴，也对一些缺点很有意见，有些意见是出于隔膜和误解，有的意见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出于爱国之心。所以，即使是误解，一经解释马上也就可以谈通。结束时，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 所谓应酬，其核心就是吃饭，吃饭不是目的，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而且据我的观察，纽约尽管很大，各种餐馆都有，真论到吃，不论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烧烤、东南亚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到联合国演讲那天，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有对外营业的，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餐厅面积很大，售货点也较多，座位宽敞，品种齐全，虽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饭菜的味道也好。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享受优待，比外边便宜得多。此外，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就都是在中国餐馆。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我没多少可说的，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并站稳脚跟，这就很不容易。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心里怀念祖籍乡土，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大约是婚礼寿堂，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画龙描凤，财神寿星，花灯红烛，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总还是动机善良，其情可悯吧，奇怪的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这倒好，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 在纽约我正赶上纽约的华人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赔偿二次大战时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债务。声势很大，许多美国人也自动参加表示支持。在联合国那天，吃饭时碰到个熟人，他知道二次大战时我曾被日本弄去作过劳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谈此事，要我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也参加这个行动，共同向日本索赔，听后我说，我很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从感情上说，日本不仅欠我的体力劳动的报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残的债务。但我是国家公务员，一切要和国家保持一致，从大局出发，听从组织决定，我们政府既声明过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在没公布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张，我只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内的有关人士，研究后再作答复。他听了后表示理解，但对我的态度也不无遗憾，为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这件事谈完，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说于梨华夫妇来了，纽约的几个文化界朋友，有个小集会，唐德刚、夏志清几位教授和几个我认识的作家都参加，约我也去一聚。我当然欣然前往，在那里就又认识了位研究科学的华人专家，一见如故，他就又约我第二天参加由他做东的一个小集会，地点选在距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月宫楼。除我之外他还请了一对美国夫妻，因为这对美国夫妻在中国住过，对中国很有感情。我们在一块谈得很投机，当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华来了电话，她说：“你躲到哪里去了，纽约领事馆打电话来找我要人呢，你赶快给领事馆打电话去。”我又打电话去领事馆，对方告诉我领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领事馆去面谈。 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他告诉我，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他转交给我。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他办他的就是了，这本不值得注意。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国讲学，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问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领事等我看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惟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然后通个电话，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人，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标价都不算高，并没看见有人买。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当初他的《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用苫布很遮盖了一阵子，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现在好了，画家已到了美国，既挣美国人的钱，又可以用画毒害他的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觉悟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一天我充分享受个人自由，逛了临时形成的跳蚤市场，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装在街边演奏。在朝鲜人开的商店买了点送给孩子的礼物。然后到中国餐厅饮了顿广东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小金有任务出差了，我和侨报朋友联系好。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新泽西州机场，我一个人又开始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旅行。在洛杉矶终于打听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朋友们帮我安排的日程很满，而且还要和一些老友叙旧，便没来得及和他联系。后来到了三藩市，住在天津老乡赵伯溪家，才打了个电话找到这位作家朋友，问了他在那份杂志上作顾问的事。他听后说他还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来电话也很好，他也正有事托我回去传达，他说，再有几个月他也要回国了，希望在他回国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几天，这朋友是个戏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错的程派票友，这几天就把附近几个爱好京剧的朋友全请了来，在他家办起一个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军飞行员，中国话只能说上海话，他却迷上了裘派花脸，学习很认真。但腔调实在说不上悦耳，唱完后我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京剧？他说中国人么，总得有点中国生活情趣，他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国生活，只有到这样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宣泄点怀乡之情，不管唱得好坏，一唱这个调调，就记起自己还是中国人了。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一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残：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5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做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些天，山东直接来了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山东与索尔兹伯里会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对方说：“我姓徐，刚刚接办这件事。以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表示道歉，希望你还是来……” 这位同志很诚恳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动身去德州，等候索尔兹伯里。并没打听对我宣布不开放的地区，怎么对他又开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穿了条旧牛仔裤，长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脏起搏器，白发白胡须上落了一层黄土，精神抖擞地来到德州。我想，如果没有徐同志这个电话，我会失约。但是对这位年逾80，走完了长征旧路两万五千里后，又热心关注中国新长征的好朋友失约，将使我自疚一辈子。为此我感谢徐同志。 索尔兹伯里一见面就拥抱我说：“好极了，我知道你会来！”并没说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能来到。 这晚上德州地区负责人准备了简单的地方风味的饭菜：香椿芽、高桩馒头。他吃得津津有味，谈得也很有兴致，他在饭桌上谈话也向来要记笔记。他问：“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真实行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地委书记马中才说：“没达到。现在在农村只能做到第一个生下后，几年之内不要生第二个，最多不准超过两个。城市里，干部、知识分子大多数做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索尔兹伯里说：“是的，我在农村看到常有人身边带着三两个孩子。那么入学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坚持学完全部小学课程？”马中才说：“各个区县情况不一样。但山东这地方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惯，特别是近两年富裕些了，大多数农民坚持叫孩子入学，平均95％可以坚持学完小学和初中。这几年本地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全省各地区中比例是较高的。”他还说了些具体数字。饭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这地方讲话比较老实。不久前他去过南方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位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完成计划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学率百分之百，坚持学完小学中学的也是百分之百。索尔兹伯里听了就不再往下问。他告诉我：“他们讲的可比***先生讲的乐观多了！” 我和索尔兹伯里住隔壁。当晚听到他的打字机又响到深夜。我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相处，很知道他的习惯：采访一天不管多累，当夜一定把笔记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请他注意身体，但这话不能说，因为美国人不愿你总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龄和健康。另外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没把握。按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该算功成名就，生活无虑了。到了这把年纪，大可以养养花遛遛鸟，讲究点养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心脏起搏器满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几个小时。他没说过自己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身，也没提倡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却把物质享受实在看得很淡，自奉简约，至今手中提的还是二次大战中在列宁格勒(彼得格勒)用的那台旧式打字机。而把全部热情投在为社会付出上，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工作是最大乐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们就去平原县。 我在车上给他作了简单的介绍。平原县的名称来自战国时期“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黄河下游农业区，这里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在这儿当过县长，因为地方太窄，战事不已，半途从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里是前沿阵地，颜真卿就当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扫北时，此地被杀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后只好从山西往这里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来的。军阀混战时，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锯战的战场。而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队就沿津浦线南下占了这地方。八路军随之开来展开游击战，这里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壮的故事。这地方人虽然拼搏挣扎了几千年，吃饱肚子则是最近几年才实现的梦想。不过也就是得到了温饱，不要说和美国比，就是和广东、烟台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远。你和农民交谈一下，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问，我不再多嘴。 9点多钟我们到了马腰务村。 这一天马腰务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尘土蔽天。赶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齐，面色健康喜悦。集上商品很多，许多大城市过时的服装、日用品，在这儿正时兴，所以陈列得琳琅满目。也有几个时髦青年穿牛仔裤，骑摩托车。蓝牛仔裤里还露出粉红色棉毛裤来，摩托车上驮着鲜鱼活鸡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还有挎着篮子穿高跟鞋的。因为街上人太多，我们只好把车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里。我领他走到村北头，告诉他日本军队就曾在这里一次枪杀了三四十名抓来修据点的民夫。这个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赶走，安下了据点，住了一排日军和十多种不同的伪军和伪政权机关。我当时作为八路军的交通员给被俘的两个伤员传信，看到伪军用烧红的木柴烫普通老百姓，用子弹打断他们的肋条，就为了逼他们承认家中藏有枪支，叫他们家人卖房卖地来赎人。 他们尽管凶残，但又胆小，天一黑便拉起吊桥，锁上围子门，龟缩在堡垒里不出来。所以夜里的村庄又是八路军的天下了。我们收集敌军情报，作抗日宣传，向据点里的敌人喊话，甚至把传单投进围子里去。 许多赶集的围上来看我们。索尔兹伯里问：“这里是否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说：“有史以来大概见过两次：一次是日本军队，一次就是你。不过日本人在这里决没见过这么多笑脸，更没人向他们招手。” 他听了大笑，冲乡亲们招手，拍了许多照片。 我说，我们在这里和日本军队战斗时，你正在列宁格勒和希特勒战斗，咱们早就是战友了。他说：“我只是用笔，这里的老百姓可是用枪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们回到村政府休息，请来几个村干部和农民说话。来的人多半很年轻，也有一两位老人。他们说话很朴实、坦率，给索尔兹伯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索尔兹伯里问：“现在你们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轻的干部说：“600多元。平均一户还喂着三口猪、两头大牲畜。” 索又问：“10年以前呢？” 那位老头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钱，嘿嘿。” 索说：“那时候口粮能分多少？” 几个人抢着说：“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斤，”“最少的时候120斤，一个月吃10斤粮食。” 索睁大眼问：“10斤？” 翻译说：“就是5公斤。” 索尔兹伯里把头狠摇了摇，满脸同情地望着我说：“5公斤那不会饿死人吧？” 人们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不止一口；草根、树叶全吃。” 一个新村干部说：“10年前粮食亩产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问：“现在呢？” 村干部说：“现在粮食单产1300斤，棉花500斤。” 索说：“简直不可思议；不还是这些地吗？” 农民们说：“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个政策了。吃大锅饭没人干活。现在家庭承包了，连黑带夜地干，也舍得上肥了！” 索问他们教育情况。他们说村里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还建了个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有个卫生所、5名医务人员。适龄儿童百分之百人了学，巩固率80％，因为再要高产，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学。 在这里谈了一阵后，就到邓庄去。 邓庄距马腰务八里地，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40多年来我只回去过两次，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几十小时。如今我已不认识几个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变了。以前只一户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顶挂瓦，墙仍是土坯的。如今满街是砖瓦新房，连我自己家在何处也找不出来了。我们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盖了五大间瓦房，正好接待客人。事先县里打电话告诉过他，他就炒了点花生，弄了点栗、柿饼之类等我。村里人知道我来，一些近支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全来等我。一看来的这个洋人，他们又发憷了，一时不知怎么好。我就出主意，本家的人和女眷全上东屋去，我和他们谈家常。把索尔兹伯里放在西屋，男人们去陪他闲扯。这个主意一说，立即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同。但索尔兹伯里和村人谈了些什么我就无从知道了。谈了四五十分钟，索尔兹伯里找到东屋来了，我就把我的叔叔、婶婶、堂弟、侄女一大家人介绍给他。他为我们团聚祝贺，说我堂弟长得比我漂亮得多，便提出要上我家去看看。没想到这回却不那么顺利了。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我那堂弟十分爱面子，说什么也不同意叫他看。我只好领他上巷子里看看，我说：“这里的房子样式全差不多，你把他们想象得破旧一点就是我的家了！”他跟我走了几条巷，对我们那里的猪圈尤其感兴趣。看到耕牛和毛驴全拴在街边也觉得有趣，只是没看到我家有些遗憾。其实我也很遗憾，只因为时间有限，我又不耐烦去说服家人，我没坚持去，很有点对不住他。 中午按计划要到城里去吃饭，我们就只好告别。这时来送行的人已站满了村头，索尔兹伯里向大家招手，笑着上了车。在车上我问他：“你和他们谈得好吗？印象怎样？” 他说：“谈得很多，我的印象是这地方几千年间生产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看起来10年前的生产水平比30年前还低，有时甚至赶不上解放前。而这10年之间你们又超过了几千年的进程，一切变化都是在近10年发生的！你们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的！” 他吸了一口长气，又说：“再一个印象是，你们这里的人是真心拥护***的，由衷地拥护改革，很怕再走回头路！喂，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也到过中国别处的农村，并不都是这样啊！有人也说拥护，我看得出来是勉强的！” 他冲我挤挤小眼，然后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件事我总想不明白，毛**先生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时姐无疑是个天才，是极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怎么建国以后……” 我说我也不明白。依我听到的和个人揣测，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是中国连年战争，武装斗争的经验易于学会。而建设呢，缺少现成经验可学。建国初期一边倒学苏联，其实苏联自己有些事就并没弄好；第二个可能是毛先生虽然伟大，也会有不能免俗之处。唯我独尊后就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又很少到国外和到生活底层去了解情况，一切靠听汇报，有的人就会专门按他的口味去编造汇报材料。汇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毛的判断件件准确，毛的决定个个正确，句句是真理。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停滞还有别的原因，但这两条可能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他说：“是的，会有更多的原因。这两条大概也不能排除。” 我们匆匆在县城吃了中饭，又动身去看几个乡镇企业。这些大部分是简陋的小型工厂，如把棉絮为原料的纤维板厂、服装加工厂。只有一个以麦秆作原料的造纸厂是规模较大、近代化设备的。可以说这些都还是现代工业的雏形，但这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却是“第一次”，是这片古老的农业地区进入商品经济的里程碑。索尔兹伯里看得饶有兴趣。我们又去看了两个专业户和一个敬老院。两个专业户，一个养鸡，一个喂貂，养鸡的这一位在日本侵华时期作过日军翻译，建国后以汉奸罪判了20年徒刑。在劳改期间他学会了养鸡。刑满之后，又在当地劳动一些年。1981年回乡时，借住在队里的牲口棚中。改革开放之后，他发挥一技之长，向政府贷款办了个雏鸡场，几年下来成了年收入万元的富户。此人怀着悔罪心情，发财后做了些好事，被家乡人选上了县****。索尔兹伯里和他谈了几句，看了看他的鸡场就走了。上车后他对我说：“对于背叛祖国、替敌人服务的人我无法消除厌恶感。但是，这个人的事很有说服力，证明你们的经济改革政策为每个人创造了竞争的机会。对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在路上偶然谈起来，平原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他的兴致又来了，问我能不能讲点义和团的事。我说我一知半解，我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讲，此人收集义和团的资料十分丰富。晚饭时，我就请来了平原县志的编辑焦力军同志，他刚刚写完两本关于义和团的小说，满肚子资料。刚谈了一点索尔兹伯里就入了迷，一个劲地提问记录，结果这顿晚饭吃了很久也吃不完。我看远没有结束之意，就建议他们饭后到卧室去谈，这样才勉强吃完了饭。我悄悄嘱咐焦力军，别谈得太久，老头跑了一天了，要给他休息时间。就这样，也还是谈到了将近午夜。焦力军走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真遗憾，焦先生有事情走了，我还有许多事要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他，焦先生是我叫他告辞的。我不能同意你们无休止地谈下去。他摊开两手作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 19日早晨，我们回到德州。在下边已作了直接调查，他认为再有点概括性的了解更充实，这天上午就请地委书记马中才作介绍。马中才是位研究生出身的工厂管理干部，当过几年钢铁企业经理，到德州两年颇有政绩，他很会说话，开头讲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震了一下。他说德州地区自1958年-1978年的20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吃了35亿多斤；全地区人均分配不超过47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年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502元，年年有超额糖粮给国家，全区国民生产总值比10年前增长4.2倍。原来这地方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山东省是第14位，今年跃居第一位了。棉花总产占全国首位。但是在全国来说，我们还是欠发达地区。在全省，我们也只能算中等水平，比起烟台等沿海地区相差很远，我们增长速度快是起点低的快，人家比我们慢，可是在高水平上的慢，我们有许多短处，最大短处是人才不足，专业知识人才尤缺。 他这样一个开头，自然吸引人们听下去。恰好这时有人来找我，我便失去旁听的机会。后来我问索尔兹伯里这次谈得怎么样？他说谈了许多数字。他是最不喜欢数字的，可这些数字却非听不可。 他晚上回北京。下午我们可以松弛一会儿，他又要求去看古运河和苏鲁五墓。我们在雨中游览了大运河。他说他在中国作了多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他最难忘的几次之一。我问他：“什么地方难忘？”他说是看到了真正中国农村生活。中国有许多被采访的人，谈的是实话，但都是公用的观点和语言，没有个性，没有感情；这次碰到许多人都是讲他个人自己的话，就太宝贵了，我这样才能知道你们改革政策多么有群众基础。真的，这地方的人是真心拥护***和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 我比他晚回北京几天，回来后他已走了，给我留下一封信，再次感谢我陪他作这次旅行，并且约我秋天去美国时到他家小住，他说他那个小镇很有趣，也叫“索尔兹伯里”，不过与他没关系，完全是偶然的。 到老索家做客 去年春天，我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我的家乡山东平原。分手时他约我再到美国时，也去看看他的家乡。 秋天我到了美国。 我和他商定10月15日去他家乡——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这镇与他同名，也叫索尔兹伯里。我不懂英语，为此请了张洁的女儿唐棣陪我，她在康州附近一个学院学习，英语呱呱叫，还趁一部小车。索这时正在外地讲演，也在15日赶回。我们可以在机场会合，然后乘唐棣的车去索镇。 15日这天，诗人郑愁予夫妻从耶鲁开车送我到机场，唐棣由她自己学校出发也去机场。我们在那里接到了索尔兹伯里。索这天穿得极整齐，还系了领带，似乎从讲台上下来就直接地上了飞机，他高兴地伸开两只特别细长的胳膊，拥抱了我们每个人然后下令出发。他乘唐棣的车前边开道，我和愁予夫妻的车后跟。 正是金风送爽，秋叶着丹的季节。树林沿着新英格兰的山峦从北往南红了过来。车在树海中漂荡，前后左右俱是深深浅浅的红色，褐色，金色，绿色。成片成团，像抽象派油画巨幅，绚丽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我曾看过北京西山和奈良、京都的红叶，都没有这般连绵几百里铺天盖地、大块文章的气势。可远观，可近赏，可掠影，可流连。美国的红叶实在比中国片儿大。车于经过一两个市镇，三两块农田，沿盘山道上到半山，就看见湖了。湖好大，有杭州西湖那么大，湖中有游艇，小岛上还有灯塔、可是没有游人。车子向右一拐进了山口，在一个岔路前停了下来。索带头下了车，我们也跟着下车。只见左右全是小道，左边山道入口处，拦腰一条铁链，挂在道口左右两棵树之间，铁链下吊着个小小木牌，写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伸手摘下铁链说：“请，从现在起进了我的私人领地了。” 大家站在那松散了一下筋骨，上车继续前进，走上索的私人公路。这条小路没有铺柏油，落叶遍地。左边是渐渐低下去的山谷，右边是密密的小林。走了一程，就看见坐落在山谷之间一小块平地上的白色住宅了。 听到车声，索的夫人夏洛特开门迎了出来。 夏洛特女士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她陪着丈夫到中国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走了一趟。索写的《长征》还没出版，她写的《跟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却已脱稿了，写得很有趣。 她系着围裙，穿着长靴，正在菜地劳动，招呼我们喝了点饮料，她说声道歉，又去忙她的，索就领我们参观他的住宅。 这是个二层楼。按美国标准，既不时髦也不广阔，家具都是二次大战、甚至一次大战时产品，厨房里电灶旁仍然立着一个烧木柴的炉子。说是冬天下了大雪，这里常常断电，这炉子不可或缺。这屋里没有多余的装饰品，只在壁上镜框中挂了几幅画，看来更像植物标本，问了一下原来是主人父亲的遗作。他是个中学教员业余画家。 我们从落地窗式的玻璃门走出后，便到了房后草坪。索的房屋不设围墙和栅栏。不远处有个游泳池，池后菜地、菜地后是果园，果园往上就是大小几个长满树木的山峰。索用手向四面画了个圈说，目光所及，包括这山，这林，全是他的私人领地。山不太高，却深幽，树木葳蕤而芜乱，他家果园和菜地伺弄得似乎不怎么样。果树结实稀稀落落，个头也小；菜叶上不少虫眼。我敢打赌，送到美国任何一个菜市场都不会有人买它。索却满脸得意地说：“你看，今晚上叫你们尝鲜，我们吃自己种的菜。” 我表示感谢。但忍不住说了一句：“我想它们会好吃，不过看起来样子可不太漂亮。” 他拍了我一巴掌，哈哈笑着说：“今年遭灾了，生了虫。可我反对使用化肥和除虫药物，它们就成了这个样子。虽然不好看，可保证没有污染呀！” 和索的住宅相比它的书房和图书馆却很大。这里原是小农庄主的庄园。他买来之后，把车库改成了书房，把仓房改作了图书馆。这两处原就比住房大，就保持了原来格局。 在他的住宅里，有两样东西很有趣，一个是个铁丝编的捕兽器，一个是挂在窗前的用几百个空易拉罐做成的风铃。 捕兽器放在书房与住宅之间的走廊上。很像我们乡下提鸟的笼子，我问它的用途，索说是为臭鼬预备的。这片水中有一种小动物，像鼬鼠，但会放出黄鼠狼似的臭气，它们常趁索氏夫妇不在家时钻进屋子来，把食品弄得一塌糊涂然后放一屋臭气才走。索尔兹伯里只好找人做了这个东西。里边放上食物，鼬鼠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问捉住它们以后怎么办？卖掉？杀掉。 索摇头说，不不不。我只是遣送出界。这小动物有午睡的习惯。他们钻不出来就会睡去。等它睡着，悄悄把笼子搬上汽车，送到20里外的山中，打开笼盖，等他们睡醒就会爬出来跑掉。为什么非要等它睡着才运走？索说我不愿它们被惊动，那会影响它们健康。我说既如此，你何不在房屋四周加一圈篱笆呢？他说这山上有一群鹿，是他的朋友，这些鹿常常要到他的果园来吃苹果或上菜地吃菜，装上篱笆岂不连鹿也挡在外边了？ 从这儿又说到那一串串易拉罐。它们挂在窗口，风一吹摇摇晃晃，叮当作响，我原以为只是作为装饰品，可索说那是他用来保护鸟的。这山上鸟很多。他家的窗户既大又亮，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蓝天白云绿树红花，鸟儿们傻乎乎地认为真有另一片山林在那里，照直飞来，常被撞得蒙头转向，鼻青脸肿，挂上这个，它们就不会再误会。 夏洛特请我们去吃饭。吃的果然是他家园中生产的西红柿、黄瓜和苹果。再加上用半成品做的三明治和豌豆汤，是用买来的半成品加工的。 从这天起，我在索家吃了三天饭，领略了美国人在吃饭上这种朴实简单、讲究实效的风格。中午是三明治、生菜、咖啡；早晨是麸子粥、面包、果酱、黄油；晚餐和中午差不多，为了客人有时加做一个热汤和一道冰激凌。三餐皆以大量生菜为辅。按中国人的习惯，既不丰富也不算好吃。可索氏夫妻年过七十八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未必不是这种吃法的好处。好处归好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竟在吃上的投资与精力，实在比美国人大方得多。 晚饭时谈的话题却总是有趣的，正是美国大选时期，这晚饭桌上整个话题全是总统的竞选，两个华裔美国人和两个英格兰裔美国人为谁能当选和当选丁会怎样而讨论不休，唐棣不时替我翻译。我听了翻译也不得要领，因为他们两家似乎对两个总统候选人全都不满，而尤其不满的是布什的副总统候选人，索尔兹伯里对他简直嗤之以鼻。 索尔兹伯里谈得正热闹时，忽然转脸问我：“你希望哪个人当选？” 索尔兹伯里太激动了。他忘了我是中国作家，是个外事干部。我们这种人受过“教育”，在对外交往中要严守种种界线。不当面议论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是其中一条，如今布什与杜卡基斯两人虽然都还不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却可能几天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这是美国人的事，作为中国人，不大了解情况，不好多嘴。不过，布什先生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索尔兹伯里听完大笑。他说这两个候选人谁当了总统也不会把美国治理好，因为一个是吹牛大王一个是白痴！ 我竭力不动声色，既不笑也不打听谁是吹牛大王谁是白痴，索尔兹伯里不管我的反应，咬了口黄瓜又说：“美国名义上说是平等选举，实际上许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并不会使用这项权利，要真正平等必须从提高国民教育人手，培养出足够的有文化水平的公民来，美国贫富太悬殊，富人操纵选举，选出的总统就专为富人谋利益。里根不就是这样么，他宁可减少公共福利也不肯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布什和他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吃过晚饭，愁予夫妻回了耶鲁。 第二天上午，索开车领我和唐棣到镇口去。 索家到镇口有四五公里。这中间有一处垃圾处理站，是索头一个必去之处。索一人住在山中，没人来收垃圾。他只好把一切废物小心地装进塑料袋中，隔两天去倒一次。 镇子边上有个邮局，这又是索第二个必去之处。这地方有邮局没有邮差，只有一位老太太兼任局长、职员、内勤、外勤、会计、保卫、人事、行政一切事务。索必须每天去一次邮局才知道有没有他的邮件。有就把它取来。这个邮局设在一幢小小的平房中。小房子门口竖了个大旗杆，上边升着美国星条旗，表示这是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似乎只有一间办公室，老太太用柜台把它分成两半，她自己占用里边一半，顾客们用外边一半。好在顾客多年也只有一两个人，像我们这样三人一伙同时来是很少见的，老太太的柜台上不放邮票邮箴，而摆满了玩具。从娃娃到变形金刚，花样繁多，没一样和邮政有关系。 我问索：“她代卖玩具吗？” 索说：“不，这是给顾客带来的孩子们预备的。这镇上的人都互相认识，大人们来寄取邮件总要顺便聊聊天儿，孩子常常不耐烦。有玩具给他们玩，大人就可以多呆一会儿。” 老太太听说我们是中国人，十分高兴，送我一张邮票作纪念。她说她曾参加旅游团去过中国，印象很深，希望有机会再去一次。从邮局出来，我们才进入镇内大街。这可以看做新英格兰的典型小市镇。安静，平静，干净。很少砖石结构的房屋，多半是二层木屋，漆成白色。阳台上吊着花盆，住宅周围有花圃和绿地。最高的建筑是个小教堂，大概从殖民时代它就立在那儿，至今没多大变化。最威严的两栋三层楼房，一个是市政厅一个是法院。这里有法院，但没有监狱，因为犯罪的事件很少，即使有也多半是偷猎野生动物之类，罚些款了事。不过前几年却发生个大案——几个喝醉酒的人一高兴，放火把市政厅烧了。弄得法院手忙脚乱把罪犯送外市的监狱代管。街上很少行人，尤其见不到非白种居民，连黑人也没有。这里多是殖民时期从英格兰来的移民后裔，仍然保持着欧洲人的习尚和性情。严谨、文雅，或许还有点古板。车辆也很少，所以只有一个女警察管理交通。她大多时间是在岗位附近闲踱，借以克服瞌睡。索领我们走到一个小楼前，说这里是他一个亲戚的办公处，请我们进去歇歇腿。进门之后，走遍楼上楼下，房门虽开着，却没碰见一个人，只有一只猫懒洋洋地躺在椅上睡觉。它睁眼看看我们，又把眼闭上了。我们只好再到街上去闲逛。 这正是万灵节前夕，市场上堆了山一样的南瓜，专门供人买去作鬼头用。万灵节是鬼节。按理说鬼魂应当在这晚上出来捣乱。近年来鬼的世界也忙了起来，没空找人的麻烦了。人们有些寂寞，便用种种材料做成假鬼来自己吓唬自己，最常用的办法便是拿南瓜雕出眼和嘴当鬼头给它穿上人的衣服，这一来便大大促进美国的南瓜种植业。 穿人鬼头阵，进入一家百货公司。公司职员都认识索尔兹伯里。索把我们作了介绍，就领我们参观。百货公司不大，货品很多，最奇特的货品仍是南瓜。大堆大堆南瓜进了百货公司玻璃橱，我觉着有点滑稽。店员见我伫观，就拿出一个给我看。他说：“这是你们中国人想出来的鬼点子。”接过一看，原来是塑料的，颜色形状皆可乱真。我不禁大笑，想看看是哪个厂想出来的好主意，回去后写封信表示敬意，仔细一看，只见写着“台湾制造”。 美国人的动作确实快。来的时候路上还一切正常，回去时沿途已有些鬼气了。人们把穿了西装、连衣裙、甚至披着毯子的长着南瓜脑袋的鬼先生们安置在林边或道旁较隐蔽处，或站或坐。汽车拐个弯突然发现它，着实有趣。还有一位先生别出心裁，弄了南瓜形氢气球当脑袋，挂一件纸剪的长袍。将绳头拴在树根上，风一吹它就不停在树下摇头晃脑，煞是有趣。 下午。我们去登他家的山，山上林子很密，毫无修剪、整理过的痕迹。似乎那是些天然林子，也没什么道路可行。我们只是随着老索在林子里乱钻。 山顶上有一间窝棚，是索雨中上山时休息用的，山的一面是湖，看过去水光波影，开阔明净；这一面是他住的谷地，林茂林深。我用望远镜四下打量，忽然发现距他住宅不远处有几个人开着挖土机在干活。我问索：“那里干什么？” 他说：“我请了种植公司的人来，帮我种树！”我好奇怪，问他这满山上万棵的树都快挤得容不下人了，怎么还种树？ 他说那个地方有一根水泥电线杆，是给他家供电用的，折又折不得，可一看见这种现代化的东西他就堵得慌。所以请种植公司的人来，种八棵树把那电杆和电线、变压器全遮掩住。 我们各自换个合适的地方休息。唐棣看着四周不断地叹息说：“真美！真美！” 第三天唐棣走了，我和索尔兹伯里夫妻像哑巴一样靠打手势吃了顿中饭。下午我就一个人在他的住区内闲走。发现只花一个下午是走不完这块私人地界的，闲逛中我碰到了那群鹿。索为了我最后一顿晚餐不太寂寞，找到了当地一位炎黄子孙在中学教书的x先生来作陪。 饭后喝咖啡时，电视台正播放总统竞选的新闻，他们三个美国人一边看一边议论，我听索尔兹伯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表情越来越不痛快，相信布什先生八成要当选了。 南洋归来话南洋 “无事忙杂记”是没事找事的闲聊。近来“闲中偷忙”下南洋，由南到北穿过马来半岛，就停笔半年。在此应向编辑和读者道歉。这次去南洋跟天津也有点关系。一是小时候在天津学会唱两首歌，“漂洋过海卖哟杂货，漂亮的姑娘啊，风波浪时危险多……”“我想到南洋群岛椰树林中走一遭，我想到菲律宾去找那亲人小娇娇……”使我产生对南洋群岛的向往；二是蒋子龙兄去了南洋和缅甸后，回来对我说了他的见闻，更增加了我要亲眼一见的冲动。 去南洋颇有收获。一路上各国都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胜利50周年，这才知道二战中中华儿女不仅在老家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南洋群岛，在东南亚的抗日战争中，华人也立下了不朽功勋。新加坡、马来西亚报纸上介绍的抗日英雄，其姓氏大多在“百家姓”内。抗日展览会上展出的抗日宣传品，不用翻译全看得懂，因为大部分都是中文。抗日战争为这些国家争取独立打下了基础，因此那里开国功臣中，华人占重要地位。以马六甲为例，马来西亚人把马六甲看做其国家的发源地。最先在这里建立殖民统治的是葡萄牙人，随后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取而代之，从此统治马六甲三四百年。在那里建立最早也最漂亮的街就称作“荷兰街”。二次大战殖民统治的军队投降了日本军，当地华火却勇敢地担负抗日救亡的重任。抗战胜利后，又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如今这条街就以华人领导者陈祯禄的名字命名。而被该国人民亲切地改称“中华街”了。在马六甲郑和遗址“三宝井”旁，竖着一块抗日战争纪念碑，碑文全部是汉字！ 这次远游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六甲的那条“中华街”！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就是“比中国还中国”！整条街的房屋都是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样式，瓦顶砖墙，圆柱木窗，前出廊后出厦。本来门旁挂对联，门上刻文字，是“中国发明”。可若非过年，你能找到整个一条街，家家对联，户户刻字的吗？这里整条街每家大门口都有木制楹联，大门上刻着“河图，洛书”之类的大字，字体浑厚，绝对比眼下京津一带店铺的牌匾写得像样。 这街上的人保留的中华风俗，很可能比现今中国本土保留的更多更纯。比如说过年过节，孩子们必定要跪在地上给大人磕头，清明节，七月七，祖先祭日都要摆设三牲祭祀。结婚礼服男人是长袍，女人戴凤冠，向长辈行三拜九叩之礼。早些年新娘还必须在锣鼓喧天声中用花轿抬进门。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街上的人却并不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族人口中的一部分。他们单独有个名称；叫做“峇峇娘惹”。“娘惹餐馆”遍布马来西亚，绝不与中餐馆混淆。因为这街上的妇女虽是用中国式花轿抬进门的，说的却是地道语，平时也是马来人装束。但他们也不被视作马来人！出于好奇，我稍做了点调查，原来这街上的人是到达马来半岛最早的华人，他们的祖先从明代就在这里落了户，有的干脆就是跟着三宝太监来到此地留下未归的。那时华马两族还没有太严格的宗教隔阂，华人与当地马来姑娘结成连理，实行一家两制，一边通用马来语，吃马来饭，一边仍可保持中华文化和佛教、道教信仰。生下的男孩子叫作崙告，生下女孩便是娘惹，便衍生出这一特殊的民族交融的文化现象。现在马六甲全市通用华语普通话，峇峇娘惹的普通话也是后学的。 与此相似，马六甲还有个葡萄牙村。葡萄牙被荷兰取代了宗主国身份后，他们的居民没有全部返国，留下来的就聚居在这村里。如今也过了300多年，看模样已与当地人没多大差别，但仍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且都会说古葡萄牙语。那是跟现在的葡萄牙语不同的一种语言。现在的葡萄牙旅游者来到这里，两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可这给葡萄牙学术界提供了极大方便。当他们要研究古葡萄语时，马六甲葡萄牙村成了惟一可靠的活样板。 第三辑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色彩，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像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在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得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大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支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成立市文联，老舍先生当选为**。我也调到文联工作，就几乎天天见面了。老舍先生这**当得很认真，风雨无阻，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的**。对属下像对家人，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我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他常上编辑部来闲聊，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住在编辑部对门，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辑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儿，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笑笑说： “小邓，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我从此开始注意整洁。我们写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评点。有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到草叶上变作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升到空中……”写完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露是露，你别瞎搅和。”那时我正崇拜苏联文学，连文风都模仿翻译文字。写文章绝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上，挺立着。”有回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您说怎么才能顺溜？”他说：“写完了自己关上门先大声吟念两遍，自己念着顺嘴，不打夯儿，它就顺溜。要是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顺眼厂这点教导，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还要关上门先念一遍。有不顺溜的地方，坚决改过。 除去公务，老舍还爱揽“闲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点“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们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画在中山公园展销，一幅中堂定价40元人民币还卖不动。陈半丁，于非间更不用提，有位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老舍说：“这位先生过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画得了，价钱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几十元钱给来人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办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就跟文联的同志们说：“这国画家也是我们团结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倡议下成立了个“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习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翻修天安门。他就以文联名义跟有关领导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全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困难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联同志们说：“解放了，人们不迷信了，这算命的瞎子没生意了。他们里边多数人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我们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咱文联、文化局也该管吧？”就在他的倡议、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 1957年因为阴错阳差，我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批判会时，老舍先生对我一言未发。我去劳动改造后，有一次放假回家，见到老舍先生在场，我想躲避，但他看见我了，忙叫道：“这不是小邓吗7你躲什么？”我红着脸说：“犯了错误，不好意思见您。”他沉默半天，说道：“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 后来我去了东北，再没跟他联系。东北有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1965年那剧团派人到北京给老舍先生送演出税。老舍看他的介绍信，便问：“有个北京去的邓友梅，你们认得吗？”那人说认得。老舍就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那人回来后转告了我，我很感动。过了一年，那剧团搞什么运动。那人忽然跑来找我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没法活了。”我吃惊地问：“什么事？”他说剧团里有人诬告他贪污，他不承认，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证。不料，老舍先生家记的账真跟他交的收条数目不合。账上比收条少好几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要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问清楚，怕他不见我。他既是你的老领导，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我说我自犯了错误，跟老舍先生已不来往。他说：“我去时他还叫带话问你好呢，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实在不好推脱，就冒昧地给老舍先生写了封信交给他。信中只说此人有事求助，请老**见他一见。对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面谈。 过了些天，那人回来了。欢天喜地来看我向我道谢。我问他到底怎么回来，他把老舍先生写的证明抄了一份拿给我看。上面说：“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节期间，我回北京探亲，有天去青年宫看戏，正碰上老舍先生。我这回没躲避，赶紧凑上前去问候，并说：“我那封信写得很冒昧，您没生气吧？”他笑着说：“你解人之难，我生什么气？做人就该这样。”我又笑问道：“怎么您还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他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住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他说得很轻松，我听了真想掉泪。 “*****”开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却是在极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中，造反派每次对我“触灵魂”时，大牌子都挂在我身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文艺黑线爪牙”等一串封号，打满黑x。有一回在戏院里开大型斗争会，拉上台挨斗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还在面前另立了个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帮”们互相却能看到的。立着的那个牌子上写的都不是挨斗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气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帮头面人物”。斗谁时叫谁举着牌子站到台前去。发言也跟平日不一样，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内容多。斗争我时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烂文艺黑线，打倒反动文人老舍，扫清他的黑爪牙。”批判发言的内容也有点特殊，专说老舍罪行如何严重和我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举出的事例就是我写信为那人要来证明信，证明他没贪污。拿出来的物证则是从我家抄出来的画。那画是我结婚时林斤澜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来的。当时老舍一边替我找画，一边说：“友梅是山东人，我得找个跟他有点关系的画才称心。”费了半天劲找出一幅松小梦的画来。他亲笔写道：“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对此画爱不释手，发配到东北我还带着它，不时拿出来观看。我一进牛棚，造反派连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盖上了，这画自然也就早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挨斗的时候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我被斗完，站在一边为别人陪斗时，我忽然发现那些写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经过世的人，心里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忆造反派们批斗我时，反复说“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之类的话，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计他已离开这红海洋了。 开过会后，造反派头头还找我谈了几分钟话。问我：“你对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想法？服气不服气？” 我说：“我服了。”(后来看到有些朋友写的回忆录，才知道别人都那么铮铮铁骨般与造反派英勇搏斗，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只能腆见着脸活着就是。) 造反派头头说：“你有进步嘛，为什么这一回服了？说说活思想。” 我说：“要是老舍都已经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只脚了，我就没什么可委屈的。” “就这一点？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说：“那倒是也有一点。就是我只是在老舍领导的部门工作过，还不够做他黑爪牙的资格。更称不上他的徒弟或学生。你太抬举我了。” 他说我这是狡辩，推脱罪行，原则认罪，具体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经用惯的坏招，造反派决不上我的当！ 永远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漏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懵了。“*****”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决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白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徜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20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论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恭送孙犁师长 在香港报纸上，突然见到京津文人与孙犁遗体告别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个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学时代，一个招人敬佩、追随的文化群体，从我们身边远去了。 我想读读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香港看不到内地有关文章。我想写篇回忆文章表达后辈的怀念，但心中一片痛乱，集中不起思想来。只模糊地想到，孙犁在文学上独特的成就已得到无可置疑的公认。这是人们经过数十年审视、琢磨、体味而得出的结论。半世纪前似乎还不是这样。 孙犁许多名作如《荷花淀》等，都是抗战期间在延安报纸上发表的。我在新四军当小兵时很爱读书，有空就去随军新华书店里免费看书。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艾青的长诗都在那里见到的，但没见到孙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淀》。也可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书籍交流不易。但报纸上介绍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没太提孙犁这个名字。 建国后进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门拐弯就是新华书店，这里经常宣传、推出热点名作，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如《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许是由于我的粗心，仍然没在显眼位置见到过孙犁的著作。也许在那时孙犁的著作没被视为热门作品。 我读的第一本孙犁著作《采蒲台》是在疑有统战色彩的“三联书店”买到的。读完之后颇感意外：写的也是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画的也是根据地的革命图像，却不像喝胡辣汤那样热血沸腾，慷慨激动，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余味无穷。原来歌颂抗战，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和音色，同样描绘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构图和色调。原来文学是允许有个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标、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灵感受，语言风格，审美视角，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桃花红梨花白，各按各的意思开，这才叫百花齐放！莺啼鸟叫，各有所好，这才算百家争鸣。 闲聊中发表了对孙犁的读后感，很快得到一位朋友的善意提醒：“青年同志还是多读点正面反映革命斗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好。”我说：“孙犁写的也是根据地生活呀。”他说：“你没发现对他的作品宣传不那么热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上感到孙犁作品是知识分子味儿的，是用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战生活，弄不好就有小资气。我说：“我觉得他的作品读起来蛮有味的嘛。”他说：“所以我劝你还是多读点正面写斗争的。有的人还为写作中改不掉小资味苦恼呢，你何必赶着去学？” 我并没想到在作品风格、气质上去模仿或学习孙犁同志。此属天性，是学也学不来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严谨、简练、干净、准确，我确暗以孙犁同志为师。 朋友对我的劝告，当时没起作用。因为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一来，我被认为思想上已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水平，“小资情调”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劳动改造时，箱中仍藏着那本《采蒲台》，有机会就拿出来翻翻。一直翻到“*****”，翻到“***”倒台，翻到***领导改革开放，翻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上、文坛上一致肯定孙犁，连攻击过、反对过、批判过、嘲讽过孙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称赞时，我才悟到孙犁坚持按自己的人生观作人，按自己的文学观作文，要有多大勇气，要有多高涵养。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写两部被炒红、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可是他没写。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鲁艺教员的资格，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没进官场。不当红星，不入仕途也罢了，晚年以其文学成就，革命资历，社会名望，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他却婉拒谢绝，退避三舍，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细看这幅像才发现，一个不吹不擂，不争不喊，静心为文，默默奉献的人，要比另一类人勇敢，坚强，有毅力，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 孙犁同志对年轻学子的关心与爱护，韩映山、刘绍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谈话中有更丰富而亲切的描述，我没有多少话讲。我感激孙犁师长关心过我的作品，并写文章鼓励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为范本，在写作语言上作过点磨炼。但从不敢承认有做他学生的资格。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他们那个文学时代的受益者和追随者。那是个将传统中国文人品质与现代革命精神结合的时代。他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以笔代枪走上抗日战场；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为新中国建国或歌唱或呼喊；他们把写作视为革命手段，但并不压制自己的文学个性。他们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恰恰因此而对真、善、美有更真诚的热爱。他们有得意的时候，越是得意之时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处，从不得意忘形。他们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他们越顾大局、识大体，坚信“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好文人很多，好人类型也不止一种。孙犁师长只是其中一类，是这一类的典型。我敬爱这一类型，敬爱孙犁师长。为他的离去深深哀痛。像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长存人间光未然 去年我写了段“会余杂谈”，说老作家们来开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多带有“告别”心态。文章刚发表，就传来张光年先生谢世的消息。作家协会召开“光年同志追思会”，我回忆起一些往事。 我12岁参加抗日军队，学会两首军歌，一首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学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为谁。过了两年，新四军文工团需要演小孩的演员，见我能说国语脸皮也厚，调我进了文工团，这才知道“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军歌，早已过时不唱了。而“风在吼，马在叫”则是革命歌曲经典节目《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后，为接待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领导的“和平执行小组”，我们又重新排演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进我的心中，并奇怪地想：写出这么震撼人心的作品还叫“光未燃(然)”，怎样才算“燃”？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去大凉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只彝族特有的工艺品——鹰爪杯。用鹰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脚杯，以生漆刷成红、黄、黑三色。彝族朋友说这杯很贵重，我无意间得了件珍宝。北京同来的人中有一位音乐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我唱过他写的歌“什么花开放朝太阳？”此人资格老却没有架子，跟我相处很好。我买回鹰爪杯时他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访问团工作结束，回到北京，他对我说：“把鹰爪杯原价卖给我吧。你拿它没用，我却十分需要。”我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欢。你有什么特殊需要？”他说：“我要去看个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东西送他作纪念，一直没找到。只能求你割爱。”我问：“你要去看谁，如此令你敬重？”他严肃地说：“光未然！” 没想到对我无限遥远的一颗明星，被他一句话就拉近到了身边。我二话没说，把鹰爪杯交给了他，并拒绝他回报任何东西。他只好说：“那就算咱俩人送的好了。” 此事过去也就忘了。过了两年，工作变化调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这里是周边四合院围着中间一栋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欧阳予倩和贺敬之。洋房大屋夹缝中的简陋小屋，就住着几个文艺圈的无名小辈。初来乍到，另外几处房住的是谁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饭后，隔壁一个小伙伴来问我：“你会不会打扑克？黄叶绿同志找人打扑克，缺一个人。”我说：“黄叶绿是谁？”他说：“见面就认识了，你在院里见过。”我就随他去了院子东北角的堂屋，一见黄叶绿果然面熟。在参观她家书房时，我忽然发现那只鹰爪杯就摆在柜子上！我问道：“这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她说：“是杜矢甲送给光年的。”领我来的小伙伴这时才说：“你还不知道叶绿是张光年同志的爱人呀？那你总该知道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张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刚才还真没转过这个弯来。经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里。 玩了几圈牌，光年回来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装，戴顶干部帽，走路子稳，说话很慢，40来岁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张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鹰爪杯的缘分，从此开始与光年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把跟前的张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体。一位是热情，敏捷，是易于亲近的浪漫诗人；一位是作风严谨，深沉，有政治修养的文化官员。对前者崇敬，亲切，感情上有呼应；对后者尊重，信服，却隐隐有一点间距。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断绝了与多数朋友的往来，当然也不和光年接触。“*****”中，作家协会已被红卫兵冲垮砸烂，其领导成员都被定为黑帮黑笔杆子。我在外地劳动，听说老师张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险，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挤进作协大楼探听消息。一进门就碰到几个红卫兵手执皮带，监督几个带着白色袖标的老年人在劳动。最前边张光年和张天翼抬着张大办公桌正往门外走。我脱口“啊”了一声。他两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又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疾走出大门。我与他俩擦身而过，只好叹口气去看贴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多就是“揭发深挖反革命黑帮头目张光年”的“反党罪行”。从这里知道张光年曾为文艺界一些人和事说过公道话，甚至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过大字报也就会想到：在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兼文艺报的主编，天天处理具体的、麻烦的、并牵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得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件事中处理错一件只占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其伤害就是百分之百，并由此结下仇怨。更何况有的事虽由他出面处理，实际上是他在遵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来红卫兵“揭发罪行”也起到点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对官场人员的了解与同情。 “***”垮台，***领导拨乱反正，文坛再现生机。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坛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为“重放的鲜花”，张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调到光年麾下工作。经过几十年磨难，间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辈之间只谈工作，我们在他家打牌。他也从不参与。这次重聚，他有时竟谈起私房话来。有一天我搭他的车从作协回家，在车上闲谈时，从我的《烟壶》谈起，他说他以前对逛小摊，收古董也很有瘾头，50年代常到琉璃厂去以“捡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会把鹰爪杯从我手中要来送给他了。我问他那只鹰爪杯还保存着吗？他笑道：“这真是缘分，“*****”红卫兵抄家，把所有书画、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没收抄走。搬不走就当场砸烂烧毁。只留下两件东西没有动。一件是个古瓷画缸。当时我故意用它装了水，他们以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实这倒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个鹰爪杯，当时扔在墙角里，满都是土，他们用手摸摸说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结果保留了下来。等一会儿到我家下车看看再走吧，也算纪念。” 30年前我是他铁狮子胡同那个家的常客，30年来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会儿住北京干部宿舍，一会儿发配到外省干校去劳动改造。今天他家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还是那副简朴的格局。书画摆设反比当年还少了。因为被红卫兵抄走后没退回来。惟一比当年多出的一件“现代化”产品是台黑白电视机。 不久，应日本友人之邀，光年当团长，带作家代表访问日本。我当时正负责作协对外联络工作，和他商量出访日程时，便对他说：“您那个黑白电视机太落后了。这回带个彩色的回来吧。那边彩电质量好，价钱低，不像咱们要购物票，咱们出国人员都有一个指标。” 他却苦笑着低声对我说：“人家票是不要，可钱还是要的哟。我哪有这么多外汇买彩电呀！” 他见我似乎不信，便解释说：“我写作旺盛期，正在抗战，没有稿费可拿，现在有稿费拿。我没时间写作了。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里有钱买彩电？” 我听了真的很震动。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国内外，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连买个彩色电视机的财力都没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撤到二线，操劳奔波半个多世纪，得到安心写作机会，已年过80。因此，在一年前连续接到光年托人送来他签名的新作《语体翻译本》和厚厚两册《日记选编入令我钦佩不已。连夜给他写了封感谢信连同我的两本著作叫作协转交给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他。 去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来与大家合影时，恰好光年与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见他虽身体清瘦，但精神抖擞。我说：“您看起来身体很好！”他苦笑着小声说：“癌，又有新的发现。” 我震惊得一脸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他反倒安慰我说：“暂时还没什么，不必担心。” 会开完我就到香港。没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张光年同志走了。但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长存人间。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丁玲来我们宿舍事先并没通知，来后也没特意集合学员，随随便便。谁碰上谁参加。到场人不多，记笔记的人更少，(她反对说点什么学员都记。)经过40多年风霜雪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我写这封信并公之于众，就是想为你作证。证明你的记录是真实的。除因口音关系，有个别字听错，其余全部真实。 记录十分宝贵，不过她当时谈得很零碎，记也难成系统。有些“话出有因”之处，不了解其背景，只从字面很难领会其中奧妙。你说：“因系记录，每个意思会有一些前(言)后语，应全面并有分析体会。”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此，我觉得有些地方作点注释怕是必要的。只举一处为例： 你记有这么几句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话挺简单，但只从字面读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义。因为她有的放矢，是针对二期学员的活思想说的。 咱们二期学员和一期一样，专招革命历史较长，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但没有机会进学校受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他们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有学以致用明确目标。初入学时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学，如饥如渴，颇为满意。但学过一学期后，感到这套教法和学法颇有不足之处了。 50年代初的“一边倒，学苏联”，虽没像“*****”中学老三篇那样要“当作座右铭来读”、“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却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在这个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艺术门类又搬来各自样板。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个京剧班要排《群英会·借东风》，新派来的“导演”就要演员写诸葛亮“角色自传”，替曹操找“内心独自”！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丸子”。要写诗，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实际上模仿翻译的文字)。有同学开玩笑，模仿“苏式诗”编了个顺口溜：“某某诗来作，看见马雅可，厕所讲卫生，保卫那和平……” 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题思想；四、故事结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词汇也多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的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作品属“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好事。但要求按讲课堂上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像我这样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可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可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作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蒙，什么也记不住！ 我们把学习中这些困惑反映给所里，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大家明白这套模式是经领导认定的，有政治含义的，故做好了被丁玲反驳，挨丁玲批评的准备。 没想到丁玲竟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按“主题、构思……这套顺序来读书，读倒是读明白了，可写作时一点用不上。”她竟说：“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应该怎么读呢？ 她的主张是：“看书要沉到(书里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对读书与创作的关系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活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我们再读书、写作就可理直气壮改用我们赞同的办法。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映。1957年丁玲被错划右派后，二期学员全都召回讲习所集体解毒。有的同学被错划成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得雨，我觉得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再读你的记录感受会大不相同，也会对丁玲有更多理解。顺便说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谢谢你保存并发表了这篇记录。今年是我们老所长丁玲同志谢世12周年，你发这篇记录是最好纪念。 祝你 身健笔健 邓友梅 一笑泯恩仇 近几个月，北京文坛飘起一缕不大不小的温馨之风，吹得银发一族泪眼含笑。连中青年也跟着激动感慨。风源来自两封信。而信又是由徐光耀的一篇文章引出的！ 徐光耀写了一篇2万多字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发表在今年初文学刊物《长城》上。写的是1957年那场风暴中，他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身经历。写了他从青年作家落进右派分子泥潭的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反右的第一大案就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光耀和我都是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被视为“丁玲小集团”的成员，光耀写了他奉命违心地揭发丁玲“罪恶”，却仍没逃出自己也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的经过。 文章写到了许多人和事，有一段写的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刘白羽先生。批判丁玲的大会多是由刘白羽主持的。徐光耀写他奉命参加大会，会前有人用劝告口气指点他：“你是丁玲和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又嘱咐他，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审阅。 徐光耀并不掌握丁玲“犯罪事实”，而不发言又不行。苦思了通宵，只得把以前回答作协调查写的信中不利于丁玲的“事实”单挑出来列为罪状，重点放在对丁玲的“批判”上。最后(对丁玲)写道“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 发言稿开会前就交给了刘白羽，会上却没叫他发言。接着徐光耀写道：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跟前，右手忽的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抓住，到听清“你还‘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到圆柱后边去了。 …… 光耀文章引起轰动，尤其是我们有共同遭遇的同学，读来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同时，我在阅读中也产生点疑问：像刘白羽先生这样被真名实姓写到的当年领导过反右的人，看了有何反应？会下会把已经淡漠了对立情绪又提升起来7 过了不久，河北省召开《昨夜西风……》的研讨会，我们几个同学赶去参加。除了向光耀热烈祝贺并称赞他的杰作外，我也悄悄问他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可曾还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反映？他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先看了一下署名，只见恭恭正正签着三个字：刘白羽！ 我急忙从头看起：——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要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们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000年1期《长城》(即发表徐文的一期)，因为手上一本还要还。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社。…… 刘白羽 我看得眼睛被泪水模糊起来。我说我很感动。光耀说：“我也很感动。可是也有人怀疑这信是否出于真心。” 我说：“怀疑什么？白羽同志是80多岁的人了，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对名利皆无所求，无所求就无所惧，而且没人逼他，劝他表态，出自良心写下这自责自疚的文字，我们敬重还来下及，怎么可以怀疑？有几个人做到这一步！怀疑白羽是作秀？倒退一万步讲，就是作秀也比死不认账的人强，至少是承认当初错了。你没见有些*****的受益者，至今还花言巧语粉饰他们当年的行径呢！” 光耀点头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已经给白羽同志写了回信。准备得到白羽同意后，两封信一块公开发表。 果然，不久报刊上和白羽的信一起登出了光耀的回信：—— 刘白羽同志： 接到您3月29日信，很感动——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一下子使我对你的思想品德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我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您是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 但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镨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換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在战争年代，我读过您不少小说，那个在马背上飘着一只空袖筒驰骋疆场的政委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的心贴得有多么紧！可惜，后来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分裂”了。造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是一定要深刻总结的，我非常赞成一位诗人说的话：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谢谢您的来信，它不仅启发我想了一些问题，也使我对您更加敬重了。以超过八十的高龄，能睁眼面对以往的过失，勇敢而彻底地否定它，这比起那些以发表假日记，假书信来美化自己的人来，真真高下自分，不可同日而证语的。衷心祝愿您抚平创痛，保重身体，健康愉快。 致 敬礼 徐光耀 2001.4.3 我逐字逐句把两封信都抄下，交大公报转载，因为觉得这是一字千金，将传于后世的大块文章。比那些半尺厚的假话废话要有价值得多。从这里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品格，气量和信念。 写到此我这文抄公的任务本已完成。忽在当日中国作协出版的文艺报上看到《第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在《1997.2000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获奖作品》一栏，赫然印着《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篇名。我感到又一股和暖之风迎面扑来。这样的人，这样的文，得到中国最高级的文学奖项。令我想起一首歌：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心香祭故人——送别端木 端木同志谢世，我等候讣告，准备告别，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留得有话：不举行仪式，不通知亲友。耀群同志忠实于他的嘱托，悄悄把后事办完了。 我该早想到这做法，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送别故人。 建国之初，端木刚从香港回到北京，还没安排工作就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活动，我在会上和他相识。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任创作部长，我是他的“部下”。我俩同时入党，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台下举手宣誓。近半个世纪里，不论顺境和逆境，都没断了联系。这该算作缘分！多年来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实不论按自然年龄还是按文学辈份，我都应尊他为长辈。我在文工团唱过《嘉陵江上》，初学写作就读他的小说。想像中他是个才华出众，倜傥不群的样子。所以那天看到一个30多岁，谦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赵树理走进“创研会”客厅，压根没想到是端木！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手持司提克，标准的英国绅士；赵树理穿粗呢制服，脚蹬家做千层底布鞋，典型才进城的“科以上干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买乍做的干部服；脚上却蹬着质高色亮，尖头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赵树理一说他的名字，大家惊叫着站起来欢迎，他有点手足无措。开会时他还有点拘束，坐在一边点头，捡笑，却不发言。有人请他发言，他说：“刚回来，听什么都新鲜，很兴奋。先听吧，熟悉了才有话说。” 我觉得他够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时候。过了不久，报上批判电影“武训传”他不甘寂寞，热心写了篇文章。发表后却被认为“明批暗保”。文联开座谈会他检讨过失。文章内容我已忘记，但他作检讨时样子忘不了。据说是头一次当众检讨，他声音压得很低，充满自责却说不清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有人问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瞠目结舌，摊开两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责问自己：“除了想做点工作，还能有别的动机吗？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责，并没有反感和气恼。我第一次发现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此事过后，他到大红门，鹿圈一带参加农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强改造去了。在下边时不断写信来，把工作感受与思想变化向党组织汇报。这哪像刚从外边回来的专家？解放区来的干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们很赞佩。不久之后，他成为新回来的人中最早入党的一位。反没人感到意外了。 入党后端木自律颇严。他没想好新的写作路数，暂停写他擅长的小说，散文。但并没停笔。他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改编成评剧“罗汉线”，为“反对武装日本”与人合编京剧“戚继光斩子”。“罗汉钱”发表了但没演出，“戚”剧演出后效果平平。他都处之泰然，他思想有准备：只要完成政治任务，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无能力评判这样做对文学运动的利弊，但确信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才这般行事。 那以后端木没再因为发表作品惹麻烦。但从胡风事件起，直到“*****”，过去的人与事，文坛旧案，士群传闻之类仍使他没得到几天安宁。 写作停顿，端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热爱，只能从读书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赵树理是我们宿舍藏书最多的两人。他俩希望我把小说写好，都主动借书给我。树理拿给我的是“七杀碑”；端木则借给我选了“宋人话本七种”。一位劝我“参考其写法”。一位叫我“领会其神韵”。两位的忠告我都听了，对我的写作风格都起了作用。我还随他两人逛过街。端木爱去琉璃厂，树理去钻和平门破烂市。端木买小瓶小罐，寿山石、山核；树理则买生锈的钢笔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没事拿着放大镜看他的小古董，赏心悦目；树理闲来弹日本弦子，有板有眼。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为后来写“烟壶”种下了远因。 端木还曾经喜欢过临帖写字和种花养草。种花成绩不佳。养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种的兰草。也没见开花。临帖却大有成绩。文联开会曾请他为会场写过篆字楹联。但写字也给他添过麻烦。有位朋友初学国画，却自视过高，以专家自居，听不得批评。有天画了幅写意“红牡丹”。坚请端木为之题词。端木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思忖再三，题了数行。大意是“人说洛阳有白牡丹，色如何纯洁，形怎样完美，堪称盖世绝伦。”完全是夸好。我看到后问端木：“这是您题的？”他说：“人家要我题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犹疑着说：“这画有这么好吗？”端木笑着说：”‘你没看明白，我夸的洛阳白牡丹。他这画的是红牡丹……” 瞧他这机敏劲！既表达意见又不伤感情。可见在创作上施展才情的机会如果更多些，他为人们留下的佳作更多！ 那几年，端木文采也曾有两次闪光。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的热潮中，他在文联内部作过个“红楼梦札记”的学术报告。大家公认“真有学问”，“真下功夫”、“真有见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一1957年反右前，他连续发了“马戏”，“山核桃”等几篇随笔，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连篇名都没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后，拨乱反正之前，最见端木本事的作品。才华，灵气决不在“科尔沁旗草原”时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势。 也就是在发表这两篇作品之后，北京文联开展了“大鸣大放”。热心人出了张墙报起名叫“仙人掌”。要发挥端木书法特长，请他题写报头。端木当然答应。答应后却沉吟起来。小声说：“仙人掌，浑身是刺，这有点犯忌吧。”抬头见我在旁边，就问：“小邓，有一种开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么？”我说：“你说的是不是令箭荷？”“令箭荷？对，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铺纸润墨，提笔写下了七个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详着说：“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结果也没好到哪儿去，编辑和投稿者大都摊上事了。端木擦边儿，虽没有戴帽，从此却步履维艰。谈不上写什么作品了。 “*****”中，造反派忙于狗咬狗无暇旁顾时，我溜回京探亲。悄悄到北京文联，想看望一下故旧。刚进楼门就看到一个老年人，旧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弯腰驼背在大字报缝中扫地。我走近时他一抬头，我俩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面色死灰，乱发夹有白丝，额头带有伤痕。眼神先是意外，随后惶恐，再后悲凄。“端木”两字我还没出口，他吸口凉气，做出不认识状，扭转身低下头继续扫地去了。不一会有只猫从大字报后窜出来到他面前，他不高不低的冲那猫说：“别显魂了，快走吧！别人躲还躲不及，你上这儿来找麻烦！”说完头也不回，匆匆端着簸箕走到楼后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默默离开了北京文联，这个引我走上文学之路，又使我落进苦难深谷的所在！ 千幸万幸我们熬到了***同志举起帅旗的年代。赶上拨乱反正，幸逢改革开放。我们等到了第二个春天！端木不仅宝刀不老，而且创作上进人了第二个青春期。当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时，我为端木，也为我们一群朋友感到幸运和安慰！ 当我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庆幸时，不会忘记这也有另一个人的心血辛劳，为此我借此机会向耀群大姐道一个谢字。你以自己的整个生命、默默地支撑着端木的拼搏，从而才使他的理想实现，把你们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献在读者面前。 端木一生逆境比顺境多，但对新时期以来难逢的机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贤内助支持下，短短数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为我辈做了光辉示范。 只要中国有文学，小说有读者，端木蕻良这名字是不会被忘却的！ 安息吧。兄长！ 端木书房 近日见解放日报发表舒乙兄文章，谈庆祝回归5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香港举办展览。展出三个书房的佳话。“文学馆”是由巴金先生发起并捐赠自己的稿费启动，经***同志批准，政府资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贵资料。“作家书房”就是一项。展览举办时我恰在香港。碰巧这三间书房原址我都曾到访过。就回忆起一些往事。 且说端木的这间。1949年冬，端木刚由香港到北京时住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被任命为创作部长，搬进“霞公府5号”北京文联。这个日式楼房是沦陷时期日商“清水组”的公司。三层以下是办公室，四层是宿舍。东西一条通道，两侧对列房间，房间都一般大，不到lo平方米。我和后来任全国文联副**的罗杨两人住一间，两床之间刚能走过一人，没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长，独居一室，就有书桌和座椅。靠墙还有固定的书架。那桌椅的摆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拥挤杂乱得多。桌椅之外，地上还摆了个旧货摊上买的瓷缸，缸中泡着棵半枯的树枝。他说这是“水柳”，叶子长满后很好看。只可惜从没见它长满过叶子。墙上还挂着他自己写的字幅(当时他在练写篆书)，和旧货摊收来的画，有次他把旧画取下换上一幅朋友画的“红牡丹”。上边有端木自己题的款，说“洛阳有名花黑牡丹。美得举世无双……”(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后坦直地说：“我看这画不如你原来挂的旧画好，你郑重挂上，是为了尊重作者吧？”他说：“人家特意画了送我。我当然要郑重挂上。”我说：“既是朋友就该实话实说，你这题词夸得过分点了吧？”他笑笑说：“你没看懂。再瞧瞧，我夸奖的黑牡丹呀，他画的是红牡丹……” 屋子小无法待客。来访的人也不多。惟一常来找他的就是吴祖光。那时端木单身，祖光也是独行侠。他有空就骑辆从香港带回来、被北京人视为高档品的风头自行车来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里认识的祖光，后来同时当了右派，重新出土后，我的小说《那五》发表后，祖光头一个写文章给我鼓劲，此乃后话。 端木在这间书房中写过几篇作品，很少被人谈到。其实这几篇东西反映了建国初期端木的创作心态。他从香港回来满腔热情要写作，但以当时的文坛气候，他感到写他熟悉题材却与现实不搭界，写工农兵又缺乏生活。于是他就放弃小说，与文联的编辑，多尔衮王爷嫡系后人金寄水合写了京剧本“戚继光斩子”，为解放台湾鼓劲；接着又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罗汉钱”改编成了评剧本。另外，他还边读边写，写下了厚厚一本“红楼梦札记”。其文并未发表。但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学习时，他曾以此为据写一两篇评论。他后来写“曹雪芹”，我相信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北京文联搬家到北京西城六部口，端木的房子大了点，但桌椅笔砚还是原套，书房格局保持原状，仍同样的乱。不久我成为右派离开北京。“*****”期间，我趁回京探亲机会，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溜进文联楼内打探熟人消息。刚进门就看到一个戴着白袖标的驼背老人弯着身子扫楼道。人来人往从他身边走过，他既不抬头也无反应。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边，故意轻轻咳了一声。他歪着头轻轻扫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对视了有两秒钟，马上又低下头继续扫地，脸对着地面自语般小声说：“还不快走，叫人发现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到楼后去了。我带着一心酸楚离开，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坛，和林斤澜一起去看他。这时他老夫妻还挤在“虎坊桥”一间小屋中。所有的书籍，稿件都像垃圾样堆在过道。像是难民营模样。又过数年，***领导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文化界这才起死回生，开始欣欣向荣。北京文联建成了和平门里这套高级住宅。端木搬进新屋，又有了书房。但经过数十年变迁，端木书房竟并没变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变化是有了太太打扫收拾，不再杂乱而整洁舒适，如现在展出的这样，像个名家书房了。 90年代作协召开代表大会，香港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等作家来京，我带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这书房里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刚刚拔了牙，指着自己的嘴说：“几年没见。看看，我已成了‘无齿(耻)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在香港图书馆看到他这间“书房”，真是百感交集。 草明同志——文学红色娘子军 去香港探亲回来，知道草明同志西归，默默悼念良久。往事涌上心头。 解放初期，我因只熟悉战争生活，不了解和平建设，写作上有危机感，便努力找反映工业建设的文学作品补课，找来的头一本书就是描写镜泊湖水电站的小说《原动力》。从这本书上初次看到工业战线复杂斗争和产业工人的光辉形象。因为对作者极为敬佩，记住了作家草明这个名字。 1951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创作组”，到大连去写作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来自各地的创作人员先到沈阳集中，再一起去大连。林斤澜、路翎和我几个年轻人随组长田汉、支书田间和安娥、黄药眠等老作家到了沈阳，一下火车就见到一大群当地领导人挥手迎接。我们知道人家是来迎接田汉先生的，就悄悄的往后捎，跟老作家们拉开距离站住。看前边的人寒暄问候一阵开始往外走时我们再跟着走，忽然从前边朝我们走来一位女同志，个子不高，笑容满面，用带有广东腔的话问：“路翎同志呢？哪位是路翎？”路翎马上向前走了一步，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路翎”。那位女同志握着他手说：“我是草明。”我听了一惊，没想到这位朴素的大姐就是《原动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后就走到我们面前来，我报名说：“我叫邓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可老气横秋的……” 在沈阳她先做主人招待我们，然后也参加了我们创作组一道去大连写作。并且担任了临时支部的委员。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一个10多岁既活泼又腼腆的小姑娘。我们问她叫什么？她小声说叫“娜佳”，我觉得是个苏联式的名字。休息时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现给我们组增加了快乐气氛。但草明带着孩子，显然她比我们要辛苦得多。背后大家都为她的拼搏精神感动。 从这时起，开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个世纪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钢挂职，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调到了鞍山，她特地约我到她家相会，去之前她还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间，把她收藏的各种贝壳摆出来供我欣赏。谈话中她关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问题又给了我不少鼓励。过了两年她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了，她听说我来北京探亲，又特意找来北京人艺《茶馆》的戏票请我和陈淼看戏。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我也调回北京文联工作，头一天去报到就碰见了她，她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我都看了，姜还是老的辣哟。”我说“再老也老不过您去吧？”她哈哈大笑，然后真诚的说：“你总算熬到出头之日了，以后别的事少管，好好写点东西吧。”80年代中，我们又先后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家也搬到了一个楼上，成了邻居。常见到有一位中年女士全身心陪伴她，照顾草明工作，使她毫无顾虑的全心投入工作。过了好久，有次和这女士闲谈起来，才知道就是50年前和我们一道在大连玩耍的那个小姑娘。名字叫“纳嘉”，不是“娜佳”，纯粹中国名字。 半个世纪相处，我对草明同志的印象一言可蔽之：这是位文化界的“红色娘子军”。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文学创作中。而且是绝对严格地依照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长期地五条件地深入到火热斗争中去。长期任职在工业建设第一线，熟悉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热情表现他们的业绩和人格，表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这些真正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文学作品，一部接一部出台，几乎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业发展同步前进。只看名字就可意会到中国工业的阶段性。直到晚年，她焦虑的仍是写作。去年作协领导听说她身体欠佳，前来探望，坐了好久，她反复只说一句话：“我现在写东西有困难，我难过……” 草明同志出身于工人，又是老党员，她对党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她从鞍山调北京时，全国经济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生活也很艰苦。可是她在动身之前，把半生积下的几千元稿费全部从银行取出交了党费。我和她一起访问日本时，有次在京都，我们去瞻仰周总理诗碑。从平城京乘木船，由船夫手划木桨，沿保津川顺流而下，这一路山南水深，石多浪急，十分惊险，船夫们的拼搏精神令人起敬。下船后文友们互相结伴拍照。草明却坦率地向主人提出个要求：“我想跟船夫一块拍个照，我最喜欢劳动人民。”船夫听了异常感动，马上登岸来和她握手拍照…… 我听到草明同志去世消息后，第一个想起她的往事恰就是这件事。由此才回忆起对她的整个印象。草明同志走了，也因为这件事，更使我感到草明的作品和作风，带有走过艰苦革命历程、直接受到毛**政治、文艺理论教育和影响的一代文人的共性特征。这是为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文学做出不可替代成就的一代文人。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莫及，是后来的事。47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膩，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77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30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楂，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凤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孑l，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灼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汪曾祺最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二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19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棋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像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午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年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20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分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50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再说汪曾祺 曾祺和斤澜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几十年，我们在文学上却谈得不多。缺乏主动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无能并无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谈文学尤其少。算起来总共不超过十次。平均五年谈一回。 50年代中，与我同辈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绍棠、谷峪都出了书，我还没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热，想把已发表的作品编在一块出本书，可又觉得分量不够。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说：“出也行，不出也罢。”便不再多说。这话我反复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态度，又找到他说：“接受你的建议，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这是我头次听说作品还要找到作家自己。从此自觉不自觉的总想找找自己。1957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提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娴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蛮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娴巧，哈哈哈，娴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调到《民间文学》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来电话说：“我记得你到大凉山去的时候，收集过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吗？” 我说：“有，整理了几首，上百行，一直没拿出去。” 他说：“我给你发了吧，写几句序言一块寄来。越快越好。” 重读那些民歌引起对大凉山多少回忆，感情冲动之下，序言写得就如脱缰之马，又臭又长。曾祺看后说：“民歌很好，只是您这篇序言怕要动动刀剪吧？个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单写散文好了。就别搁在这儿了。这儿就介绍彝族民歌。”我说：“好。不过要由你来删，我自己有点手软。”他说：“行！”接着又建议把关于一位土司的记述也删掉。他说那位土司既当过“国大代表”，又兼军阀部队的武职，是有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劣迹的。虽然起义了既往不咎，我们写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传。当时我听了，真觉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练。于是我又为他因历史问题总是不能入党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选》不久在《民间文学》上发出来了。这是彝族民歌首次与全国读者见面，凉山月色泸沽风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许是有意嘉奖，曾祺寄来稿酬超过百元！是我50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费。 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后，《文艺报)要发篇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他对《烟壶》这条意见，我没跟别人说过，不想泄这个底。为了纪念曾祺，今天我公之于众。他完全说对了，我心服口服，不过我不想改。 他对《战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这篇东西是他女儿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说很有眼力，开始边看边说：“邓叔叔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可越看越泄气，看到后来把杂志往桌上一扔说：“挺好的开头，结尾砸了，全完！”听女儿这样说，他才拿来看。他说：“开头真不错，以喜剧手法写人物的悲剧性格，多好，而且已经完成大半了，怎么突然弄；出个正面结尾？真没劲，真糟蹋材料！”我有点懊悔地说：“原来我是写成此人一事无成的，刊物主编看后说，这样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闹笑话，毫无作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不过改不改随你，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听了这意见后才改成这样……”曾祺说：“不在人家提意见，而怪你自己没主见，没主见说明你对生活理解、判断得还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说：“不错。我也确实感到主编意见有道理。”他听了连连摇头：“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还是我这女儿有点眼光！” 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50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莱“敲鱼”在北京文化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时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间屋。有个煤球炉子，冬天放屋里，夏天放门外。赶上做饭时间到他家串门。汪曾祺准在围着炉子忙活。50年代曾祺做菜还不出名，作的品种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黄瓜，冬天拌白菜，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前者是扬州做法。但北京的豆腐干与南方香乾有别，不是那个味，汪先生有时就用豆腐丝代替，味道也过得去；后者是他耳闻加独创的吃法，听别人说了自己又揣摩着做的。质量不大稳定。1951年冬天一个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东单三条曾祺家喝茶歇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酱豆腐味。炉子封着，炉盖上坐着小砂锅，隔几秒钟小砂锅“朴”地一响。我问他：“大冷的天怎么还封炉子？”他说：“做酱豆腐肉。按说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锅好，可我怕煤气中毒，改为白天。午饭吃不上了，得晚饭才能炖烂。”我歇够腿告辞，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闲聊中我说到曾祺怎样炖酱豆腐肉。寄水摇头说：“他没请教我，这道菜怎能在炉子上炖呢？”我问：“在哪儿炖？”他说：“当年在王府里我见过厨子做这个莱。厨房地下支个铁架子，铁架子底下放盏王八灯。砂锅的锅盖四边要毛头纸糊严，放在铁架上，这菜要二更天开炖，点着王八灯，厨子就睡觉了，灯里油添满，第二天中午开饭时启锅……”他说王八灯是铁铸的油灯，黑色，扁圆型，有五根芯管，看着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问曾祺酱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没说好坏，只说“还得试”！ 后来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酱豆腐肉”。两次味道、颜色都不尽相同，看来整个50年代都还没定稿。 1957年后我俩各奔东西。斤澜也下乡长期劳动，只在每年春节回北京探亲时三人相会一次。见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长，本应我们去看他，二来跟他烹调手艺长进也有关系。斤澜厨艺落在他后头了。 “*****”后期，我提前退休，斤澜被分配在电影院领座，长期休病假。我俩有了闲空，曾祺却忙得邪乎，打电话总找不着人。有天终于在电话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就约好时间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认真做了准备，把这些年练的绝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们三人冷热荤素竟摆满一桌子。鸡粽，鳗鱼，酿豆腐，涨蛋……虽说不上山珍海味，却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艰苦了，酒又喝多了一点，一时大意把好大一个肘子吃下去3/4。从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饭，他都预备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没见过曾祺画画儿，也没听说过他会画。知道他有画家朋友，如黄永玉弟兄，都是画水彩，刻木刻的洋画派。还有个篆刻家朋友，是嘉兴寺的和尚，一块参加土改结下的交情。我见过他给曾祺刻的印章，也见过大和尚本人。称得上法相庄严，刻艺古朴。但没见过曾祺跟国画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国画家一度生活困难，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门，老舍先生特意给中央写信，把城楼上画宫灯、屏风的活儿替国画家们揽下来，实行按件付酬，暗含着“以工代赈”，如此以陈半丁、于非厂(此处读庵)等为首的北京国画家都跟文联常来常往。来时我见到只有两人跟他们应酬。一是美术编辑，一个就是金寄水。没见曾祺参与应酬。我想他的画大概跟烹调一样也自学成材。中国书画同源，他有书法底子，看过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又有传统文人气质，练起画来顺理成章，而且还确有独创之处。十几年前，我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两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曾祺。我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 他冲我龇牙一笑，说：“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笔字写得不错。当年《说说唱唱》印信封信纸，刊名和地址用手写体，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爱干这件事。颜体，欧体，柳体，三种各写一张。楷书，行书各写一行，请全编辑部民主挑选。人们评头论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没人因此称他书法家。更没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时写得不如后来好，而是那年头写好字不稀奇。我们不到100人的小机关，能写好字的够半打：老舍写魏碑，端木写小篆，王亚平、柳倩写行书，都有两下子。有次政治学习，上边交待讨论时要作详细记录，以备检查。组里选人做记录。主持人端木蕻良问：“选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说好，一向“逆来顺受”的金寄水却把手举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问他：“你向来不是宁当记录也不愿发言吗，这回怎么不干了？”他说：“干也行，我有个要求。”端木问：“什么要求？”寄水说：“允许我用毛笔记。别强迫我用钢笔。”端木一笑说：“就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松口气说：“这就没说的了。有，同志提过意见。说我爱用毛笔不用钢笔是甘于落后，不求进步的表现，其实是我用钢笔跟不上趟……” 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寄水自己写的名片，放在书法展览会上决无逊色。但他连书法家协会大门朝哪儿都不知道。 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其次也得承认他有福气，赶上了好机遇。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40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从80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这种喝法非他独创。当年赵树理就是这个喝法。北京文联在霞公府，拐个弯就是王府井，从南口到剑匕口，沿途有两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则是山西大酒缸。树理拉我们去吃山西刀削面，从南口开始，见酒店就进，进去多了不要，只打一两，站在柜台前一扬脖喝完，继续前进。这样到大酒缸时已有酒打底，再要二两酒四两刀削面一盘香椿豆。连饭带菜就算全齐。曾祺继承这个喝法稍有变化。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的，他说大夫讲他现在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丫，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他儿子王朗还是开通的。只是他那脸色太暗，缺乏光彩，这怕不是好兆头……” 也许我这话起了极坏的作用，此后吃饭他又喝点酒了。绝没有放开量喝。这次去宜宾，虽是在酒厂开会，备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制，我和朋友们一边暗地监视，并没见他失控过。倒是他应酬太多，令人担心。不断有人要他写字画画，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劝他：“别太客气。累了就不要写。这么大年纪了，不是小孩。”他说：“没事，写累了倒下就睡着，倒也好。” 从感情上说。我倒觉得他临离开这个世界前，兴致极好地喝两杯未必是坏事。若在告别人生之前，连回味一下酒趣也没办到，反倒大小是个遗憾。 曾祺曾给我和朋友们讲过一件趣事：京剧团有个老演员参加体检。医生看了他的各项化验后说：“您的身体不错。可是不能再抽烟喝酒了，只要你下决心马上戒烟断酒，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老演员说：“不抽烟不喝酒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潜意识里，曾祺可能是欣赏这位演员的烟酒观的。 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牧区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做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识近50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几十年里我只听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次是对当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领导人，一次是对个别新潮派。他有次与二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二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家，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一举一动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人，他的语言是只能体会，不能模仿的。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在读者眼里掉了价？！” 曾祺摇头，跟我小声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时期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这是见他最激动的一次淡话。 从60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剧界干了30多年，使他对京剧由爱好变成里手。多年在梨园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也说笑话，但比较文雅而含蓄，从不手舞足蹈。近年开朗了许多，说话增加了梨园界机智、幽默和俏皮。举手投足模仿舞台动作还满像样儿。有次他给我学一位武生念定场诗的舞姿。念到“鱼书不至雁无凭”时，做了个舞姿，一手高举，一手托底，抬腿仰头，颇为英武。我叫了声“好！”他说：“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戏，排到这儿就问那位角儿，“这手势表示什么？”那武生说：“汪先生你这不知道？烟雾瓶！火花瓶呀，这两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势啊！”说着他也笑了。并说：“过去京戏是口传心授，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不知道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对京剧创作确实也有了感情。新时期以后他继续写过几个剧本，但再没有样板戏那样健的锋头。他很下功夫写的《裘盛戎》，也只演一两场。我怕他伤心，主动拿到香港，在《大成》杂志发表，却在海外引起反响。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小说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个没完，小说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有《受戒》这件趣闻提醒，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领导也表示同意了。没想到他却拒绝。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这样直到去世，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 曾祺对剧团有感情，剧团对他也够意思，对他十分照顾。写什么，到哪儿去，从不干涉，能帮忙的还一定帮忙。不过有些事剧团想帮却力不从心。比如住房比较拥挤，剧团就难以解决。曾祺住房本来是太太单位新华社分的。当年孩子小，两室加半间也够住了。多少年过来，不光儿子女儿大了，还有了孙子外孙。老头只能连写带睡都挤在那半间里。好在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都很关心此事，新华社也给与支持，经过研究新华社慷慨地答应在八角村新盖的楼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给他，面积几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这消息传来，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温暖。 不过直到去世，曾祺也执意不肯搬进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妈再挤，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儿子儿媳仍守在拥挤的旧居里。去年春节我陪翟泰丰等领导给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献出来的这个虎坊桥新家。比原来宽敞多了，但仍然摆设得很乱。给他们放下了年礼，说完拜年话，告别时我悄悄问他：“老翟多次奔走，好容易给你弄来一套房子，你怎么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们不容易呀！” 他小声跟我说：“那地离八宝山太近，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我就心里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绪。我们都老了！ 漫说林斤澜 《随笔》发表评论汪曾祺、林斤澜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获。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见地，令人赞佩。 谈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对其为人，还没有太多人来写。如果汪先生会唱歌，在歌坛上有文坛上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长得像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的领袖，成了演艺界大腕，只怕副刊、小报上早填满介绍其生平琐事、个人隐私的特写、探秘之类的文章了。那样我或许也借机发点小财。因为我认识这二位都快半个世纪了。 两位中我先认识的谁，有点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经是头发斑白，背部微驼，还少了颗门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们相识时，他可是风度翩翩，胖而不肥，两眼有神，面色红润，发黑齿白。有一年北京市举行戏曲汇演，我和林先生同时拿到戏票，我临时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给了文学研究所一位女同学肖慎。肖慎回来我问她戏怎么样。她说戏倒不错，可是身边挨着个唱小生的，油头粉面，引得许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边很不自在，弄得连戏也没看好。我极力为林辩白，说他是作家不是演员，天生长得漂亮，绝没有诚心修饰。肖慎说：“作家长得这么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闻。”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他在台湾闹革命，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立下“情愿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两人结伴躲进货船煤舱，返回大陆，这才实现了“相爱同生”的愿望。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林先生处理家庭关系有一套学问。举例来说，我相信广告，看到“新产品”就买，买了新鲜玩艺又爱做宣传。最忠实的听众就是林太太。于是，我买一件她就跟着买一件，我上当她也就跟着上当。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冲着我发火，从不向太太表示不满。对我发火不生效，就派小姐来进行说服：“邓叔叔，求你了，别再上我们家宣传你买的新产品，我家的废物已经没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错误，林先生不记旧恶，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过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养了我喝酒的坏习惯。 5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我才刚满20岁，不会喝酒，他已经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穷。谁拿到点稿费，或是开春后卖掉了冬装，总要打一次共产主义牙祭。每逢这时他就提出买酒，酒买来他喝得最多。林先生虽爱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认。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给他打包带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树上。菜也洒了，裤子也脏了。回来后见他如此狼狈，我问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摇头说：“没有的事，我早看见那棵树了，我判断照直走会撞上，就为了试试我判断的是否正确，才直冲它走去的，结果证明我判断的完全正确，非常清醒。” 他刚进剧院时的任务是替老舍先生采访写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写个一家之内出了几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访对象有好几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过采访的是她们的父母。数年后我有幸到这个家庭去时，向梅小姐也还在上中学。而季梅小姐只扯着别人的衣襟，连喊带叫地瞎捣乱，还没显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赞许，作为奖励，常常在他汇报完一段材料后慈祥地说：“这段材料不错，留着你自己写吧……” 林没写过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响和采访中得到的体会，都对他以后写北京味小说起了启蒙作用。他刚从江苏调到北京时，说的还是尖团不分的官话，后来他在小说中出色地写出了北京人的风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他是下功夫磨炼过的。 说到磨炼，得感谢他带领我走进读书之路。他有学问，但从不以此自居。我是从他言谈中，从他对作品作家评判中感知到他有学问的。我印象中他花时间最多的是读书。在一起工作时我见他读了许多剧本，也读了许多小说。不过他读书不肯跟着潮流走。那时正时兴读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却偷着在屋里读沈从文、周作人的作品。我从小失学，没正规读过书。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他很少有娱乐活动。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有时下下围棋。下围棋耍赖。我跟他下围棋，他贏了就叫我数子儿。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我到安徽，他到湖南。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区，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来吧。”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人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林斤澜深人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中。可他竟能打点得满舒服，还不用借债。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惟一的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给太太置办贵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红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1984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地当面指责，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呆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健，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拉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的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儿，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是，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15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涌，随后就看到毛**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万岁！”“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万岁！”还把脚踮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炼，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凤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3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订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哪。”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杂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入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座，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座，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风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哕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300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300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账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 “*****”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300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300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 我读金庸 不久前从外地回北京，正赶上“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很高兴。金庸先生是我喜欢和尊敬的作家。 参加会就要发言，但在多位大教授面前我有点胆怯，因为我只上过4年小学，我这个作家纯属瞎混出来的。上完4年初小我就参军了，日本投降后，部队送我到中学去学文化，我当兵当野了，在课堂上又坐不住。正好新四军文工团演戏需要小演员，到学校找人，见我会说国语，脸皮也厚，一个调令就成了文工团员。有小孩的剧目不多，没戏演就叫我趴在幕后念剧本给台上“提词”，人演一出戏我念一个剧本，一年下来肚子里就装了几个剧本，潜移默化会了点编故事写对话的技巧。演的多是秧歌剧，念唱词又给我打下点合辙押韵的基础。还养成了读书习惯。解放战争打响后到前线作火线鼓动工作，要求反应及时，现编现唱。受过正规艺术院校教育的大同志一时还没适应过来，我无意中学来的本事却派。上了用场。行军时看到走过来炊事班。队长说：“快，编几句快板鼓动一下。”大团员还没构思好提纲，我这顺口溜就数出来了：“同志们，走向前，前边来了炊事员。炊事员，真能干，又做菜来又做饭。战士们吃的饭菜香，又打鬼子又缴枪……”有个“火线报”的编辑在旁边听到了，叫我用纸写下来给他，他就拿在油印小报上印了出来，随后送来一斤生四个柿子算作稿费。不过说我写的错字太多，他花了不少力气修改，这稿费要两人分享！这就是我发表的处女作和今生第一笔稿费！我说这段话是想说明，我从事写作没受过正规训练，既没理论基础，也缺乏学识准备，纯粹是模仿读过的作品开始的！写快板如此，写小说也如此。 战争期间没别的消遣，有机会我就读小说。最早读的就是武侠小说！那时读书无处去借和买，只能在打扫战场时捡。军纪规定“一切缴获都归公”，破书烂纸公家不要，我捡来自己背着有空就看。国民党军队里有各色人，也有各色书。一场大战打完，战场上东一本西一本什么书都能遇到：欧美文学，苏联小说，传奇话本，武侠言情，霍桑探案，福尔摩斯……碰到什么捡什么。捡多了背不动，就要选择。我没有“政治挂帅”的觉悟，又没有深厚高雅的学问，惟一的选择标准就是“好看”！我捡到一本“十二金钱镖”，同时还捡到一本载有张爱玲小说的杂志“万象”。扔掉张爱玲留下“十二金钱镖”，完全没有政治原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养成了粗枝大叶爽快磊落的性格，张小姐那娇滴滴甜膩腻的情场琐事不对胃口，“十二金钱镖”行侠仗义刀光剑影读来倒精神振奋。那时我没学过文学理论，更不知道学术界对武侠小说是何评价，反觉得我们军队也像是铲除人间不公，解人民疾苦的大集体，并因此而自豪！ 建国后我调到北京文联任编辑，刊物需要散文、小说，不用快板唱词，我就试着写小说，本钱也就靠多年的生活积累和读各类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受到的技法启蒙。第一篇小说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表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为帮助我写作水平，他主动介绍一些书供我学习，头一次给我拿出来的书就是两本“七杀碑”！他说：“别管他的思想内容咋样，写作技巧可以学。懂得老百姓胃口，写出的书人们才爱看！” 我才知道树理大师把“群众爱看”挂在心头，他的小说才受到工农大众欢迎，于是我就把“好看”暗自定为自己努力方向。我心中的“好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有趣，二是有益。“益”不只限于政治内容，在道德、文化、心理、感情以至知识等方面，只要能有助于辨别是非，惩恶扬善都算有益。总要叫人读过我的小说后他清楚啥叫好啥叫坏，做好人不当坏蛋！ 因此，后来我读到金庸小说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符合我这“好看”标准，既有趣又受益。 我个人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小说品种。跟西方的骑士小说“侠盗罗宾汉”之类不同，也不同于日本的公案武士小说“捕物帖”。它主题单纯，情节离奇，结构奇特，想像丰富，武打技击，惩恶扬善！不管怎么说，多数武侠小说读完后，人们总是赞美崇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身忘我的侠客，厌恶欺压善良、横行霸道的恶棍。有的武侠小说也完全可能给人些坏影响。因为“武侠小说”是一个品种，内容好坏影响如何要依这品种中具体作品而定。 由于文学观念和理论上的自我束缚，50年代开始，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之类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日本人称作“大众文学”的小说品种恰在我们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言情小说家张恨水改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要拿到香港去发表；“十二金钱镖”的作者宫白羽专靠经营书店谋生。我们常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品种小说。事实上除了高雅、严肃、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纯文学小说外，还有一种不以作品思想载体为主，只供人们休息消遣的小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出发点不同，素材来源不同，写法也不同，达到的目标也不同。用把尺子去衡量这两种不同产品，再由此决定“优胜劣汰”，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读物就消失了。 有些年我以为中国特产的武侠小说就此断种绝迹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世界上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武侠小说就有市场，既有市场就有货源。大陆断档，港台接续。这时我才看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发现他不仅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传统，而且有所突破、发展、提高。使这一品种文化品位起了质的变化，思想内涵有了深广扩大。而且好就好在他是按着这一品种本身的路子提高，不是也不想提高到成另一个品种上去！它是更好的“大众文学”而没有硬跻身于另一类文学，成为四不像。 金庸小说土洋结合，雅俗共赏。人物情节虽是无中生有以虚代实，却写得有鼻子有眼有趣味有学问。读者在消闲解闷中不知不觉增加了中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风土人情，最终导致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我认为这就是金庸的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我高兴能参加金庸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老顽童黄春明 读过台湾小说的都知道黄春明是个爱国的好作家，却不知他除去写作外还有许多好本事。 前不久在香港，晚上和太太一起看电视，把频道调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时，正好看见黄春明在一个大会上演讲。题目似乎是“要振兴中华必须首先发扬民族文化”，内容好，口才好，表情好，衣着也格外整齐。 估计那天台北的气温至少在30c左右，从电视上看，在场听众大多只穿衬衫或t恤，而他却整整齐齐穿一套西装，领带打得非常严谨。于是就见他一边演讲一边滴汗，恰好说到最激动的刹那，汗流到眼睛里了，他不得不停住嘴，赶紧伸手抹眼。抹完眼不接着往下演讲，却朝台下四处张望，并大声问：“我太太坐在哪儿啊？太太，我脱了西装行不行？” 大概是看到太太在台下招手同意了吧，他这才大喘一口气，很快把西装上衣脱了下来，使劲扔到了地上去，并小声嘀咕说：“这么热的天，太太非叫我穿西装，真是的！”电视台麦克风非常好，把他这句话一字不落全播放了出来。 我忍不住大笑。不料这时我太太却发了话：“笑什么？你要好好跟黄春明学习，你看他多听太太的话！”我不服气，便说：“好。不过，要学春明我就全面都学，包括他演的杂技！”我这一说她不吭声了，因为这里有个典故。 去年秋季我和太太与春明夫妻及海外一批华文作家曾到云南采风，所到之处受到各少数民族同胞亲切接待。我们高兴之余都觉得年轻了30岁。用春明的话说，就是：“我们难得有‘客观疯’的机会！” 我们参加了许多篝火晚会，晚会多半在打谷场或野山坡上举行。上百人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大碗喝村民自酿的米酒，大块吃现杀的鱼和肉。与苗、瑶、彝、壮等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唱歌跳舞，衣装不同却能融为一体，语言各异却又亲密无间。 有一天晚上的节目是苗族乡亲踩高跷。少数民族踩的跷比汉族的高，难度也大，看得我们鼓掌不止。高跷演完后各民族的姑娘小伙子们轮番表演节目，我们看得眼都直了，谁也没注意黄春明的动向。 一个节目演完之后，忽然人们眼光都朝出场口望去，我也朝那边看。不看还好，一看大惊，只见那里走上来一个3米多高、上尖下粗的东西来。走到灯光之下才看出，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下边是左右各有两个人抱着一条上边绑了高跷的人的腿。于是，便八腿抬着两腿一点点往台上挪。上边那个人两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还左右摇晃，并发出像笑又像哭的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看清，那被捧在空中的不是别个，乃黄春明是也！ 霎时间全场响起欢快的笑声，就在这笑声中，下边四个人欢呼一声同时撒手后退两步，黄春明就在尖叫声中扬起双手作要飞之状，只是没向上飞，而朝地下扑，似鞠躬又似磕头般趴着，直等抬他出来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替他解下绑在腿上的高跷，他才爬起身来，正正经经做了一个谢幕的姿势。 那天我太太也教导我，说：“瞧见没有，你们俩是这群人里最疯的。” 曲木阿呷 四川有句谚语：“清风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凉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见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间，胡宗南刚从西昌撤走三个月。我作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先遣组从雅安骑马到达西昌，由此进入凉山，住在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我军击败地方军阀的彝族支头罗洪大英家。进山前，依上级指示，请当地有关部门为我们增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罗洪大英的弟弟罗正洪，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罗大英起义就是由他策划的；另一个是一个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岁。在大家面前爱说笑会唱歌。但当她单独一个人时，脸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忧伤。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脚下捡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饥。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出了错就可能遭到剁脚、挖眼等酷刑惩罚。一个老奴隶干活不慎弄坏工具，大腿被挑断一根筋，留下一条腿叫他好拄着棍给主人干活。看见这种情形，阿呷把头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河边有几十个半裸奴隶按男、女、大、小分类蹲在地上。买主围着他们转，看上哪个就拉起来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扛起来跑两步，然后就跟卖主两人伸手比划着讨价还价。我问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壮年男娃子最贵，他说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贵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母鸡不是也比公鸡贵吗？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现成就可以干活。干几年还能卖。大娃子干几年就累垮了，再卖就没人要了。”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曲木阿呷低头一言不发，眼里却满含着泪。我问她：“以前你见过这场面？”她说：“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凉山，逃到山外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当了杂役，因为是官差，才没被抓回去斫断手脚。可我祖父母被分开照这样卖掉的……”她父亲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增长了见识，悟出个道理：奴隶要改变命运必须学知识，他省吃俭用也要叫孩子上学。阿呷的哥哥读过私塾后进了南京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藏学校”，她则起了个汉族名字，进了小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批认识字的彝族女娃儿。她还说，罗洪家是黑彝，她不愿住在他家。只因为这是参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进来。不过罗正洪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总是有意地避开使她受刺激的场面。看来参加革命的黑彝也会变好。‘ 在凉山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要回北京时，传来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随我们到北京上学，几个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团长刘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从这天起，阿呷脸上最后一缕愁云散尽了。我们骑马从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车从雅安到成都，然后经重庆、贵阳，直到长沙才换上火车。不论骑马还是乘车，一路都见她兴奋得发红的脸，听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声。 初到北京时，星期天我还常跟他见面。我问她生活习惯不习惯，她说别的都好，就是马路太平，走得人脚板疼，没有爬山好走。后来我离开了民族事务系统，再后来在加强阶级斗争声中被打人另册，跟所有老朋友都断了联系。 感谢***同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40年后，我寻到了一个机会，再次来到西昌。这时的西昌，已是彝族自治区首府。本来，我是多么想听到曲木阿呷突然见到我时发出那非常熟悉却有40年没听到的惊喜的叫声。可是从自治区到县、区、乡，看到一批年轻能干的彝族干部，却没看到阿呷的身影。最后，我忍不住了，向接待我的领导人打听：“你们这里有个叫曲木阿呷的女干部吗？”对方听了我的话，先睁大眼睛看看我，然后叹着气，低声说：“她早去世了，你不知道吗？” “她去世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我愣了。急问。 “50年代她被反对改革的人杀死的。那一年她还不到20岁。要活着现在该60岁了。” 我请他详细跟我说说经过。他说50年代中期曲木阿呷从北京学习回来，省里看了她的档案。见她学习成绩极好，就把她分配到省妇联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不久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她知道后坚决要求回凉山参加改革运动。省领导在其革命热情感动下同意了她的请求，派她到西昌参加自治区改革领导小组。但到了西昌后她又坚持深入第一线，随工作队深入到凉山基层村寨。正当全体彝族同胞为跳出落后于世界的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时，一小撮反动奴隶主为了保住他们对奴隶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发起了武装暴动，朝曲木所在的工作组攻来，两名带枪同志坚守在他们住的小土楼上作掩护，其他的人仓促退到附近一条山沟中分散隐蔽，等候援救。不料阿呷刚躲在一个山洞里，一支暴动匪徒就追进了山沟。带头奴隶主对着洞口叫道：“女娃子，我看见你躲在山洞里了。你出来吧，你是彝人，我不杀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反对改革，支持我们一伙，我马上放你！”曲木阿呷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隐蔽时间，爬到洞口朝外喊道：“我劝你们还是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的好。你们几个人是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彝族一定要改革，奴隶一定要解放！我死了没关系。改革必定会成功……” 奴隶主毫无人性地下令，机枪火枪朝洞内齐射，还扔进一颗手榴弹…… 奴隶主见这个反抗奴隶制度的女娃子死了仍不罢休。把她的遗体又拖出来，大声喊着：“躲着的共产党们你们听着，再不出来投降，就要你们跟这女娃子一样，死了连尸首都落不下……”说着就拔刀朝阿呷身体斫去。 解放军消灭了暴动分子之后，并没有寻找到她的全部遗体。因为遗体被分割成了几块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已经找不着了。大家只是在跟她半部遗体埋在一起的背包上认出那是她。因为书包里有她情人给她写的信。那一年她不到20岁，还没有结婚。现在，烈士陵园的墓中，实际上只埋葬着曲木的部分骨灰和这个背包。 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我要求他带我去一下烈士陵园，最好现在就去。 他们说现在去不行，来不及准备，连花圈都没有。我不再说什么，只问了一下烈士陵园的地址。 这天恰好是农历七月十五，天黑后，一轮明月如车轮般大小，慢慢从邛海中升起，证实了“建昌月”美名不虚。友人散去了之后，我一个人悄悄走出宾馆，急急走向烈士陵园。 陵园没人看守，很大，很荒凉。月光下，我逐一辨识着墓碑上的姓名。寻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看到了“革命烈士曲木阿呷之墓”几个字。我深深鞠了几个躬，然后手扶着墓碑，仰望着明月，任凭热泪顺着耳边往下流着……我抬头望着，月光闪耀的夜空，仿佛跃动着阿呷说笑时的面容。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我猛地回头，看见有两个人影在不远处静静地站着。我在这里，似乎呆得太久了。那两个人轻声问了我一句：“是邓先生吧，我们接你回去啦。”我迈着沉重的脚步，随他们朝宾馆的路走去。我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着墓碑，心中升起一轮永不坠落的凉山月。 含泪送叶楠 叶楠西行，我没赶上遗体告别，甚为歉疚。国文兄劝我说：“你的性格我了解，参加后几天缓不过情绪来，没参加也罢。写篇文章寄托哀思吧。” 写文章心情也并不轻松。 记不清和叶楠初期见面是哪一年了。 1947年打完“洛阳战役”，部队转移时有两位陈谢部队的同志掉队，临时随我们文工团行动。我们穿黄军装，他们穿灰军装，挺引人注意。行军中我们班有个人过去跟他们聊天，回来说那个爱说笑的小伙子和我团调往东北一位老同志同名，也叫“白桦”！因此就留下点印象。 建国后我在北京工作，从《人民文学)杂志看到写云南边疆的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无铃的马帮》……一篇接一篇发表，署名就是“白桦”。云南是二野防地，就又想起那个掉队的友军战友。并为他的成绩高兴。又过了些时间，我到八面槽一个剧场参加个会。身旁空着个位子，开会后匆匆走来一个海军军官，客气地问我：“劳驾，您这儿没人吧？”我摆摆手，他坐了下来，还抱歉的笑了笑。我看这人像见过，想了一会就小声问他：“你是白桦吧？” 他笑着说：“我是白桦的弟弟，叶楠。” “叶楠？白桦的弟弟？你们俩的作品风格可比长相差别大多了。” 我报了姓名，两人就热情握手，开始丁几十年交往。 相处几十年。对叶楠我只能说两个字：“好人”！ 不是指他当海军工程军官的业绩好，那早有部队作了评定，也不是指他写的作品好，那自有读者、观众和专家的认可。我讲的只是朋友相处中，对他“为人”的体会。属一己之见。 中国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叶楠身上品到了“水”的清淡透彻。有人说文艺业者爱搞小圈子。这不公平。人类是群体动物，哪一界也有类似现象。但哪一界也都有超然圈外的独行侠。叶楠就带点独行侠味道，他这独行不是跟别人不交往，而是在大同前提下的跟各路文友都保持友好。谁有事请他他都到，到谁那里又都谦居末座。几十年来文学圈波浪翻滚，潮起潮落，各人的境遇也不断跌宕起伏。叶楠脸上却总保持其谦和、友好的笑容。假定作家某甲今天吉星照命，事业兴旺，贵客盈门，赞扬之声贯耳。叶楠也会在座，但只是淡淡一笑，绝不跟着吹捧；明天斗转星移，甲兄又运交华盖，门庭冷落车马稀，闲言碎语四面传了。叶楠会仍照常探望，仍然亲切而清淡。如果甲兄主动倾诉自己的境况，或是打听外人反映，他还是淡淡一笑，摇头说：“我早说了，你是个作家。管那么多干啥？写你的东西呗。” 叶楠也有热情外露的时候。20年前，有次我听说他家人外出，只一人在家写作。便打电话说想去看他。他说：“一言为定。太太一齐来，我等着。”转天到他家闲聊一会，我们拉他出去吃饭。他淡淡地说：“知道你们来，我能不准备，还要出去？”说着把饭桌一拉。转眼就拿出几个菜来。并说：“等会儿，还有热的。”转身又进厨房，给每人又捧出一碗热乎乎的红菜汤，就是上海叫做罗宋汤的名菜。舞燕喝了一口，拍着大腿叫好。说：“真地道，你是在留苏学的吧，教我怎么做行不行？”叶楠热情来了，热心讲授起罗宋汤的做法。我听那么麻烦，就问他：“你一个人这么忙活，怎么连点风都没露！早说叫舞燕来一块做不好吗？”这时他又冷静了。淡淡地说：“嗨，这点小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如今罗宋汤已成了我太太的拿手菜。 我原以为叶楠那淡化心境是他天性使然，观察后才发现这是坚韧刻苦自我修炼的结果。这看他对自己不同境遇所持的态度才能悟到。 先说顺境。叶楠在事业上达到的成功度，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样样都写，著作等身。读文学，看影视的人谁不知道《傲雷·一兰》、《甲午风云》、《巴山夜雨》、《木棉袈裟》、《花之殇》……政府奖、金鸡奖他都得拿过，同行间谁不服气？可他却从不炫耀自己并保持谦恭谨让之态。别人当面说他作品好，他只是摇头摆手，很少答话。有一次答话了，我说：《巴山夜雨》会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他说：“那得感谢李准。是他给了我帮助。”空话好讲，真做到得意而不忘形，是要在自我修养上下点真功夫的。 再说逆境。晚年他遇到了最大的下幸。4年间动5次手术，作九回化疗！身体消瘦头发掉光，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极大折磨。可是他谢绝朋友到医院探视，朋友们暗地替他捏着把汗。只要一出院我们就接他出来与几个老友聚会。见面他仍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一丝痛苦和悲哀神色。六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张贤亮、鲁彦周几个外省老友想看望叶楠，国文把他接到民族饭店小聚，他仍然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说：“你们看，我这不是挺好吗？别担心了。”他表现得那么自然，没有一丝造作，没有半点勉强。他却不提是才从医院出来分别后还要进医院。 我这时才懂得，做到这样淡泊平静，祸福下惊，叶楠在自我修养上是经过顽强艰苦磨炼的！ 叶楠走了。他那平和淡雅，谦让友好的形象会长存朋友们心中。 悼绍棠 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中反复一句话：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名好党员，文坛又损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个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张锲、泰丰同志去看他，特意带了一篇文章读给他听。40年前团中央开反右大会，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事隔数十年我们再次相会，友情依旧，绍棠从未提起过此事，但我不能忘记，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道歉。文章10年前就写下了，由于气氛不合，朋友建议暂不发表，便压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我想早点了结这份心愿，我趁着两位作协领导在场，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读了一遍。绍棠听后含泪挥手道：“咱们俩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两位作协领导也说：“过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后来绍棠出院，我俩再见面。他责怪我不该在医院提那件事。我说：回首往事，有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一笔勾销，我负人永记不忘。绍棠说，他赞同这想法，不过我俩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样小题大作。 我举这例子，说明绍棠本质的宽厚，不像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写小说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坛“器重”，后被“错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轻，爱国，爱党，受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甚深，连优点带缺点全都接受。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青春年华却要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度过。做梦也没想到赶上***同志领导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春天！一旦复出，就以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不掺假的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放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磨难，他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对往事多持谅解态度。绍棠则更激进些，谈起“五七”年事，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一旦重新得到写作的权利，便夜以继日，不顾性命地拼搏，忘记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头小伙，只见“夕阳无限好”，忘记“只是近黄昏”。心态与年龄不同步，主观与客观欠协调。本要多出点成果，却过早倒了下去！ 绍棠算得是这类人中一个典型！ 我认识绍棠时他17岁，40余年来，风风雨雨，我们没断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们划为北京市文学界的同一个“小阿飞集团”；“***”垮台后不少旧友是通过他又和我联络的。积数十年之观察，我认为他最大优点是政治上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从无二心，即使遭到错划也毫不动摇；第二个长处是保持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举，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处人际关系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着帽子在农村挣工分时，同命运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倾全力相助。钱票粮票，没多有少，决不叫人空手回去；发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总要热心招待。哪怕是咸菜下酒，也要一欢而散，临走时送上火车。 说不清是他把生命献给写作，还是写作给他以生命。在饿着肚皮劳动的时候，在被剥夺写作权的状况下，我怕抄出来作为罪证，连日记都戒绝，他却还关紧门窗趴在炕上写小说。写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同志再给我们写作权利时，他才敢去挖取，也才发现早已腐烂成泥了。我为他痛心，他却说：“那也没白写，总是满足了我的写作愿望！不然活得多没味厂。 这样的人复出后怎能不争分夺秒地拼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国。他总是同行者中惟一带着稿纸，每日定量写作，不做完“功课”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没法想像，新时期以来10多年间，他怎能写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产量的10倍！ 绍棠热心助人，不管是长辈是下级，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没说过不字。能办的办，不能办替你托人办。他关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不论是大事小情，研讨联欢，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场，几句好话一说，他坐着轮椅也赶去参加。除此之外他没有个人的业余消遣。他去世前两天，一位退休老编辑找我谈申请入会的事，拿的又是绍棠的介绍信！蝇头小楷写满了介绍意见栏目。这可能是绍棠最后的文字。 人无完人，绍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圣贤。(圣贤去世之后也常被人揭出种种不足！)看绍棠一生，大节可赞可赏。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没有性格的多侧面，那还是刘绍棠吗？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在悄悄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点。比年轻时理智思维多，意气用事少了。不计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关心文学界的团结状况。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党号召文学界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我们几个老人带个头不好嘛？我们都是发小的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找机会大家聚一下，什么也不用说，杯酒释疑猜。咱们团结起来，年轻人会跟着学！”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实现了他的愿望。朋友们欢聚一堂，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共商繁荣文学大计。绍棠很高兴，不顾病痛，盲到开完会没请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们弟妹，既不敢惹他扫兴，又怕他病情加重。一边推着轮椅一边悄悄看他的脸色，低声叹息。 绍棠走的很安心。但我们仍要把增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局面更推进一步，这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 记住这位“洋委员” 今年是全国***议换届的年头。5年参政议政，留下不少美好回忆。举例来说，有几位中国籍的“洋委员”(应叫做华籍洋人)，就给我极深的印象！ 政协休会期间，我参加“外委会”活动。有次到一个乡镇企业办得出名、经济效益显著的县城视察。看过与外国合资的服装厂、皮革厂、玩具厂，接下来与当地干部座谈。这地方是作为先进典型公开介绍过的，在发展经济、脱贫解困方面确实有明显成绩，当地干部也听惯了捧场话。有几位开头发言的人在提出意见同时，也免不了附加几句赞扬。我身旁坐着位大鼻子黄头发的“华籍洋人”政协委员。别人发言时，他作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就低下头喝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会议主持人忽然叫着他的名字，客气伸出手说：“请您说几句吧！大家欢迎厂说着带头鼓掌。等掌声停歇，那位委员用带洋腔的中国话说道：“我说话不好听，怕你们不欢迎！”当地同志马上说：“欢迎批评，什么话我们都爱听。”那委员便站起身来：“既然这样，我就说两句。请问门口那辆奔驰轿车是谁坐的？”人们一下都被问愣了。会场里嘁嘁喳喳，却没人正式回答。那位委员便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那辆高级轿车到底是谁坐的？”一位企业负责人举手，小声应道：“是我坐的。”那委员马上冲着他说道：“你知道在西方这是什么人坐的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气哼哼地说道：“那是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坐的！连发达国家也只有富豪才坐得起，咱们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你们这里不是刚脱贫吗？一个厂长就坐这种豪华车？你坐得安心吗？” 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了，鸦雀无声。那位委员又指出我们参观的合资工厂，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条件等方面有严重的不合格状况。有位企业负责人想辩解，说曾经有关部门检查过，领有合格证。他摇头：“这一套我懂！可我也懂什么叫危害工人的健康！我就是大夫！”他愤慨地责问：“这种情况在他们欧洲和美国允许吗？他们不允许干的事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干？中国人不是奴隶……”“说得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他发言开始时热烈多了。 我对他肃然起敬。方才记起有本材料上介绍过，他是和白求恩一样，当年为支持我国人民抗日，漂洋过海从西方世界来到这个东方国度的。经过几十年战斗，他跟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他离不开它了，决心加人中国国籍，由贵宾变成了它的主人。 我曾想：他那么直率发言，是否跟西方人一向直来直往的习性有关？也许他还没学会中国式的含蓄和谦逊？ 去年视察、参观陕北，我又和他结伴。在西安革命博物馆，人们看到有张历史照片，拍的是毛**接见外国专家，照片上那位外国专家正是我们身边的这位委员，顿时欢呼起来。他却连连摆手，躲到一边独自看展览去了！有人还喊他，同来工作人员小声说：“别叫了，他原来跟前边那队人走的。知道有这张照片，进门后故意落在后边，没想到又赶上了我们这一拨……”这时他一面急忙离开人群，一面举起手中的说明书挡住了半边脸。我才明白：原来他很懂得什么叫含蓄和谦逊，也习惯于中国人的习性！上次发言完全是出于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感！胸怀坦荡，尽职尽责！也许他的话欠全面，也许当事人还有理由解释，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表达的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感和崇高品格。 世纪末还乡游 读过(徐霞客游记》、《老残游记》、《赤壁赋》、《桃花源记》等文章，谁还敢再写记游文章？偏在2000年接近尾声，赶上一场特殊的旅行。要写怕出丑，不写憋得慌。造成我世纪末最后一次苦恼。 一是地点特殊——云南文山。云南名地甚多：傣族有版纳；纳西在丽江，大理三月好风光，泸沽湖边女儿国，我都有幸到过。对文山这个“苗族壮族自治区”却从未想去过。画家黄苗子就用广东腔说过：“我这个苗子是假的啦！真苗族在湖南呀！”中国作家协会副**韦麒麟是壮族，家则在广西。我想文山未必有典型性。这次一看，才知道这里竟是壮、苗、瑶、彝、侗、佤等好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头一天参加广南县对河村联欢，在村外小桥边手捧酒杯边舞边歌来迎接我们的村民就不少于五六个民族。服饰多彩，语言多样，礼仪有别。有的先唱歌后敬酒，有的先敬酒后唱歌。这边是小伙自己先饮一口后再敬给你。那边是敬你喝完姑娘才举杯沾一沾唇；有的几位老人来敬酒，你举杯沾唇老人就躬身后退了；有的一群姑娘来敬酒，酒不喝干姑娘们就不停唱歌……只一个敬酒就有这么多学问！ 第二特殊，是我们这批游子真正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台湾的黄春明、吴梦樵；有来自美国的少君、周琼；香港的海辛，澳门的梁淑琪；加拿大的冯湘湘；日本的华纯……而且大都不是一个人来。吴梦樵由妈妈带领，余国英有先生跟随，黄春明请太太监护……我也是由太太领导着来的。平时连外省都没去过的少数民族同胞碰到这批来自世界各地惟独没接触过本国少数民族的来访者。双方都有点惊奇兴奋之状。而听当地干部介绍情之后，目光中都充满新鲜和好奇。待到两边人手拉手围坐到篝火下，开始喝酒谈心，却发现陌生归陌生，亲切却照样亲切，究竟是同胞骨肉，说起话来推心置腹，跟访问外国或迎接外宾的心境绝不相同！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特殊性，100年前的中国人是在烽火血泪中走出19世纪的，今天他们的子孙竟能聚在一起欢声笑语迎接21世纪、是巧合也是幸运。中国人这一百年没白过。下容易，也够英雄！没理由不相信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创出更大奇迹。 写到这就要说两句感谢话了。这次旅行办成首先要归功于《世界华文文学》杂志。这杂志因为改版，今年最后一期就收摊儿了。多年主持其工作的白舒荣女士力倡要用颁奖会来向多年合作过的作家们表示谢意。出版社领导谬力女士极为支持。于是从该刊近年发表的小说中评出十五位获奖作者。奖好评可没钱办不好事，她同时就与“鹏程文化基金会”会长陈志鹏先生联系，在陈的协助下又与热心以文化建设回报社会的“云南昆明盘龙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张彦生先生搭上线。条件是奖项定名为“盘龙杯奖”，活动经费由“盘龙公司”负担，再与正在文山区广南县召开的笔会合作，一拍即成，三厢情愿。不声不响的为一批作家圆了回故乡采风心愿。 谁也没想到“风景这边独好！”像桂林山水那样奇特秀丽，却又有它自己的特色。这里的溶洞怪、多、深、阔；在像滩江那样亮丽的水上乘船到山前划进洞内，绕过九曲十八弯竟能从山后另一侧重返江湖！这里一切都还保持着自然本色，因为尚未开发，因而也还没太多人为破坏。 这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像其山水一样保留着太多善良本色。在他们亲切纯朴，赤诚热情接待下，我们一下也变得天真无邪了。记不清游了多少天，走了几处地，只记得有时走到村边就碰到上百人边歌边舞欢迎；有时直进到深谷才见乡亲们坐在篝火旁等候。有一个被称作“公主坟”的山沟。那里原来埋的明朝流亡皇帝永历的妹妹。去的路上人们还为这位金枝玉叶亡国之后，贫病而死在逃难路上感到凄苦。那知还没到那坟地，却路边山坡站着十多位彝族乡亲向我们载歌载舞，一问才知道这片山上有一个彝族村寨。村民听说作家要来看公主坟，自动赶下山来敬酒恭候。因为当年公主病死山下荒坡，就是这里的彝民先人发现后，感念明朝天子对彝家的团结宽厚政策，冒着被清兵惩治的危险把她收殓起来的……听到这话，我对公主的同情被对少数民族德行善举的感佩所代替了，甚至觉得这位公主比他哥哥幸运。因为她去世后没多久，哥哥就被他的汉族宠臣吴三桂杀死在昆明。并以此向清王朝请功。 我们还做了事先不作任何准备，即兴式采风。路过一个村庄，想进去看看就闯进村去。这里的气氛和平安静，家家门户洞开，你从门口一经过，主人就请你进屋里喝茶。见到有女作家，村里姑娘们就迎上来问候，并主动当向导作解说。领我们看村中公共活动室，看各家主房大厅。也看彝族女孩特有的，离开父母自己独居的“花房”。有人小声问：“你会在花房约会男友吗？”她们大方的说：“不，我们跟男朋友相会有专门的地方。叫‘情人房’。离父母更远。”同来的人有一位要看“情人房”，那姑娘却摇头说：“我们的习惯，情人房不能叫别人看。”这本来就很够友善了。不料竟有位当地写文章的年轻人大模大样的坚持说：“习惯是可以改的嘛！叫我们看看好了！”那姑娘立刻脸红成片，含着泪把头低了下来再不说话。我为同来者感到羞愧，忍不住大声说：“小老弟，老乡们这样尊重我们，我们也学着点尊重别人行不行？”那朋友讪讪地走开了。姑娘竟带着泪痕向我们致谢。坚持请我们到她家喝一杯茶，到他家后她用彝语跟妈妈说了几句话。老妈妈立刻端出茶壶来沏新茶。悄悄用汉语说“谢谢你帮我姑娘拦住，没看情人房，我们这里习惯，领外人看了情人房，情人就要跟她绝交的……” 春明听到这件事，愤愤地说：“我要提个建议，云南朋友热心招待我们我感谢。但是不能什么要求都答应，不能把外边来的人惯坏了！” 除去这件小事，其余时间都在欢笑声中度过。篝火联欢，我们不仅欣赏而且参与。各自表演自己的拿手戏。虽然都是不折下扣的中国人，可是竟能唱出来这么多种语言，跳出这么多不同舞态。黄春明太太用福建方言唱台湾歌，春明就站在一边用国语翻译，不仅翻译得一字不错，连表情都力争与太太同样动人。我这次才知道黄春明除去会写小说，会作演讲，还会表演杂技！有一天联欢会开场是苗族踩高跷。木跷比汉族的高、表演也难。大家用掌声把高跷表演者送下台后，便欣赏壮族，瑶族，彝族等一个个民族节目，谁也没注意黄春明失踪。四五个节目演完，正在等待新节目上场时，突然发生一阵骚动，目光都朝上场口看去。我也跟着往那边瞧、不瞧还好，一瞧大惊失色。因为看见从树林之后黑暗之处众人拥戴出一个怪物般高人来。此人足有3米多高，下粗上细，很像个软而活动着大肉垛。等到灯光之下，才发现上边只有一个人头，下边却有四个人头，原来是下边左右两侧各有两人抬着上边那人一条绑了高跷的腿。也就是说下边八条腿抬着上边两条腿在一点点往前挪。上边那人用手扶着下边人的脑袋，却还左摇右晃。还不断发出又像笑又像哭的惊叫声。直到这时人们才认出那位被抬在半空中的不是别个，乃大写家黄春明是也。于是满场响起春雷般掌声，就在这掌声中，下边四人撒手后退一步，与此同时黄春明先生就扬起两手作要飞之状，只是不向上飞而往地下扑来，似鞠躬又叩头般、连叫带笑趴到了地下，由抬他的少数民族兄弟当众解下了高跷他才站起身来，正正式式作了个谢幕的动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黄春明感叹地说：“多少年没这样疯过了，过得真痛快！” 真的，我们疯得很痛快，终身难忘。我最不能忘的是这次行动竟是几位房地产和文化界的热心朋友在毫不声张，默默奉献，幕后努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事前没宣传，事后也没吹嘘。以至人们甚至记不得主办人出资者的姓名头衔。最多只记得“盘龙区房地产公司”和文山区、广南县等几个政府文化机构的名称。从这里似乎感到了中国人正在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我认为这是21世纪华夏儿女生活上的好征兆。 巴黎城内的山东大嫂 我和香港影星岳华去巴黎，是为拍摄电影《烟壶》打前站的。到巴黎之前，我没想到会碰到山东老乡。所以在巴黎繁华的街头，我看见这女人穿着大襟小褂，千层底绣花布鞋，梳着沂蒙山区农村发式，开着漂亮的轿车飞驰而过，我真不相信这是事实，怀疑眼花了产生错觉。当我正疑心自己的神经是否有病，漂亮轿车拐进岔路停下了。驾车女士朝我们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你就是才从北京来的邓大哥吧……”身边华侨朋友肥仔为我介绍说：“这就是兰英，徐教授的夫人。”我这才明白这就是我们正等候的人。 我问为什么太太开车来，徐先生不来，是不是他不在家？肥仔说老徐来也没用，他不会开车只占个座位。不如叫他在家为我们准备茶水晚饭。“看来老徐离开太太什么也玩不转。”肥仔笑着说：“徐太太确实能干，在巴黎华人社会中，她法语说得最好，绣花绣得最美，治家治得最精。人们说她是贤妻良母的标本，中国女性的骄傲……”听他们这样说，我认为徐太太是位欧化了的华裔女性。想不到穿装打扮，神情口音还保持着沂蒙山区土风土味。怎么看都还是个中国农村妇女。这使我产生了好奇心。这天下车在他们家，我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解她的出身、经历上。 我从他们的婚姻打听起，答案竟令我大吃一惊。我问老徐：“太太从什么时候定居巴黎，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老徐说：“*****后期中法建交第二年，我回国探亲订的婚。那以前她连济南都还没到过。”我问：“那太太是先受中文教育了？”徐太太说：“在家里时就上过10天扫盲班，发现我是地主子女，就被清除出来了。文化学习是到巴黎后开始的。一人手就学的是法文。”老徐拿起本法文小说：“你看，她现在也还是只能读法文书。看香港电影也只能看带法文字幕的，中文字幕的看不懂。给家里写信她先写法文，我再替她译成中文才能寄回去。” 于是，我就请他们从头介绍他们结合的经过。 定亲 徐先生叫徐广存，山东临沂人。60年代初从台湾到了法国，是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教授。当时老徐青春年少，交了不少金发碧眼的女友，在华人中博得“风流才子”的雅号。有朋友劝他早日成家，他却迟迟难下决心。一直到老徐回大陆观光了半个月，回来后就正式宣布他已订婚，找的是中国山东沂蒙山里的农村姑娘。大家还以为他说笑话，不久一位去中国办事的法国华人，真的给他带了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来。大家才知道老徐找媳妇的过程。 老徐回大陆虽是自费旅行，但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所到之处都热烈欢迎。老徐最后回老家，一到山东，他就跟招待他的侨联负责人交了心，说此次回来除去看望分别多年亲属外，还想办件大事。要找个媳妇。希望家乡的父母官和华侨团体多给帮助。 这位干部虽说话时也是满嘴政治口号，但人确实相当好。见老徐来求助，便坦率地对他说：“现在就问你一句话，别的都好，可就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你要不要？”老徐问：“啥叫出身成分不好？”“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剥削家庭的后代。”“我是要找媳妇，又不是组织政党，什么家庭出身碍我啥事了？只要姑娘好，啥人家我不在乎。”“有这话就好办一半了，她没文化，你对这方面挑剔不挑剔？”“没在中国上学，就去法国上学。没有别的文化基础，一上来就学法文，更容易。”那干部两手一拍说：“若是这样，还真有点眉目了。有个姑娘他爷爷那辈是地主，她可是连地主什么样都没见过。就因为家庭出身，一直被监督劳动，尽管她身材面相都够得上美人水平，热情善良，天生一对巧手，能吃苦耐劳，可是在这里就没有一个青年敢要她。如果你有意，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可好？”老徐连连称谢，却不知道在那年头，帮这种忙是要担政治风险的。 那位干部先装作对姑娘进行思想教育，把她叫到自己家中，悄悄对她介绍了一下后，就约好了时间面谈。那天老徐先到干部家。他本没抱过高的奢望，谁知姑娘挎着篮子一进门，他头一眼就看呆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寻到个这么水灵秀气、体型健美的女孩！看得那姑娘脸一红低下了头。 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时，那姑娘就大大方方看着他问道：“既约我来见面，有啥话就说吧。”“他们跟你说清楚了，为啥叫你来？”“说清楚了，叫我来相亲。”“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同意。不同意就不来了。”“连面还没见，你怎么就能同意呢？我要是坏人，把你骗出去卖了呢？”“我不了解你，可我了解介绍人，他是好人，不会害我，他相信你，我就相信你。”“可是嫁给我，要去外国。”“嫁鸡随鸡(她没说下半句)。我既嫁了你，你上天我也跟着你。”“那地方啥都跟咱这儿不一样，连说话都得从头学，你不怕困难吗？……‘饿着肚子下地，顶着大雪挖河，挨斗，受管制我都受过，去外国也不会比这更难多少！”“那，咱就算谈成了？你就不提点条件？……‘条件是有，得等你表示了意见再提。你要压根儿不同意，俺废那个话干啥！”“我？当然同意。我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你这么好个人才，模样、脾性都比那些洋妮子对我的心思。”“那好，不要金的银的，只要你保证，跟了你以后，万一过几年你嫌弃了我，你可以把我休了，叫我离开，叫我自己去找活路。可决不能再把我送回来。”“为啥要这么个条件？”“这地方我太寒心了，只要出去我决不再回来……”老徐听了很同情，马上答应了她的条件。 老徐接着说：“巴黎到这里很远，花钱不算，就怕挤不出时间来。如果办完手续我来不了，找一个到中国出差的朋友把你带去行不行？”她痛快地说：“只要拿着你的证明信，我就跟他走。” 两人这才算全部谈定。随后就一切按计划进行了。 结婚 他们举办了个很隆重的婚礼，几乎把巴黎华人和学中文的法国朋友全请到了。婚礼上兰英反对穿租用的西式礼服，她穿了身自己做，自己绣的中国式红绸嫁衣出现在礼堂，引起轰动，有人给拍照拿到时装杂志发表，有人想托她为自己做身同样的嫁衣。然后，他们便到法国南部的海岸度蜜月去了。 他们来到一小城，找到一家熟识的旅馆住下，白天两人游玩，晚上找来位老太太教她法语。几天之后，老徐突然说有急事要回巴黎办，便乘火车走了。当晚从巴黎打来了电话。以毫没商量口气对她宣布说：“巴黎华人太多，你回来学不好法语。你就留在那边学法语吧。什么时候能用法语说话，我再去接你。” 兰英听完只说声“好！”便把电话挂了。 老徐从此再没给兰英打电话，但总给旅馆打电话，向经理打听兰英的情况。开始时经理说：“太太很苦恼，已经两天没上海边了。每天只在屋中念法文字母。”过两天说：“太太屋里传出了笑声。”再往后只说：“太太一切很好，其他的无可奉告。”老徐说：“你能不能具体讲讲？”对方说：“不行，太太交代过，没她的同意，什么也不能说。” 老徐放下电话高兴异常，但又奇怪，既然能够用法语交代事情，为什么不给自己打电话？是不是生自己气了？又等了两天，他急了，于是他就给兰英打电话，从上午到下午，一遍又一遍一直也没人接。他做了各种猜想，每种猜想都使他很担心，他开始怀疑自己这硬逼她学法语的办法是不是有欠周到。万般失望之际回到家。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抬头一看，自己家窗户灯亮了。他有点喜出望外，急忙跑到楼上。兰英竟然扎着围裙做饭呢。他惊讶地问：“你几时回来的？”她用法语说：“饺子都包完了，还先到超级市场买了趟面粉。得有3小时吧！”他用汉语问：“你坐的那班火车？”她仍用法语说：“谁告诉你我乘坐火车了。”他也只好改用法语说：“你乘飞机回来的？”“有钱没地方花去了，这点路我乘飞机？我租了辆汽车。”他忙问：“谁开车送的你？”“咋把人看得这么扁？怎么非得叫人开车送我，就不许我自己开车回来？”老徐没想到自己的媳妇这么能干，比那些花钱上大学的留学生强多了。忙心疼地说：“又学法语又学开车，这几个月把你累坏了。”兰英说：“连监督劳动的零头都算不上。倒是今天一通忙活，有点累，吃过饭你把门口那辆车送还租车公司吧。放到明天又多花半天钱。”老徐红着脸笑笑说：“跟你服个软吧，我来巴黎这些年，还没学会开车呢！” 老徐有了个温暖、幸福而又舒适的家。过了一年光景，兰英的治家本事和她的法语一样，在巴黎华人中被传为奇迹了。她不认识中文，但能读写法文。从法国报刊上学会西餐烹调、服装剪裁和缝纫机操作，并且练会了使用理发工具，从此就不许再到外边买衣服、理发。请客也是自己下厨。她自己动手腌咸菜，磨豆腐，按山东习惯把新买来的袜子底剪开，镶上一双绣了花的布袜底才给丈夫穿。这本是山东人为使线袜多使用几天采取的加固措施，不料却收到美学和商业的效果。有天老徐跟一位艺术品商店的朋友去日本料理餐馆，老徐脱了鞋，露出脚上这绣花袜底的袜子，把那位艺术商人看傻了。问道：“我的天，你是皇帝吗？怎么把这么高贵的艺术品蹬在脚下？”老徐说：“这是我太太做的。”那人仔细欣赏半天后，坚决请老徐把太太找来，兰英来后，就在餐桌上那人与她谈妥了一笔生意：长期收购她的刺绣品。法国人把她绣好的袜底，几个一组，捏成花形、八角形，镶进玻璃镜框内，挂在墙上跟油画一样当装饰品。那位商人买断了他今后所有作品，独家经营，在巴黎很出名。 到了这时，老徐只有对太太心服口服，把家里这片天下，双手交与她去大权独揽。老徐说不清兰英如何运筹，只知道自己的薪水没增加，生活水平却大大高于以前，而且还有了积蓄存款。当拉丁区有一幢地段很好，质量也佳的房产要出售时，兰英竟毫不犹豫买了下来。 回国 经济状况改善后，老徐很想为家乡做点事。但想到太太提出的永不回乡的条件，知道家乡在她心里造成的伤害，估计很难获准。这笔款项不是小数，又不能先斩后奏。便硬着头皮，绕着圈子跟兰英商量：“兰英，自从有了你，咱这家才兴旺起来。这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可要是没有咱家乡的帮助，没有咱中国的文化，山东的民风，我上那找你兰英去？”兰英笑笑说：“有啥话你说，别跟我绕脖子。”“我想谢谢生我养我的家乡。”兰英半天没吭声，最后眼里含着泪说：“再叫我寒心，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你要捐钱我不拦着，可我绝不跟你回去，也别写我的名字。我希望忘了那边的人，也希望他们忘了我。” 老徐第二年只身回中国，给那里的小学捐赠了些电教用品和资金。背着兰英还是用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名义。 看来一切都那样如意。不料过了两年，却有本小说传到了海外。小说中写了有一海外华人，回家乡找了个老婆，以此招摇撞骗，说他如何爱国，国内也有人替他吹嘘，谁知有一天他醉酒后吐露真情，人们才知道他患有“性无能”痼疾，在外国根本找不到老婆，才回中国干此缺德事。因为只有中国女人才会为了钱嫁给个天阉之徒。这一下人们才看到他丑恶的真面貌……小说是写得极有才气，博得几记掌声。作者在掌声中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书是概括典型，绝无影射攻击成分，若有人自己对号人坐，作者概不负责。” 这一来反倒引起好心人的猜疑：欧洲华人中，跟国内农村姑娘结婚的惟有老徐一人，偏是这位老徐得罪过写小说的人，世界上就有这么巧合的事！ 原来以前中国去了个什么代表团，在巴黎作公开演讲。老徐和他几个学生也在下边听。有位先生的讲演老徐和他的学生听着都不大赞同。老徐为人耿直，等那人讲完便站起来提了个问题，以示对其言论不为以然。不料这就得罪了那位不可一世的人物。当场给以回击。而这又惹恼了老徐的法国学生们。这一来，又引起了新闻界的注视。巴黎出的左派中文报纸《欧洲时报》便就此发了篇报道。演讲先生看了很愤怒，回国后就采取打官司抢原告的方针，散布说此次出访一切都好，就是在演讲时有个台湾政治背景的人出来捣乱。偏有人爱较真，写信到巴黎向有关人士打听实情。有关人士回电却说老徐是出名的爱国人士，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 当人们把小说一事告诉老徐。老徐听完一笑说：“真是骂我又怎么样？人生一世，谁还没挨过蚊子叮，臭虫咬？骂人的丑还是被骂的丑，人间自有公论。” 朋友们特别同情兰英，这样一个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善良的女性，连中文小说都没看过，却无缘无故遭舌刀笔剑之害。背后放箭者又让她无处辩理，岂不欺人太甚了？正当大家为兰英鸣不平时，这个用笑脸面对世界的女强人，突然放弃多年的誓言，带着4个孩回到了中国来。 我见他们夫妻连背带抱，把4个挨班大小，长得如一个模子中刻出来的孩子拖下飞机，既同情又可笑。我问：“平时你们把孩子交给老太太照看，这么远道回来，怎么不留两个在那边？非全带回来不可呢？”兰英说：“我就是为了孩子们才回来的。叫他们看看祖宗生活的地方，也叫家乡人看看孩子们。” 旁边有位来接他们的乡亲说：“都回来的好。叫人们看看，没做过缺德事的人，不怕人诅咒断子绝孙！” 陶然亭的朋友 春节去香港探亲，归来后见到讣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们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说不出的惆怅。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儿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阳友会”名票，后来下海与程砚秋先生长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做法，一边上学一边学戏，中学毕了业戏也学成了。因为有仲衡先生的关系，所以他有机会向张连福、雷喜福、陈喜兴、陈彦衡、陈秀华诸名家讨过教，后来又正式拜杨宝森为师。 据朋友讲，少衡学艺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练就几手绝活。他唱《潞安州》最后自刎时。头上的甩发先竖直，然后朝四边均匀散开，俗话叫“万朵莲花”或“莲花盖脸”，似乎这手活在近几年来已无人会使(记得刘斌崑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这个表演)。少衡在《临江驿》中的跑伞，也是一绝，先看圆场，雨伞突然像被风刮起，在空中连翻几个身，他在底下一个吊毛过去，恰好接在手里。 少衡一生对于充实自己的文化修养，从不放松。他从张大干学过画。他画工笔仕女、花鸟很有风采，我见他画过一幅荀慧生先生“红娘”的画像，不仅神似，而且把京剧化妆的色彩和手法运用到了绘画上，极有特色。他还爱好书法，隶书写得很有气势。他是名角，却从来不拿架子，忙的时候画布景、搬道具，什么都干，为人又谦和。50年代京剧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戏份降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的“群英大会”。 我和少衡认识，是“*****”后期，在陶然亭避难之时。当时一些被赶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们无处可呆，就到陶然亭来以打拳练气功为幌子，呼吸口较自由的空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红袖标、唱样板戏的革命造反派们在显眼处晃着膀子横行；划人另册的专政对象们自然就远离他们，专找山背后树林深处活动，久而久之，常在一个地方练拳的人就聚成一伙，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当然不谈政治，不说国事，专找废话和闲话说。我们这一伙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戏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音乐家沈玉斌先生，成员虽不固定，常来的即有钱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宝禄、唱梅花调的尹福来。少衡也常来，他来时多半坐在一边，静听别人说话，换个笑，自己从不插嘴。有一年桂花开放时，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点鼻烟，分给我一包，我请大家品尝。我用烟壶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说：“这不能倒，应用烟铲来挑。”我说市面上早已买不到烟铲了。少衡在一边说：“我还保存着一个，送给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东西，不便夺人之爱，连忙谢绝。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带来了，是一柄象牙的极精致的烟铲，应是武壶中用的，如今成了我们友谊的一件纪念。我把它和几个名贵烟壶收藏在一起。很少舍得用。 为什么在陶然亭聚集这么多的文艺界尤其是戏曲界的朋友呢？这有点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国时代，戏院不准开在内城，倡优也不准在内城居住。而前门外西半部，是各省进京的要道。古时南方各省进京，有水旱两路，水路走通州，顺通惠河进东城，码头在什刹海一带；旱路则由长辛店、卢沟桥进来，进广安门。北京城内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只有两个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刹海旁的烟袋斜街，是水路来的客人们上岸后奔鼓楼走出来的；另一处就是前门外靠西这一片地方，什么樱桃斜街、王寡妇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进了广安门后，为了尽快到达前门大栅栏一带的闹市，取捷径走出来的。这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里既是必经之路，进城来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于是客店应运而生；住店还要吃饭，于是饭馆就平地而起。外地进京之人，除去放生意、办公事还要应酬、消遣。倡优不准进城，这里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发展呢？于是这里便成了北京的头一个“红灯区”，赛金花、小凤仙全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色尚需有声，当然也少不得听戏品曲的所在，所以戏院也就集中在这里。三庆、庆乐、中和、广德全在这一区内。要唱戏少不得立科班，斌庆社、富连城相继成立，也在这一片地方。人们登台于斯、教学于斯，住也就尽量在这一块地方安居。而且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个社区，要比与其他人杂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瑶卿、梅兰芳、谭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这。这一带就成了戏曲艺人的大本营。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农坛西，虎坊桥南，距离艺人们的住区不远，地面开阔，有水有树，便于早上遛弯、喊嗓、练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园界的墓地和“梨园先贤祠”。先贤祠正殿供着梨园界前辈灵牌，过年时这里有祭祀；艺人们有了纠纷，也常在这调解；平日有几个武功师父早晨在此设帐，教梨园行子弟练基本功。这近百年来就成了戏曲艺人天天遛早的地方。解放后陶然亭辟成了公园，环境变了，人们的习惯并没变，何况中国、北京两大戏校全都设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戏曲界同人经常去的地方。 “陶然亭”这三个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那个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这一带地方。 “亭”建在靠城墙根的一个土岗上。这里原来有建筑，乃“文昌阁”。因为各省进京科考的秀才们也多住京城西南这一带，所以香火很盛；秀才们吃饱饭爱掉文袋，烧完香往四处看看，见城楼堞墙，绿苇红叶满有诗意，就给这土岗起名叫“锦秋墩”。康熙年间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报销，他就在这锦秋墩上、文昌阁旁盖起一圈廊宇，四面开窗。秋天在这地方喝酒谈诗很敞亮，便取自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后这里开过茶座，还开过饭馆，卖陶然亭湖里打上来的活鱼。后来发现当年毛**、李大钊都在这地方进行过革命活动，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然茶座和饭馆就搬家了。刚打倒“***”时，作家协会创办《民族文学》杂志，编辑部没地方办公，曾租了这地方的几间房作编辑部，无奈文物保护单位不许生火，喝水吃饭都困难，冬天取暖也受限制，只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过去是有芦苇的。这地方本极荒凉，光绪甲午年间忽然传出水中出现了水怪，吼声如牛，有人说看见它半夜从水中跃出，头如磨盘，两眼光芒刺人，张着血盆大口，并声称专吃洋鬼子。一传十十传百，全北京的闲人与忙人就都赶来看，小贩们见是做生意的好时机，就在湖边摆起各种吃食摊、杂货摊、香烛摊。大清国京兆尹下令禁止观看，谁也不听，只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说是兵从东边下水，水怪在西边吼叫；兵赶到西边，水怪又从东边冒头。皇太后见“剿”法无效，改为“抚”法。请二百名和尚道士来建法棚，作法事，诵经拜佛，焚表烧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没几天日本人在大东沟外打起仗来，整个北洋舰队泡汤了，才把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边也就形成个小市场。 湖北岸也有个土岗，上边也有几间房屋，但名称没有南边的雅，名叫“窑台”，是明朝烧砖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几处高坡，原有树林，树林中有不少坟墓，石评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闻名的“醉郭”墓在此，赛金花墓在此。还有两个墓一叫“香冢”，一叫“鹦鹉冢”。“香冢”前有墓碑，碑文颇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日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鹦鹉冢”的铭文，那只鹦鹉很灵巧，会背诗，主人不在家时被猫咬死了。主人写给它的铭文说：“文兮祸所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四 说到陶然亭来的戏剧界朋友，多半是来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后所认识的这几位朋友，却一个也不喊嗓。因为那时是“*****”正在“彻底完成”之际，这几位朋友是被革出艺术界的，不敢再喊。我们只是默默地打拳，小声地闲聊。我们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岁，身穿红卫兵的假军装，张口就是：“听罢奶奶说红灯……”再不就：“朔风吹，林涛吼，万千气象。”一听这个，我们就赶紧缩紧头，把脸扭向山坡。我们的“首领”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戏校创始人，第一任副校长。有人就小声开玩笑说：“沈先生，别扭头啊，这是您的学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说：“别骂我了！您听听，满嘴牛黄马料，我有这种学生吗……”所以至今我一见到站在台上或电视屏幕前，厚着脸喷吐“牛黄马料”，并大言不惭介绍自己的“成功之路”者，总想起沈先生来。单就这句唱词看，本没什么不好，但一听这唱词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王”和他们制造的地狱，就不由得毛骨悚然。这是符合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论的。如果我们面前有个孩子，你每天叫他听贝多芬的《月光曲》，听一个乐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复几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听到这乐曲也会浑身发抖。你再骂他说“贝多芬的音乐是美的，你不会欣赏是愚蠢的表现”，他也还是厌恶那音乐的旋律，这是弹琴的人无法理解的。 在我们这一群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唱样板戏而不遭到我们反感。此人姓励，人称励八爷，他是电话局职员，从北京有电话局那天起，他就是职员。他给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都安过电话；他是戏迷，从小就住在黑窑厂，是赛金花的邻居，也是参与为她治丧的一个人。他和许多著名演员不仅认识，而且从孩子时就跟他们在陶然亭一块遛弯。他的记性又极好，凡朋友们唱的戏，他都会唱。因为他都给他们捧过场，不是会唱一段或一场。每场戏从锣鼓点到胡琴谱全会。不管哪个行当哪个流派，他全会。有的演员学“马派”，忘了一段词，就来找他，“八爷，《十老安刘》那一段怎么使腔？您给我捋捋！”“好！”他马上整出戏给你唱一遍。可他没上过台，他的嗓子不好。他惟一的消遣就是早上进陶然亭，一边遛弯一边唱。一出戏从开场唱起，围着公园遛一圈，恰好唱到闭幕。他边唱边白边做手势身段。别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乐。可“*****”一来，坏了，他进了公园刚念一句引子“金井锁梧桐”，一群剧团的红卫兵把他围上了：“怎么着小子？你敢放毒？”吓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戏比生病还难受，几天下来，又黄又瘦。他说：“这怎么办？不让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们只好劝他：“没法子，你就改唱样板戏吧！我们不怪你！”从此他就改唱样板戏。可红卫兵听见了还是要斗他，因为他唱的比哭还难听。 五 励八爷除去会的戏多，一天唱一出自娱，还有两大特点：收集戏报、小报，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从民国初年就收藏海报，每看一出戏，便把海报保存下来。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么戏院演过什么戏，谁参加演出，你去找他，决不会叫你失望。这个爱好保持下来，到了“*****”期间没海报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种油印、铅印的传单、小报。什么“打倒彭罗陆杨”啦，“击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过去后，文物部门发出启事要收买“文物”，他捧着这些去卖，人家看了一眼，说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购，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这些东西买下来，认为这实在也应算难得的“文物”，又怕他碍于朋友交情不肯收费，迟迟未开口，后来听说他一怒抱到收废品处，当烂纸卖了。我后悔不及。 他从小就在陶然亭转，原来“大悲院”有个和尚还是他的表亲。他对陶然亭一草一木了若指掌。当初陶然亭一带有许多出名的坟，每个坟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园修起后这些墓大部分还在，“*****”时统统给毁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那些造反派以为从此就再也不会受这些死魂灵们的干扰了。谁知有位励八爷在，事情就麻烦。他不仅记得每座墓的地址，还能背下每块墓碑的碑文。我写小说《话说陶然亭》，要引用几句“香冢”的碑文，向八爷去请教，他立刻背诵出来，一字不差。他自己偶尔也写诗，不过诗写得和戏词差不多。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北京发生“四五”事件，他也写了首诗。可不敢拿到天安门去张贴，就在我们几个拳友中朗诵：“我哭周公痛无声，举起白首望长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良心话，全是“水词”，倒也真情一片。后来“***”把“四五”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到处追查写诗文的人，凡写过诗的都惴惴不安，惟有八爷安之若素。他相信听过他朗诵的几个朋友谁也不会出卖他。也曾有人来打听：“那天姓励的在这儿背的什么诗？”我们说：“他多咱背诗了？他不是天天唱样板戏吗？背的样板戏戏词呀：天王盖地府、宝塔镇河妖！” 他退休后仍在电话局做临时工作，替电话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来。1984年我去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回来后不见他了，说肾脏有病，他错吃了治肠炎的药，进医院了。从医院带来话，大夫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可以出来，但从此再没出来。因为他实际上得了癌症。临终前有朋友去探望他，问他可有什么事要办。他说：“别的我无遗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们再聊聊天。” 六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后先后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动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这群朋友中并不算最老，才70来岁，看上去像60左右。他从来收拾得干干净净，灰中山服，白衬衣，圆口布鞋，一尘不染。他留平头，天天刮脸，总像才进过理发店。为人谦和，说话不紧不慢，带着三分笑。他是做书画生意的，自己也会画也会裱，可从来不露，和张大干、徐悲鸿、于非厂(读“庵”)、陈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们卖画，也替他们买画，据人说他也与某些画家合做假画，他做假古画有套绝技。我问他自己可存有好画，他说没有，全出手了，只有一幅徐悲鸿的马，是徐悲鸿画坏了，四条腿都画成了前腿(也许是都画成了后腿)。他从徐那里买来时没注意，到家后发现不对，卖不出去，他对徐说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换一张。他说：“不换了，我留下作个纪念吧。”徐又给了他一张作补偿，他便把这幅保存了下来。他说这画有两层意思：一是徐悲鸿画了一辈子，像这样的错画不会有第二张，这是一绝；第二是他鉴别书画一辈子，出这样的差误也是没有第二回，也算“绝活”。 我问他鉴别字画本事是怎么学来的，他说是逼出来的。年轻时他在琉璃厂当学徒，师父参加拍卖行买货，他跟着抱画。出师后他给人家跑街，自己参与拍卖。在拍卖行买货不同于在大学或博物院作鉴画工作，叫出价钱后，买与不买要当机立断。买了假货柜上自然不高兴，是真货而没有买到手也是过失，这就逼着你练出一套用最短时间找出关键性证明的本事。他说这些知识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而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诀窍，他要死了他这套本事也就失传了。他向我建议，有时间由他口述我帮他记录，写出一本关于鉴定书画的书来。我答应了，可是当时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觉得天天见面，有的是时间来做这件事。不必急于动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见到他，他满面愁容，说是儿子在固安县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劝他宽心，早去早回，谁知一去就没回来。听说他到了固安，见儿子病重，一着急脑溢血了。儿子没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说话是河北口音，也许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中的遭遇怎样我不清楚。当时我们几个朋友有个不成文的默契，谁也不打听谁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书画生意积下一点财产，公私合营时书画店便辞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书画业有个行规：离了店后可以从事别的职业，但不准再私自做书画买卖。他这些年大概找了点别的事做，但也难免偷偷做点书画生意，海外不少内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买画不会不找他，这样的话，“*****”中怕不会平安无事的。我们认识他时他已过了险关，看样生活也不困难。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后悔没帮他把书写出来。为了纪念他我写了篇小说，就是《寻访画儿韩》。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个个的小集团。有几位是专扔圈的，用麻绳或电线、藤条缠几个圆圈，外边包上棉花，再用旧布缝成外皮，几个人站成圆圈，互相投扔；有几位是练拳的；有几位专门围着湖走路；还有几位打坐练气功。我们这一集团以沈玉斌先生为核心打太极拳，打拳时各打各的，有陈式，有吴式，也有杨式。打完拳聊天就凑到一块。有几个人是天天必到，连到的时间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并不属于这个集团，但碰上就坐下聊几句的。 老生演员贯盛习不是这个集团的。他哪个集团也不加入，只是一个人绕着湖走路。过去我只看过他的戏。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戏妻》，身上、唱功都不错，后来就不见了广据说到外省某个京剧团做了团长。他弟弟贯盛吉的戏我看得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脸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种独创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轻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阵贯盛习嗓子不好，约角的不约他；而贯盛吉则红得发紫，几个班社抢着要。他跟约角的说：“约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点包银，我哥哥的戏份不能减。”此人对生活也充满幽默感，晚年得了绝症，家人们给他预备寿衣，他要穿上先演习演习。家人无奈就给他穿上。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说：“我死了敢情就是这模样啊？不怎么样！”此事我系传闻，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说起过，和我的传闻有小异，当然他的准确，但避免抄袭之嫌，我还按我听来的说。贯盛习则是另一副模样：人清癯瘦削，留一绺齐胸长髯，无论冬夏总穿一件米色风衣，长袍大袖，仙风道骨，说话声音低沉。他患心脏病，长期住在北京，但服务却在河北省石家庄。他每逢走到我们一伙面前，就——点头问候。我们问问他的病情，他总说：“还行，控制住了，不敢累着。” 再一位常来的是冯玉增，他是老北京戏校学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为人精明能干，个头不高，衣装整洁，动作灵活。他不练拳也不跑步，早晨来了就到湖边找个椅子，铺上他自带的坐垫坐下，从书包里掏出副竹板来，打起竹板唱数来宝。他是唱小花脸的，演出用不着数来宝，可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健身之道。我看过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龙，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数来宝，他又开始遛弯，一直遛透，来到我们群里闻鼻烟闲聊。他说每天早上这一顿遛是幸福保障。什么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这批朋友，包括了京戏行的前后台、文武场、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龄算，比较年高的怕是两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云，一位是励五爷。 白先生早已过了古稀，花白头发，身材伟岸，风度潇洒，手里提了个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后常跟着贤慧的白师母。白师母手中提个北京人时兴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阵，然后站住脚和碰到的人聊天，顺便等她。白先生终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说话要大声喊。他告诉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练出来的。小时候拿着两根木棒，无论冬夏早上到陶然亭来打石头，夏天打得浑身出汗，冬天双手裂开多少血口子，天长日久竟把一块光面石打得中间凹陷下去。这几年他给李世济打鼓，给赵荣琛帮忙。还有一位老教师是励五爷。励五爷年纪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讲究穿戴，总是一身灰中山装，纽扣很少扣严的时候。他不遛弯，而是打吴式太极拳。他和白先生两人一见，说起话来十分费力，他冲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冲他耳朵喊，然后两人相对弯腰，鞠躬：“您慢走。”“您坐着。”白先生精神气色都比励五爷好。 过了两年，发生了变化，白师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来了，偶然来一趟，衣着也不像以前那么整洁，精神也不像以前那么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艺术，对处理生活琐事相当的无能，白师母不在他连吃饭、喝茶都困难。身边又没有别的亲属，实在令人同情。有时碰见我们劝慰他两句，他只是摇头叹气，说是想接一位亲戚来帮忙，不知后来怎样。励五爷倒始终是老样子，他身边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宁愿事事自己动手，保持独立，反倒不见颓唐。 晚年耳聋，看来是京剧音乐行当的职业病。我小时学过“武场”，尽管是秧歌剧的锣鼓，也是先从小钹打起，然后小锣、大钹、大锣，最后才学打鼓。一天练几个小时，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许久静不下来。大锣大钹是挨着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风”，三个段落一个紧过一个，一层响过一层。如果唱武戏，真有点玩命。我一直打大锣，初练时左手提一块砖，右手五指伸开，只靠食指套着锣槌甩动，要槌槌打在砖心上，待到正式提锣时，要打出几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来。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断几根锣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经受多大的震荡力，一生几十年打下来焉有不聋之理呢。现在科学发达，物质条件也好，应想出点措施来保护音乐工作者的健康。近来国内唱京戏，台上都装扩音器。我听过几场，感到音量太大，音乐变成噪音。不知剧场的音响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为什么就不能把音量压低一点，使观众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两国，在巴黎和伦敦逗留一个月，回来后积下一大堆信件，头一封是沈先生的，来信说病情严重，托我催办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丧委员会的讣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遗体告别。两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给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是“六场通堂”的名琴师，早年焦菊隐先生主持北京戏剧学校，就请他当教员，是该校最年轻的老师。著名的四块玉、吴素秋，全是他的学生。50年代焦菊隐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导演《虎符》，要在话剧中加中国打击乐器，又请沈先生做音乐顾问，负责设计全剧的打击乐。解放前沈先生曾长期被选为北平市梨园公会会长，建国后他奔走联络，建立了第一个私立戏校“艺培戏曲学校”。“艺培”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后，又任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断了在学校的领导工作。我弟弟是“艺培”的学生，我正正经经应称呼他先生，可是后来命运相同，在陶然亭结为忘年交，就“亦师亦友”相处了多年。他的父亲沈福山，是著名花脸演员，会的戏多，功夫扎实，但嗓子后来变坏，改做后台管事。这位老先生有个脾气，终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于不教戏，他在“双庆班”管事时，侯喜瑞在这搭班，扮上戏以后，有时间还向他讨教。当时双庆还有个花脸，叫蒋少奎，是侯喜瑞的内弟。蒋少奎唱压轴时常唱《贪欢报》，演的是水浒英雄张顺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戏里张顺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这出戏里却是花脸，勾白脸黑眼窝，所以是武二花应工，由蒋少奎唱。蒋少奎唱这出戏和当时的许多花脸一样，由安道全嫖妓演起。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够长度，和大轴之间还要垫一个《定计化缘》过场戏。沈福山先生无意间就说了一句：“当初我们唱这出戏，前边有《张顺截江》，一出下来时问正好。”蒋少奎听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买菜去了。玉斌接待丁蒋少奎，问他有什么事。蒋说没事，就是来请个安。过了一会沈老先生回来了，蒋少奎一见就行礼。沈老先生问：“您这是干什么？”蒋少奎就说：“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这出《张顺截江》。”沈先生忙说：“收徒我不敢，说戏可以。”说着随手拿过一根鸡毛掸子当大刀，就给蒋少奎说了这出戏。教完戏沈先生说：“告诉你吧，连你姐夫侯喜瑞也不会这出戏，便宜你了。”此后几十年，果然只有蒋少奎唱《贪欢报》带《张顺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蒋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济南唱戏。所以那时一些演员去济南走码头，常常不带武花脸，人们说蒋少奎在那儿了，不用再约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双庆班”。大概民国六年前后，俞振庭组的这个班子。老生余叔岩、张鸣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阵风，花脸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战宛城》，于连泉必和侯喜瑞搭档，就有这个历史缘由。沈玉斌原来跟班效力，有天给压轴拉琴的琴师临时未到，管事让他顶了上去，从此正式拿戏份，每天四吊钱。而这时侯喜瑞已是每天八块大洋的角儿了。沈先生从底层干起，就比较能体谅班底和场面上的苦处，后来他任梨园公会会长，办了几件为贫苦同业谋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业的拥护，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问过这些事的经过。他叹口气说，在那时候办事真难。举个例子，当时梨园界的人仍多数住在前门外虎坊桥一带，有些戏院则设在城里，比如“吉祥”就在“东安市场”。从天桥、虎坊桥到东安市场坐电车只花3个铜板，可许多班底连这3个铜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来回30多里路，挣的钱只够买2斤玉米面。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个电话去把戏回了。下边的人不知道，也没电话，几十里地冒雨走去，看见个回戏的牌，再冒雨走回来，这一天就要“扛刀”(挨饿的意思)。我说戏是凭名角的牌子卖钱的，你拿八千，拿一万，这都应该，可同业们来回走路至少该买双鞋吧，给他涨点钱也穷不了名角啊。班底们要求加钱，沈先生以会长身份表示支持，并从中斡旋，有人就讥他为“共产党”。所以解放后他又被错划为右派，就怎么也想不通。 建国后梨园公会改为“京剧联合工会”，沈先生是副会长之一。临近解放时，许多京剧界子女失学，他又倡议由艺人集资办一个私立的戏校。由于同行们支持，就在“梨园先贤祠”旧址上，办起了“艺培戏校”，由郝寿臣任校长，沈先生管业务教学。在政府接收改为市立北京戏校前，这个学校惨淡经营，培养了不少人材，张学津、孟俊泉、万一英、李玉芙、关静和，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沈先生自学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致力于京剧音乐的著述工作。他写了一部《京剧群曲汇编》，极有学术价值。可惜由于种种出版技术上的原因，至今未能与读者见面。但热心的人还是多的，我提出朋友们掏钱为他自费出版，荀令文等几个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们也出一份资金。《北京图书信息报》青年编辑李布青、上海文艺出版社几位编辑知道后全都热心支持，说不必自费，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剧界的朋友闻讯也纷纷来信预订。我想也许出版有望了，但愿它早日问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后，为他出书的事奔走最热心的朋友应当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识也有几十年了。“艺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令文多年担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戏校学习时，十分调皮捣蛋。校方为此找家长谈话，有两次就是令文和我谈的。但我们较密的过从则是在“*****”后期，陶然亭的把式场上。那时人们虽然强作欢笑，但总在眼底压着些苦色，尤其是文艺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样板戏中捞到好处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压抑，唯独这个荀二公子，脸上从来不带愁苦相。挺高的个子，穿着件破旧的棉大衣，扣子掉了两个，两肘见了棉花，脚上一双“猫窝”棉鞋也是打过掌的，可脸上总是笑嘻嘻，很像庙里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个小广场上绕着圈子跑步。跑步时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一边跑一边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没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这“嗨，嗨，嗨”，是连呼气带招呼两用；他也有不来的时候，他如果这天不来陶然亭，必定是到别处游玩去了。他买了张郊区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樱桃沟、西山八大处，想上哪儿登车就走，第二天见面他准带回一两件趣闻，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趣闻他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我怀疑是他编的。有次他去颐和园，回来说园内有的地方隔离开来另外卖票。有一处门口还有两个人站岗，完全清装打扮，马褂、箭衣、缨帽，腰上还挎了把腰刀，但两个人却是完全的现代青年，红线帽下边是长发。观众就在一边议论说：“这两个人不像。”两位站岗的听人议论难免有些不高兴，有一位就小声说：“像，像你爸爸！”于是，引起一番争执。我问他：“可是你亲眼所见？”他说：“当然亲眼所见，我只把情节组织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后，我为他的书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费替他印。令文听到后，郑重写封信来说，他虽不富裕，印书他出一份钱。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答应出这本书了，图书发行部门要征求一下订户。令文又到处写信，征到了不少订户。谁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书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后”去，订户们收不到书，纷纷写信责问他，批评他，他又——写信去道歉，并劝我：“别生气，别得罪出版社，多说点好话，托托人早点印出来比什么都强，别的事我全兜着，你就管这一样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带个手袋，回去路上寻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学唱老生的，后来又对京韵大鼓入迷，但始终没当正式演员。他哥哥令香倒是从父亲那里学了些荀派的拿手戏，现在专教荀派戏，而且专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戏，如《香罗帕》、《荀娘》。 令文说：“我们大爷这手弄对了，红娘人人会唱，用不着咱教了。” 第四辑 新台币云门舞集和韩舞麟 接近岁末，遇到两件快事。一是经过台湾同行们的热心奔走，我赴台的心愿即将实现；二是“云门舞集”在京沪演出“新传”，引起轰动。两件事接踵而来，使我更信宿命论。并觉得历史运行自有其轨道和速度，兴衰分合，常出乎人们意料。 数年前我在香港时，施叔青热心的把我一篇小说拿到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她问我：“稿费要什么钱？要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奇怪地说：“你要它怎么用”？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台湾去，总会有用到新台币的时候！”她笑着骂了我一句广东话：“气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来我就没当真，在我心中去台湾不比上月球的机会多。 我看“云门舞集”演“新传”，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业文化、租界风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着祖传的中国衣服跳红绸舞，扭秧歌，令我激动流泪。闲幕后我随诗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怀民先生。我说：“真可惜，这么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们到大陆演出。在大陆你一定会找到知音。”林先生说：“我也想去大陆演出，谁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后来听说因为经费困难“云门舞集”停办，林先生去了美国。我认为大陆观众永无机会再看到“新传”，着实为此叹息了几天。 两件事情突然都成为事实，我怀疑地球的转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湾作家戏剧性地见面，就像发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东京参加国际书会。临行前听说台湾作家也去参加，我好紧张。既不知该与他们怎样相处，又很想和他们见面交谈，为我关切的两件事寻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凤、舞莺，哥哥叫舞鹰。这一年大陆某杂志发表一幅台湾画家的油画，署名是“韩舞麟”。同事指着这名字跟内子开玩笑说：“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隐瞒了台湾关系吧？”“*****”期间，有亲属在台湾者，有说不清的麻烦。她一听吓得连连摇头说：“无冤无仇，这玩笑可开不得。”回家后她把此事讲给家人听，我岳母听了大惊。悄悄说：“你是有个堂兄叫舞麟呀！抗战时二叔与你爸一同离家，途中失散，多年没有消息。也许他们真到了台湾吧”？她就叫我见到台湾作家时打听一下。 另一件事就带点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写了篇小说叫《寻访画儿韩》发表在“人民日报”。不久举行评奖，取得了预选资格，后来却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听落榜原因，才知道(传说)该作品有“抄袭之嫌”。我说抄袭之作敢登在《人民日报》上吗？答曰“抄的是台湾作品。大陆人没机会看到，故存侥幸之心”。“*****”中连偷听海外广播都要治罪，我把台湾作品抄来公开发表，这麻烦怕小不了。便深居简出作听候发落状。谁知此后倒也再无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听。朋友告诉我：“经过研究，认为你这些年被监督劳动，不会有机会读到台湾书刊。这题材带有传奇性，两岸都是中国人，听到相同的传说，写成撞车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过为了省点麻烦，以不给奖为好……”我问是和谁的作品撞了车？那作品什么名字，朋友说他也不知道。 这笔糊涂官司反引起我要读台湾作品的兴致。女作家韩秀来北京。听我有些愿望，送我一堆台湾小说，我才找到被我“抄袭”过的《红丝凤》。也才领悟了林海音、陈映真、朱西宁、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风采。读林海音的作品像听姐姐讲往事，陈映真又使我进入了一个即相似又陌生的环境，而朱西宁和司马中原，颇有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感。最大的收获是我不再为“抄袭之嫌”感到委屆，因为我发现两岸作品，不论是内容上、写法上，以至某种心态上，有“抄袭嫌疑”者，绝非惟我一家。一个祖宗的子孙，一个科班的徒弟，许多思维模式，观念心态，措辞用语，甚至连弱点、毛病，也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为此，我愿有机会和台湾同行见面，增长一些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但真的有机会见面了。却又紧张起来。甚至有种说不明白的顾虑。 到达东京后，东道主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全体客人。我就趁机会找台湾同行。在一片西装革履，欧衫美裙，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肤一样黄，要分辩出那一位来自台湾，得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正感绝望之际，远处人影一闪，竟看到一件中国对襟小褂，在西装堆里鹤立鸡群。这是台湾来客不会错了，想前去打招呼却又怕讨没趣，迟疑间就碰着了一位小姐后背，我忙用日语道歉，女士一笑，用标准国语说：“别客气。”我听了一愣，她又笑笑说：“我是华严。”久闻大名的华严就这么突然出现在面前，两岸作家就这么开始交谈了？我还有点转不过劲来。她看出我的窘相，指着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绍，邓先生，这写着呢。”这时，穿对襟小褂的朋友正凑了过来。华严向我介绍说：“这是罗青。”罗青的诗和画我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见过，印象极佳。我说：“老远看到这身裤褂，就知道是中国人，没想到你就是罗青。”华严说：“你在远处邓先生就看见了，我就站在他身边，他却目中无人。”说得三人都笑起来，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虑和紧张就打消一半。 我跟罗青谈得满投缘，他约我第二天共进早餐。在餐桌上闲谈起自己人之间的话题。罗青热情真诚，没有我那么多疑虑，谈到和大陆作家在海外相遇，发生过不不愉快的事时，他很动情的说：“在外国人眼中我们都是中国人。多一点商量少一点误解和争吵不好吗，何必叫外国人看笑话？”他叫我原谅他的直爽，其实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动。回到房间，我和老作家柯灵谈了我的看法：两岸隔离太久，有点误解难免，某些观点不同也属正常。但同胞之情高于歧见。应当以诚相待，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柯灵说：“我同意。大家见面的机会难得，要互相多尊重。我们俩从自己做起好了。” 这天到金阁寺参观，我正一个人顺湖边散步，后边追上一个戴贝雷帽。叼着烟斗的艺术家。他走近我身旁时问道……“你是邓友梅先生吧？”我说：“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说：“我是王蓝。罗青跟我谈到了您。”我赶紧说：“我跟他打听过你。我看过您画龙点睛京剧人物，非常喜爱，跟关良是两种风格。”他说：“谢谢。我看过名单上对您的介绍。原来您也是天津出生，咱们老乡！”我说：“是吗，您什么时候离开天津的？”他说：“上完中学走的，我是究真中学的学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说：“有这么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学走一个大门……”他也感到意外，高兴的又装上一袋烟，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以前抽，现在忌了。”他听完大笑：“没错，就咱们天津人管戒烟叫忌烟！外边人想冒充都办不到。”我俩聊得热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云外。到看歌舞伎时产我干脆随他坐在台湾作家中间，没有初见面时那别扭劲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跟王蓝谈话引得我掉了泪。我问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跟您打听个人知道吗”？他说：“谁？”我说：“台湾有位画家叫韩舞麟吗？”他说：“韩舞麟，还算是我的学生呢，罗青也认识他厂我问：“他的原籍是不是扬州人？”他说：“好像是的。”我说：“他父母都健在吗？”他说：“他健在。对了，他家是扬州人。父亲是位美术教员。母亲是演员，现在还常常拍电视剧呢。”我压低声音说：“这么说，他确是我的内堂兄了，你回台湾替我传个话，他伯母一直惦记着二叔全家，要我打听他们的地址。我岳父叫韩北屏，是位诗人，已经不在了，岳母还健在……”王蓝听了很动情。回过头对罗青说：“邓先生是韩舞麟的妹夫，一定把这话带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缘情分总重于后天观念形态吧。随着会议进行，两岸作家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由只点头变为出声寒暄，由应酬式的寒暄又变为较深入的谈心。日本接待人员看在眼里，接待方法就跟着变化。开始时每逢外出，他们都把两岸作家分别请上两辆车，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后来却专门腾出辆专车，笑嘻嘻抬手说：“中国作家，都上这一辆车吧。” 分手那天，王蓝来到我的房间，送我一本画册。我把小说《烟壶)送他作纪念。我问他：“如果我选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陆发表，你不反对吧7”他说：“当然可以，不过，不必说问过我吧。”他又一次对我说，见到舞麟会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诉他。 回北京后，我告诉岳母二叔一家确实在台湾，二叔是教员，二婶是演员，现在她还在拍电视剧。全家人听了好几天都处在喜悦兴奋状态中。 我把王蓝的画选出一组送到杂志发表，并且写了一篇介绍。(但没说这画是怎样得到，更没说我俩见过面。那时还没这么大胆)。有一天。忽然有位长者找到我家，对我验明正身后，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问道：“你介绍的王蓝是不是就是这个人？”我看了连说：“正是。”他说：“我是王蓝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计你见过了王蓝，我来打听一下他的近况……”轮到我说话时他是那样神情专注，又用天津乡音打听我和王蓝相会的细节，那种手足之亲，关切之情令我难忘。 大概是从这开始，我对两岸文学界交流热心起来。凡这方面有事找到我，摇旗呐喊也罢，站脚助威也行，都愿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这一作也才知道自己还非最先觉悟者，热心此事的作家，两岸都大有人在。在谈到促进两岸交流，加深了解，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振兴民族文化时，有时是很难分辨出谁来自海峡的哪一侧。 我终于踏上美丽、亲切的台岛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过程中，台湾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劳力。但我不想用“谢”字来冲淡同胞之情手足之义。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幸运和自豪，因为世界终究还是按我们意志变得更可亲可爱了。 我只想大喊一声：“我高兴自己是中国人！” 杂忆台湾 到了台湾，亲戚要照顾我的“北京口味”，就领我到一家名叫“京兆尹”的小吃店去品尝台湾产的北京小吃。屋里的装修陈设，都模仿北京的传统风格。连桌椅也是仿硬木清代造型。看了一下菜单，有晶糕、芸豆卷、艾窝窝、奶酪和小豆粥。我各样都点了一份。心想能在台湾吃到地道北京小吃也是一喜。不料东西端上来一看，猴吃麻花满拧！晶糕是黑紫色的，芸豆卷成圆筒状，有一种东西下边垫着锡纸，中间一个白团，上边粘着个大红枣。我问侍应生：“这是什么”？她说：“这就叫艾窝窝！”我听了一笑，告诉他说我从小就吃艾窝窝，没见过这样的！夹起一块晶糕放进口中，味道比形状更不像晶糕，显然不是山楂做的。我说：“原来台湾的北京小吃是伪冒假劣厂亲戚就说：“这跟大陆的伪冒不同。这种伪冒在台湾倒是受欢迎的。您看，这不是满座吗！”我问为什么？亲戚就说：“台湾的北京人和在北京生活过的老人很多，走进这个环境，看到盘里东西的样子，就仿佛回到故土，对味道就不能那么较真了。不过做得地道的东西也有。比如苏州采芝斋的小食品，山东老兵卖的大锅饼，就比现在大陆原地出的还地道。”后来我就认真去品尝一次山东锅饼，证明此话不虚。深一步了解，才知道台湾是不产山楂，店家无奈才用草莓之类水果代替，原料缺乏，只能取个“形似”。做大锅饼的又都是山东老兵，干起这套活就有股又回到故乡和童年的快感，所以绝不偷工减料。来吃这个的，多是家乡人，要的就是这个家乡味。 我觉得台湾在有些方面(当然不是所有领域)保存的传统，比大陆还完整些。在那里，保持祖宗传下来的本色，是含有不忘根本，怀念故土的心理情结的。 很多台湾朋友，不论地位高低，操何行业，都爱说一句口头语：“我们中国人。”一位地位很高长者，谈起抗战时和我岳父并肩工作时的情况，叹口气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苦难太多了，再不能那样，我们一起努力吧……”街头碰见个卖烤白薯的说山东话，我问他回过家乡没有。他说：“前几年回去过一回，把几年攒下的钱全花光，还没够打发人情的。三姑二婶，谁来看我也不能空着手走，临回来就剩下身上一套衣裳了。再回去还得攒几年。”我说：“回去也不一定非那么铺张嘛，这两年咱家乡也富起来了……”他说：“咱们中国人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回去一趟总得给自己家人争个脸面吧？我能说在台湾卖烤地瓜吗！” 这个口头语也用到谈论大事上。海基会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闲谈中大家对沮国的统一既有信心，又对进程迟缓表示忧虑。副秘书长李先生笑着说：“我很乐观。咀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总能找到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办法！” 都是“咱们中国人”就省去少外交辞令和客套。大同之下，小异也有解决办法。即使是微妙的事情，互相一看眼神，就可心照不宣。访问一个主张统一的民间团体时，进得门去见会议桌上摆了件饰品不合时宜。我并不以为那是专为我们陈列的，但也不便迁就。主人让坐，我笑了笑站在原地没动，同去的一位同志说：“咱们是谈文学交流，还是远离政治好……”话没说完，主人马上会意，把那些饰物急忙撤了下去。 因为是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团访台，许多在台的亲朋故友，都要趁机相聚，日程安排很满。白天参加集体活动，晚上再和亲友会面。这一来许多人就昼夜奔忙，不得休息。我也觉得不合情理，却又想不出好办法。主人尹雪曼先生却主动给我找台阶：“咱们不是要促进交流，增进理解吗？这亲朋之间的交流最亲切，理解得也最深刻，不能算私事，除去重要会议，一般活动还是准许请假的好。大家都能理解，不会有意见。”这两件事都不大，却看到了台湾朋友对促进交流，加深理解，互相体谅，携手共进的诚意。 “咱们中国人”在一起，心灵容易沟通。交谈起来热情诚挚，肝胆相照。台湾作家讲：“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度忽视了文化、道德的建设，后患无穷，十年八年弥补不过来。你们现在搞经济建设，要记住这前车之鉴。别犯我们犯过的错误！”谈到文学现象时，他们又说：“台湾年轻一代，有人只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当作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手段，这令人担忧。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是我们中国的宝贵传统，丢不得。道的内容、标准，可以随时代发展而变化，而为文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个原则不能变。娱乐的东西，也还要陶冶性情的。若把只要名利不讲良心的俗物当成青年模仿的偶像，中国人还有什么希望？也对不起祖宗！”这些话虽说的是台湾，但对大陆也有现实意义，作为提醒怕不算为时过早。 我确实看到他们在文化道德建设上的努力和成效，台湾当然也有追星族，但更惹人注目的是书店中读书购书的青年，在博物院热情服务的“义工”(他们业余来此服务，不取报酬)，坐在故宫博物院地板上听讲解做笔记的小学生。 我在台南见到一对青年结婚，也穿礼服披婚纱，但是行礼后却赶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纪念碑前去拍纪念照。我故意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照相，他们说郑成功是使台湾回归中国的功臣，当地人尊为“开台圣王”。在这里照相表示不忘根本。郑成功受降碑不远处就是清朝皇帝为他建的“明延平郡王庙”。尽管郑成功一生是坚决反清的，清朝皇帝还是为他建庙。可见“咱们中国人”向来讲究内外有别。不因内部纷争而影响一致对外，中国人是有原则讲分寸的。 台湾归来使我更坚信祖国会统一，中国会富强。因为两岸都为“咱们中国人”的大事操心，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10几亿人口，50几个民族的泱泱大国。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 台湾归来话台湾 数年前台湾发表我的小说，中介入施淑青问我：“稿费要什么钱？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说：“你要那怎么用法？气性！”气性是广东话，意思是说我有精神病。说完我俩都笑了，我说那话根本没当真。我也觉得去台湾的机会未必比上月球多。我坚信祖国会统一，只怕那时我已老得走不动了。 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进程常常比人们估计得更迅速。那以后两岸的文学交流就频繁了起来。先是台湾同行单枪匹马或三三两两来大陆访问，再以后就有大陆作家以个人身份应邀赴台。但是来多去少，两岸作家组团互访，还提不上日程。 两岸的文学团体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去年以尹雪曼先生为团长的第一个台湾作家代表团来大陆访问，回去后多方奔走，四处求援，终于促成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第一个大陆作家代表团登上了宝岛。两岸携手打开了双向交流的大门。 台湾的中华文化协会、团结自强协会、作家艺术家联盟等团体都为大陆作家成行尽了极大努力。这证明增加了解、沟通感情、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是两岸作家共同的愿望。两岸有这份骨肉亲情。中国的统一富强、民族振兴，指日可待。 怀着这样情绪到达台湾，一下飞机就感到亲切和熟悉。我多次到大陆之外旅行，飞机着陆后听到中国话不多，说普通话的就更少。在桃园下了飞机却满耳都是漂亮的国语，听着叫人心里踏实。在大陆，每到电视台放台湾电视剧，我一听那怪声怪气、嘴里含个热丸子说的“国语”就急忙躲避。在飞机上我还担心要受这种语言冲击。下飞机后才明白，台湾普通人讲话比电视剧讲的悦耳得多。可能那是星们故意说的“屏幕腔”！大陆有些“星”生活中说话很正常，一上屏幕不就拿腔作调吗？都是中国人，连毛病也相似！ 不仅有声的语言畅通，连无声的语言也无阻。台湾朋友想从我们团体看到大陆文学界的概貌，我们便有意安排汉满蒙回藏五个较大的民族都有作家参加。到台湾后，我们一把集体的名片递出去，台湾朋友马上高兴地说，“啊，这是五族共和呀”！我们说：“我们带来了56个民族作家情谊。”他们就说：“中国文学成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你们的用意极好。” 在台湾跟作家们、亲友们相处了10天。除去作家间交流，几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有同族兄弟找来相会，大家会上聊，家里聊，车上聊，明白的时候聊喝多了酒也聊。什么都聊了，就没说：“我们是一家”这句话。因为再说这句话就多余了，台湾朋友为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兴。台湾在经济文化上取得的成果也使我们欣慰。说起各自的不足，也都同样的遗憾。跟“屏幕腔”现象一样，有些毛病两边也相似得惊人。从文学上的流弊到交通阻塞，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谁也别想瞒谁。在座谈会上，台湾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经济起飞时期，忽略过文化建设，在道德文明上造成的损失，至今没能完全弥补。希望你们注意这前车之鉴。”我们只好承认，这句话不仅不算多余，而且不算为时太早。上街时台湾朋友为交通秩序的杂乱，摩托车骑士们“目空一切、勇往进前”表示歉意；我开玩笑说：“您别道歉，不然您到了广州北京，我也得道歉。虽然自行车比摩托慢，可是数量又比摩托多，以量胜质，算起来两边一样。” 见到了林海音、痖弦、柏杨、黄春明等老相识，也认识了些初次见面的新作家。虽然两岸作家数十年来所处大小环境都不同，思想信仰、文学风格有异，但大家关心注意的问题极为相似。我这一代和我们长辈的作家，都对文学的社会效益表示关注。大家都认为中国人“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等传统的文化道德观不可丟弃。“道”的内容会随时代变迁而变迁，而对人民，对读者“有益”这一原则是不应动摇的。从而都对文化、文艺的消极现象表示忧虑。大家看到两岸文学界各有所长的同时也都看到各自的不足。台湾青年一代作家，学历和文学功底较厚，传统文化和外文修养较高，所以文字讲究，精美耐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他们焦虑的问题少，求解的难题少，社会责任感和生活透析力比老一代弱，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也相应减弱。抒发个人感情或小圈子内的杯水波澜的作品占了好大比例。大陆青年作家一般中外文化的修养都较弱，文字不讲究，有的甚至把粗俗当有趣，文而不文。但不缺乏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民族命运，人民疾苦，对重大问题作深思的有为之士，其作品的思想浓度和社会作用是台湾一些青年作家比不上的。两岸应该取长补短，共同把中国文学推上新高度。 除去文学问题，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对祖国统一的态度。那边人对统一进程、模式虽然有不同视角、不同主张，但拥护统一，热爱祖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者占绝大多数。有次跟两个祖籍山东，在台湾生长，从未回过家乡的年轻小姐一起喝咖啡。喝到一半我告假说要去看一位资深的前辈。他们一听那前辈的名字马上对我说：“见到他老人家一定替我们问好！”我问：“你们认识他？”她俩说：“不认识。以前也没关心过他进退。可是前一阵因为他主张祖国统一，**分子给他寄去一封信件炸弹，把老人家胳膊炸伤了，老人仍坚持初衷，毫不退缩，人们从此对他格外尊敬。你无论如何替我问候，请他多加保重！” 有位朋友跟我还说起一件趣事。有次大陆来了个歌舞团。到一个小城演出。当地请了些退伍老兵来观赏。老兵们生活不太如意。对看文艺演出兴致不大，开始时表现得相当冷淡。演到中间，有个节目是唱山东民歌，扭山东秧歌。大家还怕更受冷落。没想到唢呐一响哇的一声炸了锅！原来这批老兵都是山东人，一听家乡的歌声，情不自禁全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落泪，唱完一个要求再唱一个，演出完毕老兵们都冲上后台向演员们致谢，演员客气地说：“唱的不好，请多提意见。”一位老兵说：“谁说不好，俺老家的玩意儿还有不好的？听的就是个家乡味！” 除去这些“人情”，许多“世态”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台湾服务人员的敬业精神，文明礼貌怕是大陆要使点劲才赶得上的。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见到讲解员像教师似的给一群小学生讲解。讲解一段还提问，提问完对回答正确的孩子还奖励一张参观票要他下次再来，那股负责和慈爱态度使人感动。舒乙好奇心强，他找个机会问一位讲解员工作了几年，拿多少报酬？没想到讲解员笑着说她并不是博物院的职工，而是退休后来作义务工作的，自愿服务，不收报酬。后来在一家文学资料中心，又碰到几个作义务工作的青年，竟是大学研究生。他们说，来服务是出于个人爱好，在这里更能体现个人对社会的价值。 卖食品的先尝后买，大陆也有，但限于糖果类小食品。到台中时路过一个洗车站，我们参观站上的食品店，看到这里卖面条，卖凉粉，卖肉食也先尝后买，而且再三说明，尝了不买没有关系。我怕人家劝我尝，故意躲到卖面茶的摊旁去。刚站住脚，卖面茶的就拿起一个小碗说：“我冲一点您先尝尝，合口再买，不要买了不爱吃……” 我和舒乙应亲属和痖弦先生之约，在一家餐馆见面。下了汽车发现我把记着餐馆名称的纸条丢了。挨家找了几个饭馆，都没找到人。正着急间忽然看见旁边就是“联合报社”。我就冒昧的进去，跟办公桌前一位小姐说：“我是大陆来的，跟痖弦先生约了个饭馆会面，可是我把饭馆名称忘了。您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痖弦先生去了哪里？”话刚说完马上左右三位小姐全都迎上前来，笑着劝我不要着急，立刻三人分头打电话到处联系。问了几家全都不对，小姐们也为难了。一位小姐想了想，问我：“您住在哪家宾馆？”我说了宾馆名字，那小姐就打电话到宾馆去，跟服务人员说：“劳驾，看看有没有给邓先生电话留言？没有？那就请到他住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丢下张纸条？如果有，拿来念给我听听好吗？”过了一会对方回电话说：“找到一张纸条，可是只有三个字，合家欢。”那小姐马上眉开眼笑说：“好了，就是这张。”说完立刻又给那家饭馆打电话，果然家婶和痖弦先生已经等我们等急了。那小姐放下电话，又画了张地图，告诉我合家欢饭馆距此还隔着一条街呢。请按地图去找。 这些都是小事。恰是这些小事使我感到自己仍没离开中国，仍然生活在同胞之间。中国人是有敬人和自尊的优良美德的。但由此我也才明白，我的亲戚从台湾来北京时，受到大陆售货员小姐抢白后为何那么脆弱，两眼竟含了眼泪。大概她觉得自己回了家，而家人对她太无礼。 我相信大陆99.9％的服务人员都是优秀的。愿剩下那零点一学学台湾服务行业的敬业精神和文明作风。这不算崇洋媚外。中国人不分彼此，对不对？ 大丰大足 我怕写游记，小说中也少有风景描写。不是不想写，是不会写。读书太少，雅兴不足，没学会欣赏风景。整个少年时期都当兵。战争中天天行军，见山咬牙爬，遇水脱衣趟。人家谈沂蒙山的山青，我却想起大雨中屁股坐地滑溜下山狼狈相，别人说扬州瘦西湖的水秀，我只记得背包顶在头上趟水中赶路的苦状。说也可怜，走了多少风景名胜之地，都没享受赏心悦目之乐。近年来想附庸风雅，随朋友旅行时，试着欣赏风景，好看倒也觉得好看，可就是引不出灵感，构不成文字。 功夫也不全白搭，有的地方，这真给我灵魂震撼。不过较少是自然景观，大多是人文遗迹。而这种地方更写不成游记，因为一到这种地方就少了游心，多了敬意。写这些要有学问，我有兴致但没学问，想写也不敢写。比如大足石刻。 有人说中国有“三大石窟”，有的说“四大石窟”。是哪几个也说法不一。反正我去过好几个。第一个是1947年3月打洛阳战役，雨中行军经过龙门。浑身水湿冻得直磕牙，对那些小而暗的石窟本没太在意。但走到奉先寺前全队都好奇地站住脚了。毕竟我们是文艺兵，对艺术有直觉感受。先是被那大石佛的高度引起兴趣，站在它脚下不把脖子仰起两眼朝天就看不到佛头，她比洛阳城门楼子还高。把后脑勺靠在脊梁上往上再看，当看到我们祖先把一间房子大小变成了一张有血有肉，有灵有性，丰满端庄的佛脸，双目半睁半闭，慈眉善目地注视着底下我们这批人。人们安静下来，被那温柔善良表情吸收住了。直到后续部队朝我们喊叫，要我们快走。别挡他们路，我们才不情愿地加快步伐继续赶路。美术组同志边走边议论，说距离地面这么高，仰视看去身体比例还如此和谐，可见古代艺术家对透视学把握得很准！他们改变了人体正常比例，不然从下边看上去头很小，看不清面部表情…… 这样，龙门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对中国的石雕产生了兴趣，建国后有机会就又观赏了几个石窟。也许是靠这点基础，最后拜谒大足，就多少有了点“心得”。 云冈、龙门等石窟，各有登峰造极之处。因此后出现的大足要做出特色就更难。也因此，做出绝活就更令人敬佩。 举例来说，要看接近印度原味，得去大同，云冈开凿时那里是北魏国都，佛教从西域传来不久。佛像服饰简单，体态雄健，高鼻深目，有键陀罗风格。所以《水经注》中说它是“真容巨壮，世法所希”。要看佛教“洋为中用”的早期成果，须到龙门。从北魏迁都到洛阳，经历隋唐五代佛教盛期，开始给“护法天王”们上了中国铁甲袍带。佛陀的面像也由“瘦骨清相”变得丰满慈祥。唐时石雕技艺发展成熟，出现了大卢舍那佛像那样技艺精粹，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代表作。 前人已经到顶峰了，后人如何再拔尖？既不能吃人嚼过的馍，如何才能独树一格，有自己独特面貌？所以没去大足之前我心中就存有疑问：听说大足主要作品创于宋代。宋徽宗赵佶是道教信徒，曾下令把佛寺都改为道观，佛陀名字都要改成道教名称。经此一番打击，佛教元气大伤，在这时代造的佛教石窟有何特色呢？ 我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走向大足。 看“大足地图”，见有个“妙高峰”，立刻联想北京的佛教圣地妙峰山，就叫朋友带我先去这里。朋友说大足首要景点是宝顶山，而我坚持先到妙高峰。不料歪打正着，到妙高峰看了第一眼就如雷轰顶了！石窟中间位置坐着印度的释迦佛祖，左边却是骑牛出关的道教教主老子；而右边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先师孔圣人！嗨，三位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坐在一块和颜悦色的从容交流、合作协商真是难得看到。没听说别处有这样的塑像！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中国人本来就常把儒、道、佛三家学说往一块掺和。这组雕像是把抽象思维形象化了。绝！别看我们祖先虽没用过“洋为中用”，“双百方针”这类词儿，原来早就有此思路。 我说：“我真想跪下磕个头。”朋友问：“你还真信教7”我说：“这才叫五体投地。” 他说：“这样，到宝顶山你就得磕起来没完了。” 我立刻赶往宝顶山，进了大佛湾。 只见大佛湾五百多米长u型山谷，以三面山坡1万多尊雕像构成了一个独特世界，一霎时简直弄不清是到了佛国还是仍在人间！就是佛国吧，旁边一位美丽村女正在养鸡，笑眯眯的两手掀开竹编鸡笼，出笼的大鸡啄虫吃，没出来的小鸡争着往外跑。不远还有位少女聚精会神的吹竹笛。稍远处更有一队工匠赶着去作工，带头的师傅手拿角尺，后边的徒弟有的拿着斗，有的提着秤，还有人带着苕扫。最惹眼的是一连10幅牧童放牛的连环雕像！开头是牧童放牛遇上老虎，牛吓得狂奔牧童拼命拉缰绳！然后是牧童拿鞭子抽不服管的牛；往下是：牛跑人追；牛争人斗；终于两边都筋疲力尽，放弃争斗，各行其是；小童就坐在树下唱小曲，牛在一边舔蹄子。最后一幅是小童索性倒在树下睡着了，连树上猴子伸手摸他的头他都不知道，牛也在一边安静的休息下来……图边附诗道：人无牛自镇安闲，无住无依性自宽，只此分明谁是侣，寒山樵竹与岩泉。噢，粗看是村童放牛的场景，细想是说世人修心的哲理！ 说这是人间吗？也不像。且不说进湾来头一批碰见的是雄伟庄严护法佛，只看那尊千手观音岂就不是人间能有的奇观！千手观音像人们大都见过，就是用几双手至多几十双手，象征观音法力无边洞察一切。可大足这尊观音却不折不扣伸出来1007只手，每只手上长着一只眼睛，以1007个不同的手势拿着1007件不同法器。胸前两双合十，另两双手结手印，再举在头上两双手捧着尊佛，这都是立体雕的，其余1000多双浮雕手臂伸展在88米的身旁空间中。菩萨面貌生动，佛手姿态柔软，令你无法相信这都是由一块铁硬的山石变化成的！这回我是真的跪下了。因为不这样我就无法表达对雕出这1000只神手的那双人手的敬佩。虽然我明白这种艺术境界不是只凭一双巧手就能达到的，手还要靠信仰和理想来支撑。 按次序把u形大佛湾浏览一遍，才悟到这不是一般地作了一次参观，而是像经历了一场幻化的人生历程。 这里有为人出生之前的“六道轮回”图像；随后是侍女送药给妇人的“怀胎安护恩变”，接着是“临产受苦图”，到“父母恩重变相图”，又看到母亲给婴儿喂奶，父亲抱着小孩逗耍组图。进入少年时期就看到10多岁的男孩打鼓作乐，青春少女合十念佛。成人之后可就善恶有别了。既有“大方便报恩图”，“柳本尊行北变相图”的善有善报，也有夫不识妻，姐不识妹，以及罪恶灵魂打人十八层地狱的恶果。“地狱变相图”三层，证明了“善恶到头终有报”。上层神仙注视着人世表现。中层是为善者超凡脱俗境遇，这下层可就惨不忍睹了。十大明王个个体壮面凶，有的拿着账本，有的拿着铁链，准备捕捉作恶之魂；有的瞪眼握拳。越往下看越可怕，杀父**罪犯被鬼足拦腰砍，干尽恶事的被马面揪下头扔进油锅，还有的被截断双腿，被按进磨眼…… 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大足石刻是纯世俗化的宗教作品。但是且慢，转眼再去看看另外几个洞窟。那优雅的数珠观音，那丰姿动人的日月观音，有“东方美男”之称的文殊菩萨和被视为“东方维纳斯”的普贤菩萨……真是高雅华贵、风雅清纯、文雅脱俗。看后你会认为若把维纳斯称作“西方普贤”也不过分！ 我说不准这就叫做“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但看出来与云冈、龙门风格有别，都是独一无二的精绝之作。 看完整个石窟区既多彩多姿又有总体设计的石雕组合，再站到大佛湾中心释迦涅槃圣迹图前，像刚读完一本无字天书，百感交集。不论你信不信宗教，只要是有良知有善意，面对双目微闭、慈祥和善的卧佛巨像，都不能不有所思考。人生一世，花开一春，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要为这世界做些什么事才算活得有价值？是的，不同教派，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信仰不同追求。佛陀认为“人生皆空，寂灭为乐”，老子相信：“人生不老，羽化升天”，孔夫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点，都主张为善驱恶。论证有善行才有善报。偌大一个大足石刻区，5万多座雕像lo万多字节铭文，三教合一，百花齐放。其实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惩恶扬善！ 大足石刻用形象表达了“善”没有国界，不分教派，超脱行业，是人类应当共有品性。表达了中国人从善如流的民族性，反映了儒、道、佛、本地、外来等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过程与结果。大足是彻底中国化、民族化的石窟群。是按中国人审善特性、思维方式和欣赏习惯构筑的寓教于美的世术宝典。出于“善”的动机，自南北朝到明清千百年间，中国人一代接一代的用生命，智慧，技能，把一片山石筑成有生命，有灵性，天人感应，形神具备的立体图卷。给世人以从善驱恶的感化。善心使有神功的人创造出了有人气的神。 唐朝在此建县，命名为“大足”是借用了“大丰大足”这句吉祥话。后人要找合适的辞来为这艺术宝库作评语，也只能用这四个字：大丰大足。 广结善缘 我得到一件珍宝：画家兼作家任光椿为我画了一幅达摩面壁图！ 我懒于旅游，却请鲁彦周兄和刘忆慈兄带领去潜山和黄梅参拜了“四祖寺”和“东禅寺”：我从不向专业画师和画家索画要画，这幅“达摩面壁图”是破例请光椿画的。 我于宗教，自学而成才。读“可兰经”，读“新、旧约”，读“道德经”，也读“坛经”和“五灯会元”。说不出有什么体会。如果说得出，怕又非真谛了。这些经典，都给我心灵以充实。因为是中国人，尤其对禅宗有着更多的虔诚和敬意。 我到“东禅寺”时是秋天。蕲州虽被岭南人视作“北方”，其实地处江边，与江南景色相差无几。东禅寺建在黄梅群山之中一处峰顶，与山下气候垂直分布。九月中山巅之上草枯树黄，盘旋不已的鸦群从高空飞过，急于南归的雁行，更增加这地方的凄清萧索。我仿佛看到了慧能大师在踏着霜叶背柴，顶着皓月磋米的景象。 禅宗六祖慧能，罪臣之后，孤伶贫苦。靠打柴卖柴维持生活供养寡母。某次卖柴时偶遇有人诵“金刚经”，心有所动，打听得那人是从湖北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处受到启蒙，立刻筹措到10两银子，安顿了母亲，赶往黄梅。可是一见弘忍大师，兜头被泼了一瓢冷水！ 五祖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慧能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 五祖说：“汝是岭南人，又是葛獠(对岭南土著人的卑称)，若为堪作佛？” 慧能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别？” 五祖不再多讲，把他打发到后院去劈柴，碓米。从此再不理他，说法传经也不叫他听。完全拿他当苦力。若是现在的青年精英，早骂骂咧咧地撂挑子不干了。慧能却不愠不怒，埋头劈柴碓米。整整过了8个多月，200多天，才有机会单独见到弘忍大师。大师悄悄问他：“吾思汝之见(解)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说：“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原来大师是看到他有慧根，费了些心思对待的。 又过了些日子，就发生了弘忍要考察弟子们的悟性，选定接班人的事。弘忍大师向诸门人宣布，要他们“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现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但没招呼慧能，慧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被召的门人中最有道行的是大弟子神秀，他是教导众人的教授师，有他在，还有别人的份儿？人们就都表示：“我等以后，依止神秀，何烦作偈！”神秀想：若不呈偈，没法得到大师理解，得不到衣钵；若呈了偈被老师认为不合格，却又彻底绝了希望。欲呈又止，进退两难，思想斗争好几天，才想出个主意。他看到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刷好白墙，准备请人画棱伽变相图。就把偈写在廊下墙上，却不署名。躲在一边看看，等大师读时，看他的反应如何。若大师首肯，就走出来承认是自己所作，若是不以为然，既不出来承认，也就不必再修行了。地是趁晚上没人，自己端着灯就写下了那四句名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弘忍真有道行，读完此偈当场宣布不再在墙上画画，说：“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却不提传法统的事。先稳住了神秀。但到半夜三更时分，他把神秀找来问道：“那偈是你作的吗……”神秀已知他白天的吩咐，马上承认是自己所作。大师这时才说：“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汝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偈，将来我看。” 神秀满心懊丧，精神恍惚，神思不安，行坐不乐，一直没再出新偈来。可是他那首旧偈已被众人读过，并为传诵。有个小童诵唱着从碓房门外经过，被慧能听到，他跟童子打听这偈的来历，才知道大师有依偈选取接班人的举动。慧能来到廊下看那偈语，但他不识字。正好有位江州别驾张日用在看热闹，又请人家替他念了一遍。听后他对张日用说：“我也有一首偈，可我不会写，您替我写下来行不行？”张别驾瞥他一眼，轻视地说：“你也要作偈，这可有点新鲜？”慧能说：“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别驾一听，这人还真有点意思。便说：“汝但为偈，吾为汝若书”。于是慧能张口诵道： “菩提本无树，明竟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一个大老粗也要作偈，是新鲜事。就引来不少僧人围观，此偈一出，语惊僧众。引得大家议论嗟讶，这下惊动了弘忍大师。大师走来看过，先是沉默，随后冷笑一声说：“也未见性！”脱下鞋芒履迅速把它全抹掉。若是现代派的精英，碰到这情形要么火冒三丈，当场不服，要么拂袖而去，慧能却没为五祖的否定而懊恼。只是一言不发低头回到碓房，照旧碓米。 第二天弘忍大师悄悄走到了碓房。见慧能碓米，便问：“米碓好了吗？”慧能答：“米碓好很久了，只是还没过筛子。” 弘忍大师用拐杖敲了三下石碓，默默地转身而去。慧能会意，当晚三更悄悄来到了弘忍法师住房。法师用袈裟挡住窗门，轻声为慧能说了“金刚经。”急忙把衣钵传给他说：“衣钵传与你，但快点逃走吧，迟了必会有人害你”！说完就领着慧能连夜离开黄梅，一直把他送到九江。嘱咐他“书尽量往南跑，暂时不要露面。”果然，慧能刚跑到大庾岭，来抢衣钵的追兵就赶来了，为首的就是曾当过四品将军的武僧慧明！吓得慧能赶紧把衣钵放在石头上，躲到草丛中，幸巧慧明找出他后，经过一番交谈，有所领悟，放了他一马，这才逃出条穷命！从此隐居岭南15年。 慧能遭遇本身就打了个机锋：别母舍家，苦苦求法，成功与灾难相伴，得道之日即烦恼之时。福兮祸所伏。不成功遭人耻笑，鄙视：成功了就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参得此理距禅宗法门不远矣！ 我多年希望凭一达摩面壁之相在堂，作为人生一个提示，难逢知音。多谢任光椿兄成就了我的愿望。他深谙禅理，意在笔墨之外，美感与哲理溶于一体，善哉善哉。有道是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广结善缘！ 阿弥陀佛！ 1994年11月29日 爬雪山 重阳后出差云南，趁机登玉龙雪山，爬上海拔4800米，有志事成，苦尽甘来，有得有失。 以前到云南，只在远处看过玉龙雪山，白茫茫一条雪龙，在高空忽隐忽现，神秘庄严，但无缘靠近。这次有人提议爬玉龙雪山，我抢先报名，想借机测验自己体质状况，看看还有多大活力。为爬得明白，先借来本导游书读，不看则已，看了越发糊涂。开头一句就说：“玉龙雪山属现代海洋性冰川”，云南是内陆省份，虽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河巨川，却都外找出路。向东的并人长江横穿滇、川、鄂、苏奔向东海，向南的直奔东南亚，以湄公河、伊洛瓦底江等名义，过缅甸，泰国、越南等国流入孟加拉湾和南海。人海口都距云南万里之遥，“海洋性”三字从何说说？糊涂就糊涂吧，好在最要紧问题弄明白了：“玉龙雪山海拔5596米”。 5596米是多高？我作过建筑业，知道北京住宅楼一般每层3米，5596被3除，等于1865层半。还可以拿山比山。泰山被尊为“五岳宗长”，“登泰山而小天下”海拔是1545米。“玉龙雪山”比它还要高四倍！我的天，闭上眼睛一想就有点眩！第二天每人租了一件棉衣一个氧气袋，乘缆车到4006米高处，以此为起点开始登山。剪断节说，我用了比跑八公里还多的力气，花了比走八公里长的时间，连喘带吁，腿脚趔趄，形神狼狈，总算向上爬了800米，到达4800米的终点(再往上没有路了)。 在终点处坐下，打开救命的氧气袋吸了两口，得意之余，想起路上两次“危机”又有点后怕，稍一不慎就上不来了。一次是在4006米处，见吸烟的人划不着火柴，人们悟到了氧气稀薄的可怕，开始担心爬往缺氧的山顶对身体有害，互问坐在此地看风景是否更合理？我没参加议论，可照样暗地自问：“逞强往上爬有必要吗？是否太冒险？”但想到今生爬高山的机会已再难得，才横下一条心冲上去。第二次危机是爬上百多米之后，迎面有几个人抬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女士走下山来。从身边经过时对我们说：“各位量力而行啊，不可勉强。你瞧，这多危险？”我身后一位朋友马上就地坐下说：“对，我确实有点发晕了，还是小心点好。”于是就有人应和着也坐下来。见此情形我越发感到心跳气喘，腿软眼晕。马上想：“我是否快到临界点了？还有必要再坚持吗？”幸好正当我要找块石头坐下时，身边走来一位头发花白，又瘦又矮，年纪比我还大几岁的金发碧眼老太太。她冲我笑笑，指指手中照相机，又指指她自己的鼻子，想请我替她照张相。中国人这点礼貌要讲的，我便接过相机，看她站到山崖边向蓝天扬起双臂，摆出个要拥抱天空的姿势，抓机会按了快门。她非常高兴，跟我热情握了下手，背好相机继续往上爬，爬了两步又回身冲着我摆摆手说：“拜拜。”这下触动了我的自尊心。拜拜？你认定我不敢往上爬了？中国人比你不少胳膊不短腿，年纪差不多，你能爬我就不能爬！一努劲，一咬牙我放弃了坐下的念头又爬起来。终于爬上顶头，奇怪的是倒也并没觉得身体比在山下软弱了多少！ 回城路上，望着车窗外那高人云端而我有幸爬上去过的雪山，觉得世上有许多事真做起来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主观世界的精神障碍常比客观世界的物质障碍更难超越！ 但凡事有得必有失。正当我为自己爬上山观而自豪时，听到同车的人在议论从山上看眼前这片风景与在车上看有何不同。我才发现自己集中全力拼命爬山，两眼盯着脚下，完全没顾上观赏风景，因而一点也回忆不起在山上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似乎除去茫茫白雪之外什么景象都没见到。倒是中途留下的朋友，有闲情余力观赏风景，看得明白周全，讲得有声有色。看来不爬有不爬的好处，世界上的事并非只有一个衡量标准。 花絮琐记 荣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中自然受到教育。会外交流，琐事闲篇，也有些颇值得回忆，随手记下几条，以作纪念。 平时委员们最踊跃参加的活动是视察。前几届全国政协委员平均年龄比现在高，年老体弱，就难免有些麻烦。这两位行动需坐轮椅，那两位走路离不开拐杖；有的委员睡觉打鼾，有的听见鼾声就睡不着觉；有人不沾荤腥，有人书忌酸忌甜……这一来陪同的政协工作人员就辛苦了。从北京出发就要推着轮椅上路，搀扶委员登机；到了目的地，分房时要记住谁和谁不宜同室，用餐时想着哪位忌荤哪位怕甜。视察行动中还要根据当地气温提醒委员增减衣服；上车下船询问有谁忘带什么物品。一天奔走结束，回到宾馆又要给感觉不适的委员量血压，送药品。年纪大的人有时脾气比较怪，万一碰到某委员产生误会，发起脾气，犯了性子，工作人员还要耐心劝解，热情安慰。有一回我的一位老友记错了起飞时间，飞机飞了他才到，便对等着他的工作人员大发脾气。工作人员除了劝慰还要保证他仍有视察机会。我观察了10年，就从没见政协工作人员嫌过麻烦，有过抱怨，甚至从没见他们脸上减少笑容，这是我在别处没见过的，很为他们的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之风感动。也就牢固地记住了这个单位的名称：“全国政协秘书局”。 听说去年起组织与陪同视察已不由秘书局负责了。但秘书局这项成绩不能忘掉。 联系较多的单位是联络局和信息中心。会议期间，我随同其他几位有责任心的委员曾提过一些提案。提案交上后都迅速得到了处理，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答。当然不是都回答得令人满意，那是问题存在单位的事，与政协联络局、信息中心的工作无关。他们是尽职尽责了。记得我曾随陈祖芬委员签名过一个提案。有关单位要求寄信必须使用同一规格，甚至用指定厂家生产的信封才能邮寄，否则不予受理。提案认为，这既不合全世界的邮政惯例，也有违公民权利。没多久，政协联络局就把提案转给有关单位，并附有回答，该单位还热情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机械设备，以证明他们作得有理，因为是机器只认标准信封，不是工作人员不对。他们还请我们去开会研讨，那天我请假没参加会，后来陈委员又跟我说，还想再提个提案，建议换机器。我说事已至此，联络局的工作已经够麻烦了，以后有事打电话，发电传好了，少写信。 近来发现，中国人用的信封似乎也多样化了。 非会议期间，有社情民意要反映就找信息中心。我和他们有过两次联系，都圆满成功。一次是因为护城河多年不清理，我住的安定门一带臭气熏天，居民们反映多次，无人过问。听说我和舒乙是政协委员，就请我们帮忙，我们写信给住处中心反映了这个意见。没出两月，工人来了，机器来了，挖泥淘水，把条河整理得河清水秀，成了京城一景。另一次东北一处林业工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来北京请我代他们反映意见。我把他们写的信原封不动转给政协信息中心，并说明我对此没有调查研究，信的内容只供参考。数月之后不仅接到了东北有关方面回信，而且有关单位还派专人来向我说明了事件经过和他们的处理方案。接着林业工人也来信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合理的安排。那位写信来的工人不久前去世了，去世前还感谢政协对他们的支持与关怀。 在政协第二个大受益是认识了更多好人，结交了许多好友。 认识无深交的一位是华籍洋人傅莱委员。傅莱委员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是发音好而是内容好。八届政协时，我参加外事组活动。外事组有次京郊某县视察，那个县以发展地方及民间工业、经济发展快而出名，到了那里人家接待得又热情又丰盛。参观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啤酒厂、制衣厂、皮革厂后请大家到县委礼堂座谈。座谈时委员们发言大多赞扬这县地方工业发展多么好，前景多么乐观。后来主人一定要请这位洋人相貌的委员发言。他说：“我不讲了，因为我不想讲好话，讲了大家不爱听”。主人仍诚恳地请他讲。他就把头一扬说：“那我可要得罪你们了。你们这叫什么先进经验？瞧瞧那皮革厂把河水污染成什么样了？这是对自然水源严重的破坏。欧洲美洲都不敢再做了的有害行业弄到我们国家来，叫我们受害他们享受。这样的工厂还要提倡、宣传，我们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我为此感到害臊……。(大意如此)还有，你们那个制衣厂那么大一个厂房，只有两三个门，还不大，消防设备也不齐全……”。这时，厂方解释说消防设备是经过检查、拿到合格证的。他说：“别说这个，我懂。我更懂得人命关天厂随后他又问：“门口停着的那辆小轿车是谁的”？主人回答说是某位企业领导人的。他气哼哼地说：“你们知道这种轿车在外是什么人坐的吗？是富豪！是大官僚！一般企业家都坐不起的。你们县不是才刚脱离贫困吗，在一个厂当头的就坐这种车，气派太大了吧！”我正坐在他身旁，听了他的话我肃然起敬。忍不住站起来给他长鞠一躬！回来后我写了篇杂感给政协报。不过有个细节我没写。会后我看他吸烟，我问：“你是大夫，怎么还吸烟？”他作了个巧妙的回答，这是我私人秘密不拟公开。 还有一位交情已深的朋友韦大卫。大卫是飞行员，在台湾给蒋经国开专机，国民党特务却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关进监狱几年，他越狱出来后驾起飞机就起义回大陆了。“*****”中，“***”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又把他关进监狱8年，他居然又越狱成功，联络上叶剑英元帅才得救。可是他像蛮没这回事，活得乐观愉快。喝酒非二锅头不喝，跳舞不到散场不走。有次政协开会期间组织联欢，上台的都是名家名角，他兴致一来要求上台唱一曲。晚会组织人担心地问：“你能在这场合唱吗？”他说：“我气死李谷一，压倒李光羲！”对朋友却情深义重。有位在政协退下来的老委员，遭到点不快。独自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孤独冷清。这位委员退下来后，大卫过一段时间就约台联、民革和无党派的委员去看他。有时还请同样驾机起义回来的哥们领着太太，带上水果菜肴去找他聚会。有时又联络几位女委员去帮他打扫卫生。我被约参加几次，感受颇深，为此在小组会上曾发表个意见，希望政协对退下来的前委员们多点关怀，有点善后。 同界同组的委员朋友更是情深义厚，提起来每人都可写一篇。70寿辰时习三为我写的寿字，成喜为我画的梅花。维康、春霞等同事送我的光盘，都是最珍贵的纪念物。陈祖芬之勤奋又是激励我不断写作的榜样。大会期间，她总是白天开会，晚上写稿。大会开10天她能发5篇稿。有次在乘车时闲谈，我为自己的老年痴呆症诉苦，说借了人家钱总忘还，吓得没人借钱给我了。两天后她就竟把我的病情公开发表了。由此就又引出一个故事，好友张贤亮一向关注我的状况。他开会时从宁夏带来一种果汁，看到这文章后就热情地叫我到他屋里，请我喝这果汁。却没告诉有位摄影师端着相机在屋里等着。进屋后贤亮把一瓶果汁饮料往我手中一塞，叫我把杯高举，回头就对摄影师喊“快照！标题是：邓友梅说，我就爱喝这个！”我吃惊地问：“你是拿我作广告呀？”他说：“你反正有痴呆了，就喝吧。管我干什么！”可是听说他这笔买卖没作成功，广告也就没有播出。 不过贤亮在正事上既是好人又是好委员，他在***上发言，常得委员赞赏，领导表扬。他对西部开发、三个代表、十六大精神，都有正确、深刻的见解。我还要向他好好学习。 四合院入门儿 报纸上说，今后北京的城市建设，要注意保持京城特点、原有风貌了。此举令人感到高兴，但做起来不易。别的不说，连毛****都承认是北京特征的四合院，如今还剩下几处？剩下来的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有几个完整的，又因无力维修，正在颓废！ 我不想作保守派，更无意复古。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旧建筑物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要新陈代谢世界才会进步……这些道理我全懂。就是有一条还没把握：要完全没有四合院了，这儿还算北京吗？ 欧洲也有个名城，叫巴黎。巴黎人在塞纳河边盖了一两组现代派超高层建筑后，越看越别扭，感到照那么干下去就没巴黎了。于是做出决定，绝不在老城区再盖那类建筑，旧建筑毁了照样复制。维修也整旧如旧。原来砌错了一块石头，画坏了一块壁画，修复时要照样砌错画错，不准改正。要盖新建筑另找地方，巴黎还是巴黎。 如果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咱北京拆四合院时也别那么手狠。新盖楼房不一定非在老建筑上除旧布新。既然花钱找地方盖假大观园假荣国府，不如留下点真王府，真园子，用盖假古董的地方盖新楼。 不只是王府宅门，普通而标准的四合院，典型小胡同，保留几处也绝不算多余。它们有存在理由，有保留的价值。就是从经济着眼，长远看也比拆了盖洋楼上算。 四合院不只是几间房子。它是中国古人伦理、道德观念的集合体，艺术、美学思想的凝固物，是中华文化的立体结晶。不是砌几堵墙盖上个顶，就叫四合院。四合院是砖瓦石当作笔墨纸，记载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不要说整个宅院，就那个大门口便有不少讲究。 要进院子先得入门，四合院好比一本大书，这大门就是封面。人们见到一本书，都先看封面了解一下它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四合院也一样，生人到此，在门前一站，上下左右一瞧，对这家主人就能知道个大概，是官宦还是商民？若官员又是什么品级？是否王公贵族？有什么爵位？受什么封赏？从这大门上都能找到记号，看到标记。如果要进去拜访，知道这些就不致失礼露怯。从这也看出中国人对大门的重视。要不怎么说亲讲究“门当户对”、交友要问“门第如何？”呢！人们还把“奇怪”叫“邪门儿”；“没有希望”叫做“门儿都没有”；老年间要是就有电视剧。那剧名绝对不会叫“爱你没商量”。八成得叫：“爱你认准了这一门儿。” 要说整个的四合院太费工夫，我也没那么大学问。对四合院的研究我还刚“入门儿”。所以凑合着能介绍一下这“门儿”。要想把大门看清楚，得先把它关上。咱们站在大门之前，台阶之下，从上往下看。 北京的四合院，大多是明清建筑。多数建的是“屋宇式”正门。这种门实际是一排房子，中间开个过道。这一排是几间？房顶用的什么瓦？门上钉多少钉？却处处有讲究，事事有学问。在有皇上的时代，这些事皇帝都过问，并降旨定为制度。不守制度就叫“逾制”，逾制是要治罪的。 这一套本是汉族统治者兴起来的，满洲皇帝入关后在这一点上则全盘汉化了。满洲八旗人关前本来是不住四合院的。居民多是“三面篱笆一面房，南北大炕生火墙”。冬天室内外温差大，窗纸糊在屋内便会被水气沤烂；屋架不高，在房梁拴根绳，吊起个篮子就可作小孩的睡床。因而东北三大怪“中有两怪是：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但在沈阳故宫却可看到，人关前皇帝的住房已开始受四合院的影响了。所以进关后全盘接受四合院建筑规制绝非偶然，顺治九年皇帝便命政府对四合院建筑的使用作了新的规定。 按这个规定，亲王府正门是一溜七间。其中有三间开门。上盖用绿琉璃瓦，每门金钉六十有三。世子府减亲王七分之二，也就是五间。 到贝勒就只能是正门三间，启门一间了。这几间门房上边用大屋脊，设吻，脊上有仙人走兽(就是房顶四角上那一溜小人小兽，建筑业的行话管那叫“走投无路”！因为最前边骑凤鸟的仙人位置在房顶的四角尖上，前边就是空中，没一点前进余地了)。 这是王府，贝勒贝子府的规制。普通百姓，一般官家没这份威风。大门用房别说七开间、五开间，连三开间也不允许。归里包堆只准用一间房。更没资格用琉璃瓦。不过不用担心，以为这么一来其他那些大门口就没了讲究缺少看头。不，这些四合院才是大多数。既有官居也有民宅。中国人是不会不想办法在划定的跑道中跑出花样来的，官有大小，就要表示出不同的等级，民分贫富，也得区别出不同身份。这就创造出了四合院中使用最为广泛、变化最为多样的“广亮大门”。 一开间的面积，若直不笼统就在中间开个门，那不仅没看头，许多象征性的装饰也无法安排。建筑师们就从门两边想办法。既然是一开间。两侧最边上必定是山墙。就叫这两座山墙向外扩张，伸出两根柱子样的墙腿来像两边的镜框，正面的墙体缩在后边就像是镜面。制度只规定一开间的宽度，可没限制深度。那就在前后方打主意，门框立在屋子中线脊柱之下。门外有足够“余地”。再把地基垫高，使整个大门的地面高出门前街道。大门与街道之间，用层次鲜明、等级繁杂的石头台阶联系起来。里边人出来在门口一站，有居高临下之势，外来人要进门，有步步登高之感。这一来就透着点高贵、威严。但是，光这还不够。还不知道这宅门里是当官的还是民户。为此在大门以上、顶瓦之下加了两件装饰物叫做“雀替”和“三幅云”。这两件东西本是木结构的部件之一，中国建筑家巧妙地把它变化成了房屋的肩章和军衔。只要看一眼有它没有，就知道是不是官家。 如果有，再看一看颜色花样，便分出是几品几级了。这两样装饰物之下，紧挨着就是叫做走马板的地方。那地方恰好是一块横宽竖短的长方形空地，给挂匾创造了条件。要是状元府。就挂一块“状元及第”的四字匾。若是进士出身就挂上“进士第”三字额。即使是举人出身也可以悬上“文魁”两个大字。做过外任地方官少不了当地绅商送的“爱民如子”、“清廉方正”等颁德匾。这些就分悬在正匾的左右。 如果没有雀替、三幅云，那是民家。对民家来说这走马板所挂的匾额就更为重要。我上小学时和同学打闹，从课桌掉下来摔坏了臂骨。家人带我到一位著名的正骨大夫家诊治。进了那条胡同，家家都是大宅门。不知正骨大夫住哪一号。就挨门看匾。写“热心教育”的是学校校董，写“陶朱遗风”的是绸缎庄东家，直到找着写“妙手回春”、“是乃仁术”才大胆地去敲门。果然就是医生的住所。也有没匾额的，没关系，人们不会叫那块走马板白闲着，画几幅彩绘一样能透出富贵吉祥气氛。 再往下这才是安门框的地方。 七开间者为五门，五开间的中间三间开门，这都既好办也好看。较难办的是一开间。若整面墙全敞开就安两扇门，空空荡荡一览无余，未免粗俗简陋。中国人不会露这个空子的。办法是只在中心留个门口，门口高低宽窄以可以使轿车通行为度。多余的部分，门口上下左右全用木板镶嵌填补起来。下边那块是走马板，刚才说了正好挂匾额。左右则做成边框，既可以漆成朱红、黑绿等色，也可以在框心画画，成为门口装饰的一部分。而下边则是一块可装可卸的高门槛，有车通行时把它拔出来，车过后再把它镶上。中心才是钉了本钉的两扇大门。 大门既要安得稳当，又得开关灵活，这上下两个“轴承”才是真正的关键。四合院的这两轴承都有专门的设计。上边一对叫门簪。 成长方形从门框左右上角伸出来，把门框、联楹联成一体。里边中间掏个洞把门的上轴插入。外边从门上两侧伸出来像两根触角。正好雕刻成各种花样作为装饰，常见有四季花草，有“吉祥如意”等字幅，有的干脆就一个大福字、大寿字。下边一对轴承因为托着门扇承重，则用石制。这石头长长的像枕头，故称门枕石。里边一半简单，只在平面上打出两个窝放置门轴就行，而伸到外边的一半则要大做文章。可以雕成石狮，也可以做成抱鼓。不论狮子还是抱鼓石都有多种样式，与它前边的石头台阶配合起来组成一个石雕群体。 这中心部位经过匠心巧运，装修得多彩多姿，相对之下那两边的山墙腿子又显得粗陋寒碜了。中国人办事讲究的是完美周到，九十九拜都拜了不能闪下这一哆嗦。于是，这两边山墙上也做出学问来。 最上边挨着瓦檐处，高高在上最为显眼，恰是砖雕艺术显能的地方，因而多做立体浮雕。花样有多种，既有动物浮雕(工人称为会喘气儿的)，也有花卉蕃草。下边还要做上盘头等线脚，最下边多半用做一个小花篮为这一组花雕垫底。因为是大门，人们不光能看见正面，而且能从两侧看到侧面，这侧面也不能马虎了事，于是也用砖雕出柿子、如意、万字等花样、并带有“事事如意”、“万事如意”的祝愿。 看到这算完了吗？还没有。您看完了门的正脸，难保不回身瞧瞧身后，再不然由远处走来，你会左顾右盼。既看了大门本身，绝不会不瞧瞧它的对面。门前大街两侧是一个建筑单元，一个艺术空间。大门修得再好，对面乱七八糟也不成体统，也造不成完整的艺术形象。 大门对面作为陪衬和对应的建筑物就是影壁。 这院外的影壁是段独立的墙壁。有一字形与八字形两种。不论哪种，上边都要起脊，其做法与屋顶一样。下边则有要建须弥座或城墙。 影壁的要点是影壁心，影壁心有硬心与软心之分。硬心要用斧刃方砖磨砖对缝斜砌而成，四周及中间可以加上各种雕饰花样。按雕饰花样多少而分，又可分作中心四岔带三层檐，中心四岔带柱枋，中心带雕砖匾牌……多种。而中心雕砖的中间又有钩子莲、凤凰牡丹、荷叶莲花、松竹梅岁寒三友等等花色。有柱枋的柱顶上头要做瓶形花样，须弥座上也需雕有花草饰物。而匾牌上则必用“鸿喜”、“迎祥”、“迪吉”、“戬毂”等词句。说到这儿，就不妨闭上眼设想一下：您因事初次拜访一户人家。顺着胡同由远而近走过来，迎面看见这一家宅门，左边是八字形又高又大的影壁，影壁顶上是黑色筒瓦元宝脊，影壁下面是汉白玉的须弥座。影壁四边是雕的万字不到头的边框，往里又是砖雕梅兰竹菊花卉。影壁中心砖雕匾牌大画“戬毂”二字。往右看好大一个门楼，门楼顶上起脊，屋角却没有仙人走兽。便知道这一户不是王府贝勒。可是往下一看，房檐下却是彩画的雀替，三幅云紧挨着走马板上悬挂的匾额，黑匾金字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便知也绝不是百姓，而是位官员的府邸了。再往下看，果然乌漆大门上兽面门环，门环旁漆画门对。上联写“诗画继世”，下联对“忠厚传家”。门框两侧楹联用的是“画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便进一步知道这是位科举出身文官。门上方两侧伸出精雕彩绘的门簪，簪上刻着吉祥如意；门下边两边石狮把门，汉白玉石阶铺到当街。街边又有上马石拴马椿。大门两侧凸出的山墙腿子磨砖对缝，上下都有雕花。两个墙腿子之间，门前顶棚之下一溜悬挂着四盏皮灯。置身于此，必然被一种庄重、高雅的气氛所感染。然后才带着谦恭的态度走上石阶扣响门环。 您也许以为大门这一部分已经观赏完毕，可以入门了，等门内一阵响动，大门洞开，这时您才发现看了半天才只看完一半，原来大门是安在脊梁之下的，恰好是门楼的正中间，大门之内还有一半。里边那一半比外边更辉煌、更多彩。同是一个屋顶，大门外边一半是天花，大门以里则是吊顶；两侧墙面被梁柱隔成了数块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墙面。每块都以其形状做成浮雕或彩画，块小的可以雕刻花鸟竹石，块大的可以画人物故事。“松下问童子”，“渔樵耕读”，“钟子期听琴”，有情有景，百观不厌。靠近山墙顶部的那块三角墙面，被梁柱割得块更小了，人们称作“五花象眼”，则干脆用黑白两种灰连刻带塑做出半立体的图案或图画来。山墙下边沿着东西各放一条春凳。越过春凳往里看，迎着大门却又立着了一面影壁，影壁前树着假山石，种了碧桃、海棠。东西两边又各有一道矮墙，墙中各开了一个月亮门洞；月亮门洞中是绿色大漆洒金粉的屏门……到这为止，你才算看见“大门”这一组艺术空间的全部。但也只是看到了大门，至于四合院里边是什么样，还没看见，那是人们以后的事。咱看了半天，编辑给的时间已经用完，还没“入门”呢！ 此可以相信，四合院确实是中国人在建筑艺术的一大创造，对世界文化一大贡献，称得上是一门学问。要叫它消失在咱们手里，对祖宗后人都不好交代。所以我拥护有关部门的主张：有选择有计划地抢救保留部分四合院。愿海外文化界朋友，为保持北京独有面貌多做点呼吁、游说工作。一个没有城墙的京城已经成为世界的遗憾了，别再叫北京成为没有四合院的北京。 衣食住行 说衣 今年春天去台湾，同去的朋友行前都忙置装，男士门买上千元的西装，过百元的领带……女士们的时装、礼服更多姿多彩。谁叫我一块去做衣服我都谢绝，只悄悄找到一家居民委员会办的小裁缝铺做了两身中式裤褂。疙瘩绊，肥袖口，另外在个体户小摊上买了双充礼服呢圆口布鞋，加一块是人家一条皮带价钱。到台湾一下飞机，“不好意思”，众多西服革履没被注意，来迎接的朋友们却先把视线投向了我。杂文作家协会会长满口京腔的吴延环老前辈，拉着我手说：“他们还说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北京来的”！ 我说：“我这身可没您那身讲究！” 他穿的是宝蓝色春绸大褂！真礼服呢圆口布鞋。 回来后，接待日本作家，我又穿这身短打。老朋友黑井千次等围着看了半天，跟我打听那里可以买到这样的服装，若买不到他想用身上那套高级西装跟我换。若从经济眼光出发，跟他换还真合算，他那套西装比咱们有些“精品店”“时装屋”展销的高价品像样得多。 西装我也做过两身，是专门在中国人集会场合穿的。因为我们时髦的同胞注重新潮，不穿洋服难免被看做落伍。君不见车站前捣腾车票的游民，摆小摊卖野药品小贩都穿件皱皱巴巴的西装吗？ 有人见我做中式裤褂得了便宜，就问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念头？我说我在国外已取得一条经验要想在飞机场、游览地找中国同志，就看人群中谁就穿西服。洋人，特别是美国人，除去上班或隆重场合，决不肯穿的那么正经。连消闲、旅行都还正经八百的穿西装，唯我同胞。可是到了重要社交场合，咱那份西装又多半不够档次，不合潮流。西装的流行性强，面料、款式、时尚变化极快，真要进究，外衣、衬衫、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别在口袋中的手帕都讲成龙配套。真要赶潮流，没有几位赶得起。我们市场上有些产品，虽然吹得很响，其实中档货，甚至在西方是大众西装。但我们做中式服装绝对正宗，其权威性无可争议。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中有一条，正式场合穿西装要按西方惯例，穿民族服装依本国规格为准，我这一百多块钱的裤褂，跟他几千元一套西装同属高级、正式服饰，少花钱，占高档，何乐不为？ 衣食住行，中国人把衣放在首位，是有独到的见解的。没东西吃活不成；会飞会跑才能迁移运动；筑巢搭窝避风雨，养后代。食、住、行三样，是连动物都必须的生存条件。唯有“衣”是人类特有，它是文明产物。穿衣不只是遮体保温，还有精神因素，穿什么，怎么穿，体现着个**好、审美观念、文化品位。有时又被人当作财富和地位标签。我们见过朴素而有品位的穿着，也不乏以奢侈，低俗为美的衣装。有时美可以卖钱，但任何时候光靠花钱都买不来美。 赶时髦只要不过度，当然不失为一种生活乐趣。过度就透着浮华，跟着时装商的广告转，常常是缺乏主见的表现。 我想在衣上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尊重别人的选择自由，不以自己的爱好为标准对别人品头论足；二是对自己有自知之明，穿衣吃饭量家当，量入为出，只要生活中舒适合体，交际时合乎礼仪，就是好衣装。 说食 中国人会吃，谁都得服气。别的不说，到西餐馆看看菜牌，煎牛排、煎猪排、烤鱼、烤鸡、烤大虾、罐焖牛肉、罐闷鸡……可怜，吃了几千年，他们至今不知道菜还可以“炒”，就凭这一条中餐菜谱就比西餐多了好几本！所以在西方，政府要人举办宴会，也不过一道汤，两道菜，最后来个甜点就算丰宴。中国人要摆一桌子，吃一看二观三！ 中国人爱吃，什么节日都跟吃挂钩。过年吃饺子，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立春吃春饼，立秋补秋膘，结婚吃龙凤饼，过生日吃长寿面，重阳吃花糕……至于正餐又有多少菜系，多种风格。粗的整个鸡包上泥去烧名曰“叫花子鸡”，细的一根豆芽中穿上一根烤鸭丝，名叫“让掐菜”！我到香港台湾，最大的精神负担和生理负担就是吃。香港人约稿谈天会朋友，不在茶楼就在饭馆，一天三餐得用去6个小时以上。台湾也不含糊，有一晚上吃过三顿晚宴外加一顿夜宵。我暗地里为在吃上花的时间过多而焦心。所以自己在家吃饭，我就作点补偿，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为止。时间就是金钱，在吃上少花点，时间上多挣点，集腋成裘，等于多活了好几岁。 我想，如果不是礼仪性的交际活动，吃的标准应是好吃有益，省事省时。 现在许多朋友在畅谈饮食文化。我非常拥护。我在这方面没文化。我评判饮食好坏第一标准还是好吃，如果有两种菜，一种是拿菜肴摆成风景，摆成龙凤呈祥、狮子滚绣球等美丽图案，味道却一般；另一种模样就是一盘菜，吃起来却美味可口，余香不绝，我一定选后者。要看精巧东西不如去工艺美术商店。满足眼睛需要挑好看的买，满足舌头需要找好吃的吃，好看也不等于要把豆腐做得像鱼，把鱼做得像鸡蛋，再把鸡蛋做得像豆腐，然后整盘菜做的像盆景。原姿原色，突出食品本身的美感也不失于一种妙招。 我赞成饮食的改革开放政策，汉堡包、肯德基家乡鸡、麦当劳，只要好吃，方便，拿来我吃不必有所顾忌。不过也别认为凡是舶来品都比国货高一头。在美国上快餐店里吃饭，多半是上班的午间，旅游的空暇，为的是方便省时。有回我陪两位西方来客逛街后上某西式快餐店吃饭，看到一对新婚夫妇胸前带着喜花，满面春风的站在快餐店门口迎接贺客。一打听原来是在那里举办结婚宴会。看到那新郎一副时髦潇洒，志得意满的气势，外国人问我：“他们在干什么？”我不大诚实地说，“看样是朋友聚会，他俩作东”。那洋人说：“我还以为是在这里结婚呢，心里还奇怪，中国人不是挺爱讲面子呢，怎么连结婚都在快餐店里举行……” 我赞成研究饮食文化，吃确是一门学问。我的朋友中有几位是吃出了成就来的，一位是汪曾祺。汪曾祺会吃也会做，做的兴致比吃的兴致还大些。汪做菜重质而不重价，普通鱼肉皆可人馔，但鱼要新鲜合用，肉要肥瘦带皮，配料绝不将就。他像治学一样从事烹调，研究试验，推陈出新。偶有所得，比写篇好小说还高兴。 另一位是抗战时归国的华侨，原是文化人，后投身经济建设，当了某大钢铁厂的副经理。“*****”中我们一齐在盘锦劳动改造。那里是盐碱地，连可吃的野菜都找不着。伙食坏得难以下咽。有天夜班干活，休息时我看到他蹲在烧开水锅炉房偷偷在忙什么，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一看，原来在用掏出来的火炭烧烤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一边烧烤一边ol盐。我叫他一声，他吓得急忙把老鼠揣进怀里，待看到是我，笑看骂道：“反动文人，臭老九，吓得我差点烫坏肚皮！”说着掏出老鼠来，吹着气说：“来，吃一口，难得的美味”！我叹了口气说：“我活得都不耐烦，你还有心思弄这个！”他笑笑说：“别人越想把你置之死地，你就越要活得快活些。现成的美味为什么不吃呢，补充点营养，挨斗也能多挺些时候……’ 他落实政策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我吃东西从不以贵取胜，现在如果有人卖烤老鼠，再贵我也买一只，为了纪念他。纪念我们那段难忘的生活。 说住 说住以前有名俗语，“西洋房子中国菜”，意为二者都是拔尖之物。这话有待商量。中国烹调技术高，花样多，味道好，说中菜拔尖，可以首肯。但西洋房子跟中国房子各有长短，难分高下。举例来说：人不能与自然隔离。洋房楼高，只能在屋顶上建花园，窗台上摆盆栽。中国房子庭院居中，四周环列屋宇。门前种树，窗下栽花，房前良上宿燕，屋后池中养鱼，人就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去国外访问，进了洋楼没有人指点你闹不清家长住那间屋，儿孙住何处。可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国府，一见贾母就迎上去抱头痛哭不怕认错人。因为在四合院中什么身份住什么房屋，有一定规制。林小姐注意到进入垂花门后，穿过一个过厅，来到两旁抄手游廊包围着的正房，才看到人们扶着一位白发太太走过来的。 洋楼拔地而起，挺立不群，有它独特的美。但多大规模，几多房舍，全部暴露在外人眼下。中国房子迎门树一道影壁，两盆夹竹桃遮住了庭院深深；谦虚中透着含蓄。这表现了东西方不同民族的性格差异。 四合院和旧式房舍，是封建社会大家族共居的产物。时代前进了，它已不合需要。平房为高层建筑所代替，势所必然。但高层也有照搬外洋和继承传统两种思路。北京帽儿胡同新建小区结构是现代的，外装修，轮廓线，平面布局则吸收传统建筑艺术之长，因而受到行家赞赏，住户欢迎，它继承了传统，又借鉴外国。 “安居”方可“乐业”，我国2000年要达到小康计划中，对人均住房面积标准，有具体规定，人们的居住面积总是会逐步解决。但有了居住空间不等于就“安居”，还看怎么装修，怎么使用，怎么建设居室内部的“小气候”。 在沿海渔村，我看到有的富裕渔民盖起别墅式洋房，内装修豪华，旧家具当木柴贱价卖给收废品的，花高价换上家具皮沙发，洋餐桌，组合柜。吃饭时则把饭菜放在玻璃茶几上，蹲在它旁边进餐。一是蹲惯了，二是怕把鱼刺掉在地毯上。 数十年前我在四川住过一家饭店，房内是雕刻精美的架子床，床前有人踏板。硬木八仙桌，中式靠背椅，八仙桌上陈设着笔墨纸砚，顶上悬着纱灯，一派书香典雅。近年再去发现改建成了高层标准了，以致使人弄不清这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相反，我到美国一位大学校长家做客，看到他客厅隔断墙上镶了四块木雕构件，竟是中国太师椅子的椅背，他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在北京一个旧货摊上买的，每件只要20美元。(我估计小贩收购时，连椅子也花不了10美元)台北一家五星级酒店，出名的雅致。它大厅的顶棚是用多扇大陆农村的旧式大窗拼成的，在窗棂空隙处装暗灯。酒柜是大陆旧时杂货的老柜台柜前摆着老北京到处都有的大酒缸。老板来招呼我们，我问他这些东西那里来的？他说是从大陆购运来的，有人专门去大陆收购，一次运来好几船。他特别补充说：“这些在大陆算废旧物品，不是文物，完全合法”。 感到安慰的是，这些旧家具的艺术和民俗价值还有人承认并保存；看到我们把珍贵东西当废品卖了再花高价买普通西式家具，也有点遗憾。 我尊重各自的选择。肯在住上花工夫下本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证明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值得高兴。得到的一点启发是：居得安不安，不只决定于物质条件，还有精神因素。作为个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作为一个民族，什么叫美，怎么才算舒服，该有点共同性。 节俭，朴实不影响美观和适用，华丽奢侈也不见得就舒服。若能少花钱，得安居，何乐不为！ 说行 本来我以为“行路难”只存在于老百姓身上。某地有谚：“县里干部两头平，区级干部帆布棚，乡级干部一百三十，村级干部两腿拧。”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普遍提高了一档，连一些富裕乡镇企业领导人都“两头平”了，该知足了吧？岂料不然。“两头平”还有国产车进口车之分，进口车又有丰田、福特、卡迪拉克之别。据说有的单位按级别不能买高档车，买了高档车不能立“户口”。他们就先买国产车，办下“户口”就来报废，贱价处理这车，然后在它的“户口”下换上进口高级车。所以近日报载，中央雷厉风行，要干部们在自律中把不按规定乘车作为相当重要的一个过失来检查。 这是听说的。看到的也有。去年随政协委员们到一个小县考察。县里合资企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被视为成功典型。参观完与当地领导座谈，主人请一位欧洲裔委员发言，那位白肤蓝眼的中籍洋人用流利的普通话说：“我不想光说好话，怕你们不爱听！”主人当然表示欢迎批评。那位委员问：“你知道在外国什么样的人才坐那种车吗？大亨！资本家！一般人坐不起。厂里的工人干的是外国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拿的是人家几十分之一的工钱，你们县是才奔小康，一个厂长就坐这样的车？我在外方代表面前替我们中国人不好意思！”在座的无不为这位爱国的同志感动！ 前些天报上公布了各级干部用车的排气量标准。我不懂3.0、2.5等排气量实际的含义。猜想数字越大载重能力可能越强，载重能力大就标明坐车人有分量，便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轻载搭重车。 细想一下，这倒是古已有之的现象。中国有皇帝的时候，皇上家里人谁乘什么车，当官的那一级官员乘什么轿，都有法律规定。不按标准乘用就叫“违制”，违制是要治罪的，这也不是中国独有，外国也照样。我在德国曾看见拿破仑1812年从莫斯科城下逃跑时乘的那辆马车，不仅豪华舒适，车上还带有厕所。洋朋友说这是皇帝才有的马车！只是拿破仑嫌马车跑得慢，怕被俄罗斯兵追上，才扔了它骑马逃走了。这辆马车就成了展览品。 中央在认真检查处理坐车中的不正之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尽管普通老百姓在“行”上的难题是另一些。 普通人出门都乘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花钱乘车、乘船是购买交通工具的使用权和交通行业的服务权。按道理说旅客一买了票就取得了暂时主人的身份，而管理、服务人员则是受雇于旅客。但在旧社会，许多事是不讲道理的。操纵交通工具的大权在业主手里，乘不乘在你，走不走、怎么走在他。旅客处于被动地位。欺压旅客成为常事，所以旧中国有一句谚语：“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 新中国成立，换了制度。我国交通事业完全以为人民服务目的，工作人员都无私奉献。铁路加了许多条，公路扩展了许多里。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连普通劳动人民也能空中旅行，用老北京的话说叫“老妈坐飞机，抖起来了”！中国人的“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若拿树来作比方，光是“根本”变化，树梢上缺枝少叶，怕是不好乘凉的。我们这棵“行”的大树，枝枝节节大部分都好。只是还有“个别”，缺枝少叶的地方。虽然只是“个别”，可就够老百姓喝一壶的。 前两天单位有两位领导从南边回京，启程时是请当地机关从火车站买的软卧车票。到北京一出站，被查出票是假的！不仅被罚款，而且受了顿教训。虽然买票的钱被罚的钱全由国家报销，公家罚公家，互通有无。但叫人想不明白：凭手续，拿证明由办事机关从车站买来的票都假，此地车站买票到彼地车站挨罚，这错误叫乘客怎么改正法呢？ 去年到老挝访问，同行的是两位某省老作家，都是鹤发童颜的老人了。不知什么原因，其候机室与别的国际航线不同，是在楼下一处小厅中。连水也无处喝。这也没什么，大家说闲话解闷就是，我就利用这时间跟大家谈有关出访事项。正谈到要维护国家尊严的问题，忽然一位比我儿辈还年轻的工作人员厉声喊道：“别聊了，到楼上找人去！”我奇怪地问：“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去找谁？”他说：“你们的人齐就行了？还有别人呢？去，到楼上喊一下，把坐这班飞机的旅客都招呼下来，我要清点人数”！一刹那间我真以为又回到了红卫兵专政的时期。两个小时候到达万象，看到老挝有关领导人和我国大使都来迎接，有人就感叹地说：“都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咱们相反，一离开家就值钱了！” 可见光有交通工具，不等于中国人的“行”就进入了先进时代。在“行”的事情上，也得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我还要说我们的交通业“根本”是好的“这只是枝节。 枝节好的我也见过。有次我送日本作家水上勉回日本，在上海候机。正坐着谈话，从外边走进四个穿着航空制服的“全日空”工作人员，手里捧着鲜花，直走到水上勉面前，啪的一声集体行礼，把花献到他面前说：“听说先生要乘我们飞机回国，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请接受我们的敬意……”水上勉马上眼圈都红了！连说：“从你们身上我感到祖国的温暖！” 我不是专找外国例子来贬低我们自己。我没有那么崇洋媚外。我不会忘记论根本还是我们好。只想说若枝节也好，会让人更愉快。 我们的民航也确实在改进。今年开***时，有位女委员发言给民航提了点意见，第二天民航部门的领导人就来了解情况，及时做了处理，不仅退了钱，还把那家公司领导也从外地召来赔礼道歉。这件事在政协委员中引起极大感动，大家为此增加了对民航业改进工作的信心。今天在这里我想借机表示敬意，并相信这种负责精神并不只是表现在政协委员身上，对所有乘客都一视同仁。 东安市场百年杂忆 游客到北京一定要去王府井。这条街算得老北京商业大街代表。王府井所以成为取得此荣耀，因为它有个东安市场。是北京城最早出现的现代商场。要问东安市场开张多少年了？不多不少，到今年正好100年。 市场开张100周年，本是喜庆事，只是要提起东安市场的产生过程又不得不联系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耻辱，总让人有点别扭。 本来北京东城的商业集中地是东华门大街。它的东边是八旗兵的操练场，每天操练完毕，营官，管带们逛到这儿顺便买东西。往西走是紫禁城的东华门，文武官员上朝退班。骑马坐轿由此经过，看见喜欢的物件随手就买两件。大点的商户花钱送礼跟太监们套点关系，还可以混到块“腰牌”，带着商品到进宫去“串朝房”。太后老佛爷看上眼的东西，赐银子是不打价的。可是庚子年一场横祸，八国联军连烧带抢，把个北京城砸把得墙倒屋塌，连练兵场都给彻底毁坏蹋平了。 到了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卖国条约上签了字，换来了暂时和平，慈禧老佛爷从西安逃难回来，一看东华门大街已变成破砖烂瓦，作买卖就摊了几个地摊，既心酸又扫兴。不管割了多大地，赔了多少款，皇宫门口这点面子总还得维持呀！别的事先不管，立刻传旨修整京城市容。先把皇城根附近整修得像个样子。 要施工就得把摆小摊买卖家赶走！可是全赶跑了，宫里府里要用点什么东西找不到地方买也不行。最好把商贩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商家也有生意作，用家也有地方买。可上哪儿找这么大块地皮呢？还是老佛爷英明，一眼就看到了金鱼胡同南边被鬼子大炮轰毁的《练兵场》：八旗兵在那里练了几百年，都没经住洋枪洋炮，北京城被占了，《辛丑条约》也签了，练兵场还修个什么劲？再练也是白练。得了，干脆在这儿摆摊做买卖吧！一道令下，就把皇城根前摆小摊做买卖的全赶进了练兵场。虽然只是个市墟，可也要起个名字。地属东城，又求平安，就这么被逼出来个“东安市场”。 本来事出无奈，却是歪打正着，帝国主义用兵船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给这个封闭保守的帝国带进来市场经济之风，商品社会之气。过了两年，中国最后一任封建王朝垮台了，最早出现的“东安市场”却旺盛了。 散落街头的小摊点，凑成一堆就成了大集市。摊越多越招客，客越多越引商，不到十年，形成了南北一条正街，东西四条胡同为骨架，以“畅观楼”，“丹桂茶园”，“东安楼”，“南花园”，“杂耍场”等商家为重点，有300多个行业，600多家商场和货摊的大商场。要购物，布匹服装、日用百货、玉器古玩、珠宝钻翠、应有尽有。想休闲，听戏，有吉祥，丹桂两家茶园，东西分立。老北京人泡上一壶茉莉香片，眼睛微闭，细品台上名角们的西皮二黄。丹桂的头牌是梨园名宿谭鑫培，吉祥的挑班是艺坛新秀梅兰芳。梅兰芳排头一次排时装戏“孽海波澜”，在这里一炮打响，天天客满。一时间吉祥的上座率竟超过了丹桂。谭老前辈既为梅的成功高兴也多少有点失落感。有天梅兰芳去西郊戒坛寺烧香，正好碰到谭鑫培在那里闲游，梅兰芳赶上去请安，谭老先生笑着说，“好啊，你小子又赶到我这来了”！ 老北京的普通人最早品尝西餐，多半也是在东安市场。那里最早开了两家西餐厅。一家可能是跟天津联号的叫“其士林”，名气很大。一家本地创办的叫“国强”。这“国强”却有点洋为中用的劲头，卖的虽是西餐，布置保持中国茶楼原状。八仙桌，硬木椅，服务员穿白长衫，绝对保持民族风格。既然在这里完全体会不到西餐馆咖啡厅的风格情调，为什么其生意还挺红火呢？这可能跟中国人重视食品滋味多于餐饮环境有关。60年前在这里掌灶有位师傅，做德国菜非常拿手，据说北洋政府时的黎元洪总统，都专门骑马到这里来吃它的“铁排鸡”，“铁排杂伴”，饭后还加上一杯浓咖啡。 东安市场转眼间开业满百年了，外部建筑造型，内部经营品类，随时代改变，今天改建后已很难想象它当年的面貌。但人们会记住这里是北京人走向新潮生活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