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闲话》 序 王万森 近年盛行小说家和诗人写随笔，文坛对此说法不一：褒之者称为盛况空前，功莫大焉：贬之者讥为舍本逐末，甚而视之为不务正业。是耶非耶，莫衷一是。其实，众说纷纭往往更客观，倒是强求一律、一概而论反而让我们尝过许多苦头。像“随笔热”这种文学新景观之中，由于作者各异、心态不同而会轩轾有别，良莠不齐，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必忙于简单化地做结论，还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多做些披沙拣金的工作为好。就此而言，刘玉堂的随笔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审视和值得研读的文本。 我是由读小说认识刘玉堂的。他的小说自有一种写法，农民式的幽默语境中氤氲着蒙山沂水特有的文化氛围。这样一位弄惯了小说的人，最近竟有滋有味地写起随笔来。他曾有言：“随笔还是应随意而言之有物，实在而不矫情，平淡而有味道。”可见他是在用心为之。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尝试，更为深层的是文化态度的转换——从钓鱼台人向城市乡村人的过渡。作者自称已成为“城里的乡下人”。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戏谑和自我揶揄。 刘玉堂搁下他的钓鱼台故事转向了城市见闻。依然是乡村文化人那种带着些许土气的谈吐，勾勒的却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烟、酒、茶，日常起居，文人的事也不过“书皮儿”之类，或是写自序的一点体会，聚会时的小小感慨，大都是具体而微小的事体。用聊天的方式写身边琐事，其间又不乏调侃，颇似时下流行的那种无聊文字。倒不是说这种几乎是短得不能再短的小文章有什么微言大义的神通，但毕竟与那些胡侃和闲扯不同。好文章无论篇幅长短，总是人生的体悟，是从生活中打熬出来的。刘玉堂的随笔就充盈着关注生活生发出来的睿智。“烟”早已是被说得很俗的话题。可是请你读读《烟这个东西》，就会觉得有新意。在这里，烟似乎变成了文化向导，带领你通过时间隧道做时代的漫游，引导你重新检视关于烟的种种体验。《说劝酒》不仅道出“中国是个大酒场”的感慨，而且特意揭示“越是穷地方越能劝酒”的怪现象，从而呼唤文明的酒文化。作家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在普通物事中创造出文化意味来。因为拥有这种文化品位，这些短文才耐人咀嚼，幽默调侃而又能脱俗，略带土气的形式却能给人以优雅的审美愉悦。 这些随笔犹如社会心理的魔方，在交叉运转中把时代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心态呈现出来。作家对社会心理的观察和透析往往是独特的。《说尴尬》和《说潇洒》所选择的恰恰是当今社会心理的聚焦，又是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通话题。这种话题的选择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让写文章的人颇费踌躇的，因为越是人们大谈特谈的问题，越是难以写出自己独到的东西。刘玉堂洞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尴尬心态，并进行立体观照，但却不是故作高深地指手画脚，而是以心灵对话的方式劝人躲避尴尬。乍看上去，这简直太消极、太没劲了。殊不知这正是一种切实的文化态度。尴尬不是个别现象，在它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它既无处不在，又一时难以排除。那么面对现实中的尴尬，躲避其实是对历史进程和人生历程的一种深切理解，《说潇洒》同上面的话题相得益彰。社会上的“潇洒热”当然反映着开放改革的时代条件下人们的合理要求，同时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许正因为还无法潇洒，所以才热衷于谈论潇洒。毛病出在“盲目的潇洒”上：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就结果而言，说到底，“没有永远潇洒的人，也没有专门潇洒的人”。到底是写小说的人，对人物心灵的拥抱转移到随笔中，就成为对社会复杂心态的关注和娴熟的剖析，在谈笑从容中揭示种种困惑的微妙之处。社会心理的微妙绝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作者自是个中人，他往往运用历史文化扫描的方法来透视各种社会心理，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随笔最忌矫情，它的色彩来自真诚。好文章倾注着作者的爱心，字里行间蓬勃着真性情。《说朋友》中对“心中的朋友”的怀念和对真挚的爱和友情的呼唤多么感人：“心里永远有些可爱的朋友多好啊，他们终生与你同行”！ 钓鱼台人进城了。文化态度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向钓鱼台告别，而是告诉人们，钓鱼台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汇，可能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作为文学的探索者，刘玉堂在小说和随笔这两条道路上跋涉。随笔自由、活脱而又率真，更适于开阔视野和胸襟，进行文化态度的调整。对于一位娴于新乡土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随笔的涉猎必定会大大增强审美创造的造血功能，犹如新添了一双眼睛看世界，再生出一副触角探求人生。显然，小说和随笔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艺术途径。但是，刘玉堂的创作脚步并非在这两者之间平行挪移，而是双向渗透，交互推进。刘玉堂借助他的小说所特有的反拙成巧的话语智慧，由乡土情韵转向都市文化的现代气息，在随笔中进行观念的嬗递和文化态度的转移，而他的随笔在城乡文化交汇的各个层面上对于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建构的参悟，也必将衍化为他小说创作的新的血液和新的机制。 侃过年 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再没有别的什么节日比过年更让人重视、神往和兴奋的了。相形之下，其他的节日都平平。你比方那个圣诞节和元旦吧，就让人觉得是洋节日，咱们过不过的问题不大。至于“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什么的呢，又觉得是公家的节日，自己马马虎虎也可以。中国人看重的还是传统节日，而传统中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呢，内容又太单一，且瞬息即过，从规模、时间、气氛及物质和精神的准备上都赶不上春节伟大。春节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领导干部，不管你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也不管你是穷还是富，你都须认认真真地准备，欢欢喜喜地去过。我们的报纸电台也几乎每年都要发文章让我们欢欢喜喜过个年或干干净净过个年不是？从没让我们窝窝囊囊或马马虎虎过个年。当然这点自觉性我们还是有的喽，不号召我们也会这样做。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关于过年的故事，而所有关于过年的记忆都是美好的，特别是少年时候。我少年时候家里当然就很穷，越穷就越盼年。过了腊月廿三，你总觉得过得格外慢似的，老也盼不到。这时候庄里自然会有一些年前特有的声音：时而响那么一两下的鞭炮声，猪被杀时的嗷嗷叫声，还有宣传队排节目时的锣鼓声。我们追逐着声音在奔跑。我们听见有汽车路过的声音还要往村外跑，去看那些刚刚下车的本村在外边儿工作的人。他们当然都是回来过年的，且一般都很潇洒，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夸你长得这么高了，尔后掏出两块儿糖给你。有一年的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本家的三叔携未婚妻回来了。他披着棉大衣，他未婚妻穿着棉猴儿。我那是第一次见棉猴儿这种东西，看上去特别漂亮。我三叔还守着好多孩子拔出一支钢笔给我呢！就让我激动得了不得，并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带一个穿棉猴儿的未婚妻回来，还要在未婚妻面前拔一支钢笔给别人。那劲头儿真是要多潇洒有多潇洒…… 当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始才体味到这便是过年的序曲了。过年重要的是过气氛。你不可以忽略过程而只重视结果。这气氛就在那时而响起的鞭炮声、猪叫声和锣鼓声里，就在你这儿那儿地奔跑里。 年前的办年是多么累！我们打扫卫生购置年货，买回了生的还要将它们做成熟的或半成品。若是买了猪头或猪蹄儿，上边的毛往往没拔干净还须重新拔。我们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甚至疲惫不堪，心烦意乱，跟老婆吵上那么一两架……这就是只重视了结果而忽略了过程，没把办年当作过年的序曲，整个过年的欢乐也就少了许多。因此上，我劝朋友们办年的时候悠着点儿，别累着。 春节的高潮在年夜。可你一个人过过年夜吗？我是说你独自远离家乡又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那时候，远处的鞭炮响着，近处的大楼只有你一个人的窗口亮着，屋子里还没电视什么的可看，也没有录音机可听，你困兽犹斗似的转来转去，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我可是知道那个厉害了。我在部队的时候就一个人过过一次。我那天值班来着。当十二点临近，远处近处四面八方骤然响起猛烈的鞭炮声，整个大地也仿佛给震颤了的时候，咱就掉了眼泪呢！这时候突然闯进个人来，女的！一个漂亮得要命也傲慢得要命，先前从没跟我说过话的女同志。她一进来就哭喊着“我受不了受不了啊——”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了。咱竟然也嘟哝着“我也是我也是啊——”将她拥住了。那一会儿谁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合适，当然谁也没有非分之想。待春节过后重新上班的时候，我们又变得谁也不认识谁似的，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是证明。我要说的是那种气氛。它祥和、温馨、文明，坏人也不想干坏事儿。这种气氛差不多可以持续到上班的时候。 大年初一就是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一天了。在那一天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得到完美的体现。哪怕互相之间平时关系一般化，甚至有点矛盾不说话，一拜年一走动就会握手言欢或者使矛盾有所缓解。那一天，小偷儿也该罢偷了吧？坏家伙也不好意思动坏心眼儿了吧？我经常在想，如果人与人之间永远像大年初一似的该多好啊！ 我到城市过了五个春节了，但想不起有什么特别值得一写的地方，跟所有人过得差不多都雷同。记忆深的还是少年时的年，清贫时的年，农村里的年。农村里的年更像年。也许再过些年方觉得城里的年、现在的年有特色？那就等那时再说了。 有关过年的话题是侃不完的，年年都有新印象，年年都有新话题。今年我跟朋友们强调的只是：过年主要过气氛，愿人间天天似过年。 序言的故事 序言这个东西，我先前一直觉得挺神秘，以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写的，那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有一次我家乡有个写报告文学的人自己搞了书号要出书，跑来让我给他写序，我受宠若惊却吓得没敢写。我觉得我还没到写序的份儿上，没资格。 我喜欢看名人写的序，特别是他们的自序。自序一般都不讲理论问题，不花里胡哨儿，也不自吹自擂，有什么就说什么。有的就干脆只说出书的过程，一版是怎么个事儿，二版是怎么个事儿，顶多说说写这本书时的背景，再加上感谢一番为出书出了力的人。你比方钱钟书为《围城》写的好几个序，就基本上是这样。他为1980年10月版第二次印刷只写了两行字：“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致谢。”就这么简单。孙犁为他的文集写的序也很实在。他说：“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实在是有力量的表现，越实在就越有学问，越实在就越可怕。 我出过几本书，因不认识名人，就没找他们写序。也没敢自己写。前年我将我的六十来篇小小说集起来，想出本书。估计到这书出来不会有什么反响，就斗胆自己写了个序。全文如下： 这一本小书里，集了我从学习创作至今所写的大部分小小说，由此可以看出我学习创作笨拙而蹒跚的足迹。 先前我有一种误解：以为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的，创作应该也不例外。基于这种见解，我学习写小说就首先从学写小小说开始。我写《特别约会》、写《摩托在冰海上奔驰》，写一些很特别很离奇的小故事。写着写着不对了，殊不知有好多事情越小越难办，比方小轿车较之大卡车，手表较之大座钟，项链较之大铁索等等。小小说的那点意思与其他长度小说的意思是同样难寻的呀！你还须格外精耕细作，力求精练、精小、精致。所以我从不把小小说看成是小儿科，而看成是手表项链之类的很贵重的东西。 由小到大的写当然是一种锻炼，但不是规律。因为确实有许多人一出手就写长篇并且成功了的。有人说短篇写不好才写长篇，也有人短篇写得很好长篇写得也不错，完全是个人的修养和习惯。 我比较喜欢报纸的文艺副刊。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及这个集子里面一半以上的东西都是发在那上面的。报纸副刊上的小说与其他出版物上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吗？我认为是有的。副刊上的东西好像直露一点不怎么要紧，也不一定非深刻得不得了。你不能让看报纸的人琢磨好几天还琢磨不出你写的是什么，因为第二天又有报纸要看。当然还要贴近生活。我搞了二十年的新闻工作，与报纸打交道多一些，有感情；加之我又是个不会深刻的人，也不能故作深刻，所以我很愿意向报纸的副刊投稿。 这个集子里的小东西都是以长度为标准选的。有千把字的，也有两三千字的。两三千字的小说也有叫精短小说的，为着取其相对短小，就把它们放一块了。当然也便于送人或自己收藏。于中长篇创作的间隙写上一点小东西，也是一种调剂。 我前面说过小小说的那点意思与其他长度小说的意思同样难寻，因此其中有几篇我后来又扩写成短篇甚至中篇了，有的则干脆就是由短篇浓缩而成的，特此说明。 我还愿意继续写一些小小说，届时当学得不再直露，力求深刻一点。 是为序。 这就是我第一次写的那个序了，处女序。你瞧！这是不是还有点像序？特别是后边那个“是为序”，让你觉得不承认不行是吧？如同小说的处女作一样，我当然就很珍惜它，很仔细地搁抽屉里放着，偶尔还翻出来看上那么一遍。可这玩意儿放了一年多了，却始终没有发表的机会。原因是这个小小说集压根儿就没出。这样一个处女序老放在抽屉里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借此机会就这么间接地发表一下。 立此存照并招领 前些时候收到一张1993年元旦的《羊城晚报》，该报《花地》副刊上登着一篇题为《王照日的〈斗鸡图〉》的短小说，署着刘玉堂的名字。如果羊城晚报不把报纸寄给我，我自然会以为那是个与我同名的作者写的，与我无关。可那报纸寄给了我，就说明那小说是我写的。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没有第二个刘玉堂，只有我一个原装正宗并早已到户籍部门注了册的刘玉堂。问题是我从没写过题为《王照日的〈斗鸡图〉》的短小说，也从没与《羊城晚报》发生过任何联系。这是篇假冒的作品！ 仔细地将“我”的作品浏览了一遍，就发现该作品虽假冒却不怎么伪劣，署任何人的名字都是可以发一下子的。（现附录于后，立此存照。）我就不明白：那人为何要这么做呢？是朋友跟我开玩笑？我问遍了喜欢跟我开玩笑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此事。而且这玩笑已经开过了，也该跟我打个招呼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人跟我打招呼，这说明不是我所熟悉的朋友所为；是想甭管怎么样只要发出来就行先挣个稿费花花再说？署着真实的我的名字和单位，人家自然会与我联系，他（或她）又得不到；是自己对这稿子能不能发心中无数，觉得署刘玉堂的名字好发一些？刘玉堂的名气又没大到每发必中的程度，我自己的稿子还经常让人家退得一愣愣的呢！署我的名字就不如署正走红的什么作家的名字好使。 不管是何种情况，也不管是什么动机，这种做法总是不好的呀！正宗的刘玉堂不敢默认冒领，特发此招领启事，望此文的真实作者前来我处说清缘由并领了稿费，我从此与你交个朋友也说不定的。否则就太让人觉得没真事儿了：搞假冒伪劣都到这种地步了吗？ [备考] 王照日的《斗鸡图》 刘玉堂 王老，王照日，十里八疃的文化人。据王老自己说，他是王羲之的后裔，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接见时的情景，时间地点天气握手姿势谈话气氛当时心情等，王老一一都曾有记载。 乡文化站长山月总喊王老王交义，嘱我一定要为王老写篇表扬稿，给县广播站送上。 王老的绝招是画《斗鸡图》。前村后店东邻西舍，无论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往往因能得到王老的一幅《斗鸡图》而光彩许多，斗鸡乃山东话“都吉”的谐音。 《斗鸡图》如此珍贵，自有其妙处，据乡下人说，只要你站在《斗鸡图》前捂上左眼，便可看到两只公鸡撕杀；若用左眼看，便是两只母鸡搏斗；若用两眼观之，则雌雄难分。据有人说曾有幸见过王老的一幅祖传《斗鸡图》，两鸡上下翻腾，大有跳下画面之势；更有人说用手摸了一下还热乎乎的。 用王老的话说，要看这幅画的人非县长一级不行。此画已祖传八代，自己的画与此相比，画法也只算得其一二。 话说一九九一年夏季，中国安徽、江苏等地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乡长亲自到村里动员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一时村里戏台上搭了棚子，安了桌子，其场面如同当年支援前线无异。文化人王老坐在桌子后面，记帐写榜。村民们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文化人一笔一画地写在大红纸上，心窝子里热乎乎的。村支书排头，村委主任第二，更有不识字的经别人指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照葫芦画瓢，在软泥地上学写。 迎着灿灿的阳光，大红榜贴了出来，但人们很快发现从头到尾没有文化人的名字。一后生问：“王老，你捐啥？”王老清了清嗓子：“我捐啥？回家等着听广播吧！” 啥事，还能上广播？人们很快联想到了文化人珍藏的《斗鸡图》。王羲之的后人，恐怕光这名就值万把两万！ 人们的猜测果真不假，王老当众宣布：明天在山月站长陪同下，将祖传的《斗鸡图》捐到县文化馆义卖，以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心意。 进了县城，王老拐进本县最大的碧波商场，花十二元钱买一块三尺见方大花巾，庄重地将画裹了起来。 馆长是个年轻姑娘，跟山月站长打了招呼，听说是为灾区捐画的便问了姓名，然后在记事本上记了：王交义捐花巾一条外加画一幅。文化人见了自己的名字给写错了，忙说：“王照日，日照青山的照日两个字。” 此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叮铃铃响了起来。年轻的女馆长笑逐颜开，一手抓起话筒，一面问文化人：“好了，我一会儿改，你还有事吗？”谢客了。 山月站长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事后找我，要我给乡广播站写一稿，表扬王照日。我问表扬稿的写法，并问及华君武先生如何接见文化人一事，山月说：“一九八八年县农民绘画协会成立时，文化人王照日确曾作为代表出席过会议。” 念山月之嘱，遂以此文记之。 我们怎么了？ 最近接连看了些死人的消息：路遥，四十二岁死于肝病；邹志安，四十六岁亡于肺癌；祝兴义，五十六岁殁于肝疾；山东青年女作家刘岩三十六岁逝于白血病。死神冷酷无情固然令人无奈，而他们身后那一身两屁股的债就不能不让人心酸，可竟然还有人要么在倡导文人下海，要么在造给作家断奶的舆论。我不是把这些人的死归罪于某些口号，但可以联系在一起思考一些问题。 有许多事情值得你认真想一想。比方我们的经济，一方面是谁都咋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是以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例如“大忽隆”、“一窝蜂”。一说办公司，好，办！所谓十二亿人民十一亿倒，剩下的一亿还在找。一说搞第二职业，好，搞！所谓第一职业熬钟点儿，第二职业忙练摊儿。一说办合资企业，好，办！平均几小时就是一家，就像外国人听他指挥似的。一说走上市场，好，走！甭管文学艺术、医学医德、尊严良心，统统走…… 我们怎么了？ 我们习惯于这个，别的不会？我们穷怕了？ 你再比方这个文学，要么把它看得重要得不得了，轰动效应，一文兴邦，一文亡国，作家乃灵魂工程师或青少年犯罪之教唆犯；要么就一钱不值，让他们发表难出书难稿酬微薄还不够，还要让他们有病无钱治，死后一身债。我们能不能把它摆到适当的位置如同裁缝或修鞋匠一样，仅把它看成是一个谋饭吃的行当？有个别作家下海发了财就如有个别农民当了企业家一样而不把它看成是给他们断奶的依据？那些歌星笑星影星偷税漏税你不给他断奶，还要鼓着掌看他们扭来扭去，几个作家拿点工资养家糊口就要反来复去地讨论并试图逐渐照此办理？ 其实不是一切都可以走上市场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什么都走上市场，比方他们搞和平演变的战略及经费，基础理论的研究及教学，尖端武器的研制和侵略扩张的军事行动等等。另外还有比较完善的劳保福利机制及设施。 资本主义的企业主也不主张他们的职工搞第二职业。他们倡导自己的企业精神将工人与企业牢牢地捆在一起，采取感情投资及其他福利措施让他觉得这企业是他自己的，以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死心踏地地为企业卖命。 理论可以暂时不研究，但现实是我们为有病无力递小红包而忧心如焚；我们为屡打不止日趋猖猖獗假冒伪劣商品而深受其害；我们眼看着那些真假合资的企业亏了倒闭了却仍然合作愉快，而那些帮外国人坑中国人的人正在享受着实惠和光荣……这还仅仅是开始，不是第一拨，也不是最后一拨。 有许多老话现在仍然新鲜，比方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可以走上市场的吗？ 文学只能面对市场而不能完全走上市场。我们尝过文学商品化的恶果，知道那些走上市场的所谓文学是些什么东西，那是商人钻了政策的空子而制作出的印刷物。严肃的文学作品是不能用一般商品的价值标准去衡量的。不要文学不养作家或无作家可养的民族是荒蛮之族；全民下海经商乃亡国之兆。 严肃文学的创作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方大锅饭，写多写少写好写坏写和不写一个样；有许多政策需要调整，比方出书难而有钱就不难。但这不是一锅端从根本上给他断奶就能解决的。可恨的是一些所谓下了海的文人或作家是拿着工资下海的；他们鼓噪别人下海的时候还在为他们的级别和职称而拼命地活动。可喜的是一些正经文学刊物虽惨淡经营但仍固守纯文学阵地，一些好的作家和好的文学青年仍然对文学入迷地挚爱。中国的文学是扑不灭扼不死的，中国文学仍然是有希望的。 因人而宜 将手写的字变成出版物上的铅字并以此为职业的人主要有两种：一是记者，二是作家。当然还有一些人偶尔也将自己写的东西拿去发表（比方我们的各级领导），但他们不以此为职业，不靠这个吃饭。 农民靠种地吃饭，工人靠做工吃饭，记者作家靠写字吃饭。这不是一般的传统习惯，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不管你是什么制度的社会，也不管你是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这种分工都要有，工农兵学商也都要存在。当然农民也有做工的（比方办乡镇企业），工人也有经商的（比方辞职当个体户），但也只是个人的职业变了，整体的行当并没有变，还是那些。 靠写字吃饭的人一般都比较敏感，在还不知道国家会不会真给他们断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未雨绸缪寻找退路了，比方各种形式的“下海”。 我所听到看到的名人“下海”主要是经商，真正在生产领域里做做文章创出什么产品的很少。经商也主要是靠着自己的影响、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关系倒买倒卖，或推销个什么产品拿点回扣，或拉个赞助拿点小提成。而且大都没有辞职或停薪留职，有的干脆就连执照也没有，在那里做一锤子买卖。有些人确实也就发了点大财或不大不小的财。 这样的事情听得或见得多了，我们就不能不有所考虑：我行不行？我们自认为对形势分析得很透彻，对意义认识得很明确，且智商不低，有好多点子，好像行，但其实是不行，或大多数不行，能行的只是少数。我曾千百次地设想：如果我开个烧鸡店会如何？鸡怎么杀呢？毛怎么拔呢？摊儿往哪里摆呢？夏天卖不了怎么办呢？千愁万愁。这里面当然有个人的懒惰，但更重要的是你不懂业务，你不具备开烧鸡店的心理和素质。你只能啰啰一些大道上的道理，啰啰完了你还得回来爬格子，你别无高招。其实我们原本就是干别的不行才靠写字吃饭的呀！ 我不赞成文人“下海”，但也不反对。只要因人而宜就好。估计着自己下海能行那就下去，人家不行也别硬逼着人家下。只要他兢兢业业地在本职岗位上工作，就别让人家吃不上饭。人家“下海”发了财咱羡慕就是了。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没本事。正如有的地方的农民会翻跟头儿玩杂技，农忙种地，农闲组团外出演出也能发财一样。人家发财是有本事，谁让你不会玩杂技或小魔术来着？ 我若是决策人物我就不号召文人“下海”，我只号召他们深入生活，安心创作，多出好作品。他干得好，我非但不给他们断奶，我还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轻装上阵。干不好我再让他吃不好或改他的行。我不决定政策也不造给文人断奶的舆论吓唬文人。也不以名人自居，以分析形势预测政策为高明，举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例子诱使领导按照他的思路去制定政策。外国是外国，中国是中国，中国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挽留耐心 忘记是哪次作代会了，夏衍公致闭慕词，那题目就是：《不要把文学看得太重要》。 其他的意思记不住了，有一个意思却至今很清晰，那就是不要把文学看得太重要，也不要把文学看得不重要，要把它摆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去。 麻烦在于怎么样做才算适当，过去是？现在是？还是从来就没适当过？ 近年关于文学创作的话题不少，基本上是众口一辞：创作不景气，队伍在分化，日子不好过，前途不乐观； “**”中受政治的压榨，如今受经济的剥削，文学面临着空前的困境……翻来覆去，还是有关文学的地位及外部环境的话题多一些。 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文人们发多少议论都无关宏旨的。现实是作协还没解散，作家们的工资还在领，文学刊物还照样出。 经费当然是紧张一些，可你打听打听，哪个行当的经费不紧张？教育不紧张？ 部队不紧张？乡镇一级干部发不上工资的有多少？这么横向地比一下的时候，是否能稍微平心静气一些？ 去年整个一年，我也没少咋呼创作疲软、不景气什么的。年初仔细地想了一下，究竟是文学创作的本身疲软，还是严肃文学的市场疲软？ 打开有点档次的刊物看一看，那些比较有实力有后劲的作家不是仍然很活跃吗？ 怎么没听说哪个好作家不写了呢？也没感觉出因为有作家下海而使好作品骤减来。 再仔细地读一读某些作品特别是中长篇的时候，哎，还真不错。不管是艺术上，还是所反映的生活上，与不说创作疲软的时候相比，我看并不差，有些甚至是前些年所无法达到和比拟的。 年底数落一下这一年里有些什么好东西的时候，脑子里总还能留下几篇。 就严肃文学的阵地看，有个别刊物转向了，但是更多的有正式刊号或内部准印号的正经刊物创办了，更甭说几乎所有的报纸副刊或扩大版都空前地扩充了严肃文学的园地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说创作疲软呢？我看关键是我们的读者甚至评论家失去了兴趣和耐心，你的作品再好，他不看，或没功夫看；看也不认真看，完了再说疲软。 还可以问一句：人家为什么不看呢？比较讲理的事实是：文学以外的可看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特别是那个现代化的东西：电视，你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低一点都能看，甭动脑子也能看，那就不容易竞争得过。 你可以跟落后斗争，但不可以跟科学技术抗衡。所以我说，如果说文学创作疲软，不如说严肃文学的市场疲软，不如说文学评论疲软；作者队伍在分化，读者群体也在分化。 一般读者失去了耐心那就失去了，可怕的是与创作关系最密切的评论家们也不怎么有耐心了。 若是有耐心，你知道创作疲软，你又为使创作不疲软做了些什么？你投入了前些年不说疲软时候的热情了吗？ 当然了，有其他更有吸收力的东西的吸引，以及文学评论园地的实实在在的缩小也是一个原因了。 严肃文学的创作与评论，首要的问题我看不是谁疲软谁不疲软的问题，而是与之配套的有关政策调整的问题。 比方这个出书难、出评论书更难，而有钱就不难；说是提高稿酬，而实际并没落实或无法落实等等。 但文学又从来都是在逆境中生存的，你越是不怎么待见它，它越是要活一个样子出来给你看看。 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就是耐心，或只有耐心。 好人关注文学 现在终于没人再咋呼“给作家断奶多么好”、“文人下海多么必要”什么的了。这是个炒烂了的话题，炒也是白炒、空炒，没有哪个有文化的领导和有水平的政府会听他们胡啰啰儿。当然这也是一个民族成熟和有理智的表现。 好的文学家是民族的代表和象征。且不说一提肖洛霍夫就让人想起哥萨克，一提艾特玛托夫就想到吉尔吉斯了。六十年代初，我国鄂伦春族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让大风雪给刮跑了，茅盾先生当时听说之后就掉了眼泪，他说一场风雪刮跑了一个民族。可见作家在有学问的人眼里是多么重要。 好的作家在没学问的、四十岁以上的人眼里也很重要。我家乡好多不识字的人一提刘知侠、苗得雨等人，还是肃然起敬的。我有一个叔伯哥哥刘玉华于1958年曾窜了六十多里地，去跋山水库工地看刘知侠怎样体验生活，可惜没见上。他消息知道得晚了，等到他听说，人家早走了。他窜了六十多里地学会了一个词儿：下生活。我学着写小说之后，偶尔回一趟家，他见着我就说又回来下生活呀？他说得很内行，很专业，听上去很亲切。 前不久，几位作家和几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们有一次小小的聚餐。席间，分管该餐馆工作的济南市政协的一位副秘书长去碰酒，说到时下文学的地位及作家们的寒酸老泪纵横，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我顺口说了一句，好人才关心文学，大家亦表示同感。这位副秘书长我跟他不熟，但我断定他是个有教养、有层次和有责任心的好人。 好人关注文学，是因为好的文学都是劝人学好的，它能使你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层次。它永远呼唤真、善、美，保护女、弱、小，鞭挞假、恶、丑。它当然也写坏人，那也是为了便于你识别与警惕，让好人一生平安。 关注文学的人，一般都是想大事情的人。他惦记着我们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积累与重塑。深怕如此糟践民族文化会贻害无穷，长此以往会国将不国。 我没说不关心文学的人就不是好人。但好人至少不轻视、鄙视乃至压榨文学，更不会缶底抽薪，动不动就要给你“断奶”或企图诱使政府制定有关“断奶”的政策。 时下出现的“社会闲人搞裁剪，投机商人搞出版”，不是文学本身的罪过，也不是严肃文学作家们的错误。这恰恰也说明，文学是块肥肉，你不重视，有人重视；好人不待见它，坏人就要乘虚而入。 近读《作家报》几条消息：陕西长篇创作大面积丰收，五部长篇在全国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广东重视长篇创作，十位长篇小说的作者将获生活补贴一万元；江苏作家厚积薄发，每人手头至少有一部长篇或两三部中篇正在作最后的润色……我即有一个明显的预感：本世纪末严肃文学特别是中长篇创作将扎扎实实地再度繁荣，从现在开始，有一大批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好东西将陆续冒出来。每念及此，我总是激动不已，恨不得到大街上喊一声：啊，严肃文学创作的春天你终于悄悄到来了…… 即将到来的文学创作的繁荣，是扎扎实实、不声不响的繁荣，而且是憋着劲儿悄悄到来的，不是你号召一下子就能出现的，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好的文学说到底，还是个气节与贞操的问题。你不是要它活不痛快吗？它非要活个样子出来不行；你不是咋呼文学疲软吗？它非要繁荣一下给你看看不可。在经过了一段经济的与精神的压抑之后，在好人们的关注之下它来上一个繁荣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处在世纪末这样一个特殊而又伟大的年代。 说批示 在毛**同志的所有著作里面，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除了他的诗词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些批示了。在他之前有没有批示这一说呢？有过类似的东西的。例如皇帝的御批和文人墨客们的批注。但就某项政治活动和具体工作批得像他那么有章法，有学问，有文采，还不曾见到过。撇开政治上的指导意义不说，在文秘这个大范畴里面，我认为毛**同志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批示。 印象中毛**批示最多的是关于胡风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其次就是“**”时期了。我特别喜欢他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批示。像关于《逼上梁山》的批示了，关于他“喜欢京剧不喜欢交响乐但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你拿个京胡吱嘎吱嘎拉不那么雄壮嘛”了，还有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等等，那真是精辟得要命。只要在哪里见了，我都抄在小本本上，反复学习。 我比较系统地学习毛**批示是我在县广播站负了点小责的时候。在广播站管宣传你只会写消息通讯之类的文章还不行，还须写本站评论员文章和编者按什么的。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写过，我即现学现卖。要学当然就向毛**同志学。我就发现毛**同志的一些句式特别新颖，格外出味儿。你比方他关于学大寨的批示吧，里面有这样的句式：将全国所有的县都建成大寨县是可能的，一年两年不行，三年四年怎么样了五年六年呢？七年八年总该可以了吧？听起来就格外有气魄，播音员也爱读。有一次我写一篇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的时候就模仿他。我在论述了一番将生产搞上去、将人口降下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之后写道：将出生率保持在千分之七以下是可能的，一年两年不行，三年四年怎么样？五年六年呢？七年八年总该可以了吧？听上去跟大人物说的一样，很来劲。不想这评论一播出去，计生委的同志就问我，那个从一年两年到七年八年的话是哪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的？我说是我学着写的，还有点气魄是不是？人家说气魄是有了，可不符合上级精神啊，上级要我们今年就要降到千分之七以下，你说七年八年怎么行？捅了个大娄子。所以一切带气的东西，像气质气概气魄什么的都很难学。 我说批示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是指它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学能写和写了之后能用的。它的局限性非常大，非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不行。否则你写了也没用。当然也没人让你作批示。你只能写点学习某个文件的心得体会或落实措施。这东西等你当了领导干部现学也来得及，没有先学会了作批示才当领导干部的。 一般基层部门的负责同志也经常作批示，好像没有多大的学问也行。你比方在报销单据上作批示，一般写上同意报销或不同意报销就能解决问题。你再有才华也不容易在报销单据上显示得出来。但要当个相当一级的领导就非得有比较全面的学问不可了。你可能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但你不一定会作批示。你硬作，待传达下去还是让人觉得没学问。 有学问的批示，让人口服心服，有助于工作的开展和任务的落实。没学问的批示，人家也可能会落实，但心里总有种不怎么踏实的感觉。我在部队刚学习搞通讯报道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表扬某连司务长节约用粮计划开支的稿件，说他精打细算，每月伙食费都有节余什么的。我送政治部主任审查，他作如下批示：“此事不宜提倡。连队战士的伙食费普遍偏低，且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即使全吃上，尚不能满足正常需要之营养，怎好再从他们微薄的伙食费里搞节余？说得严重一点，此司务长乃变相苛扣军饷也，不仅不宜表扬，还须批评教育。连队似不提倡增产节约、而只提增产不浪费为好。此事遇适当场合我还要说一下。形而上学害死人，不发。”我看了之后即很受教育，同时也觉得我们主任有学问。 ……这么一写，有点不自量力指导人家怎样写批示之嫌了，赶紧煞住。其实我只是将批示作为一种文体来说的，并不是我有写批示的资格、写出来的批示比别人有学问。但我喜欢有学问的批示也是不言而喻的。 写作上的机械革命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从小时候学习写字至今，所用的写作工具差不多都是沿着石笔——铅笔——蘸笔——钢笔这条路走过来的。如今的孩子大概都不知道石笔是什么东西了。石笔当然就是一种石头，我们那地方叫滑石。好的石笔很软很纯，在石板上写了字很容易擦掉，也不会划坏了石板。但很纯的石笔往往很少，大部分都有青石的成分在里面，写着写着吱一下就把石板划出一道印儿来。那玩意儿当然就很便宜，一分钱能买好几根。石笔石板这些东西最大的缺点是不牢固和不便于携带，你若不小心摔了一跤，你书包里的这些东西差不多就坏了，特别是那个石板，至少会摔出几道纹儿来。我们曾多少次为摔坏了石板而伤心啊！ 铅笔就牢固得多了，你摔个十跤八跤的都没事儿，而且写错了还可用橡皮擦掉，重新来。问题是铅笔写了字不很清楚，写的时候须在舌尖儿上蘸一下。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好的铅笔是无须用舌尖儿蘸一下再写的。而且用铅笔写字还是一种身分，越是大官儿就越用铅笔写字。你看中央首长开会的时候每人面前都有一大把铅笔不是？我有一个战友的父亲是林彪反党集团里边的，我曾看过他正走红的时候写给儿子的亲笔信，那就是用铅笔在宣纸的信笺上竖写的。嗬！特有体，有派，有气势。我后来也这么给朋友写过信，可总不如人家写得好看，而且还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遂拉倒了。 我上高中之前一直用蘸笔。蘸笔里面就有金属了，就有点半自动化机械的感觉了。上边儿那个小舌头状的东西能控制着它细水长流，不是忽拉一下就将墨水流完，蘸一下可以写一大会儿。用蘸笔写字还很容易出笔锋，写出字来格外有体有劲。缺点是颜色往往不甚一致，刚蘸了墨水写的字颜色深，写了一会儿的字颜色浅；还不适合作图。你若用蘸笔比着尺子画一条直线，那就不容易画得利索。当然还不便于携带，它只适合长期做案头工作的人员使用，比方财会人员了，乡一级政府的文书了什么的。 钢笔就是全自动化的机械了，也叫自来水笔。我的第一支钢笔是我读初中之后我的一个在外边儿当点小官儿的三叔送我的。那钢笔是英雄牌的，我到商店里一打听方知是个不小的数字：十五块七。六十年代初这个数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遂作类似三句半的试笔诗一首：三叔送我钢笔一支，价格一十五块七。可买三十多斤猪肉矣，好东西。好东西不宜随便使，须好好把它来爱惜。关键时候再用它，出成绩。后来我就带着这支钢笔参了军，学写新闻报道及学习毛**著作的心得体会，待唐山地震，我去抗震救灾来着，就把它给丢了。 有一年海军报社还奖给我一支圆珠笔，可写出三种颜色的字来，我又作试笔诗一首：小小一支圆珠笔，是红蓝黑三色的，三种颜色皆试过，下水的情况还可以。若用它来写稿子，不太容易出字体，只适合开会作记录，丢了也不觉可惜。 当我用上电脑的时候，我是多么怀念和珍惜用钢笔抄写的稿子呀！你可以说我的小说写得不好，但不可以说我的稿子抄得不好。余与各类编辑打交道二十多年，还没听哪位编辑说我的稿子卷面不整洁、写的字不好看。你也可以说我的小说不深刻，但不可以说我的语言不流畅。而流畅是从不流畅中过来的，这就须没完没了地改。抄稿子的时候你还不能保证一个字也不错，错一个字一涂抹看上去就不顺眼，若是拿小剪子剪一块白纸将它盖住呢，也还是能看出来。遇到这种情况，不管已经写了多少字我都要把整张纸全撕了，重新来。早晚自己顺眼了这才把稿子投出去，你心里话：这么整洁流畅的稿子，编辑能忍心不用？这样一来卷面是整洁了，语言是流畅了，浪费的稿纸却就老了去了。我于前年冬天即买了个电脑。近两年的实践证明，电脑的出现和普及是本世纪写作上的一次最深刻的机械革命。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便于没完没了地修改。你删、添、调整、改了半截又不想改了再恢复，都方便得要命，它不会也不可能影响稿子的质量。相反，因为改起来方便，你更愿意多改它几遍，只能是提高质量而不可能降低。当然有个掌握的过程，比方你从前写作只考虑写的内容，而无须考虑每一个字的结构，现在不仅要考虑要写的内容，还要考虑每一个字怎么写。但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过去，像我这么笨且不懂英语的人两个月尚能解决问题，更何况比我聪明和灵巧得多的人乎？如果你稍微懂点英语掌握得会更快。 它当然也有缺点，比方它不便于携带，出了问题不便于维修什么的。特别像我这种抽烟的人还要受到许多限制。我先前写东西是一手拿着香烟抽，一手拿着钢笔写的，从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现在不行了，你若抽烟，就只能用一只手打。正规的指法是两手并用，哪根手指摁哪个键是固定的，熟了之后可以盲打，甭看键盘。可我不行，我大多数时间里实际是只用一个手操作，另一只手偶尔帮一点忙，但因为指法不规范，也快不到哪里去。可咱不就是用它来写个稿子吗？一边想着一边打？咱又不是专职的打字员，你要那么快干嘛？ 刀耕火种了多年，字写得又不错，不忍割舍，有一点惯性和排他性是可以理解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你不可以排斥先进与科学，你可以拒绝面包，但不可以拒绝用机器磨的面粉。现在的问题不是电脑可不可以用，而是如何让作家们买得起。 钱这东西 钱是人人钟爱的一种特殊纸张，世间一切好事儿与坏事儿差不多都与它有点关系。我反对拜金主义、一头扎进钱眼里，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曾产生过不喜欢它的念头儿。我每天爬格子干什么？还不是想多弄点这种特殊纸张以养家糊口吗？沾着唾沫数着这种特殊纸张的感觉，是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兴奋与喜悦之情的了。 我们的兜儿里偶尔会有几张格外脏的人民币，这是我们去买东西时公家的售货员或个体户卖肉的找给咱的。他们在找给你零头的时候总是挑最脏最破的票子给你。我们无法或懒得跟他计较，他找给你你就接着了，尽管你十二分的不情愿。 脏票子的面值一般都不大，差不多都是一角的、两角的或五角的，顶多是一块的。这些东西放在你兜儿里如同鸡肋一般，留之格盈，弃之可惜。你就想办法尽快买了东西花出去，不管那东西你急不急需，这时候花钱往往就不是以买东西为目的了，而是花钱的本身就是目的了。 这是一个花钱的心理问题。 狡猾的商人抓住这个心理要做文章。他们知道脏票子流通得快，就故意将票子弄脏弄破甚至撕去一个角，弄得它在能用与不能用之间，让你赶快花出去。你这样想他这样想都这样想，商品流通就加快了。如此循环往复，市场上就永远流通着脏票子。 小时候大人给我们压岁钱一般都是没用过的。他们平时偶尔有几张崭新的票子往往不舍得花，说是留着给孩子做压岁钱。压岁钱一般都是纸的，你不能弄些小钢崩儿给孩子。那玩艺容易丢，也显示不出多么干净来。我们拿到那些崭新的票子是多么高兴啊！所以压岁钱的意义不在于富有，而在于干净。 工资一般都比较干净，不仅票面干净，含意也比较干净。它是劳动所得，另外也有党的关怀在里面。我们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是多么欢欣鼓舞啊！它标志着我们是大人了，能自食其力了。我们甚至将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给我们最亲爱也最没有本事的人，比方给爷爷奶奶了，或给姥爷姥娘了什么的。 稿费也比较干净。第一次领稿费也让我激动得要命，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票子神圣、值钱、好听。我小时候村里有个常年蹲点的技术员，经常在《农村大众》和《农业知识》杂志上发表些《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六六六”粉并不是试验了六百六十六次》之类的小文章，据说他曾经用稿费买了辆国防牌自行车，我就崇拜得不得了，并决心将来也要用稿费买一辆自行车。“**”期间抄“黑帮”的家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老师有一本报纸剪贴，里面有几首他写的四行一首的那种诗，旁边还注着稿费多少什么的。我也暗自崇拜得不得了，并决心将来也要有一本那种东西。待我参了军搞起了新闻报道工作，就照此办理了。哎，还真有用，我后来从部队转业安排工作的时候，那些剪报就派上了用场，很顺利地就分到了个业务对口的单位：广播站。 ——噢，扯远了。再说第一次领稿费。我第一次领稿费是领了七块钱，是篇一千来字的小通讯的稿酬。部队的汇款单都是通信员代领的，他领了之后给你咋呼，说是“好家伙，稿费、稿费……”另外他即使不咋呼，咱那个激动劲儿也不可能保住密。结果星期六下午党员生活会上就有好几个同志给我提意见，说是部队干部都是有工资的，而新闻报道是你的本职工作，你不能除了工资之外还要另外拿一份。可我要缴出来的时候，给谁谁不收。他们还挺慎重，觉得这事既然是生活会提出来的，那就不能买烟抽或买茶喝，最后有人提议干脆缴党费吧，我遂即照办了。 后来《解放军报》曾就稿费缴给谁的问题开展过大讨论，最后才统一到谁写稿子给谁这样的意见上来。 靠稿费当然发不了财，甚至不能养家糊口。专业“坐家”除了干巴巴的工资之外，没有任何的奖金或实物奖金，偶尔年底发个挂历还激动得要命。我把稿费看成是其他单位的奖金之类，也不觉得有多亏。咱领得少是发表东西少，谁都不怨。重要的是你觉得那是劳动所得，票子干净，心里踏实。 我们赞美费好大劲儿才得来的票子，不赞美来得太容易的票子，当然更不赞美来路不正的脏票子。 烟这个东西 几乎所有抽烟的人由抽烟到上瘾都是一个故事。要是说出来，你在旁边儿听着都可以原谅他，觉得他应该抽、抽得好。我不会抽烟的时候，看着抽烟的人就气得慌，黄病拉叽，咳咳嗽嗽，二流子似的。我刚到有“三宝三怪”的地方当兵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省***的女副主任来我们部队慰问，她在**台的前排就坐，就人五人六地抽烟，还跟我们司令员对火。台下的战士们就议论纷纷，说是瞧她那熊样儿，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整个一个女特务。可等到自己会抽了，就不那么看了，觉得女士抽烟是一种风度，一种时髦，特别她们拿着那种细长的女十香烟抽的时候还怪好看。手指头呈莲花状的那么翘着，抽几口之后用食指往烟卷上那么一敲一敲，哎，不难看。她们若是用中指和无名指夹烟也不难看。 我抽烟是与环境和气氛有关。那年冬天我跟我们分队长到农村搞“斗批改”，天天晚上开会。会开得时间长了还想打瞌睡。这时候我旁边的社员就会卷一支土烟给我抽。那里的女社员差不多也都抽。她们一个兜儿里装着烟末，一个兜儿里装着裁好的纸条儿，卷起烟来动作很熟练，抽起来很大方，一种谁都应该掌握的业务似的。这么三抽两抽，就学会了，上瘾了。 我们知道抽烟对身体的害处，给经济带来的麻烦，有百害而无一利。但你别无选择。我开始抽烟的时候，当然买不起好烟。买一盒两角七分的红玫瑰都要做半天思想斗争。有一回，一个很漂亮也很清高的女战士找我办什么事来着，她一看那个红玫瑰的烟盒就说是你怎么净抽劣质烟草啊？她管烟卷儿叫烟草而且还是劣质，就把我丢得够呛。那一回我几乎就戒掉了，可戒了两天，还是找出诸多理由又抽上了。比方你不能为一个小女孩的那么一句话就改变了自己，堂堂男子汉干嘛要听她的呀，她算老几呀什么的。后来还戒过几次，戒烟糖也吃了，戒烟茶也喝了，可没管用，遂拉倒了，不戒了。 不管怎么说，抽烟的水平还是整体生活水平的一个显著标志。比方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人不是人，腰里别石林”了，“有钱没有钱，要抽蝴蝶泉”了；又是什么人大中华，什么人阿诗玛了什么的。生活水平不提高他抽得起吗？有些年我们还把抽烟看成是对国家的贡献，多抽烟就等于多缴税。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个首长就这么说。他当然就抽大中华，当时是七毛来钱一盒。他说一个月三条大中华，给国家一个金娃娃，就等于李先念将钱从这个兜儿里掏出来又装进另一个兜儿里了。 烟这个东西还是馈送亲友的好礼品。你给抽烟的老丈人做生日，送条将军烟那就比送盒蛋糕什么的让他高兴。当然不正之风差不多也是由送烟开始的。我曾写过一个小小说叫《好烟盒，坏烟盒》，说人不当官儿抽不起好烟的时候，把孬烟装进好烟盒里，比方把泉城烟装进将军烟盒里了。当了官儿有人给送烟抽的时候，就把好烟装进孬烟盒里，例如把红塔山装进青州烟盒里了什么的。有人读了还觉得挺有新意。所以烟又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不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把烟看作是精神食粮了，就是我们几乎天天看的影视剧作里面，哪个电视剧里没人抽烟？全部由女人演的《八女投江》里面还有人抽呢！如果我们的烟草公司给抽烟的作家实行优惠，我举双手欢迎。 黄烟种植给我们的农民兄弟带来多大的实惠呀！我家乡的农民就是由于种黄烟才增加了不少收入的，所以我对烟有感情。 我这么说不是要鼓励大伙儿抽烟，而是说烟文化是个很复杂的现象，从哪个角度说都有话说。我主要想说的是：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从事烟草生产制造销售等工作的人是好的，抽烟的人也是好的，与烟有关的工作同样是重要和美丽的——尽管都是废话。 中国是个大酒场 在烟酒糖茶这个大家族里面，数老大哥的，我看是酒。如果让我投票安排它们的顺序的话，我会这样投：酒、烟、茶、糖。 什么话题也不如酒的话题多；什么文化也不如酒文化那么永恒和富有魅力。 如果把全国所有酒场上的劝酒词儿搜集一下，编一本《中华酒令大词典》我想是绰绰有余的。你因公到县或县以下的单位去，喝起酒来你就听吧，那劝酒词儿真是丰富得要命。什么“不管来的是哪一级，酒席桌上再作指示”啦；“只要感情深，甭管酒假与酒真”啦；“革命小酒天天醉，该喝不喝也不对”啦。又是“三盅（中）全会”、“四个不可轻视”、“鱼头鱼尾”什么的。有的还引用郭小川的诗呢：“财主醉了/因为心黑；衙役醉了/因为受贿；咱们醉了/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什么都可以是喝酒的理由，甚至年龄、姓氏、籍贯也能联系上：“你姓刘，我也姓刘，那得喝一杯。”这劝酒词儿一说，那真是出气氛，要多融洽有多融洽。这小酒一喝，以后见了面就会觉得格外亲切。我还没见过所有的人都一句话不说光埋着头喝酒的酒场。 各地敬酒劝酒的风俗不甚一致。大部分地区都是先喝为敬的，碰一下杯自己先干了就算是敬了。我家乡沂蒙山敬酒则不是，他要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端着酒杯让你喝，而他自己不喝。你要跟他一块儿喝，他就会过意不去，他管这种形式叫碰酒，而不是敬酒。他早晚要找个理由让你自己单独喝两杯才放心。 济南人喝酒特别好玩儿。你比方他在马路上违犯了交通规则让警察逮住了，他要说你们队长我认识，抽空我去找他喝酒，不是外人嗯。若是罚款的话，充其量也就罚个三块五块的，但他要找那警察的队长喝酒，还要把那警察请上。喝酒当然就是他掏钱，那就三十五十的下不来。你可以说这是将简单的事情办得非常麻烦乃至复杂化，但也可看出酒是如何地使人不打不成交。 还有另外的情况：我家附近有一家的主人请同事喝酒，喝完了酒主人出来送客人，一边送一边说，今天这酒喝得基本上还可以是不是？就是谁谁谁不怎么够意思。那个被点到名字的就说，你他妈的说谁不够意思？那个说你不够意思，我跟你碰杯你他妈的为什么不喝？这么三说两说就打起来了，最后两人竟然动了拳头。 …… 中国是个大酒场，无处不喝，无时不喝。酒之浪滔汹涌，没有什么人或文件能阻挡得住。我们只能疏导：将酒喝得宽松一些，文明一些，人家不会喝别硬让人家喝；人家喝不多，别硬让人家多喝。劝酒以北方和穷地方为最甚，越是穷地方越能劝。我们是否也学学南方和富地方的做法：主随客便，各尽其能？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必悲哀，共和国的酒场上，会放射出更加醉人的风采。 花茶与绿茶 每一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差不多都有些很正当的理由。或因工作，或因身体，或赶时髦，或学了某些科学知识想照此办理。你比方我们北方人一般都喜欢喝花茶，可你从某个生活小知识上看见喝绿茶比喝花茶更有优越性，说不定从此就改喝绿茶了。 我于生活中发现，烟酒糖茶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帮助人出风度的。如果你周围的人都抽泉城牌或丰收牌香烟，你猛丁掏出包超长过滤嘴，当然就不同凡响，显得是那么有气派，有风度，有层次。 喝茶也是。 我喝茶的档次比较低，不管是质量上还是境界上都还没入道，仍然停留在“渴了才喝”的阶段，且喝花茶。我不是先知道了喝花茶的好处才喝的，而是周围的人都喝这个，我也就喝了。其实会喝茶的人不喝花茶，他们以绿茶为正宗。且讲究水、茶具乃至氛围。水当然是以山泉之水为最佳，茶具则以南泥为最妙，与你共饮的还要互相看着顺眼、投脾气，不能三喝两喝就打起来了，所谓喝功夫茶。有时候你在茶馆里看见几个老头一上午能喝十来暖瓶水，你担心他们的肚子里边已经没地方盛了，其实不要紧，他们回到家吃饭的时候还照吃不误。这是闲人的喝法，一般人恐难做到。广州一带还兴喝早茶，那意义已不在喝而在吃了。 我改喝花茶为绿茶也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境界，而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 那年我去外地参加一个笔会。与会者名气大小不等，有如雷贯耳的，有名不见经传的，当然也有女的。而参加笔会的所有女人我先前一个也不认识，不仅不认识，她们的大作及名字也不曾拜读和听说过。可她们一个个的穿着风衣，戴着“法兰西”，挎着仿鳄鱼皮，拖着有四个小轮子的那种皮箱，哗啦哗啦地就来了。那神情自不必说，要命的是，待开会的时候，她们一个个地端着麦氏咖啡的杯子，里面泡着龙井，几棵叶子悠然竖着，那颜色是绿里透着淡黄，淡黄里透着清绿，看上去特别有风度、有学问。可我们北方几个作家呢，一个个土头土脑，乡村会计似的，端着罐头瓶或中药瓶的杯子，特别那里面的颜色让你自卑：红不溜球，黄不拉几。我们自惭形秽地相视而笑了。 回到宿舍，我们当然把那些神情傲慢自命不凡且喝绿茶的女人批了个体无完肤。可第二天我们分头上街逛逛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都买了包龙井回来。我们议论着坏女人一般都比好男人会享受，喝着颜色美丽的茶水，寻找着喝绿茶的依据，决定批判地吸收她们的经验：从此喝绿茶。 麻烦在于好的绿茶一般都比较贵，且假冒伪劣产品比较多。年前我至龙井的故乡开会，买了半斤包装得没法拆开看的龙井，结果就让他坑了一家伙，根本就泡不出那些女人们杯子里的效果。 其实我们山东就出绿茶，像日照、临沭一带出的绿茶也能泡出很美丽的颜色，且味道也不错。近两年平邑还出了一种金银花茶，色香味也都佳。我喝茶就主要喝它们，喝起来放心，端出去也不寒碜。 ……说得这么热闹，你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好，归纳一下：一，我想说改变一种生活习惯的原因，有时候想起来觉得挺好玩儿；二是想向读者诸君推荐：夏天喝绿茶，冬天喝花茶，春秋来他个金银花，而且主要喝咱们山东的。 越来越不受待见的糖 凡是让人上瘾的东西，都是多少带点苦味的东西。你比方烟、酒、茶就都带点苦味。这叫自讨苦吃，苦中求乐。甜东西不太容易让人上瘾，我还没见过有吃糖上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就是个甘受其苦、与痛苦不能须臾分离的东西。 曾几何时，糖之家族是何等的荣耀！糖是幸福的象征，喜庆的标志，孩子们的美食，圣诞老人的礼物。你光有人民币还不行，还须配给的糖票它才肯光顾。 我第一次吃用玻璃纸包着的糖，是我的一个表姐夫抗美援朝回来相对象的时候带来的。当时有这么几句话形容抗美援朝回来的人：叫留洋头，不戴帽；镶金牙，自来笑；穿皮鞋，跨步高。我那个表姐夫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形象。他还戴着一种我们后来知道是打农药用的风镜。我那是第一次见有四块玻璃、中间用帆布连着的眼镜。他这一套行头连同给孩子分发带玻璃纸的糖块儿，就让我们有点小激动。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出去当兵，回来的时候也要在未婚妻的家里给孩子们分发用玻璃纸包着的糖块儿。那劲头真是帅极了。我这个理想后来还真实现了，只是我当兵的那地方根本就没什么好糖，还是后来成了我妻子的人自己出去买来分发的。 小时候我们吃糖，只是搁嘴里含着，不舍得咬。如果有哪个孩子嘎崩咬一下，大人们就说这孩子！不会过个日子。春节过后，偶尔会来一些卖糖葫芦的，但也大都不是用真正的糖粘的，而是用地瓜油熬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拿着一块带玻璃纸的糖，问我们：这糖好吃吗？我们说好吃。知道糖是什么做的吗？个别聪明一点的孩子说是甘蔗。哪里盛产甘蔗呢？我们不知道，老师就告诉我们是台湾，所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如果把台湾解放了，吃糖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是多么盼望解放台湾啊！ 后来我们知道不光台湾盛产甘蔗，广西广东一带也产。有许多好东西都是南方传过来的。用北方的甜菜做的糖，据说不如用甘蔗做的好吃，但一般人不容易分得出来。 如今，不管什么花样儿的糖都不怎么受待见了。甭说糖了，就是蜂蜜也不显得多么珍贵了。它成了肥胖与糖尿病的罪魁祸首。但糖这个东西还会存在下去，它除了在孩子们中间还有一定的市场之外，它还是一种喜庆的象征，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也还是要摆一摆。也还会有另一种形式的糖出现，比方大人能吃的既减肥又能防治糖尿病的糖了什么的。 大热天儿 大忙天儿 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家干什么呢？”我说：“喘气儿。”朋友笑笑说，喘气儿对，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喘气儿。 我来省城转眼已是五个寒暑了，却仍然适应不了济南的热，就像我永远也不能适应城市的喧嚣与噪杂一样。这就很麻烦，济南的夏天是多么漫长，你觉得过了冬天立即就是夏天，而过完了夏天冬天也就来临了。你甚至感觉不到济南还有春天和秋天。在温度与你的体温差不多甚至比体温还要高的日子里你能干些什么呢？你所有的灵感及好想法都让它破坏掉了，你更不敢去干体力活，剩下的就只有喘气儿了。 老济南们或许日子要好过一些？但我的感觉是这样。 济南的热是全方位的。不像别的地方那样白天热晚上凉，太阳底下热树荫底下凉。它是到处都热，热得你无处躲无处藏。 大热天儿，情绪易烦燥。我楼前的小路上，夏天打架的就比其他季节多。有时一天有三起，全是两口子在家里打了还不过瘾尔后又跑到街上去打的。 大热天儿，也不宜找东西。你一时忘了钥匙之类的小东西放在哪里了，三找两找就要烦，最后说不定东西没找到还要打孩子骂老婆。所以那东西若不是很急需，你最好等天凉快了的时候再去找。 大热天儿里，最忙的是什么人？是高初中毕业生和个体户。我不知为什么要把学生的毕业和升学这两个最关键的考试放到最热的日子里去进行，你看把孩子们折腾的！每年在考场上晕倒的有多少！1965年年初，我上高二的下学期，学校里曾传达过毛**与王海容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谈教育革命的问题，说学生负担太重，你就是不要做作业什么的。那期间，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竟给当时的高教部写了一封信。正巧头年我县某中学去沂水参加高考时，河里发大水，冲走了几个学生，我即以此为例；同时还列举了大热天儿考试是多么影响正常水平的发挥，之后即建议将每年的招生、毕业、升学放到寒假去进行。当然就没人理睬。后来，我听说1958年个别地方曾这么做过，但是不成功。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个不成功。 这件事如同病一样，自己有病的时候重视一下，别人得同样的病的时候就不怎么放在心上了。自己有孩子要毕业的时候重视一下，人家的孩子也要在最热的天儿里没完没了地考试的时候就不怎么放到心上了。所以，你别看着天天咋呼教育改革，但真要改起来，其实很难。 个体户们在最热的天儿里当然也忙，但那是赚钱的好机会。你懒得思维、懒得做饭的时候，他忙一下，那就可以使生意兴隆，值。而学生们不值。 还有许多大忙人，但不如上述两种人忙得急迫。 人体是按一年有四季一天有白有黑这样的时令构造的，冷热你都须挨。你人为地让它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行不行呢？我认为是不行的，除非你将你的肉体重新结构，否则你就会得空调病或其他一些现代病。这里边肯定有一个心态与生态的适应和平衡问题。我不能说得很透彻，但不透彻不一定就没有道理。——当然这是作家的感觉，而不是科学家的解释。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的办法是保持心态的平衡。另外也可用自然的风或水作一些物理性的调节，绝不可用化学的办法强行降温或加温。 你要说这是伪科学，我也没办法。像相面星象之类的书都能堂而皇之地出版，我说这么点真实的小感觉有何不可？ 自己的城市 我从温情脉脉的沂蒙山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生活了几年之后的感觉是：文明而嘈杂，潇洒而冷漠，热闹而孤独，总之一句话，那是别人的城市，让你很无奈。因此，每当那个城市遇到不好的天气，比方下个冰雹了什么的，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跑到阳台上，遥望着家乡的方向由衷地祈祷：这冰雹千万别下在沂蒙山啊！ 让你觉得城市冷漠压抑孤独的原因，当然来自老城里人对你这个新城里人轻易占领的敌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你的家乡太穷太小，你若是从美国、日本或者北京、上海来的，那感觉就会截然不同。这时候我是多么盼望我的家乡沂蒙山快快富起来啊！ 仿佛是沂蒙山的名字一诞生就开始了——它在以老区、奉献、憨厚、朴实而赢得了它的知名度的同时，也与一个穷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一提沂蒙山，必然就想到它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它在一些文人的笔下成了衣服褴褛的少妇，挂满勋章的乞丐。这样的形象或概念，实在让我这个沂蒙山人倍感脸红难堪啊！简直都成心病了。 时值九十年代，我的家乡沂蒙山终于冒出个能让人吐口气的自己的城市——临沂。前不久，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中，咱们的临沂名列第三十一位。 我赶忙跑来了，短短几天的采访，所见所闻，一扫压在我心头多年的阴霾，心情一下舒畅起来。 我是第一次见临沂市的市长徐志顺，这是个很有学者风度的中年人，头发一丝不苟，衣着新潮讲究，说话有条有理，一看就是那种思维敏捷扎实能干的人。他告诉我，其实临沂市1989年就成为全国首批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了，那年的8月，他还到北京出席了财政部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他作为县级市的代表第一个发了言。那是个讲安定的会、鼓劲的会，**总理听了会议的情况非常高兴，将他们请到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照了相。而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临沂市的工业基础如何呢？建国四十多年来，全市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三中全会之前全市农民人均收入只有七十八元，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临沂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靠着自己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的。到去年底，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即达八百三十九元，全市综合实力名列全国百强县的第三十一位。 第31名这个位置当然还不能算很靠前，但也足以让沂蒙籍人热泪盈眶了。这是一个可以告慰华东烈士陵园六万多烈士英灵的变化，完全值得向全国人民宣告一下子的：它标志着地处沂蒙山区的临沂人民已经与贫困告别并豪迈地奔向富裕之路；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小康水平指日可待。我将这个意思跟临沂市委书记张敬涛同志谈起，他很动情地说，你可以这样写，你写了就等于我们市委市府宣告了。 或许因为我对这个穷字忌讳得太久了，我把这事儿看得很重，我认为这是在临沂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临沂建城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祖祖辈辈有谁敢说与贫困告别过吗？没有！但本届市委市府就敢，而且敢得名符其实。他们以冷静的头脑、内行的眼光、科学的决策、开拓的精神带领160万临沂人民创出了前无古人的第一流的业绩。 我对这事儿看得很重，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年从中央到省及附近地市对沂蒙山区的扶贫工作应该说做出了令沂蒙人民世世代代不能忘怀的巨大贡献，沂蒙人民脱贫的功劳簿上第一笔就应该记他们。但具体到临沂市却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实惠，它不属贫困山区，也没有划在被扶持之列。从某种意义上讲倒是承担了许多关于穷字的误解与错觉：诸如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多少人盖一床被子…… 市长徐志顺告诉我，最使临沂人民得到实惠的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联产承包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他们有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可能；改革开放搞活为他们提供了商品生产的用武之地，使他们得以大显身手，各显其能。临沂市的经济就有着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特色。这个搞过二十多年工业、先后当过厂长及地区经委副主任的市长谈起工业来，格外有感情，格外来劲儿。 徐志顺和市委书记张敬涛是1987年初一起到任的。那时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只有十三点五亿元，他们根据临沂市的实际，制定了“重点发展工业，稳定提高农业，搞好流通服务，加快城市建设”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在两届任期内不管大小气候怎样风云突变，他们始终坚持这个方针，全面发展突出重点，稳定了财政收入，到1991年底，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即达六十点二亿元，比1986年增长了四点四倍。 数字是喜人的，但往往又是枯燥的。还是让我们到实地去看看吧！ 先看市场。临沂的市场真多，真大！全市光大型批发专业市场就有二十四处，集贸市场一百零五处，而每一个专业市场里面的邮电、储蓄、交通乃至娱乐设施都配套齐全。可谓财源茂盛、流通迅速，服务周到、商贾云集。去年光专业市场成交额就达八亿多元，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市场之一。看了临沂的市场，我对“城市”这两个字才有了真正的理解。徐市长告诉我，有城无市是战争状态下的表现，有城有市才是和平环境下的正常发展，叫作“农村围着市场转，企业围着市场办，城市围着市场建”。可见市场建设在城市综合建设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又为何叫市长而不叫城长。 乡镇企业好、专业市场活，我把它看作是临沂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特色。 那么临沂市的经济发展为何如此迅速呢？你到罗庄走一走就可略知一二。 罗庄镇闻名遐迩，有山东第一镇之称。罗庄的乡镇企业已经走出沂蒙、冲出中国、走向世界。罗庄镇光三资企业就有十家，1991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十点五亿元。按说这里既不是沿海、资源优势也不明显，他们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之所以搞得如此红火，就是靠一批能人在那里支持着、折腾着。你到罗庄，人们肯定要向你谈起李荣强、李桂祥、王廷江，领你去看王廷江所在的所有楼房都具有欧式风格的新泉庄，看由王廷江创办的在达到六百万固定资产之后又无偿地奉献给集体的陶瓷厂。那洛杉矶乡村农民式的生活水平，那令外商折服的现代化管理，都使你觉得王廷江这人是个值得研究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是沂蒙精神与开放搞活的个混合体，是个最具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企业家。哪里有能人，哪里的乡镇企业就办得好，这是个规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不妨看看临沂的夜生活。这个仅有二十二万人口的小城，光经营性的舞厅及卡拉ok就有二十多个，连同各单位自己办的就有近四十个，这种平均五六千人就有一个舞厅或卡拉ok的密度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那装饰的豪华、设备的先进、舞姿的优美、仪态的大方、舞风的纯正，都使你觉得临沂是个有文化的城市，讲卫生的城市，讲风度的城市，文明的城市。市委书记张敬涛同志告诉我，临沂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在全省是最高的，临沂市的升学率在全省也是名列前茅的。作为沂蒙山人，我始终对我的父老乡亲的文明、开明充满着崇敬之情，既使他们在经济落后物质贫穷的时候，他们也始终没愚昧过。 临沂郊外的田园风光真美！沂河南下，沭河东去，杨柳轻扬，稻田茵茵，既有北国风光，又有江南景色。我说过一条河就是一个文明，而所有河下游的文明程度又总是比其他地方高一些。地处几条河下游的临沂当然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了。而临沂又处在南北文化的交叉点上，临沂人既有北方人的豪爽耿直，又有南方人的精明细致。这样的人搞起商品生产来那真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啊！ 一个能人、一个文化素养、一个南北文化的交叉点，我认为是改革开放条件下临沂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 走在临沂市内的沂蒙路上，看着马路两边那风格迥异的建筑，那绿化美化的环境，那漂亮而有教养的男男女女，心里真是舒畅啊！临沂，你不再是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穷困潦倒，你如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端庄而秀丽，朴实而富庶，温柔而恬静，我为你的旧貌换新颜而欢欣，我为你的经济腾飞而鼓舞，我为你的文明潇洒而自豪！ 临沂，你是我们沂蒙人自己的城市！ 济南是个大县城 济南这个地方，你越住得久了越觉得它像县城。尽管它的面积比一般县城大，大楼也比一般县城多，还有好几个公园什么的，可那也是个大县城。我这么说，主要是指济南人的观念、意识、乃至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等等。 首先济南人在人情世故方面与小县城的人没什么区别。也热衷于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那一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将简单的事情办得非常麻烦乃至复杂化，我认为是济南与小县城共性的特点之一。 济南人喝酒特别好玩儿，他们喝醉了酒往往要在大街上就过去的某件事情哭着向哥们儿承认错误，有矛盾的双方这么一喝一哭也许就好了。当然也有越喝越糟的，我家附近有一家的主人请朋友喝酒，喝完了酒主人出来送客人来着，不知怎么三说两说打起来了，最后竟然动了拳头。 至于迎来送往亲戚之间的走动情况，像给老丈人做生日了，小舅子结婚坐酒席了，小姨子出嫁送嫁妆什么的了也都跟小县城里面差不多。区别在于济南的丈母娘们一般比小县城的丈母娘毛病多，他们对闺女婿更加挑剔和严厉一些，也格外难侍候。 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看，济南人的观念也比沿海的小县城先进不了哪里去。他们依然十分看重级别、调资、国营、集体这些东西。名人效应在济南还起点作用，他们特别对那些歌星影星笑星之类的名人感兴趣。不管那些名人是走穴来的，还是义演来的，一律热情。那些三星中的某一个在后台拿到了钱之后到得前台往往要来一句朋友们好？像这种情况在别的城市不会有谁理睬，但济南人要理睬，他们会齐声喊好，你也好？他若说我来是寻找朋友和友谊的，济南人就忘了他们手中的票是怎么来的了，就会把掌鼓得震天价响，喊道谢谢你，哥们儿！人家再一说济南多么美、济南人多么热情，那就更是手舞足蹈。 仔细想来，济南其实是个外地人的城市，世世代代生长在济南的土著不多，济南的土著中那种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也不多，我所认识的人及我周围的邻居中竟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全是些以济南作第二故乡的移民，充其量也不过在济南住了一代或两代。这地方的文化就更多地带点农村或小城镇的特点，个别从真正大城市来的，也被他们同化或淹没了。你比方济南的叫卖地方风味儿就差点儿，不如北京上海叫得那么富有音乐感和地方特色。济南一般这么叫：粽子来——热乎的；包子来——肉丸的，直接了当，听上去不怎么好听，词儿也不美。 但济南人的忍耐性不错，你看着北京上海那些地方的人几乎隔一段就咋呼一阵坐车难行路难什么的，好像真有多难似的，其实并不比济南难多少。而且他们的公共汽车乃至出租车的票价都比济南便宜得多。但济南人不咋呼，能忍。忍不住了的时候就自己跟自己较劲。你每天坐公共汽车上街，总会碰见几起吵架的。全是因为你挤了我我挤了你的事情。 济南的售货员以衣帽取人，但不怎么歧视外地人。在这一点上就比上海北京好得多。上海的那些售货员一听你是外地口音特别是北方口音，你瞧她那个德性！脸马上就变，令你有受辱之感，说不定还要坑你一家伙。上海人跟外地人较劲，济南人折腾当地人。 早来的与晚来的济南人也还是有点区别，你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交往办事儿甚至口音上也能看或听得出来。那些来得早一点的当然要有点优越感，人家来的时候趵突泉的水柱一冒有多高，门前的石头一掀开就有小鱼在里面游什么的哩，你来的时候有吗？人家还知道哪里的牛百叶最好吃、哪里的烧饼芝麻多哩，你知道吗？老外去吧你。就让你心理上不平衡，觉得城市的马路太硬，踩不出自己的足迹。 ……有一首京剧歌里唱道，仔细地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听了直想笑，他需要仔细地想一想才爱北京。在大县城似的济南住久了，有点适应了，真想也唱上一口：不必去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泉城。 我是城里的乡下人 有文章说我是城里的乡下人。我认为这说法是好的、准确的、是对我的抬举，我确实就是个乡下人。我来省城生活快六年了，还不知道哪里的牛百页最著名、哪里的烧饼芝麻多，当然也不知道传呼电话怎么打、去南边儿那个火车站坐几路车，骑个自行车上趟街还提心吊胆，深怕撞了人或让人家撞了，那还不是乡下人？ 我也说不来济南话。你比方同是一个“卷”字，济南人的意思跟我家乡的含意就相去甚远。一次，一个真正的济南女人向我诉说她丈夫如何打她，尔后她丈夫向她道歉，她说“让我把他一顿好卷！”我以为是她踢他来着，弄了半天原来还不是踢，仅是骂。而我家乡说卷就是踢的意思。至于“么个”之类的话，那就更不会说。 济南的叫卖声，我听着也挺别扭，不如别的地方那么富有音乐感。济南人喝酒划拳也非常简单，干脆就是：1——，2——；不像别的地方那样还五魁首、三桃园什么的，听上去特别有学问。 十年前，我从部队转了业，一个部队干部来给我安排工作，他在济南转了两天之后，说是济南的公园里怎么没有谈恋爱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谈恋爱的？他说没看见一对儿揽腰搭背的。如今可不得了了，你一看就非常城市。而你会吗？ 你还不会在冬天里养拐（读一声）子（蝈蝈），在夏天里耐得住热……所以你只能是而且永远是个乡下人。 我所在单位的机关里有一个老同志，据说五十年代他老婆进城时，就在楼道里支上鏊子大摊其煎饼，将雪白的墙熏了个一塌糊涂；她还在楼门口垒了鸡窝准备大养其鸡呢！人家就说她整个一个乡下人。我虽然没在楼道里支鏊子、在楼门口垒鸡窝，但骨子里还是乡下人。 认识到这一点很苦恼。一觉醒来常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唱起“城市的马路太硬，踩不出我们的足迹”，即黯然神伤。 好在济南其实是个外地人的城市、乡下人的城市。我所认识的人及我周围的邻居中间竟没有一个地道的济南人，统统都是外地调来或大学毕业分来的，充其量也不过在济南住了一代或两代。因此上，你若去看个篮球赛，球场上若是跑着济南队或外地队，观众中肯定为外地队加油的多，就像在东北看篮球赛大部分东北人都喜欢为山东队加油一样。 这就很麻烦。你觉得济南这个城市倒是没啥地方主义了，可同时也就没有了向心力，树不起爱济南如同爱家乡的那种观念。当济南遇到不好的天气的时候，更多的人还是在企望：这个天儿别让我家乡摊上啊！ 问题还是在于一些细微的工作，你有了好政策好班子还不够，还须有一个从上到下的好作风。外地人来济南。常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之感。越是权力不大的小办事部门，他那个门儿就越是难进，脸越是难看。比方你去买个车票或取个汇款，你排队急得要命，他却在那里慢腾腾地算账或数钱，他一上班即着手做下班之后才做的事。你一切都符合政策、符合手续，他也要折腾得你烦烦的才给你办。仿佛只有这样心理才平衡、也才够城市。 什么时候，一提济南就让住在济南的人自豪，爱济南如同爱家乡的那种观念差不多就树起来了。 让我自慰的是，城里的乡下人还不少，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也就跟个小县城差不多，我们一起说起自己的身分来，也并不觉得多么丢脸或掉份儿。 我之消费观 我们天天吃穿用，当然就天天在消费。可真要把消费作为学问来研究或作为文章来写，还真不行。你若找个老娘们儿来写，说不定写得更有学问一些。原因就是我不会买东西。你比方我家里凡是由我自作主买的家用电器，一样的牌子就统统比人家买的贵。l15录相机花了四千一，日立牌冰箱花了两千九，一个杂牌子的收录机花了七百五。——这样的价格你现在听起来也许不以为然，但你不要忘了那是前些年买的。这事儿提起来就让人上火，也使我在家庭中的权威直线下降，我老婆跟我商量个什么事儿我要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她往往就会提提买录相机的事儿，尽管此后我买了菜回到家总是站在卖菜的立场上，主动把价格降下许多。可见买东西大有学问——我管消费叫买东西。 我于实际生活中不会买东西，但不妨碍在理论上啰啰几句。我的消费观一言以蔽之：那就是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我前面说的由我自作主张买的东西贵是贵了点，但我没借钱买：心理上有一点负担，可没成为家庭负担。我不做力不能及的事。我看着那些见了好东西就买，而实际能力又达不到的个别亲戚就生气。我不是怕他们借钱或借了钱不还，而是从为人处世上讲的，这叫不会过日子，我家乡叫这个是“这顿吃个狗，下顿让狗吃了”。 我这个观念也许陈旧了些，但这是治家乃至治国之本。《三国志·魏志·卫凯传》中说：“当今之务，宜君臣之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入为出。”这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安定。我不反对我们的国家及家庭利用外资或贷款，但必须是用在建设或购置生产资料上，而不是纯粹地用在生活资料的消费上。 忘记是基辛格还是什么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说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一切都要最好的。人家是有那个资本和能力，他们不仅可以生产最先进的武器，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别的国家去抓人。你行吗？我还不知道好东西好吃好用好看好玩儿？好的消费观是指导人们花一样的钱，办较多较好的事。离开这个前提去啰啰儿高消费或超前消费，那就是误人子弟祸国殃民。 勤俭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既使你富得不耐烦，你也须勤俭。这有利于你奋发向上乃至身心健康。我曾与一个富得不得了的外商相处过几天，他的勤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确实就是吃完了饭倒点水将碗涮一涮尔后全喝了。我们呢？ 我不反对吃得好一点，将生活打扮得美一点，买好东西用好东西，只要你力所能及，你甚至可以买轿车别墅、玩玩股票什么的。但一定不要自己办不到看着人家办又眼红尔后就想些歪门邪道去危害他人。 正确地引导消费是多么重要，正确地引导青年人消费就更重要。如今的大多数好东西都是为青年人准备的，愿他们消费得大方而又科学，打扮得美丽而有风度，小日子过得富庶而又充实。青年人美丽健康了，社会也就美丽健康了。 手表的故事 我每次到商店里卖手表的地方去看看的时候，就替他们犯愁：这么多手表怎么天天不见少呢？ 如今都以不戴手表为时髦了，谁还买这玩意儿啊！再仔细地想一下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的意义还不小：曾几何时，手表还是人们向往的 “三大件”之一，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显著标志什么的；如今好多东西都提价了，手表的价格非但没提还大幅度地降了，却仍然卖不动，说明我国的手表制造业进步得不慢。 我第一次买手表是1971年底刚刚提干的时候，那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部队的干部一提就是二十三级，工资五十四元整。这在当时是个不算小的数字，除了找老乡撮一顿儿之外，就开始思谋着买个手表。 那时我们部队有句顺口溜，叫 “四个兜儿、戴手表，尔后才能把对象找”，可见手表的意义有多重大。 在那几个月里，我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去商店卖手表的柜台前转两圈儿，却发现光有卖表链的，没有卖手表的。 我随即花两块七先买了根表链搁抽屉里放着，这叫 “先备鞍后买马”。那根表链挺好玩儿，你仔细研究一下的时候就发现那是一根钢丝儿盘成的，外表很光滑，还有弹性，你套到手腕儿上，它很轻柔地就箍住了，感觉特别好。 我之所以买那种表链也是受我崇拜的一位首长的影响，他戴的就是那种表链，他撸起袖子看表的姿势也很文雅，看上去特别有学问。 噢，我前边说光有卖表链的没有卖手表的不对了，是没有卖好一点的手表的。 当时手表是有，可全是九钻半钢的，一块三十四至三十六元不等。牌子有泰山、灯塔、钟山、铁锚什么的。 那玩意儿戴上去心理上不踏实、信不过；重要的是戴那个掉价，没有哪个层次高一点的姑娘喜欢一个戴铁锚牌手表的人，你糊弄一个不识字不会看表的农村姑娘嘛还差不多。 当时时兴的是全钢十七钻的 “上海”和 “海鸥”牌。可这两种牌子的东西是多么难买。你光有人民币还不行，还得有票。 有时你即使搞到了票也不一定有货。这中间我也曾托一个上海籍的战士帮我弄张手表票，可那家伙要我帮他入党，遂拉倒了。 后来还是一个北京籍的战士帮我搞到了一张，我才把手表来戴上。当然就是用的那根已经买了三个多月的表链。 我这人干任何事情往往看重的是它的意义，而忽略了它的本身。第一次戴上了手表这件事，竟让我感慨万端，我又作顺口溜及三句半各一首：手表啊手表，你是多么难搞！ 祖祖辈辈没戴过，终于让我戴上了。戴上了手表，意义不小，增强时间观念，好。 一时兴改革开放，让人首先感到变化大的就是这个手表的问题，人们再也不为买手表犯愁了。 从前我们出差最关照的就是那个手表，如今连小偷都懒得偷那个了，特别是那个电子表，十块钱能买三只，幼儿园的孩子几乎都戴着。 我家三口人，就有机械及石英手表七块（其中有四块已坏）、康巴丝两只，这在过去确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说如今以不戴手表为时髦了，是因为你戴了也没用，哪里没有各种各样的表？ 作为一种装饰和货币储存的方式呢，则有了另外的形式，比方金戒指、手镯或项链什么的。 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看来，今后手表制造业的难题不少。但作为一个消费者，则又觉得这可能不是件坏事情，如果所有的消费或装饰品都这么饱和得让人不耐烦，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就更高了。 夜宵问题 晚上加班肚子饿了吃点东西，北方人叫夜餐，南方人则叫夜宵或宵夜。其实除夕之夜的年饭就是典型的夜餐，到了零点，不管你饿不饿你都得吃。吃了才能出气氛，出热闹。 所有单位上的夜餐都是不用个人掏腰包的，那是单位对你加班劳动的补偿。当然也有只发加班费而不管饭的。 我参军之后，第一次吃夜餐是在为一次学习毛**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积代会）筹备材料的时候。我要说的不是吃什么，而是服务人员的那种热情和细心。为了让代表们届时能人手一份首长讲话及各种典型材料，大会秘书组一般都要提前几天报到，尔后即开始没完没了地整材料、印材料，这就难免要加班。而每到零点，炊事员绝对会端一碗卧了荷包蛋的面条给你。那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老炊事员，永远是为你做点什么的表情。你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让你觉得你吃了比他自己吃了还让他高兴。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今晚加班呢？他说这么晚了，你屋里的灯还亮着，那还不是加班？你心里就不能不热乎乎的。当我后来学着写小说，有时晚上加班的时候就经常想起他。 有那么十几年，我习惯于晚上写东西。这一方面是晚上容易精力集中，二也是学习毛**和周总理，他二位就常年晚上工作，第二天上午休息。一开始，我爱人也能起来给我做一碗荷包蛋什么的，可时间长了她不啰啰儿了。她觉得你只是坐在那里，并没干什么体力活，不见得非吃东西不可；另外你属夜猫子的，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的时候不起，谁适应得了你？再说我又不是你雇来的炊事员，你说那个老炊事员好，你跟他过去！遂不啰啰儿了。而要自己动手呢，又太麻烦，如不是太饿一般我也就不吃了。 有一年我到南方参加一个笔会，也是晚上写东西，写到凌晨两点，却还听见街上有轻轻的敲梆子的声音。我走出去一看，只见微弱的路灯下站着两个老太太，守着一只大木桶，是卖汤圆儿的。我遂买了一碗吃了，一边吃就一边感动：这真是全天候的服务啊！我问她俩：你们是刚刚起来，还是一直没睡？他们说是一直没睡，她们就是专为打夜做的人服务的。吃的人多吗？不多。那不是赚不了多少钱吗？她二位说能赚大钱的活我们也干不了，干这个还清静点儿，哎，你是写东西的吧？ ——这就是南方人的思路。特别是她们的那种敬业精神让我感动不已。她们当然要赚钱，但在赚钱的同时却为你提供了方便，你花了钱还要感谢她，觉得钱花得不亏。 相形之下，北方的城市就差点了。且不说你满城找不到个凌晨两点还能吃东西的地方，即使在能吃饭的时间，你往往也是花了钱买顿气受。特别一些以坑人气人为能事、只会数钱不会工作的人充斥市场内外，让你觉得生活格外难、格外累。 普通人的硬席车厢 现在出差或探亲还仍然坐硬席车厢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硬席车厢发个表请他们填填。我初步调查的结果是五种人：工人、农民、效益不好的乡镇企业的推销员、科以下干部及中小学教职员工。那么其余的人坐什么呢？当然是飞机软席或轿车了，最不济也是个硬卧。总之一句话，如今有钱或有地位的人都不坐这玩意儿了。 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有利于我们小人物互相关照、相濡以沫；有利于我们识别那些冒充高干子弟或电影导演的人；当然也有利于安定和安全。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北京人。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坐公共汽车，有两个人不知是互相挤着了还是踩着了，吵起来了。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就说，别吵了，你看看如今还挤公共汽车的都是些什么人，让有钱有势的人笑话！那二位就戛然止住了，下车的时候他们还互相抱歉地点了点头。 山东人就不怎么往这方面去考虑。他们上了硬席车厢，往往为占着一个座位而感觉良好，看那些站着的人的眼神都透着骄矜。要么就特别看重他们随身携带的用尿素袋子或麻袋片包着的东西，他们不舍得将那些东西放到别处去，一定要占一个位置而不让你坐。你若跟他说明这些东西是不能占一个位置的，他要么挤一挤，要么跟你胡啰啰儿：“昨天为了买这张票我排了半天队，正排着排着，忽地挤进个夹塞的，简直让他挤毁了堆呀……”——这是农民。 偶尔还会有一帮外出打工的农民上得车来，他们一般都不往车厢里面去，在车门附近的过道上往行李卷儿上一坐，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工人和中小学教职员工往往不怎么吭声。吭声的多半是那些买卧铺不能报销的干部模样的人。他在那里散布小道消息：好家伙，听说泰山也租赁给外国人了呢，一租七十年；往后孔府孔庙孔林也该租赁给外国人了；要是把那个也租赁出去，孔家后裔不毁他们这些**儿的！他们一般都没有固定的观点，往往卖矛又卖盾，你不知道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效益不好的乡镇企业的采购或推销员们，往往胃口不错，一些不怎么干净的东西吃下去也不会闹肚子。他们在那里抽烟喝酒将鞋脱下来大啃其烧鸡，且工具齐备，用小刀削着不怎么好啃的部位。就将同桌共席的旁边一位自恃清高很讲卫生似的女人馋得够呛。两个小时前这帮啃烧鸡的人刚上车时，那女人是何等的傲慢！“这儿有人吗？”那女人连正眼也不瞧他们：“有！”“几个？”“三个。”过一会儿不见有人来坐，其中一位说是：“咱们先坐着，来了人咱再起来。”遂坐下了。他们并不计较女人的撒谎，只是一个劲儿地吃、喝、开粗俗的玩笑。此时那女人就用杂志挡着脸偷偷咽着唾沫尽量不看他们。杂志也不是什么好杂志，是关于夫妻生活方面的非法出版物。到得一站，那女人下车了，又上来些人。他们问采购或推销员：“这里有人吗？” “有！”…… 硬席车厢的列车员肯定知道本车厢旅客们的身分，服务态度一般都不怎么好，水供应得不及时，但卖非法出版物却挺积极，不时地就过来过去地吆喝一声：“看杂志了，嗳，有看的吗？” 从石臼所到济南的306次车非常好坐，有一个月我因为公事儿私事儿来回坐了八趟，就目睹了上述的诸多情景。那次那帮啃烧鸡的人也把我馋得够呛，下回我再坐那趟车时，就特意装了一听青岛啤酒，带了几个鸡蛋和香椿芽咸菜，原拟与那帮人比一比的，可惜没遇上类似的人及情况。我独自喝着吃着，反觉有点不安：整个硬席车厢里很少有喝罐装的青岛啤酒的。 坐坐硬席车厢，想想个人的进退荣辱，心里很容易就能获得一种平衡：你觉得自己生活还不错，还有许多不如你的人。 我们去见毛主席 我当时就想到，若干年后我是要给孩子们说说这件事的，这件事就是我们去见毛**。 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一个机要学校去深造。入学通知书拿到手了，户口起了，乡亲们送行的酒也喝了，突然就接到了那个学校的电报：因*****推迟半年入学，具体日期届时另行通知。我遂回校参加*****了。 这年的“8·18”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到10月底已经接见六次了，我们还以为毛**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见的。比方你总得有组织、有领导地去见吧？多亏外地一些到沂蒙山串联并被毛**接见过的红卫兵告诉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根本不要谁来组织，谁想见就能见上。他们还带来了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其中一张上就有周总理的话（不知真假），说是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商量了商量，遂做了一面写有“红卫兵”字样的大旗，背起背包就上路了。 领头儿的是一个叫孙红卫（“**”中改的）的大同学，那面大旗丈把来长，当然就非他莫属。他走起路来一耸耸的，有点锅腰子上山——前（钱）上紧的味道。他还注意做思想工作呢，强调要学习红军两万五，长征路上不怕苦；同时要加强团结，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那时候的汽车司机真是没得说，遇见我们就主动停下来要我们上车，我们当然就不能上，坚持步行到北京。孙红卫还编了句口号，叫步行光荣，坐车可耻。 头两天还行，尽管脚上起了泡，但还能坚持。可思想上也开始斗争：一路上都有消息说毛**已经接见七次了，11月下旬还最后接见一次，以后再也不接见了，这个走法能赶上吗？有同学与孙红卫商量，不想他一听就恼了，说是我估计就要有人当叛徒，他自己当还不过瘾，还要鼓动别人当，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后来知道他是怀疑我鼓动别人当叛徒。 第三天，到周村。我们再也不管叛徒不叛徒了，十来个男女同学全都挤上了火车，唯有孙红卫一个人扛着大旗在站台上很鄙视地看着我们，既高傲，又孤独。此后的几天里，我就经常想象着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漫天风雪中弯着个腰一耸耸地往前走的情景，可真是悲壮啊！ 车到济南，十来个同学走散了。只有我们三个同学挤到了一列去北京的火车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永定门车站下了车，就有接待站的解放军将我们接到了报国寺粮食部招待所。这时候我就知道，你看着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但接待工作还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而接待站的标语上也写着“欢迎毛**请来的客人”的字样。 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个从别的接待站偷偷跑过来的毛**已经接见过一次的德州的小子。当时各接待站都有规定，凡是毛**已经接见过的都要动员离京。那小子趁送站的不留神，就又跑到了接我们的车上。他说来一回不容易，能多见一次就多见一次。此后我们单独活动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当向导。他还教会了我两首歌，一首叫《北京的金山上》，一首叫《北京有个金太阳》。我开始往往将它们唱混了，那小子就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给我纠正。他个子不高，当时好像是正上初中。可惜我将他的名字给忘掉了。 11月24日凌晨两点，我们按着头天晚上的布置听着哨声起了床。每人发了一包食品和一条毛毯就上路了。待到西单的东边天安门广场的西边，已是早晨六点了。早有人给我们在长安街的南边儿留了位置，我们遂按着队形坐下了。我们披着毛毯，啃着面包，大唱革命歌曲，还有的则在那里边唱边舞。 下午两点半左右，长安街上不时地有敞篷吉普车过来过去。德州的那小子说就快了，杨成武一出来说快了。他说刚才坐吉普车过去的人就是杨成武。果然，三点整，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了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毛**穿着军大衣，站在敞篷车上，缓缓驶来。那神采！那风度！确实就是一个伟人的形象。没有谁像他那样更像伟人。我们当然就高呼毛**万岁。他后边的林彪啦，周恩来、朱德及其他领导人的车是怎么个顺序记不清了。也只由东往西地走了一趟，不知他们一行是从哪里回去的。 回接待站的路上，德州的那小子告诉我，刘少奇站在第八辆车上，你看清了吗？我说看是看清了，但具体站在第几辆车上哪能数得过来？他感慨地说，就是毛**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可能也是刘少奇最后一次露面儿。后来的事实果然就如他说的那样。 回到学校，还有一次我们见了毛**也不光荣与孙红卫没见上也比我们光荣的辩论。那是个敏感的话题，辩着辩着一不小心就要说错话，再一分析一上纲那就要犯错误。加之我们人多，一人一句就堵得他招架不过来。孙红卫没辩过我们，遂拉倒了。如今想起来就挺好玩儿的，也就如昨天的事一样，还历历在目。 我将这事说给我的孩子听，不想他不以为然。他说是，你们那是干嘛呀？见过毛**的多了，还有毛**单独接见过十几次的呢，那又怎样？毛**的子女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们又能怎样？——确实就不如我原先想象的意义那么重大。这是个无权威的时代，他们谁都不崇拜。 省略与过滤 我们向亲人或朋友叙说一件什么事，或写点回忆的小文章，那都是经过省略与过滤了的东西。不经过省略与过滤行不行呢？不行的，你不由自主，没有谁教给我们，我们说着写着就会了。不管你是怎样的原汁原味，你也得省略与过滤。 省略主要是省略那些繁枝末节，以及困苦、尴尬、残酷、不美和让亲朋好友不放心的东西。我们无法不省略，除非你下决心让人不得要领。 我们只身在外，不管遇到怎样的困苦与艰难，我们总是要往家里报平安，写乃至编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掩饰困苦与尴尬，不是虚荣，而是人之常情和懂事儿的表现。不懂装懂、矫情和硬充名人才是虚荣。 也有人专门写残酷，叫残酷美；写丑恶，叫丑恶美；写恶心，叫恶心美。而且还特别会深刻。我不排斥它，也学不来。 我也写不来很坏的人，阴险的人，所以总是不深刻。 会写残酷、会深刻的人，往往都是刚强有力的人。 我们在回忆往事或某个人的时候，都有一个过滤的过程。不用太仔细地想就会发现我们过滤掉的往往是痛苦、感伤与不快。我家乡管这个叫记吃不记打。这是宽厚和善良的表现。人家给你办了九十九件事，第一百件事没办成，你不能只记着最后一件。再好的事也会有不周到，再好的朋友也会有龌龊。再伟大的人也得吃喝拉撒尿，而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不显得有多伟大。所以部队里面有规定：在澡堂子里不要向首长敬礼。 作品中的美好都是从不怎么美好中过滤出来的。这与人的心地、品德也有关。 过滤的筛子是时间。我们往往容易过滤先前的不快，却不太容易过滤正在发生的不快。 也有些爱挑剔的人。他挑剔来挑剔去，全是挑剔的好人及跟他比较要好的人的毛病。那些坏蛋及不理睬他的人，他不挑剔了。 还有些自私的人。他光记着别人对不起他，而不记着自己对不起别人。除了自己，他们也没有最佩服的人。你要让他赞扬一个他最佩服的人，那实在是难为他，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有谁值得他赞扬，即使虚情假意，他也想不起拿什么话去赞扬。 过去了的日子是困苦的，往往也是美好的。正在过的日子不怎么困苦了，往往感觉不出多么美好。 我是一个温情派，只是有时太窝囊。 幽默的艺术魅力——答《沂蒙》 杂志记者问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由《上海文学》等几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您的作品讨论会在临沂召开，我参加了，开得很好，是我所参加的作品讨论会中层次最高的一个，你谈谈感受好吗？ 刘玉堂（以下简称刘）：好，这是我从事业余和专业创作二十多年来，所受到的鼓励和帮助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始终有丑媳妇见公婆的那么一种心态，比得一次奖还要让人激动。不管你平时多么调皮和不严肃，那时你得老老实实，小心翼翼，特别要作无知和谦虚状。从前我的一位老乡问我：作品讨论会是干嘛的？是不是跟产品鉴定会差不多呀？我说差不多，确实就是一种精神产品的鉴定。作品发表出来，那是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得奖，是评省优或部优；作品讨论会，则是质量鉴定。参加会议的人，觉得开得还行，特别是现在这种形势下，似乎讨论文学问题已不合时宜。这次讨论会至少是认真的。 记：许多发言者都谈到了您小说中的幽默风格，您对幽默是怎么理解的呢？ 刘：如果不是给幽默下定义，恐怕各有各的理解。有人说智慧用不了了才幽默，也有人说无可奈何了才幽默。有的说幽默是一种风格，还有的则说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认为都有道理。看《围城》，我们感受的是智慧；看《麦田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印象最深的是无可奈何；看王朔的一些东西，感受的则是玩世不恭。我的理解是二者兼而有之。它是以一种不怎么严肃的态度，表达一种非常严肃的思想。我喜欢积极向上而又多少带点刺儿的东西。我力求不让它发“黑”或发“灰”，温馨一点，温情一点，给人一种希望和美好。是“和煦的春风里有几粒冷雨或雪花”。顶多是一种苦涩的微笑吧。这确实就与生活态度、文化修养甚至心地和性格有关。我承认我有一点幽默，但层次还不高，说是农民式的幽默我也不反对。 记：说“和煦的春风里有几粒冷雨或雪花”挺准确，读您的作品是有这么一种感觉。那么您是怎么幽默起来的呢？ 刘：是不知不觉地幽默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就幽默起来了；也不是有哪个老师上幽默课，我们听了就会了。读书能感受一点，但重要的还是生活。生活是幽默的老师。我那点幽默都是来自生活的。我有一个短小说叫《探监》你看过吧？说的是两个农村妇女去监狱看望自己的丈夫，在路上鼓吹各自丈夫的劣迹。（记者笑笑：看过，挺有意思的，生活中有吗？）生活中也许不是鼓吹，而是倾诉或控诉，但要换一个角度看呢？她从来没到过临沂，正是因为到临沂探监才来一次，难道不可以炫耀一下吗？ 记：您刚才说到幽默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文化修养及心地、性格也有关，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刘：一个对生活持乐观态度的人与一个失望者，我想他们的幽默是不一样的。可以大概地叫它们是积极的幽默与消极的幽默。我自认为是前者。你读了我的东西并没有丧气之感是不是？（记：是这样）文化修养不高呢？幽默不起来，充其量也就是耍耍贫嘴而已。当然在这一点上很难把握，再有学问的人有时候也会耍贫嘴。积极幽默的人，心地起码是善良的，宽厚的，与人为善的。性格上当然是开朗的，豁达的，大大方方敢于暴露自己的。心理阴暗，整天琢磨着整人，贪个小便宜什么的，或者自我设防时时小心，他很难幽默，幽默也幽默不了高层次、高境界。 记：有道理，您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写一些很好玩儿的诗，像“三中全”了，“大众日”了，还有那个“小人得志，净吃好东西，嘴吧嗒得很响，馋老子”，也特别有意思，您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 刘：这当然也是来自生活。你随便到哪个农村里面走一走，都能发现一些半吊子诗人。你将他们的诗记录下来稍加改造，就会出效果。当然必须是从人物的个性出发。那个“嘴吧嗒得很响”的问题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我们有时跟别人啃一样的苹果，总觉得不如别人啃得响是不是？（记者笑笑：是。）多年前，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次去看电影，我当时有点感冒，还发烧，嘴里干得要命，我旁边有个小女兵就于电影开演之前在那里啃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啃得那么响，确实就把我馋得够呛。看完电影回来我自己啃的时候，却怎么也不如她啃得响。我遂在日记中写了那么一段话。 记：好，这次咱们就谈到这里。有机会，咱们换一个话题说好吗？ 刘：好。我还想借你们《沂蒙》杂志，转达我对临沂市委、市府及鲁南制药厂的深深的谢意。他们为此次会议所付出的支持和劳动，给与会人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来的同志，有三个“想不到”：想不到临沂的经济如此发达，想不到临沂人民的文化层次如此高，想不到临沂地区的各级领导对文学事业如此支持。我也为此而自豪。 记：谢谢。 不仅仅是留恋 仿佛才是昨天的事似的，中国农村共有的一个基层单位——生产队还是那么堂而皇之地存在着，没有谁觉得别扭。可家庭联产承包一时兴，它所有的缺点都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人们的心情很复杂：这样一个农村里面唯一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标志，说取消一下子就真格地取消了？我曾亲眼见过一个在自己家的责任田里锄地的小青年，干不上一会儿就窜到附近干活的人那儿去了。他说是一个人干活越干越没劲，永远干不完似的，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么儿嘛是吧？当然就很留恋，很惶惑，很失落，甚至还有些不满的情绪生出来。尽管人们的生活显而易见地比先前好得多了。 《最后一个生产队》发出来之后，一个专事转载的刊物的编辑告诉我，嗯，你这东西要是一个月以前发出来就好了，那就不会被认为是怀念和留恋生产队，跟中央领导人唱对台戏了；有的评论文章则称，这篇东西实际是为生产队唱了一曲挽歌；有的就说，此篇预言了未来农村重新组合的发展方向；还有的新闻记者对我说，这样的生产队实际上还有不少，光山东就有三个，北京郊区还有一个，东北就更多，只不过不叫生产队就是了，可记工分的办法还实行着…… 解释某个政策对不对，不是作家的任务；反映转型时期农民心态的蜕变震颤也早已不新鲜，农村改革十多年来的功过得失也无须你来评价；我只是想端一段真实的原汁原味的生活给你看。生活的本身比任何赋予了主题和含意的作品都要复杂得多、生动得多。如今所有的绿色食品都标榜未加任何化学添加剂了，这东西也未加任何化学添加剂。 生产队是个历史现象，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是与非、对与错来作一般意义上的评判。你可以说它是大锅饭的根源，但那时的人际关系比方“一家有难、众人相帮”什么的又非常地让人怀念。还有那种男男女女一起劳动的气氛，甚至劳累痛苦都可以忘记。而那种嘻嘻哈哈、旨在肌肤相亲的游戏却让人津津乐道。“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是农村青年共同的经验。如今想来农村青年谈恋爱，也就是通过劳动和参加个宣传队有点机会。 《最后一个生产队》是想写沂蒙山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写山里人与外地人的差异。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一方文化造就一方人的心态。文学创作的着眼点就是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个性。你说这里的乡土文化与现代流行趋向疏离也罢，说国家意识形态在这里变了味儿地消化和流走也罢，反正这里的人就是这么想和这么活的。他就喜欢饿着肚子为吃得很饱的人操心，累得满头大汗还关心国家变不变颜色的问题你有啥办法？ 乡土小说还是应该姓土而不姓洋，特别是语言。语言实在、生活化、口语化了，往往被认为是土；语言华丽、形容词一大堆、用翻译过来的欧式句子或不时地夹杂点英语什么的，那就是洋。由土到洋不是很难，由洋再到土却未必容易。一个真正土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对土不了，只有有学问的人才会土，而且土得自觉，土得有味儿，土得有道道儿。我称它为学问化方言。这样的语言应该是城市人看了不觉得土，农村人看了不觉得洋。刘玉华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强制命令一刀切，全然不顾三中全。”还有将说话说成啰啰儿什么的，我也觉得土不到哪里去。他土得不明白，你可以指责一下；他土得你明白，那就无可厚非。 我在艺术上追求一种朴素、自然、本真，原汁原味，类似生活流的东西。如今的读者不再是通过你的作品来学文化，学修辞，学造句，而是看里边有没有真东西，过多少年人们还能记住的也还是这个。也没有那份耐心去猜谜语，费老鼻子劲去琢磨你写的是什么了。你再标榜层次有多高，又是什么派，他就是不买你的账你有啥办法？除非你下决心不让人家看懂。为了这个，我觉得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不重要了。还是要深入生活，不断端出新东西。 我要表述的不仅仅是留恋…… 一个人走在山路上 1966年的冬天，到处都乱哄哄的。我们的小县城里几乎每天都在开万人以上的大会。不是庆祝毛**最新指示发表，就是斗“走资派”。那些主持大会的也就是个高中生，先前学习也不见得好，可他们于会前披着军大衣在**台上走来走去，讲起话来还颇从容，就让你觉得这场“革命”真是锻炼人呐。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主持那样的大会。甭说主持会了，人稍多点儿我甚至说不出话来，当然就更不能参加辩论。所以整个“**”期间，凡是出头露面的事儿我从没干过，我在学校里编《红卫兵报》。所谓编报，其实就是摘抄翻印外地的些传单。像陶铸接见山大主义兵时的谈话了，***的《在骂声中成长》了，我都摘抄和翻印过。这件事很轻松，我便有的是时间干些别的。我在那段时间里干了两件对我今后有用的事儿：一是看了大批所谓的“毒草”，二是学会了骑自行车。 看“毒草”当然是偷偷摸摸地看的。《红卫兵报》的办公地点与学校图书馆一墙之隔，墙上有一个碎了玻璃的窗户，我即从那里爬进去将一些查封了的书分期分批地偷出来看，看完了再还回去。像《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及巴尔扎克的一些东西，就都是那段时间看的。偷偷摸摸地看东西与大鸣大放地看东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偷偷摸摸地看东西特别神秘，特别刺激，记得也格外牢，看完了还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当然这也与当时的年龄有关。麻烦的是看完了这些东西，你非但对这些资产阶级作家恨不起来，还暗自有点小崇拜，并产生出将来也要写它一本的那么一种小冲动。当然了，我此前对写书的人就特别崇拜了，我对一个经常在报纸上写稿子并用稿费买了一辆国防牌自行车（我后来知道那人是瞎吹）的人都崇拜得要命，更甭说对写书的了。 学自行车就是光明正大地学的了。我到现在不知道那些自行车是红卫兵造反造出来的，还是县上作为对红卫兵小将们的支持送来的，总之你想学就有就是了。学这玩意儿还容易上瘾，特别在你似会非会的时候。找个引子就出去溜一圈儿，骑多久也不觉得累。 有了第一件事儿的思想基础，再加上第二件事儿的小本领，我于一个下雪的早晨骑自行车窜了四十多里地，去买那本《毛**论文艺》的小册子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那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头两天广播过，有毛**关于《逼上梁山》的一封信及关于两个小人物的批示什么的。问题是那种小册子的造型太好看了，那是比语录本还要精致小巧的东西。我见文化馆的个小子有那么一本，遂跑到新华书店去买。可书店里没有，人家说你到土门书店去看看，那里有两个三线厂，书进得特别快。我即计划着第二天早晨去买，顺便也过过骑自行车的瘾。不想当晚就下起雪来了，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停的意思。去不去呢？虽然是下雪，但并不冷，如果晴了天，雪一化，路更不好走，去！遂骑上自行车上路了。 天还没完全亮，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顶风冒雪一个人走在山路上还挺自豪。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干嘛去？买《毛**论文艺》去！听上去跟文艺工作者似的，那就比打酱油好听。嘴里还念念有词呢：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叭唧——摔倒了。这条路上坡下坡的地方挺多，我那个自行车的车带纹络也差不多快磨平了，而铺满白雪的路是多么滑！特别下坡的时候你根本就刹不住，一不小心就栽进沟里去了。这一路不知摔过多少次，可终究还是将那本小册子买到了。一毛六一本，我一下买了四十三本，让班上的同学人手一册。 待我往回走的时候，天已放晴。初升的太阳照在雪地上，根本睁不开眼睛。我眯缝着眼骑着自行车，下定了一个决心：将来做一个作家，做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 这就是少年时的经历那么一段，如今想起来还怪温馨。 燕子河边风情画——读王凌晓小说集《男人骨头女人肉》（代序） 现在不怎么看不认识的人写的东西了。你比方我翻《小说月报》就主要看它后边的那个报刊小说选目，看看朋友及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又有谁发了东西，发的是什么。如果手头有，就找来看看，没有就算了。你知道谁谁谁又发东西了就是了。但我始终比较注意沂蒙山人写的和写沂蒙山的东西。这是因为那里写东西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生活也比较熟悉。 王凌晓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做编辑工作了。他来纯是看老乡和谈文学，不是还以为我在刊物负点小责的原因，我也从没发过他的东西。像许多做过编辑工作尔后又不做了的人或刚刚离退休的人差不多都能遇见的情况一样，那一阵儿就世态炎凉人情世故等方面令我收获不小。这是个非常憨厚、言语很少的人。不像有些小青年似的，说起话来云山雾罩还特别强调他来看我的意义：“咱不能因为你不在刊物负责了就不来看你了，嗯。”仿佛我犯了错误需要他来安慰一下似的。 那次他带来了发表过的一些小说的复印件，全是在省外报刊上发的。当时我因为还不能一下子从编辑的眼光转成一个读者的眼光来看那些东西，看过之后印象不深。待这次他的小说结集出版，再较系统地一看，哎，还不错，是本好东西。 这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写的是普普通通的农家事，传达的是温情脉脉的乡土情，如同一幅浓笔淡抹的山水画，让你感受到一种粗犷乃至野性的美。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大都以人的情爱为主，所有的情爱故事都带有一种不可摆脱的悲剧意味儿。其间对燕子河边男人女人及风土人情的描摹，又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年，一听苍山两个字总会想起大蒜、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个事件，想象中的燕子河边的男人是该比别的地方的男人粗犷一些的。一读，还真跟我所想象的相吻合。不管是“独眼”还是“毛猴子”，一遇不平他就要拿出土炮来轰一家伙。一个个扶弱济贫的架势，既粗鲁又善良。而女人们呢，个个柔情似水，却又不乏正义之感。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加在一起就好看了。 这本书是生活厚实之作，读作品如同读生活。这就难能可贵。我们常常绞尽脑汁在一些形式技巧上大作文章，想怎么样推陈出新，让人觉得没学过。其实读者留意并能记住的恰恰不是这些，而是里边有多少干货。如同你去商店买东西一样，你看着有些东西花里胡哨的包装得怪好看，还印着外文什么的，可你打开一看呢，是假冒伪劣产品。你上过一次当之后再不买它的账了是不是？一些纪实的东西久兴不衰也是这个道理。 我说过我比较喜欢看一些“不成熟”的东西，不成熟里少一些花招，多一些真诚和本色。这个集子中的每一篇小说你都可以挑出些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你不会怀疑作者没生活而在那里无病**。我不是故意提倡将一些不成熟的半成品拿出来跟谁对着干，我是说如果把艺术太多生活太少与艺术上少一点而生活却很厚实的东西作一番比较的话，我宁愿喜欢后者。 说到这儿，我想到家乡的一些文友们他们互相之间不一定认识，但写出来的东西却跟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似的，不管他写没写过戏，都跟写过戏一样。而且还不由自主，写着写着就靠到戏上去了。凌晓也没能避免。我估计这与文化乃至水土都有关系，也可能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凌晓在一个乡文化站工作，精神生活充实，物质生活却不怎么富裕。当物欲横流，商品大潮蔓延，专业“坐家”们都不怎么坐得住了的时候，他却还在那里孜孜以求，艰难跋涉，你说感动不感动？我虽不敢给拉了赞助买了书号出报告文学集的人写序，他这个序却不能不写。我若是名人也得写，何况我还不是名人。 是为序。 诗坛又登一小伙 朋友周永学明知我是写小说的，却还要将他学生朱元峰的一本诗集的清样拿来，嘱我为其写序，就给我出了个好大的难题。 这两年，我看得最少的就是诗，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偏见，一是如今的诗人太多，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打倒好几个诗人，你看不过来；二是你看不懂，我在某篇小文里曾提到，我宁愿看戏词也不愿读这玩意儿。 永学说，你看看再说。这一看，哎，还真不错，你瞧这卷首语：子夜时分阳台难眠的人/在一片沉寂中感悟生命/肉体的构成此时薄如蝉翼/像挂在篱上的风筝/等待风起。 好深刻！再一看，一首首的好严肃，全是大感悟、大境界，绝无那种风花雪月、失了恋或苍蝇咬了一口之类的小情小调、矫揉造作、 “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是个深刻的严肃的诗人定了。与文友一起啦呱，我经常说起，翻开每天的报纸副刊看看吧，一篇篇的那真是才华横溢，却就是不见他吐真情，我们不缺才华，缺的是真感情、大感情，不缺智慧，缺的是纯真与实在。 就如一首歌里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片真感情。朱元峰的才气是显而易见的，有才气却并不大于情。 “才大于情”不是诗人高明的证明，恰恰是幼稚的标志。朱元峰深谙此道，因而他十分珍惜自己的才情，努力使自己的心血有形状、有颜色、有热度。 诗的创作当然不是生活表象信息的汇聚，也不是平白的类型化的语言组合，而是心灵与世界相融合的过程中生命神话的诞生。 朱元峰懂得这一点，因而，他并不像有些所谓的诗人那样，有了些微浮躁的感受、认识、体会、意念等等就急不可待地铺陈意象，剪接画面，点缀色彩，草就成章，而是极力捕捉那些能激活自己感悟的光点，让它们像星星一样照耀自己的诗篇。 从这层上意义上说，朱元峰又是一位求新意识很强的诗人。比如：也许有的时候/会从准星背后/流出柔情/极其细微的温暖/会让打猎的人/与枪疏远/而许多人一生无法放下猎枪/因为他们随时会被生活当作猎物。 （《打猎的人》）质朴的语感中，呈示出一种悠远的意蕴。这样的意蕴，倘若不克服自己的思维惰性、调整自己的感觉系统，是得不到的。 再如：整夜整夜地熟悉自己/解剖每一个念头/然后变成鸟/第一次站在常人的/目光之上/鸟的高度。 （《因素》）这是一种生命的蜕变、再认识、升华过程。一位诗人也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审视自己、具有批判精神，才能找到自己的支点，迈向生命的圆满。 朱元峰有此体认，便熔成了 “站在常人的目光之上”脱俗意识。这种意识导引着他，能够在雾夜的街上，划亮一根照亮自己，用一生去为神话与传奇填词。 这样的追求是动人的。一位诗人是一位思想者，还是一位与语言搏斗并且征服语言的人，也可以说，诗人就是饱受思想与语言折磨的人。 尽管他的有些诗作还不甚理解，内涵还不是那么丰厚，语感还不是那么新实，但都会成为他走向成熟的基石的。 永学领他来了，好年轻，才二十出点头，不怎么说话，一副默默耕耘的神态，很腼腆。 我为家乡又出了个有才情有潜力的青年诗人而高兴，重要的是他深刻。 这样的青年大都是有出息的。 海阔凭鱼跃——军旅画家王阔海印象 七十年代的部队放映队里面，是最能出人才的了。一边听他啦呱，一边想起这么句话就笑了。经验告诉我，一当兵即进放映队的人，都是有特长的人。他们一般都能写会画、能说（普通话）会唱，说不定还会照像、开摩托等；当然也比较容易犯点小错误——他也是。 七十年代初，王阔海刚当兵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家乡有点小名气了，有“神笔马良”之称。这得益于他的一个能在大镜子上画花鸟鱼虫、还能画炕围子的姑夫。他七八岁时即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地跟那人学，至高中毕业，就很有些造诣了，学校里专门为他搞了主题为“复课闹革命”的个人画展。因此上，他这兵当得就比较顺利，新兵训练一结束即进了放映队也较自然。他在放映队里画幻灯片、写解说词，还为宣传队画布景什么的，给所在部队争来了不少的荣誉。 工作性质的原因，我想他在执行内务条令方面肯定不是很规范的了。比方，他为了防止感冒，将醋放到火炉上让它蒸发的时候，顺便也将鞋垫儿或袜子放到旁边烤了等等。有一次，他照此办理来着，正好有位师首长来此检查工作，一进屋即觉得味儿不好闻，遂让他到该部队所属的一个农场锻炼去了。不想一锻炼就是六年。多亏这期间他没断了为宣传科帮忙，还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山村有了电视机》的速写，有了些名气；加之那位师首长也已经调走了，上级有关部门才将他调回来，并提了他个排级干部。 这是个很清秀、很有灵气的中年同志。不留女人式的头发，也没穿脏兮兮的牛仔服，很普通的。只是你从他的谈吐中间才感受到他那渊远深厚的艺术气质。说着话的工夫，他递过一本名为《大地画魂》的书。一翻，好惊讶：原来他就是该书的主人公之一！这本由黄胄作序的书我是有的，作者是我的一个在空军当作家的老乡，先前送过我一本。我知道八十年代末，中国画坛上出现了个由六位中青年画家组成的大地画派，他们将艺术之根深扎大地，饱汲大地母亲的营养，创作出了一批批感人肺腑、内涵厚丰、质朴生动的作品；1990年7月，在《迎亚运中国画联展》中王阔海以巨幅鹰作《九雄图》参展，有人欲出十万元人民币购买，而他却无偿地捐赠给了亚运会……便是从这书上看到的。如今一对上号，遂油然而生敬意。 看阔海的巨幅大作，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豪放、厚重、苍凉、悲壮、有历史感；而他的小品，则幽默、老道、透着一股文雅之气、灵动之气。我看过他为个人画展所创作的一幅由著名作家李存葆为其撰写跋文的宏幅巨制《出征图》，图中所描绘的古将士，鼓鸣旌飘，那真是气势磅礴、笔墨狂放、下笔沉雄，那种逼人的大气，让我这个外行人也为之叹服。 作品的大气，则来源于他为人的大度。我前边提到的那位让他至农场锻炼一锻炼就是六年并将他忘了的师首长，如今早已退休了，一次，他在机关大院遇见阔海，恳请阔海给他画幅画。阔海说：“别人我不答应，老师长的画我一定好好完成。”后来当老师长接到阔海的画时，眼圈红了。 画如其人，名如其人。王阔海，海一般的胸襟，海一般的气度，在海一般广阔的事业里，他会鱼跃龙门，跃入辉煌的。 别人的老师与自己的老师 某夜，我老乡携其小学时候的老师来访，言那老师与我老家只隔二十里地，并对我如何地崇拜云云。遂倒茶、递烟、说话。 老乡的老师六十来岁，一身农民打扮儿，显然早就退休了。他说他喜欢我的小说，写得怪真实、怪实在，有点赵树理的神、神韵，县上的某某某都说你写得好。他说的那个某某某我也认识，先前我在小县城的广播站工作的时候，那人曾将我小说中的人物跟县里的某些领导对号且提醒他们看看并因此引起他们对我不“感冒”的。怎么，他现在也说我写得好了吗？我想那人不一定真这么说，而是老乡的老师出于一种说话的需要临时杜撰出来的。 我问他，今年小麦收成如何？他说好、好，你的小说全是写的咱那地方的真事儿是吧？我说某某某其实是我的个拐着弯儿的亲戚，现在已经退休了吧？他说退休了不假，他说你是沂蒙山的骄傲嗯，好家伙，你的书还不少哩，全是你自己的……我欲找他熟悉的话题说，他想拣我熟悉的话题说，谈话进行得很吃力，遂喝水、看电视。 喝着水的时候，我蓦地想起老乡先前曾跟我提起过这位老师的，说他当年讲课是如何的有水平，特别那个“苟富贵勿相忘”讲得好。他二位说说话话的能让你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浅，经常走动。已是中年了的老乡是个能人，已经“苟富贵”了。他念着小学时候曾教过自己的那点友谊而与之相交，并奉若上宾，可真是“勿相忘”啊！ 相形之下，我自己做得就很差。自己固然从没苟富贵过，但确实是早将小学时候的老师忘掉了。有一年，我爱人的一个小学时候的老师来访，弯着腰，戴着《智取威虎山》中小炉匠戴的那种帽子，提着个用毛巾缝制的布袋子装了几斤带皮的花生，托我爱人办什么事情。喝起酒来的时候，嘴就吧嗒得挺响，没完没了地强调现在的猪饲料价格多么贵，酒糟多么不好买，接连问了好几次：好家伙，这么多书啊，是公家的吧？那老师走了之后，我说“这样的老师能教出什么好学生来？”就把我爱人气得够呛，说是“你老师好啊？斜愣着个眼，教出你这么个不讲理的东西！” 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老师也来过我家，我爱人认识。他的眼确实就有点斜，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以为他看的是别人，其实那是看你。他讲三角及解析几何，讲起课来跟吵架似的，前三排要饱尝其唾沫。但他讲得特别好，有三角大王之称。在我毕业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始终认为他是全国最好的三角老师，别人都不行。他后来也调到省城来了，在一个中学当校长。他的工作真是没得说，跑集资，盖校舍，解决老师的福利，忙得一塌糊涂。但他的脾气太急，得罪了些人，结果就让人给告了。挨了处分，连校长的职务也给撸了。他在被免职的几年里，仍然兢兢业业，于教课之余，接连出了好几本书，结果他因祸得福，被评上了省级特级教师。前不久，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问题已经彻底落实政策了，处分撤消了，职务恢复了，神采飞扬的口气。我就想，本来就是个冤假错案，如同丢了东西又一下子找到了一样，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可还是给了他个不小的惊喜。他来我家，我当然就对他特别尊重，接待规格上也高一些，泡最好的茶，拿最好的酒，说起话来也格外有话说。 如今我早已是学生的家长了，并做了某大学的客座教授，偶尔到哪里开个讲座什么的，就有人管我叫老师。猛丁听着，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老师是个怪神圣的不可轻易造次的称呼，后听着济南人管不认识的人统统叫老师，也就心安理得了。有一次，与朋友一起去办个什么事，正遇见个听过我的讲座的人，事儿就办得挺顺利。朋友问我，那人是你的亲戚？我说是我的学生，心里竟有种自豪感生出来。 侃风不可长 我省青年女作家赵冬苓写了一个很好的电视连续剧，叫《大地缘》。我估计稍事包装就能火一下子。我要说的不是这个电视剧的本身怎么样，而是由此想到文学及影视创作该走什么样的路子。 近几年，创作上的侃风、炒风甚是嚣张。几个哥们儿往宾馆里那么一住，你一言我一语的侃上一通，而后再分头那么一编，流水作业般地一部鸿篇巨制就出来了。当然，侃爷们自己无须付住宿费，自会有人给他们付。他们侃出来的东西，行话就叫作宾馆文学。 有一定生活积累，又有一定的才华，偶尔侃那么一下子，可能会有短暂的成功。正如玩文学偶尔也会弄点小知名度一样。但长不了。人们后来对那些千篇一律的小玩闹不再买帐就是一个证明。一些非创作界的人士也开始呼吁：侃风不可长。 侃风是怎么刮起来并一度走红吃香的？靠炒。炒，不是炒他们侃的内容，而是炒他们的经验。除了他们有组织有计划的炒之外，也还有些不明底细、热衷于登个女演员轶事之类的小报主动凑上去跟着起哄，一些以认识名人为荣耀的小报记者甚至还要来上个电话采访，而如今专吃这碗饭的无聊小报何其多！就让你只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知侃、炒，不知深入和体验生活。仿佛唯侃才有现代意识，才是当今创作之真传。特别让人生气的是，他们往往还要鄙视那些老老实实坚持深入和体验生活的人，故意冷落人家，有好事儿比方评奖了出国了什么的没人家的份儿。 我所认识的我省文学和影视剧作家们，还没有一个是靠侃成气候的。仍然是坚持下乡不下海，靠体验而不靠嘴侃。当然就更住不起宾馆。比方这个赵冬苓，她为了写这个电视剧，三下鲁西北，坚持采访和体验生活几个月，也才有如此生动感人的细节、催人向上的力量。侃出来的东西，热闹是热闹一点，可味道总有点不正，夹生、发馊。 现实给那些讨巧的人、走捷径的人提供了走红或成大腕儿的可能。正如有些钱来得很容易，但来路不怎么正的人堂而皇之地存在着一样，他存在着就存在着就是了，正直的人们不羡慕他们。我羡慕那些业务熟练、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从容地创作和挣钱的人。你要把侃也看作是劳动和智慧，我就没办法了，就如你说偷东西也是劳动我没办法一样。 老老实实地深入和体验生活，知名度却往往没有侃爷们高，这是我要说的另一个话题…… 说包装 北方的大米，一般都比南方的大米好吃。但在北京举办的某次农产品展销会上。南方大米的销路又比北方的好。为什么呢？盖因包装问题。人家二三斤一袋。你即使没带盛大米的东西，顺手也可以买一包。咱们呢，大米虽不错，但用麻袋包盛着，人家就是想买，也因没带工具或不好携带等原因不买了。这是个小孩子都懂的道理。 歌手也是这样。那些港台歌手就比大陆歌手唱得好？个人素质高？不见得。他们的创作歌曲是多一些，但也是千篇一律，没什么深度。也没啥新东西。但因为他们有专事包装的公司制造及鼓吹，就让你只知有汉，无论魏晋。据说广州也有了这么一家，还推出一两个模仿能力挺强的所谓纯情派歌手，可也因太亦步亦趋或故作纯情，买他们帐的不多。剩下来的就全靠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或参加个电视歌手大奖赛之类的东西来打知名度了。而这样的机遇对京沪之外的歌手来说又是多么微乎其微！ 那么，作家及其作品呢？情况更糟。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你说不定还要奇怪：作家及其作品也要包装吗？首先就有个观念及思路的问题。 这里有个前提，我要说的包装，不是让你包装假冒伪劣产品，而起码是值得你包装的东西。这同样是小孩子也知道的道理。 麻烦就在于，山东人喜欢在前提上做文章。如果你要包装某位歌手或某位作家，那恐怕先要做好在值不值得包装的问题下争论个三年五载的准备，尔后再在怎么包装、包装到什么程度上争论一番，早晚弄得你烦烦的或臭烘烘的算了完。 曾与京沪及外省的作家们打过交道。你要说他们当地某个作家的作品确实是不怎么样或仅仅是一般化呀，不管他们之间平时的关系如何，那他首先就要跟你翻脸：“怎么个一般化？我看很好，至少比你们省某个作家的东西好。”让你感到一种很好的向心力。 山东人习惯于在外地人面前严格要求自己，说本地人不好。不等人家挑毛病，自己就先挑得死去活来；人家说好，他偏要说不好。比方人家说，嘿，你们那个某某某歌唱得不错。山东人就要说，操，差远了，她还不懂五线谱呢。也很不讲卫生呢，你看着她人模狗样地在舞台上吱吱吆吆，可你没到她家去看看哪，简直跟猪圈似的，根本插不进脚去。他甚至还要造人家点小谣言，弄点噱头出来让对方乐呵乐呵。他可能不是故意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或爱好，那就更可怕。 单个的山东人到外边闯荡一番，差不多都能弄点名堂出来。中国文学艺术界山东人最多，就是一个证明。这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之外，也靠了人家的包装。而要我们自己包装呢？对不起，没有先例，也还没研究。 另外，你就是想包装，也没有多少包装的道道儿，没学过，还不怎么会。 ……如此说来，有点丑陋的山东人的味道了。但这是事实。 大有同感的人多矣、久矣，可谁都不说或不公开说。你要说了，那就是：这家伙看着人家包装急了，他是想让人家包装包装他了。 实践证明，没有包装就走不上市场，你的市场就只有让人家占领。物资市场如此，文化市场亦然。我们往往看了人家包装得很好的东西，有上了一当之感，也只是发发感慨罢了。——这篇小短文也只是发发感慨。 别了，乃厚 刘乃厚是我所有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确实也就不能准确地分辩出哪些是他真干的，那些事里有水分。我在尽力写出生活中真实的刘乃厚。 刘乃厚跟我一个庄，虽然同姓刘，但并不近。我到现在闹不清他为何管我大姐叫大姑，而管我叫大兄弟。搜寻我童年时的全部记忆，我第一个认识并能记住的庄上的人就是他。他外号叫指导员。经常在关帝庙前的石台上哗哗啦啦地拉枪栓。他当然就是基干民兵，手里有一杆老枪。整个五十年代，庄上所有的基干民兵都有枪，但一般都不背出来。他是唯一有事儿没事儿地就背着枪在庄上转两圈儿的人，而后就到关帝庙前的石台上拉枪栓。我们童年乃至少年时期对枪是何等的崇拜呀，他在那里拉枪栓的时候，我们就去看。这时候你瞧他那个神情，那真是要多傲慢有多傲慢，嘴角撇撇着，一副真指导员的架势。你要摸摸枪托儿，他是绝对不干。他当然还喜欢办其他方面的公事儿，比方庄上杀猪的时候，他往猪腿上的小口里吹气儿以使死猪虚胖胧肿好褪毛了；春节过后队上请烈军属吃饭的时候提水端盘子了；庄里开会的时候，他在旁边转转悠悠，尔后嗷地一嗓子：“别说话了，好好听，嗯。”了……他是整个解放区文化的代表，衣服褴褛饿着肚子却自觉地替穿得比他好吃得比他饱的人操心。 任何一个村庄或家庭，都有些让人尴尬的事情。比方人家正干着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事儿，你无意中遇上了，那就要尴尬。还有些不太好启齿的事情，你背后说说可以，也能义愤填膺，可要让你去当面处理，你就不一定干。刘乃厚弟兄四个，他是老小，到死仍是光棍儿一条。他那三个哥哥，谁都不曾为他的个人问题操过心，可谁家有尴尬的事儿，都要让他去处理，他自己也当仁不让，显示出很好的品行及悲剧性格。你比方他大哥有个长得不错的闺女，跟庄上一个也姓刘、但并不近、若按庄亲那闺女须管那人叫爷爷的青年谈恋爱，并把登记结婚之后才能干的事情提前办了，搞得一时满庄风雨。那弟兄三个气乎乎地凑成堆儿商量，要把那青年的“狗腿砸断一条”。后来寻思寻思若要大张旗鼓地砸，等于败坏自家的闺女，就不如先找那青年谈谈，让他们立即断。若要断了自然没话说，若要不断再砸也不迟。可谁去找那青年谈呢？那家伙还有点文化什么的？那三位商量来商量去，就找到老四了。他们如此这般的布置好（在刘乃厚的窝棚四周埋伏着），刘乃厚将那青年叫来即开始谈。农村中没有什么秘密能保得住，那晚上十来岁的我也去旁听了…… ——往事越来越清晰。当时的刘乃厚做擦枪状，上来即问那青年：“你是哪个单、单位的？”那青年说，庄户人家还什么单位不单位啊。“你态度放老实点儿，不老实狗腿不给你砸断！快说，你跟我侄女是怎么个事儿。”那青年也是孬种一个，另外他可能也听见窝棚四周悉悉索索，有鸿门宴之光景，遂乖乖地交待了。刘乃厚还不过瘾，不时地提醒那青年：“还有，在棉花地里那次你还没说，别以为我不知道！”连续审问了三晚上，直到那青年表示坚决跟那女孩儿断绝关系，此事办成，他大哥请他吃了一顿饭，无非是煎饼卷豆沫之类，他感动地说是：“以后再有这种事，提前说一声，早做准备早下手。” 1972年，我第一次从部队回来探家。四年没见，他见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怪恣来！我说你恣什么？他说，赫鲁晓夫死了。我说赫鲁晓夫死了有什么可恣的？他说，世界上又少了个修正主义坏家伙，这么死下去，咱们社会主义江山就更加万年长了。那时，海军的军装跟公安人员的服装差不多，他悄悄问我：你给毛**当警卫员是不是？我说，我当的是海军，不是武警。他就说，赶不上给毛**当警卫员好，什么工作也不如给毛**当警卫员好。 ……他就是这么替别人操心，替党和国家及其领导人操心。 我最后一次见着他，是我下一次探家的时候。他照例地来看我。那时估计庄上刚放过《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说起话来，他说是，列宁这个同志，鸡毛狗哆嗦的，没个稳重样儿，说起话来舞舞扎扎，那怎么领导好革命？旁边就有人说，你想反革命啊？列宁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呢，你怎么可以说他鸡毛狗哆嗦？一下子吓得他脸干黄，一晚上再没说话。直到我探家期满回部队的时候，他到停车点送我，偷偷将我拽到一边儿说是，大兄弟，那件事你多担待一点儿。我说哪件事？他说，我说列宁鸡毛狗哆嗦是我的不对，我觉悟不高，不知咋回事儿的怎么就说溜了嘴呢！快五十的人了，我算白活呀！他诚惶诚恐的神情就让我大吃一惊。直到我写这篇短文，一闭上眼仿佛还能看见他那布满着麻子的脸上透出的那种惊吓与虔诚。 他于八十年代中期去世了。我每次回去还要说起他，我大姐甚至也把他的真名实姓给忘了：“噢，你是说‘指导员’呐，指导员是守着他的称呼，背后都叫他‘半页子’，如今这样的人不多了，一个个精豆子似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我就感慨不已：农村中部分古朴淳厚的乡情，往往就是由刘乃厚们支撑着的；它同时也构成了农村独特而又多彩的文化，没有了刘乃厚，农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写了这篇小东西之后我也不准备再写他了。你跟如今的些小青年说他，往往让他蒙受耻辱：一个半吊呀！二百五呀！那就让我们：别了，乃厚？！ 说潇洒 整个1993年最时髦、使用频率也最高的字眼儿恐数“潇洒”二字了。不管走到哪里，潇洒之声不绝于耳，潇洒之态不绝于目，仿佛过去不曾潇洒过，现在抓紧潇洒潇洒，否则就会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似的。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阵风、一种热。 其实每个人的眼里潇洒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落榜生看着考上大学的人潇洒，出门儿挤公共汽车的人看着坐小轿车的潇洒，吃三十块钱一桌酒席的人看着吃三百块一桌的潇洒，抽泉城牌香烟的人看着抽将军烟的潇洒……总之是有权有钱有学问的人比这三样东西少一点的人要潇洒一些。 在下看来，潇洒主要是一种风度。无论是在社交场合还是平时的待人接物，你只要朴实自然，落落大方，不矫情、不做作、不拘束，那都可以叫作潇洒。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你能抽将军烟当然也未尝不可，你的经济实力达不到，抽个大鸡也不能算是不潇洒。我在某个社交场合见一位来华投资的外商吃完了饭将涮盘子的水也喝了，也没觉得人家不潇洒。倒是某些张狂的人在那里穷讲究、摆阔气、尔后又非常浪费让人看着生气。 潇洒又是一种胸怀。胸襟坦荡、气量大度、遇事能拾得起放得下；不鸡肠狗肚、不时时提防或算计人，也可以叫潇洒。苟苟蝇蝇、贪小便宜，只会数钱不会工作，你即使西服革履、坐小轿车、抽“长健”也潇洒不到哪里去。 潇洒还是一种心境、一种感觉。你靠脑力或者体力劳动获得正常收入，心底踏实，钱少也潇洒；你精神生活充实，家庭里面缺钱但不缺感情，清贫也潇洒；你穿着虽然过时但很干净的衣服、骑着破自行车却不违犯交通规则，比起衣着虽然华丽但随地吐痰让人家罚了款或骑木兰钻到汽车底下去了也还是要潇洒一些。 如此说来，潇洒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学当然也能学到一点，但主要是一种气质的自然流露。时下在物质上不够那个档次还要硬充潇洒的人不少，一会儿的潇洒，换来的往往是永久的尴尬。也还有在精神上故作潇洒的人，看了一本什么畅销书，就在那里以唐宛儿自居，还感觉良好地四处寻觅庄之蝶，以为作家们都是那玩意儿。在下就不认为那是什么潇洒，而是精神病。 在下认为，一分的潇洒是要三分的刻苦加三分钱财再加三分学识作支撑的。没有永远潇洒的人，也没有专门儿潇洒的人。潇洒的背后是我们看不见的人家的奋斗与努力。 潇洒一点儿当然要比萎萎琐琐、满脑门儿的官司要好得多。我不反对量力而行地偶尔潇洒那么一回。我反对的是不学过程而只学结果、不问耕耘而只看收获的那种盲目的一味的潇洒。能力与水平不到，你再潇洒也还是要捉襟见肘、矫情兮兮、俗不可耐。问题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你能潇洒得起来吗？我们还在为多挣点人民币这种特殊纸张而拚命工作是不是？还在为房子、孩子等诸多问题而操心不是？更甭说还有多少农民尚未脱贫、还有多少希望工程需要捐款了。 一些调子灰色、让人不怎么鼓劲儿不怎么向上的港台歌曲，把一些听了只言片语就开始模仿的小青年儿给煽动得让咱这做家长的多费多少口舌啊！ 说尴尬 “尴尬”这两个字很不好写，一不留神就把它们写颠倒了。但那种境遇及滋味却谁都能遇到或感觉得到，你既使是伟人也得尴尬，只不过比小人物尴尬的机会少一些就是了。比方小人物坐硬席车厢常为解大小便排队而尴尬，大人物坐专列或软卧则很少遇到这种情况。而大人物作报告的时候念了错别字让人当众指出来会尴尬，小人物念错十个八个的错别字则问题不是太大。 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比工人农民尴尬的机会要多些。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分子一般都囊中羞涩，遇到社交场合又往往抠抠索索；关键是他们的脸皮都比较薄，你这里不觉得是个事儿，他那里往往就要尴尬。你比方上街买菜，一般小市民若跟小贩斤斤计较或两两计较就不觉得是个事儿，知识分子不守着熟人的时候照此办理也尚可，若是正两两计较着有个熟人比方他教过的女学生什么的走过来那他就要有点小尴尬。 说话多的人也容易受尴尬。说话多了往往漏洞多，且来不及思考，人家一反驳，一下子对答不上来，那就要受尴尬。 还有许多情况是你自己觉得尴尬，别人并不以为你有多尴尬。你比方有些野心大、胸怀小，能力低及硬充名人的人，遇到晋职级、坐**台、见报名单的排列顺序等情况，稍稍不如他意的时候，往往也会觉得尴尬。其实别人并不那么看，那只是他自己的感觉。还有些好为人师、喜欢做中心的人，哪怕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你也得先听他居高临下地说，他说够了你再说还可以，他没说够你就想说，那他就要尴尬乃至不悦。 真正尴尬的滋味当然不怎么好受，你一天要尴尬上那么一两次，这一整天就绝对没有好心绪。知识分子懂得这些，所以他们掌了权想整人的时候，就往往将你屡屡陷入尴尬的境地，让你有苦说不出。 尴尬的人儿可以做新写实小说及四五代导演们的影视剧作中的主人公。前不久看过一个小中篇，说的是某歌星的情人怀了孕，歌星让他情人过去的男朋友动员她流产。那男朋友此时够尴尬的了，自己的对象跟人家上了床怀了孕，却还帮他做善后工作。但为着金钱或者友谊那男朋友还是去了，不想那情人还不干，决心要生下一个小歌星，并公开宣布是那歌星的孩子。那尴尬的人儿费了老鼻子劲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待陪她流完产，妇产科医生交给他一个纸盒，里面就装着流下来的一个未完全成型的男婴，让他去找个风水好一点的地方去埋。他接过铁锹，又抱着纸盒，他觉得有点像《地雷战》里的一个民兵，在天光熹微的拂晓去埋一颗地雷。他说这是埋葬爱情的地雷。这一切都做完了，那歌星还称赞他呢：“干得漂亮，你！”我读了就觉得挺真实，挺好玩儿，可见尴尬于现代生活中是怎样地无处不在。小人物要活着，就得受作践，挨尴尬，我们只能尽可能地躲避尴尬，而不能完完全全地排除它。我戏作了一首《尴尬歌》的歌词，权作这篇短文的结尾： 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尴尬？尴尬的事情多得没法说。解手排队要尴尬，囊中羞涩要尴尬。没有学问要尴尬，斯文扫地要尴尬。你若一般化地来活着，就须时时把尴来尬。如若不把尴来尬，就须好好躲避它。 说朋友 搞创作的人，脑子里总有几个人物形象。他们将这些形象写出来了，却仍然忘不掉，甚至还要不断地去虚构他、完美他，弄到后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生活中真实的张三或李四了。这是他们心中的朋友、永恒的朋友。 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朋友的来源，差不多都出自他少年时的记忆。童眸中的形象乃至景色都是美好的，越困苦就越美好。这与他们的视角也有关，他们不太注意不怎么美好的东西，大人们也不让他注意。遇到令人尴尬的事情，大人们总是说，出去玩儿去，我跟你叔叔商量点事儿。 当我们成年的时候，需要我们关心和操心的事情太多，对人也格外挑剔起来，过多少年还能留在脑子里的同性朋友就很少了。异性中除非与你有点特殊的关系，否则也很难记得住。你也不可能全记住。没有吃了饭没事干专门记这个的。 我们每天上街，看到或遇到个十万八万的人那是很平常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你此生可能只会遇见他（或她）这一次，若是琢磨琢磨意义重大的不得了，但我们回到家却往往一个也记不住。陌生的人们就这样交臂而过了，没有谁觉得遗憾或留恋。 现实中的朋友与心中的朋友往往不是一回事儿。现实中的朋友有许多只是一个时期的朋友，过一段时间就会有隔膜乃至裂痕。比方鲁迅与闰土。还有些人只能做不见面的朋友，越不见面就越亲。偶尔见一次面也可以，也挺亲、也能无话不谈。若是呆成堆儿久了，那就很难说，一旦反目成仇，那就比原来不是朋友的人还僵。 亲戚也这样，你的至爱亲朋多少年不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你瞧那个亲，话说不完。他若天天住在你家里白吃白喝，甚至还想要给你当个一家之主，不要多久你就要烦。亲戚越走越亲是有时间限度的。 现实中的朋友，一般都是对等交往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光让人家敬奉你那是上贡，你一味地敬奉人家、给你个冷屁股当热脸那叫没人格。这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换，而是交友办事的普遍规则。 心中的朋友不存在这个，他不给你添乱，不让你领他看病或买紧缺物资，也不留一手，防备你翻脸之后咬一口。而你却可以没完没了地向他倾诉，将你所有的烦恼和不快都倒给他。他伴你度过了多少寂寞和孤独的时光啊！ 我生活里面最好的一个同性朋友已经去世了。他是我少年到成年时期的同学、老乡加战友。他是我做人的老师。他的宽厚、善良、乐于助人就不必说，特别他那善解人意、听你倾诉、特别能保密的品德让我终生难忘。你跟他说点什么事情，哪怕就是个人的隐私甚至犯点小自由主义，那是绝对走不了话。好像他活在世上就是专门给别人保密的，谁都可以向他倾诉烦恼。麻烦的是他听了之后还要替别人牵肠挂肚，这就给自己增添了无尽的精神负担。我从部队转业的时候与他有过一次深谈，他发牢骚似地告诉我：别人的秘密知道多了不好啊，知道了马上忘了也还好，还总忘不了。谁有痛苦都往咱这儿倒，人家倒出来痛快了，咱呢，搁心里放不下了，成痰盂了，心里有个痰盂还能不生病？他后来果然就得了脑结核，刚刚四十岁就死了。他是我心中永远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成年男子一样，我当然也有过异性朋友。我少年时期她还教我靠拢团组织积极要求进步什么的。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也许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她喜欢居高临下地教训人，我当时对她就挺崇拜。可若干年后，当我再次见着她的时候，又非常失望，她身材的臃肿就不必说，还庸俗。她依然好为人师，她所教训你的内容完全是庸俗的处世哲学。我即想起周恩来的一句话：小时候看着一座楼挺高，长大了一看并不高。你知道她是真心对你好，只是好的方式让人受不了。我后来从她家门口走过三次，却再也没了要见她的愿望。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往往就是让这些无谓的见面给打碎的。 时下酒肉朋友居多，一块儿喝一回酒就成了哥们儿。其实谁也没拿这个当回事儿，酒一喝完、事儿一办完就不认识了。还是没有具体目的交的朋友靠得住。 心里永远有些可爱的朋友多好啊，他将终生与你同行。 说吵架 两个人或几个人吵架，一般都是即兴发挥，没有准备好了再跟人吵架的。你既使找碴儿吵架，也只能做点精神准备，而不能做技巧上的准备，因为对方不一定按着你所准备的思路说。 中国人一般都喜欢看人吵架。看人吵架跟过节似的，喜形于色，再忙他也要停下来看一会儿。但生活中高水平的吵架很少，这是因为有水平的人很少吵，而喜欢吵的人又没什么水平。 吵架当然需要一定的艺术和技巧，但重要的是要有临场经验。你水平再高，但没吵过，临场发挥就不一定好。北京姑娘一般都比较会吵，几句话就窝得你喘不上气儿来。你觉得她们是生活的强者，走到哪里都吃不了亏。我们偶尔也会吵上一架，但因为没什么临场经验，气得要命还说不出话来，事后才想到当时应该怎么吵。 我们村有个一辈子没跟人吵过架的人。他是有名的种韭菜的老把式，他种的韭菜又大又肥，看上去特别可爱。但他太喜欢自己的劳动成果，只是一味地欣赏，而不舍得趁韭菜嫩的时候割了去卖，早晚等老了的时候才去割。这就很容易丢。有一回他的韭菜就丢了半畦子。他当然气得要命，旁边的人也怂恿他：你吵呀，骂呀，他吭哧了半天说了一句：“他觉着他怪能啊——”再也没词儿了。 南方人吵架一般都吵得时间比较长，但声音不高。有一年我在苏州参加一个笔会，见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于马路的拐弯处撞成块了，其中一个女的网兜儿里还提着十来个鸡蛋，当然就摔了个一塌糊涂。我于晚饭前就发现他两个在那里啰啰儿，吃完了饭他两个还在那里似商谈着什么，表情挺激动，但听不懂两人说什么。一个当地的作者给我翻译说，他两个主要谈赔偿问题，他们是输理不输钱。 济南人吵架一般都吵不长，所谓短平快的吵法。也不怎么讲道理，上来就开骂，三句话不来就开打。两口子打架也打得特别狠。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小青年将老婆打得鼻青脸肿，旁边一个过路的拉拉架来着，那小青年把劝架的也打了个头破血流。 西方人吵架就比较有层次，他们注重讽刺你、怄你，不注重声音多么高，听上去特别长见识。多年前看过一个小资料，说是某个内陆小国的总理到苏联访问时让赫鲁晓夫气得不轻，他要想办法报复一下，待下一轮谈判时即提出要赫鲁晓夫帮他们筹建一个海军部。赫说你们没有海建什么海军部？那小国的总理就说难道你们没有***吗？言外之意是我们没海不能建海军部，你们没文化干嘛要建***？这种有言外之意的吵架就比较耐看了。 两个比较文明且旗鼓相当的人吵架也比较耐看，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两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水平高的人往往就要吃亏，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水平低的人跟你胡啰啰儿，你就没咒念，干生气。 一个人或一个地区吵架的水平，代表着该人或该地区的文化素养和层次。当然不吵架层次更高，但那是不可能的。 生活中有许多的不如意，吵架总是难免的。但一般不要跟中年以上的人吵，这不单单是因为要尊老爱幼，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阅历太多太有知识，你吵不过他。有一次我坐长途汽车去外地开会，上车的人多而挤，一个中年人不小心将旁边一个女孩儿的脚踩了，中年人直向那女孩道歉，不想那女孩骂不绝口，又是瞎眼、又是白长了这么大什么的，一下子把中年人骂恼了。那中年人说，我长了这么大是我自己长的，你长不了我这么大，这一点定了，我是算命的！人家一句话也没直露地骂，但那女孩儿却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我即想那女孩气性那么大，回去窝囊出一场病来也说不定的。 说气质 词典上说，气质这个东西，是指人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如活泼、直爽、沉静、浮躁等，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这是大而概之的说法。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的气质，不单单是指个性特点，更多地还是指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感觉不好表达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一举手一投足所表露出的那种文化修养。李逵和吴用二位的活泼一样吗？关羽和诸葛亮的沉静一样吗？ 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说，嗯，这个人的气质不错；要么说，这个人漂亮是漂亮，但气质不行。就属这种情况。 气质好与不好，主要在社交场合或参加个选美了什么的有用，具体生活起来就显不出有多重要。你比方，有些男子汉，他在单位上看不出有什么水平，甚至窝窝囊囊，不怎么受重视，但具体过起日子来却是一把好手。而那些看上去人五人六好像有点儿文化似的男人，生活上却往往是低能儿。我常常羡慕那些心灵手巧的男人，他们干什么什么成，一样的收入一样的消费，人家就比你过得从容，而你却要时时受尴尬。 我在老家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邻居，我们同是从部队转业的，他的工资比我低，人口比我多，但人家的家里就比我家排场。他自己会打家具，会做一种可以折叠起来的工艺很复杂的小板凳，还会杀鸡或兔子，拔猪头或猪蹄儿上不曾拔净的毛，翻猪的大肠或小肠。而我呢？什么也不会，什么都要买，过春节分个猪头回来还犯愁，你就多花许多冤枉钱，而且还不如人家过得从容和丰裕。这人看上去貌不惊人，也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说起话来主次不分，让人不得要领，哎，人家的日子过得就比你好。有一次他跟我一起去串门儿，往回走的路上，他告诉我，这家人家的茶几不错，茶几面儿是大理石的，宽三十一公分，长五十三公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拿出随身携带的卷尺在那里量的。你在那里表现气质胡啰啰儿的时候，人家悄悄地做了些实实在在有用的事情。 还有些特别能打鱼摸虾的人，你跟他一起出去钓个鱼，能把你嫉妒死。人家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你呢？在旁边儿干急眼，鱼儿们就是不上钩。这里面当然也有个运气的问题，但特别能钩鱼的人跟一条也钓不上来的人，气质上是不一样的。据我观察，气质高雅的人不如气质不怎么高雅的人能钓。 也还有些特别能拾钱包儿的人，不长时间他就会拾一个。不管他学不学雷锋，你都会羡慕他的运气。我已人到中年，却从来没遇到过类似的机遇。我的特长是特别能遇见熟人，冥冥之中我若想见谁了，差不多近期就能遇见他。很奇怪的。 ……这样说下去，有点意识流了，赶快拉回来。有一个高雅的气质，同时又特别会过日子、会翻猪大肠、会打鱼摸虾，当然是更好了，但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翻猪大肠或剥兔子皮的时候怎么能使自己的气质显得高雅些呢？ 气质这个东西与气功不同，很难学。不可能参加了一次学习班就高雅起来了，需一点一滴地养成。有一个好的气质当然比舞舞扎扎、庸俗浅薄好得多，但没必要特意地去表现什么。如今什么东西都可以玩儿了，玩儿深沉、玩儿高雅、玩儿潇洒、玩儿痛苦……其实社交场合上的那些玩意儿是最靠不住的。还是本色最可贵。 气质与学识、阅历、工作也有关。有些工作还非得具有相应的气质的人去干不可，换了别的类型的人他就干不好。就像某些演员只适合演坏蛋，演正面人物怎么也不像一样。要让李透去搞外交，他肯定搞不好。还有些人的兴趣及气质适合摆地摊儿卖衣服或推销个挂历地图什么的，你要一定拉他写文章，也会很麻烦，费老鼻子劲他也不一定能干好。自己选择的职业，一般都比较符合自己的气质。 青年朋友们谈恋爱找对象还是找气质上比较接近的人好一些。卖猪肉的不一定非找个杀猪的不可，但至少他见了杀猪刀之类的东西不会烦。你两口子都不会翻猪大肠也不要紧，可以学，或者干脆就别买，想吃了去买成品，只要别埋怨：你看人家的丈夫都会翻，你干嘛就不能翻？ 说感觉 作家的形象乃至为人，一般都不如他们的作品好。这是因为他若形象好，他早当演员去了；再说做人要实实在在地做，而作文则有个虚构与塑造的过程。 作家在社会上的威信一般都比在家里高。这是因为作家也是人，而任何人都要吃喝拉撒、剔牙劓鼻涕等等。你即使是伟人，你也不可能将其中的所有过程都做得非常光彩或伟大。更何况家庭里面是最不容带面具的地方。所谓亲人眼里无权威。 我们偶尔会在哪里搞个文学讲座什么的，人家让你签名，给你递条子，你来上两句小幽默，说不定还会赢得一阵喝彩或掌声。那一会儿的感觉就特别好，你觉得这作家还不算臭，甚至还有几分潇洒。 可回到家就不行了，你所有良好的自我感觉或潇洒，被你任何一个家人轻易地就能打垮，让你重新回到俗不可耐的现实中来。比方，你说作家是精神领域的掘进工，你老婆来上一句你先别在精神领域掘进了，先把蜂窝煤炉子给我点上，你就得点。蜂窝煤不好着，你还须在旁边儿撅着屁股煽扇子，弄得你脸上跟张飞似的，也得受。如果你喜欢吃猪蹄儿，你还得拔那些不曾拔净的毛。 作家都是感情型的写作动物，他大部分时间要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的人物一般都不怎么考虑吃饭的问题，只是不食烟火地在那里谈感情、表现个性及其美好。你也没法写他们的吃饭问题，你不能写一个人在一年中发生的事情，要写他吃一千零九十五顿饭，每一顿饭是怎么个事儿，你水平再高，也写不出来，写出来也没人看。 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呆久了，再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常常有失落之感。现实中的麻烦格外多，物价提得比工资快，你去买包烟抽还买回来个假冒伪劣。现实中的人等不如你作品中的人物有光彩，现实中的秦香莲不如舞台上的秦香莲漂亮，她若有那么漂亮陈士美就不一定闹离婚……你觉得活得很累，很烦。 在虚幻世界里呆久了不烦吗？你常常会“理屈词穷”，甚至写不下去；钱多了不烦吗？他觉得大鱼大肉还不如人家白菜豆腐吃得有滋有味，也担心治安问题，甚至夜不能寐。有一天我接了六个电话，其中有五个说烦，总之是有钱没钱都在烦。另外一个不说烦的，是性格上的原因，他是个永远感觉良好的人。 从前我们认为感觉良好是骄傲自满，现在则体会到感觉良好是有信心的表现。人的情绪、感觉也不是非白即黑非黑即白的，它往往是一个混合体。骄傲自满永远对别人无害，受害的是他自己；可他若光骄傲不自满呢？他喜新而不厌旧呢？他崇洋而不媚外呢？ 对人对事物的直感是第一手的东西，第一手的东西是最可珍贵的。我们往往重视理论而忽略直感。比方看一部作品，它可以用某种理论加以说明或解释，那就是好；你感觉不错，但一下子还不能用某种理论来解释，好也不说好。我们有时候也往往会看重别人的教训，而忽略自己的直感。你比方我老婆看电视，如果里面有不怎么好的人，她往往就会把我给联系上。当然不排除有玩笑的成分在里面，但她以此作参照也是肯定的。真正的感情、理解、幸福永远是建立在直感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现成的理论或别人的教训上。你觉得好就是好了，并不是类似的情况人家没说好，你觉得好也成不好了。 同样的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觉。比方对美。脸上长了疖子化了脓，淌出些又白又红的液体来，美吗？有理论说，美，你看多美！那脓水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简直是艳若桃花，这叫残酷美懂吗？你理论上说出十条八条来，我还是觉得不如不长疖子美。你说我不会深刻也没办法。 如今什么样的学问都有了，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明白都非常困难了，唯有自己的感觉真实了。你若再忽略它，那还有什么东西靠得住呢？ 说习惯 多年前听说个笑话，说是困难时期一个公家食堂的炊事员，每次揉面的时候，总要揪下一块掖到裤腰里（当然是过去的那种肥裤腰）带回家。 有一次，他在家里和面也照此办理，他老婆看见了，说是，哎，你干嘛？ 他一下想起来是在家里和面，就说，我忘了，我以为还在食堂里和面来着。 这就叫习惯。一种习以为常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我们随便就可以列举出许多听起来好笑的习惯。 我在部队的时候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过去往报社寄稿子是不必贴邮票的，你只将信封剪去一个角即可，有一次我往家写信来着，没寻思地也照此办理了，结果就让人家给退回来了。 我有一个战友谈恋爱的时候，每次给他对象写信最后都要 “吻你”，那一段他信写得有点多，写糊涂了，结果给他爹写信也来这一套，让他爹一顿臭骂。 这些好笑的下意识的习惯对别人不构成伤害，情有可原。生活中还有一些不讲卫生、不讲礼貌的习惯，我们叫它陋习，比方小孩子吃手指头了，拿袄袖子擦鼻子了，在社交场合上出风头以我为中心了，喝起酒来一喝就醉，一醉就哭，或一醉就骂人了等等。 至于那些有意无意地伤害他人的习惯，就是恶习了。比方跟张三说个话，总要说说不在场的李四的坏话了，甚至还无中生有，造个谣言什么的。 这些人中有的有具体目的：攻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的只是出于一种习惯，不说别人的坏话别没话说。 我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三个沂蒙山人走在羊肠小道上（当然不是并行），一言不发。 时间长了，中间那位觉得怪燥得慌，即想搞点恶作剧快活快活。他先是将两手比划成篮球大小的形状，问前边那位：一个鸡蛋有这么大你信吧？ 前边那位当然就不信，说纯是扯蛋呀。中间那位又比划个鸡蛋大小的形状，跟后边那位说，我说一个鸡蛋有这么大他说是扯蛋呢，后边那位即说，他是放屁。 前边的一位听见后边的那位骂他，也不问来由，即回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放屁！ 三骂两骂两人就打起来了。他二位光计较对方骂他去了，忽略了骂他的原因，就让中间的那位看了个好热闹。 完了中间的那位再拉架，说是你个张三怎么骂人呢？骂人不对呀，你李四上来就动手也不对，嗯。 结果那两位都不对，就他自己对。我管这叫 “鸡蛋游戏”。我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玩儿这一套。有一次，他生病住了院，班里有一个女生去看他，把他感动坏了，又无以回报，即玩儿鸡蛋游戏感谢她，他说，那个王五，你得注意呢，他经常背后说你的坏话呢。 那女生有点吃惊：说我什么坏话？他说你在原来的那个学校是留级生呢！ 还说一些怪下流的话。一下子把那女生气哭了。后来他玩儿这一套上瘾了，成习惯了，最后玩得他父母几乎离了婚。 习惯主要是针对个人而言的。一群人的习惯叫社会风尚或倾向；一个民族或组织的习惯就叫传统了。 一些民族在待人接物、婚丧嫁娶上的风俗，差不多都是由个人的习惯蔓延成的。 叫习惯成自然，习惯成传统。所以不可轻视少数人的坏习惯。比方某种人的见钱眼开、眼热、眼红，连朋友也坑；路见不平，拔脚躲起，按字面解释即照着做的 “难得糊涂”；甚至对邪恶讲宽容，连气也不会生、连怒也不会愤……，若是蔓延成了社会风尚或传统，那就可怕了。 一个不会生气、不会愤怒的民族，同样是荒蛮的、不可救药的民族。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教人扼制坏的习惯，弘扬民族美德的。 我从没见过哪部文学名著公开歌颂金钱、歌颂嫌贫爱富、歌颂唯利是图。 你即使反来复去的鞭挞，也还是有人将这些陈腐的东西看成是什么新观念。 所以，精神文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说木乱 地道的济南方言中，有许多话我听不懂，像“硌窝儿”、“折裂”、“熟迷”等等，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另外，它们是否如上所写也还不能肯定。你偶尔让人家说一句“你这人怎么这么折裂呢！”，你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只能从对方的语气和表情上猜测出自己是犯了错误。 但“木乱”这个词儿我能听懂，我家乡管这个意思叫“麻痒”。意思是你心里很乱，什么滋味都有，如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来。或因你思念个什么人，但对方疑点太多，你顾虑重重而木乱；或因你所得到的与原来想象的不一样而木乱；或因你想作个新决定，方案不少，但都不太理想，你一时犹豫不决而木乱。另外，像生活中常遇见的生离死别、失之交臂、欲罢不能、无可奈何、心理不平衡等等的情况，你往往都要木乱。 木乱的感觉人人都有。不管你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也不管你是痛苦地活着还是幸福地活着，你差不多都得木乱。伟人常因鸿图之志不能实现或家庭问题而木乱，平民百姓常因柴米油盐和棉铃虫问题而木乱，痛苦的人儿则因领导或情人很冷淡地看了自己一眼而木乱，幸福的人儿就不木乱了吗？也木乱。某日，我至郊外的小树林里独坐，听见不远处树丛的另一面的一对情人啦呱（本想走开来着，一怕惊动了他们反倒不妙；二也想听听如今的些情人们都怎么说话），他们的部分对话大体如下： 女方问，晚上吃的什么饭？男方答，馒头、稀饭。吃了几个馒头？没吃，就喝了一碗稀饭。干嘛吃得这么少？不想吃呢，心里怪木乱得慌。又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干嘛木乱？嫌我了？你别问好吧？越问我越烦。好啊你，我就知道你没长性儿，占了便宜你就木乱。你别吵好吧？你要再吵我就走了。走吧、走吧，走了再也别见我，我这里还木乱得要命呢，你还烦！ ……男的终究没走，也终究缓和了。过了一会儿，两人即大骂各自单位的领导，顺便犯了一通他们互相熟悉的一些人的自由主义。你在旁边儿听着，除了觉得这情话没什么水平之外，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幸福的人儿也在木乱。 一般情况下，聪明人要比傻瓜木乱的机会要多些。这是因为，聪明人想法或主意太多，容易左顾右盼、左思右想，你说一加一等于二，他要寻思一下是否还有不等于二的情况，最终就因犹豫或思考的时间太长而坐失良机。傻瓜蛋呢，他没多少主意，且认死理，一条道跑到黑，一加一就等于二，你说下天来也还是等于二，除非你算错了的情况下才不等于二，他不容易受干扰，往往就能成功。近看本年度奥斯卡获奖影片《阿甘正传》最深的印象就是，成功和幸运与傻瓜蛋和老实人同在。 木乱是一种情绪、心态。我们不可能不木乱，但可能少木乱，这就需要调节。设身处地，退一步想，站在对方或旁观者的角度上想，是调整心态、治理木乱的好方法。另外，有许多事情无须乎你去想，也无须乎想得那么多。天才傻瓜阿甘的语录就不错，他说，“人生好比一盒夹心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拿到哪一颗。”“我妈说，我不是傻瓜，做傻事的人才是傻瓜。”“我妈说，超出需要的钱，是没用途的钱。”……我很愿意记住它们。 说副刊 看自己花钱买来的报纸，比看公家订的报纸看得仔细，甚至中缝也看，你觉得不看白不看，看少了有吃亏之感。而公家订的报纸呢，一般浏览一遍就算完，所谓“看书看皮儿，看报看题儿”，少看一点儿也不觉得吃亏。 职业和兴趣的缘故，我看报喜欢看它们的副刊，特别是文学副刊。像《大众日报》的“丰收”、《齐鲁晚报》的“青末了”和《济南日报》的“趵突”副刊，我每期都看。一方面是看看哪位熟人或朋友又发东西了，写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想结交一下面孔比较新的文友，当然也有个学习的问题在里面，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方知晓：当文学刊物步履维艰，文学疲软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这里却热热闹闹，这边风景独好。如果要我评选九三年十大文学方面的新闻的话，我至少要投它一票：九三年是副刊之年，随笔之年。如果没有这些报纸的副刊，文学不知还要疲软到什么地步。 从报纸副刊发表作品的字数上看，它比所有同级文学刊物所发作品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有文学创作的主战场之势也不过份。 副刊有一个好大的作者群。这里有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评论家；也有初露锋芒的中小学学生，当然更多的还是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从数量上讲，这个队伍是任何刊物的作者队伍所无法比拟的。 一些小栏目也不错，像“两人世界”呀，“心香一瓣”呀，给一些少男少女或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个抒发情感、倾吐心声、挥发感悟的机会和阵地。而文学与人生、命运、生活、爱情这类东西的关系是多么紧密呀！ 副刊还特别能包装，容易形成某种文学小气候，什么东西让它一吹，那就很容易起些阅读上的导向作用。 所以，你要繁荣文学创作，那就不可以轻视副刊。 报纸当然属新闻单位，副刊又整个一个文学阵地，新闻单位办文学的事情，办得如此有声有色，就不能不让你想起些什么。 我特别欣赏他们的编辑队伍。他们一般都很年轻，很能跑，很能啦，也比较清苦，很少有哪个作家或作者给他们送点礼什么的。但却干得很来劲儿。我干过一段文学刊物的编辑，相形之下，就不如人家干得好，我的体会是：看稿与看发出来的作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强制性的阅读永远得不到一种阅读的快感，看一天回到家，见了带字的东西还头晕，甚至连封家信都懒得看。我干不了也干不好，干脆就不干了。 ——这么说，有点讨好副刊编辑的味道了。当然不是一切都好，我们似乎在形成自己的小气候上还没有多少道道儿。也还有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问题。 济南的第一场大雪刚过，给人以这一年就要过去了的感觉。踏着铺满白雪的路，买上一份报纸看，看着副刊上热热闹闹，心里即涌起一种温馨之感，生活也似多彩了许多。 戏说戏词 我从小喜欢京剧，能哼两句。但弄不懂“二黄原板”、“西皮流水”什么的是怎么个事儿。我学着拉二胡的时候才知道里面还有个“紧拉慢唱”，这意思很好懂，就是唱的节奏不一定快，但拉京胡的却要很快地拉。像《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那一段就须紧拉慢唱。 小时候看京戏，主要是看热闹，像猴戏，或穿软底鞋的武生出来能翻跟头儿的戏都愿意看。穿着厚底的鞋，拿着枪头子乱比划一通的次之；若站在那里只是唱、且一唱就啰啰儿半天的就不喜欢了。整个五六十年代，我们那地方特别喜欢沂水县的个戏班子，里面有一个演猴的，他能从后台的出口处，翻着跟头儿一直翻到前台，尔后腾身一跃，即头朝下脚朝上地将整个身子缠到台前挂汽灯的柱子上。我后来再也没见过能把身子缠到柱子上的“猴”。 待我人到中年，就不怎么喜欢武打的戏了。京剧的武打太假模假式。特别是好几个人同时拿枪头子往一个女的身上扔，尔后那女子一跳，将那枪头子又踢回原处的动作假得厉害。一是不出错的时候不多，二是那女子往往要等上一会儿，旁边的人才开始扔。 我喜欢戏词。像三国戏，全本的杨家将的戏，及徐策跑城什么的，词儿好，唱腔也好。看过汪曾祺先生写的《大劈棺》，词儿也不错。他写一个少妇给丈夫上坟这么写：“丈夫，你撇得我好苦也。（唱）实指望少年夫妻，终生作伴，谁知你一病奄奄，半路里把我闪。你叫我靠谁吃饭？怎办得柴米油盐开门七件？况且我正青春，一朵鲜花才绽。怎耐得枕只衾寒孤孤单单。冷淡。难堪……”很有味儿，很实在。 有一段，朋友们一起开笔会的时候，喜欢唱两句小吕剧：“知道不对就好办，就怕是私字迷住了你的眼。”唱的时候，第一句要念，第二句才唱。如果有人见了你二话不说，上来就一句：知道不对就好办……你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好像自己真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往往就会有点喜剧效果。唱那玩意儿还容易上瘾，没事儿的时候，隔一会儿就想来两句。一次，我参加一个电视剧本创作方面的座谈会，照例地隔一会儿就来上两口。不料旁边一老兄，面呈不悦之色，吾甚奇怪。一朋友遂向我介绍，此公即是那戏词的作者矣，其不悦，乃是怀疑你一遍遍地唱起来没完，有讽刺之意也。吾赶紧向那老兄解释：只是喜欢耳，并无他意，一个剧作家，能有几句戏词让人念念不忘，已是大幸了，怕的是写一辈子戏，人家一句也记不住。该老兄甚理解，乃与吾握手言欢。几年不见了，文田兄，你好？ 有一获短篇小说全国奖之老兄，在一次笔会上说，他亲眼见过“**”时期一位业余作者写的小戏，有四句流传甚广：我本共产一党员，生产队里把动劳，坛坛罐罐都用上，为何反而把斗挨？也很好玩儿的。 我曾有幸两次听著名评论家、教授、同时又是我们的一位好老大哥宋遂良先生唱川剧《列宁在一九一八》，那词大概是这样的：我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脱下了大衣缴给你瓦西里，打冬宫还需要研究仔细，具体事你去问捷尔仁斯基……此乃民间口头创作，不容易搬上舞台，但却有极强的生命力，不容易失传的。 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写戏词，是刚当专业作家的时候。当时《作家报》有一个栏目叫“作家风采”的，除了登作家的照片之外，还须写两句玩儿深沉的话。我玩儿不了，即绞尽脑汁写了几句戏词：“这一段咱心情好不轻松。实现了当作家一个美梦。从此后把生活好好深入，沉下心搞创作与世无争。当然喽学马列也须抓紧，更不能忘记了两个文明。唱上它二黄原板这么一段，告知那关心我众位弟兄。”可惜，贵报不给登，乃又写两句故作有学问的话登上了。 我喜欢戏词，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诗，大部分读不懂。 戏说歌词 与几个朋友一起出发了几天，于路上大唱革命歌曲。从 “王大妈要和平”到《逛新城》；从《北京有个金太阳》到 “小河的水清幽幽，庄稼盖满了沟”，总之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差不多的歌曲都唱了就是了。 哎，几乎每一个同行的人还都会，你一提头，他便知尾。唱着唱着，心里即热乎乎地起来：我们都已人到中年了啊！ 唱完了又发现，能让我们从头至尾唱下来的还是过去的那些革命歌曲，而不是眼下的流行歌曲。 一首好的歌曲能代表着一个时代，它让你想起彼时彼地学唱这些歌曲的一些情景。 大伙儿非常投入地那么唱着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与之有关的两件事儿：一是，忘记我读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来着，总之是一个冬天，刚看过电影《怒潮》，我即得了腮腺炎，还发烧。 我独自躺在远离教室的宿舍里，就听见外边有人唱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听着听着，咱的眼泪就下来了。 按说腮腺发炎跟那歌词没有任何关系，却就是想哭。后来我寻思是那个深情、缠绵、低沉的调子勾起了咱可怜自己的某种情绪。 二是， “**”期间，我们大串联到北京，坐在西单那地方等待毛**接见的时候，大唱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一边唱着，一边就眼泪哗哗的……歌曲使人亲近。 据说巴黎公社的时候，一切素不相识的无产者，就凭着一首《马赛曲》走到一起来了，根本不用介绍信：哎，干什么的？ 来起义的。会唱《马赛曲》吗？会。好，进来吧。由此我就想到，过去之所以经常搞一些歌咏比赛什么的，其真正的目的不在于你唱得有多好听，怎么样地活跃业余文化生活，而主要是让你们互相沟通，增进团结，加深感情。 共同的歌曲一唱，原来有点小矛盾的，没了；见面不说话的，说了。一切陌生的人们，如果你们在一起共同唱完十首以上的革命歌曲，以后再见了面，你就只管喊哥们儿好了；喝完了小酒，说不定还会争着付钱，不信你就试试看。 我们一路欢笑一路歌的时候，却就想不起有哪首歌能反映九十年代以来的时代精神。 八十年代还有个《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什么的，尔后就是《我的家乡并不美》、《黄土高坡》什么的。 九十年代呢？《篱笆·女人·狗》？《鲁冰花》？《花心》？反映不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 有读者来信说我对流行歌曲有偏见，曾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目前的流行歌曲调子大都不健康，要么宣扬消极情绪和婚外恋情结，要么就是唱歌的人 “闭着眼，还大喘气，动不动就跑到台下跟人握手”什么的。是的，这话我说过，但我说的是事实，比方那个《让我一次爱个够》和《爱江山更爱美人》，我就是不喜欢，词不好，调子也不好，听上去跟一只鸡让人踩住了脖子发出来的声音似的，有什么好听的？ 有些好听的歌曲我不但喜欢听，而且还努力学着唱，比方《涛声依旧》、《中华民谣》什么的，词儿虽然不怎么积极，但调子好听，很文雅，不粗俗。 流行歌曲在反映情感方面的确有它的优势，像 “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偶尔觉得有点老”了， “爱你爱你却难以开口，只好偷偷跟在你身后”了， “才说了再见，电话又响起，那一定是你”了等等，感觉都非常细腻，而且还有镜头感，是过去的一些情歌所不能比拟的。 问题在于流行歌曲不能老是来这个，你还得有点过多少年之后还能想起来的歌才行，这就非有时代精神不可。 越是时代的就越是历史的。遂戏作一首反映主旋律的歌词看如何？题目叫《说山东来道山东》：说山东来道山东，山东不仅有大葱，烟台苹果莱阳梨，还有沂蒙的大花生；有山有水有圣人，还有兵圣和书圣；微山湖的王八最正宗，俺也没做什么王家马家之鳖精。 说山东来道山东，改革开放打先锋；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公司的事情也还行；各级领导来廉政，消灭白条与（棉）铃虫；山东自古出英雄，如今又出了三个好典型……这样的歌词不成样子是不是？ 那你就来个好点儿的。 农民的曲调 有些曲子消失了，有些曲子还唱着。 某日，与朋友合作一个东西，写到深夜还兴奋不已，躺在床上睡不着，将所有想到的话题都说完了，突然想起了六十年代之前的一个曲调，谁创作的，叫什么名字，都无从查考了，但调子我二位都会唱。试记谱子如下：556|161|6532|3—|335|656|1653|5—615|5232|1321|2—|563|235|3565|65|3565|6—|唱着唱着，心里突然热乎乎地起来：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啊！同时生起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想起农村里面的诸多事情。 这是典型的农民的曲调，非常的通俗好记、简单易学。而且配上什么歌词都能唱。我高中时代会吱嘎几下二胡，每年的寒假我都要到村上的宣传队里去伴奏，不管什么内容，统统就是拉这个。噢，我说配歌词不对了，应该是戏词，这是某个小戏里面的曲牌定了。总之是什么小戏都唱这样的调子。男的、女的、好人、坏人，都这么唱，哎，还不觉得烦。比方我们曾演出过一出小戏叫《红管家》，里面有个阶级敌人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破坏，去生产队的饲养棚里砍公家的牛腿，让红管家给抓住了。那阶级敌人出来就用这个调子唱：刘大公队上把牛喂，我看着心里就不是味儿，房子田地让他土了改，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儿、这口气儿。听说老蒋要把大陆返，咱得拿点见面礼儿，月黑风高好机会，咱来饲养棚里砍牛腿、砍牛腿。 红管家上场当然也要唱，调子还是这个调子。不等唱到最后，台下的大人小孩也都会了，这一方面也说明，歌曲的创作者有群众观点，他是专门为农民兄弟写的，非常地好学、好记，当然也比较好听。 那时每当春节将近，县上的文化馆总要发一些演唱材料，那些材料的后面有的有曲子（因为不识谱，往往不会唱），有的没有；甭管有没有，统统配上这个曲子就来。这样的曲调似乎也只能在春节时唱。锣鼓一敲，小曲一唱，就给农村的春节增添出许多年味儿。 整个六十年代，每年都有些深入人心的歌曲在农村流行着。比方《我的家乡沂蒙山》、《学**寨》、《人说山西好风光》，还有《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乃至《老房东查铺》什么的，农民都会唱，如今你让四十岁以上的人唱个歌，他差不多就来这个，要么就是样板戏。而且一唱起来，还大都怀着一腔柔情，生出许多感慨。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如今的些流行歌曲农民兄弟大都不会唱，这一方面是歌词的原因，他净啰啰儿些小资调或不健康的婚外恋情结，农民兄弟不明白；另一方面也与曲调有关系，它名为通俗歌曲实则不通俗，要么在那里扯着嗓子喊，要么在那里大喘气，农民兄弟学不来。以在下的眼光看来，农民兄弟不会唱的歌曲，不能算是真正的流行歌曲，十一亿农民不会唱，只几个人在那里瞎哼哼，怎么流行的？ 愿我们的作曲家，多为农民写些歌。农民喜欢的，一般的人差不多就都喜欢了。农民的曲调、民间的曲调，是与时代和乡风乡情乃至民心紧紧连在一起的，其生命力是最强的，永远不会消失。 戏说新市民、新状态、新体验、新…… 很想写个“新市民”，弄几个稿费花花，可寻思了好几天不知怎么写，遂拉倒了。拉倒了还不甘心，又将它的内涵与外延琢磨了一通，这一琢磨就犯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毛病，对其定义的本身产生了疑问：什么叫“新市民”？是关于新一代市民的小说？还是关于老市民的新小说？若是前者，你指给我看看，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新一代市民？好，有文章很明确地指给你了：是有别于计划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比方打工妹、个体户、停薪留职搞承包或办公司的，以他们为主人公的小说，就是新市民小说了。可问题又来了：他今天打工，明天又不打了呢？他这个月停薪留职下了海，下个月又爬上来了呢？有的文章则指的是后者：你甭管他是老市民还是新市民，是打工妹还是工薪哥，只要是写城市生活而又在小说的形式上有所创新的，统统都叫新市民小说。还有的文章则强调价值观念的变化，比方“爱又如何”或“爱情错觉”……总之是莫衷一是，让人不得要领，定义了等于没定义。 还有什么新状态、新体验、新……，就更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在讲。 由此便想到，搞这些新花样干什么？是给读者作导读？还是不甘心文坛太寂寞，以此显得热闹些？ 曾想到，有这些新提法比没有什么新提法还是要好些，至少说明我们的评论家没闲着，他在研究和思考些新问题。现在看来不对了，这些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只对他自己有用（研究出了新观点、新成果），而对创作者却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喧嚣和鼓噪。你若认了真，只能将你的创作心态搞得浮躁紊乱。所以，我说一个清醒的创作者，还是少关心文坛本身发生了什么，而多关心生活和老百姓中发生了什么为好。同时，还要把老百姓的看法变成自己的看法，把大众的声音变成自己的声音。文学到底还是离民间、底层、弱小更贴近些。 写作又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越是个人的，就越是有风格和魅力的。不必非要跟谁归类不可。以在下的眼光看来，无法归类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某种作品的同类化、商标化，是创作走向制作、操作的结果，它的生命力差不多也该到头了。 “新……”多了，我们的创作显得老旧了。比方道德评判，就很为些新潮评论家所不耻，被视为原始、封闭、传统、层次低。可一个作家总得追求、向往、维护点什么吧？除了维护我们民族的美德，还该维护什么呢？看过几种“新……”的代表作，戏作如下定义看如何？ 新体验：是作者把自己摆进去的报告或纪实文学。 新状态：是作者把写作过程也放进去的小说，他一边写着张三，一边告诉你写张三的时候作者自己在想什么、干什么，而又为何写张三而不写李四，为何这么写而不那么写。 新市民：写在城市生活的人（包括大学生、打工仔或妹）下海、帮外国人坑中国人、未婚同居、傍大款、转让情人、搞同性恋……总之是在那里胡啰啰儿的小说。而不写他们胡啰啰儿呢？则不叫新市民小说。 我替表嫂来写信 我大姐的小叔子，我该叫他表哥的。但这类表哥跟姑舅亲或姨娘亲家的表哥不一回事儿，叫不叫的问题不大。我们那地方形容这种情况是“八竿子拨拉不着”，算是一个很远的亲戚。 他叫徐连城，个子不高，识一点字，对人很有礼貌，说话办事很有板眼，对京剧也非常迷恋。但他那个山庄太小、太偏僻，请不起戏班子，他若听说哪里有唱戏的，方圆三十里以内，他一般都要窜了去看。那种急切与迷恋，让你觉得他生不逢时有才能发挥不出来之感。 他于二十三岁的时候，瞒了年龄当兵去了。临走之前，他家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儿。女方是沂河那边儿东里店的杨辉，那年十七，脸模样儿很周正，皮肤很白细，身材很苗条，从名字上看好像还有点文化似的，其实她不识字。东里店是个大镇，人多地少，那阵儿又不兴搞商品生产，光知道种粮食作物，她家的生活就很困难。她如果识点字或生活不困难，肯定也不会嫁到那样一个小山庄去。 那个小山庄的物质生活当然要好一些。原因是山上的地块儿都很小，不好丈量，明明是三百亩，他给你报个二百亩你也没治。加之领导班子的觉悟又不高，一贯瞒产私分的些主儿，吃粮的问题自然就好解决一些。但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全庄没有一个会写信的，有个别人识几个字，也只是能念不能写。我从读高小开始，每次去那个小山庄，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替这个那个的写信。这次是替杨辉给我表哥写。 开始是在我大姐家的大门楼里写。我写的时候，一帮小孩围在旁边看，一帮娘们儿连同喜欢在女人堆儿里混的个聋子就在旁边儿当参谋。——关于这个聋子，我曾在《说吹牛》一篇里提到过他，就是“天上过架飞机，他就大惊小怪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那个。那次我说他是俺庄的，不对了，实际他是我大姐婆家庄上的。一开写，这个说：“开头儿当然要写‘亲爱的徐连城’了。” 那个说：“要那个‘徐’干啥，干脆就是‘亲爱的连城’多亲、亲切！” 那个聋子听个一句半句的就跟着嘟嚷：“嗯，亲爱的连城对。” “完了，再写‘吃饭了？’” “山杠子去吧你，写信还有问吃饭的？应该是‘你好？’” “接下来就是‘来信收悉，内情尽知，知你一切都好，我很放心’了。” 聋子看着别人的嘴动弹，心里着急，还喜欢插言，他当然就按着前一会儿他听见的话题说：“亲爱的连城对，嗯，那家伙看着不聪明，实际上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书上管这种情况叫什么愚来着？” 我说：“大智若愚。” “嗯，大智若愚对，这词儿是怎么编的来，看着不聪明，实际上怪聪明，那回俺俩去偷徐尿壶家的李子，正偷着，徐尿壶来了，亲爱的连城看见了，也不吭声，自己窜了，结果徐尿壶逮着我一顿臭骂，操他的，太大智若、若愚了，那个徐尿壶也是个老抠腚，吃他几个熊李子跟抠了他的眼珠子似的，哎，徐尿壶你认识吧？就是徐九子，长得跟尿壶似的，抽空我领你去狠狠偷他个**儿的……” 他们这么三啰啰儿两啰啰儿就跑了题儿，根本没有杨辉插言的机会。我大姐就说：“算了，你俩另找个地方写去吧，别让他们胡掺和了。” 我俩就到我表哥先前住的屋里写去了。 他那个屋很干净，很凉爽。偶尔有只蜜蜂飞进来，翅膀柔和地响着。杨辉两颊绯红，鼻尖上渗着汗珠，领口处露出的三角区是那么白嫩，胸脯又是那么秀丽，就让咱的心里有点小紧张。她说，亲爱的连城还是要的，在来信收悉，内情尽知，知你一切都好，我很放心之后，另起一行写：“短短三天的相处，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走了两个月零十六天了，不知为何只收到你一封信，是你工作忙？还是邮路不通？新疆那地方就那么远吗？你走后的这些日子我没有一天不想、想你，晚上常常睡不着觉，爱、爱情原来这么折磨人啊！你该笑话我没出息了吧？你说在部队吃得饱、穿得暖，要好好干，积极要求进步，这是对的。但凡事要大智若、若愚，注意安全、不要发生危险。要知道，你的身、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再另起一行写，注意，你上次把我的手腕儿攥疼了，至今还有点发青呢，可我愿意保持着这点疼痛和青色，直到你回来……” 我就领略了恋爱中的少女是何等的美丽，心思又是何等的细腻，她虽然不识字，说出话来却有点小诗意，还“注意”又是“保持着这点疼痛和青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短短三天的相处，怎么就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当然，我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也让她腐蚀得不轻，写完信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竟让我见了她有点不好意思。 完了，她央求我说：“你不要笑话我好吗？也不要跟别人说，谈恋爱的信都这么写，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我问她：“你多大了？” 她说：“十七。” “十七就这么有经验啊？” 她脸上红一下：“看看，不让你笑话我嘛你还笑话！我是跟人家学、学的！” “你放心吧，我不笑话你，也不跟别人说。” 她就说：“我什么也不避你。” 我当时就想，这个人要是上点学了不得，能才华横、横溢。农村里面有好多很有天资的人，因为生活、处境、际遇等原因，就这么给埋没了。如今想起来心里还怪有些感慨的。 隔不断的乡情 山东艺术学院讲师、优秀青年歌唱演员王世慧是我的沂源老乡。沂源人在说起谁谁谁是家乡的骄傲的时候肯定要提到她，她在沂蒙山乃至全省名气不小。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儿唱着家乡的歌，进了省城，去了北京，拿了那么多中央、华东和省一级的奖，三次进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还在民族文化宫成功地举办了独唱音乐会，当然是令家乡人骄傲的了。但让我感兴趣的却是，她在取得了一系列很显著的成绩之后，那种乡音未改、乡风依旧、淳朴爽直、恪守本分的德行和品格。 她在未成名的时候我就认识她。她当时在县文化馆做群众文艺的辅导工作。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朴实、很勤快、很懂礼貌、思想不怎么开化的姑娘。我之所以觉得她不怎么开化，是听说前卫文工团和山东歌舞团曾先后要过她，而她却由于不成其为理由的一些理由将这些很好的机会失去了。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咱是山里的孩子，怎么敢到那些地方去呢？”后来，她还是鼓足勇气走出来了。她先是在省里拿了个小奖之后，又经著名民歌演唱家王音旋教授那么一点拨，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业余组的第二名。 得奖归来，省地县的***门都开会欢迎她，北京的好几个文艺团体争着要她，新成立的武警文工团还专门派人来联系调动事宜。她那股不开化的劲头儿就又来了，她说，我能取得这点成绩，全是领导和老师们关怀培养的结果，省里的领导也要我留在山东，好好学习，好好为家乡做贡献，我怎么能跳槽到别的地方去呢？ 之后，她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师从王音旋教授，系统地学习声乐艺术并获得长足的进步，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走上了专业歌唱的道路。此后的日子里，在泰山脚下，在黄河之滨，在孔子故里，在鲁北平原，从家乡沂蒙山到云南老山前线，都留下了她的足迹，飘荡着她的歌声。家乡人民自豪地称她是“沂蒙山区的金嗓子”。 世慧有了名气，又生活在文艺圈子里，难免要遇到些名女人经常遇到的小麻烦。比方不时地就有一些关于她离婚了的传说，有时传得连她自己的亲人也半信半疑了。有一次她哥哥就专程跑来观察动静，观察了两天，放心了。她和爱人小徐感情很好，比一般的家庭还要融洽和睦。她的家庭是省里的五好家庭，是济南市的五好家庭标兵，她本人则是艺术学院连续几年的优秀党员。当然也还有别的麻烦，但她凭着她淳朴自然的气质，不卑不亢的态度，严谨自重的品行，都巧妙地避免了。 世慧在声乐艺术上的造诣也已经达到相当的层次了。1988年秋，她投师于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金铁林先生门下学习深造，再一次将自己置于一条新的起跑线上，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更广阔的艺术世界。 今年“七·一”前夕，她有两件事值得祝贺，一是她本人被评为山东省模范党员文艺工作者；二是田纪云副总理题名的她的第一盘盒式录音带正式出版发行。世慧和爱人小徐来我家玩时我才知道，她这盘录音带还是小徐借了一部分钱录制出版的。我就很吃惊，时下有一种说法叫“x种人是演员，装疯卖傻赚大钱”，难道她就没走个穴什么的吗？她确实就没走。前些年北京一个很有名的文艺团体来约过她，还有些朋友熟人临时组团约她去，她一次也没去，她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那个？倒是那些庆功演出、募捐义演参加了不少。前不久，她还将第一盘歌带的全部收入都捐献给了沂蒙灾区。 战友张传秀 在我所有的老乡加战友中，数着张传秀个性古怪。有那么几年，我一想起他就想笑，一闭上眼就看见他眨巴着小眼睛，翕动着厚厚的嘴唇，撅撅着个嘴头子在给你啰啰儿哲学问题，又是费尔巴哈又是哥达纲领批判什么的，特别好玩儿。前不久，我专程去他那儿玩了几天，说起话来仍是当年的那副神情，也仍然对哲学问题感兴趣，也还是喜欢用方块图说明问题。我们当然要回忆一番他犯的那个美丽的小错误及其那份三万言检查，就把我俩笑得涕泪四流、前仰后合，令你觉得不犯错误的人生是乏味的人生，不犯他那样的错误又是多么遗憾！ 我们1968年参军之后就分到一个连队了，我在连部当文书，他在后勤班喂马。喂马这件事，听上去不怎么好听，但进步快，很容易就能当个五好战士或学习毛**著作的积极分子什么的。果然，他当兵第一年就评上了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他讲用的时候说是“数九寒夜下大雪，小北风在忽忽地刮，你这里被窝儿刚暖热，却还要起来去喂马。要是不起来把马喂，马也不会把话说；要是起来把马喂，回去就不容易再睡着。”这时候他想起了毛著中的某一条，通过斗私批修，还是起来喂了。哎，你听着还觉得怪实在。他还作进一步说明呢：马无夜草不肥，人无精神不步是吧？他肯定是想说人无精神不能进步，但为了顺口或更像格言，就故意说成了“不步”，下边自然就是一阵哄堂大笑。 张传秀在笑声中成长。当你含着不无讥讽的意味儿自以为高明地在笑他的时候，人家很痛快地就入了党提了干搞起了技术。接下来就是找对象了。他找对象的过程是一部中篇的题材，篇幅的关系就不说它。总之是他找了个刚刚上了一年师范的家乡的姑娘就是了。这时候两人早已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而要堂而皇之地结婚呢？女方的学校还不允许，他二位遂筹划着偷偷结婚。为避免婚后容易产生的麻烦，两人即于信中商量如何地采取避孕措施。却不想这信就落到了一个与张传秀同名的人手里。那人也是个不着调的东西，即将此信交给了张传秀所在部队的政治处。此后便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审查。此时的张传秀对哲学问题已走火入魔，本来没有的事，他为了少一点麻烦承认下来了，却带来了更大的麻烦，这还不算，他还为“即使有那件事”提供理论依据并在那个三万言的检查中论述它的合理性呢！这就陷入了一种“栾平式的逻辑”。杨子荣冒充胡彪到威虎山之后让栾平给认出来了，栾平说“他不是胡彪，他是共军啊——”栾平若一直咬着这件事，并将“他不是胡彪”的依据实事求是地端出来，将会是另一种结局，但他逻辑混乱，最后竟然跪倒在杨子荣的脚下哭喊“胡彪贤弟——”，这就从根本上默认了一种莫须有的事实。张传秀也这样。 他那个三万言的检查我看过，封面有目录，内中有插图，篇后有注解，但字不怎么好看。我们那个有学者风度的政治部主任用了三个半天才将它看完。他主要论述的是“一人一份与提前拿了”的合理性，且引经据典，引用了大量费尔巴哈及黑格尔的某些论段。这中间，团里有一次召开军人大会，政委讲完了话之后，他还在台下站起来撅撅着个嘴说是“来，我来讲两句，我讲讲你是怎样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后院里粪堆上的公鸡的（列宁语）！”连同他先前对“大好形势”说三道四等错误，就挨了个“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这个处分决定目前也还在他的档案里放着。 他当时已经搞了十年计算机，是部队有名的技术尖子，但还是转了业。他先是在我的家乡干了半年管区主任，后主动要求当了个公社中学的物理老师。遂后即毛遂自荐到某设计院搞他的老本行。他对计算机是太熟了，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但他性情古怪，且想法太多，他为了报答室主任将他调了来的恩情，竟又写了个万言书，论述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如何如何，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如果照我的方案办，你主任脸上肯定有光，威信也会大大提高。”也是有目录、有计划、有方块图那一套。比方，他建议将该室的计算机站办成个计算机维修和培训中心，还可适当收一点费用，以弥补经费之不足等等。点子是好点子，但他说得太直接了当，给人一种指导工作和“我不如你高明”之感。不等他啰啰儿完，那主任即说是“你搞什么名堂？你想抢班夺权是不是？你太狂妄了！”遂后即让他搞起了统计和保管资料的工作。你跟他啦一会儿呱，你就知道这是个多么执拗的人。按理这回他该接受教训、安分守己了，可他不，他又给该设计院的上司写了封信，继续陈述他的好点子，后他的意见被采纳，并以他为主成立了个计算机维修和培训部。然而在大锅饭的体制底下，你想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是多么难！你这里正办着计算机原理培训班，门外突然一声喊：“张传秀，打扫卫生去！”那是他的顶头上司喊的。你要不去，那就是狂妄；若是去了，底下的学员怎么办？而他是有承包合同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到1988年年底，他终于办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建起了以他为法人的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五年下来，他已是有五十万固定资产、五十万流动资金的百万富翁了。他的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张传秀是为数不多的按时纳税、按时缴纳党费及停薪留职费用的人。光他缴的税，就有三十多万。 他仍然对哲学问题感兴趣。他拿了他写的诸如《论辩证逻辑的形式》、《形式逻辑的分析》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认为观点挺新、让他进一步修改的回信给我看，可惜那些论文我没看懂。他还告诉我，他将来是要资助点科研及哲学研究方面的活动的，“我不是一个低层次的企业家是不是？”我遂以为然。 他承认自己是个古怪的人，并为此而感觉良好。他抄了一段话给我：“他走着，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蹲在地上，奇怪地摇晃着手，他以为那是个疯子；等走近些，他看到，原来那个人是在人行道上磨刀。”他在启发我相信，他是个在人行道上磨刀的人。 王光明的意义 说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存在着会怎样，如果没有他又会怎样。 算来认识王光明已经十二年了。用十二年认识一个人，大概够用了。早就想写写他，但有关于他的真真假假的故事太多，让你无处下笔。有一个看法大概朋友们会同意：他是山东作家中最有说道、也最能成为人们的话题的人了；他的为人是透明的，长处与短处同样突出；任何一个好笑的故事，你加在他身上说是他干的，大概都会有人相信。 他的形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当然是很有魅力的了：中等偏上的个子，四方脸膛，不白不黑的肤色，肚子较丰厚，戴着眼镜，身体很健康。他一个人走路是什么姿势不知道，你若老远地看见他，向他打声招呼，他大概这样向你走来：胳膊弯曲着，小碎步快速地倒着，眼睛正视着你，一惊一乍地跑旱船似地就滑来了。他抽烟的姿势也非常有特色，先是频率很快地带着响声地连续巴嗒几口，尔后夹烟的那只手平行地闪一边儿，完了“唏——”地一声再跟你说话。他说话的节奏也很快，还重复：“你大哥又闹大了闹大了。”他所有的动作及“闹大了”的话模仿性都很强，好多人学得都很像。 十二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山东宾馆召开的一次报告文学笔会上。房间里有一面大镜子，他说话的时候，就抽着烟，在那个大镜子面前频率很快地走过去退回来，退回来再走过去，嘴里直嘟囔：“角度角度，这个角度很重要。”你觉得他是个不容易安静的人，永远像搞“*****”的那么一种心态。我很快就知道，他强调的那个角度，是说他刚刚得奖、后来被选入中学生课本的那篇散文：《钻石，你找谁？》，那篇散文的角度在当时来看确实就非常新颖、独特，它强调宝贵的东西只会关照那些勤劳的人、心灵美好的人，而无须乎刻意去寻找。 十二年间，他的容貌、行为方式基本没变样儿。文章却越来越好，越来越大气。他与人合作的许多得奖作品《大王魂》、《沂蒙九章》等，在我看来是达到了珠联璧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的，再熟悉的人也看不出哪些地方是他的，那些地方是别人的。他当然是自信的，而且喜欢吹嘘自己，文章还没写完，他就敢预言“你大哥又闹大了闹大了”。我曾跟其他朋友说，光明要说自己有三万块钱，你可以相信他有一万五。他有时甚至还有点狂妄，说出话来怪气人，有一次我曾亲自听到他说，以后沂蒙山的东西你们都别写了别写了，有这一篇（指《沂蒙九章》）就足够了，你还啰啰儿别的干嘛！把我这个靠写沂蒙山吃饭的人怄得不轻。他让我敬重的是：就是这么个喜欢吹嘘自己的人，却从来不说他与人合作的作品中他自己有多少贡献，而总是强调合作者的功劳。 光明自信而又心中有数，凡是他说过“闹大了”的东西，确实后来也都拿了不小的奖；他吹嘘自己而不失可爱，他在此处无意地伤了你，在彼处又会特意地关照你。你伤了他，他也不会寻机报复。他是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你若遇到难处，不管你平时对他如何，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帮忙，为你说公道话。有时由于方式方法不得当，他可能会帮倒忙，但他的心意是真诚的，你会原谅他。他本色而又坦荡地活着。 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就是放松、轻松并且愉快的了。我不知道如何跟看上去没有缺点的人以及大名人、大干部相处，你心里边儿紧张，你得小心谨慎，不可放肆造次惹得人家生气。好处好交的人总是有些缺点的人，你无须格外怎么样，不必谨小慎微，无须担心留下话把儿。他自己小辫子也一大把，你若想整他，很容易，你随便编一句错话说是他说的，也都会有人相信。他是个不设防的人。张宗子作《五异人传》开篇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喜欢与他交往，也在于他的看上去不成熟、不老练、不稳重。而这些东西里面恰恰就多一些深情、真气与纯真。永远保持着纯真，就永远年轻，永远能搞艺术。光明的气质就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像才华、激情、敏锐、洞察、独到、深刻这些东西，还有纯真，他一点也不缺。所以他能写出很多重要的好文章，特别能写主旋律。文学还是需要黄钟大吕，而不能老是鸡毛蒜皮。与之相比，咱的那些东西就显得非常不重要，有它无它皆可。 我们常常原谅和容忍那些与已无关的人甚至是坏人，对朋友却往往过分地苛求。每念及此，我总是想到他。他是个好人就够了，你管他某个社交场合上老是他说话而你没捞着说，又是人家喝酒吃饭的姿势不怎么雅、衣襟上沾了菜汤什么的干嘛？ ……王光明的意义在于：他是个重要的能为山东争光的作家，山东文坛如果少了他，至少会寂寞许多！ 淡泊以明志 宁静而致远 最近偶感风寒，在家小憩了几天。若是不发烧，说不定还能很从容地小病大养它一番，就像小时候一干活就盼着下雨一样。一发烧就慌了，就格外相信那句至理名言了：什么都可以有，只是别有病；什么都可以无，只是别无钱。而且还胡思乱想，想英雄好汉也怕发烧什么的。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就收到了世林的信。说是《文学评论家》要出他的评论小辑，别的都已写好，唯印象记尚未落实，即嘱我“草作一篇应付！”嗬！这家伙，真会挑时候！你刘大哥此时什么也不想地坐着还头晕呢，还“草作一篇”？可稍微不晕的时候又想到，不对啊！得写啊！为朋友两肋尚可插刀，何惧发烧哉？ 我与世林算得上是相知较早而相见恨晚的。 相知是1982年。那年我从部队转了业，创作上正处在一个阵地转换和情绪调整的时期，遂格外留意省内的文学刊物。我发现那年的《山东文学》连续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世林的三篇作品，分别是《水声》、《芦花滩》和《碌碡谣》，转年又接连发表了他两个，题目大概是《烟村的葬礼》和《水边的磨坊》，都是极清丽极田园的东西。我在外省十五年，像这种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一个刊物连续发一个作家这么多作品的情况还不多见，而任何刊物都不会连续发任何一个作家的平庸之作的，这是个有潜力有才气的作家定了。 相识是在1984年底山东文学的一次笔会上。这年春天山东文学的另一次笔会上贯通已经向我介绍过他，说这人文章写得好，人品也不错什么的。待到初次见面，果然就一见如故，彼此像早已熟悉了似的，随后就一起喝酒，一起山吹海嗙，一起通宵达旦。 世林性格内向，不善交谈，但却能让你时时感到他的善良、真诚和实在，让你一下子就觉得此人靠得住。他是拿心与人交流的人。他不苟言笑，更不哈哈大笑，他笑的时候很有节制，声音也不大：“嘿嘿，嘿嘿”，不好意思似的。但他绝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发怒的时候，先来它一句“王八蛋”，尔后再告诉你发怒的原因；他着起急来略微有点结巴：“你、你先别说，听我说……” 那次笔会期间，有一件小事挺好玩儿。外省一家市级刊物的编辑来济南约稿，打电话要我们去，我与世林、贯通及另一位名噪一时的老大哥作家去了，那编辑却正在收拾东西要赶火车。我等心下遂不悦：莫非是打电话要我们来送行的吗？先前不认不识的？本想礼仪几句马上告别的，不想那位老大哥作家跟他粘乎上了，他向那位编辑打听了两、三遍他的一篇已经寄去了两、三个月的稿子。打听稿子倒也不是什么错误，关键是他太热情洋溢，且毕恭毕敬。待一起回来的路上，我与贯通即一递一句地将老大哥训上了：“你太掉价了，你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为了一篇稿子就值得你那个熊样儿啊？” “需要你摆架子的时候你不摆，不需要你摆的时候你牛皮烘烘，上回……” 世林不善批评人，但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和贯通训一句，他就在旁边跟一句：“就是，不值得！”“就是，嗯！” 直说得老大哥连连承认错误：“我不对，以后注意！” 之后，山东文学的历次笔会，我们三个几乎都参加了。世林性格文静，一副永不惹事儿的老实巴交的表情，且每次笔会都能拿出重头稿子来，他的名声就很不错。山东文学的编辑就说：“以后再办笔会，别让他三个一块儿来，他仨到成堆儿净影响别人，特别是刘玉堂和李贯通”，你瞧！世林的罪过小点儿吧？可再办笔会的时候，又让这三位一起来了。其实说归说，每次笔会贯通也是很能拿重头稿子的，像《父亲的唱词》、《驶出冤家巷》、《孝子头》等就都是在笔会上写出来的。 很少听世林说起过他自己，到现在我对他个人的经历直至家庭所知甚少，但读了他的《鬼谷》，我总疑心那里面有着他许多痛苦的秘密，其间蕴含着那种对儿时往事的追忆，对纷繁世事的了解，对真情挚爱的向往，还有那个不曾露过面的美丽而孤独的白色的影子，真是让人思绪万千。你在承认它是世林创作上的一次突破的同时，又怎能不承认它饱含着作家自己的痛苦与希冀呢？ 《鬼谷》曾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反响，评论家们认为，《鬼谷》的出现标志着世林的创作在向着历史文化和民族心态的深层拓展，它不动声色地表现出的空白与暗示的艺术令朋友们也吃了一惊。他拿了个首届蒲松龄金像奖的三等奖，尽管许多人都认为他理应拿的档次更高一些，但我始终没听他讲起有关此事的半个字，他对此是真正的不以为然处之淡然。 后来他当了地区文联副**且兼着秘书长，大概就有一年多没见他发表东西。见了面就听他谈怎么样搞点创收，弄点经费补贴一下事业，怎样承包了一个楼面，又怎样转包给别人，还卖咖啡什么的。我知道一大瓶雀巢咖啡可冲八十杯，每杯可卖一块五毛钱就是从他那里听说的。你想不到这么文静的一个人会有这么多的道道儿，而且每一步都非常扎实。这些年文学界想发财的多，但真正能发财的少，给公家干且能发财的就更少，世林至少算得上是给公家干而没赔本的。 最近读到他的《祖宗树》系列，他那淡雅的笔调，含蓄的情致，象征的意味，精致的语言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想，这类精巧的东西，必须有一个淡泊宁静的心境才能写得出来，满脑子的新想法，情绪骚乱，心态烦乱，是写不了这类东西的。 有的人热情似火，能在几分钟之内把你感动起来，煽动起来，让你跃跃欲试地去热闹一番；有的人则平静如水，他与你那怕就是互相看一眼，也能让你很快平静下来，叫你警惕某种欲望，收敛无节制的热情。 世林是个能让人平静的人。 写世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好一个吕相军 我从小就对管钱的人特殊崇拜，觉得他们格外神秘、格外严谨，你瞧人家的窗子都用铁条封着不是？门也是大铁门…… 前不久走访了一下临沂市工商银行行长吕相军，方知管钱的人之喜怒哀乐、酸辣甘苦。 吕相军，三十五岁，中等偏上的个头儿，敦厚诚实的面相，一看就是个身体很棒、精力充沛、办事扎实、与人为善的人，他仕途坦荡，年轻轻的，当科级干部却已经十年了。但他决不骄矜，说起话来，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开拓与稳重、精明与严谨，显示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内在的力量。 他出生在日照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典型的一个“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工作在开放时期”的人。这个时期的人对钱的问题一般都特别敏感、特别喜欢。这除了他们自身生活的困苦之外，也与他们从小受到的“一分钱掰作两半花”、“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教育有关。说起话来，他孩子气地告诉我，他全部关于童年时期过年的记忆，就是抚摸和储藏压岁钱。钱当然不多，但崭新，一折嘎嘎响，那种声音也非常美妙动听。将几张崭新的票子放在枕头底下的那种感觉真好啊！你觉得你是大人了、是当家人了。所以他长大之后上学就是上的省人民银行学校，毕业后分回到老家日照县人民银行干营业员。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81、1982连续两年被评为省级“金融红旗手”。他1983年被调到人民银行临沂地区支行工作，并很快被提拔为当时全区金融系统最年轻的科级干部。1987年，他被调到临沂市工商银行干副行长，继而又当了行长。我说他仕途坦荡，就这么个坦荡。 以我一个外行人的眼光看来，不管你是什么行，无非是两句话：一是敛财，二是放款。敛要敛得科学巧妙，放要放得准确及时。在这两句话上，吕相军所领导的临沂市工商行在整个临沂地区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不信，请看数字： 1991年全区工商银行获利润二百多万元，而其中临沂工商行就有一百多万，占全区的一半；1992年全区获利三百多万元，其中临沂市行是二百多万，占全区利润的三分之二；今年1—9月份在金融行业普遍亏损的形势下，又创利润二千三百多万元。存贷款双双突破七亿元大关。预计年底实现利润三千三百万元，是没有问题的。 稍微关心一下经济形势的人，都会认为这些数字对于一个基层行耒说是可爱的，惊人的，特别是在“银行选择企业、企业选择银行”、金融界激烈竞争的今天，又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的金融形势下。 为敛财，吕相军可以说是煞费心机。他对童年时期过年大人给孩子们压岁钱的印象特别深，他利用去教育局拜年的机会，就与他们一起搞了个红领巾爱国储蓄，头一年一家伙敛了八十多万。第二年他又利用给小储户们发放贺年卡等形式，进一步联络感情，又一下敛了三百多万。更甭说，他强化措施，完善手段，对存款大户们是如何服务了。总之是让你觉得有钱不到他这里存过意不去。 临沂市工商行，是全区第一家实行电脑储蓄和微机管理的。他们先后投资三百八十万元，购置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微机一百二十台套，占全部业务量的百分之八十。 该行是全省第一个成立“特困企业信贷部”的。这一举措使十家“特困企业”当年脱贫，扭亏为盈。 吕相军在全区同行业中第一个实行了干部聘任制，在内部管理上搞了与责权利挂钩的三级承包，解决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 ……还有好几个第一。 这些个第一，说起来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却就难了去了。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遇到过款贷出去而企业亏损或倒闭、款收不回来的问题。一般和常见的做法是“扶优限劣”、“杀贫济富”或“抓紧再放贷款，拉他们一把”。吕相军刚当行长时，面临着这样的数字：在市工商行开户的十家亏损企业，亏损额达2000余万元。他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两种办法对这些企业都行不通。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力量都相当可观，只是由于市场的变化和企业管理经营不善，才造成了重病在身。若实行“扶优限劣”的办法，对他们只能是雪上加霜；若继续延用发放“救济贷款”之法，那么银行与企业双方会越陷越深，包袱越背越重。吕相军独出心裁，提出了个新的设想——成立“特困企业信贷部”。他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采取对特困企业派驻挂职副厂长的办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并与信贷员签定了“一年内脱贫”的合同书。 此招果然奏效，一年后特困企业纷纷脱贫。临沂地委、市委对他这一招给予了表彰和推广，他本人则在全省工商银行行长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你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很有道道儿的人。 在沂蒙金融界，临沂市工商行算得上是大行了，论资产也是数一数二的。作为一行之长的当家人，面对放出去的七亿元贷款，就不能不格外小心翼翼，煞费苦心。1991年底，他一趟南方之行，学来了个搞“企业贷款担保集团”的办法，以政府主管部门为龙头，组织本系统内与工商银行有经济关系的所属企业共同参加，成立贷款担保集团，相互之间达成联保协议。这样一来，就使集团内的企业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制约机制，增强了贷款风险意识和使用效率，同时也保障了贷款的安全。市二轻系统有一家亏损企业，三十万元的贷款还不上了，因为有约在先，担保集团就乖乖地还上了。 年初吕相军东渡扶桑归来，又提出个搞贷款抵押的新思路。经过半年的努力，临沂市工商银行七亿多元的信贷资产全部办理了抵押贷款手续。至此，临沂市工商行成为临沂城工商企业最大的债权人。 他们的班子也很团结，职工队伍素质很高。你看着他（她）们一个个出来进去的很有风度、很有文化似的，一了解还真是水平不低。我在那里采访，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他们学习文化及业务的空气很浓，你随便找出个人来问问，他们的兜儿里都装着电大或函大的教材。有的是大专水平，最低的也是高中毕业。其中地级以上的业务能手占百分之三十，至于在全省历次业务比赛中取得好名次的那就多了去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班子和队伍干什么事干不成？也难怪1992年5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来临沂视察，在听取了吕相军关于金融情况的汇报之后，欣然挥毫，给他们题写了十个大字：“企业的后盾，改革的尖兵”。 特别让我佩服的是：吕相军及他的同事们几年来敛放几十亿之财，却从没发生过一件挪用银行资金肥个人腰包的事情。他们领导班子成员很少安安稳稳过上一个星期天，不论节假日，还是白天晚上，都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却从未领过一分钱的加班费。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肆虐的今天，这种人格的力量及不一般化的工作，不是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吗？ 而他们的烦恼呢？我们有时贷不出款来会骂娘的是不是？人家放出款来又常常收不回去不是？还有他们没白没黑的工作，老婆孩子的问题肯定也少不了。但他们都表现出了很好的男子汉的风采。这风采里就包括善于掩饰烦恼与痛苦，给你一个和蔼与微笑。 好一个青年金融家吕相军！你使临沂市所有懂经济的人放心。 启蒙老师 我家乡成立文联的时候，聘我做名誉**，还邀请我参加文代会什么的。会前我至台下跟一些老朋友老熟人打招呼，打听尹岚老师来了没有。就有人告诉我尹岚来不了了，他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很难过，会议开到一半儿还怏怏的，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就格外提了提他，我称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村前进农业社是县里的先进典型，因试种胜利百号大地瓜而闻名，长年有县里的工作组住在我们村。工作组里有一个白白胖胖说话声音软软的青年会写材料，写完了就走，过一段再来写。记不清他是第几次来我们村的时候，就带了好多小人儿书给我。我那时刚上小学，小人儿书上的意思能猜个差不多。从那上边我知道小动物还能说话，比方大公鸡因叫得比小狗声音宏亮而骄傲，它就管小黑狗叫丑八怪。后来那个白白胖胖的青年告诉我，这叫童话，是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我从他那里还知道，写这些东西的人就叫作家，他要我好好上学，将来也当个作家。 这个诱使我从少年时候就做起了作家梦的青年就是尹岚了。 他是县水利局的干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业务分工不是很细，主要是围绕着中心开展工作，他就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作组，写各种各样的材料。他写的材料经常刊登在报纸和农业方面的杂志上。我还听说他用稿费买了辆国防牌的自行车。我就对他崇拜得要命，并暗下决心，将来自己也要用稿费买一辆自行车。 1966年的上半年，我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从《人民文学》上看到他写的篇散文，叫《三遇喜妹子》。那篇散文通过与喜妹子的三次相遇，反映了一个农村姑娘从讨饭到识字再到爱科学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歌颂了沂蒙山区的巨变，山美水美人更美。这篇散文对我影响可是太大了，我参了军并搞起了新闻报道工作之后，就写了篇同题小说，发表在《人民海军》报上，从立意到写法都是模仿他的。 “**”初期，我听说他被揪出来了。原因是他出身地主，社会关系要多复杂有多复杂。之后就下放到一个很穷很偏僻的公社去了，好像是当了个公社***的文书。后来连文书也不让他当了，让他到一个水库工地上管伙食。1972年春天，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他就正在那个水库工地上管伙食。我有一个亲戚当时在那个水库工地上负点小责，他告诉我，这些年尹岚经常打听你，还问你回来的时候看看你行吧？我说怎么不行？他说，他主要怕连累你，那我去叫他吧？我说叫吧，不想他当时不在，回县城的家里去了。 1982年，我从部队转了业，家一安顿好就去看他。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徐州人，是南京金陵大学的毕业生，1948年他通过地下党从南京跑出来投奔了沂蒙山解放区，“可惜咱出身不好啊！”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爱人就在旁边儿不时地提醒他：“别激动，慢慢说。”他当时刚刚得过一场大病，脑子还不是很好使，行动也不怎么方便，特别害怕生气和激动。我问他，现在还写东西吗？他说想是想写，可写不出来了。 这年的春节过后，他约我去他家喝酒。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因为一件什么事晚去了一会儿，他就蹒跚着到我工作的单位广播站来了。广播站在县城的一座小山上，他喘着粗气，坐在对面儿看我编稿子，露着慈爱和钦羡的神情。仿佛在说，你终于成了作家了，我多么高兴啊！他的神情让我想起一些老作家，他们看见年轻点的同志发东西那是真高兴，绝不掺杂同代人的那种酸溜溜的东西。尔后他从兜儿里掏出两篇散文给我，让我抽空看一看，提提意见。从他家喝完酒回来，我连夜看了他的两篇散文，一篇是关于一个村名的传说，他认为我县的一个叫打虎峪的村子是当年李逵沂岭杀四虎的地方；另一篇是歌颂一位老县委书记怎样教导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我看了之后很失望，意思是好意思，但怎么看怎么像乡镇一级的笔杆子写的那种“材料”，发是肯定发不了的。他的才华呢？还是他原来就这么个水平，只是小时候看着一座楼很高，长大了一看并不高？待再见他的时候，他就跟他撒了个小谎，说他的作品我推是推荐了，但不一定能发得出来。他神情黯然了一会儿就说，我确实是不能写东西了。 此后，连续几年的春节我都要去给他拜年，但再也不谈写东西。 我那次回家乡才知道，他前年冬天死于脑萎缩。竟然还真有这种病！也难怪他那两篇散文写得像材料。脑子萎缩了，才华乃至生命也就萎缩了。这使我想到，一个人，若是坎坷上一辈子，不管你多么有才气，你也无法不萎缩。 上坟之事 我父母去世得比较早，我又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全部关于童年的记忆就是上坟。一年中需上坟的日子大概这么些：生日、忌日、春节、寒食、鬼节、十一、冬至；外加元宵节送灯、清明节扫墓。如果你要结婚娶媳妇，还须上喜坟。一年至少要去个八、九次。 最早是我二姐领我去上坟，但一切程序进行个差不多之后，她要在那里哭，一边哭一边诉说命运之不幸、生活之艰辛，有时哭得附近干活的人都去劝，令我在旁边儿倍觉尴尬。 我二姐这人脾气特别暴，稍稍不如她的意，她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我从小就怕她。对于她每次上坟都要哭这件事我几次想跟她说说，到时不要哭，但鼓了好几次勇气也始终没敢开口。之后就是我自己去上坟了。我家的坟地在一块叫做三十二亩地的中间，而七月十五正是青纱帐葱笼茂密的时候，一人多高的苞米或高粱将整个地面遮掩得森严、恐怖。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钻到那里边儿当然就非常紧张，草草将一应程序做完就赶快钻出来。一不小心还会被豆秧或野瓜的秧给绊倒了。正月十五的傍晚去送灯，也常常会遇见刮大风，划好几根火柴还点不着，点着了一会儿又给吹灭了，还须重新点。于童年或少年期间去上坟，无论如何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将上坟看成是愉悦的事情，大概只有一次：上喜坟。坟头纸也是红的。你如果找个城市媳妇，她对上坟这一套不一定懂，也不一定会磕头，你就要教给她是怎么个事儿；她八成会羞羞答答或嘻嘻哩哩，尔后笨拙地模仿着。哎，那气氛你觉得还有点喜庆的味道，好像结婚办喜事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似的。 我参军离家的时候，曾跟我二姐说以后上坟的事就拜托给你了。她说我嫁到本庄上来，一是要照顾你，二就是要上坟。我说，你以后去上坟不要哭好吗？她说咱爹活着的时候，我经常跟他吵，惹他生气，我每次去上坟就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我也不会去哭了。在我先参军，后工作，再后离开家乡的二十多年间，她一直是坚持上坟的。 有那么几年，我觉得上坟是迷信活动，上不上的问题不大；加之普及大寨县的时候我们庄上的所有坟头儿都给平了，上也找不着地方。我偶尔回趟家，就没认真上。待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它是缅怀和纪念先人的一个很好的形式。你年纪越大、官做得越大、越有学问，就越看重这件事。 有一年，我于寒食的那天出差归来。在车上就看见路旁的一片麦地里摆着一些供品，四位脸模样差不多、年龄从四十到六十不等的中老年在旁边儿蹲着或坐着，抽着烟，神情不怎么对头，且一言不发。这一路就让我颇费猜测：他们是在上坟定了，虽然坟头儿已经没了；这哥儿四个的关系大概还有点小微妙，平时见了面未必能说话，但此时却要蹲在一起来上坟。到了他们这个年龄，唯一能使他们坐在一起的，大概唯有上坟这件事了。此时他们心里肯定会热乎乎的，说不定还会检讨一番：啊，旁边的这三位是我的一奶同胞啊，先前某些地方听了老婆的话，做得不怎么对头啊！尽管上完了坟他们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 当我离开家乡，客居在城市生活的时候，每当逢年过节，我就想到这件事：老家的人该上坟了，我也该买点烧纸烧烧了。有一年，我和儿子朝着我家乡的方向去烧纸，竟遇见好多烧纸的人。他们说，这样也行，这叫遥祭，而先人们的灵魂是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心理上竟觉得宽慰了许多。 狗的故事 在所有的动物里面，若论品行风貌、有情有义，我看非狗莫属。我情愿狗年说狗，却不愿鼠年说鼠的。 有关狗的好品行的故事数不胜数，下面试举几例： 那年我至唐山抗震救灾，听好几个人说，他一家人能活着出来，多亏他家那只狗啊！凌晨三点多钟地震，两点来钟的时候那狗就开始没命地叫，它甚至站起来用前爪扒门呢！“你看门上的爪印儿！”有一家的狗见主人迟迟不起竟将窗子上的玻璃打碎了。还有没关门睡觉的，它即窜进屋去咬着主人的衣服往外拽。 与我住在一起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说，头年河南发大水，他去采访，见整个一个村子荡然无存了，却就发现了一只狗在一家破屋框子前奄奄一息地趴着。他分析说，那狗是被大水冲走之后又跑回来的。他见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大水过后第四天了，它最后硬是饿死在主人的门前了。 我家乡有一个村叫狗泉，我曾专门考证过这村名的来历。发现这村子的中间确实有一个终年流水不断的泉眼，清澈的泉水从一个破庙的墙缝里流出来，先是流进一个石槽，最后即溢成了一条小溪。那石槽的旁边就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的字虽已斑驳陆离，但大部分还依稀可辨，大体意思是：某朝某代，某人携狗至友人处喝酒，大醉而返。途中，该人席地而坐于路边抽烟，不觉含烟（肯定是烟袋锅）而睡。其烟锅中之暗火迎风而明旺，将其棉袄点燃，其狗见状，即狂吠不已，且咬其耳，拽其手，那人仍酣睡不醒。那狗遂以爪掘地，至有水冒出，乃含水将火扑灭矣。此人感其忠贞不渝，乃立此碑以志之。最后两句话是：狗尚如此，何况人乎？ 也有些关于狗的微词，比方“走狗”之说。这还是坏人利用了它的美德，若其主人是好人呢？你还叫它走狗吗？再说你养狗是为了让它反对你吗？那养老鼠好了。至于那个“挂羊头卖狗肉”，则如挂黄铜卖金子，那卖狗肉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我小时候，家里养过一次狗的。此时想起来，竟还有种说不出的忧伤…… 我家的那只狗，毛是黑白相间，神态永远是想为你干点什么；也特别好侍候，刚抱回来的时候，没有它专门的窝儿，它就随便往柴禾堆儿里一躺，尔后怯怯地看着你，仿佛在说，我躺在这儿行吧？不碍你的事吧？最让我感动并永远记忆犹新的是，我每次放学回家，它都要到村口去迎接我。老远地看见我，即赶快跑过来，舔舔你的手或拽拽你的裤脚，尔后摇着尾巴就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左右了，我跑它也跑，我走它也走。在我上小学的整个四年间，它一直是风雨无阻地坚持着。它给我带来多少童年的欢乐啊！ 它唯一让我尴尬的是，它每年要生一大窝小狗，——它是只母狗，有时竟有十几只之多。待小狗们不吃奶也行了的时候，我即抱着它们挨家问：“您家要狗吗？”那时候没有卖狗这一说，全是白送。可白送人家也不要，——当然是因为穷，养不起。我即愁得了不得，这十几只小狗吃东西不少，且整天在院子里欢蹦乱跳，哼哼嘤嘤，确实也是怪麻烦人。我二姐就说，快把它们扔出去。问题在于你扔出去了，它还跑回来。有一年的冬天，那一窝小狗大部分都送出去了，最后还剩了两只，长得特别可爱（我当然要将形象差点儿、看着不怎么顺眼的先送出去），可给谁谁不要，我二姐竟让我的一个小叔偷偷将那两只小狗抱出去扒个坑活埋了。我放学回来听说后赶忙跑了去，不想早埋完了。那家伙埋了之后还用脚将上边的土踩踩结实呢！就把我气哭了，一整天没吃饭。 ***了，时兴人造化肥了。我知村里正在用狗熬化肥，并且全村只剩下我家那一只狗了，民兵们也到我家转悠了好几趟了。那狗仿佛预感到什么，神色开始不对头，眼角上挂起一滴浓浓的泪，它明显地老了。这天，我放学回来，村口上没了它。我预感到事儿不好，赶忙往家跑，回到家即四处找。我二姐开始还撒谎，我哭着说，是不是让他们给熬化肥了？她见我哭了，就也掉了眼泪……不、不说了。 打那我就再也没养狗。 此后我当然见过各种各样的狗，可总觉得谁家的狗也不如自己家的那只美丽、温驯、善良。 狗与鼠 人类养动物都不是为了树个对立面，让它反对你、糟践你的。所以有养狗、养猫、养猴的，没有养老鼠的。老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谁养它、离它近，它就咬谁、反对谁、糟践谁。要命的是，你不养它，它还要主动凑上来争取你的关怀让你养，不请自到。在这一点上，你若骂狗的奴性，又是“走狗”什么的时候，那就不妨歌颂一番老鼠的原则性，比方“我吃你的住你的，但该怎么糟践你还怎么糟践你”。 老鼠工作的重点是糟践它家的主人。凡是能填饱它肚子的东西，它都要吃；有些东西不能吃，但可以磨它的牙齿以防止牙们疯长，它就要咬。它偶尔出来溜一圈儿，也要先在洞口用它那小绿豆眼窥测半天，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主人可糟践，用现在的话说叫“傍大款”；或有什么更好的便宜让它占，尔后再采取具体行动。如若它所在的家里有危险，比方失火了，地震了，它会提前撤出的。 老鼠永远不会只有一个主人、只傍一个大款。谁有钱，它要傍谁；谁好糟践，它要糟践谁。 而狗呢？忠心耿耿、忍辱负重，永远不会跟主人翻脸，反戈一击，打小报告。人类跟狗关系不好，都是人跟狗翻脸，小至以拳脚，大至以绳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还没见过谁家的狗主动跟主人翻脸。特别它受伤之后自己躲到角落里舔伤口的精神，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我刚学着搞创作的时候，曾写过一篇寓言，题目叫《狗拿耗子》，内容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说的是，老鼠把张三糟践够了想挪挪地方，说是这个张三还不如李四有钱呢！狗想说句公道话：张三如今没钱了，还不是你糟践的？老鼠即露出不屑的神情言道过去我糟、糟践他是看得起他，以为他人不错，一了解，原来也如此而已呀，这个还看不出来？你这傻x！狗欲惩罚它一下，老鼠即给张三打小报告，说那狗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经常跟邻居家的狗小姐卿卿我我。结果那狗没捞着好果子吃，耗子没拿着，反让人类批评一顿，说它典型的一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鼠心里美美地（你张三也是傻x一个，让我卖了还帮着我数钱！）扬长而去。不想这玩意儿发出来之后，让我的一个经常称我为好朋友的同事对上了号，便将牙齿大磨了一阵儿，还让我在党员生活会上说清楚。我从部队转业的时候，他就在我的鉴定上写上：希望该同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广泛团结同志。 前两天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千万别把狗年当成狗支配人的年头，文中列举了某些地方的宠物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狗的身价比人还要贵云云。你说得再玄乎，还是人在那里作孽，它身价高，是人定的；它受宠，是人要宠。这也恰恰说明，它有许多好品质值得你宠。 忘记是哪位名人说的了：“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真是入木三分，振聋发聩的。 遗憾的是，如今憨乎乎的狗太少了，而精明的老鼠则太多了。 猛丁“坐在家里面” 我所认识的专业作家，平时写作一般都是坐在家里的，我还没听说有哪个专业作家到几个人一间的办公室里去搞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管专业作家叫“专业坐家”也不算错。我当了专业作家之后也不例外，坐在家里的机会自然就多了些。一般的妻子对家里永远有个人那么坐着，当然是放心和高兴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上班族的丈夫，猛丁坐在家里面，一下子还不是太适应，心里边总有那么一点不平衡。 首先，你在家里的地位要受影响。从前我在一家文学刊物负点小责的时候，回到家可以做甩手掌柜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业余作者一拨一拨地上门送稿子往往还要啰啰儿上小半天，我爱人都能比较热情地在旁递烟倒水，有时一天要打二十四暖瓶水才能招待完客人。她无怨言，我也不觉得过意不去。现在就不行了，人家下班回来，看见你坐在写字台旁装模作样，而饭没做，哪个地方拾掇得还不利索，那就可以说三道四：“怎么搞的你？整天在家里坐着还想当甩手掌柜呀？”仿佛到单位去才算上班，坐在家里就不算上班。而家务活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且最不容易看出成绩，你忙活上小半天，也看不出有多少起色。这时候你除了解释“作家就是坐在家里上班的，你瞧我写了多少字呀！”之外，还要告诉她这碗我涮了，地板我拖了：“不知怎么弄的，拖了两遍怎么还跟没拖一样呢？”诚惶诚恐。 另外，全中国的男人都不是长期坐在家里的东西。你的工作再有趣，家里再温暖，夫妻感情再深厚，永远这么厮守也还是要单调、乏味，甚至烦躁，更何况我家的对面还有个木材加工厂，一坐到写字台前那电锯就要吱吱嘎嘎地响呢！我现在几乎已经形成规律了：若是在家持续坐上半个月左右，那就会无来由地烦躁不安，如同困兽犹斗，看什么什么不顺眼，甚至还要骂老婆训孩子。 我妻是个勤快人。她说是说，你要真什么东西也不写，保姆似的在家里穷拾掇，她也会不高兴：“瞧你这份出息！还作家呢，狗屁作家。”问题是，这中间的分寸你很难把握，你不能既是一个好作家，又同时把家务干得很好。你手上写着小说，心里还要时时想着该做饭了，那怎么能写得好？我先前在部队时做过一段炊事员，来了客人当然也想露一手，可我妻在旁边瞎指挥：翻菜的方向不对头，切菜的动作又太慢，盐放得火候也不对……你的水平再高，旁边有人这么指挥着，你也会手足无措，三指挥两指挥就把人给指挥烦了。时间长了，我也就没有这方面的积极性了。 ……当然哄，我这种情况没什么普遍意义了，因为全中国的专业“坐家”毕竟是太少太少。但不妨碍我说一点公道话。一些妇女杂志经常发表指责丈夫不回家的文章，认为丈夫下了班就该在家呆着，否则就会不温暖、不和谐，“后院儿要失火”。这话只对濒临破裂的家庭有意义，对正常的家庭则是废话。没有哪一个好丈夫不顾家，也没有哪一对好夫妻非厮守爱情不能坚贞。这方面的格言诗句什么的实在太多太多，像“久别胜似新婚”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啦，都是真理。我要说的是新鲜感来自距离与陌生。你老盯着一朵花看不出它有多么美丽来，若隔一段时间再看就会觉得格外鲜艳。所谓小孩不见长得快，老婆不见老得慢，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夫妻工作还是在两个单位好。一两天不见面，猛丁发现妻子穿了件新衣服或化了化妆，你觉得还有种新鲜感。若是她化妆或换新衣服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盯着，那就不容易感觉出有何变化。 我不是提倡家里有事儿的时候，丈夫躲得远远的，没有责任感，只是提倡妻子不要把丈夫管得太死。 我妻是个好同志。她背着我找心理医生咨询了一下，人家告诉她，你夫在家常烦躁，外出旅行是个好办法。所以过段时间她就要提醒我外出一段去采访或体验生活。我遂照此办理了。待采访归来，哎，那感觉还不错，还是自己的家里温馨。 名人 伟人 情人——答《××报》生活副刊 问：就从你刚才说的你不是名人的话题说起吧，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是名人？ 答：先前没仔细想，现想现说吧：名人好像应该是既在本行当著名，又在社会上知名，二者缺一不可。你光是本行当的权威，但你的名字社会上没人听说过，不能算是名人；你在社会上知名度挺高，比方那个生下来就一身毛的毛孩儿知名度就不低，但我不认为他是什么名人。名人好像是很有学问、很有成就的人。（笑）同时还得有派，有点名人的毛病，比方他们的家里贴着谈话不得超过多少分钟的纸条什么的，有的你跟他说几分钟的话，他还要向你收费。 问：你认为现在很走红的些歌星、影星、笑星什么的是名人吗？ 答：他如果同时又很有学问，那就是。时下有追星族的提法，但不叫追名人族，这说明名人跟星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当个什么星就行了，还弄那么多头衔干嘛？ 问：你认为什么人值得你崇拜？ 答：人格伟大，才华横溢，功勋卓著，你费上平生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达不到他那种境界的人，值得崇拜。我主要是指他们通过后天努力所达到的境界，而不是先天条件所带来的。 问：请解释一下好吗？ 答：你比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们，大部分都是靠了先天的条件。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星们，差不多也是。他爹娘给了他一副好面孔、好嗓子，你有啥办法？你比方短跑，我再怎么练也跑不过刘易斯，但我不崇拜他。还有些人很有成就，那是他所处的位置带来的，如果你处在那样的位置，你也会做出很好的贡献。这种情况就不一定崇拜他。（笑）崇拜个什么人是自觉自愿的对吧？现在没有人逼着你非崇拜谁不可。 问：按照你的观点，你最崇拜谁？ 答：毛**和鲁迅。他们的人格、才华，我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份儿，却怎么也达不到他们那样的层次。他们是真正的伟人，你可以是著名的人，却永远成不了伟人。 问：你认为什么人才能当作家？ 答：除了文字、思想、感情上的基本功之外，重要的是看他吃没吃过苦或对痛苦有没有敏锐的感受力。光有才华，没真正吃过苦，只能玩文学。没吃过苦，但他对别人的痛苦能理解、体味、同情，也能当个好作家。比方你看见农民让一些卖假药的害得颗粒无收，你感情麻木、无动于衷，甚至对那些卖假药的懒得谴责，就不是个好作家。我说的痛苦是真正的痛苦，不是让苍蝇咬了一口那样的小痛若。 问：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 答：我最喜欢的还没写出来。现在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钓鱼台系列的几个中篇，像《最后一个生产队》、《温暖的冬天》和《温柔之乡》等等。 问：能问一点你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吗？比方你的家庭、妻子…… 答：我开始说过，一些无聊的人或出差的人可能对名人的私生活感兴趣，其实，说穿了，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名人的家庭或妻子，而是他们的风流逸事。这两条我都不能满足你，一，我不是名人，二，我没什么能使你们的报纸扩大一点发行量的故事。不能虚构对不对？ 问（笑）：是没必要虚构，你刚才说“出差的人”这个提法很新鲜，你能解释一下吗？ 答：出差的人的心理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我可能要专门写写它。不管他在单位上多么严谨，多么正经，可一出差就往往要出问题。他是一个学者，可在火车上坐久了，也想看看无聊的小报什么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百分之百的出差的人都出问题，但他们出起来比较容易些。你一个人长期在外边儿跑，特别是经常到南方跑，是不是有时候也想放纵一下自己？ 问：（笑）仅是想想而已。 答：（笑）那你还是个好同志。 问：再问一个敏感的问题，你对情人现象怎么看？你那个《大宝贝儿、小宝贝儿》就是写情人的对吧？ 答：对这个问题没什么研究，那个短篇是听来的故事。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只能谈点理论上的看法。理论上的情人好像应该档次比较高，至少能跟你进行一种精神上的交流，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与之交往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休息与抚慰，是类似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生活朋友。但这种境界一般人达不到。生活中更多的还是那种俗不可耐的第三者，要么破坏人家的家庭，打得一塌糊涂；要么把给人当情人当作一种下海的方式，在那里搞创收。 问（笑）：你这种见解很深刻，也很幽默…… 答：但不一定对。你们的报纸是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纸吗？ 问：是，全国刊号，全国发行。 答：那就少登点无聊的话题。 问（脸红）……那当然。 市场经济与现代女性——答《家庭生活报》 记者（以下简称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众多女性已不甘心“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不断投身于商品大潮之中，努力争取自己的社会价值，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女性。这些女性在职业领域中，早已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不会因性别差异而受义务责任的制约。但还有些女同胞，在市场经济面前仍然束手无策，您对此事怎么看？ 刘玉堂（以下简称刘）：作家与记者的思维角度、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担心在市场经济面前女同胞束手无策的问题。我想的是现代女性如何在商品大潮里面保持自爱自尊树立一种好的形象的问题。职业女性不是市场经济时兴之后才有的，搞计划经济的时候也有。做为个人应该怎么样投身市场经济？不仅是不少女同胞束手无策，我作为一个男作家也束手无策，而且还非常尴尬。我曾写过一篇小东西叫《改革不是改行》，主要是说面对商品大潮，几乎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焦躁的状态里，忙着下海、跳槽或搞第二职业，你是护士、你是教师，觉得来钱儿慢，停薪留职做买卖去。问题是买卖就那么好做吗？挣不了钱就寻找挣钱的捷径，比方“傍大款”，以给人做情人做为一种下海的方式，在那里搞创收。野心大而能力小，欲望高而水平低，只见人家收获，不知如何耕耘，或者只会数钱不会工作，只能是走歪门邪道。商品大潮已经滚了一段时间了，现在需要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了。如今的聪明人和精明人是何其多，所有挣钱容易点的好点子都让他们想绝了也做绝了，哪里还有现成的好事儿等着你？现在倒是要好好地提倡一下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改革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政策会越来越让那些安心本职扎扎实实工作的人不吃亏。最近工资改革的政策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并不是只有做买卖才来钱。最近从报纸上看到，大学校园里有了一个好气象，前些时候是渴望走出校园忙经商，最近是回归课堂忙学习。我认为这是很好的。 记：是这样。不仅是回归校园了，目前北京、上海等地许多高校的女学生还希望回归家庭，充当“家庭主妇”。其观点是：找一个有地位或有钱的丈夫做靠山，丈夫主外，自己主内，追求那种舒适安逸的有闲阶级的生活。您怎么看这种回归现象？ 刘：（笑）现在的理论太多了，想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也非常困难了。这些年，一些女性不是一直在喊追求有爱情的婚姻吗？没有爱情的婚姻又是不道德的什么的？怎么一到了真事儿上就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呢？你说的这种回归，如果是真正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也没什么不好。像日本的大部分女人一旦结了婚就不工作，安心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但必须是感情专一，耐得住寂寞，贤慧勤快，善解人意，也才能相夫教子，并不仅从眼前的利益或享受的角度来考虑。否则就会今天“回归”了，明天再找出个理论来又出走，那多麻烦？而且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里面一直是谴责嫌贫爱富的。你们青梅竹马，虽然对方穷一点儿，但通过共同的努力，一起挣来个好日子，那有何不好？客观地说，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差不多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你跟他“回归”，只有一条：打碎他原来的家庭，这又会麻烦无穷。一些有点文化的女孩子，好像什么时髦的稀奇古怪的理论也知道一点，可恰恰在一些起码的是非、荣辱乃至良心上将自己搞糊涂了。而那些理论往往是好听而不正确、时髦而不实用的东西。 记：历史说：“男女二人合为天”。我们这个世界虽说芸芸众生，亿万生命，但最终只有两种人，非男即女。故曰：“两性之间理应彼此关照，彼此理解，共同维系这人类生命的纽带”。我认为，女性不要牵强地寻求“男子汉”，使得满世界的先生们不是乔装沉默深刻的“高仓健”，就是去蹩脚地扮演英俊潇洒的“阿兰·德龙”，使男人世界累成一片；男性也不要刻意地制造“贤妻良母”，逼得女士们不是用虚假的笑脸取代深藏的真实生命，就是用屈辱和残忍杀戮那蓬勃成熟的个性。不知您对当今男性、女性的归属位置持何见解。 刘：你说的这些都是对的。我是信奉人性善的，从人性的角度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虎毒还不吃子。故提倡人要“本真”地活着，无须为谁改变什么。问题在于，男女相处，你同时还须讲奉献，讲责任感。两个人的奉献对方用不了了，有了剩余，家庭就诞生了。两个人本真是本真了，可都没有责任感，或都想沾对方的便宜，那恐怕一天也相处不了。爱情能使人变得稍傻一点，但你老坑他，他也不会贱成冤大头。前段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温柔未必不丈夫》，是给一些喜欢打架的男孩子提点希望的。现在确有一些青年朋友，本质上不错，但毛病怪多，而他自己还往往不自觉，将一些明显的毛病当作一种时髦去膨胀它。这就很难跟人相处。比方有些同志的脾气比本事还大，自己做错了事不等别人烦的，他自己就先烦，甚至连句道歉的话也不会说，你就很难跟他相处，我说温柔未必不丈夫，不是让你为了女人才温柔，也不是让你女声女气，不男不女，而是要少一点冷漠，多一点温和，少一点粗鲁，多一点文雅，少一点愚蛮，多一点涵养。 看过一份调查材料：近年来，男人和女人都认识到温柔是个好东西。男人说，女人要是温柔了，那个家呀，简直跟鸭绒被一样轻柔温暖；女人说，男人要是温柔了，女人就像得着雨露滋润的花，开放得更加鲜艳。 随着时代的变迁，女人对男人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她们心目中最喜欢的男性，已不再是高仓健式的冷面男子；也不再喜欢男人那种高傲独断、粗鲁蛮横的所谓阳刚之气，而是喜欢那种在刚性中蕴含着脉脉温情的温柔丈夫。她们喜欢的男性是：柔和中带着坚毅，沉静里加有勇敢。她们梦幻中的白马王子能既像父亲般地宠她，又像兄长般地疼她。既像朋友般的知心，又永远像情人般的浪漫。 我们把这段话当作咱们这次谈话的结束语好吗？ 记：好，谢谢您。 我之家庭观 不同身世的人的家庭观是不一样的。家在农村的向往家住城市的；人口少的羡慕人口多的；住楼房的羡慕住平房的……而不同年龄段上的人的家庭观念也不一样。就拿我来说吧，我父母去世得比较早，我从小就羡慕那种四世同堂或三世同堂至少是父母健在的那种完整的家庭。儿时的小伙伴中，经常有被他们的父母拿着笤帚疙瘩从家里赶出来的，那也羡慕。我整个少年时期，轮番住在我的两个姐姐家，尽管她们对我很好，可心里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那种小心翼翼、特别注意人家的脸色的滋味，不会是快乐和温馨的。那时我多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呀！当我参了军提了干结了婚。有那么几年一直是两地生活，这时候又渴望团聚、渴望安宁，你觉得夫妻在一起的家庭才像个家的样子。待我从部队转了业，有了自己钓像样儿的家了，可仍然麻烦无穷。比方冬天生取暖的炉子，我曾买过七八个各式各样的炉子，可没有一个好烧的，几乎每天你都要为生炉子而恼火，这时候又渴望能住上个带暖气的房子……你渴望起来没完儿。 我说过，谈恋爱的双方都讲奉献，奉献得对方用不了了，婚姻乃至家庭就诞生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庭，你说它是传统也罢，现代也罢，总之是好家庭。这样的家庭就是有问题也出不了大辙。 没有十全十美的家庭，也没有不吵架的家庭。但好家庭的成员能互相理解和谅解，并能及时调整情绪，注意检查自己的缺点，发现对方的长处。他们吵起架来声音一般都不高，不摔东西，不哪把壶不开单提哪一把，有事儿说事儿，不上纲上线，不胡乱联系，要说的意思说一遍即完，不絮絮叨叨，其他成员也不掺和，不火上浇油，更不拉偏仗。 我这人比较懒，可思想不懒。这对创作有益，却对家庭无补。你油瓶倒了不扶，整天坐在那儿让思想活跃，再好的老婆她也得烦。而我爱人则正好与我相反，她很勤快，在家里走路都跟日本女人似的迈着碎步小跑。而勤快的人脾气往往急，认识到这一点，人家向你发个火的时候，你就得挨。当然也有让她数落急了的时候，那时会唇枪舌，可很快就能过去。她最大的长处是，当你遇到困难或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她能鼓励你打起精神，给你以排解，而不是陪着你唉声叹气或火上浇油。其缺点是：她很忙很累，可你要动动手比方做个饭了炒个菜了什么的，她还不满意，她要在旁边瞎指挥，翻菜的方向不对头，盐放得火候也不对……你的水平再高，是二级厨师，她这个指挥法你也会无所措手足，三指挥两指挥就把人指挥烦了。关于这一点，我曾多次向她指出过，但她改正得不是很好，我希望她以后进一步克服改正。 共同语言的问题，谈恋爱的时候重要，结了婚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不显得有多重要。比方你是个杀猪的，你老婆是个外科医生，回到家来你二位在饭桌上交流一番宰猪或宰人的经验，那饭还有法吃吗？关键还是要理解。 我已过不惑之年，关于家庭的一些想法当然会更加现实和实在一些：那就是传统而又现代，规矩而又温馨。所谓的现代，不是让它单位化、机关化、名人化，而是现代在普通人的温馨上。看过一篇小文章，说毛**在世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和他的秘书还是护士来着在门口放了一串小鞭儿。看了之后心里就怪不是味儿：他的家人呢？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他家庭的机关化也不能不是个原因。但一定要有规矩，该是怎么个事儿就是怎么个事儿。你不能将爷俩调整成哥们儿，也不能将夫妻调整成只是逢场作戏的情人。有时候，公公跟儿媳妇一起看个电视，若是里面有床上戏，你会觉得不怎么自然是不是？懂事儿的儿媳妇估计到会有那样的镜头出现，都是提前离开的。这是有规矩的表现。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容易满足。我认为我的家庭是经得起风浪的，我甚至觉得我让我老婆侍候得离了她不能活。当我独自外出一段的时候，我常想起这样两句诗：假如有来世，你做丈夫我做妻……当然还需要不断地调整改造，但绝不会打碎了重来，这点定了。 我是你爸爸——训子篇 儿子： 现在看来，越是亲近的人，越不容易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清楚了。我可以把人家的孩子劝得很好，对你却一筹莫展。实践告诉我们，越是亲人就越不容易冷静，更难谈得全面，干脆就写在下面吧。 其实是个不该成为问题的话题，即：我该怎样作父亲，你该如何作儿子。 大概两三年前吧，我在饭桌上曾跟你谈过王朔一篇小说《我是你爸爸》的梗概，我特别赞赏并强调了一个意思，即父子关系就是父子关系，永远不可以用别的什么关系来代替，比方同志了、哥们儿了、朋友了都不行，否则就会非常尴尬。你听后一笑置之，说是“那当然”。你的神情告诉我，你相信了明白了。其实，你是没完全相信或明白，你不时地企图用别的什么关系做一下试验就是一个证明。比方你有时看你爸爸的那种眼光，那是一种怎样的眼光呢？说是玩世不恭、无所谓、冷漠嘲讽都可以的。总之是那种看一个与你关系不怎么样的外人的眼光。我常常体谅地想，你是独生子女，没有个参照系，可以从兄妹那里得到一些榜样或启示。而你所打交道的人更多的是幼儿园的小伙伴或学校里的同学，你就以对待同学的那种眼光来看你的父亲，用跟他们说话的口气来跟你的父亲说话，特别是你对我不满意的时候。我多次告诫你：“我不是你的同学。”你同样多次地重复你的不耐烦：“我是近视眼，白眼珠多，黑眼珠少，你不知道吗？”我说带情绪的近视眼与不带情绪的近视眼我还分得清。你即说：“不说了，不说了，给你当儿子怎么这么难啊！” 给我当儿子难？别人家的孩子看他老子也是这种眼神吗？ 我不是个苛求的父亲。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一个先天的不足，即你六岁的时候我们才团聚。此前只是我回来探家或你随你妈妈到部队，一年处那么个把月。记得你刚会说话的时候，我回来休假，你正在外边玩儿，别人见了我让你叫爸爸，你不叫，哼唧了半天，叫了一声：“刘玉堂。”但即使是这么叫，我心里也很美呀！那次我回部队，你跟你妈妈去车站送我，当车开动的时候，你在后边儿哭着、追着，一下子让石头绊倒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一千多里的路上，你的哭声一直在我耳边回萦……每念及此，我总是原谅你对我偶尔的不恭。 可我是多么爱你呀！每天晚上当你熟睡的时候，我总是到你屋里去看看你，夏天给你打蚊子，冬天给你掖被子——这样说有点讨好你的味道了，但这是事实。我曾将《三言二拍》中一个类似的故事说给你听：一个天天晚上看儿子的父亲，最终让他的儿子给杀了，儿子以为他是贼来着。你听了不以为然，说“那是创作，虚构的”。 实在的，我不能将我对你的爱在行动上表现得像你母亲那样具体，另外你跟你妈妈相处的时间要比跟我多，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一些，那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你在家庭里面的一切小争吵中都义无反顾无论是非地站在你妈妈一边，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许多次争吵的原因就是你，你本身就是***，完了你还要作促火剂。每次的拌嘴及小争吵都因了你的加入而升级，此事我曾给你谈过多次，并举了一个例子给你听。我说我在部队时，有一次，一个师长因为一件什么事儿训了一个处长，旁边儿一个平时跟师长关系不错的参谋为了显示他对师长的忠诚，帮着师长训那位处长，结果他二位倒过头来将那参谋狠狠训了一顿，说他意识不好，品质上有问题，随后很快即将那参谋给打发了。这叫越级说项，是不懂事儿的表现。师长训那处长是因为工作，那参谋一掺和，就复杂化了，成了人事关系上的矛盾了，只会使那师长陷入尴尬的境地。你听了也觉得与你无关，待下次有何拌嘴之类的事儿，你还要掺和。 我曾千百次地思考我该如何作父亲，我从没要求你一切都听我的。我有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偶尔也出点洋相或哼个小曲儿，当然还抽烟喝酒什么的，有些其他方面的小毛病。你即踩着鼻子上脸，以为可以跟父亲说话没轻没重，甚至还要学学我自己也不喜欢的那些小毛病。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说出来你会觉得我记小事儿，不说呢，你还不知道。须知，一个人的气质养成，就是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上开始的呀。 我对你始终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你不是一个坏孩子。你善良、温和，对人比较讲礼貌，开始知道照顾人了，尽管你的照顾有时很笨拙；你从不乱花钱，也轻易不要零花钱，你说你竖插着个个子伸手跟父母要钱，总有点不自然。你的自立意识也较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路自己走，不想依靠任何人……这些都是很好的。我要提醒你的只是以上两点，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是永远爱着你的你爸爸。 成长的烦恼 仿佛才是昨天的事似的，我们自己还在无忧无虑地给父亲当孩子，不知不觉间竟一下给孩子当起了父亲。而且转眼儿子就要高中毕业了，你看着他那比你还猛的个头儿，你觉得你老了。你陷入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怪圈：你希望你的孩子快快长大，而自己却永远年轻。麻烦在于，你的孩子长个子，而你在长皱纹，你们永远一起成长。 儿子大了，长成男子汉的模样了。两个男子汉该如何朝夕相处呢？你希望晚饭后他陪你散个步什么的？他不干。他从五六岁开始就尽力显示他的独立性，他要自己找小朋友玩儿。你偶尔跟他一起上趟街，在路上会哼个小曲什么的，他说，“你别哼，你哼得又不好听，人家都看咱们了。”……他要管你，而你时时还想管他。你管得急了他还要跟你瞪眼。 前些时候，有感于我儿子气愤之时用看他同学或同辈人的眼光跟我瞪眼，写过一篇训儿子的小文章，借用王朔一篇小说《我是你爸爸》的题目及大意，说父子关系就是父子关系，你不可以用其他关系诸如同学、哥们儿、上下级什么的来代替，否则就会很尴尬。我儿子看过之后哭了，说是给你当儿子怎么这么难啊…… 这是我的苛求了。我不能像对待人家的孩子那样客观、平静、理智地对自己的孩子，你批评他伸拳露胳膊把茶杯给打了，你让他找件东西比让他造件东西还要难，吃饭的时候嘴呱叽得又格外响……总之是要求他一切都非常出色，像成年人那样出色。他确实就格外累。而他自己也有诸多成长之烦恼，比方弄个好成绩、考个好学校之类，他每晚十一二点才睡，而第二天一早又起来，不管外边是刮风还是下雨，赶忙又往学校窜……你自己当然也有许多成年人的烦恼，你要为粮油蔬菜提价而操心，要为假冒伪劣而恼火……你们一起来烦恼。 我也当过高中生，我知高中时代是最敏感、最要脸、同时也是最麻烦的个年龄，故悄悄地多给一些抚慰。温情的批评是抚慰之一种，但不是全部。我们还需要亲人间的鼓励：“这次考得不理想不要紧，你是有潜力的，你瞧日本七八岁的个孩子就知道打起精神，你肯定也不会萎缩！”他至少也会来劲儿或听话上那么一会儿。 我们全家都爱看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看着看着，我儿子偶尔会来上一句：“看，人家的爸爸……”言外之意是我这爸爸不如人家的爸爸当得好。但若真按那上头来，怕是什么事也不能干，只在那里练嘴皮子了，练不上两天你自己也会烦。但我会从中借鉴一些好的东西，比方尊重和鼓励孩子的个性张扬与发展什么的，努力做个好爸爸。敢于作自我批评的爸爸也是好爸爸是不是？ 要填报高考的志愿了，儿子却不愿报考外地的大学，他说，我还是不想离开你们。这说明他并不仇视我这个家，心里又似觉宽慰了许多。 看电视 看电视久了、多了，培养出一点好脾气，即：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先前看见个不好的节目要生气，现在不生了。 你跟农村老太太一起看电视就少生好多气。你看见特恶心的个节目，她要说好，她还要为里面的好人牵挂、分忧，猜她熟悉的某演员叫什么名字来着？ 演过什么的那个？又漂亮了不少，嗯。你试着用她们那样的心境和情趣看一切电视节目，一起识别其中的好人、坏人，并为之操心，哎，效果还不错，还能获得一点小愉悦。 基于此，我一向对春节联欢晚会的期望不高，只要不脏了情绪、不坏了心境就行。 看这玩意儿不就图个热闹、增添点节日气氛吗？你何必跟自己较劲？说到底它就是个文艺节目，它水平再低也亡不了国，水平再高也兴不了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看今年的春节晚会还不错。一是整台节目安排得比较紧凑，零点多点儿就结束，老人小孩都能坚持看完；二是突出了个民族性，不像往年似地弄些港台歌星在那里舞舞扎扎，唱些格调不怎么高的东西。 也没有谁一边哼哼唧唧地唱着，一边走到台下跟观众握手，让人起鸡皮疙瘩。 最让我感动的是几个非文艺性的纪实节目，像现场对马家军的采访了，组照《全家福》了，看了能让你动情，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和启发。 我还想提一下，我省推荐选送的那个《狗娃闹春》不错，既有真功夫，又有些地方特色。 春节之前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新闻媒介就开始炒春节晚会了，还设身处地地替编导者考虑又是多么难出新什么的。 以我一个外行人的眼光看来，他们之所以觉得难出新，是在形式上动脑子太多，为了个串联词儿简直是绞尽脑汁，甚至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搞什么分会场。 岂不知人们看完了最容易忘记的就是他们动脑子最多的东西。人们印象深、能记住的，还是单个的节目怎么样，有没有真玩意儿。 其实观众是宽容的。他们知道大过年的不必为个文艺节目跟谁过不去。 来年你只要把精力用在提高单个节目的质量上就可以了，思路不妨再放得宽一点，比方由各省有关部门推荐和选送了什么的。 凡是下边推荐上去的节目一般都不会差，不是绝活，就是非常有特色。 至于怎么衔接、组装，都是次要的。你一边走着一边主持也行，干脆就站在那里报幕也可。 另外也不必炒得玄乎其玄还保密什么的了，你有多难？比老百姓一边抗旱一边防治病虫害虫还要跟假农药假化肥斗争才能打那点粮食还难？ 我不信。 说吹牛 吹牛即说大话的意思，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比方你只取得了芝麻粒大的成绩，说成西瓜那么大，那就叫吹牛。 你虽然不夸张，但你报喜不报忧，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逮着你的成绩老说老说，生怕哪里还没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也算吹牛。 有文化的人吹牛，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提高一点知名度。 漂亮点的女孩子吹牛，能拉赞助。一样的赞助你拉不来，她能拉来。 领导干部吹牛，比方他那里合资项目没那么多，他吹成平均三个小时就签定一家，是可以引起上级的注意，证明自己是开拓型的干部，便于进步。 我喜欢听那些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具体目的的人吹牛。他们的吹牛就纯粹是一种娱乐。我们庄上有个从没上过学的人也喜欢吹牛，如果天上过去一架飞机，他这么吹：“毁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有好东西赶快吃，有好穿的赶快穿，穿晚了就来不及了。”你听着就特别好玩儿。 适当地吹吹牛，可以提高一点别人对自己的信任程度。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人家都在吹，你若一点牛也不会吹，在那里做谦谦君子，那就会非常尴尬，乃至没有用武之地。 过分地吹牛，则是自私的表现。他只重视了自己的成绩，而忽略了别人的成绩。 于困难的日子里适当吹吹牛，可以增强一点生活的自信心，增加一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觉得困难不小，但曙光在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于平淡无聊的时候几个朋友一起吹吹牛，可以增添一点生活的乐趣。如果几个人闷着头在那里实话实说：海边美吗？美个屁呀，海风又腥又咸，晚上睡觉被子潮得要命，根本睡不着，你大学的生活好吗？甭提了，米饭里有苍蝇，大锅菜里有虫子……如此谈话岂不太乏味？ 老实的人儿吹吹牛吧，偶尔地吹一下会使自己愉快的。 负责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的人们再谨慎一下吧，你将你上报的有关成绩方面的数字，再压掉个百分之几，其结果仍将是真实的。 说开会 说一个笑话：先前部队干部转业，是要填一张表的。上面除了姓名年龄出身成分那一套之外，还有一项叫有何特长。一个要转业的指导员寻思了半天，便在那一栏里填了“特别能开会”。这事听起来好笑，可琢磨琢磨却觉得那指导员挺实在，也挺符合他的身分。你若是个司务长，填上特别能开会，就不怎么太真实。 开会这件事，听上去不难听：干嘛去？开会去！干嘛去？打酱油去！那就两股劲。你觉得打酱油不如开会体面，有分儿。 我特别喜欢开会，是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天天搞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那一套。特别那个正步走，你是天才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得很规范。老兵们为了显示他们的业务熟练，往往要你将腿抬起来，他一个个地给你纠正。待十多个人都纠正完，就累你个小半死。这时候就特别想开上它几天会，背背“老三篇”什么的。 开会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所谓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如果让你二者必选其一的话，我相信还是选择开会的多。上级有个什么需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精神，开个会，一传达，明白了。不开会呢？你只能传口令，传到后边儿，弄不好还给你传走了样儿。本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你传成了林彪的老婆一群，那就南辕北辙。 过去传达个新精神，都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你比方林彪外逃了，基辛格访华了，都是按照这么个程序传达的。所以党员、干部比一般群众开会多。这一方面是种待遇；另一方面，是先让他们心里有个数，你想不通的时候他能给你做些解释性的工作。 还有些形势报告会也不错。过那么一段听上一场，能知道许多国际国内的事情。我曾听过一位“九大”的政治局委员作报告，他上来就说：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国的所有粮库都满了，我们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了！打上个三年两年的仗也不怕了，听上去特别来劲儿。 一些总结表彰性的会也挺热闹。我干过几年文字秘书，经常给首长写个讲话稿什么的。那样的会都在年底或年初开，我一般都这么写：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团结战斗的xx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你可以说我的小说随笔什么的不深刻，但不可以说我的语言不流畅。这里面的基本功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经常地开会，能培养出一批特别能讲话和作报告的人。作报告这件事还容易上瘾。我们那个政治部主任，要是一个礼拜不作报告，他就会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走来走去。若干年后，我在一篇小说里曾这么写他：这日子过得！连个会也不开，太单调了，太乏味了，真想到大街上喊一声：同志们！形势就这么个形势，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 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也比较喜欢开会，一些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会他也要积极参加。这一方面说明他们的组织纪律性都比较强；另一方面他们的观念里也有开个会才能表明自己还是这个单位里的人的感觉。 如今新闻传播工具发达了，不开会也能知道天下大事了，各种各样的会开得少了。我们偶尔会觉得少点什么。我所在的创作室，是个松散管理的单位。作家们平时要么深入生活，要么坐在家里搞创作，同在一个单位，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有时候竟一年见不了两面。这时候就想，还是开个会好，学学邓选了，研究研究我省的长篇创作怎么办了，否则就觉得不像个正经单位似的。可要开得太多呢？也不好，很矛盾。 说出差 几乎所有的公家人儿或多或少地都有点出差（读chāi）的机会。出差人的心理是个很独特、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些在单位上看上去不怎么出色的人，出差的时候说不定会做出点英雄的壮举来。 人家的表扬或感谢信来了，本单位的领导还往往不相信。也有些在单位上循规蹈矩、看上去很严谨的人，出差的时候却恰恰要出问题，动不动地就让人家给扣住了，还要单位上的领导去领。 我有一个战友，是司令部管器材的个参谋，经常外出采购个军事物资什么的。 他出差的时候就经常让人家给扣住。他长得身材伟岸、仪表堂堂，有团以上干部之风采。 他就经常利用自己的这个仪表，于出差的时候冒充团以上干部，住好宾馆，吃好伙食，让人家车接车送。 有一次，他竟冒充毛**的警卫员，让人家给扣住了。参谋长去领他的时候，将他狠狠裂了一顿，说是毛**的警卫员也是好冒充的？ 整个一个骗子。他还振振有词呢：做毛**的好战士还不跟警卫员差不多？ 好在他没干大坏事儿，无非是贪点小便宜，享受一下。麻烦在于他冒充惯了、上瘾了、控制不住了，谈恋爱的时候也照此办理。 他家在大连，对象是个开有轨电车的，漂亮得要命。第一次见面他跟她吹嘘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六十块几来着，忘记了（实际是二十二级，六十块钱），嗯。 六十年代末，一百六十多块当然不是个小数字，那女人二话没说，答应了。 可结婚之后，这家伙老也不往家寄钱，他爱人遂问他，你一个月一百六十多块钱，是怎么花的？ 他给她胡啰啰儿了一通，越啰啰儿他爱人就越起疑心，遂一封人民来信写给了政治部，他始才说了实话。 后来他当然还犯了些别的错误，即令他停职写检查。他在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的时候，其中一条，就是由于出差的机会多，放松了思想改造。 你若跟一个平时很老实的人一起出差，你会发现他比平时要活泼许多。 仿佛在笼子里关久了一下子放飞了的小鸟一样，异乎寻常地有说有笑，很好玩儿。 当然也有些平时怪活泼的人猛丁一出差，他说不定会沉默寡言，老担心受骗上当。 但总体上是想放纵一下自己的多。没人监督你，你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你想本真地生活一下子。 狡猾的文化商人洞悉出差人的心理，往往就制造、摘编、贩卖一些非法印刷品，供你消遣。 我管它们叫差旅读物。我坐过几次硬席车箱，大致地观察了一下，这些差旅读物主要是：性知识选编、气功、占卜、阴阳八卦、专事名人隐私的纪实或传记文学。 大都没有正式的刊号，错别字连篇，一看就是乡村一级的小印刷厂印的。 买得最多的是推销员模样的人，有些有学者风度的也在看。你有一定的鉴赏水平，只是出于一种寂寞和无聊看一看还不怎么要紧，但要身体力行地放纵一下自己，就容易出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平时大智若愚，不怎么吃亏，却不想于一次出差的时候，就让一个看上去挺清纯的傍大款狠狠骗了一家伙。 事后他深有体会地自我反省说，男女之间一时迷恋的情况常常发生，有时甚至连迷恋也不是，只因为内心空虚，耐不住寂寞，渴望有人陪伴，便那么将就着环境和机缘接近了。 或许在交往中可以得到一点温暖和体恤，而过后的代价就太大了，有时你明知没有免费的午餐，却还是要尝试一下。 而出差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尝试的可能。哎，你听着就有点小深刻。偶尔的出差，使我们走出惯常的氛围，冲出平时生活的小圈子，经新风雨，见新世面，交新朋友，能增长不少见识。 一次差也不出的人，往往孤陋寡闻，在狭小的天地里自吹自擂，甚至不能独挡一面，很可能成为井底之蛙。 情趣高雅的人将每一次出差都看成是学习和愉悦的好机会，他再怎么放纵也出不了大辙儿。 善于安排出差时的闲日子，让一切烦恼都丢至脑后，学会欣赏陌生地方的风土人情，广交新朋友，既使身心得到一种休息和愉悦，又不断使自己的情趣高雅起来，那时的出差就是愉快和有意义的了。 说方言 区别于标准语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就叫做方言。我们平常所说的方言一般指的是家乡话。 有一些方言，本地人觉得好听，外地人也觉得好听。比方上海话，听上去软软的，很生动、很温柔。我们山东话，外地人听着觉得有点硬，咱们自己也觉得硬。偶尔到外地开个会什么的，常有自卑之感，觉得说话不如人家好听。 我在外省工作十五年，口音始终没变过，仍然是浓浓的沂蒙口音。这当然与自己的观念有关。小时候，我们村里的老人们特别讨厌出去几年回来就撇腔的人。他们要评价个人，首先就看你的口音变没变：嗯，这孩子不孬，在外边儿这么多年，口音还一点没变，很本分；不像张三似的，出去修了三个月的水库还“坐碗”回来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关于“坐碗回来的”故事恐怕不是一个地方演绎着。因此上，我从家里往外走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回来的时候绝不撇腔。另外，我的笨嘴拙舌也不能不是个原因，你让我学个什么人说话，我是绝对学不来。 不撇腔，不说明有水平，但至少说明家乡观念强。我赞成这样的说法：最亲切的是乡情，最难忘的是乡音。其实最难改的也是乡音。 我还有这样的见解：说话好不好听，不在于你说话的口音，而在于你说话的内容。有学问的人，一般都说方言，但听上去并不觉得土气，关键就在于他言之有物、妙语连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管这种情况叫学问化方言：“此人中等偏上的个子，四方脸膛，衣着很板正，操一口学问化方言，很有魅力。”你一听就知道是怎么个精神了。这种方言在农村不觉得洋，在城市不觉得土，是走到哪里都让人敬重的语言。 有一年我至北京出差，听两个演员模样的女孩子在那里说话，那声音确实就非常好听，可听着听着，你不想听了：两人说的全是些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老婆舌头，其次就是过时的废话。第二位啰啰儿了有半个小时，其实就说了两件事儿：王五家的孩子会说话了，第一句话说的是“他妈的！”；二是她二位共同崇拜了一个能演小土匪的三流演员，两人争说他怎么吃饭、怎么喝茶。啰哩啰索，牛头不对马嘴，跟嚼木渣子似的，无滋无味。 方言里边有许多外地人听不懂的土语，这就需要避免或改造了。管傻叫“潮”，还勉强能理解；管摸叫“掴”（读guai）意思就差大了。我家乡管动、摸、碰，统统叫掴：“别掴了油瓶子！”就是别碰了油瓶子的意思。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掴，是用巴掌打。还有一个“卷”，济南人说卷其实是骂：“让我把他一顿好卷”；而沂蒙山人说卷则是踢的意思：“我卷了他一脚”。将类似的一些孤僻的字眼一改造，听上去就顺溜了。 方言还能较好的体现一种固有的节奏和韵律。有些话特别是顺口的东西，你必须用方言说才好听，你用胶东话说山东快书，绝对出不来那种味道。 ……我不是反对普及普通话，但在中年以上的人中普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与其让他们弯着舌头学说普通话，倒不如让他们的方言更有学问一些。 吃全羊 在我全部关于沂蒙山的美好回忆中，吃全羊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了。每年的夏秋之交，沂蒙山的北部地区及附近的莱芜、新泰、临胸一带，都把吃全羊当作福利来搞。以在下的眼光看来，吃全羊的乐趣不在吃，而在做。单位上买回羊来，但不一定会宰，男人们自然要显示一下男人的胆识与力量，不会宰硬宰。女人们则要翻来覆去地洗，这时自有一些无师自通的角色在旁边指导，应该怎么怎么样。也还有些什么也不会干的人在那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比方支锅了，挑水了，烧火了，任劳任怨的样子。吆三喝四，嘻嘻哈哈，哎，那气氛还有点小温馨，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吃全羊是大人们一起过家家。 沂蒙山的吃全羊是真正的全羊。除了羊皮之外，什么器官零件都不浪费。新疆那地方的烤全羊，只能算是烤整羊，而且吃起来还须一付好牙齿。有一年我至某地参加个笔会，吃烤羊的时候，用刀子一割还带着血汁。他们说，嗯，火候正好，就这么吃。我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动它。 我离开沂蒙山的时候，单位上一起吃了顿全羊算是给我送行。我说我以后想吃了怎么办呢？他们说，好办，要么你回来吃，要么给你送去，反正又不远。我来济南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他们还真是给我送来了，我当然就热泪盈眶。那时我想，济南如果有这么一家该多好啊！ 好了，现在好了，济南有了！而且档次比我家乡的全羊高出不知多少倍去，是真正的“宫廷全羊”。那么，它是怎么个“宫廷”的呢？ 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经鲁南古镇峰城时，曾选当地“孙家羊肉”为御用膳菜。后孙氏被招入宫，成为专做羊肉的“御厨师”。从此清宫便有了“全羊席”，为宫廷招待伊斯兰教官员的最高宴席。 清朝末年，孙氏告老还家，返回祖籍——现在的苍山县鲁城乡。从些“宫廷全羊”便传入民间，加上本地的一些传统做法，形成了现在的鲁城全羊。至今已历经孙氏四代相传，期间因受条件的限制，大部分技艺失传，使原来宫廷中的108种全羊菜，现只剩下四十多种。 所谓“全羊席”原来系指用整个羊体的各个不同部位，采用烹、炒、炸、炖等不同做法，精制成色香味各异的菜肴。从头到尾，一个器官一道菜，有的甚至一个器官可做几道菜。其独到之处在于：不膻不腻、肉鲜味美，因其菜中配有多种中药和现兴的佐料，更增加了它的食用和欣赏价值。“鲁城全羊”四季皆宜，冬食可补身壮体，夏吃可净肠健胃，亲朋好友来上那么一顿，自会心旷神怡，回味无穷的。 更加难得的是，“孙氏全羊”的第四代嫡孙——特特级厨师孙景来正是这家膳庄的经理，你一上规格，他就会亲自掌勺。前不久与朋友一起去撮了一顿，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视我家乡的那种吃法为低层次；想不到竟在济南吃上了正宗全羊！ 说得这么热闹，你现在就想吃了怎么办？若吃全羊何处去，玉堂遥指解放路（102号）。那个门面不大，挂着“全羊膳庄”牌子的就是了。 情与诗 在表达感情方面，什么形式也不如诗来得直接，来得干脆。你比方你要追求个什么人，你不是用诗而是在那里吭吭哧哧写小说，等你小说写出来，那人早跟写诗的跑了，而如今写诗的多么多！ 所以诗即爱情，爱情即诗。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写给对方的信，都是诗。至少是散文，而绝对不会是小说。小说只能记录已经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再来它个“零度感情进入”，那就更不擅于抒发或表达。 “**”中，我有机会看一些老师们的日记及信件，里面关于爱情的诗不少。我在好几个人的信中，看到同样的句子：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对你的思念。我到现在不知那作者是谁，但几乎每一对情人都在用。 有这样的诗：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如果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样的诗写出来，再高傲的人儿她（他）能不动心？ 另外有两句诗，不知是谁写的，也非常厉害：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短短两句，将爱情的全部内涵及最高境界都说绝了。 但爱情之诗是扑不灭的，总有人在写。从《作家报》上看到潍坊有个青年女诗人写得也不错：背着人也背着自己/把你想了又想/竟想不出办法不想你/在柔情下把太多的思念/藏了又藏/可思念是/越藏越多呵。将一种焦急、期待、无奈乃至悲哀表达得淋漓尽致，你就不能不为之感动。 忘记是流沙河还是公刘来着，觉得这一辈子欠妻子的太多，无法偿还，即给夫人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两句是：假如有来世/你做丈夫我做妻，读了即感慨万端，久久不忘，你觉得什么词儿也不如这两句来得准确。 看过青年女作家铁凝的一首诗：毕竟/裸体也是一件/衣裳，心灵就被她/紧紧地/包藏。你视线的/脚步/到达裸体/也许只需/刹那，若要抵达心灵/怕是/得用一生的/时光。这不完全是情诗了，但热恋中的情人若是引用它一下，也能吓对方一跳：至少有“你小心，你看了我的身子，却未必能获得我的心”的意思在里面。 诗将爱情美化，复杂化，乃至神话了。生活中的爱情当然要比诗现实得多。你谈恋爱光啰啰儿这个还远远不够，你得有足够的钱这种特殊纸张供对方浪漫。才子佳人都是财主家的儿女。他无须为吃饭穿衣茶米油盐操心，那才可以以诗定情。 当然还要讲奉献。爱情能使人变得稍傻一点儿，但你若老坑他，或者抄首诗来恬和人，他也不会贱成冤大头，两人都奉献，奉献得对方用不了了，有了剩余，家庭就诞生了。 可若一点诗意也不讲呢？也不行，你觉得寡淡无味，富（此不是错别字，编辑先生不要改）极无聊。所以两个文明要一起讲。 我还有一层意思是：不管是什么诗，只要能让人懂，也还是有读者。 坏家伙与好东西 我去年在一篇说喝茶的小短文里曾说过“坏女人一般都比好男人会享受”的话，不想就惹得某些现代女性很不高兴，说我观念陈旧、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又是不利于引导消费什么的，并断言我“如此观念，肯定写不出好作品”。但我却至今不悔，我宁愿写不出好作品，也不愿做一个不好的人。 有许多的话是不可以做逆向推理的。我说好人关注文学，没说不关注文学的不是好人；我说坏女人一般比好男人会享受，没说会享受的都是坏女人。但那意思远没说明白定了，故再补充如下： 坏家伙特别是大坏蛋吃穿用的东西一般要比好人吃穿用的好。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吧？你从随便一个影视片的里面也能看得出来。 聪明的企业家要抓着这个做文章。比方你若说这种茶叶秦桧特别喜欢喝，就比说李逵喜欢喝经济效益好。他二位虽然都是名人，但李逵不如秦桧坏，故消费者还是信得过坏人用的东西。另外消费者也要想了，李逵贫贱之人，家里穷得叮当响，他能喝什么好茶？有好茶也喝不出好味儿来。人家秦桧呢？做过宰相，当然就会喝得好一点。 他们的故居或坟墓也如此。如果这边要维修吴三桂故居或重修李师师墓，那边搞希望工程，修缮几间校舍，我相信往前者投资的多。要命的是，他还能说出许多道理来，诸如方便旅游了，有利于吸引外资了，有利于统战了什么的。 以此类推：写好人的文学作品，不如写坏人的纪实文学受欢迎；弘扬民族文化的，不如宣扬封建迷信的受青睐；宣传革命传统的，不如低级无聊的非法出版物畅销……如此下来，凡是与坏家伙沾边儿的都成了好东西。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还喜欢为文学作品中的坏人考证、翻案、写续。你说陈世美不好，至少是个负心的人儿。他就要考证一番，证明历史上的陈世美是多么清正廉明，只是得罪了什么人，人家编了一出戏糟践他。尔后他就编个什么续集，为陈世美正名。还有那个西门庆，也在某些人的续集里香起来了。要么，你说某个作品里的人物好，他偏要考证出不好来，你说蒲松龄是位了不起的真正的作家，他非要考证出他搞了好几个女人不可，尔后再写出一个真实的蒲松龄。仿佛他写的才真实，人家写的就不真实。 麻烦在于，这些东西全方位地充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真正的好东西就不知道了。你跟一些小青年啦呱，他知道港台歌星，却不了解毛**；知道人人为我，却不懂得还要我为人人。 兴趣与情趣 不管怎么说，人是越来越聪明了。五十年代末，我叔伯大哥刘玉祥跟一个老木匠学徒。他学了一年多，自己还打不起一张三抽桌来，只能打个门窗了，砍砍檩梁了，做些盖房子用的粗活。这一方面说明那老木匠保守，故弄玄虚，不真心教；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玉祥大哥没文化、有点笨。 现在的小青年呢？根本甭学，他看一眼就会。你走在大街上，看见马路两边有打家具的，你过去问问，他肯定没有正式的师傅，只是业余玩玩儿，可就比正式拜过师的打得好，你不服不行。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他有文化，聪明，心灵手巧。 我刚当兵的时候，学遥测。那是导弹试验的时候测量数据的，设备很复杂。一个老兵告诉我，这玩意儿是“一年学二年看，三年才能干一干。”其实三个月不到，我就知道它是怎么个原理，并且会操作、会修理什么的了。那老兵一天学没上，对频率、脉冲什么的一窍不通，当然要三年才能干一干。所以有些规定是给没文化的人定的。 过去我们看电影，要为里边的人物牵挂、操心，看完了还分析猜测后来会怎么样。看个《天仙配》，你听吧，庄上的人绝对要操老鼻子心：这个说，好家伙，七仙女怀孕了。那个说：你怎么知道？来年的这个时候“槐荫树下把子缴”嘛，还能没怀孕？另一个就说，嗯，来年还真是缴了，那个小孩就是后来的董卓（《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这当然是杜撰了，不足为据。 现在的观众看电影，绝不操这份心，他要议论里边的演员演得像不像，拿多少出场费，“上回她在哪里走穴的时候我还看见她来着”。 阅读也如此，从前我们看小说，一方面是瞧热闹，一方面是学文化，学新词儿，学景物和心理描写，遇见个新词或一段华丽的句子还要抄下来，下次写作文的时候就想办法用上它。 现在的读者看东西则不是要识字、学文化，而是看里边有什么真货色：有没有生活，有没有味道，是不是假洋鬼子。所以，我说一切形式及技巧上的东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拿出真东西。 人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信息灵通了，知道电影电视什么的是怎么个事儿了，兴趣开始转移。他们对作者往往比对作品的本身更感兴趣，看电影议论演员，看小说议论作家。你作品里面有个小痞子或庄之蝶，他就要说那作家自己就是。 有那么一阵看琼瑶，过一阵看武打小说，再过一阵就看内幕。这一阵又一阵的都过去了，好了，人们的情趣开始趋向高雅。这是一个过程，看来很难省略，非走不可。这就给一切文学艺术家带来了难题：你不能老拿老一套的东西来糊弄人，也不能故弄玄虚搬些食洋不化的东西来吓唬人，你还得老老实实地体验生活，挖掘让人服气的新东西、真东西。 所以，上帝（读者）最终还是要关照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人，关照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老实人当然不是愚笨的人。他至少要诚恳、坦荡、平易、朴实，不硬充高层次，故作一种什么文化，也不好为人师，欺行霸市。 读者的情趣上去了，作家的架子放下了，再有些政策上的措施那么一保证，整个文学创作也就会健康蓬勃、万紫千红了。 诚实劳动 最近学习***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意到他在谈弘扬主旋律问题的时候，提到要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觉得这个“诚实劳动”的提法很科学、很准确、很适时。 劳动有不诚实的吗？有。大锅饭时候的磨洋工、偷奸耍滑，如今的坑蒙拐骗、搞假冒伪劣就是。你费老鼻子劲在那里制造不合格产，品，不能说你没劳动，说不定还会很辛苦、很危险。但造出来的东西不能用，货不真、价不实，就不能算是诚实劳动。 报纸时常披露的那些剽窃专业户以及那专事盗印的地下工厂所从事的劳动，也是不诚实劳动。你拿着把剪子从各种报纸上剪下些“人咬狗的新闻”，再将它们捏合成堆儿，尔后署上“94情人大曝光”、“贵州驴子与中国股市”、“追星族管窥”之类的标题，这里那里地发，还美其名曰纪实文学，也不能算是诚实劳动。因为你根本没有采访，纯是在那里道听途说，利用的是他人的劳动成果，说得好听点儿你是引用大户，说得直接一点你是间接地剽窃。 要我说，那些漫天要价的走穴的这个星那个星们所从事的也是不诚实劳动。你在舞台上一站，张着嘴做唱歌状，那声音还不一定是你发出来的，而是什么ok带上早已录好的，尔后就要几万甚至十几万，你诚实吗？你那个脸蛋儿就那么值钱？隔老远地看看你就要人家四五十块（门票的价格）甚至更多？要命的是我这么一说，还会有人为你们鸣不平：“你嫌贵别去呀！”哎（读三声），我确实就从没去过，有一回，有个喜欢你们的企业家拿着几张票来要我去。我还真没去，问题不在于我去不去。我已过不惑之年，且抽烟喝酒，光那些假烟假酒就够我警惕的了，哪还有心思跟你们啰啰儿？我不去，是因为不喜欢你们，你们自然坑不着我；而那些自己掏钱买门票的人大都是喜欢你们的，你们却要坑他们。这么说谁喜欢你们，你们就要坑谁了？所以我说你们从事的不是诚实劳动。 总之，其收入高于所创价值的劳动，都是不诚实劳动。大凡钱来得太容易的活路儿，都不怎么太诚实。至于偷抢掳掠更甭说了。 有好多词儿现在不怎么提了，比方安心本职、行行出状元什么的。取而代之的是下海、第二职业，比方你的本职工作是护士，第二职业是傍大款，你觉得傍大款比当护士来钱儿容易，就不安心了，上班打瞌睡，打针拿错了药。甚至张冠李戴，闹出人命来，这诚实吗？现在确实该好好地提倡一下安心本职的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让那些安心本职、诚实劳动的人不吃亏。一下子杜绝不诚实劳动，不是很容易，但从税收的政策上体现一下是可以的吧？借用毛**同志的话说，一年两年不行，三年四年怎么样？五年六年呢？七年八年总该可以了吧？ 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很难、很慢，所以要倡导。很容易的事儿，一般无须乎倡导就有人去干。有力的倡导，还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来保证。比方我上边提到的这个拿税的问题，你让吭吭哧哧好几年才拿出个长篇的作家跟那些唱首歌就好几万的歌星一样拿，合理吗？你将诚实劳动跟不诚实劳动的一样对待，那怎么能倡导得长久？ 我这么说，不是要给诚实劳动及不诚实劳动作注解，只是觉得诚实劳动的提法很好，同时想起一些事情，故说这么多，以求教于有关方面的学者及读者。 欣赏劳动成果 任何劳动都是为了收获。种地是为了打粮食，做工是为了造机器，教书是为了育人，搞假冒伪劣是为了赚钱……我还没听说过有不管收获的劳动。 我们平时所说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话，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生活中没有。 我这里当然说的是完整的劳动，而不是半截劳动，你耕完了地扔在那里不管了，或者你的文章只写了一半就不写了，当然不会有收获。 丰收在望的喜悦，是整个劳动过程中最大的喜悦。没有谁不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们村过去有个种菜的老把式，特别会种韭菜。一样的菜园、一样地施肥浇水，他家的韭菜长得就格外好。 初春时节，他那几畦子韭菜翠绿而又鲜活地长在那儿，确实是爱煞个人儿。 他就经常蹲在那儿笑眯滋儿地欣赏。这时如果有人路过那儿夸赞他几句，你看他那个骄傲劲儿：这个么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得讲究个技术性儿，想当年……嗯。 他啰啰儿起来没完儿，能从韭菜啰啰儿到刘秀走南阳上去。你如果说别人家的韭菜长得也不错，那他就要生气，白眼珠子那么一斜一斜，你懂什么！ 分不出个主谓语来。但他一味地蹲在那儿欣赏，却不舍得收割，早晚等它老了才割了去卖，他的收入就可想而知。 所以，你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可以没完没了地欣赏，而不懂得使用。可要使用得太过呢？ 也不好。我有一个初中同学，比较能跑，他在一次学校里面的运动会上，拿了个百米第二名，能为班里的总分增加个几分，他一下来就说：比一班的总分高了吧？ 这几分很重、重要。别人说，李四扔手榴弹还拿了个第一名哩！他即说，扔那玩意儿怎么能跟短跑比？ 短跑是真正的运动嗯。有一次改选班委会，他就提到这个第二名的问题，大伙选他当了体育委员；下次选副班长，他又提这件事儿，又让他得逞了。 最后他以此为资本要当班长，将老师惹火了，说是，小孩子家，还怪会利用你的那点小成绩哩，一个第二名就值得你翻来复去地吃啊？ 吃得连渣都不剩啊？弄了他个大红脸。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有时还能想起当时他为当班长造舆论的情景：要是咱当了班长，保证把这个纪、纪律弄得好好的……如今他已是农民企业家了，他由贩卖干鲜果品起家，后来竟办起了个饮料厂，还让我给他联系做广告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干这事儿很合适，保证吃不了亏。搞创作的人，当然也很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 比方我在这儿开专栏，一周一篇，每当礼拜一的下午，不管外边儿是风雪交加，还是烈日炎炎，我都要跑出去买报纸。 我有时也在笑话我自己：真是小家子气呀！发一篇千把字的小稿子就激动得你这个熊样儿啊？ 可不行，到时候你还是想买。回来看报纸的时候，当然就先看自己的，你还特别计较，为里面的错别字而不悦，为某一句自以为最精彩的话被删掉了而惋惜。 你比方我前段发的那篇关于联系群众的小文里边，原来有一句：“你只要大吃别大喝、跳舞别乱摸、收礼别勒索、情人别太多就不错了，若是向上能要钱、工作能开拓就更是受欢迎。”发出来的时候没了。 过后想一想，又觉得该删，党报不是可以随便啰啰儿的地方，你虽然精彩，但不一定对，那还是要删掉的。 一言以蔽之；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可以欣赏的，但不要欣赏和使用起来没完儿，重要的是赶快继续劳动。 想起了知识分子工农化 近期学着写长篇，里面有我少年时所认识的一些人的形象，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问题。“**”前，我们村一直是县里推广农业技术的一个点，经常有公家人儿来指导工作。那些人说起话来一个个的南腔北调，但衣着打扮儿却一律的艰苦朴素，戴着草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挽着裤腿儿，不几天就说起沂蒙味儿的方言土语，让你觉得很亲切、很和蔼。庄上的人也都说，嗯，这个老王不孬，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个同志。挽裤腿儿这件事，能使你想到毛**的一句名言：农民群众的腿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可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些。他一挽裤腿儿，你觉得他是按着毛**的教导有意那么做的，以此来接近和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口号，现在不提了。联系群众的方式也变了。过去联系群众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时兴在酒席桌上安排工作，感情深一口闷、该喝不喝也不对那一套。你若向上能要钱，工作能开拓就更是受欢迎。所以我说，党和人民是越来越宽容了。 由于年龄、兴趣、职业乃至性格的原因，我必须得经常联系群众、接触大自然。联系群众不仅是领导干部的事，你本人是群众一员，你也得联系其他群众，你不能老是蹲在家里，只联系自己的老婆孩子。我们先前联系群众，脑子里有了些生活，你觉得一时半会儿不联系也够写一阵子的了，那也不行，三两个月还勉强可以，三个月以上你就会烦躁不安，这时候你还是想到外边走一走。联系群众，至少能让你食人间烟火，知道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有一个正常的是非、荣辱、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标准，接触大自然，则使你走出惯常的氛围，沐浴一下阳光、生命与热情，使你的心胸开阔、心境恬然、心态安然，你写出的东西也才有色彩，有生命力。 长期不接近群众、不接触大自然有什么危害性呢？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至少有三条：一是容易心理失衡、思维异常、行为怪戾、情绪烦躁，看谁都不顺眼，见谁都想吵，满眼都是敌人。二是心胸狭小，自我感觉良好，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像样儿的作家，别人都不行，张三不入流，李四没水平，王五层次低……看见别人发点小财就眼红，听见谁说别人一点好话心里就不舒服。三是身体不健康，面黄肌瘦，眼睛无光，他接近最多的群众就是医生…… 所以，联系群众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个人立身处世、身心健康的必由之路。 大自然你可以随便接近，山也行，海也行，只要有植物、有绿色的地方你都可以接近；群众则最好找那些最基层、最无能、不是自己本行当的人去联系。你老找那些本行当的小哥们儿自吹自擂，只能是搞圈子文学，写哥们儿文章。 在红五月里写文章，我想到了这些，同时也将以此来自勉，不是意识流地想想就算完。 朋友相聚 人生有诸多乐趣，考了个好学校，分配了个好工作，发了笔小财，找了个好对象等等都是。在人生的诸多乐趣中，朋友相聚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个了，特别人到中年的时候，又是在文学界。 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活动比较多，你稍微有点知名度，就能参加些笔会了、座谈会了、改稿会了什么的，文友之间虽不在一地，却常能见面。见了面当然就要喝小酒，逛好玩儿的地方，啦知心的呱。哎，那感觉还不错，你觉得这作家还不臭，文学还不疲软。 进入九十年代就不行了。由于经费等等的限制，文学上的活动少得可怜了，作家们互相很难见面了。同在一城，甚至一两年见不了一面，所谓“同行不见面，同城不见面”。偶尔在别的什么场合见一面，也来不及说说话，匆匆交换一个电话号码又分手。前不久《山东党史》编辑部开了个座谈会，几位作家应邀聚了那么一下，著名作家李心田老师就说，咱们成立个作家俱乐部吧，也不要你拿钱，喝茶吃饭咱们自己掏，只是创造一个见面的机会就行。我们几个年轻些的同志就很有感慨。 写作是个体劳动，但不像卖烧鸡摆地摊儿之类的个体户，他们虽然也是个体劳动，可干活的时候能一家人一起动手，也可以雇人来帮忙，作家就不行了，那是真正的个体，是自己劳动，还“见不得人”，那就格外寂寞和孤独。孤独得久了，会心力交瘁的，你渴望跟朋友交流那么一下，甚至只是见见面，说说话。 那天见面的还有苗得雨等几位我们很敬重的一些老作家，他跟心田老师都是极褒掖后进的，经常背后说青年作家的好话。有时隔好长一段时间拐好几个弯儿你才听说，往往心里就热乎乎的。你创作上有什么缺憾，他们当然也会给你指出来，像心田老师多年前在一次笔会上就跟我说，嗯，你那篇xx写得不好，幽默得有点过。你就不能不重视。我一篇很小的东西里面有一处说得不准确，就是那个打冬宫的问题不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应是《列宁在十月》，苗得雨老师竟专门写了首诗给我纠正，我真是很感动，要是经常有机会见面呢？何至于这么麻烦？ 写东西的人一般都很孤独，你还不能跟老婆孩子一起交流，而只能跟朋友倾诉你的苦恼、难题、思考乃至欢乐。他不一定给你具体解决得了，但起码会给你些抚慰，另外你在诉说的过程中说不定自己就想出好点子来了。文学需要氛围，创作需要交流。 这回我是下决心落实一下心田老师的建议了，不一定叫作家俱乐部，但我会找个坑人不怎么厉害的小酒馆或小饭店，给穷作家朋友们创造个隔三差五地见面的机会的。不是自己掏钱吗？也可以轮流做东的，望有兴趣承办此事的饭店或酒馆与我联系（由《齐鲁晚报》副刊部代转），“吾将上下而求索”…… 康巴丝及其他 应某电视台之邀，与几位朋友一起做他们的特邀策划。我原以为只是动动嘴皮子出出点子就行来着，不想人家并不缺点子，而是缺稿子。我便给他们写。这就有机会采访康巴丝的生产厂家——济南钟表总厂。 该厂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很热情的青年。陪同我去的一位记者向他介绍我的时候，提到我正在《齐鲁晚报》开的《玉堂之说》的专栏，他即说：“噢，是济宁玉堂酱园赞助的那个吧？”我遂有点不悦，心下暗想，这是个看书看皮儿、看报看题儿的同志定了，明明署着我刘玉堂的名字，他还要想到玉堂酱园上去。可待说起话来，就发现该同志还是比较有思想、有见地，看报纸不仔细，不说明人家没水平；再说人家现在日子不怎么好过，哪有什么好心绪看你的小文章？ 康巴丝，一个洋气而又好记、温馨而又权威的名字。它曾连续八年作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报时钟，从中南海到天安门广场，从城市到乡村，它几乎无处不在。那些年，你随便参加个什么活动，说不定就会发给你一只做纪念品。最多的时候我曾拥有过六只，每个房间里都挂着，还用不了，又送人三只。我说它是个温馨的名字，是一提到它能让你想到电视连续剧《渴望》，那个片子的序幕里，就有只大大的康巴丝。 说“玉堂酱园赞助”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他们厂曾连续三年夺得全国同行业的四个第一，即产量、质量、销量和货款回收；日子最好过的时候，年创利税两千万，“来拉货的卡车排出半里多地去，这里、那里全是，好家伙……”但近两年不行了，我们几乎听不到康巴丝的动静了。什么原因呢？他告诉我四条：一是假冒伪劣产品及低档次产品的冲击；二是三角债的拖累；三是银根紧缩，缺乏流动资金；四是产品质量太好，寿命太长。我对他谈的第四条很感兴趣：“你不是开玩笑吧？”他说：“不是，这里有个观念问题，我们先前把这玩意儿当作耐用消费品，买一只恨不得用上它一辈子。现在的康巴丝确实也就是照着这个目标研制的。你先前买了，它老不坏，你就无须乎再买了，钟表市场早早晚晚要饱和。若是三五年就坏了呢？坏了也没法修？你就又买。这里有个前提，必须是将价格降下来，比方十来块钱就一只，坏了也不疼得慌，赶快再买新的，消费者永远有个新鲜感，生产厂家也永远有事儿干。那整个钟表市场不就活起来了？问题在于，我们高高不上去（款式），低低不下来（价格），处在这样的中间状态那就很难过。另外，一个一千多人的大厂，你老摁着康巴丝吃也是个问题……”我即很长见识。我补充说，若是再拿很少的一点钱（哪怕就是对折）就能以旧换新，那你原来的用户及消费者就永远固定到你这儿了。他说，嗯，好。后来我跟他们的厂长交谈，他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这确实就是一种观念、一种认识。钟表行业的不景气是全球性的，中国的石英钟不景气，日本及瑞士的石英钟也不景气。相反的，倒是南方那些村办小厂甚至个体户利用走私进来的廉价机芯，搞一点简单的组装加工，忽一下就将市场占领了。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寿命不长，但你还是要买，盖因为它价格便宜、外形美观。它坏了，你再换一个就是了。他们只少了个以旧换新的步骤，若让他们再配套成龙地搞起来，那你算彻底没辙了。好在他们搞配套成龙的服务也难，但康巴丝能。我看了济南钟表总厂的设备，确实是全国第一流的，技术力量又非常雄厚，且已经有了个好牌子、好声誉，做起来也不难。所以我说，他们的困难是暂时的，重振雄风的潜力是很大的。 我由此想到另外的些行业，比方家俱、家电什么的，若都来它个以旧换新，那是个什么成色？我曾将这个创意或构想跟一些企业家谈起过，他们都说好，如今不少企业困难，急得各级领导翻来覆去地研究解决特困企业职工的生活问题，如此点子对他们有所启发，那岂不是大好事一桩？ 此次采访康巴丝，感受有三：一、记者或作家下去采访，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人家不知道你的名字，不说明人家知识面不广。二、得到了一种新观念，产生了以旧换新的个小想法。三、先前常叹息自己没钱，现在知道还有比咱更没钱的。忽然想到先前有句话：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遂编了一句话：（钱）够花不够花，想想工人老大哥。这样说，是否有点牵强了？ 不可或缺的细小工作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细小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诸如磨剪子锵菜刀、修伞补锅、修门窗安玻璃等等。这些事情，看上去很简单，但要干起来，却要有专门的技术。有些心灵手巧的同志会干，但大部分同志不会干，特别那些从事基础理论及社科研究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费尔巴哈、黑格尔、萨特、卡夫卡，却不会安玻璃抹泥子。他家里面要是有块窗玻璃打碎了，能把他愁死。 随着家庭及厨房设备的现代化，一些细小的维修方面的工作会越来越多。我不是指家电本身的维修问题，而是说与之配套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细小工作。比方抽油机的那个烟囱，一般都是从窗口里伸出来的，窗口那地方原来是安着玻璃的，你安的时候将玻璃换下来，弄了块挖了个圆洞的三合板或铁皮安上了。那地方很容易出问题，一阵暴风骤雨说不定就给你刮掉了。刮掉了再安的时候就麻了烦，你若住楼房还需高空作业。像这类细小的工作找谁去呢？找不着地方。你再比方那个抽油烟机，没有一种抽油烟机是不沾油的，你别看他做广告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用不上一年，抽风口那地方就积满了油，你若想清洗一番，那就须将抽油烟机卸下来，洗的时候那个费劲就甭说，再往上安的时候也不是很容易。像这类细小的工作在济南找不着人干，但在南方却很容易，那里有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你若想清洗抽油烟机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来人了，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我们常常感叹济南人的钱都让南方人赚去了，可自己就是不愿意干起来。他宁愿靠在家里只领百分之六十的劳保，也不肯动动脑子干点这些细小的工作。 我特别犯愁往水泥墙上钉钉子，我从来没很痛快地将一根铁钉很利索地砸进水泥墙里去。有时你费老鼻子劲砸进去了，它还乱活动，根本不能用。你觉得这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活路。今年初夏时节，从天津来了帮人，他们专门给你家的窗户上安那种既遮阳又挡雨的类似遮阳伞的东西。少不得就要往水泥墙上砸钉子，而且还要爬到窗户外边高空作业。你觉得会很麻烦，不想他十分钟就给你装好了。他们有专门的工具，轰地一声，那水泥墙就能轰出个小眼儿来，完了再将一种越拧越紧的镙丝伸进去，将那个遮阳伞里边的铝条就给固定住了。那一伙三个人一上午仅在我住的那块儿就安了二十多家，既赚了钱，还让你觉得这是些肯动脑子、又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表现出一种很好的敬业精神。 从电视上看到，国外还有专门打烟囱的，而且工资还不低。 跟南方人啦呱，说起北方人与他们的差异来，他们除了要说北方人是多么样的豪爽、朴实之外，差不多就要说到北方人的“粗”了。我想粗就粗在我们不肯从事这些不可或缺的细小工作上了。其实这些工作同样是美丽的，讲技巧的。不要忽略将钉子砸到水泥墙上之类的小事情。 麻烦在于，如今赚大钱的公司越来越多，而赚小钱儿的服务却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这样的细小工作你不犯愁了，整个社会的关怀就是无微不至的了。 好文章 差文章 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文章篇篇都好。一流作家写二三流文章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没有看着你的报纸不大、刊物知名度不高，故意写篇差文章给你的作家。他可以不给你写，但不会有意给大报写得好点儿，给小报写得差点儿。 对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家而言，文章的好与差、水平的高与低，首先与题材有关。你赶上了个好题材，可能就会好点儿，你赶上了个不容易写的题材，又一定让他写，命题作文似的，他水平再高也不容易写得好。所谓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好文章往往都是一拨儿一拨儿的。 话题也是这样。你遇到个比较熟悉的话题，那就会有的说，且能说出一点道理或味道；那个话题你并不完全熟悉或了解，你还要无师自通，说不出硬说，那肯定说不到点子上。当然，善于发现，善于寻找自己熟悉的话题也是一门学问。 有真货的东西一般都是好文章。如今人们看东西主要看你里面有没有真东西、新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喜欢看一些所谓的不怎么成熟的东西，特别是处女作。那里面少一些花招，多一些真诚与本色。要比那些花里胡哨、费老鼻子劲看完了却什么也留不下的东西好得多。 有了好题材，还须有个好心态、好心情。你心地坦荡，不受干扰、淡泊名利、仗义执言，是怎么个事儿就怎么个事儿，写出来的东西一般都好。你心胸狭小或阴暗，藏首掖尾，深怕有谁抓你的小辫子；或故作一种什么东西，又怕捉襟见肘露了馅儿；要么眼睛老是盯着别人，左顾右盼，他水平再高也很难写得好。 好文章一般都不矫情？虚荣的人，硬充高层次或显示某种文化、某种哲学的人，写出来的文章一般都矫情兮兮。什么叫矫情？东施效颦就是矫情，不够那个档次硬充那个档次、打肿脸充胖子就是矫情。充上去了，还需让人家觉得像，那就要显示他懂得多，懂老庄、懂黑格尔、懂结构主义、懂五线谱、懂形而上、懂周易，总之是无所不懂。那就很难放松、从容，我估计他会格外累的。他自己累了再让读者跟着他一起累，还要让别人说他深刻、是高层次，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好文章是谁定的？谁说好就是好了？首先是编辑部。以我做编辑的经验知道，任何文章要出笼一般都要经过三审的，叫初审、二审和终审。一个人说好还不行，这三关都过下来才算数。你若走后门儿，那得走三次，你质量上不去，下次还得走，麻烦无穷。你为篇小文章反来复去地走，也不值得。当然有经验的编辑，他一看好，后边儿的也都会觉得好。能发表的东西不是都好，有个矬子里面拔将军的问题。这就看读者了。十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中有六个以上的人说好，差不多就是好了。再就是权威说好才算好，他能给你说出个一二三、好在什么地方来。所以，你无须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自我感觉再好，读者还是不买你的账。 有内部准印号的某报编辑朋友向我约稿，他说你胡乱写就是，不用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知他是有意这么说，可怎么才能故意写得差点儿呢？你多掺上点错别字、多说一点不通的话？或本来可以这么说，你非要牛头不对马嘴地那么说？事实是有许多东西写出来，往往我们自己满意了，人家还觉得比较差，那是咱的水平问题，并非有意为之。 投稿退稿 再成熟的作家也有让人家退了稿子的经历，我还没听说有哪个作家从没让人家退过稿。这是因为成熟是从不成熟走过来的，你不怎么成熟的时候，写出来的稿子就一定篇篇都好？我不信。成熟点的作家让人家退稿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作品的毛病，在发稿之前他自己就改过来了，他将某些应该编辑做的事情提前替他们做了。 所以，让人家退了稿，不是件丢人的事。而且某些稿子让人家退了，不一定就是稿子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投的方向不对，你将《怎样做腊八蒜》投到《人民文学》上，我估计采用的可能性就不大。有读者来信说，我在[玉堂之说]的小专栏里，往往跟人抬闲杠，这句话也有点抬闲杠之嫌了：谁将《怎样做腊八蒜》投到《人民文学》上来着？确实就有。我做过某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我就遇到过。关于投稿方向不对的问题，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下面就说说我两次让《大众日报》和《齐鲁晚报》退稿的经历。 我认识一些各种报刊的编辑，但都是通过投稿才认识的，没有一个是先认识了再给他们投稿的。那年我写了个小小说，投给了《大众日报》的丰收副刊，不想编辑先生看了之后很恼火（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说我骂他们。原来那小东西里有一句打油诗，叫“我会写诗你信不信？我是山东的积极分，我一手拿着煎饼吃，一手拿着大众日。”他非但没给我发，而且连稿子也没屑退。后来我知道那编辑先生就是逢进兄。待我跟他熟起来的时候，他说是，你一边骂着我们，还一边让我们发稿子，那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这是我投得方向不对了，若是投到别的报刊，他不一定就有此感觉。 让《齐鲁晚报》退稿是最近的事，按说我在他们这里开专栏，应该有点交情，但人家照退不误。我写某人发表演说，在那里自吹自擂……我的成舅有木共堵，我的学问绿人皆知。这些年，我熟读三字经，学贯西和中，外国百年孤，中国李自成，台湾三根毛，香港金大庸，钢琴无线谱，二胡梅花弄，阴阳与八卦，老庄和易经。运用义屎流，创作颇来丰，致富六十诀，出差把惕警，房产懂经纪，股市懂牛熊，大款如何傍，求爱三集成，房术十八般，无师能自通，小说能先锋，写诗会朦胧……当盐捞，我得酱也是全国最多的捞，全国酱五次，省以上侃物酱八次，丰乳酱、洁尔阴酱、三枝刘酱各一次。——稿子是好稿子，只是错别字多了点儿，遂让他们退掉了。 我喜欢看一些错别字很多的稿子。错别字多，说明他不是抄别人的。可当我故意写上几个错别字的时候，人家还不买你的账。难道你们印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错别字？可以肯定地说，如今没有一张报纸上没有错别字，如此说来，光兴你们印错别字，就不兴咱写错别字？我想不通。 至于我刚开始学着搞创作的时候，让人家退掉的稿子就更是多了去了。先前不好意思说，如今脸皮厚了些，丢个三回两回的人，不怎么在乎了，遂在这里说一下。 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某某某写了九十九篇稿子人家没用，结果第一百篇就被采用了。以此来鼓励人猛写狠写。这就有点盲目了。九十九篇不用，是写作的方式方法不对头，如果对，不可能九十九篇都不用，到了第一百篇才用的。三两篇不用就该调整一下了，别在那里硬撑，坚持到九十九篇才觉悟。 写点可爱的小文章，尔后将它装到信封里，再写上某某编辑部的地址、到邮局去投的那种感觉真好啊！比文章发出来的感觉还好。发了，就没有了期待了，甚至还有点小失落。你觉得能发、但暂时还没发时的感觉最好，那是丰收在望的喜悦，丰收在望比丰收之后的感觉要好。 有关理论的闲话 我们现在缺钱而不缺理论。竖耳听去，嗬，每一个人都有一肚子理论，做什么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大至联合国的新决定，小至苹果削皮不削皮，更甭说老庄易经有新解，现代完了后现代什么的了。 什么人有什么人的理论，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理论。读过鲁迅先生的《半夏小集》，里面有一段挺有意思：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b：因为a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a：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c：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一种发国难财的强盗的理论。 有些理论可以变，比方关于集体道路和美学上的某些道理。从前，你挑着一担尿浇到生产队的大田里而不浇到自留地里，是大公无私的表现；现在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过去你描眉画眼，是丑，是驴屎蛋子外面包了一层霜；而现在则是美，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然，如今化妆的材料和工艺也比过去先进多了。 有些理论不可以变，比方做人上的一些道理。旧社会你烧杀掳掠、偷鸡摸狗、坑蒙拐骗、欺行霸市不光彩，新社会你来这一套也光彩不到哪里去。 有些理论很时髦，但不正确，例如，前些年经常见诸报刊的“共产党员要做发家致富的模范”。有些理论很精彩，但没用，比方跟着感觉走什么的。更有些歪理，像上面提到的c先生的那种理论，就纯属祸国殃民了。 有许多人没有固定的理论，一会儿一变，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是自相矛盾他也不管。比方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兴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她会断言对方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呀？这么不潇洒呀，简直是苦行僧哩！这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上个让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一番理论：你怎么这样不检点呢？这样缺乏理智呢？我从没见过你这样无耻的人…… 将理论实用化，多数是因为没有主见，少数是为了说话的需要，想占个上风。但只要不是以此为武器攻击和伤害他人就情有可原。若是目的性太强，并以此胡搅蛮缠，要达到个什么目的，那就值得警惕了。 我们为了强调个什么事情，偶尔会偏激一点，抬抬闲杠。这差不多都是为了说话的需要。我先前在老家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能抬闲杠的人，你若跟他认真，能让他怄死。比方有一首歌里唱道：“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他听了也不高兴，说是：“要是不等中午舱就满了呢？还非等晚上回来不可呀？”这种抬法有点***式，不大讲理，但他没什么个人的具体目的，顶多就是逗逗乐子，还是挺可爱。 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很明显，理论来自实践。先实践，后才有理论。但如今的些文学理论却是在理论先行，诸如新状态、新市民之类。他先提出个理论来，然后让你去实践，照着他那个模式去做。尔后再举出这些作品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多正确、多现代。这就有点胡啰啰儿了。好在成熟的作家不予理睬，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理论太多了，说话办事儿容易跑题。他往往要用非文学的标准讨论文学问题，用接待规格的高低评价业务工作，用个人的好恶及亲疏评价人家的德行。久而久之，就没是非了。我们往往用团结或不团结来评价一个领导班子，却不怎么考虑是非及其不团结的原因。 如今的些人好像什么时髦的理论也知道一点，却往往忽略了一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和美德，诸如敬老爱幼、兢兢业业、以心交心、永远想为别人做点什么等等。代之而来的是一些稀奇古怪、极端自私的腐朽的东西在那里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长此以往还有个好？让那些好的、正确的、实在的理论重新管用起来吧！ 成熟与不成熟 现在想来，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仿佛都不曾青春过。你让我回忆一番青春年少时是怎么个精神，我几乎就无言以对，说不出。 这当然就与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像我这种出生在沂蒙山、从学校门走进部队门，而后又进机关门的人，先前所接受的是些什么教育呢？我们档案里边的个人鉴定上大体上也写着：该同志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坚持“三要三不要”，能按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团结同志，不但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该同志谦虚谨慎，生活朴素，作风正派，任劳任怨……从前认为这只是档案文书中的通用文字，现在看来不对了，我们的确就是这么学也这么做的。 问题来了：你受了这些教育就没法青春了吗？症结在于：从外形上看什么样的人才符合这样的标准呢？老练的人、严肃的人、成熟的人；当然还有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们在讨论某个同志入党或提干的时候，也喜欢说这个同志还不够老练、成熟。我们为此而崇尚成熟、崇尚稳重、崇尚少年老成。我们为了使自己显得老练一点、成熟一点费过多少脑子啊！以我个人的经验看来，少言寡语的人一般都显得比较成熟，高深莫测；你工作再好，但你说起话来舞舞扎扎、挤眉弄眼，或走起路来不时地蹦个高儿，偶尔还来点恶作剧、出个洋相什么的，这能入党或当排以上干部吗？能带好兵吗？难道还有挤眉弄眼的党员？因此上，我们自打当了团小组长就开始教育和指导别人，你当个排长就更得成熟和老练。当然我们还害怕大官儿，崇尚他们的金口玉言，经常引用他们的话来教育或者吓唬比你小的官：军长生气了，你得注意了，嗯。久而久之，你那点本色的天真，慢慢地就给你消蚀掉了。 加之军装（不管是黄军装，还是灰军装、蓝军装）是使人老成的服装。你一穿上它，立时就觉得老练成熟。不管你是十七还是十八，人家都要管你叫叔叔了，你不可以再调皮了，再撒娇了。我当的是海军，那时还穿灰军装，而灰军装更让人显老。我当兵第一年去“三支两军”的时候，人家就管我叫大爷，叫得咱心里怪不是味儿的。 至于谈恋爱的时候，那更要讲究个革命性。我有一个战友跟他的同学自由恋爱，啰啰儿了好几年，两人于新婚之夜竟学了半晚上毛选，祝完了毛**万寿无疆、林副**身体永远健康才上床困觉。如今说起来，人家都不信了。可我信。这是当时的“小气候”决定的。他看见如今的些小青年谈恋爱，就嫉妒得要命。他特别赞同我的这个观点：我们仿佛都不曾青春过。 所以我格外强调不成熟是一种美。植物如此，人如此，创作也如此。我甚至特别喜欢看一些错别字很多的手写的东西。 我是崇尚人性善的。不成熟，并不意味着就是坏。生活中让你觉得不成熟的人，往往格外好交。我有一个朋友，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快五十的人了，说话办事还像个小孩子似的，你若想整他，他有老鼻子多的小辫子供你抓。在某些社交场合他有时会失了端庄模样，比方他吃饭的时候，常常将菜汁弄到衣襟上了，喝多了酒说一点大话了什么的，但我还是愿意跟他交往。你觉得他的为人是透明的、本色的，与他交往没有压力，也无须戒备。 如今人们的智商是越来越高了，聪明的人越来越多了，若想找一个傻瓜简直比找一个天才还要难！任谁都不缺才华、不缺智慧，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当经理。却就少了些真情，少了些本色，所以一首歌里就唱道：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片真感情。 但又力戒“故作”。不成熟是某个年龄段的本色，是种美。你又不能故作天真、故作不成熟。凡事一故作，就让人受不了。 过马路 我说过，我是城里的乡下人，说不来济南话，买不着牛百页，去火车站南站的公共汽车也不会坐什么的，还有一条：不会过马路。 城市的马路十字路口那地方有斑马线，也有红绿灯，容易过；可要不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需到对面去该如何过呢？车流滚滚，人流如潮，你好不容易撒摸着有点空档寻思赶快过去吧，刚走到路当间儿，一辆小面的吱地一声就擦着你的身子过去了，随后就是一大溜。而与之相向而行的另一边儿车流也来了，你进不得，退不回，让它们夹中间了。这时候，你作何感想？ 让车流夹在路当间儿的，肯定不是什么大款或大腕儿，也不是处长以上的领导同志。他们有自家的或公家的车坐，享受不到这种尴尬。也不是青少年朋友，他们有过马路的经验，且身手矫健，你看着挺玄乎，他三窜两蹭、左拐右拐，恰恰就过去了。让车流夹在路当间儿的，要么是乡下人，要么是城里循规蹈矩的老实人，且大都是中老年同志。 这时候，各式各样的轿车在鸣叫，摩托或轻骑们屁股上冒出来的烟往你身上喷，被夹在路当间儿的乡下人却在暗自庆幸，好家伙，还挺玄哩，多亏没多往前走一步啊，要不就让它碰上了，一碰上就不是闹着玩儿的；看着城里的公路比乡下宽，可不是随便走的，危险性还怪大，赶不上在乡间小道上走得自由，走得安全。 城里的老实人在想，嗬，全是轿车，一辆比一辆高级，还大都是进口的。里面的人要么是经理，要么是效益不好的厂长。效益好的厂长忙生产，效益不好的厂长忙贷款。那天听谁说了个谜语来着：披着黄大衣，掖着bp机，睡着席梦思，坐着拖拉机，打某级领导干部。那就是贫困地区的乡镇长一级，而且是副的。正乡级他怎么也得弄辆北京吉普坐吧？副乡级定了，嗯。 中老年知识分子也容易让车流夹在马路当间儿。这与他们经常瞻前顾后、犹犹豫豫有关。你看着能过了，他要在那里犹豫，待启动起来那就比人家慢半拍，别人过去了，他给夹在路当间儿了。这时候他会想些诸如人生旅途之类的带哲理性的间题，像人生的十字路口了，噢，不是十字路口，是车流的夹缝，对了，我们就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夹缝里。张三下了海，小轿车坐上了；李四忙论文，正高评上了；咱呢？哪头儿都不沾边儿，永远比人家慢半拍，这次评职称，又没赶上，小刘麻还糊弄他大爷我呢，明明没投我的票还做投了状呢！亚运会这场足球中国队踢得还不错，弄了个亚军……他想着想着，笑了，站在马路当间还玩儿哲理呢！你水平再高还是让人家夹在马路当间儿了，这就叫理论的无用或无用的理论。前天看了篇文章，忘记是谁写的来着，里面就说对理论不能太认真。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兴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她会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呀，这么不潇洒呀！这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上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又说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理论；你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看，理论无用吧？好了，现在可以过了。 看上去雍荣华贵且有点文化似的女人，以及自我感觉比较漂亮一出门儿人家都看她的女人，不太容易被夹在马路当间儿。满世界数她最重要，她要过个马路能让车停上一大溜。她们一惊一乍，车离她还老远她就开喊或者嘿嘿笑。所谓一笑百媚生，力量大无穷，再蛮横的司机也要热情上那么一会儿，吱——，停住了。她给你嫣然一笑，尔后柳腰细摆，凫凫绕绕地就过去了。 ……写着写着，自己也笑了：说得这么热闹，不就过个马路吗？主旋律你不写，净啰啰儿这个干嘛？哎，可不要小看过马路，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反正我是不会过。我也劝你好好寻思寻思，不要随便过，最好还是多走点路，到十字路口有红绿灯有斑马线的地方过。 还是约会好 与京沪的一些作家啦呱，说起接待客人或来访者的事儿，他们问：山东人串门儿不提前打招呼是不是？想来就来了？我说也不全是，一些文化和知识阶层的人见面还是提前预约的，农村或远方的客人来访确实就不打招呼。他们说，不提前预约的，我是一律不见。我说，你老家的人突然来了呢？他们说，那当然另当别论。我说：这说明，山东人在串门儿的礼节上还是跟你们差不多。 话是这么说，可实际上我们不提前预约的时候还是多，特别是我家乡的一些人。我指的当然是那些有提前预约的条件的，比方他单位上或家里有电话，即使没电话，他本人也能写信的。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要受一些突然来访者的打扰，特别是做编辑工作或手中有点权力的人。你这里正好有件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他热情洋溢地就来了。来了还不是说完了事儿就走，他要表达对你的尊敬乃至崇敬之意，强调是专程来看您的，而你这里又是多么难找；诉说另一个名气还没有你大的人架子是如何之大，他又是如何地受了冷落。完了还要谈当前的形势及这个小说创作的趋向……你心里急得要命，又唯恐他要把你当作第二个不热情的典型去宣扬，你只好耐着性子听，给他倒茶递烟。你实在坐不住了，你说丈母娘病了，急需我去交住院费呢！他却还没住下，而身分证也忘了带，你还得给他联系住宿…… 所以，还是约会好。这里约会当然是广义的、提前预约的见面，而不是指恋人或情人之间的那种相见。 这里头没有个名人不名人的问题，也不是不想见你的问题，而主要是让你提前打个招呼。不难吧？ 预约见面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三条：一是能见上。你不打招呼突然就来了，万一他不在家呢？你打了招呼，他可能会酌情调整自己的行止，在家里等着你，如有急事儿非外出不可，他肯定会通知你，免得你空跑一趟。二是效率高。你大老远地来了，差不多都是有事儿要他办，比方领着你去看病或代买紧俏物资什么的，打了招呼，他可提前着手，你来到就能立即办，免得措手不及，事倍功半。三是便于接待。如今的家庭差不多都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家里几口人就准备几个人的饭，不像咱们老家似的一做一大锅，每顿都剩下，突然来个仁俩的人都有饭吃。你突然于吃饭的时候来了，看样子还没吃饭，就令人家很尴尬。 你会有这种担心：打电话预约，他容易推辞，你亲自去找他，他往往就会面不辞人。你估计到人家会推辞的见面却还要去见，有意义吗？除非是因为公事儿非见面不可。而那样的见面，你差不多见过之后就要骂娘的。 另外，你预约了，就一定要讲信用，说来就来。我家乡的个朋友，曾三次打电话要来我家，我知那人很注意小节，即在家里认真做了些准备，他却到时没来，不来也不打招呼，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地耽了好几天的心。还有一位来电话要我替他约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吃饭，我好不容易替他约齐了，他自己却晚到了一个多小时，本来很愉快的个会面，弄得大家心里怏怏的。我后来狠狠说了他一顿，他还怪委屈，强调路不熟，又是没汽油了什么的。他自己没把握的事儿却让你做得具体而准时，与他接轨。 没有人怀疑“齐鲁大地，礼仪之邦”，将类似的些小事稍微注意一下，礼仪的质量就更高了，不难的，这也是一种文明不是？ 玩家家 搞创作的人，大都十分珍惜少年时的记忆。你研究研究他的作品看吧，那里面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他少年时所结交或认识的人，至少有他们的影子。 童年时的记忆都是美好的、纯净的，一些不怎么美好的东西他自觉不自觉地就淡化掉了，他说起来的时候，就光说美好的那一部分。 当我们老了的时候，脑子里大概留不下多少东西了，能留下来的差不多也都是少年时的记忆。 所有童年或少年时的故事都是温馨的，比方玩家家（不是词典上说的那个当 “每家”讲的家家，而是一种游戏）。有小时候没玩过家家的没有？特别是农村出来的穷孩子？ 一次也没玩过的举起手来我看看，没有吧？嗯，我就知道没有。富人家的孩子玩没玩过不知道，穷人家的孩子肯定都玩过。 玩家家是儿时的一种模仿和向往。两个青梅竹马的孩子，看着两个异性的大人在那里披红挂彩地拜天地，觉得挺好玩儿，就模仿上一番。 哎，挺新奇，而且还有种特别的情绪生出来。此后再见了面说不定还会脸红弄景，真格的似的，忘不掉了。 这样的家家我小时候没玩儿过，原因是我们那个村的人几乎都姓刘，你看着个不起眼儿的流鼻涕的小妮子，说不定你还得管她叫小姑。 那就不能胡啰啰儿。我们玩得最多的是另一种家家：作战与提干。这也是作为一个先进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经常一起玩这个的有两个我该分别叫他们小叔和小姑的人。他二位各比我大两岁和一岁。 我那个小叔心狠手辣，但心眼儿不多。我在《狗的故事》的小文里，曾提到我二姐瞒着我让人将我家的两只小狗抱出去活埋了的事，那事就是他干的。 我那个小姑当然就是永远流着鼻涕的个小妮子，特别能装腔作势，十来岁的毛孩子就喜欢以大人的口吻教训人，经常五十步笑一百步，自己流着鼻涕还笑话别人流鼻涕。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如今七八个月的婴儿就不流鼻涕了，那时农村的孩子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鼻涕流，一个个袄袖子铮明，有金属感。 ）他二位上小学与我一个班，学习都非常差劲，我们一起玩儿的时候，就稍微有点听我的。 那阵儿，我们与西钓鱼台的孩子作战，各有胜负，这一次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就大获全胜，当然也有些轻伤不下火线的伤员，完了即开始论功行赏：兹任命小张三为上尉连副，小李四为中尉排长，小刘麻（我小叔）为少校团副，刘翠莲（我小姑）为钓鱼台大队妇女主任……当然也有个别让我派人拉出去 “枪毙”的。完全是信口胡诌，模仿电影上那一套。不想此后两三天，刘翠莲同志见了我即悻悻的，连腔也不跟我搭。 我说是，你嘴上都能拴毛驴了，什么事儿气得你这样儿？她撅撅着嘴头子说，你凭什么任命小刘麻为少校团副，而我才是个大队的妇女主任？ 我说他作战勇敢啊！那天晚上他脸上都让人打破了你没看见？她说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最后经过讨价还价，提了她个公社一级的妇女主任她才罢休。 你瞧人的这个官本位的观念是多么地源远流长！这是小孩子玩家家。大人们就不玩家家了吗？ 也玩儿。而且是不由自主地玩儿。在某些特定的气候里面，你不玩儿还不行，比方五八年***、大炼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的，你如今想起来，就跟玩家家似的。 我曾亲自经历过一次后来被我称之为 “共产之夜”的夜晚。我们村的青年突击队为完成 “三天实现独轮车轴承化”的任务，于某个晚上去公社砸钢珠，半路上就将另外一个村的几亩半生不熟的瓜吃了个一塌糊涂。 青年们一边吃一边说：“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要按需分配了，不分这个村那个庄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吃你的瓜，明天你可能到我们庄去吃饺子。”那看瓜的人没接到有关方面的新精神，开始不啰啰儿，还让我们庄的人讽刺了一顿，说他们是落后村，共产主义一来就将他们甩个十万八千里什么的。 你现在听着挺好笑，可事后却是以多少人的饿肚子作代价的。不光是这个了，小孩子玩的所有家家，大人们都不能玩儿，你要玩了，就会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和后遗症。 因此，可不可以这么说：小孩玩家家是温馨的，大人们玩家家则是痛苦的？ 走出会议 人这一生，不知要参加多少各种各样的会议！什么传达文件的会了，总结表彰会了，形势报告会了，等等。 你如果是党员或领导干部，参加的就更多。我比较喜欢参加一些总结表彰性的会。 这些会生活一般都不会差，而且还有纪念品。总结表彰性的会差不多都能开得很成功。 特别那些立功受奖的，往往久久不忘。有一年，一个海岛小站的上士立了三等功，会前我帮他整过典型材料，有一点交情。 会议开始的时候，有小女兵跑上去给他及其他立功受奖的戴大红花（当然是预先安排好的），就把他激动得几乎掉了眼泪。 但此后他的工作一直平平，没什么新成绩，有一年竟连个五好战士也没评上，同志们都说他骄傲了。 两年后，他复员了，我到火车站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句话：“那个给我戴大红花的女、女兵叫什么名字？”我真是很吃惊：两年多了，他竟然还沉浸在那种会议的氛围里，保持着一种会议心态。 可谁能记得住是哪个女兵给他戴的大红花？即使当时我也没看清，遂编了个类似海燕还是秋平的名字告诉了他。 过去还有些斗争会、批判会，就不提它了。有些强调纪律或 “斗私批修”的会，也往往要批评人。我先前所在部队的机关上有一个助理员，是某名牌大学毕业的，业务上很有一套。 但此人极端自私，什么掉价的事儿他都干，比方吃饭记账的时候他少报一点，明明吃了三毛二分钱的菜他报成两毛三了；同志们一起晒褥子，完了他把自己那条脏兮兮的留下，把别人比较干净的（部队的褥子一个样儿，不容易分清）给抱回来了；拿个破大头鞋跟新兵换新大头鞋了；他连八分钱的电影票也不舍得买，还要趁检票的不注意偷偷溜进去动不动地就让查票的给赶出来了……总之是什么小便宜他都占。 这样一个同志，就让我们那个副政委在宣讲《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不点名地狠狠裂了一家伙。 副政委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批评人特别刻薄，他列举了几件那助理员掉价的事儿之后，即说他是鸡鸣狗盗之徒，是无产阶级专政后院粪堆上的公鸡。 确实臭得他不轻。此后那助理员非但没接受教训，还来了个变本加厉，越发地肆无忌惮，连班也不上了。 你要转他的业呢？有一台重要的设备离了他还真玩不转；给他个什么处分呢？ 他非党非团人士，另外他那些事儿也全是些鸡毛蒜皮，还够不上哪一档，遂让他悠荡去了。 他当然也有些朋友，这时候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报纸上也讨论 “六分之五”（即每周六天，要拿出五天来从事业务工作或训练）的问题，他那些朋友就议论纷纷，说副政委如果不是在会上批评，而是采取会下个别谈话的方式，效果会好一些， “这不是把一个有缺点的战士往死路上逼吧？”他就那么悠荡了两年，一次他乘人之危想一个犯了错误正在写检查的女战士的好事儿来着，让那女战士给告了，领导上即忍疼割爱转了他的业。 ——这个助理员，也是保留了一种会议心态，陷到会议的氛围里不能自拔了。 不管是表彰会，还是批评人的会，都是工作及生活中极短暂的一瞬，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很重，很快就会被遗忘干净。 生活中还有多少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操心！所以，不管是受奖的，还是挨批评的，都须尽快走出会议的氛围，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抓紧新的工作和生活要紧。 逃跑的童话——看《动物世界》有感 逃跑也可以是美丽的吗？可以的，比方角马被食肉动物追赶时，或者为了生存它们集体大迁徙时，都是美丽的。不仅美丽，而且还很有气势，算得上是万马奔腾、汹涌澎湃了。 食草动物中，除去大象河马之类，大都没什么本事，随便一个什么食肉动物都能吃了它。你看那些食草动物，一个个的个子不小，美丽可人，但它们连只小豺狗也干不过，只有逃跑的份儿了。它似乎还有点自知之明：自己没什么能力，息事宁狗就是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所以，一有风吹草动，甭管是大狮子还是小豺狗出现，它统统就是跑。 温驯而又美丽的东西，大都没什么能力。小豺狗不美丽，但它挑衅性和杀伤性都很强，它还能狗假虎威或狗假豹威，同时也能与虎豹或老鹰们争食，它们吃剩的骨头或腐肉也可以啃啃。 角马们的美丽其实是无可奈何的美丽，正如西施肚子疼皱眉头之美丽一样，天性使然，并非有意为之。你对此若还要玩高深，比方向老虎或豹子进个谗言什么的，说它们从容不迫，是表现美丽，那就未免太可恶了。有一天狐狸就向豹子进谗言：“你瞧这些狡猾的东西，还搞马海战术、摆八卦阵呢！如此你跑来，它跑去，弄得您眼花缭乱不知从何处下口了不是？” “可不咋的！还真是不知从何处下口哩！” “它们还在那里玩美丽呢，还四蹄翻花，来慢动作呢！这不是故意怄您、向您示威吗？那还不狠狠吃它一家伙？” “吃是吃，关键是角马太多，反倒不知如何下口了。” “当然是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吃了这个吃那个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嗯。” “嗯，各个击破对，吃！” 狐狸又找到角马的头儿夸赞道：“你们跑起来还怪美丽哩！速度也不慢，能拿个长跑冠军！” 角马很气愤：“人家危害到我们的生命了，你还在旁边欣赏美丽！” “不是欣赏，而是事实，你瞧狼虫虎豹们那德性！它就是胜利了也不美丽，更不光彩！” 人类是最公允的。他们既欣赏角马逃跑的美丽，又赞扬虎豹捕杀的凶猛，特别更加保护凶猛的东西，称他们为稀有的珍贵动物。 怀念批评（一） 我们沂蒙山人在陌生的地方若让公家人儿训一顿，心里往往要害怕。问题在于他训你的时候，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听上去让人心里发毛。你觉得他要先将你的名字记下来，尔后再慢慢地整治你。所以，知道这个特点的公家人儿，遇到需要吵架的场合，一般都是上来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对方一听这个，差不多都会老实。如果你戴着让他分不清是哪个部分的大盖帽儿，穿着某个行业的标志服，再让他站好什么的，效果会更好。 这是过去，而且对象仅限于不识字和没见过世面的人。 现在不行了。你遇到个让你生气的场合再来这一套，没人买你的账了。他要跟你干，他要将批评变成吵架：“你管我是哪个单位的呢，你算老几呀？” 我先前一直有这么个见解：两个身分差不多的人脸红脖子粗地争执着什么，叫吵架；上级很严厉地大声跟下级说话，那叫批评。你将一种正常的批评变成吵架，那就会令上级很尴尬。甭说上级了，老师与学生也是这样，比方老师正批评着学生，旁边过来个人说是，哎，你俩别吵架，那老师就会很难堪。 批评是一方有错，另一方对其进行教育的一种方式，里面有个原则性的问题。吵架则是双方都企图证明自己对、对方不对，你很难听出有什么原则在里边。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开展健康的批评，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净化工作环境。但要开展起来却不是很容易。比方张三做错了事儿，领导上批评他两句，你这里刚批评完，绝对会有人在张三面前鸣不平：“他是报复你呢，跟他干！”一下子把张三的火拱起来，他就要跟领导上缠。弄到最后说不定还结了仇，成了个人之间的矛盾。所以，人际关系紧张或存在着派性的单位，很难开展起健康的批评来。 健康的批评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空气。手艺人中的师傅与徒弟之间，部队里面的上下级之间，学校里的师生之间，家庭中的父子之间，都比较容易开展批评。我们偶尔看见一个老司机很刻薄地训一个新司机，甚至连骂带甩打，你以为那新司机会翻脸，其实没事儿。他再下不来台也得受，顶多背后嘟嚷两句。这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一种默契：这是行规，你将来当了师傅也这样儿。先前我有一个首长是老红军，他到上边儿开会的时候，因为一件小事儿让个不是老红军的副政委批评了两句，他回来之后作自我批评光我亲眼见到和听到的就有三次。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还在部直机关的军人大会上检查自己让副政委批评的原因及思想根源。一般人觉得他是老红军，资格比那副政委老，他会跟他干或不在乎。其实不可能，他没那个意识，也没那个胆量。这样的批评空气就是健康的了。在这样的空气底下，作为批评的一方就要格外地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 受这种空气熏陶，我的上下级观念比较强。我刚从部队转业的时候，在一个县城的广播站负过一段小责。那年麦收时节，我们播的个天气预报没报准，预告中没雨，结果届时下起来了。一个副县长就打电话将我训了一顿。我向他解释：天气预报是气象站的事，我们只是播一下，并不管准不准的问题。他不听，反说我态度不好。我当时寻思，天气预报不准，他分管农业，可能有点急，再说代人受过也是一种美德，遂没吭声。旁边儿的编辑、播音员就要我跟他缠，说他是耍酒疯呢，他不是一次两次了，上回播了个《妹妹找哥泪花流》他也打电话训我们。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跟他缠。他们即说我看着像个人物似的，其实也没什么棱角。我后来因为另一件事儿跟他缠了，他们又说我活得英勇，显示了人格的光辉什么的。瞧，这观念的差异就这么大！ 职业或年龄的原因，我们很少听到令人温暖的批评了。偶尔听到些闲言碎语，也是拐好几个弯儿才听说的，你找他证实一下，他往往还不承认，不像些正派人。 健康空气里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多么让人怀念啊！ 怀念批评（二） 我上一回说，如今开展个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很困难了，他要么将批评变成吵架，弄成庸俗的个人之间的矛盾；要么将人家的自我批评变成可抓的小辫子，作为羞辱人的口实：你瞧，他自己都承认了…… 这是现实生活中。 而创作上呢？亦然。如今很少看到有分量的学术性的争鸣文章了。而正常的文学批评对创作是多么重要！它至少可以使你的创作思想纯正，艺术上逐步自觉。 我特别欣赏一些老同志对我创作上的批评。他见了你不说不在场的张三如何如何，李四怎样怎样，单说你作品中的毛病。多年前，我发过一个短篇小说《学屋》，当时自我感觉还不错，觉得在写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结合方面有一点小突破。不想，著名作家李心田老师见了我二话不说，上来就说是，嗯，你那篇《学屋》写得不好，创作态度不够严肃，幽默得也有点过。我听了就很受触动，以后写东西的时候就不能不注意。今年春天，在作协机关的走廊上与著名评论家陈宝云老师相遇，一见面，他就说，给你提个建议，你最近发小东西发得有点多，发那么多干嘛？人家向你约稿不好意思拒绝是不是？该拒绝的就要拒绝，宁要少而精，不要多而滥，要注意节制。我同样很受感动，觉得很温暖，并立即作了些调整，将在《齐鲁晚报》开设的那个每周一篇的[玉堂之说]改为两周一篇。 可惜的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如果不时地有一些这样的机会，一个良好的创作氛围就不愁营造不出来，而这正是一个写作者所十分需要的。 最近听到评论界一个说法，叫“后北京，新南京，旧上海”。大体意思是说，北京的些评论家言必谈“后”：后新时期、后现代、后文本；南京的评论家则喜欢谈新：新写实、新乡土、新状态；而上海的评论家则还是按旧传统、旧路子来。有点小热闹。不像去年之前，一谈文学问题就被视作不合时宜。我们甚至觉得有点理论先行的味道，他先提出个新理论，尔后让作家去做例证，或搜罗先前的作品往他那个理论框架里摁。但起码你觉得评论家们没闲着，他在研究新问题。 我们呢？往往对此不以为然。我们喜欢说，某某理论不科学，某某提法不严密。那么你拿出个科学的严密的来呀！他则要说，最近太忙了，还没来得及考虑嗯。 让我用个笑话来打个比方吧：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山东四个方面的创作和评论界的人一起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上海人还按老规则来，从小鸡队伍的最后一个抓起；南京人提出要从前边老母鸡身后的第一个抓起；北京人提出不管从哪里抓起，抓住就算数。山东人则提出要换老母鸡，老母鸡本人有严重问题，那个老鹰好像也有点问题。——他不按游戏规则来。至于将老母鸡换了之后怎么玩儿，他不管了，他要么说忙，没来得及考虑；逼急了，他搞民意测验投票解决。 不管是什么范畴的批评，都要讲规则。我渴望这样的文学批评：他注重你的个人追求，尊重别人的选择，在艺术上哪怕苛求一点，但在人际关系上一定讲究不同的个性平等共处，特别不用非文学的标准来做文学批评。更不能像一些流行语言中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有一句话叫：在艺术上没咒念了，就谈道德。这话不一定能反映创作的现状，但多少能反映一点文学批评的情况。由人品看作品，以关系论高低，要么就以炒来代替文学批评…… 处于社会生活边缘地带的文学，经过了一次次商品大潮的冲击，它既不再大轰大嗡，也不会自消自灭，作家们更多地注重研究创作自身的问题，这时候就格外需要有胸怀和风度的文学批评。 表扬与自我表扬 专业地坐在家里面跟个体户似的，长期得不到领导的批评或表扬，总觉得心里缺点儿什么。遂让我对单位的意义重新认识。 一个人在某个正儿八经的单位工作意味着什么？那里有领导，有各种规章制度，你做错了什么事儿领导上要批评，做出成绩来会有人表扬，隔三差五地还要评先进，长工资，投票弄景儿；当然还会发生点儿矛盾，甚至人际关系紧张。你说不定会烦，也说不定会活动着调个单位什么的……可假若这些都没有了呢？或者你所在的单位是个软懒散、脏乱差的部门，你做错了事儿没人管，做出成绩来没人问，你有何感想？你会怀念某些东西吧？ 近日有记者来访，要我谈“老三届”和“新三届”（老三届的子女们差不多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了，他们自称是新三届）的问题。我即说，“老三届”们比较在乎批评或表扬之类的事情，“新三届”们可能就不怎么在意。说着说着，就想起了挨批评或受表扬的诸多往事。 六十年代末，我是抱着“一年入团，二年入党，三年当它个小排长”的动机参军的。因此，特别在意自己的工作能否得到领导上和同志们的认可。那时候每天都有“晚点名”，点完了名，领导上差不多都要就当天的工作进行一番表扬和批评。你偶尔受点儿口头小表扬，心里就恣得要命，第二天干活就格外起劲，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样子。反之则忐忑不安，忧心忡忡。有时，领导上看自己的眼神不怎么热情，也常常会寻思上小半天。待小目的一达到，哎，你觉得生活还比较充实，也比较有奔头，再制定下一个奋斗目标。可见人是不能没有负担的，所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我已过不惑之年，按说早该将批评表扬的事情看得淡了，不在乎了。可老是没人表扬你，你还是有点儿小想法。比方，咱成天脑子不闲着，趴在那里打稿子，偶尔还得个小奖什么的，这时候即想让老婆孩子口头表扬或物质奖励一下，比方弄点小菜儿喝个小酒了等等。我妻是个好同志，可她表扬的用语好像没学过，偶尔用一点也非常吝啬；而使用起批评的用语来却非常大方。另外她也认为你发稿子得小奖是应该的，你干的就是这个，不写稿子你干什么？还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憋急了，我遂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自我表扬，我在某篇小文中即自吹是事实上的劳动模范，你不评我我也是。我还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和工作，我很累，却往往给人一个轻松的感觉；我很苦，却常常让人觉得很快乐”。这有点不谦虚或小家子气了，好在这样的自我表扬伤害不着谁，也不占公家的表扬名额。 渴望表扬、渴望抚慰是人之共性。但公家单位的表扬往往有名额限制，也还有些领导同志不怎么会说表扬或赞扬用语，他光希望别人赞扬他，而不懂得赞扬别人，你让他瞎编一句赞扬的话他也不会。这就需要同事和亲人之间互相表扬和互相鼓励。一次，我与一位下岗办公司的同志啦呱儿，他就表达了渴望表扬、渴望汇报工作的那么一种心情。他说，你效益再好，可没地方汇报工作，也得不到领导上的表扬和鼓励，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像个正儿八经的单位；你找分管的领导汇报呢，人家待听不待听的，一边听着一边眼睛四处撒摸；你让他表扬一下呢，他觉得你是办公司的，里面有个导向问题，你这里一表扬，都办公司去了怎么办？他甚至还建议我成立一个民间的“表扬公司”，单位上的表扬捞不着那就弄个“议价”的。这样一表扬、一鼓励，你觉得有人承认了，心里踏实了，哎，越干越有劲儿。 我说的表扬当然不是溜须拍马、无原则的吹捧，而是实实在在的抚慰和鼓励。有与没有是不一样的，那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学会表扬与自我表扬！ 批评与表扬 我在一篇小文中曾提到，某人是个好同志，可她好像没学过表扬用语，偶尔用一下比领导上还吝啬；而挖苦起人来却又是那样的大方，不挖苦白不挖苦似的。她看后乃不悦，遂又习惯成自然地将吾挖苦一通儿，挖苦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喜欢听好听的，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浅薄、虚荣、自恋、小家子气、不分亲疏、不识好歹、不求进步、让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的表现，这样的人永远没有出息；二是将亲人或朋友的话写在文章里，是江郎才尽、理屈词穷，别没的写了，弄得谁也不敢跟你说话，“最终落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你就高兴了？” 懒得争吵，遂顺手抄起本字典翻着玩儿。翻着翻着，就有所发现：怪不得如今人们都不会表扬而热衷于批评和挖苦了呢！敢情字典上的表扬用语也少得可怜、而挖苦人的词儿却是又多又精彩啊！表扬人当然不如批评人那么方便了。比方你若表扬个在家里和单位上都受气的老实人，你就很难找出合适的词儿来。你说他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没有表扬的意味儿；你说他忠厚老实、任劳任怨？不怎么准确。可你要挖苦他一番，词儿就多了，像一钱不值、二缶钟惑、三月不知肉味、四六不通、五迷六道、六神无主、七颠八倒、八脚踢不出个屁来、九流人物、十足的个窝囊废等等，都说得过去，你用不完。 而且表扬用语还容易雷同。你让单位上的领导表扬个人，他差不多就是“该同志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工作积极、团结同志”那一套，张三是这个，李四也差不多，缺乏特点和个性。当然，有水平的表扬也还是有的喽，你比方毛**同志表扬人就非常深刻、非常传神，他说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彭德怀是“谁人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陈云是“比较稳妥，比较公道”……但那要有学问，还须动脑子，远不如挖苦人那么轻松、那么方便。 挖苦人的话一般都比较精彩。比方你说王五有奶就是娘、有酒便是爹，狗一样，谁给他根骨头啃啃他就跟着汪汪；或者赵六跟老鼠似的，小眼儿滴溜轱辘乱转，谁跟它好它糟践谁，住在谁家坑谁家，都比较形象。要比说该同志忠心耿耿或原则性强什么的精彩得多。 发牢骚、说怪话一般也比提合理化建议精彩，甚至还能广为流传…… 批评或挖苦人，能得到一点愉悦和快感。我说过，人的根性里面有一条叫让你难受，其基础或前提就在于此。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日子过得比你好的领导同志或劳动模范走过来，你绝对不会哈哈大笑；你若遇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小心摔倒了，尔后又接二连三地摔倒一大堆，你肯定会忍俊不禁。我先前在部队的时候，有位直接首长语言表达能力很一般，可一旦批评起人来那就才华横溢、神采飞扬，他若两天不批评人，那就走坐不安、吃饭不香、睡觉不宁。一次，我见他情绪寡淡，面呈郁闷之色，即问他：想批评人了吧？走，下去转一圈儿，发现点问题，批评他仨俩的。他即说我讽刺他，反将我批评一通：将严肃的事情庸俗化，搞什么搞？尔后即美美地吃饭或睡觉去了。 人，到底是群居动物，你有想法渴望交流，有幸福渴望分享，有痛苦渴望抚慰，有成绩渴望欣赏。可我们的流行话语中，抚慰人的话是越来越干瘪，而挖苦人的话却越来越精彩，你随便到一个社交场合上听听吧，简直就是精彩纷呈，美不胜收。这时候真想到大街上喊一声：人啊，人…… 我们并不重要 读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经常以班为单位组织歌咏比赛，搞些大合唱、小合唱什么的。排练的时候，个别女同学站在那里忸忸怩怩，做害羞状。老师给她纠正好几次，她还不改，还在那里继续忸。老师火了，说是你大方点儿好不好？你以为别人都看你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看张三而是看你？你有什么可看的？你并不重要，啊。一下子把那女同学给说哭了。 老师的话是刻薄了点，但道理是对的。虽然不是说的我，但三十多年过去了，“你并不重要”的话却让我永志不忘，遇到需要做些心理调整的场合就能想起来。比方，你提的合理化建议人家没理睬了；先前猛丁穿件新衣服、而现在穿着过时的衣服、骑着辆破自行车到个社交场合去了；你偶尔在哪里搞个文学讲座，人家让你签名、或者给你递张条子你来上两句小幽默，人家鼓几下掌了；以及其他得意或失意的时候了，我都会想起它：“我们并不重要。” 永远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心理平衡。几乎所有的会议及社交场合都有些即兴的名星，诸如会星、舞星之类在那里大出风头，可能还赢得一点喝彩。其实那种喝彩很廉价，没用，一会儿就忘。你由于性格等等的原因出不了风头，也损失不了什么。人们永远敬重的还是你的人格、人品。你在那上头啰啰儿，就不如在人格、人品上加强一点修养。说到这儿，突然想起多年前在北京一个很小的排练厅里看节目，演员们当然都是名角、大腕儿。因为看节目的人中有些头头脑脑的人物，不时地就有些服务员过来给你倒水。那些服务员一个个长得非常漂亮且不事修饰不说，关键是人家的服务态度好，她那么弯着腰悄悄地走过来，跟你恬然一笑，尔后不带任何响声地给你面前的茶杯里添水，你就不能不感动。所以那次看完了节目，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台上的大腕儿，而是台下的那些服务员。 自感重要的人，主要是把自己的成绩看得重要。他们一般要用放大镜看自己的成绩，并不断地使用它。从前时兴从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中提拔干部，一个农民甚至能当到副总理，我们村的一个劳动模范就因没当上官儿不积极了。 自感重要的人，还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以某某人划线，他要看着你不顺眼，他就说你跟某某人一伙儿，煽动别人反对你。一个小小的社交场合他也要你围绕着他说话，你要另出话题，或者他没说够你就插言，那他就要尴尬或不悦。你不以为自己重要呢？那就少操许多心，少惹许多麻烦。而社交场合上的许多话，说不说都无所谓的。 觉得自己并不重要的人，都是谦虚的人。他们一般都把别人的成绩看得比自己的重要，喜欢称赞人而不喜欢被称赞，更不会在名人面前争宠、拿名人吓唬人。他永远靠本事吃饭，而不是靠关系吃饭。他偶尔听到别人称赞他几句，也会很不安。与这种人交往会很轻松的，至少没有咄咄逼人的那种感觉。 我说我们并不重要，不是说我们不该干重要的事情，而只是从一种自我感觉的角度说的。这大概就是能使自己谦虚谨慎的原因了，尽管有点阿q的味道。 生存默契 多年前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名忘记了，内容说的是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位离异了的且有着三四个孩子的女人相爱，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决心结为秦晋之好。可那女人的孩子们却不接纳他，约会，他们破坏；结婚，不让他二位同居，总之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演出了一连串的闹剧、喜剧和悲喜剧，搅得两人无可奈何。后来一家人外出度周末来着，半路上与人撞了车，在与对方开打的过程当中，一家人团结起来了，同仇敌忾，协同作战，将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完了，那女人的孩子们簇拥着他们的继父夸他好样儿的。 这就叫生存默契，或生存关照。于平时无事的日子里，互相折腾一番乃至算计一下，似也无伤大雅、情有可原，但当共同的灾难或危险来临，那就要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生存默契或生存关照几乎是人的本能。只有动物和太聪明的人不管这一套。你看《动物世界》，漫长的旱季来临了，食草动物们要大迁徙了，即使是过一条河，也总会留下许多被它们的同类踩死的尸体。如若一只豹子哪怕就是一只小豺狗出现，也立时作鸟兽散，各逃各的，绝不管它们的同类死活。太聪明的人也这样，《围城》里边的那个李梅亭就是活生生的典型，他是自己有了三年的储备粮也不肯舍施半碗饭给别人的。你瞧他拿鱼肝油给孙小姐吃及他自己“买了山薯脸对着墙壁在吃”的那个德性！也难怪赵辛楣要说他，“有了上半箱的卡片，中国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有了下半箱的药，中国人全病死了，李先生还可以活着。”真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 生产或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的人，就更不讲或不懂生存默契和生存关照，他们连李梅亭也不如。 我一直非常赞赏那个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的宗旨不知道，但从他们的行动上看，就很好地体现了一种人类生存默契的意识。他们的信息也快，你这里核潜艇刚一出动，他那里马上就赶来了，不管你搞的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行动，你对大海有污染，他就要向你抗议，给你制造一系列的麻烦。那样一种环保意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是对人类的大关怀、大关照。 据说犹太人也很讲究这一套，也许是让法西斯给逼的，互相有着共同的大逃往的经历，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形成了一种生存默契的传统。比方做买卖，他要是看见这条街上已经有了卖烤红薯的，他绝不再在这条街上卖烤地瓜。他觉得卖烤土豆也挺来钱儿，他自己也不会烤，他会向你建议，主烤地瓜兼烤土豆，他要么到别的地方烤去，要么改做别的生意。我们呢？恰恰相反，你烤地瓜来钱儿，他绝对也要挨着你烤，干嘛光兴你烤不兴我烤？早晚整得谁也卖不动完事。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文学已经退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了，它再也不会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和焦点了。这样的位置也许是它理应所在的位置，如同其他行当一样，它是什么位置就是什么位置。你将一个印制扑克牌的工作强调到比重工业还重要的位置上去，那才是不正常的。这就带来了个共同的问题，生存问题。有的刊物断奶了，有的暂时还没断但也为时不远；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提价了，而稿费却没提，或文件上提了，但由于发稿费的单位普遍经费不足，他无法落实。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就更要讲一点生存默契和生存关照，有才能、有智慧，还是用到这上头好些。因为，人到底应该比食草动物高明一些，特别是有点文化的人。 现代文明越往前走，人类越要讲生存默契和生存关照。提倡树立一下这样的意识，我看要比树立那些听上去挺新鲜、但琢磨半天还不知咋回事儿的意识重要得多。 上瘾 一个世界杯足球赛，整得全世界的球迷们神魂颠倒、五迷三道的。连没有资格参与赛事的中国也出现了这么多球迷！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素质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这说明足球这玩意儿是真有魅力了；凌晨两三点钟即爬起来看足球，看的时候还情不自禁，或埋怨，或叫好地那么怒形于色或喜形于色，上了班还议论纷纷，交流看法，继续为之操心，这说明是真喜欢而不是假喜欢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甚至从没摸过足球的人，怎么就会那么上瘾？ 于一次小会期间，见隔壁的著名作家刘心武和朱苏进在那里眉飞色舞、咋天呼地地看实况转播，即问他二位：“你们是真地从心里喜欢这玩意儿吗？” 朱苏进说：“你只要想一想，四年才有这么一次呀，像咱们这些人到中年的人，既使一次也不拉地看，还能看多少回？” 写过《5·19长镜头》的刘心武则说：“没有中国参加，看的时候甭揪心、甭生气，纯粹是一种轻松的欣赏和愉悦，那干嘛不享受？” “这么说你们是真懂了？” 朱苏进说：“当然有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不懂的时候看热闹，懂了之后，你觉得里面还挺有道道儿，挺有学问，这么看着看着就上瘾了。”尔后他给我啰啰儿越位是怎么个事儿，角球、任意球是怎么个事儿。其实这些东西我略微知道一点，只是还没迷到他们那样的程度。我比较喜欢看上去成果很多的运动，比方篮球、排球、乒乓球了。那些运动，一场下来怎么也能到21分，篮球甚至可以得一百多分。而足球呢，踢上一个半小时，你得上三分了不得了，而双方一分不得的情况更是常事。 但足球迷要比其他球迷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看上去也像更时髦、更有层次似的。 这使我想到抽烟和喝咖啡。从来没抽、喝过这两样东西的人，一开始抽、喝的时候，觉得又呛又苦，并不喜欢。但问题在于，周围的人都在抽、喝，而且还要议论：“好家伙，张三还抽中华烟呢，这肯定是个县级以上的干部，或是什么大款儿。你瞧，那个女人也抽，还用中指和无名指夹着，看上去挺有风度是不是？”而咖啡呢？“喝茶的总归是喝茶的，喝咖啡的就是喝咖啡的！”一下子差别出来了。所以，不好抽、喝硬着头皮也得抽、喝，更何况这玩意儿本身还有许多魅力呢！不用多长时间，你上瘾了，戒不掉了。 如今你说喜欢篮球，比起说喜欢足球的人来，就跟喝茶的与喝咖啡的相比一样，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令你自惭形秽。所以球迷中，也不乏一些跟着起哄的假球迷，就像喝着咖啡发苦还一定要说好喝一样。当然，他们也会向真喜欢过渡。 不管怎么说，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赛还是给球迷们增添了个狂欢节，这也说明中国人并非是不好激动的，麻木不仁的。关键是要有这样的刺激兴奋点的契机。 球迷们欣赏足球及其球星，我欣赏球迷们那种客观、公正、理解、宽容、热心及专心的态度和心境。他们甚至爱屋及乌，为服了违禁药物而被禁赛了的马拉多纳鸣不平，说什么你也吃呀！你吃得再多也踢不出他那个水平来！尽管偏激，但仍不失可爱。有这样的心胸和积极性，什么样的人不能团结，什么样的工作不能出色？！ 学校 从电视上看到我家乡某村的人在学校里修坟头儿，拿死人吓唬活人，一边是上学，一边是上坟，让我倍觉尴尬：你不是一直鼓吹沂蒙山人有文化吗？不愚昧吗？所有庄上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吗？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儿？新闻的接收当然有其接近性，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西藏或其他边远的省分，充其量吃一小会儿惊也就完事儿；它发生在温情脉脉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我的家乡，就不能不让我感慨万端，夜不能寐。 记忆中，我的家乡是注重文化教育的。1958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负责扫除四个家庭的文盲及普及简化字。每天中午，我都提溜着小黑板去这四家教大人们识字。让我吃惊的是，那些婶子大娘们都识字，我写什么她们都能念得出来。特别我的一个四婶，她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喘气儿都很费劲，但她不仅识字，而且还会写。我按简化字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念出来之后，还指出我写的那个“华”字和“国”字好像写得不对，尔后她拿小木棍儿在地上写了两个繁体的华字和国字。她说她上识字班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这样写行吧孩子？”如今她已经去世了，但一想起她，还能清晰地记起她说这话时的神态和声音。后来我大姐说：“她们识字比你都多，你还扫她们的盲呢！”她们当然都是战争年代识字班时候学的。你到农村去，不时地会看见一些老太太坐在树底下戴着眼镜看报纸，她绝对就是当年的识字班。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曾不厌其烦地写过它。 当然，我家乡还是缺知识缺人才。整个五十年代，所有初中以上的学校普遍生源不足，录取分数线再低也还是招不够。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临近几个县的学生骑着马或小毛驴（交通不便，公路不通）来我们县考学，也有于赶考的路上遇上山洪暴发、沂河暴涨，让大水给冲跑了的。那时还有助学金，有些学生就是靠那三五块钱的助学金，读完初高中走进大学校门的。求学不易，办学也不易。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情景。那是一个看上去已经很老了的生物老师，噢，名字记起来了，叫刘华宇。他步行三十多里地（他不会骑自行车）一路打听着来到我家，告诉我：你已经被我县唯一的一所高中正式录取了（我后来知道他之所以强调是正式录取，是因为当时还有副取生，即正取生中有不上的可以在副取生中按名次递补）。尔后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报到，带什么东西。他的神情是那么高兴！连口水也没喝，说完就走了，他说他还要到别的庄上去通知另外一个被录取了的学生。 我读初中的一中，是1951年建的，据说原来就是个大坟场。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在菜地或操场的一角，偶尔还会发现零星的人骨。这说明那时是迁了坟场建学校的，也没听说有谁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那是一所美丽的学校，依山傍河，青墙红瓦，绿树掩映。我后来到过许多地方，还没见过有哪一所初级中学像它那么美丽。 过去是迁了坟场建学校，如今是在学校里修坟头儿。这是怎么了？那所看上去还不错的校舍是你一个人捐资兴建的？你是陈嘉庚式的人物？陈嘉庚也没在厦门大学修坟头儿，也只是由后人们塑了个铜像。你是英雄人物，埋在学校里让学生们凭吊起来方便些？那也得经过一级政府批准。新闻单位给你曝了光，这说明政府没批准。你也不是英雄，充其量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地头蛇！ 这当然是极个别极个别的现象，但也足以让沂蒙山人难堪的了。问题在于这极个别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这么大的事儿那个庄的支部能不知道？知道了为何不管？你管不了为何不向上级报告？在后来的跟踪报道中，人们注意到那坟头儿是迁走了，可要新闻单位不知道呢？没曝光呢？ 这可是应了那句话了：初级阶段（儿），千奇百怪。当然，这还是个别现象，并不说明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初级阶段的所有政策里面从来没让你搞假冒伪劣，但你还是搞并日趋猖獗说明什么？所以还是个工作问题，两个文明的事情要扎扎实实地做，别光做表面文章，否则就会漏洞百出，防不胜防。 打手势 说话的时候，为将意思表达得准确、形象，用手（有时连同身体的其他部分）做一些辅助性的姿势，就叫做手势。 没有不打手势的人。聋哑人甭说，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再强，也得打，你情不自禁。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你甚至还会用手势代替语言。比方你在一个很严肃的会议上老远地看见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差不多就会只打手势不说话。 手势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毛**打手势一般都是从右往左做推进状，给人以气势恢宏、指引航程之感。 列宁打手势则连上身一起动，特别富有感召力，让你热血沸腾坐不住，想马上去干点什么事情。 文静的人打起手势来，一般动作都不大，有时甚至只动手指。急躁的人，则节奏频繁，动作也不小。 手势有各种各样。有的像拧螺丝，有的像捏一件发粘的东西，还有的像抚摸一件丝织品。 多数情况下，只用一个手打的时候多，两个手一起打的时候少。打手势要分场合。 两个人面对面说话没必要将手势打得那么大，下级跟上级汇报工作，一般也不要打手势。 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个女战友，她打起手势来就不太雅观。关键是她不分场合地乱打一气，跟领导汇报工作打，吃饭的时候也打，且动作不小，还没规律。 有一次她在饭桌上打手势来着，将手指头戳到我的稀饭碗里了，把我恶心得够呛。 她是 “**”前哈军工毕业的个大学生，工作很认真，可在政治部十几年，却还是个正连级的青年干事，提不起来。 我们那个政治部主任偶尔也犯点小自由主义，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发，他说是，这个女同志，我最怕她跟我汇报工作了，说起个话来舞舞扎扎，两只胳膊就在你脸前抡，一会儿就抡得你头晕眼花，要让这样的同志负责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那怎么有威信？ 那个老黄（这女人的丈夫）怎么受来！——她威信低就低到乱打手势上了。 学校里面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也不能乱打手势。你解释个成语，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而是用手乱比划，说明你语言表达能力不强。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个数学老师特别能解难题、怪题、偏题，但他水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嘴上倒不出来。 每次上课，他就提溜着一大摞废报纸，上边有他用毛笔字写的各种难题解析。 他讲那些题是怎么做出来的时候，就用拇指和食指做成八字型，在那些题上做丈量状：“第一步是这样，啊，这样之后再这样，也可以不这样，但这样简便些，完了再这样、这样，最后就成了这样了，都明白了吗？”有一次教育局组织观摩听课，他又照此办理，结果就将他调到初中部去了。 他出身不错，社会关系也没啥问题，可 “**”中还是挨了斗，原因是他爱贪小便宜，比方他到食堂里买饭的时候少缴点饭票了什么的。 他在大会上做检查的时候，两只手还在桌子底下那么一动一动地偷着打手势呢！ 你看这个手势打得有多顽强。有一些手势打得很文雅，有一些手势打得很果断，人们的交流中，若没有了手势，一个个地竖插在那里，只见嘴皮子动弹，不见有何手势，不知会乏味多少！ 走进雨中 我在冬天里喜欢雪，夏天里喜欢雨。瑞雪纷飞或细雨霏霏的时候我一般都要出去转两圈儿，让雪花打一打，让细雨淋一淋。 如能到野外去就更好，你会发现，空气是那么清新，万物是那么鲜亮，整个世界都干净了许多；你的身心也仿佛得到一次沐浴和洗涤，是那样的清爽与舒畅！ 旷日持久的暴热之后突然来上那么一场透雨多么好！雨露滋润，万物生长，绿的更绿，黄的更黄。 院子里的那片绿色——那是春天的时候各家将花盆端出来凑成的，这时候是格外好看了。 你瞧橡皮树那宽大丰满的叶子，翠绿欲滴；六月雪的细花，洁白如玉； “胖姑娘”碧绿剔透；一颗晶莹的水珠在旱莲的叶子上越聚越大，晃动着晃动着，一不小心，滚落下来了……于雨中欣赏这一小片绿色真像过节一样，令人心花怒放，心旷神怡。 我喜欢雨，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就是深更半夜，只要听见外边下雨，也总要爬起来跑到阳台上去观赏一番：嗬，这雨幕竟是白色的呢，而闪电则放着蓝光，随后即是或浑厚或脆响的雷声滚滚而来，那么气势磅礴，肆无忌惮。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也是经常的，它横扫千军如卷席，让你想到打扫卫生的那么一种程序；先扫荡后清洗。 一切腐巧的东西和糊弄人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不时传来的窗玻璃打碎了的声音，就是一个证明。 这时候，我们会想到先前雨中或雪中的某次经历。我有个小经验：于冬天里写下雨，令你温暖；于夏天里写雪景，则使你凉爽。 故恕我跑跑题儿，写一次下雪时的小经历，当然是下雨的时候意识流地想起来的。 我所有关于东北的回忆差不多都与雪有关，很少想起那里下雨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 那年冬天我独自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搞 “斗批改”，夜里一场大雪，第二天早晨一看就千树万树梨花开。吃早饭的时候，来了个女兵。 她是我们那一片 “斗批改”领导小组的联络员，形象一般，皮肤很黑。黑得让你看不出实际年龄，你说她二十岁也行，三十岁也像。 她来是让我看一封电报的，内容无非是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类，看完了还让你在那上边签字。 我那是第一次在电报纸上签字，从已签过的名字上看，都是些带长的，自我感觉就不错。 完了她让我陪她去另一个村将电报给另一个干我这种活的战士看。我即陪她去了。 一出村，好家伙，漫天皆白，路上一个脚印也没有，耀得你根本睁不开眼睛。 而身旁的这位一下子将一副很小巧的墨镜戴上了。那副墨镜的腿儿上还拴着项链之类的东西，在耳朵那地方滴溜八挂，特别容易出风度。 再一看，这个小黑妮儿在军装的外边儿还扎着腰带，腰带上挂着小手枪，再加上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让白雪那么一映，哎，英武了许多。 我想起一句俗话：丑女人比漂亮女人会打扮，就偷偷地笑了。她见我笑咪恣儿的，就问我，笑什么？ 我胡乱诌了个理由：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这个迫字用的！她笑笑说，嗯，在雪地里行军是急燎燎的不假，不过咱们不是行军，没必要那么迫；这雪不错是吧？ 真想躺在上边儿打个滚儿。我说你打呀。她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打。哎，咱们打雪仗玩儿好吗？ 说完即率先扔过个雪球来。她打咱咱不好意思打她，她即说这么拘束干嘛？ 你也扔啊。咱即小心地扔了，之后便是越打越放松，笑着，扔着，追逐着，奔跑着，将阶级斗争诸事宜全都忘掉了……这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很有情趣很会玩儿的女同志，同时也生出一种 “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的小感觉。八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待看见那个小村的时候，她说，怎么样？ 走得愉快吧？愉、愉快。嗯，就是让你放松放松，整天把弦绷得那么紧干嘛？ 完了她说是你回去吧，哎，以后见了片长别说你送我的事儿好吧？好。 可往回走的时候就不怎么愉快了，你觉得心里有点小失落。……再说下雨。 我喜欢雨，可也仅是到雨中走一走，晚上爬起来看一看，还有比我更喜欢的：省政协常委、济南大学原校长、教授丁文方先生。 每当下雨的时候他总要跑到野外的山林中，脱掉上衣，接受雨点的击打，他管这叫 “急风骤雨击身术”；如若深夜下雨，家家户户闭门关窗，他会一个人仅穿着裤头跑到马路上接受击打，尔后两手抱头横卧在地上在雨中打滚儿。 完了回到家用温水一洗，那感觉真是没治了。他说，牛马比君子，骡马干完了活，都是先在地上打一番滚儿，然后才饮水食草。 这是因为长时间的单一姿势的机械运动过后，全身的骨骼、肌肉及内脏器官都有轻微变形和错位，加之各个部位承受的压力不同，运动频率不一，所造成的紧张、松弛度也不同，而打滚儿是一种自然调整，周身按摩，它使每块肌肉、皮肤、骨胳乃至所有内脏器官都得到放松、还原、复位。 骡马如此，人也不例外。而在雨中打滚儿，还能直接呼吸最新鲜的空气，于自然按摩的同时接受击打，效果会更佳。 丁先生身高体壮，鹤发童颜，你与他接触的第一印象就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他说的这个，我信。我认为这是最直接的回归自然，回归原始，是身心锻炼的高境界。 你一个有身分的大男人，在雨中打滚儿，有斯文扫地之感是吗？你的身分、学问还能高过正厅级、正教授的丁先生？ 再说你在雨夜中打滚儿，也没人看见不是？他能打，你为什么不能打？ 我试着打了一次，哎，那感觉还真不错，周身舒展，清爽无比。因此上，我劝朋友们下雨的时候往外走，懒人才往家跑。 到户外去漫步或跑步吧，不愿打滚儿也不要紧的，重要的是走进雨中！ 未经本人审阅 “**”中，经常看一些转发领导人谈话的文件，标题下边的括号里往往注着这样几个字：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造反派们这么印，各级 “革命委员会”也常这么印。那些文件的主要内容差不多都是真实的，待后来中央下达已经领导人审阅或圈阅了的正式文件的时候，你发现内容跟原先印的差不多，只是在措词上有所变化，比原来更严谨了，更没废话了，更无懈可击了，但也更没情趣了。 那位说了，你看个文件还讲究什么情趣？哎，要讲的，因为文件转发的是谈话，而不是命令、条例、规章制度那一套，难道你喜欢看没有什么情趣的谈话？ 因此上，我比较喜欢看那些未经本人审阅的谈话，那样的谈话比已经审阅了的更真实、更亲切。 有些东西的不真实往往是他自己翻来覆去地审阅造成的。我在部队干过几年文字秘书，开会的时候喜欢做记录。 有一次，我们那个政治部主任谈提干问题，他在论述了一番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之后谈到：一个技术部队，你老从炊事员、饲养员里边提干，也是个问题，喂猪这事儿很容易体现不怕脏、不怕累，也很容易弄个好人缘儿；而搞技术呢？ 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一个个地出来都是小白脸，那就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你水平再高，他就是不投你的票。 最终提起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全是些司务长。技术不懂，思想工作不会做，他唯一的特点就是听话，领导怎么说他怎么干，毫无创新精神。 反正我是不喜欢八脚踢不出个屁来的人。我听着就很过瘾。可当我将这些话整理完请他审阅的时候，他先是将 “八脚踢不出个屁来”抹掉了。待清样出来，他又将关于炊事员饲养员那一段全部抹掉了，剩下的就是革命接班人那五条标准了。 等于没讲。有水平的谈话能让人长好多见识，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要记下来，你以后再说个什么事儿的时候说不定就能用上它。 近期又记录了几个人谈话的片断，你看是不是还有点味道？当然也是未经本人审阅。 一、采访临沂市后盛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学礼，他说，农村里面，学问深不深看写字，有没有文化看脖子。 学问深的人写字好，能编写对联。你瞧我们村头永盛门上的这副对联：上联是：“舜地桐庄自宋历千载沧桑”，下联是：“阳春盛市迄今拓万代升平”，将我们村的历史及现实全都概括进去了。 是某某某编的，字也是他写的，不错吧？嗯。没文化的人呢，脖子梗梗着，四六不通，随时准备打人的样子。 你看着谁永远梗梗着个脖子，他肯定就不识字，识两个字也不知道它的含意。 二、听上海市副市长、浦东开发区一把手（主任？总指挥？）赵启正谈话：都是些作家？ 那我说话就可以放松一点，随便一点。看你们的衣着就是些作家，越不讲究穿戴的越有学问。 在阅报栏前边看报纸，念出声来的都是识字不多的人，识字多的只看不读。 没学问的人穿衣服赶时髦，看着人五人六，可一看就没学问；缺乏自信的人、没有主见的人才赶时髦。 有学问的人穿什么都潇洒，没有领子也潇洒，他自信，不怕你说三道四，你有领子就潇洒了？ 我看也潇洒不到哪里去。浦东开发区有成绩也有不足，正如有人就有影子一样。 我跟记者们说，你来浦东别光照杨浦或南浦大桥，那些东西与你同在，你照那些快要消失了的东西，你今天不照，明天就没了，那也是 “最后一个生产队”……三、与省政协常委、济南大学原校长、教授丁文方啦呱，他说，《智谋大全》看过吗？ 里面有一段诸葛亮谈喝酒与用人，意思是说：自己不能喝，也不让别人多喝，既尽力而为，同时又能关照对方的人，可以交朋友，也能委以重任；自己不能喝，还要硬撑的人，可以交朋友，但不能委以重任；自己能喝却不喝，专门让别人多喝让人出洋相的人既不能交朋友，也不能委以重任。 羊是个好东西，中国的字里面，凡是与羊字结构成新字的都是好字眼或好吃的东西，如鱼羊结合，叫鲜；羊大结合，是美；米羊结合，叫糕；羊女结合，是姜……你查吧，凡是带羊字的都没有贬意，所以要多吃羊肉…… 你爱他，他坑你 朋友给我说了件事，说他最近托熟人雇了一辆出租车，到外地去办一件急事儿。事前说好的是二百块钱。路上他对那司机的照顾就甭说，好烟好酒地侍候，与他论及他们共同认识的那位熟人，进而与那司机称兄道弟。他寻思，虽然说好的是二百块，你照顾得他好点儿，他说不定还能少要一点儿。那司机知他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还没架子，遂将他单位如何不景气、他本人的任务又是如何难完成的烦恼向他诉说了一通。朋友是个心软的人，那人一诉说，他就陪着唉声叹气。不想回来一算帐，那司机就要他三百块。朋友说，不是说好的二百块吗？那人说，你是名人，还在乎这一百呀，你知道我的任务很难完成不是？朋友是个好说话的人，最终还是给了他三百块。完了，他跟我说：如今的人都怎么了？你同情他照顾他，他反倒要坑你？ 这其实是一个公式，生活中常有，几乎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能遇到。这是你照顾他、他坑你，以此类推，还可以归纳出：你爱她，她坑你；你喜欢他，他坑你；你支持他投他的票，他先是怀疑你尔后再算计你……我们常说，敬神敬出鬼来，投之以桃、报之以屎（此不是错别字，编辑先生不要改）就是这种情况。 这事说起来挺复杂，从哪个角度都有话说。那司机是一槌子买卖，宰人定了。但你跟他套近乎，喝酒的时候跟他称兄道弟，其目的也高尚不到哪里去，还不是企图让人家少要你一点钱？不想他恰恰就不买你的账，该怎么坑还怎么坑。 另外，作为一个消费者也还有个“以心意换放心”的心理。其实操手术刀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想活命小红包”的，问题在于那病人的亲人总想表示一下心意，似乎人家收下了你的“心意”你才放心，不收就不放心。久而久之，也养成了一些人的坏毛病，他觉得不收白不收。我有一位朋友家里要安空调，他为了让来人安得好一点快一点，照顾得就挺好，不想恰恰就因为照顾得太好，本来半天干完的活，那按空调的两天还没给他干完。他们寻思，你早干完了，再向哪里抽红塔山喝赖茅去？享受一点儿是一点儿。他们心照不宣地在那里拖延享受的时间。其实那卖空调的广告上就写着：免费运送并负责安装。他们就抓着这个“以心意换放心”的心理在那里坑你。 你再比方，看这个星那个星们的演出，那票价高得要命，肯定是坑人的买卖。而那些勇于自己掏腰包买票的人，是真正喜欢他们的人。他们就专门坑那些喜欢他们的人。你不喜欢他们，倒贴给你几块钱也不去，他就没咒念了。还有些傍大款，以跟人谈情说爱作为下海的一种方式在那里搞创收的人，也专门坑那些喜欢她们并且玩潇洒的人。——这些都好避免。 还有些不好避免的。你总得吃喝拉撒吧？你买大米，他往里头掺沙子，买面粉，他掺滑石粉，买肉，他往里头注水……你看着他一脸忠厚，怪辛苦地蹲在那里，心想他也是不容易，别跟他斤斤计较了，不想他就在那里暗暗地坑你。我曾亲自听到几个开小酒馆的在那里嘲笑他们的“上帝”：一个个的傻x！ 麻烦在于：你明明知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十个商人九个坑，剩下的一个在糊弄，但你无法接受教训。你除了感叹“又上一当”，别无高招儿。这是因为：“你爱他，他坑你”已成公式；再就是，你终究还是个善良的人，除非你也不善良了。 寻找傻瓜 每天的大街上，或节日的公园里，人头攒动，人山人海。他们的衣着万紫千红，化妆品色香各异，脸模样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一律的聪明，一个个全是智慧的脑瓜儿。如若不信，你随便拽出一个人来问问吧，他要么是经理，要么是科长，最不济也有大专以上的文凭。这样的一些人走在大街上，就让这世界潇洒了许多，精彩了许多，当然也可怕了许多。 比方，你开车进城吧，他要拿水管子冲一下你的车，尔后收你十五元；你进饭馆吃顿饭吧，她跟你挤眉弄眼儿，上一些假烟假酒或不干净的东西糊弄你，尔后再把你来嘲笑：任你玩潇洒，吃了一顿伪劣假；你去买张邮票吧，他要么在那里数钱，要么弄一些票据翻来翻去，他永远在那里数钱或翻票据，你急，他比你还急，不等你不耐烦的他就要发火…… 聪明人多了，聪明的职业也多了。我的一位朋友曾在一个档次稍高点的酒家做过一次调查：一桌十个人中，有两位经理，一个厂长，一个总编（当然是有内部准印号的报纸的总编），一个记者（据说还能搞书号，并出过一本报告文学集），一个搞广告策划的，一个为某电视剧拉赞助的，一个筹划着办贵族学校的，两个司机，全是些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人，没有一个是搞粮棉油生产的。这也许没什么代表性，你可以说正好就有那么一桌聪明人让你碰上了。但你若遇见个描眉画眼儿的小妮子，她说不定就演过什么电视剧或傍过大款也是事实。还是这位朋友，他于前年文人下海的热潮中企图筹划着办个公司，结果几个月跑下来，公司没办成，还拉了一屁股债，他最大的体会就是，谁都能当顾问，谁都能搞策划，可就找不着一个具体办事儿的，如今你要找一个傻瓜比找一个天才还要难。 问题来了：如今还有傻瓜吗？如果有，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大略地调查了一下，傻瓜仍在那灰尘飞扬的田野里，傻瓜在那隆隆响的车间里，火车站的广场上有一些，煤矿的井下全都是。傻瓜很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更不敢把那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合来光顾。 稍微地分析一下吧，那些仍然闷着头直接从事粮棉油或工业品生产，以及一切仍靠工资生活的，差不多都是傻瓜了。 我所说的傻瓜当然不是指因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弱智或低能儿，而主要是从德行上讲的，类似过去常提的那种革命的老黄牛、革命的傻子。他们都是些安心本职、老实本分的人，是勤俭持家、增产节约的模范；表情永远是想为你干点什么，走路低着头，看地上有螺丝钉或废铁丝没有。现在的聪明人甭说拾螺丝钉了，就是地上有一角以下的小钢崩儿，他能弯下他那个高贵的腰屈尊去拣吗？ 于某次小会上，我提到粮食是傻瓜种的，大楼是傻瓜盖的，一个傻瓜生产出一斤粮食来，九个聪明人在那里商量着如何坑他以及围绕着这斤粮食如何大赚其钱，诸如往里头掺多少沙子为宜或如何哄抬粮价等等。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如此，看过一幅漫画：楼上一个诸葛亮制定政策，楼下三个诸葛亮在那里研究对策，就觉得挺形象、挺真实。有同志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说笼统地歌颂革命的傻子已不合时宜，如今的企业有不少是私营企业，即使国有企业也大都承包了，你若给他当傻子，千方百计地为他增产节约，可他看着你忠厚老实反过头来给你低工资或整治你怎么办？他恰恰又是个偷税漏税的不法户或贪污犯呢？这就复杂了，所以我说如今你想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明白都很难了，原因还是因为太聪明。但有一个道理很简单：任何单位，都不会招些人去专门算计他，让他既不节支又不增产，怎么垮台得快怎么干的。 交朋友也如此。太聪明的人没什么长久的朋友，他理论太多，你无法跟他交流。比方他将你的大褂儿剥去了，你跟他要，他能找出一千条理由不还你。你要急了，他说你卖国，就如鲁迅先生所写的：“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今年夏天，聪明人又出新花招：办学。所谓去年办报，今年办学，都是钱来得快、来得容易的买卖。某地一个所谓的人才服务中心与外地某机电学院的一帮骗子相勾结，抓着高考落榜青年急于上大学的心理，以毕业之后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并分配工作为名，从我省招去了几十个农村青年，结果到那里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所谓大专文凭是要你参加当年的全国自学考试，合格了再发文凭。让人家参加自学考试，何必千里迢迢跑到你这里上学？可怜那些家长，省吃俭用攒的三、四千块钱就让这帮骗子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让你无处告无处讨。一上当青年的家长找到我，痛哭失声而又百思不解：如今是怎么了？教书育人的地方也骗钱？ 我也这么想，是呀，如今怎么了？有傻子瓜籽，就没有傻瓜学校？想到这里，真想到大街上喊一声：傻瓜你在哪里？ 不和你们玩了 小时候，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一起玩儿，玩着玩着玩恼了，这时候某个吃了亏的孩子会嘴头子一撅、脸色一郎当，气乎乎地发声明：不和你们玩了。 但孩子们的声明往往是靠不住的，所谓孩子的脸，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他声明得再坚决，不出两天，又凑成堆儿玩开了。这一方面说明孩子们大都没有复杂的社交背景，玩的内容一般也没有实质上的功利性，伤害得不是太厉害，不值得他去记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童心的透明与记忆的单纯：他比较容易忘记不怎么愉快的事情，稍微受点伤害也比较容易得到补偿，你重新跟他玩一下，他立时就会既往不咎、不计前嫌。如若不然，小小年纪就开始结冤记仇并伺机报复，他这一辈子岂不是太累太麻烦？ 大多数孩子都会这样：声明过不玩了的却往往经不住玩的诱惑还要去玩；也有声明过了就真不玩的，那也不会非友即敌。他充其量将他们的关系退到一般化、没玩过或陌生的程度上罢了，而决不会将原来要好的伙伴当作仇敌。 大人们就不行了。特别那些功利性很强的游戏，比方赌博，你想不玩了还不行，你想退到压根就不认识或不曾玩过的程度上，退不回去了，你哪怕就是跑了躲了，他还要穷追不舍，早晚加倍地报复回来才肯罢休，有的甚至把你当作终生的敌人，不时地或暗暗地跟你较劲。 生活在人群中，没有谁绝对的没有朋友。这些朋友中，有特别要好的，有一般性的谈得来的；有一起共事的，有不在一起共事的。不在一起共事或平时很少见面的朋友比较好处，也容易长久，就像约会才见面的恋人一般都比成天呆成堆儿的夫妻亲密一样。由于性格、作风、行为方式等等的原因，比方你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永远是做着掏钱状而从来没有真正掏过一分钱，或好不容易掏了一毛钱，转过身去跟别人说掏了一毛五，人家不想再跟你一起吃饭了，那就是将你们的关系退到一般认识的程度上了，并非就是把你当成了坏人，你也没必要把人家当作敌人，逮着机会就报复一下。永远有个假设敌，没有敌人还硬要树一个才觉得心里踏实、生活充实，那是心理变态、或“**”后遗症，该找心理医生咨询一下了。 所以，我们渴望童真，渴望单纯，能像孩子们那样，人家不和你玩了也不把人家当作仇敌。 最近看见一个靠码字成了大款的人发的声明：与文学告别。不知这回可不可以拿他的话当真？如若可以当真，那还是真有点“不跟你们玩了”的气魄。 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一天没人和我说话我就难受；还特别喜欢玩。一切平庸的人的毛病我差不多都有，抽烟、喝酒、下象棋、听好话，当然也不讨厌钱。明知文学是个寂寞的事业，成天价热热闹闹不行，这时候当然也会提醒自己：不玩了不玩了，可在家里专业地坐上那么几天又不行了，又想出去玩了。所以我很难成为一个好作家，没什么可怕的。好在我的玩也就是喝个小酒下个象棋之类，以后也很难保证不喝酒不下象棋，但有一点是定了的，那就是：一切非纯娱乐性的游戏及非文学性的活动，不和你们玩了。 写点可爱的小文章 写小说需要头脑冷静、心态宁静；写别的则似乎更需要热烈和激情。 专业地坐在家里久了，操作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纯粹，一门心思想提高操作水平。创作之外的一切诱惑都不容易动心了，刀枪不入了。如同做烧鸡的个体户，它不容易为修鞋的、理发的所动了。 但烧鸡的本身也有诱惑，他烧鸡做得久了，还想试图做烤鸡、炸鸡、肯德鸡。小说写得不耐烦了，还想学写随笔、散文、报告文学。写小说吃饭，写别的玩玩。 不管是什么类，我力求让它透明、纯洁、温馨、可爱。 我不会深刻，但会可爱；不会审丑、审恶，只会歌颂或呼唤善良与美好。 我写不来敌人，写来写去脸谱化，怎么写也不阴险。 我写不来残酷，写着写着温暖了，写着写着可爱了。 这与我的性格与经历也有关。我比较能原谅和理解人。前段我为花城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卅年旧梦——“大串联”飘泊纪实》一书写文章，突然想起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曾被保送到一个机要学校读书。这件事让我在整个“**”前期都灰溜溜的，“**”开始的那几天，直接或间接写我的大字报就有四十来张。大字报那种铺天盖地的气势，那种让你无处躲无处藏的恐慌，让我这个还未走出校门的少年倍受创伤。可我马上就能理解，意外的好事儿总是要付出额外的代价的。比方人家正在那里拚着命地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你这里入学通知书拿到手了，还洋洋得意，况且你在班上并不是最出色的，那还不折腾你一下以获得一点心理平衡？因此上，若干年后这些同学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即说我忘了，还请他们喝酒。 我自以为我学写的那些随笔也比较可爱。可前不久，我接待一个名片上印着xx报驻山东记者站站长的人的时候，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我的那些随笔是名人打喷嚏。我说，这话我听到过，但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北京那些作家打喷嚏，你别在这里挑拨，我从来就不是名人，怎么会打喷嚏？他说你谦虚、你客气。我说既使我不谦虚，怎么名人有好事儿的时候你不说我是名人，说他们打喷嚏的时候你说我是名人？他说，你看你这个人，又不是我说的，是xxx说的。我说，不是你说的你就别瞎传，净在这里气我、怄我。他遂讪讪地走了。 我不改初衷，还是要写点可爱的小文章。 停电与修养 人们越来越宽容、越来越有修养了。比方夏天的时候，你一停电就有人骂娘，你一天停两次电他骂两次娘。现在呢？停电十分钟之后还听不见有谁开骂，你一天停上个十次八次的电也很少有人吭声了，难道这不算有修养？这才半年不到就进步得如此之快，难道停电不重要？ 所以我说，看一个人脾气好不好，修养高不高，停电是块试金石。有经验的准丈母娘选女婿，往往就看你在停电时的表现。这实在是个科学准确、好用看得见的判断方法。你想啊，习以为常的个停电你就骂娘，若是女儿进了你家的门，整天耳鬓厮磨、碰头搭脸的，天长日久比停电还要让人生气的事情有多少？再健康的丈母娘那还不让你咒个半死？ 停电不仅是块试金石，还是培养你好性情的捷径，比你上多少次德育课都管用得多。你不是性子急吗？一停电就骂娘吗？那就由一天停两次提高到一天停五次，看你还急不急？再急再增加，不等停上十次八次，你就怀念还是一天停两次的时候好了。 我这样说不是让你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故意停上几次电玩玩儿，而是说在一些非重要单位，当停电不可避免甚至成为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景观的时候，作为普通民众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心态。 以在下的眼光看来，在那些老停电的地区或地段（比方我家住的洪楼南路附近）划这样的杠杠是否比较合适？一天停两次电、每次停十分钟就骂娘的，是性格比较急躁的人；一天停五次电、每次停十至二十分钟才骂娘的，是性格较沉稳、忍耐性也较强的人；不管一天停多少次电、每次停电时间有多长，非但不骂娘，还能体味停电之乐趣，并歌颂停了电点蜡烛是多么美的人，是超凡脱俗、刀枪不入，能成大事的人。当然，还可以定得更细、更具体一点，但有这几条也就差不多了，各单位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灵活掌握。 停电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很小。特别是在那些不怎么停电的重要单位的人眼里，你老提这件事是小家子气；你拿这事儿作文章是无聊；你在这里胡啰啰的功夫不会到有关部门反映反映？麻烦在于，你无处反映，你没有对手。 你到电业部门去反映？他有难处：现在我们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如今空调、电暖器那么多，而一台电暖器相当于十个家庭照明、彩电、冰箱的用电量，你总不能停医院、电台、电视台的电吧？人命关天的事，你给他停了电他正做着手术死了人你负责？你负不起。你动员用电暖器的停下来？他有委屈：好不容易节衣缩食攒钱买了台这玩意儿，你不让我们用，将我们家的老人孩子冻感冒了你给我们负担医疗费？你家倒是集体供暖了，站着说话不害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况且我们是按电视广告买的呢！你到电视台反映让他们少播电暖器的广告？人家完全按着广告条例办事，有产品合格证、广告许可证，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做广告……你别无选择，只有加强自己修养的份儿了。 老停电老停电，有时还停得没有规律，像我这种用电脑写作的人就让它治毁了。打着打着字，一下子停电了，打了半天字等于没打，丢了。所以我处用电脑的人见了面不问别的，就问又丢了多少字？如同一般人见面问吃饭没有、文化人儿见面问离婚了没有一样。当然可以打一句存一句，问题是搞写作的人总有个非常投入甚至忘乎所以的时候吧？而这时打出来的东西往往还最精彩，它那么不客气地给你弄丢了，你再重打的时候就不是那回事儿了，找不着感觉了。我像大多数人家一样，也买了个稳压器。可它只管调压不管停电的问题，在不停电的时候才热闹哩，那玩意儿自动地就发出砸核桃或说莲花落打骨板似的声响，整得你心神不宁、烦躁不安，你觉得不停电还不如停了好。遂作《停电之歌》以颂之：停电好噢停电好，停电修养能提高；不生气来不骂娘，心里坦然免烦躁。只要电暖器厂效益好，广大民众不感冒，电灯不亮咱点蜡烛，电脑不灵咱用手抄…… 社交背景 之所以想起这么个词儿，是基于以下的事实：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挨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的坑是不是？ 挨熟人的坑比较好理解，你可能哪个地方或什么时候有意无意得罪过他，坑你一下，他能得到一点心理平衡。 挨陌生人的坑就不怎么好理解了，你不跟他共事，也没有别的机会得罪他，你查查他的家庭出身也不是以全人类为敌的主儿，他本人也不是小商小贩，不坑你他得不到利润，可他为何还要坑你呢？ 这多半就与他的社交背景有关系了。你没得罪张三，但可能得罪过李四，李四跟张三是朋友，那就不妨坑你一下，以给朋友出出气。 而张三与李四的社交背景你并不了解，那就会产生以上的疑问了。社交背景这个词儿，挺新鲜，但不难懂。 过去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差不多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从前讲家庭出身，现在就要讲一点社交背景。你本人及家庭都不复杂，但你的社交背景有问题，照样不跟你交朋友、谈恋爱。 过去讲家庭出身不对，现在讲社交背景还看不出错在什么地方。反正我是看重这个的，你不讲我讲。 当然讲社交背景不是唯背景论，有许多时候社交背景也是可以变换的。 现在想来，一些老提法，其用意和动机都是好的，但由于其大而无当或者不通俗，其社会效益往往不是很明显，比方大公无私和人文精神。 大公无私的提法我认为是很好的，它对纯洁思想、净化灵魂、促进社会公共事业，都有着了不起的意义。 但由于它本身的提法不是很科学，太绝对，或者具体做起来，讲这个的人光让别人大公无私，而他自己却光私不公，加之我们的物质文明还没跟上去，就容易让人钻空子，乃至全盘否定。 人文精神的讨论，我认为也是有意义的，它对恢复乃至重建民族精神、传统美德、良心道德、人格国格都不无益处。 但由于它的不通俗、学术味儿太浓，一般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然更不理解，甚至以为只是文人的事儿，成不了公众的话题，也就很难产生大的影响。 一些大提法，像安定团结了，精神文明了，五讲四美三热爱了等等，都是为了净化和优化社会环境的。 但社会是多么复杂！你这里讲廉政，他那里以搞市场经济为名，照样行贿受贿；你两个文明一起抓，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他那里还照样犯罪。 作为单个的人，在对大的社会环境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讲一点社交背景，有助于个人及家人的修身养性，至少少惹麻烦。 社交背景是个小提法，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也都在讲了，你让自己的孩子别跟坏孩子打交道就是。 当然还不仅仅是指这种情况，你是个工薪阶层，就没必要在大款儿大腕儿堆儿里掺和；你是平民百姓，也不必要在名人圈子里转悠。 那样的社交背景，只能满足你的虚荣，而别无任何实质的意义。几年前，看过孙犁先生的一篇谈 “头题”的文章，其最后一句话就是：以后再也不跟名人掺和了（大意如此）。 孙犁先生尚且如此，何况我等？ 工作氛围 一个人在单位工作，不管这单位是铁饭碗的机关，还是泥饭碗的公司，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几乎与待遇同等重要的就是工作氛围了。工作氛围很好，但发不上工资，当然留不住人；可你待遇不低，但周围的工作和社交环境跟三国似的，时刻琢磨着开展公开的或地下的斗争；算计和防备着坑人或挨坑，那有多累人？ 断断续续地看《三国演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这个。你瞧这个曹操是多么地不容易，他那么重视人才，可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坑他、算计他！最厉害的三个军师，要么跟他公开干，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给他出个馊主意什么的。也多亏天不灭曹，最后还是留了一条生路给他。当然，这与他的不义与狡诈也有关，而且重点坑他、算计他的人，也都不跟他一个“单位”。若是他本单位的人再那么整，他算彻底没治了。 几年前，看过一则报道，说是某厂厂长学《三国演义》并学以致用，使企业起死回生。就不知那厂长学三国是搞管理还是搞营销？只他一个人学还是他厂里的人都学？若是学刘备三顾茅芦、招贤纳士还说得过去，但重要的是把他们招来之后怎么办。你再用三国来制约他？另外也不光你一个人学三国，你招来的人也在那里活学活用，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偶尔再来它个美人计跟厂长胡啰啰儿一番，那工作氛围就热闹了。刘备那里工作氛围好，是以他本人的义字当先、用人不疑和诸葛亮治军既纪律严明，又宽容大度作前提的，而不是看他多么有计谋。若是诸葛亮小肚鸡肠，老记着自己出山时那哥俩对他多有不恭之处还跟他瞪眼什么的，再利用工作之便略施小计报复他们一下，那也不会宽松和谐、心悦诚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可见一个单位的工作氛围好不好，首先与那里的领导有关。 作为一般的职工也有个适应工作环境、创造良好氛围的问题。生活中，经常看见一些同志特别是有点文化的年轻朋友老想让环境适应他，而从不想自己该如何适应和改造环境。稍不顺心或顺眼就忙调动。须知调动也跟离婚一样，也容易上瘾或成习惯的，我有一个小朋友离了两次婚、调了三个单位，还是不满意，最后寻思寻思还是原来的单位好。让我们再回到三国上去，诸葛亮的气质与层次，我估计很少有人能与他进行平等的交流，但他整天要跟张飞之流打交道，跟他交朋友。小说或电视中的张飞说起话来能之乎者也，生活中的张飞大概层次高不到哪里去，他要说错话，写错别字，甚至不能作报告，你给他写了稿子他说不定还念错了，但他是特别能战斗的有功之臣，所以一定要适应他，既跟他交朋友，还要委以重任。 当然喽，在为人处事、业务能力和社交水平上层次稍低点的，也要逐步提高自己，要不人家也烦。某日与朋友一起到某单位采访，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遇见两帮去办事儿的。其中两位穿着某个行业的标志服，在那里啰啰儿了二十多分钟，方知是向该单位要一种纪念币。那人为了跟具体办事儿的套近乎，先是夸赞他的家乡：过去穷得要命，现在可了不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连续介绍了六个晚上（实际是五晚上）；那里的人也热情，他儿子去年去实习，“到了个什么庄来着？昨天电视上刚介绍的那个？好家伙，庄上的领导还请他们哈（喝）酒，电视台跟着，嗯……”尔后即说，“你们那种纪念币听说不孬？还有吧？主要是好（读四声）这、这玩意儿，想收藏收藏，花钱买也行。”那具体办事儿的去给他们拿的时候，其中一个跟另一个说：“怎么样？我说能给你弄来就给你弄来了吧？还不信！”待他二位走了之后，那具体办事儿的就说：操，什么层次，要让我跟他共事，半天就烦了，赶快打发走了算完！ 工作的关系，偶尔到过一些大机关或小机关。你发现机关越大，那里的工作越有秩序，门不难进，脸不难看，事儿还好办。你觉得那里的工作氛围真好。而某些机关越小，它那个衙门作风越厉害。待具体办起事儿来，他以额外地给你增加些麻烦和不愉快为能事，怎么多跑腿他怎么让你干，一不小心他还会说你态度不好。这样的单位，它自身的工作氛围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自己不愉快，哪有好脸子给你看？ 有一个好的工作氛围，也是人生之一件幸事。 美丽的主持 电视的先声夺人，报纸的铺天盖地，我们很少听有线或无线的广播了。一出差，方知听这玩意儿的还大有人在，比方面的和轿车司机。近日搭轿车至某地，竟随着那司机听了一路的广播，台是济南经济电台。 这一听，哎，还真不错，节目办得挺活。活就活在听众能直接参与，他那里直播着，你这里可以就有关的话题直接打电话过去一起讨论；还可就衣食住行、求医问药、婚恋嫁娶等诸多难题向他们求教，他们一般都能认真回答，因为有某个方面的专家做嘉宾主持，答得也很到位，绝不糊弄人。而且所有的栏目都有主持人，她（他）们的声音大都很亲切、很平易、很甜美，也很有耐心。有些打电话进去的或因事先没想好，或不善于口头表达，或因所问的内容羞于启齿，说出话来往往结结巴巴，甚至让人不得要领，她还能循循善诱，猜出你想表达的意思，说出你要说的话。又让你觉得她们很有层次、很有教养，她与你是在平等地交流，完全没有教训或嘲讽人的口吻。 我便知道，广播节目原来还可以这么办。 我也干过广播，我曾在我家乡的广播站干过六年编播组长。我比较重视播音这个行当，我曾说过，编辑好找，播音员难寻，不是所有会说普通话的人都能当播音员的，他们的音质、音量、音色几乎与生俱来，你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达到。我们也常常以“党的喉舌”为由，要求他们播出音来像夏青一样庄重，像葛兰那样清脆，像虹云一样嘹亮，像方明那样雄浑。学来学去，即千篇一律，千人一腔，庄重是庄重了，雄浑也雄浑了，却不再亲切、不再平易了。你觉得他永远在那里板着面孔踞高临下地教训人。如果要说如今广播节目之变化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平易了，亲切了，与普通百姓贴得更近了。 所以，还是设主持人好。 主持人的出现，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忽拉一下就涌出这么多！电视的，报纸的，电台的，而且个顶个的美丽、大方、青春、潇洒，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这也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我们不乏主持人。 我在一篇小文里曾提到，主持人的行当是聪明人的事业，是有学问的人干的，你会闭着眼睛唱歌、只用一根腿站着写文章，但不一定能当主持人。我在这里重复地说一下的时候，就不再有讽刺的意味儿。你跟她（他）们啦呱，她们一口一个板块儿“，一口一个”制作，哎，很专业；再一了解，还都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有的干脆就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很有学问。真的，这是个崭新的需要综合性的学问、修养和气质的行当，跟过去的播音员念稿子完全是两个概念。 前不久，有幸做了一次济南经济电台“三味书屋”“板块儿”的嘉宾主持。主持小姐当然就如我上面所说，所有好主持人的特点她都具备，重要的是她还从容。她在那里直播，手头仅有一个简单的要我回答问题的提纲，她自己却没有半点文字的东西，完全靠临场发挥，而且发挥得还很内行、很到位。你同时还能感觉到她在引着你走的过程当中对你默默地关照，不给你出难题，不令你尴尬，有好说的话留给你说，不抢戏。她下班的时候，就挎着个小塑料篮子，里面装着些唱片、书籍之类，如同农村姑娘赶集上店似的，嘻嘻哈哈、蹦蹦哒哒，别有一番清新纯净的韵味儿。 ……你就觉得主持人这个工作真美丽啊！当然喽，主持人的本身也是很美、美丽的了。 让人放心的人 你家有上晚自习的女孩子吗？或者你新婚不久的爱人上个夜班什么的？ 这时候，作为一个男子汉，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非你莫属、当仁不让的：接她们。 黑影幢幢，万籁俱寂，有两个醉鬼在街上蹒跚并企图跟你纠缠，路旁的树影里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向你窥视或亮了一下刀子，此时你作何感想？ 相反，如果迎面过来的是两个巡警呢？哪怕其中的一个巡警前两天还训过你或罚过你的款，你都会觉得他们是最让你放心的人了吧？ 印象中的各类警察，好像特别能训人，永远板着个 “公安面孔”；有时候说不定还会与他们发生点不愉快，比方你去落个户口他没完没了地盘问甚至跟你牛皮烘烘了；你骑自行车闯了红灯他罚你的款甚至把你的车子给扣了，你觉得他们态度不好，甚至说人家没什么文化。 可过后仔细想一想，假如他不这么做会怎样？你闯了红灯，他还要笑嘻嘻地鼓励你：嗯，闯得好，下次再闯得狠一点儿，往车上撞——你就高兴了？ 你在马路当间儿让各种噪音折磨上半天试试？我这么说，不是故意跟你抬闲杠或巴结他们，而是强调任何秩序及规章制度都有着它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非严厉一点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将态度很好地办坏事与态度不好地办好事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还是喜欢后者。 当然喽，态度问题也是应该注意的喽，特别那些公安部门的 “外围组织”，比方专管负责吐痰和扔烟头罚款事宜的同志们，你罚款罚就是了，没必要拽人家的脖领子。 将好事办好，办完了还要让人家觉得愉快，那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就更高了。 走在大街上，偶尔会看见一句口号，叫 “有困难找警察”。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口号。它告诉你有了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可以找他们，而当你有了好事儿趾高气扬的时候则不必找他们。 他们许多的好品质也确实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才显示出来的。生活的一隅或多隅仍然不太平，甚至坏人当道、丑恶肆虐。 善良的人们忧心如焚，正人君子们却在那里喊宽容、讲理解。这时候真正办真事儿，伸张正义的还是我们的警察。 每念及此我就觉得他们是特别可爱、特别让人放心的人。曾采访过临沂市兰山路派出所的同志们，他们所辖区域有五大专业批发市场，来自二十个省、一百二十一个市县的两万多人在这里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日流动人员十万多，是一个经济繁荣发达、治安状况复杂的特殊地区。 但兰山路派出所的同志们实行全天候治安巡逻，同时加强了技术防范措施，不仅确保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开展，也使该地区居民格外有了安全感。 一些经常上夜班的女同志称他们所辖区域是 “市场经济的解放区”，上级主关部门则称他们是 “市场卫士”。与他们交谈，你觉得他们团结而不失活泼，严谨而不失可爱，很好地体现了***同志的题词精神：加强公安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 职业和习惯的原因，我不能像一般劳动者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要经常熬夜。 有时心血来潮，还会于深更半夜出去转一圈，偶尔会遇见些巡警同志，望着他们年轻的面孔和警惕的眼睛，真想问一声：你好，警察朋友？ 优雅的指挥 将城市比做一个海是确切的，那是人海、商海；我们说“下海”，一般都在城市下，很少有到农村下海的。将马路比做一条河是确切的，那是人流、车流。那么海中之岛或河中之岛是什么呢？是十字路口的交通亭，是马路中间儿的安全岛。 第一次见安全岛，是“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在北京的长安街。咱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进京城，第一次看见那么宽的马路、那么多的车；你甚至不懂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是干什么的，也看不懂交警们的手势。你若在不是十字路口的地方到马路对面去能把你愁死。你走着走着，如潮似涌的车流过来了，哎，马路的中间有两块红白相间的半圆形的东西，上边写着“安全岛”，你情急之中赶快躲进去了，放心了。你觉得这安全岛是专为咱乡下人设的，城里人想得真细。 那时的交警态度真好，他知道你是乡下人，你偶尔违犯了交通规则，他也不跟你耍态度，也没有罚款这一说；他们几乎又是一座城市的活地图，你甚至跟他打听一个非常偏僻非常没有知名度的地方他也能知道…… 可有些年头儿，交警们的形象差点了。他动不动要罚你的款、扣你的车；你跟他打听个地方他要么不知道，要么跟你牛皮烘烘；他咋呼“理解万岁”光让你理解他他却不怎么理解你。我还曾写文章为他们的态度不好辩解：你闯了红灯，让他笑嘻嘻地鼓励你，嗯，闯得好，下次再闯得狠一点儿，往车上闯，你就高兴了？你站在马路当间儿让各种噪音折磨上半天试试？我甚至还说如果将态度很好地办坏事与态度不好地办好事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还是喜欢后者。——这有点强词夺理了，人家也可以补上一句：你干吗不能态度很好地办好事、将好事办好呢？ 现在好了，现在济南交警的形象好了。 我于爬格子的间隙偶尔会到大街遛一圈，蓦地发现交警们站的那个红白相间的圆台子很像一个乐池的指挥台，而交警就是一支乐队的指挥。他们的动作很优雅、很规范、很果敢、透着一股威严与朝气，看上去让人很愉快。 而且几乎所有的交通亭上都挂着当天的天气预报，交警们的面孔也个个年轻漂亮，警容严整，举止文明，态度和蔼，很有素质。一打听，几乎全是警校毕业的。——怪不得呢！ 广播上说，有一个很犟的乡下老大爷逆向骑车，一位年轻交警为了让他停住，向他打了几十个敬礼，博得了在场群众的热烈掌声；报纸上说，一位年轻交警在岗位肚子疼，可仍不失风度地在那里指挥，待坚持下来，全身的衣服都让虚汗渗透了…… 我也偶尔打打“面的”什么的，发现他们的车头上挂着“向交警致敬”的字样，我私下曾想可有巴结之嫌？一问，哎，还真是发自心底的祝愿。 因了交警们的出色，泉城济南真的美丽了许多。 清晨，我又到马路上散步去了。太阳还未出，人流却如潮，年轻的交警在岗位上熟练地工作着，心里油然而生敬意，你觉得交警的工作也可以是优雅的。 好的和比较好的 寂寞或无聊的时候，我喜欢逮着两句话或歌翻来复去的地说、唱。有那么年把儿，我喜欢唱“知道不对就好办，就怕是私字迷住了你的眼”。隔一会儿就来上那么一遍，哎，挺好玩儿，有时还能把自己逗笑了。又有一段，我喜欢说“形势就这么个形势，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作报告似的，也不错；最近一个时期，我就爱啰啰儿“好的，和比较好的”。与几个朋友一起出发了一段，没过两天，他们说这个也上瘾了，过一会儿就来上一句：“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时，一定要在“好的”后面停顿一下；也可分开说，这会儿说好的，过会儿再说比较好的。 这时候，我便寻思：逮着自以为好玩儿的话没完没了地重复，以此来愉悦一下自己，是我一个人的毛病，还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为何要说这两句而不说那两句？ 后一打听，方知不少人都这样，特别是那些性格外向而又略感寂寞的人。 也有另外的情况，比方你去参加个时间为两天以上的会，会下朋友相聚，绝对会产生一种纯娱乐性的会外主题，你很可能就逮着这个主题反来复去地啰啰儿。有时情不自禁，在公开场合也来上两句，往往就出来点喜剧效果，另一些不知底细的人说不定还会打听：“怎么个精神？什么典故？” 有时重复的内容与当时的小气候和个人的心情也有关。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个资深首长，隔那么一段，他就在办公楼旁的小树林里一个人唱“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只唱这两句，音调有点压抑。后来我就听他的秘书说，你若听见他唱那个，绝对是刚开过常委会，而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他是以此约束和克制自己呢，他过去脾气挺暴不是？”你就觉得，再大的首长他也会不痛快，也得找个方式发泄发泄。 我的重复则不是为了发泄，而纯粹是一种模仿和自娱。比方那个“形势就这么个形势，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乍听上去，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其实，我是听人家说的，当时觉得挺好玩儿，就模仿了那么一段。后仔细一琢磨，觉得这话在好多场合都可以说，其意味儿完全由彼时彼地的语言环境来决定。人家介绍了一番大好形势，你说，嗯，形势就这么个形势了，有肯定的意思；人家说了个不怎么好的事情，你说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了，则有“既然发生了，又无可挽回，那就随它的便去吧”的意味儿，用作一般性的应酬或自娱都可。 “好的，和比较好的”，则是一个故事。还是在部队的时候，有个政治部副主任就喜欢说这玩意儿。那家伙让“**”整怕了，由原来很坚持原则的个同志变成了个老滑头，什么好事儿都想沾，什么责任也不想负，哪怕出一点小事儿，他都会躲得远远的，甚至不惜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跟他说任何事儿他都要来这一套：好的，和比较好的。有一次有位同志的父亲病故了，来电报让他回去，他去找副主任请假。他说收到封电报，副主任说好的，他说我父亲病故了，副主任说比较好的；我请假，好的；十天半月的回不来，比较好的。那同志生了气，且知副主任一贯不负责任的个主儿，二十天的假，他在家住了一个月。回来之后副主任问他，哎，你怎么超假呢？他说，你不是同意了吗？我说十天加半月回不来，你不是说好的吗？那副主任寻思寻思可能这么说过的，若是追究起来，说不清楚，别把事儿闹大了，遂嘟哝了一声“好的”拉倒了。 我以此来自娱，当然是想起了那副主任；另外，看看当前的形势及自己的心态，也确实该说好的和比较好的。 想起了那年闹春耕 最具时令性的活动就是农事了，所有的节气或传统节日都与农事有关。 你比方春节一过，你这里还沉浸在节日气氛或一种无名的失落中，农民兄弟们却已经准备着闹春耕了，忙着拾掇农具、起猪圈倒粪肥、筹划种子那一套，他来不及失落。 闹春耕这个词儿，给人一个节日延续的感觉。关键在一个闹字。它让你想起诸多集体劳动的场面。 一辆运化肥的汽车从面前过，竟无端地想起了那年在东北闹春耕。具体是那一年来着忘记了，那年整个一个冬天，我独自在辽西的一个偏僻山村搞 “斗批改”，春节也是在那里过的，——噢，想起来了，是陈永贵刚当中央委员的那一年呢，那就是1969或1970年定了。 那年的冬天陈永贵携郭凤莲等人至辽宁检查工作，辽宁省***开大会让其作报告。 主持会议的一个***副主任见来的这些人全是大寨大队的，忽略了或没意识到陈永贵已是中央首长，他主持会议的时候就说是，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来我省传经送宝。 永贵同志虽是农民出身，却大事不糊涂，遂不悦，上来就说，我不是来这儿传经送宝的，我是代表中央来视察工作的。 接着就把辽宁人狠狠讽刺了一顿，说辽宁人多么懒，整个冬天不干活在那里 “猫冬”；学大寨搞教条主义，大寨修梯田是因为地处山区，他不修没办法，你这里全是平原却也要修梯田，好好的些地你拉上些石头在那里垒地堰，纯是劳民伤财，好地让你们种瞎了，你用垒地堰的工夫干嘛不搞搞深翻……那时候，凡是中央首长的讲话都要印成文件让下边传达贯彻，他这个讲话就一直传达到生产队长一级。 我在那个小山村里也是反复学习了的，我现在所复述的大体精神就大差不离，你让我摁手印我也敢。 讲话一传达，所有的农村就动起来了，修大寨田的修大寨田，搞深翻的搞深翻。 真正是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的。我所在的村因为大部分是山地，根据公社的安排就主要是修地堰和挖鱼鳞穴。 那时候，无论干什么，都时兴大兵团作战，也十分重视舆论工作。一干活，就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大喇叭里歌声飞扬。 我便知道，这里的人吃得不怎么样，但穿得都不差，特别重视帽子。他可以吃高梁米就咸菜，但帽子一般都很高级，起码是狗皮的，有的甚至还是狐狸皮的。 干起活来，他可以将棉袄随便一扔，但帽子却放得很仔细，一个个都板板整整地放到身旁的干净石头上。 你站在山顶上往下一看，就像趴着一群毛色各异的野兔似的，很别致。 我所在的村里有个知青点，我即领着他们搞宣传，写广播稿，编好人好事儿的节目。 那帮知青真是多才多艺，个个能拉会唱，有好几个男女知青能将一只脚板得跟脑袋一样齐。 在下雪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到饲养棚去铡马草。铡马草这个活儿，最容易让男女青年沟通思想加深感情了。 你这里续着马草，某个节目演得不错的女孩子在旁边那么一起一落地摁铡刀，脸儿红红，辫子飞舞，她嘻嘻哩哩地说一个当地非常流行的谜底是铡草但谜面不怎么文明的谜语让你猜，听上去还有点双关语的意味儿，那是一种什么气氛？ 你很容易就会夸赞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了吧？整个一个 “去冬今春”（那时候我们喜欢说这个词儿，动不动就来上一句去冬今春），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开会搞 “斗批改”，白天上山修大寨田；所谓晚上抓革命，白天促生产。很忙、很累，但很充实。 你觉得你是在直接从事粮棉油生产，农村里面无论革命多么紧张，但生产基本上没耽误，喊是喊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干起来还是以粮为纲。 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别的你尽可以随便折腾。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啰啰儿闹春耕这件事儿，不仅仅是为了回忆，也不仅仅是说话和写文章的需要，而是我于年前下乡采访的过程当中听到一个说法，叫 “丢了责任田，各赚各的钱”；我也确实发现某些农村里面，很不重视种田这件事。 作为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如果不把粮食问题抓得很紧，确实是危险的、可怕的。 当然，这件事自会有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去考虑，我这里仅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一番关于春耕的重要和美好。 但愿它不是多余的。 预演审讯——只能看不能演的剧本 （小注：现在我们知道，一些著名的以及比较伟大的作家原来都是写过剧本的，郭沫若、老舍、赵树理、汪曾祺什么的就甭说了，连鲁迅、孙犁也写过，后者写的还是电影剧本。他二位的剧本没见演过，我估计也不好演，关键是他们太有学问，且语言讲究。而有些语言是只能看不能说的，一说出来就走味儿了，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语言。你比方鲁迅先生的《过客》中，那一位客人这么说话：“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我有这样的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这样的对白，你就是天才或功勋演员，也未必能说得上口；观众全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也未必能完全听懂。这种剧本只能当作小说读，你可以看成是剧本式的小说。前段应一位剧作家朋友之邀，写了个类似戏剧小品的东西，他看过之后说是不能演，当然不是因为太有学问或语言问题，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不是以此标明自己著名和比较伟大，而只是作为一种经历：我写过剧本了。） 时间：近年 人物：股长——四十来岁，一副乡镇干部的打扮，比方穿着西服戴着解放帽什么的，看上去没什么文化。 李四——一个农村里边的小秀才式的人物，比方他上衣兜儿上别着钢笔什么的。 景：一个普普通通的看上去像个乡镇一级的办公室，这到底是个什么机关，我们不必管它。 幕布拉开的时候，股长正坐在办公桌前不熟练地翻着一本字典—— 股长（嘟嚷着）：喝——喂——贿，受贿的贿，这个贿字在哪儿来着？（翻了一会儿没翻着，伸个懒腰，自嘲地）嗬，还说我受贿呢，我连受贿的贿字是什么模样儿都没见过，怎么受？当然喽，吃吃喝喝的事情是难免的喽，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只要“喝酒别喝多，打牌别赌博，跳舞别乱摸、收礼别勒索”就是好干部？嗯，党和人民是越来越宽容了，嘿，那个纪委书记还认了真呢！工资都发不上还胡啰啰儿呢！让我写检查，没门儿！（说着把字典一甩——） 李四（上场，提着一个网兜儿，里面当然就是高档的烟酒之类）：嗬，这是跟谁较劲呢股长？ 股长（不耐烦地）：去去去——（一回头）噢，李四呀，（猛然发现他的网兜儿，惊慌地——）哎，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把我放到火炉上烤吗？ 李四：不要紧，没人看见。 股长：你们哪，连个礼都不会送，还搞市场经济呢！老老实实地搞你的粮食生产去吧。 李四（嘻嘻地）：您刚才是跟谁较劲呢？ 股长：写检查，都是你们这些人让我犯的错误，提溜个一瓶酒两条烟的来胡啰啰儿，不收呢，你下不来台，收了呢，那就是行贿受贿，哎，那个行贿受贿的贿字怎么写来着？ 李四：一个宝贝的贝字，一个有字，合起来就是宝贝大大的有。 股长：看来，这个领导干部还就得讲个知识化年轻化呀，要不，犯了错误连个检查也不会写。 李四（讨好地）：像您这么好的干部怎么能让您写检查？您知道群众都怎么说？ 股长：怎么说？ 李四：群众都说，别看着张股长像个酒晕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八个小时睡着，十六个小时醉着，实际上他是大智若愚，工作有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懂得辩证法。 股长（掩饰不住地得意）：什么愚？ 李四：大智若愚，就是看着不聪明，实际上怪聪明。 股长：嗯，这个词儿好，怎么编的来，看着不聪明，实际上怪聪明。可谁不聪明呢？如今的聪明人真是多，你到大街上看看吧，一个个全是智慧的脑瓜儿，人人都能当经理，个个都想当明星，你要找个傻瓜比找个天才还要难。哎，你好像有点学问似的，你帮我把这个检查写写怎么样？ 李四：好。 股长：坐、坐。 （李四坐到股长的座位上，做思考状） 股长（热情地）：你先说说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李四：实际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是那个、那个……啊？上回跟您说过不是？ 股长：嗯，那个事儿还不好办哩！ 李四：能办说不能办，这就叫水平，最后一下办成了，给我一个惊喜？ 股长：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这个小气、气候，如今干部们的工资都发不上，你怎么可以顶风上？当然喽，你那里的实际困难也是应该照顾的喽，这事儿过后再研究好吧？ 李四：好，开头儿写“敬爱的乡党委”？ 股长：写那个敬爱的干嘛，这又不是给个人写信，检查是具有公函性质的东西懂吧？ 李四：那你说说，你都受了些什么贿。 股长：好，那回是十月初几来着，正好我老婆过生日呢，老婆的生日无所谓的事儿，过不过的问题不大，小刘麻儿要是不提我还忘了，噢，想起来了，十月初九，古历十月初九，嗯，那天晚上正吃着饭，小刘麻儿就来了，吃饭是喝面条，我老婆也没吭声，后来我寻思她是在做长寿面呢！她是自己悄悄地过生日呢！这娘们儿！看着平时八脚踢不出个屁来，实际上还有点大智若、若愚…… 李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哎、哎，我说你能不能简练一点儿，突出一下重点？你这个股长是怎么当的？说起话来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人不得要领？ 股长：好，正喝着面条小刘麻儿就来了，就提溜了一包东西，烟酒糖茶还有布料儿，把我老婆感动坏了，你道小刘麻儿是谁？ 李四：谁？ 股长：我舅子。 李四（不悦地）：我看你纯是在这里胡啰啰儿呀！这算什么行贿受贿？ 股长：关键是他办了个烟酒糖茶门市部，我老婆一感动，我就把他两个月的税给免了。 李四：嗯，虽然是个错误，可也在情理之中，款项不大吧？ 股长：不大，几百块钱的事儿。 李四：到底是几百呀？ 股长：你就写三百。 李四：好，还有呢？ 股长：上回，那个卖牛肉的曹大头给我送了十斤牛肉，还有两根牛鞭—— 李四（嘻嘻地）：吃了管用吧？ 股长：你这个同志，缺乏个严肃性呢！ 李四：那你接着说，别避重就轻，挖干的。 股长：我想想…… 李四：在男女关系方面就没点事儿？ 股长：胡啰啰儿呢，咱哪能有那个！我身、身体不好，嗯。 李四：那你好好想想，就这么点事儿，大概不会让你写检查。 股长：干脆直说了吧，三宝官庄的那个王经理送我老婆一条金项链，南流泉的李厂长送我一台录相机，三十里铺承包希望小学的校舍改造我拿了五千块钱回扣…… 李四（气呼呼地）：建希望小学你也拿回扣？ 股长（笑嘻嘻地）：所以就是个错误麻，要写检查嘛，那个作家怎么说来着？“小酒壶那么一端，小酒盅那么一捏，小错误那么一犯，小检查那么一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是不是？ 李四：你严肃点，什么神仙过的日子！（情不自禁地走过去，踢踢股长的腿）你站好、站好！继续交待问题！ 股长（下意识地站好，做挨斗状）：好、好，上回到省城出发，遇见个老乡在那里推销敌棉灵，这种药挺紧俏不是？我就把他给领来了，看着怪面善怪老实的个人，谁寻思他卖的是假药来着，结果就让他坑了一家伙！ 李四（气愤地）：那个卖假药的原来是你介绍来的呀？你能白介绍？ 股长：操他的，那家伙还是个老抠腚，就送了我一条电褥子！ 李四：你算什么东西！ 股长：（嗫嚅着）：不是东西、不是东西，嗯（突然醒悟）哎，你干嘛？你不是替我写检查吗？怎么搞成了审讯？ 李四：对，审讯！在这里审讯还不够，该挪个地方了，你算什么东西，让我替你写检查？（说完愤愤地走下台，刚走出几步又回来，将他提溜来的东西拿走了。） 股长（愣愣地，自嘲道）：这是怎么了？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出实话来了呢！ （闭幕） 构思小品 剧作家朋友w君经常为电视台的文艺晚会撰稿，有时还为春节晚会撰稿，属大腕儿级人物。某日w君心血来潮，想提拔重用我一下，约我写个小品。他于电话中说，你的语言特别幽默，写那个准行。我笑笑说，那，我不就堕落了吗？他遂不悦，言道，这是什么话！就你们写小说的高尚？我即解释道，一句戏言耳，开玩笑的，非是不想也，实乃不能也，你看着好像行，其实是不行，隔行如隔山嘛，对吧？他仍不依不饶，命令道：这是借口，你马上给我构思一个！现在？现在。他那儿听着电话，你也不知他旁边儿还有何人，他们商量好了要考考咱的才气也说不定的。我之小虚荣即上来了，遂一边瞎编一边啰啰儿： ——有个没什么文化却又行贿受贿的人要一个乡村小秀才帮他写检查，那小秀才开始写得挺带劲儿，还跟那人开玩笑什么的，可写着写着他不写了。 电话那头儿问：为何？ ——他受贿太多呗，建希望小学他也拿回扣，那小秀才还有点正义感，遂不干了。这时候，两个人的对话很容易就能写出点彩儿来，而且还有点小深刻，你听，那小秀才说，建希望小学你也拿回扣？你站好、站好（情不自禁地走过去，踢踢那人的腿）！继续交待问题！那人下意识地站好，做挨斗状：好、好，上回到省城出发，遇见个老乡在那里推销敌棉灵，那种药挺紧俏不是？我就把他给领来了，看着怪面善怪老实的个人，谁寻思他卖的是假药来着？结果就让他坑了一家伙。小秀才气愤地，那卖假药儿的原来是你介绍来的呀？你能白介绍？操他的，那家伙还是个老抠腚，就送了我一条电褥子。小秀才骂道，你他妈什么东西！那人嗫嚅着，不是东西、不是东西，嗯，又突然醒悟道，哎，你干嘛？你不是帮我写检查吧，怎么搞成了审讯？那小秀才果敢地，对，审讯！在这里审讯还不够，该挪个地方了，你算什么东西，让我替你写检查？说完愤愤地走下台。那人愣愣地，自嘲道：这是怎么了！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出实话来了呢？这时灯光突然全黑了，完了。 电话那头儿说，你算了，还灯光突然全黑了呢，你这个根本就通不过，小品还是要正面宣传，啊。 ——那我再构思一个：有个小子要筹建个民间的傻瓜学校，他到工商部门去注册，两人在那儿胡啰啰儿，也很容易出色彩。比方这个说，学校是培养知识人才的，你培养些傻瓜出来算怎么个事儿？那个说，聪明人无须乎培养，如今遍地都是聪明人，你随便拽出个人来就有大专以上的文凭，还用得着你来培养？现在社会上什么都不缺了，就是缺傻瓜，你要找一个傻瓜比找一个天才还要难；干事儿也要瞅冷门儿不是？正因为傻瓜缺，我才办这个学校的，再说，有傻子瓜籽、傻瓜相机，就不能有傻瓜学校？我这个学校是不收费的，嗯。 电话那头儿说，你这是讽刺教育改革，反对招生收费，通不过，再来。 如此，我又构思了几个，要么通不过，要么只能看剧本而不能演出。电话那头儿放心了：看来你确实不能写小品，还写小品就是堕落了呢，你想堕落可你会吗？ 咱确实就不会。 后一想，这不就是小品吗？ 我们的生活里不乏小品。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在一次关于儿童文学的研讨会上，宋遂良教授说，儿童文学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只有纯洁的人才能写，也不宜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来写儿童文学。他这么一说，将我原来想好的个话题给吓回去了，轮到我发言的时候遂说了几句别的意思。 我原想说点我对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之管见的。在下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应是小孩能看大人也能看、小孩说好大人也说好的东西。以在下儿时及少年时独立阅读的经验看，我主要读了这么些东西：小学时，看连环画及小动物也能说话的故事（童话、寓言）；高小（即现在的五、六年级）时，看《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长的流水》等；初中时即开看《红楼梦》、《少年维持之烦恼》及“三红”（《红岩》、《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暴风骤雨》、《苦菜花》等。到了高中的前两年（高三的时候不敢看了），什么巴尔扎克了，莫泊桑了，鲁迅了，茅盾了，孙犁了，总之是逮着什么看什么。 我当了父亲之后，给我儿子开列的书目也大都是这些东西。 由此可以看出，就“文学”而言，阅读量最大的是高小及初中阶段。那些小猫小狗的东西，大都是家长给孩子们讲的，自己能独立阅读的实际上很少很少。而《西游记》、《少年维持之烦恼》什么的，算不算儿童文学呢？很少有人这么界定。因此上，我同意海栖兄的意见，将儿童文学的界定稍微宽泛一些，既可以是以儿童的眼光看世界（如《玉卿嫂》），又可以是以大人的眼光看孩子（如父母写孩子、大人忆童年之类的东西）。而且还要把着眼点着重地放到小学四五年级至初中这个年龄段上。他们说好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大人们说好并记忆犹新的东西了。 但宋教授的意见无疑又是对的。不仅写儿童文学的人要纯洁了，写别种样式的人也要纯洁。我的小说都是给大人们看的，我从不让我的儿子看，有时他想帮我看看清样，我也不让他帮。我也不让他看当代其他作家的东西。我也觉得包括我在内的些作家，不是很纯洁了。当然纯洁不纯洁，不是看你写不写情爱、**，而是看你写得美不美、含蓄不含蓄。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非常憧憬保尔跟冬妮亚的那段小爱情，特别保尔将心中的小秘密（偷枪）告诉给冬妮亚的那段，能让少年时的我们产生许多类似的联想……我也没早恋什么的。 纯洁不纯洁，最重要的还是看你宣扬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比较容易分辩黄色的东西，却不容易分辨那些灰色的玩意儿；我们有专门的扫黄机构，却没有扫灰的组织。而“灰”比“黄”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更深远。试想一下：我们的孩子如果从小就读那种嘲笑党和人民，嘲笑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及中华民族的一切美德，嘲笑所有真善美的东西；或者再业余读点阴阳八卦、致富秘诀、股市行情、房产经纪及怎样傍大款、如何逃漏税、房术十八般、求爱三集成之类的东西，他们长大了会如何？ 所以，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只是比较纯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还是有一点写儿童文学的资格的，我也决计做些学写的准备了。 等待的层次与节奏 你与朋友、亲人或者恋人相约于某个时间见面或听电话，对方因故没去或没打；或者干脆就是你的丈夫或妻子晚上喝酒去了，到时候却没回来，甚至就是彻夜未归，你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此时你作何感想？ 此时的心理大抵可分三个层次。一，你首先要开骂：这家伙说话不算话，纯是折腾人，以后不啰啰儿他了；或者以后坚决不让他出去了，等他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二，你生了一阵子气、稍微冷静点之后，开始设身处地：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他一直是个守信用的人，没有特殊情况他不会不去或不打电话的，生病了？外出了？参加紧急会议去了？或者他原来身体就不怎么好呢，有脂肪肝或糖尿病呢，他又是个不经劝的人，在那样的场合，人家三句好话一说，那还不喝它个昏天黑地，一醉方休！若是真醉了睡在那里也还好，可他往往醉死不认半壶酒钱，且知道本人的厉害，硬是挣扎着要回来怎么办？他还骑着自行车呢！他在马路上一扭三道弯儿，即使不跌倒，若让车给撞了呢？如果出了车祸，这会儿有关部门也该到了，电话也快打过来了…… 三、别埋怨他不守信用了，只要别生病或出点什么事儿就好；或者别管他醉不醉了，也别管他睡在哪里了，只要好好地活着回来就好；他是个好同志啊，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过去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待他…… 赶到第二天，与对方见了面或通了电话，或者那人好模好样、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这时，你所有的牵肠挂肚、焦躁不安乃至对人生的感慨、对生与死的感悟、对以往关系的忏悔，全都转化成了愤慨，一鼓脑儿地向对方泼去，于是一场好吵或好打！ 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再照样来一遍。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就在这种爱的等待与折磨中，将日子给打发了。——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失约或喝醉酒的人没有很好地为对方着想。 有时无谓的等待又是由于节奏不对。多年前看过一篇原苏联的小说，说的是一对儿参了军但不在一个部队的恋人，于战斗的间隙约好了要在某时某地见见面。其中一个晚到了一会儿，另一个就在那里瞎分析：嗯，是走错路了，于是就到另一条路上去迎。两人都这么想也都这么做，加之对地形地物不熟悉，结果他二位在几乎是平行的两条路上窜了一晚上还是没见上面。你在旁边儿看着急得了不的，看完了还替他们遗憾，心里怪堵得慌。——他们失之交臂的原因，则是由于太为对方着想。 研究一番等待的层次和节奏是有意思的，它是考验爱与不爱的试金石。如果少了这三个层次，一切都无所谓了，你来就来不来拉倒，或者你醉就醉醉死活该，这就有问题了。那对儿青年军人因为节奏不对，没见上面，但过后仔细一想，你觉得没见上面比见上了面还要爱得真挚、深切。 之所以将类似的小事儿当作话题说，也并非仅是职业的原因，而是由于它的普遍性，几乎每个家庭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是？所以我说，朋友、亲人或者恋人之间，不为对方着想不好，太为对方着想了，效果也不见得好。 一个小栏目的结束语 按照原先“开它半年”的约定，这个[玉堂之说]的小栏目该结束了。 我说过，随笔这玩意儿我是学着写。如同学自行车和下象棋一样，似会非会的时候，还特别来劲儿。我喜欢找水平不如我的人下棋，虽然在棋艺上很难进步，但从中能得到一点小偷悦，仿佛自己真有多高的水平似的；你遇到个牌气急的，他说不定还会跟你急眼，骂骂吱吱，哎，感觉不错。这些东西也是给文学圈儿外的人看的。 重读这半年来的一些东西，我还有点喜欢，因为我比较真诚。 我很看重这个小栏目，甚至超过我的小说创作。我是认真的、不敷衍的。 我是个直人，有啥说啥。我可能不会深刻，但我不矫情。 听到过一些鼓励的话，我有点不踏实：真的有点好吗？这么写行吗？ 著名散文家吕曰生老师说：你以后出集子，如果哪一篇没有，到我那里拿去，我将你这个小栏目里的所有文章都一篇不漏地剪贴下来了。我想那是对后学的关心和抬爱，并非就是真好了。 收到过一些批评性的来信，我真是很感动。恕我在这里引用几段： ……看了您的《吃全羊》，说实在的，我们很失望。文章的前半部分很有感情，也很有情趣，可后半部分您笔头儿一转做起了软广告。特别那个“若吃全羊何处去，玉堂遥指解放路”，您不觉得掉价吗？知名作家为一个小羊肉馆在那里遥指？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名誉，为读者负责。 ——山东教育学院《鲁苑文学社》管文 ……[玉堂之说]中有好多语言都很精彩，像“一分的潇洒是要三分的刻苦加三分的钱财再加三分学识作支撑的”了，“坏女人一般都比好男人会享受”了，“漂亮点的女孩子吹牛能拉赞助”了，这类刘氏语言经常为我的同事们所引用。但您在好几篇文章中对走穴的歌星进行了刻薄的嘲讽，说他们从事的是不诚实劳动，又是“谁喜欢你们，你们就要坑谁”什么的，语言是精彩了，但说得有点过。其实最该讽刺的应是那些穴头，作为歌星，他（她）还是得有点真功夫，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那个功夫应该说还是诚实的。——鲁南制药厂李玉龙。 ……经常在各种报刊上读到您的一些短小的文章，我很喜欢，都一一收存下来。我发现您的这些文章中有一个词使用频率特别高，那就是“啰啰儿”，兴许您很偏爱这个词，也可能是不经意地随手写的，但我总觉得用滥了不太好吧？——兖州矿务局东滩矿综掘工区王健。 我在《朋友相聚》的小文里，曾提到要落实一下李心田老师的建议，办个作家俱乐部的事，结果收到了十几家酒家饭店的来函或电话，表示乐意承办此事。 青年画家曹君还为这个小栏目画了一幅漫画。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了。 特别感谢读者对这个小栏目的关注和宽容。有一回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两个议论这个小栏目的人，一个说，如今什么都兴赞助了，这个玉堂之雪（胶东口音）就是济宁的玉堂酱园赞助的。另一位说，嗯，作者还不定拿了人家的多少好处呢？这起码说明他是注意的。顺便在这里声明一下：[玉堂之说]并不是玉堂酱园赞助的，我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没拿过他们的半点好处，更没吃过他们的咸菜、辣酱或酱油之类。 还感谢“青未了”的编辑为我提供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较固定的园地。 有一些读者朋友可能是真的有点喜欢其中的某些短文了，我也顺便告诉您一下，[玉堂之说]中的大部分文章，差不多都收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玉堂闲话》里面了，届时你所喜欢的短文都会收进去。 我在《开场白》里也说过，绝不等它臭了摊子再收场。 ——现在结束它是适宜的。 我所认识的女编辑们 说来让人起疑心，这些年我大部分作品的责任编辑们几乎全是女的。责任当然不在咱，咱不是因为她们是女的才向她们投稿的，与咱有联系的报刊及出版社里面分管我这部分稿件的责编们恰恰都是女的，你有何办法？ 大略地统计了一下，编过我的稿子的女编辑有三十多位。她们的年龄不等，性情各异，却一律的温暖和有责任心。 说一个人温暖是什么概念？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形象不是很委琐，态度不是很恶劣，神情不是很牛气，与之打交道能感受到一种默默的关照和体贴，当然还有善意的批评和爱护的责备在里面。 她们中最让我尊重的是《上海文学》的钟佩珍大姐。她是在编了我的好几篇稿子之后我才见到她的，那时她已接近退休的年龄，来作协于烟台办的个笔会看稿子。从上海到烟台需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她就买了个硬座儿赶来了。来到即看稿子，看完稿子又接着返回去了。据她自己说，她两次到烟台，却连烟台的海是什么样儿也没见过。她在上海为了帮我买到一件称心如意的休闲服，能陪着我走一整条南京路。她那种跟当地人讨价还价、恨不能用放大镜看衣服针脚儿的劲头儿特别让我过意不去。 最好玩儿的是《鸭绿江》的张颖。那年她来山东约稿子，来电话让我至火车站接她。此前我与她虽有书信联系却从未见过面，遂于电话中约定届时我将拿一本《山东文学》在出站口等她。正那么等着，她来毛遂自荐了。我一看她那个样子即忍俊不禁。她长得倒是挺秀气，关键是她那副眼镜特别好玩儿，那副眼镜的一个镜片碎了，但玻璃还未掉下来，炸纹呈放射状地那么四射着，完全是一粒子弹打到车玻璃上那种效果。她似乎看出我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神情，遂自我嘲解道，北京的公共汽车太挤了，一下子就把我的眼镜给挤掉了，呀挺的又踩了一脚……她还抽烟，抽起烟来一点也不浪费，完全从鼻孔里冒出来。说起话来才知道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鸭绿江》干小说组长。我当时刚在某刊物负了点小责，正是责任心最强的时候，将她安排好即没再陪她。赶到第二天见到她，我问她昨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她说她一个人在市场附近的小酒馆里要了二两散装白酒，买了半斤猪头肉，撮了一顿儿，“我在那里喝酒吃猪头肉，旁边的人就看我，有几个人还在那里瞎分析呢，说是，肯定跟丈夫吵架了，在这里怄气呢！我这副眼镜也确实像刚跟人打过架似的是吧？”我想象着她戴着那样的眼镜，一个人在那里抽烟、喝酒、吃猪头肉的镜头，即哈哈大笑起来。 郇玉华这人也挺有特色。她皮肤较黑，身材清瘦，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笑起来很有节制，永远是小声地那么嘿嘿，我还没见她放声大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也不怎么会说客套话，但能让你感受到她在默默地注视着你。她大概属于慢性子，却比较犟，说出话来斩钉截铁：就这么办，我说了就算了。她要认准的事儿，你想说服她不让她干，大概比较难。她爱人老赵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单位做领导工作，却又非常直爽，一次我与朋友去他们家玩儿，老郇不怎么吭声，老赵怕冷淡了我即滔滔不绝，老郇说他“一晚上就你一个人说话了”时的神情，像责备一个大孩子。老赵送我出来的时候，我问他，你两个平时吵架吧？他说，她那个性子，你想跟她吵也吵不起来！我遂想出一句话：夫妻之间有一方能在家里滔滔不绝的家庭，都是幸福的家庭；若有一方回到家里即在那里看报纸、翻信件，没有说话的欲望了，一般都幸福不到哪里去。——我以此话赠他们。 认识宋强和杜立军，则是因为一件既重要又急迫的写作任务。这二位将公事儿当作自己的私事儿办，深知写作之甘苦，不时地就给你点小关怀，让你觉得不好好干活对不起她们。你同时还能感受到她们对工作胜之愉快的一种从容，既会玩儿又会工作，玩儿起来疯疯癫癫，工作起来拚死拚活，与人交往落落大方，好像没有她们办不到的事，没有她们没见过的世面。她们还会玩一种稍带点刺激性的小游戏，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让你很快消除疲惫及一切烦恼…… 文章写到这份儿上，又已人到中年，不太重视作文本身的事情了，看重的往往是文章之外的事情，那就是：友情。 醉想 人在似醉非醉的时候，是最容易动情的了，有时所想的话题又非常地不合时宜、不合逻辑，真是如梦如幻、如醉如痴。某日与几个朋友在山师大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酒，于似醉非醉中，竟无端地想起了冯中一先生，涌起了一股深深的伤感与歉疚。遂将在座的某同志当成了冯先生，反来复去地向人家表示敬意与谢忱，令人家莫名其妙又尴尬万分。要命的是第二天醒了酒之后，你无法解释，人家又不认识冯先生，再说那样的一个场合，你如此地“意识流”，谁相信、谁理解啊！干脆就承认自己是酒后失态了，是没出息了，对不起啊。 说是无端地想起，又不尽然。在冯先生去世后的大半年里，我每当路过山师大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们曾在那个小酒馆里喝过两次酒；而且那一天我正收到了山师大为出冯先生纪念文集所发的约稿信，我去那儿的路上，还一直在心里嘟嚷：这文章我是要写的，要写的…… 我先前与中一先生不熟，仅是一般地认识。好像是我刚到某刊物负点小责的时候，他的一个研究生也分到了那里。于某次会议上，他遂要我对他的学生多关照。给我一个温和、善良、很体贴人的印象。此后就再没单独打过招呼。 有一个话题是山东文学界都知道，却又是非常不好说的。我先前曾借用《北京人在纽约》上的一句话与朋友开玩笑说，你爱他，让他当作协**；你恨他，也让他当作协**。基于这一点，不管你选不选他，都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谁都知道，作协**的差事不是他情愿和主动要求干的；谁也都知道他太善良，善良到让你觉得得罪他一下不要紧，因而，他这个**当得就不是很顺利。不管他多么宽容与坦荡，他还是要尴尬。而我在选举的某些细节中也是让他尴尬者之一。我在醉酒时之所以对他怀着深深的歉疚，觉得一辈子欠他的，就是指这件事。唯一让我稍微心安一点的是，我在此后与他单独的交谈中，向他表明了我的态度，重复了爱他恨他都不是针对他的那么一种意思，他笑笑说，别说了玉堂，我理解…… 我之所以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面与他有过较频繁的接触，是基于这样一件事：我听朋友说，先生当作协**之后，列了一个重点作家的名单，并打听这些作家住在哪里，他要逐个登门拜访。名单中有我，朋友说，他那么大年纪了，别让他去看你了，你年轻，他又想见你们，干脆你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吧，这样也不失礼不是？我当然就很感动，遂主动给他打了电话。先生真是好热情，语气里透着寂寞的人儿想见熟人的那种渴望与急切。他好象着重说了重振鲁军声威、繁荣山东文学创作的四条措施，并说已经跟作协党组和省委宣传部打招呼了，希望你们能积极配合。他遂后夸奖了几句我在[齐鲁晚报]发的那些小文章，并要我把某篇小文中提到的那个文学沙龙办起来。让你强烈地感受到他急于想为作家和文学办点实事儿的那么一种心情。 说实在的，那个文学沙龙的事情，我当初几乎纯是为了写文章的需要，并没打谱真地要办。另外即使要办，也纯是一个民间活动的小事情，不必劳他费太多的心思。可他真是太关心了，从选择地点，到出席人员名单，到老同志怎么接，他都是那么细心与周到！你在觉得他对行政领导工作不是很熟悉、小心谨慎的同时，格外感受出他那种认真与热心。那次见着他我才发现他还吊着一只胳膊，是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摔的。 我知他是个著名的资深诗评家、学者、教授，原以为他对小说方面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不想他非常熟悉。我们第一次在那个小酒馆里喝酒（他以茶代酒）的时候，说起话来，他对山东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是那么了解，如数家珍的一个个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引用某篇评他们作品的文章中的话。他那样平易，你说一件可笑的事情的时候，他即宽容地看着你，多少有些矜持地笑着。我又感受到一种忘年交甚至是长辈与晚辈间的那样一种亲情。席间，我接过酒馆老板的话茬儿，说到要在他72岁诞辰的时候与朋友一起给他祝寿。后来，我知他是将这话告诉给他的家人了。当我远在上海，朋友电告我先生突然去世，先生的女儿恩大女士一边哭着一边提到玉堂要给父亲办生日酒席的，“可就差几个月，父亲就没捱到……”我在电话那端泪水就哗哗的…… 那个沙龙还是办起来了，他竟预先准备好了讲话稿。席间，他告诉我，记者发消息的时候一定要提团结和繁荣的字样啊；下一次活动的事你再跟心田商量商量；有老先生要去卫生间，他又趴到我耳朵上：你扶他去玉堂…… 此后即逐渐熟了。他好像挺喜欢我的性格，他是于背后说过我人品文品俱佳之类的话的，当面也说过；他也说过其他许多作家的好话，我从没听他说过哪个作家不好的话。他以长者的宽容和学者的严谨，以身作则、一点一滴地做着促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工作。 他对我个人的创作又是那么关心与细心，连外省的报纸上提到我作品名字的文章他都注意到了，尔后再转告给我；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事，他都是那么尽心尽力。有时没办成，他又表示过意不去。 ……可惜的是，我与他相识相交得太晚了，也太短了。 依然是那个小酒馆，依然是老板过来敬酒，但已物是人非。朦胧中，先生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清晰，一只胳膊还吊着，他那么慈祥地看着我，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别说了玉堂……那就不、不说了。 男人的关心：吃药 小时候，看话剧《雷雨》，对里面那个周朴园动不动就让他太太吃药很反感，觉得那是对人的摧残和折磨。他不仅摧残穷人，也摧残自己的亲人。某日，我爱人偶染小疾，我督促她吃药来着，她就烦了，说我是周朴园，别的不会，就知道让人吃药。遂让我对吃药的问题重新反思。 看完了《雷雨》，我们知道，周朴园的太太周蘩漪实际上并没有病，她得的是心病。周朴园的错误在于：她没有病还硬让她吃药。 可你的爱人若真有病呢？请问天下所有的模范丈夫们，你们怎么做？你是不是也得督促她吃药？尔后再说些安慰的话什么的？ 所以我说，吃药是男人的关心。关系越密切，越希望对方吃药。因为你别无高招儿。 安慰的话，好听的话，一般男人都会说。问题是你说得再好听，它不解决问题。你说半天，还得回到吃药上来。 夫妻之间，别的话没有了，见了面就是让对方吃药，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即使不让对方吃药，让她吃饺子，也是不容易讨好的了。 好，暂停一下。请读者诸君将上面的文字再读一遍，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观点能立得住吗？我认为是立得住的，是讲理的。但你的爱人肯定还会有意见。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你将不该说清楚的问题说得太清楚，不该讲道理的时候还在那里讲。她心情不好，你让她吃药她烦，你让她吃饺子她也会烦；另外，你让她吃药时的口气，彼时彼地的语言环境，甚至就是一个眼神等等，都可能是促使她烦的原因。情感的问题是容易说得清楚，讲得道理的吗？ 由此想到家庭气氛和工作氛围的问题。 像我这种专业地坐在家里的人，在一般人眼里或许还挺受羡慕，比方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免受上下班挤公共汽车之苦；想写就写，想休闲就休闲；小工资领着，小稿费挣着，小酒喝着等等，这些都是事实，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弊端，是一般人体会不到也理解不了的，那就是容易将家庭气氛变成工作氛围，使家庭单位化，让你的家人乃至亲戚朋友饱尝“认真”之苦。比方，你的爱人或孩子想跟你撒撒娇，说哪里让蚊子咬了一口，或让刺儿扎了一下，你这里正在理想的天地里展开着想象的翅膀翱翔呢，你一下子没转过弯儿来，来上一句：吃药，吃药，嗯。她烦了，你还在那里强调吃药的重要性，三说两说，就吵起来了。另外，几乎所有的作家，基本上都不怎么会休闲，他无时无刻不在思索，你跟他说个事儿，他很可能就意识流到另一件事儿上去了，心不在焉的样子。久而久之，家庭气氛没了。所以作家里面离婚的多，她即使不跟你离婚，她也绝对发誓：下一辈子坚决不找作家了。 看，问题严重吧？ 看过一篇文章，说毛**在世时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和他的秘书还是护士来着在门口放了一串小鞭儿，看了之后心里就怪不是味儿：他的家人呢？这里除了有关的规定之外，他长年在家里上班，将家庭机关化了，也不能不是个原因。 家庭是个休息、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你若长年专业地坐在家里呢，就会觉得永远在工作，没有休息的时候和地方。所以，我格外渴望出差或外出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在我已不是一个动听的口号了，它已是我生活乃至生命的需要了。 ……本来是说吃药，说着说着说到家庭上来了，可仔细一想，又好像还有点联系，你说是吗？ 写小说像回忆 写随笔像啦呱——答《新闻图片周报》 问：刘老师，从一些报刊的介绍中看到，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连连获得许多省级以上刊物的文学奖，去年又获得很有影响的上海市第二届优秀长中篇小说奖，被文坛称为实力派小说家。因此我们想知道，近年来为什么您的小说如此受欢迎？ 答：我的小说受欢迎吗？我怎么不知道？如果真像你所说，我当然是很高兴的了。其实，近年我得奖不是最多的，省外的不说，单是省内的作家中就有许多得奖大户或专业户，我偶尔得点小奖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实力派”的内涵不是很明晰，我理解是指近年比较能干活、发东西稍微多一点的人。他今天发得多一点就是实力派，他明天发得少了或不发了就不是实力派了。也可能有些读者稍微偏爱一点我的东西，我估计是因为我的小说比较好读。不同的读者会喜欢不同风格的作家，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活得比较累、社交背景不是很清爽，渴望轻松、愉快、温暖、温馨的人，也许稍微喜欢一点我的东西。文学既是精神的家园，生活中缺的东西，那就要多多地给予。 问：听说有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正在把您的作品和赵树理的作品进行比较，可比点肯定是“乡土味”吧？您认为自己是否接受过赵树理的影响？您的作品与赵树理有哪些重要的区别？ 答：这种提法我也听说过、看到过，但我很不安，有被放到火炉上烤的感觉。研究者也许出于一种专业或写文章的需要，你无权制止，但我实在不敢掠大家之誉、名家之美。我当然受过他的影响，我在少年时就看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登记》、《三里湾》等。曾有读者说我的那篇《乡村诗人》简直就是《李有才板话》的翻版。翻版不至于，影响肯定是有。但我不是只受他一个人的影响，我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如果不避讳高攀和牵强附会的话，就民间性、乡土味方面，可能与赵树理有些相似之处。赵树理的作品大都反映终于成了土地的主人的农民走向合作化时的艰难与曲折，如《三里湾》中很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的马多寿、吃不饱等。可历史开了个玩笑，生活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单干时期，我则写了一帮不愿退出生产队的刘玉华们。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的轮回，你无法回避。 就与赵树理作品的区别方面恐怕更多一些。首先我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和表现生活的视角不同。他说“一个革命作家要以主人的态度要求自己，要做生活的主人。”“我写小说，都是我下乡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他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实际的党的农村基层工作者，他更多地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分看待生活，而是以一个农村基层工作者的身分感受和思考生活。我没做过农村基层工作，缺少这种“主人的态度和责任”。 另外，在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解上我们恐怕也不尽相同。在赵树理那里，有一个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刻意塑造的问题；我则不管这一套，我提倡小说要还原生活，不事修饰、不事结构，端一段原汁原味的生活给你看。他注重故事，我注重氛围…… 问：我们感觉赵树理那个时代以及赵树理本人很看重作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你好像也很看重这一点；与一些所谓的先锋派不在乎大众读者的创作态度截然不同，不知我们的判断对不对？ 答：没有哪一个好的作家不在乎与老百姓的关系。先锋派们也在乎，如果不在乎，干嘛大都纷纷转向了？有群众观点，将语言大众化，让老百姓看得懂，恰恰是有学问的表现。你注意过没有？生活中，越是有学问的人，他越说大白话，你也越觉得好接近是不是？倒是那些半吊子、半瓶子醋，整天在那里臭跩，他甚至不能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的始末，表达一个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还在那里玩花样儿呢！事实上，一个真正“土”气的人，你让他写文章，他绝对土不下来；只有很“洋”的人才会土，他洋过了，不屑洋了。这里面也有一个过程和境界的问题。 问：从当前看，作家最能赢得大众的形式是影视，所以很多作家纷纷“触电”了。您对作家“触电”有何看法或想法？ 答：中国的电影特别是电视，是通俗文学与电子媒介相结合的产物。通俗加科学，很容易就能形成一种“霸权”。这种独断性与人们的惰性再一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任何别的样式所无法抗衡的优势。你知道某个电视不好，但由于看这玩意儿无须动脑子，也不担风险，你还是想看。许多作家“触电”，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品位有多高，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目前报刊书籍类的稿酬大大低于影视剧的稿酬，你吭哧吭哧地写一年长篇，还不如人家写一个礼拜的电视，当然有些诱惑力了，再说操作这玩艺也容易一些。十年前，我曾触过一回电，但由于本人的适应性较差等原因，遂发誓不再触了，今后也不想再触。 问：对作家来说，近年赢得大众的另一种形式是散文随笔，一度出现了“散文随笔热”。您对此怎么看？有何预见？ 答：我看近几年出现的“散文随笔热”，不是作家们主动掀起来的，也不是纯文学刊物掀起来的，而是由各类报纸的副刊或扩大版操作起来的，它是前两年“报纸副刊大战”的结果。如今各类报纸之多真是史无前例，都想拉点名家来点“短平快”的东西，而散文随笔是所有文学门类中的轻骑兵，容易贴近甚至能同步地反映生活，最适合报纸的副刊或扩大版使用，你拉他也拉，三拉两拉就热起来了。新闻单位操作文学或艺术的事情，也比较容易“热”。 但会不会一直热下去，很难说。我对怎么叫热，还不是很明确，写得多了叫热？还是读得多了叫热？你写得很多，但净写些风花雪月、小猫小狗的小情小调，能热得起来吗？但它们的前途不会有问题，只要报纸还这么多，副刊还在办，它就会存在下去，它们已经是副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 问：这两年，您的随笔很走红，写得有滋有味，读起来既轻松又让人思索，不知您写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轻松？随笔的写作和小说写作两者中哪一个更投入？写作感受有什么不同？ 答：我说过，我偶尔来点随笔是学着写，同时也为我将来老了写不了大东西的时候做点准备。有一段时间，我写这玩意儿稍多一点，其实是似会非会的表现，但并未真正走红。我无论写什么，都是个永远走不了红的人。什么样的人能走红？站在风头浪尖上的人，比方能创造或领导个新潮流什么的；或者能标新立异的人，比方将中国的现当代作家排排座次了，你说脸上长了疖子不好看，他要说好看得很，简直就是艳若桃花了等等，这两点，我都做不到，我只能远远地遥望着他们。 我写随笔，写的时候轻松，想的时候不轻松，关键是那点意思或味道不好找，常常是众里寻她千百度…… 我写小说当然要比随笔更投入一些，我是靠小说吃饭的。写小说吃饭，写别的玩玩。 感受也不同。就如鲁迅先生所说，我有了小感触就写杂文，有了大感触就写小说。写小说像回忆，写随笔像啦呱…… 问：好像您的很多随笔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水平，对于雅与俗的度，您是怎么把握的呢？ 答：从雅与俗的角度谈随笔，这种提法的本身恐怕值得商榷。小说可以这么说，随笔好像还没听到过这种提法，难道还有雅随笔或俗随笔吗？我在写随笔的时候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有的随笔离生活近，语言大众化一点，或者再多一点情趣，你可能觉得好读或者比较喜欢。有的随笔离生活远，学术气或专业味比较浓，语言再艰涩一点，你可能就不怎么喜欢。这不是个雅与俗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好读的就是俗或雅俗共赏，不好读或读不懂的就是雅？不好这么分的。 我的那些小文章，你之所以有雅俗共赏的感觉，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估计还因为它比较朴实、平易、不矫情、不做作，可能还有点小幽默、小调皮。我给它们定了个位：是贴近生活靠近杂文的生活随笔。你看合适吗？ 问：嗯，有道理。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当代文坛很热闹，还有什么“新体验”、“后现代”之类的旗号。您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今后有什么具体的打算？近期又要推出哪些作品？ 答：提口号、打旗号，好像主要是那些理论家或评论家的事，对创作的直接影响不大，你该怎么写还怎么写就是了。在文学上赶潮流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且你也赶不上，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有时三五年也没有，半年就拉倒了。我当然不会受这些时髦的东西所左右，我也不会主动往哪个流派上靠，有人把我往赵树理那里推，虽是抬举我，但我不情愿，我跟谁也不一派，我自己就是一派。 我今后的打算当然主要是写小说，中篇或长篇，短篇一时半会儿不会写了。作为调剂，偶尔再来点小随笔之类。 你到底需要什么？——答《齐鲁晚报》家庭专版 问：生活中，经常听到男人们抱怨：真不知现在的女人都怎么了，每月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她们，家里的一切均由她掌管，可她还是不满足。您是否也有这份疑惑呢？就您的家庭生活来说，您以为家庭生活中的女性最需要什么？ 答：我实在不是适合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最佳人选，你一定要我回答，我只能大而概之地说点想象中的见解，“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我自己做得怎么样。不同家庭的女性，她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一个成天为柴米油盐操心的女性，她当然首先关心的是经济问题，丈夫虽然将每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她了，可丈夫的工资是干巴巴的，她还希望有点外快。你好象指的是那种不愁经济来源且在家里说了算的女人。一般情况下，她们是不是更多地需要一点文化或精神关怀？比方具体生活中，少一点命令、多一点交流，少一点道理，多一点情感的滋润什么的？家庭生活中的女性且不管她在单位上如何，她首先需要的当然是家庭幸福了。夫妻双方的一方，如果回到家即看报纸或翻信件，没话可说或者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欲望了，那样的家庭肯定幸福不到哪里去。“家里一切均由她掌管”，也不是一个女人幸福的标志，她充其量是个管家婆。张爱玲说，女人全部的爱情观就是两个字：被爱。这话现在仍然管用。 问：嗯，有道理，刚才你说少一点道理，多一点情感的滋润，具体指什么？ 答：生活中不吵嘴的家庭几乎是没有的，有些家庭不吵，是因为懒得吵，那就更麻烦。两人吵嘴，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不讲道理呀？”然而，家庭是最不容易讲清道理的地方。比方，吃药这个问题，你爱人有了病怎么办呢？当然要吃药，关系越密切，越希望对方吃药（笑），因为除此之外你别无高招。但你爱人肯定还会有意见。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你将不该讲清楚的问题讲得太清楚，不该讲道理的时候还在那里硬讲。所以我说，家庭里面要少一点道理，多一点情感的滋润，其中就包括融洽和谐、心有灵犀、互相欣赏等等。而表场与自我表扬就是互相欣赏的具体体现。丈夫做了点成绩出来，妻子主动弄点小菜儿一起喝个小酒，那是什么成色？相反，你自己感觉良好，可你的妻子无动于衷甚至兜头一瓢凉水，那又是什么气氛？也有些家庭并不缺乏爱和关怀，但爱的方式不对头，也还是要麻烦，电视剧《过把瘾》你看过吧？ 问：看过的。 答：里边那个方言和杜梅就不缺乏爱，但爱的方式不对头，特别那个杜梅，她老觉得心里不踏实，也老想用各种方式得到证实，反来复去地向对方进行爱的折磨或折磨的爱，最终即将爱变成了负担，爱累了，也爱烦了，分手了。对自己所爱的人进行折磨，也算是现代病之一种吧！（笑） 问：您这个说法挺幽默，也挺真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在家里得不到爱的滋润或爱得疲惫了，往往就在其他方面寻找补偿。您对事实上业已存在的情人现象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只是听说，生活中真正的情人是什么样子还没见到过，偶尔听人说起过此事，也差不多都是吹牛或说话的需要。我这么琢磨，现实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情人恐怕很少。他之所以找情人，估计是要重温恋爱时的那么一种心境和感觉。麻烦在于，几乎所有的情人都想扮演妻子或丈夫的角色，都想完完全全地占有和管理对方，最终使情人夫妻化；如若不然呢？他又要经受比一般的夫妻更多更大的考验和折磨，也很容易疲惫和厌倦。至于那些纯粹找性伙伴的所谓的情人就更不值一提了。所以，一切的爱情，都必须是情感与思想的结合、衔接，它会引导你走向纯洁、走向理智、走向永远。 问：职业女性，还希望同工同酬，得到尊重和理解，同时也想多一点自由…… 答：那是当然的了。生活中，男人对女人的尊重和理解还不够吗？没有自由，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三陪”？（笑）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要自重自爱、互敬互爱，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答：好，谢谢您。 想象好女人 想来想去，觉得好女人与好男人并无太多本质上的区别，好男人应有的素质好女人也应该有，比方勤俭持家、忠义孝悌、真诚实在、不偷鸡摸狗、不造谣言、不拉舌头等等。这里只说点他们的差异，而且还都是理论上的、想象中的，并不是咱对女人就有什么研究。 不同年龄的男人心目中好女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个涉世未深、情窦初开的少年崇尚的好女人大概是成熟；一个成熟男子眼中的好女人又可能是清纯；但不管什么样的男人差不多都会喜欢那种既美丽大方又温柔贤惠、既知书达理又善解人意、既富有爱心又情感专一、既可上殿堂又可下厨房的女子定了。 好女人的标准很宽泛，她可以叱咤风云，也可以小鸟依人；她在事业上成功可嘉、失败可以；有才可敬、无才可以；有钱可喜、无钱可以；有成绩可贺，有点虚荣可以；胸怀坦荡可尊、痛哭流涕可以……而男人则要麻烦得多，诸如男子有泪不轻弹、无钱未必好丈夫等等。 好女人宁小勿大、宁弱勿强、宁忍勿上；她可以无才，不可以无才而又无德；可以无钱，不可以利用色相赚钱；可以有点虚荣，不可以造谣言乱传话；可以痛哭流涕，不可以撒泼骂街胡搅蛮缠；可以不漂亮，不可以破罐子破摔或硬充漂亮…… 说到漂亮，突然想到这世界上真正漂亮与真正丑的女人都不是太多，大部分还是些中不溜的、不丑不俊、或者乍一看不漂亮、再一看不难看、看长了还挺顺眼的女人。是两头小，中间大。男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而且漂不漂亮还是相对的。人的五官在分布上都差不多，只是单个的零件有些许差异。你有酒窝就漂亮了？但你的酒窝太深太大，跟让人挖了个坑差不多，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你的皮肤白嫩一点细腻一点就漂亮了？但一接触，你三天两头儿地生些小疮或疖子之类，要么就是有狐臭，还不如皮肤黑点儿粗点儿漂亮。 所以，好女人不在于漂亮不漂亮，而在于可爱不可爱。我上面提到的那个乍一看不漂亮、再一看不难看、看长了还挺顺眼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因为可爱。也还有些女人是乍一看挺漂亮、一接触一般化、时间长了你恶心她，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还记得“大串联”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要去北京见毛**，在济南站上不去车，急得转来转去。当时几乎所有的火车都不开门儿，我们在一个个窗子前边央求着里面的人将窗子打开，让我们爬进去。就有那么一位女学生，将窗子打开了，我们三个同学一下挤了进去。待坐下一看，那女学生好漂亮，上着军大衣，下着呢子裤，扎着小辫刷，说着普通话；特别她脸上那种温和宽容类似大姐姐般的神情，让人一下就忘不掉她。而旁边的一位看上去更清秀点的沈阳口音的女学生在那里舞舞扎扎，滔滔不绝，要么埋怨车上的人太多挤着了她，要么就是讥笑上海人怎么个小家子气（那车是从上海方向开过来的），看得出那打开窗子的女学生对小沈阳的舞舞扎扎也看不惯，她就那么一直盯着小沈阳，直盯得她不好意思再舞扎下去了。我就觉得还是那打开窗子的女学生美。可惜当时没好意思问人家叫什么，只记得她是鞍山子弟中学的个高三学生。 看过一篇文章，里面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一段话非常精彩，恕我摘录一段： 男人认为女人可爱最重要，女人认为男人可靠最重要；女人总在感情中跋涉，男人总在事业里奔波。男人爱用眼睛看女人，最易受美貌的迷惑；女人爱用心来想男人，最易伤心和受折磨；男人美，美在深度和真诚；女人美；美在风度和表情。在聪明和美貌之间，女人注重前者，男人则往往看重后者。女人看重自己四十岁以前，男人看重自己四十岁以后；男人爱看女人眼前怎么样，女人看得是男人以后会如何。好女人二十而美，三十而强，四十而贤，五十而丰饶，但生活中常见的是男人二十找女人，三十打女人，四十烦女人，五十怕女人，六十疼女人，七十靠女人…… 我就觉得挺有理。 雨中遐思 一场好雨，我打着伞独自向郊外的小树林走去。一边走着一边就无来由地寻思，今天又是周末二，我是来这儿休息的。——噢，不对了，如今不叫休息了，叫休闲，大家也都在休闲，而且不仅今天要休闲，明天是礼拜天，你还得休闲…… 这是一片残缺的小树林。据说先前曾是某大学的苗圃的，栽着些专供观赏的雪松、塔松及冬青之类，还有槐树。如今这苗圃的一半已经卖掉供开发去了，另一伴就还剩着些原来的绿色植物。看样子，这一半也不会存在多久了，因为那些槐树下的空地上已经铺满了水泥预制件，一派施工的架势。 雨不小，水泥预制板让它冲洗得很干净。先前我与爱人来过多次，当我在某块预制块上坐着的时候，她便在附近拔一些马觅菜、蓬蓬菜及其它能食用的野菜。我想这是个谈心的地方。她感兴趣的却永远是那些马觅菜之类，并乐此不疲；她肯定又在某张小报上看到某个“生活小知识”了，并将那些玩意儿与我抽烟喝酒及脂肪肝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一看见她拔那个，就会想起困难时期，也会想象出第二天吃饭的情景，她绝对会把这些东西推到你的面前，好心好意却又是命令的口气：你吃呀，吃！报上说……嗯。 我又到老地方坐着去了。雨打到伞上发出“蓬蓬”的响声。我提醒自己，我正在休、休闲。 我是个专门坐在家里的人，没有奖金，但有时间，我遂对礼拜天的概念一直不是很明晰。我若想休息了，不是礼拜天也可以休；我若想打字了，礼拜天照打不误；有时我还会晚上打字，白天休息。一时兴每周休闲两天，让我觉出礼拜天是怎么回事儿来了：这是两个漫长的杂乱无章的日子，真多，真长。按说，他休闲他的，你干你的呀，可不行，你这里正聚精会神地打稿字，那边厢在梆唧梆唧地剁馅子，说不定一会儿还要来人，一来人又要说话…… 我就不知道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规定：干五天活，就要休闲两天。 是与国际接轨？可你有海滨别墅吗？你有高尔夫球场吗？你有自家的轿车吗？重要的是你有钱吗？ 让你好好的玩玩儿或逛逛商店？去那里玩儿？我们这座城市可以玩的地方谁没去过？你那个商店上一个礼拜天刚逛过，这才刚过五天又有什么可逛的？还是那个重要的问题：你有钱吗？ 走走丈人家串串门儿？可你不能每个礼拜天都走。你每个礼拜天都带着老婆孩子去白吃喝，脾气再好的老丈人他也得烦。他自己的问题一大堆，哪还有心思招待你？你若不自觉，他就会提提你上一次给他提溜的那一条烟两瓶酒是假冒伪劣，烟截火，酒呛人。要么就是给你上上课：年轻轻的也不注意学个习，整天往这窜，窜什么窜？距离产生美，距离也产生亲。你在美国留学，好几年不回来，你猛丁回来一次，你瞧你老丈人那个热情！可你若事业无成还每个礼拜天都去，那就两股劲。 你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或者夫妻之间进行一点思想交流？那点卫生半天就解决问题，你眼下正愁着没有钱让孩子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哪还有心思坐在家里空谈？若是遇见一个懒得离婚的家庭，你每周让他们厮守上两天，非但不能加深感情，弄不好还加速了他们家庭的解体。 你利用这两天做个小买卖？可你是上班族，而且你也太老实，你不适合。 但又必须得休闲。 有一天，我接了六个电话，我分别问他们这两天在家里干什么，其中有五个说一直在家睡大觉，另一个说去了一趟老丈人家。 雨小了。我收起伞，仍在那地方坐着，想让细雨淋一淋，感觉一下大自然的沐浴。雨中的空气好清爽，万物好鲜亮！下雨真好口这样的天气，容易让人想到爱情，想到雨中的漫步……想着想着，就又提醒我自己，我此时正在休闲，那就让脑子好好休…… 一休闲两天，愁坏了出差的人。他恰巧就是礼拜五来的，他原想明天到某机关联系个事儿的，来到之后才知道他们不上班，在家休闲，而且后天还休闲。你到他家去？他一个人决定不了，而且他也不可能将公章带回家，这事儿得盖好多个公章呢！你就得等。你心急火燎，埋怨城里人毛病特别多。 也急坏了小酒馆的小老板。外地人知道你休闲，人家不在这两天里来了；当地人正在家里休闲，有的是时间自己动手，改善一下生活，哪还会到你那个小酒馆里挨你宰？在一个休闲的日子里，我与外地一朋友到某酒家去吃饭，整个一个晚上，十来个服务员就只为我们两个服务了，热情得让我们非常过意不去！ 也忙坏了派出所的同志们。那两天里，各种刑事案件或民事纠纷会特别多，小流氓及失足青年们会格外猖狂，他们将自己没钱的痛苦加在那些休闲的人们身上…… 城市的压力大了。马路多了，也宽了，可还是到处都是车，到处都是人，你担心城市的马路承受不了我们。先前城里人好像是轮休的，你休礼拜一，他休礼拜二，以减轻点城市的负担。一休闲两天，怕是不轮休了吧？ 邮政编码的事情，先前也有人反对过，又是麻烦十亿人，方便他自己什么的，可最后还是实行了。 夏时制的事情是反对掉了。 这场雨好不好呢？正是麦收时节，不知我家乡的小麦割了没有？如果割了，问题不大吧？如果有问题，他们这会儿肯定急得要命，而我却在这里于雨中休闲，是我的不对了…… 雨停了。我回来了。马路旁的路牌下，等最便宜的大公共汽车的人仍然不少，他们是出来休闲的。他们休着闲，却连个面的也坐不起或不舍得坐呀！ 啊嚏！不好了，休了一回闲，别让它淋上个小感冒！ 〔争鸣文章两则〕： 刘玉堂的误区 巩效著名作家刘玉堂是我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曾写出过大量的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他的小说，被称为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近年他写的许多随笔，也曾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被称为 “快乐的晚餐”。其中有许多篇什像 “说潇洒”、 “说尴尬”、 “寻找傻瓜”、 “过马路”等，既犀利又朴实，既真诚又幽默，说是精典之作也不过分，其中许多独具风采的 “刘氏话语”也曾在不同层次的读者中广为流传。刘玉堂在 “写点可爱的小文章”中曾声言，他 “不改初衷，还是要写点可爱的小文章”。的确，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得出他这种追求，他的许多小文章确实让人觉得可爱，读来忍不住一阵阵窃笑。 他以他的机智幽默和独具特色的语言，诱使你去欣赏文章的本身，让你一味地觉得可爱、好玩儿、有味儿，而忽略了他某些观点的偏颇乃至谬误。 近读他的《雨中遐思》，就更是加深了我这种印象。应该说，《雨中遐思》的开头儿是很不错的，很优美，很有意境与情趣。 可就在那样一个优美的小树林里，他竟一下子 “遐思”到 “每周休闲两天”上去了。接下来就是你没地方玩儿，你没钱逛商店，你走丈人家老丈人烦，你呆在家里能加速家庭解体，出差的人愁，小酒馆儿的老板急，派出所的人忙，城市的马路挤……简直是一片黑暗，天下大乱。 我就不知道，作者对每周休闲两天为何会如此地反感！他自己 “专业地坐在家里面”，想什么时候休闲就什么时候休闲，为何会将别人的休闲分析成是没钱人的负担！ 就因为 “你这里正聚精会神地打稿子，那边厢梆唧梆唧地剁馅子”？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刘玉堂在某篇文章中说，他 “写小说吃饭，写别的玩玩。”意思是他靠写小说挣饭吃，要认真；而写别的则只是玩玩儿，消遣一下。 他的误区正在于此。他当然是有才华的，他以小说的语言来操作随笔，以想象代替现实，将偏见说成真理，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它的正确性，真是让人无可奈何。 其实，刘玉堂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作家，他不 “玩儿”的时候，文章几乎篇篇好；而一玩儿，就很容易出偏差。事实再一次证明，任何门类的文学都是不可以玩儿的。 愿玉堂先生珍惜自己的好名声，严肃一点，认真一点，对作品负责，对读者负责，不要扫了那些喜欢你的读者的兴。 一篇优美而深刻的好散文 冯景全 刘玉堂的《雨中遐思》是一篇视角独特、意境优美、语言幽默的好文章。好就好在他不是像一般常见的散文那样，仅是触景生情地写那些小情小调，而是关注现实、针贬时弊，提出了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没钱的人休闲的困惑。反映出的是一种大感觉、大遐思。 作者于雨中向郊外的小树林走去，一边走着一边想到今天又是周末了，自己是去休息的。然后意识到如今不叫休息了，叫休闲。此后“休闲”的念头即一直缠绕着他，由此生发出诸多的感悟、感慨，这是多么的真实和自然啊！ 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不会休闲的作家，于刚刚时兴的每周休闲两天时的一种不适应、不情愿和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这是两个漫长的杂乱无章的日子，真多、真长。” 其次，他所列举的一些社会现象，也都是真实的，深刻的，是几乎所有没钱的人所能看得到、感觉得到却又不容易说得清楚的。他的“遐思”就不是无来由的，而正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和良知。 是的，作家说过他“是个专门坐在家里的人，没有奖金，但有的是时间”，想什么时候休闲就什么时候休闲。但这并不说明他关于休闲的遐思是“站着说话不害腰疼”。笔者同时也注意到，作家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到“家庭是个休闲、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可你若长年坐在家里呢，就觉得永远在工作，没有休闲的时候和地方”、也“容易把家庭气氛变成工作氛围”、因此作家“渴望出差或外出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在我已不是一句动听的口号了，它已是我生活乃至生命的需要了。”这又是多么深刻而又独到啊！ 这是篇优美而又深刻的散文，通篇是所感所思。它不是调查报告，也不是什么意见书，即使对“每周休闲两天”提点不同意见又有何不可？ 刘玉堂擅长写一些可爱的让人轻松愉快的文章。但读《雨中遐思》，我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它让人体会到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与沉重，越琢磨就越想掉眼泪…… 灯芯绒休闲服之事 写完题目自己先笑了：前不久，记者朋友小冯与我一起在上海南京路买灯芯绒休闲服的时候，他就断言：不知什么时候你肯定会来一篇关于休闲服的文章，嗬，休闲服，听上去挺新鲜，而且买得也挺曲折，那还不来一篇？ 他不说还想不起有什么内容好写；他一说，就逼着我想一些有关的话题，不过不单说休闲服，而是连同灯芯绒一块儿说。 灯芯绒这个东西，我家乡叫条绒，三十年前我就穿过。第一次见这东西的时候，觉得挺新奇：先前你所见过的所有布匹都是平展展的，很光滑；哎，这种布上却有沟有坎，还毛绒绒的，用手抚摸一下的时候，能明显地感到它的凹凸、丰厚与柔软。 重要的是它温暖，一层能顶好几层。我第一次穿这玩意儿是件学生服，即上边一个兜儿，下边两个兜儿的那种，颜色在米黄与咖啡色之间。 给人一种性格温和、人五人六的感觉。我本家的一个奶奶见了就说，嗯，人模狗样的像个大孩子了，人有多能啊你看看，把布上都弄出些地瓜沟来。 她说着，走过来摸摸：还怪软乎哩，就是怪浪、浪费，把有绒的这面儿放到里边儿穿着不更暖和？ 不会过个日子！随后就是涤沦、涤卡、涤毛什么的，把灯芯绒给冷落了。 最近看电视才知道，灯芯绒是真正我们民族的东西，是上海的一家纺织厂最早发明的。 我说过，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折腾来折腾去，顶多形式上变变罢了，东西还是那些东西。 这不，今年又时兴了吧？与过去不同的只是砂洗或水洗了一番。今冬流行灯芯绒，其中以休闲服最走俏。 看上去潇洒、随意，特别有学问。遂与小冯筹划着去买。我知上海这地方一些售货员特别愿意坑北方人，他（她）一听你是北方口音，脸色马上就会郎当下来，特别他们看人的那种眼神，让你有受辱之感。 我即请我小说的责编——一位地道的上海老大姐陪我们去买。印象中的那种介乎于米黄与咖啡色之间的灯芯绒依然有，但穿上去感觉不对了：咱老了！ 已经不适合穿那种颜色的东西了。有时人家称你一句青年作家，你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仿佛仍然年轻似的，其实不是，一买衣服就能得到证实。 什么也不如年轻好，年轻人穿什么都好看。而中年人则不行，你要硬往年轻里打扮，那是轻浮、浅薄、老不着调。 我们转了半个南京路方买到稍微适合我穿的那种颜色的休闲服。小冯说这休闲服买得挺曲折，就是指的这事儿了。 有上海老大姐在旁边，买起衣服来真是放心，她挑三拣四，认真细致，换来换去，再用上海话嘀哩哇啦地跟那售货员讨上半天价，你觉得这休闲服买得值，全世界最物美价廉的东西让你买来了。 上海老大姐告诉我，休闲服这东西是深秋穿的东西，里面穿件浅颜色的衬衣，顶多再套上件毛背心，穿上去就潇洒了。 可济南的深秋与初冬有何区别？你不等穿毛背心的，将毛衣裂上也觉得冷了。 你好不容易赶一回时髦买上了休闲服，却眼巴巴地放在那里不能穿，是何滋味？ 遂硬穿。里面羊毛衫、毛背心地穿着，外边休闲服套着，鼓鼓囊囊，皱皱巴巴，挺新鲜、挺暖和，却不再随意、潇洒了。 这又应了那句话：在吃饭穿衣的问题上，我们无法潇洒；再时髦的东西咱穿上也不潇洒，你没治。 沂蒙山：我心灵的家园 几乎所有的作家、特别是擅写农村题材的作家，都有着自己的一片乡土。那里的山水是他的血脉，草木是他的毛发，他简直就是那片乡土的直接的一部分，与其血肉相连。于是，面对精彩、热闹、喧哗、冷漠的城市生活，你水土不服了。你不会打bp机，你不会开热水器，你不会讨价还价，你甚至不会过马路；你还不适应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关起门来朝天过的生活；当然，你更厌恶种种的虚伪狡诈、明争暗斗。你觉得城市是别人的城市……这时候你格外怀念自己的故土了，那怕它是贫穷的、落后的。 因此，他要不厌其烦地反复描绘一座山、一条河、一个童年的朋友，乃至一草一木。那实在是可以放心依偎的臂膀，是精神汪洋中幸福的港湾啊。 因为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发现，几乎所有农村题材的东西，都是朴素自然的，货真价实的，一切花里胡梢的花架子都不灵。城市生活的东西似乎可以玩儿一下，农村题材不能玩儿。 我的家乡沂蒙山是个革命老区，又紧挨着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曲阜。因此，这里既有着我们民族的美德，又有着革命的传统，两项加起来就形成了一种以无私奉献为基本特征的沂蒙精神。当然这个地区的一部分相对闭塞，还比较贫穷。于是这儿的民风习俗语言，处处都呈现着奇特的拚接镶嵌状态，还稍稍地芜杂和怪异，有时最时新的概念语汇表达着最老旧的思想，有时陈旧不堪的观念又孕含了最激进的内容。 但它贫穷而不落后，忠诚而不愚昧。沂蒙山是开化的，在所有的历史时期它几乎都能领风气之先。战争年代，最有文化的是农村里面的青年妇女。如今你到沂蒙山去，偶尔还会发现一些老太太戴着眼镜坐在门口看报纸，她十有八九就是当年的识字班了。 沂蒙山又是智慧的土地。书圣王羲之、药圣孙思邈、算圣刘洪、智星诸葛亮都出在这里…… 它还特别富有温情。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很容易就能得到他们的谅解和关照。我曾亲自听到我们村的支书这样说一个下放的“右派”：“当右派不丢人，又不是贪污腐化搞妇女；当右派说明你有文化，咱没文化的想当右派还当不上哩。”我也曾亲自看到一个正被缉拿的“走资派”回来之后，村里的人如何地像看病人似的提溜着东西去看他…… 当然会有许多惋惜，比方这里的人特别能搞意识形态，喜欢主持个会什么的。庄上开会了，没他的事儿，他往往在旁边儿转转悠悠就是一嗓子：“别说话了，都别说话了，好好听嗯。”你要不听，他就很生气。他自己穷得叮当响，却常常为别人和公家的事情操心和生气。这方土地的人，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与外地人都不一样，一样的政策到了这里，他们总是以一种善良的愿望、不高的文化程度、独特的思维方式做出别样的解释。 如此写来，你觉得怪温馨、怪温情，却没有审丑，会不深刻。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面对沂蒙山，我无法审丑。它是我心中的净土，心灵的家园。每当我遇到不快或觉得有什么缺憾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它并拿它作参照。我们再不能吃它喝它，完了一抹嘴再刻骨地骂它了，不深刻就不深刻去。 农民不是儿子，也不是老子，他是兄弟。你与他平等。先前作家的本事在于你比他们早发现点什么，早说一点什么；如今，作家的本事则在于将他们的感受变成自己的感受，将他们的话语变成自己的语言。 一个专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只有自觉地平等地将自己混淆于普通山民，创作的生命之树才可以是长青的啊！ 我们工薪族 多年前听过一个广播剧，名字忘记了，内容说的是一个私塾先生穷得要命，还死要面子，眼看就要过年了，家里什么玩意儿也没有，遂于除夕之夜去人家的地里偷红薯。而那家的孩子正是他的学生，在他作案的过程中，即暗中相助。大年初一，老两口吃着偷来的红薯，还不忘向邻居炫耀，这个说，给你一根白猪蹄；那个说，给你一块红猪肝……你听着觉得怪温馨、怪祥和。再一琢磨便悟出，温馨常常是与贫穷或朴素连在一起的。若是他二位真是大鱼大肉地那么咀嚼，喊得再响，也温馨不到哪里去。 由此联想到我们工薪族的家庭。 我们工薪族的家庭是个什么概念？温饱的问题是基本解决了，家用电器也有一点，可依然是三抽桌，电风扇，十八寸的大彩电，上班自行车，排队把病看，孩子入托难，来客设家宴，斤斤计较找商贩，省吃俭用添大件……与大款大腕儿们的老板台，皮椅转，画中画，纯毛（地）毯，上班专车接，来客去宾馆，卡拉ok包间暖，中心空调冷气寒……那一套不可同日而语。 我曾到过一些进门须脱鞋的家庭去做客，尽管主人也热情、也好客，可你还是觉得不自在。进门脱鞋这件事，让我无来由地想起摁手印儿。不管你是什么名人还是学者，也不管你是英雄还是豪杰，若是一天让你写上两次检查（或者旁证材料），摁上三次手印儿，你绝对会斯文扫地，没了好心绪。脱鞋也是。有一家的男主人还是特别勤快的“气管炎”，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手里就拿着块抹布，随时准备擦点什么（尽管他家有保姆）。我即杞人忧天，像这样一个豪华富丽、一尘不染的家庭，他还来得及温馨吗？除非他的兴趣就是擦桌子。 俺本是乡间一穷汉，***才有了俺的今天，俺信守劳动致富久，勤俭持家远，大河有水小河满，锅里有饭碗不干，好男不吃分时粮，好女不穿嫁时妆，好日子要一步一步地来，好东西要一点一点地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家庭也不能没有负担。我等工薪族们常常为房子、孩子而操心费力，常常为调上一级工资而欢喜雀跃，常常为购置一个大件而奋斗半年，而温馨就在这奋斗里、有商有量地省吃俭用里。倘若你富得不耐烦，或者能呼风唤雨，一下子就什么都有了，国家的现代化还没建成，而你的家庭却已经“后现代”了，你还能体会到调上一级工资的欢欣吗？你还会享受到添置一个大件后的快感吗？你还活得有劲吗？ 我上边提到的那个“气管炎”的夫人，也是个住别墅的女人，她除了漂亮一点和管（或哄）得她丈夫嘀溜溜转之外，还不习女红、不善家务，连个饺子也不会包。我问她衣服破了怎么办呢？她很轻松地说，扔啊；吃了饭那碗怎么办呢？有保姆啊；大年三十吃水饺怎么办呢？买呀。我说你错了，如同钓鱼的意义不在于吃而在于钓一样，吃饺子的乐趣也不在于吃，而在于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地一起动手。她反笑我是a型血，“看着怪潇洒，其实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你是a型血吧？怪不得呢，永远是个吃苦受累的命。” 俺的血为a型那是不假，吃得苦受得累本是俺凡人本色；虽然是办点事格外困难，可俺懂工作着是美丽的。骨子里是农民也没啥不妥，比起你寄生虫还高明许多；你空虚无聊还故作幸福，怎么比俺吃苦受累温馨快乐？ 所以我说，温馨是与朴素连在一起的，你有钱也须朴素；过程是美丽的，只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幸福也就去了一半儿。 我崇尚“农家乐”，而不羡慕“富家闲”。 刊物的生命力——祝贺《党员干部之友》创刊三周年 在如林的社科刊物里面，《党员干部之友》独树一帜。它是我所接触的各类刊物中最值得重视者之一，它是重要的，可爱的。 说它重要，在于它的权威性、导向性甚至资料性。它有一个好大的作者队伍，上至中央及省的领导同志，下至最基层的党员及非党之友，特别是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它差不多能标志着我省组织工作者的宣传意识及文字素质。 我省的许多重大典型，都是它率先发现并引导宣传的，像孔繁森、王廷江及军嫂等。看过它的一篇通讯叫《世界屋脊的山东大汉》，据说是孔繁森同志生前所看到的一篇较早的关于他自己的报道。这也说明，刊物识典型的慧眼。它在组织重大典型的宣传上是敏感的、有力的，准确的。 还有它的信息性。像我省副厅以上干部的任免，省级拔尖人才的公布，都是它的独家新闻，这也增加了组织工作的透明度。 说它可爱，则表现在它的内容及版式。它权威而不矜持，严肃而不古板。它还经常发一些带刺儿的言论及一些小小说、小散文等等，表现了办刊人员很好的文化素养。 由此想到任何一个刊物的生命力，差不多都表现在它的批判意识。这个批判当然不是指对某件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批判，而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倡导。我们的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里面有许多时髦而消极、流行而不正确的观点，它若能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并积极予以引导，就更好了。 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份好刊物。短短三年，就有了如此大的影响，树立了如此好的形象，都是值得祝贺的。 《玉堂闲话》刊物的生命力——祝贺《党员干部之友》创刊三周年 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 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明湖吟 外地朋友到济南来，能让你拿得出手值得他们一看的恐怕还是大明湖。他们一说好，我这个蛰住在泉城的人就有点欣慰，有点得意，进而还涌起一点自豪感：多亏济南有个大明湖啊！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值得向客人炫耀的地方或景点，岂不让主人自惭形秽没有面子？因此上，我向朋友们介绍来山东怎么叫“不枉此行”的时候，也总是把它和泰山、“三孔”、崂山、大海什么的并列在一起的。 说起来，我到大明湖总共去过四次。前三次是陪家人或朋友去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主要是在湖的北岸急燎燎地走。你知道城市的公园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了：一片水面，几行垂柳，隔三差五地有些排椅，当然也有几个小亭子。噢，有一次还是陪我二姐一起逛的。她从老家来，没什么可以向她炫耀的，遂领她看了看大明湖。因临近春节，天冷人忙，整个公园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落叶飞舞，树秃草黄，还给人一种萧瑟之感。当然也是急匆匆地走。走完了，你觉得看过了，可以作为谈资了，说起话来可以说谁谁谁来的时候我陪他看过大明湖了，如此而已呀，嗯。 初秋时节，为写此小文，在朋友的陪同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它的主要景点，始才悟出，先前的逛大明湖实在是一种农民式的逛法，浪费了大好的景致。如同喝茶一样，再好的茶叶，你一番“牛饮”也喝不出味道。你得品呀，欣赏呀，那时你才可以感受出它的内涵，它的神韵。 济南的四季中，哪个季节最优美、最宜人？我看是秋天，别的季节都差点儿。济南春之短暂、夏之酷热、冬之干冷是有名的，大明湖在那样的季节里也未必能将最佳的风姿呈现给你。所以逛大明湖最好是秋天，特别是初秋。今年的初秋多么好！雨水充足，泉水丰盈，湖水明净；大明湖的神态也妩媚，花木也深沉，山色也多姿，湖光也粼粼。逛上那么半天，真可以烦恼顿消、心旷神怡的。 但逛大明湖又不可以仅是逛风景、游湖面，那还是“牛饮”。以在下看来，明湖之“名”，不完全在于它的自然景观，而主要在于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诗意。我同意徐北文先生的说法，“多少诗人生历下，泉城自古是诗城”，大明湖是历史的湖、诗歌的湖、艺术的湖定了。所以逛大明湖要会学逛历史，逛文化，逛艺术，这才是内行的逛法，也才不枉费了它的内涵与神韵！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明湖自是有仙（北极庙中的真武大帝）有龙（历下亭的乾隆真迹）的；但我却觉得，这仙、这龙更是数不清的历代文人骚客、诗仙诗圣们所留下的大量踪迹和遗墨！ 在我所到过的地方中，我还没见过有哪一处旅游胜地能像大明湖这样拥有那么多的题咏与诗文！它们简直就是泉城的商标和注释。几乎所有有关济南的名言或传说，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出处或注脚。比方“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怎么个事儿？原来“四面荷花三面柳”还是一处景点。那是个马蹄形的莲池，连同湖面上的荷花，就成了“四面”了；马蹄的周围乃一圈儿垂柳，即给人一个“三面”的感觉。你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出自哪里？就出自湖上的历下亭。是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诗人杜甫漫游齐鲁大地的时候，北海太守李邕专程赶来相会，于历下亭设宴款待杜甫，杜甫即席吟成的。你再比方，曾巩为环波亭所题：“水心还有拂云堆，日日应须把酒杯。杨柳巧含烟景合，芙蓉争带露花开。”苏辙的“南山迤逦入南塘，北渚岧峣枕北墙。过尽绿荷桥断处，忽逢朱槛水中央。”元好问的“看山看水自繇身，著处题诗发兴新。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常作济南人。”蒲松龄的“大明湖上一徘徊，两岸垂杨荫绿苔。大雅不随芳草没，新亭仍傍碧流开。”郭沫若的“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渠秋月一片大明”……你列举不完。想那寒山寺就那么一座普通的庙、一架普通的桥，只因一首《枫桥夜泊》即名声大振；而大明湖何止上百首！ 它还有那么多美丽的传说！你知大明湖为何会以垂柳与荷花著称？只因一段情：相传很久以前，湖边一对青年男女相爱，郎有才、女有貌，且青梅竹马；不想那女子被一富家子弟看中，硬要将她抢走；姑娘万般无奈，一头扎进湖里，化作了冰清玉洁的荷花；而那男的则脱身为柳，植根湖畔，与那荷花朝夕相伴。你知大明湖又为何“有草无蛇，有蛙不鸣”？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历下亭小憩，闻听蛇游蛙鸣，乃不悦，遂令“蛇回洞，蛙不准鸣”；从此，大明湖即有草无蛇、有蛙不鸣了。你再比方，脍炙人口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怎么个精神？你在北极阁的壁画上即可找到答案…… 更甭说，它还有铁公祠、南丰祠（为纪念曾巩而建）、辛稼轩纪念祠什么的了。 大明湖好有文化，好有诗意！有文即有神气，有诗即有灵气。可惜我不是诗人，我若是诗人即会说，“若将明湖比才女，文质彬彬总相宜。” 近年，大明湖又增添了茶社饭店、书画展馆、游船和娱乐设施等，使整个公园形成了集游览观赏、购物娱乐、文化欣赏、饮食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区。听导游小姐讲，公园的经济效益也不错。所以，你还得感谢那些文人墨客，别以为“乱世文章不值钱”，这诗文拐弯抹角地就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让后代受益无穷。试想一下，大明湖树也绿、水也蓝、小亭子也有一些，可假如没有那些“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类的诗文会如何？那充其量是个绿化不错的单位，或是漂亮的文盲，而不是我所比方的才女。 逛大明湖逛历史、逛文化、逛艺术，至少得有一天以上的时间。但即使是半天，我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了，那就是：山不在高，有文则名；水不在深，有诗则灵。 独自歌唱 再有意思的工作干时间长了也会烦。写小说有意思没有？有；没有我也不会写。可写长了你还是烦，你寂寞乃至孤独，你身心疲惫乃至憔悴，你觉得这是以身体做代价的，不是好人干的活。当官儿不烦吗？你在一个职务上干时间长了也烦，除非隔那么一段又得到了重用或提升。我曾跟一个当点官儿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上班有小车，医疗有保健，比我这个上街挤车、看病排队的人，从理论上差不多能多活三年；但你要操工作之心，时刻担心述职的时候群众不投你“优秀”的票，为此减去一岁；那天你让小张三气得不轻，回到家连饭也没吃，又减掉一岁；那回下边来人让你办事儿送你一小桶香油，你填处以上干部“行贿受贿”一览表的时候，动了半天脑子：这桶香油的问题填不填呢？不填吧，单位上的小车司机肯定是看见了的，填吧……嗯，又减去一岁；而且你在这个职务上干了七年了吧？小刘麻比你晚提三年如今职务都比你高了呢！你心理不平衡，再减去一岁；如此三减两减，弄不好还不如我这个群众之一活得长。他听后，即有同感，表达了一番当官儿也烦的意思……更甭说那些效益不好的工作了。 烦了怎么办呢？唱歌。 人为什么要唱歌？人生在世，有暂有久，有喜有愁，有前瞻、有回首，有迷惘徘徊，有执着的追求。在经历了诸多变故之后，还有酸、甜、苦、辣沉积在心头。这种沉积有时如止水，风平浪静；有时则如潮水，翻滚不止，使人的心房胀得难受，因而想叫喊，想呼唤，想仰天长啸，想低声倾诉。直着嗓子喊或不带歌词的哼哼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只能简单地表达欢乐、恐惧与渴求；但人的情感多丰富，情绪多复杂！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带词儿的歌。 歌曲是个好东西。什么情绪它都能表达。有《喜洋洋》、有《江河水》，有谈恋爱的歌，有分手的歌；有祝愿的歌，有骂人的歌；有含蓄的歌，有比较直露的歌，还有让人听起来怪暖昧怎么寻思都行的歌……俯首皆是，你用不完。不准唱歌或无歌可唱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 唱歌可以抒发胸臆，可以娱人也可自娱。 我前边说过，烦了才唱歌，这就不单是自娱了。我将它看成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安慰自己的一种好方法。比方，我常常会说错话，将人得罪了自己还不知道，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就会来上一句“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我还经常遭遇“你爱他、他坑你”的尴尬，那时候又会唱上一段《乱云飞》以自慰。这有点阿q了是不是？可你别无高招。 独自歌唱不讲究唱腔，不讲究音质、音量、音色，怎么舒服怎么来。有时唱着唱着可能唱串了，那也不要紧，没人笑话你。我特别喜欢赵本山表演的那个老太太独自歌唱的小品。她能从“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串到“二人转”尔后再串到“妈妈的吻甜蜜的吻，让我思念到如今”上去。那是个非常真实、非常耐人寻味的东西。 独自歌唱容易上瘾。边走边唱，或唱着写、唱着做，我有时唱着唱着还忘了干活，一上午就这么哼哼过去了。这时候又会想：独自歌唱至少比抽烟喝酒或犯自由主义什么的好一些吧？ 实际上，我也确实经常在独自歌唱。 生动的语言——答客问 问：下面谈点语言的问题好吗？有文章说您是山东作家中个性最显明、风格最独特的一位，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您的语言上…… 答：在语言上比较容易表现出个性来不假。汪曾祺先生说，语言的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写小说如同说话，说话，不能每一个句子都很规整，不可能主语、谓语、附加语全都齐备，像教科书上的语言一样。我认为，要生动，就要使语言动起来，讲究个动作性。 问：您解释一下这个语言的动作性好吗？ 答：就是讲究语态、语气、声口。你比方我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喜欢不时地插一个“哎”字，我写如今带星级的宾馆不讲究“宾至如归、温暖如春”那一套，他们时兴不见面的服务，讲究个距离感，住宾馆就是住宾馆，你不可以像在家里似地那么随便，对服务员也不能像对家人那样亲近，哎，你觉得挺有道理。这个哎字一用，语气出来了，不用行不行呢？也行，但平。我在两个人的对话中，还常常用它作转折。两个人正说着萝卜白菜，再想说另一件事儿，就用它来转：哎，小报上说电影演员xx和大导演xxx分手了，你听说了吧？若不用呢，就显得突兀。有动感或动作性的语言才有吸引力，才能引人入胜、如临其境。 问：有道理，您好像还特别喜欢用“小”字，有人统计过，您的一个中篇小说里面用了不下二百个小字，可也不嫌其多，很自然。“遂”字也用得比较多，您写一个人不学无术，见村里的人管公家人叫老李、小王，遂将所有的东西都叫成老某、小某，管胡萝卜叫老胡，管白菜叫小白……这个遂字就用得很有特色，别的作家一般都不这么用。 答：我之所以喜欢用小字，一是生活中用小字的地方和时候本来就多，什么小五金、小酒、小中篇了，什么小水平、小玩闹儿、小感觉了等等。二是小字能比较准确地表达一种中间状态的感情或情绪，比方小不悦，那就是稍微有点不高兴的意思；小错误，是不怎么丑恶，可以原谅的错误，绝不是搬弄是非、耍两面派、甚至造个谣言什么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错误，这样表达起来比较简便，无须乎注解，一说谁都明白。三是小字可爱，除了钱之外，在同类物品里面，小东西一般都比大东西可爱。要使文章可爱，就得多用小字。 用遂字也是为了方便、顺口，若换成“于是”或“就”，就太学生腔和一般化了。凡是读作品的都是识字的，而凡是识字的又都知道它的含意，只要自然，那就甭管它文言不文言。另外用这个字也能使句子精练、简短。要想语言生动，还要让句子短下来，不能让人喘不过气来。特别是两人对话，不仅要短，还要精彩，像一串闪亮的珍珠，像不了珍珠起码也得像红果儿；即使是长篇也要力求对话简略、精彩，像两人一般性的见面打招呼“吃饭了？吃了”之类，如果没有其他的含意，那就不如省略掉。 问：您的语言很朴实，很有味儿，一样的话到了您嘴里就格外有意思，我记得您写一个人永远是一副急于解手而又找不着地方的那么种表情，就很传神，生活中常看到，但不知怎么形容它…… 答：首先要少用形容词，形容词只反映类型化，反映不了个性化的东西。先前作家的本事在于比别人早说点什么，如今则是善于将群众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这个自己的语言就是风格，就是味道，甚至还是“文眼”。诗讲究诗眼，我看文章也看有没有文眼。我们无法避免一般化，但若隔三差五地有些文眼在里面闪烁，整个文章就精彩了。这种东西当然还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来自彼时彼地的感觉与感悟，甚至还依赖于某种外在的刺激。我有时突然想起一句很精彩的话，可过后又忘了，我往往就会再到想起这句话地方转一圈儿，也差不多都能找回来。 还是汪曾祺先生说得对，他说，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小说家的语言的独特之处不在他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在别人也用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我当好好地学习它。 习惯、休闲及其他——答《济南时报》 问：刘老师，近几年看了您的不少作品，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您以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看来还真有个劳动模范的架势，您平时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呢？ 答：劳动模范的话是句戏言，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刻苦的人，也没有固定的写作习惯，而是想写了就写，想玩了就玩。海明威说，他的写作习惯是：写不下去的时候自然就不写了，写得很顺手的时候也不写了，这样你再接着写的时候就会永远觉得有的写。我片面地或皮毛地学了他的这种习惯，平均产量就很低了，一天千把字吧。逼急了，比方人家等着下稿子了，可能就写得多一点儿，所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创作是需要一点压力或刺激的。 问：您在双休日里主要干些什么呢？ 答：与平时差不多，仍然以写字为主。作家差不多都是写作动物，他一天不写手就痒痒。说实在的，双休日对我这样一个专业地坐在家里的人来说，没有独特的意义，也没感觉到什么实惠。即使不是双休日，我想休闲也就休闲了；我有时正睡着觉，突然灵感来了，还会爬起来写上一会儿，并不管双休不双休。而工作着与休息着又常常是相对的，比方小说写累了我写随笔，这个写随笔既是调剂也是休闲。对脑力劳动者来说，看书是工作，而对体力劳动者来说，看书则是休闲。 问：您刚才提到想玩了就玩，您主要玩些什么呢？ 答：散步，看电视，下象棋，会朋友，唱歌…… 问：去卡拉ok唱吗？ 答：我唱歌主要是独自歌唱。家里其他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一个人在家里打一会儿字，就站起来哼哼一会儿。跟赵本山演的那个学老太太唱歌的小品似的，我也能从“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串到“妈妈的吻，甜蜜的吻，让我思念到如今”上去。独自歌唱不仅自我愉悦，还能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安慰。比方我有时说错了话，我就会来上一句“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有时让人坑了一家伙，还会唱一段“他出身雇农本质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再联想到那人身体又不好，家庭也不幸福，算了，不跟他计较了…… 问：您还挺有意思哩，许多读者知道您的随笔，不知道您的小说，您对此怎么看？ 答：这让我想起宋丹丹的一句话，好多人知道她演小品，却不知道她也能演大戏、演电影，而演小品只是她的副业；她对别人管她叫笑星很反感。我对别人说我只会写点随笔之类的小文章也不怎么高兴，我很快就拿个大东西给你们看。当然，小文章有大影响与载体也有关，并不说明我的随笔真的就有多好。说纯文学疲软、萎缩，主要是纯文学刊物疲软、萎缩，再著名的刊物也不如一般性的报纸发行量大，我那些随笔几乎全是在报纸上发表的，看的人自然就多一点。我希望文学圈子里边的人不要太留意或看重我的那些小文章，我的那些小文章还没好到让人可怕的地步。 问：这大概是名人效应吧。 答：我反复说过我不是名人，名人都是你向他约稿子他不给你写的，他越不给你写，你就越觉得他是名人。 问：您的稿子比较好约不假，我们还是愿意跟您这样的作家打交道。 答：谢谢。 关于新代沟的对话——答《山东广播电台文艺台》 “同学，你好”节目 记者（以下简称记）：刘老师，我们想请您就“老三届”和“新三届”的问题谈点看法好吗？ 刘玉堂（以下简称刘）：新三届？ 记：就是老三届的子女们；您也是老三届吧？您这个年龄段的子女们差不多都是高三或高中毕业了，我们称他们是“新三届”；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二者之间的异同点，目的是加强两代人之间的了解、沟通、填补与弥合。 刘：“新三届”的提法倒是挺新鲜，这个话题的本身也挺大、挺有意义。它让我想起刚刚粉碎“***”至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几年讨论的“代沟”问题，那也是当时的一个热门儿话题。那时候，讲究思想解放，消除“**”余悸，我们也正年轻，也是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什么的。你觉得“**”之前参加工作的一些老家伙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行为固板，他们甚至连个喇叭裤和邓立君也不能容忍，遂跟他们讨论起了代沟问题。不曾想如今你们也跟我讨论起这样的问题来了，而且我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话题当然不是轻松的，但又是重要的，在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在世纪末，讨论一下这样的话题也具有总结和警戒的意义。不想没感觉，一想还挺严重，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确实有一个“代沟”，是新代沟，比当年我们与老家伙之间的老代沟还要深，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很难沟通…… 记：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刘：当然还是在观念上，在价值观、家庭观、爱情观，甚至在是与非、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上，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和分歧；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方现在的“傍大款儿”，过去我们是叫做“失足青年”的，需要对她们进行批评教育，街道上的老同志还要跟她们谈心，对其进行“传帮带”；现在你要跟“傍大款儿”谈谈心，让其诚实劳动致富，肯定会被她嘲笑一番…… 记：失足青年跟“傍大款儿”好像还不是一回事儿，另外也与大气候或小气候有关。 刘：失足青年的症结在于失足，在于坏人教唆，是被动的；而傍大款儿们则大都是主动的；她们将此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创收的手段，那就更严重。说是与大气候或小气候有关也对，但那还是外因；关键在内因，在于她思想里边有一个拜金主义或拜物主义。旧社会的大气候或小气候好吗？更不好，但逛妓院的还是个别的，全是些痞子流氓，好人哪有去逛的？麻烦在于，你不让他思想解放呢，他咋呼痛苦，没有自由；你让他解放呢，他就解放到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痈疽上去了，解放到痞子流氓上去了。在勤劳致富上也是这样，你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暂时还没富起来的就急眼了，在那里拚命制造假冒伪劣，让你防不胜防、打不胜打。你再比方这个爱情观，在整个封建社会，连“三言两拍”这样的书都是谴责嫌贫爱富的，实在没辙了她还会“抛绣球”；那个七仙女还崇尚“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失妻恩爱苦也甜”；刘巧儿还憧憬“过了门儿，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可现在的一些看上去有点文化似的人却公开嫌贫爱富，甘当寄生虫，甚至连当第三者都嫌麻烦了，干脆给他当外室得了。 记：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好像在信仰上也特别执著…… 刘：在我这个年龄段或老一辈的同志（记者插话：你们喜欢叫同志，我们喜欢叫先生、小姐，也是一种差异）里面，当初入党的时候，有一个起码的问题是都在自觉地考虑的，即如果让敌人抓去了，让你背叛组织出卖同志，否则就与所有爱国主义影片里面所演的似的，给你灌辣椒水或压老虎凳，你怎么办？我不是唱高调儿，我当初确实是抱好了永不背叛这样的信念才申请入党的；当然我也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至死不渝。记得六十年代初，蒋介石咋呼反攻大陆的时候，村里的民兵担心阶级敌人蠢蠢欲动，遂于夜晚化妆成国民党的登陆部队，晚上去他们家里联络，结果就有些人将村里的党员给说出来了。这点子有点损，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那时候的人比较看重这些。我将这些说给一些“新三届”听，他们就觉得挺不解、挺可笑：如今还有什么可背叛、可出卖的？将党员的名单说出来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当然我们还比较关心国家大事乃至国际共运，关心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传统而忽略现实，政治意识强而商品观念薄，比较在乎批评与表扬等等。 记：在批评与表扬的问题上新三届们也在乎…… 刘：但在乎的程度不一样。他批评错了，新三届们可能要跟他干，将批评变成吵架；他批评对了，你还会计较他的态度不好，寻思他有什么背景，是谁告的状，尔后再找碴报复回来。我们讲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也比较在乎“谁负责”的问题，记得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次我与另外一个资格比我老的同志到一个海岛上去帮助他们搞年终总结，两个人的工作组领导上让我负责，就拿作得我格外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了。这也说明我们比较有上进心，始终有一个爬坡的意识。如今的小青年好像就不怎么在乎这些，他讲究怎么来钱儿快怎么干。说到责任感的问题，前段我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两个中学的初中生，一个是农村的学校，记者问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为何不报高中而要报小中专？他的回答是家庭困难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而城市中学的学生没有一个提到他该怎么样减轻家长负担的问题，我就不信这些学生都没有家庭困难。 记：这似乎是另外一个问题：城乡差异…… 刘：中、青之间的代沟，在城市表现得格外明显、格外突出一些。比方，我们的传统美德，城市的孩子差不多就不怎么考虑继承与发扬的问题。我在家里吃完了菜，总是倒上点水把盘子涮干净再喝了，我家里的一位“新三届”则常常抱以不以为然的目光。他们有一个观点，叫增产比节约更重要。这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我们有专事指挥生产的部门，却没有专门指挥节约的机构，那个“增产节能办公室”，也是将增产放在前边儿。问题是作为一个青少年，他还没开始做增产的事情，却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给丢了；如同某些“艺术人才”，他还没开始将他的艺术奉献给观众，却将艺人的一些作派乃至毛病先学会了。我一看到歌星或影星什么的骂人打人就恶心，要命的是他还能说出一些强盗逻辑，强调打人的无奈与逃税的苦衷…… 记：是这样，在追求时尚与流行话语上，恐怕也有分歧。 刘：在审美上，在消费上，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新三届们倒是比老三届们高明、迅速、敏感。比方那个喇叭裤、牛仔裤以及卡拉ok什么的，年轻人率先兴起来，中年人慢慢地也接受下来了。在流行话语方面，青年人的盲目性大一些，他们往往将追求时尚代替自己的思考，以为时髦的就是正确的，不懂得大道理管小道理，不懂得老生常谈之所以常谈是因为它正确，久而久之，就把一些基本的道理给忽略了。中年以上的人则喜欢问一个为什么，追星族里面，中年人就很少。另外，一些青年同志也往往欲望高，而本事小；脾气大，而能力小。我们到商店去，常常看见一些售货员除了会数钱别的是一概不懂，卖家电的不会调试，卖衣服的不知道是什么料子。你到邮局去买张邮票，你发现她永远在那里翻票据或算帐；要么就是鼓捣那个能自动填写汇款单的微机，她那个自动化比手写还慢，你买张邮票她能让你等上二十分钟，有时不等你急的，她自己就先不耐烦，这时我常常会想起六七十年代的张秉贵。我是在北京百货大楼买过他的糖块儿的，他确实就是“一把准”，算账则一口清，看他称糖块儿能让你体会到工作的从容与美丽。但最近有两件事也让我挺激动，一是年轻的济南交警朋友们，二是济南市工商银行的朋友们，工作非常出色，服务态度非常好，业务素质非常高，为省城济南争了光，他们的工作也能让人感受到工作的美丽与优雅…… 记：您还专门写了篇文章，叫《优雅的指挥》吧？ 刘：有一个问题济南市的领导肯定在考虑：交警和工商行的工作上去了，其他行业怎么办？这话题好像扯远了，再回到老三届与新三届的问题上来。老三届们在做人上还讲究谦虚谨慎，新三届们则更多地讲究个性张扬；这种张扬如果不是以损害他人为前提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某些小青年还不太懂得什么叫个性，就在那里盲目地张扬，结果就成了恶性膨胀，将人性中不好的方面在那里放大与扩充。当然，新三届们在文化修养、艺术欣赏等方面，比当时的我们也高了许多。过去我们看电视，看完了要议论里面的角色是多么的英勇，甚至能让他感动得掉下眼泪来；现在小青年们看电影则议论里面的角色是谁演的，今年多大，什么属相、什么星座，是谁的情人……你很难用蹩脚的艺术懵他们。 记：这也算是一个进步。 刘：我最后想强调一句，老三届与新三届之间的代沟不是不可以弥合的、填补的，我前边儿着重谈了些差异的方面，其实共同点还是很多的。大的方面如爱国爱家爱人民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小的方面如都觉得好东西好吃了，新三届看着美的东西，老三届们差不多也能看上眼儿了等等。余秋雨有一篇专门谈老三届的文章，他是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桥梁，把中国历史的断裂处连接起来了；老三届还是一种调和剂，是历史的修补者，他们能充分理解上一代和下一代，于是也就成了填补代沟的中介。有了老三届，老人和年轻人才不至于势不两立，诸多进退才出现了一系列并不响亮但切实可行的方案。尽管我们谈的角度不同，但由此也可证明，老三届与新三届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我们今天谈的也都是些表面现象，而且有些不好的现象也还是个别的，至于更深层次的意义由社会学家来谈可能更有话说。咱们只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好吗？如果由此展开一个讨论，我想也是有意义的。 记：好，谢谢您。 《玉堂闲话》的闲话（代跋） 这本小书里，集了我近两三年学写的大部分随笔。有一个时期，我闹不清随笔与散文有何区别（现在也没完全闹清），认为这东西由散文作家来写可能更顺手一些。因此上，一些报纸副刊的编辑朋友约我写这玩意儿的时候，我即向他们推荐我所认识的一些散文作家。可编辑先生觉得他们的东西太专业，太玄乎，读者往往看不懂——姑且叫作文学性太强。他们希望我写一点靠近生活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看得懂的东西，于是便学着写。要学，当然就向大家学，我学鲁迅、学孙犁、学汪曾棋，还学柏杨。我发现越是有学问的人，他们的文章就越大众化、越好读。倒是那些半吊子、半瓶子醋，在那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甚至不能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的始末，表达一个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还玩花样儿呢！那怎么看得懂？力戒矫情，是我一开始学写即自觉信守的。 因为是学着写，就容易上瘾。如同学骑自行车和下象棋一样，似会非会的时候还特别来劲儿，找点借口就出去溜一圈儿或下一把。近两三年，我写这玩意儿稍多点，其实就是似会非会的表现。不过我自己倒也挺喜欢，比对我所有的小说集还喜欢。当然也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本——我一直想拥有这样的一本小书，现在终于有了。 我给它们定了个位：叫贴近生活、靠近杂文的生活随笔——这也是我一开始学写即规定下来的。 看到过一个提法：叫文学散文——多亏没人买他的账。这样的提法如同这样的叫卖：豆腐来——豆子的；馒头来——面粉的；散文来——文学的！是标明你的散文是文学，人家的散文不是文学吗？抑或你的散文是正宗，人家的就不是？可惜的是越是喊文学的或正宗的就越可疑，因为中国的文学都是需要打折扣的，你那个门派的教头是否正宗也还尚未证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倘是我们中国人，则只要看过几百篇文章，见过十来个所谓‘文学家’的行径，又不是刚刚‘从民间来’的老实青年，就决不会上当。因为我们惯熟了，恰如钱店伙计的看见钞票一般，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又说，“但这些文章，我们有时也还看。苏东坡贬黄州时，无聊之至，有客来，便要他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你姑且胡说一通罢。’我们的看，也不过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东西，是费去了多少无聊的眼力。人们往往以为打牌、跳舞有害，实则这种文章的害还要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他教成后天的低能儿的。”这话用来评价当今某些所谓的“文学散文”，尺寸仍然合适。 文学，首先应该是明白学，它从一个角度开辟了人们认识世界、自然、社会、人生、心灵、情感等诸多问题的蹊径，并搭起它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将人从蒙昧引向觉悟，从混沌引向清醒。而不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反倒糊涂了”。 让人糊涂、教人成低能儿的“文学性”，还不该摒弃吗？ 面对鲜活的、千姿百态的世界，我们会有不同的视角与态度。有领导的角度，有平民的视角，有局外人的看法，有参与者的观点。我是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待这个城市的世界的。我以乡下人自居并为荣。乡下人怎么了？乡下人落后、愚昧？乡下人小拿小摸不光彩，你城里人贪污受贿就光彩了？乡下人穿带补钉的衣服是落后，你城里人穿着露着肉且脏兮兮的牛仔服就时髦了？乡下人皮肤黑一点不怎么漂亮，你城里人皮肤倒挺白，可三天两头地皮肤过敏或生些疖子之类就美丽了？乡下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着调，你城里人嫖娼宿妓就潇洒了……这有点偏激了是不是？但这是我的看法，是一家之言。所以这个集子里面的相当一部分小文都曾冠以“玉堂之说”的。玉堂之说即是一家之言的意思，再没有别的含意。有人替编辑操心，担心玉堂之说有替自己做广告之嫌；可人人都知道，孔府家酒、兰陵美酒都不是以厂长的名字命名的。有人欲贬低我的随笔，故称赞我的小说，以见其公正。当然也有说我的随笔是“快乐的晚餐”、是“文坛一景”的。其实小文章有大影响，主要与载体有关，并不是真的就有多么好，如果还有点小味道，那也是我以二百多万字的小说作辅垫的，但它远没好到让人可怕的地步，搞文学散文或文学小说之类的人不必太看重它。 我比较早地反对了给作家断奶、文人下海之类的提法，也比较及时地谈了对潇洒、尴尬、吹牛、包装、傻瓜、停电、温馨、休闲、狗与鼠、批评与表扬、老三届与新三届、济南交警乃至烟酒糖茶、吃喝拉撒之类的看法。正如不时髦在太多的时髦中也是时髦一样，这些朴素的农民式的小观点还挺受欢迎，特别那些不搞文学散文的陌生读者。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的对，比方给作家断奶实际并没断；有的则失之于偏颇，比方对双休日的看法。有人写了反驳的文章，说我自己想什么时候休闲就什么时候休闲，却反对别人休闲；自己享受着城市文明却在讽刺城市；又是以小说的笔法操作随笔以想象代替现实让人无可奈何什么的，我都将它们收进来了。它特别具有某个年代的印记，如同一唱《老两口学毛选》就令人想起六十年代一样。 但我不写风花雪月、花鸟鱼虫，不抒空泛的情感、无病的**。我始终记得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乡下人，乡下人怎么能写得了那玩意儿？小文章要有大情怀，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我说过写小说像回忆，写随笔像啦呱。这是一本与你、与他啦呱的小书。我在意它，还因为它啦的全是知心呱。 作者 199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