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漫话·杜甫心影录》 第1页 [社会文学] 《古典诗词漫话·杜甫心影录》作者：黄绅【完结】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15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着、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採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歷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盪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復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称为「鑑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歷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望岳 望岳 走进泰山南麓的岱庙，只见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其中有一块碑，上面刻着杜甫的《望岳》诗。上下泰山，沿途石刻参差错落，不下千块，其中以镌刻杜甫《望岳》诗的最多。登上泰山极顶玉皇顶，还可看到刻着杜诗「一览众山小」的横额。泰山享有「五岳之长」的盛誉，古代帝王登基之初、太平之岁，都要来这里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歷代文人词客，也都要到此登临游赏，赋诗题咏，从而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字记载。但自从杜甫《望岳》诗出现之后，人们提起泰山，首先想到的，始终是这篇名作。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从江南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尽管他当时已得到崔尚、魏启心等名士的赏识，才学可以同班固、扬雄媲美，但由于试卷不合考官的心意，结果落第了。不过诗人年轻气盛，对此并不在乎，于是外出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望岳》就作于这一时期。 当杜甫赋诗之际，虽然身在山麓，但早己神游岳顶。这首诗首联写远望之色，次联写近望之势，三联写细望之景，末联写极望之情。诗中虽无一个「望」字，但从各个角度写出了泰山的雄伟壮观。首句以「岱宗夫如何」发问，面对着苍莽无际的景象，诗人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次句「齐鲁青未了」，仅仅五个字，就已囊括千里，雄盖一世。清代施补华认为，以后唯有韩愈「荆山已去华山来」七字，方能与之颉颃。从来大境界，非大胸襟不能领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二句，气势磅礴，「一句写其从地发来，一句写其到天始尽」，「先生望岳，直算到未有岳之前，想见其胸中咄咄」（金圣叹《杜诗解》）。「盪胸生曾（层）云，决眦入归鸟」二句，上句显出诗人「襟怀之浩荡」，下句显出「眼界之空阔」（王嗣奭《杜臆》）。大自然雄奇的景象，与诗人阔大的气魄融为一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末句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这两句诗，不仅表达了诗人的希望和嚮往，同时也显示出他非凡的抱负，显示出青年杜甫欲驾长风扶摇直上的豪迈气概。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诗云：「齐鲁到今青未了，题诗谁继杜陵人？」杜甫这首诗，所以能俯视百家，擅名千载，不仅在笔力劲拔奇伟，词句戛戛独造，更在诗人的心胸气魄难以企及。 杜甫晚年追忆过去登临之地，写道：「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又上后园山脚》）「旭日东升」为岱顶四大奇观之一；日观峰在玉皇顶东南，是岱顶观日出最好的地方。从这几句诗，可知诗人当时已经登临绝顶，浏览无际了。在他放眼苍穹、翘首八荒之时，一定会将眼前所见、心中所感，付之吟咏，形诸篇章。但那首诗可能同杜甫早年所作的许多诗一样，已经失传了。也有人认为杜甫登泰山所作的诗，就是这一首，诗人对泰山的雄伟壮观惊嘆不已，不能从正面写，故从「望」字着笔。不过从诗末联中「会当」二字看，诗人作《望岳》之时，尚未登临绝顶，故上面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尚难成立。 第2页 就在杜甫落第那一年，唐玄宗封禅泰山，随从数百里不绝，封禅礼毕，玄宗亲笔撰书了标榜自己功德的《纪泰山铭》，刻在岱顶大观峰的峭壁上，即今「唐摩崖」。尽管唐玄宗贵为天子，为镌刻此铭，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削壁为碑，据说自汉以来，碑碣之雄壮未有及者，但最终只是为泰山留下一处胜观而已，其标榜功德的目的并未达到。那篇铭文究竟讲些什么，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想知道。至于随同玄宗前来的达官贵人所作的众多诗文，更是湮没无闻了。而当时一个落第青年诗人的诗篇，却众口传诵，经久不衰，这是唐玄宗封禅之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少卿书》）曹丕称诗文为「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从杜甫的遭遇看，确实是这样。 咏马 咏马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诏令当时着名画家和工艺家阎立德设计营造昭陵，并雕刻「昭陵六骏」，列置于昭陵北麓祭坛内。其中两骏（拳毛□、飒露紫）后被盗往美国，存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白蹄乌、青骓、特勤骠、什伐赤），现都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内。这些石刻骏马，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神态矫健遒劲，望之生气勃勃。「昭陵六骏」能在唐代出现绝非偶然。据史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新唐书?兵志》）「六骏」都是曾随唐太宗南征北战的骏马。至唐玄宗开元年间，牧马尚有四十余万匹，所谓「南山之下，汧渭之间，想见开元天宝年，八方分屯隘秦川，四十万匹如云烟」（苏轼《书韩干牧马图》）。在这种特定的歷史环境中，咏马、画马、刻马，也就成了一时的风气。 清代方南堂说：「咏物题极难，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数百首，但有赋体，绝无比兴，痴肥重浊，止增厌恶。惟子美咏物绝佳，如咏鹰咏马诸作，有写生家所不到。贞元、大历诸名家，咏物绝少。……元和以后，下逮晚唐，咏物诗极多，纵极巧妙，总不免描眉画角，小家举止。」（《辍锻录》）确实，摹形写状，绘影描神，刻划逼真，形容痛快，尚非咏物诗的极致。杜甫的咏马诗，所以能精湛卓立，独步千古，全在气魄雄伟，寓意深刻，感慨淋漓，神气勃然，都从大处着笔，不落纤巧家数。 杜甫笔下的马，都有着鲜明的个性、深沉的感情，都带着他的现实感慨，寄託着他的理想抱负。咏马，实际上是诗人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是在为自己写照。如早年作的《房兵曹胡马诗》，前半写马骨相非常，格力不凡，后半言其骁腾无比，显出一副血性，落笔有飞行万里之势，一望可知是年少气盛之作。杜甫前期的咏马诗，其根本精神都集中在「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诗》），「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高都护骢马行》），「一闻说尽急难才，转益愁向驽骀辈」（《李鄠县丈人胡马行》）这几句诗中。有横行万里之志、越涧注坡之能，临阵无敌，所向辟易，急人所难，拯危脱险，生死不负，以建奇功。这既是诗人所赞颂的马德，也是他理想中的人格。明人张□说：「凡诗人题咏，必胸次高超，下笔方能卓绝。……如此状物，不唯格韵特高，亦见少陵人品。若曹唐《病马》诗：『一朝千里心犹在，曾敢潜忘秣饲恩。』乃乞儿语也。」（录自《杜诗详註》）确实，唯有杜甫才有这样的气质，才能写出如此矫健豪纵、神旺气足的诗句。 「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昔游》）。尽管杜甫以天马自居，抱负不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直蹭蹬不遇，致使骐骥伏枥，空负千里之志。「雄姿未受伏枥恩，勐气犹思战场利」。「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高都护骢马行》）这几句诗，写得悲怆不已，奇横无匹，充分表现出杜甫困居长安时的境遇，以及欲展其能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在结束《天育骠图歌》时，诗人抚图兴嘆：「年来物化空形影，呜唿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腰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亦休！」这些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不公正现象，深切地表达了诗人身处困境，却又不愿沦没的愤激之情。「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以后韩愈正是受了杜诗的启发，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杂说四》这篇名作。 安史之乱后，杜甫逃出长安，只身潜奔肃宗的行在凤翔（今属陕西），授左拾遗，不久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从此一跌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道旁被遗弃的瘦马，不禁悽然伤神，赋诗咏怀：「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当时歷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瘦马行》）「见人」二句，写马对人的依恋，何等深情。「恐是」一句，则又暗示此马本是良马，不应抛弃，而竟被人抛弃。人之无情与马之有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由于杜甫咏物，结合着自己的身世，浸渍着自身的情感，故「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杜诗详註》录申涵光语）。「苍茫风尘际，蹭蹬骐驎老」（《奉赠射洪李四丈》）。杜甫晚年，贫病交加，常常发出英雄末路、夙愿未遂的慨嘆。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在生命的尽头，从他的咏马诗中依然能够听到这种深沉的唿声：「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 第3页 肉骨之辨 肉骨之辨 在唐代画家中，韩干以画马享有盛名。「天下一统，西域大宛，岁有来献，诏于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调习之能，逸异并至，骨力追风，毛彩照地，不可名状，号木槽马。……时主（玄宗）好艺，韩君间生，遂命悉图其骏，则有玉花骢、照夜白等。时岐、薛、宁、申王厩中，皆有善马，干并图之，遂为古今独步」（张彦远《歷代名画记》）。但杜甫在《丹青行赠曹将军霸》这首诗中，却对韩干画马流露不满之意：「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对此，后人曾有过不少争议。在这两句诗中，杜甫将「骨」与「肉」作为对立的审美概念提出，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晋高僧支遁）常养数匹马。或言『道士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古代诗人画家，常藉助表现马的神骏来抒写自己怀抱，而能否表现马的神骏，也成了咏马画马是否成功的标准。前人一致认为，杜甫的咏马诗使人嘆为观止。确实，杜甫对马的神骏有着分外深刻的认识。他笔下的马，耳如批竹，蹄似削玉，毛为绿缥，眼有紫焰，逸态萧疏，高骧纵恣，侧身注目，迥立生风，顾影骄嘶，势可万里，沙场看血，勐气思战，意态雄杰，倜傥权奇，从内在气质、外在形态等各个方面，将马写得雄骏绝伦。「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李贺《马诗》）。肥胖的躯体，常给人留下迟钝、笨拙的印象，倒是瘦劲的身骨，能使人产生矫健、腾骞的感觉。杜甫笔下的骏马，也只有那种瘦骨锋稜、神气清峻的形体才相称。「顾长康（东晋着名画家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而马的神骏，则全表现在筋骨之中，就像伯乐所说的那样：「良马可形容筋骨也。」（《列子?说符》）杜甫深悟此理，故他的咏马诗屡次通过「骨相」来传神写照：「胡马大宛名，锋稜瘦骨成。」「骕骦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 唐代韩干所绘《牧马图》 肉、骨之辨，并非始于杜甫。重骨轻肉，自六朝以来，在社会风尚、艺术评价方面，一直占着主流地位。王羲之说：「凡字多肉微骨，谓之墨猪书也。」（《字书》）杜甫论汉代书法，也说：「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南齐谢赫论绘画六法，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古画品录》）。但到了唐代，新的歷史文化环境，要求在艺术领域出现一种能体现盛唐风貌的新风格。颜真卿的字、韩干的马，都变瘦劲为肥厚，正是对传统审美观的突破，开创了一种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的艺术风尚，故深谙艺术之道的苏轼，对颜书韩画，作了极高的评价。从这上面看，杜甫的审美趣味，与颜真卿、韩干、苏轼等人大不相同。不过，骨肉之辨，不仅可看出杜甫的审美趣味，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杜甫从不曾将马看作一头普通的牲口，仅仅供人坐骑而已。马在他的笔下，始终是一种象徵，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徵。 六朝重骨轻肉的审美趣味，和当时的人物品藻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世说新语》载，王羲之曾嘆支遁「器朗神俊」，言祖约「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復见如此人」，称刘惔「标云柯而不扶疏」，见陈泰「垒块有正骨」；而当时人又认为阮裕「骨气不及右军（王羲之）」，嘲笑韩康伯「似肉鸭」「将肘无风骨」。神韵超逸、风骨隽朗集中体现了人的内秀外美；而大腹便便的形象，则常使人同脑满肠肥连在一起。前人认为杜甫咏马重骨，实是将马拟人化，是从品鑑人物上着眼的。如明末王嗣奭说，《天育骠图歌》中「卓立天骨森开张」这一句诗，「分明描出豪杰模样」。杜甫批评韩干画马，「非失于肥，盖取姿媚以悦人者，于马非不婉肖，而骨非千里，则『骅骝丧气』矣」（《杜臆》）。至于清初金圣叹所言，则更加直截了当：「从来佳士，必不以肉重也。」「画肉不画骨，箴贬世人不少！」（《杜诗解》）不过，人们的生活环境、审美情趣并不尽同。俗马多肉，自有俗眼赏识，脑满肠肥常被看作是富贵特有的象徵。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始终是失志之士对世俗轻薄势利的慨嘆。「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凡马空多肉。」「凤臆龙鬐未易识，侧身注目长风生。」（《李鄠县胡马行》）这几句诗，写出了英雄未遇、磊落自负的光景。看到这些，对杜甫重骨轻肉说也就能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画鹰 画鹰 早在先秦诗文中，就已留下了有关鹰的文字记载：「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诗?大雅?大明》）「仓庚鸣，鹰变为鸡」，「蟋蟀居堂，鹰乃学习」，「寒蝉鸣，鹰乃祭鸟」（《礼记?月令》）。「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其中最着名的也许要算唐雎对秦王的几句话：「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战国策?魏四》）据说一贯骄横的秦王，听了这番话后，居然神色沮丧，在挺剑而起的唐雎面前，暂时打消了併吞安陵这个小国的念头。从此以后，鹰（连同鹘、□这类鸷鸟）一直作为击恶排难所向披靡的勐禽，以其特有的雄姿逸态，出现在诗文之中。而杜甫的几首「画鹰」、「画鹘」诗，在同类作品中，尤其脍炙人口。 第4页 清代诗人沈德潜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说诗晬语》）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对外交往密切，当时长安是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不少印度、西域的僧人、商人来到中国，将当地的艺术（特别是佛教艺术）传了进来。唐代虽无宫廷画院，但前期的君王大多爱好书画，唐太宗曾向民间购求绘画，唐玄宗即位之后，「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资治通鑑?唐纪》玄宗天宝十三年）。这都有力地刺激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原註：「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张彦远《歷代名画记》）可见唐代绘画艺术，已经勃然兴起，蔚为大观。诗歌和绘画的同时兴盛，诗人和画家的密切交往，必然会促使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来赏画评画。唐代有不少作家作过题画诗，而其中写得较早、数量较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则非杜莫属了。正是有见于此，沈德潜又说：「开此（题画诗）体者老杜也。」 翻阅杜诗，常常可以找到诗人将鹰、马并提，除了马，鹰是他最爱吟咏的对象。前人曾说杜甫的「画鹰」诗，句句不脱「画」字。这话没说错，但也没说全。如果杜甫仅仅只是在画面上体贴摹写，他的诗决不会写得如此奇警，如此生色。沈德潜说：「其法全在不黏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復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杜甫总是因画马而及真马，因画鹤而及真鹤，因画鹰而及真鹰，因画鹘而及真鹘。明代陆时雍说：「咏画者多咏真，咏真易而咏画难，画中见真，真中带画，尤难。」（《杜诗详註》引）不过他人所难，杜甫却能得心应手地应用。他的题画诗，都以真为画，以画为真，忽从真物说到画物，忽从画物说到真物，真物画物，交织一体，不可分辨。如《画鹰》诗：「?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旋光堪摘，轩楹势可唿。」传神写照，飞动如生，唿之欲出。又如《画鹘行》：「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后人评为「读之便似生鹘当面直掠过来，其势极峻」（金圣叹《杜诗解》）。这些诗语意层层跌宕，文笔顿挫生姿。最使人惊嘆的是：诗人咏鹰咏鹘，笔笔都用飞腾凌厉之势表现，「瞥然飞到人眼前」，「瞥然飞出人意外」。在静止的画面颳起雄风，使奇矫之骨、抟空之气、飒爽之意，在纸上活现。 与咏马一样，杜甫咏鹰，实际上也是在写人。他的题画诗，所以能以真为画，以画为真，除了凌厉的笔势、形象的描写，还在于这些诗都寄託着他深沉的现实感慨。如《姜楚公画角鹰歌》，因有感于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希望诸将能乘胜直下幽燕，捣毁叛军老巢，故噼面即有「杀气森森到幽朔」之语。杜甫晚年寓居瀼西（今属四川奉节县），写了集中第一长诗《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其中依然谆谆致词：「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鹯。」杜甫好写鹰，不仅是思鹰鹯之臣和鹰扬之将以平内乱，同时也是托鹰自负，如《杨监又出画鹰十二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为君除狡兔，会是翻□上。」「盖因才志不展，而发兴于鹰扬者」（《杜诗详註》引王嗣奭语）。而《画鹰》诗：「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以真鹰气概期之，乘风思奋之心，疾恶如仇之志，一齐揭出」（浦起龙《读杜心解》）。在杜甫诗中，无论是咏真鹰，还是画鹰，都表现出一种「以雄材为己任，横杀身而独往」的气魄。仇兆鰲评杜甫的《雕赋》：「其一种慷慨激昂之气，虽百折而不回，全篇俱属比喻，有悲壮之音，无乞怜之态，三復遗文，亦有横秋气而厉风霜矣。」（《杜诗详註》）这几句话，也完全适用于评他的《画鹰》诗。 干谒 干谒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对杜甫这两句诗，后人始终激赏不已。此外，诗人还以凤凰、高马自命：「凤凰从东来，何意復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飢。」（《述古三首》）「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尾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三韵三篇》）以喻其志节操守。而王夫之则根据《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指责杜甫：「陶公『飢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嗣后啼飢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姜斋诗话》）在这首诗中，杜甫极言当时在长安的穷困潦倒之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东汉向栩生性卓诡，有时骑驴入市，乞丐于人，但这只是佯狂之状，而杜甫则正像颜之推所说的那样，不幸在当时有些称誉，以至「见役勛贵，处之下座，以取残羹冷炙之辱」（《颜氏家训?杂艺》）。不过杜甫写这首诗，并不是效穷途之哭，而是在干禄求进，想以此博得韦济的同情，获得推荐汲引而已。这和他「独耻事干谒」之语，确实大相迳庭。但若像王夫之那样，说这是诗人心术、气量败缺处，则未免厚诬前贤了。 潘德舆认为：「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养一斋诗话》）不仅杜甫，就是倜傥不羁的李白、生性倔强的韩愈，集中都有干谒之作。韩朝宗喜欢识拔后进，曾向朝廷推荐崔宗之、严武等人，所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致「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李白《与韩荆州书》）。可见当时干谒风气之盛。韩愈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杂说》四）尽管马有千里之才，但只有先得到「伯乐」赏识，然后才能得到社会承认。故有进取心的士子，热中干谒，也就不可避免了。一方面为维护操守，以干谒为耻；另一方面为施展才能，又不得不走干谒之路。正是这种社会现实，造成诗人矛盾的言行。 第5页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在此，杜甫自言学优才敏，足以驰骋古今，并得到韦济的赏识：「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但是，杜甫不甘以词人自居，而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怀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希望。可是事与愿违，「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始终不遇于时。诗人嚮往的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世界，但实际上却落入「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的境地，以致发出「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的悲愤之声。满腹牢骚，满腔愤激，冲口而出。看来，韦济对杜甫的「真知」，也只是赏识其诗而已，并无引荐之意，于是杜甫产生了怨望：「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并出现离开长安，从此摆脱羁縻、不问世事、遨游江湖之上的想法，故结句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河南巩县一窑洞，相传杜甫在此出生 董养性认为这首诗「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采，未尝少挫也」（《杜诗详註》引），未免誉之过甚。如果再联繫同时所作的其他干谒诗一起看，更觉其言不实。正像赵翼所说的那样，杜甫在困居长安这一时期，「几于无处不乞援」，「若不胜其乞哀者」（《瓯北诗话》）。其中有些诗（如《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词语卑下，情隘意慼，有不少违心之言。不过，前人对此往往採取谅解的态度，认为士当穷困之时，急于求进，干谒贵人，在所难免。如王嗣奭说：「是时李林甫、陈希烈当国，忌才斥士，无路可通，（哥舒）翰独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之以进也。」（《杜臆》）仇兆鰲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少陵之投诗京兆（鲜于仲通），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杜诗详註》）但像哥舒翰那样的人，其攻伐吐蕃，明明是杀人邀功，逢君之恶，杜甫在《兵车行》中曾作过尖锐的揭露批判，而在投赠诗中却极力称颂其功绩，待到日后安史叛乱、潼关失守后，又加以指责，前后乖戻未免太甚。白璧之瑕，众目共睹，这是谁也无法为贤者讳的。其实杜甫本人对此既不讳隐，也不辩解，置之集中，不加删削，这比起后来某些人文过饰非，篡改史实，欺世盗名，格外显得可贵。杜诗能成为诗史，杜甫能成为诗圣，有着众多原因，这应是其中不应忽视（但却常常被忽视了）的一个重要方面。 登塔 登塔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追念其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在长安东城晋昌坊修建佛寺，名为「慈恩」。建成之后，特请赴印度取经回国的高僧玄奘主持寺务。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在慈恩寺西院建造一座塔，用来存放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原名慈恩寺塔，即现在坐落在陕西西安市南的大雁塔。关于雁塔的得名，并非因为塔形似雁，据《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有个佛寺，一天，众僧饿着肚子，看见一群雁从头上飞过，就打趣说：「菩萨应该知道我们没东西吃吧。」飞在最前面的雁，应声摔到地上。众僧认为这雁是菩萨的化身，十分感动，于是建造一座塔，把雁埋在下面，以作纪念。玄奘曾到这座塔下致礼，所以他自己建造的佛塔，也称为大雁塔。 塔初建时为五层，高十八丈，武则天长安年间，重新修建。代宗大历年间又改建成十层。后经战火破坏，现存七层，高达六十多米。由于寺庙规模宏大，塔身雄伟壮观，故成为长安的游览胜地。自中唐以后，新科进士，都要到雁塔下题诗留名。至于吟咏塔的诗篇，就更多了。据说白居易、元稹曾到塔下烧香，忽然看到章八元的诗：「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龙。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濛濛。」（《题慈恩寺塔》）为之赞嘆不已，于是叫人把其他诗都拿走，只留下这一篇。也许是由于元、白扬之过甚，难副其实，反招来后来张戒、王士禛等人的非议。而人们在批评章诗时，又必然会举出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以作比较。 大雁塔 玄宗天宝十一年（752）秋，杜甫和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同登慈恩寺塔，各有题咏。和杜诗相比，章诗不仅没有那种高远的韵致，更缺少阔大的气魄。「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起首四句，即情出物表，神游象外，将穷高极远之状，可惊可忧之意，一併写出。拿章诗与杜诗相比，就像小山与乔岳争高。即使同游诸作，也轩轾易见。仇兆鰲认为：「岑、储两作，风秀熨贴，不愧名家；高达夫出之简静，品格亦自清坚。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三家结语，未免拘束，致鲜后劲。杜于末幅，另开眼界，独辟思议，力量百倍于人。」（《杜诗详註》） 第6页 像这类登高凭眺之作，描写眼前景象，作奇伟语容易，抒写心中情思，作性情语实难。岑参诗「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诸句，气象恢弘，笔力雄健，不让杜诗。但最后却说「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生消极厌世之想，令人有前后不称之感。而杜诗下半首「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四句，写山河破碎，一望苍然。以兴起「最是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崑崙丘」。上二句思古，以虞舜苍梧，比喻太宗昭陵；下二句伤今，以西王母在瑶池宴饮，比喻杨贵妃在华清池作乐。自张九龄罢相之后，朝廷贤臣，相继被排斥，在朝大臣，大多尸位素餐，故诗人最后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为稻粱谋」结束全篇。当时杜甫凭高远眺，百忧翻腾，意识到朝局日变，天下将乱，而玄宗方耽于逸乐，不恤国事，岌岌乎有飘摇崩析之惧，于是追想国初政治之隆，预忧日后荒淫之祸，通过吟咏眼前之景，写出国事杌陧之象，将胸中郁结，尽情吐出。 唐太宗所作，褚遂良所书，藏于大雁塔内的《圣教序》（局部） 《资治通鑑?唐纪》玄宗天宝十一年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復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此诗以忧患意识，写出时代缩影，身世之感、家国之思，无所不包，但又只写塔上所见，句句说时事，语语是登临。胡舜陟、钱谦益将通体都看作比喻，未免过于穿凿。唯其如此，故全诗能「自首至结一气，横厉无前，纵越绳墨之外，激昂霄汉之表」（黄子云《野鸿诗的》）。苏轼《登常山绝顶广丽寺》诗：「西望穆陵关，东望琅玡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在语句上摹拟杜诗，只是由于缺少杜甫那种深切的忧患、深沉的感慨，那种发人深省的内涵，因此也就没有杜诗那种深远的意境、深刻的揭示，以及那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而这正是杜诗高出侪辈、擅誉千古之处。 非战 非战 戊戌政变后，梁啓超逃往日本，目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情状，认为「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日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歷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并举出杜甫的《兵车行》，作为中国古代非战诗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749），当时哥舒翰穷兵吐蕃，损失惨重。黄鹤、钱谦益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当时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兵败泸南。其实，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边衅既开，海内骚然，国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诗人完全可能假託征人自诉之词，抒写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抛却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剑各在腰。耶孃（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首段瞥然而起，但写行色，不言其事，如风起潮涌，一气喷薄。前面以人哭开始，最后又以鬼哭唿应：「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清人方东树说：「结与起对着，悲惨之极，见目中之行人，皆异日之鬼队也。」（《昭昧詹言》）驱民锋镝之祸，一至于此！更可悲的是：「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元人吴师道说：「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盖赋敛之苛，贪暴之苦，非无访察之司，陈诉之令，而言之未必见理，或反得害。不然，虽幸復伸，而异时疾怒报復之祸尤烈，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虽』字、『敢』字，曲尽事情。」（《吴礼部诗话》）役夫不敢申诉的怨恨，以更加悲愤的感情、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杜甫诗中表现出来。 对于这种向外扩张的战争，清代诗人王昙曾持肯定、赞美的态度：「西域河沙古未开，氂牛徼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汉武帝茂陵》）但实际情况并不像王昙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文、景之治，决不会有西汉前期国势的强盛和繁荣；如果没有文帝、景帝这些「守文之主」留下的巨大财富，「穷兵帝王」武帝决无力量对外发动战争。但其北讨强胡、南伐劲越的结果，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民变蠭起、国家危殆，就像一个好在外面惹事生非的败家子，将祖宗辛辛苦苦积下的一点家业差点败光。武帝晚年，深感前非，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资治通鑑?汉纪》武帝征和四年）杜甫在诗中，称唐玄宗为武皇，就穷兵黩武，将一个强盛的帝国引入危机四伏的衰败之路这上面看，两人确有极其相似之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正是当时社会真切、形象的写照。受到战争伤害的，不只是数万、数十万无辜牺牲的士兵，而是所有的百姓，从边地颳起的凄凉肃杀的阴风，已经吹遍了各地。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农桑尽废，不仅将人逼到难以生存的境地，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即使没有「安史之乱」的冲击，当时的唐帝国也已经陷入困境之中。 第7页 据史载，天宝八年（749）玄宗命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吐蕃只以数百人守之，唐士卒死者数万。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杜甫晚年作诗追忆往事，曾说：「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勐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为了迎合玄宗的心意，哥舒翰、杨国忠等人，报喜不报忧，献捷而掩败，驱使百万之众，攻打一城，以数万人的生命，换取弹丸土地。只因「武皇开边意未已」，致使「边庭流血成海水」。在「非战」还是「尚武」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为尖锐、实际的问题：君王个人的慾念、虚荣，和广大百姓的生命、利益，究竟哪个更重要？亿万生灵，难道只是君王的工具，还有没有其独立的人格？以数万生命，攻取一个城堡，是否值得？除了让君王一时高兴，于国何利？于民何利？「苍苍烝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李华《弔古战场文》）只要同意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话，必然也会同意他另外两句话：「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闢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 天宝年间，正是唐代边塞诗最兴盛的时期，其代表作家高适，当杜甫作《兵车行》之时，正在哥舒翰的幕府任书记，杜甫曾赠高适诗，里面颇含讽劝之意：「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诸将，焉用穷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在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虽然也写了征戍之苦，但往往只限于相思离别、环境险恶上面，缺乏像杜甫那样的勇气和识见，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因此也就不能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其作品也就缺乏杜诗那样的深度和力度。 最后该提一下的是：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尽管当时百姓的困苦比天宝年间更甚，但杜甫还是坚决主张平息叛乱。可见杜甫「非战」，只是反对对外侵略战争，反对统治阶层内部的残杀，并非对战争一概持否定的态度。 曲江春游 曲江春游 众所周知，开元年间是唐王朝的极盛时期。与此同时，玄宗的骄侈之心开始恶性膨胀，不愿再问政事，唯以声色自娱。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宠爱的武惠妃去世，尽管后宫有数千美人，竟没有一个合他的心意，为此一直怏怏不乐。有人向玄宗推荐寿王（玄宗第十八子，武惠妃生）妃杨玉环。开元二十八年，玄宗在华清宫召见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天宝四年（745），为寿王另聘王妃，同时册封杨玉环为贵妃。杨妃姿质丰艷，光彩动人，擅长歌舞，通晓音律，而且智算过人，善于迎合旨趣。玄宗得到杨妃后，喜出望外，情欢意合，恩宠备至。所谓「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白居易《长恨歌》）。杨氏权倾天下，富埒皇室，自开元以来，富贵荣华，未有能及之者，以致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 天宝十二年（753）春，杜甫目睹杨氏姊妹在上巳节（古代民俗在农历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采兰，以驱除不祥，称为修禊）去曲江游春宴饮的景状，写了《丽人行》。清人蒋弱六有几句话，对这首诗作了极其形象和简洁的概括：「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显出罗剎相，真可笑可畏。」（杨伦《杜诗镜铨》引） 题为「丽人」，当然离不开对「美人相」的描写。「态浓意远」、「肌理细腻」、「绣罗衣裳」、「珠压腰衱」，诗的前面几句，从丰神、体貌、服饰等各个方面进行渲染。不过，这首诗并非为丽人而作，对杨氏姊妹的艷丽，诗人根本就没有赞赏之心，故虽然铺陈其词，刻划尽致，但也只是沿袭古来美人诗文中的滥调，层层敷色，雕绘香艷而已，神情索然，毫无生气。相比之下，后面描写「富贵相」要成功得多。 尽管皇恩深厚，宠赐优渥，眼前八珍陈列，味穷水陆，但那些什么都已吃腻的达官贵人，却「犀箸厌饫久未下」，致使「鸾刀缕切空纷纶」。「箫鼓哀吟」，声乐何其盛；「宾从杂沓」，趋附者何其多。仇兆鰲释「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这两句诗：「秦、虢（杨妃的姊姊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前行，国忠（杨妃的堂兄）殿后。鞍马逡巡，见拥护填街，按辔徐行之象；当轩下马，见意气洋洋，旁若无人之状。」声势又何其煊赫！形容一时富贵豪奢之状，己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 传说「七月七日，上（汉武帝）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侍王母旁」（《汉武故事》）。后来常以青鸟比喻传递男女私情的信使。又《梁书?杨华传》载：「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足歌之，辞甚悽惋焉。」杨国忠和虢国夫人为堂兄妹，但公然淫乱，毫无顾忌，《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诗?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盪，齐子由归……」过去认为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妹文姜淫乱的诗）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诗中写「妖淫相」仅一联：「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但那种妖冶淫荡的情状，已尽在其中。 第8页 「（天宝）十载上元节，杨氏五宅夜游，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数挝。公主泣奏之，上令决杀杨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许朝谒。于是杨家专横，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乐史《杨太真外传》）。以堂堂皇家公主，尚且受辱于杨氏家奴之手，区区百姓，就更不必说了。末联「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如神龙掉尾，笔锋陡转，写出杨国忠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气焰熏天、灼手可热的情状。从「美人相」，经过「富贵相」、「妖淫相」，最后显出「罗剎相」。绝代国色，竟然和恶魔连成一体，而且连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实，使人不得不嘆服诗人笔有化工。 清人浦起龙说这首诗「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嘆声，点逗处，声声慨嘆」（《读杜心解》），很有见地。如「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就字面上看不过形容杨氏姊妹娇贵而已，但联繫当时作者「飢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穷困境遇，联繫当时「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凄凉景象，再看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就令人切齿了。又如「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似乎漫不经心地穿插在里面，但实际上却含有深意。杨氏姊妹外出游玩，玄宗竟派太监不停地送来御膳，其体贴宠爱，可谓入微，而正是这种宠爱，助长了杨氏骄横跋扈的气焰——这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灵湫记异 灵湫记异 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骊山（地处今陕西临潼东南）北麓修建骊宫。山有温泉（汤泉）。但那时的温泉，上无尺栋，下无环墙，沐浴时可见星辰，名为「星辰汤」。直到秦始皇，才在这里砌石起宇，名为「骊山汤」。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在此大举扩建，将汤井改建为池，环山建造宫室，更名为「华清宫」，因宫在汤泉之上，又名「华清池」。华清池是唐代帝王游乐的别宫，天宝年间（742－755），玄宗在每年十月，都要携杨妃姊妹来这里，直到年底或第二年暮春三月才回长安。其间还要驾临汤泉东面的灵湫致祭。有感于时事危急，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写了《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这首诗。 《淮南子?精神训》：「月中有蟾蜍。」高诱註：「詹渚，月中蛤蟆，食月，故曰蚀于蟾蜍。」古人将蛤蟆看作是蚀月之物。月是阴精，为后妃之象。据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禄山自请为杨妃养子，入朝必先拜杨妃，出入宫中，不受禁止，浊乱宫闱。诗中说「坡陀金蛤蟆，出见盖有由」，正是以蛤蟆蚀月寓讽刺之意。李白《古朗月行》：「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悽怆摧心肝。」语意与此相似。《资治通鑑?唐纪》玄宗天宝十三载：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玄宗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并见上于华清宫。由是益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玄宗，不听。加上杨妃同安禄山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也决不肯加罪于他。唐人好以西王母比杨妃，故诗中说；「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 华清池 又据《安禄山事迹》载：「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这固然出于后人的编造，荒诞不经，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轻信、放任，确已到了昏聩的地步。安禄山被遣归范阳，无异纵虎归山，就像猪龙僭拟真龙，蛤蟆变为长虬，其叛逆之势已成，不可制服了。故诗中说：「復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王嗣奭道：「禄山当如阴虫伏处，今一旦凭藉宠灵，窥窃神器，妄自意为夭矫飞天之物，岂非蛤蟆而黄虬，上下失位者乎？」（《杜诗详註》引）深中此诗肯綮。 当杜甫作诗之时，安禄山反信未至，而逆迹已萌，但有言禄山反者，玄宗皆缚送禄山，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诗人出于对形势的忧虑，不敢不言，又不敢显言，故用「始以蛤蟆忽之，终为长虬难制」立意，作曲笔之讽，写得迷离恍惚，变幻莫测，奇奇怪怪，不可方之。但只要弄清有关当时的歷史背景和传闻异说，就不难理解了。 赵翼论「蹉跎金蛤蟆」以下几句，引唐人陆勛《集异志》语：「高宗患头风，莫能疗。有宫人陈姓者，世业其术，帝令其合药。方置药炉，忽一蛤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帝命放之苑池。」言「《集异志》本小说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实事」（《瓯北诗话》）。杨伦《杜诗镜铨》引钮琇《潇湘录》所记，与此相同。清人张上若则认为「湫龙移宅当时或有其事，至金蛤蟆则全是寓意，公故做幻笔以实会虚，使读者不测，亦定、哀微词也」（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杜甫写这首诗，所依据的究竟是当时的实事还是传闻，其实并不重要，一定要说其中某某是实事，反致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诮。就杜甫来说，只是想以此警悟玄宗而已，是将传统的「天人感应」说，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钱谦益《钱注杜诗》引《长安志》：「贞观中，乘舆将自东门入，时（汤泉）水暴涨平岸，见物状如猪，命有司致祭，其物因失所在。开元八年冬，乘舆自南入，至半城，黑风从东北角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上策马逾城，下至渭川，云气稍解，怅然还宫。时翰林学士王翰作《答客问》上之：「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龙潜龙见皆云应，天道常然何问哉。」王翰之言，力破当时的迷信传说；反之，「天人感应」说则利用（甚至编造）一些迷信传说。不过，君王大多是些与科学的知识格格不入的人，他们不相信自然的力量，任何通情达理的解释和规劝，都不可能影响他们不合理性的想法和行为；但他们又都敬畏天地的意志，崇拜超自然的力量。故古人在上谏时，往往藉助「天人感应」说，就是想凭藉神灵的权威来制约君王的行为，尽管这种制约作用实在很有限，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就这一点而言，「天人感应」说的意义，还不能说是完全消极的。 第9页 自比稷契 自比稷契 一部杜诗，最能体现诗人心迹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诗中，能够集中体现诗人心迹的又是这两句：「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从政时间极短，官职又甚卑下，惟一引人注意的事，是任左拾遗时上疏营救房琯，就政事而言，与稷、契实难并论。《新唐书》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对此，宋代葛常之、周必大等人都表示贊同，认为从政非杜甫所长，自比稷、契，未免「儒者大言」。但李纲认为杜甫政事不为人所知，是被诗名遮盖的缘故，称赞杜甫「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杜子美》）。陆游作为一个同样不得志的诗人，深为杜甫未能一展其才而可惜：「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慨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读杜诗》）不少宋人认为杜诗并非吟咏情性的作品，而是「经」，这种看法，对后世的评价，有很大的影响。如清代吴乔认为杜诗「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围炉诗话》）。顾炎武也说「四书」、「五经」之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其中一部就是杜诗。不过这些都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的。杜诗有助教化，不等于说杜甫政事可观，如果以此来肯定杜甫自比稷、契，仍难使人心服。 明代王嗣奭正是有感于世人对杜甫政事的轻视，极力为其辩解：「杜陵自许稷、契，人未必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之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而仇兆鰲对杜诗更是推崇备至：「按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悲青坂》诗：『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猝』，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诗：『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知回纥生衅，藩镇跋扈也。《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指《剑门》）云：『恐此復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几，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杜诗详註》）在杜甫诗中，确有一些灼见形势，可作「筹时条议」看的作品，至于说他能运筹决胜、料事如神，则未免言之过实。这种赞美之词，在当时或许只有李泌一人才受之无愧。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孟子?离娄下》）。看一个人（包括杜甫）能否成为稷、契，关键是看他有无「己溺己飢」之念。这种看法，起于宋人，而王嗣奭讲得最明白：「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飢之念而已。伊尹得之而念廑纳沟，孔子得之而欲立欲达，圣贤皆同此心。篇中业已和盘托出，而东坡乃引『舜引十六相』、『秦用商鞅』之诗为证，何舍近而求远也？」（《杜臆》）只要有了「己溺己飢」之心，就一定能上忧国难，下悯民穷，就能「挺身艰难际」，「临危莫爱身」。杜甫有两句诗，可以作为他自比稷、契的说明：一是「致君尧舜上」，一是「下悯万民疮」。而「致君尧舜」，最终还是为了「济斯民于涂炭」。正是这种忧国忧民、己溺己飢之心，使杜甫在《赴奉先县咏怀》这首诗中，能透过当时社会表面的繁荣，看到已经四伏的危机，从而发出「穷年忧黎元，嘆息肠内热」的心声；能指责最高统治者恣情淫乐，挥霍无度，为苦难中的百姓唿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能大胆、深刻地揭露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铄古今的警世之言；能在面对幼儿饿死的巨大悲痛时，想到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浦起龙评这首诗，说：「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读杜心解》）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一段千古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杜甫就是这样的仁人，杜甫的心，就是这种仁人之心。当那些大小官员同流合污，心安理得地尸位素餐，恬不知耻地狗苟蝇营，如黄雀一般但营口食，如蝼蚁一般但求其穴，杜甫这种身在穷困、心忧天下的精神，显得格外可贵。自比稷、契，也就不能看作是一种高自称许的大言。 对月 对月 据说屈原被放逐之后，怀着满腔忧愤，在山林水泽之间徘徊。当他看到楚国先王祠庙的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各种史实传说时，呵壁疾书，连发一百七十余问，以抒写愁思。其中有几句问月：「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天问》）天在哪里同地会合？十二辰怎样划分？日月寄托在什么上面？众星又陈列在哪里？月亮有什么本领，居然能够死而復生？兔子在它的腹中，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过屈原在发问时，却忘了两个更重要的问题：月亮究竟怎样形成？为什么世人在月光之下，格外容易产生思乡思亲的感情？ 第10页 据古人阐释，月是「阙」，有满则有阙（缺）。古人对月的解释，始终离不开一个「阙」字。悬挂在夜空中的月亮，永远处在消长变化的过程中，周而復始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缺」是月亮的特徵，也是世人的遗憾。据说嫦娥偷吃了丈夫羿的长生不死药，独自逃奔月宫，成了居住在月中的仙人。但她并没有找到幸福，「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冷清清的月宫之中，该是何等寂寞凄凉。当人在他乡羁旅的时候，那种因不见亲人而产生的愁思，面对着月亮的圆缺，想起独居的嫦娥，触景生情，势必变得更加强烈。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叛变。次年六月，叛军攻占长安，玄宗逃奔四川。七月，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当时杜甫一家正避乱流亡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听到消息后，即想为国赴难，投奔灵武，但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送到长安，直到第二年四月才脱身。在此期间，诗人在月光下思念远在他乡的妻子，写了两首诗。一首是众口传诵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阑干？」浦起龙评这首诗：「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惋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写出也。」（《读杜心解》）另一首是《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这首诗作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寒食，诗题不作「寒食夜对月」，是因为诗人从去年冬天离家出走，到这时已有一百零五日，故突出这一点，用作诗题，以见和家人分离已经很久了。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住。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李煜《菩萨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热恋中的情人，是不会注意月亮阴晴圆缺的，对他们来说，花边月下，永远是最理想的地方。这里没有喧譁，没有烦扰，从月中洒出的柔和的清光，从情人口中吐出的柔和的气息，最后都消融在醉人的静谧之中。但在杜甫眼中，由于国破家散，四周的一切景物都变得异常凄凉，即使看到鲜花，也因感嘆时事而流出眼泪；即使听到鸟啼，也因怨恨别离而心惊魄动。因此，当他对着月亮，就会有「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的愁思，因「红蕊」撩人，惹起别离的怨恨；因月中嫦娥，想像妻子有愁眉；进而因「月是故乡明」的感慨，产生「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的奇想。 宋代罗大经说：「李太白云：『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鹤林玉露》）能表现杜甫「胸襟阔大」的诗篇，确实不少，如在入蜀道中所作的《剑门》诗，其中「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两句，笔力雄肆，志趣高远，胆识过人，确实无愧此美。但《对月》中这两句诗绝对不是这样。《世说新语?言语》载：「徐孺子（徐穉）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李白《赠崔司户丈昆季》诗：「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杜甫这两句诗，既没有徐穉那种高妙的情趣，也没有李白诗中所表现的仁者之心，只是因为离情别愁的折磨，于是连月亮上的一些阴影也无法容忍，竟至于出现「斫风景」的念头，这种胸襟，无论如何谈不上「阔大」。 「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上晒裈，背山起楼，烧香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樊南文集?杂记》）。这些伤花损树的细行，比起杜甫「斫却月中桂」的大言，实不足道。但杜甫这两句诗，从不曾遭到什么非难，相反还赢来不少赞嘆，除了遣词造语的雄奇外，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想法，而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由于这种别离相思是人所共有的，而且又是难以排遣的，常常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因此在这样的境遇中，产生这种奇特的想法，也就能够为人理解和接受了。 哀王孙 哀王孙 安禄山叛乱后，唐玄宗任命老将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兵讨伐叛军。当时军心涣散，哥舒翰明知无战胜之望，于是固守潼关，以待时机。但唐玄宗和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另有企图，接连不断地派宦官去催战。哥舒翰无奈，于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引兵出关，在灵宝（今属河南省）西原遇敌，一战溃败，唐军全部覆没。原先骄狂自大的唐玄宗，一下变得束手无策，恐惧万分。杨国忠首先提出逃往四川的主张，玄宗答应了。到了夜晚，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六军，选取九百匹骏马，次日（十六日）清晨，在细雨中，他和杨国忠、杨贵妃姊妹、在宫中的皇子皇孙、妃嫔公主，以及亲近的太监、宫人，从延秋门逃出。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唿。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哀王孙》）。早在先秦，乌鸦就已被人视为不祥之物。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起兵叛变，不久自立为帝，派人修饰台城及朱雀、宣阳门，那天有数万白头乌，集聚在门楼之上，童谣说：「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上面所引的几句诗，正是以谣谚的形式，借侯景之事，影指安禄山叛乱。九马、金鞭，都是皇帝乘用的东西，金鞭坚固，九马善驰，而现在竟至鞭断马死，从中可见逃奔时匆忙狼狈的情状。玄宗这次出奔，是瞒着别人，偷偷进行的，甚至连住在宫外的公主王孙，也抛下不管，致使这些王孙流落街头，备受欺凌。金圣叹已经看出，在这几句诗中含有讽刺之意：「平时居大屋，作达官，此夜妖乌空啄大屋，屋下达官，去已久矣。写尽朝中大臣伎俩。」又说：「匹夫犹有托子之谊，身食其禄，而祸至先去，失落下其王孙，即何以自解？」（《杜诗解》）其实，随同玄宗逃奔的大臣，只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官员事前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那天还有不少人去上朝，到了宫门，仍听到报时的漏声，看到肃然而立的禁卫，直到宫门打开，宫人乱闹闹地跑出来，才知道皇帝已经失踪了。因此，这里託言「达官」，只是一种不能明指玄宗的掩饰之词。昇平时期穷兵黩武，横徵暴敛，驱百姓于水火之中，一旦临难，又连骨肉都弃之不顾，素有「多情天子」之称的玄宗，其无情无义和一般皇帝没有什么不同。 第11页 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身陷长安，在路上碰到一个遍体鳞伤、无家可归的王孙，写了《哀王孙》这首诗。「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一个王孙，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实在可悲。不过在被玄宗抛弃的王孙、公主中，这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还能在路旁哭泣，还有卖身为奴的自由。据史载，就在那个时候，安禄山派孙孝哲在崇仁坊杀了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杨驲等八十三人，并挖了他们的心，用以祭其子安庆宗。有的还用铁器揭开脑壳，街上流满了污血。没过几天，又杀了王孙、公主二十余人。当时追随玄宗入蜀的王侯将相，只要亲属还留在长安，即使是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倖免。 歷览前史，当一个王朝衰亡的时候，其子孙常常因为祖先的罪孽而被杀害。秦朝末年，项羽率兵进入咸阳，即焚烧宫室，屠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和秦宗族。西晋年间，汉主刘聪派兵攻陷洛阳，纵兵烧掠，晋妃嫔公主被士兵凌辱，王公大人接连被杀，连求为奴僕都不可得。唐朝末年，黄巢攻破长安，几乎把留下的唐宗室杀得一个不剩。倒是蒙古人入主华夏，对宋宗室的处罚，相对说反要好一些。难怪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自杀之前，先用剑连斫长平、昭仁两公主，并悲切地说：「汝何为生我家？」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大概是命运最好的一个亡国之君，居然还能在清朝灭亡之后，留在紫禁城内，当了几年小皇帝。即使那些侥倖活下来的王孙、公主，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富贵荣华之中，未经世事磨鍊，不知人间苦辛，唯有骄娇二气，缺乏谋生能力，到了不能寄生的时候，就常常显得格外无能。过去他们依靠祖先的荫庇，权势的支撑，一直处在使人妒羡的地位，在落难之后，虽然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同情，但更多的人对此却怀有幸灾乐祸的心情。而如果其本人或其父辈曾经有害于人，有损于人，此时更易成为报復的对象。所有这一切，都使王孙落难比常人更加悽惨。「龙种自与常人殊」，但并不是其骨相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在得势的时候，他们确实在各方面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优越，一旦落难，也将遭受不同常人的厄运。 哀江头 哀江头 杜甫在长安生活的时候，作了不少有关曲江的诗篇。曲江是唐代着名风景区，在杜陵西北五里，实际上是个大池，又名曲江池。这里在秦时为宜春苑。汉武帝开渠营造，因水流曲折，有似广陵江，故名曲江。隋文帝嫌曲江名不正，见水中满是荷花，更名为芙蓉池。「（唐玄宗）开元中疏凿，遂为胜景。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古代民俗在农历二月二日，出郊游玩，称为踏青）、上巳（见《曲江游春》）二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康骈《剧谈录》）。唐玄宗晚年耽于逸乐，开元二十年（732），从大明宫筑夹城（两边筑有高墙的通道），经通化门观，至兴庆宫，再从兴庆宫筑夹城经春明、延喜门，直抵曲江芙蓉苑。「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指宫门）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牓。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乐游园歌》）。杜甫这几句诗，以华丽的语言，记载了玄宗带着杨妃等人来此游乐的盛况。至于那些达官贵人的笙歌画舫，更是日日泛游在曲江池上。 但曲江的繁华，很快就被安史叛军的铁蹄踩得粉碎。「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肃宗至德二年（757）的一个春日，杜甫偷偷来到曲江，在暗蔽之处踽踽独步。面对着眼前的荒凉景象，追思昔日的烟花红尘，心事浩茫，百感交集，写了《哀江头》这篇名作。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人事改。江边起伏的楼台亭阁，千门紧锁，将往昔的风流繁华，一起锁在尘埃之中。但锁不住东风，锁不住春光，曲江依然绿水瀰漫，青山苍翠，旧树新花，映照斜阳。尽管国蒙大难，人怀长恨，但山水无恙，草木无情，全不管人间兴亡。「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当有情人面对无情物，触目增悲，该是何等伤感！「惜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追想当年，旌旗蔽日，车马塞路，轻歌曼舞四起，花光人面相映，一时行乐盛况，记忆犹新，而眼下竟是如此冷落、凄凉，这种强烈的今昔对比，格外激起诗人物是人非之感。俯仰盛衰，故国之思，跃然纸上。「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向城南望城北」。诗的最后两句，「兴哀于无情之地，沉吟感嘆，瞀乱迷惑，虽胡骑满城，至于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谓有情痴也」（钱谦益《钱注杜诗》），从中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凄楚迷惘的心情。 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宫殿圮毁，曲江荒芜。据史载，唐文宗喜爱诗歌，常常吟诵杜甫的《哀江头》，知道在天宝以前，曲江沿岸，楼台四起，宫殿罗列，于是想恢復昇平时的盛况，在太和九年（835）冬，大兴木石，新造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建筑，以助壮观。杜甫始终希望他的诗能够感悟君王，裨益政教，不过在他生前，这个愿望不曾实现。无论玄宗、肃宗，还是代宗，对他的作品，都从不注意。直到他死后，文宗才为他的诗所动，并由心动变作行动。但是，杜甫作这首诗，是希望后来君王能从玄宗穷奢极欲、不恤国事，因而引起安史之乱这段歷史中吸取教训，但文宗读了这首诗，反而效法前王的豪奢之举，变教训为经验，这可真像扬雄所说的那样，变讽为劝了。这是杜甫怎么也不会想到的。难怪宋代孔平仲读了此诗，发出这样的感慨：「自甫之后，其诗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为改易，不见之于政事，惟嬉游是广，台榭是增，是岂子美之意哉！吾于是见子美之穷，已死而犹不遇也。」（《书杜子美〈哀江头〉后》） 第12页 据钱易《南部新书》载，唐昭宗天祐初年（904），来了一场大风雨，曲江波涛震盪，连日不止，一天晚上，池水忽然无缘无故地枯竭了。从此以后，岸边的宫殿，全都埋没在荆棘之中。北宋张礼所看到的曲江，已经全被闢为农田，唯剩地名依旧。曲江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郊，四周隆起，中间低下，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形，池址范围还很清晰，根据实地测量，面积约七十万平方米。 《哀江头》与《长恨歌》 《哀江头》与《长恨歌》 《哀江头》全诗共二十句，除首尾八句抒写诗人的哀愁，中间一大段，全写杨贵妃过去在曲江游乐的情景，以及缢死马嵬、血污游魂的结局。为此，过去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为杨贵妃作的，并拿它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比较。如钱谦益说：「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门，过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剑阁以东，岂非蛾眉宛转、血污游魂之处乎？故曰『去住彼此无消息』，行宫对月，夜雨闻铃，寂寞伤心，一言尽之矣。『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即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钱注杜诗》）其他像「同辇随君侍君侧」，与「春从春游夜专夜』，「明眸皓齿今何在」，与「回眸一笑百媚生」，「血污游魂归不得」，与「回看血泪相和流」等，无不可以相互引证。 有比较就有评价。北宋苏辙说：「《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陆游《老学庵笔记》引）又说：「予爱其（指《哀江头》）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诗病五事》）南宋张戒也说：「《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岁寒堂诗话》） 《长恨歌》篇幅较大，词句铺张，而《哀江头》写杨妃专宠，仅「昭阳殿里第一人」一句；写杨妃娇艷，仅「明眸皓齿今何在」一句；写马嵬之死，仅「血污游魂归不得」一句；写玄宗相思，仅「去住彼此无消息」一句。叙事简洁，笔力劲健，有骏马跳涧之势，就表现手法说，和《长恨歌》确有所不同。但若仅仅以文之繁简，来抑白扬杜，却有失公正。清代翁方纲认为：「白公之为《长恨歌》、《霓裳羽衣曲》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韩公之辙也。是乃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耳。」（《石洲诗话》）对此，《唐宋诗醇》讲得更加明白：「白氏《长恨歌》，乃因《长恨传》而追叙其事，委曲凄断，自成一家，正不得沾沾比勘也。」近人陈寅恪发挥了这种看法，认为唐代小说「驳杂无实」，「文体众备」，而《长恨歌》正是这种小说中的歌诗部分，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不可分离，必须合在一起阅读评赏。「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批评宋人「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元白诗笺证稿》）。 陈鸿说白居易作《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这或许是白居易的本意。但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原想把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放荡的女人，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深入到角色之中，由厌恶而喜爱，结果将安娜写成一个不幸的、令人同情的女人；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已很难看出对杨贵妃的指责，更多的倒是深切的同情，诗中的杨贵妃，已不是一个使唐王朝走向衰败的祸物，而是一个忠于爱情、命运不济的美女。白居易出生的时候，杨贵妃已死去十六年，他不曾亲眼看到杨氏一门的骄横跋扈，不曾亲身经歷安、史叛变的动乱，没有切身的痛恨；而杨贵妃悲剧性的结局，她和玄宗的爱情，经过众口传说，已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在创作过程中，产生同情心，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安、史叛乱前，他写了不少伤时忧世的作品，其批判的锋芒，常常直指杨氏；虽然这时杨贵妃已经遭到惩罚，并引起诗人的感慨，但决不会引起同情，无论在杨妃生前，还是在她死后，对国事的忧虑，始终压倒一切。「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杜甫所关心的，始终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杨贵妃一人的命运。《哀江头》并不像钱谦益、黄生、沈德潜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为杨妃而哀伤，而是借杨妃的今昔对比，来抒发诗人的现实感慨，这是《哀江头》和《长恨歌》两诗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哀江头》是抒情史诗，所写的是时事，杨贵妃的事只是陪衬；而《长恨歌》则是传奇，着重写的是爱情，时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由此，《哀江头》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回映多姿，唱嘆有声，黍离之悲，流溢行间；而《长恨歌》则刻划形容，淋漓尽致，层层渲染，一气舒捲，风华掩映，文情相生，哀感顽艷，悱恻动人。 第13页 女祸 女祸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等人逃往四川，到了距长安百余里的马嵬驿（故址在今陕西兴平县），将士都又飢又困，心中怨愤，溢于形色。负责玄宗禁卫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兵士说：「如今天下动乱，皇上出奔，造成这种状况，不都是因为杨国忠的罪过吗？不杀他，怎么向天下人交代？」众人都说：「我们早就有这种想法了。」于是一起去杀了杨国忠，以及他的儿子和韩国、秦国夫人。玄宗为了平息将士的愤恨，亲自走到外面，慰劳六军，兵士却依然围着不肯散开。玄宗望着身边的人，问是什么缘故，他宠信的太监高力士回答说：「杨国忠有罪，已经被杀，但祸根还在，怎么肯散开呢？」所谓祸根，即指杨贵妃。玄宗心里不愿意，站着不说话。高力士又说：「只有杀了贵妃，六军将士心中才安宁；只要将士安宁，陛下也就安宁了。」玄宗无可奈何，只得与杨妃诀别，派高力土将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随后埋葬在驿西一里光景的路旁。当时杨贵妃三十八岁。 杨贵妃墓 杨贵妃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的美貌，她奢侈的生活，她和玄宗的关系，她临死的情景，连同随后国家所遭受的灾难，所有这一切，都依然在吸引着人们，有关她的传说，以及文人词客的题咏，始终不曾中断过。甚至连马嵬这个从不为人注意的小地方，也因为她而出了名。唐人吟咏马嵬的诗甚多，不过大多是感伤一代红颜委于黄土，其中较着名的如：「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长恨歌》）「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布衣。低迴转美目，风日自无晖。」（刘禹锡《马嵬行》）都写玄宗迫于群情愤激，不得已而诛杨妃，原是忠于史实的记载。不过在那些尊君卫道之士看来，这未免有失玄宗面子，特别是有损他的「圣明」。白、刘笔下的玄宗，虽然不是圣明之君，但还算个多情天子，而在李商隐的诗中，甚至连这点情义也不见了。「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復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这首诗讽刺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山盟海誓言犹在耳，但一旦大难临头，便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安宁，虽然做了几十年皇帝，却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这几乎是在亵渎万乘之君，太失臣下事君之礼了，当然更不能为卫道之士所容忍，纷纷指责此诗轻薄无礼，拟人不伦。由此，过去某些人十分推重晚唐郑畋的《马嵬坡》：「玄宗（一作「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认为这首诗既写出了玄宗的多情和苦衷，又替他的行为作了回护，立言最为得体。但不少人认为，郑畋的诗虽好，还不如杜甫诗：「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葅醢，同恶随盪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北征》）杜甫对杨氏的骄横豪奢，始终极为不满，当他作《北征》之时，更希望随着杨氏一门的灭亡，结束宫中荒淫腐败的现象。这几句诗，并不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可见「明皇（玄宗）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官军何预焉」（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中自诛褒妲」，只是说杨妃是被唐朝军队自己杀的，不像褒姒、妲己那样，死于敌方之手，和唐玄宗并无关系。诗中没有一句称颂玄宗，就是很好的说明。陈玄礼身为禁军主帅，却鼓动将士，要胁君王，殊失人臣之礼，杜甫非但不加指责，反而肯定了这次兵变：「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可见，杀杨贵妃、杨国忠的，并不是唐玄宗；为民除害、挽救国家的，也不是唐玄宗。事实上，先有了桀、纣、幽王，才会有妹喜、妲己、褒姒。杜甫既说杨妃是妲己、褒姒，实际上也就视玄宗为桀纣之君了。「唐家六叶太平能，宫艷醉骨恬无忧。阿荦（指安禄山）诟天翠华出，模煳战血腥九州。……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昆丘」（宋祁《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宋祁读了杜甫的《北征》诗，认识到引起安史之乱，致使四海残破、百姓疮痍的主要原因，全在玄宗全盛之时朝廷谋划颠倒，君臣醉生梦死，而不是杨妃一人的蛊惑，可谓深得杜甫的诗意。 「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根」（赵翼《梓泽园》）。夏桀亡国，是因为妹喜妖冶；商纣自焚，是由于妲己淫荡；周幽王被杀，则应归罪于褒姒的媚惑。在歷代皇朝衰亡的时候，只要当时有一个女子得到过分的宠爱，导致衰亡的责任，就必然会落到她的头上。杨贵妃也难逃此责。她生前恃宠奢淫，结果血溅黄土，也可说是咎由自取。但她在马嵬为保障玄宗安宁所作的牺牲，似乎还远远不够，即使死后，仍得为维护玄宗的名誉继续作出牺牲，将恶名永远顶下去，这就未免有些不公了。「凡外戚成败，视主德何如，主贤则共其荣，主否则先受其祸」（《新唐书?外戚传》）。这几句话同样可用于妃嫔。玄宗宠爱杨妃，可谓极矣，但结果却只能违心把她杀掉，这真应了孟子的一句话：「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不是杨贵妃造成了唐王朝的兴衰，恰恰相反，倒是唐玄宗一手造成了杨贵妃的命运。 第14页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即杨贵妃被杀后九年，吐蕃入侵。当时宦官程元振专权，妒贤害能，外面的将领，心怀疑忌，竟没有一人带兵前往救援，致使代宗像玄宗当年一样，狼狈出奔。杜甫当时在梓州，写了一篇《冬狩行》，深致其慨：「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唿，得不哀痛尘再蒙！」如果说周幽王以宠爱褒姒以招来犬戎之祸，唐玄宗以宠爱杨妃引起安史之乱，那么，杨妃已经被杀，而皇帝依然出奔逃亡，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看来造成国家祸害，必定还有在女色之外更深刻的原因。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作为帮助君王管事的大小官吏，能不深悔其祸，承担责任、严以律己、痛改前非吗？ 《咏怀》与《北征》 《咏怀》与《北征》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的名言。游览过黄山的人，很难说出山上什么最使他留恋：是波涌浪翻的云海？别具风韵的奇松？还是千姿万态的怪石？但说起黄山主峰，则非天都、莲华莫属了。同样，读过杜诗的人，也很难说出他最喜爱哪一首诗。杜诗山峙海涵，千汇万状，排天斡地，穷高极远，无论抒情、记事、写景、咏物，都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说起杜甫的代表作，歷来一致的公论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邵子湘说这两首诗「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许沉郁顿挫，碧海鲸鱼，后人贊其铺陈排比，浑涵汪茫，正是此种」（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杨伦说「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干坤雷硠者，惟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而《唐宋诗醇》更断言这两首诗「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古以来，无此大文字」。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杜甫自长安赴奉先（今陕西蒲城）探亲，途经骊山，耳闻目睹了玄宗、杨贵妃等人荒淫无度的宴乐，回到家中，又见到幼子饿死的惨状，悲愤异常，写了《咏怀》。肃宗至德二年（757）八月，杜甫自凤翔（今属陕西）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一路都是荒凉萧瑟的景象，回到家中，更觉悽苦不堪，百忧交集，写了《北征》。这两首诗集中体现了杜甫的思想认识、艺术修养水平，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各方面的情状，和杜甫当时所经歷的种种可伤可悲之事，上自朝廷政事，下至百姓生计，大自整个国家的艰危，小至一个家庭的不幸，都浓缩在其中，誉为「诗史」，确非虚美。 清人朱庭珍认为：「少陵大篇，最长于此，往往叙事未终，忽插论断；论断未尽，又接叙事；写景正迫，忽入写境；写境欲转，遥接生情。大开大阖，忽断忽连，参差错综，莫测端倪。如神龙出没云中，隐现明灭，顷刻数变，使人迷离。此运《左》《史》文笔为诗法也，千古独步，勿庸他求矣。」（《筱园诗话》）在表现手法上，这两首诗都抚时嘆事，感慨身世，或赋或兴，或开或阖，忽正忽反，忽离忽合，若整若乱，若断若续，中间忽自叙，忽叙人，忽言情，忽写景，忽记事，忽立论，如山出云，如水赴壑，起伏转折，波澜层叠，过接无痕，照应有情，极排盪顿挫、纵横悠肆之奇。 「穷年忧黎元，嘆息肠内热」。当杜甫作《咏怀》之时，肝肠如焚，五内俱热，胸中愤积，不能自遏，惟借诗一豁郁勃之气，故高歌慷慨，激昂淋漓，可与屈原《离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鼎足而三。「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诗人积忧如山，蓄愁似海，通篇所写，就是个人的忧愁、家庭的忧愁、百姓的忧愁、国家的忧愁。宋代文论家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一直被看作是诗歌创作的一病，这并没有什么错，只是不可一概而论。杜甫有「诗圣」之称，同时也好在诗中议论，如《咏怀》就以议论为主。但这些议论，既非卖弄才学，更非泛泛空论，使人看了，只觉有一股热情扑面而来，而不是枯燥的、冷冰冰的说教，故其议论真挚恳切，奇警动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关社会贫富悬殊的话，从先秦开始，不知有多少人讲过，但一入杜甫之诗，便成石破天惊之言。 「干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和《咏怀》一样，杜甫作《北征》，也是出于他一片忧国深心。但在表现形式上，则不像《咏怀》那样愤气横溢，摩盪苍弯，而是就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感，信笔直书，掀起波澜。「家国之感，悲喜之绪，随其枨触，引而弥长」（《读杜札记》引查慎行语）。情之所至，别具笔墨，意境独到，兴象最佳。清人张上若说：「每于忙处借一无紧要事写得极情尽态，反觉意趣无穷，此惟杜老能之。」（《读杜札记》引）这种技巧，在《北征》中表现得最成功、最突出。诗中有一段，写旅途景状，在「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和「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中间，插入「菊垂今秋花，石带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于奔走危险、伤痛恻怛之际，忽然写出可喜可悦之状，夭矫变化，令人称奇。这些词句，写景入微，但非大手笔，决不能道。《咏怀》写归家情状，词短意厉。而《北征》「对儿女妻孥，非悲非喜，非哭非笑，非吐非吞，非闲非忙，口中难言，目中如见」（王嗣奭《杜臆》），将真情实事，信笔写来，极夫妻儿女之情、家室曲折之状。特别是其中写小儿女的痴情娇态，画不能到。但在「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的景况下，这种对儿女情态的描写，就包含着许多辛酸苦涩的滋味。诗人通过描写小儿「见耶（爷）背面啼」，反映出战争留在儿童心灵上的创伤（更不必说成年人了）；通过描写小女衣裳「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反映了家中的贫困。诗人将家庭的苦难，同国家的灾难紧紧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琐细的描写，包含着特有的社会内容和歷史深度。 第15页 乱世离情 乱世离情 传说「彭城刘景直，雍熙（宋太宗年号）间游华清宫，因题诗于门屏间云：『天子多情宠太真，六宫专幸掌中身。渔阳鼓动长安破，从此香肌委路尘。』是夜，梦明皇（唐玄宗）召去，论当时事……岐王至，明皇曰：来何晚？王曰：适杜甫到臣帐中，诵哥舒翰诗向臣，似有得色，云：旧月低秦树，山河绕汉宫。』明皇曰：常爱伊『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句。李白终无甫之筋骨……」（阮阅《诗话总龟》引《洞微志》）又传说「盛文肃梦朝上帝，见殿上执扇，有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其天人诗，识之。既寤，以语客，乃杜甫诗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幕府燕闲录》）。 这两句诗，出自杜甫《羌村三首》。究竟有什么魔力，居然一再入人之梦呢？ 至德二年（757）二月，肃宗将行在（朝廷临时所在地）从彭原（今甘肃宁县）迁到凤翔（今属陕西）。四月，杜甫在大云经寺和尚贊公的帮助下，出长安金光门，履危蹈险，只身潜奔凤翔，任左拾遗。没几天，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幸亏宰相张镐的营救，才未问罪，但从此失去了肃宗信任。八月，奉敕回羌村探亲。秋天回到家中，写了《羌村》、《北征》这些名作。 「爷娘闻女来，出郭扶相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木兰诗》）。这几句诗，写木兰代父从军，立功回家时，家人激动、喜悦、忙碌的景象，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但杜甫写他刚到家时的情景，则完全不同：「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嘆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王嗣奭认为：「『妻孥怪我在』二句，总是一个喜。盖久别积忧，忽然归，骤然见，喜不可堪，且怪且惊，继之拭泪，皆喜心逼迫出来有此光景。」（《杜臆》）这种分析，还只停留在诗的表面。当时攻战不休，寇盗纵横，白骨遍野，十室九空，人命危殆，朝不虑夕，谁也不敢有必生之望。「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述怀》）。这几句诗，真切地写出了战乱将无数家庭毁灭的惨状。在这种时候，当久别的亲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反使人疑神疑鬼，惊怪不已；直到两眼相对，两手相握，方才知道彼此都还活在世上，于是转惊为喜，泪流满面了。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间道暂时人」这样的恐惧，才会有「生还偶然遂」的慨嘆。世事的艰危，旅途的险恶，分离时的忧惧，相见时的惊喜，多少甜酸苦辣，都包含在这十字之中。杜甫后来作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乱后嗟吾在，羁栖见汝难。」（《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觅使寄此》）所表现的正是同样的情意。 夜深人静，惊犹未已，泪眼荧荧，相对无语，悲喜交集，如在梦中。心中情思，无从说起，也不必多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已尽在灵犀一点之中。情到难以自持之时，往往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当人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当人不堪别离愁思的折磨，惟有以假为真，在梦境之中得一些安慰。但梦醒之后，徒然增添更多的怅恨。这种屡次被梦境欺骗的苦涩的感受，使人在真正相见之时，反以真为假，以至不敢自信，恍若处在梦境之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两句诗，将乱世相逢时且惊且疑、亦悲亦喜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极其逼真传神。以后如司空曙的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晏几道的词「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都从杜甫诗中化出。而陈师道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示三子》），柳永词「夜永有时，分明枕上，觑着孜孜地。烛暗时酒醒，原来又是梦里」（《十二时》），则翻用杜甫诗意，均成佳句。 在这首诗中，杜甫正是通过描写妻子的惊疑悲喜，来抒写自身极其沉痛的现实感慨；通过一个家庭的团聚，反映出多少家庭已被破坏；通过个人的遭遇，表现国家的灾难。唐玄宗在刘景直的梦中，自称喜爱此诗，不知他是否想过，这样的灾难，都是他一人造成的？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怎么竟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如果他连这点也不明白，那么究竟又喜爱什么？为何喜爱？至于盛度梦见在上帝的宫殿中也题着杜甫的诗句，是上帝不忘人间疾苦？还是天上也有和人间同样的不幸？是上帝放在身边，用以警诫自己？还是仅仅作为一种附庸风雅、标榜功德的装饰？ 义鹘 义鹘 在白居易的《新乐府》中，有一篇《秦吉了》：「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昨日长爪鸢，今日大嘴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掠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雕与鸮，嗉中食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飏高如不闻。秦吉了，人言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王，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空多噪噪闲言语！」 这首诗写长爪鸢、大嘴乌侵占燕窠，啄瞎鸡眼，而雕鸮坐视不救，鸾鹤充耳不闻，能说会道的秦吉了向来喋喋不休，在百鸟之王凤凰面前却一声不吭。比喻当时豪强欺凌弱小，为非作歹，而执法官员尸位素餐，朝中清贵置若罔闻，谏官只会说些空话假话，满朝达官，竟无一人肯负责任，致使正义不张，民害不除。诗中最后将为民伸冤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当然，这必然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空想。 第16页 和《秦吉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甫的《义鹘行》。白诗揭露了现实的丑恶，杜诗则表现了美好的理想：「阴崖二苍鹰，养子黑柏颠。白蛇登其巢，吞噬悠朝餐。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鹘，痛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诗中写一条兇恶的白蛇爬到苍鹰的案中，吞食雏鹰。雄鹰从外面归来，目睹此状，怀着巨大的悲痛，转身飞入天空，不一会带来一只义鹘。义鹘以非凡的魄力，迅勐的搏击，消灭了那条恶蛇，为苍鹰报仇雪恨。 这是一篇千古奇作。失去子女的苍鹰，似乎知道向百鸟之王哭诉无济于事，转而求助于义鹘，这事已经使人感到惊奇了。义鹘虽无执法的职权，却能支持正义，急人所难，为鹰报仇，这就更奇了。诗中写义鹘蓦然前来，声势不同寻常；写义鹘搏击恶蛇的情景，凛凛然有生气；笔力矫健，十分传神。至于那条恶蛇，它所吞食雏鹰还在腹中，就已遭到严厉的惩罚，因为作恶一时，结果遗臭千年，这也够奇了。而最奇的是：义鹘在为鹰除害之后，毫无人世间那种恃功邀赏、甚至趁机勒索的恶习，超然远引，不知所往。「物情有报復，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一个功成不居的义侠形象，在诗中唿之欲出。 《史记?鲁仲连列传》载：战国赵孝成王时，秦兵围攻赵国国都邯郸，赵王十分恐惧。新垣衍通过赵公子平原君向赵王建议：「如果赵国能尊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喜欢，围攻的军队就会撤走。」当时齐国高士鲁仲连正好来到赵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阻止了帝秦之事。这时魏公子信陵君带兵前来援救，秦军被迫退走。平原君为此要酬谢鲁仲连，鲁仲连笑着推辞说：「作为天下志士，可贵的是为人排难解患，而不求任何报答。要求报答，那是商人的事，我决不愿这样做。」于是告别了平原君，终身不再相见。这种高风畸行，在人世已十分罕见，故一直使人赞嘆不已。「世无鲁仲连，千载徒伤悲」，真想不到竟在义鹘的身上再现出来。 《义鹘行》作于肃宗干元元年（758），过去有人认为，这是杜甫为自己疏救房琯一事所作的表白。这种说法，将诗的主题限得太死，反而有损它深刻的现实意义。仇兆鰲说杜甫「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杜诗详註》）。反过来，在这首诗中，通过那不同寻常的义鹘，也可看到杜甫的精神境界。「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鹯」（《秋日夔府咏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这首诗正是以更加鲜明、更加丰满的形象，表现了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 天宝十三年（754），杜甫在向玄宗进三大礼赋后，又进《雕赋》，说：「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族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进〈雕赋〉表》）赋中赞美雕鸮姿质俊异，气概雄特，「以雄材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有触邪之义」，决非「虚陈其力，叨窃其位」之流可比，和白居易诗中那种饱食安居、尸位素餐的雕鸮完全不同。这两篇作品，都以雕鸮比执法的官员，但白诗旨在揭露现实官场中的丑恶，而杜甫则是有感于这种丑恶，来寄託他的理想。这篇《义鹘行》最后以「飘萧觉素髮，凛欲沖儒冠。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作结。可见诗人也是在借题发挥，通过对鹘仁慈义勇的描写，来警诫人世，感动人情，从中表达了诗人慾扫荡人间一切邪恶势力的宏愿。用后人的话说，这首诗分明是一篇《义侠传》。 清代蒲松龄有感于世事的荒谬，以荒诞的形式，写了一部寄託孤愤之情的作品《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禽侠》，无论主题、结构、内容，都和《义鹘行》相同，可以说是将《义鹘行》改编成小说的形式。当他作《禽侠》之时，一定面对着和杜甫相同的现实，有着和杜甫同样的感慨。有权者仗势欺人，有恃无恐，无辜者身受其害，无处伸冤，是黑暗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当君王已无恻隐同情之心，官吏已无是非羞耻之心，不能为民除害，反而鱼肉百姓的状况下，人们就只能将希望寄于义侠了。从杜甫的《义鹘行》、蒋防的《霍小玉传》，到蒲松龄的《禽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其中清楚地反映了各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愿望。 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 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同年十月，郭子仪率朔方军会同回纥兵收復西京长安，唐军乘胜追击，随后收復东京洛阳。安庆绪逃奔河北，以重兵占据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等七郡六十余城。干元元年（758）九月，肃宗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数十万围攻邺城，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帅军队。由于肃宗的猜忌无能，唐军上下解体，士气低落，在次年三月，全军溃败，「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鑑?唐纪》肃宗干元二年）。为了进行新的反攻，唐王朝必须组织新的军队，牺牲的士兵，原都是平民百姓，新的士兵，当然还得由未牺牲的百姓充当，灾难又落到百姓的头上。 第17页 干元元年六月，肃宗大举贬斥以房琯为首的旧党人物，杜甫被贬为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同年冬，从华州赴洛阳探亲。次年离开洛阳，回华州任所，途经新安（今河南新安县）、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石壕（在今河南陕县东南）等地，目睹这场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征丁抓夫的惨状，写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相州溃败，这对当时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事件，在正史中却以简单的几笔带过。杜甫这组诗，对此作了极其真实、具体、深刻的反映，成为后人了解唐代社会的珍贵文献，这正是杜诗作为「诗史」能够补充正史、超过正史的地方。 根据唐代的兵制，徵兵的对象是年满二十三岁的成丁，一户有三丁则征一人。但在杜甫诗中，情况已全然不同。在新安县，由于壮丁都已入伍，无丁可征，只得退而求其次，征未成丁的中男，但没有人去想一想：「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当然更没有人去理会新娘哀惋的唿问：「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即使在战争中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也跳不出官府强征入伍的巨网。石壕村的情景更加悽惨，那个老妇已有两个儿子战死，家中惟剩衣不蔽体的媳妇，以及嗷嗷待哺的孙儿，但为了应付征役，竟然也被抓去当差。与她同命运的是一个老翁，子孙都已阵亡，自身依然难保，投杖从戎，使同行的人也为之辛酸。这组诗写战乱中丁男俱尽，役及老妇，男女怨旷、家破人亡的惨酷景象，已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 但即使在这种几乎无法生存的境地中，一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百姓，居然还是忍了下来。统治者眼中的愚民、顽民、刁民，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异常通情达理。统治者播下祸种，造成灾难，毁掉多少家庭；而普通的百姓，为了纾救国难，吞食了苦果，承受了牺牲。尽管儿已阵亡、孙幼待哺，《石壕吏》中的老妇还是表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尽管子孙阵亡，老妻无依，心中惨切，愁绪万端，《垂老别》中的老翁，还是毅然作奋身保国之语：「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尽管新婚之夜即生离死别之时，心乱如麻，柔肠寸断，《新婚别》中的新娘还是这样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尽管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母子饮恨，终身酸嘶，《无家别》中的单身汉，还是以此自解：「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盪尽，远近理亦齐。」在如此悲惨的状况下，竟能说出如此感人的言语，无怪后人读了这些诗，只觉血泪满纸，声情宛然。辞虽旷达，意弥沉痛，真椎心刻骨、至性至情之言。 在新安道中，杜甫对那些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尚能作些宽慰劝勉之语，当他离开石壕村时，面对呜咽不止的老翁，已经无话可说了。到写「三别」之时，诗人甚至放弃了「三吏」中所用的问答体的形式，让那些不幸的行者自己出来讲话，直叙其哀怨。这决不是诗人的态度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恰恰相反，他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沉痛，越来越愤激。诗人在石壕村的沉默，是因为面对这种不幸，空泛的劝慰已经毫无意义，是因为诗人的隐痛，已经难以言喻。当他作「三别」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站在一旁，作客观的描述。他写《新婚别》，己经化身为那个新娘；他写《垂老别》，已经化身为那个老翁；他写《无家别》，已经化身为那个单身汉。这些叙述，似乎不是他在一旁听来的，而是从他的肺腑中流出，出自他切身的感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惟其如此，才能写得这样逼真、这样深情、这样动人。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但是，这种人世间的惨状，能够感动诗人，感动白水青山，却不能感动制造这种惨状的朝廷君臣。「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当他们牺牲亿万生灵的时候，显得那么轻松，那么慷慨。这种漠视民生、极端自私的行径，和百姓心忧国难、深明大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这是六首诗的总结。但就这组诗深刻的内涵说，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再追问一下：把百姓逼到绝境中的朝廷君臣，面对这种愤激的唿问，将何言以对？浦起龙说得好：「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 借兵回纥 借兵回纥 安、史叛乱之后，由于唐玄宗的猜忌、杨国忠的干扰，哥舒翰兵败潼关，二十万军队一朝覆没。尽管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依然率军转战，但因势单力薄，要想收復长安，消灭叛军，实非易事。由于回纥愿意助战，经郭子仪建议，唐王朝借兵回纥，以资平乱。当时平叛如同救火，一切都从此着眼，为此着想，至于其后果会怎样，已无暇多想，实也难以料及。过去有些人根据《北征》中的几句诗：「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认为杜甫已事先料到「借兵回纥，终为国患」。其实杜甫当时并没有这种深忧远虑。这几句诗的文势直贯下面「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浦起龙认为杜甫「深以速收京阙，直捣贼巢为望」，「盖此时所急，尤在克復，不与《留花门》同旨」（《读杜心解》）。这种看法，还是比较符合杜诗原意的。联繫杜甫同时所作的《喜闻官军已临贼境》看，就更清楚了：「花门（回纥的代称）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在此只见喜悦之情，绝无忧虑之意。 第18页 在杜甫写了上面所引两首诗后仅一个月，即肃宗至德二年（757）十月，回纥精骑和郭子仪的朔方军一起克復西京（长安）。当时杜甫还在鄜州家中，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沉没在一片欢庆声中，而能见微知着，心怀隐忧，以期上下共戒，防患未然：「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收京》）为了尽快收復长安、洛阳，唐肃宗事前曾不惜以牺牲两京年轻妇女和金银财宝为代价，求取回纥的帮助，和回纥统帅定下一个可悲更可耻的盟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鑑?唐纪》肃宗至德二年）杜甫担忧收京之后，回纥恃功邀赏，肆其淫威，诸将僭奢无度，骄横跋扈，这万方送喜之时，正是祸起忧生之端。而回纥入东京之后，果然纵兵掳掠，洛阳市民最后交出罗绮万匹，方才罢休。至于以后诸将跋扈，藩镇割据，更成了唐朝后期最大内患。杜甫的忧虑，不幸竟一一成为现实。 不过唐肃宗显然并没有因回纥的大肆掳掠而觉悟，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还接受了回纥屯兵沙苑的要求，从此以后，回纥骑兵豕突，骚扰不已。正是耳闻目睹了这种状况之后，杜甫写了《留花门》这首诗，诗中主要写了留花门的危害，其意则为花门不该留。「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这些诗句，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回纥兵不能剿叛，反而害民的景象。但当时的唐王朝，对此却显得束手无策。肃宗用以羁縻笼络回纥的本领，除了奉送金银财帛，就是出卖女色了。干元元年（758）七月，肃宗将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为妻，临别时，公主发誓说：「国家事重，死且不恨。」（《资治通鑑?唐纪》）国家的安危，竟系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真可羞可怜。虽然宁国公主深明大义，不惜牺牲自己，有所作为，但结果却并不如意。一年后，回纥兵败，可汗死去，公主不愿殉葬，最后忍耻含羞，剺面而归。「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媵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即事》）。这首诗既是当时和亲失败的记录，也是对朝廷和亲政策的批判。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留花门》）。借兵异族，原是不得己的事，其危害是众目共睹的。诗人忧深思切，比一般人要看得更远：「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復总戎机？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遣愤》）回纥恃功邀赏，骄横肆虐，固然是时事之可愤者，但更令人愤慨的是：当时朝廷蔽于近幸，猜忌大臣，养毒贻患，自取其侮。杜甫认为，要讨叛平乱，最重要的是上下之间的同心协力，如果不思修德奋发，只知依赖外力，结果无不由借兵而召侮，自食其苦果。杜甫晚年曾作过一首小诗：「贞观铜牙弩，开元锦绣张。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復愁》）这首诗，绝非仅仅为「铜牙弩」、「锦绣张」的废弃而可惜，也是对唐王朝不思自振的喟嘆。 佳人 佳人 唐以前多弃妇诗，唐以后多节妇诗，这是中国诗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男子任意支配女子命运的现象，早已开始，但肯定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合理性，使女子毫无怨言地承受这种不幸，心甘情愿地充当牺牲品，则是宋以后的事。至少在《诗经》的时代，女子还不是这样，因此她们在遭受不幸的时候，能够大胆地表现不堪回首之情，吐出忿恨不平之声。《国风》中有好几首描写弃妇怨思的诗篇，其中《邺风?谷风》和《卫风?氓》尤其脍炙人口。《谷风》中的弃妇，性格温柔，虽然明知其夫已经变心，依然曲意规劝，充满不能自诀之情，但世事的不平、女子的不幸，已在那絮絮屑屑的诉说中充分表现出来。至于《氓》中的弃妇，秉性刚烈，在被抛弃之后，直斥男子无行，气盛辞厉，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悔恨之情，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决绝之意。以后的弃妇诗，一般都不出这两首诗的范围。汉《古诗》（「上山采靡芜」）及託名卓文君的《白头吟》，都可称弃妇诗中的佳作，前者一往情深，近似《谷风》；后者情愤意激，直追《氓》诗。唐代有不少弃妇诗，但即使像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也未能超越前人。继《诗经》、汉诗之后优秀的弃妇诗，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杜甫的《佳人》。清人方东树曾将鲍照的《白头吟》与杜甫的《佳人》作了比较：「《白头吟》此统言君臣、朋友、夫妇之情难常保，……而古人屡以寄慨，盖此世情，古今天下恆如斯也。……然以杜公《佳人》比之，则此犹为循行数墨，『经营地上』陈言，居然有死活仙凡之分。可悟杜公才气之大，非徒脱换神妙。」（《昭昧詹言》）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记述了一个良家女子。在安史之乱中，兄弟被杀，家门衰败；世态炎凉，人情如纸，无情无义的丈夫，反在这时雪上添霜，另觅新欢，将她抛弃，致使这个女子独自幽居山谷之中。作为一首弃妇诗，这首诗并没有超出前人，就叙述完整、情感愤激而言，还不如李白的几首弃妇诗。不过，诗中所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弃妇，同时还是一位佳人，而作为一首美人诗看，无疑会给人「一枝独秀」的感觉。 第19页 即使在视好色为道德大敌的古代中国，描写美女也是文人学士热衷的事。继《卫风?硕人》、《郑风?野有蔓草》等诗后，以美女为题的名篇层出不穷，如宋玉的《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等作品，描写美女的脸容、身材、举止、神采，极其形容，已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后人描写美人，总不外风鬟雾鬓、杏脸梨涡、明眸皓齿、柳眉樱唇、细腰縴手、雪肤玉体，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耀若白日、皎若明月、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神情妩媚、风姿婀娜、举止娴雅、体态轻盈、倾国丽质、绝世丰神……即使像《丽人行》、《长恨歌》那样名篇，在描写美色时，也是这样。惟有杜甫《佳人》等少数几篇以美人为题的作品，才能摆脱这种俗套。 清代施鸿保说：「此诗题曰『佳人』，通篇亦不言其美，至结二句云：『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端庄佳丽，亦非第一人不足当之，觉子建《洛神赋》，犹词费也。」（《读杜诗说》）诗中对佳人从正面进行的描写，只是很简单的几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就语言说，可谓平淡极了，但就意境说，则优美极了。这几句诗，一直为后人所激赏。诗中的佳人，如一枝秋菊，淡妆素裹，清雅高洁；尽管西风捲帘，落叶敲窗，却能傲霜不败，凌寒犹开，怀抱幽香，独占秋芳。这首诗不以刻划尽致见长，而以含思深远、气韵高洁取胜，后来如辛弃疾词：「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写伤心人别有怀抱，能得《佳人》的韵致。 这首诗作于肃宗干元二年（759），当时杜甫正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对于诗中的佳人，歷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卢世?、仇兆鰲、浦起龙等认为真有其人，如仇氏说：「恐悬空撰意，不能淋漓恺至如此。」（《杜诗详註》）而王嗣奭、陈沆等则认为杜甫所写，并非实事，只是藉以表现自己的情怀，如陈沆说：「摘花不插，膏沐谁容，竹柏天真，衡门招隐，此非寄託，未之前闻。」（《诗比兴笺》）诗中佳人，是真有其人，还是出自诗人的虚构，已不可考。上面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过，如果诗中所写的只是一个美人的遭遇，没有诗人的感慨，决不会如此深切，反过来，如果将这首诗仅仅看作诗人的自我写照，无视佳人的存在，诗也就不可能如此感人。要想从中了解诗人，不可忽视「寄託」之说，如果作为艺术作品欣赏，则宁可相信真有其人。黄生、杨伦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此因所见有感，亦带有自寓意」（《杜诗镜铨》），倒是一种更加合乎情理的解释。 李杜之交 李杜之交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精骑，出击匈奴，派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居延关（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牵制敌军。李陵力战十多天，杀敌万余人。匈奴上下惊怖，倾国之力，前来围攻。李陵士兵死伤大半，箭尽粮绝，而救兵不至，最后被迫投降。当李陵率孤军深入敌后，向匈奴挑战之时，汉朝公卿王侯，都举起酒杯，为武帝祝福；但当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后，满朝大臣，竟噤若寒蝉。惟有太史令司马迁挺身而出，替李陵的行为辩解。但司马迁没想到，他这样做，等于将责任推到李广利的头上，而李广利乃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武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欺诬之罪，要从严惩处。而司马迁的亲戚朋友，此时竟没有一人敢为他说句话，结果处以宫刑，蒙受大辱。一朝失足，千古寒心。世态炎凉，古今一辙。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去世后，韩愈替他作墓志铭，发出这样的慨嘆：「呜唿！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铭》） 在司马迁去世后六百多年，杜甫为营救房琯，被赶出朝廷，到华州任职。到任后，州牧无礼，众谤交侵，「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题郑县辛子》）。这使他难以容忍，最后弃官而去，浪迹秦州。与此同时，他的好友李白、郑虔，都受到严惩，流放在外。如果换了别人，在这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之时，必然明哲保身；而一般势利反覆之徒，还会落井下石。杜甫一生坎坷，饱尝人世辛酸。「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高视干坤又可愁，一体交态同悠悠」（《从事行赠严二别驾》）。这几句诗，怀古伤今，语短恨长。但他为人真诚，秉性刚直，当然不愿从俗浮沉，更不会雪上添霜。相反，他对故友的思念、同情、怜惜，比以往更加强烈。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首诗中，杜甫极力推重李白的人品才学，痛惜其在垂老之年流离困顿，抱冤莫伸，甚至以孔子、贾谊的感伤，来比喻李白的不幸：「几年遭□鸟，独泣向麒麟。」这分明是在直指朝廷对李白处置不公。清代卢世?称这首诗为「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註》引）。 第20页 但是，由于趋炎附势在人世间已经成风，文人相轻也成了文坛的通病，杜甫的言行，反而不能为某些人理解，他和李白相敬相重、生死不渝的情谊，反而使某些人感到奇怪，并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在李、杜诗中，饶有兴味地寻找一些「例证」，以推出二人「相轻」的结论。託名李白的《戏赠杜甫》，正因为能满足这种心理需要，反比寄託李白真情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更为某些人所乐道。至于杜甫赠送、怀念李白的众多诗篇，对「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这样的诗句，都置之不论，反而抓住「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这几句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在明显地贬低李白，将他同六朝诗人相提并论；充满思念之情的「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则被看作是讽刺李白作诗粗疏。其心胸的狭隘与想像的丰富，竟能如此奇妙地结合起来，可称是病态人心的一大杰作。杜甫以上面这些人来比李白，「盖以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杜诗详註》引朱鹤龄语）。这就像敦诚挽曹雪芹，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刘伶、李贺同曹雪芹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曹雪芹挚友的敦诚，他这样写，却完全是出于对死者的一片敬意。尽管杜甫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尽管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杜甫传》），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谁比杜甫更能不倦地向他人学习、更能由衷地赞扬他人了。不过无论是当代文豪，还是前朝作家，没有哪个人像李白那样，在杜甫心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承认王维「中允声名久」（《奉赠王中允维》），称赞高适「美名人不及」（《寄高三十五书记》），但惟独对李白才有「千秋万岁名」（《梦李白》）这样的推许。 如果说，人的真情在清醒时常会被掩盖，那么，在梦中则会充分表现出来。杜甫对李白的感情，最真切、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梦李白》诗中。前人说这二首诗，声泪俱下，交情恳挚，似真有神魂往来，千古深情，惟此为至；反过来说，若无一片真情，也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唐宋诗醇》评这两首诗：「沉痛之音，发于至情。友谊如此，当与《出师》《陈情》二表并读，非仅《招魂》《大招》之遗韵。」读了这样的诗，如果依然无动于衷，以己之心，妄度前人，那也就无可奈何了。 梦李白 梦李白 只要人有了意识，也就有了梦。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个动人的故事：犹太人祖先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第十一子约瑟特别得到父亲的宠爱，从而引起兄弟的嫉妒，被他们卖给了阿拉伯商人，后又转卖给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没能达到目的，便反过来诬陷约瑟，将他投入狱中。后来约瑟为埃及的酒政、膳长，为法老解梦，得到法老宠幸，擢为宰相。据说古代埃及人已经写了许多解释梦的着作。 在古代中国，也早就有了关于梦的记载。《诗经》第一篇《关雎》，即写一个男子思慕美丽的姑娘，在梦中都想得到她。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帝王世纪》语，说早在五千年前，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就已重视梦境，并且能够解梦了。不过这种说法有些荒诞不经，难以取信。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可确信解梦在周朝已是一件大事。从《诗?小雅》中《斯干》《无羊》《正月》等篇，可见当时人无论在宫室落成、外出放牧，还是听到民间谣言时，都要通过占梦（解梦）以卜吉凶。据《周礼?春官》，当时已设「占梦中士二人」，「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梦（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之吉凶」。 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具体、生动地描写梦境，则是较晚的事。《古诗十九首》中「凛凛岁欲暮」这一篇，是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的一首记梦诗。通篇是一个女子陈述对丈夫的思念之情，诗中写了梦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还写了梦中痴情。这首诗段段空幻，描写梦境入神，杜甫的《梦李白二首》，即以此诗为本。 李白 肃宗至德二年（757）冬，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被判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次年，自浔阳（今江西九江）出发，沿长江西行。干元二年（759）三月，至三峡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遇赦，返回江夏（治所在今湖北云梦）。杜甫这两首诗，就作于李白遇赦那一年。前人怀疑当时必定有误传李白堕水而死的说法，故诗中有「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等语，并认为后世关于李白在长江采石矶畔跳江捉月，沉入江底，后又骑着鲸鱼飞入月宫的传说，就是受了这几句诗的影响，可备一说。从诗中「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这两句看，由于秦州地处僻远，交通不便，杜甫当时还没有得到李白被赦的消息，因此对其西行，深怀忧虑。这种忧虑，连同对其才华的敬慕，对其不幸的同情，对往日的回忆，对世俗的愤慨，使杜甫积思成梦。梦醒之后，倍觉凄惘，中心恻恻，不能自已，于是命笔成篇，以抒写忧愤。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已经看到：梦主要是由做梦者在白天所思想的事物构成。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释义》这本书中，通过对梦的分析，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梦是清醒状态中的精神活动在睡眠中的延续，其动机是某种愿望的满足，其实质是某种愿望的实现。在梦境中，潜意识占支配地位，了解潜意识的活动，就能探寻人的内心世界。「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梦见李白，正是他醒时希望能够见到李白这个强烈的愿望在睡眠中的实现。诗中所写的梦景，全是作者平时思念、想像的景象。从梦中有「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的嘱咐，可见诗人对李白处境的担忧；从梦中有「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的疑问，可见诗人对李白身陷法网、失去自由的伤痛；从梦中有「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的猜想，可见诗人对李白是否还生存的疑惧。据东汉王逸说，宋玉哀怜其师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招魂?序》），故作《招魂》，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束全篇。初唐王勃作《滕王阁序》，其中有「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嘆息。李白正是一个失路之人，他当时的境遇，和屈原有相似之处（虽然获罪的原因并不相同），于是青林、黑塞便作为一种具有象徵意义的具体形象，出现在诗人的梦中。沈德潜说「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蒙」两句，「恍恍惚惚，使读者惘然如梦」（《唐诗别裁集》）。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两句中所包含的特定含义。 第21页 四川江油李白洗墨池 《梦李白》第一首主要抒写杜甫梦见李白时惊疑交集之情，以诗人自我为中心；而第二首则重在描写梦中李白的情态。「告归常侷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前四句梦闻其言，后二句梦见其形。仇兆鰲说这几句诗「曲尽仓皇悲愤情状」。如果要从潜意识在梦中活动留下的痕迹，来探讨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那么这几句诗的真正含义是：当时杜甫很想去看望李白，但秦州和夜郎远隔万里，以垂老之年，跋涉千山万水，谈何容易，故在梦中借李白之言，寓重见难期之意。「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这是诗人常有的感慨。梦中李白的形象，正是醒时杜甫的身影。下面「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既是为李白慨嘆，也是在为自己慨嘆。梦中的李白和醒时的杜甫，已经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了。 金钱 金钱 「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成公绥《钱神论》）。称人见钱眼开，一直含有菲薄之意，但见钱而眼不开，在人世却很罕见。东汉末年，桓、灵二帝，公然设立专门机构，鬻官卖爵，换取钱财。而唐代文豪李邕、韩愈，为人作碑文，都接纳巨金，韩愈门人刘叉称这些钱「谀墓中人得耳」（洪迈《容斋续笔》）。桓、灵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李、韩声闻当代，名垂后世，尚且如此贪财，普通人就更不必说了。清人戴名世笔下的钱神洋洋自得地说：「薄海内外，苟非余则戚戚嗟嗟，窘然而无以为生。一二迂妄者吾避去，自余诸公贵人，皆孳孳慕予，手摩而目属，以及庶民卑贱之流，无不愿为我死者。」（《钱神问对》） 当然，不爱钱的人也是有的。在西方，贺拉斯、卢梭等人都声称自己讨厌金钱。中国古代某些贤人，虽然没有这种情词激昂的表白，但其行为，却更能证明自己是不爱铜臭的高洁之士。如「（杨震）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后汉书?杨震传》）又如「（山阴孔祐）至行通神，隐于四明山，尝见山谷中有数百斛钱，视之如瓦石不异」（《南史?孔道徽传》）。至于破家散财、急人之难的义侠之士，就更多了。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这是杜甫早年作的两句诗。据《史记?天官书》，金银之气，往往出现在军队覆灭的战场、城市被毁的废墟之上，以示金银财宝常和死亡毁灭连在一起。若能参悟此理，谁又敢「贪」呢？肃宗干元二年（759）作于秦州的《空囊》：「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则从另一个侧面，用含蓄的语言、戏嚯的方式，反映了杜甫对金钱的态度。 屈原在《远游》中，「漱正阳而含朝霞」，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大人，「唿吸沆瀣兮餐朝霞」，託名刘向《列仙传》中的赤松子，「好食柏实」。杜甫这首诗，即以食柏餐霞，领起全篇：「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彩霞高远，松柏常青，在古代诗文中，一直作为高洁的象徵，与《空囊》作于同时的《佳人》，就以「采柏动盈掬」来形容佳人的清高绝俗。但美妙的食柏餐霞，毕竟只是一种空想。当一个人只能靠「神游」来欺骗自己的肚子时，实际上已经落入生活的困境之中。「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眼看着世人都不明事理、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高洁之士就只能坐守穷城了。 但是，「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闇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人乎！……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香褒《钱神论》）。在金钱势力统治一切的世界中，没钱是极其难熬的。那个一面高喊「金钱金钱，烦恼根源」的卢梭，一面不是又在宣称：「我热爱自由，我憎恶窘迫、苦恼和依附别人，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害怕囊空如洗，所以我吝啬金钱。我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忏悔录》第一部）对此，杜甫看得也很清楚：「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復愁十二首》其十一）把酒赏菊，这是高人雅兴，但若没有钱，也就没有这种高雅的自由。不必说自由，就是维持生存必不可缺的衣食，也非钱不可。「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这是对「吾道艰难」的形象写照。如果固守高洁，不能和光同尘，与世浮沉，结果必然是无食无衣，生涯艰难。西晋大臣王衍，「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王衍字）晨起，见钱阂行，唿婢曰：『举却阿堵物！』」（《世说新语?规箴》）王衍身居高官，家拥巨资，他从不缺钱，当然无须问钱。清代诗人袁枚指责这种矫情之举：「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咏钱》）倒是一种相当中肯的阅世之言。 第22页 莎士比亚曾借福世塔夫的口，这样形容贫困：「我这钱袋的消瘦，简直无药可医，向人告借，不过使它苟延残喘，那病是再也没有起色了。」（《亨利四世》下篇）这几句话说得很俏皮。但是，素来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在表达与此相同的意思时，却表现出足以使西方人噤口结舌的幽默：「（西晋名士）阮孚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阴时夫《韵府群玉》）面对着自己衣食无着的极端贫困，杜甫在《空囊》诗末联，也偏以这种戏嚯语自解：「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金圣叹在《杜诗解》中，引了这样一个故事：「昔有渔人夫妇，大雪夜并卧船尾，不胜寒苦，因以网自覆。既而寒且逾甚，其夫试以指从网中外探，雪已深三四寸，便嘆谓其妇：『今夜极寒，不知无被人又如何过得也！』」那个渔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修养，但这句话和阮、杜却极其神似，足以和诗圣的诗句媲美。 冤狱 冤狱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干县），原卢龙节度使朱泚在长安称帝。当时留在京城的一些小官吏，出自对唐王朝的愚忠，冒着危险，偷偷逃往德宗行在。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奖励，反而引起了德宗的猜疑，认为：「大都此辈，皆非良善。」「若不根寻，恐有奸计。」为此，陆贽上了一篇奏摺，指出：「今贼泚未平，怀光继叛，都邑城阙，猰?迭居，关辅郊畿，豺狼杂处。朝廷僻介于远郡，道路缘歷于远山，杖策从君，其能有几？推心降接，犹恐未多，稍不礼焉，固不来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反者得辞，来者怀惧，则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义哉！」（《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规劝德宗以虚怀待人，切勿苛察忮刻，以塞忠良之路。 苏轼称德宗「以苛刻为能」，「以猜疑为术」，其实这是帝王的通病，并非德宗专有。如这种乱抓「奸细」、罪及无辜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当安禄山攻占长安、玄宗逃往蜀中、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之时，就有不少平民被诬作奸细而罹灾祸。当时一个名叫吴郁的侍御，也像陆贽那样，力辨其冤。吴郁没有陆贽的声望，其言行也就不为世人所重，他的上疏，究竟讲了些什么，已经无从查考。但他这种刚正不阿的节操，和杜甫实为同气。肃宗干元二年（759）冬天，杜甫自秦州（今甘肃天水）赴同谷（今甘肃成县），途经两当县（今甘肃徽县）吴郁的住宅，面对着凄凉的宅舍、惨澹的寒烟、萧瑟的落叶、阴冷的山风，想起此时正谪居在外的吴郁，感慨万千，于是作了一首诗，追记往事：「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中还透露：那些平民原有的不白之冤，不但没有得到洗刷，吴郁本人也因此取忤朝廷，酿成一个新的冤案，被贬到湖南长沙。 这首诗作于杜甫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前一年，他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到任后，刺史无礼，同僚相欺，使他难以容忍，故仅一年就弃官而去。携妇将雏，因人远游，凄风苦雨，生事艰难。尽管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诗人对吴郁的怀念，也没有停留在感伤上面，更没有将忧国忧民的初衷，淹没在个人的悲切和感嘆之中。在怀念吴郁之时，他心中涌现的最强烈的感情，竟是深深的悔恨：「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所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诗人为自己当时身居谏官之任，不能仗义执言，坐视吴郁蒙冤遭贬，有负明义，而深自谴责。这几句诗，情真意挚，诚如浦起龙所言：「今过其宅，慨然触起，特为暴其事迹，而自陈其疚心，非公衷肠坦白，断断不肯如此剖露。」（《读杜心解》） 在吴郁获罪前不久，杜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险遭不测。当时即使他缄口不言，尚且难以消除肃宗的猜疑、小人的诽谤，若再为吴申辩，抗言犯上，势必「罪上加罪」，后果不堪设想，故在吴郁这件事上未能挺身而出。这并不是他甘愿如此，实在是有所不能，就是他不作任何解释，旁人也自能谅解。反观当时朝廷的一些重臣对吴郁的态度：「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嘆息。」尽管他们嘴上曾表示过对吴郁的支持，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冤屈，但在龙颜大怒之时，竟谁也不敢说，谁也不想救。故同样是缄默，杜甫和他们也全然不同：一是势有不可，一是苟合取容。由于那些达官贵人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应对此事负责，当然谁也不会怀有羞愧之心。能够痛自刻责、不作自我回护的，反倒是杜甫这样一个已经被朝廷抛弃的人。两相比较，杜甫的真朴、鲠直，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或许是由于这类事太多了，吴郁的冤案并不引人注意，如果杜甫未写此诗，必然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是有一点却始终在威胁着人们，那就是能否清正地审理案件，不仅与执法者的才能和良心相关，主要还得取决于君王和上级长官的意念，由此造成了人世间多少冤案，引起了世人多少慨嘆。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杭州有户裴姓人家的小女孩，溺死在井中，死因不明，只知当时裴家有个叫夏沉香的女僕在井旁洗衣服。杭州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承办此案，将夏沉香打了二十板子，释放了。后来本路提刑陈睦举驳回这件公事，派通判张若济重新办案，最后杀了夏沉香，并将杜子方等三人罢官。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冤案，于是写了《送杭州杜戚陈三椽罢官归乡》这首诗，最后说：「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期君正似种宿麦，忍飢待食明年□。」审理疑狱，如果不能顺从长官的意志，那么就会落到忍飢待食的困境之中，杀人无验，只是以权势者的一言为准，国法如此，可胜浩嘆！ 第23页 蜀道（上） 蜀道（上） 唐代孟棨《本事诗》载：李白刚从蜀中到长安，住在旅店里，贺知章久闻李白大名，前去看望。李白拿出《蜀道难》给他看，贺知章尚未看完，就已赞嘆不已，称李白为天上「谪仙」。《蜀道难》一直被看作是李白的代表作，诗中写了蜀中的传说、蜀山的险峻、蜀水的湍激、蜀道的悲凉，才思横溢，造语奇丽，诗中雷霆，笔下翻滚。虽然李白生在四川，但他前后出入蜀中，都驾舟长江之上，未曾经过蜀道，诗中所写的，都出自他意中的想像。因此这首诗能充分体现李白的奇思遐想，却不能真实地反映蜀道的雄奇景象。 肃宗干元二年（759）十月，杜甫离开秦州，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同年十二月，又离开同谷，前往四川成都。在流离困顿的旅途中，作了二十四首诗。清人李长祥说：「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杜诗详註》引）这组诗，作于杜甫最艰难的岁月，但却是蜀道最幸运的时刻，似乎是天借杜甫之手，将蜀道的奇山奇水，一一付之于诗。使数千里山川，瞭然一卷之中；使那神秘的土地，充满感情的色彩；使现实世界的险状，成为理想国中的佳境。李白的《蜀道难》，就想像丰富、语言瑰丽说，可嘆为观止；但中间着重形容山川道路的一段，若用于其它崇山激流，也无不可。而杜甫这组诗，笔笔都写蜀道，不可移于他处。苏轼认为这组诗，在古今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无可比拟。明初方孝孺入蜀，自嘆无杜甫之才，对景搁笔。清人蒋弱六说这组诗与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的游记，「剔险拔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此奇地奇文」（《杜诗镜铨》引）。 「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干坤内，吾道长悠悠」。在一片乌啼声中，杜甫带领全家，告别被暮色笼罩的秦州；头顶星月，身披云雾，开始了悠悠的征程。向西南前行七里，至赤谷（即今天水市西南暖和湾河谷）。因谷两面山崖皆呈红色，从而得名。清晨踏上陇首九坂，从此地势险峻，行路艰难。「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在秦州西南七十里，经铁堂峡（在今天水县西南七十里张家峡和赵家磨之间）。山如堂隍，峡藏于其间，石黑如铁。高处道路盘旋，上摩苍穹；峡旁悬崖，划然开裂，深入地底；修竹娟娟，一望无际；高山积雪，终古不化：「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低处巨壑幽深，水寒冰横：「威迟哀壑底」，「水寒长冰横。」出了秦州，便是成州（今甘肃武都地区）。唐代共有盐井六百四十，成州盐井（即今甘肃礼县东北的盐官）即为其中一处。离开盐井，路经寒峡（今甘肃西和县的祁家峡）。峡中形势险要，转过峡口，却逢峭壁，狂风卷土，山重水寒：「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凄凉惨切，宛然在目。自寒峡向前，正在山行伤神之际，忽见法镜寺坐落崖上（遗址在今甘肃西和县北），苍莽古朴，「蝉娟碧藓净，萧摵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下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户牗粲可数」。苔藓明润，箨叶萧疏，山绕回泉，松含宿雨，清晨云起，旭日东升，画栋半露，门窗可指。面对如此佳景，诗人愁怀顿破，忘了行程促迫，在此流连难捨，直到子规声声催人，方才依依而去。 秦、成之间，险峡尤多。继铁堂、寒峡之后，又临青阳峡（在今甘肃西和县南），因峭壁上有石穴状似青羊，从而得名。这时道路更加险恶，「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林木深远，峡从旁来；天空窄小，岩壁如削；崩石危险，怒向我落。石势斜耸，阻挡太阳；石形巨大，恐陷大地；石傍阴切，魑魅唿啸；石上凝寒，霜霰漠漠。「忆昨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嘆冥漠」。回想前些时候在陇坂之上，西看吴岳渺小，东笑莲华低矮，北顾崆峒卑微，自以为其高非他山所及，已极宇宙之壮观。如今面临青阳，其突兀之状，好像逐人而来，令人兴嘆世上高远之境，真不可穷尽。 翻过青阳峡，来到成州东面的龙门镇（现名府城）。这里有戍卒屯守，但旌旗惨澹，白刃钝涩，既无以壮军容，又不能救危急，只是徒然劳苦百姓而已。离开龙门前往，一座石龛（遗址在今甘肃西河县南）出现在眼前，四周熊咆虎啸，鬼号猿啼。「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顺着歌声望去，只见有人攀上云梯，为官府伐竹，以供军需，真可谓「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进入同谷地界，经过风动林响、怪石多变的积草岭，便是泥功山（在今甘肃成县西北，今名牛心山）。由于朝行泥泞，暮在泥泞，以至白马遍体污黑，小儿难以辨认。成州八景，泥功山、凤凰台各居一胜。凤凰台建在山上，山峻路陡，行人罕至，凤去台空，令人感伤。离开凤凰台向西，同谷就近在眼前了。 蜀道（下） 蜀道（下） 「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杜甫前往同谷，是应同谷县令的邀请，想找个安身之处。但到了那里，生活却更加艰难，一家老少，流离山谷，以至托鑱为命，掘芋度日。惟一使诗人感到快慰的，是游览了县城西南的万丈潭（在今甘肃成县东南七里，今称龙潭），传说有龙曾从中飞出。「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濧。黑知湾澴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高萝成帷幄，寒木垒旌旆」。这里岩壁如削，下不见底；山影倒映，水面荡漾；渊底深黑，波光鳞鳞。潭水深不可测，云沉其中；其广无际，鸟飞其间。四周结萝若帷，树摇如旗。但纵有千尺深潭，不能充飢，百丈高萝，无以蔽体。「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风景虽好，生计实难，于是又携家南游了。 第24页 自同谷县向东南行二十里，登上木皮岭，但见远山争来，千岩奔腾，「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自秦州赴同谷，尽在山中穿越，自同谷入蜀，则时有江河激湍，挡在前面。越过木皮岭，来到嘉陵江与洛河（又名白水江）会合处的白沙渡（在今陕西略阳县）。「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水清石礌礌，沙白滩漫漫」。鼓棹中流，马鸣猿啸，水清沙白，对境爽心。白天刚过白沙渡，晚上又临嘉陵江和永宁河、田家河相会之处水会渡。时已夜半，月隐云中；惊涛拍空，昏暗无际；船夫谈笑，安若平地。当人在舟中，只觉满江星斗，水天不分，及登岸眺望，方见江水之外，众星璀灿：「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 行至兴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东三十里，眼前崇岭突兀，相传这里是青城山道士徐佐卿化鹤隐居之地，故名飞仙岭。上有阁道（栈道）百余间，通往蜀中。曹操曾称这里是「汉中之咽喉」，可见其形势之险要。「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高栈连云，外设阑干；垒石成梯，结构坚牢。林树萧疏，斜倚山谷；积阴之中，奔腾波涛。幽林之外，日光凄淡；空谷之内，长风怒号。进入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地界，越五盘岭，岭上栈道盘曲五重。这里地处僻远，风俗淳朴，鱼安于水，鸟不避人：「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这使深恶世态浇薄的诗人，感到无限欣慰。 再往前走，至绵谷县（今属四川广元），见龙门山。山上有石穴，高数十丈，其状如门，俗称龙门，山以此得名。这里石壁陡立，下临清江，所修栈道，比别处更加险峻。「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裊相拄。目眩陨落花，头风吹过雨」。栈道萦纡盘曲，仰望远处，如一缕垂线，使人心惊。滑石倾斜，是谁不畏艰险，在上开凿？空中阁道，如浮梁裊裊，相互支撑。面临江涛滚滚，双目昏眩，如杂花陨落；倾听惊涛喧豗，头脑胀痛，似急雨吹过。「终身歷艰险，恐惧从此数」。诗人生平经歷的险阻，就数这里最令人生畏。龙门阁附近，又有石柜阁。「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石柜曾波上，临虚盪高壁。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蜀中天暖，山花早开；江间水激，奇石离离；阁道凌空，横跨江水，波光上映，影盪崖壁；日落鸥还，暝色送客；暮景如画，风致奕奕。 行至利州昭化县（今属四川广元）东北，只见桔柏渡口「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连笮动裊娜，征衣飒飘摇」。这里连竹为桥，随风摇盪，行人过江，别有一番风味。「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门，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则顺」（张载《剑阁铭》）。剑州剑门县（今四川剑阁）北，有剑门山，又称梁山。山有七十二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高耸霄汉。峭壁中断处，两山相峙如门，故名剑门。「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剑门为蜀道要隘，蜀中恃为门户，地势险峻，歷来为戍守要地，自古多凭险割据之事。诗人到此，思骋古今，临风惆怅，进而谴责上天造成这样险要的地势，希望能剷除这里的群峰叠嶂，使割据者无险可恃，朝廷不用併吞征伐，以消除争斗。「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併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既反映了诗人深远的忧思，又表现出阔大的心胸气魄。离开剑门，进入绵州德阳地界。 自秦州入蜀，一路危峰耸天，激流横地，山川奇险，道路崎岖。及过鹿头关，千里沃野，一片葱郁。站在鹿头山上眺望，「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走出川陕的险道，面对蜀中的古蹟，追思前代的文事，嘆息自身的遭遇，诗人感慨不已：「悠然想扬马，继起名聿兀。有文令人伤，何处埋尔骨？」从这里南行一百五十里，忽见华屋连片，箫笙齐作，树木苍然，鸟雀啾啾，成都豁然呈现在眼前。「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草堂 草堂 杜甫是诗中圣哲；成都的杜甫草堂，则是诗国中的圣地。歷代文人学士到成都，都要去草堂凭弔游览。中唐诗人张籍送人入蜀，曾这样叮嘱：「行尽青山到益州，锦城楼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送客游蜀》）可见他对草堂的仰慕之情何等深切。当年杜甫营造、居住的草堂，在中唐就已芜没，但那一草一木、一石一水，又都完美地保留在他的作品中，只要翻开杜诗，草堂也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杜甫刚到成都，寄居在西郊草堂寺中。「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这几句诗，就是描写初到时的生活情景。当时，杜甫经过「一岁四行役」的颠簸，渴望有个安定的环境。成都由于没有遭到中原那样的战争破坏，相对说还比较繁荣、平静，于是决定在此择地安居，「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杜甫后来作过一篇思念草堂的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营建草堂的情况：「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惟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寄题江外草堂》）从中可知，诗人到成都不久，即在上元元年（760）春，就已开始营建草堂了。 第25页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卜居》）。「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二）。「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这是杜甫留下的一幅草堂地图。可知当时的草堂，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万里桥西，百花潭北。万里桥即今成都南门的府河大桥，相传三国蜀费祎出使东吴，诸葛亮在此为他饯行，费祎感嘆地说：「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因而得名。浣花溪是清水河（又称清江）的一段，绕草堂曲折流过，所谓「清江一曲抱村流」即是。当时造纸的人都沿溪而居，取溪水染色，制造彩笺，故号「浣花」。据今人考证，百花潭在浣花溪的上游，很可能就是现在的龙爪堰。当时溪水流量较大，至此一折，回还成潭，故有人说溪可概潭，潭不可概溪。《太平寰宇记》认为百花潭是浣花溪的别名，似是而非。 杜甫在此卜宅，主要是看中这里适宜幽居。「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水槛遣兴二首》其一）。「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樑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卜居》）。这些诗句，在描写景色清丽的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幽居自得的乐趣。 杜甫营造草堂，全靠成都尹裴冕、彭州刺史高适、表弟王十五司马等在蜀亲友的资助。诗人喜欢花木，故又从萧实处觅桃树，从韦续处觅绵竹，从何邕处觅桤木，从韦班处觅松树，从徐知道处觅果树，栽在园圃之中。初步建成的草堂，「桤木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环境幽雅，景物宜人。肃宗上元二年（761）冬，严武出任成都尹。据史载，严武生性暴躁，难以容人，但对杜甫情谊极深，帮助尤多。由于严武的大力资助，草堂又进行了扩建，到第二年（宝应元年）最后建成，前后歷时二年之久。关于草堂的得名，前人认为是这里临近草堂寺，因以为名的缘故。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五月，杜甫离开成都，在蜀中共住了五年半时间。其中为躲避徐知道叛乱，在梓州、阆州等地住了近二年；严武第二次镇蜀，表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在严武幕府住了半年；如果再除去建屋前和营造时的时间，杜甫在草堂实际居住仅二年光景。杜甫离开草堂，就一去不返了。但草堂却因为诗人曾在这里住过，从此和杜甫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并且成了成都士民游赏的胜地。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段关于成都风习的记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而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与陆游同时的任政一，对此有更加详尽的描述。元、明仍袭其风。明朝末年，草堂、梵安寺、浣花祠均毁于兵燹。清初虽重建三处名胜，但因浣花溪淤积，水浅溪狭，不能荡舟，于是渐渐形成每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前往草堂赏梅凭弔的风习。流风余韵，至今不没。宋人葛立方曾说：「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韵语阳秋》）杜甫一生，支离风尘，飘泊江湖，晚年总算有了成都草堂这个安身之处，也没住几年，只得离去，就其生前说，确实够不幸了。但他去世之后，名垂宇宙，光照千古，遗址均成圣地，诗歌奉为国宝，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享有他那样的声誉、他那样的殊荣？又怎么能说是不幸呢？ 草堂今日 草堂今日 如今草堂位于四川成都西郊，出通惠门，过青羊宫，沿成温公路西行不远，即可看到。据前人记载，唐代浣花溪，在春、夏水深之时，能行龙舟彩舫，十里不绝；秋冬水浅，江流至清，石卵可数。如今浣花溪，溪水暗绿，宽不足六丈，当初的景象，已杳不可见。溪畔多竹，随风摇曳，绿畴农田，村落炊烟，依然保留着「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傍」的田园风光。 走近草堂正门，可见大门两侧挂着马公愚书写的一副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大门横匾「草堂」二字，为清宗室果亲王允礼所书。从正门进去，一湾碧波横在眼前，过石桥，穿梅林，前面就是大廨。大廨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正中屹立着余庠所塑的杜甫石像，诗人拈鬚沉吟，颇能表现忧国忧民的神态。两侧壁间，悬挂着一副众口交贊的长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作者是清初学者顾復初，原籍苏州，流寓成都，因其身世和杜甫有相似之处，故作此联以寄慨。原件已毁于战火，现在悬挂的系清末翰林邵章补书。 穿过大廨向前，便是同时建成的诗史堂。广檐深廊，恢宏古朴。四周高楠冥冥，翠竹娟娟，梅枝横曳，繁花吐艷。门额横匾，为邵章补书，褐底白字，浑厚苍劲。两边楹柱上，悬挂着一副叶恭绰补书的长联：「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上联为清人沈寿榕作，下联乃彭毓松所对。诗史堂正中，塑有一尊古铜色的杜甫立像，便服儒巾，一手拈鬚，满脸忧思，凝视前方。两侧还有杜甫和李白的全身彩塑。诗史堂位于草堂中心，两端都有曲折的迴廊，与大廨相通，并连接东西两处杜甫诗意画陈列室。室内共展出近代名人国画四十一幅及《兵车行》板面塑像一幅。 第26页 自诗史堂向前，便是柴门，取杜诗「柴门不正逐江开」之意。门匾为潘天寿所书。门柱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艷慕，犹劳车马驻江干。」明人何宇度撰，近人陈云浩补书。步出柴门，便是工部祠，清嘉庆十六年重建。青瓦突檐，幽深肃穆。院中鲜花满地，盆景成排，更有两株苍劲的罗汉松，挺立在祠前，巨干如虬，横枝刺天，象徵着诗人的高风劲节。虽然杜甫在成都只挂了半年「检校工部员外郎」的空衔，但由于中国歷来惟官是重、惟仕为优，故后人一直称他为「杜工部」，似乎这样就可抬高他的地位，表示对他的尊重。门匾为李植补书。檐下高悬着清代着名文学家、书法家何绍基书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这是草堂匾联被毁时倖存的一联，字体俊逸潇洒，令人瞩目。祠正中设雕缕花边神龛，供奉杜甫彩色生像，头戴儒巾，身穿紫袍，腰系朱绶，红脸含情，青须垂胸。左右配祀宋代诗人黄庭坚、陆游。工部祠两侧均有平房，东为「水竹居」，西为「恰受航轩」。里面展出杜甫游歷景照、画照、纪念遗蹟照、国内外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照、杜诗版本照等。建在草堂中的杜甫纪念馆，现已拥有歷代各种杜集版本、国外所出汉文版杜诗、杜诗外文译本等图书资料近三万册，书画、雕塑等各种文物二千多件。 在工部祠东侧的荷花池边，有座碑亭。亭内石碑上，镌刻着「少陵草堂」四个大字。石碑勒刻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字系雍正弟果亲王允礼题写，笔法苍劲浑厚；亭则建于民国初年。这是一座象徵性的草顶小亭，由于一般人都认为这里就是杜甫茅屋的旧址，因此成了草堂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这是杜甫《水槛遣兴》中的名句。清嘉庆十六年，根据杜甫诗意，在草堂西北角建有一座水槛，以后又多次修葺。槛外一弯碧水，流入荷花池；槛南「一览亭」，倒影池中；池中游鱼，时时跃出水面。这里细竹葱翠，圆荷娇艷，绿波荡漾，啼鸟欢快，风物秀丽，春光常在。清人谭光祜所作的一副对联：「此地经过春未老；伊人宛在水之涯。」用来表现今天水槛的风光，依然十分传神。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根据杜甫诗意，草堂还筑有一条花径，直通东邻草堂寺。在花径的入口处（草堂和草堂寺的交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草堂影壁」。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系清末周善培所书，圆劲有力。这里繁花似锦，香气馥郁，高楠落阴，翠竹丛生，小桥流水，绿树红墙。花径北侧的浣花祠，供奉着浣花夫人的坐像。旁边盆景园，是四川盆景最集中的地方。 今天的草堂，基本上保留着清代草堂建筑的格局和风格，既不同于一般的祠宇，也不是普通的园林，而是具有园林特色的纪念性建筑。大廨、诗史堂、工部祠这三幢主要建筑，排列在一条轴线上，经迴廊与东西陈列室相连，浑然一体，造型古朴，布局典雅。四周种满了花木，树以楠木、香樟、银杏、杉柏等高大的乔木为主，花则有腊梅、桂花、海棠、桃李、玉兰、丁香、石榴、杜鹃、栀子、美人蕉……疏密相宜，浓淡相间。而翠竹尤多，几乎所有建筑，都在竹树的掩映之中。更有溪流小桥，将景物衔接。由于建筑大多为开敞式，与四周的花木水石，相互辉映。整个草堂绿阴广被，清香四溢，小溪萦洄，碧池潋滟，鸟语青瓦，花偎红墙，人凭画栏，竹映雕窗，曲径通幽，随处逢胜。将传统的祠宇建筑的典雅，与古典园林的秀丽，完美地融为一体。并将诗人的志趣、诗歌的意境，从中表现出来。 虽然杜甫在草堂实际居住时间不长，但在成都这几年，毕竟是诗人自安史之乱后，定居时间最久、生活最安定的几年，成都几乎成了他第二个故乡，一旦离开，真有「却望并州是故乡」的感触，并在诗中屡致思念之意。也许诗人不会想到，当初简陋、狭小的茅舍，以后竟成了占地三百亩、规模甚大的祠宇园林；当初人迹稀少的幽居之处，以后竟成了熙来攘往的游览胜地。生前寂寞，身后荣盛，连诗人一度居住过的草堂，也是这样。 武侯祠 武侯祠 在杜甫草堂东南约五六里，只见一道红墙之内，殿宇宏伟，古柏森森，这就是着名的武侯祠。据史载，诸葛亮率师北伐，屯兵五丈原（在今陕西周至县境，渭水南岸），因积劳成疾，在军中去世。当时举国悲悼，各地都要求为他立庙，朝廷认为不合礼法，没有答应，于是出现了「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景象。为此，习隆、向充上表后主，请为诸葛亮在沔阳（故城在今陕西勉县东河水之北）立庙，以慰民望。后主答应了，于景耀六年（263）春立庙。诸葛亮死后七十年，李雄在成都称王，国号大成，开始在少城内为诸葛亮修建祠堂。因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死后谥忠武，故其祠堂被称为武侯祠。杜甫到成都，首先游谒的，就是武侯祠。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据说武侯祠前有一棵大柏，合围数十丈，系诸葛亮亲手种植。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的武侯庙，同样是「中有松柏参天长」（《夔州歌十绝句》）。西周末年，召伯虎辅佐周宣王，率军征伐南方的淮夷，建立大功，于是有人在棠梨树下，作了一首诗怀念他：「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召南?甘棠》）说召伯曾在这棵高大茂盛的棠梨树下止宿过，千万不要砍伐它。「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古柏行》）。诸葛亮祠庙中的古柏，同样由于百姓的保护爱惜，三国魏将钟会在率军进攻蜀国，路经沔阳武侯庙时，非但不敢敌视，还亲自进去祭祀，并下令军士不得在诸葛亮坟墓周围放牧砍伐。东晋桓温平定蜀中，将成都少城夷为平地，惟独对武侯祠，不敢有所损坏。钟会、桓温，都是恃才自大、骄横擅权的人物，但在诸葛亮祠庙前面，则不得不表示他们的敬畏之情。 第27页 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其中身居高位、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多若牛毛。尽管死时葬礼隆重，碑高墓大，还有一篇详细记载其官位功业的墓表，但曾几何时，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其中绝大多数人，甚至连姓名也不为后人所知。那精心构筑、贮器藏宝的坟墓，只是诲盗之物，使白骨暴露荒野而已。为什么诸葛亮的祠庙，能始终得到人们不同寻常的敬重呢？ 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持蜀国政务。一片丹心，无愧天地，输心竭诚，化人如神；执法严明，赏罚必信，如水至平，如镜至明；长驱祁山，志存匡復，约束军士，不扰百姓。为诸葛亮作传的陈寿，曾这样赞嘆：「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都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甚至使敌国将领和南方少数民族，也无不赞嘆信服。 虽然诸葛亮身居相位，独揽大权，但为人极其清廉。他曾上表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死时，「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诸葛亮传》）。郦道元作《水经注》，在记沔水时，深为感嘆：「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势，不起坟垄，惟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莫知墓营所在。」诸葛亮生前不谋私利，不蓄私产，死后因此赢得人们真切的思念。直到唐代，蜀中士民，歌思遗烈，祭祀神灵，始终不绝。在中国政治家中，还没有哪个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得到世人如此由衷的崇敬，「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诸葛亮 杜甫所游谒的武侯祠，原在惠陵（刘备墓）西南。明初，蜀献王朱椿认为丞相祠堂与帝王庙宇并立，于祀制不合，便以「君臣宜一体」为理由，废弃武侯祠，在刘备殿东侧塑诸葛亮像陪祀。明末，武侯祠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一年（1672），在明代遗址重建武侯祠，以前殿祀刘备，后殿奉诸葛，今天所见的，仍是这个君臣合庙。虽然大门高悬着「汉昭烈庙」的金字匾额，在建造时，又有意抬高前殿的殿基，以示「君尊臣卑」的差别，但人们始终把它称为「武侯祠」，以示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在世人的眼中，诸葛亮作为智慧、廉洁、清正的象徵，其地位要远在任何帝王之上。 关于武侯祠前的大柏，还有一个传说。明嘉靖年间，建造干清宫，派少司马冯清到四川寻找大树。冯清看到武侯祠前的古柏，正中心意，就派了许多人前来砍伐。忽然空中飞来无数乌鸦，鸣噪不止，齐啄砍伐者眼睑，结果只好作罢。从这件事看，乌鸦相貌虽然丑陋，但正义感极强，人们一贯鄙视，实在是以貌取鸟，有失公正。作为史实，这件事有些离奇，但若想了解民意，那么再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 海棠 海棠 中唐名相李德裕认为，凡是前面带有「海」字的花木，都是从海外传入中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名花海棠，也是一种舶来品了。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还无法考证，它究竟在何时从何地传入。 据王象晋《群芳谱》，海棠有四种（即「海棠四品」）：贴梗海棠、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均为木本植物。海棠在春天开放，花朵较小，但一树千花，纷红骇绿，风致绰约，婀娜含娇。不少诗人深爱海棠，「艷丽最宜新着雨，娇娆全在欲开时」。「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郑谷《海棠》）。「东风裊裊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其二）。这些诗，写对海棠的迷恋，已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陆游《海棠》）。海棠莫盛于蜀中。杜甫在蜀中生活长达五年多时间，作诗二百四十余首，「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惟独对海棠，却只字不提。「朱栏明媚照横塘，芳树交加枕短墙。传得东君深意态，染成西蜀好风光。破红枝上仍施粉，繁翠阴中旋扑香。应为无诗怨工部，至今含露作啼妆」（郭稹《和枢密侍郎因看海棠忆禁苑此花最盛》）。这不仅使海棠深感委屈，含泪致怨，也使后人觉得十分奇怪，各自寻求原因。郑谷认为杜甫看到海棠飘零，联想起自己身世，无限惆怅，因此没有兴致吟咏：「浓澹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断莺肠。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情为发扬。」（《蜀中赏海棠》）不过郑谷这种猜想，只可用于常人，不能用于杜甫。实际情况正相反，杜甫一生写了不少咏花诗，其中一部分流连光景，陶冶性情，更多的作品都是睹物生感，赋诗写怀，从中寄託诗人的身世之感。据说「明皇（唐玄宗）登沉香亭。召太真（杨贵妃）。时宿酒未醒，命高力士及侍儿扶掖而至，醉颜残妆，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海棠春睡未足耶？』」（《太真外传》）宋人王柏认为杜甫看到海棠，便想起杨妃祸国之事，心怀长恨，无心作诗：「沉香亭下太真妃，一笑嫣然国已危。当日少陵深有恨，何心更作海棠诗。」（《独坐看海棠二绝》其二）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常以杨氏为题材，作诗讽刺国事，入蜀以后，在一些咏物诗中（如咏橘、咏荔枝等），依然常常要牵入杨妃，以致其慨，怎么惟独对海棠，却置之不顾呢？宋人林倅说：「诗有格，有韵，故自不同。」「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陈善《扪虱新话》引）。无论为人还是作诗，杜甫都以格高见长，他爱梅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王安石认为杜甫不咏海棠，是因为他整个身心都被梅吸引住了：「结子非贪鼎鼐香，偶先红杏占年芳。从教腊雪埋藏得，却怕东风漏泄香。不御铅华知国色，只裁雪缕想仙装。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与徽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其二）杜诗固然「格高」，但不能因此说其「韵浅」。至于海棠，也绝不是什么充满俗气的富贵之花。刘灏《广群芳谱》，称海棠「翛然出尘，俯视众芳，有超群绝类之势」。曹雪芹《咏白海棠》，有「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之句。可见海棠和梅还有相通之处。杜甫在蜀中，除梅外，还吟咏过丁香、丽春、栀子、桃、李等不少花，为什么偏偏把海棠遗漏了？《群芳谱》说「海棠四品」，均有色无香。宋人彭渊材自称平生所恨五事，其中一条即「海棠无香」（惠洪《冷斋夜话》）。有色无香，很容易使人同徒艷其表、不慧其中联繫起来，这种花，就很难得到杜甫的喜爱。但据《阅耕余录》，蜀中嘉定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海棠，都有香气，和别处不同。而且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能说海棠一概无香。至于宋人李颀说杜甫母名海棠，为避讳不作海棠诗，事出无据，也只是一种传闻而已。 第28页 陆游认为，杜甫集中没有海棠诗，可能是散失了：「贪看不辞持夜烛，倚狂直欲擅春风。拾遗旧咏悲零落，瘦损腰围拟未工。」（《海棠》）不过，杜甫那么多咏花诗都流传于世，惟独海棠诗都散失了，这种说法，很难使人接受。可能陆游自己对此也不敢确信，故又说即使杜甫真没有海棠诗，那也像屈原不咏梅花，二谢不咏菊花一样，碰巧如此，实在不必在上面多费心思：「广平作梅花赋，少陵无海棠诗，正自一时偶尔，俗人平地生疑。」（《六言杂兴》其六）而杨万里则认为：「海棠唐诗多未见，至郑谷诗方见。」杜甫不作海棠诗，是因为他根本就没见过这种花：「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海棠四首》其四）如果杨万里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海棠从海外传入中国，也应是晚唐的事了。 理趣 理趣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以趣味澄夐见长，他的诗，天机清越，辞旨玄远，意新理惬，词秀调雅，如空外之音，水中之影，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如着名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邻叟，谈笑无还期。」宋人说：「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苏庠语）这种创作特色，在杜诗中是比较欠缺的。明人屠隆说：「少陵沉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独少摩诘冲然幽适，泠然独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沉，不除烦热，摩诘参禅悟佛，心地清凉，胸次原自不同。」但他也有一些诗篇，如《江亭》、《后游》等，运思入微，一片化机，足以和王维诗相比而无愧色。 肃宗上元二年（761）暮春，杜甫来到成都锦江边的一个小亭，眺望四周景色，写了一首诗：「坦腹江亭外，长吟野望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江亭》）颔联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上句说江水奔流不息，但自己已无心与之竞争。下句说白云悠闲自在，这正与自己的意念相似；语涉禅机，潇洒自如。仇兆鰲说这二句诗「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杜诗详註》）。 宋代叶梦得认为，陶渊明的「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体现了他「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是此言也」。杜甫这二句诗，「非有不竞，迟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瞭然自与心会，此固与渊明同一出处之趣也」（《避暑录话》）。清代陆贻典也说此诗「语有道心，直入渊明之室」（《瀛奎律髓汇评》引）。宋人张九成将杜诗与陶句比较后说：「若渊明与子美相易其语，则识者必谓子美不及渊明矣。观『云无心』、『鸟倦飞』，则可知其本意。至于水流而心不竞，云在而意俱迟，则与物初无间断，气更混沦，难轻议也。」（《杜诗详註》引） 清代纪昀评《江亭》，说「此诗转点在五六句，春已寂寂，则有岁时迟暮之慨，物各欣欣，即有我独失所之悲。所以感念滋深，裁诗排闷耳。若说五六亦是写景，则失作者之意」（《瀛奎律髓汇评》引）。这两句诗，写了诗人面对眼前景色的感受。时值暮春，虽然万紫千红，总觉韶光将逝，幽森寂寞；眼下万物，不管人间变故，依然各遂其性，欣欣向荣。就在作《江亭》前不久，杜甫去蜀州新津，游览了修觉寺，作了两首诗，其中有一联是：「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写江山多情，依然等待着诗人登临游览；花柳无私，永远欢迎世人前往观赏。这些描写，真与造化相流通，无愧化工之笔。仇兆鰲将这二联诗作了比较，说：「『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其所之意。『花柳更无私』，有与物同春之意。分明沂水春风气象。」杨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物自私』谓各遂其性也，『更无私』谓同适其天也。一妙在无私，一正妙在有私，可以意会。」（《杜诗镜铨》） 明代王世贞不同意张九成的看法，认为「水流」两句，语句并不超脱，开宋人诗中说理的先河。纪昀认为这一联原是佳句，宋人硬作理语解释，反成诗歌创作的障碍。其实，这两句诗通过描写春日景象，表现诗人独特的感受，境与心融，神与景会，不着理语，而多理趣，作为写景诗看，清新流丽，作为抒情诗看，含蓄隽永，作为说理诗看，一派神行，只要胸次玲珑，便无所不可。 浦起龙说《江亭》等诗，「时时流露天机，知此老天资高妙，从性分中来，非从道学中来也。带道学气则腐矣」（《读杜心解》）。这些诗，都从胸中自然流出，无斧凿痕，无装饰迹，不受格调束缚，不可以声色求取，通体皆灵，如有神助，因无心入妙，反成化工之笔，无意求趣，而意趣已尽在其中，故能神游物表，纵横理窟，不堕理障，不落言诠。既不同于理学，也不同于禅学，而于两境之外，别有天然理趣，流于行间。 杜鹃 杜鹃 在众多禽鸟中，也许要数杜鹃最富于传奇色彩了。据扬雄《蜀王本纪》、常璩《华阳国志》等书记载：过去有个男子，从天而降，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教民务农。当时发生了洪水，望帝无能为力，就派宰相（《蜀王本纪》称作鳖令，《华阳国志》称作开明）治水，消除了灾患。望帝感到惭愧，自以为德品才能不及宰相，于是主动禅让，隐居西山之中。 第29页 望帝这种不计个人权势、举贤让位的行为，从国家和百姓利益考虑，理应如此，但事实上却极其罕见。在惯见贪得无厌的现象之后，在久经争权夺利、殃及无辜的苦难之后，这种理应如此的行为，反倒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正常变成了反常，因为罕见而引起了多怪和怀疑。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退位后，在登极大典上说：「舜、禹（禅让）之事，吾知之矣。」刘知几也说：「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疑古》）尧、舜、禹都是古代大圣，尚且不能见信于后人，遑论其他。于是关于望帝的故事，也就添了一个悽惨悲切的尾巴：当望帝离开的时候，正是二月时分，满山杜鹃悲鸣，声声啼血，蜀人听到杜鹃的啼叫，就想起瞭望帝。后来更说成是望帝魂魄化为杜鹃，在暮春悲啼，声声在说：「不如归去。」似乎望帝不是主动让位，而是被逼离宫，对那已失去的帝位始终难以忘怀。这些有关望帝的传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杜鹃啼血，已经成了失位帝王的象徵。 据《资治通鑑?唐纪》肃宗上元元年（760）载：玄宗喜欢兴庆宫（南内），自蜀中回长安后，就居住在里面。宦官李辅国对肃宗说：「上皇（玄宗）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勛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七月，李辅国以肃宗的名义，凭藉武力，逼迫玄宗迁居大明宫（西内）。同时将玄宗贴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原来负责禁卫的大将军陈玄礼被免职，甚至连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被逼出居玉真观。「上（肃宗）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杜甫、元结、颜真卿等人，都对此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黄庭坚的《书摩崖碑后》诗，颇能道出当时的情状：「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而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说得更加明白：「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復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迁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 其实洪迈所提到的那首《杜鹃》诗，作于大历年间杜甫寓居云安（故城在今四川云阳县东北）之时，指责当时蜀中的叛将，如段子璋、崔旰、杨子琳等，不知君臣之礼，连禽鸟都不如，和玄宗并无关系。有感于玄宗失位而作的，是杜甫于上元二年（761）在成都作的一首《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此诗咏物写怀，推见隐微。如「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唿」，即影射玄宗父子暌隔，因而自伤孤立；而「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则借喻高力士、陈玄礼等玄宗亲近被罢黜流放，玄宗由此悒悒成疾；「发愤」「羞带」四字，将一个失位君王的窘迫、愤懑，全盘托出。「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是后人时常引用的两句诗。王嗣奭认为：「骨肉满眼，身实羁孤，其意可思。……杨妃死，高力士逐，虽千人侍御，犹孤居也。此情虽千言说不出，而七字说透，何等笔力！」（《杜臆》）至于诗人最后的喟嘆：「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更是拓开一步，凌空起慨，从玄宗个人遭遇，进而联想到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人事的变幻无常。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诗明显受鲍照《行路难》（「愁思忽而至」）的影响。但和鲍诗相比，杜诗有着更加复杂的歷史背景，也有着更加深刻的揭露，更加深切的关注和更加深沉的慨嘆。望帝原为蜀王，而玄宗的没落，也是从逃奔蜀中开始的；蜀中多杜鹃，而杜甫当时又正寓居于此。这种境遇上的巧合，使杜甫能在蜀言蜀，就鹃说鹃，使这首十分敏感、难以措手的时事诗，写得既含蓄，又贴切。 民胞物与 民胞物与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八月，一场暴风捲走了草堂屋顶上的茅草，随后乌云翻滚，秋雨滂沱，屋漏床湿，被冷如铁。面对着这种景象，杜甫彻夜不眠。但他所想念感嘆的，不仅是个人在战乱之后所遭受的种种困苦，而联想起普天下和自己同样遭遇的寒士，进而萌发出这样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唿，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屋漏偏遭连夜雨的苦况，人们常常会遇到，但说出这样感人的话来，杜甫应是第一人。由于大多数人都处在和杜甫相似的困境之中，但又都缺乏杜甫那样开阔的胸怀，故这几句诗，一直引起后人由衷的赞嘆（可惜没有由衷的惭愧），因此没有必要再在上面增添一些雷同的赞美之词。有必要指出的是：杜甫产生这种愿望，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入非非，而是出于一种十分自然的感触；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始终不曾泯没过。 第30页 作为一个志趣高远、命运多舛的人，杜甫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之际，既不贪图功名，也不羡慕荣华，而能始终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将对自身的感嘆，转化为对他人的同情。当他在途中遇到大水，感嘆的不是行路的艰难，而是：「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因悲林中士，未脱众鱼腹。」（《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当他身受炎热之苦的时候，白天想的是干旱给百姓带来的灾害：「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夏日嘆》）夜晚想的是那些连洗个澡都不可得的士兵：「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夏夜嘆》）当他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颠沛的时候，想的是：「此身免荷芟，未敢辞路难！」（《寒峡》）当他避乱外出，在回成都后看到草堂破败、树木凋伤时，想的是：「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四松》）时时处处，推己及人，这正是他的境界要远远高于贾谊等人的地方。 「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鱼在网中绝望地挣扎，鸟在空中自由地歌唱，虽然万物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一个怀有恻隐之心的仁者，应当一视同仁地看待，不能理所当然地让谁去承受不幸。有了这样的认识，杜甫对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必然充满同情心。由于杜甫从不曾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夙愿，从而一直怀有「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之沟中」的负罪感，并对济世泽民怀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还只是幻想能有千万间大厦来庇护天下的寒士，在《寄柏学士林居》中进而唿喊：「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 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境遇，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情感，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襟怀，也许是嘆服杜甫的伟大，也许是不愿跟着前人学语，总之，虽然这些诗句一直脍炙人口，但后世同样的作品却不多见。比较相似的是白居易的几首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百姓多寒不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飢冻声。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事有咏》）。宋人曾将杜、白的诗作过一番比较：「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黄彻《?溪诗话》）白居易能不和一般官吏同流合污，这是他可贵之处。但从他一生行事看，所信奉的主要还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而杜甫则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白居易是推己及人，杜甫则是捨己为人。方孝孺说杜甫：「此其心愿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虽饥寒有不暇顾，视夫自私之徒，如蝼蚁之求穴，则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达诸天下，虽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浅德者，顾以大言为先生病。呜唿，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于言，岂众人之所能识哉？」（《成都杜先生草堂碑》）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白居易没有，纵观中国歷史，也很罕见。另外，由于杜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士大夫缺乏的品质，即和下层民众平等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亲密的感情。黄生说：「杜公关心民物，忧乐无方，真境相对，真情相触，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杜诗说》）白居易对下层民众不能说没有同情心，但这种同情，总带有恩赐怜悯的味儿。和杜诗相比，白诗只是学其意、效其词，缺乏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就不像杜诗那样真切动人。 石犀厌胜 石犀厌胜 战国秦昭王时（公元前250年左右），蜀郡守李冰率领当地民众，在今四川灌县城西岷江中游，兴建了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即驰名中外的都江堰，使夹带大量泥沙奔腾直下的岷江，变害为益，使蜀中数百万亩农田，化险为夷。从此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华阳国志》）。至今农桑，犹赖其利。据说「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沉之于渊也」（郦道元《水经注》）。有的石犀，直到南宋，依然保留在李冰的祀庙之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作过记载：「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耳。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在当时的歷史条件下，这也毋需多怪。仅就不图安逸、不避艰险、不尸其位、忧民所忧这几点来说，李冰的功德，就可同苍苍玉垒、泱泱岷江，与世共存了。 据史载，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七八月间，蜀中淫雨不绝，江水泛滥成灾。但是，当时蜀中的一些官民，却只是对着那两头石犀顶礼膜拜，期待它们能够「显灵」，制伏「水怪」的作乱，而将当年李冰抗灾的精神，反倒抛在一边。杜甫有感于此，作了一首《石犀行》。此诗警策，在「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二句。所谓「厌胜」，是古代一种迷信的说法，以为人们能够靠诅咒来制胜。天凤四年（17）八月，「（王）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汉书?王莽传》）。尽管威斗并不能挽救王莽的灭亡，但厌胜却依然为一些人所乐用。当时蜀中一些人期待石犀显灵，同王莽寄希望于威斗，实际上是一回事。 第31页 「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江水东流，原是大自然的伟力在起作用，荒唐的厌胜之法，又怎么能够阻挡？如今灌口被水冲垮，百姓化为鱼鳖，可见被蜀人妄夸的石犀「神灵」，实已无能为力，只有对着眼前被洪水破坏的景象，低头羞愧的份儿。「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李冰原作五头石犀，但到此时已只剩下二头，其余三头被江水带走，不知去向，或许早已损毁。照此下去，连这侥倖留下的二头，也难免会被沖走、被毁掉。既然这些石犀在洪水的冲击下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够为人厌胜呢？在此，杜甫以寥寥数句，通过对石犀的揶揄，便将其厌胜的诞妄辛辣深刻地揭示出来。 要能制伏江水的泛滥，惟一真正有用的办法，还是像李冰当年那样，「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只有通过人的力量，才能战胜自然的灾害。「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厌胜只是一种诡怪之举，决不应让它干扰人谋，淆民视听。那些无用的石犀，就由它被江水沖走吧。「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在杜甫看来，国步多艰，天灾屡现，民不聊生，都由人事的舛错所致。修筑堤防，只是用以挡住洪水的随时补救之方，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灾患不生，得元气调和，而这又取决于朝廷的政通人和，只有这样，才能图之未形，防患未然，而石犀之类的厌胜之物，也就无从欺世惑众了。故诗人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唿喊：「安得壮士提天网，再平水土犀奔忙！」 这既是诗人的希望，也是他的慨嘆。所谓「安得」，言外之意，当时朝廷实在并没有这种能够提举天纲、治理政事、摒除诞妄、匡时救弊的明君良相。就在岷江泛滥之时，肃宗为庆祝他的生日，「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资治通鑑?唐纪》肃宗上元二年）。在同一个时候，京城中为皇帝祝寿的嬉闹声，和蜀中因失去家园的哭祷声，遥遥唿应；大明宫中的菩萨，和岷江边的石犀，相向而笑。故杜甫这首诗所讥讽、所谴责的就不仅仅是石犀厌胜这一点，也不仅仅是如何治水这一事，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几头石犀，已像杜甫所希望的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那种将人的命运寄託于神灵保祐的厌胜式的心理和行为，却依然存在，即使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对此也无可奈何。九百年后，金圣叹读杜诗，曾发出这样的嘆喟：「是年无霖雨，水不损户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吴、越淫祠，几与民居交半错处，我欲尽毁，而愚俗震骇。聊托于此，幸后之大力贤人，有以救之也！」（《杜诗解》）这正是杜诗的光彩，但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情爱 情爱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着作中，有这么一篇对话：公元前四世纪，悲剧家阿迦通的作品上演成功，于是邀请哲学家苏格拉底、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医学家厄里什马克、诡辩派修辞家斐德若和泡赛尼阿斯等人聚会欢饮，席间在座的人依次作一篇爱神的礼赞。这篇题为《会饮》的对话，颇能表现当时希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欧洲）几种流行的对于爱情的看法。 阿里斯托芬提出：爱情的实质是人类由分而合的欲望的实现，「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回原到人的本来性格」。而苏格拉底更进一步认为：「爱情就是想凡是好的东西永远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个欲望。所以追求不朽也必然是爱情的一个目的。」这样，追求爱情成了回忆理念的一种形式，爱神成了哲学家。但是对形上学比较隔膜的中国古人，对爱情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感受，尽管受到许多礼教戒条的限制和禁锢，情爱的世界始终只受感情的支配。希腊神话中有阿佛洛狄忒，罗马神话中有维纳斯。在西方，爱神是诸神谱系中的重要成员，是不朽的真神，用阿迦通的话说，爱神「永远年轻」。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素来缺乏对神的坚定信仰。因爱神不像财神、土地神那样急需，所以也就没人去创造一个，供自己顶礼膜拜。可见中国古人也不像斐德若那样，认为爱神是人类幸福的来源，任何力量都不能与之相比。 由于中西在文化和认识上的这些不同，当爱情遭到死神的威胁、摧残时，西方人还是那么充实、那么热情。英国诗人丁尼生在悼念一位朋友时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总是真的：／在痛楚最深之时我仍感到了它：／虽然失去，毕竟曾经爱过，／比从未爱过要好上许多。」这几句诗，也很能代表西方人在失去情人时的心情。白朗宁夫人更是骄傲地宣告：「假如上帝愿意，请为我作主和见证：／在我死后，我必将爱你更深，更深！」（《十四行诗》）而在中国，随同死亡前来的，常是一种人世空幻感，以及生者无限的怅恨。明末名士冒襄和秦淮丽人董小宛情意深厚，小宛一死，冒襄便惊唿：「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影梅庵忆语》）脂砚斋评《红楼梦》，曾作过一首诗：「浮生着堪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载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如果仅就表现情爱的空幻，以及由此产生的怅惘而言，杜甫在肃宗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的《石镜》、《琴台》二诗，实已开了先声。 第32页 「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復嘆，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石镜》）。这首诗写古代蜀王哀怜王妃的遗骨，在冥间孤苦寂寞，于是将一面石镜送进空山，放在墓旁，和王妃作伴。安葬之后，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就离开了，其他妃子又恢復了平时的欢笑，不再为死者悲嘆。惟有这块带着蜀王情意的伤心的石镜，永远留在这里，映照着凄凉的月光。 和《石镜》作于同时的，还有一首《琴台》诗：「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復闻。」诗中说西汉司马相如在既贫且病之时，仍然深深爱着卓文君，在琴台上思念佳人，在酒店中玩弄人世。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幻影，惟有山野的鲜花，使人想见文君贴在脸上的花钿；蔓生的绿草，使人想见她穿在身上的罗裙。至于二人当初的爱情，后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清人黄生说：「作此题者，有二种语。轻薄之士，慕其风流；道学之儒，讥其淫佚。慕者徒骋艷词，讥者动多腐句，均去风雅远矣。此诗低回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实讥世俗之好德不如好色耳。」（《杜诗详註》引）杜甫这两首诗，确能摆脱俗套，不作艷词腐句，但若说成是讥刺古人好色，则未免过于迂阔。诗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人世情爱的空幻和人去楼空的怅惘。蜀王对妃子的眷恋，相如对文君的爱慕，何等深切。但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不能战胜死亡。都说彩云无常，青春易逝，转瞬锦瑟弦断，玉颜成尘。空对凄凉石镜、苍茫琴台，不知孤魂何处、月下可归？眼看寒花零落、衰草长烟，愁听悲风白杨、杜鹃声哀。可惜九泉路远，天涯梦断，无奈灵犀难通，相思成灰。长恨香魂一去，如烟飘散，惟有无语独立，影照残阳。「石镜通幽魄，琴台隐绛唇。送终惟粪土，结爱独荆棒」（《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昔日欢会叙情之处，今成伤心凭弔之地。一旦参破此理，那正如仇兆鰲所言：「痴情皆属幻相矣。」（《杜诗详註》）现在有些人将这两首诗看作是对爱情忠贞的歌颂，同样有失诗人的本意。 江头五咏 江头五咏 肃宗上元三年（即代宗宝应元年，762）春，杜甫在成都锦江畔漫游，面对丁香吐芳，丽春斗艳，栀子照水，以及笼中□□、阶前花鸭，心有所感，写了《江头五咏》。这组诗在杜甫集中虽非上乘之作，但首首含有寓意，浦起龙说：「江头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时而自防，时而自惜，时而自悔，时而自宽，时而自警。非观我观世、备尝交惕者，不能为此言。」（《读杜心解》）作为寓言诗看，自有其一定的价值。 春日花园，万紫千红，争妍竞丽。惟有丁香，心甘冷落，娇羞无语。作为花中君子，它似乎只能与隐士为伴，如果堕入靡丽的花丛之中，就不能自保其身了。杜甫自从抛弃官职，携家远游后，对仕进已经心灰意冷，只求能保全晚节：「衰年甘屏迹，幽事供高卧。」「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屏迹三首》）故借吟咏丁香，以见其意：「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丁香》）这几句诗，若护若诫，深婉可味。 要全身保节，只有离开险恶的仕途，隐居山野之中，这样，当然不为世人所知了。眼前的丽春（又名虞美人），盈盈多姿，脉脉含情，风韵为春花之最。不过在诗人看来，其可贵之处，尚不在颜色鲜艷、枝头繁茂，而在「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如何此贵重，却怕有人知」。那些妖桃冶李，都只是凡俗之物，随移随活，处处能生。惟独丽春，分外贵重，似乎不愿让人知道它，始终固守本土。诗人通过吟咏丽春，以喻世上屈己从人、竞进谋利者多，而自己独耿介自守，不移本性。 不与人争，不求人知，并非自暴自弃，甘居末流。栀子既可染色，「于身色有用」；也可入药，能「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其能理气明矣」（《神农本草》），即所谓「与道气相和」；还可作食料，用蜜煎后，其味甚美；在众多的花木中，显得十分突出。不过栀子却钟情山野，但愿映照江波。而无心移植到园林之中：「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诗人借吟咏栀子，自喻才堪济世，而与时不合，惟有傍山临水，孤芳自赏而已。 虽然杜甫在《栀子》诗中表示甘愿老死江湖，但句中却含不平之意。诗人远离朝廷，跼居西南一隅，不能有所作为，颇有如笼中鸟兽，不能高飞远走的哀怨。当他看到□□被关在笼中，触景生情，必然会深致其慨。□□是一种水鸟，形体较小，羽毛五彩，惹人喜爱。如今在笼中，空对着行云流水，怅望唿号：「看云犹怅望，失水任唿号。」更惨的是，它的羽毛已被剪去，即使从笼中放出，也无法在空中飞翔了：「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 □□被关入笼中，不能行动，当然不是它甘愿如此。但在无可奈何的前提下，退一步讲，这样也有好处，至少可以不忧勐禽的袭击，避开不测之祸了：「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 但这种安于命运、聊以自慰的说法，并不能遮掩诗人一生空度的嘆息，于是面对花鸭，对自己的立身行事，作了更加深刻的反思：「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花鸭毛色，黑白相间，对照分明，这真是他皭然自异之处。但惟其「独立」，故招来群小的妒忌；惟其「分明」，故引起众人的惊疑。「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这是对花鸭的告诫，也是花鸭的悲哀。屈原被流放，全因「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三国吴张温才华出众，在当时享有盛誉，但却无故得罪，险遭不测，诸葛亮听到这消息后，想了好几天，才明白他得罪的原因：「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杜甫自思沦落到此也全在不能和光混世，随俗浮沉，于是借花鸭的悲哀，抒写自身的悲哀。诗人在政治上受到致命打击，以至一蹶不振，全为任左拾遗时上书疏救房琯一事，便又借花鸭当食必鸣，作告诫之语：「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以示人在坐享俸禄之时，切不可谔谔直言，为天下先，以招忌害。但从诗中所表现的不平之意，从诗人前后所作的众多直指时事的作品看，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愤激之词而已。同屈原一样，「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醨？」（《渔父》）这种人生观，杜甫是决不会信从的。 第33页 喜情 喜情 在实际生活中，人逢喜事，常有迫不及待向人夸示之意，而于穷苦之际，则郁郁寡欢，不欲多言。但在文学创作中，情况却正好相反，用韩愈的话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到杜甫的诗篇、曹雪芹的小说，无不抒写忧患之思、愤激之情，而表现喜悦之情的优秀作品，则比较少见。这也许只有通过研究人的心态，才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喜悦之情的产生，常常由于某种目的的达到，这时人确实会引起一阵或强或弱的情绪波动，涌起一种按捺不住的感情，迫切地想告诉他人，让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或羡慕自己的成功。但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随着一个目的达到，必然会有另一个目的出现，这时整个身心又会转入对新目的的追求，原来的情绪波动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悲哀的情绪则相反。人产生悲伤之情，通常是由于失去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又总是和血缘、情爱、理想、事业连在一起，其价值因人而异，一般为某人专有，故因失去而产生的悲哀，难以喻之他人，因此也就不欲多言。凡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其价值的东西，都在失去后显得格外可贵，故因悔恨而引起的思念，常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可见，悲哀之情的强度和复杂性，都要远远超过喜悦之情。情绪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其支配的倾向也愈大，从主观上讲，作者表现悲哀之情的冲动也更大。用文字表达情感，往往要经过沉思的阶段，从客观上讲，悲哀之情也更宜于表达。况且郁结在胸中的情意总得有个宣洩之处，如果不能付之于言，那么付之文字的欲望势必更加强烈。 「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干坤不尽愁」（陈献章《吊杜公墓》）。「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屈大均《杜曲谒子美先生祠》）。在歷代诗人中，没有谁比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愤激之情更深了。但不能因此说，杜甫不善于抒写喜悦之情，杜诗中没有欢快之作。当诗人在鄜州探亲时，听到唐朝军队已经逼近长安，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字字快利，笔笔含有喜气，一片欢快之情，飞动纸上。回到长安后，又作《洗兵马》，写春日暄妍、百官欢忭之状，如在目前，喜悦之意，浮动笔墨之间。宋代张戒说杜甫作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岁寒堂诗话》）。无论写喜写忧，都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从心中涌起，从笔下流出，留在纸上，表现在诗中，和读者的性情相合，从而激起共鸣，感动他人。前人都认为，在歷来描写喜悦之情的作品中，还没有哪一篇能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比。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当时严武奉命还朝，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在成都生活，寓居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这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近八年，距杜甫弃官西去，举家南游，也已四年。在此期间，诗人饱尝流离之苦，无时无刻不希望能早日平息叛乱，归还家园。这种希望，在抑郁之情的煎熬中，已经达到极其紧张的水平。一旦听到官军直捣叛军巢窟的消息，想到天下就要太平，返回故乡的希望就要实现，原先情绪的极度紧张突然得到解除，必然会破愁为喜，产生极度的欢乐。「剑外忽传收蓟北」，正是这个「忽」字，使诗人惊喜欲绝，在感情上掀起极大的波澜。 「漫捲诗书喜欲狂」，没有这种情绪上的剧烈变化，没有这种狂喜激起诗人不可抑制的诗情，决写不出这样感人的文字。这种狂喜之情，常常突然在某些人的心中激起，又很快从他身上消失，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感受，但很少有人能逼真地将它表现出来。杜甫这首诗，用忽传、初闻、却看、漫捲、即从、便下这些动态的词语，从神色、心情、举止等各个方面，写出诗人在仓卒之间，兴奋激动，既惊且喜的情状，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梁啓超说：「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情圣杜甫》）这首诗一气流注，其疾如飞，浑灏流传，沉着激昂，与轻滑流利者有别；晓畅明白，如行云流水，绝无装饰，愈朴愈真，又与粗率浅薄者不同。全诗无一字不喜，无一字不跃，将一种狂喜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古今喜情诗的绝唱。 盗贼本王臣 盗贼本王臣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侵，直逼长安，京城震骇。代宗束手无策，只得逃离长安，出奔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吐蕃进入长安，纵兵烧掠，长安成为一座空城。郭子仪将四千士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军，吐蕃疑惧，全军退出长安。十二月，代宗返京。当时杜甫正在阆州（治所在今四川阆中）、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由于地处僻远，直到第二年春天，方才得到确切消息。吐蕃虽已退兵，但致乱因素尚在，杜甫心怀忧虑，作了《有感五首》、《伤春五首》等诗，以期惩前毖后之效。这些作品，评述时事，如同奏疏，言辞恳至，针砭痛切，伤今追昔，忧深思远，一时感触，千载常新，「在公生平为大抱负，即全集之大本领」（《杜诗详註》引黄生语），「皆救时之硕画，报主之赤心，自许稷契，真非窾语」（《杜臆》）。 第34页 就在广德元年春，史朝义穷蹙自杀，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征讨叛军的唐朝将领僕固怀恩，为培植党羽，奏请朝廷以史朝义部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为河北诸镇节度使。代宗只求苟安一时，竟然答应了。这些降将，各据一方，不修职贡，反使朝廷接连派遣使者，前去慰谕。对此，杜甫深为忧虑：「幽蓟余蛇豕，干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有感》其二）诗人认为，唐王朝对国内的藩镇尚且不能节制，又怎么可能抵御吐蕃等外族的侵扰？正是代宗的懦弱姑息，养痈成患，致使国威不振，朝野不宁。以后河北各镇，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山东、江淮，也都仿效，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杜甫当时的忧虑。 因拥立代宗有功，宦官程元振深得宠信，专权跋扈，忌功害能。吐蕃入侵，边将告急，程元振竟将消息封锁。代宗向各地徵调援兵，诸将因痛恨猜疑程元振，无人奉诏。代宗返京后，太常博士柳沆趁这非常时机，上疏请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由于柳沆的话代表了天下的公意，代宗被迫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归乡里，但却不肯严加惩办。「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其三）这种曲徇私情、不顾公义的做法，又怎能平息民愤，使将士戮力，转危为安呢？因能得到帝王的庇护和支持，那些宦官更是有恃无恐，总揽国柄，淆乱朝纲，和藩镇割据一里一外，成为扼杀唐王朝生机的两个恶瘤。 由于代宗在朝中纵容宦官为非作歹，在外又听任藩镇骄横跋扈，对他们赏赐无度，恩宠备至，结果必然是加剧国家的动乱，加重百姓的负担。「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这两句诗，对代宗的昏聩，作了极其辛辣的讽刺。还在肃宗干元二年（759）任华州司功之时，杜甫就已看到，战乱之后，凶荒继起，民不聊生，变为「盗贼」：「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夏日嘆》）在他晚年，更是多次表达了对官逼民反的忧虑：「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夔府书怀四十韵》）希望朝廷能深悉民情，防患未然。但是，唐王朝于此却似乎毫无认识，对遍地哀鸿非但不加体恤，反而变本加厉，进行榨取。「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遣遇》）。可见官府视民如同莠蒿，刻剥无所不至，全不顾已经「徵求贫到骨」的百姓如何承担。这种掠取渔夺，最终只是将百姓逼入绝境而已。杨伦评这首诗说：「贼盗皆从聚敛起，而下之贪纵亦从上之好货来。古来积弊，数语道尽。」（《杜诗镜铨》）与杜甫同时的元结，作《贼退示官吏》，指出当时官府对百姓的征敛欺压，比「盗贼」更加厉害：「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得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由于杜甫对官府草菅人命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对元结的诗，赞赏不已。 杜甫认为，百姓变成「盗贼」，并非甘愿如此，实因官府所逼、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在这疮痍满目、诛求方急之时，最迫切的事是君王能行节俭之德，减轻百姓的负担。对大多数士民来说，都是「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高城深池，实不足恃，只有朝廷修德改行，才能使天下太平，宇宙长新。 愿闻哀痛诏 愿闻哀痛诏 清人黄生认为：「七律之《诸将》，责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讽人君也。然此虽讽人君，未尝不责其臣……公平日谆谆论社稷忧时事者，大旨尽此五首。」（《杜诗详註》引）杜甫认为，对唐王朝来说，在藩镇割据、奸佞擅权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祸患，那就是君王的心术不正。在《伤春五首》中，他多次提出：「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其三）「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嵇绍血，沾洒属车尘？」（其四）「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薛萝。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其五）在这国难当头之时，还有着郭子仪那样声誉卓着的大臣，有着像嵇绍、祖逖那样忠君爱国的义士。问题在于君王能否摆脱群小的包围，像周文王用车去接吕望那样，谦虚地寻访国士；像汉高祖那样高歌《大风》，真诚地思求勐将。如果君王不思奋发，那么臣下即使忠勇善谋，又有何用？言下颇有「有臣无君」的伤嘆。 在古代的社会中，帝王素有「天子」之称，是上帝在人世的替身。君权神授，不可违抗。杜甫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併吞在物情。」（《夔州歌十绝句》其二）即帝王之兴，并非「天与」（天命所属），全在「人归」（人心所向）。杜甫认为，当此群凶肆虐、疮痍满目，能否取得军民的信任和支持，君王敢不敢正视现实，愿不愿承担责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有感五首》最后以「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作结，希望代宗能下罪己诏，以体恤百姓，感动将士，与民更始，共图中兴大业。 第35页 黄生认为《有感》「末首通结数章之意，而归本于主德，所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务格君之心者，具于此见之。读此五章，犹以诗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杜诗详註》引）。杜甫这种看法，起于儒家经典《大学》。《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作为统治天下的准则，并将君王个人修身的好坏，看作政治成败的关键。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对此尤其重视，认为端正君王心术，整饬朝廷纲纪，乃是为政最紧迫的事。说杜甫同韩愈一样，是宋代道学的先驱，似乎有些不妥，但仅就政治主张而言，他和朱熹等人确有相通之处。 迫于当时四海艰险、朝野含怨的状况，代宗在广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诏。但这一纸诏书，仅仅只是为了欺哄一时。代宗虽有自咎之言，却无悔过之心，更无维新之行，依然宠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镇，诛求百姓。时隔一年，就已把他信誓旦旦的诏书忘得一干二净。「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通鑑?唐纪》）。像这样的君王，即使许下再多的宏愿，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为？ 「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遣忧》）。这是杜甫在祸乱平息后产生的忧虑。但是代宗显然没有接受教训，而杜甫的忧虑却再一次得到证实。「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吐蕃入侵，代宗出奔，豺狼塞路，尸体纵横，这都由程元振一手造成。遭逢如此大劫，君臣理应悔祸，但代宗却极力庇护程元振，致使嬖孽全生，群小无忌。由于战争不息，加上代宗本身的贪婪骄淫，这巨大的费用，除了进一步诛求百姓，又能从何处得到？又怎么谈得上「俭德」二字？其人之昏聩，其事之舛谬，真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这样，天下何时才能太平？百姓又怎能不变为「盗贼」？ 真像杜甫所忧虑的那样，没多久，唐叛将僕固怀恩又引诱吐蕃、回纥入侵，京城再一次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因僕固怀恩中途得暴疾死去，加上郭子仪在回纥军中的威望，回纥反戈，才击退吐蕃，挫败了这次入侵。只因无视前车之覆，不思自振，致治无术，祸乱相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继玄宗、代宗之后，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朝君臣逃离京城的事，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登楼 登楼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是出自《诗经》毛《传》中的一句老话。但后来文人学士登高作赋，却大多抒写其怀才不遇的怨思。东汉末年，王粲因西京长安骚乱，南至荆州依附刘表，但不被重视。在荆州期间，他曾登麦城（旧址在今湖北当阳东南）城头，写了一篇着名的《登楼赋》，从中抒写了对战乱不休的优思，希望能在太平之日，凭藉帝王的力量，干一番事业。 代宗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原在阆州（今四川阆中）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马上回到成都草堂。在一个暮春，诗人登楼凭眺，目极千里，俯视江流，仰观山色，念天下多难，战乱频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作了一首《登楼》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春满大地，楼前花开，原是可喜可悦之事，但诗人反觉繁花撩愁，触目伤心，似乎有悖情理。首句突兀奇崛，令人错愕，以激越之声，笼罩全篇。这和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是同一「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的表现手法，而语更警拔。如果将前二句掉转，换成「万方多难此登临，花近高楼伤客心」，辞意就很明白，只是神味索然，已成平调。颔联言锦江春色与天地俱来，玉垒浮云与古今俱变，指天顾地，气象雄伟，俯仰弘阔，壮丽非常，天地的高迥、时代的变迁，尽见于此，为前人称颂不已的名句。清代学者纪昀评这首诗，贊道：「何等气象，何等寄託！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瀛奎律髓汇评》引） 在杜甫作诗前不久，即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奔，全赖郭子仪收復京城，君臣返驾，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朝廷不改」；同年十二月，吐蕃又攻陷松、维、保三州，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寇盗相侵」。但「终不改」，只是幸而不改而已，实际上当时唐王朝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莫相侵」，只是希望其不要侵犯而已，实际上吐蕃随时都有侵犯的可能，句中含有无限的感慨。清人申涵光称这两句诗可抵一篇班彪的《王命论》。尾联忽然牵入蜀汉后主，并非率尔之言。在这万方多难之时，诗人追究其原因，看到肃宗、代宗信任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使得唐王朝灾祸接踵而至，与后主宠爱宦官黄皓致使蜀汉不振有相似之处，于是假吟咏后主祠庙，发泄胸中的愤懑。 第36页 后主祠原在先主庙旁，北宋蒋堂镇蜀，认为后主不能继承父业，保有疆土，把祠废了。如今成都城外的昭烈庙，也摒弃后主，以其子刘湛陪祀先主。后主固然没有乃父先主的英雄之器，但在歷史上一直被看作是个昏君，则未免有些冤枉。诸葛亮独揽大权，声威盖主，后主始终尊信不疑。诸葛亮死后，后主还素服发丧三日。李邈上书后主，说诸葛亮手握重兵，狼顾虎视，活着对后主总是个威胁，现在死了，真值得庆幸。后主看了，勃然大怒，把李邈抓起来杀了（见《三国志?蜀书?杨戏传》引《华阳国志》）。不仅诸葛亮，就是对蒋琬、费祎、姜维等人，也是这样。大将军姜维对黄皓不满，要后主杀了他。后主一直宠爱黄皓，当然不愿意。但他并没有因此怪罪姜维，只是说黄皓不过是个宫中的奴僕，不必介意；并命黄皓到姜维那里谢罪。可见后主在知人善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还是相当清楚的，并不是什么昏庸之主。民间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捧不起的刘阿斗（后主小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初陈寿对后主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对的：「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至于杜甫作诗之时正在位的代宗，特别是其后的德宗，刚愎自用，嫉害功臣，宠信嬖孽，才真是捧不起的昏君。 前人说杜甫感伤当时没有诸葛亮那样的人物，以致三朝鼎沸，寇盗猖獗，由此在楼上徘徊不已，直至日暮，惟有吟咏《梁父吟》，以写深衷。似乎并未探得诗的本意。末句实际上是感伤当时虽有诸葛亮那样的雄才，却得不到信任，只能隐居山野，聊为《梁父吟》而已，为当时有诸葛亮之才而不得一展其能者寄慨，而自伤不用也在其中。这正是诗人面对春光烂漫反觉春心凄伤的真正原因。 曹霸画马 曹霸画马 据洪迈《容斋五笔》载，宋代薛绍彭家藏有唐代画家曹霸的《九马图》，杜甫曾作诗题咏。苏轼作《九马贊》道：「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颂，伟哉九马。」曹霸在开元、天宝年间，以画马着称于世，其真迹现已不可復见；不过通过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这两首诗，后人依然可以看到曹霸画马的神妙。 清人申涵光说《丹青引》「首尾振盪，句句作意，是古今题画第一手」（《杜诗详註》引）。在这两首诗中，杜甫并没有对曹霸的画作穷形尽相的刻划、无所不至的描写，而能突出风神情趣，方寸超然，意态横出。「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写真马矫健豪纵，何等气概！「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写画马超逸不群，何等抱负！「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将真马画马合写，相映成趣；贊画之妙，至于夺真。「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写马所向披靡，势可万里。「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说画的灵奇，能感动神物，若随风雨而至。宋人陈模说：「此皆以无为有，描摹气象，脱落笔墨畦径之外，此其独步千古也。」（《怀古录》） 方东树说：「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弔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按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昭昧詹言》）杜甫这两首诗，写意多于写实，题为画马，但写的不仅是画马，而将画马的人与画中的马结合起来。从诗的表现形式看，画马是主，画家是宾；但就诗深刻的内涵看，画马是表，画家是本，画马处处起着烘托画家的作用。画家画马，宾主相形，俯仰感慨，照应有情，纵横跌宕，掀起巨大波澜。诚如浦起龙所言，读《丹青引》，「莫忘却『赠曹将军霸』五字，……通篇感慨淋漓，都从此五字出。自来注家只解作题画，不知诗意却是感遇也。但其盛其衰，总从画上见，故曰《丹青引》」（《读杜心解》）。杜甫晚年，作过不少怀旧的诗，其中一首是：「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存殁口号二首》其二）人世间到了连真正的骏马都不知珍重爱惜之时，又怎么可能喜爱画中的马？怎么可能尊重画家呢？尽管曹霸的神笔能「一洗万古凡马空」，但却无法扫去凡夫俗子的白眼。「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尽管他的笔，应该去画「顾视清高气深稳」的骏马，「英姿飒爽来酣战」的大将，但如今为了谋生，却不得不替那些毫不相干的俗人画像。曹霸作为一代国手，官至左武卫将军，在天宝末年，因事得罪，被贬为平民，后来落魄潦倒，竟一至于此。诗中极力描写曹霸当初的显贵，正是为了反衬今日的凄凉景况。 据史载，「天宝十三载（应为天宝十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本传》）。一日之间，声名大噪。对此，杜甫一直引以为荣。这两首诗作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当时诗人己经飘泊无归了。「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莫相疑行》）。由此，他对曹霸的遭遇，有切肤之痛。「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其实真能爱惜的，是诗人自己。「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在这最后两句诗中，诗人借曹霸的潦倒坎坷，来自鸣胸中不平，同时写出千古不遇之士共同的悲哀。浦起龙说杜甫作这两首诗，「身歷兴衰，感时抚事，唯其胸中有泪，是以言之有物」（《读杜心解》）。 第37页 如果说《丹青引》主要抒写作者的身世之感，那么在《曹将军画马》中，更多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恨：「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唿风。」这几句诗，追思当初骏马如云、旌旗拂天的盛况，从画马想到真马；如今人去马空，鸟唿秋风，又从马的盛衰，想到国家的盛衰。诗人感慨万千，不胜其痛，故用以结束全篇。 贫女 贫女 三峡四百里，呈现出多少壮丽的景观，流播着多少美妙的传说，生活过多少着名的人物，留下了多少珍贵的遗蹟。巫峡朝云，阳台暮雨，就同楚王在梦中和神女幽会一般幻渺；瞿塘峡口，白帝城下，依稀可以想见公孙述称霸蜀中的景象。奉节城外，长江之滨，诸葛亮曾在此布置着名的八阵图；秭归境内幽深的峡谷，是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清馨秀美的香溪流水，孕育了王昭君这样的绝代佳人。但是，这里更多的是连绵不断的高山、隐天蔽日的幽壑、波涛汹涌的激流、礁石林立的险滩。在这里生活的，更多的是在困苦中挣扎、默默无闻的山民村姑。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这对杜甫是个极大的打击，使他在成都生活失去了凭依。同年五月，诗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在秋季到达云安（今属四川）。第二年（大历元年）春天，移居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有感于当地的风俗，写了《负薪行》《最能行》等诗篇。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筋力登临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负薪行》）。夔州当时的风习和别处不同，男子在家管事，妇女外出操劳，她们的生活状况也就更加悽苦。当那些闺秀在花间嬉戏、溪边漫步时，她们正攀山越岭，运盐砍柴；当富家少妇对着娇儿，亲昵逗笑时，她们正肩挑重担，汗流满面；当一些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时，她们为生计所迫，四处谋生；当一些人自怨自艾、惊忧不已时，她们已将艰危生死置之度外。 但是，这些刻苦耐劳的女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权利。由于时逢战乱，大批男子阵亡，许多人直到头髮花白，依然找不到夫家，在贫穷、劳苦、孤寂、怨恨中度过凄凉的一生。「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她们也有自己的追求，她们也曾怀着美好的希望。「至老双鬟只垂额，野花山叶银钗并」。虽然有人嘲笑她们丑陋，但她们依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没有金簪银钗，就用野花山叶取代。或许某些人看了会觉得可笑，但这正表明在她们粗野的外表里面，依然跳动着一颗处女的心，洋溢着处女温柔的情，并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淹没。 世上还有谁能和她们的苦难相比？能和她们的拼搏相比？崎驱的山路，不正象徵着她们的不平？还有什么比她们的要求更加合理？但她们的苦难没有人同情，她们的拼搏不能为自己赢得幸福，她们的不平没有人理解，她们最起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即使这里是王昭君的故乡，还是不能改变世人对她们的偏见。这就是她们的悲剧。 尽管绝大多数人不是美人，并且无缘和美人相亲，但美人却始终是绝大多数人崇拜的对象。文学家常常喜欢在作品中讽刺好色之徒，但描写美女的作品却又要比其他描写任何一类人的作品都多得多，就是在视好色为道德大敌的古代中国，美女也始终是文人学士热衷描写的对象。同样，尽管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门第，没有财富，但对上流社会的芸芸众相，特别是那些风流情事，却又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从中满足自身的某种欲望，获取某种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心态，使那些已经够烜赫的美丽的贵妇更加烜赫，而对众多社会理应关注的既无美貌、又无财富的普通女子，反倒漠然不顾。如果不将乐府民歌包括在内，在古代作家中，能怀着真挚的同情，真实地表现她们的不幸、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感情，杜甫应是第一人。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苏轼正谪居儋州（今海南岛），当时他读了这篇《负薪行》，嘆道：「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书杜子美诗后》）如果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同情，仅仅只是将此看作一种陋俗，那么这种风习就永远不会有改变之日。 古柏 古柏 据史载，汉文帝筑陵，抛弃歷代帝王积土为山、劳民厚葬的陋习，不起山坟，而在墓旁种了许多柏树。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虽然没有赫赫功业，但始终克己利民，打下了汉初繁荣强盛的基础。就以上面这件事说，已无愧为中国歷史上罕见的英主。后世不少帝王将相，一面大造坟墓，一面大树松柏，既想在地下继续享乐，又想在人间永垂不朽，这实在是对松柏莫大的亵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庄子?让王》）。「山中人兮芳杜若，饮泉石兮荫松柏」（《九歌?山鬼》）。作为一种四季常青的乔木，柏树枝叶繁茂，风骨昂藏，谡谡迎风，苍苍凌霜，英姿拔俗，气势横空，并以此一直赢得世人的赞美。而在众多吟咏柏树的诗篇中，杜甫在代宗大历元年（766）游谒夔州武侯庙所作的《古柏行》，尤负盛誉。 第38页 无论在成都，在汉中，在夔州，去诸葛亮的祠庙，都能看到古柏森森的景象。确实，千山万木，除了松柏，又有什么树更能体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反过来，除了像诸葛亮那样的贤良之士，又有什么人的祠庙坟墓，配得上这些青松翠柏？「武侯祠庙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夔州十绝句》其九）。面对着眼前的松柏，缅怀诸葛亮的风范，诗人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又怎能不藉此抒写自己的抱负和感慨？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熘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这几句诗，噼面而来，造语奇特，意境苍莽，形容古柏高大的形状，已难以为继；面对这样的巨柏，使人不得不嘆为观止。但是，又有谁想过，这棵古柏是在怎样的生态下长成的？云来月出，它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经霜沐雨，它经歷了大自然多少洗礼？柯如青铜，根如铁石，它是怎样炼就了这身体魄？气接巫峡，寒通雪山，这是它嚮往奇险的境地？更有谁想过，今后，它又将遭遇怎样的命运？「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它扎根大地，高耸入云，孤标高格，落落出群。但冥冥之中，烈风正甚，只因孤高，磨难尤多。「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工」。它能顶住风吹雨打，全赖神明的扶持；它正直不阿的天性，原是自然的伟力。「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大厦将倾，多么需要栋樑之材的支撑。像这样的巨柏，即使它从不炫耀，但英采自露，已足以使人惊嘆。虽然它孤高无倚，但并不清高绝俗。它不避砍伐，愿意献身，担负重任。但是，它的心意又有谁能理解？没有万牛回首的牵引，又怎么能从山林中送出？「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可悲的是，牛影不见，输送无门，反因一片苦心，招来蝼蚁蛀蚀。但这棵巨柏，决不会因此枯萎，总有一天，它还会唿唤凤凰，栖宿在满枝香叶之上。 据史载，南齐明帝即位，诸王深感危惧，江夏王萧锋常忽忽不乐，作《修柏赋》以见其志：「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贞而挺正。岂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为盛。冲风不能摧其枝，积雪不能改其性。虽坎□于当年，庶后凋之可咏。」后遇害，年仅二十。江□闻讯，流着泪说：「芳兰当门，不得不锄，其《修柏》之赋乎？」（《南史?萧锋传》）杜甫这诗，同样也是写怀之作。诗中人柏双写，句句是柏，处处是人，人乎柏乎，两不可分。但由于他和萧锋的身份不同，因此所表现的情意也不相同。对杜甫来说，问题不是防身，而是如何致身；不是如何保全自己，而是如何奉献自己的才能。陆游说：「少陵，天下士也。遭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嘆昭烈帝、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东屯高斋记》）说杜甫志在用世，这是对的，但说他于玄、肃二帝，「见知实深」，情况则正好相反。当杜甫作诗之时，已歷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天宝年间，他在长安困居十年，始终得不到任用；肃宗即位，曾任左拾遗，但仅一年，就被放逐；到代宗即位，已飘泊西南，浪迹江湖之间了。但杜甫又是一个高自称许的人，一个以「致君尧舜上」为己任的人，不可能以「乐天安命」的思想来安慰自己。「木生不愿回万牛，愿终天年仆沙洲」（苏轼《木山》）。这种超脱的人生观，和杜甫是格格不入的。「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在这首格言络绎、警句叠出的诗中，这二句似乎显得有些平乏，但却正是他一篇旨意所在。当他面对武侯庙前的老柏，追想刘备和诸葛亮之间，一个如鱼得水，专信不疑，一个竭诚报国，死而后已，再想想自身的坎坷，真有无限的辛酸和不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 祈雨 祈雨 「水旱其数然，尧汤免亲睹」（《雷》）。水旱之灾，原是一种自然现象，歷代都有。面对眼前的灾变，古人因自身的无能为力，而将这一切都归于神的意愿，并把救灾的希望，也寄于神的感悟。《诗经》中的《云汉》，就是一首周宣王求神祈雨的诗：「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尽管祭祀了所有神灵，供上所有牺牲，但上天就是不听人世的祷告。古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当天灾已经发生之后，想通过祈祷来解决，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春秋时期，齐国大旱，齐景公问群臣：「我想祈祷灵山下雨，怎么样？」晏子回答说：「那灵山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髮。由于长时间干旱，它的毛髮已经枯焦，浑身发烫，怎么会不想下雨呢？如果它能下雨，早就下了，求它有什么用处？」 在祈天祭神之外，古代也有一些比较切实的救灾措施。如《周礼?大司徒》载有当时救荒的十二条具体办法；战国李悝为魏文侯相，奖励开荒，以尽地力，实行平籴，储粮备荒；隋文帝开皇五年设「义仓」，在收穫时征粮积储，以备荒年放赈；唐太宗贞观二年，出内府财宝，以救灾民急难等。但是，真能防患未然的实在太少，就是在发生灾荒时，能尽力救助的也不多。「故老仰面啼，疮痍向谁数？」（《雷》）当官府已不能帮助人们战胜灾荒，当人们对世间权威失去了信任，祈天祭神等种种迷信活动，就必然会在各处出现。 第39页 自代宗大历元年（766）春开始，夔州一带大旱，一直延续到夏末方才下雨。当时杜甫身居其地，深受其苦，目睹种种求雨活动，写了《雷》、《火》这两首诗。「大旱山岳焦，密云復无雨。南方瘴病地，罹此农事苦。封内必舞雩，峡中喧击鼓」（《雷》）。据《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古代求雨祭天，设坛命女巫为舞，故言舞雩）」。又据《神农求雨书》：「祈雨，不雨则暴（曝）巫，暴巫而不雨，则积薪击鼓而焚山。」早在春秋时期，子产就已指出这种行为的荒唐。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大旱，派屠击、祝颖、竖柎三大夫去祭桑山，屠击等人砍掉了山上的树木。子产知道后说：「如果祭山，就应该在山上广植树木，现在反倒去砍树，这真是极大的罪过。」但在夔州一带，却一直保持着这种陋习。「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昈。罗落沸百泓，根源皆太古。耗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火》）。时隔数千年，人们依然相信古代不经之谈，用以救灾济荒，不懂得烧毁山林，破坏生态平衡，结果必然会使灾情变得更加严重。这是何等可悲的现象！ 「腥至焦长蛇，声吼缠勐虎。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火》）。但那些焚山求雨的人哪里想到，他们燃起的大火，反而烧焦了长蛇，伤害了勐虎，把蛟龙吓得穿石破土，远走高飞，不知去向了。难怪人们跪在那里求拜，龙王却连一点回声都没有：「真龙竟寂寞，土梗空偻府。」（《雷》）这几句诗，表现人们焚山求雨的荒谬、愚昧，亦讽亦悲，看了真令人啼笑皆非。 「尔宁要谤讟，凭此近荧侮。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火》）。上两句指责当地百姓的诬妄，说焚山致雨，很有些毁谤、要挟神灵的味道，这种事近于惑乱、侮辱，不足为信。但百姓这样做，又何尝是乐意得罪神灵呢？下两句提出：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官吏失职，不忧百姓急难，对如何救济灾荒，毫不经心，只是徇俗塞责而已，为此才有唿天唤地之事。而唿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又是求人人不管的必然结果。百姓的愚昧、迷信，全由官府的冷漠、昏庸造成，这是杜甫作诗的本意。 天灾全由人祸，这是歷代相承的一种权威说法。五行致灾，应政而作，正是统治者的无德无能，引起阴阳失调，才造成水旱之灾。基于这种认识，过去一些贤明的君王，在祈雨时，常常重于自责。据说商汤曾剪下头髮、指甲，祷于桑林求雨，其祷词是：「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女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贿赂）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荀子?大略》）不过像商汤那样的人毕竟甚少，歷史上绝大多数君王，决不会承认灾荒出现是因自身无德无能造成，他们宁可去相信另外种种更为荒诞不经的说法。春秋鲁僖公二十一年夏，鲁国大旱，僖公怪罪巫尪，想烧死他们祭天（巫是主持祈祷求雨的女巫；尪是胸前突、脸向上的畸形病人，传说上天可怜他们，怕雨流入他们的鼻子，所以不愿下雨）。由于臧文仲的劝阻，其事方才作罢。但到鲁穆公碰上大旱，首先想到的，竟也是处罚巫尪，和其祖上完全一样。对大多数君王来说，当事变发生之后，由他人作出牺牲，承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秋兴 秋兴 「秋何兴而不尽，兴何秋而不伤？」（萧纲《晚春赋》）晓风残月，才子佳人泪眼相望；登山临水，迁客骚人感慨万千。无论秋风裊裊，秋雨潇潇，秋河耿耿，秋月皎皎，泫泫露枝，凄凄霜条，落红纷纷，悴叶飘飘，雁唳阵阵，草虫喓喓，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感召人心，牵引物情，如刘勰所言：「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更何况杜甫当乱离之日，处僻远之地，以羁危之身，怀悲凉之心，面对白露既降，枫林凋零，举目江间，波涛汹涌，凝眸塞上，风云笼罩，只觉三峡山水，一片萧森。在江边砧声、峡中猿声、草间蛩声、楼上笳声这样一片秋声之中，诗人身傍孤城，独立斜阳，凭藉北斗，遥望长安；哀时之泪，洒向丛菊，思乡之心，竟系孤舟；病卧山城，还京无日，岁月蹉跎，深负平生；反羡江上渔人，逐波飘游，清秋燕子，随时飞翔；起视月色，已映藤萝，长夜漫漫，百忧翻滚。此情此景，何等凄凉！ 秋兴八首 （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汎汎，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第40页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五） 蓬莱高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摇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六）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代宗大历元年（766）秋，杜甫在夔州以沉雄之气，富丽之词，写了《秋兴八首》这组诗。西晋潘岳曾作《秋兴赋》，其意止于：「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嘆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杜甫这组诗的内涵，就要深广得多。「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寄鼓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当时诗人白首飘泊，穷老荒江，多病缠身，夙志难酬，面对满眼秋色，满其秋声，惊心枨触，不能自已，于是「以己为纬，以秋为主，以哀伤为骨」（方东树《昭昧詹言》），对秋起兴，赋诗写怀。因三峡秋景，滴下思乡之泪；又从故园之心，引起故国之思；因眼下凄凉，追忆昔日繁华；又从淫乐无度，思索战乱根源。通过今昔对比，盛衰对比，将世事反覆、朝政得失、身世之恨、沧桑之感，一齐表现出来。诗人在「兴」中回顾，在「兴」中凭弔，在「兴」中思索，在「兴」中感悟。气激于中，情放于外，如风起泉涌，万象吞吐。清人黄生说：「杜公七律当以《秋兴》为裘领，乃公一生心神结聚之所作也。」（《杜诗详註》引）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前人都说首章为秋兴发端，全诗纲领。「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钱谦益《钱注杜诗》）。前二联满纸秋意，与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风神相似，感兴相同，而沉雄壮阔，则更在其上。特别是写江山风云，阴晦不明，动盪不安，不仅表现出地理特徵，同时体现了时代精神，从中流露出诗人愤郁不平、感伤不已的心情。浦起龙评颈联：「歷歷前尘，屡洒花间之泪，悠悠去国，暗伤客子之心。发兴之端，情见乎此。」（《读杜心解》）「他日泪」、「故园心」六字，将以下七首，尽包孕在内。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读这两句诗，宛然如见斜阳映照着诗人孤寂的身影，一双忧郁的眼睛遥望长安。钱谦益称下句为「八章之骨，重章叠文，不出于此，皎然所谓截断众流句也」（《钱注杜诗》）。诗人身在江湖，心忧朝廷，下面几首诗，追忆京城往事，感伤京城现状，慨嘆京城盛衰，感兴不一，但都从对京城的「想望」中化出。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当孤寂凄凉之时，故国之事，歷歷堪思，分明眼前。第四章易「故园」为「故国」，从个人身世之感，转入家国兴衰之恨，含意深远。王夫之说这八首诗，全于「故国」一句维繫。上可见诗人对菊洒泪，闻笳生悲，落日愁思，孤舟归心，不仅仅是弃逐的哀怨，忧在天下，而非一身。下面蓬莱宫阙、曲江歌舞、昆明旌旗、渼陂仙侣，则都是诗人所思的内容。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追思长安全盛之日，曲江何等繁华，江边离宫，黄鹄群集，水面画舫，白鸥飞翔。只因君臣沉溺太甚，醉生梦死，致使边愁四起，烟尘迷漫。昔日轻歌曼舞之地，今生铜驼荆棘之悲。瞿塘曲江，虽地隔万里，而风烟遥接，同一萧森。当年昆明池中，旌旗满眼，如今「织女」机丝，空对夜月，「石鲸」鳞甲，惟动秋风，波漂菰米，露冷荷花，一时衰飒之状，如在目前。秋景萧瑟，盛时难再，当此深秋，不堪回首。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正当征战方急、志士枕戈之时，诗人却远离故国，愁对秋江，无所作为；抗疏功名，传经心事，尽已付之浩嘆；心中怅恨，不可胜道。在诗人「有所思」之中，还包含着为国效力的愿望，并由思念往事，推究致乱因由，「如人主之荒淫，盛衰之倚伏，景物之繁华，人情之逸豫」，「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尽言，人当自得于言外也」（王嗣奭《杜臆》）。 蓬莱宫阙，北据高原，前对南山，西望瑶池，东顾函关。战乱之前，诗人曾在此朝见玄宗，献三大礼赋。当年彩笔挥舞，词感帝王，如今白头沦落，匡时无策。向之所欣，已为陈迹，情随事迁，感慨系之，惟有低徊吟咏而已。故诗最后以「彩笔昔曾于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与前「每依北斗望京华」唿应，并将昔日长安盛事，与今朝夔州苦境交织起来，收束全篇。 第41页 鹦鹉 鹦鹉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周易?繫辞传上》）。早在先秦，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自身的荣辱，祸害往往是由言语造成的，又怎能不加注意呢？古代帝王为了从诗歌中了解民情，曾提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说法。后世帝王虽然在嘴上也这么说，但真能做到的却不多。南宋杨泰之朝见理宗，坦率地说：「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为戒。」一方面鼓励别人说真话，一方面又因别人说了真话而加以迫害，后世专横无道、刚愎自用的帝王，都是这样。歷览前史，西汉孔光在言行周慎谨密这上面，可算是个典型。据说他假日回家休息，和兄弟妻子一起闲谈，从不谈论朝中政事，「或问（孔）光温室（汉长乐宫中有温室殿）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一个朝廷大臣，竟落到这种地步，这已不是谨慎，而是胆怯，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不是可钦，而是可耻了。但是，由于祸从口出、以言得罪的情况一直存在，出于现实的需要，孔光的处世之道，也就一直成为某些人的榜样。唐代杨师道为人酷似孔光，据说他「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 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自守直节，犯颜敢言。东汉末年，孔融上书献帝，推荐祢衡，称其人「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祢衡曾作《鹦鹉赋》，其中「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数句，深悉世途险恶。但终因秉性难移，最后和孔融都以直言畸行而取杀身之祸。 「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復损，何用羽毛奇？」（《鹦鹉》）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同时作了八首咏物诗，这是其中一首。诗中拈出「含愁思」三字，代鹦鹉写意，自伤翠羽凋伤，形貌憔悴，囚禁笼中，受制于人。颔联追究鹦鹉落难的原因：今天翅羽被剪，六翮摧残，全因当时自作聪明，多嘴多舌。一个「漫」字，说得十分可怜。中唐裴夷直曾用其意，作诗道：「劝尔莫移禽鸟性，翠毛红嘴任天真。如今漫学人言巧，解语终须累尔身。」（《鹦鹉》）清人朱鹤龄认为杜甫这首诗，「似隐括祢衡赋中语」。如果说杜诗只是祢赋的简化，未免过当，但也不能说祢赋对杜诗毫无影响。二者在词意之间，确有相似相通之处，而且二者的感慨，也都不为鹦鹉而发。金圣叹说：「彼以多知而婴罗网者，岂独鹦鹉哉？觉鹦鹉别离之苦尚浅，彼别离之苦更甚也。」（《杜诗解》）末联慨嘆世人一面怜惜鹦鹉的奇才，一面又摧残它的羽翮，清人顾宸说：「此分明有才人失路、託身异族之感，如魏武之于杨修，隋炀之于薛道衡，皆所谓『怜復损』也。」（《杜诗详註》引） 杨修为三国魏名士，博闻强识，才思敏捷。祢衡于当世之士，只推重孔融、杨修二人。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自长安进兵汉中（治所在今陕西南郑县），刘备据险扼守，两军僵持不下，「王（曹操）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据说「魏武（曹操）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这事不可信，学者已有辨正，但说明杨修多知多言，引起曹操的猜忌，后来藉故把他杀了。薛道衡在隋朝以辞藻闻于当世，后为隋炀帝所忌，被杀。他的诗「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昔昔盐》），是当时流传的名句。据说隋炀帝将薛道衡处死时，曾问他：「现在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吗？」这种因才丧身之事，就更加可悲，虽然这也只是传说。 同杜甫的大部分咏物诗一样，这首《鹦鹉》也是写意之作，是愤世嫉俗之言，而非告诫规劝之词。诗中只是借吟咏鹦鹉，指责统治者对人才的迫害，而不是要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以「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金人铭》）这种话，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尽管诗人因抗疏直言，断送前程，饱尝苦辛，但他并未因此改变初衷，矫性随俗，屈己从人。代宗永泰元年（765）三月，命裴冕、郭英乂等文武大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以备询问。当时宦官跋扈恣横，待制诸臣，均噤口不言。为此，杜甫曾作诗讥刺：「呜唿房魏不復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干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槛行》）这首诗和《鹦鹉》诗作于同时，诗中对待制诸臣钳口饱食，不能上继朱云、魏徵、宋璟等人的忠谠耿直，深为不满，同时又指责当时朝廷不能像先皇太宗那样，容纳直臣。 第42页 唐诗无讳 唐诗无讳 开元年间，玄宗在宫中行乐，对高力士说：「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于是命李白入宫赋诗。当时李白已在宁王处喝得烂醉，到了那里，「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峙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孟棨《本事诗》）。这就是现在所见的《宫中行乐词八首》。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了《洞房》等八首诗。这些诗，各自独立成篇，但前后照应，意实相关。虽然这两组诗的写作背景不同（李诗作于开元全盛之时，杜诗作于安史叛乱之后），宗旨不同（李诗是行乐之词，杜诗是反思之作），但由于它们体裁相同（均为五律），篇目相同（均为八首），所写内容相同（均为开元宫中情事），因此常被后人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李白为取悦玄宗，以清词丽句极力描写当时行乐盛况，但后人却偏说这组诗得《国风》讽谏之体，讥刺玄宗好色而不好德，不听雅乐而听郑声，希望他能停止宴游，关心政事，与民同乐。而杜甫这几首诗，写玄宗沉湎声色，狎近倡优，斗鸡舞马，以此作乐；即使在危机四伏、朝野不安之时，仍沉迷不悟，自以为江山可以永保，欢乐可以常在；直到叛军攻破洛阳，兵临潼关，方才如从梦中醒来，心生忧愁。「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洛阳》）。一个「初」字，将玄宗的昏聩、荒淫，极为深刻地表现出来。诗人通过追忆长安的往事、玄宗的淫乐，寓讽刺之意，以见荒乐为丧败之源，淫荡为祸乱之本，有故国黍离之思、物是人非之感，并告诫朝中君臣，正视前车之鑑，以图善后之策。而后来偏有人说这些诗「固无讥刺之意，以为是非具在国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议。至受恩先帝，没齿不忘，深思慨慕，则时有之」（《杜诗详註》引黄生语）。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这首诗前四句写玄宗游幸，后四句专写淫荡之事。杨贵妃曾为女道士，故诗中王母即指杨妃；日将落而王母依然留在身边，正是写杨妃的专宠。少儿为汉武帝卫皇后的姐姐，早先与人私通，生霍去病，诗中用以指杨妃姐姐秦国、虢国夫人；少儿凭倚在微风之中，正以喻杨妃姊妹的得幸。当初玄宗与杨妃姊妹在宫中恣意淫乐，外界谁能知道？即使略有所闻，又有谁敢传说？清人吴乔说「子美只《宿昔》一篇，压倒太白《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诸诗」（《围炉诗话》）。单就情思旖旎、文词俊逸而言，这首诗实不能与《清平调》相比，其长处全在揭露的大胆、讽刺的辛辣。虽然玄宗己经去世，但作为一个君王，其「神圣贤明」还是不容臣民置疑的。像这样将前朝君王的荒淫，毫无顾忌、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诗中，在过去是罕见的，在后世更难做到。 这样的诗能在杜甫笔下出现，并非偶然。在唐代，因言语触犯君王、从而得罪的人不少，但因文字惹祸的似乎还没有。中唐刘禹锡因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方才应召入京。当时正是春天，刘禹锡作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以千树桃花，比喻十年来由于趋炎附势而官运亨通的朝中新贵。当时有些嫉妒刘禹锡声名的人，将此事告诉执政，大肆中伤，但结果也只是以出为连州刺史了事，并未办罪。唐太宗的雄才大度，带来了唐王朝前期空前的强盛繁荣；而国家的强盛繁荣，又使唐王朝能有恢宏的气度，对外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对内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乱后，王朝虽已开始衰败，但此风幸而犹在。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容斋续笔》）这在杜甫诗中表现得格外突出。肃宗干元二年（759）春，杜甫为庆贺唐朝军队收復长安，作《洗兵马》，在抒写收京喜悦的同时，直指当时扈从诸臣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攀龙附凤，窃踞高位。肃宗在返京之后，理应励精图治，建中兴之业，却重用李辅国，专宠张良娣，听任二人干预朝政，败坏纪纲，致使叛军未能及时歼灭，留下无穷后患。对此，诗人也在诗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李辅国）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最后一句，竟将当今皇帝怕老婆的隐私，也明明白白地点了出来。这种大不敬的言语，对后世作家来说，是不可想像的。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同时，又定诽谤妖言之罪。但秦王朝寿命极短，没等到大兴文字狱，就已灭亡了。汉宣帝时，杨恽因过免为平民，居家大治产业，接待宾客。友人孙会宗作书劝诫，杨恽在答书中有怨怼之词，并作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以喻朝廷荒乱，自己虽尽忠效节，反被弃逐。宣帝看了，十分恼火，以大逆不道之罪，将杨恽腰斩了。这大概要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了。不过宣帝杀杨恽之时，尚无因文字起狱的想法。有意识地通过文字罗织罪名，似乎始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春，罢吕夷简、夏竦，进用杜衍、范仲淹、韩琦诸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贊道：「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即指夏竦。其师孙復一见此诗，即道：「子祸始于此矣。」后夏竦借事诬其诈死，投降契丹，请开棺验尸，赖杜衍等人力保始罢。但累及妻子，二十年后才得昭雪。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以不满新法，作诗「讥讪朝政」，被捕入狱，险遭不测，这就是歷史上着名的「乌台诗案」。另外像余靖因作蕃语诗被贬，蔡确由《车盖亭诗》得祸，王观以赋《清平乐》落职，均以文字获罪，载之史册，班班可考。到明、清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统治者气量的日益狭小，文字狱也愈演愈烈了。 第43页 登高 登高 阵阵秋风，送来山猿的长啸，在高迥的天空迴荡。清澈的水，细白的沙石，飞鸟正来回飞翔。四顾群山，无边无际的落叶，发出萧萧的声响。山下长江，惊涛澎湃，滚滚奔向前方。正当此时，一个满头白髮的诗人，歷尽艰难，满怀苦恨，独上高楼，凭栏眺望。面对眼前的景象，他的感慨，该是多么深沉，多么悽怆！那凄劲的风声，澎湃的涛声，飘落的叶声，哀惋的猿声，从空中吹来，在江中轰响，从林中传出，在峡中迴荡，一齐涌入诗人耳中，涌入诗人胸膛，又怎能不汇集他的心声，组成一曲悲壮的乐章？ 代宗大历二年（767）深秋，杜甫在夔州登高凭眺，四顾苍茫，悲歌一曲，以诉衷肠：「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在这首诗中，包含了屈原「裊裊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情致，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凄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復返」的悲怆，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高亢。 首联每句各写三景，如画卷一幅，尽收眼底景象。颔联前后均用叠字，似琴曲三復，唤起诗中精神。颈联沉郁顿挫，从时（百年）空（万里）两个方面，表达诗人心情。杜甫家在洛阳，如今寓居夔州，故说「作客」；自从离开长安，颠沛陇右，流滞蜀中，歷时多年，故说「常作客」；洛阳夔州，远隔千山万水，故说「万里」；这种他乡作客的飘零之感，在暮秋格外强烈，故说「悲秋」；而在此时，能够排忧解愁，惟有登高望远而已，故说「登台」；常恨亲朋不见，形影相弔，故说「独登台」；如今老年体衰，故说「多病」；眼看一生就这样在贫病潦倒中度过，故说「百年」。宋人罗大经说这联「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久客则歷尽艰难，换得满头白髮；甚至连借酒浇愁，也因多病潦倒，有所不能。尾联语甚凄楚，意极沉痛。 这首诗前二联写登高闻见之景，后二联写登高感慨之情。其景，是渗透了诗人主观感情的景；其情，是浸染了当地客观景色的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陆时雍《诗境总论》）。今人罗宗强评说此诗：「秋日登高，悲从中来，嘆一生之困顿潦倒，于是对景抒怀。但是景却是壮阔的景，风声、猿声、落叶声，全都汇合到滚滚涛声之中，以强烈的节奏在流动；落叶飞扬，江鸟盘旋，江水奔流，一切都是动的，以迴旋起伏的节奏感在流动。声和色，都在流动中表现出壮伟的韵律感。这韵律，其实也正是杜甫此时内心情感的韵律。这样一个壮伟的景色，完全展现了杜甫的悲壮情怀和宽大胸襟。这时候，换一个环境，比如说，换一个冷落僻静、清幽窄小的境界，就无法抒发他的怀抱。只有这纵横万里的秋色才足以表现他的胸襟。这一壮伟景色所瀰漫的感情气氛，也就决定了全诗的基调。」（《李杜论略》）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明代胡应麟说：「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徵，互合以成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慾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胜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词不可使胜气，而气又不可太扬。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难之。」（《诗薮》）杜甫七律，思致深远，造语奇警，正而能变，大而能化，有行云流水之势，极沉郁顿挫之妙，纵横动盪，气象万千，故后人论古今七律，无不以杜诗为极诣。 关于七律的压卷之作，众说不一。严羽取崔颢的《黄鹤楼》，何景明推沈佺期的《独不见》，王世贞提出应当在杜甫《登高》《九日蓝田崔氏庄》及《秋兴》（其一、其七）这四首诗中求取。胡应麟认为：崔、沈二诗，「兴会适超，而体裁未密；丰神故美，而结撰非艰」。至于《登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难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此诗自当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 观舞 观舞 据《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等书载，唐玄宗精通音乐，开元二年（714）正月，曾选太常乐工三百人，亲自教授乐曲，一有声误，必能察觉，加以纠正，当时号「皇帝弟子」，以教址靠近禁苑的梨园，又称「梨园弟子」。天宝中，玄宗又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安禄山自范阳入朝，曾献白玉箫管数百，陈于梨园，从此演奏如闻仙乐。有个名白秀贞的宦官，自蜀中回长安，献上一把珍贵的琵琶，杨贵妃常抱着它在梨园弹奏，声韵凄清，远飘云外，诸王妃及虢国夫人，都争为贵妃的琵琶弟子。 在这些梨园弟子和乐师中，张野狐觱栗、雷海青琵琶、李龟年歌唱、公孙大娘舞蹈，均冠绝一时。据说公孙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等舞，疾捷酣畅，刚健有力。「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开元五年，杜甫六岁，在偃城（今属河南）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天人山人海，当公孙大娘开始起舞时，原来喧闹的人声，顿时平息，如雷霆滚滚忽然收敛；看她的舞姿，旋转翻滚，如羿射九日，相继从高处落下；翩翩轻举，又似群神驾驭苍龙，在空中飞翔；当她陡然结束舞蹈时，四下一片肃静，如江海凝波，水光清澈；可谓光彩四照，气象万千，观众个个神摇目眩，惊讶失色，好像天地也随着公孙的舞姿，起伏迴旋。 第44页 安史叛乱后，唐玄宗逃往四川，叛军攻陷两京，大举搜捕文武朝臣和宫嫔乐工。「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在长安西内苑），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青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青于戏马殿，肢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郑处晦《明皇杂录》）。当时诗人王维正被叛军关押在长安菩提寺中，听到这件事后，曾作过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出于对玄宗的忠诚，梨园弟子纷纷逃散，宁可流离失所，不愿落到叛军手中，不少人在战乱中死去。「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杜甫晚年，曾多次听过流落在外的梨园弟子的演唱，如「高宴诸侯礼，佳人上客前。哀筝伤老大，华屋艷神仙。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清歌声復转，满座涕潺湲」（《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这几句诗，就是在夔州柏都督筵上，听梨园弟子李仙奴歌唱而作的。代宗大历二年（767）十月，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持家中观看了李十二娘舞《剑器》，只觉舞姿矫健，神采飞扬。一问，原来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当时公孙早已去世，就是她的弟子，也不年轻了。虽然李十二娘的舞技得公孙真传，颇有其师当年的风姿和气概，可惜生不逢时，已不可能再有其师那样的恩遇和声誉。她美丽的身影，只是在夔州这种僻陋之地，伴随着萧瑟的秋草，映照着凄凉的落日。这和公孙当年「一舞剑器动四方」的盛况，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在和李十二娘交谈后，诗人心有所感，不能自已，遂写了这篇名作。这首诗题为观李十二娘舞，但所写重在公孙大娘舞，而其意实不在舞。「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杜诗详註》引王嗣奭语）前人谓作诗本旨，全在最后六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復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唐玄宗墓泰陵在蒲城（今属陕西）东北金粟山，如今墓旁树木，都已长大，追思梨园全盛之时，恍然若梦。由于梨园弟子的命运和玄宗的命运，以及唐王朝的命运，在这特定的时期紧紧连在一起，故诗人从李十二娘今日的凄凉，想到公孙大娘当年的盛况，再想到一手创办梨园的玄宗，因眼前的遍地烟尘，感嘆盛世一去不返，以乐极哀来的感伤，与五十年前的歌舞昇平遥相唿应。「身世之戚，兴亡之感，交赴腕下」（《唐诗别裁》）。足下生茧，举步必慢，现在反而愁其太快，末二句写对此茫茫，百感交集，临别而不忍其去之状，极为传神。 昭君怨 昭君怨 前人说作咏史诗，若黏着一人，囿于一事，定非高手；须以己为主，别有怀抱，风神摇曳，俯仰感慨，方为绝唱。如果以此作为标准，衡量古今咏史诗，必然首推杜甫《咏怀古蹟五首》。这组诗分咏长江三峡中的庾信宅、宋玉宅、昭君村、先主庙、武侯庙，和《秋兴八首》作于同时，并且享有同样的声誉。诗人通过吟咏这些位于三峡的古蹟，这些曾在三峡生活过的歷史人物，来抒写自己的情怀。清人卢世?说杜甫作这组诗，「以一身之全力，为庙算运筹。为古人写照，一腔血悃，万遍水磨，不唯不可轻议，抑且不可轻读，养气涤肠，方能领略」（《杜诗详註》引）。 昭君村（即今湖北兴山县宝坪村）在香溪上游，是西汉王昭君的故里。王昭君，名嫱，晋时为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关于昭君的记载，最早出自《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后来在《后汉书?南匈奴传》、《西京杂记》、《琴书》中，又增添了不少内容，形成一个动人的故事。汉元帝时，昭君被选入宫中，因宫女太多，不能一一召见，汉元帝就叫画工毛延寿替宫女画像，再从画中进行挑选。许多宫女都用钱贿赂毛延寿，希望他能将自己画得漂亮些。只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这样做。毛延寿就把她画得很丑，为此昭君一直身居冷宫，心中郁郁不欢。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唿韩邪单于入朝求亲，昭君自请嫁给单于。辞行时，元帝发现她的美貌为后宫第一，十分后悔，本想把她留下，又怕失信匈奴，只得忍痛割爱，一气之下，将毛延寿杀了。昭君到匈奴后，生了一个儿子，立为宁胡阏氏。单于死后，昭君上书成帝，请求回国，成帝命她入乡随俗，于是又嫁给单于前妻的儿子，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就死在塞外。据《一统志》，昭君墓在古丰州西六十里（今内蒙古唿和浩特市南）。传说塞北多白草，唯独昭君墓常青，故称为「青冢」。墓表和汉代帝王陵墓，颇多相似之处。 王昭君的故事，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也是歷代作家所喜爱的题材。当然，由于各人的立意不同，因此所表现的昭君形象，也有所不同。其中大多数作品，都写其离别的怨思，以及对汉朝无恩的怨恨。自唐以后，诗人开始在这陈旧的题材上翻新，如储光羲的《明妃曲》，写单于对昭君的体贴：「胡王知妾不胜悲，乐府皆传汉国词。朝来马上《箜篌引》，稍似宫中闲夜时。」白居易《王昭君》，写昭君对汉帝的思念：「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王安石的《明妃曲》，写家人对昭君的劝慰：「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第45页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这首诗，主要还是表现昭君的怨思。起句写山水逶迤，钟灵毓秀，以天生丽质，遭人事摧残，能不怨恨？一去紫台（汉宫），是怨恨的迸发；独留青冢，是怨恨的归宿；画图识面，是生前失意的怨恨；魂魄空归，是死后无依的怨恨；而琵琶声声，诉说衷情，又将这种怨恨，永远流传下去。这首诗不以新奇取胜，但辞气浩然，韵致高远，以苍凉激楚之声，包举昭君一生怨恨，并通过吟咏昭君的哀怨，为高才不遇寄慨，寓其身世流离之恨，「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杜诗镜铨》引李子德语）。沈德潜称为歷代咏昭君诗的绝唱。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毛延寿看作是昭君悲剧的制造者。毛延寿固然有罪，但若将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未免有些冤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年枉杀毛延寿」（《明妃曲》）。王安石首先为他翻案，认为昭君的风神体态，绝非画笔所能表现。清人刘献廷的诗，则将责任直接追究到汉元帝的身上：「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王昭君》）汉元帝轻德好色，己不足道，又将选取美女的权力，轻付于人，致使宫中第一丽人嫁给匈奴单于为妃，其昏庸无能，一至于此，无怪连欧阳修这样的长者，也要挖苦他：「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再和〈明妃曲〉》）明初诗人高启吟咏此事，含意更为深刻：「妾语还凭归使传，妾身没虏不须怜。愿君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王昭君》）像毛延寿那样的画工，本来只是「主人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的小人物，其行为全都由帝王来支配。如果汉元帝能像商王、武丁那样，不画美人画贤人，不求美人求贤人；像汉明帝、唐太宗那样，为功臣画像，以激励士气；那么，又怎么会需要以昭君的美貌，作为一种政治礼品，来换取匈奴的欢心、换取国家的安宁？又怎么会有昭君出塞的事发生？ 诸葛恨 诸葛恨 好作政治家，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色。在不少文学家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前代政治家作为崇拜的对象。李白钦佩谢安，苏轼推重陆贽，杜甫则尊崇诸葛亮。入蜀之后，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篇尤多。清代姚鼐编《今体诗钞》，只收录杜甫《咏怀古蹟》前四首，而偏偏把最后吟咏武侯庙那一首遗弃了。吴闿生批评这种做法：「譬之栋樑连云而阙其正殿，万山磅礴而失其主峰」；认为「公生平意量，初不屑屑以文士自甘，常有经营六合之慨，每咏武侯辄枨触不能自已，此其素志然也。前幅尤壮伟非常，淋漓独绝，全篇精神所注在此，故以为结束」（《唐宋诗举要》引）。 东汉末年，沧海横流，天下大乱。诸葛亮隐居南阳隆中（在今湖北襄阳县西），躬耕田野，不求闻达；但心怀天下，抱负不凡，常以春秋战国间的名相良将管仲、乐毅自比。刘备闻知诸葛亮英才挺出，不同寻常，三次前往隆中拜访，请教审时度势的大计。诸葛亮分析形势，运筹决策，定王业于胸中，视天下若掌上。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成了中国歷史上的一段佳话。以后诸葛亮屡出奇计，帮助刘备建业蜀中，三分天下。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三尺遗孤，治理一国政事，外结东吴，北伐强魏，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志吞中原，威震南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这两句诗，沉挚悲壮，以极其简洁的言词，概括了诸葛亮的匡时雄略和报国深衷。 为诸葛亮作传的陈寿，首先对诸葛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价。陈寿赞扬诸葛亮的政事，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同时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能安抚一国，但不能决胜战场。后人也有人不同意陈寿的看法，西晋张辅赞美诸葛亮「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名士优劣论》）！这也是多数人的看法，唯有北魏崔浩认为诸葛亮只「可以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典论》）？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蹟》）。在此，杜甫伸张辅之说，认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足以和商、周的开国名臣伊尹、吕尚媲美；运筹帷幄，从容镇定，使汉初功臣萧何、曹参为之失色。清代方东树认为「伯仲」二句，言简而尽，胜读一篇史论。南宋刘克庄认为：「卧龙公没已千载，而有志于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如云『万古云霄一羽毛』，如济之伊吕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朱熹）、南轩（张栻）近世大儒不能发也。」（《诗话新集》）说杜甫首先提出这种看法，不符事实，但是如果说，前人对诸葛亮的赞美，以杜甫为最真切、最热烈，并且自杜甫以后，诸葛亮功盖一世，才空千古，便成为定论，这还是对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筹笔驿》）。虽然诸葛亮有志、有德、有才，但唯独没有运。诸葛亮深知敌强我弱，时势难为，只是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尽力而为。但人只能谋事，却不能必保成事。「运去汉祚终难復，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蹟》）。一个「终」字，将天意、人事，全都包含在里面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时运不济，壮志难酬，这不仅是诸葛亮的遗恨，也是古往今来多少失志英雄共同的怅恨。唐顺宗即位后，王叔文等人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进行改革。宦官俱文珍等趁顺宗病重，逼其退位，拥立宪宗，改革未满五月即失败。当俱文珍等拥立广陵王（即宪宗）为太子时，王叔文心知有变，「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泣下。」（《旧唐书?王叔文传》）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东京（开封），掳徽宗、钦宗而去，北宋灭亡。高宗即位，南迁扬州，宗泽前后上表二十余次，劝高宗还都北上，均为奸臣黄潜善等人所阻，忧愤成疾，背发毒疮。诸将前去问安，宗泽说：我因二帝蒙尘，积愤至此，你们若能杀敌，则我虽死无恨。「诸将出，泽嘆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唿『过河』者三而薨」（《宋史?宗泽传》）。故金圣叹读《蜀相》，喟然兴嘆：「嗟唿！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为英雄泪矣。」（《杜诗解》） 第46页 诛求多门 诛求多门 据史载，东汉和帝年间（89－105），「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险阻，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献。』由是遂省焉」（《后汉书?和帝纪》）。汉和帝在歷史上不太引人注意，从其一生行事看，还算是个比较贤明的君王，单就上面这件事说，就远非唐玄宗所及。汉和帝罢供荔枝的事，很少有人知道，倒是杨贵妃爱吃荔枝，由于诗歌的吟咏、小说的描写、史书的记载，成了人所共知的事。杜甫也曾作诗赋咏，以寓讽刺之意：「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后，到今耆旧悲。」（《病橘》） 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李龟年等人，有一回在清元小殿奏乐，当时唯有秦国夫人一人坐着观看。「曲罢，上戏曰：『阿瞒（上在禁中，多自称也）乐籍，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乐史《杨太真外传》）。秦国夫人最后那句话，确实道出了杨氏骄奢的根本原因。有大唐天子作为靠山，还有什么可愁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赴奉先县味怀》）。这几句诗，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在骊山宴乐，是何等豪华的景象。但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尔饮尔食，尽是民脂民膏。对杨氏一门来说，玄宗的赏赐不可谓不慷慨，恩宠不可谓不深厚，但在这种慷慨赏赐的同时，却是对百姓残酷的诛求，这个对杨妃异常多情的君王，对百姓却是极其无情。 安史叛乱后，由于兵戈不息，致使赋税繁重，政府在军事上的巨大开支，理所当然地由深受其害的百姓来承担。当时「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旧唐书?杨炎传》）。杜甫作过不少诗，揭露苛政对百姓的危害，如《客从》诗：「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据张华《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像鱼那样在水中居住，眼中能哭出珍珠来。这首诗用寓言的形式，比喻当时官府征敛的，都是百姓的血泪。如今百姓被敲骨吸髓，已经一无所有了。又如《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诗：「萧条四海内，人少豺狼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过，飢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人少的地方已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反倒是多虎的地方要安全一些，语意极沉痛。孔子说「苛政勐于虎」，想不到离开元盛世还没多少年，这种悲惨的景象就已在人世重现。 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作《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为民请命：「伏惟明主裁之，敕天下徵收赦文，减省军用外诸色杂赋名目，伏愿省之又省之，剑南诸州，亦困而復振矣。」这种唿吁，在他的诗中表现得更加激切：「邦以民为本，鱼飢费香饵。……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鑑于当时「视民如莠蒿」、「刻剥及锥刀」的现象，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同上） 虽然玄宗死了，但那种荒淫的生活并未在宫中消失，后来帝王在继承皇位同时，连同那些恶习也一起继承了。天宝年间，王鉷为讨好玄宗，满足他的淫慾，特置内库，将亿万钱财，贮藏其中，以供玄宗一人挥霍。安史之乱后，尽管国家凋敝，民不聊生，但内库依然存在，壅利行私，以成其匹夫之富。「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復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寒」（《解闷十二首》其九）。杨贵妃虽已在马嵬被杀，但爱吃荔枝的还是大有人在。不仅荔枝，就是「霜橙压香橘」，在宫中也仍然不可缺少。开元末年，江陵进贡柑橘，玄宗在蓬莱宫中种了十多棵，到天宝十年秋结实。以后「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病橘》）。经安史之乱，这些橘树都已得病，果实「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蚀」。杜甫认为：「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年代，君王自应励精图治，切不可再沉湎不悟。橘树恰好在这时得病，似乎是天意如此，是上天对人世的告诫。但杜甫在「汝病是天意」后，紧接「吾愁罪有司」，这就含有深意了。杜甫担心君王因无橘可食，怪罪官吏，而官吏为讨好君王，又必然会去诛求百姓。故造成百姓的灾难，归根结底，是君王的淫慾所致。最大的蝥贼，还不是趁机渔夺的官吏，而正是肆意妄为的君王。 登岳阳楼 登岳阳楼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东吴大将鲁肃率万名将士在洞庭湖操练水军，并修筑巴丘城，在城西依山临水处，建造了检阅水军的阅军楼，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到了晋朝，巴丘城改建为巴陵城，阅军楼也有所增修，改称巴陵城楼。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在《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一诗中，描写了当时登楼眺望的景状。巴陵城在唐朝改称岳阳城。开元四年（716），中书令张说出任岳州（治所在今岳阳）刺史，重修此楼，常与文人学士登楼作诗，当时称作西楼。至李白、杜甫，始以岳阳楼为题作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滕宗京谪守巴陵郡，重建岳阳楼，第二年，请范仲淹撰《岳阳楼记》。自从杜诗、范文问世以后，岳阳楼声名益大，成了游人无不嚮往的江南名胜。 第47页 岳阳楼雄踞岳阳古城西门城楼之上，左揽洞庭，右挹长江。登楼四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朝辉夕阴，气象万千。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楼阁，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魏允贞《击阳楼》）的盛誉。歷来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登临送目，赋诗写怀，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凌跨一代、雄视千古之作，众口一词，非杜甫、孟浩然二诗莫属。元代方回登岳阳楼，见左边门壁大书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右边门壁大书杜甫《登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干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岳阳楼为洞庭湖畔的一颗珍珠，但若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也就黯然无色。登岳阳楼，必望洞庭湖，咏岳阳楼，必咏洞庭水。中唐刘长卿诗「问人何淼淼，愁暮更苍苍。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岳阳馆中望洞庭湖》）；晚唐许棠诗「四顾疑无地，中流忽见山。鸟高常畏坠，帆远却如闲」（《过洞庭湖》）均为咏洞庭壮阔的名句，许棠还因此得到「许洞庭」的美称，但都不若杜诗颔联胸次豁达，气象壮伟。「吴楚东南」、「干坤日夜」，还只是平常词语，加上「坼」、「浮」二字，便成奇警之句。前人曾提出：洞庭一带，春秋时期皆属楚地，与吴相隔甚远，怎么诗中会有分开吴楚的说法呢？有人认为这句诗出自《荆州记》中的一段话：「君山在洞庭湖中，上有道通吴之包山。今吴之太湖，亦有洞庭山，以潜通君山，故得名。」（《杜诗详註》引叶秉敬语）其实更通达的解释是：洞庭湖乃东南大泽，位居楚地，东下即为吴境，诗人正有沿江东下之意，登楼远眺，目极千里，似觉吴会就在眼中，于是产生了分坼吴楚的想法。曹操《观沧海》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有人又提出：「干坤日夜浮」，也像是咏海，用于洞庭湖，未免形容过分了。其实这句诗倒确有所本，在《水经注》中，已有「（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的说法。明人胡震亨说：「体物用『干坤』字最多者杜甫，用『元气』字最多者刘长卿。境穷于睫量，语亦穷于吻量，非此等字不足副之。」（《唐音癸签》）面对惊涛拍天、四顾无地的洞庭湖，「干坤」二字，很自然地出现在诗人的脑中。这两句诗，大气磅礴，沉雄壮阔，写出洞庭气概，宋人蔡绦读后嘆道：「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西清诗话》） 这首诗作于代宗大历三年（768）冬，杜甫乘舟沿长江东下，从公安（今属湖北省）漂泊到岳阳。对于当时的处境，诗人曾用「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来表达。故下半首不禁身世之感，忽发凄楚之声。这首诗颔联写景，深远阔大，颈联写情，落寞悲凉，诗境全然不同。浦起龙认为「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读杜心解》），尚是皮相。在这种阔大的境地之中，俯仰一身沦落，更易使人产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的感慨。故王夫之说：「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吴楚东南坼，干坤日夜浮』。乍读之若雄豪，然而适与颈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相为融浃。」（《姜斋诗话》）末联从个人身世之感，转入对国家危难的忧虑，忧愤更加深沉，胸襟更加博大，气象更加壮阔，诗人感情的浪潮，浩浩而来，和洞庭的波涛，瀰漫合一，既与颈联相合，又与颔联相称。前人曾说：「（孟浩然诗）只身世之感，而此抱家国无穷之悲，事境尤大。」（《瀛奎律髓汇评》引无名氏语）唯其如此，杜甫这首诗，能高立云霄，气压百代，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成为古今岳阳楼诗文的绝唱。 今天所见的岳阳楼，是清同治六年（1867）再建的。正门楹联为：「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大厅正中的屏风上，有清干隆年间着名书法家张照写的《岳阳楼记》木雕屏。两侧有一副窦垿撰文、何绍基书写的长联，上联是：「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下联是：「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在岳阳楼西南，洞庭湖畔，修建了一座「怀甫亭」。亭中立有石碑，碑上刻着诗人登岳阳楼的画像和《登岳阳楼》诗。亭柱上悬挂着一幅近人撰写的对联：「舟系洞庭，世上疮痍空有泪；魂归洛水，人间改换已无诗。」 苏涣 苏涣 代宗大历四年（769），杜甫泊舟湘江，忽然有个名苏涣的人，坐着轿子前来拜访。在饮酒喝茶之间，杜甫请他朗诵了几首诗，对苏涣的为人和诗篇，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二人来往密切。「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当时苏涣住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定王城门附近，常坐着轿子到市北拜访杜甫；而杜甫在去渔商市场卖药之后，也喜欢去苏涣那里，靠着桌子交谈。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苏涣无疑是杜甫晚年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朋友。 第48页 「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在这首诗中，杜甫还把苏涣比作汉末隐居岘山、不入城府的庞德公。第二年，杜甫为避乱自潭州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曾向衡州刺史阳济推荐苏涣：文武双全、才略超人，既有战国名将白起的勇锐，又有西汉大侠剧孟的义风，还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采——「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入衡州》）。并对苏涣寄予这样的厚望：「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呈苏涣》） 但是，从《新唐书?艺文志》、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诸书所载的有关资料看，苏涣并不是一个庞德公式的静者，据说他年轻时喜欢剽劫，擅长使用白弩，巴蜀一带的商人很怕他，称为「白跖」，比作春秋大盗。后来悔过读书，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累迁侍御史。大历四年秋，应新上任的湖南观察使崔瓘之召，来到潭州，入崔幕府，不久弃职闲居，仅与杜甫来往。崔瓘遇害后，苏涣前往岭南煽动哥舒晃叛乱，大约在大历十年（775），与哥舒晃一起被杀。杜甫原希望他能「致君尧舜」，结果竟走上了叛逆之路。 为此，前人对杜甫极口称赞苏涣，感到十分奇怪，有的看作是过情之誉。明人胡震亨认为，这与杜甫晚年寂寞潦倒有关：「苏涣以盗始，以盗终，其人何如人哉！杜称为静者，寄诗望其致主尧舜，屡贊不已，殊可怪。湖南后交游益寥落，穷途倾盖，许与遂至过滥耳。『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岂独为曹将军哉！」（《唐音癸签》）杜甫晚年的境遇，确实十分凄凉。「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呈苏涣》）。虽然他当时还能收到不少信札，但写信的人，大都碍于诗人声名，来敷衍寒暄而已，那些空泛的爱慕之词，对诗人当时的处境，实在毫无帮助。「虚名」、「泛爱」四字，说尽世态人情。而在这种时候，苏涣怀着真诚的敬慕，突然闯入诗人的生活，对杜甫来说，当然不免有空谷足音之喜了。 不过，如果苏涣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凡夫俗子，那么，无论他怎样仰慕诗人，恐怕杜甫也不会对他有这样的赞美。苏涣不是一个真正的「静者」，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奇人。杜甫在苏涣拜访的第二天，即以「记异」为题，作了一首诗。这异，既是记其忽然来访之异，也是记其为人之异。就苏涣一生行事来说，也确实够奇了。正是遇到这样一个奇人，杜甫才大发奇兴，并写了《记异》这么一首奇诗。 苏涣早年的经歷，和西晋周处、中唐韦应物，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后来既没有周处的功业，也没有韦应物的修养。他本来就是个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怀才不遇、无法施展抱负之时，恢復原先的习性，走上叛逆之路，也是很自然的。像这样的叛逆者，歷史上并不少见。在这上面，苏涣和杜甫，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当时都怀才不遇，落落寡合。「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鸟雀苦肥秋粟菽，蛟龙欲蛰寒沙水」（《呈苏涣》）。无数不学无术之徒，滥叨将相之位，而才学非凡之士，反倒沦落不遇，真可谓「鸟雀苦肥」、「蛟龙欲蛰」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感受，才能使他们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是苏涣能够理解杜甫、杜甫能够赞赏苏涣的思想基础。 杜甫不仅看重苏涣的为人，同样异常赞赏他的诗篇。据说「（苏涣）有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帅李公。唐人谓涣诗长于讽刺，得陈拾遗（子昂）一鳞半甲」（《南部新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苏涣诗一卷。现存诗四首，其中变律诗三首，如：「毒蜂成一窠，高挂桑树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噁心，奈何不知几！」「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这些诗，在艺术上并不高明，和陈子昂高蹈一世、寄兴无端的《感遇诗》无法相比，但充满批判精神，富于现实内容，似乎比陈子昂又进了一步。杜甫晚年所表彰的诗人，除了苏涣，就是元结，因为他们的诗，都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和杜甫的创作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和苏涣成为至交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 逢李龟年 逢李龟年 前人论杜诗，有疾徐纵横无施不可之说，但绝句实非其所长；即使他入蜀后所作的一些小诗，清峭瘦劲，跌宕奇古，以俗为雅，别饶风致，为宋人所宗，终究只是别调，不能看作绝句正声。对此，前人有的认为杜甫以涵天负地之才，作此小诗，不能尽其所长；有的认为杜甫作诗拘于对偶，汩于典故，以律为绝，缺乏风神远韵，故难擅场。在他现存的一百三十多首绝句中，能使人低回想像、玩味无穷的作品，实在不多。不过其中有些诗，如「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讽刺当时蜀中牙将花惊定恃功骄恣，僭用帝王礼乐，似谀似讥，含蓄不露，风华流丽，顿挫抑扬，即使和王昌龄、李白的绝句相比，也无愧色。而压卷之作，则为诗人去世那一年所作的《江南逢李龟年》。 第49页 李龟年在开元、天宝年间为梨园乐师，与其兄弟彭年、鹤年三人在当时都享有盛名，深得玄宗宠爱。「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天下」（郑处晦《明皇杂录》）。可见他当初声势的煊赫。「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洪升《长生殿?弹词》）。玄宗入蜀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为人歌数阕，曾在湘中採访使筵上唱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採撷，此物最相思。」歌毕，满座莫不惨然涕下。 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碰见同样流落到此的李龟年，写了这首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岐王李范为睿宗第四子，玄宗弟弟。据史载，他「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旧唐书?睿宗诸子传》），崔九即殿中监崔涤，甚得玄宗宠爱。据《旧唐书》本传，他「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或在宁王之上」。二人均在开元十四年（726）去世。北宋黄鹤认为：「开元十四年，公止十五岁，其时未有梨园弟子。公见李龟年，必在天宝十载后，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杜诗详註》引）南宋江季共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认为杜甫当时还小，不可能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前」，听李龟年歌唱，怀疑这首诗「非甫所作」（姚宽《西溪丛语》引）。仇兆鰲根据黄鹤的说法，认为诗中所说的「崔九堂前」也只是指崔氏旧堂罢了，岐王、崔九死时，还没有梨园，因此，李龟年不可能和他们有来往。对此，浦起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尝考《明皇杂录》，梨园弟子之设，在天宝中。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则龟年等乃曲师，非弟子也。曲师之得幸，岂在既开梨园后哉！明皇特举旧供奉，为宜春助教耳。则开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师？又公《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开元十三四年间，正公十四五时，恰是年少游京之始，于『岐王』、『崔堂』，更復暗合。世有细心读书人，请无信后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读杜心解》）浦起龙这段话，也存在不少问题。（《资治通鑑?唐纪》玄宗开元二年正月载：「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据此，至开元十四年，梨园已创办十多年了。浦起龙说它建于天宝中，是沿袭了前人的错误。至于用杜甫《壮游》中的诗句，作为其出游「岐王宅」、「崔九堂」的依据，也缺乏说服力。其实，「寻常见」、「几度闻」，只是说李龟年当初经常在李范、崔涤这些王公大臣的住宅内演唱而已，未必一定与诗人本身有关。 清代方东树说：「古今兴亡成败，盛衰感慨，悲凉抑郁，穷通哀乐，杜公最多。」（《昭昧詹言》）这首诗和《丹青行》、《剑器行》所表现的都是这同一主题。晋室南渡，「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座而嘆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涕。」（《世说新语?言语》）诗末两句，即从中化出。李龟年为一代乐师，当初声动长安，如今以劫后残生沦落江南，荣枯顿殊，握手黯然。回想当初歌舞昇平之况，更增国破家散之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中怅恨，真不知从何说起。此诗仅短短四句，但今昔之感，盛衰之悲，世事的变迁，人情的聚散，年华的迟暮，已尽在言表，见风韵于行间，寓感喟于字里，包孕着一种深沉的哀思，蕴藏着无数辛酸的眼泪。在表现手法上，此诗也颇有特色。它虽不像《剑器行》、《丹青行》那样淋漓顿挫，豪宕感激，但低回吟咏，余味深长，「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唐宋诗醇》）。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歌》，写相同情事，化费不少笔墨，但还没有杜甫这首小诗那么巨大的动人力量。 儒冠多误身 儒冠多误身 唐太宗以盖世之才，率精悍之师，南征北战，打下江山。但他深知能在马上得天下，不可在马上治天下，即位不久，就设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给以优厚待遇，在空闲之时，一起研究学问，商议国事。贞观二年（628），下令将各地读书人大批送到京城，在朝廷任职。同时增建学舍，广收学生，多次亲往国学听讲。当时文教繁荣，盛况空前，对促成贞观之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武则天矜尚权变，任用酷吏，当政期间，学校隳废，世风沦丧，但她对真有才华、有学问的文士，还比较尊重，而且由于太宗遗风尚在，当时朝中群臣，仍以读书人居多。 杜甫自称是西晋大将、经学家杜预的十三世子孙。他的童年，正逢唐开元盛世，当时玄宗即位不久，任用文儒，讲学宫中，励精图治，颇有太宗之风。因此，诗人自小就以儒自命，希望通过「学而优则仕」之路，能有所作为。他曾向玄宗自陈世德：「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在祭杜预时，又表示：「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但当诗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之时，玄宗已经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气概，罢黜张九龄等直节之臣，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轻薄无行的杨国忠为相；治国的雄心，经不起女色的诱惑，已经销磨殆尽；对学问的兴趣，也完全被轻歌曼舞、斗鸡观马所取代。当时达官贵戚、公子哥儿侵吞民财，穷奢极欲；就是玄宗宠爱的乐工歌伎，也一曲千金，声价显赫；甚至连不足挂齿的斗鸡小儿，居然都锦衣玉食，门户生辉。惟有像杜甫这样空怀学问、没有靠山的文人学士，处境极其艰难。「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尽管诗书满腹，依然飢肠辘辘。这种本末颠倒的社会现象，迫使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声：「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醉时歌》） 第50页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吕尚）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以备十哲，致祭孔子。玄宗热衷边功，鄙薄学问，于此已开其端。安史之乱后，重武轻文，更成了时代风尚。「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寄张十二山人彪》）。「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遣闷》）。至肃宗上元元年（760），更追谧太公望为武成王，选歷代名将为亚圣十哲。连续的战乱，正是武将大显身手之时，文人连同其学问，在血腥的残杀中似乎已经毫无用处。「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文章扫地无」，「时危弃硕儒」（《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读书人的生活景况，当然也就更加贫困：「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闻斛斯六官未归》）「文章差底病，回首乱滔滔」（《赴耗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由此，在杜甫后期的诗中，常以「腐儒」自称：「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江汉思归客，干坤一腐儒」（《江汉》）。这里有自嘲，更多的是自悲。 但是，这些诗句正像王嗣奭评《醉时歌》所指出的那样：「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臆》）其实，诗人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仇兆鰲释这两句诗：「此时武夫得志，儒术不尊，岂知出群歷块，吾道固堪济世乎？」（《杜诗详註》）这在杜甫临终那年所作的一首诗中，集中表现出来。 代宗大历五年（770）夏，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瓘，杜甫为避兵乱，自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应衡山县陆宰的邀请，诗人前去观看了衡山孔庙新办的学校，写了《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这首诗。「金甲相排盪，青衿一憔悴。呜唿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安史叛乱后，干戈遍地，学校盪废，人尽弃文就武，读书人的地位极其低下；但无论在什么时候，要使王业中兴，决不能抛弃经世之学：「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这两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衡山虽是荒僻的小地方，但就重视文教这一点说，已走在前面，起了带头作用。「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诗人认为，文教之兴，足以销弭兵气，何必学生众多，就是在这深山密林之中，一听到读书之声，也能使人产生杀气渐渐衰息的感觉。虽然时逢战乱，没人前来採访，但眼前的盛事，理应传之于世，进行表彰。故诗人愿用「诗史」之笔，将此弦歌情景，记载下来，希望各地能够一听，共同振兴文教：「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这是诗人的希望，是他作这首诗的目的。 凤凰 凤凰 早在秦汉之际，凤凰已经和龙、龟、麒麟一起，称作「四灵」。《山海经》多次提到凤凰，只是言词极其简略，内容大致相同，不外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对凤凰比较具体的描述，见于《韩诗外传》：黄帝即位，修德行仁，宇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思其象，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曰：「夫凤象，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年，燕颔而鸡喙。戴德负仁，抱忠挟义。……延颈奋翼，五彩备明。」虽然天老极其形容，但这「八不像」的凤鸟，究竟是什么样子，反倒使人更加煳涂了。「凤，神鸟也」（《说文》）。在古人心目中，凤凰从来就不是那种凡夫俗子能够常见的凡鸟，而是理想中的人格神的化身，这种神鸟，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也是理所当然的。凤凰又是一种吉祥之鸟，只有在太平盛世才能出现，上古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益稷》）的说法。反过来，时逢衰世，凤凰也就高飞远隐了，故孔子有感于自己生不逢时，喟然兴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杜甫晚年作过一首自传体的长诗，其中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在他去世前一年，还作过一首咏凤诗，可见凤凰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干元二年（759）冬，杜甫离开秦州（今甘肃天水），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途经凤凰台，忽发奇想，写了一首诗，借托凤雏，以寓其意：「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卢元昌註：「肃宗听张良娣之谮，既去建宁王倓，又欲动摇广平王俶，俶母吴氏，生子而亡，故云『无母雏』。披心沥血，欲献忠肝以保护之耳。」（《杜诗详註》引）仇兆鰲认为这几句诗托讽之意显然，故独取卢注。如果诗中本有寓意，却看不出，或故意抹杀其意，当然不对，但像这首诗，实无这种含意，却偏去附会史实，那就失之穿凿了。这首诗实际上是「思贤臣以佐中兴」（陈沆《诗比兴笺》）。杜甫看到当时的贤良之士埋没在草莽之中，处境十分艰难，还要遭到群小的忌妒排挤，无法施展才能，因此愿意刳心沥血，牺牲自己，保全其人，务必使贤者身居朝廷之中，辅助君王，拯救苍生。「于凤鸟之思，寓鹰鹯之志；好贤若渴，疾恶如仇。」（同上）卢元昌等人想称颂杜甫的忠君之心，结果反倒抹杀了他的救世之志。 第51页 有些人认为：当杜甫作这首诗的时候，虽然身处穷困之境，但依然忧虑着百姓的疾苦，可又没有能力解救他们，只好通过想像来替百姓分忧解难。这种解释，也不合诗的原意。不过用以分析杜甫在十年后（代宗大历四年）所作的《朱凤行》，倒很合适。当时诗人贫病交加，寄身孤舟，甚至没有一个安身之处，「自天衔瑞图」的理想，已经化为泡影，但「一洗苍生忧」的深衷，则依然存在。「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名列「建安七子」的刘桢，曾作过一首诗：「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赠从弟三首》）朱鹤龄认为杜甫的《朱凤行》是反用刘桢诗意，其实不然。古人提到凤凰，特别强调它「戴仁抱义」这一面，如前面所引天老的话即是。同时也赞美它清高超逸的一面，如宋玉说：「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答楚王问》）刘桢写凤姿高翔，正是其超逸的一面；杜甫写凤德广覆，正是其仁义的一面。 杜甫在《凤凰台》中发愿：「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一部杜诗，抒写的就是这种心血；终杜一生，展现的都是这种刳心沥血、济人利物的襟怀。闻一多曾把杜甫比作凤凰，热情洋溢地讴歌了诗人的一生： 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胁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新鲜，是自由，是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