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 第1页 [名人传记] 《学会飞翔》作者：[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完结】 内容提要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是「辣妹」成员之一,该组合的唱片在全世界稍量达3千多万张。她的首张个人专辑于2001年秋发行。她嫁给了曼联球员大卫·贝克汉姆,他们有两个儿子: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作为一个世界上曝光率最高、被谈论最多的女人,维多利亚在这本书里直言不讳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世、辣妹发迹的真相、与贝克汉姆一起成为世人关注的一对名人夫妻的感受,讲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令人恐惧的绑架事件及死亡威胁的实情,坦陈了围绕着自己的形形色色的是是非非。 大卫送来的花（图） 把未来的「辣妹」找出来（提示：后排） 「维多利亚,有你的专递。」 我刚洗完澡出来。星期一早晨——但是已经快12点了。现在我总是那样。完全累垮了。假如我不必6点钟起床(这种情况很少),我就睡啊,睡啊,直到我突然惊醒,想一想我在哪儿,我应该在哪儿。 我们马不停蹄已经有六个多月了——都是6点钟起床,两点钟睡觉。多少国家?我不知道。我没有眼袋,我经常对媒体说,但是我有带轮子的垃圾箱——这不是笑话。在我的化妆包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眼底彩,名叫「伊夫·圣洛朗眼底霜」,说白了就是「光亮剂」。 这是斯图亚特送的花,还有一张卡片,一只气球和一只柔软的布玩具。我把花插在水里。我的心情糟透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 「维多利亚,去开一下门好吗?」 妈妈在打电话。 我几乎看不到送货员,他在巨大的一束红玫瑰后面,花束外面包着大大的玻璃纸,足够一间温室里全部的花用的。 「在这儿签字,小姐。」他递给我一本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便笺簿。 有趣。收到花你通常是无须签字的。然后他弯下腰,递给我一只盒子。原来它在巨大的花束后面,我没看到。 哦,我的上帝。用来包扎的丝带上印满了「普拉达」的字样。究竟是什么? 「谢谢你。」 我把它撕开——一只手袋。一只「普拉达」手袋。一只黑色的「普拉达」手袋。 信封。我勐地撕开信封。卡片。大卫。我意识到我在颤抖。 「那是什么,托莉?斯图亚特又送花了?」 妈妈在厨房里喊道。 我抓起所有的东西,快步跑上楼。 前一天晚上大卫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钦福德他父母的家中。我们可以在「城市边缘」停车场见面,他说。上一次我们把整个伦敦东区转了个遍的时候经过了那个地方。我去那儿并不远,他说。 时间晚了。靠近10点。但是我妈妈肯定会认为我还在斯图亚特家里——因此她不会担心或者问起什么。而我离那儿只有大约20分钟路程。 大卫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开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车灯。 他走下车,像以前一样爬进了我的mgf。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发动。我们只是在黑暗里坐着,眼睛直视前方,什么都不看,说着话。 就这样我说到斯图亚特的事故,还有他依然病着,他的肾受到了损伤,而我的心情有多糟。大卫说他的这只胳膊如何不行了,他又是如何在训练中将它扭伤的。 我记得我车里是怎么会有真芦荟叶的。并不真是叶子,更像矛,但是具有叶子的形状,因为真芦荟是一种仙人掌类植物。那天早上我去修指甲,为我修指甲的女士看见我的胳膊割破了,就给了我这种叫芦荟叶的东西,并告诉我它如何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癒合作用以及怎么用。 因此我把手伸到仪錶板上的小储藏箱里去把它拿出来,解释它是什么,告诉他应该如何轻轻地挤压,把那种黏稠的东西揉擦到胳膊上,他抱住我的头,吻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吻我。而且又来了一次。 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非常浪漫。我甚至记得他穿着什么,一件非常漂亮的重量很轻的灰色开士米套头衫,充满爱意而又温柔。 现在,只不过才过了12个小时,那么多玫瑰花,还有一只「普拉达」手袋。我立刻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在阅读採访报导时得知我特别喜欢名牌服装,所以一起床他就去了西区的邦德街,给我买了这个手袋。它还可以吗? 可以?大卫做的每一件事让我越来越吃惊。 秘密约会 「你在找什么,维多利亚?」 是妈妈,她给我印象是一个盖世太保。我在洗衣房里。 「一只大花瓶。」 她递给我一只,也许能装下大卫送来的玫瑰花的四分之一,并朝我看了一眼。我决定我得告诉她,要不然生活就变得太复杂了。 「你肯定知道,不是吗,维多利亚,你爸爸会气疯了的。」她说,目前什么都不告诉他可能是最好的。 下一次大卫和我安排见面的时候,妈妈说她不喜欢停车场约会这档子事,而且夜深了还要独自开车回家。她说她用车送我。 因此车上有我、妈妈和我弟弟——他只是想看看我的这个新男友会开什么车来——我们正在「城市边缘」停车场里等着,这辆艾斯顿·马丁db7开进来了——瞧瞧克里斯琴脸上的表情;他只见过我乘坐送货车。但是这一次大卫没有下车,我们将坐他的车去:我能看到妈妈想偷偷地瞧一眼。 其实,这辆艾斯顿·马丁不是他的,只是借来试车的,所以他要让它好好地跑一跑。大约只有6点钟,再过几个小时太阳才会下山。 第2页 「去南区怎么样?」我说。 麻烦是因为这不是他的车,车里没有地图。也因为大卫自16岁起就一直生活在曼彻斯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南区了,再说那时去南区开车的总是他爸爸。我去过那儿,但是我根本就辨不清方向。如果那还不够糟糕的话,我们一路都在谈啊,说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找到南区。最后我们到了剑桥。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酒吧样的地方的外面。空的。呃,几乎是空的。我正在想,我们真的不应该进去。我的意思是,西蒙会说什么?大卫并不知道我担心的是西蒙。我向他解释过是我只是担心,但是这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我只想着和他在一起。 进酒吧之前,大卫在车里吻了我,然后我们就进去了。大卫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一块比萨饼。但是人们时不时地朝我们看,那表情好像在说:「那不是……」不过这可能是那辆车招来的。 在酒吧里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大卫也站起来了。起先,我想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大卫又站起来了,直到我坐下。这时我明白了:他只是为了礼貌起见。从来没有什么人那样对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绝对是一个绅士。大卫所受的教育一直就是对妇女特别尊重——如今这已经相当罕见了——那都是因为他的父母。 他把我送回了家。这没有花很长时间,尤其是乘艾斯顿·马丁。我没有请他进屋——我爸爸还不知道,那样做真的会让我妈妈无法解释。 几天以后,他又来电话了。我正参加一个在首都电台举行的发行仪式。出去走走怎么样? 出去?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去哪儿而又不被人看到?那时我的司机叫科斯塔。我去找他。 「假如你想和某人去某个地方,科斯塔,而你又不想被看见,你会去哪儿?」 他紧紧地盯着我看。 「看电影怎么样?」 啊,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在国王路边上有一家很小的电影院,」他继续说道,「相当老式的电影院。」 因此我在接待处拿了一份《旗帜晚报》看看是什么片子。一部喜剧,主演是汤姆·克鲁斯。评价不错,甚至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提名。我回了个电话给大卫,约好在切尔西的一条小街上见面。科斯塔的车窗是遮着的,所以我们想让科斯塔跳下车,买票,等上一场结束,门厅里的人都走了,我和大卫再迅速冲进去。 我们也正是那么做的。没有人看到我们。电影刚刚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做的事。我还在想着我们将要看到一部浪漫的喜剧了,结果却都是关于足球明星和他们的经纪人。我感到十分尴尬。然后他就开始吻我。所有我能记住的只有我的眼镜上都是水汽,那天晚上关于《甜心先生》我什么都没看到。 别人为我们安排做爱地点 我们回到他停车的地方时,大卫本以为我走我的路,他走他的路,而我却告诉科斯塔大卫会送我回家。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加点汽油。我迅速地拨通了我妈妈和爸爸的电话。 「你们睡了吗?」 「没有,怎么啦?」 「那么,我带一个人回去可以吗?我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就这样,我们到家了,我妈妈和爸爸穿着睡袍坐在客厅里。 「那么,」我爸爸说,「你是足球队员。」 大卫点点头。 「那么你效力于哪支球队?」 大卫与人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是那么羞怯。因此他只是坐在沙发上,话不多,直到我妈妈、爸爸会意地上楼去了。 我本来指望发生点好事的。 4月2日,「高贵辣妹」之「隐私揭密」三篇连载的第一篇,由她的第一个男友马克·伍德提供,占了《星报》的两版。所以,如果你本来以为我对这个小杂种太狠了,现在你就知道原因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并不狠。他是个吝啬鬼加饭桶,不把我当回事,又为了6万英镑把我出卖了。(是不是有可能把你欠我妈妈的钱还一点给她,马克?)我说的只是实话。 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以此为生。2000年11月,他和希拉·布莱克一起做了「蒙眼约会」节目。他继续充当着我的前未婚夫角色。他得从三个姑娘中选出一个据说看着像「高贵辣妹」的人。这时,希拉·布莱克说,那么「高贵辣妹」真的高贵吗,而他转过身说,假如她高贵,希拉,你就是王后了。当然这些台词都是别人为他们写好的,但是那有多无聊啊?人们除了认为你是个卑鄙小人外还会想什么呢?他本应该呆在那个防盗铃柜子里的。 这些报纸要让自己的钱花得值,要确保得到小道消息,无论真假。比如他说我们如何在开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做爱。老兄,在你的梦里吧。还说什么满足不了我。但是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爸爸在吃早饭的时候读这种东西吗? 这真可怕,就像你家的房子被盗了,甚至比这还要糟。斯图亚特,感谢他,确实不错。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他说。而且我相信他。他还不知道大卫的事。 两天后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坚持要见大卫,西蒙说过,这肯定会传出去。确实如此。摄影记者就等在他沃斯利的家门外。这就像打伏击。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不过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既然公开了,西蒙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见面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假如西蒙说你们一起到警察局的号房里坐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去做的。 第3页 当我的世界突然缩小到好像豌豆大小时,「辣妹世界」却长得越来越大。我们再次回到美国,参加「周六夜直播」节目。自从1975年开播以来,「周六夜直播」已经变成了一档深受喜爱的节目——它确实是一座喜剧舞台,任何在娱乐业有影响的人如果可能的话都要来这个节目。「辣妹」那张专辑在美国已经卖出了两百多万张,而且仍然在攀升。 「周六夜直播」确实如它所说:直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从前一直做的那样合着录好的音轨对口形。现在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现场唱歌了——这样做风险太大,出来的效果听起来可能奇差无比——这与会不会唱歌没关系。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抱着吉他往那儿一站的年代早就过去了。 但是那时当诺埃尔·加拉格在首都电台获现场表演奖时,他攻击「辣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现场音乐会啊? 那时「绿洲」乐队仍然很强大,这一席话传遍了全世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都是受过训练的表演者,现场表演正是我们的强项。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公众场合这么做而已。在现场表演中,你担心的不是你的声音,而是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音响以及你和音乐师之间的和谐。 「周六夜直播」的传统是用他们内部的音乐师——这很好;这不像我们找来自己的乐队,因为结果可能会乱成一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排练时间。现场演唱和合着录好的音轨演唱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你不可能那么精神饱满。 节目定在4月12日,星期六。我们演唱《偶像崇拜者》和《说你会在那儿》——纪念和马特、毕夫、艾略特·甘迺迪在一起的那些时光。节目进行得不错。但并不精彩,本来有可能更好一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了。在心理上我们需要这样做,尤其是当我们的下一次现场演唱将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託慈善」音乐会上,面对的将是查尔斯王子和大卫·贝克汉姆。 我3个星期没有看到大卫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电话里交谈,但是我几乎无法忍受。先是美国,然后去台湾和峇里岛做更多的宣传,也去见见一些获奖者。在台湾,我真的在电视上变起了戏法。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们去了设在我们旅馆地下室的一个非常寒酸的俱乐部,和着abba的音乐跳舞,姑娘们送了我一只「蒂芬尼」手镯。至于峇里岛——哦,这一切听起来那么浪漫,但是,最好还是在伦敦东区给我一块停车场,让我和大卫·贝克汉姆在一起,无论在哪一天都行。 西蒙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少地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曼联迷,以至于他开始扮演起马戏团演出指挥的角色来。 我和大卫见面以后几个星期,他就建议我们出去过几天。到义大利他熟悉的一家很棒的旅馆去。所有预订的事他来做,他说,同时看了我一眼。这将完全用化名。他基本上是在安排我们做爱的第一个地点。我感觉到他在希望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西蒙。但那是我不想让别人来为我安排的一件事。 大卫双膝跪地，向我求婚（图） 在圣玛丽上学的第一天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大卫的低调 5月3日,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客场对莱斯特城队的比赛——当然是「色情」·皮特提供的票——这一次我带上了我妹妹。 大卫知道我要来,但他解释说我们将无法见面。我无所谓。虽然那两次我去了切尔西和老特拉福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踢球,没有真正看到他,只是知道那是他,知道正进行着什么。我也知道足球对他有多么重要,而我确实也想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我真的看到他了。西蒙和榛子街球场的什么人谈了,安排我在一间办公室里「更衣」。然后他就在大巴边上等着,当他看到加利·内维尔的时候,就对他说告诉大卫如果他想和我呆五分钟的话,大卫可以这么做。 第4页 那情形真古怪,和一排排的柜子在一起,像是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大约只有5分钟,有人敲门。是加利。 「你最好现在就来,」他隔着门说,「那老头儿在车上。」 5月13日,我们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王子委託慈善」音乐会——一台大型综艺慈善演出——我们将演唱《偶像崇拜者》和《妈妈》。其他姑娘将于演出当天的早晨抵达,而我说我想前一天晚上就去。西蒙像往常一样摇着手指,他说好吧。 接着他又让我记住要低调一些。 维多利亚·威廉森,她为西蒙做事,反正也要早点去,她会盯着我的。或者西蒙可能这么想。 我们在米德兰旅馆预订了房间——一家非常漂亮、老式的旅馆,带有一个非常漂亮、老式的后门。我给大卫打了电话,指点他如何去那儿。 「不要忘了,」我说,「低调一些。」 因此我在那儿按约定的那个时间等着,突然一阵急剎车,这辆扎眼的金属蓝宝马在后门停了下来,车篷敞着,音响震天价响。金髮垂在太阳镜上的这位男人嘟嘟地摁着喇叭。那就是大卫的低调。 9点钟。10点钟。时间越来越晚。我的意思是,这真可笑。我又不是13岁,还要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回家。11点的时候,我给托莉打了电话。 「瞧,」我说,「如果我不回去,你会说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和西蒙没关系——这件事我要绝对保密。 「只是你一定要保证在其他人到这儿之前回来,」她说。 因此第二天早上非常早,大卫把我送回了旅馆。我悄悄地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把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好让人觉得我整夜都在那儿,就像电影里常做的那样。 成为焦点的戒指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盃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唿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盃,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黛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黛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黛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黛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黛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第5页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义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告别晚餐（图） 芭蕾舞明星梦让人心碎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黛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柴契尔,黛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黛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黛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髮、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堡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赤脚开车的辣妹 最右边的是我 一天下午,我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这是一个可爱的8月的一天,我就是非常想见大卫。我很少开那辆奔驰slk,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开过去遛遛呢?第二天早上要到10点钟才会有我的电话——我可以在那之前赶回去。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那么远,所以我叫上了我的老朋友玛丽亚 露易丝。那就是说,我们要开车过去,在那儿过夜,5点钟离开,开回来。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们就是那么做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回伦敦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太阳在乡村上空低低地挂着。我们飞速地开着车,放下了车篷,路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事实上我套了一件大卫的旧衬衫,有条纹的那种,衣领比较小,几个纽扣,像橄榄球衫,就这些,没穿袜子,没穿鞋子。为了让头髮不挡住眼睛,我把它梳到后面去了,用一条内裤扎着——一条小小的黑色g带。 开mgf是一种乐趣,而奔驰却真的非常快——一会儿就跑了若干英里,和玛丽亚 露易丝闲谈着,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车速是多少。突然,我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当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绝对是一个的守法良民。这辆警车不是一望便知的那种,而是一辆墨绿色没有标记的轿车。起先我拿不准该怎么做。但是那灯不断地闪着,我意识到我应该停车。以前从来没有人叫我把车开到路边过。 第6页 「你有没有意识到,年轻的女士,不穿鞋开车是违规的?」 我低头看看我的脚。在车里,我感觉非常舒服,但是,站在这儿坚硬的路肩上,小石子已经陷进了我的趾缝里,我在想我该是个什么样子啊。除了那件巨大的衬衫我什么都没穿。 「我们已经跟了你10英里了。也许你有兴趣看看你开得有多快。」 我小心翼翼地在路边尖利的石子上走着,到了他们的车那儿,车上有一个小电视屏幕。原来他们一直在录像。他们把录像带倒过去,我的新车出现在上面,角上有些数字记录着我的行车速度。数字介于98到104之间。 哦,不好。採用女孩子战术最好,我决定。 「这是刚买的车,」我傻傻地一笑,「我上星期才拿到。难道它不可爱吗?」 一点都不为所动。 没别的办法。再试试痛苦的少女。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不该在这儿的,但是我要和一个在曼彻斯特的足球队员约会,而现在我正赶回伦敦,因为我必须得上班。」 「我明白了,」主要的那个警察看着我那辆昂贵的特制跑车,满腹怀疑地说道,「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一个『辣妹』。」 「一个『辣妹』。我看出来了。」 似乎我说的是克利奥帕特拉一样。 「但我确实是,我是『高贵辣妹』。」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辣妹」无处不在。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哪一点看着像「高贵辣妹」。没有短髮,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短小的「古琦」连衣裙,更不用说眼镜了。 所以我把头髮从内裤里抖出来,摘下眼镜,做了一个「高贵辣妹」式的撅嘴,把手一指。 「瞧,」我恳求着说,「我真的是『高贵辣妹』,我应该在录音棚里完成下一张『辣妹』专辑,我不该在这儿。如果你给我开罚单或者逮捕我,那么每个人就都知道了,我就要有麻烦了。」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说话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高贵辣妹』。我在局里把一张『高贵辣妹』的照片贴在了帕梅拉·安德森上面。」 「那么我送你一些有我签名的照片怎么样?」 他们开始笑起来。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们就把我放了。 「现在可要看着你的速度,亚当斯小姐,穿上你的鞋。」 他们沖我挥挥手,唿啸而去。 其实,我穿的是荒唐的高跟鞋,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赤脚开车的原因。那样安全多了。 被关在「监狱」里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当我和大卫、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说任何针对西蒙的话。后来我发现其他姑娘也一样。 在那幢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帐篷,被用作健身房和跳舞厅,在那里,我们和普里西拉,她又和我们一起来了,一起练习舞蹈动作。在院子外面,隔着一个短短的车道,他们模仿伊斯坦堡的舞台搭建了一个实体模型。 大家都知道,巡演中你的身体一定要相当好——因此,除了排练外,我们每天还要锻鍊:体能课、演唱课还有舞蹈课。喜欢它们的只有梅兰妮·c和洁芮。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地狱。因为这是法国的南部,天气依然像蒸笼一样,尽管现在已是9月,所以我们六点钟就不得不起床了。 和大卫在一起以后,我的饮食多少正常了一些。但是现在它又开始不正常了。我想这是因为食物是惟一我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我见不着家人,见不着男朋友。任何人都不允许到我们的训练地去。谁都不行。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感觉就像一年。 为「辣妹」杂志拍摄的宣传照片显示我们快活得像云雀一样到处嬉戏。但这一段时光并不快乐。我们一个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谈论我们的不快,我们只是闷在房间里。 一个周末,其他姑娘都想出去,我正在担心会只剩我一个人。外界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而对我而言,这是一座监牢。情况糟得有时我感到唿吸都困难。 一天早上,西蒙说他接到一个邀请,那个周末到米兰参加「范思哲」展示会。他还说既然我一个人呆着,也许我想去? 第7页 见鬼,我当然想去。但是,问题是,跟谁一起去呢? 他建议我邀请一个朋友同去。 我给玛丽亚 露易丝打了电话。她一直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因此对时装一直感兴趣。这就像给了她一顶镶有珠宝的王冠。 那时距离詹尼·范思哲被谋杀只有大约一个月左右,范思哲是在迈阿密海滩他的家门外被枪杀的。他的妹妹当娜泰拉接管了他的时装业。西蒙说他会和她联繫把一切安排好。 我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他接到了所有这些给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我们从来都参加不了任何活动。真的什么都参加不了。 星期六早上,艾伦·安德伍德把我送到机场和玛丽亚 露易丝汇合。然后我们换乘「范思哲」提供的直升机。那只乌鸦——或者直升机——飞起来了,米兰离尼斯并不很远。 正是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来接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他们?如果他们不去怎么办? 直升机旁的停机坪上站着四个男人:黑西装、黑色长外套、黑色太阳镜、没有笑容。甚至没有任何你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其中一个拿着一大束花。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他们是否在这个机场恭候某一位皇亲贵族。不。他们等的是我。 接着他们两个分别走到了我们的两边。我们像是被押送着,走出了机场出口,没有海关或护照检查。那儿停着四辆有专职司机的奔驰,黑色,车窗都遮着。只有一辆开着门。我们进去,开走了。在我们后面是两辆空车,我们前面一辆空车——除了司机和保安。我们到了市区最豪华的旅馆,迎接我们的是丹尼尔——英国人,感谢上帝——他为当娜泰拉工作。我们不住在这儿,他解释道。这只是我们当天歇脚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要住在科摩湖畔范思哲的宅邸,距离米兰开车大约要四十五分钟。 写着我们两人名字的子弹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撞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 你们两个每人一颗 你们谁也跑不了 「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月1日起至1998年8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在「范思哲」的聚会上 「当娜泰拉想知道,」我们进了房间以后他说,「你们是否想到范思哲商店里挑几件今晚穿的衣服。」 这一切简直令我们无法相信。我真的感觉好像误入了另一个陌生的宇宙。忘了「辣妹世界」,这里的世界完全是梦幻般的。我就像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一下子来到了极度纵慾的世界。到处都是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食品、最好的香槟、珠宝。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展示结束后,」在我们去「范思哲」商店的路上丹尼尔说,「当娜泰拉希望你们能来参加她的派对。那儿会有一些你们认识的人。那提醒了我,」说着他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有一张便条: 亲爱的维多利亚, 第8页 请您为阿里格拉写几句话,再为她签个名。她是一个超级「辣妹」迷。 爱你的内奥姆。 我知道当娜泰拉·范思哲有两个孩子:阿里格拉,11岁,还有丹尼尔,大概8岁。但谁是内奥姆? 「内奥姆·坎贝尔,范思哲家的密友,」作为解释,丹尼尔加了一句。 最后,我们到了「范思哲」商店。我们就像孩子进了糖果店,我当时想其他几个「辣妹」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这一切,而我真的在那儿了。 结果我挑了一件黑色皮连衣裙,里面有束身内衣。这甚至还不是「范思哲」副线系列——「范思哲」成衣系列——而是一件「詹尼·范思哲」——时装——值数千英镑。 我还挑了一件白色开司米长外套,一条毛皮围巾,一只手包,还有鞋子。玛丽亚 露易丝选了一件不同的连衣裙、和我一样的外套,不过是黑色的。接着我们返回了旅馆。 「髮型师和化妆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到达,」丹尼尔说。「我建议你们叫房间服务,让他们送点吃的过来。这一夜会很长。」 我穿上了我的新皮连衣裙——低胸的剪裁,在对面看我的胸部就像一台电视机,只是多了两只短小的皮袖子——搽的化妆品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接着又回到豪华轿车上。首先我们被带到后台见了当娜泰拉。她正在和什么人谈话,当我们被引见的时候,这个人回过身来。是珍妮特·杰克逊。珍妮特·杰克逊!然后我们在天桥下面坐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正坐在德米·摩尔的旁边。德米·摩尔! 展示结束后,我们回到后台喝了点香槟、吃点鱼子面包。 「你感觉我能请德米·摩尔给我签个名吗?」我对玛丽亚 露易丝低声耳语。「也许那太过时了?」 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想知道,维多利亚,」这声美国腔在我耳朵里咕噜咕噜响着,「我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女儿们签个名?她们对你简直着了迷。」那——好吧——是德米·摩尔。 然后我被引见给当娜泰拉的女儿阿里格拉。她告诉我那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是鲍伊·乔治,想去见见他吗?我说不,谢谢,因为我只是太害怕了。 一切都异乎寻常,每个人都在飞吻——那些神采飞扬的时装周的可人儿们。我站在那儿,好像我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像我只是在屏幕上看着这一切,我感觉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有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就感觉想把画面倒回去、再看一下、弄清楚他是谁。当然我能认出凯特·莫斯、内奥姆·坎贝尔和安珀·瓦莱塔,她们坐在一起,挤在一个角上。从她们一直朝我看的样子,我能看出来她们正在谈论我。这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世界,而我绝对只是初来乍到。我和玛丽亚 露易丝只是像多余的人一样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凯特·莫斯走过来打了个招唿。她非常讨人喜欢,介绍了安珀·瓦莱塔,她是我最喜欢的超级模特之一。内奥姆·坎贝尔还呆在原地。最后,她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好像用肩膀在走路,挺着胸脯,就像一匹马。她站在我面前,手放在屁股两侧。非常好斗的样子。没有任何开场白,她说: 「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叫你『高贵』?」你能听到她的冷笑。 面对一个大约十英尺的人,我尽量看着她的脸说道: 「他们到底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的脸僵住了,她先是把头转了过去,接着又转过身体,走了。 但是,我这只是故作自信。事实上,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只希望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这和在学校的操场上没什么两样。其他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快乐,而你却感觉宁愿不在那儿,不要别人上下打量你。 此刻,我真的不想去参加那个派对。我知道它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确实如此。一大片地方好像没有尽头,木地板,看起来坐上去就会坍塌的家具,正如你想像的那样:金碧辉煌,音乐声振聋发聩,人们摆着姿势、打着飞吻。我感觉就像「小孤儿安妮」。最后我和髮型师基多聊了一会儿,也和当娜泰拉的丈夫保罗谈了一会儿,他过去曾是个模特。比起那些可人儿、神气活现的时装周的美人儿以及愚蠢的名人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 睡在范思哲的床上（图） 乏味而浓密的头髮 我们没有呆到晚会结束就先走了。保罗安排了车把我们送到那座乡村宫殿。大约三点,我们到了科摩湖畔。那里到处是柱廊、骨灰瓮、雕像、树篱和沙砾。虽然我们到的时候一片漆黑,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地方令人惊异,长长的车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保安。 管家迎接了我们——我们的包已经在那儿了——并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先是玛丽亚 露易丝,然后是我。 我的房间令人惊异。没有其他词能形容。阳台俯视湖面,到处都是詹尼·范思哲的照片,床边有一部电话,在快捷键边上写着名字:埃尔顿,伦敦;埃尔顿,尼斯。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他的房间,詹尼·范思哲的房间。 接着我拿着梳妆袋进了洗澡间,镜子上方的钩子上挂着一条束髮带,一条有弹性的毛巾束髮带。上面有血。就是那一条,我勐然意识到了,他被枪杀时戴的那条。好像这地方是个祠堂:挤扁了的牙膏皮好像是他留下的。衣柜里放着他的衣服。 我立刻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尽管很疲倦,我不可能一个人睡在那儿。我打开门去敲玛丽亚 露易丝的门。我估计范思哲的床大得足以睡下四个人,更不用说两个人了。 第9页 第二天,我们和当娜泰拉的两个孩子、保姆、两个保镖一起度过。那两个保镖非常健壮,从来不让孩子走出他们的视线。詹尼·范思哲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阿里格拉。义大利就是义大利,他们非常害怕被绑架。我们找了一条船,在湖心岛上吃了午饭。接着我们乘船在湖中游览,回到房子里吃了晚餐。一切都非常可爱,这是怎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清早,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那座花园接走了,接着就回尼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近似真实生活的「辣妹世界」。 生活当然没有必要如此?外界看我是「高贵辣妹」,流行歌星巨富,但是我非常不开心。回到「辣妹营」,我妈妈给它起的名字(她甚至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辣妹营」),让我感到它多么像一座监狱。通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窗外灿烂的阳光就能让我高兴起来。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等待订婚戒指 如果我们没有南希,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她就像一个神奇的教母,促成事情的发生,平息一切怨恨,她的耐心好得就像一尊雕像。南希在工作方面无可挑剔,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晚上10点钟打电话到办公室,她很可能还在那儿。 第一次和南希见面的那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露易丝怀孕了。这让我的妈妈、爸爸有点震惊,因为虽然他们一直都不是十分严厉,但是,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从来不让我们在家里和男朋友睡觉。直到我们定婚以后马克才睡在我的卧室里。告诉他们这件事,露易丝非常紧张,但是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从来不怀疑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对整件事情,他们做得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爸爸得知将要做外公了,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在巴黎是为了《辣妹世界》的首发式,这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公开发行了。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是在评论界却颇有微词。问题是有些写评论的势利的混蛋彻底搭错了神经,他们看不出来这从头到尾完全是一部宣传片,他们说我们开始拍娱乐片了,趣味低级,矫揉造作还有浪荡的笑声。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确实如此。 从一开始谈论「境外免税年」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就说我们想有一个基地,爱尔兰会是理想的地方。我们也许无法探视在英国的家人,但是至少他们过去看我们会很容易。但是西蒙说不。正如我所说,他不喜欢我们家庭的影响,他最高兴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家人。 一群犀牛也不可能把我们拖回到里维埃拉 古拉格集中营,但是随着环球巡演的迫近,我们必须有地方排练,因此就选定了爱尔兰。 那年圣诞节,我和爱玛呆在k俱乐部,这是克尔代尔郡一家相当不错的有农舍风格的旅馆,离机场大约45分钟的路程。从曼彻斯特乘飞机到都柏林只要半小时,大卫和我之间的距离不足一个半小时,门靠门。 克尔代尔郡以马而闻名,因为我一直想骑马,我决定试一试。所以大卫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终于有一些我能做而大卫不能做的事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骑过马,因为,和骑摩托车一样,教练不准。 所以他回来的第一天早晨,我们去了马厩,我全副武装——靴子、帽子——我甚至让马小跑了起来,我正在想我骑得非常好,他说:「快点,让我试一试。」 因此我下了马,把帽子给他,你会相信吗,他骑着马慢跑开了,好像他一生下来就在那讨厌的马背上一样。那是大卫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绝对是个天才。 k俱乐部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除了主建筑外,还有一些单独的小房子,以前也许是用作马厩的房子,每一幢房子都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卧室、一个洗澡间还有你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大家为什么不一起来呢?2月24日我们巡演的第一场就是在都柏林的泊因特,所以这完全有可能。我们要了5间这种小房子,在一排——或者不如说三间在底下、两间在上面。惟一不好的就是我们排练的地方在都柏林的那一边,到那儿去要花一个小时。 有一件事我非常想尽快完成——正式定婚,有戒指和一切。我对姑娘们讲了,她们都说,是的,太棒了,抓紧努力吧。既然西蒙已成歷史,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了。那么除了「罗克里大厅」还有什么地方呢? 我去看「足总杯」对阵沃尔索耳的比赛,机会来了。沃尔索耳不是英超球队,因此没有人认为曼联会输。当然,他们没有输。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还是那个房间——只是景色不一样。夏天的时候一切都是绿色的。而现在是冬天,非常冷。 不幸的是,我们在那儿的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发现成群的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但这不是生气的时候。我太高兴了。 第10页 我和家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想念他们,以至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在某个方面替代了我的家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西蒙后他们没和我们在一起让我很痛心的原因。有几个确实和我们在一起——比如凯琳和詹妮。丽贝卡·克里普斯,她管理我们的歌迷杂志,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理察·琼斯,他曾经是我们巡演经理格雷格·林内的副手。 理察曾经和我们一起在伊斯坦堡,他回来太好了,这一次是做主管。他大约6英尺高,身材细长但不瘦。说到头髮,他留着短髮,假如长长了,就很拳曲,但是他把它剪掉了。他戴着一只耳环和一副圆形镜片的小眼镜,一个非常不错的傢伙,非常关心人,也很擅长他的工作。他总能找点时间和你谈谈。 另外一个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是我们的舞编,普里西拉。这一次,我们都决定要找一些伴舞,男伴舞。(这可是西蒙决不会同意的事。) 那就是有普里西拉与我们在一起非常好的另一个原因。她认识这个国家所有最好的舞者,而且他们确实都尊敬她,听她的话。巡演的过程中,你必须非常非常健康。旅馆的运动中心恰好就靠着我们的小房子。他们允许我们把健身房圈起来一半,因此我们竖起镜子,用它们来排练以及和杰里一起上训练课。杰里是一个黑人小伙子,几年前出了一次车祸,被告知将再也无法行走了。杰里身材不高,但是非常健壮,他的腿细长得就像女人的腿。也许他看起来有点怪异,但他训练起来很认真。大卫喜欢和他一起训练,因为他的训练量相当大。上了他的一堂训练课,我就想,是的,你是个非常不错的傢伙,杰里,但是你只是不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女人。这个傢伙是我和爱玛的噩梦。 「再做10个仰卧起坐,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话吧。」他会说。 我们太幸运了,日光浴房间就在健身房后面。 虽然我们工作很辛苦,但是这和「辣妹营」的气氛完全不同,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被西蒙搞得麻木了,现在5个人又充满了活力。我们就像电流,相互激发出了火花。 没有生活，只有日程表 分而治之是我从学校歷史课上记住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老师用一束木棒来解释它。捆在一起的时候,你折不断——他拿了一束进来,我们都试了一下。但当它们被分开的时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断。就像我们,仍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甚至我们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决不会让西蒙拆散我们。 西蒙会把我们单独找过去,讲一些人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和饮食。他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对我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也许是为我自己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有人「出卖」了我了。但是谁?保安?厨师?私人助理?我们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动摇我们的阵营。因为在那样的氛围里,你最后谁都不相信。 然而,离开了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那么脆弱,谁也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而西蒙严密地控制着我们。他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选定对象区别对待,某一个「辣妹」在那一段时期决不能出任何差错。但是他所选的对象可能突然改变,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绝对的权力控制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们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许诺我可以和大卫见面——我确实这么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飞机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转过来说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国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经歷之一。也许西蒙也能感觉出我们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许我们的家人到伊斯坦堡看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託慈善」音乐会上——这是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坐在我妈妈身边的女人认出了她,问她演出后是否会到后台去看我。哦,不,我妈妈说。我们不去后台。哦,这个女人说,西蒙·福勒说我可以去。这个女人是桑德拉,大卫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大卫·贝克汉姆的母亲被邀请去后台,而我的妈妈没有。这让我非常生气,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了,我妈妈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好讽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说,我们选择伊斯坦堡进行我们的首次现场演出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某个主流地区表演。这不是真的。这是百事可乐的决定:从开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要贊助商,正因为他们贊助了整个活动,所以决定权在他们。必须选一个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的地方,这就使得选择范围小了一点。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乐很强大。而且,伊斯坦堡对我们的形象有利——这是个东、西方交融的地区,而不是以美国、英国为核心,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有点打破常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所有花费将由百事可乐支付,包括布景,这样我们在环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布景。 (结果是,有人把它彻底搞砸了——布景是建得不错,但是却无法搬迁,无法利用。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得彻底重建。) 伊斯坦堡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现场乐队。经过「辣妹营」紧张的排练以后,在舞台上现场表演感觉很自如。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是演员,在现场展示一切是我们做得最好的。观众喜爱我们。甚至评论家不久也收回了他们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用英国小报的双关语对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评价:「伊斯坦堡被照亮了」,「绝妙5人组暴风骤雨般让他们改变了信仰,」还有「背叛真好」。 第11页 要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辣妹世界》,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在全世界发行,因此「宣传」是一个我们不容忽略的词。不久我们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飞机、豪华轿车、旅馆、演播室、播音室、豪华轿车、飞机。新加坡、泰国、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累垮下来。大卫真是太好了,他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和我谈话从来都不知疲倦。每天我们要交谈8次、10次。虽然我经常只是哭。 脱离「监狱」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难友谈话的时候身边总有卫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从来不让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每到一处他总是跟着我们。媒体曾经称他为「辣哥」,那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他们告诉我们只有5个一等舱座位。作为录音合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坐一等舱。这不是奢侈,是我们经过的所有那些长途旅行中的必要。现在你可能会想,在那种情况下,演唱组——那5个姑娘——会坐一等舱,而我们的策划人会退让一下。不,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剔出了一等舱,这样好让西蒙坐在那儿。谁是那个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们5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如影随形的经理人极少有不在边上忙活的。我们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底我们回到英国准备在本国的首发,我们总要到一个接一个的电视台、电台做宣传。但至少我们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洁芮说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和律师谈谈。这件事由我做还是她做?我说应该由她来做。 我只在家呆了几天就又走了。我们无法终止「境外免税年」这个记时器的滴答声,我甚至都懒得打开行李。 你们没有生活,你们只有日程表。 我们的邻居吉格斯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个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为的是让我们适应一下双人舞的动作,那些旋转和举起,但事实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将有一个舞伴,他将和我们有同样的个性,穿上相配的服装,因此,卡明埃(发音是卡—明—埃)是撅起嘴的那个品牌造型。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傢伙,半义大利血统,在瑞士长大。他身着黑色紧身衣,他的头髮全部往后梳。梅兰妮·b的舞伴是吉米·古尔扎,她后来嫁给了他(接着又离婚了)。洁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关系。 我一看到他就意识到克雷斯琴其实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学校最受宠的学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欢他。他说他改名字是因为英国演员工会,虽然我好像也没听说过业内有另外一个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认克雷斯琴·豪斯福没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然后,爱玛的舞伴是埃兹太加·诺亚,个子小却灵活;梅兰妮·c的舞伴是罗布·纳斯,一个混血儿。另外还有两个舞者:塔考·巴巴(3年以后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们只是凑凑数、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换任何一个「辣妹」的舞伴。 我与卡明埃和路易斯的关系最好,尤其是在巡演过程中。他们知道我多么想大卫,经常走进我的化妆室和我聊天。他们俩对服装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谈论「古琦」和「普拉达」。 2月24日我们在都柏林的泊因特开演,在那里我们演了两晚。3月2日,星期一,我们在苏黎世举行了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场音乐会。那以后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们在欧洲的最后一次演出是4月1日在多特蒙德。然后是回到英国,回到曼彻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维多利亚 阿尔伯特旅馆的时候,我在沃斯利和大卫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练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在顶楼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录像,这时,「扑费」和「史努比」在厨房里开始大声吼叫起来。「扑费」和「史努比」(是「扑费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缩写)是两条罗特维尔小狗,那年圣诞节大卫为我买的。其实我更想要那种毛茸茸的狗,但是大卫一直受到一些跟踪者的纠缠,所以他说我们真的更应该买护卫犬。 不知怎么的,那两条狗正在做着它们的护卫工作,不知是什么让它们生气了。大卫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后花园里看,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攀越篱笆。 我不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同样的事情。那两只狗也是像发了疯一样。「扑费」和「史努比」在花园里,正对着后门叫。大卫说在门后他刚好能够看见一个人站着,正仰头往窗子看。所以他打开窗子,对着那个人大喊让他滚开。但是,那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盯着他,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大卫才意识到他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那些吵闹声开始的时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转身上楼,报了警。不出5分钟,房子上空来了一架直升机,3辆警车停在外面,到处都是摩托车。那个人不见了踪影。 很明显,所有这些大卫都告诉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两只狗呆在屋里的原因。虽然它们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实它们还只是小狗,我不想它们发生任何事。 这一次,我们没有麻烦警察。赖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离之外,因此大卫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有另一个朋友住在离这儿大约4分钟的路程。 「那支彩色弹丸枪在哪儿,大卫?」我说。 他最近刚刚和队友们玩过这种作战游戏,游戏中你用彩色弹丸相互射击。大卫是那种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装备齐全的人。因此,他带着一支枪去参加他们的彩弹游戏了,但是这支枪的威力太大,他们不肯让他用。 第12页 「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但是不用麻烦找它了,」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没有弹丸。」 「为什么没有?」 「我向隔壁房顶上开火,全用光了。」 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这话很有趣,但是那时我没有笑。 现在,赖安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赖安手拿棒球棒,另外一个傢伙拿着高尔夫球桿。大卫从大厅的包里抓起另一支高尔夫球桿。但是太迟了,无论是谁,他已经跑了。 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再也不想在那间房子里多呆一分钟了,我想这个疯子还会再回来的,任何事都会发生。我们甚至都懒得把衣服穿好。我只是在睡衣上套了一件田径服,上了车,开到了维多利亚 阿尔伯特旅馆,其他姑娘正待在那里。 我们刚刚上床,突然我开始想,如果这个疯子回去把狗杀了怎么办?幸好凡尔纳和jp还在,他们主动要求回去把两条狗带过来。因为「扑费」和「史努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就把它们放在旅馆的洗澡间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很大的响声——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卫早起训练的时候,他都像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一样蹑手蹑脚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混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开始大喊起来。洗澡间里到处是,猜猜是什么:毛巾上、浴盆里、地板上、墙上。这真叫人噁心。 对我们俩来说,沃斯利结束了。我们不能继续在那间房子里生活下去了。它一点也不安全,而且你没办法让它安全。无论如何,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不想再住在那儿,即使你在房子周围挖个壕沟,里面放满鳄鱼。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一个我们一结婚就买得起的地方。 解僱西蒙 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託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 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 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 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 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记住,记住11月5日。1997年11月5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闆。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僱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採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繫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繫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 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她就像一个难民。 「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 第13页 她没有。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 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 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 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 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西蒙解僱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 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 「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 大卫穿我的内裤？（图） 我们需要在靠近球场和机场的地方买一幢房子。当我外出旅行时,大卫不得不独自做这一切,因此每天训练结束,他就得开车四下寻找合适的房屋。 在一次这样的寻觅过程中,他来到了曼彻斯特南部靠近威尔姆斯洛的奥尔德里 埃吉。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了一些正在这一地区兴建的房屋的详细资料,可是他都不满意。但在他返回的途中,他注意到一些正在修建的维多利亚式公寓,因此他开车去看这里是否有要出售的。就这样他找到了这座公寓,在小道的尽头,周围栽满了树。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框架,但购房者可以乘电梯上去。那是顶楼,完全与外部隔绝,绝对安静,房间大而明亮,光线充足,空气新鲜。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想过要购买房屋,那是因为我们所见过的房屋没有一个是让人感觉安全可靠的,即便买下那些房屋,我们也得建造围墙,安装昂贵的安全系统和其他设施。还有,我们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想把钱花在一栋大房子上,因为,总有一天,大卫会结束在曼彻斯特的足球生涯。我们都是伦敦人,伦敦才是我们永久的家。即便大卫的足球生涯都要在曼联度过(如今很少有球员会这样),那也只考虑他一个人的情况。而且,当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抚养我们孩子长大的家的时候,那个家应该在伦敦。 幸运的是,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我有几天假期,我去看了这座公寓。因为楼层较高,光线比较充足,而且能看到周围乡村可爱的风景,总之感觉不错,而且我知道我能让它变成真正舒适的家。 正如戈夫橡树,奥尔德里 埃吉曾经是一个村庄,但铁路建成之后,任何在那儿建造价值超过100英镑的房屋的人都可以免费乘火车去曼彻斯特——当时100英镑可是一大笔钱。现在奥尔德里 埃吉还有许多旧式的房屋和庄园。尽管距离老特拉福德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周围都是乡村。奥尔德里 埃吉这个名字取自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归「国民託管组织」所有,山上树木茂盛,满眼绿色,是散步游玩的好地方。村庄里设施齐全,你需要的它都有;肉铺、面包店、熟食店、药店、干洗店、餐厅,还有两个规模不大的跑车陈列室:「青莲」和tvr,这是大卫喜欢的。 如果我在採访中说到这些奥尔德里 埃吉的跑车陈列室,我就会在新闻头条中读到:「高贵」为了那些跑车搬到了奥尔德里 埃吉。对于玩笑都无法理解的传媒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们仍然在不停地问——好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大卫是不是真的穿我的内裤? 这件事是由我参加一个电视聊天节目引发的。那个节目叫做「流行风」,当你出了唱片或者要宣传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参加这样的节目。这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电视採访节目之前做的(一些人甚至认为那是相当严肃的节目)。 「流行风」的制作人是佐伊·鲍尔和詹西·希克斯顿,那是一个你不得不表现得幽默风趣甚至滑稽可笑的节目,从介绍姓名开始,节目的内容都是在调侃讽刺(对于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人,「流行风」是明星们恢復名誉的诊所)。 并且,他们会为观众安排一个骗局,让一个还不到9岁的小女孩来问你问题。她会问是不是我让大卫穿了莎笼裙,以至于让法国南部的所有人都感到愤慨和厌烦。请记住我总是喜欢笑在最后——因此,我首先说「我喜欢穿裙子的男人」。观众们都笑了,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很有趣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他里面穿了什么——(停了一会儿)——我的内衣。」那完全是即兴的,只是个玩笑。 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採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 混乱的日子 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mtv「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 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 第14页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僱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 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贊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傢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 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僱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洁芮要退出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导。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导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第15页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行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藉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復。 自己管理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0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负责巡演,梅兰妮·b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繫贊助商。 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 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歷已经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隆纳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首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 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隆纳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隆纳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0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 第16页 让媒体重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维京决定让外面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召来了艾伦·爱德华兹,那时他正在做珍妮特·杰克逊的公关。 离开福勒以后,「辣妹」日程上的第二站是罗马。艾伦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向外界宣称「辣妹」在某日某时将在她们的旅馆阳台上进行即兴演出。这很有用。英国的媒体来了以后发现大街上挤满了我们的义大利歌迷,交通堵塞了几英里。新近宣称的「辣妹」的死亡,报纸上写道,太夸张了。 但是,那仅仅是开始。预订旅馆的时候,我们总会要一部联机电话。因为我们现在由自己管理,我们5个人每天晚上要花一个小时和律师通话。洁芮非常擅长这个,而梅兰妮·b每当认为需要调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会插几句俏皮话,比如这些律师穿着什么样的内衣裤。但这些都是重大的商业决策:贊助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英镑。虽然我和洁芮都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我们当时仍然处于适应期。 最终,在听取了所有的辩论、徵求建议和意见,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以后,我们总能形成一个小组一致通过的决定。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坚持所作出的决定,不改变主意。那时我爸爸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很好地教会了我。 这段时间最滑稽的经歷之一是在巴西。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我们得登上5只小船,船上装满了竞赛中获奖的人,然后在亚马逊河里漂流。 对任何一个坐在伦敦或者洛杉矶的办公室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来说,这似乎很不错,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亚马逊河是世界上食人鱼数量最多的河流吗? 因此我打电话给保罗·康罗伊——维京的常务董事——说我决不会踏上这个用树皮做的玩意儿,而且还有食人鱼围着船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我们已经拒绝了安排给我们的旅馆,这简直是一个粪坑——我房间的墙壁是蚊子的坟场。有人说他一个朋友有一艘大船可以给我们住。就这么定了。 天气热得像烤炉,那么,5位流行歌星上了一条拴在亚马逊河河岸上的内河船干什么呢?她们拿出威勐乐队的cd和麦当娜的cd,喝着龙舌兰酒。那天我所有能记得的事就是和着乔治·麦可的快歌跳舞,吃了几碗米饭。要么是龙舌兰酒,要么是米饭——我个人认为是米饭的缘故——我不久就和抽水马桶交上了朋友。真是魅力无穷啊。 让情况变得这么艰难的就是那个可恨的「境外免税年」。如果我们在英国——哪怕有一个专门的基地——事情可能会容易得多。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一间办公室给托莉。实际上,她只有一部手机,然后坐在车子里。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来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让我们摆脱了许多困境。但是这工作让一个人来做让人难以忍受。说到难以忍受,12月,我们的单曲《难以忍受》跃居榜首——连续第六首。「辣妹」仍在运转。 托莉建议我们见一见南希·菲利普斯,她曾经和她一起在我们的电视宣传机构「璀璨」工作过,托莉在加入西蒙之前一直在那儿干。自从离开西蒙之后,南希一直在v2工作,这是理察·布兰森把维京卖给百代时创下的品牌。南希先前是一家策划公司的合伙人,经他们策划的人里有「低音小调」演唱组和托马斯·道尔贝。 我们在巴黎的布里斯托旅馆见到了她。这是12月中旬,我们解僱西蒙刚刚过了一个月。我们和她交谈,告诉她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经纪人,而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为我们管理办公室。突然,她打断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拿起一个很大的玻璃菸灰缸递过来。「用这个,」她说。 因为她先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把嚼过的口香糖黏在一只漂亮的瓷碟上了。片刻,你能听到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但是从那里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南希并不是以此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废话。在唱片业,吹牛吹出来的热气多得足以让你飞越大西洋。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直来直去的人,完全脚踏实地的人。而南希当然就是理想的人选。 从一开始,她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她年纪在三十大几、四十出头的样子,很自然,谈吐文雅而且很得体,但并不古板。因此我们给她提供了一个我们认为她不可能拒绝的报酬,一个月以后,她接管了为「辣妹」运作的所有事务,从v2带来了她的私人助理,朱莉。她在1998年1月加入了我们,4月,我们在玛丽勒庞的办公室开始受理业务。 她背叛了我们 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 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復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 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导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导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导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 第17页 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黛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兇险的原因——军情5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黛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 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和彩排,她仍然觉得很难跟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出的步伐。并且她为此而受到了批评。当人们说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歌手时,那简直太可怕了。而事实上人们正是这么说的。我应该理解她。 但是「辣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她们歌唱得好或舞跳得好。在开始试听时,鲍勃和克里斯拒绝了比我们更优秀的歌手,因为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辣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好嗓子还因为我们有个性。而你绝对无法指责洁芮没有个性。 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越想就越觉得好像整件事都是洁芮精心计划好的:她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出来的时候作出歉疚的样子,要向社会偿还她欠下的东西,如果你不反对这种说法的话,为联合国工作,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而背地里却在录制她的个人专辑。然后就是光彩熠熠地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记得在「帕金森」节目中又见到了她,穿着救世军的灰色军装,扎着好看的马尾辫,没有化妆,看上去毫无生气,让人厌烦,说什么「姜汁辣妹」不存在了、「姜汁辣妹」死了等等,等等。我在想,你也许骗得了帕金森,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她的第一首单曲出炉了,是《再见,联合国的小可爱》。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放荡的洁芮」,披着一头丑陋的假长发——我不知道她以为她在做什么,但那样做真无耻。没有品位的洁芮又回来了。在音乐录影带中,一辆大轿车上放着一只花环,上面写着「姜汁」。「辣妹」有许多小歌迷,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她的音乐而批评她——至少媒体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她。音乐界的人做事有着不同的方式。洁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不是世界上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舞跳得最好的,要让她的音乐被人们接受,她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情,那样的话,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不错。 洁芮想要忘记她以前做过的一切,甚至忘记曾经有过一位「姜汁辣妹」。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如果没有「辣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是的,有时走在街上,当有人叫「餵,『高贵』」时,我确实感到恼火。我像其他人一样不想走在街上听见别人叫着自己的工作名。想像一下——「餵,建筑工人」或者「餵,接待员」。因为「高贵辣妹」是我的工作,是她成就了我。至于洁芮假装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她比较傲慢。 在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们知道她要离开。也许她认为我们懂得测心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也许这能使她的形象更好一些,否则等于承认是她让我们处境尴尬。当然,她确实就是这么干的。洁芮·哈利维尔让我们处于绝对尴尬的境地。 抽奖节目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去奥斯陆。此时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 维京的官方用语将会是:「洁芮正遭受着精神疲惫的严重困扰。」是的,正确。 我们知道奥斯陆将挤满各方媒体,希望看到我们拉长了脸,正如我们解僱西蒙时他们的表现一样。当时是离了他「辣妹」无法生存的「斯文加利辣哥」,现在是离了她我们无法存在的「姜汁辣妹」。 媒体中尽是一些负面的报导。从歷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这对她们不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黛安娜·罗斯离去之后,「至高无上」乐队就再也没有恢復过来。我们并不在乎歷史对我们不利,歷史说过一支女子乐队无法征服美国。对我们不利的媒体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重新排练节目。我们有顶替的伴舞,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准备一个替身「辣妹」。从编舞方面看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舞蹈演员都会告诉你四人舞总比五人舞容易。奇数总会让一个人站在中间,后面或前面。甚至在演唱上四个也比五个容易。我们一首歌一首歌地彩排。我则要增加很多唱段。第一次我要在《想要》中演唱了。 一旦走上舞台,我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不能总拿着一张纸,记下谁该唱哪一句。我们得记在脑子里。一旦我们之中有人该唱洁芮那部分的歌词却忘了唱的时候,就会出现让人难堪的沉默。这真够我们应付的,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情绪化。 因此,我们都坐在奥斯陆的宾馆房间里,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所有的媒体都说「辣妹」完了,我们只是在勉强维持。就在这时,托莉·威廉森走进来,说她要走了。 就像一部可怕的卡通片,我们四个脑袋一齐转向她,四个脑袋里也只有同一个念头。 「但是我向你们所有人发誓,我不是去和洁芮一起工作。」 一星期后,她和洁芮一起工作了。 第18页 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克雷斯琴(斯托姆或者豪斯福:洁芮的伴舞/男朋友)是否知道她的计划,但是他的合同未满,所以必须和我们待在一起,穿着「辣妹男孩」的演出服,哪儿也去不了。这让人有点尴尬,想想看,是的,你的女朋友刚刚离我们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那情形真怪。最后他只得离开。这倒不是出于报復,但是他只是一个配件。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傢伙。但是在所有的伴舞当中,我和他讲的话可能最少。因为对我来说他一直都是大学里的克雷斯琴·豪斯福,那时从不多看我一眼。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你是最得宠的一个,你从不正眼看我,而现在你却为我做事。 不久之后他就和洁芮分手了,接着开始和「唯有圣女」乐队的莎诗内·刘易斯约会。 我仍然感到震惊。我认识洁芮四年了,在温莎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同度过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平凡的时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现在她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一开始是对她的自私感到愤怒,然后感到她背叛了我,完全背叛了我。 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图） 事实上,奥斯陆的演出是我们最好的演出之一,当然也出了一些纰漏。这是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舞台的两侧有两个大屏幕,上面经常会出现我们的特写。在唱《辣翻你的天》的时候,那是演出快接近尾声时的一首歌,大屏幕上会出现电脑图像和烟火来增加现场气氛。我跳着舞,心里想着一切都进行得多么顺利,想着唱到「勐地向左转」时我应该转过去,我转过去了,简直不敢相信屏幕上看到的一切。没有烟火,没有电脑图像,而是一些戴着安全套在洗桑拿的乐队工作人员和露着胸部的女人的镜头。 我全身像要着火一样。我气得要冒烟了。须知所有的媒体都在那儿发疯似的想找到攻击我们的东西,而且有一半观众还是孩子:你让小比扬和他妈妈来看某个戴着安全套的胖男人和上身没穿衣服的女人的片子,而且他还在摸她的奶子。 下台之后我发火了。 「我的年纪也许只有你们的一半,」我对那些已经显得很羞愧的工作人员说,「但你们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吗?乐队刚走了一名成员,成群结队的媒体在前面等着看我们出洋相,而这就是你们干的事。我不管你们是否一向如此。这种行为是完全、绝对不允许的。」 他们都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一些人担心起来,开始向我们道歉,请求我们四个不要解僱他们。这些大男人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人要失去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要尊敬比我年长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要解僱那些在我出生前就在这一行工作的人。 其他的姑娘们都吓坏了——主要是因为吃惊。我已经沉默了四年,这是我惟一一次出来说话。事实上,我很高兴站出来讲几句。洁芮做的那些事我一直都很擅长,可是我总是让她去做。那是她的特长,是她表现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在我们最擅长的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天赋。那如果我的天赋就是解僱一群中年白痴,其他的姑娘们就让我来办。在这一点上我们团结一致。 除此之外是梅尔·b的生日。事实上,这是我们忘记烦心事的好机会,我们在宾馆的套房里为她举行了意外的派对,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那儿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套房外有一片很大的装饰好的露天平台,还有烧烤的地方,因为是夏天,斯堪的那维亚的夜晚好像永远不会黑。吉米·古尔扎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男脱衣舞演员。这个傢伙绝对无耻,是个十足的让人噁心的傢伙,浑身肌肉,长长的金色捲髮,像是尚格云顿和「阿巴」乐队的本尼的杂交。无论他在哪里都应该带上健康警告。 在我们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之前,我们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演出设备可以运抵迈阿密。作为由帕瓦罗蒂举办的援助利比利亚战乱中儿童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嘉宾,我们在欧洲还有一场演出。我很兴奋,因为参加这次演出的除了席琳·狄翁、纳塔莉·科尔、瓦内萨·威廉斯以及乔恩·彭·乔以外还有史迪威·文德,我爸爸心目中的英雄,我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我儿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跟着唱《公爵先生》。我经常播放这首歌,然后在大厅里跳舞。事实上,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特地打电话给首都电台,把它当作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点播了它。 我就是在那样的音乐背景下长大——史迪威·文德、芭芭拉·史翠珊、安妮塔·贝克(《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底特律黑人音乐和「甲壳虫」乐队。小时候,楼上的收音机总是开着——通常都是首都电台。楼下,我父亲有自己的音响和很棒的六十年代的唱片集。 人们说你不应该去见心目中的英雄,因为那只会让你失望。尽管史迪威·文德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特别是能够向他介绍我的父亲。 但我得把我父亲拉过去。 「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去。维多利亚,我的意思是,我见了他该说些什么呢?」 当歌迷们排起长队来看我们时,你会发现,他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老实说歌迷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知道人们喜欢你,知道你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者让他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就足够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这么做呢?说这是特权一点也不夸张。 第19页 那么这两个星期的自由时间,我的那位了不起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吗?没有。英国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个小事情,叫「世界盃」。我们只是在法国南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住了短暂的几天。 我是在颁奖典礼上遇到埃尔顿·约翰的,这种事在音乐圈经常发生。埃尔顿甚至客串过我们的电影。但我们并不像朋友那样熟。开始是大卫先认识他的。一年前,我去了米兰的范思哲时装秀,大卫则被邀请去看男士成衣秀,大卫坐在前排,而埃尔顿就坐在他旁边。大卫很害羞也不引人注目,埃尔顿转过头来跟他说见过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事。他对大卫说他知道总是在聚光灯下面有多痛苦,如果我们想暂时摆脱这样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去他在法国南部的别墅。因此当洁芮离开以后,我和大卫碰巧有机会在一起呆几天(此前大卫事实上和英格兰队一直在西班牙的芒加城),我们给埃尔顿打了电话:「我们不想太冒昧,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接受您上次的邀请?」他真是个好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那里。 埃尔顿的别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未见过这么符合我的品位的房子。它坐落在尼斯的一家公园的中心,下面是一座小城,因此在别墅中你可以俯视地中海。别墅远离公路,还建了高高的黑色电子门,太漂亮了——甚至花园里还种了与房屋风格协调一致的可爱的柠檬色的花,屋子里摆满了令人赞嘆的艺术品。我最喜欢的是艾伦·琼斯的两幅作品——两个女人手、膝着地,脚穿束脚靴,正为主人举着一面镜子。如果我要搬到埃尔顿家里住,我连床罩也不会换,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与王子见面 在曼联的生活永无尽头,赛季前的训练在7月13日星期一开始了。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最后一个周末,然后就只能说再见了。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都没有再见面,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藏起了他的一件旧衬衫,剩下的旅途中,我就穿着它睡觉。我睡觉前会想像他在做什么。如果是在同一个时区,这很容易。我们都在睡觉,我会知道他在想着我。但是处于不同的时区,他可能在做其他事,可能不是在想着我,至少那一刻没有。 为了不让我精神崩溃,我有了一个旅途中的家:那些姑娘们、凯琳、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肯尼、伴舞卡明埃和路易斯、理察·琼斯(现在是我们的巡演主管),当然还有从伊斯坦堡就和我们在一起的乐队,他们不仅极有天分而且都是很容易相处的好人。大卫离我这么远,所以他们都帮我摆脱烦躁的情绪。 那么,按照摇滚乐的好传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他们。说到打击乐器,我向你引见费格斯·葛朗德,一位顶级音乐家,特别可爱,非常频繁地变换头髮的颜色。 接着是鼓手安迪·冈噶迪恩。安迪有自己的招牌形象。他经常在长裤外面穿上肥大的裙子,配着大大的长筒靴和罩衫。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那顶奇怪的帽子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鬈髮。他有着古怪的双重个性:特别害羞却又非常固执。 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键盘手西蒙·埃利斯,同时也是我们的音乐监制,他确实特别有趣,一个绝对的喜剧演员,总是模仿别人,发出滑稽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另一位键盘手迈克·马丁,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好。他过去总是穿着战斗服和紧身上衣。我们称他为「情人·情人先生」,因为他经常扭动着他的臀部。他对音乐很有感觉。 我们的主吉他手保罗·金德勒,一位从事音乐行业多年的杰出音乐家。尽管他非常不喜欢与人交往,但他非常友好,脸上总带着快乐的笑容。 最后是我们的低音吉他手,史蒂夫·勒文森。他留着吓人的长髮绺。个性非常善良、可爱。旅行途中,我经常和他谈个没完。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大卫打电话,但是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海岸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和大卫都醒着的时候。并且如果大卫随曼联队外出踢比赛,他们都不会为我接通电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感到很孤独。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背景里听到「伦敦东区人」节目,还会听见妈妈说:「把电视关小一点,克里斯琴」,然后,我又听见她说:「把炉子上的蔬菜端下来。」挂了电话,我就忍不住哭了。所有那些平常的事情。我太想他们了。回家后我发现,离开时还是个姑娘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家里的小宝贝弟弟长出了短鬍子,还有了腋毛,又交了女朋友,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开始工作了。 如果四年以前你问我,我的旅馆房间外面有风景可看有多重要,我会说我不在乎,而现在我整天都呆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无法忍受那种被禁闭的感觉。我得感受自由,即使是看日落或看月亮这么小的自由。那是大卫也能看到的同一个月亮。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窗口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直有幽闭恐怖症,我不喜欢火车和飞机上的洗手间。 大卫离开之后,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在明尼阿波利斯,更多的人到后台来看我们,其中包括「王子」乐队。「王子」就坐在舞台旁边的小包间里,这太让人惊喜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吉米·杰姆的傢伙,——一位黑人制作人和作家,这简直是双重惊喜。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和珍妮特·杰克逊合作,完成了所有歌曲。能和这样一位歌曲作者和制作人合作,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所有人遇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一样,我们一下子都笨得说不出话来。 第20页 「知道吗,」吉米打破了僵局,「我绝对是你们的歌迷。我妻子给我买了一件『辣妹』t恤衫。言归正传,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无法相信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想问:「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后来他和他的搭档特里·刘易斯为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写了三首歌。他们一起被称为杰姆和刘易斯。 这时候,「王子」就坐在那儿,穿着天鹅绒的长裤,在分开的两腿之间夹着一根银顶拐杖。我知道他身材矮小。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小,应该说非常非常小。但是每一英寸都透着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光芒。他的鞋跟很高,尖尖的下巴使他显得很瘦削,脸上化着浓妆,头髮拳曲,经过许多打理。我记得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台上下来,当然,他没有。在台上的是我们。他用低低的、沉静的嗓音说我们的演出太棒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爱玛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唿你,我是说,既然你不再是『王子』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叫我『朋友』。」 妊娠测试 就在洁芮离开以后,而且人们正为主教练离开加萨、离开英格兰队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卫穿莎笼裙的事发生了。一位足球运动员(人人都知道是极有品位的人)不可能选择穿这么愚蠢的衣服,那么一定是因为我。小报上登出了具有它们一贯风格的标题:看看谁穿了裤子? 事实上,几星期前大卫和吉米·古尔扎一起出去购物,他们都买了让·保罗·戈蒂埃莎笼裙。这完全是大卫的主意。他穿了一条因为他觉得看上去不错。一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吃晚饭,大卫决定穿上它,就围在长裤外面——我是说在峇里岛男人们总这么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穿,在他受到那么多指责之后,谁还能再责怪他?但这是在夏天的晚上,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埃兹,你们希望他穿什么?三件套的西装还是足球队的队服?或者是设计成英国国旗的短裤、白色短袜、凉鞋、啤酒肚,就像英格兰6月15日打突尼西亚那场比赛时充斥着马赛电视屏幕的时装偶像们? 我有多爱大卫?我们在迈阿密彩排美洲巡演的第一场时,大卫打来电话说,主教练格伦·霍德尔不准备让他上场踢在马赛举行的对突尼西亚的比赛,主教练告诉他——以及全世界——大卫太痴迷于他的「辣妹」女友以至于不能冒险让他上场踢球。他难过极了,我雇了一架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了尼斯,事实上,我们只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我又飞了回去。 洁芮离开后,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美洲巡演了。我们在那里的推广人威胁说要退出。毕竟,开始我们承诺有五位「辣妹」,而现在只有四位。一切都取决于迈阿密的第一次演出。 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担心——我们一直对我们的音乐和表演有信心。紧张的是维京那些人还有我们的贊助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点让人泄气,我们习惯了在暗处靠灯光让整个演出现场兴奋起来。而这一次我们得在露天剧场演出,走上舞台,阳光照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舞台前的座位下长了很高的草,这让人想到了长满草的小山丘。一到那里,我就意识到这里极像另外一个地方——布伦海姆宫。这里只缺贝瑞·曼尼洛和羊粪,取而代之的是,蚊子黏在我的假髮上。 天气热得厉害。他们说这是非常炎热的一段时期,说是千年以来最热的天气。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四处装满了洒水装置以降温。我从不喜欢炎热的天气——如果在海边或游泳池旁边,并且没有化妆,那倒没问题,但现在我觉得难受,情况太糟了。但是我知道冲到法国去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我只能尽力做好一切。小时候,外婆告诉我,人和动物、男人和女人表达「出汗」的用词是不一样的,马用「淌汗」,男人用「有汗液」,而女人只能用「感到热」。那么,如果我「感到热」的话,那简直是原子能发出的热。我那时简直是在不停地淌汗。服装的更换频繁得有点可笑,这是很糟糕的事,所有的衣服都黏在身上,每动一下都让我感觉更糟。我是说,那些氯纶织物可不是亚麻布。 「你不认为你可能是怀孕了吗?」凯琳第若干次为我补妆时问道。每一次走下舞台我都要补妆。 怀孕?不太可能。首先我患有多囊卵巢症,医院告诉我靠我自己是无法怀孕的,其次,这些天我和大卫几乎见不上面——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你上次经期是什么时候?」凯琳接着问。 你知道我怎么答?我不知道。我的经期一直都没有规律,而且已经几个月没来了。但是随着凯琳不停地发问,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紧张而激动。尽管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怀孕,可是我私底下却希望是这样。 「我来给你做个妊娠测试。」凯琳说。那好,我总不能自己到迈阿密找个像「布茨」一样的药店吧。 阴性。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时差反应现在肯定早过了。6月20日,我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 「也许现在还太早,妊娠现象显示不出来,」凯琳说。「我会给你再做一次。」 我们早先为《想要》做电视宣传时,凯琳就和我们在一起。我想,那是在「天空」节目中。我还记得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中见面,那多有意思啊!凯琳是身边最好的人,并且她懂许多东西——不仅仅是知道妊娠测试——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科幻杂志。她总是很冷静,而且实事求是,也许是因为在做化妆师之前,她曾经想做一个体育教师。想想看,如果我上学的学校有一个像凯琳这样的体育老师,我的学校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啊。 第21页 被「狗仔队」跟踪 六个星期,10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新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趣,但却没有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 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噁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噁心、下午噁心、晚上噁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噁心。 奥尔德里 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超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超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超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速,如果他要超车的话,他可以超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傢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慾。 我们站在柜檯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贊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沖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傢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傢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傢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第22页 大卫的绯闻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潮——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麦可·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 巡演结束后没有举行派对。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梅尔·b怀孕了,梅尔·c开始制作个人专辑。而我只想回家,做个普通人。我已经厌倦了报纸上的照片。我厌倦了这一切。 大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慵懒一些,而我也不用化妆,不用为任何事烦心:这就是埃尔顿的家。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那个池塘的边上,埃尔顿的管家,洛朗,说有电话找我。 「是洁瑞。」 「哪个洁瑞?」 「洁芮·哈利维尔。」 我非常惊讶。她离开乐队已经快四个月了。虽然我们曾经想和她谈谈,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字。所以这次通话显得有点不自然。我说,你好吗?她说,听说你快生孩子了,真是太棒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在乔治·麦可家见面吃顿饭怎么样?在圣特洛佩,她就住在他的家里。 「太棒了。」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 去圣特洛佩乘直升机最方便。因此洛朗送我们去了尼斯机场。乔治·麦可家来的人在那一头接我们,洁芮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站在前门接我们。 接着都是一些「你怀孕了,真是太棒了」、「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我在想我的老搭档真的想和我言归于好了。然后她又说,计划有了一点小变动,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安排好了让我们出去吃,」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假如我知道要出去吃饭,我根本就不会来,因为我会想:有可能被拍照——「姜汁」与「高贵」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所有那些报导。 最后我别无选择。摄影记者聚集在饭店的门口,拍照、闪光灯。这肯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吗? 可是几天后,照片登出来了,她居然没有打电话来道歉或者说点什么,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不知道她出了一张唱片?不,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令人悲哀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愉快。 9月末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戈夫橡树的厨房里吃早饭,我父亲进来了,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我记得那是星期三。《每日星报》头版的小部分、对开页以及中心页跨页图登着一幅裸体女人脸朝下躺着的照片,大奶子露在外面,一副生气的表情,化着浓妆,总的来说有点不男不女。文章说大卫在遇到「高贵」之前和这个姑娘约会,等等,等等。她还说她经常想早点上床,而大卫宁可熬夜和她爸爸一起看足球赛,这让她非常厌烦。还有他在床上如何这样、那样——媒体就喜欢干这些下流的事情。 没关系,那是发生在我遇到大卫之前,而且她也说以后再也没有了大卫的音讯。但是当你怀孕了,你就会感到很脆弱。我给大卫打电话,他说对此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不错,那是真的。他曾经和她约会,但那是遇到我之前很久的事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当你怀孕了、身体软得像布丁时,你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两天后,星期五,我和我妹妹还有玛丽亚 露易丝去了健身房。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手机就放在跑步机前端的控制钮旁。这时,电话响了。 大卫。 嗨,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哪儿?在健身房,跑步机上。 「有什么事吗?」我说。因为报纸上的报导我依然感到不快。 「我接到电话说明天报纸上会刊登另外一个故事。」 「噢,什么故事?」 「某个女孩说在你外出巡演期间,她和我通过几次电话。」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会尽力了解更多情况,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还在跑步机上,这会儿我加快了速度。 电话又响了。 「怎么样?」 「坏消息,这个女孩想说明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立刻我觉得整个胃都翻了过来。我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放声大哭。这时整个健身房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还在该死的跑步机上跑着,完全地歇斯底里了。这时健身房的主人,一个叫做丹尼的傢伙,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一间储藏室,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就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样。 那个叫西蒙尼的阿根廷人（图） 小贝被罚下的一幕 他们刚乘机抵达圣艾蒂埃纳。世界盃在法国许多城市都有比赛场地,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布列塔尼的拉 布勒。大卫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飞行,现在他们正乘大巴由飞机场去体育场。 第23页 就在那儿大卫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我对大卫究竟说了什么,以及他对我说了什么,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他是那么那么的高兴。大卫一直就想有一个家,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论着这些。 不久之后,我们都去了一家英国酒吧,在那儿看英格兰对强队阿根廷的四分之一决赛。在世界盃比赛初期,主教练格伦·霍德尔因为没有让两位年轻的球星贝克汉姆和麦可·欧文上场而受到了媒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们都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报纸上说这是人民的力量(尽管在「辣妹」面前他们不会这么说)。所有人都认为英格兰队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这场比赛将非常精彩。尽管仍感觉不适,我还是决定去。 不管你怎么看待足球,世界盃总会引起你的关注——而且这场对阿根廷的比赛确实让人兴奋,特别是我,因为大卫踢得那么好。半场结束,比分是2比2平,下半场刚刚开始,阿根廷队的队长从背后冲撞大卫,大卫摔倒在球场上。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大卫抬起了一只脚,那个叫迭戈·西蒙尼的人也摔倒在了草地上。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以及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有多么严重。因此当主裁判向大卫走过去,并且向他出示了一张红牌时,没有人能相信,我们从大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无法相信。与比赛中发生的一半事情相比,这样小小的一个绊儿简直微不足道。毕竟,那个傢伙是故意冲撞了大卫——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几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响了,大卫在更衣室打来的电话。他很沮丧,问我从电视上看那个动作是不是很大,我说,我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他说如果英格兰队输了这场比赛,几小时之后他就会和我在一起。尽管被红牌罚下意味着停赛两场,但他认为在全队离开之前,主教练不会允许他走。尽管我非常希望英格兰队能赢得世界盃,可是我怀孕了,我希望大卫和我在一起,并且大卫也需要和我在一起。一切都那么让人动情。 事实上,直到比赛结束之前,人们都相信英格兰队会赢,因为尽管大卫不在场上,英格兰队看上去也比阿根廷队踢得好得多。但是在接下来的点球决胜中,他们罚失两粒点球。英格兰队的世界盃之旅结束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指责,格伦·霍德尔没有受到指责。没有。受到指责的是大卫·贝克汉姆。我不想再提指责大卫的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太让人沮丧了。但滑稽的是,世界盃期间另外还有22名球员被罚下场,有人指责他们吗?其他国家尊敬他们的优秀球员,英国却喜欢对他们横加指责。 第二天下午,英国航空空司派了一架协和飞机去英格兰队的营地接全队回国。在希思罗机场大卫的父母被允许带着大卫的东西呆在海关境界的后面,在一间私人房间内接大卫。在乘下一班协和飞机去纽约之前,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刚从一架协和飞机下来又要乘另一架协和。 大卫向我妈妈发誓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 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傢伙五十英镑,熘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第24页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髮,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导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导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餵,『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蔔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勐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导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导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 大卫送我一件「巴西」队服 可是不知怎么的,媒体也设法到了海关境界的后面——两队摄像记者还有六个摄影记者,他说,在他去英国航空公司转机手续办理处时伏击了他,开始辱骂他。他们不仅拍照,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可他们当面辱骂大卫,大卫惊呆了。在曼联踢球时,大卫已经习惯了口头上的谩骂,可这一次比他以前经歷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为太出乎意料了。他后来对我说:「是加利的话让我不至于失去理智。」 第25页 在去比赛的长途汽车上,大卫一直坐在加利·内维尔旁边。当我告诉他我怀孕了的时候,尽管当时他都高兴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比赛结束后,在所有那些事发生之后,他说他得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加利。 「加利真聪明。得知这一消息,他只是说『太好了,大卫,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话让我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赶过来陪你。」 我们正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台演出,一个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过。就在那时,我屏住了唿吸,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走路的样子。我不敢叫出声来——在我的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向那个人走去,扑上前抱住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对方,颇有一点动情。接着我想起了手里握着的东西,把它交给了他。 这是我那天早些时候做的扫描偏振片。因为我的经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怀孕几个月了。 「别让我哭,」当他紧紧抱住我的时候,我说。「那会冲掉我的睫毛膏,凯琳会生气的。」 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一发现怀孕了,就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点了太平洋油鲽、蔬菜、土豆和面包。 那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怀孕了,而你又不吃东西,那对你的胎儿没有好处。我不在乎会发胖,不在乎我的长相。因为尽管在我遇到大卫之后,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旦你的饮食失调——我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轻到危险的地步——再恢復正常的饮食相当困难。旅途奔波以及大卫不在身边对我恢復正常的饮食都不利。一旦报纸上赫然写着「矮胖辣妹」或「胖辣妹」,我就会作出很坏的反应。我会看着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说:「是的,你真令人讨厌。」公众说你得减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窍。这么说吧,我甚至测量过我的大腿有多粗。情况变得很古怪,以至于那些年我一直拼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我患厌食症是因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发现自己怀孕,一切就都变了。 一开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饮食必须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从美敦赫德和洁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吃过东西。现在,我一天吃三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甚至脂肪:把黄油涂在面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维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这类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卫在「辣妹世界」度过了精彩的十一天——这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办法丢开工作去真正享受这一段时光。可是只要大卫在身边就很不错。大卫就是大卫,拉着我的手时他很高兴,把我的头摁在一只桶上或者一只碗上、逼我吃饭好像他也同样高兴。 尽管工作人员和舞台设备走公路,我们有一架五十座飞机供伴舞、髮型师、化妆师加上所有陪着我们的家人乘坐。自从西蒙离开后,我们一致同意永远不再和我们的家人分开。离开家的三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你需要一位妈妈在身边。而且我又怀孕了,身边总有一位体贴的母亲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都把她当妈妈,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这架飞机上的气味不对劲:一定是因为机上携带的食品。其他人都闻不到,只有我,一上飞机就开始噁心,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停。 大卫到纽约之前,我告诉他我在耐克城里看见了一件特别酷的运动衫。 「什么样子的?」他说。 「鲜艷的黄色,上面印着『巴西』字样。」 因为我们是在通电话,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从他接下来发的脾气中我能想像出来。 「不要以为你认识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他说得有点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购物回来,我正在睡懒觉,他从门口扔给我一个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的黄色运动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飞往康乃狄克州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坐下来,闻到了一股怪味,然后就一直噁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 谎言与事实 珊迪把冰块从她裸露的身体上滑过去,让它掉进了大卫的嘴里。 求——你了。《世界新闻周刊》报导,这个女人在斯特林弗洛曾经为大卫·贝克汉姆跳脱衣舞,大卫则请她去看他与义大利尤文图斯队的一场比赛。 「我从香槟桶里拿出一块冰,让冰块顺着身体缓缓滑过。大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大卫简直魂飞魄散。他说他从未到过斯特林弗洛,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要指控什么人,你得有证据,否则只能是他一句、你一句。这一次我们掌握了证据。 第二天,法院下了强制令,禁止再刊登此类消息,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会面和电话联繫,大卫赢了。庭外和解。我们获赔了一大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还有道歉,尽管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他们的道歉。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因为你如何能忘记那样的事情?你认为你不会再想起,可它就在那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在那儿。那些卖故事的女人对此毫不了解。这是一种最寂寞、痛苦的感觉,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经歷这一切是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会希望他们经歷这种事。 第26页 人们总是说,如果报纸上刊登了假消息,你为什么不起诉他们?但是,首先起诉得花钱,而且通常这钱都花得不值。问题是,报纸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写一些他们知道可以逃避惩罚的东西。出于兴趣,以下是我曾经在我的日记中记下的一些谎言。 谎言:1999年圣诞节,我们花了48,000英镑给布鲁克林买了一个微型「法拉利」。 事实:当时我们到哈罗兹去看圣诞老人,布鲁克林坐在那辆为百万富翁制作的可笑的「法拉利」车里。有人拍了照,把照片卖给了报社。 谎言:我每年花60,000英镑做头髮。 事实:做头髮几乎不花钱。通常是唱片公司、电视公司或那天我为之工作的人付钱。如果我不是在工作,泰勒,我的髮型师,免费为我做头髮,同时他也为大卫理髮。我们付得起那笔费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对他是很好的宣传。谢谢你,泰勒,以及所有免费为我们做事的人。 谎言:我们花2000英镑给布鲁克林买了一辆电动玩具 吉普车。 事实:我们只花了250英镑从「你的玩具」店里买的。 谎言:我乱插队。 事实:我怀孕期间,有一次急着上厕所,因此我就问卫生间里的这位女士能否让我先上,否则我就要尿裤子了,还要殃及地板。另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去特斯科买些樱桃。那儿收银员不多,我前面的女士买了一推车的东西,因此她问我要不要先付帐,因为我只买了一包樱桃。好的,我一边为她签名一边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的话。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报。「高贵辣妹」高贵得不排队了:她挤到顾客前面,让所有人大为不悦,而她对此不以为然。在机场人们总是想把我和大卫推到前面去,而我们总是谢绝他们的好意。 谎言:我们买下了埃塞克斯海岸外的一座岛。 事实:我甚至不知道埃塞克斯附近还有岛。 谎言:我和麦当娜为正在销售的诺丁山的一座房子打 起了价格战。 事实:真令人难过,这不是真的,但能和麦姐扯上任何关系都很酷,那么谁在乎呢? 谎言:我将飞抵洛杉矶与凯文·科斯特纳商谈出演《保镖2》事宜。 事实:要是这样就好了。 谎言:大卫在上猎鹰训练课。 事实:大卫连虎皮鹦鹉都害怕,更不用说猎鹰了。 谎言:大卫花五万英镑定做了一张镀金的司诺克球檯。 事实:他只有一张普通的司诺克球檯。 谎言:大卫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和。 事实: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在生活上他们互不干涉。他们为什么要相互干涉呢? 谎言:我告诉大卫他该穿什么。 事实:大卫穿衣很有品位。我穿的有些衣服他不喜欢,很少发生相反的事情。大卫个性很强,他不想做的事他绝对不会做,无论是穿衣、做事还是说话。我倒是想接受莎笼裙和头巾的荣誉,但我可以老实地说这都是大卫自己决定的。 谎言:新房子里布鲁克林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圆顶天 花板。 事实:没有。只是普通的平顶和以前住户留下的画在四周墙壁上的迪斯尼人物。 谎言:大卫很胖。 事实:他们会让一个胖子当英格兰队的队长吗?是的,我的忍受力有限。有人真的相信我愿意和一个无法让我动心、让我兴奋的人过一辈子吗? 谎言:我是个男人。 事实: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只是它使得布鲁克林比我们认为的更特别了。 这还只是开始。 我并不想移居米兰 那么这些谎言有意义吗?我是说,是谁在那儿惦记着布鲁克林的车究竟是花了两千英镑还是两百五十英镑?大多数人无法给他们的孩子买任何一种电动车。那正是这些谎言的意义所在。想像一下某人在星期天的早晨读到这样一份报纸,而他们却在拼命地偿还着他们的抵押贷款。然后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我和大卫如此相爱。显然我在银行里有五千万英镑的存款。大卫花五万英镑买镀金的司诺克球檯。你能想像一个人看到这些,心里想,「杂种」。这是嫉妒,而且你无法指责他们。接着他们去看球赛,大声辱骂。 还有那些加在贝克汉姆头上的性丑闻谎言。难道那只是无害的玩笑吗? 我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我爸爸建议我们一起外出旅游。可我妈妈还是有些担心。 「你和大卫都太冲动,得有人跟你们一块去,防止你们相互伤害,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我爱我母亲,可这是我和大卫之间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露易丝和她的男朋友史蒂芬·劳伦斯跟我们一起去。最近他们过得也很辛苦,露易丝生了利伯蒂之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史蒂芬有四分之一的义大利血统——那就是利伯蒂的皮肤有些黑的原因。 但是去哪里?我在意什么呢?反正我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头脑中的黑暗的角落。它像一只笼子一样紧跟着我。 最后,问题只剩下什么对大卫比较适合、我妈妈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买了四张便宜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米兰。 「托莉,那次你去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科摩。」 啊,是的。当娜泰拉·范思哲: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人生活的滋味。 在飞机上我们都尽力不提那些事,可我神经绷得很紧,我就像一只很薄的玻璃杯,你把它放到桌上时,只要角度不对,它就会碎裂。但是有种东西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以我的生命发誓那不是真的。我也知道,这正给大卫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可这就像我咬下自己的指甲、痛入骨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会很痛,但我似乎需要这种痛。 第27页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煳,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睪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煳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史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义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找个地方结婚 最后让我摆脱沮丧的是安排我们的婚礼。在美国巡演时,甚至在我怀上布鲁克林之前,我们就开始考虑了。我知道自己不善于把事情安排给其他人做,尽管我不断地听到爸爸的声音在说「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亲自动手」,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我对婚礼安排方面的事一无所知,从在教堂干什么到你可以在哪儿租到大帐篷、椅子和桌子。我需要的是一个婚礼协调人。 正是我的巡演主管理察让我接触了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 琼斯。我回伦敦的时候和他见了面,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佩里格林。他非常有趣,个子矮矮的,脾气好极了。他和安东尼·阿姆斯特朗 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现在称为斯诺登男爵。佩里格林听起来比他现在的地位甚至更高贵。但是他一点也不自高自大。他完全不把他的这层皇室关系放在心上。例如我会给他打电话,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就会说:「带着那条威尔斯考杰狗散步。」 在布鲁克林出生前,我去看了拉特尔斯城堡。自从巡演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我看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合适。这个地方离公路不能太近,可是还要让客人们容易找到。同时,我还希望那儿有为客人们提供的舒适的房间,而拉特尔斯城堡有十四间卧室。我当然希望在英格兰举行婚礼,但是看过的地方都不合适,要么就是他们听到「高贵」和「小贝」这样神奇的字眼,立刻就会开出天价。 事实上,这时候钱并不是问题。我们订婚后不久,大卫的经纪人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有人愿意出100万英镑买那些照片。我很矛盾:这是我们的婚礼,我希望它尽可能地让我们多一些隐私。而且我也真的不想上《你好!》杂志。它被戏称为《你好!再见!》杂志:所有那些让他们的婚礼登在该杂志上的人都以离婚而告终。但是说到底,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给你开出那么高的价码,你至少会想一下,否则你不就成傻子了。 最终使得我们做出决定的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杂志做这件事更保险一些。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我的肩上好像卸去了一副重担。现在我不用再担心拥挤的歌迷。他们能办到我力不能及的事。靠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将绝对是一场噩梦。要想确保没有人擅自进入派对现场,付给我们的100万英镑只是他们的第一笔开支。在梅兰妮·b的婚礼上,一群摄影记者躲在一个小岛上,穿着伪装服在那儿躲了好多天才被发现。 第28页 我们去看拉特尔斯城堡的时候肯定是一月份,尽管那时天气很冷,到处都是冬季萧索的景象,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结婚的地方。像所有小女孩一样,我也曾想像我的婚礼将会举办得像一个童话故事。我是公主,大卫是王子,我们将在城堡里结婚。大卫和我有一样的梦想。拉特尔斯城堡和我想像中的城堡完全一样:有塔,有角楼,上面爬满了常春藤,颇具乔治王时代的哥德式建筑风格。城堡里面也如你们所能想到的那样古色古香,但都刚刚装饰过,不像我们以前去看的许多地方骯脏得让人不快,诸如椅垫上有破洞之类的事。我想要一个非常干净、让人感觉很愉快的地方。拉特尔斯城堡正是那样。两家人将要住的所有房间都很漂亮、阳光充裕,开着大窗户,还有让人感到快乐的气氛。甚至连地毯都是新的。 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那个装饰性建筑——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废墟,离主建筑大约500码。 「那么,这里难道不是结婚的最佳地点吗?」佩里格林说。要看出这一点,你得有点想像力,不过,没错,如果佩里格林能舞动他的魔杖,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事实上路边就有一座教堂,但不是特别好,在安全方面,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事实上,那个装饰性建筑是一片废墟。它一直延伸到岩石中,因而特别潮湿。一个流浪汉曾经住在那里,没有地面可言,你能听见下面的流水声。但是如果他能把它改造好,那它就是完美的,完全符合我和大卫所想要的浪漫的罗宾汉式的中世纪风格。但是,佩里格林说还有一个小问题。在爱尔兰,要使婚礼合法,必须在受到神庇佑的土壤上结婚。和阿伦·爱德华兹在一起工作的卡罗琳·麦卡蒂尔来自北爱尔兰;你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凑巧的事,她父亲与教堂有点关系,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特许。否则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婚姻根本不合法。那岂不是很滑稽吗?不利之处在于,佩里格林解释道,那里只能容纳少部分人——最多30个——不过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个附带的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将只限于一些最亲近的人,接着我们将举行盛大的派对。 最困难的部分是必须找到一个与大卫的训练日程不冲突的周末,因为拉特尔斯城堡已经有了很多预约,所以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时间是合适的:1999年7月4日,星期天。 因为要做好多准备工作,所以拉特尔斯城堡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租下了。我们在婚礼前两天去看了一下,那时它已经像我们计划的那样了。 《ok!》杂志生怕哪一家竞争对手发现什么,所以,事实上是他们雇了一架私人飞机接我们去了都柏林——「我们」包括我们全家和我的结婚礼服。 刚订婚的时候,我想逛百货商店一定是件不错的事,因为那就是你该做的事,和妈妈一起去买结婚礼服。因为当时我们在纽约,这又显得更方便了一些:塞克司,巴尼司,布罗明戴尔。但我什么也没看中。它们都很糟糕。 送大卫的礼物——法拉利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决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採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麦可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导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导。 第29页 事实上,我们都经歷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一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歷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盃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重,而且这是我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大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打开了所有礼物之后,我假装好像差点忘了的样子说:「噢,你的礼物还在车库里。」 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把遥控器递给他。 「别耍赖,闭上眼睛。」 车库门升上去,大卫看见了红色的车罩还有那个大大的蝴蝶结——他感到无法相信。大卫就是这么可爱,任何事他都不会想当然。即使我给他买的是一双袜子,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正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的那样,曼联队在圣诞节早晨依然训练,每个人都开着车到了,而大卫·贝克汉姆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出现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的上帝,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未花这么多钱买过什么东西。那辆车要花十多万英镑。我从未花这么多钱替自己买过什么,可这次,每个便士都花得值。 住进产房 大卫一直都很喜欢车,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半都是站在跑车前拍的。在曼联,球员十七岁时,他们会给你一辆车,大卫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福特「雅仕」。后来,他签到第一份正式合同时,其他人都买了一些实用的车,而他直奔「宝马」展厅买了这一系列中的极品m3,并且配齐了各种附件。就在这辆「宝马」车里,我们第一次接吻,就在我给他真芦荟叶的时候。 孩子的预产期在3月初,我联繫了伦敦的波特兰医院,准备在那儿生小孩。2月底我回来和父母一起住,这时我只想着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大得像头鲸鱼,真是多谢了,我已经受够了。大卫的车没有一辆大得能放下一个婴儿座,甚至连我都坐不下。我们又买了一辆「越野陆虎」:显然大卫也拿不准我是否会变得更大。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我妈妈家里,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 「大卫,外面冷得像西伯利亚。」 「你可以唿吸到一些新鲜空气,宝贝儿。」 我想说,我如此庞大,如果可以的话,甚至那该死的厕所我都拖着不想去;因为那就像把一辆没有转向动力装置的货车停到泊位上一样困难。 就这样,我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屋子,上了路,突然他在邻居的车库门前停了下来。遥控器一指——它出现了,一辆漂亮的灰色「奔驰」clk。自从我把自己大约一年前从麦克拉伦得到的那辆小「奔驰」slk给了我母亲,我就一直在开大卫的车。现在他给我买了一辆自己的车——是那种四个座位的小「奔驰」。有趣的是,不久之后每位球员的女伴都买了一辆:特迪·谢林汉姆的女朋友尼库拉·史密斯;菲尔·内维尔的妻子朱莉·内维尔;加利·内维尔的女朋友汉娜。因为这车简直没话说,耐用而且时髦。我们真可谓领潮流之先。 第30页 我的产科医生杰拉德先生说,他会在我预产期前一个星期给我做人工催产,以保证大卫在场,因为大卫有许多客场比赛和国际比赛要参加。但是,在催产之前孩子的头位必须恰当。我每星期都去医院,可孩子的头还没有降到恰当的位置。 你能相信吗,梅兰妮·b分娩了。我想,我的这个小傢伙已经在我的肚子里做了九个月的饭了。现在我要他出来。我是说,布鲁克林本应该比梅兰妮的孩子早出生的。 「如果分娩时孩子的头位依然不正,你就得进行紧急剖腹产,」我又一次去见他时,杰拉德先生解释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就进行剖腹产,直接把他取出来,这对你可能是最安全的。」 「别担心我,」我说。「哪样做对孩子最安全?」 那种时候,你不会非常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婴儿没问题,他说。但是总的来说,他宁可现在就做。 「好。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做呢?」 「七点钟好吗?」 「什么,今天?」 我的上帝。 「今天晚上。现在我就安排你住进波特兰医院。」 「我有时间先回家一趟吗?」 我似乎看见了过去两个月一直放在门边的婴儿袋。 他看了一下手錶。 「只要你在六点钟左右回到医院就没问题。」 杰拉德医生的头上方有一只钟,指着下午两点四十分。那是3月4日,大卫已经动身离开曼彻斯特,正在路上,可他没想过会这么快。我很紧张。我真的不想让媒体知道,这是个人隐私,绝对的个人隐私。因此,我用司机的手机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6号公路上,那时正吃着一块「狮」牌巧克力。我知道是因为我们总是要问对方在干什么。 「别担心,」我说,「一切都很好,但你能尽快赶来吗?因为我要住进医院了。」 大卫说他顿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们的时间不多,大卫到家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记得看着自己的大肚子,想,太有趣了,今晚这傢伙就要出来了。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因为你知道你的整个生活将会改变,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个男孩。起先我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很不自然,身为女人,肚子里却有一个男孩,带着所有男孩的东西。我想要一个小号的自己,从没想过要一个男孩。 因为我妹妹分娩比较麻烦,所以利伯蒂出生时我妈妈未被允许进入产房。通常如果是剖腹产,医生只让一个人进去,但这一次,杰拉德先生让我妈妈也进来了。因此我们乘着「越野陆虎」出发了。车窗是遮着的,我们被安排从产妇入口进去。(这一安排非常合适。) 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医院。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接着我们直奔我的房间,这更像是一间套房。我有一间很大的带浴室的卧室,旁边还有一间看上去像休息室的房间,也有浴室。房间所在楼层很高,视野很开阔,可以俯视街景。我简直无法相信:下面站着两名摄影记者。 他们给我穿上蓝大褂,还有非常紧的尼龙袜,一直到膝盖。他们一边做,一边谈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首先是硬膜外麻醉,意思是在嵴椎上打一针,让我全身失去知觉,而头脑仍然保持清醒。 「你想用哪种药物?」他们问。 「任何合法的东西,剂量大一些。」我说。 我记得梅兰妮·c在梅兰妮·b生孩子时说过,「这和猫卡在烤箱后面不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它一定会出来。」 我在想,胡说。我低头看着肚子,非常紧张。他们用很粗的针筒给你实施硬膜外麻醉。大卫看见针筒的形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当你的腿失去知觉之后,他们就送你进了产房,把你的腿放进马镫一样的东西里。我看上去就像《我与长指甲》中的小鸡。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却能看见它们被搬来搬去。这绝对轻松,或者说如果我想笑的话,那就绝对轻松了,可我已经吓呆了。 我们等着杰拉德先生,大卫穿着大褂儿,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头上戴着顶小帽子以防头髮传播细菌,样子可笑极了。他在说:「我非常爱你。」妈妈在忙着录像。接着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做着一些性感的动作——好像在说,你喜欢吗?——我回视着他,用我的眼睛说,再也不要了,绝对不再要了。 弗格森不让我们度蜜月（图） 弗格森毁了我们的蜜月 安东尼奥·贝拉蒂在凌晨四点才离开。 中午。卢顿。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的衣服装在箱子里。可是维拉·王制作的礼服得用一辆货车送到机场——礼服装在一个专用大盒子里,内装挂衣杆,以免服装在运输途中被压皱。正当我设法躲避拍照、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为我们搬行李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法把那个大盒子搬进去。 「你说什么,搬不进来?」 他们说的是我的结婚礼服。我的结婚礼服,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傢伙。 「那东西绝对进不了货舱。你们得把它带进客舱。」 因为那东西有电话亭那么大,只有一个办法。我爸爸让所有人都下了飞机,我们站成一圈以防记者的长镜头拍到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拿出礼服,走上舷梯,风吹得包装纸唿啦唿啦地响。沿着机舱内的通道,我们把它拖进了洗手间。 「如果要去洗手间,非得把它打个结才行。」我爸爸说。 很有魅力,不是吗? 第31页 那两个孩子异常兴奋。最后,大卫和那个机场搬运工把大盒子叠好,放在货舱里:到了那一头我们还得用它。 我们到了都柏林机场,天气糟透了。我一直担心的就是那些灰尘并且祈祷不要下雨,因为我们还得把礼服再装回到盒子里去。因此,大卫抱着布鲁克林,其余的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把礼服往盒子里装,因为把那么一件镶满荷叶边的东西放进去要比把它拿出来难多了。就这样我们都呆在停机坪上,就像电视系列剧《迪伯利的牧师》中的一个片段。因为和《ok!》杂志的协约,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哪怕是看一眼。 到了拉特尔斯城堡见到佩里格林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看上去像个高贵的小精灵,因为他身材矮小,但是几个月来的会面、想主意、做决定使我感觉到他更像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叔,一个我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当我看到那个装饰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我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有一扇哥德式窗户,因为很小,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座桥,要是在过去,上面会站着号手。他干得棒极了。所有的墙壁都打扫过了,地上铺设了人工草皮,第二天将点缀上一些干花以及下面小溪边的鲜花。他还弄来了白桦树,把它们放在城堡里,这样墙上和顶上就会布满树叶和枝条。事实上,这是我的主意——我想让整个婚礼现场显得枝叶繁茂,这样才与城堡的氛围相一致。树上挂满了五彩的小灯泡。他让一些老枝条变成了圣坛。 我的婚礼花束遵循着同样的乡村主题——苹果、圣约翰的野浆果、常春藤、迷迭香和黑霉。我的伴娘是利伯蒂和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小女儿乔治娜。她们打扮成精灵,拿着常春藤和嫩枝,还戴着薄如蝉翼的翅膀。 那是异常精彩的一天。我头一次没有时间感到紧张。再说,我为什么要紧张呢?婚礼稳稳噹噹地由佩里格林操持着;而且我就要嫁给我至爱的人了,我从没想过我爱一个人会爱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点让我感觉很好,那就是「辣妹」家族又聚到了一块儿。不仅有那几个姑娘和她们的妈妈,当然还有肯尼,以及我的髮型师詹妮和化妆师凯琳。只有洁芮不在。我不可能邀请她,因为那可能会引起太多公众的关注。可是在婚礼前大约一个小时,肯尼给了我一封信。是洁芮的信,肯尼仍然能遇到她。 这是她写的一首诗——有些潦草——她说是在车里写的。读了她的诗,我哭了。因为发生了那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我在想她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几乎不认识我的丈夫。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该多好。事情变成这样真叫人伤心,我们曾经那么亲近。我一下子又想起来这事实上有多让人伤心。 为我们主持婚礼的科克市的主教非常和蔼,和舍伍德森林的格调十分合拍,正如我想像中的托克修道士——头顶部稀疏的头髮、胖胖的、让人愉快的红面颊。他甚至还穿了紫色的服装,和紫、红、绿的主色调相匹配。 经过多次修改,我们的晚装十分精彩,尽管布鲁克林吐脏了他爸爸的衬衫,因此他的领带上有了让设计师发晕的斑点。可我们一点也没料到斑驳的杂色领带一年后会引领时尚。 我们共有225位客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身着白色或黑色服装。我妈妈穿的是玛丽亚·格拉其沃吉尔制作的服装。她在1997年曾经借给我一套晚礼服参加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 大卫和我爸爸都做了感人的发言。大卫哭了。我哭了。我妈妈哭了。和普通人的婚礼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明星云集的婚礼。埃尔顿因为耳朵病毒感染,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未能出席。除了「辣妹」,没有其他明星。这就是媒体所说的我们的婚礼中让人失望的一点。我们希望婚礼尽可能浪漫一些,我和大卫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我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都只是一些颇具讽刺意味的话罢了。 婚礼距离训练开始的日期非常近,我们知道蜜月的安排将是一个问题。有人为我们提供了魔术师詹森在夏威夷的住所。可是到那儿得花二十四小时,除非大卫能有更多的假期,否则根本不值得到那儿去。因此,在婚礼前,大卫请他的经纪人托尼·史蒂芬斯,托尼一直都非常乐于帮我们,去问曼联俱乐部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大卫是否可以多休息两天,这样我们总共就有十天时间,足够出去一趟了。 事情有些复杂。婚礼后,大部分曼联球员将去澳大利亚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但是参加国家队的球员不去,因为其他人度假时,他们一直随英格兰队训练。所以在回曼联前他们将有四天额外的假期。但是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听说大卫越级申请在其他英格兰队球员四天假期的基础上多休息两天时,他气疯了。大卫不仅得不到额外的两天假,而且其他英格兰球员将享受的四天假期他也不能享受。在训练的第一天他就必须回到老特拉福德。 「可是,头儿,其他队员不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在休假,我回去只能和替补球员一起训练。」 「你自找的。」 「这有什么意义吗?事实上你让我归队却毫无理由。」 「别这样和我说话。」 「求你了,头儿,我刚结婚。我只想和其他人一样去度蜜月。在这里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得离开这儿。」 「那你就去吧!」 「可是你要我下个星期六就归队。」 第32页 「是的。」 「可是这连一个星期都不到,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那是你的问题,大卫,我一点都不在乎。」 大卫文身（图） 在梅尔·b家留下抹不去的「疤痕」 在曼彻斯特我没有朋友——自从遇到大卫之后,我几乎就没呆在英国。尽管我非常喜欢这座公寓,但是你能做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收拾以及看看mtv。我感到与外界隔离了。别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像生活在隔音的泡泡里。而且从「辣妹」(流行歌星)到一个独自呆在家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这种过渡是很难的,我的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什么也没有。那情形看起来就是这样。 自从她们加入伦敦俱乐部、或者一直都是俱乐部成员,我就认识了那些球员的妻子,她们说那儿的情况大不一样,社交生活丰富得多。在曼彻斯特,要么是只有男人才参加的聚会,要么就是男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姑娘坐在酒吧里。 大卫尽力让情况好一些。为了我4月份的25岁生日,他意外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派对。你可以称我是可悲的女人,但是我对意外的派对一直都很恐惧。官方消息称大卫要带我去曼彻斯特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我的妈妈、爸爸已经来了,布鲁克林将由他们照看。 我们穿戴完毕,大卫开车,就在去曼彻斯特的半路上,大卫说他忘了带信用卡,我们不得不开车回去拿。到了公寓前,我说我在车里等,但是他说,不,天太冷了。 因此我们就乘电梯上去,一走进大厅,一大群球员齐声说「生日快乐」。我不知所措——我是说,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赶到奥尔德里 埃吉来为我庆祝生日,那感觉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的朋友们一个都没到场,他们会怎么想?而且,是的,所有的男人们在一边,而所有的女人在另一边。 我穿了三个月的田径服,经常哭。打电话给妈妈时,我会哭;打电话给妹妹时,我会哭;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哭。我猜这就是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从不出门。我没有这个信心。大卫外出训练的时候,我就坐在厨房的工作檯上,打开百叶窗,盯着窗外沐浴在阳光里的乡村看。那是惟一能让我摆脱忧愁的办法。 大卫特别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我想,我有点嫉妒大卫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似乎并不像我有那种将要溺死的感觉。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文身。 吉米·古尔扎,梅兰妮的男朋友,有很多文身,大卫也一直渴望做一个。这是男人的事。因此吉米安排大卫和这个义大利人克劳迪奥见了面。吉米所有的文身都是克劳迪奥做的。接着就到了做文身的那天晚上。屋子里的摇滚乐声音开得很响,尽管两个孩子都在那儿:布鲁克林睡在我们所说的桶里,他那个可以拿出来的汽车座位。菲尼克斯睡在床上。文身就在隔壁房间进行,播放着非常吵的「第二太平洋」乐队的快板歌《就该这么做》——为了淹没大卫的尖叫声,这是我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叫做大卫的文身歌。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大卫趴在里面装了豆子的小布袋上,那个傢伙光着上身,身上到处都是文身,盖满了。事实上挺吓人的。一开始这个傢伙用钢笔写。幸运的是在他们正式开始做文身之前我进去看了一下:克劳迪奥把布鲁克林名字里的字母「y」写成了「i」。大卫当然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的脸正埋在豆子袋里。 当然,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的文身,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布鲁克林18个月时我才也做了一个文身——在嵴柱底部文了三颗星。也就是那一次,大卫把我的名字用印地语文在了胳膊上。 「那么,宝贝儿,」他说,「这能证明我有多爱你吗?」 「那我该做些什么?」 他露出了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你也文一个。」 尽管我喜欢在胳膊上文一条大龙的主意,但是这会带来一些限制。而在腰部以下我可以处理好。就这样我文了三颗星。一颗代表我自己,一颗是大卫,另一颗就是布鲁克林。后来,有人指出,其实那三颗星指的是我能熬过三个月冰窖一样的生活。 奇怪的是文身一点也不疼,而且那个傢伙很有趣。 「至少『高贵』没有毛茸茸的屁股。」他说。 笑声是摆脱沮丧的最好办法,大卫就属于总能看见事情有趣一面的那一类人。当我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忘记他不在身边时的空虚。另一个摆脱沮丧的办法就是工作——如果你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你有多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