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清官场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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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场官场] 《我在大清官场30年》作者：黄云凯【完结】


    内容简介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原着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清朝要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是其任职其间所经歷的官场人事浮沈的敏锐观察及看法之记录。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其他同类小说更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写道咸歷史时都多次引用本书。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原着以文言写成，虽然文笔清丽，但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亦非易事。《我在大清官场30年》将张集馨年谱易文为白，删繁就简，将史实重新连缀成文。《我在大清官场30年》为「口述歷史」风格，不戏说，不歪曲，语言生动，故事性、知识性强。作者将歷史材料以活泼风趣的语言进行加工，可读性很高。


    我是谁


    首先声明，这是歷史，不是穿越！如果有谁对道光和咸丰时代的大清感兴趣的话，我就站在这里等你们穿越过来好了——前提是你只能一个人来，否则，就有可能掉脑袋——洪秀全不让男人和女人住一起——拿过证的也不行。


    我叫张集馨，嘉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辰时（公元1800年4月22日上午7时至9时）生于江苏仪征的家中老宅。据家谱上说，我是张飞的第n+1代子孙。我的家庭关系有点复杂，为了便于现在的读者理解，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名叫张式封，有兄弟五人、妹一人。我八岁时，母亲吴氏夫人去世；十岁时，父亲娶继母许氏；二十岁时，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前，将我过继给四叔，四叔因为家里穷，终生未婚，这样我就成了四叔的继子。我三十五岁时，我的五叔因为年老无子，让我兼祧两家——同时继承两家宗祧，兼祧人不脱离原来家庭的裔系，兼做所继承家庭的嗣子。后来，我的五叔虽然有了亲生儿子，但也没有再把我退回去。这样，我就在亲生父亲之外，还有一位继父——书中称「继考」，和一位兼祧父亲——书中称「兼考」；同样，在我的母亲之外，我另有一位继母（是我父亲的续弦，而不是我继父的妻子，我的继父终生未娶）和一位兼祧母亲——书中称为「兼慈」。


    我的婚姻在现代人看来也颇为复杂。十七岁时，我聘定李氏，就在结婚前两个月，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病死了——如果讲命相的话，这可以算是我剋死的第一个女人。我在二十八岁时才正式迎娶了第一任妻子黄氏；十二年后，黄氏去世。过了两年，我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邵氏；八年后，邵氏也去世了。除此之外，我还娶了三个侍妾：一个姓王，叫绣佛；一个姓谭，叫秀英；还有一个姓祁，没有名字。邵夫人去世后两年，我将绣佛扶正为第三任妻子。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六个女人都先我而去。


    但这复杂的婚姻在当时却是寻常不过的。不过，我的后代倒是非常简单——所有这些女人也只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张兆兰，邵夫人所出。张兆兰后来任职于总理衙门，官运比我更不济，着有《瑞荪轩随笔》《泉缘汇珍记》和《槐荫客话》等。我名下虽然有一个女儿，但是过继自三弟的，后来嫁给了李鸿章的长公子李经方作继配。


    1829年（道光九年），我在而立之年科举及第考中进士。此后八年，我在翰林院悠游岁月。1836年（道光十六年），我外放山西朔平知府，开始地方官生涯，后来又歷任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等职，直到1865年（同治四年）因病致仕。


    三十年中，我任职八省，耳闻目睹了种种官场丑态。我自律，我敬业，我勤奋，我殚精竭虑，我奔走尘劳，我为大清王朝出生入死，但终究没能挽回它的衰落。不仅如此，我还几次遭人陷害，几次被免职。我的仕途以从四品开始，以正三品结束，在从四品到从二品之间上上下下，可谓一波三折。


    时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所服务的王朝早已灰飞烟灭，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的物质形态，和我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可是，我又发现，在变化中，仍有很多东西其实变化并不大，或者说古今一辙，比如「权出于上」「政以贿成」等。


    因为这点小发现，我一时心痒，带各位到大清官场走一遭。


    1836年道光十六年


    二月，湖南武冈地区瑶民蓝正樽率众起事，湖广总督讷尓经额受命平叛，蓝正樽被俘遇害。


    三月，各省查禁「会匪」。


    十一月，英吉利派人至广东总管其国商人、水手，命申诫其遵章办事。


    出掌朔平府


    「穷翰林」受特简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道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元1836年7月7日），皇上钦点，派我出任山西朔平知府。自从道光九年进士及第，一晃已过去了八年。在翰林院中，整天吟诗作赋，和三五知己诗酒唱和，也算悠游自在，没想到皇上会将我外放，实在是又惊又喜又怅然若失——翰林虽然清贵，但很穷，人称「穷翰林」；做地方官就实惠多了，当然，也苦累多了。


    二十五日，我到静明园谢恩请训——这也是一向的惯例，皇帝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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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特简[1]的，并没有人保举。」皇上说。


    「感谢皇上天恩。」我赶忙叩头谢恩。


    「你的操守学问，我早有耳闻。至于治理百姓的能力怎样，必须见诸政事才能看出来。只是外官与京官不同，你虽然不至于为非作歹，但如果只能约束自己，而不能严查官吏，那还是不能胜任的。


    「州县官员的出身与操守都很复杂，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你要明察暗访，报告总督和巡抚；如果督抚欺骗遮掩，责任就不在你了。我怎么能够将好好的地方，听任这些贪官污吏糟蹋呢？你的前任多尔济善就做事荒唐，你知道吗？」


    「微臣不知。」


    「过几天，你看邸报就知道了。」


    皇上又说：「那些捐班[2]出身的官员，我总是不放心。那些人将本求利，一旦上任，其心可知，其行可知。科举出身的虽然也有利慾薰心之徒，但毕竟还顾及一些礼义廉耻，稍作警告，就会有所收敛。遇到一个爱民的地方官，就是地方的福分；任用非人，地方就会遭殃。你是读书明理的人，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谨遵圣训，臣一定不辜负圣上的信任与栽培。」我再次叩首。


    「切记不要自暴自弃。」皇上继续说道。


    「绝不辜负圣恩。」我再次叩头后退了出来。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夫人感冒了，服用了同乡一位李姓郎中的一剂什么散药，不但不见好，反倒日渐加重，甚至到了病危的地步。除感冒外，夫人的足疾也犯了，疼得受不了，服用了吴香舲大夫开的温补药，才稍微好了一些。我的薪俸少，家庭负担又重，又没有得力的人照看，非常为难。考虑再三，只好让家人留在京城，我自己带着几个僕人往山西上任去了。


    [1]「特简」：清代对官员任免方式的一种，意即皇帝对官吏的亲自破格选用。


    [2]「捐班」，又称「捐纳」，通俗言之，即花钱买官位。


    满营兵闹饷


    九月抵达朔平府，接印上任。朔平设府的歷史并不长，是雍正三年（1725）才设置的，属雁平道管辖，下辖右玉县、宁远厅、左云县、平鲁县和朔州，治所在右玉县。这里本来是个荒凉的地方，又连年遭遇旱灾与风灾，凄凉枯藁，十室九空。朔州的绅士耆老联名申诉受灾的情形，我亲自到州城实地考察后，向上级请示免除或者缓徵赋税，并拯救流民；共计一百四十一个村庄，被免除钱粮十分之三，延长救济一个月。


    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烦心事是满营兵[1]闹饷。


    府里的粮捕同知（知府副手之一，主管督粮和捕盗等事务）祥山，蠢得像头猪，被前任祥璋愚弄了还蒙在鼓里。祥璋离任时将库存的七千余两军饷提用了，然后拿来一些破衣烂被抵帐，并请示雁平道章荆帆，将这笔钱由后任按年流摊弥补。祥璋自以为得计，但到了腊月发饷的日子，库中分文无存。满营兵到同知衙门请求发饷，祥山无法应付，旗兵们便在衙前鼓譟喧譁，眼看就要闹出大事来。


    我一看发觉势头不对，这笔款子数目实在太大，不是可以随便煳弄过去的。要命的是我又是祥山的上级，而且近在同城，一旦被这件事牵连进去，受处分事小，丢了性命就太不值了。于是，我就用府库里的牙税（牙行徵税）和当税（当铺徵税）银两先行垫发了军饷，然后将实际情况报告了布政使庆林和雁平道章荆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清朝地方的主要官员。在清代，每个省的最高行政部门有两个，一个叫「承宣布政使司」，又称「藩司」，主管民政钱粮，长官称「布政使」；一个叫「提刑按察使司」，又称「臬司」，主管司法，长官称「按察使」。省下设府（相当于后来的地级市），长官称知府。府下设县，长官称知县。


    那么「道」是什么机构呢？「道」最初是省的派出机构，全称是某某分守道或分巡道，类似于监察区，后来也差不多演化成了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区。此外，在省城还有一些管理专门事务的道，如盐道和督粮道等，大致相当于你们现在的厅长。


    有的读者会问，清朝的最高地方长官不是总督和巡抚吗？其实总督和巡抚都不是地方官员。他们都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各省总督是当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有时兼兵部尚书，而巡抚则是当然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有时兼兵部侍郎。时间一久，这些总督和巡抚也就成了位于「两司」之上的最高地方官员。


    代理布政使的庆林和祥璋是转折亲，一心想代为弥缝；又担心我坚持追查不放，于是就委託太原知府王有壬专函约我到省城。


    庆林告诉我：「这件案子，如果要据实办理，肯定有人要掉脑袋——恐怕您也不忍心吧。如果您只是为了兵饷，那七千两我可以设法筹措。况且这也是巡抚申启贤大人的意思。」


    我说：「只要军饷有着落，兵勇不闹事，我又何必做这个恶人呢？」


    庆林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我们一起拜见申启贤巡抚，说起这件事，庆林佯装不知情，我也就不揭穿。


    庆林让章荆帆帮垫两千两，理由是章荆帆不该批准此事，还说巡抚大人得知后大发雷霆，如果不迅速堵上这个窟窿，一定会受到严参——至少是革职处分。章荆帆为人小气而又贪钱，可是很胆小，被庆林这么一吓唬，虽然心里老大不愿意，可又不敢不乖乖地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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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林又威胁在祥山到任前代理同知的陈符清，要他也拿出两千两，还吓唬他说：「你代理此职半年，不能查明此事，失察分赔，理所当然。」陈符清也只好乖乖就范。庆林又发专函到北京，让祥璋自己也退出三千两。这些钱都交到庆林那里，由庆林派人送到府库，并嘱託我将揭参此事的详文撤回。


    我见缺口既然已经堵上，也就不再深究此事，毕竟我以后还要在这个地方混，犯不着为这件事得罪顶头上司。


    [1]「满营兵」，即旗兵，俗称「八旗子弟」，是清朝对满族人进行军民合一管理的一种形式。


    1837年道光十七年


    一月，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


    三月，一代名将，陕甘总督杨遇春病逝。


    六月，四川马边厅彝民攻扰，总督鄂山平之。


    九月，广东奏逐遣英吉利趸船及查禁鸦片窑口情形。


    那些年，我们这样灭蝗


    赈灾银子难筹


    你们现在的官员讲政绩，我们那时候也讲政绩，只不过不像现在这么看重gdp。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当然是最好的政绩——一般地方是很难做到的，差一点呢，就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保证地方安定，也就是所谓的「维稳」。


    为了救灾的事，新年刚过，我就特地上了一趟省城。申启贤巡抚问起关北的情形，我的回答是八个字：「民生凋敝，道有流亡。」


    我请示申巡抚，能不能拨点银子救济一下嗷嗷待哺的百姓，可他的意思却是让我鼓励朔平府的富人捐款救灾。


    「申巡抚啊申巡抚，您知不知道，雁门关以北根本就没有富民，您让我向谁去募捐呢？」我好说歹说磨破嘴皮，申巡抚才答应从藩库里拨出五百两银子，交给州县办理救灾。区区五百两，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我又请藩台庆林稍微增加一些援助，他却说：「太原眼下也需要救济，眼皮底下的事情我不能不管，至于远处的我就顾不了啦。」


    这像一个堂堂藩台说的话吗？


    我请示借粮与平价售粮一起进行，在这青黄不接之时，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勉强活命。幸好我的手下将省里的书吏照顾得不错，巡抚批准了这个办法。我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带头捐出养廉银三百两作为缙绅耆老的表率，可惜还是没有人响应。


    灾情很严重，路上到处可见饿死的人，地保并不报官检验，往往就是拿一张草蓆盖上了事。风薰日蒸，恶臭阵阵，百姓因此感染瘟疫等疾病的亦不少。我拿出钱来，命令县里派人掩埋尸体，然后上报，府里不定期派人检查。


    飞来蝗祸


    去年，朔平府飞蝗蔽天，留下很多虫卵。申巡抚很为此担心，命令各地组织人手，挖虫卵、灭幼虫。


    在我们那个时代，蝗虫就像洪水勐兽一样，令人谈虎色变。蝗虫有非常厉害的牙齿，最喜欢吃植物的肥厚的叶子——当然，植物的枝干也很少放过。所以，大群的蝗虫所到之处，真正是赤地千里。水灾、旱灾和蝗灾是我们那个时代最让人担心的「三害」。


    交配后的雌蝗虫把产卵管插入约十厘米深的土中，产下约50粒的卵。产卵时，雌虫会分泌白色的物质形成圆筒形栓状物，就像蚕茧一样，然后再把卵粒产在里面。蝗虫的卵约21天即可孵化。孵化的幼虫从土中爬出来，外形和成虫很像，只是没有翅膀，体色较淡。灭蝗的关键就是要在虫卵还没有孵化时将它销毁，或者在幼虫长翅膀之前将它杀死。


    我们那时候捕蝗，阵势和行军打仗差不多。以十人为一队，两人持锹，挖一条一丈多长、三四尺深的沟，浮土堆在对面；四人在后，二人在沟旁，一齐用长帚将蝗虫轰入沟中；二人在持长帚的六人之后，用长柄皮掌，将轰不干净的蝗虫拍死。一名官员，领二百人，分作二十队，每日可捕捉蝗虫几十担。蝗虫进入沟中后，就将沟边的浮土推入沟中，再用槌子捶结实。那些藏在秸秆中的蝗虫，就让妇女儿童轰出，捕捉后可以出售，也可以拿到官府换粮食，随百姓自便。


    躲在河边乱石中的，就在石头上撒石灰，然后浇上水，将蝗虫煮死；在峭壁上长帚伸不到的，就用喷筒朝上喷药。有蝗虫的田里，就将跳来跳去的幼虫用皮掌拍死，然后再用牛将田翻耕一遍，将虫卵捡出。虫卵看起来和花生的形状差不多。虫卵捡尽后，再用石磙将地轧平，最后再用铁钯刨一遍。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说，平地用牛翻耕，用羊群来往践踏；顷刻间，虫卵就会化为烂泥。我们照着试了一下，效果果然不错。


    我觉得朔州府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蝗虫，而是人心。于是我借灭蝗的机会，告示朔州百姓：


    蝗之为灾，其害甚大，然而它们所经过的农田，有的庄稼被吃光了，有的庄稼却好好地，即使紧挨着的两块田，遭遇也会完全不同，这大概是有神在指使吧。神奉上帝的命令，来守护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年成的好坏，神一定会主宰的。这里的人民孝悌慈良，不应遭受灾难，神一定会保佑他们；否则，蝗虫就会肆虐。社会风气不同，人心善恶不同，神就分别予以奖励或处罚，冥冥中自有天理，不可有侥倖之心。


    虽然是这样，人之于人，尚许其改过自新，何况上天仁慈，难道忍心看见小民受到蝗虫祸害，而不许人们改过自新吗？所以世俗的祈祷，摆设三牲和醴酒，对天祷告，就是改过自新的意思。洗心涤虑，父慈子孝，神明为证，这样，再用掩捕的方法去对付蝗虫，蝗灾就不难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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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能洗心涤虑呢，这就要先从各级官员和读书人做起，然后老百姓才会潜移默化。本府上任以来，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才德菲薄，既不能用行动感动神灵，又不能用教化约束民心，每念及此，心中忐忑不安。八个月以来，朔州命案迭出，民众自控的案件也为数不少，其中情况属实的当然有，可是危言耸听的也不少，可见人心不古，因此得罪上天。况且，我听说父子之间，慈爱与孝敬之心非常淡薄；夫妇之间，结婚与离婚，非常随便。仁义之心不存，货财之念太重，本府非常痛心。这样，不仅会招致天灾，而且对于世道人心的变化，大有关系。


    所以，我发出这个告示，晓谕合属军民人等，一定要改掉不好的行为和风气。住在乡里的绅士，一定要维持风化，那些德高望重的耆老，也要感化乡里。如果真能做到家谕户晓，礼让风行，自然就会百事吉祥，人寿年丰。至于朔平府境内的各位神灵，本府已于本月十五日亲自前往祭奠。捕蝗的方法，业已晓谕各村，并派官员分段扑捕，想来应该不用几天就可将蝗虫消灭殆尽。


    经过此番告诫，善良的人更应永葆初衷，曾经为恶的人要革除旧习。福善祸淫的道理，上天和人间的标准，并没有什么不同；逆凶惠吉的徵兆，也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用真诚来对待上天，一定不要阳奉而阴违，积德行善，自然家给而人足。身教非徒言教，宜上下之交修，民心本合天心，必丰凶之互转。祈禳之法，莫善于斯，切勿视为寻常文告也。特示！


    一个月来，官民费了很大的劲扑捕蝗虫，而田间麦垄的幼虫仍然很多，这让我心急如焚。去年歉收，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积蓄早已耗尽，如果今年再遭蝗灾，那百姓们就活不下去了。朔州官署中，原来有乩坛，据说本署衙神判事很灵验，我亲自前往叩拜，并询问神的意思，乩仙写了八个字：「社稷功勤，民生安稳。」我内心窃喜。可是蝗虫未清，怎得安稳？姑且听之吧。过了一天，大雨如注，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关外气温本来就低，雨后气温突然严冷，随之各村乡地保都来城禀报，说蝗虫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派人前往查看，回来的人众口一词地说蝗虫不见了。于是，我将实情用详文回復巡抚申大人，然后坐着肩舆[1]返回知府衙门。


    我说朔平府人心不古是有原因的。就在我全力捕蝗的当口，崞县居民常俊元来告状：他的儿子常尚宽娶了州民田氏女子为妻，结婚八年，才怀上了孩子；常家四代单传，就指望媳妇肚里的孩子接续香火。但今年春天，田氏的哥哥田铁旦谎称母亲病重，将田氏接回娘家，然后卖到外地。


    我立刻拘拿田铁旦到案，刑具刚刚摆上，这个丧心病狂的傢伙就什么都招供了。据田铁旦称，他将妹妹卖到了寿阳。我马上给寿阳县令钟汪杰发了加急快件，让他迅速派人寻找田氏。田氏很快就找到了——因为有孕在身，还没来得及成婚。我传田氏到案，交给她的丈夫常尚宽当堂领回，并且严惩了拐卖亲妹妹的田铁旦。常尚宽夫妻破镜重圆，而且田氏肚子里的孩子也保住了，也算皆大欢喜。


    [1]「肩舆」，即轿子。


    规矩是我定的


    徵收钱粮虽然是州县官员的任务，但如果州县官员收不起来，知府也要负督促不力的责任。朔州的许知州年纪大了，施政无力。本年徵收的钱粮已到了奏销（各州县每年要将钱粮徵收的实数报户部奏闻，谓之「奏销」）的时候，可是还所征无几，上面的大员们不愿参撤他，而是命令我去催缴。


    我调查得知，许知州之所以奏销不力，是因为州里的书吏从中作梗：钱粮册子本身就有猫腻，至于徵收过程更是百弊丛生。针对这种情况，我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根据官府档案，另造清册，核实应交钱粮数字；


    二、除了银不及两、米不及斗的零星小户暂且从缓外，拖欠的银粮数目多而拒交的刁民，立即提比——就是定时间写保证，逾期不交，杖责若干大板；


    三、钱粮被书吏装进腰包了的，请花户（就是农户）到堂指认，指认属实的，当场将书吏收押；


    四、久拖不交的花户，立即严惩；对那些又刁又劣的监生和秀才，更是绝不姑息；


    五、各种火耗平余，一律裁减。


    在我的软硬兼施下，不到二十天，钱粮全部徵收到位。既然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挪用的书吏也就没有深究下去。


    不久，接到臬台[1]命令，要求设法査禁各衙门或者差役私设班馆锁押无辜的事情。


    自从上任以来，我就严令下属严格遵照律法审办案件，徒罪以上的犯人，才予以羁押；杖罪以下的犯人，立刻予以保释。差役传唤原告、被告和人证，如果原告不能到案，就将被告和证人讯问之后放回，让其安心生产，不误生计。如果是告到上级后又发回的案子，原告一个月不到案就依律撤销。


    接到命令后，我当即制定章程：


    一、凡有传讯的案子，必须先行挂牌告示某天审某案，所传原告、被告、干证为何人，逐一开出传票，与案件无关人员，一律不传；


    二、等到人证到庭后，当堂就要问明有没有被差役羁押的情形；


    三、审问结束，签字画押后，分别发落开释。然后再将如何审断及到案几人，如何发落开释，挂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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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倘有差役锁押无辜的，准许被锁拿的人指名控告，胆敢玩法的，立即处以重刑。


    为了杜绝差役藉机勒索人犯和证人，我定下规矩，每次传唤人犯时，我都事先在一个秘档上进行登记：什么案情，因何事故，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证人是谁，派谁传唤，住址何处。再根据人证距城之远近，确定原差销票的时间。朔平府所辖五个地方，只有定远、朔州面积较大，其余三个县，幅员不过一二百里，最远的期限为三天，最多不超过四天，几十里远的期限两天，其余依次递减，城区附近或者城里的，则以几个时辰为限，超过了的，就要责打惩罚，目的就是不留给差役们多余的时间，他们敲诈勒索的勾当就难以得逞。


    后来臬台将我的做法报告巡抚，巡抚申大人非常赞赏，命令臬司印发全省遵照执行。


    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空库银四万多两，我曾开出清单面呈申巡抚。巡抚看了很不高兴，可是又没有给个说法，看样子是既没有办法代为弥缝，又不愿据实参办。原来锡纶与户部侍郎隆文是至戚，隆文曾再三嘱咐申巡抚关照锡纶。


    接任的宁远通判查明事情后请求参劾锡纶。藩台庆林派我到锡纶家查抄家产。我到宁远后，看见门户萧条，孤儿寡妇哭成一团，心里也觉得很不好受。所抄没的衣物，多半也是破破烂烂，几乎值不了什么钱。锡纶为人昏庸，当年从哲成额那里接手时，就认下亏空两万多两；去年飞蝗入境，省城大小委员查办灭蝗的一批接一批，这些人「吃拿卡要」，开支也不小，再加上手下办事的人又暗里作梗，积累日重，也无怪其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窟窿。


    关北人不讲什么伦理，父子夫妇，形同路人。常常有儿孙满堂，寡妇却再嫁的，离开时甚至头也不回，至于「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我仔细分析后出示劝谕，这些告示都是我亲自动笔，苦口婆心，深情若揭，廉耻道存，而人心不死。这里连年蝗灾旱灾频发，未必不是因为人的行为惹怒上天。读书人中，行为悖谬的也很多，包娼窝匪，无所不为；名字虽然进了县学，行为却同猪狗没什么两样。我命令各州各县，专立一册：凡是读书人入县控告别人或者被人指控的，记录案由，以备查考；又命令教官随时化导。属员和幕友都认为我迂腐，并且说这些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改悔自新的，说我只不过是白费心力罢了。我说：「这地方寒苦特甚，所以无不见利而趋，这一点我难道不知道吗？可是，就算只有一个人改悔，也算一桩功德。我们不可以学那些目光短浅的俗吏啊。」


    朔平府本是沙漠之地，从汉、唐到元、明，两千多年来干戈不息，白草黄沙，一望无际。直到雍正三年，巡抚诺岷才奏请设置郡县，建立学校。可是文风纰缪，绝无师承。整个朔平府连一座书院也没有，士子即使想读书也无处请教。我首倡捐出养廉银三百两，每年再捐三十两，与各位州县下属函商一起捐款。朔平府下属五个地方，宁远通判齐克里诺布、左云县令贾献珍，都回信说不愿捐款。无米难为炊，当然也就无从下手。我又与朔平府城里的绅贾商量，答应请示朝廷为他们叙功，才募得制钱几千贯，交给当地绅士办理，不让官吏经手。找到公廨一所，重新构造，半年后总算落成，命名为玉林书院。延请山长[2]，札派校监。又查出朔平府库房还有赃罚闲款一千多两，时间长了肯定不知所终，于是将这笔款子提归书院，贷给商人生息。再加上我每年捐出的三十两养廉银，作为师生伙食费用。


    我又自制碑文一篇，大书深刻，立石于讲堂。书院的匾联碑文也都是我亲笔书写。大门横额是「玉林书院」。右玉县是朔平府治所在，原名玉林县，门上对联就用「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八字。讲堂对联是：「灵秀蕴山川，看此间岭復溪回，定生人物；科名关德行，愿多士金贞玉粹，不仅文章。」


    最后说一下家里的事。五月初八日，黄夫人来到朔平府，并将大侄子全官也一同带来，全官已经12岁了，我请了郑子白教他读书。


    八月，收到堂侄张云藻赴云南主持乡试的信，心里非常欣慰。云藻比我还年长一岁，性格宽缓不善营生，以前依靠岳父家里还能支持，自从盐务败坏后，岳父家道衰落，他也就渐渐不能支持。我科举及第后，云藻潦倒无依，在北京时就住在我家里，我供他饮食、教他读书有好几年。他去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今年到云南主持乡试大典，总算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张云藻还会在这本书中出现——因为他的死实在太离奇了。


    [1]即「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


    [2]「山长」，指清代书院的校长。


    1838年道光十八年


    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道光帝命各省将军、督抚与议。


    九月，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缉获广东人邓然私运鸦片十三万余两，命广东。


    十月，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禁鸦片。


    怪事处处有，太原特别多


    政声初起


    朔平府地广人稀，政务相对简单，需要知府亲自审理的案件并不多。不过今年春天，我倒是连续办了几个案子，虽然都很小，但现在人听起来可能还是挺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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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案子——不敬字纸案。朔平府有一个卖再生纸的人，专门收捡各个衙门以及商户人家的字纸，经过高温化为纸浆，再碾轧成纸，将其中较细较白的卖给商户人家做帐本稿件用，将较粗较黑的则卖给城中居民做手纸用，真是造孽啊——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怎么能这么糟蹋字纸呢？我于是派人把他抓了起来，枷号示众；并派人在街上各处悬挂专门回收字纸的箱子，安排人员按时焚化，通告下属州县照此办理。


    用你们现在的观点看，这个人不仅不该罚，还得奖励。是的，时代在变，汉字已不再神秘，然而知识的高度普及，也带来文字的贬值以至于变质，孰对孰错，就让歷史来证明吧！


    第二个案子——贩卖老婆案。卖老婆、卖孩子，在朔平府司空见惯。朔平府有一个人，生性好赌，将家产输光了，就打算将老婆卖了再去赌，可是他的老婆——摊上这样一个人渣丈夫，当然没什么可留恋的——因为捨不得自己的孩子，就不想走。恰好这个买主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僕人，这个僕人将孩子带到府衙，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按照这个女子的身价赏赐了他，让这个妇人仍然回去和丈夫团聚，并且将她的丈夫安排在县衙上班，负责为衙役们做饭，不仅可以按月领取工资养活妻儿老小，还可以防止他游手好闲、惹是生非。


    第三个案子犯事的是一个姓任的保正。古代农村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每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每十大保（也就是五百户）设一都保；都保的领导叫都保正，还有一个副保正。那时候家庭人口比较多，平均一户五个人，五百户人家大约两千五百人，保正大体上相当于现在乡长的职位。


    这个「任乡长」专门为别人写休书，从中渔利。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这傢伙做的事实在太伤阴德，听说我要捉拿他，他就跑了。


    今年，上级部门布置的工作也特别多。大的事情有以下三件。


    第一件事是要求查实下属州县亏空数目、汇报秋收的收成、评鑑州县官员是否称职。


    我遵照指令，调查了各州县的情况，发现情况很不妙。虽然现任各州县基本上没有大的亏空，但是前任遗留下来的亏空，每州每县都有。原来，雁门关以北地区，土地贫瘠，其中又以朔平府为最。如果年成好，朔平府下辖各州县收的钱粮还可以维持日常开销；如果遇到灾荒，各州县的地丁银（雍正帝继位后，实行地丁银制，把丁税即人头税平均摊入田赋中，田赋和人头税合二为一，称之为地丁银）以及各种钱粮，就都难以足额徵收。而山西省每年的奏销，都是足额上报，从来没有因为百姓交不起粮而导致地方官被参劾的。地方官顾及自己的政绩，就往往剜肉补疮，借新债还旧债。


    朔平府地方大多是盐硷地，丰少歉多，州县官员受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等到卸任时，老百姓拖欠的数额往往不足以抵消亏空，前后任就商议好，用今后的赋税逐年补上（谓之流摊），这样就导致没有哪一任官员不闹亏空。接任的官员如果不接受前任的亏空而将实际情况报告上级，大家就认为他是「不懂规矩」从而引起公愤。于是大家就都只得忍气吞声，照单接受。可是大多数的流摊，最后都流于空谈，对填补亏空没有多大作用，这就是歷年亏欠的由来。


    朔州的许知州，接手了前任邹知州的各项亏空，合计一万七千四百多两。据许知州说，从道光九年到道光十一年，共填补亏空将近一万两；从道光十二年起，朔州连年歉收，当年的钱粮尚且不能足额徵收，哪里有余力填补前欠？今年年成中等，能够将钱粮税款收到六七成，就可以交代过去。


    左云县的贾县令在县库管理上，很是小心谨慎，地方上的钱粮任务也不多，所以没有什么流摊的案底。


    平鲁县地方之穷，是朔平府下辖各县之最。先前的县令汤参亏空正杂款项合计二千九百八十多两，请示分作十年流摊，一直到道光十九年期满。杨县令于去年四月从宋县令手里接任时，又增加了宋县令修理县衙房屋的银子共六百零三两的拖欠，杨县令请示将修理衙门的拖欠和没有流摊完的款项合起来，再作八年流摊。雁平道驳回了这个请示，要求仍按原来的年限流摊，不得延期。


    代理右玉县县令的杜县令代理期限尚未结束，只剩前任刘县令垫付道光十年以前民众欠款一项，为数不少，需要核算。宁远厅前任同知锡纶亏欠的数目，已经参劾处理；现任通判齐克里诺布刚刚接任，应当还不致亏空。


    至于说下属的知州、县令、同知乃至胥吏的品行如何，大致如下：朔州的许知州，很是老成，只是在任日久，下属和百姓对他的性格及行事风格，已经摸得一清二楚，失去了敬畏之心，以致有些工作推不动；左云县的贾县令性情耿直，深受百姓爱戴；平鲁县的杨县令，听讼审案，思路非常清晰；右玉县的杜县令，是第一次代理一县主官，工作还不是很熟悉；同知祥山不明事体，常犯煳涂；其余佐杂人员，也还没有被揭发举报的情形。


    宁远厅的通判齐克里诺布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曾经在萨拉齐（今唿和浩特）任通判，声名狼藉，被当时的地方主官昇寅将军参劾撤职。因为昇寅将军原来的参劾非常严重，并且将齐克里诺布的绰号「齐搂儿」也一併写入了奏章，齐克里诺布一时难以復职，在省城闲居了三年。巡抚申启贤家和齐克里诺布家素有往来，申巡抚的夫人在京城里也和齐克里诺布家族中的一个子爵往来密切，所以申巡抚就代齐克里诺布上奏平反，撤销了原来的处罚，而另外补授宁远通判。齐克里诺布旧习不改而且性情凶暴，宁远厅又属于我的管辖范围，和他共事，总是让人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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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是要求上报调查宁远厅粮库谷物霉变情况的结果。


    此前，我前往省城会同太原知府王有壬一起核算宁远厅前任同知锡纶亏空的案子，除了已经查明参劾的以外，据现任通判齐克里诺布称，还有谷物三千多石已经发霉变质。我想，前任同知锡纶被参劾要求赔补的金额已经够大的了，恐怕不宜再以此为由进行续参。既然如此，我就想，能不能从其它途径筹集银两补上呢？我打算将该厅每年送给知府衙门的办公费用二百五十两拿出来，逐年购买粮食补上。这笔钱名义上是送给知府衙门的办公费用，实际上是送给我个人的陋规。


    什么是陋规呢？清代官场的规矩是，下级必须定期孝敬上级，地方官必须定期孝敬京官。夏天得送降温费，叫冰敬；冬天得送烤火费，叫炭敬；进门得送门敬；告辞得送别敬；「三节两寿」[1]送节敬。所有这些孝敬统称为陋规。因为不合法，所以说它「陋」；虽然不合法，但是你必须送，这就是「规」。至于送多送少，各地行情不同，价码也就不一。


    这件事我已口头向布政使请示过。后来，我路过代城，将这个想法告诉雁平道章荆帆。他对此深表贊成，也表示将宁远厅每年送给他的二百五十两陋规拿出来买粮填补。如果将这两笔款子提到道署，用户部规定的价格买粮补库，五年就可补上这笔亏空。关外地广人稀，粮食一向便宜，按部价就可买到补上。这样不仅仓谷有了着落，也不必续参锡纶。


    第三件任务是藩司（布政使）衙门和臬司（按察使）衙门联合通知的，要求下属各府县设立窝铺（保安队），护送过往商旅，并制定缉捕盗贼的章程。


    十月三十日接到上宪命令后，我就命令宁远厅、朔州、各县增设窝铺，巡逻缉拿作奸犯科之徒。


    据我所知，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地方官遍贴告示，严令各集镇旅馆，一旦有单身旅客住店，一定要等到天亮才可以放行——那些人马车辆众多或者结帮而行的旅客除外，后者途中由巡逻的兵丁和窝铺的差役持械护送。这些人都由省里临时委派人员负责，不需要专门设置常任的督办。如果责任区域整个冬天都没有发生沿路抢劫的案件，就由藩司衙门请示巡抚委派其代理一次州县职务，以示奖励。因此，连年以来，道路上都非常安静，那些拦路剪径的强盗都销声匿迹了。


    现在，如果山西也效仿执行的话，效果一定很好。至于城市中人烟稠密的地方，也可以沿袭过去的做法，十家设一牌长，夜里轮流值班，一旦发现贼人就大声唿叫，十家一齐响应。每家每月值守三夜，也不是很辛苦，十家轮流出人，也不需要太多的费用。这样互相联络声势，梆子一响，群起唿应，无论是村里的人还是城里的人，都能有所防范，那些宵小之徒也就没法为害一方了。


    官府缉盗是为了安民，办公就必须事先筹集经费。我自从接任以来，将陈年的积案逐件清理。在调查各州县的盗窃案件卷宗时，发现报案失窃的案件很多，但抓获的窃贼却是寥寥无几。其实，各地的州县官员也不是没有派捕役四处捉拿罪犯，也不是没有定期检查进度追究责任。可是，捕役们却是宁可受刑，也不愿出去追拿贼人，其中的原因便是没有办差的经费导致无法捕贼。


    按规定每县设捕役八名，每人每年工资四十两——还往往有被剋扣而改发铜钱的，这样就导致捕役的工资在所有差役中最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不愿干捕役，就只能由老弱病残来充数。而捕役的用项又多——他总不能饿着肚子抓贼吧？要办一个案子或者捉拿一个盗贼，总不能就一个人单干吧？押解一个犯人或者传一趟原告，总要路费吧？这些差役赔进去钱就一定会找地方讹回来，有些人为了钱甚至不顾身家性命，由抓贼变为养贼自肥。这样看来，接了差使却压下来，宁可受刑也不去抓贼，恐怕还是轻的呢！


    于是，我制定章程，和各州县商定，富裕县份的县令每月捐银三十两，贫穷县份的县令每月捐银十五两，一半作为缉拿盗贼的经费，一半留下来作为押解犯人的费用。缉盗有了经费，捕役就可以用它来僱佣线人；押解人犯有了经费，那么来往省城就无需找人顶替。一定要做到有案必破，无犯能逃。抓获窃贼多的捕役，加以优赏；做事懈怠的，予以严惩。


    缉拿贼匪的关键在于破获贼窝，破获一个贼窝，就会有一群盗贼无处藏匿。整治盗匪要从整治小偷抓起，小偷被抓了，就不会发展成大盗——没有哪一个大盗不是由小偷演变而来的，也没有哪一个小偷是没有贼窝的。


    我治下的朔平府，紧邻塞外，地广人稀，往往彼处的盗贼窜到此处作案，此处被通缉就逃往彼处，因为容易隐藏行踪，所以就敢于施展这种伎俩。我命令各州县，并且发函到相邻府县，要求协调行动，不分地域，遇到相关案件，除了公函联繫外，另用密函联络，各州县一定要有唿即应，让盗贼无隙可乘。除此以外，仍要坚持保甲连坐制度，从源头上减少偷盗行为。另外，还要发展生产，增加百姓收入，以养民气。


    我的报告经过两司衙门送达巡抚大人，申启贤巡抚看了之后，非常赞赏地说：「看张知府的条呈，道理明晰，语言晓畅，切实可行——看来，张知府可不是不通世务的白面书生啊。」申巡抚当即命令通知全省，照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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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其夫人的生日。


    代理太原府，兵匪一家亲


    七月，我调到省城代理太原知府。


    前任知府王有壬，原是兵马司指挥[1]出身，经多次升迁到太原知府，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的公务全部交给家人王成一手打理，王成因此得以与人狼狈为奸。一个太原府，积压的案件就有几百起，有些甚至一拖几年。一个姓吴的师爷长期把持府务，上下其手。这些事情我早已厌闻，所以接任之后，将前任知府的师爷和僕人，一律遣退。通判麟耀认为千万不可，苦苦劝我仍旧聘请姓吴的做幕僚，我没有答应；麟耀又转而请求臬台瑞元帮忙吹嘘姓吴的和王成两人如何如何能干，瑞臬台不肯推荐，反而对我的「不蹈前辙」深表贊同。


    我刚上任太原府，就遇到了一宗刑事案件。


    灵石县民妇伏张氏和她的儿子伏锁成逼迫儿媳妇伏陈氏卖淫，伏陈氏不从，母子二人就将其勒死了。伏张氏初审被判斩监候，儿子伏锁成减一等流放充军。案子提到省里覆审，两个被告也没有翻供。臬台瑞元察觉伏锁成似有冤情，就发回太原府重审。我进一步搜集证据，并且调原审官员祥玉会同审理，发现并没有强迫伏陈氏卖淫的事。再三追究，查明伏陈氏被害的真实原因是因为顶撞婆婆，被婆婆勒死。伏张氏因此得以减为流刑，其子无罪释放。


    更恶劣的事件还在后头。


    驻防太原的八旗兵一向剽悍，甚至窝藏盗匪，兵匪一家，肆无忌惮。太原的居民都说：「八旗兵营就是山西的梁山泊。」


    九月初，几个旗兵在深夜宵禁之后强闯大街栅栏，守卫栅栏的更役不肯放行，旗兵就用砖头将更役打得头破血流。


    更役被打的第二天，阳曲县县令李廷扬和太原府理事通判（知府佐官，负责一府的司法事务）麟耀会审此案，麟耀包庇八旗兵，反而将责任推给被打伤的更役，并且将更役处以杖刑来讨好八旗兵。李知县心中愤愤不平，但不敢和麟耀抗争，从此八旗兵更加横行无忌。


    九月十八日，李知县巡夜，只带着一个年幼的僕人微服私行。经过一间旅店门口，看见店内有火光，就让僕人进去盘查。这时，旅店里突然冲出几个八旗兵，将李知县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李知县大叫：「你们干什么？我是阳曲县知县。」八旗兵假装没有听见，仍然抓着李知县不放，反而大声唿叫：「这两个人慾闯进店中强姦妇女。」竟企图将李知县扣押起来。幸好县衙门的衙役得到消息后赶来相救，李知县才得以逃脱。


    第二天，太原守尉[2]恆通秉承藩司和臬司的意思来调解此事，八旗兵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李县令知道八旗兵一向骄悍，也不敢继续追究。通判麟耀曾公开在官厅里说：「当年巡抚鄂顺安大人被八旗兵辱骂，也没有追究。太原知府珠澜大人的轿子被八旗兵当街砸了，珠澜告到「两司」[3]衙门，也不过让八旗兵道了个歉而已。」我听了深感震惊：骄兵悍将如此横行，大祸不远了。


    太原县有一个大盗叫根寅儿，在县城里抢劫当铺，并且用刀砍伤了店主，被通缉捉拿。有一个叫文英阿的马甲（指清朝八旗骁骑营的士兵）在太原城里开设了一家旅馆，很多宵小之徒就躲在里面——就是李知县被殴打的地方。根寅儿和文英阿一向交好，还有骁骑校尉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一起合伙分赃，也不是一天两天。


    太原府的通缉文告下达后，李知县就派捕役张连城、王同和李德一起持票捉拿。这些捕役侦察到根寅儿躲藏在文英阿的店中，就沖入店中将他抓获。捕役对根寅儿进行搜身，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兇器，就用铁链套在根寅儿的脖子上，准备将他带走。长庆将张连城拉到隔壁西厢房，请求将根寅儿放了，出多少钱都可以，张连城坚决不肯。文英阿又将根寅儿拉到西厢房低声说话，王同手里抓着铁链，一直不松手，李德站在旁边掩护王同。文英阿见无法让根寅儿逃脱，就愤愤不平地摔门而去。


    过了一会，文英阿又回到店里，再次和根寅儿窃窃私语，张连城因为被长庆纠缠在西厢房不能出来，就大声喊道：「兄弟们，赶快将犯人带走。」王同答应了一声，就将根寅儿牵出西屋。刚走到院子中，就见根寅儿袖中刀光一晃，王同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不动了，李德的左臂也鲜血直流，根寅儿挣脱铁链，迅速翻过院墙逃走了——墙外就是文英阿的住房。张连城见贼犯逃脱而同伴被害，就飞奔到县里紧急报告。


    第二天天刚亮，李知县就来到我的衙门禀见，叙说缘由。我说：「窃贼杀死捕役，又牵涉到八旗兵，已经成了重案，必须请示两司和巡抚再作处理。无论这件事背后有无主使之人，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将兇手抓获。」


    李知县当即派遣差役一百多人，分四路追捕；又对根寅儿画出通缉画像，四处张贴，全城搜捕。大约八点钟的时候，「两司」拜见巡抚，派我传讯长庆和文英阿。两个傢伙带到后，气焰非常嚣张。我请示巡抚，将二人先革职再审。


    没有了护身符，文英阿才陆续供出实情。据文英阿说，根寅儿的确是窝藏在他的店中，递刀给根寅儿让他杀死王同也是他的主意。根寅儿逃脱后，从城墙上缒下，逃到西山硫磺厂郑某家里躲藏。兇器现在藏在家中烟炕的铺板下，刀柄红色。长庆、伍奴儿也供出他们参与分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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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即派人到文英阿家里将兇刀和根寅儿缒城的蜈蚣梯起出。守卫太原城的参将得升，会同李知县星夜赶往西山硫磺厂，并没有发现根寅儿的踪迹；硫磺厂一百多户人家中，也没有姓郑的——看来是被文英阿骗了。


    巡抚申启贤任期将满，即刻就要进京陛见，担心布政使张兰沚代理巡抚后，拿这个案子找他的麻烦，到处求神问卜，惴惴不安。一天，他将我叫到巡抚衙门，将县里差役的花名册交给我说：「您手下的人有善于捕贼的吗？」我回道：「既然做捕役，当然能够捕贼。」抚台说：「今天早晨，我求了一支签，和您手下的差役洪喜的名字相吻合，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就派他去吧。」我回到衙门后，将洪喜唤到大堂，向他秘密地交代了任务，洪喜欣然接受，并且说：「根寅儿曾经犯过盗案，在班房里关押过一段时间，我认得他。」


    没过几天，洪喜就在榆次县一个烧饼店里面将根寅儿抓获归案，他的供词和文英阿说的一样，于是，发文向刑部请示一干人犯的刑期。刑部批示：文英阿斩监候，根寅儿绞立决。长庆受刑死在狱中，其他犯人发配充军，不准出钱赎免。


    太原守尉恆通刚刚升任伯都讷（台站名，清初置，在吉林扶余县北，为当时通蒙古的重要驿站）副都统，担心因为此事被参奏，就向申巡抚求情，申巡抚让他来求我，并且出面代他说情。我想，既然兇手已明正典刑，其他人免于株连，我也无意深究。从此以后，驻防太原的八旗兵的嚣张气焰才算有所收敛。


    此前，阳曲也发生过一起抢劫钱铺的案件，传言就是文英阿所为，参将得升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这段时间，得升每天都到衙门听我审案，这一伙贼人供出了前案，得升非常担心我追究此案。我说：「这是案外之案，一旦查实，恐怕有很多人要掉脑袋。」恆通听了，更加害怕，可怜巴巴地向我求情，我说：「您不用担心，我就事论事，不追究前案就是了。」后来，杨国桢接任山西巡抚，抽调此案卷宗细查，问我为什么没有将此案中失职的官员一併附参，我说这是申启贤巡抚的意见，杨巡抚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1]「兵马司指挥」：官名，清代五城兵马司之主官官名，掌一城之巡缉盗贼、平治道路、稽检囚徒、组织消防救火等事务。


    [2]清代八旗驻防将领，正三品，负责重要府州防卫，属驻防将军、或副都统辖，保定、沧州、太原、开封四处则为独自率兵驻防。


    [3]指布政司衙门和按察司衙门。


    这个讼棍不好缠


    平定州有一个讼棍叫郭嗣宗，是个被革掉功名的秀才。他有个已经出嫁的女儿，不知什么原因，自杀身亡了。郭嗣宗借着这个案件，到京城里告状三次，到省里告状四次，到钦差大臣行辕告状两次。用你们现在的话说，这郭嗣宗就是一个「老上访」，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人想到把他关进精神病院。郭嗣宗的案子由省里发交太原府审理，拖延了四年，都没有结案——省里大员和太原知府王有壬都不敢接他的招。


    我仔细核对案卷，发现郭的控词其实有不少漏洞，抓住这些漏洞就可以釐清案情。


    郭嗣宗的父亲是个秀才，在私塾里教自己的孩子读书，同时教他们学习法条和案例，又训练他们写控词——兄弟之间互相控告，做父亲的则依律判决，裁决输赢——这样的极品父亲真是闻所未闻。


    后来，这个老秀才去世了。郭嗣宗以其生母的名义，到知州衙门控告他的胞兄郭绍宗（也是个秀才）调戏姦污他的妻子，控词里有这样的句子：「吾妻正在窗边上解开衣服洗脸，我的兄长隔着窗户将金镯子丢在我妻子的脸盆中，并且看着她淫笑。」经过州里审讯，发现并无此事，就将他的母亲判了流刑——准许出钱赎免，郭嗣宗也被取消秀才资格，并发配到朔州。


    郭嗣宗在朔州服刑的时候也一直很不安分，等到刑满释放回到家乡，就变得更加无赖。他对各种律条案例烂熟于心，所以地方官也对他有几分顾忌。


    郭嗣宗有个女儿嫁给一个童生（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称童生），生了个儿子，已经四岁了。一天，孩子在窗前哭闹，童生的母亲责怪媳妇不管孩子，郭氏就和婆婆顶了起来，并且出言不逊。这时，恰好童生在外面听见媳妇辱骂母亲，就在郭氏的背上揍了几拳，郭氏顿时撒起泼来，拿起剃头刀子就朝脖子上抹去。童生母子大惊失色，将郭氏扶到床边，并用鸡皮给她补上伤口，但是因为郭氏气管已被割断，当时就断了气。


    童生害怕岳父不肯善罢甘休，不敢亲自前往岳父家报信，路上遇到王举人，就托王举人顺路到郭家告知其女病重，请郭嗣宗前往探视，并推说自己要去请医生给妻子看病，无法分身。王举人和郭嗣宗本是邻居，就一口答应了。其实这个时候，童生已经到州里报了案，请求官府派人前去验尸。


    郭嗣宗听了王举人的话，就赶往童生的家里，看见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不发一言，立即赶到州里告状——他不知道女婿已经比他先到了。


    州中的刑房和仵作[1]都知道郭嗣宗是有名的讼棍，所以在验尸时特别仔细。刀口入重出轻，确实是自杀而非他杀。肩胛骨上有两处拳头痕迹，让童生用手比对，也相吻合。


    郭嗣宗不肯签字具结，仵作验尸还没有结束，他就在众人喧譁的时候熘出人群，往省里告状去了。状词云：「《洗冤录》上记载：『自刎的伤口入重出轻。』今细看死者伤口，入重出亦重，这是为什么呢？再者，自刎的人右手弯曲，今细看死者双手都弯曲，这又是为什么呢？颈部受到如此重伤，是绝不可能再挪步的，可是现场却有血迹数处，并且炕边也有血迹，这又是为什么呢？既然说自刎下手很重，必然立即毙命，现在死者却衣服歪斜头髮散乱，这又是为什么呢？血迹只应该死者尸体上有，现在童生母子身上都有血痕，这又是为什么呢？童生母子说用鸡皮掩补和母子同扶等情节，难道没有伪造现场的可能吗？州官年轻，初次署理地方官，验尸仅凭刑房和仵作喝报，所填尸格和原告自填的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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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嗣宗心里明知自己的女儿是自刎而死，所以在他的控词中没有一句断定女儿是被人杀害的话语，只是提出了诸多疑问，就算将来水落石出，他也可以说，我并没有控告女儿是他杀呀——真正的讼师伎俩！


    就这样，这个案子拖了几年，涉案的刑房和仵作中有人就死在了省里，帮助报信的王举人就更冤了，因为有案在身，连续两次不能参加会试。每次提审，郭嗣宗就扶着他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当庭顶撞，审讯官员稍加声色，郭母就以头抢地寻死觅活，所以没有人敢接这个案子，太原知府王有壬也只能将它束之高阁。


    我虽然只是暂时代理太原知府，但总觉得这个案子久拖不决也不是个事，就派候补县令靳廷玉承办此案，我亲自督办。第一次过堂，我开导郭嗣宗道：你是死者的父亲，痛失女儿心切，为死者伸冤，让生者心安，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可是，你的母亲年纪老大，身体也不好，你是一个读书人，又何苦拖累你的老娘呢？我意以为，不如先将令堂送回州城，由你的妻子照顾，你留在这里专心打这场官司。况且，你控词中的很多细节，你的母亲并不知晓，假如回答的与你的说法有出入，反而不好。」郭嗣宗连忙叩头表示感谢，请求我准假让他送母亲回家。书吏请求派差役跟随护送——担心他潜逃不归。我告诉郭嗣宗：「赏你半个月的假，送你的母亲回家。府里也不派人押送。你如果逾期不归，就是自认理亏，我就缺席审判，结案上报。」郭嗣宗再次叩头道：「实在不敢辜负大人的信任。」


    半个月后，郭嗣宗如期到庭。我说：「看来你也是个守信用的人。我今天仔细审问你，你一定要实话实说，你如果再支支吾吾模稜两可，那你就是以身试法，休怪法网无情。我问你，你为什么在控词里故布疑阵，是为了为难审案官员呢，还是为了炫耀你那种讼师手段呢？我再问你，你在第一份控词里说，死者手臂上有一处伤痕，第四份控词里又说死者手臂上又有两处伤痕——难道死者身上的伤痕可以随意增减吗？再说，尸格是刑部颁发的图样，由验尸仵作当场用硃笔填写后上报到刑部，你是什么人，也敢说填什么事格？今天，我也不想多说，我只说一句，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讼师，你很清楚你的女儿是自杀身亡的，如果你接受这个结论，你就签字画押，将此案了结。如果你认为你的女儿是他杀，也请你签字画押，我就将死者尸体运到省城来，再验一次，如果事实证明你是诬告，本府就将你平时的行径以及本案中借女儿命案扰乱司法的情形详细报告刑部，由刑部来给你定罪。」


    郭嗣宗仍然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我喝令掌嘴，靳县令大惊失色，担心他被责后更不配合。我说：「掌责一个讼师，何惧之有？」郭嗣宗的气焰就此被打消，然后就老老实实地签字画押结案了。他的女婿按律应无罪释放，可是臬司瑞元担心郭嗣宗翻供，就将他的女婿以「不应为而为」（指不应该用拳头教训他的老婆——在我们那个时代实在是最普通不过的事）的罪名，杖笞三十大板，以此来讨好郭嗣宗——那个童生的前途就算报销了，受过刑的犯人是不能考功名的。


    [1]旧时官府负责检验尸体命案的人，相当于今日的「法医」。


    曾经有十万两银子放在我面前


    介休县富商吴龙图等十六人，一起控告一个叫侯生芸的人「领本骗吞」（收了他们的本金，不给利息，连本钱也不还）。这个案子本来是在下辖的介休县审理，我刚刚代理太原知府，家人陈祥就和我手下一个姓熊的师爷相勾结，将这个案子提到太原府来审。我以为是一起单纯的经济纠纷，就没有太在意，没想到却被这两个傢伙摆了一道。


    一天，我见委员王晋介提审此案。这时，十六名原告一起鲜衣华服出现在大堂上，被告侯生芸也是口若悬河，而旁边值班的书吏也较平常多很多。当时，我正在炕上审理一起逆伦命案，值班的差役才两三个人，稍一比较，我就觉得不对劲：难道一起经济纠纷也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吗？王晋介也认为这起案子铜臭味太浓，请我亲自审问。我调阅卷宗仔细研究，大致了解了案情经过：侯生芸家开有一个钱庄，吴龙图等十六人各自拿出几万两银子放在钱庄里，作为本金。侯生芸拿这些银子在全国各地开了很多分号，从奉天到浙江都有字号。侯生芸每三年和这十六个股东结一次帐，支付利息，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近年来，钱庄生意萧条，赢利减少，股东就怀疑侯生芸从中渔利。侯生芸则认为这些股东得利多年，现在小有亏损就生出闲言，实在是不讲良心，双方因此对簿公堂。我细看钱庄的经营帐目错综复杂，不是一下子能够做结论的，就命令书吏会同原告被告双方将帐目清算上报。


    有一天早晨，我去拜见巡抚，在官厅遇到太原城守尉恆通，他朝我作了个揖说：「我就要到伯都讷上任了，正为路费短缺而苦恼。现在有一个熟人，为我雇了二十辆车，另外送了我几百两银子做盘缠，还在伯都讷城里各家店铺预购了很多物品，将字据交给我，让我到任以后取货。」我听了连忙向他道贺：「这等『解衣衣我，推食食我』[1]的事，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您怎么有幸交到这样的朋友呢？」恆通说：「可是这件事，离开了您，恐怕还是不成。」我感到很惊讶，怎么还扯上我了呢？恆通解释说：「介休县的吴龙图等人正在太原府打官司。他们十六个人都是介休县有名的富商，和侯生芸因怨结讼，不过是想让官府将侯生芸杖责几十大板，让他们出出气。如果能够不经细审就让侯生芸吃几十大板，他们愿意拿出十万两银子作为酬谢——他们知道胜诉的可能性不大。」我假装答应道：「还有这样好的事？太原府衙门的板子可真值钱啊，几十大板就是十万大洋，可真是赚大发了！有了这样一笔巨款，我就可以回到乡下做富家翁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在这里做这个四品知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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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衙署，刚刚走进仪门，就有人拦着轿子递上状纸，接过一看，原来是吴龙图等人催促开庭的诉状。我在轿子里告诫道：「你们的案子又没有什么奇冤大枉，为什么不按规定等到卯日再来递状呢？实在是躁进荒谬。」说罢将状纸从轿子里扔了出去。几天后，又见到恆通，彼此都没有再提及这件事。


    从此以后，这个案子就不再审理，任其拖延。反正原告和被告都有钱得很，也不在乎这点旅费，况且我还听说，吴龙图等人在省城里花天酒地玩得才高兴呢。每次卯日接案，我的批示都是「等候开庭不得耽误」。一直到冬月，快过年了，我才批道：你们所诉的案子，帐目还没有核实清楚。现在年终封印休假的日子快到了，你们可以交保之后回家过年。明年开印之后再行审理。


    我想，这个案子，先是被家人和师爷蒙蔽，错误地提到省里来，又被城守尉恆通从中招摇，才成为难了之案。在山西省打官司，有钱的人往往不管有理无理，专门依靠行贿来达到目的，而审案官员又往往不知检点，这样就常常酿成大案。先前的阳曲县令李联蒙就因为接受了孙阜昌的巨额贿赂而被砍了头，可是后来的官员仍然不知悔改。这是为什么呢？地方官难做就难做在这里。


    从此以后，凡是卯日接收状纸，我都亲自批示后让书吏拿到后衙誊正后再张贴出去，不让师爷经手，就避免了这种弊端，衙门的风气也好多了。后来，我仍旧将这个案子发回介休县自行审理，而将家人陈祥和姓熊的幕僚一起辞退了。


    宁远厅锡纶亏空的案子终于结了。我按照在任的时间长短，摊赔两千两。亏空结案，亏空官员本人赔一半，上级官员分成认赔，一向都是这样。可是上司总是不愿分赔，所以总是勒令后任认帐，这样就导致山西全省几乎无县不亏。


    [1]「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指把穿着的衣服脱下给别人穿，把正在吃的食物让别人吃，形容对人热情关怀。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1839年道光十九年


    四月，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共两万箱聚集在广州虎门外销毁。


    六月，定四川防备彝番章程。


    九月，英兵船开炮挑衅，林则徐命反攻，毁其数船，义律窘急，请他国转圜。


    十月，诏令停止中英贸易。


    十二月，林则徐代邓廷桢为两广总督。


    这里没有潜规则


    悼亡


    我在讲述时，一般先说政事，再说家事，但这一次，我却不得不倒过来——正月二十日，黄夫人在寿阳县衙去世。


    此前，夫人已经抱病多年，几次病危。去年冬天，我代理太原府知府，夫人仍旧留在朔平府。因为关北没有好医生，我的岳父黄怀谷先生当时正任寿阳县县令，就将黄夫人接到县衙，就近照料医治，没想到她就这样舍我而去了。


    夫人性情和淑，持身清严，奴婢们侍候多年，从来没有见她发过火。她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却没有一点千金小姐的娇气。她嫁给我的时候，我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可是夫人却毫不介意。后来，我科举及第，在翰林院任职八年，薪俸微薄，生计艰难，多亏夫人节俭持家才勉强维持。我这个人，性格孤介，不愿求人，夫人理解我的为人。但凡夫人家族中有人持重金来京城找门路上门来拉关系，夫人都按照礼节热情接待，但对请託的事情却是严词拒绝。她处事得体，让我感佩不已。


    夫人嫁给我十二年，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就被疾病缠绕而驾鹤西游，痛何如哉！唐人元稹曾经有诗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说的就是我和夫人啊！在省城接到噩耗后，我又不能立刻脱身前往，只得将棺木和衣服买好，派家人送到寿阳入殓。直到交卸了太原知府，我才得以奔赴寿阳，靠在夫人的棺木上痛哭一场，斋奠数日，护送夫人的灵柩回乡安葬。


    回任


    二月，我回到了朔平府知府任上。清代的官员署理和现在的官员代理有所不同。现在的官员代理某个职务，其实就相当于实任某职了，很少有回原职的。清代的官员署理则相反，虽然也有由署理转为实授的，但这样的情况很少——正式官员到任后，署理官员就回原职。


    在省里任职半年多，将多年积压的两百多起案件清理一空。「两司」和抚台[1]大人都很看重，每次向抚台请示时，抚台就说：「你不必多说了，我信任你，你直接和臬司商量就行了。」抚台又经常对师爷姚秋楢说：「首府张大人的气度与谈吐，胜过「两司」甚远，而且操守清严，实在是栋樑之才啊！」到年终密考[2]时，对我下了「性情严正，操守清廉」的考语。我很惭愧自己当不起这样的评价，但这总是一种知遇之恩。


    同仁们因为太原知府王有壬就要回任，心里捨不得我走，藩台和臬台也都认为王知府此番代理河东道回来，腰包应该已经很丰满了，可以告老还乡了——谁知他还会回到太原知府任上呢？王有壬放话说：「库款亏空了七千多两银子，如果张公肯代为垫补，我就退休让位。」同仁们一起找藩台商量，大家凑份子，各出一点钱，将这笔亏空还上，候补县令严于镐尤其积极。我说：「买缺卖缺，从来就是朝廷律令禁止的，况且还要连累同仁一起掏腰包呢？」藩台说：「不需要这样。您尽管认下这笔帐，这七千两亏空，您上任后慢慢还就是了，本司绝不催提。」我说：「大人您这是看重我，您的情我领了。可是，我如果终老于此，就不免一生受人挟制；假如我将来有幸还能升迁的话，又怎么做下属的表率呢？穷达有命，不属于我的我不敢强求。」藩台说：「您站得高，因而看得远。这是我没想到的啊！」冀宁道姜梅笑我痴，我也顾不了别人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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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在朔平府主持院试（秀才资格考试），考生的习作大多文理荒谬，几乎没有合格的。只有来自朔州的蔚久谦的文章还过得去，但是文笔也很平常！不过，那些考武秀才的考童，武艺倒是很值得一看。


    [1]抚台，指巡抚。


    [2]年终密考，是清干隆以后实行的一种年度考核地方知府以上官员的制度，各省的藩司、臬司、道、府等官均由督抚于年终出具考语，陈述政绩，密折具奏。


    代理雁平道


    四月，我的顶头上司雁平道章荆帆出缺，省里安排我代理。


    这里的几位前任几乎从不问案，所以积累下来的案子就特别多。我的前任章荆帆尤其煳涂且愚蠢可笑，所有的公事一律交给师爷斯为盛主持。即使遇到上京控告后被发回审理的案子，也派书吏在外面调解，从不提审。有时好不容易开庭，他竟然连原告被告都分不清楚，而且笨嘴拙舌，根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师爷斯为盛就趁机伪造审讯记录，捏造双方供词，然后盖章、上报、结案。


    公文往来，连一个负责收发的人都没有，茶房和门子每次打扫客厅，都可以在座位和床底下扫出几张公文来——从前我听说有人用军报包鱼肉，总以为是传说，现在终于看到现实版了。老实说，这里的公务实在荒废得太过分了，连师爷斯为盛也认为有必要整顿整顿。巡抚和藩台又因为我在太原府知府任上勤于断案，所以发到这里的案子也是一个接一个。我感念老百姓打官司的艰难，总是尽量做到速审速决。为此，我不得不每天从早到晚，连轴转审案。


    州里有一个候补知县叫冯麟角的，为家务事告状，几次判决、几次上诉，钦差的行辕、抚台的阅兵场，冯麟角都告到了；歷任官员都怕他刁滑难缠，却又不能使他折服。


    我调阅案卷，发现前几任官员在这个案子上的处理几乎如出一辙，就是从来没有人彻查他告状的原因。原来冯麟角兄弟五人，老大冯麟趾是一个捐职经歷（官名，为知府属官），老二就是冯麟角，其余三个都是「捐监」[1]。他们父亲还在的时候，开有一个叫「五福堂」的当铺，还有几处田产。冯麟角赴直隶候补时，父亲去世了，冯麟趾就同在家的几个弟弟商量分家的事。他们都认为，冯麟角捐纳知县已经花了家里不少钱，如今在直隶候补，在衙门也应该可以捞到钱，于是将父亲留下的家产一分为四，他们各得一份，连一分地一片瓦都没有留给冯麟角。


    冯麟角丁忧（官员因父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守孝称为丁忧，又称守制）回家，兄弟几个又将他的行李箱打开搜检，将冯麟角自己结余的银两和别人托他带回来的银子一抢而空。冯麟角心中气不能平，就几次赴道、州衙门控告，因为他言词过于激烈，被主审官员看成刁民之流。等到章荆帆任雁平道几年，也是依样画葫芦。冯麟角的四个兄弟各据一庄，住在高大宽敞的豪宅里，而冯麟角却只能窝在几间仅能遮风挡雨的破屋里，他的兄弟们也没有一个上门来慰问一声。


    我将五福堂的老帐本和近年来的私帐全部调来，冯家兄弟们欺骗掩饰私吞私分的行径一目了然。我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将家产重新分配，他们都心悦诚服、感激流涕。冯麟趾让出房子给冯麟角居住，其他几个弟弟也都拿出部分家产分给冯麟角——如果不把这个来龙去脉弄清楚，恐怕这个案子永无了期。这样一个久拖不决的案子终于结了，全城人都感觉松了一口气。


    代州百姓每年都得缴纳号草（军马越冬的饲料），这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驿站书吏和官员手下的家人常藉此事鱼肉百姓。巡抚申启贤到代州视察，里正乡约和绅士耆老拦着抚台大人的座驾哭诉苦情。当时，申巡抚已经病得很重，性情格外暴躁，没有问清楚事情的是非曲直，就命令将这些呈情的人予以掌责。过了一会，申巡抚自己后悔了，又看见被责打的人都是些白髮飘飘的老者，担心他们受责殒命，心里更加不安，立即批示：将这个案子发到雁平道，由雁平道亲自审理。他在路上又写了封信给我，再三叮嘱我仔细审理。


    据查，代州收购号草，一直以来的价格是一斤一文，可是这笔钱虽然从官府支了出来，但却从来没有发到老百姓的手中——对此，老百姓也一直没有什么怨言。每年各村共缴纳号草十几万斤，驿站书吏和官员手下的家人往往狼狈为奸，另做一桿没有准头的大秤，拿七八十斤草放在上面都不起花。除此以外，还藉口质量问题对老百姓百般刁难，必须送他们好处，才肯收下草料。我调验收草的大秤，与百姓控告的完全相符，于是就另造一桿标准的十六两秤，落实一文钱一斤草的价格，禁止书吏和家丁私吞。代州百姓欢唿雀跃，而代州官员和他们的胥吏、家丁都恨我入骨。


    [1]监生，本为国子监学生的简称，后者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捐粟监生，指通过向朝廷捐献钱粮，换来的监生身份，又称「捐监」。


    传说有人被姦杀了


    八月，我结束代理雁平道。奉命进省，负责查办汾州盗案。


    事情是这样的：军机处发来廷寄，奉上谕：「御史汪于泗奏，平遥县大盗张金铃子犯有轮姦妇女并将被害女子剁足的重案，迄今尚未捉拿归案，地方官限期缉兇结案。」


    此前，徐沟县王县令派捕役在城北旅馆抓获了四名形迹可疑的人员，但不清楚这些人的身份。据他们自己说是贩卖棉油的客商。王县令审问之后，也没有什么收穫，就交给差役暂时羁押，并让捕役继续查访。这四个傢伙窃窃私语时，被看守的狱卒听到了，才知道这中间有一个竟然就是介休县的逃犯张金铃子。王县令请示将张金铃子提到省里审讯。就在这时，收到了军机处的廷寄，巡抚申启贤和臬台瑞元误听了太原知府王有壬的意见，由申巡抚上奏，不说张金铃子是事先拿获的，而说是接到谕旨后抓获的。在我看来，这纯粹是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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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张金玲子是接到廷寄后拿获得，那么势必就要寻找各种罪证了。这个差使又落到了我的头上。申巡抚命令我到汾州、平遥和介休县搜集张金铃子姦淫妇女盗窃财物的证据。我先来到平遥，调阅失窃案件登记档案，将情况详细上报。我召集各乡的绅士耆老亲自询问，这些人都说本地没有发生姦污盗窃恶性案件，并且情愿在证言上签字画押。我又来到介休县调查，用的调查方法一样，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


    有传言说，某贡生家里发生过一起姦淫妇女盗窃财物的案件。据说当时，村里请了戏班唱戏，贡生的几个女儿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院子里看戏。一群强盗沖了进来，将女孩子姦污了，并且脱下女孩子的弓鞋跑了。我将贡生叫来，反覆开导，他承认被盗是事实，但没有发生女眷被姦污的事，并且情愿签字画押。


    我又到汾州知府牛毓山的衙门里住了几天，查遍全州也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姦污杀人案件。我就回到省城销差后，仍旧回到朔平府。


    不久，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隆文受命继续调查此案。尚书从汾州到太原，住在考院内，每天请裁缝做干尖褂作为消遣。司员林绂、承惠提审犯人，犯人也不承认强姦的事。尚书在省里住了一个多月，最后含煳其辞地上奏：「姦污剁足的事情，或许有，或许没有。」这时，申启贤巡抚病逝，刑部侍郎杨国桢（字海梁）接任山西巡抚，于是隆尚书就将这个案子交给新任巡抚办理，自己带着司员回京去了。


    杨海梁先生到任后，派藩台张兰沚重新审理此案。张藩台和瑞臬台不合，铁了心想翻案，就派泽州知府虞协再次前往平遥和介休调查。虞知府一心想在藩台面前邀功，也就格外积极。虞知府借这个案子，在介休县大肆勒索，看戏嫖妓，花天酒地。介休县的林知县是一个老官油子，虽然对虞知府的做派非常不满，但因为权力操在虞知府手上，所以林知县也就一直隐忍不发。虞知府在介休住了两个月，关于姦杀案的调查毫无进展，地皮倒是颳走了不少。等到藩台报告结案，仍然以寻常盗案了结。


    杨国桢巡抚另折上奏：「先前据朔平知府张集馨调查，传言某贡生家里发生姦污盗窃案，传讯事主，却矢口否认。或许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该女子婆家和夫家的脸面，一旦承认，在地方上就难以做人，就只承认失窃事实。这个案子没有确切证据，又不能通过刑罚强迫被害人承认。现在，既然首犯张金铃子已经被斩首，其同伙也都判了死刑，就算他们真的犯了强姦杀人的罪行，也不过就是判处死刑罢了。因此，这个案子没有必要继续追究下去，可以就按张集馨原来的意见结案，以免拖累无辜。」皇上硃批：「这是真正的圣人智慧，就像日月一样明烛千里而又包容万物。」当虞协奉命复查此案时，省中同仁都为我担心，却不知道我所办的案子从无漏洞，张藩台与虞知府都没有能够如愿。


    余波荡漾


    在这个案子中，林县令并没有受到处分。可是藩台听信了虞知府的挑拨，在报告的结尾附上一笔，说林县令隐瞒了另外一起盗窃案，这样，林县令仍然逃脱不了撤职的处分。


    林县令也不是好惹的，立即罗列了藩台张兰沚的多款罪行，并将状子递到藩台衙门，请求藩台张兰沚代为上奏。林所罗列的罪行中，有的非常严重，其中以摊派送给汤金钊大学士、隆文尚书两任钦差的招待费最为重大。


    从来钦差大臣到省，就由首府（省城的知府称首府）出具领结，到藩司衙门借银二万两用于招待和打点，事后再摊派到各州县，由州县官员归还，大约每次摊派的数额都在三五万两左右。钦差大臣一般不接受现银，等他们回到京城后，地方上的官员自然会将银子兑出来送到其府上——这也是多年的老规矩了。摊派到的下属官员，都由道台和知府写信通知，将银子送交首府汇齐。林县令手中握有书信，这是最有力的证据。林县令的控词中，有牵涉到首道姜梅的书信，并且将虞知府在介休寻花问柳的劣迹一一罗列在案，并且附上了办差人员的供词以及妓女的证明，一共有二十二款，目的是要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


    藩台接到这份报告，急得几夜没有合眼，不得不禀报巡抚杨海梁。其时，杨巡抚正在关北阅兵，抚台大人将藩台的禀报拿给我看，说了句：「晋省官场的风气怎么如此荒谬呢？」我回答道：「这都是有些人逼出来的。」于是将藩司和虞知府构陷林县令的事情详细告诉了杨巡抚。抚台说：「无怪乎如此了！」这时，姜梅、张兰沚已经在省城里寻求与林县令达成妥协，许以重金，答应介休县亏空的几万两银子，全部由后任县令承担，林县令才松了口。姜梅就禀报杨巡抚，说事情已经查清楚，不必上奏朝廷。


    巡抚对我说：「既然姜大人已经查清楚，我也就不上奏了。此事一旦惊动朝廷，藩台大人恐怕都脱不了干系。只是钦差招待费一项，关系重大，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以免后患。」于是派道台叶名琛（这个人，相信很多读者都认识。他是我的同年，官运比我顺多了，没几年就做到了两广总督。1857年9月，英法联军抵达广东；11月，攻陷广州，据守河南地区各炮台，要求叶名琛十天内出面谈判。11月12日，联军致最后通牒，限48小时出降；叶名琛毫无反应，既不抵抗，也不议和，更不逃跑。11月14日，联军占领广州，叶名琛在副都统双喜的衙署内被擒获，解往停泊在香港的军舰「无畏号」。他声言「欲面见其王以理论」，并且自备粮食，耻食敌粟。48天后，「无畏号」驶离香港。英国人他其送往印度加尔各答，被囚禁在威廉炮台，后押往托里贡的住宅。他日诵《吕祖经》不辍，自书「海上苏武」，次年4月9日戌时，死于囚所，据说是绝食而死。英国人将他的尸体运回中国。时人讥之「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和我一起调查此事。我和叶名琛商量，这件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一纸控告就说有，也不能因为林县令现在撤诉了就说没有。于是发文通知全省各州县，如有摊派过钦差使费的，即如实禀报，如果没有摊派过钦差招待费的，也请出具证明，送到省中备案。很快就收到各州县的证明，都说没有这回事——或许是真的没有吧，谁知道呢！于是我就和叶名琛联名上报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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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县令虽然为人剽悍，但是对我却一直怀着一种感激之情。我代理太原知府时，介休县有一个姓侯的人被杀了，家属对验尸的结果一直不签字，总是怀疑林县令检验有误，甚至怀疑林县令收受被告贿赂从中作弊，这件事也就一拖几年。前任知府王有壬劝林县令拿出一笔钱了结此事，可是原告的开价实在太高。臬司瑞元也主张讲和，这样就使原告的气焰更加嚣张，怎么也不肯善罢甘休。


    我接任后，就按照规定重新验尸，并请臬台到现场指导。原告控告其侄媳妇将堂侄打死后，扔入井内，理由是右耳根有两处损伤，证据确凿。检验结果，却是没有伤口，天灵盖内有泥沙，确确实实是投井而死。原告无话可说，一切按律办理，而林县令的污名也得到洗清。林县令送我裘皮大衣等物表示感谢，被我严词拒绝了。


    上一次，我为调查张金铃子的案子到介休住了几天，所有开销全部自掏腰包，林县令再三苦求，我才收下了一两种吃食，其余的全部退还给他。林县令认为没有尽到东道主的情义，心里十分不安。民间有新的控案，我一律发给汾州牛知府审理，不让林县令牵涉其中，林县令更加对我感激涕零。这次，杨巡抚派我和叶名琛查办摊派钦差使费的案子，林县令知道后说：「既然是恩公来了，还有什么话说呢？」林县令和我没有一杯酒一餐饭的交情，他被革职后来向我辞行，我送给他四十两银子以表心意，虽然钱很少，但是对饱尝世态炎凉的他来说，还是很让人欣慰。


    狗咬狗，一嘴毛


    没想到，林县令的案子刚刚平息，泽州知府虞协和多瑞两人又生出一场事端。虞协任乡试监视时，和首道姜梅很亲近，交往日好。虞协回到泽州知府任上后，姜梅经常给虞协写信，很多不该对人说的话，都在信上对虞协说了。林县令的案子发生后，姜梅很信任虞协，让他拿出三千两银子，连姜梅自己还有太原知府王有壬、藩台张兰沚也各自拿出两到三千两银子，凑成一万多两，交给林县令，让他撤案。这个时候，虞协对姜梅还是非常感激的。


    没过多久，虞协派他的侄子带着钱回浙江老家，不幸的是在过黄河时，侄子落水身亡。侄子死了，多年搜刮的黄金白银也没了。虞协得到消息后，又惊又怕，竟一命呜唿了。虞协的妻子李氏，是一个超级阴鸷的妇人，且粗识文墨。凡是姜梅写给虞协的信，这女人都藏在一个木匣子里收起来。虞协死后，李氏就拿着这封信，到姜梅的衙门告状，说她的丈夫是姜梅威逼至死的。李氏还在禀状内扬言，要告到北京去。究其企图也无非是想敲诈姜梅一笔钱罢了。


    姜梅接到禀状后，很是难堪，与藩台和臬台两司商议，请示让代州知州李廷扬（就是前年被打的那个阳曲知县）暂时代理泽州知府。当时，李廷扬已经接到命令代理潞安府，还没有赴任，这时又改派泽州府。姜梅叮嘱李廷扬妥善为之，并说一定不会把虞协的亏空算在他的头上。


    虞协生前欠了省城里各铺户和师爷各项钱款约七八千两银子，这些人现在都在泽州讨要，吵得李氏和虞家人都受不了。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李廷扬到了。


    李廷扬牢记姜梅的嘱託，诡称是虞协的生前好友，其实他和虞协素不相能。李廷扬抚着虞协的棺材嚎啕大哭，那种悲伤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李廷扬又抚慰虞协的幼子，并请李氏相见。李氏叩谢后，将丈夫身后萧条以及现在被债主追讨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李知府，并将姜梅逼死其夫现正具禀控告的事情也一一说了。李廷扬假装不知，对李氏说：「我与死者是骨肉至交，现在又接替了他的职位，你丈夫欠的钱由我来还。所有的欠条与你们再没有关系。」李氏再次叩头致谢。


    李廷扬又说：「姜道台和死者是至交好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就是林县令案发后，姜道台让虞协出三千两银子，也是为了保住他的知府乌纱。人的寿命有长有短，这是上天註定的，你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算在姜道台的头上。我一定转告姜道台，让他送一份厚厚的赙仪，以全其友谊。只是，姜道台的信你却必须交出来，这样，债务和赙仪的事才好办理。」李氏于是把姜梅给她丈夫的信件一共七封一齐交给李知府。李知府接过一看，里面的很多话的确不可告人。李知府担心李氏反悔，就将信在虞协的灵前焚化了。事情才得以平息。


    后来，那些债主向李廷扬讨债，李廷扬还不起，就和姜梅商量，姜梅推说债务是李廷扬认的，和他没有关系。李廷扬本来是我的手下，求我向姜梅去说情。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后来，我调往福建，李廷扬也调任山东青州知府，他在丁忧回四川期间投河而死，姜梅不久也病死了。那些债主们的钱后来怎样了，我就不知道了。


    多瑞原本被委派为五寨县令，那是有名的苦缺，所以他一直想升调到其它地方去，于是就长期住在省城里，极尽应酬巴结之能事。上司们也都以为他是个「能员」，于是在介休县林县令被革职后，多瑞主动请缨前往继任，上司也批准了。


    可惜的是，多瑞在任不到两年，就因为一个案子被降职。吏部文件下达后，多瑞竟然将介休县徵收的地丁银两万多席捲一空，从衙门后墙运出。多瑞又担心被上司参揭，于是先下手为强，写禀状控告各位上司收受他的馈赠多少多少，甚至连当初姜道台调任他到介休是为了了结林县令案件的事情也一概抖出，一心想再次掀起大案。所幸，接任县令的徐大勛是山西省有名的能干官员，他将多瑞翻墙运出地丁银的事情调查清楚后，让县里的书吏签字画押，准备请示上级上奏处理。多瑞才开始有了畏惧之心，不再继续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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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林县令遗留的亏空多瑞分文未还，而且盗走的地丁银也不肯吐出来，上司也不能把他怎样。徐大勛于是将林、多两任亏空，详细上报姜道台，请示分二十二年流摊；而介休县的缺口，就不能再追问了。这个案子中，一群小人勾心斗角，你咬我，我咬你，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让人眼花缭乱。吏风日下，不可挽回，再往下去，不知会到什么地步。


    我又接到命令查办宁远厅贼犯姚武抢劫案，这也是京里言官参奏后发回山西审理的。通判齐克里诺布不问真伪，一下子捉了一百多人关押起来，虽经上司多次告诫，齐克里诺布固执己见不愿听从。我不敢和他一起制造冤孽，贻害子孙，只有随到随审，辨明是非后，将这些人释放回家务农，绝不过多追究。


    这一年，家里又传来另一噩耗。庶母陈氏所生的两个妹妹，连续夭折。兼慈郑氏，悲伤至甚。我派人回老家接她来朔平府奉养，她也不肯来。


    大哥松杉在通州的任所，我每个月都寄上二十五两银子作为接济，从出任地方官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一直想为他捐升一级，或者买几亩地作为长久生计。只是地方苦寒，家庭负担又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攒下这样一笔钱，了结这个心愿。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五月，英军进攻广州，鸦片战争爆发。


    八月，道光帝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对英交涉。


    九月，革林则徐、邓廷桢职。


    十一月，置两广总督怡良奏英兵轰击撤防师船，抢夺来艇；命琦善诘问之。


    官场「死磕派」


    哈罗暹被我驯服了


    六月，我再次代理雁平道，虽然是道员，但这却是个有名的苦缺，所以没有人稀罕。


    冬月，代理任期结束，和新任雁平道办完交接后，接到巡抚大人的来函，说有要事面商。巡抚因为担心我不愿到省里去，还特地强调要我将启程的日期先行上报。


    冬月底，我抵达省城太原。原来是一个叫哈楚暹的旗员到京城将八旗驻军给告了，这个案子现在又发回了山西，巡抚大人派我去归化城审理此案。


    哈楚暹本是绥远城驻防防御使，在诉讼方面颇为在行，口能辩，笔能书，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因为作战有功，由主事升为防御，在绥远城中是有名的桀骜不驯的人物，不仅同僚既怕他又厌恶他，就是归化城里的通判和道员，也对他很忌惮。


    今年春天，哈楚暹引诱一个民间女子嫁给他做妾，这个女子死活不肯，哈楚暹用强不成，就将这个女子退了回去。绥远城和归化城里的同僚歷来就很讨厌哈楚暹的横行霸道，就想借这个由头将他搞倒，于是使劲怂恿这个女子的母亲到巡抚衙门控告哈楚暹。


    杨巡抚认为这件案子涉及在职旗兵诱骗民女为妾，就将这个案子提到省里来审理。哈楚暹探知女家控告他是因为有人在后唆使，就派他的母亲上京城到都察院控告满营里的协领海昌和佐领图明额等七十余人聚众赌博和学戏，以及在一百天的国丧期间理髮和婚娶等等，并且顺带控告将军色克精额、副都统特登额安排差使极不公平，还控告归绥道普泰衙门的书吏以调解案情为由索贿受贿等事情。


    归化厅同知文明以避嫌为由，不愿接手这个案子。太原府知府王有壬对哈楚暹的狡猾早有耳闻，也不敢接审这个案子。杨巡抚就特地委派平阳府的知府云麟审理此案。云麟在审问中因为措辞不当，被哈楚暹抓了个小辫子狠狠地顶撞了一回，两个人在大堂上互相谩骂。云知府受不了这个气，就将此事详细地报告上级，请求将哈楚暹革职再审。云知府还说，因为哈楚暹控告的官员将近百人，不能一个一个传来省城对质，建议另外派遣有能力的大员将哈楚暹带回绥远、归化就近审讯。云知府将报告上交后，就连夜禀辞，以养病为名回到平阳府，将自己置身事外了——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油子啊！


    杨巡抚奏称我为官清正，受到满、汉人民的信赖，派我前往审理此案。冀宁道姜梅妒忌我的官声比他的好，又厌恶我没有巴结他，就极力贊成杨巡抚派我去。同僚们都知道哈楚暹这个人狡猾难缠，难以理喻。姜梅明知道这个案子头绪众多，推荐我去是为了看我的笑话。


    我向杨巡抚告辞时，杨侯抚着我的背，再三安慰我，鼓励我。我回到朔平府将公事料理完毕，就冒着严寒赶往归化——哈楚暹已先期押解到归化将军衙门。


    我到达归化后，城里的将军、都统、道员、同知都来拜会，无不认为哈楚暹狡猾异常，非用严刑拷打不能让他认罪。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各怀私心，只不过是想借我之手来达到他们的愿望。我假装答应道：「那是一定的。」归化厅的同知文明一副娘娘腔，哭哭啼啼地对我说：「张大人您如果不将这个煳涂案子审清楚，不将哈楚暹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洗干净，我就没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说：「这个不用您多说，我尽量做到。」


    第二天提审，文同知早早地派了几名精壮的兵卒来到大堂，摆上刑具，那架势就是只等我一声吩咐，就将哈楚暹按倒在地，打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1]。


    我传哈楚暹到堂，见他颈上带着一道重枷，就命令军卒为他开枷，告诉大家：「皇上谕旨只是将哈楚暹革职，并没有说将他拿问，为什么要给他上枷呢？况且，他是在职的朝廷命官，难道还担心他逃跑吗？」哈楚暹跪下向我叩头，我让他起来站到一旁，安慰他说：「一会儿和你对质的，都是你过去的同僚，他们站着你跪着，人情上也说不过去。我看你一表人才，将来未必就不会有一番作为，所以给你留个脸面。等会我问话时，你一定不能顶撞我，只要你配合，就不会让你吃苦头。况且，你应该听说过我在太原审问文英阿的事情。现在，上级既然派我来审问这起案件，你又何必强行抵赖呢？」哈楚暹伏在地上叩头道：「那就听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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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哈楚暹控告的情节一一讯问，并且将海昌等人传到大堂对质。没想到的是，哈楚暹神情和话语非常和顺，而他所控告的事大多半真半假，他自己将供词写好，整个审理非常顺利，从上午八点左右开始，到下午两点就大局已定，案情已经大致审理清楚。于是让哈楚暹下堂稍作休息，并派人给他送上茶点。


    当时归化和绥远两城中来观看或者打听审案的不下千人。城中官员，自将军以下，都派遣家人在大堂外听审。哈楚暹的母亲也守在门外，看到他的儿子被提审，看到刑具一件件摆上来，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整天，心里又害怕又着急，却不知道里面的情形。哈楚暹知道他的母亲来了现场，请求出去见母亲一面，并说见了这一面死而无憾。我命令卜什库（满语，即领催）：「你出去告知哈老太太，请她放心，哈楚暹并没有受刑，并且还赏了茶点。等一会审完了，他们母子就能见面，有多少话都可以说。」哈楚暹上次在省里受审的时候，就是因为主审官云麟言词中伤了他的母亲，所以两人当场吵了起来。现在他见我对他的母亲非常尊重，既感动又高兴，所以我所问的案情，他就一五一十地全招了。


    这一次审讯，没有动用任何刑具，就将这个千头万绪的案件审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我到各个衙门辞行，色克精额将军大喜过望，拉着我的手不住致谢。晚上，将军亲自来送行，并指着我对在场的官员说：「您可真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大恩人啊。」我连说不敢：「案子审得不好，让各位取笑了。哈楚暹控告的事情，本来就不完全是捏造的，如果我先找汉人对质，再找旗人对质，最后再找旗兵对质，在场各位大人恐怕没有一个能保住性命。哈楚暹本非善类，今天如果像各位所说的，上来就大刑伺候，他一定会负气反控，怎么会甘心认罪呢？我实在不愿意因为这样一个官场败类而连累各位啊。」大家都对我再三拜谢。我回到衙门，整理文书结案销差，时间已经是快要过年了。案子就这么结了，全省官员无不惊讶，说我有伏虎驯狮的本领。


    [1]指打了非常长的时间。


    丧心昧良的亏空案


    忻州知州韩宝锷，本是山东拔贡出身，由太原县令升为知州的。这个州也是个有名的苦缺，亏空很大。韩知州病重将死，致信申启贤巡抚和太原知府王有壬，哀求他们设法代为弥补忻州任上亏空的地丁银八千余两，以免死后受到参劾和追缴，并且请求调他的同年董梁来接替他。申巡抚答应了他的请求。布政使将董梁约到省城，当面徵求他的意见。董梁对天发誓，表示一力承担，不辜负上司的信任，不辜负亡友的嘱託。巡抚和藩司就相信了他，奏明皇上后，调董梁接任忻州知州——这是去年的事情。董梁到任后，不但没有将韩宝锷的八千多两亏空还上，反倒又亏空了五千多两，凑成一万五千两，全部算在韩宝锷的头上，然后报告雁平道立案，申请把这笔亏空分摊在忻州今后的赋税中（谓之流摊）——丧心昧良，莫此为甚。


    我代理雁平道时，申启贤巡抚已经驾鹤西游，藩司张兰沚也已经荣升云南巡抚。我接到董梁的报告后，提笔批示道：「前任韩知州的帐款，已由现任知州董梁接收清楚，有签单为证，怎么又有这许多亏空？从来各种赋税不能独力弥补的，才经请示后实行流摊，按在任时间扣留摊派归还欠款。现在，核查该州报告，有正款杂款混杂其间，可见是存心取巧，企图嫁祸于人。故不准立案流摊，着该州仍将捐、杂各款的明细开具清单上报，以杜绝转嫁。」董梁很不高兴。这个傢伙被降职后又捐了这样一个官，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我坚持公事公办，当然也知道这些小人们会因此对我恨之入骨，但是我绝不会拿国库的银子来讨好下属。后来萨宝臣到任后，我就回朔平府了，也不知这件事最终结局如何。


    七月，纳妾祁氏，祁氏本是京城人。我已年过四十，膝下仍然没有一儿半女。黄夫人去世后，连一个扶棺回乡安葬的亲人都没有，当时，我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感到非常悲哀。我的侄子全官虽然跟在我身边读书长大，但因为不讨黄夫人的欢心，所以也就没有将他过继过来。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琦善到达广州后，一心主和，一反林则徐所为，裁撤水师，解散壮丁。


    正月，英军侵占香港，接着攻陷沙角、大角两处炮台。道光帝大怒，下旨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并命奕山为靖逆将军，协同大学士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赴广东对英作战。


    二月，英军攻陷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


    闰三月，英军攻陷四方炮台，逼近广州。


    七月，英军北犯，攻陷厦门。


    八月，再陷定海、镇海、宁波，总兵葛云飞战死，钦差大臣裕谦投水自杀。


    十月，英扰台湾。


    英军未到扬州先乱


    在山西的最后半年


    新年过后，上班没几天，省里又来函调我进省，我藉口生病，没有动身。臬台写信催促，我没有办法再搪塞，只好在二月上旬再次回到太原。


    杨海梁巡抚对我说：「我明知道您刚回任到朔平府，可是又不得不调您来省府，让您来往奔驰，风尘僕僕，实在过意不去。哈楚暹控告同僚的案子您审得很好，可是他诱骗妇女的案件还没人愿意接手。云麟知府生病了不能来，王有壬知府也觉得底气不足。哈楚暹扬言说：『张知府不来，这个案子没有人拿得下来。』不得已，我只好又把您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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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任务后，我到太原府提审哈楚暹，仍然问不出个所以然。我又反覆开导哈楚暹，用了一天一夜，才算定案。女子的舅舅就是这起案件的主谋，问明缘由后，他终于认罪。哈楚暹诱骗妇女不成，由绞罪减一等，拟发配新疆充军，母亲、妻子随同遣发；女子的舅舅也拟判处徒刑。


    很多人不懂，为什么哈楚暹判得这么重，不就是娶妾吗？况且还没有娶成！


    关键不在娶妾，而是满汉不能联姻。清朝初年，为了维护满人特权，实行民族隔离政策，朝廷规定满汉不通婚，违者严惩，甚至杀头。


    顺治五年（1648年），摄政王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可是，几天之后，多尔衮对于满汉通婚作了进一步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户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


    哈楚暹被重判，原因就在这里。


    宁远通判齐克里诺布，怙恶不悛，我几次规劝告诫，没想到忠言逆耳，惹得他对我怀恨在心。齐克里诺布因为徵收粮款造册结帐拖拖拉拉，藩司衙门不批准延期，被降六级调用。齐克里诺布得信后，就将徵收的地丁银私藏了几千两，然后说是因公亏损。


    不仅如此，这个丧心病狂的傢伙还在杨巡抚面前控告我三条罪行：第一，张某不接受「三节两寿」的贺礼，沽名钓誉，内心刻薄阴险。第二，宁远厅上报到府里的人命案，有的因为所判罪名与案情不符合，有的因为犯人翻供，很多都被驳回再审，一共驳回十一起之多——实际上，由我驳回的仅三起，其它的都是臬台驳回的。再说，不管是情罪不协，还是犯人翻供，难道不该驳回吗？第三，因为藩司将他调到省里，催算造册时，不能留在衙门造册，而知府张某竟然没有向藩司说明，以致逾期结帐而被议撤职——控词中竟然波及藩司张兰沚（当时张兰沚已经赴云南任巡抚去了）。


    杨巡抚将齐克里诺布的禀状拿给我看，说：「这不是什么控诉书，而是一封『推荐信』——从中可以看出您的清廉与敬业！昨天我已当面训斥了齐克里诺布，他也承认自己错了。您认为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呢？」我说：「既是『荐书』，那就不必上奏了，如果是禀状，那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杨巡抚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对齐克里诺布这样的人，胜之不足为武。省里的同人，如徐大勛等，带着齐克里诺布来我的寓所赔罪，我一笑了之。这样的市井无赖、衣冠禽兽，何必和他计较。只是这样千刁万劣的官痞，申启贤巡抚却一直容忍他，没有将他撤职，以致让他浪费国帑残害百姓，实在不能说没有责任啊。


    新任藩台乔用迁——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听说我被下属告了，调卷查阅后，认为我没有深究此事实在可惜，并且说：「这样的事情，一经上奏，您的操守和能力就会得到皇帝的赞赏，这也可以证明，皇上钦点任命的官员，没有玷污翰林院的名声。」又说：「我在广西的时候，也曾被郁林知州诬告，我请求入奏，审明后，我就升职离开了。」我回答说：「您说得很对，但不知情的人就会认为我疾恶太过，而且我走后，亏空又会连累各位。」


    关北土地贫瘠，百姓生计艰难，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积累，一遇到灾荒，饿死的人到处都是。杨巡抚和乔藩台商量，将司库里的闲钱，上奏皇上后，拨出几万两，分给大同、朔平和宁夏三个府买谷存仓，以备荒年。我将银子领回衙门，按市价买粮，按照十分谷、六分米的比例购买粮食并存到粮捕同知的仓库，造册报告藩台，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朔州有一个武生（就是武秀才），被他的继母控告有欺凌虐待弟妹、逼迫驱逐母亲等情形。经过朔州知州请示，被革掉了武秀才资格。武生一介武夫，又不懂法纪，也反诉继母没有为她的前夫守孝三年就改嫁以及其它种种强悍泼辣的情形。我在代理雁平道时，批示将此案提到朔平府审理，代理知府的书吏将此事束之高阁。我回朔平府后，才从朔州将人犯和证人提到朔平府来。


    这家有兄弟三人：这个武生是老大，老二是个武进士，老三是继母生的，刚刚十三岁。武生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武生便和继母不合，于是武生的父亲便让母子各住一庄，父亲来往其间。后来，父亲在武生家里去世，后母前来奔丧，武生的妻子不让她进门，两人口角争殴，骂得不堪入耳。


    武生又在他父亲临死的时候，假冒父亲的名义要将他继母休掉。被朔州知州查出实情后，继母又听从堂弟耿某的怂恿反诉武生。还有传言说武生实际上还有觊觎弟弟财产的非分之想。


    我想，家产不分清楚，终究是个隐患，如果交给那个十三岁的小儿子，又肯定会被舅舅耿某等侵占，而武生兄弟也决不能接受。恰好，武生的族人也来到府里恳求和解。我把双方召集起来，把分家的想法告诉大家，众人都认为很公平。于是就让他们回到朔州将家产分派妥当，不许偏倚，写成分书三份，当堂抓阄决定。分定后，仍然将幼子名下的田产和铺面交给二哥暂时代管，等到幼子长大后，再交还给他。后母又请求开復武生的武秀才资格，我于是吩咐武生要善待继母，不要重蹈从前的恶习。一家人在大堂上相对而哭，母子几人一起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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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十五日，我奉旨升任福建汀漳龙道员。仔细想来，我出任朔平府知府，不知不觉已经五年了！


    四月，我等到代理朔平府知府的平定知州文明到任后，便交出印信，进省请训。


    从山西到福建，路途遥远，路费尚无着落，于是向洋行贷款四千两，再加上自己积攒的养廉银一千多两，估计也差不多了。到太原后，知府王兰沚送我一百两，我婉言谢绝了，其他人送的程仪[1]也都一概谢绝。只有藩台乔用迁因为和我家是世交，他送的一百两我收下了；另外陈仲云和我是同乡，他托我将一大笔钱带回老家，他送我的二百两，我无法推却也收下了。姜梅邀同乔藩台、瑞臬台和学台焦笠泉请我赴道台衙门聚了一天，非常殷勤，又说想让他儿子和我家联姻。可我并没有女儿，想来是他听错了。


    五月十八日，我带着家眷从太原出发。杨巡抚下令所有官员都到郊外列队相送，并且命令派三营士兵护送我出省，以壮行色。从来知府升任出省，没有巡抚传令集合文武官员郊送出省的先例。杨巡抚说我在山西多年，为三晋父老造福良多，所以特地亲率省城官员郊送，以激励来者。我自己受不起杨巡抚如此抬爱，但回想这几年来，苦心孤诣，百般委屈，这种艰难也只有杨大人理解。


    若干年后，当我像木偶一样辗转于甘肃、福建和江西，在乐斌、庆端和曾国藩手下动辄得咎时，回想起在山西经歷的种种不快，觉得实在是不算什么——至少，在山西的两任巡抚都对我赞赏有加，给了我很多的支持，这种支持在我沉浮宦海的后十五年，再不曾有过。


    六月，我在山东郑家口上船，经过武城县，同年厉石夫来到船上看望我，邀我晚上到他的官署喝酒小聚。经过临清，族兄寄琴和表弟何琴岩留我盘桓一天，又送了我一程。沿途天气炎热，船身笨重，每天只能走几十里。沿河一带，鱼虾非常便宜，在山西五年，很少吃到河鲜，这一次终于大快朵颐。路上遇到运铜的船，受的惊吓不小。船上的水手都是些亡命之徒，从云南过来的通判又约束不了，并且纵容他们敲诈过往客商的财物。这一夜，我告诫家人保持警惕，不准睡觉，自己也一夜未眠，以防这伙人来抢劫。


    [1]「程仪」，指路费，古代上级、亲友要远门旅行，作为下级或亲友，送给他一笔钱在旅途中花销。


    鸦片战争前夕的扬州


    七月，到达扬州，厉茶心、卞士云、魏廷瑜等人来拜访，请我到卞士云家里吃晚饭。第二天乘船到达老家仪征。这一年，江水大涨，一望无际。农田房屋都淹没在水中。到家拜见兼祧父母（实际上是我的五叔、五婶），两位老人家身体都还康健。除此之外，有亲友来探望，我不得不周旋于应酬之中。当天又到继父（也是我的四叔）那里，叙述别后境况。然后祭拜先父母和各位祖先的坟墓，事情结束后，再次回到扬州。


    这时，英夷内犯，宁波失守，两江总督裕谦大人阵亡，江南震动。住在扬州的前任大学士阮元、布政使卞士云等，联名请示都转（清朝官名别称，即都转运使司盐运使。主要处理各地盐务事宜，是清朝驻扬州品级最高的官员）沈莲叔向扬州的商户借款五万两，作为防范英军入侵的费用，同仁将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大家聚集在古观音寺商议对策；又招募了一些拳师，考核这些人的武艺。沈莲叔议论荒谬，受到阮元老相国严词训斥。我和任常镇道的同年张桐厢也认为沈莲叔的意见荒诞不经，双方各执一词。我想，英军还远在浙江，距离扬州还很遥远，乡人胆小，自乱阵脚。应该知道，英军的战船笨重，绝不能进入内河的。况且英国人依仗的是船，离开了船，他们就无计可施，我们何必这样惊慌失措，讨论是守是逃呢？地方官又将水师船只凿沉了沉入江中，结果使来往船只堵塞难行，没有拦住敌人，倒先困住了自己。更让人担心的是土匪趁乱抢劫，幸好有能干的官吏将这些人抓获斩首，乱局才平定下来。


    十月，娶邵氏夫人。夫人原籍苏州，后来迁往京城。我因两个妾都没有生养，而黄夫人也已去世三年，所以才有如此举动。


    十一月初三，我将家眷安置在家中，只身一人由仪征出发赴福建。英军入侵浙江，扬威将军奕经率领的大军却逗留在苏州，依旧是花天酒地，妓女的画舫自由地在水营穿行。来往客船，地方官一律徵用下来供应差事，所有民船不准放行。


    没办法，我只好僱船从长江上游走。这天晚上，大雪满天，彤云万里，举目一望都是瑶林玉树，又江风刺骨，天寒地冻。第二天，雪停了，风却更勐了，舟子们在岸上拉着縴绳一步一步往前挪，到十三日才到达燕子矶。十五日，我到金陵城游玩一天。我乡试的时候，是在顺天府，金陵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机会一游。腊月初抵达南昌，换船到河口，起早经过紫石岭就进入了福建地界。天多阴雨，道路狭窄，轿夫们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我于是再次舍轿登船，在延平上船，由滩河顺流而下，两岸都是峭壁，中间夹着一条小溪，乱石参差，涛声如吼。最终，我在年前到达省城福州。


    我第一次来到福建，不知这里的情形，只好每天随着各司道官员按班次到抚衙参见巡抚。奇怪的是，每当司道向巡抚刘鸿翱报告公事时，刘巡抚就说：「稍等。」然后回头让跟随的僕人将某某喊来。不一会儿，就上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僕人，侍立一旁，听司道汇报。巡抚几次问少年僕人听清了没有，僕人说：「听清了。」巡抚就说：「你去办吧，我不管了。」接着开始海阔天空地闲谈，也不让司道官员退下，和山西省的情形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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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四月，英军攻陷乍浦，五月再下宝山、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


    六月，英军陷镇江，进逼江宁，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扬州盐商献银50万两免祸。


    七月，以耆英、伊里布、牛鉴为全权大臣，赴英舰议和，签订《南京条约》。


    十一月，番民扰青海，命击之。


    从将军到难民


    颜伯焘「输人不输阵」


    正月十六日，我到守备衙门拜见前任闽浙总督颜伯焘。


    战事刚起的时候，颜总督对英夷不屑一顾，认为和这些说鸟语的蛮夷讲和招抚都没必要，只有一个字：剿！痛剿！剿灭为止！总督下令，将省内各城的大炮全部运到厦门，排列在入海口。这些火炮的炮身轻的几百斤，重的有几千斤，必须几十个人才能拉动。总督捨不得花钱，就没有制造移动大炮的炮车。有人提醒，炮台伸出城墙之外，如果不用炮车拉回，兵丁们不敢出墙填装火药。总督信心满满地说：「一炮就可灭贼，哪里还用再装火药？」


    英夷的船开来了，士兵们刚看到船帆的影子，就将炮弹给放完了。英夷的炮架在船的两边，每边各四十门，两只船一前一后齐进，开到我们的炮台墙边。前面的船连开四十炮，然后就掉转头退回去，后面的船再上前放四十炮，退回去，依次重复。不到一会儿工夫，海边的炮台就给英夷的火炮炸塌了，军士们争相逃命，颜总督也跟着逃跑，连衣服裤子都丢了。


    事情传到皇帝耳中，皇上一怒之下将颜伯焘革职，而让巡抚怡良代理闽浙总督。


    革职似乎对颜伯焘的心情没什么影响，他的气势依旧很盛，见了我，就高声问：「老兄你从山西来，有没有见过我那混帐同年姜梅？」


    我回道：「经常打交道。」


    他又问：「你觉得这个人怎样？」


    我回答：「同僚都说姜道台心中不空，所以在看人上常常走眼。」


    「不仅是看人走眼，简直是小人一个。」又问，「乔用迁做藩司，怎么样？」


    「乔大人朴实平正，山西的政事相对简单，治理起来不难。」


    「他不是朴实，是真煳涂。」颜总督接着又大谈英夷的船如何坚、炮如何利、纪律如何严明，断非我军能够抵挡。


    我想，他是让英夷吓破了胆，不然怎么前后判若两人呢？只是他已经是个革职官员，我没有必要再和他计较。


    我到漳州上任后，颜伯焘回广东，经过那里，又是一番阵势。二月底，县里接到上一个驿站的来信，叫准备好民夫和马匹以及草料等。三月初一，就开始有扛东西的民夫过境，每天都有六七百名。到初十，大雨如注，我和英总兵冒雨前往城东十里外郊迎接。跟随前总督的兵役、抬夫、家属、车马僕从将近三千名，分住在考院和城内各旅馆，各种档次的酒席一共安排了四百多桌。前总督有亲兵三百人，因为感恩大帅，执意护送大帅回广东，一路上都要酒饭招待，所以酒席数量特多。


    我到书院拜见颜前总督，却说是夫人乳腺病发作了，必须停下来。我只好客气地说天雨路滑，山水暴涨，请求多多停留几天，以慰漳州官员对大帅的留恋之情。前总督满口答应。但到了三月十四日，仍然没有动身的样子。我每天必到考院请安，有时也请见畅谈，有时不过报个号，不请见。


    蒋县令私下里求我帮忙：「大帅好像根本没有走的意思，可是县里供应已经负担不起了，一定要设法催促他动身，才能使大家喘口气。」我说：「我也没什么办法。只有等到入见的时候，看情况伺机行事。」


    等到有机会入见颜总督，大帅告诉我：「天气虽然晴了，内子的病也好了些，但是我听说前路发大水，仍然走不了啊。」我说：「大帅虎驾返乡，没必要走得这么急。假如不久后皇上下圣旨命令您再次来福建办理夷务，您不是又要从广东返回吗？还不如慢慢地走好些。」大帅说：「也是，既然这样，那就等黄守备说前面能走时，我再动身。」


    我下来后告诉蒋县令：「你只需把黄守备找到，施展一些手段，那么大帅就会起身了。」这是上午十点钟左右的事，到下午两点左右，蒋县令来到道署禀报我，说大帅已经传令，明天早晨五更出发，风雨无阻。我感到非常惊奇，我想一定是黄守备说了什么，才能让大帅下这样的决心。于是，我立即到考院请见颜总督送行。


    见大帅行色匆匆，我说了几句话就退了出来。出来后见到蒋县令，我问：「您用了什么办法，怎么见效这么快？」蒋县令回答：「多亏大人您善于听话，不然，我们还不知要被拖累到什么时候。今天早晨，我去见大帅，见他仍然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继续苦苦挽留，并请示能否让我请几个戏班唱唱戏，为夫人和小姐们解闷。大帅说：『我和你家是世交，有通家之谊。这样做按说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担心有人说我革职回乡，还在途中作乐。我在你这里小住几天就行了，不用麻烦的！』」蒋县令是苕生先生的孙子，而苕生先生与颜前总督是同窗，所以说是世交。「拜见毕，仍然无计可施。我打听到大帅的亲兵营原来是黄守备管带，大帅对他言听计从。我就找到黄守备，几杯酒下来，双方换了帖，结为金兰，我又送上程仪五十两。黄守备非常高兴，对我说：『老兄只需传集人夫，准备服侍大帅启程，保准明天早晨他一定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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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午，果然如黄守备所说。十五日一大早，我和英总兵一起到南门外接官亭为大帅送行。大帅下轿对我说：「朝廷一有好消息，你就派专人到广东给我报信。」我送走颜总督，坐轿子回城，快到城门时，看见大帅家眷的轿子经过，我将轿子停在道旁，仔细数了一下，大小轿子一共十多乘，每乘有轿夫四名，轿前有卫兵牵着马，旁边有护卫的兵勇八名。每一乘轿子都是这样，即使是僕妇使女的轿子，也不例外。


    进城以后，我发现一个做粗活的僕人，也坐着四人抬的肩舆。随后，又看见竹槓上面抬着一个粗糙的黑水缸，还有两条粗木板凳，不知带去做什么用，也无怪乎徵用如此多的民夫了。我问蒋县令：「从初一到初十，没有哪一天没有行李经过，怎么大帅的辎重这样多呢？」蒋县令说：「大帅的僕役和营里的士兵，包揽客商的银两及各种货物，收了钱帮他们运送，用的都是驿站的车马，又不担心土匪抢劫，商贾何乐而不为呢？只不过让沿途驿站受累罢了。如此滋扰地方，大帅其实并不知道。」


    漳州让我大开眼界


    月底到达漳州，正式上任。汀漳龙道管辖汀州府、漳州府和龙巖州，治所在漳州。


    漳州紧邻泉州和广东潮州，风气也差之不远，民间专以械斗为事，其中又以龙溪、漳浦和云霄三个地方为最。大姓树红旗，小姓树白旗，绑架勒索，纠众残杀，习以为常。这种相寻干戈的风气起源于明朝永乐年间，沿袭四百年不仅不熄反而愈演愈烈。最初是由于案子控诉到官府，冤不得申，于是自己设法报仇。你杀我的父亲，我再杀你的兄弟，并且迁怒到整个宗族，以致结成不解之仇。


    决斗时，事先约好日子，大姓则全族上阵，小姓则联合迎战；本村壮丁不足，就到外村招募，彼此都把战死看成很荣耀的事。凡是出斗的人，老婆孩子高高兴兴的为他送行，也不指望他能回来。有的父子二人，父亲被大姓所雇，儿子被小姓所雇，战场上相见，父子各为其主，互相砍杀，就像互不认识一样。受僱的人如果被杀，僱主付给死者家属洋银三十元，并且在宗祠里为死者树立忠勇牌位，死者的老婆孩子都能因此得到很好的赡养。与打仗稍有不同的是，械斗时鸣锣就进攻，点火就撤退，一声令下就枪声齐放。械斗结束，双方各自清点死伤人数，相抵之外，死伤较多的一方就会到官府控诉，索取赔偿。


    械斗进行的时候，官府是不敢过问的，如果上前阻止，那么弓箭石子就会招唿到头上来。只有等双方械斗结束，官府才派差役前去收取械斗费。近来，械斗各方越斗越穷，拖欠械斗费的情形时有发生，再也不能成为当地官府的财源了。


    看来，这里真是别有天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倒像是王化不及的蛮荒之地。


    漳州城外几里处，就经常听到枪炮声，城里的官员也听任这些乡民自相残杀。等到械斗结束，官府就派人前去收取械斗费，如果不交，官吏就带着上千的差役前去洗劫村庄，房屋树木，全部毁掉。


    各省地方官中贪墨之徒，往往都能从田产买卖案件中捞些油水，而在福建，除了命案以外，官员们再没有地方可以捞到好处。这里的民间发生命案，多半是赔钱讲和，被害人家属只要得了钱财，即使兇手逍遥于世，亲属也不会过问。如果官员传审，就说：「案子已经私了，还有什么好审的？」即使严词传讯也不到案。据前任臬司吴文镕老先生说，仅漳州一个州，从道光十年到道光二十一年，需要缉拿兇手的案件，就有九千多起。以前的命案，都是兇手僱人顶替的。福建的州县官员，从来没有任满十年八年的，不是因为缉捕不力被处分，就是因为钱粮徵收不齐而被降职。


    各州县地丁银的收缴，结果总是收不到六成。我仔细研究其中的原因，原来这里民间买卖田地，从来不办过户手续，衙门里的田税名册上，都是些假名字，有的甚至还是明朝时田主的名字，如果按名册徵税，那只有到酆都城[1]去讨。假如有官员认真核办，那就会出现殴打差役拒交钱粮的事情。只有根据书吏手中的草册，某处田产现在由谁耕种，拿着绳子上门讨要，有的交，有的不交，书吏又从中贪占，所以每年缴纳的钱款，一年比一年少。


    漳州城外有一个军工厂，每个月由道员督造一艘战船，以供水师驾驶巡逻使用。其实，水师将船领走后，或者出租给商人贩运货物，或者租给来往台湾的官员，偶然出一次海，也不过是停在海边而已，从来没有缉获海盗多起的事情。


    水师与海盗，其实就是一家人，兵匪一家亲，在这里是一点不假；父亲当海盗，儿子做水师的情形，比比皆是。水师的兵丁，误了差事被开除了，就去做海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海盗就来报名入伍，原因就是要经常与海潮打交道，熟悉海情——不熟悉海情的人也不能补进来。福建水师提督窦建德，就是海盗投诚过来的，不过现在已经老煳涂了，所以这次厦门大败以后，他也一路狂奔逃命，跑到同安县才停下来。


    军工厂现在已成为道署的最大拖累。水师派一名武官在军工厂监督造船，道中又派几名文员到军工厂陪同监督，另外还派差役若干到厂弹压工匠，这些人的薪水和津贴都由道中发放。每修造一只战船，道中少则垫赔大洋几百上千元，多则垫赔三四千元。交船后到藩司衙门领款，衙役总是百般刁难，不给好处费，造船费用是领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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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龙巖地区设有一个关卡，那里是木材商人的必经之地，凡有木簰经过，道中就每百根抽取十根，每根付给官价五钱，再粗的圆木也是这个价钱。虽说这不合朝廷规定，但如果不这样，道中经济就更加难以应付。所以来这里做道员的，都把漳州军工厂当成一片苦海。


    福建全省共有三家这样的军工厂，一个在漳州，一个在泉州，一个在省城福州，都由当地道员经营。福州军工厂近水楼台，道台和藩司巡抚朝夕相见，水师当然不敢为难，藩司衙门的好处费也可酌减。泉州军工厂因与水师提督同在一城，道台平时和提督常相来往，逢年过节稍微打点一下，水师人员也不敢对道署无礼。只有漳州船厂相距遥远，每次战船竣工，驶出海口请水师接收，竟然有一拖半年甚至一年的，任凭战船留在岸边风吹日晒；几次催促，水师才派人前来验收，这时战船的油漆往往已不再鲜亮，水师就以此为由拒绝接收，又要重新油漆，更添负担。我在任不到半年，正值英夷盘踞海口，战船不能出海，就没有修造。而文武官员的薪水津贴以及差役口粮，仍然照常发放，又不能到藩司衙门支取费用，赔进去不少银两。关卡年久失修，也没有再抽买木材。


    漳州城里的妓院、赌场，为全省第一，各衙门里的书吏、差役、轿夫就是它们的后台。这些妓院赌场每月送大洋三百元到道署，名之曰「娼赌费」，家中下人则送十几元、几十元不等，这已是沿袭多年的陋规。家人张淦问我：「这笔钱怎么办？论理应该扔出去才是。可是，总兵、知府、知州都认为是应该得的，如果裁撤，这些人肯定不满。您和这些人同城为官，现在战事正紧，您犯不着得罪他们。」我说：「这样的骯脏钱，断不能收，何况是『娼赌费』！我怕脏了我的手。」张淦说：「的确是这样，所以这笔钱送来了好几天，我都不敢禀报您，也是因为于心不安。但是前几任道台中没有不接受的，只有徐继畲道台不肯接受，但又不便裁撤，就让家人将它归入厨房开销，您看可不可以也这样办呢？」我说：「俸禄和养廉银，这是朝廷发给我的薪水，吃起来才心安理得，将这笔骯脏钱归入厨房，与放进腰包又有什么区别？不如把这笔钱发给军工厂，让委员领去，赔补额外开销，我是一分一厘都不会要的，这样才干净。」


    [1]「酆都城」，又称「丰都城」，旧时迷信传说中的阴司地府，人死后的去处。


    抵抗英夷


    在赴漳州之前，我去向总督怡良请训。怡良本来任广东巡抚，带领军队来福建协同防守，刚开始住在考院里，颜伯焘战败革职后，他才来到泉州接管颜伯焘的军队。我几次拜见怡良，临走时他再三叮嘱我：「您到任以后，切记以守为主，一定不要主动出击挑起战事。您一定不能有建功立业的念头，如果您那么做的话，英夷一定会将在浙江的船舰撤回来攻打我们，那么我们福建就代浙江受祸了。」——怡良当时虽然任闽浙总督，但浙江的军务由钦差大臣扬威将军奕经负责，不归他管。


    上任的第二天，漳州知州赵少愚将兵勇的花名册送了过来，从册上看，除防守本城以及海澄要塞的官兵外，真正能打仗的练勇（地方政府临时招募的军队）大概有三千人，担任预备队的练勇有一千多人，已发给腰牌听候传令的民兵有六万多人，部署还算妥当，声势颇壮。这些练勇都是些亡命之徒，根本不怕打仗。


    漳州城东南二十多里就是入海口，有一道天然的石樑，就像一座桥一样；落潮时，旁边就淤满了泥沙，涨潮时海水就会漫过石樑，但也仍然不能行船。来往的船只经过这里，必须盘坝，所以英夷的兵船一定过不了这道石樑，不必担心。需要防范的，主要还是土匪。


    城南四十里是海澄县，三面临海，英夷的军舰停靠在厦门，与海澄隔水相望。每次退潮后，英夷就来测量海水深浅。城内的居民，早已逃散一空。只剩下驻扎的官兵。我和英总兵、赵知州分班巡夜，或在城墙上，或在关厢以外，纠察奸细和土匪，防止有汉奸勾结敌人。只是，我和这里的人言语不通，对地形也不了解，稽查起来也很困难。


    每次查夜后回到衙门，第二天早上就一定有人报案失窃。我查东门就东门被盗，我查南门就南门被盗，几次都是这样。我开玩笑说：「强盗因为我新官上任，所以想试一试我的手段。」于是将城守游击琳润请到衙门，命他带领几百名「红旗」，前往盗贼巢穴抓捕。所谓「红旗」，就是从强盗中投降过来的人。漳州知州一向认为这些人知道强盗的线索，所以将他们编入军营，以便「以毒攻毒」，当然这中间弊端也不少。这天，我刚好登城巡查，琳润跃马来见，我叮嘱他：「不抓到贼寇，不能空手回来。这一次示了弱，漳州城我就待不住了。」琳润也深以为然。过了几天，琳润捆着七个贼匪送到衙门。原来，琳润事先找到盗贼巢穴，派兵团团围住，在外面架上炮，对这里的族长说：「如果不将强盗交出来，就将全村化为灰烬。」村里人害怕了，就将贼人捆绑起来交给官兵。我将这七个人发给知府审理，虽然还没有结案，但是夜晚的盗案却是少了许多。


    为了抵抗英夷，大小官员一共制造了大炮小炮几十尊，安放在城墙上。我发现城外居民铺户鳞次栉比，就算是发现敌情，恐怕也不好开炮。这些炮摆在城墙上，也不过是摆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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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造了很多炸弹和铁蒺藜，更是毫无用处。铁蒺藜是用来防骑兵的，英夷驾船而来，又不骑马；况且福建境内大多是狭窄的山石路，要埋铁蒺藜，就得先搬走石头——这肯定也不是办法。炸弹的射程也不过一二里，也不能射到敌人的军舰上去；况且，炸弹有的炸有的不炸，有的掷出后始终不炸，有的刚点燃就爆炸了，分寸和时刻很难把握。至于喷火器，燃放不远，也不是什么厉害武器。孔子云：「成事不说。」已经是这样了，我就姑且听之任之吧。


    各处入海口，有的距城较近，有的距城较远，只需要选择险要的地方设防，不必处处驻兵，白白增加开支。当英夷攻陷厦门后，文武百官惊慌失措，以为会将仅有的一条命报销在这里。排兵布阵虚张声势，但总让人觉得没有切中要害。比如漳浦海口，距离县城九十里，派驻乡勇九十人，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区区九十人，防、堵、拒、战，都无济于事。英夷依仗的是船，最厉害的是炮，船有炮才有威力；登陆后，炮就成了负担，他们怎么会舍船上岸，行走九十里袭击县城呢？况且九十里路程中，必须经过几个大村子，村里都有海盗居住，英夷如果进入村子，那是自寻死路。于是，我下令将距离州城县城较远的海口的乡勇全部裁撤，以节省粮饷。


    龙溪县上报的乡勇共有一千二百名，其实一个也没有。我命令漳州知府裁撤。赵知府接到公文，就带领知县到道署恳求我宽限几天。我说：「为什么呢？」赵知府说：「前些时，颜前总督过境，蒋县令实际上用去了一万多两银子，不借这笔乡勇的粮饷就无法弥补。」我不由感嘆：国家粮饷竟然这样被浪费掉！后来，我因丁忧离职回乡了，也不知乡勇被裁撤了没有。


    海澄的驻兵，有一天飞马来报，说英夷在海边建了一个很高的瞭望台，却被沿海村民给拆毁了，英夷接连放了几大炮。他们有几只很大的船，早晚退潮之时在距城不远的岸边测量海水的深浅，动机不明。又有消息说英夷将从厦门调军舰来攻打海澄，城中的兵勇闻讯后惊恐万状。


    我和英总兵联名告诫全城军民：「这是夷人虚张声势，千万不要相信。我们这里有天然石樑阻隔，英夷的船只难道能够飞过来吗？况且，我们的守军众多，足以抵挡。如果自乱阵脚，那么土匪贼人就一定会趁机作乱，害处多多。」


    其实，海澄孤悬于海滨，要守住必须想个万全之策。我安排落实各处的带兵人员，命令守城兵勇保持镇定，并规定：夷人军舰如果距城尚远，那么我们就高举军旗绕城而走，鼓乐齐奏，耀武扬威；夷人军舰一旦开近，我们就偃旗息鼓，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将枪炮填满火药，但不准射击，等到敌人炮弹落在城上后，我们再一齐吶喊，枪炮齐发，然后轮流装药，不断射击；贼船如果被击中数炮，就会撤走。我们大家如果心定神完，不惊不惧，就一定能打败敌人。


    在此之前，城墙上安放的火炮都用沙袋垫稳防止大炮后坐，可是炮身笨重，放一炮后，要用几十人才能将它拉回来装药。我命令制造炮车，车上再垫一块厚木板，将磨轴安放在木板下面，前后仍然用小沙袋垫稳，瞄准装药，一尊大炮只要几个人就可以操作了，也轻便了些。这里的火炮最重的也不过三千斤，不像那些一万多斤的大炮压在车上后就难以拉运。大炮后坐的原因就在火门上，火门之后如果没有火药，大炮就不会后坐了。


    我又叮嘱将士：「夷人如果专攻海澄，我们一定要全力死守，与海澄共存亡。」我和英总兵重新分派人马，将守北路的兵勇调来助战。海澄三面临海，北路是通往漳州城的大路。夷人如果分兵袭击石码镇，县城要假装做出救援的样子，但不准调出一兵一卒，以免夷人调转船头袭击时措手不及。石码虽然是个大镇，人稠货集，但毕竟只是个镇，和县城不能比。我们一定不能重市镇而轻城池。至于守卫石码镇，由我亲自指挥。我并不是一时冲动孤注一掷，事先已命令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埋伏了精兵，拿着大刀长矛和火枪火炮等待敌人，再派出几百名老弱士兵在前面诱敌。这些老弱士兵一旦交战，肯定会溃败而逃；夷人看见官兵败逃，一定穷追不捨，那样就会钻进我们的埋伏圈；那时我再派接应的兵力加入战团，总可以和敌人决一死战。贼军到了陆地，也没什么可怕的。


    当一切安排妥当，夷人却没有来。侦察得知英夷不识海澄的航线，僱请一个渔民掌舵。渔民说：「城边上海水虽然很深，但是中间有暗礁，若撞上了，船肯定粉碎。」英夷用军刀威胁他，渔民说：「去就去！如果碰上了暗礁，撞坏了船，可不要怪我。」于是驶船出发，果然撞上了暗礁，船上的英夷非常惊慌，再次用刀威胁他，说他是故意的，让他调转方向绕道走，结果又撞上了暗礁。渔民放下舵说：「暗礁太大了，走不了。而且城中百姓的财产都已转移一空，进了城又能怎样？」英夷才放过渔民，并打消了攻打海澄的念头。我听了非常感动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义民啊！」于是派人找到这个渔民，奖了他一块银牌，并赏了他很多财物。


    海中的暗礁非常危险。之前夷人窥伺台湾，有两艘船撞上礁石，搁浅在海滩上，又被附近的海盗大肆抢劫，船也被拆毁了。当时的台湾总兵达洪阿和姚莹谎称「击沉夷船二艘，生擒夷人多名」，并以此上奏皇上。副将叶长春来这里告诉我，我才知道其中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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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凶战危，我又不懂军事，只不过时势所迫，不得不尽量应付，至于是否能克敌制胜，心中也没底。我计议已定，将计划秘密禀报代理闽浙总督怡良，他回信表示同意，并且告诫我英夷的前锋船坚炮利，要做好充分准备，切莫掉以轻心。


    城守游击琳润暗地里和我商量：「现在有一个会放蛊的人，能够咒牛皮，只有芥子那么大，一入腹中，就会致人于死，试了几次都非常灵验，现在想用它来对付英夷。」我说：「需要谨慎行事。总督严禁我们主动挑衅，我们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让英夷找不到藉口，更不可让总督大人知道。琳润离开后，嘱咐蛊人依法施咒，将牛皮蛊混入面粉中，派精明的兵卒挑了到泉州城外的贼船上去卖。面粉特白，价格比泉州城内又稍微低一些，英夷买了几百斤。兵卒回来后，蛊人当夜就施咒语。至于这是否能杀死贼人，我就不知道了。后来看到广东的报纸上写着：英夷头目白某，在厦门宴会上中毒而死，夷人士兵被毒死的也将近百人，用大粪灌下，也只救活了一两个。计算事发的时间，刚好是在卖出面粉之后。这个计谋虽然阴险，但是英夷罪恶滔天，小小惩罚一下，也不为过。


    以上事情，各位爱信不信！


    逃难


    三月十五日，接到继父去世的消息。按规定，我得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所谓的丁忧。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必须离职，称「丁忧」，也称「守制」。匿丧不报者，革职。我的亲生父母在我做官之前就都去世了，但我后来还是分别为继父、兼考、兼慈丁忧了三次。


    当天我就申报上去，办完交接后，到省城请示。我回乡的盘缠没有着落，幸好各位同年凑了些，又向山西商人贷了一笔款，才能从容就道。我仍然从滩河上走，逆水而行，全靠縴夫们在岸上拉，每天走不上三四十里，不过比起走旱路，要稍微便宜些。到达崇安县，听说浙江乍浦镇失守，浙江全省戒严，商贾纷纷折回，内河看来是走不通了。于是我又顺着长江东下，到了四月份水路才通，一路顺风，三天后就到了金陵；在金陵歇住了一天，等候检查放行，六月初六到家。


    六月初八，贼船驶入长江，围攻京口，京口沦陷，死者枕藉。此前，英夷军舰在上海，两江总督牛鉴一看见敌人，就一路狂奔而逃，刚逃到镇江，贼船就跟着追来了；牛鉴又往金陵逃跑，英夷穷追不捨。长江一线，炮声不绝于耳，烽火遍地，金陵全城震动。居民扶老携幼，哭声载道。土匪和小偷趁机劫杀，官府也不能制止。街市上盛传英夷不久就要进城洗劫，一日数惊，人心惶惶。


    此前几天，我就将分管水路和旱路的两个僕人周如和马贵叫来，每人给了十两银，告诉他们：「你们先把人员安排好，如果家眷要下乡避乱，你们必须派人伺候好，抬轿的费用另算。如果不用下乡，那么这二十两银子就是给你们的赏钱。」周、马二人叩头而去。我当时正在三元七巷继父家中守灵，听说卫市口家中人心惶惶，看那阵势，不搬到乡下，恐怕不得安稳。于是就请兼祧母亲带领眷属和弟妹们转移到北郊魏姓村庄。当时各家各户都在逃难，连轿夫也雇不到，妇女们互相牵着一步步往前挪，往往刚在一片竹林里或大树下歇下来，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就来抢夺衣物首饰。我家内眷老老小小共十多人，轿夫齐备，周如、马贵亲自护送到乡下。乡中立有乡规民约，如果遇到盗警，鸣锣号召，各庄同往救援，一起抵抗，所以乡村的形势比城市要平静许多。


    刚开始，我因为继父的灵柩停在家里，不能远离。六月初十，镇江沦陷，仪征恐怕也难保，于是我在十二日夜里扶着继父的灵柩到北门外祈年观停放，等战乱过去再发丧。我命令大侄子全官带着几个僕人住在观里，自己回到卫市口家中服侍兼祧父亲。家中的财物，一项也没有带走。


    同乡有带着箱笼逃难的，多半在半路上就被匪徒抢走了，妇女受辱的事情也常有耳闻。我当时恰患疟疾，不能行动，当然也走不开，姑且静观其变吧。


    十四日夜晚，有匪徒在城门上贴了一张白纸写的告示，说第二天要血洗全城。看了告示，全城的人都快逃光了，屋子四周都是女人的哭声。二更十分，我命令家人张淦和陈贵到南门外查看情形，自己站在大门外等候。忽然跑过来一个人，喊道：「土匪已经到了大市口了！」大市口距离我家只有半里地，我问那个人是哪里来的土匪，他回答说是回匪。我又问他：「是你亲眼看见的呢，还是听人说的？」那个人回答不出便飞快地跑走了。


    三更后，连城叔来到我家，约我一起走。我说：「只要我一抬脚，这个家就没有了。以后回哪里呢？」连城叔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我是打定主意不会走的。兼祧父亲六十多岁了，夜里赶路实在太难，我请了四名健壮的轿夫将一乘肩舆放在住宅的后门外，牢牢叮嘱：「如果土匪真的来了，你们就抬着老人从北门逃走，不用管我。」


    四更后，族兄鸿瑞派人送信来，说刚刚和陈六从英夷的船上回来，献上牛羊美酒慰问夷人，英夷答应不进城——他们也知道仪征是个穷地方，并不是铁了心要攻下。土匪们趁机造谣生事，扰得城乡都不得安宁。仪征县令陈文郁昏弱无能，束手无策，幸好乡人何斌士等请出告示，如有土匪抢劫，准许百姓格杀勿论，匪乱才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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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变乱忽来，仓皇失措。官员和商人们一起商量，送给夷人一笔银子，然后请和。英夷收下六十万两白银，才没有进攻扬州。都转但明伦和淮南同知陈延恩一起主持这件事。商人颜柳桥等拿着手板跪在象山脚下，迎接英夷战船，献上牛羊金币作为犒军之物。英夷气焰骄横，全城士绅也没有一个人提议抵抗。九月，大学士耆英在金陵城请求英夷头目进城，宴席非常丰盛，答应的赔款达四千一百万银元。城下之盟，耻辱之极！


    一天，陈延恩问我：「今天，为了保全生民，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千百年后，后人怎么看呢？」过了一会，延恩又说：「一定会不以为然的。」


    对这个问题，我实在无法回答。红毛夷人从海上而来，破门而入并且登堂入室，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又能说什么呢？


    七月，城中逃难的人陆续回来。兼慈也带着女眷们进城来。九月初二日，英夷的战船驶出圌山关，撤出长江。英夷战船停泊在江口总共两个多月，我守在家里没有离开半步。


    从九月到十月，我请了一个叫万紫谷的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选定了周公坡。十一月，我将继父安葬在周公坡的西麓；腊月[1]，将黄夫人也移葬到周公坡的西边，地势不大，还算严谨。夫人无儿无女，但愿这个不风不水的所在，能让她的亡灵安息。我又让佃户种上很多松柏，并立碑刻石以记。


    我从山西回来的时候，行囊中连借款还有四千多两银子，应酬亲族加上迎娶邵夫人，花去了两千多两，兼祧父亲用剩下的一千多两替我在田家茔购买田产一处。


    继父这些年一直在家，没有随我赴任，我将薪水按时寄回仪征，老人家攒下来，在牛王营买山田一处，每年可收粮食近二十石。继父去世，我从福建回来，全国各地的同年、世交、同乡好友都寄来赙仪[2]，合起来也有一千多两银子，兼祧父亲又替我在魏家塘埂买了一块田。


    丁忧在家，妻妾奴婢十几人，柴米油盐，开支也不小。兼祧父亲查验帐目，颇有微词。我打算到无锡书院去讲学，兼祧父亲认为道路遥远薪水微薄，不让我去。于是就在扬州盐务道家里坐馆教私塾，束脩[3]每月一百两，归入帐房，以贴补家里开支。邵夫人和王姨娘拿出些首饰卖了，凑了八百两，一起在周家坡买了一块地。


    [1]「腊月」，指十二月。


    [2]「赙仪」，指治丧款。


    [3]「束脩」，亦称「束修」，可以指学生给老师的酬金，也可以指师爷、书吏的薪俸。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八月，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代表在广东签订《虎门条约》。


    是岁，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


    丁忧在家，恣情山水


    先前，大哥松杉在河南帮助押送军船到京城，军船因潮水退落而搁浅，大哥被弹劾革职，后来又凑了一笔钱捐输起復[1]，被选为浙江杭州城守尉。大哥上任前带着嫂子和侄儿回到老家，暂住在淮安，写信通知了我。我立刻派人带着一百两银子前往迎接。北门老宅自从嫂嫂和侄儿进京后，已经租给了别人，况且那个房子不吉利，也不能再住。


    为什么说这个房子不吉利呢？说起来，这是我们张家的一件丑事。我的父亲有弟兄五人。大伯北潭是个有名的「妻管严」，受老婆的挑唆，和几个弟弟都合不来。大伯的几个儿子，被他们的母亲娇惯坏了，从小就没有读书，无所不为，形同匪类。长子开瑞，二十好几了，整天无所事事，我的父亲就让他在北门外公正米行经管帐目。开瑞包娼纵赌，将本钱挥霍了很多。这个米行是我的父亲和李丹岩姑丈合伙开的，清算帐目的时候，李姑丈不认开瑞亏下的钱，父亲一个人赔了几百两银子。米行的同事让开瑞回家改过，而大伯和大伯母却说父亲容不下他的儿子，几次来我家闹。大伯的次子辑瑞，也是性情兇恶，忤逆不孝，就是大伯和大伯母也不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


    我十五岁那年，三叔在河南考城县令殷长福的官署中病故，家人邵喜送灵柩回老家，带回几箱随身衣物，放在我家里，清单上写得明明白白。大伯却说三叔衣箱里面肯定有积蓄，于是把第三个儿子符瑞过继给三叔为嗣，将衣箱取走了。他们在箱子里没找到钱，就硬说箱中不应仅有衣服，银子一定是被我家藏匿了。他们不知道，三叔本是一个穷秀才，连老婆都讨不起；进京后，向老乡郑健堂知府的儿子借了两千两银子，又向山西商人借了几千两，捐了个知县，汇票来家兑还，我父亲感念手足情谊，倾家代还——我们家也从此一蹶不振。三叔并没有补上缺，只不过因为与殷长福关系很好，就到考城县给他帮忙。考城县是河南有名的穷县，殷长福收入有限，哪有力量帮助三叔呢？所以说三叔死后，留下了多少多少银子，完全是梦话。


    重阳节这一天，开瑞、辑瑞准备将我的大哥松杉架出去殴打，被五叔碰上了，五叔好言劝阻，辑瑞不听，还扬言要连五叔一起打，被五叔扇了几个耳光，便不情愿地离开了。大伯跑来我家闹，我们将大门紧闭，他们才没有得逞。傍晚，开瑞、辑瑞来到厅旁别室，准备用死来威胁我们。辑瑞对开瑞说：「你假装上吊，我在旁边高喊救命，我就不信二叔二婶不出来。」开瑞信以为真，就解下腰带，将自己悬在樑上。辑瑞呢？撤掉椅子就跑了——准备借他哥哥的死，来大大讹诈我家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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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大伯夫妇带领他们一家人冲进我家，拼命地打、砸、抢，他们嫁到杨家的女儿还把洗尸水洒遍我家的每个角落。幸好辑瑞和开瑞谈话时，我家的家人邵喜假装送茶，偷偷伏在厅后，将他们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他们讹诈我家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摊上这样的伯父伯母，碰上这样的堂哥堂姐，真是让人无语。读者肯定很想知道这个人渣辑瑞的结局。辑瑞的妹夫杨四毛子盗卖盐包[2]，他的同伙在武昌被抓住了，将他供了出来。官府提审杨四毛子与船户对质，杨四毛子不敢去，出钱让辑瑞代前往。辑瑞见钱眼开，就代他前去受审，结果被押毙在武昌县监狱里。


    继父在三元七巷有一幢两层小屋，空着没人住，我就稍加修理，请大哥大嫂一齐住在那里。从我进士及第以来，大哥因为公务需要，一直住在淮河寓所，不能照顾家里。我每年都从微薄的俸禄里拿出一百两寄回家，补贴嫂嫂和侄儿的用度。我出任朔平府知府的前一年，嫂嫂带着侄儿来到京城。我外放以后，收入略有增加，虽然大哥已经到通州任职，我还是每月给他们寄去二十五两。今年，他们回来了，我仍如以前一样照应，大哥才得以安心往浙江赴任。我又请了李宣平教两个侄儿读书。


    大哥在京城时，借了僕人陈贵的弟弟二百两银子，利息三分，债主催得很急。我丁忧在家，在扬州盐道家里坐馆挣的一点钱，全部纳入帐房做日常开支，嫂嫂和侄儿每个月的支用，尚且需要另想办法，又到哪里弄钱来还这笔债呢？而陈贵的弟弟又非要不可。幸好大伯母（大伯北潭的继室）在帐房存了二百两，利息二厘。钱放在帐房里无处营运，我就取出来还给了债主，伯母应得的利息，以后由我每月支付。


    七月，包怡庄和厉茶心约我游焦山，住在松寥阁。涛声在枕，帆樯如画，尽情地品尝着河鲜，纵览湖光山色。游遍了水晶庵、自然庵，登上四面观音亭，这里是焦山的最高峰。在四面观音亭里，我们有幸欣赏了前明大儒杨继盛先生的手绘长卷，僧人请我在卷尾题了字。在海西庵，妙诠和尚又请我在汉代定陶鼎拓本和《曝书图》上题字；在自然庵和水晶庵，我又各题了一副长联。


    小住数日，遍游象山、北固山。当时正值兵灾之后，佛像被英夷毁坏了很多，但是江山胜景依然迷人。


    仪征县城南面的吕祖阁，香火旺盛，风景也好，只是连年被水浸没，楼阁有些破败。兼祧父亲一直想将它推倒重建，因为钱不够没能实现。刚好陈延恩来代理淮南同知併兼任都转，我和他商量此事，他很爽快地承担下来。大伙一共募集了将近一万两银子，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崭新的吕祖阁终于落成，匾额题为「贊化宫」。


    吕祖阁落成后，道士汪北野请求立碑记其事，以传之久远。陈延恩已经去职，我代他写了碑文。


    建造贊化宫时，工匠在大市口买了一所旧房子，拆下砖瓦木石，用到工地上。房子后面的围墙和南京人李六的门面紧邻。李六，就是那个开「忠恕」当铺的商棍，可是其人却既不「忠」也不「恕」。他跳出来，不准拆房，工匠不遵。官司一打就是四年。代理通判的孙炳伟，本是李六的走狗，又收了他的贿赂，就一味偏袒。后来经过调解，达成协议，房子可以拆，但是围墙不能动——这是什么道理？


    恶人自有上天收拾。后来，李六的当铺失火被焚，孙通判也被太平军逆贼掳去，他的两个小老婆本来就是勾栏院里的妓女，当然也被贼人搂着享用去了。孙通判因为年老，就为太平军管理女营帐目，苟延性命——不要说神灵无眼，报应起来也是很惨的。


    七月二十日中午，我的第一个儿子兰官出生了，是邵夫人生的。全家人都很高兴，我特地写了两首诗作为纪念，自认为其中一首还写得不错，录下来与诸君共赏。


    《喜获麟》（其一）


    独老鸾孤念渐灰，东风忽报好春回。


    但求愚鲁多庸福，不愿聪明抱冀材。


    玉果喜看今夕坠，金环应悟旧身来。


    而翁已积书千卷，待尔他年逐卷开。


    九月，包怡庄、厉茶心和陈延恩又约我游栖霞山，登上最高峰，可以望见云海茫茫。和尚说：「这云海，不是有缘人是没有机会见到的。」我们坐着肩舆到达峰顶，红日高悬，俯瞰长江，就像一根漂浮的白练，来往的船只，歷歷可数。陈延恩拿出望远镜，十里外人家的茅屋、鸡犬、桑麻都清清楚楚，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


    突然间，天风大作，一阵白雾从西边飘来，转瞬间，上下天光，就像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我们几个人站在云中，对面相视，人影模煳。如果山下的人能看见我们，一定会以为是神仙下凡了。


    我们站了一会，衣服渐渐被浸湿。于是坐着肩舆回到半山，刚好船夫网到了一条大鱼，就烹了佐酒。我问船夫，江中风大云起时，情景是否和山顶一样。船夫却茫然不知。下到山腰，却是红日依旧灿烂。回头仰望，山峦层叠依稀可见，真可称得上奇观啊。那天正是重阳节后第一天，山中寒意袭人，已经要穿皮衣了。


    第二天，我们又踏访了桃花涧和千佛岩。山中长满骨牌草，叶子上朱墨点点，和平时玩的骨牌一模一样——造化之奇，真是不可思议。涧底有一种很小的螃蟹，只有指头那么大，据说长有仙人脚，被人捉去后，可以马上遁去。我和陈延恩不信，就捉了几只装在玻璃瓶子里，放在茶几上，并送给熟人赏玩。过了几天，我问延恩，才知道他的螃蟹已在夜晚逃走。我书房里的螃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难道真的仙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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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三弟集声定了一门亲，是魏静卿的大女儿，刚刚七岁。


    卫市口的老宅已经住不下，想卖了它再买一幢大宅。堂弟圣祥刚开始说要租下来，后来又说不要了，兼祧父亲当然很生气。如果不处理好，肯定又要生出些事端。圣祥虽然交了一千两的订金，但总是要退还的，于是，我拿出一千五百两交给管帐房的吴掌衡表叔，请大哥和嫂子侄儿一起来此屋居住。我想买下天安桥寄琴兄的旧宅——勤学堂，另外带有一个花园。当时盐商张铁夫租住在里面，认为奇货可居，非要三千两才肯转手，又说还要等到明年才可以腾出来。我当时手头没有这一大笔钱，也就没定下来。


    [1]「捐输起復」，指向国家捐纳钱饷来重新获得任命。


    [2]在古代，盐业为国家特许经营行业，没有获国家特许就贩卖盐者，是为「贩私盐」，是违法的。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五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


    八月，道光命四川捕「嘓匪」。


    九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


    起復[1]


    丁忧在家，安贫乐道，既不愿托钵求人，也不愿干预公事。读书作画之外，独坐一室，颇得闲中趣味。闲暇时，泛舟邗江之上，做东的有时是包怡庄观察，有时是魏静卿知州，和这几个宦海闲人东阁赏梅西园泛舟，也别有一番乐趣。因为我起復在即，聚日无多，于是迭为宾主，恣情流连，平山泥爪，无日无之。


    前年回到老家，住宅拥挤，连个安放笔砚的书房都没有，用一百三十两银子买下了功乔的家人小贵的房屋一处，正房六间，旁边有耳房两间，进深很浅，稍加整治，种上一些花草树木，掩映窗外。


    卫市口街上的房子，夏天炎热无法居住，于是租下天安桥陈大嗉子的住房两进，带着全家老小同住避暑，每月租金制钱二十贯，端午过后搬进去，中秋后搬回来。三元七巷继父所住的房子，以两百两银子卖给了陈二黑子。那所房子四面悬空，左邻右舍没有一个说得上话的，留着也没有什么用。继父另有门面一间，在小市口，每月房租九百文。


    在家闲居两年，入不敷出。起復后，用度必定浩大。包怡庄送了我一些盘缠，又向我的老师安徽按察使常南陔先生借银一千两。又托张柏亭在晋商蔚丰厚钱庄贷款三千两。除掉卫市口的房价一千五百两，又预存五百两在帐房，作为邵夫人租房的开支，又预存一百两作为大嫂的薪水，再加上购买礼物添置衣服，用去几百两，待我出发时，手中已不到一千两。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同乡托我捎带衣物，汪醇、云藻等托带衣箱书箧多件，一共装了十八辆车。


    八月底，我祭扫祖先坟墓。去年，和族叔雪崖先生一起将各处的祖先坟墓，无论远近支派，全部修理了一次，栽上树木，然后请县里发布告示，禁止在坟墓附近砍柴放牧。


    九月二十日，我回到京城。正所谓「十年不履红尘地，旧雨新知倒屣相迎」，我在京城期间几乎无日不宴。腊月底，侄儿云藻约我到他的官署中过年，当时，他已外放霸昌道。云藻在京城时住在我家里，饮食教诲，我对他可谓无微不至，他的功名仕途，都是我一手栽培出来的。等到我任朔平府知府，虽然是个苦缺，但我还是拿出一部分薪水接济他。不料我大哥来京后，云藻和他竟然不能和平相处，以致大哥写信给我，说他夜郎自大、忘却根本。我写信询问，他竟然连信都没有回，实在出乎情理之外。这次，我回到京城，云藻得信后来看望我，和我同住庵中，我对他还像以前一样，他感到很过意不去。这次他坚持请我到官署过年，是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我看他已经认错，虽然不肯明言，但终究不好推辞，于是就在腊月二十七日前往昌平道署过年。


    [1]「起復」，指明清时期官员在服满父母丧期后补官，重新出仕。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六月，以天地会徒活动于香山等县，命广东严查究办。青海番民攻杀巡边官兵，命击之。


    十一月，林则徐代理陕甘总督。是岁，订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


    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正月初四日，我从昌平回到京城。十七日，我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第二天按惯例递摺子谢恩，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我。


    「你出任地方官有几年了？在福建多长时间？」皇上问。


    「我是丙申年到陕西任朔平府知府的，在陕西将近五年，到福建任职不到半年。」我回奏道。


    「你丁忧又耽误了三年。这一次派你去任陕西督粮道，粮道自然要管粮食，不知管不管地方事务？」


    「西、干、鄜三州归粮道管辖。」


    皇上又问：「哪个干字？」我回答：「就是干坤的干字。」


    「你做地方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知府和道员也都做过，朕也不和你多说了。听人说你为官的操守很好，以前（山西巡抚）申启贤在年终密考时，曾极力称赞你的操守。你今后更要坚持这种节操，为官越久，越是要坚持，这就是所谓的老之戒得。」


    我叩头在地：「谨遵圣训。」


    从去年秋天到北京，我在京城住了将近四个月，旅费也差不多用完了。现在得到的这项任命，一向被认为是天字第一号的肥缺。上任前少不了要打点朝中官员。于是，只好大举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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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翰林院编修龙兰簃在广东洋行贷款九千两，年息九厘；


    向包怡庄观察借白银一千两；


    向同年汪衡甫借了五百两，二分息；


    向同年江翊云借五百两；


    在山西钱庄借款五千两。


    这时，又接到兼考的来信。老人家告诉我，张铁夫的住宅想出手，问我是否买下来——这幢房子如果买下来，当然就得稍加修理，没有三千两银子也拿不下来。可是，卫市口的老宅既然已经卖给了大哥，我是迟早得搬家的，房子总得要买，可是家里已经实在凑不出钱了。于是，我又写信给包美东，借了三千两送回仪征老家买房子。


    借来的一万六千多两银子转眼间就没了——在北京各处打点加上买礼物花的几百两，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等到上路时，盘川已所剩无几。


    京官职位比地方官清贵，收入却少得多。单靠一份俸禄，不要说体面的生活，就是养家餬口都成问题。地方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官、外官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也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京官的喜怒直接关乎外官（地方官）的乌纱，这中间的厉害，地方官当然不敢小觑。于是，京官、外官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大小京官，莫不仰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恰在这时，黄夫人的父亲——我的岳父黄怀谷先生来北京养病，向我借两千两，我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就送了他三百两作为别敬，老爷子似乎还不大高兴。


    我二月十六日从北京出发，三月十六日到达西安。陕西督粮道主管军粮的徵收与发放，而兼管的地方事务则相对简单。粮道辖有东西两座粮库，从头年五月开始徵收，到第二年上报奏销，共计徵收大米、小米、豆类、麦子约二十万石。八旗兵的粮食按月发放，绿营兵的粮食按季发放，每年大约发放军粮十九万多石。陕西粮道之所以被视为肥缺，就是因为有这将近一万石粮食的盈余。


    清代一石约合120斤，一斤约合590克，这样算来，一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42斤，一万石就是142万斤，按现在的粮价，大约值人民币二三百万元。或许有人要问，这算什么肥差？还天下第一呢！我们现在一个科长一年也可以捞他个几百万。我要说的是，这三百万并不是贪污受贿来的，而是虽不合法但也并不违法的灰色收入，装进了腰包完全不用担惊受怕。至于贪污，自古以来就是上不封顶，无足为奇。


    八旗兵的粮食，每月分八次到粮库支领。领米前一天，由管仓大使抽出一包粮食作为样品送到西安将军衙门请将军检验。到放米日，满营中派一位军官带领士兵到粮库支领。这一天粮道衙门要准备一桌酒席招待来领米的官兵，并且派委员陪同赴宴，每月八次，每次都是如此。遇到桀骜不驯的八旗兵，就会对粮食的好坏及酒席的丰俭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时候，粮库里的仓书、斗级（仓书、斗级都是管理粮库的官员）等就只得忍气吞声，必须等到将军等人安插在粮库任职的家人出面劝和，才能平息。如果将军对领回的粮食稍有不满，八旗兵就会仗势滋事。粮道衙门须应酬好当地将军，害怕他们从中作梗。


    将军和两位副都统应领的月粮按规定是按大米小米各一半发放，但是将军和都统都不要小米，专要大米，因为小米便宜而大米较贵。至于绿营兵按规定只领麦子和豆子，倒不必大费口舌。


    遇到将军的「三节两寿」（包括端午节、中秋节、元旦、将军生日、将军夫人生日），粮道衙门都要送礼祝贺，标准是送银子八百两，再加上用于赏赐的布料（称为表礼）四种，还有用于待客的点心糖果（称为水礼）八种。两位都统的标准要低一些，每次送银子二百两，水礼四种。满营中共有八位协领，每次每人送银子二十两，上好的白米四石。将军和都统都推荐家人到粮库任事，或者到粮道衙门挂个名，按时领钱。


    送给巡抚的礼物和送将军的不同，是分四季来送，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三节两寿」时只送表礼、水礼和门包杂费等。至于陕甘总督那里则是按「三节」致送，每节白银一千两，表礼和水礼各八种以及门包杂费等，由粮道衙门派下人专程送到兰州——陕甘总督的衙门在兰州。


    遇到有官员过境，一律由粮道来接待。西安地处交通要道，由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进京或者由京城返回这些地方，西安都是必经之地。官客到了西安，粮道就随将军或者巡抚等在官厅迎接，等到官员们回到官署以后，粮道就派人到各处询问各位官员的称唿，由道中幕僚写好送到各衙门，确认无误以后就派人送到官客所住的公馆，张灯结彩，请戏班，准备宴席。每次都要请两个戏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须上燕窝和烤乳猪，中席也必须上鱼翅和海参。在西安，活鱼是难得的稀罕物，一条大鱼，值制钱四五千文，但上席五桌是一定要上这道菜的；其它如白鳝、鹿尾等，都是很贵重很难买的美味，但也必须想千方设百计地买来，否则就会显得粮道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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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和酒宴，无论冬夏，都要持续到三更天才结束。主人们将官客送上车，然后依次作揖打拱道别。接下来，粮道就派人拿着各位主人的名帖，到官客所住的公馆道乏，感谢对方的光临。然后，再派人拿着粮道的名帖，到各位主人的官署道乏，感谢光临。第二天，官客启程，粮道又要随大家到城西恭送，并向官客馈赠盘缠，馈赠的多少则视对方官职的高低而定。每次宴会，连唱戏的开销、酒席的开支及各种打赏的花销，总在二百两白银以上，还不包括赠送的盘缠。


    其它如副都统、总兵等过境，除与巡抚或将军有深交的外，一般只送酒肴，不举办宴会。如果是关外的驼马章京、粮饷章京经过，他们官职虽然卑微，但一定是拿了省里大人们的书信来的，这样的客人，粮道衙门就送上四道菜两道点心表示一下，另外给每人送上二十两或者四五十两不等的盘缠。


    总的来说，大宴会每个月都有，小应酬则是天天都有。至于逢年过节，粮道又得宴请将军、正副都统、巡抚和驻西安的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中来省城的官员，酒宴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听戏。至于满营的协领、绿营[1]的参将和游击，也必须在春秋两季各请一次。


    如果难得的十天半月没有官员过境，粮道就得请布政使、按察使和盐道在官署赏戏小聚——不如此就不足以联络感情。总计每年花在招待上的费用，再加上夏天送给京官的「冰敬」和冬天的「炭敬」，总在五万两银子左右，这还不包括来打秋风的在内。粮道每年的油水也就六万两左右，再扣除私人开销，也就几乎没什么结余。京城内外都说这个缺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两银子，这中间的奥秘，我就不知道了。


    劳星阶从山西写信给我，说陕西督粮道是「财神庙主持，文昌阁提调」。我认为这个比喻还不是很贴切。我刚到陕西的时候，调到江苏的李星沅巡抚曾经写信询问我的近况，我回信说：「终日送往迎来，喝酒听戏，有见识的人深以为耻。」我的同年罗苏溪，也曾任过此职，后来在贵州布政使任上写信给我说：「刚坐上这个位置时有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坐久了则令人生厌。」我在这个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幸好没有长做。


    陕西省的道员和知府，没有不把代理粮道看作是第一美差的，其中虎视眈眈的就是官秩上紧挨着粮道的盐道。巡抚也往往把这个差使当作收买人心的手段，或者用作酬谢为自己出过力的人。而那些代理粮道的人，明知道做不了几天，就只求中饱私囊，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公事，以致兵丁和胥吏相互勾结，贻害无穷。粮库中以大米、小米和小麦作为细粮，这是八旗兵的军粮；以豆子为粗粮，这是各营的马料。歷任粮道交接，亏短的细粮，就直接用粗粮作抵，数量虽然相同，可是价值与发放上都不能代替。一任接一任，到我接手的时候，细粮已短少七万多石，假如有一天，亏空到没有米、麦发给八旗兵，那肯定会酿成巨案——不知要扯出多少任粮道和多少大员。幸好这一年，陕西各地米麦收成特好，价格很低，而豆子减产，价格大涨，各营来领米麦的都情愿领豆子，我于是将歷任粮道顶补的豆子全部发放出去，以后就只贮藏米麦。这一次，不但歷任粮道亏空都补上了，而且粮库也更加充实了——也算我的运气不错。


    我的前任方用仪卸任的时候，纵容家人在雁塔一带民间买来麦壳四千石，掺入东边粮库内。我刚接任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件事，不肯签字接收。而代理粮道的刘源灏在和方用仪交接时却是已经签过字了的。刘源灏见我犹豫不决，苦苦劝我：「库中粮食，一定不会短少的，现在方道已经回江西了，难道还能让他再回来不成？您就算了吧！」不得已，我只好签了字。


    到了放粮的日子，我叮嘱粮库的兵丁和胥吏：「本道第一次放粮，一定不许像方道那样将秕子掺进去，让八旗兵轻视本道。假如开头如此，今后公事肯定难办。」于是，我指定一座堆放优粮的仓廒，行文到营，请营兵来领。放粮时，营兵坚持说，这一仓就是方道掺了麦壳的那一仓——可见方道此事已是尽人皆知，仓吏极力辩解，营兵们围着仓库大声喧譁，颇有藉此闹事的苗头。我请他们自己指定一仓，指定哪一仓就领哪一仓，没想到打开他们指定的那一仓，竟恰好是方道掺了麦壳的，营兵们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于是打开先前的那一仓给他们看，都是颗粒饱满色泽晶莹的好麦，营兵们互相埋怨，却不得不对我表示敬服。


    我想，方道的这些麦壳留在仓中，总是不好，于是命令管仓的斗级将方道掺入的麦壳用风扬走，又用筛子筛一遍，拿好麦子补进去，而将扬出的麦壳四千石铺在仓库外低洼的车道上，不仅消除了营兵们的疑虑，道路也好走多了。方道的这笔亏空算是由我给填上了。


    委派官员临时代理出缺的职务就像打枪一样，我原以为只有州县官员是这样，没想到省里的司道大员也是这样。当年，凤翔知府豫泰代理粮道半年，专门徵收劣质粮食，只求农户踊跃交粮，而不管仓储的好坏，并且将粮道衙门巷口的马号（养马的地方）卖给了布政使下面的一位经歷，真可以算得上是捲地皮了。我上任以后，查明此事，经歷苦苦哀求我，我也就没有追究这桩陈年旧案。盐道崇纶工于拉关系走门道，在陕西多年，上上下下非常熟悉，上司也喜欢他拍马屁。他在公事上却是一塌煳涂，最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多次代理布政使、按察使，又多次代理粮道；在任时，所有公务他一概交由家人薛坤办理，弊病百出，仓储方面自然就不用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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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抚李星沅调任江苏，邓廷祯接替陕西巡抚。这位老人经过道光二十年的挫折（也就是你们说的鸦片战争）之后，已经是意兴阑珊锐气全无，再加上年长力衰，更加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也跟着互相宴请，几乎没有哪一天不是花天酒地的。年末的时候，省里各司各道凑了几百两银子，制造灯戏，准备第二年正月演出。我手下东西两仓的仓书和斗级听说巡抚大人兴致很高，也凑了银子，制成灯戏，互相赌赛。


    粮道衙门原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别墅，偏西有冠山堂，种有几株古槐，树干很粗，十几个人都合抱不了。树冠很大，参天蔽日，是真正的汉唐旧物。湖山台榭，虽然已不是当年规模，而点缀曲折，颇让人起山水之思。我为之撰写一联：「二千年远溯勛耆，乔木寿藤，都是棠阴遗爱；尺五天近临韦杜，虚亭曲榭，最宜槐夏清风。」


    冠山堂后面，建有戏厅，也就是宴请过往客人的地方，我也撰有一联：「政事余闲，藉小部梨园，写出西京风景；簪裾毕集，欣大罗仙客，载来北阙恩波。」


    院子西面有「归鹤亭」，乃是前任费瓯余所建，年代久远，都快要倒塌了，里面长满了杂草。我花了二百两银子重新整修，给它题名「忆鹤」，把它作为考核兵丁武艺的地方。衙门大堂上的对联是：「政简民淳，好藉清闲容拙宦；阳调阴燮，要从慈惠召丰年。」


    二堂上的匾额是「薇柏同心」，对联则是「量愧斗筲，敢云卢米才工，曹仓学富；职司管钥，自笑薪劳政拙，擅咏愆多。」三堂联是：「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僕孰知恩？」这副对联，是陕西粮道最贴切的写照。二堂东边小院种了一围竹子，我为之题名「交翠」。上房的匾额是：「居处恭」，对联则是：「着手成春，看黍谷寒回，兰阶日咏；入门一笑，喜凤雏声朗，燕寝香凝。」


    我之所以把这些对联一一录下来，是为了告诉你们，我——张集馨——也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我常想，如果我从官场早点抽身，我会不会成为像袁枚那样的文豪呢？是啊，人生有太多的可能，唯一不可能的是——重来一次。


    五月，派人回仪征老家将家眷接来，同时奉还向包美东借的三千两银子，张柏亭的三千两也一併还掉，另外用一千两应酬老家的亲族，留一千两作为亲眷来西安的盘费。


    九月，邵夫人来到西安团聚。夫人的母亲和兄弟子侄也一起来投奔我。邵夫人的哥哥名昌保，一向游歷在外做师爷。我任地方官多年，公务从来不假手亲戚六眷。这些亲眷背井离乡来到任所，无非是为了经济上有所收穫，稍不如意，就会生出埋怨之心；有的甚至倚势招摇，勾结兵丁胥吏做坏事，犯事了又不好惩戒，不像下人可以随时驱逐或者严惩。邵大舅子在我的衙门当差，我每月给他送上束脩一份，但不让他参与公务。后来，我把他推荐到西安知府徐关陆手下做师爷，而我这里的束脩保留不变，以示优待。


    腊月，派家人进京，向朝中大小官员馈赠「炭敬」，同时还清了汪衡甫、江翊云及龙兰簃的借款。当初我动身赴福建时，曾借晋商贷款，现在对方拿着借据来催讨，可是年终的各种开支浩繁，幸好还是凑齐了这笔款子，了结了这笔帐。


    岳父黄怀谷先生派家人金四来到西安，索要健骡若干头和干尖元狐皮筒若干件，说是要送给山西省的上司，我看其中的情形，好像只是个藉口而已。今年春天我出京时，曾送给老人家白银三百两作为「别敬」，现在才过了几个月，又来索要如此贵重的东西，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明年是怀谷先生六十大寿，我给金四三百两银子作为寿礼，请他带回山西，老爷子索要的东西则没有从命。


    [1]绿营，即汉人兵营。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二月，台湾漳、泉民械斗，兵勇镇压定之。


    三月，陕西巡抚邓廷桢卒，以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布彦泰为陕甘总督。


    十二月，陕西渭南回民马得全与弟马得凤密谋起义，知县余炳焘因平乱有功，升任知府。


    肥缺变苦缺


    三月，巡抚邓廷祯先生病逝。在新任巡抚到任前，陕西省官员按官秩依次代理：布政使代理巡抚，按察使代理布政使，我代理按察使，而我留下的粮道空缺由盐务道崇纶代理。我到任刚刚一年，以前欠下的债务还没有还清，正想在这个位置上干个一年半载，一举还清积欠；没要到这么快就离职了，看来债台一时三刻是没办法拆除的了。幸好臬司也有各种陋规收入，日子也还可以应付。


    七月，少穆先生（即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你们现在说他是民族英雄，我们那时倒没有这个说法，不过他的操守在当时就广为传颂。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我在本书中就只称他的字——在我们那时候，直唿其名是不礼貌的）起復任陕西巡抚，我于是又回到了粮道任上。


    这一年，关中地区降雨较迟，下属州县纷纷报灾。少穆先生有意缓徵当年的钱粮。我知道这种旱情还不至于出现大灾，而粮道衙门徵收的是军粮，因为担心军粮无着，所以只要不是旱情特别严重，朝廷是不准许缓徵的。而且，那些包揽钱粮的粮差和地霸们早就将很多农户应交的粮食收在手里，如果能够缓徵，这些人就可以从中渔利，所以他们就联名到巡抚衙门陈述灾情，请求缓徵。这件事关系到百姓生计，我本来就不愿让百姓为难，更不愿意因为坚持征粮，而让少穆先生误以为我想从中得到好处而瞧不起我。所以，当少穆先生徵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的回答是：「缓徵当然是正道。就算是有些地方没有受灾，便宜老百姓总比便宜官员好。」少穆先生也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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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担心，今年缓徵，明年必然加倍。而那些包揽钱粮的粮差和地霸，在装满腰包之后逃匿无踪，恐怕受累的仍然是老百姓。停徵以后，粮道衙门的收入断了，但是应酬却是一分也不能减少，整整一年，没有一个铜子的收入，可是送给督抚将军们的陋规，却要照常奉上。这样一来，亏空就大了。


    少穆先生一向重视水利，主政陕西后，又筹划大修水利，他拿来一本名为《关中胜迹图》的书，让我考证。我对照各府县志详细核对，开具节略呈上，后来因为费用问题，修水利的事没有办成。


    甘肃办理野番事务，经费亏空很大，少穆先生奏请在陕西设置捐输局，鼓励全国士民捐输。我自己捐了个随带加一级。在外省的熟人，也都托我代捐，而汇来的银两成色大多达不到司库的要求，折算后不足的部分，就由我垫上。比如同乡阮祜，报捐知府，尾款短少两百两；卞宝第报捐主事，尾款短少九十多两，我都给垫了，但他们都没有汇款还我。后来，我回到京城，阮祜殷勤地向我道谢，并拿银子还给我，我没有收；至于卞宝第，则是自始至终没有提起这件事，我就更不好提及了。


    冬月，少穆先生请假养病，布政使杨以增代理巡抚，杨以增刚刚由甘肃按察使升任陕西布政使，还没来得及上任。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三月，云贵总督李星沅调任两江总督，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云南回汉矛盾尖锐，互相仇杀几十年。林则徐到任后，发布文告：止分良莠，不分汉、回。局势大为缓和。


    四月，广东民众驱逐在广州英国人。


    十二月，以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臬司是个杀人活


    代理陕西臬司


    正月，陕西按察使唐树义升任湖北布政使，我兼职代理他留下的按察使职务。当时因为停徵钱粮，粮道衙门断了来源，没有人愿意代理。少穆先生知道粮道衙门日子艰难，命令我兼职代理按察使，并说：「用按察使的陋规，贴补粮道的短缺，也算不无小补。」我回答道：「粮道是我的本职，现在没有分文收入，我也不愿别人受累。如果是平时，一定请求开缺。」少穆先生说：「您在陕西也不会很久了，以后您就知道了。」仔细打听，才知道老先生已经在去年年终密考时推荐我了。


    今年秋审，陕西上报了150多起的刑事案件，在其中一个案子上，我和少穆先生产生了分歧。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秋审。秋审始于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抚将自己省内所有被判处斩和斩监候（相当于现代的死缓）的案件和布政使、按察史会同覆审，分别提出四种处理意见：一、情实（原为情真，为了避讳雍正的名字胤祯而改名）；二、缓决，即等下一年秋审时再决定；三、可矜，情况属实，但可以法外开恩，比如独子或承重孙；四、可疑，即证据不足。然后将有关案件的情况汇总报送刑部，而囚犯则集中到省城关押。


    在每年的八月，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审后，提出处理意见，报皇帝审批。如果确认了情实，到秋后就要处决；如果连续缓决三次，就可以免死罪，减轻发落；如果是可矜，也可以免死减等发落；可疑的则退回各省重新审理。在雍正时期，还增加了一种叫做「留养承祀」的减轻发落的方式：如果死囚犯是独生子，被处死后其父母和祖父母就无人供养、送终，经过皇帝批准，可改判重杖一顿再枷号示众三个月，免掉死罪。


    这次的案子是这样的：泾阳有个叫马书新的犯人，没有什么正经职业，嗜赌如命，他的妻子李氏多次劝他，也不见悔改。家里的东西全输光了，李氏身上连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冬天只能睡在草垫子上。李氏的哥哥可怜妹妹，送了一床棉被给她挡挡寒。马书新回家看见棉被，就要拿去卖了做赌本，李氏紧拽棉被不放，马书新就将李氏一顿拳打脚踢。李氏被踢倒在地后，气愤不过，边哭边骂边嚷，惹得马书新一时性起，就用切草的铡刀将李氏的头给铡了下来。县里审讯后，按照故意杀妻罪判处绞监候。


    我审核秋审的名册时，认为该犯行为残忍情节恶劣，并且又是一个赌徒，就改为绞立决，然后将草册上报陕甘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同意了我的意见。从来，办理秋审，都是臬司事先将人犯草册上报总督和巡抚，如果三方意见不一致，再协商修改。少穆先生在审核这个案子时，提出把它改回绞监候。


    我说：「故意杀妻，并且将整个头都切下来了，证据确凿而且残忍至极；兇犯又是个赌匪，实在没有宽恕的理由。况且总督大人已经同意了，再想改动也难。」


    少穆先生说：「您是道员代理臬司，假如刑部认为您判决失当，就会降职。而道员降职并不需要奏明皇上，不像正式臬司受处分必须上奏圣上——那样还可以得到皇上加恩。至于陕甘总督布彦泰大人那里，由我写信告诉他，叮嘱他将草册驳回，由臬司衙门重新拟定。」


    我见少穆先生这样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西安距离京城并不远，我随后就将这个案子抄寄给刑部侍郎张兰沚和他商量，他回信道：「这个案子证据确凿，确实应该判以绞立决，但是你们省里还是判处绞监候较好，这样就可以留给刑部驳回——刑部不驳回几个案子，怎么显出办案的慎重呢？刑部的权威又怎么体现呢？」我把回信拿给少穆先生看，在场的人看后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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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你们现在的秘书，在拟文件时一定要故意写几个错字，留给领导指出以便修改——古今同一。


    秋审结果批下来的时候，少穆先生已经离任了。一百五十多起案子，刑部全部批准了，只有这个马书新，刑部将绞监侯改为绞立决。


    四月，少穆先生升任云贵总督，同人的馈赠先生一概推辞，只收下了我送的四斤燕窝和四斤高丽参，并且留下一匹马和一部「五经」作为临别纪念。


    临走的时候，先生来到我的官署和我话别：「您早晚就会升去的，最迟也不过中秋。去年年终密考时，我已经向皇上举荐您了。」我连说不敢当。少穆先生回应道：「我老早就想辞官归隐了，只是一直未能如愿。但愿四海之内，有几个能臣名将支撑时局，我辈退职还乡，才能够安心优游林下。推荐您是为国家着想，并非是为朋友私情。」先生的话当然是正道，可惜我却辜负了先生的厚望。


    升职离陕


    六月，蒙皇上圣恩，我被补授四川按察使。


    当天，杨以增巡抚拿着吏部公文来衙中向我道喜，我请求交卸陕西督粮道。去年，粮食停徵，没有进项，到现在为止，衙中还是左支右绌不可开交。今年年成好，军粮刚刚开徵，每天都有了些收入。盐道崇纶听说我升了职，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缺。前任的粮道，曾经有人交了印章却不肯交出粮仓，并争吵到抚台大人面前的，现在还被人传为笑谈。司道大员行为如同市井无赖，又怎么能够做下属的表率呢？


    我当上粮道以后，总是不安于心。有些粮食虽非勒索，但确实是浮收。老百姓终岁辛劳，所得几何？百姓赴仓纳粮，还要饱受胥吏欺凌，甚至连嘴都不敢回一句。我只有一个儿子，还指望他长大成人呢，又何必为了升官发财好处得尽而做下造孽之事呢？现在，我很庆幸有机会离开这个位置，只担心去之唯恐不速。亲友家人，一再劝我，再延迟十几天，便有两万多两的收入，我没有听他们的。杨以增巡抚也说：「粮道是您的本职，新任按察使过几天就到了，您何不等几天一起交卸呢？」我再三请求交印，杨以增巡抚只得上奏朝廷留我专门代理按察使，等接任按察使的严良训到达后，再北上京城请训，而让崇纶代理陕西督粮道。自从设置粮道衙门以来，没有像我这样强横抑制庸俗世风的。而崇纶得到委任命令后，当天就办了交接，立即赴仓收粮，简直就是急不可耐！


    我递折请求专程赴京城谢恩，摺子上写道：「新授四川按察使现任陕西督粮道张集馨跪奏：为恭谢天恩，我恳求皇上能够接见我，让我聆听您的教诲。我于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接到陕西巡抚杨以增转来的吏部公文，上面写着：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内阁接到皇上谕旨说：『四川按察使之职着张集馨补授。钦此。』我接旨后，立即恭敬地摆下香案，望着京城方向叩头谢恩。我本是一个来自江左的平庸之人，天性愚蠢，又没有什么见识，很幸运地在道光九年考上了进士，在翰林院任职，多次受到您的亲切接见，并且多次受朝廷的委派主持各省乡试。道光十六年，在任翰林编修时，遵从皇上特旨，补授山西朔平府知府，后来又升任陕西督粮道，并且两次代理按察使。没有来得及报答皇上的厚恩，心里常常为此惶恐不安。现在，皇上又一次赐恩于我，委以四川按察使的重任。皇上这样信任我重用我，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啊。听说这次任命是由皇上您直接下达的，我更是感激惭愧得无地自容。四川与陕西、湖北相邻，按察使总管刑名，负责监察官吏、锄灭奸徒，使百姓安居乐业。事情很多、责任很重，像我这样见识浅陋的人，恐怕难以胜任。我恳求您允许我到京城，拜见您，跪听您的教诲，今后才能做到有所遵循。我一定恪尽职守，报答您的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于万一。我等候新任陕西按察使严良训抵达后，办完交接立即启程北上。以上这些，就是我感激万分并请求您接见我的缘由。我再一次叩谢天恩，等候您的批准。谨奏。」


    官套话，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都各不相同。每次升调，官员都要写这样一个摺子，向皇上表示感谢。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它记下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见识一下富有大清特色的官套话的样子——下不为例。我的饱含深情的摺子送上去后，皇上的硃批下来了，就三个字：「着来见。」


    今年是兼考七十大寿，派家人陈贵带着寿屏、寿幛、皮货和绒毯等回老家为老人祝寿，并且带回了一千两银子作为请戏摆酒的费用。


    仪征县北郊铁坝头有一块山田，兼考以三千两的价格为我买了下来，汇票寄到陕西，我当即照数把这笔钱给付了。有了这块地，家中的用度，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就算是我退休以后，也有个吃饭的地方。


    天气炎热到了极点，官署中的人都病倒了。我整天流汗不止，可是又不退烧，吃了药也没什么效。每天下午，我就找一个光线较暗的地方闭目养神。邵夫人病得更厉害，入夏以来，夫人就常常觉得头昏眼花，甚至有时要走进房间，门都看不清，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她却不以为然。夫人体胖怕热，整天坐在冰桶旁边，烦躁的时候就用冰水浸水果吃。夜里她就坐在露天下，整夜不进房间，寒凉之气侵入体内，到秋天就常常发作，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白天黑夜都只能坐不能睡，就是上床也只能趴着而不能仰卧。后来，知州张受之来看了一下，说是痧症内伏，在几处经脉上扎了几针，好了很多。我当时正办交接，只好吩咐家人小心照看，而且夫人的母亲也在官署，更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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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教诲


    八月十四日，我到达京城，住在彰仪门外的天宁寺。十八日我奉召到静明园。第二天，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皇上问我什么时候从陕西动身，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收成怎么样，出身履歷以及老家哪里等，我都一一据实回答。皇上又问：「你当年外放朔平府，是因为京察一等吗？」我叩头回道：「是蒙皇上特简的。」皇上又问：「你升任陕西粮道，也是我特简的吗？」我叩头答是。皇上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明天再照例递牌子吧。」我点头退了出来。


    回到寓所后，就忙着拜访各位军机大臣和值班的章京，接着拜见上书房的几位大学士。刑部尚书杜受田托我在路过山西时，务必与布政使刘源灏商量一件事，说他的同乡王继兰在平定州知州任上丁忧，写信说闹了亏空，非得上司援手不可。先前杜尚书已写信给刘源灏，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他请我在路过山西时，一定帮帮忙，我只有唯唯答应而已。其实，属员亏空，如果是捐摊杂款，上边或许可以通融，或者让后任代为弥补；但如果亏空的是正款，上司又能怎么办呢？何况我是一个过路官员，又不是山西本省藩司，更帮不上什么忙，姑妄听之吧。


    二十日，皇上再次召见我。


    皇上说：「四川的刑名事务，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你当过京官自然是知道的。每年秋决时，四川省就要整整一天，缓决的黄册子堆得到处都是。四川实在是戾气集中之地，开肠破肚的案件，层出不穷。我看缓决的册子中，有很多是够得上立决的，只不过因为杀的太多了，就稍微从宽而已，实在是诛不胜诛啊。你到任后，要自己拿定主意，不要信那些品德低下的师爷说的什么救生不救死的歪论。那些人又有什么学识，有什么见解？不过是拿积德行善的话骗骗人罢了，殊不知让死者含冤，让兇手漏网，才是真正的造孽。而且，你也不必有什么一定之规，比如去年判处立决一百二十人，你办秋审时，如果有其情可悯者，就算比上年少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案情较重，就是比上年多判几个又有何不可呢？总是他们自作自受，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味讲生死报应，那么我每年勾决时就只能一个不勾，有这样的道理吗？」皇上又说：「我明天要到黑龙潭敬香，你不熟悉路，就不用跟着去了，后天再递牌子。」


    二十日午饭后，我就进城拜访客人。二十一日在我的老师陈伟堂先生那里吃过饭，仍旧回静明园等候皇上召见。


    二十二日，我再次蒙皇上召见。


    皇上说：「管理驿站是臬司的专责。四川紧挨西藏，文报尤其重要。近来，驿站的马匹大多不足，你在省城办事，当然不能无故出省城，就算是偶尔检查，恐怕也查不出来。我说句文雅一点的话给你听，州县一听说查验马匹，早已挹彼注兹[1]；我再说句通俗点的话给你听，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就算你派人前往抽查，派去的人回来也是粉饰太平。我倒有个方法，你也不必清点有多少马，发现有延误文件的，参奏一两个当官的，他们自然知道害怕。」皇上又说：「你这次去，要整顿的很多。我也无法一一交代。打个比方，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的人如果随时修补，那就还能够遮风避雨，如果让它一直破烂下去，那就终有一天要倒塌。此语虽小，可以喻大，这就是所谓曲突徙薪、防微杜渐，你下去以后认真想想。」


    我回道：「圣上您考虑深远，这些都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啊。」


    皇上又说：「你赶紧收拾行李出发，不要在京城多耽搁，将时间花费在那些无聊的应酬上面。四川路途遥远，够你走的。四川总督琦善还没有正式上任，大部分官员都是临时代理，必须要正式官员才能施展得开。」


    「谨遵圣训。」我回答道。


    「我的地方要紧，你明天不用再递牌子了。」皇上点头示意，我跪安之后便退了出来。


    当天我再次进城拜客，每天忙于吃吃喝喝，这也是外官进京必不可少的任务。此次履新，送给朝中官员的「别敬」如下：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赛尚阿没有收——这是非常少有的事情；军机处上下两班的章京，每人十六两，原来有交往的，或者今后要在公文上打交道的，每人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使，每人一百两：六部侍郎和通政司、大理寺等大九卿每人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世交，都得应酬，一个也不能漏，共用去白银一万五千两。


    二十八日，接到西安来信，邵夫人已经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夫人秉性和顺，嫁给我这些年，从来没有违背过我。对待下人，要求严格又照顾周到，持家也颇有方法，的确是我的贤内助。我来北京前，夫人的病已有好转，没想到才一个月的光景，竟成永别，这种痛苦叫我怎么说呢？想想兰儿才刚刚五岁，就这样失去了母亲，更觉得伤心。于是我日夜兼程赶回陕西，于九月十八日抵达西安，准备祭品，请僧道做法事。但这于死者，又有什么用呢？夫人温良恭俭让，一定是升入天堂了，只是我的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十月初五，我派僕人张溶等护送夫人灵柩回仪征老家安葬，我亲自送到灞桥。兰儿年纪小，没有让他扶灵回南方，只让他在署中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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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征天安桥的新宅名叫勤学堂，隔壁的宅子叫清燕堂，郑小秋和堂弟静思住在里面，我拿出一千两银子让族兄筠卿回南方将它买下来，希望将来归田后有个栖身的地方，这也是邵夫人的意思。夫人还拿出二百两私房钱寄回去买家具，不料新居刚刚买定，夫人却已作古，一天也没来得及住，实在令人嘆息。清燕堂西面的房子，名叫侯家老宅，因为最初是侯姓所建，兼慈让我寄回六百两将它也买了下来，作为清燕堂的屏障。


    [1]「挹彼注兹」，谓将彼器的液体倾注于此器。出自《诗·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


    升任四川臬司


    十月初九，我带着家眷往四川赴任。


    十一月初八日到达成都，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告皇上：「微臣已于日前接任四川臬司，叩谢天恩！我陛辞出京后，于十一月初八日抵达成都，代理臬司徐有壬派人将按察使印信和相关文件送来，我立刻恭敬地摆下香案，向着京城方向叩头谢恩，然后才接受印信。我本庸才，又愚蠢又没有见识，由道光九年进士，备询于翰林院，后蒙皇上圣恩补授山西朔平府，再后来又升任道员。现在又蒙皇上信任，委以四川按察使重任。扪心自问，又感激又害怕。四川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民间一向很不平静，刑事案件之多，甲于海内。再加上嘓匪（即嘓噜，嘓噜是干隆以后在四川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繫，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成员被称为嘓噜子，据考证嘓噜即哥老会的前身）横行，危害乡里，乱世当用重典，我自当尽力整顿。我一定不敢心存姑息，换取宽厚爱民的虚名，更不敢因循敷衍，贻后患于地方。只有随时随事，即时禀报川督，尽量谨慎，尽量勤奋，争取报答皇上的厚恩于万一。以上就是我接受按察使印信时的感激心情，我用这道摺子恭谢皇恩，并请求您的教诲。谨奏。」


    皇上硃批还是三个字：「知道了。」


    摺子后面，还上了一个附片：「我路经山西、陕西，今年秋天雨水充足，大麦小麦都已种上，麦苗已经长出来，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如能再有冬雪滋润，明年麦子可望获得大丰收。从汉中进入四川，沿途询问农民，都说这几年年成很好，尤其是今年秋粮收成特别好。四川一半是旱田一半是水田，如果冬天雨水充足，明年插秧就没有什么问题。我见田间沟渠里都蓄满了水，粮食价格也还平稳，民情安定，圣上尽可放心。以上这些就是我所一路沿途所见，特用附片奏上。」


    皇上硃批更简洁，一个字：「览。」


    地方上嘓匪横行，闹市杀人，无日无之、肆无忌惮，抢劫绑票的案件日渐增多，且有渐渐逼进省城的态势。我的前任宝兴，公事荒废，对于地方公务漠不关心，以至于署中的材官（一种低级武官）都暗通贼匪，每次缉盗，贼匪都事先知道，养痈遗患已经不止一年。官员敬香拜庙，都得派重兵保护，否则不敢出门。宝兴走后，由将军廉敬代理，廉敬这个人走路踉踉跄跄，说话吞吞吐吐，外官习气很重，谈论起公事来，云里雾里让人不知所云，真不愧「草包将军」的称唿。其人声名狼藉，污秽的德行远近皆知，其威望和吏治又远远不如宝兴。前任山西巡抚杨国桢退休之后住在老家，因为地方上不安静，老先生正考虑举家远迁避难。


    我到任以后，体察案情，发现嘓匪之所以横行无忌，就是因为官府之中有人庇护。各营之中派有巡警，这些人就是嘓匪的耳目。平日里他们窝藏贼匪、收赃销赃，无恶不作；一有缉拿行动，这些人马上为嘓匪通风报信。省城十座兵营都有这样的巡警，其中又以城守营中最严重。


    以前办理匪案，杀戮甚多，尤其是刘喜海任四川臬司时，对各地解来的嘓匪，往往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然后审问，其中有很多人还没有招供或者还来不及确定罪名就被杖毙在大堂上。后来，因为大堂上夜晚常常听到鬼的哭叫，差役们都不敢再用刑，刘喜海就将犯人带到东门大街城隍庙，在神像前掷竹筊，如果掷得阳筊就免死，如果是阴筊就当场打死。有的脑浆迸出，有的肢体四散，残酷不可言状。可是抢劫杀人的风气并没有平息。


    我的想法是，治盗必先治窝，擒贼必先擒王。四川的无业游民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这里的粮食特别便宜，从水路来的縴夫，从旱路来的扛夫，他们一到四川就不想回去，又没有谋生的职业，所以就流落为匪。省城里的旅馆，都是营兵和县里的衙役开设的，其中藏污纳垢，也无从考查。后来取消旅馆，晚上不准无业游民留在城内过夜，这些人就到城外店铺屋檐下、桥下和寺庙里栖身。天快亮时。每个城门口都会聚集两三千赤身露体的人，等候城门打开以后便拥进城找营生；各个市镇场集，也聚集了不少这样的流民。凡有抢劫发生，动辄几百人，或者数千人不等。他们拿着长枪大戟，公然抗拒官府，其实为首的不过几个人而已，其他人不过是随声附和罢了。等到官兵、乡团一起追捕，匪徒们当然抵挡不住，可是头目们早已逃走，抓住的多半是些乞丐、小偷和无业游民；如果处以极刑，未必就情罪相当。我听说审案的官员，都是以用刑为能，逼供定案，然后全部诛杀，而屈死的游魂，往往化为厉鬼来报復。如中军马荣桂、蓬溪县吴县令、候补县令张见田和简州知州史悠辰都是大白天被恶鬼索去了性命。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谁说天道无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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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总督琦善，管理官员得法，他的严厉让很多人害怕。我还没出京时，刑部侍郎张兰沚就对我说：「您和琦善相国相处，公事上一定要加倍小心，如果您一次被他问住，那以后就难免被他挑刺。凡是批禀，以及下属的详禀，都需默记在心。我在直隶时，刚开始和他很合不来，后来就非常融洽了。」经过保定的时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也对我说：「琦中堂在刑名、钱谷、刑事案例、营制、兵法方面，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第一人，我曾经多次领教过。只是他的性格急躁，遇事不能心平气和，这是他的一大缺陷。」我在陕西和杨以增巡抚告别时，他对我说：「琦中堂和我们终非一路人，恐怕您难以和他相处。」我说：「如果实在伺候不来，我就买舟南下，回仪征老家养老算了。」


    我一到成都，就去拜见总督琦善（这个人是以投降派和卖国贼的面孔出现在歷史教科书里的，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多读点真正的歷史，就可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尊崇，我在后面就称他为琦相——因为他做过文渊阁大学士，和对待林则徐一样）。


    寒暄之后，他对我说：「久闻您的大名，对四川眼下的政事，还希望您不吝赐教。」


    「四川政事荒废由来已久，要整顿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回答道。


    「那么整顿又以什么为先呢？」琦相又问。


    「当今嘓匪横行，民不聊生，不设法整治的话，老百姓就不得安宁。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捕盗。」


    「有道理。但是捕盗应该有捕盗的方法。您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治盗必先治窝，当然以捣毁贼巢为先。贼巢破了，嘓匪就没有藏身之地。」


    「有见地。只是要破掉贼巢，该怎么办呢？」


    「营兵和县里的衙役就是贼窝的主谋。前几天，我经过广元县，就有百姓呈诉罗江县的捕役勾结盗贼抢劫百姓，我经过罗江县时已经将这个衙役带回省里，等审问清楚后当从严惩处。」


    琦相大喜道：「看来您已经找到治盗的法门了。只是按察使管得了县里的衙役，管不了营兵，我一定帮您协调好，不让您有掣肘之感。」


    「感谢中堂的厚爱。」


    「杨国桢巡抚归隐后曾经对我说起，在山西和您共过事，对您非常佩服。我和您素不相识，杨先生为人诚实，不是那种喜欢吹捧的人。今天听您一席高论，实在是名不虚传。杨先生念叨您很久了，您何不去看看他呢？」


    我当即去拜访杨老先生，老先生很殷勤地问候我，说：「您怎么现在才来到我们四川呢？我回到四川老家好几年了，因为嘓匪横行，常常寝不安席。先前的按察使宝兴，以及随后的廉敬，对捕盗的大事不闻不问，以致贿赂公行，抢劫杀人的案件，就是近在省城，也是时有发生。老百姓住在农村的，就想躲进城，住在城里的又想躲到乡下去——偌大个四川，竟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年夏天，吉祥的彩云几次出现在天空，我就非常诧异，私下里想，摊上了这样一群昏官庸吏，有什么吉祥的？现在才知道这个兆头是因为琦中堂和您来到四川了呀。」我回答道：「琦中堂一向讲求吏治，此番治川，肯定大有作为。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一谈呢？」老先生说：「千万别这么说，其他省都是布政使高于按察使，只有四川，是按察使高于布政使。您知道治蜀宜严吧，那就千万不要姑息纵容以博取宽厚爱民的虚名。」我答道：「这个倒不敢。」


    琦相严令各级官府尽力捕盗，又派游击张定川和桂凤鸣等拿获嘓匪多起，就在总督府派人审问，由总督府直接定罪，臬司衙门未曾与闻。又有前任移交的罪犯一起，罪行是抢劫拒捕杀伤官兵。我派崇庆知州李向昺审讯办理，这些盗犯加上总督衙门审理的王青狗等一共一百多人，都在腊月二十六日请令正法。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八月，俄罗斯商船请在上海贸易，朝廷不许。


    十月，道光以八年来各省积欠逋赋已近二千四百万两，命严催征。


    十一月，四川总督琦善兼任协办大学士。


    四川乱象


    嘓匪很嚣张


    三月，邛州刘知州报告，以逃兵张灯杆子为首的四百多人，在彭山县将军庙一带操练，看样子准备大干一票。彭山距离省城只有三百里，绝不能听任贼匪胡来。当时琦相在外视察军队，我当即上报请示，很快接到琦相札文，命我亲自带领标兵三百人，会同中军副将长瑞和都司蒋玉龙等，前往新津、大邑一带搜捕。当时，我正在锦江书院讲学，接到命令后马上收起「之乎者也」的一套，稍作准备后第二天就统兵前往。我知会四个总兵以及交界地方的驻军和衙役，一起围堵；如果贼匪胆敢抗拒，可以直接开炮轰击。


    一场搜捕，张灯杆子还是逃跑了。不过，我们捉到了几次拒捕杀差的悍匪林蛮头。在省城时，同年徐有壬常常对我说：「如果不捉住林蛮头，大邑、邛州一带是不会安宁的。」我到新津之后，就吩咐我的同年黄县令：「我听说林蛮头现在躲藏在新津境内，你手下的杨捕头是从贼匪那边投诚过来的，对贼匪的情况很清楚，你给我把他叫来。」杨捕头来了，我和中军长瑞当面给他布置了任务，并且许下重赏。可是几天过去了，杨捕头仍然毫无消息——看来这傢伙是在敷衍我。我当即命令将杨捕头抓来，定下限期，勒令完成。过了几天，杨捕头就来报告黄县令，说收买了一个叫林槐子的线人，已将林蛮头在夹墙内面一举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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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自审问，获得了口供。据林蛮头供认，他曾在菊花寺纠集几千名捻匪，和大邑县的郭志融县令对阵，用抬枪将郭县令的轿子炸得粉碎，郭县令幸好提前骑马走了，才免遭毒手。除此以外其它的重案不一而足。琼州县也报告捉到了嘓匪头目陈开舟、朱老花猪、杨老九和盗匪团伙几十人。我立即派随员李向昺、郭云章反覆审问，一定要做到无枉无纵，选择那些罪大恶极的判处死刑。琦相又将从仁寿县抓获的罪犯，一齐解到我的行馆核实。我仔细核定后，除了寻常盗案仍旧带回省城按程序审理外，将林蛮头等十八人在新津就地正法。


    可是张灯杆子仍然杳无音信，各地兵勇和衙役到处搜捕，我担心兵马长期在外生出事端，就禀明琦相，命令中军长瑞带兵回营，我也回到省城会同办理计典（对官吏三年考绩的大计之典）。因为总督和臬司都是刚刚到任，所以将去年冬天就应举办的计典推迟到今年春天。现在，既然张灯杆子已经逃走，我们就只好先回省城，然后再设法捉拿——这是三月二十二日的事情。


    二十五日一大早，大邑县的汛兵（汛地的士兵，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就来报告说是捉住了张灯杆子，并且抓获了他的七名同伙。我请示琦相后，立即将这一干人犯提到省城，督同成都府的各位委员，在臬司衙门对张灯杆子进行审讯。


    张灯杆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供出就在二十二日晚，还在新津乡作案一起。据张犯交代，当兵勇和捕役围捕时，他用枪打伤数人后逃走，兵役追拿时，他又在逃亡途中将一个卖酒的人砍死。审案时，张灯杆子就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琦相担心他一旦病死就逃脱了律法的制裁，就将张灯杆子先行正法，其同伙徐瓮坛等，则等待刑部批准后再处决。张灯杆子手段兇残，实在死有余辜。


    这些人犯都关押在成都府监狱，他们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就在夜里扭断镣铐打伤禁卒后越狱逃走，一起越狱的还有另外十名犯人。成都知府韩泰华哭哭啼啼地来我的官署报信，我对他说：「如果能够抓回逃犯，那就问题不大；否则，谁也救不了你。」我又加派臬司衙门的差役，会同营兵和县里的捕役再加上守城兵勇进行全城抓捕。幸好城门已经关闭，越狱的匪徒没能出城，当天晚上就被全部抓获。审明情形后，照例全部处决。


    新津、大邑一带的抢劫之风，从此平息。


    巨匪杨黑骡子、王老冬、向大耶和汪罐子炮等几十人，各自裹挟了几千党羽，抢劫杀人绑票，渐渐逼近省城。营兵、县役和这些人内外勾结，地方官束手无策。甚至乡绅、军官中也有人充当窝主的，企图从中分赃——缉拿起来很是为难。我和琦相以及提督向荣秘密商定，派游击张定川、桂凤鸣以及随营学习的武举人、武进士一起侦查缉拿，并致函云贵总督少穆先生、湖北巡抚陆春帆等，请求他们派兵同时行动。随后，陆续有巨匪在抓捕行动中落网，押来省城后马上正法。经此一役，恶名昭彰的巨匪，有一半被消灭。


    卡房（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号子」）是最残酷的。大县的卡房关押额人犯总在数百人以上，小县的卡房关押的人也不下几十人或者十几人不等。甚至有的县将婚姻、田产、债务等民事案件的证人也关进卡房，每天只供应稀粥一碗，整年不见天日，其痛苦超过监狱百倍。我严令全省，凡是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证人，一律从卡房提出保释，而对小偷、棍徒以及只参加抢劫而没有人命在身的嘓匪，查明案情后，分别拟定充军、流放、徒刑、杖刑；发落完毕，立即由各道各府过堂，等候刑部批准，然后就地起解。全省所有卡房立即拆毁，从前全省瘐毙[1]在卡房里的，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的，立即严参当地主官。


    [1]「瘐毙」，指关在牢狱里的人因受刑或饥寒、疾病而死亡。


    姦夫也念佛


    成都府里积压了很多案件，几次催办都没有效果。于是我就在臬司衙门设立发审局，负责判稿。我在公务会见之余，每天带领委员们审理案件，既可掌握第一手案情，又避免了拖延。委员中，像李向昺、俞文诏、顾希曾、朱凤标等都很会审案，尤其是李向昺，办案经验特别丰富。


    隆昌县叶允喜与嫂子黄氏通姦一案，前任臬司潘铎判为叶允喜出继。廉敬代理总督时，又上奏说叶允喜虽然出继，但情节较重，仍拟斩监候，却又几次被刑部驳回。叶允喜在秋审时几次喊冤，他的家属还三次到京城刑部申诉；刑部后来下文，必须取得该犯服罪的供词才可定案，于是案子一拖就是四年。叶允喜狡猾异常，审案的委员无计可施。每次提审，该犯就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对所有提问一个字也不回答；就算是给他上刑，他也绝不哀求。


    我和李向昺商量：「关于这个案子，我们要先仔细阅读卷宗，釐清案情，再提审案犯黄氏，等黄氏招供后，我们再慢慢开导叶允喜，看能不能让他招供。」


    这个案子的经过如下：叶允喜和哥哥叶允寿的妻子黄氏通姦，黄氏的儿媳知道了，打心眼里瞧不起婆婆。一天，黄氏训斥儿媳不懂规矩，儿媳回嘴到：「我就算不懂规矩，也不会像你一样做出乱伦的丑事。」黄氏因此就怀恨在心，与叶允喜商量后将儿媳勒死，然后装点成儿媳自缢的样子。儿媳娘家看出破绽后报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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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知县孙濂拖延了几天，没有前往验尸，以致尸体腐烂无法勘验。王九牧接任知县后审问此案，又无端怀疑其哥哥叶允寿知晓案情，对叶允寿严刑逼供，导致叶允寿当场死亡。叶姓全族大哗，上告到府里。知府朱銮廷认为姦情不够确实，申请提到省里。省里虽然审出了叶允喜与黄氏通姦的案情，但在具体情节上又几次变更——这样就给了犯人翻供的机会。


    叶允喜家道殷实，从涪州请来一个有举人功名的讼师做顾问，所有诉状都出自此人之手。叶允喜又将他的族弟安插在臬司衙门任文书，凡是此案的提问、供词和详稿，叶允喜事先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查得个中隐情后，马上派人将讼师和文书捉拿收监，这样叶允喜才算没了耳目。我又提黄氏和家中的僱工对质，黄氏无法抵赖，只得将如何与小叔子叶允喜通姦如何勒死其媳，以及如何与叶允喜商量等情节一一招供，黄氏交代得非常详细，让所有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再次提审叶允喜时，他仍像以往一样闭目诵经有问无答，我大怒，吩咐上刑。但这仍然没法让他开口，就更不谈让他服罪了。


    又过了十几天，我对李向昺说：「犯人用诵经来逃避审问，用意不过是想逃脱死罪。你何不与他谈一谈佛家经典以及因缘果报呢？只要他答言，你就有机会想办法慢慢开导他。」李向昺依照我的吩咐，将叶允喜提到一静室内，相对而坐，谈起佛经奥义，叶允喜并不完全懂，但很乐意听。李向昺和他谈了几天佛，但对案子却是一个字也没提。我吩咐赏给他酒饭，他说他持斋已经很久了，我就赏给他素食。李向昺和叶允喜相处了好几天，才谈到案子上来，反覆开导，劝他供出实情，案情才开始出现转机。我担心他的供词不可靠，就让他自己亲笔书写口供，以加强供词的可信度。叶允喜将供词写完，这个案子才定下来了，最后仍然按照通姦罪判以绞立决，没有问斩。因为犯人蓄意逃罪使案子拖延数年，我就奏请不必等到秋后，马上行刑。


    原来审理此案的官员后来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没有姦夫的姦杀案


    遂宁知县徐钧通报本县民妇胡氏伙同小姑子蒋女杀死丈夫的案子。我仔细阅读卷宗，发现并没有姦夫。胡氏刚刚十八岁，她的小姑子更只有十七岁。妻子谋杀丈夫，妹妹谋杀哥哥，如果属实，那么这中间一定有重大隐情。可是卷宗里却只说是胡氏丈夫蒋某患有严重的痨病，胡氏想弄死蒋某，以便快点改嫁，蒋女则想等胡氏改嫁后，自己独吞家中的一百多亩土地——这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简直就是骇人听闻。我正打算驳回另审，潼川府却说根据县里的请示已经将人犯解到府里，我于是下令将全案人证解到省里来亲自审问。


    徐钧的详文里说胡氏与小姑将蒋某杀死后，将现场布置成被盗的情景，营兵和县里的捕役曾亲往查验。我又将营兵、捕役以及验尸的刑书和仵作一起提省。我特地嘱咐李向昺仔细研究案情，再三叮嘱他：「这个案子罪名与事实出入太大，稍有疏忽，就会造孽深重。」


    李向昺首先提审捕役，查问现场所剪的篾墙缺口的形状和大小，以及强盗出入的脚印等。经过一天的审问，基本确定确实有强盗进入现场，而不是两个女子伪装出来的。我又问刑书和仵作：「据尸格上记载，死者上腭红晕，这种情形应是睪丸被捏伤导致的，那么死者的阴囊是否坚硬呢？」两个人一起回答：「没有坚硬。」我当场就发作了：「怎么会上腭红晕而阴囊不肿大的呢？」于是下令将刑书和仵作各掌责二十，两人才招供：「阴囊确实没有肿大，上腭也没有红晕。县里的师爷张某说死者遍体无伤，那么是怎么死的呢？不如在尸格上填上上腭红晕，有了捏伤阴囊这个死因，上司就不会驳回了。」


    我又提审胡氏姑嫂，见两人都是文弱女子，没有一点泼辣强悍的样子。我问她们为什么杀死自己的丈夫或者兄长，她们答道；「受刑之后，书吏指使我们这么招供，我们不敢不听。提到省里来之前，徐知县的母亲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千文铜钱，叮嘱我们一定不要翻供。」我又提审在场的乡团团首和某生员，生员说：「现场勘验时，我亲眼看到尸体上没有伤痕。床上盖的被子却不见了，生员请知县大人侦查被子的下落，不料却被知县大人训了一顿。生员认为，找到被子就可查清案子的实情。」


    据我所知，这个案子的死者蒋某，患痨病已经很久了，距死也不过一线之隔，一天到晚咳个不停；平时从床前走到卧室门口，就这么几步远，也要蹲下来歇几次。那天晚上，蒋某和胡氏两个人躺在床上，都没有穿衣服，下面垫着篾蓆子，上面盖着棉被。三更后，胡氏在睡梦中听到她丈夫大喊一声滚到地上，然后就没了声音。胡氏坐起来找衣服，却找不到，只看见墙脚有一个洞透着光亮。于是胡氏就打开房门到小姑睡的房里借火点灯，并向小姑借一件内褂穿，蒋女说：「你穿走了，我穿什么？」


    当时厢房里住着姓王的母子俩，听见胡氏说有强盗，儿子拿了根木棒就准备出去，他母亲拦住他说：「强盗的情况不清楚，我们租房子住，又何必管主人家的这些事呢？」王氏和儿子虽然没有出去，可是胡氏唿盗、借火、借衣等情节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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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院住着死者蒋某的叔婶，听到胡氏的声音，就点上油灯前来查看，叔婶二人走进胡氏的房间，看见蒋某的尸体倒在地上，墙根有个洞，床上的被子不见了，胡氏的衣服也不见了。打开大门探视，已经杳无人影。洞口的泥土上留有脚印，隐约听到邻近村子里有追赶强盗的声音。


    第二天，报知乡保和团首併到县里报案。当时缉盗的命令很严，知县徐钧担心受到处分，就授意捕役说这不是盗案，并以胡氏姑嫂谋杀蒋某来掩盖此事。徐知县验尸后，见尸体上没有伤痕，就胡乱指着死者背上的旧爪痕说那就是致死的伤口。又因为没有兇器，就在屋内篾墙上找了一根篾匠用的弯针，说这就是兇器。


    徐钧又将胡氏姑嫂锁到观音崖掌责数十下，又用木扁担各压槓一次。胡氏姑嫂受不了，差役们就在旁边教胡氏姑嫂怎么怎么招供，姑嫂二人于是就认了罪。


    我将徐钧调到省里申饬，徐钧仍然不服。我又命成都知府怡昌和委员李向昺提集全案人证，在按察使衙门会同徐钧覆审此案。徐钧见刑书、仵作和差役都招供了，才无话可说。这天晚上，徐钧来到李向昺的寓所，求他关照一下。李向昺告诉他：「如果尸体上有伤痕，那么我们就再开棺检验；如果没有伤痕，那么我不敢为了顾全与你的关系而把无辜的人判死罪。」徐钧说：「尸体上的确没有伤痕，所谓阴囊受伤，都是师爷张友搞的鬼。」


    徐钧知道，这个案子平反后，自己肯定要被弹劾撤职，就请学政彭学莪给我写了封信。彭学莪说徐钧是他的至亲，能够带过就带过，实在不行就让他称病辞职算了。琦相也接到山东巡抚陈庆偕的信，请他放徐钧一马。琦相便不再追究此事，徐钧随后也称病辞职。


    案子审完后，我让胡氏姑嫂脱下囚衣，交给亲属领回。既然没有追究徐钧的责任，那么参与其中的刑书、仵作和捕役等，当然也不便追究。这个案子如果不是委员李向昺苦心研究，查出实情，一定还会被徐钧纠缠下去，平反将遥遥无期。可恨徐钧，堂堂一个知县，为了逃避缉盗不力的处分，竟忍心以凌迟重罪来诬陷无辜的人，实在是天理不容啊。


    牢头绑官差


    井研县的差役将人犯押解到省，然后就到总督衙门喊冤说：资州的牢头周鸣同等人将他吊起来拷打以勒索财物，并且说凡是入监的人犯无不被这些人凌虐拷逼；资州的吏目（知州下面佐理刑狱并管理文书的人员，品秩为从八品、从九品或不入品流）姜淳得到这些人的好处后，就纵容他们胡作非为。琦相派候补知州郑安仁前往彻查。


    牢头周鸣同，因为将父亲推倒在地并致老人死亡，被判监禁终生。他在监狱里呆久了，当上了牢头，就在监狱里开小押（一种典当形式），收很重的利息，利滚利地盘剥囚犯。后来他还可以随意出入监狱。有一个女犯入监，周鸣同将她强姦了，吏目姜淳知道了不依不饶，周鸣同就送了姜淳二百两银子，姜淳也就不再过问了。凡有人犯入监，周鸣同就带着缓决的犯人将新来的犯人吊在柱子上，用水桶盛水挂在犯人背上，还强迫犯人用嘴吹夜壶，还给犯人上竹籤勒索财物；总之人犯不给到他们满意的钱银，他们就不停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吊打勒索同监的犯人，后来就发展到勒索临时寄监的人犯，再后来就连办案的差役也不放过。周鸣同每次孝敬姜淳白银四十两，前后一共送了四百多两，姜淳的家人也得了八九十两。


    井研县的差役押解犯人到省里，经过资州，在资州监狱借住一夜，牢头周鸣同等人就将犯人和差役一起吊打勒索，犯人和差役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井研县的差役到资州的知州衙门喊冤，知州舒翼问明了情形，就将周鸣同传到衙门责罚，打算将他枷号在监狱内一段时间。周鸣同得知后，便命令犯人们鸣锣击鼓，并放火焚监——幸好被扑灭了。知州舒翼害怕了，不敢再追究此事，就将周鸣同放了。


    差役告到省里，琦相派委员查得实情，将案子提到省城审理，将周鸣同等三个犯人按原来的罪名分别在秋审后处以死刑，吏目姜淳也被判处绞刑，姜淳的僕人被判处徒刑，知州舒翼因失职被降职。


    四川的刑事案件数目之多，天下第一。很多州县官员凭自己的意思任意判决；有些案子报到省里，或者是递上来的卷宗，臬司衙门稍不注意，就会造成冤案，从而生出很多麻烦。仁寿县县令恆泰，将一起强姦重案逼迫被害人承认通姦，如果不是我将案子提到省里在臬司衙门亲自审问，那么道光二年山西阎思虎的闹剧就会在四川重演。


    至于其他把仇杀判成姦杀，把小偷打成大盗以及将犯人装笼置卡凌虐致死的冤案不知凡几。


    成绵道徐有壬，琦相不喜欢他留在省里，每次排班接见的时候也不叫他，命令他到省城以外督办缉盗事宜，併兼带清理号房。徐有壬行经成都、绵阳、资州等州县，不到半年时间就刑戮了八十多人，听说有时甚至先责打人犯两三千小板后才将犯人处死。我听代理绵阳知州的李象昺说：「徐道员引用法律不是很准确，这中间有很多人是含冤而死的。」徐有壬办理的这些案子，都没有向臬司衙门汇报，也没有留下卷宗。当时嘓匪案件众多，琦相意在从严，所以徐有壬才得以杀伐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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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治乱世当用重典，可是制造冤狱却是要遭报应的。即用县县令张见田，刑法暴虐，胡乱杀人，结果在代理中江县令时，被冤鬼捉住，在床上辗转反侧，口中喃喃有词。张见田死后，他的妻子儿女流落成都，回不了贵州原籍。候补县令李谔，以前在省里审问嘓匪案，唯一的本领就是刑讯逼供，后来因欠下藩司库中的款项，屡催不交，被弹劾撤职，勒令偿还——处罚也算是很轻的了，可他竟然拿刀朝自己的胸上、肚子上砍了好几刀，没有死成，最后还是投井而死。候补县令毛震寿在双流抓获嘓匪后，将犯人严刑拷打——这些都不算什么，骇人听闻的是他竟然将犯人扔进锅里煮了——大清律里可没有这样的律例。


    酷吏们罗钳吉网[1]，实在过分。我蒙受皇恩，掌管一省刑法，报告到我这里来的，我一定不能容忍这种虐民行为；可是那些没有申报到我这里来的，我也没有办法禁止。我的继室王夫人听说四川的命案盗案特多，只要一听到官署西边鞭挞犯人的声音，就非常伤心难过，每天祈祷我能够升官调离这里——她实在是担心我无心之间造下冤孽啊。


    [1]「罗钳吉网」，指酷虐诬陷。语出自《资治通鑑》：「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重用酷吏罗希奭、吉温，二人皆随（李）林甫所欲深浅，锻鍊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到处都是狗咬狗


    八月，我代理四川布政使。


    藩司衙门款项不清已经不止一年，琦相接任总督后，奏请逐项清查。藩司陈士枚是我的同年，性情一向古板而固执，对钱谷之事一窍不通，每报告一项，都要被琦相驳回。督抚排班参见的时候，往往一说就是几个时辰，可是意见仍然不能统一；意见相左，当然也就不能总是心平气和。陈士枚觉得和琦相无法共事，我夹在中间也不好说什么。幸好陈士枚不久就升任陕西巡抚，得以逃离这个让他尴尬的地方。


    我代理藩司后，见所办款项的帐目，本来就没写清楚，根本无法核对。于是我就在藩司衙门的东花园设立清查局，派候补通判陆玑、候补知县冯继曾负责清查，又派熟悉文案的书吏帅学孔等人查卷清款。本衙门的帐目不全，就到总督衙门档案室提取，总督衙门不全，就到外州县提取，一定要弄清楚每一项支出用在哪一年用在哪里，抓住线索一直追查到底。截至现在，库中存款应是多少，稽查库中如果数目相符，那么这一项就算无误；如果帐目中还有结余，而库中并无存款，那就一定要追究这笔钱因为何事而被挪用了，直到追还借款，这一项才算清楚。昼夜不停地清查了半年，将几百项帐目全部釐清，我提请琦相覆核，并据实奏明皇上，由承办书吏签字画押，保存在我的文件箱中以备稽查，所有承办委员分别予以奖励。


    库存原有闲款两万多两，王兆琛任藩司时，不能约束子弟，这些人于是将这笔闲款提走一万多两，其中一个书吏就分了五千多两。后来这个书吏因另外的事情被革职后不服，就到总督衙门揭发了这件事。琦相命令藩司衙门查办此事，陈士枚交给成都知府怡昌审理，因为此案关系到高级官员监守自盗，罪名太大，主审官不敢追查到底。我清查库款时，正好被革退的书吏又到总督衙门催审此案，琦相再次严令藩司衙门加快进度。我派知州罗次垣就在藩司衙门审理此案，终于查得官吏们贪赃自肥的具体情形，我勒令书吏限期退还赃款。赃款入库后，我写信给已任山西巡抚的王兆琛，并将书吏的供词，还有已经入库的款项帐目一併抄寄给他。王兆琛接到信后，派马弁黄守备送来八千两银子，但在回信时仍然遮遮掩掩。我再次回信说：「书吏胆敢诬陷官员，罪在不赦，如果他敢诬陷您，我就详细奏明圣上后彻查此事，还您一个清白。」王兆琛收信后非常恐惧，来信认错并将尾项缴清，这个案子才算了结。事后，我用附片奏明了皇上。


    犍为县县令朱在东因为一个案子被撤职，经后任查出亏空正杂款项共九万多两。朱在东扬言告到北京去，原因是歷任将军、总督、「两司」以及各道府都收过他的馈赠，县衙中有帐可查，现在闹了亏空，要赔大家一起赔。琦相因为这起案件牵涉封疆大吏和各方大员，感觉无从下手，陈士枚更是畏首畏尾，一拖就是小半年。我对琦相说：「夜长梦多日久生变，这个案子，如果我们不抢在前面参奏皇上，一旦让姓朱的抢在前面，我们就被动了；到时候就算再参奏，那也成了被控后的反控——皇上就会怀疑我们的弹劾是事后捏造的。」琦相考虑了几天，然后对我说：「您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立即奏明皇上，请求将朱某撤职并限期归还亏空款项，等到欠款归库后，再恳求皇上开恩免罪，用语也极为平淡。


    但是，这笔款项数目实在太大，靠朱在东一个人肯定难以还上。盐道吴我鸥和朱在东是同年，在京城时两人关系非常密切，犍为县的盐务属吴我鸥专管，朱在东除了通常陋规外，还经常额外有馈赠，以增进感情。等到事情败露后，朱在东首先揭发的就是吴我鸥。吴我鸥非常难堪，坐着轿子前去拜访朱在东，朱在东也不出来迎接，而是头上戴着白色的绣花毡帽，身上穿着绿色的袍子，大模大样地坐在榻上见吴我鸥，让吴我鸥更加无地自容且毫无办法。


    我将建昌道林树恆调到省城，将朱在东的行为告诉林道台，让他开导开导朱在东。林树恆是朱在东的顶头上司，平时与朱在东的关系也不错，这个时候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几天后，林树恆对我说：「朱县令想见您，您认为可以吗？」我回答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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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在东到达后，我就问他：「你亏空正杂款项九万多两，罪行严重，反倒自认为有理，难道不亏空的反而无理吗？况且，我听说你以送出的陋规来控告上司，并且说有帐可查。帐本在你的手中，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实话说吧，你闹亏空，并不是送陋规落下的。据我所知，你穷奢极欲、无所不为，每天睡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起床，夜晚则一夜不眠；命案犯人从正月等到冬月，你一次也没有提审，老百姓递来的状纸，你一律束之高阁；县衙前卖熟食的小贩从天黑时开始营业，整夜灯火通明，县里人称之为鬼市。就凭这几条，我就能要你的命，你相信吗？」


    朱在东吓得跪在地上不住叩头。我看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嚣张气焰，就转而宽慰了他几句，让他下去。我又对吴我鸥说：「这个案子，你不放点血，看来是不能了结的。你们得了朱在东的好处，虽然不能全部退回，但如果不帮他一把，难保他不铤而走险。」于是分派廉敬出六千两，潘铎出八千两、王兆琛出八千两、林树恆出三千两，嘉定知府邵勷出三千两，朱在东将自己在省城置办的两处房产抵了五千两，接任的犍为县县令承担了一些，剩下的就全部由吴我鸥包下。亏空填上后，案子算是了结了。


    结案后，琦相命成都县令恆裕和段煊来问我：「朱某的案件已结，是否该官復原职呢？」我说：「一个县令，闹下如此大的亏空，难道还要再将国家的钱粮交给他吗？我的意思是，把他降为一个佐吏就算对得起他了，如果一定要让他官復原职，我可不敢签字。」琦相也同意我的看法。后来奏摺送出，吏部的批文还没有到，朱在东又因办理人命案件延误将近两年一事，终于被革职。


    选派委员代理职务，往往根据职务好处的多少分为优缺与中缺。如果遇有优缺，就从平时表现优异的委员中选派。如果是没有多少油水的中缺，就按委员资歷轮流选派。原任藩司陈士枚的做法却不寻常，遇到苦缺或者中下缺，他就从平时肯任事的委员中选派，遇到优缺，则轮流选派。琦相不加细看，就批准执行。我上任后，首先就是申请恢復旧章。那些平时表现优异的，当然要用优缺来奖励，如果只让他们任苦缺，那以后谁还肯办事呢？至于轮委人员，不过是在省里每天点卯而已，按班次派任苦缺，这些人也无话可说。接下来，我就将二十多种职务划入优缺，其他的全部归入轮委。琦相认为我的这个做法很公平，很后悔以前批准陈士枚的章程。我的章程被批准后，候补委员也都很受鼓舞。


    宝川局鼓炉制钱，每年十月开炉，次年二月停炉。所用的铜由宁远府运到局里后，再到藩司衙门领取钱款。宝川局所铸的钱，则用来搭配发放文职官员的养廉银，以及差役、捕役等人的薪水。时间一长，也就百弊丛生，铜钱不仅颜色黯淡形制粗糙，而且摔在地上就碎了。市场上做生意的之所以不肯使用这种钱，与币制本身大有关系。按照铸钱的规章，原料的比例应该是铜六铅四，况且四川的铜一向坚硬，为什么会手一捏就碎了呢？调查得知，制钱局要送给各处官员的陋规实在太多，领取的成本根本不够造那么多钱，于是就掺入大量黑铅，将铜偷出卖掉，制钱的质量自然就不用谈了。


    我和琦相商量，告诉他这中间的种种弊端。但是要制定新的章程，就必须先剷除旧的弊端。于是就委任天全州知州郭彬图专任此事，将宝川局送给各衙门的陋规一律免除，严格按照铜六铅四的比例投料铸钱，也不准在每串钱上夹竹木牌增加重量。


    宁远府运来的铜，有时成色极差。宁远知府王者政是我的同年，这人趋利如鹜，地方上几次罢市抗议此人。他不说自己运来的铜不合要求，反而说什么局中委员故意挑剔、书吏从中敲诈等等。我告诫他：「你说的或许有这么回事，但你运来的铜色泽暗淡，这是我亲眼所见。既然你说因为局里挑剔导致你倒贴不少，那么就请你将铜运回去，自己销售，我另外派人办理供铜之事如何？」王者政这才无话可说。


    四川打箭炉一带，是土司所管的地方。据土司甲木参龄庆禀报琦相，说中瞻对的野蕃首领工布朗结，一心想将上下两个瞻对吞併，并且屡派兵骚扰查牙。查牙是通往西藏驿道上的一个驿站，假如被侵占，驿道就会阻塞。琦相命令工布朗结退出侵占的上下两瞻对的地盘，不准出界骚扰边疆。工布朗结不听。琦相准备亲自带兵征讨，命令藩司衙门筹集粮款，并派人担任粮台（军中负责军需的官员）。我决定自任其事，以保证军队后勤不致匮乏。琦相领兵前往，总督职务由成都将军裕诚代理。


    歷经四个月，琦相班师凯旋。奏奉谕旨，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员升官的升官，加赏的加赏，我也蒙恩赏加二级。这一次出征，很多人认为，工布朗结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野蕃首领，他有没有出界骚扰还在未定之间，仅凭土司甲木参龄庆的一句话，琦相就劳师费饷地远征，是否有此必要呢？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琦相此前因在广东主和，备受议论，所以这一次特地展示一下军威。其实，工布朗结并没有亲自出来投降，只是派头人到营中表态愿意归顺而已。我不在营中，不清楚其中情形，不敢妄议。琦相回来后，我也不便探问。


    这一年，江水大涨，重庆府朝天关，水位高达几十丈。在汛期，乘船的人可以坐到关口直接上岸——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一天，接到报告，说关口的江水突降十几丈。我心里勐然一紧：下游的湖北和江苏，恐怕已经一片汪洋。不久，便接到邸报，说湖北武昌城外，江水已经与城墙持平。巡抚唐树义写信来，说他住在城上，亲自向居民发放烙饼，至于被淹没的田地房屋，更是不知多少。又接到仪征老家来信，说金陵、仪征一带，居民都架木而栖，我家在天安桥的住宅，里面的水也有几尺深。哀鸿遍野，百姓其鱼。皇上下旨，鼓励百官捐款救灾，我捐出养廉银五千两，寄到苏州藩库，蒙恩赏加五级、记档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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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四月，两江总督李星沅因病辞职，陆建瀛接任。徐广缙与英国人改定广州通商专约，严禁英人进入广州城，诏封一等子爵。


    四川的臬台比藩台忙


    治匪初见成效


    二月，新任藩司吴振棫老先生终于到了，我仍旧回到了臬司任上。


    过去，蜀中嘓匪几乎是不治之症。贼匪头目倡引穷苦百姓助势抢劫，得到赃物后分给每位同伙还不到几百文，甚至有的只分得一百多文，等到乡团、官兵来围捕捉拿，贼匪头目早已逃走，由窝户代为掩藏，而拿获到案的都是一些胁从；如果将抓捕的人犯全部杀死，未免不忍于心。我严拿首盗，轻治胁从；一年来收买了不少线人，打入了贼匪内部，煞费苦心，终于拿获首犯多名，地方上才安宁下来。


    德阳、汉州、罗江诸州县，一向就是土匪窝，窝户特别多。一天，德阳县令盛昺申报，县民范仕义家里被大盗巨三卖武抢劫。县令派兵役前往捉拿，巨三卖武拒捕杀差。琦相欲派兵往剿，我说：「盗匪已逃走，何必徒劳军旅呢？龙茂道徐有壬先前办理嘓匪，刑戮甚重，地方上很是害怕他，不如仍旧派他前去。」琦相答应了。我对游击张定川说：「德阳有个巨家大院和一个林家大院，都是有名的贼窝。你们到了那里要仔细调查，如贼匪比百姓还要多，我就带兵前来围剿扫荡；但如果百姓比贼多，那就不能玉石俱焚。」张定川按我的吩咐晓谕百姓，百姓于是将巨三卖武绑来献上，还有其他几个同伙，都就地正法。


    余大喉咙，是重庆的巨盗，党羽很多，犯下的水陆劫案多如鱼鳞，纵横十多年，官府也拿他没有办法。他们作案金额动辄成千上万两，百姓上告，官府也不过命令严密捉拿而已——从来就没有抓到过。候补道王师道代理嘉定府知府，写信将他招来。其它土匪也写信给王师道，答应改过自新，可是事后仍然抢劫如故。我密嘱用计捉拿，表面上不动声色。余大喉咙终于还是被长宁知县李卿谷抓住了，解到省里依法审讯，从此嘉陵江面上才清静下来。我很快就调李卿谷任金堂知县，以奖励他的勤政与能干。


    一天，我见到锦江书院的山长李西瓯先生，我问他：「近来，您听说过嘓匪的消息吗？」李先生拊掌大笑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两个字了。」我怀疑他是当面拿话奉承我。等到我再问杨海梁先生和我的同年宋雨人时，他们也都这样说。而百姓也没有再因被劫勒赎来报案，或许，我的治匪已经初见成效了吧。


    清查库款的情况上奏后，琦相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廷寄，奉旨查问陈士枚在四川藩司任上能否胜任。琦相回奏：「陈士枚办事勇往，并不是不力求振作，而是因为才质执钝，对手下书吏的弊端不能查察。据臣所见，陈士枚是受制于下人，而不能驾驭下人。否则清款一案，为什么张集馨就能够找出头绪，不到半年就清理完毕呢？」这道奏摺是密奏，按惯例是不用徵询「两司」衙门的。一天，琦相从靴筒中拿出文稿给我看，我谢过之后连说不敢当。琦相说：「一年多来，我一直注意考察你，足下的器识才具，在现在的督、抚中间也是不多见的啊！」我听了，更加惶恐不安。又想，这道奏摺，琦相本来是不用拿给我看的，更不用当面称赞下属，他这么做，好像有讨好我的意思。当时川北道胡兴仁也在座，听了这句话，脸色突然一变。胡兴仁一向狡诈，两只眼睛总是偷偷斜着看人——只有忮刻阴险的人才会这样。从此以后，胡兴仁就和我相处得很不融洽。不过对于琦相的知己之感，我是永生难忘。


    同性恋引发的兇案


    犍为县一个盐商的儿子王某，才十八岁，在私塾里将一个年幼的同学杀死，被害人家属具控，可惜没有证人。盐商又到总督衙门和臬台衙门反控，分辩儿子的冤屈。衙门将王某监禁了几年，一直不能定案。


    有人对我说：「盐商的儿子王某，文文静静的，看样子不像杀人的。」我查阅卷宗后，委任候补县令盛朝辅仔细研究，叮嘱他说：「此案关系一个年轻人的生死，案情不同，判决就有天壤之别，你一定要静下心来研究一番，后面由我来亲自审问。」半个月后，盛县令将全案人证带到臬司衙门，我邀同审案委员在司里一起详细审讯，才弄清了王某姦杀同学的具体情节。


    被害的男孩子年纪刚刚十三岁，一直依附在王盐商家私塾读书，和王盐商的儿子王某同屋居住，塾师也住在这栋房子里。房子一共三间，王某和被害人住东面，王某弟弟住西边，塾师住中间。


    这天塾师有事回家去了。王某拿出一幅美人画，在床前指着画对男孩说：「这个美人长得又白又俊，就像你一样。」男孩知道王某是在调戏自己，就和他争了起来。王某将手伸入男孩的被子，摸男孩的屁股，因男孩拒不就范，争持间王某抠伤了男孩的肛门。男孩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跑下床，大喊道：「我告诉五大爷去！」五大爷，就是王盐商。王某眼看拉不住，顺手拿起书桌上裁纸的尖刀，刺向男孩腹部，男孩当场倒地而亡。


    王某的弟弟听到声音过来看，惊愕无措。王某说：「你也帮不了我，自己睡觉去，少管闲事。」王某弟弟见王某脸色很可怕、声音很兇，就回到屋里关上门自己睡了。王某到内室将事情告诉了母亲，其母看了现场后，埋怨儿子怎么不把尸首弄去丢了，就命令婢女桂秋将地上血污沖洗干净。王某与家里的工人将男孩尸体抬到距后门外半里路的地方，丢进一个深潭中。其母又给了工人二百两银子，不准声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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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男孩尸体从潭中浮起来，乡保赴县禀报，县里查验尸体伤痕，只是找不到嫌疑人。男孩的哥哥具控，说他的弟弟本来住在王盐商家里，怎么会死在水潭里呢？况且身上有刀伤，一定是王家谋害了他。王盐商几次到总督衙门反控，说男孩在前一天就回家了，难保不是失足落水而死，至于伤痕，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王盐商的岳父，本是犍为县的老油条，经常出入衙门，于是以重金贿赂书吏和衙役，到处散布谣言，说男孩不是王某所害，干扰主审官员，所以案子一直不能定下来。案子提到省里审理，还是不能判决。盛县令将王某弟弟提到案，反覆开导，又打手数十板，严厉讯问：「你和嫌疑人对屋而居，难道什么都没听见？」王某弟弟被逼不过，就喊着王某的名字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能再为你隐瞒杀人的事情了。」于是王某弟弟坦白了那夜看到的情形。县令后来又提审婢女桂香和抬尸的工人，供词非常清楚，作案情景歷歷在目，于是将兇犯绳之以法。


    明目张胆的强姦


    仁寿县的王骡子，是一个武生的儿子，他年纪二十一岁，生性风流放荡。同村有一个寡妇范氏，家里只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刚刚十七岁，娶了个媳妇年纪也差不多。寡妇外出耕田，年轻的媳妇守在家里，王骡子从门前路过，就拐进屋里企图调戏，被媳妇骂了一顿，然后彼此吵完就散了。寡妇回来后知晓此事，便将事情投诉到田主，欲与王武生评理。邻人劝她：「既然调戏未遂，就算了吧。况且王武生一向横霸乡里，你一个寡妇人家和他争，也争不赢。」寡妇心想也是，于是这个事情就平息了。


    过了几天，王骡子纠约了一个姓彭的匪棍和一个嘉定府被革职的差役等共五个人，在二更后敲寡妇的门说要借火，寡妇范氏回说深更半夜的家里没有火，坚决不开门。王骡子又让姓彭的土匪上前敲门，说：「我是前村苏班头，夜里走到这里，下雨了，请求借个斗笠，明天早晨就还你。」前村的确是有一个姓苏的差役。范氏就相信了，让她的儿子拨开门闩出来看。寡妇的儿子当即就被彭匪五人按住用绳子绑了，扔在门外水田中。儿子大唿救命，范氏闻声起床出门救儿子，也被彭匪等人用刀刺伤左腋，倒地唿号。


    王骡子随后进入卧室，点上灯搜寻年轻媳妇。年轻媳妇战战兢兢躲在床下，被王骡子拖了出来，扔在榻上，一个匪徒上前按住，王骡子扑上去将这个可怜的女孩强姦了。群匪又用刀噼开了家里的柜子，将布袄衣裤和几百文钱全部抢走，然后扬长而去。


    其时天已经快亮了，王骡子一伙人走到场上，遇到华阳县巡役盘查，群匪于是将所抢来的衣服和钱分给县役，刀棒也被巡役扣下，巡役就将这伙人放走了。第二天早晨，范氏央族人赴县具控。代理知县的恆泰不加审察，就将族人重责一顿，锁押在溺桶旁，一群衙役横加勒索，将这个族人身上所带的二两碎银子抢走，将原告押回乡里不准再告，并说范氏本就与王骡子有姦情。


    范氏悲愤交加，就到臬司衙门具控。恆泰知道事情败露，于是就到琦相面前捏造说：「仁寿县民风刁诈，上控的案子多半是子虚乌有，这个案子本是通姦并不是强姦。」琦相认为案子既然已经由臬司衙门提审，就命令我立即解审。我同候补县令李长龄、丁云章反覆推勘，终于弄清了案情。于是命令王骡子亲笔书写供词，并传犯人父亲王武生以及仁寿县诈赃的衙役和华阳县的巡役到案，四方对质之下，真相才得以水落石出。


    华阳县县令恆泰知道事情败露之后，连夜进入省城，长跪在我的面前，面如死灰，涕泪横流地说：「大人您与卑职叔祖共过事，一向亲近，大人您就是卑职的祖辈啊。」我听他的言语实在卑鄙，就让他起来，向他作了个揖将他打发走了。他所说的叔祖，就是西安盐道崇纶。定案后，王骡子被判杀头，群匪被判流刑、徒刑不等。


    琦相出征之时，成都将军裕诚代理总督职务。一天，他问我：「王骡子一案，您为什么不将恆泰劾参，这可以称得上是放纵奸臣啊？」我回答说：「定案后，我代理署理布政使，招解（把已招供的人犯解送上官覆审）的事由川北道胡兴仁接手，最后的处理，我也改不了啊。」胡兴仁一心包庇恆泰，甚至想将整个案子都翻过来，只是因为被告供词确凿，又担心范氏復控，才没有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隐瞒盗案与诬良为盗


    隐瞒盗案是最大的虐政，既伤害了百姓，又助长了强盗的威风。道光二十五年（1845），简州一属，发生劫案三百多起，都没有上报，这是简州知州濮瑗亲口对我说的。当时宝兴任四川总督，工于粉饰太平，下属也就一心迎合，报喜不报忧，所以盗贼充斥，生灵涂炭。我仔细制定章程，通令各州县，凡民间上报的盗案，地方官必须在三天之内先用夹单禀明总督和臬司，再派人缉拿。我接到禀报后，如有情节严重或者金额很大的，立刻派员前往协助缉拿，并给以奖励，同时请示琦相，命令当地驻军前往剿捕，如果是拿获了要犯，也一併上报朝廷记功奖励。


    各州县的盗案，近来因为我大力整顿，不再敢隐瞒不报了。可是为了提高破案率，诬良为盗的现象又多起来。


    仁寿县县令刘钧贻，因为县内连报劫案，臬司衙门督捕很紧，刘县令于是将十五人名嫌犯解送到省里。审问时，这十五个人都大声喊冤——我起初并不感到惊奇——为了逃脱惩罚，盗犯过堂时没有不抵赖的。可是等到邻县拿获正犯，起获了赃物，招供的人犯里却没有这十五人的名字，而且这十五个人彼此不相识，邻县抓获的强盗也不认识这十五人，我这才感到非常惊诧。我当即下札文调刘县令来省里亲自审问，提取正犯与嫌犯对质，刘县令哑口无言——原来他也是被捕役愚弄了。他的昏庸本来可以原谅，不料他竟恼羞成怒，丧心病狂，将发回的十五人一律关押拷打致死，这就是有心作恶了。仅仅撤掉这个畜生已经不足以告慰那些无辜的死者了，可是我又能把他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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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犍为县县令段荣恩、金堂县县令李希邺、南川县县令赵旭初，都曾诬良为盗，我无论如何不敢因为要迁就这些属员而草菅人命。所谓「救生不救死」的说法，都是那些无才无德的师爷们的邪说，最容易造下冤孽，只会导致兇徒漏网，死者含冤。我认为，所谓互相打斗杀人，乃是一时之愤，彼此互殴，也不知谁死谁活，审问时代为开脱，于情于法，都说得过去；至于故意谋杀的兇犯，有什么值得怜悯的？曲法施恩，难道不念及那些死者的冤屈吗？


    办理秋审，今年也没有什么出入。我连续三年办理秋审。每次都是七八百起，证据确凿立即行刑的就有一百多起——这数目是其它省所没有的。


    办理盗案时，更要持平，这些为非作歹之徒，法所不宥。可是案件卷宗里却常记载有以下这种情形：入室搜赃的不过二三人，而把风接赃却有七八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还有的卷宗里写的是把风，而盗犯自己招供为入室搜赃的。发审后，才知道是县里故意为他开脱——并非盗犯狡猾；更有将已死的盗犯定为为首犯，而将已抓获的犯人定为把风的，没有抓获的罪犯定为入室抢劫的，中间诡异的地方实在太多。在州县官员，是为了规避处分，不过顾及考成而已；而盗贼纵横，关系国家治乱。我通令属下各州县，以后审办盗案，在外把风瞭望的人数不准超过入室捜赃的人数。我几次询问盗匪，他们都说：「我等各拼性命，怎么能容忍那些在外把风的人分赃呢？」所以事实上几乎没有不入室的罪犯。


    更有捕役被官员逼急了，经常拷打、刑讯小偷，逼迫他们承认为盗首，或者买通乞丐，将乞丐作为把风接赃的人。过堂时，主审官员稍不经意，就会滥杀无辜。捕役存心使坏，就与盗贼无异了；州县官员忍心这样做，他们的居心还能问吗？


    至于审办命案，第一次审问获得的供词最为关键。犯人致人死命，自认为杀人偿命，往往无所顾忌全部招供。可是一经收监后，就会被牢头、禁卒教唆串供，真实情况反而查不出，案子就会越来越难办。所以地方上有经验的老吏勘察现场回衙门后，就立即提审兇犯，讯问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获得案情大致情形，然后收监；次日再覆审一次，便可定案。至于尸格上伤痕的轻重多寡，因为关系到秋审时是判立决还是缓决，一经落笔，绝不更改。常常有初次上报呈送时，尸格上填写的伤痕，与解勘时的填写不同，于是命令重新核实，就说是书吏笔误，殊不知尸格是用硃笔填写，怎么能容许书吏使用硃笔呢？又有的人会辩解：「在场时人声嘈杂，喝报不清等等。」难道相验者不亲自查看尸体伤痕，仅凭仵作喝报吗？这种用谎言掩饰的行为，经常被我申饬，州县吏治、幕友笔墨之黑暗与混乱，可见一斑。


    秋审并没有什么难办的地方，除了需要对条规、例案娴熟于心，更要在定案时为秋审预留下余地。每定一案，就是办一次秋审，仔细看如果实缓不定，就要斟酌妥善，以免临时为难。大抵案情证据确凿的，一定不能夹杂一些模稜两可的语句在里面；可以从缓的，也不可掺入一些唐突、暴戾的字眼。审案判决自己确有所凭，那么刑部也就无可挑剔了。


    四川秋审，交给刑部的经费，按惯例是六百两。刑部于五六月间派专人将秋审实缓的底折送到臬司衙门，等着收取经费，臬司并不与他们见面，都是由省里的佐杂人员中由部办出身的人张罗，这些人就从中获利。但是寄来的底折往往不足为凭。两年来刑部定为缓决的，而我定为立决的有六起；刑部定为立决的，而我改为缓决的也有几起。幕友孙绍堂、李鹤舫都在臬司衙门办案多年，刑名经验丰富，我和这两位先生商酌出的判词，往往毫无出入，真所谓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也。后来接到刑部回復，一起都没有改。官署中还有一位姓孙的老吏，年近九十，把关秋审将近五十年，最是稳当，胥吏中也不能说全无人才啊。


    化外之民


    四川边境的四个厅[1]常有猓夷出没，对老百姓伤害最大，其中又以马边厅的情况最甚。猓夷并没有什么别的伎俩，就是依靠强弓毒矢，无辜百姓被他们射中后必死无疑，但是在二十步以外的距离他们就没了准头，射不准；其余的如竹枪、石块就更不足道了。只是这些野人藏在深山里，出没无常，他们将男人掳入山中，配以蛮妇，强迫为他们耕田种地，时间一久，这些被掳进去的人，性情也变得和野人差不多，乐意被他们驱使。生下的儿子骨头是白色的，和那些野人的黑骨头不同，也有的被辗转售卖，但不知卖到哪里去了。


    野人的种类很多，只不过汉人一律称之为「猡猡」。守边的营兵，和他们常有来往，每年由藩司筹给四个厅几千两经费，作为打赏夷差出巡的费用。武官们把这笔银子看成应得的陋规，逼迫起文官来，一刻也不准拖延，这四个厅的通判，深以为苦。猓夷只要有一二十人在，营兵几千人都不敢直撄其锋[2]；甚至一个猓夷可杀死几个兵丁，驱使兵丁起来就像驱赶牛羊一样。兵丁们不敢抗拒，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以前几次用兵，无非都是虚糜国帑，冒取首功，其实未见一夷，未发一矢，以欺罔了事。边境百姓反被滋扰，文武官员藉此作为升官的阶梯，所以用兵开销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而没有杀掉一个敌人，实在是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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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嘉定府知府俞文诏报告，猓夷出巢抢劫，被兵役追杀数十人——但这几十具尸体都被猓夷抢了回去。我下令以后如果再有捏造敌尸被抢去的，必加严参；一定要将尸体的骨头送到解省里检验，如果真的是黑骨，才算是真正打了仗。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报告说杀死夷匪多少多少的了。


    一天，有边民来臬司衙门具控，又联名到总督衙门呈诉。琦相发文要我审讯，并饬核议。我召集边民们询问情况。


    「如果派大军前往剿捕，你们能够保证一定会见到夷匪吗？」


    「几次兴兵，从来就未见一贼，不过虚放枪炮，以示声威而已。」边民回答。


    「大兵到了边境，山路纵横，一眼望去都是深山老林，不见天日，你们能为大军做嚮导吗？」


    「梁山地方三千余里，四通八达，也不知到了哪里，我们也不认得路。况且猓夷性如鸟兽，身穿毡片，腰系口粮，挟带强弓毒矢，藏在老林中。从开天闢地以来，那些树就在那里，参天蔽日，几十人不能合抱；树上长满绿苔，拖到地上有几十丈长；林中的落叶一层盖一层，有几十尺深，瘴雨蛮烟，人触之即死，汉兵肯定受不了，就更不用说打仗了！」


    「猓夷并没有什么特殊本领，你们聚集在一个堡子中，各制火器，夷匪来了就用火枪抵挡，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我们并不是本地土着，而是从全国东南西北来到这里，居住在这座山里，耕种这些收成很低的山地，藉以餬口，又怎么能同心戮力，守望相助呢？况且，前次设立团练，大家公推练总一人负责其事，后来团中有一人出队，为贼所害，亲属背着尸体至团总家里，滋闹不已，官司打了几年，团总被拖累得很惨。所以团练解散之后，再没有人提及此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是不是想让朝廷的军队整天守着你们呢？」


    猓夷犬羊之性，以劫掠为生，伺机而动，官兵来了，他们就躲进山里，官兵撤走后他们就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极意以疲之，多方以弊之」。那么是不是说，对猓夷就没办法了呢？我的回答是：「不是没有治匪的办法法，而是没有治匪的人。马边四厅，都有防兵，带兵的人如果真的能洁己自持，勤于操练，足够壮大声威。一旦遇到来寇，全城将备带兵追剿，贼来则剿，贼去则归，不必深入，这就是以逸待劳、反客为主的计策。对于各村居民，要鼓励他们建筑碉堡，共相守卫，不能一味依赖官兵。至于暗通贼匪的窝户，以及销赃的兵役，一旦查明即予严惩，以断绝贼匪的消息来源。


    [1]「厅」，清代的地方政区，是「府」的下一级单位，长官为「通判」或「同知」


    [2]「直撄其锋」，硬碰硬的意思。


    放炮


    先前在福建防堵英军，看见漳州委员所铸的铁炮，不但膛口与炮口的直径大小不相匹配，火门也不正，幸好当时没有用，如果使用一定会炸裂无疑。四川有个叫邱林的工匠，铸造的大铜炮有一尊一千七百多斤的，小的一百多斤、几百斤的也有十几尊，都非常精緻，找不到什么缺点。匠头邱林是一个铸炮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年纪已七十多岁了，带着子弟世代以此为业。他们的做法是先造炮心，用极坚极细的泥土煳在原木上，一层层浇裹；再用木炭粉末包上，炭粉里加进一些「灰土」。灰土是白色的，却不知是什么东西——他们秘不示人，等炮心晒干，没有一点不平的地方。然后支起两口灶，用紫铜板溶化成水，再投进一些铅，增加铜汁的流动性。挖一个大坑将炮心栽在里面，上面留一个小口，将铜汁灌进去，等到小孔有铜汁流出来，就不再灌了。三天后，将炮从土里起出，用铁通条将炮心泥沙拨剔干净，膛内均匀光滑，然后再开火门。凡开火门，总是在药管后面，这样就不致后坐。炮铸成后，试放一炮，果然很准。省城不能点放大炮，将大炮拖到灌县，找空地试验，命中率很高。


    不过，我下面要说的是另一种「放炮」。


    官员即将去任，就会将当年税款减价后提前徵收，名叫「放炮」。富庶的州县地方，「放炮」一次可以收一万两或者五七千两不等的银子。官员家累重的，经常放出谣言，说是将要去任，接着就减价催税；又派差役到各乡通知，老百姓贪图些微小利，纷纷缴税——其实并无去任的说法，这种做法名为「太平炮」。又有新官刚刚到任，也会减价催税，名叫「倒炮」。这种风气相沿日久，虽然与朝廷惯例不甚相符，但到底比明目张胆地勒索老百姓还是好些，上司也就对此不闻不问。


    川北道胡兴仁，看见州县放炮油水很大，可是对于他这个上级，除了「三节两寿」的陋规以外，并没有额外的孝敬，就来信要求臬司衙门禁止州县官员「放炮」。我觉得真是好笑：难道陋规也可以写到公文中吗？胡兴仁于是在川北道所辖范围内晓谕禁止，可是州县官员并不遵从，百姓也不遵从，真是自取其辱。胡兴仁外表忠厚老实，其实内心非常狡猾，他知道总督琦善与大学士宝兴和少穆制军[1]不和，就经常在琦相面前诋毁两位先生以讨好琦相，琦相也很喜欢他这样做，对他不仅颇为称许，还加以保荐。我每次排班侍坐，观察胡兴仁的说话做事，私下里总想：「这真是个阴险小人，琦相信任他，总有一天要吃他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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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民情浮动，买卖田地，如同儿戏，往往有的人早晨是某一块地的卖主，到了晚上，又成了这块地的买主。地方官贪图契税，顺便从中捞取好处。如果几天没有人办理田产过户的，州县官员就着急的不得了。茶坊酒肆中，只要有人为田亩讨价还价，差役就会想方设法怂恿双方成交，甚至有的还只是在议论，根本没有确定下来，差役就已报告到官府开始徵收契税，买卖双方只要稍微争辩几句，就会被关进卡房——这种风气已经很久了。


    科举考场的积弊，各省都有，琦相欲行清理。我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总指挥，就可肃清。」琦相于是派川北道胡兴仁管理考场秩序，胡兴仁知道后非常髙兴，于是就从川北道署中传调差役等人来省城伺候，沿途滋扰百姓，藩台吴振棫老先生很不以为然。


    我请示琦相说：「科场拥挤，多半是成都、华阳两县的人。一人入场，父兄亲族送考者动不动就是几十人，为了面子，争勇斗狠，一点也不肯相让，而名次在前面的考生反而进不去。能否仿照江苏的方法，提前几天贴出告示，告诉考生，确定点名时间，什么时间点哪一府的，排列明白，不是这个府的就不用来，漏点了的，等整个府的点完后，再一个县一个县地补点，不准超越。栅栏外先竖起大旗，上书某府、某县，一县点毕，再换一旗，一目了然，也就无须争先恐后。省城里的两个县，留在最后，更可安静。凡是送考的人，不准进入栅栏内，多派武员把守，不遵守秩序的立即拿下。如果照此执行，一定能够鱼贯而入，消除拥挤现象。」琦相表示认同，并下令照此执行。果然再没有发生拥挤。到下午六点左右，科场就已可以关门下锁了。


    这个方法是少穆先生的章程。琦相与少穆先生是政敌，所以我说这是江南旧制，而不说是少穆先生的发明。胡兴仁在考场中颇作威福，又挑剔试题出得不好，被琦相申斥了一顿。科举完场后举行宴会，胡兴仁又想坐在首道的上面，琦相也没有坚持说不可。这时，藩司吴振棫开口了：「科考已经完毕，胡道员不得僭越首道。」琦相也连连称是，胡兴仁大为扫兴。


    三月二十九日，是我五十岁生日，僚属家人都说要送戏做寿，我严词拒绝了；寿礼也一律不收，只将制成的寿屏留了下来。我的兼考、兼慈都远在仪征，不能来这里接受我的跪拜，我有什么好庆贺的？况且我年已五旬，功业未成，读书与仕宦之途也都非常平凡，自顾头颅，已经斑白，实在是惭愧呀。不过这一年，还有一件家事发生，那就是我决定立侍妾王绣佛为正室。绣佛侍奉我已经十六年，爱兰儿如己出，对待各位婢女妾侍还算宽厚。家里没有正室，总是不能统属，所以立王氏为正室。


    [1]「少穆」，即林则徐；「制军」，即总督的别称。


    升任藩司——最后的陛见


    八月十三日，我接到吏部咨文：七月十五日奉旨补授贵州布政使。二十六日交卸，奉旨北上京城。


    九月初七，我从四川启程，一路上阴雨连绵，走到陕西岐山县，接到硃批：「着来见。」二十八日大雪，我又从咸阳往西安赶，二更时分才到达，司道官员在粮道衙门宴请我。旧燕重来，林亭如昔，却已是物是人非。


    十月，我到达山西寿阳县，我的岳父黄怀谷先生留我在县衙住了三天。黄夫人去世一晃已经十年，目睹宿草空庭，我不禁悲从中来，整夜难以入眠。想起黄夫人嫁给我十几年，最初寄住在娘家，后来同居京师，我供职翰林院，俸禄微薄，常常难以为继，幸好现在宦囊稍丰，可是夫人却已埋香黄土，为什么这么缘浅福薄呢？我只恨自己不能找月下老人问个究竟。


    十一月初三，道光皇帝在静明园无私殿召见我。


    「你几时从四川动身的？」皇上问


    「九月初七。」


    「沿途的年成怎样？老百姓生活怎样？社会还安定吗？」


    「今年不但各省的收成都很好，而且冬天又早早地下了一场大雪，麦苗受到滋润，明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近年来四川的嘓匪比起以前怎样？」


    「自从琦善总督到任，缉捕甚严，罪证确凿的当即予以正法，所以匪徒销声匿迹，道路平安。我想四川人心浮动，吏治宜严；从三国时的诸葛亮到唐代的严武再到宋代的张咏都是一代名臣，他们镇守四川时都崇尚严法，至今脍炙人口。」


    「不但治蜀宜严，其它地方也要严，严厉尚且办不动，何况宽纵呢。」皇上又说，「你看歷任四川总督谁最好？年代久远的你当然不知道，我也不復记得。」


    我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问，也就不敢随便回答。


    「我看都比不上琦善，其人绝顶聪明，久任封疆大吏，什么事没办过？」皇上说。


    「的确如圣上所言。」


    「你看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吗？」


    「琦善蒙圣上弃瑕录用，常常对臣等感激天恩，以至于泪流满面。」


    「你看裕诚怎么样？」


    「这个人可以称得上中正和平。」


    「我嫌他太疲软。现在琦善调任陕甘总督，你知道吗？」


    「昨天到京城后，我才得知。」


    「现在没有人可以胜任四川总督，不派裕诚又派谁去？他即使不能大力整顿，大概亦不至于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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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很公正。」


    「裕诚这个人，我同他最熟，他不但在内廷行走多年，而且是已去世的孝慎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最后皇上又说了句，「你明日再递牌子吧。」


    初四日五更时分，我再次到宫门等候皇上召见。


    「去年琦善攻打野番中瞻对，却是为什么？」皇上问道。


    「中瞻对一向桀骜不驯。嘉庆年间，酋长罗卜七力带头滋事，前四川总督常明带兵征讨，没有得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夷人也就更加骄悍。后来罗卜七力死了，其子工布朗结年幼，边境就安静了几年。近年来，工布朗结与德楞格野番结为婚姻，吞併邻境。去年，打箭炉土司甲木参龄庆具禀琦善，说工布朗结将要往巴塘、里塘一带復仇寻衅，恐怕会梗阻进入西藏的驿路。琦善晓谕禁止，工布朗结不听，于是琦善决定征讨。琦善派松潘、龙茂等地士兵为嚮导，直抵夷寨。工布朗结害怕了，就归顺了朝廷，琦善也就班师凯旋了。」


    「琦善去了几个月，共用了多少军饷，是谁人担任粮台？」


    「连来回的时间总共将近四个月，共支出军饷十一万多两，随营粮台是委员轮流担任，后方的督办粮台是我。」


    「你代理布政使有多长时间？」


    「六个月多一点。」


    「清查库款，是你办的吗？」


    「藩司陈士枚没有办完就升职了，我到任后，接手查办。」


    「四川库存，还有多少银子？」


    「臣交卸时，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两。现在还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每年的田赋，足够供本省开销吗？」


    「四川是每年接受朝廷拨款的省份，每年广东还会协助一部分粮饷，以供西藏驻军使用。」


    「四川省城驻军共有多少？」


    「四川省军、督、提、城四标，共约三千多名，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省城的米粮够吃吗？」


    「成都下属十六个县，全部依靠都江堰的水灌溉，从来没有荒歉，这就是所谓的沃野千里。四川本来是鱼米之乡，不但足够供应本省百姓，并且接济两湖和江南，老百姓的生活并不艰难，只是游手好闲的太多，所以地方上容易滋事。」


    「游民为什么如此之多呢？」


    「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从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都需要僱请縴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到了四川以后縴夫就用不上了。这些縴夫没有落脚的地方，又没有钱回老家，下水的船只又不用雇縴夫，所以这些人流落异乡，群居为匪，因此每次办一起嘓匪大案，胁从的人多半是游民。」


    「那么怎么办呢？」


    「除了有犯必惩遇案严拿之外，也别无他法；如果所在地方的官员缉捕得力，这些人就有所忌惮。」


    「四川吏治怎样，官员是否勤政，能干不能干？」


    「州县官员中人才出色的很少，多数人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总之是全靠上司提倡。」


    「你明日再递牌子吧。」


    我向皇帝跪安，然后便退了出去。


    初五日五更，我第三次到宫门伺候。皇上说：「我放你做贵州藩司，贵州土地和人口都很少，库存的钱也不多，你可不能任听下属闹出亏空来。依我看，地方官和京官不同，地方官确有政迹可考，是因循守旧还是力图振作，从递上来的奏摺里，我就看得出来。理财固然是藩司的本职工作，可是考察官吏却是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你是读书明理的人，还要我多说吗？记住，用人不可先有成见，进入仕途的有四种途径，满、汉、科甲和捐班，哪一类里面没有人才呢？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没读过书，捐官本来就是将本求利。「廉」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既然说捐班不好，为什么又准许开捐呢？」皇上拍手嘆息道，「只因为经费无所出。既然已经允许，这些人请训时，又怎么能不让他去上任呢？那不是骗人吗？」


    「皇上这种不得已的苦衷，海内的臣工，大家都是理解的；况且皇上克勤克俭，即使准许捐资做官，也不过是为地方百姓考虑罢了。」


    「你们受国家重恩，做这样大的官，还不肯为国家分忧吗？不管是你们弹劾的还是举荐的，送到我这里，或者勒令退休，或者送部引见，我绝没有不准的；你办事公正持平，那些下属也就闻而生畏。」


    「臣到任以后，一定随时留心察看，如果捐纳人员中实在有不能胜任的，我一定与总督和巡抚商量后详细奏明，一定不敢为了讨好属员，而置一方百姓于不顾。」


    「总督、巡抚当然是封疆大吏，藩司和臬司一省又有几个呢？难道不也不是封疆大吏么吗？督抚的话，固然不可不听，但也不可尽听，你遇事总要自己拿定主意，才不至于随声附和。」


    「臣分内的事一定不敢推诿，分外的事也一定不会擅专弄权。」


    「我也不是叫你天天和巡抚打架拌嘴，你总要揆情度理。巡抚说得对就遵从，说的不对就不遵从」。


    「臣谨领圣训，努力做到不激不随，争取对公事有所帮助。」


    「我今日叫你做藩司，是要你以后做一个好总督、好巡抚，你一定不要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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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一定不敢辜负天恩。」我叩首道。


    「我今天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即便再见面也是这几句话。你赶紧收拾东西起身上任去吧，明天不必进来了。」


    「是。」


    皇上最后又说：「考察官吏要紧，其他的不多说了。」


    「谨遵圣训。」然后我跪安后退了出来。


    十一月十五日出京，家眷安置在四川，计划由蜀入黔。听说贵州道路崎岖难走，需要的路费很多。凡是书画稿案，以及各种家具摆设，都准备分送给各位同事，以便节省旅费。途中我顶风冒雪而行，因而得了重感冒，只想着快点回蜀就医。


    十二月初七日，我到达陕西省城西安，过去的同僚挽留一天。初九日我由西安再次启程，走到昭化县大木树地方，接到陕西长安县县令姜申璠的来禀，说我已调任甘肃布政使。当时已近年关，看来只能留在成都过年了。二十七日我抵达成都，接到琦相的信函，里面抄录上谕说「饬赴新任，无庸来京请训。钦此。」


    岁序匆匆，劳人草草，暂憩数日，又将取道东行。


    我在蜀暂住，又恰值岁末，公事一概不问。成都县县令郭志融、华阳县县令李卿谷都是我任内调来的，和我商量说：「新任总督徐梅桥想遍查保甲[1]，可惜无处下手。」我说：「这里流民太多，如果能遍查清楚，也是平息祸乱的方法。每天清晨城门开启后，从四座城门进入城里的人不下二万，这些人身无寸缕，入城寻找营生，为人扛抬负重、扫地拾秽以换口饭吃。日落时城门关闭，不准这二万人在城居住，一律驱逐出城，这些人并没有固定的住处，庙檐、坟圹、水边、桥下、堠馆、邮亭都有流民栖身。有的今天住在东门外的破庙里，到明天又住在西门外的茶棚下，籍贯也不可考，姓氏也未必真实，也没有人收管，听其自生自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对总督说呢？」郭、李两位都说：「制军[2]令出必行。」我回道：「这就不是我该知道的了。现在要做一次普查，就要事先制定章程，绝不是予智予雄[3]就能办成的事情。」郭、李两位又说：「承蒙您调我们来到省城，原想往上再进步一点，没想到徐总督到任，诸事焕然一新。光是年关时两县的摊派供应，我们俩每人就要出七千多两。总督府中绣花门帘就有七百余条，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嘉定府知府俞文诏，因犍为县猓匪出巢，几乎被包围，受到总督言辞责备，向我哭诉。我安慰他说：「你将贼我形势的地图面呈总督，请示堵御的方法，切记不要推卸责任。至于具体怎么做，就在你自己了。」俞文诏原是广东茶商的儿子，由刑部司员捐纳知府，选授现职，应酬一道最是擅长，没有多久就与徐总督相处得非常融洽了。兪文诏初到四川时，很担心琦相将他留在省里而不让他上任。我因为受杜云巢兄弟的委託，邀请他到臬司衙门，随同问案。等到琦相从中瞻对回来，问新来的俞知府怎样？我说：「人很聪明，再加歷练，应该是个人才。」琦相回答：「既然是个人才，就让他上任去吧。」俞文诏由此很感激我，认做世交，并拜在我门下。


    [1]「保甲」，即古代统治者通过户籍编制来统治人民的制度。


    [2]「制军」，清代总督的别称。


    [3]「予智予雄」，指自以为聪明和英雄，形容妄自尊大。


    1850年道光三十年


    正月，道光帝崩，咸丰继位。


    六月，洪秀全在广西举兵反。


    九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驰赴督征。林则徐日夜兼程赶往广西，病逝于潮州。李星沅接任钦差大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洪、杨之乱终于不可遏止。


    第一次任甘肃藩司


    皇上大行


    我原定于正月初十带着全家赴甘肃上任。


    初六日，接到皇太后驾崩的消息，当即换上素服，并摘去顶子上的红缨。我从宁羌州大安驿往南走，走到白马关一带，经过一座山，山的名字很怪，叫鸟鼠同穴山；一路山势高峻，驿站之间相隔很远，又没有客店，没有公馆，很多地方甚至没有驿站，偶尔有差使过境，地方官都是事先租借民居预备好，虽然临时打扫了，但也还是觉得芜秽不堪。我因为这条路比走大路近几站，所以独自带着几名僕人从这里走，而让家眷和下人，顺着西安驿道往东来。


    二月初一，我来到陇西县，接到琦相的专函，惊悉大行皇帝龙驭上宾，只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想起三个月前皇上在静明园召见我，我仰瞻圣容，还觉得圣容十分丰满，声音也很洪亮。虽然当时也听说圣上身体稍有不适，怎么也没想到他就这么丢下亿万臣民而去了。又想起我经过西安时，任职陕西臬司的同年朱丹木，曾私下里对我说：「明年元旦将有日食，这是个凶兆，查阅过去的记录，往往都应验了。」我反驳说：「天道难测，怎么会写在历书上呢？你真是个食古不化的人！」没想到现在他的话竟然应验了，可见上天确实已经预示了啊。我一介书生，自从科举及第后，几次蒙受皇上恩德特简任用，经常施恩于我和我的一家，追念二十几年的豢养之恩，不觉涕泗横流，不能自已。一个人坐在肩舆上边走边想边哭，形神几丧。


    二月初八，我到达兰州接印视事。第二天我跪接先帝遗诏，随琦相到万寿宫开读，朝夕哭临，缟素视事。二十五日，我换上吉服到东郊外，随着琦相跪接新帝登基的喜诏，宣读如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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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顿吏治


    有一件甘肃清查的案子，去年没有核实清楚，却被一个叫孙洁清的心术不正的幕僚上下其手，搞得一个事情有几种说法。已被革职的官员陈昌言控告前总督布彦泰，中间就牵扯到清查不公。钦差礼部尚书祁寯藻先生和琦相一起上奏，请旨另赏限期，将清查的帐目再核实一遍，夹片中奏请钦派清廉能干的官员来任甘肃布政使，这就是我来甘肃的原因。据祁离藻先生说琦相请示的时候，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可见圣上已是瞭然于心。


    钱粮的事并不是我擅长的，可是既然先帝命令我核实清理，我自当加倍小心。据查，甘肃亏空的原因，大多是从生息、摊捐引起的。所谓生息，就是用道府库存的粮食作价，或者是以库存的银两，或者以粮库里的粮食霉变为由减价出卖，换成银子贷给商人生息，以弥补仓库的亏空和分摊。各州县亏空正杂库款，交卸的时候不能按数交出，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因为承接了前任的漏洞，又不甘心自己掏腰包；第二种是因为家庭负担重，挪用之后不能归还；第三种是因为徵收钱粮时，百姓只肯交铜钱，但近年来银价大涨，按原来数目徵收的铜钱兑成银子后交到藩司衙门，赔进不少。在任时东挪西补，还能够勉强支持，一旦离职去，老底就露出来了；于是就请示道府立案，不分正式官员还是代理官员，按月流摊还款。如果能够落实，那么库里的款项总会有个着落，可是州县官员对于分摊到自己名下的款项，在任的时候分文不交，离任的时候又将自己亏空的併入前任已经流摊的事项里面，再次请示道府併案流摊；甚至由原来定为分三五年流摊的，延长到十年八年的，辗转多次，无止无休。以前瑚松额、恩特亨额两人任陕甘总督时，也曾办理清查，都没有能杜绝这种风气。所以迁延到现在，亏空的数字也就越来越大。


    我想既然要清理，如果不先将生息、摊销两个弊端消除，弄清到底亏空多少，因什么原因而亏空，否则查了也是白查。于是我就命令各道各府就近稽查，不能有丝毫隐瞒。如清査后再发生新的亏欠，那么就是各道府共同作弊，追究起来，无可推辞。于是我将截止缘由，先行详奏户部，户部也同意了我的方案。


    此次清查的办法是：如果生息截至本年为止，不足的利息就由发放贷款的官员追缴；分摊之后仍然不够的，剩下的缺口按月扣除官员20%的养廉银弥补；已经徵收还没有上交的粮款，或者是官员任期内亏损的，定下期限，分期追缴。如果一人既有任期内亏损的又有追赔前任的，那就先赔补任期内实际亏损的部分，再落实追赔的款项。发生实际亏损的，分别按亏短银数的多少，先给予降职或者革职留任的处分，亏空没有补上的，不得升调。


    如此一来，共查出现任官员实际亏损银子十六万八千二百五十多两，需要追赔的有四十六万七千六百七十多两；贷出生息的银两十一万一千六百多两，钱七万五千四百多串；摊销各案的银两三万六千三百四十多两，钱七百多串，粮食二千一百石；需要扣除养廉银来弥补的银两有十二万八千八百多两，钱四千二百三十多串；已经徵收没有上报的银两十七万五千九百多两，粮食三万八千一百多石，马草十九万八千一百多束。除了陆续交还藩司库中以及府库中原有的存款外，总共应追还的银两、粮食、马草合价共折银十九万多两。统计此次覆核清查所造的生息、摊销、实亏、着赔四项，与去年的数据都不相符。


    清查之后留存的证据有很多，于是我命令将所有条据照抄一份存在家中，以备查考。此次清查系凭各道府督率现任官员，逐项查出，藩司衙门没有任何删改，由现任官员盖上本管道府印章并具结为凭，清查局官员韦承庆、陈泉州也有具结，日后如有人藉此生事，一定将道府及清查的州县严参，藩司衙门不承担任何责任，以上情形已用附片奏明皇上。


    发商生息，最是劳民伤财。心术不正的州县官员，捏造事实，禀报上级道府，说接收前任的仓粮中有粮食霉变，或一万石，或两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削价出售。道府有的是被这些人蒙蔽了，有的是明知作假而故意放纵，批准低价出售，发商生息，其实粮食并没有霉变。户部定价每石一两，如果请求出粜二万石，那么就只拿七八千两银子发商生息，其余一万多两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了——剩下的亏空就准备用利息给填上。可是后面接任的，将所收利息，不用来填补前面的亏损，反而又添出霉变粮石，一併生息。道府既然已经批准前面的，当然也就不敢驳斥后面的。假如有能坚持原则的道府不批准他们的请求，州县官员就扬言说：「道府收了我『三节两寿』的陋规，却不为我弥缝漏洞，那么我送银子给你又是所为何来呢？」道府被他们挟制，也就不得不曲意相从。甚至有丧心病狂的州县官员，将上任贷出的本银，一概提用，导致粮库银粮两失。至于那些商人们，有不少人贷款后就逃得无影无踪，那就更没法追讨了。道府与州县官员，猫鼠同眠，或者是贪图平常的陋规之外的馈赠，于是将库存粮价，私行借给州县官员；甚至有的道府将此县所存粮价，通融发给彼县，变幻离奇，令人不可思议。


    在西路一带，粮仓出售陈粮购进新粮，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仓库里的粮食本来就不干净，百姓当然不愿领。地方官刑驱势迫，勒令具领，百姓无奈只有赴县等候。待官府开仓发粮，一斗一斛，总要剋扣一些，中间又掺杂了秕壳、稗子和霉烂的粮食来充数。每个村派领若干，只准增加不准减少。那些无钱购买的农民，就责令他找个富户为他担保，秋收后加利息还给粮库，往往二石新粮抵不上一石旧谷。等达到仓粮应徵数字后，就不再收实物粮食而改收银子，又故意压低价格，老百姓又要受一次剥削。近来百姓也渐渐明白所谓出粮购粮都是州县官员自肥的伎俩，不尽是为国家仓储，刁悍的乡农就拖延不交。差役得了花户的好处，就捏造说花户已逃亡，情愿接受办差不力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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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水旱灾害，政府借钱给百姓买种子，这本是国家爱护百姓的一项仁政，也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普赐春祺」。州县领到银子后却假造名册，送到藩司衙门备查，藩司衙门的书吏因为每年都会收到州县官员的好处，所以也就从不挑剔。多年来出借籽口的款项，交到百姓手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州县官自肥了；个别州县官员体恤民生多艰，偶尔有实发的，也多半被衙门里的书吏派人冒领，不能惠及百姓。我过去在山西就熟知各种弊端，现在来到甘肃，发现情形差不多，于是严厉禁止，不准出借籽口，一来可以保护国帑不受损失，二来可以杜绝官员贪污。我已经奏明朝廷，明年春天不打算出借籽口。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有开着宝马领救济的人，此中弊端可谓古今同一。


    道光二十四年（1844），邓廷桢先生就任甘肃布政使，大力提倡垦荒，目的在于增加耕地和赋税。可是他不该误听委员丁元淼的邪说，虚报数目，说查出开垦耕地一万八千多顷，又得到野番的贡地四万一千多段（「段」同「石」，是北方常用的丈量单位。1亩=1.6斗，一石等于10斗，也就是说，一段就是16亩），应徵银一万七千多两，粮食二万三千多石。但这些耕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民间因此受累无穷，地方官也常常因钱粮徵收不齐而受处分。


    琦相想奏请豁免这个沉重的负担，我大力支持。奏稿几次修改，还是不能确定用什么形式上奏。直到有一天排班参见时，我对琦相说；「新皇登基，广开言路，下诏求言。您为什么不就以应诏求言作为缘由呢？」琦相将奏稿交给我，我代他誊正然后发了出去。我又带头捐款，大家一共捐款两千两送给户部作为部费——担心户部书吏从中作梗。上奏以后，皇上特旨批准了。


    为了整顿军务，琦相着手裁汰老兵。固原的士兵，提督成玉本来就管不住。这些士兵又听说要裁汰老兵后招募新兵，不让兵家子弟递补，于是全营大哗，一齐到教场集合，提督衙门为之一空。巡捕前往解劝，士兵们说他偏袒、包庇，将巡捕按在地上，把他的头髮和鬍鬚都拔光了。其实，这些士兵虽然骄悍，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平庆泾道范懋德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亲赴敎场向众兵磕头，请求他们解散。众兵不从，范懋德又写下具结[1]交给队长，保证不再裁汰老兵，闹事的士兵才回营。


    消息传到省城，琦相派副将特克慎前往调查，调范懋德进省城。范懋德还以为自己功劳甚大，提出依照军功标准让琦相保奏赏戴花翎[2]。等到见面后，才发现琦相很不高兴，甚至怒形于色，范懋德才一下子泄了气。


    去年范懋德被派到甘肃来，就带着廷寄，交给总督布彦泰察看，廷寄中就有「看这个人才能平庸，难以胜任道员职务」的话语。布彦泰还没来得及任命他，就移交给了琦相，而琦相又因受礼部尚书祁寯藻先生的委託，想让范懋德自行引退，就以此奏明朝廷，让我劝劝范懋德。我和臬司明谊向他暗示了琦相的意思，可是，范懋德自夸功绩，并无退意，反而央求我和明谊为他在琦相面前说情保举。过了几天，我们答覆他这件事实在难办，范懋德因此对我和明谊恨之入骨，也只好随他去了。


    范懋德本是陕西商人，最初捐的是通判，后来一级级加捐直到道台。这个人性情乖谬，而且目不识丁，声音笑貌让人嗤之以鼻。听说他所延请的幕友是京师一个失业的塾师，平常到处游荡，顺带帮人打官司，没有人敢将子弟交给他教，范懋德却以为以为捡了个宝，敬若神明。


    总督和藩司到任，按惯例要委派道府盘查当地粮库，我到任后当然照办。范懋德盘查到静宁州的时候，向当地差役大肆勒索，又挑剔别人招待不周，不能让他满意，竟然用五百里加急快马递送公文控告。会宁、静宁等州的驿马不足，请臬台明谊核实，经过臬司明谊调查，将范懋德和静宁州知州张若敬等一起撤职，提到省城审理，由琦相上奏朝廷，以防这些人抵赖。


    [1]「具结」，类似于现在「保证书」之类的东西。


    [2]「花翎」，清朝官员在立功之后的一种奖赏，由皇帝亲自颁发，一般分为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


    征剿野番种祸根


    西宁一带，很久以前就受到野番的滋扰，黄河以南，野蕃的黑帐越来越多。甘州、凉州、肃州、西州四府都不堪其扰，就连马厂繁殖的马匹，也几乎被抢掠一空。提督、总兵等将领，总是报喜不报忧。居民被害的很多，以前虽然几次查办，而番贼的窝巢，如柯柯乌苏、额尔贡等地方，从来没有官兵去过，不过是浪费军饷，捏造战况报功而已。所以贼匪胆子越来越大，视官兵如儿戏。再加上熟番、汉奸以及蒙古、回族部落互相勾结，竟然侵扰到甘凉大道。来往的大员都饱受惊扰，连新疆驻军的军需物质都被他们抢走了，简直不成体统。


    我三月到达甘肃时，琦相就有了剿办贼番的想法，他整天在校场练兵，不回总督衙门，也不和人商量。因为军务非我藩司职责，我也就不便过问。等到琦相命令我筹饷运粮，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七月中旬，琦相上奏委託我暂时代理总督衙门事务，札文结尾抄录奏稿，里面有「酌带官兵一千二百员，巡查边卡，遇贼剿办」的话。我和按察使明谊一齐拜见琦相，劝说道：「番贼肆虐，依法必诛。只是番贼出没无常，闻风即逃，如果大帅劳师远征，找不到番贼，那怎么向皇上交代呢？大军一动，兵饷开支就不是个小数目，事宜慎重，还请大帅三思。」琦相承认我们说的话在理，可是出征日期已定，前队早已启程，事情已经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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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听说官兵到达柯柯乌苏，番贼已逃走，大军追到马庆雪山就停了下来。回兵时将雍沙地方的番人营帐洗盪一空，捉获了五十七个冬都鲁人，派西宁道文桂解送到省城，命令我、明谊和文桂一起会审。


    十月初，西宁道文桂将人犯解送臬司衙门。当时，臬司明谊因为办案去了京城，代理臬司的是巩秦阶道（康熙二年置洮岷道，领巩昌府、秦州、阶州，干隆二十八年更名巩秦阶道）朱其镇，号九山，浙江人，和我是已丑同年，在翰林院又一同共事多年；等到他外放甘肃道员时，我正任陕西督粮道，还资助了他路费四百两。我来到甘肃，九山兄因为老病不支，想再升一级后就归隐田园，恰好臬司出缺，我就致函琦相商量让他代理臬司——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一次是害了他，又委任庆阳府知府步际桐代理兰州知府，后者也是已丑同年。文桂将犯人解交，朱其镇邀我一起查点人数，按照从西宁带来的口供，让翻译马图逐一传问。


    据马图禀报，所有人犯都没有翻供。第二天，代理臬司朱其镇会同代理兰州府知府步际桐等，在臬司衙门逐日审讯，至于说他们是如何讯问的，委员从未向藩司衙门通报过。因为刑名案件属臬司职责，况且又有臬司亲自督审，我也就不便过问。到十月底，人犯供招已定，臬司又邀我和文道台一起过堂，犯人口供虽然听不懂，不过看他们的表情好像也并非勉强。后来营中将这些番人抢劫的证据送来，也都是步际桐与臬司还有各位委员一同核对的，我一概不知。上报后，琦相再次过堂。第二天，琦相对我说：「这些人供词切实可靠，杀了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次出征，琦相认为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养痈遗患[1]，既不能震慑番匪，迫使他们早日回到老巢，又不能纠察汉奸，阻止他们互相勾结；而且青海办事大臣衙门里的书役、翻译有很多人也与番贼勾结，希冀坐地分赃。琦相到西宁后，并没有请哈勒吉那一同剿贼，等到事情完毕，又不一起联名上奏，简直就把哈勒吉那看作一个赘疣[2]。


    哈勒吉那心里非常害怕，又受人挑拨，就弹劾琦相「滥杀良番，恐开边衅」。皇上三次命令琦相明白回奏。琦相反覆疏陈，并弹劾哈勒吉那「素不识字，惮于用心，属下的书役、翻译，半通番匪；对境内旅馆窝藏盗贼全不查处；对蒙古约束不严，也不善于约束」。奏摺送上去后，皇上心中疑虑仍然没有释怀。当时皇上登基不久，广开言路，大小臣工都想趁机好好表现一番。琦相几次被参劾，列出的条款有很多根本就是污衊和诽谤，完全不合情理的事也敢妄陈。琦相厄运将临，番匪幸逃诛灭，这大概是上天註定的吧！


    此前皇上下令各省督、抚大胆举荐或弹劾，我虽然不才，但承蒙琦相看重，写进了举荐的奏章，我几次坚决推辞，琦相没有答应。我后来因此奉旨赴京陛见。当时因琦相到黑城子剿办贼番没有回来，而且我经手的清查案件也还没有结束，不能交卸。之后又遇上皇上加恩，我的长子兆兰遵从皇上谕旨，恩荫进入国子监读书，他当时才八岁，只是到吏部注了个册，并报江苏原籍存档。


    皇上又下令各直省督、抚、「两司」就政事提出建议，我的老师陕西布政使常南陔来信问我有何想法；京中关心此事的人，也来信询问我。我想我们这些外官，非朝中那些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可比，既不便指出其他省的问题，更不便列举京师的弊端；别省和京城贤能之士极多，又何必我来多费口舌？至于本省地方的利弊，在此为官，随时可办，又何必用奏摺亵渎圣聪，自显才能，以图升迁呢？因此决定不上条陈。况且国家大事，识力不到，不敢妄言，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是徒增笑柄罢了！


    十一月廿八日，我接到吏部咨文，蒙皇恩调任河南布政使。我将经手未完的公事赶紧了结，于腊月初八交卸，十七日递折北上。计算一下，我来甘肃刚刚十个月。


    我在藩司任内没有什么未完结的事情。管理库款从没有长支滥借，各种具结和条据都已报告总督存档，另外誊写一份备查。清查的名册底稿也另造一份，放在行李中，以备不测。接替我代理藩司的是西宁道文桂。我的家眷仍然住在藩司署中，等新任藩司李嘉端来了后，再搬出来。


    我上次由蜀赴甘，走的是南路白马关，这次从东路行走，可以观赏六盘山风景。途中接到我请求觐见的批覆：「着来见。」


    除夕前一天，我抵达邠州，与此同时接到军机处公文，命我前往山西，会同山西臬司孙毓溎，查办现任陕西臬司多慧以前在山西太原府、冀宁道任内纳贿营私以及巡抚兆那苏图徇私隐瞒的案子。这天晚上，我将公文照抄一份，第二天派家人专程送往山西，嘱咐孙毓溎调阅卷宗传唤人证，以便会审。


    然后我在长寿县过了个年，下榻的公寓很小，长寿县县令赵挺之又极俗，没有什么可谈的。长途跋涉疲倦已极，到起更时便睡着了。


    这个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就在二十天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也就是公元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的桂平县，一场惊天大乱已经像洪水一样在南中国的大地上蔓延。歷史证明，这场动乱不仅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走向。


    [1]「养痈遗患」，指生了毒疮不去医治，给自身酿成祸患；比喻姑息坏人坏事，终受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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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赘疣」，指多余无用之物。


    1851年咸丰元年


    正月，昭告天下，广求贤才。


    三月，李星沅卒，以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接办军务。秀水知县江忠源举办楚勇。


    闰八月，洪秀全攻占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并分封诸王。


    十一月，赛尚阿督向荣、乌兰泰军合围永安。


    第一次被贬


    拐道山西查贪污


    大年初一，我一早起来焚香祈祷之后，坐上轿子赶路，下午三点多就抵达了干州驿馆。


    大年初二，我到达咸阳，用奏摺向皇上报告行程。正月初三日则抵达了西安。第二天，陕西巡抚张祥河设宴招待。初五，我僱请车辆启程前往山西，路上听说陕西盐道崇纶和陕西臬司多慧接连几天派家人到山西「活动」。


    我经过介休县，命令县令将多慧交代的卷包封送省城太原。巡抚兆那苏图派戈什[1]巡捕等人来迎接，顺便打听消息，一路上我只字不提案情。正月二十日，我到达太原，巡抚和「两司」等在官厅相见，兆那苏图随我到贡院拜会。这时，军机处的公文，他已经知道了。我想如果不是军机处的章京暗地里给他传递了消息，就是孙毓溎预先告诉了他。


    兆那苏图的意思是要我尽量大事化小，我认为事关重大，多慧已经声名狼藉，况且不知道具体案情到底怎样，所有没有答应。兆那苏图听了很不高兴，只是说：「多慧是我保举的，也曾经拜在我门下，他的家庭负担很重，如果这一次被革职，他一家子何以为生呢？」我笑了一笑，没有作答。


    兆那苏图在陕西任汉中道时，曾和我在同一省为官，我升任福建臬司时缺少盘缠不能动身，他还借给我一千两银子，而且曾和我结为金兰之好。这个人粗识字义，沉湎于酒，性情偏执，很难说有什么优点——哎，当初也不知怎么鬼迷心窍，竟然和他结拜了。


    正月二十二日，我清査涉案条据，都是多慧一手经理的，通过卖官来弥补亏空，的确是证据确凿。多慧用人，完全不考虑品德与才能，只论出钱的多少，因而百弊丛生、不成体统。前任介休县县令多瑞因犯案被降调时，曾将徵收的地丁银一万多两席捲而去。后任请示冀宁道姜梅之后，分十六年流摊。姜梅因为得了那个人的好处，就批准了，可是后任流摊后并没有补上亏空，不过是纸上空谈而已。多慧办理清查，故为掩饰，以致挪新掩旧，越亏越多，仓储的粮食几至糜烂。我请示勒令多瑞补上亏空后才免于处分。


    孟春亭，是一个放高利贷为生的人。多慧在任潞安知府时，就和他有交往，等到调任太原知府，后来又升任冀宁道，彼此交情就更加亲密。我调查帐簿，发现他们交往多年，馈送礼物都有来往帐据为证。弹劾多慧的奏摺上说孟春亭包解钱粮，与多慧结拜等等，看来也未必是假话。我提讯孟春亭，他却坚决不肯说实话，又不好用刑，只好如题完结。太原府知府延志又将此案许多证据藏了起来，我也就无从追究，只好即行奏结。


    我进入山西以后，就致函按察使孙毓溎，让他转告太原知县，一切供应招待全部取消。到达太原后，我将带来的下人都锁在官署里面，每天的柴米油盐之类，派守门的僕役到市场上平价购买，当时结帐，有每天的领条作证，不用当地一分钱。结案后，知府、知县呈送门包[2]，我全部当面退还。布政使蒋霞远与司道官员一起来给我送行。蒋霞远说：「有几句不中听的话奉送，不知您愿不愿意听？」我说：「大家的情谊我心领了，此次奉上谕来办理这个案子，只不过是因为顺路进京，所以才派了这个差事，不比那些从京城派来专门审理此案的钦差；昨天大伙已经送了我几石煤和一石米，这已足见东道主的厚谊，怎么还敢有其他的想法呢？至于您想说的，既然是不中听，那就不用说了。」


    此次审案，山西省委派了两位候补知府相助：一位是袁严龄——和我是已丑同年；一为是陈开第——乃刑部尚书陈子鹤的同族。这两位虽然备职委员，而提问各州县和孟春亭都是由我亲自审理的，奏摺也是我由主稿核定，让家人牟文在住处誊正，外面人无从窥伺。只恨孙毓溎完全不管不问，好像事不关己一样。


    二月，到达北京，皇上一共召见八次。我的长子兆兰则承袭六品恩荫。


    三月，抵达开封，正式就任河南布政使。


    河南幅员广阔，各州县徵收的粮食也多，运送到省城的粮食加上运输人员在路上消耗的总共将近三百万石；州县官员拖延着不将粮食运省，省城没有粮食支放。我命令造出征售和解送的清册，详细记录应徵多少、起运多少、已征未解的多少、留支实欠多少，条分缕细，拖欠者按照册子追究责任，不到半年，就徵收了一百七十多万石粮食。


    [1]「戈什」，即戈什哈，为满语汉音译，意为护卫侍从。总督、巡抚、都统、总兵等皆设有此随扈职务。


    [2]「门包」，指贿赂守门人的财物。


    革职流放


    六月，我因去年在甘肃时参与琦相剿番的事情获罪，奉旨被革职，押送刑部覆审。按规定，甘肃生番是不准越过黄河的，但近年来他们因为蒙古的勾结，渡河的生番人数达到了几十万。这些人沿边抢掠，民不聊生。琦相奏请巡视边境，乘机围剿，将雍沙贼帐一举荡平，并生擒五十多人，交给代理臬司朱其镇审明正法。后来，朝中御史和青海办事大臣弹劾琦相擅自杀戮良番，朝廷派都统萨迎阿查办。萨迎阿和琦相一向不和，于是教唆贼人同党翻供，将原任的总督、藩司以及参与此事的道员拟判流放。皇上认为这些官员既然没有招供，就不能仓促定罪，命令一併押到京城覆审，刑部堂官和司官大多数人也和琦相不和，也就不想平反，只是减一等再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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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剿番这件事，我既没有参与，审案时又没有主稿，刑部无罪可判，只好以听任属员滥用非刑的罪名，遣戍军台（军台，清代设置传递军报的机构。清制，除全国腹地设有相当数量的驿所外，通向沿边地区专司军报的是站、塘、台。甘肃嘉峪关口外设「塘」；西北设「军台」。清朝时常将犯罪的官员放逐军台戍守）


    同年九月，王夫人带着我的儿子兆兰来到了北京。


    1852年咸丰二年


    二月，洪秀全放弃永安，向东突围，进攻桂林，乌兰泰战死。太平军转攻全州，江忠源扼守蓑衣渡，太平军南王冯云山战死。


    五月，太平军攻陷道州。


    七月，陷桂阳、郴州，进攻长沙。诏夺赛尚阿职，以徐广缙代之，太平军西王萧朝贵战死。太平军攻长沙不下，解围向北，攻下岳州，得到吴三桂所藏军械和船只5000多艘，实力大增。太平军沿江东下，攻占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战死。徐广缙被革职，向荣为钦差大臣，张亮基任湖广总督，潘铎任湖南巡抚，骆秉璋任湖北巡抚。


    十二月，曾国藩创办湘军。


    遣戍军台


    五月，我到达戍地。咸丰皇帝知道我的冤屈。十一月，皇上便下旨，就在戍地赏给我四品顶戴，令我补授河南按察使。


    十二月，我回到北京，奉旨召对了两次。皇上命我立刻前往河南就职，可是几天后，我又接到圣旨，调补我为湖北按察使——当时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出京城。


    1853年咸丰三年


    二月，太平军入江宁，旋改称天京，分兵破镇江、扬州。钦差大臣向荣驻兵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


    四月，钦差大臣琦善建江北大营围扬州。


    五月，洪秀全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军西征，进围南昌，曾国藩率湘军驰援。


    十二月安徽巡抚江忠源战死。


    第二次被贬


    在钦差大臣与直隶总督之间左右为难


    正月，我在赴湖北途中，接到圣旨再次调任河南按察使，于是我又转赴河南开封走马上任。


    不久，接到皇上旨意：「（河南）巡抚陆应谷出省防剿，如有要事，准许该员自行具奏。」当时发逆（你们现在的中学歷史教科书称之为太平天国起义，我们那时称之为发逆，也就是所谓的「长毛」。我在给你们讲故事时，为了让大家好懂，很多称唿都已经改了，但是，我对洪秀全，对所谓的太平天国，我的称唿是不会变的——太平天国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邪教组织，洪秀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教主——哪怕再过一百年，我也还是这么看）北犯，河南全省戒严。我一面委派候补知县蒯贺孙建厂铸炮，一面增募乡勇，储备粮食，加强省城的防务。


    二月，我奉旨补授直隶布政使。当时开州长垣告急，我从河南带兵进驻兰仪庙工，扼河而守。在庙工，我又增募了三千名乡勇，亲自加以训练，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劲旅。


    三月，我奉命督办直隶军务。


    五月，兼考大人去世，我奏请开缺，回家守制。但是随后我接到圣旨：「着毋庸开缺，等防堵贼匪的事务结束后，再行回籍治丧。」


    贼军直扑陈桥渡口，我亲自率领副都统德顺等迎击敌军，缴获两艘贼船，生擒太平军伪军帅莫应扬等七十五人。


    钦差大臣胜保，因为贼军窜向天津、大沽，徵调我前往会剿。直隶总督桂良（此公既是咸丰弟弟恭亲王奕䜣的岳父，也是咸丰叔叔惠亲王绵愉的岳父）又用八百里檄文调我带兵撤回省城保定。我于是连夜带兵回省，刚刚到达保定，胜保又下札文调我往天津。


    两大之间难为小，桂良和胜保一向不和，于是迁怒于我，弹劾我不听调度，滥用军饷。结果我奉旨被革职遣戍——这是我三年内第二次丢官。


    圣旨送达的时候，我已抵达胜保军营，连战连捷，捷报送到朝廷后，皇上恩准我留在胜保军中营——总算免了我第二次西北之行。桂良又逐一清查我招兵练兵的各项费用以及藩库帐目，各州县官员都具结禀报，证明我并没有滥开支。


    随后，胜保让我暂时代理大营粮台。


    见贼先奔的津勇


    管带四川乡勇的张继武，本是沧州人，在湖北任职佐杂小吏。一天，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走进营帐，对我说：「欠我们的兵粮，你为什么不给？」我说：「这几天，粮食确实紧张，我已请示大帅筹集粮款，军饷一到，就立刻发给你们。」张继武说：「我们可不愿意等！」我见他横眉竖眼，一脸兇相，就笑着说：「如果我这里有军饷，大帅又何必强令军中所有文武官员捐款呢，以致让您为难到这个地步？现在只能是赶紧设法筹款了。」张继武接下来更加出言不逊，我不便和他计较，只好满脸堆笑，以免这个丘八[1]突然行兇。张继武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拖欠了一个月的军饷。」我说：「前任粮台马知府没有将支领帐目交过来，所以我不知道截止日期，等我问明马知府，军饷到了就可找我领！」张继武破口大骂，摔门而去。我这几年运气悖晦，所到之处诸事不顺，只有逆来顺受、唾面自干[2]而已。


    总计满、汉各营，带勇的军官不下几十人，如果每天都有像这样寻事的人，那恐怕等不到卸任，就会有祸事发生。于是我来到胜帅帐内，将刚才的事情报告胜帅。胜帅大怒，派戈什将张继武锁来，让我就在帐中等候。不一会儿，张继武带到。胜帅对张继武说：「你好大胆，竟敢到粮台那里闹事？」并命令当即摘下张继武顶戴，等候参劾。我对张继武说：「粮台没有军饷，大帅是知道的。你到帐房，我并没有说不发饷。你破口大骂，出言不逊，是什么道理？」张继武辩道：「我骂的是马文铎（前任粮台），并不敢骂大人。」胜帅听后，便让他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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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几个四川乡勇头目来营中向我赔礼：「管带得罪大人，都是我们的不是。」我笑道：「张继武也是为公事而来，无所谓开罪，就算是顶撞，也与各位没有关系。」乡勇头目说：「张继武在粮台所领，都是按库里的大秤领的，而发放给我们时都是用京里的小秤发放，还有的时候换成铜钱发放，还要抽我们的彩头。」我笑道：「这个不关粮台的事，我不便与闻。」乡勇头目说：「我们一定要告他！」我说：「那就更不是我管得了。」


    我在庙工招募乡勇时，大学士讷尔经额曾派哈万邦带领十位标兵来营中任教练，又发给他们木质印章作为印信，并且报告军机处存档。我将木戳截掉一角，并报告司里撤销，又发公文告知中枢，命令哈万邦带兵归营。桂良不知道这件事，下发公文提调标兵，措辞严厉，我当即在公文往来中军转告此事。本来，在没有收到札文之前，我就已命令标兵回伍，并没有私留一兵。后来哈万邦等到省城后，被降职的降职、被革职的革职。桂良因为我而迁怒及于标兵，我听说后感到很不安！这些标兵，栉风沐雨几个月，却因为我而受累；带兵官松年，也受牵连被革职。


    天津道张起鹓，于腊月十七日接替我任职粮台。我将剩余的四百五十两银两，以及没有发放完的银两和单据，派高墨园、方元仲送交张起鹓查对；并将发放剩下的物品，派委员许忠逐件交付。我详细禀明胜帅，因为我代办粮台的时间很短，所有帐簿单据，都已委派人员交清，将来报销就由张起鹓一手负责，我是奉旨不准管事的人，在公文上署名的资格都没有。胜帅当即批准。


    干、嘉年间，总理粮台的，有的赚了十几万两及几十万两不等，但是大多转眼成空，子孙绝灭。那时粮饷充足，上天尚且不能容忍，现在国库紧张，想方设法筹饷，有的虽说来自民间捐款，但也无非是敲骨吸髓[3]来的。如果再从中侵占渔利，一定会有报应。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还指望他继承香火，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呢？可是，刚正不阿的人在营中一定会引起怨怼，想让人满意，就得浮开谎帐，否则就不能报销，但是一旦败露，自家性命难保。所以愚蠢的人把粮台看成捞钱的肥差，而智者则把它看成火坑。现在，我蒙圣上天恩，终于有机会把这个差使推卸出去，圣上对微臣的抚恤实在是太大了啊！


    天津乡勇中有很多无赖，私斗时勇往直前，杀敌时却贪生怕死。天津乡勇曾由盐道文谦、天津道张起鹓、天津府知府钱炘和轮流管带。打仗时，他们到距城二三里的地方围观，不肯再前进一步，只是作壁上观而已。其中又以文谦最是胆小，根本不敢上前。可是朝中一些人却认为天津乡勇很勇勐，斥责胜帅妒才不用。胜帅派人管带，各将官都认为天津乡勇不可依靠，恐怕贻误军机大事。胜帅于是将一千六百位天津乡勇亲自统带。


    腊月十八日五更，贼军发起进攻，胜帅亲自率领天津乡勇迎着贼军冲上去，并将小队四百人也布置在东面迎敌。胜帅满以为有这一千六百人，足以抵御敌人的进攻。我督率宣化兵在西面，贝子德勒克色楞坐在营外土埂上，不敢上前，由戈什哈拿着武器站在旁边护卫。天快亮的时候，贼军摇旗吶喊而来，还没来得及交仗，一千六百个天津乡勇就回头狂奔。胜帅在马上拔佩刀拦住他们喊道：「不用害怕，有我在此！」可是天津乡勇仍然四散而逃，胜帅拦也拦不住。


    我在西边，见贼势强盛，三百名宣化兵已被贼军包围在里面，于是禀告胜帅，请派吉林、黑龙江二百名马队来救应，贼军才没有得逞，宣化兵反而取得小胜。


    天津乡勇逃奔一空，胜帅旁边只剩下几名骑兵相随，贼军大队人马蜂拥而至，胜帅勒马回跑，在马上还几次回骂。贼军追过来，经过小桥时，贼军下马而行，我军连开五炮，贼军的追赶才缓了下来。


    各队兵勇见贼军追赶胜帅，就从贼军背后抄袭过去将贼军包围，四百人的小队也朝贼队横冲过来，留在营中的步兵骑兵陆续压过来，周士镗让我将新到的二百五十名士兵一併带往，杀声动地，终于大获全胜。这一仗，我们的处境都非常危险，其中胜帅尤其惊险，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带天津乡勇了。


    天津民风浮动，闲人极多。这些人大多以娼赌为业，俗称「混混子」。他们被招为乡勇，不过是贪图口粮，借乡勇名义方便抢劫罢了。如果指望他们保家卫国，那是绝无可能的。


    晚上，在胜帅帐中，我对胜帅说：「您作为三军主帅，不能逞匹夫之勇。今天，您的身边只留几个人，如果贼匪知道我军虚实，倾巢而出穷追不捨，我们大家恐怕无人能够倖免？您这样做，是对国家不负责啊！」胜帅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传令总兵孔广顺，从各营兵勇队中挑选八百名敢死队，作为亲兵。


    有人献计：扎一个大风筝，上面绑上硝磺二斤，乘风放入贼营，引线点燃后，硝磺突发，可以将贼军营帐全部烧毁。试验了一下，虽然能乘风放上去，但是没有准头。胜帅命令立即照办，并送了十枚风筝到庆云舫营中，但是一直不见什么效果。


    又有人献计：用三寸厚木板一大块制成挡牌，宽五尺，高六尺，上面包铁皮，中间留出枪炮眼，后面安排四名士兵用两根木头推着前进。我看明人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觉得他所造狼筅已很笨重。现在所说的挡牌，较狼筅更重，恐怕临阵冲锋的时候无济于用。而且一旦受挫，士兵一定会弃之而逃，那样就会白白的送给贼军。后来用在队里，果然没什么效果。不过排成墙前进，可以稍稍安定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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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府知府崇厚捐资铸造炮台，命令海张五承办。海张五是海姓的包衣[4]奴才，因为在天津城守任上立功，皇上赏给五品顶戴。崇厚在天津道的盐务，就由海张五经理，所以这次委派他造炮台。炮台建成，架了两尊五城永固炮，其余五千、八千斤的炮共三尊，派将领和士兵团团守护，昼夜轰击，贼军躲在巢中不敢出来。我每日去队中，也看不见贼军的踪迹，只见贼营里升起一股股黑烟，我很担心贼军在烟雾掩护下逃跑。


    我想自独流逃窜的贼军，一定会乘机北窜，一经窜出，兵勇肯定会紧追不捨，而后勤辎重又笨重，一定跟不上。一路上州县残破，老百姓逃亡已尽，如果放任兵勇到村里抢粮食，那就会误了追剿大事。营中还有将近十万斤的白面，我就派人买来几千斤牛肉，煮熟后揉碎，拌入面粉中，从民间借来几十口大锅，昼夜炒焙，面色微黄后，用白布口袋装好，每袋三斤，准备拔营时分发给每个士兵各一袋，作为行军途中的粮食。我年纪大了，面食不能消化，就磨了几升白米粉，炒熟后拌上糖；我手下的人只有炒面，不用牛肉。


    我们都住在船上，有时候也住在帐房里。遇上风沙飞扬，不能睁眼，同仁担心贼军夜间袭营，我说：「长毛虽是盗贼，但也终究是人，官兵睁不开眼，难道贼军就睁得开吗？只需辨别顺风逆风就行了。」七日清晨，只见遍地霜花，都呈戈矛形状。我对石漱卿说：「这是战争之象，上天已经告诉我们了，可以不用害怕！」


    除夕，我在舟中度岁，约了同乡方元仲、石漱卿等几个人到船上共饮。客人散后，我不禁低吟起东坡先生的舟中度岁诗：「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1]「丘八」这两个字和在一起就是一个「兵」字，是指当兵的人，当然了这是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


    [2]「唾面自干」，指别人往自己脸上吐唾沫，不擦掉而让它自干；形容受了侮辱，极度容忍，不加反抗。


    [3]「敲骨吸髓」，指敲碎骨头来吸骨髓。比喻剥削压迫极其残酷。


    [4]「包衣」，即满洲贵族家庭中豢养的汉族僕人，但他们却享有旗人身份，同时可以出朝为官。如清代着名作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清朝内务府的正白旗包衣，后来担任过四品的江宁织造等职务。


    1854年咸丰四年


    正月，湖广总督吴文镕在黄州战死。


    六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復武昌、汉阳和黄州。


    十月，曾国藩大破英王陈玉成于田家镇，进兵九江受挫。叶名琛以天地会围攻广州，乞援于香港英军被拒。


    是岁，江南大营累与太平军战于天京附近，江北大营战于瓜洲一带。僧格林沁围林凤祥于连镇，胜保围李开芳于高唐。


    迎击长毛，屡败屡战


    从独流到舒镇


    军中过新年，向来不必互相拜年——这倒省却了我在衙门时的许多应酬。李采卿招降了贼军的中药总制萧桂芳和一个姓林的小头目等共七个人，胜帅派我和采卿一起审问这七个人，想利用这几个人招降更大的贼将，或者让他们回到贼军中做内应，可是这七个傢伙都没胆量答应。胜帅把这件事奏明了皇上，皇上分别赏赐这七个人顶戴功名，以笼络降兵。


    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正月初十贼军便从独流开始逃窜，途经静海，紧贴着侍卫蕴秀和将军瑞昌的军营熘了。大家只知道贼军逃窜了，但不知道他们逃跑的路线，也不知他们要逃往哪里，只听说沿途焚烧劫掠得很厉害。


    胜帅从独流、僧格林沁郡王从王庆坨分路追击。天寒地冻，军队踏冰而行。我用骆驼驮着行李，自己坐着肩舆赶路，走到王家口时，已经快半夜了，找不到住宿的地方。王家口有一座破庙，正殿已经被强而有力的人占去了，只剩下两间小厨房，我们就在炕头煮饭吃，家人也只能在地上铺上稻草蓆地而睡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在床上简单地用过早餐，然后带队继续前行。天气严寒，贼军的尸体到处都有，都是被僧郡王的军队追杀的。晚上到达大城，借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和崇厚同屋。大城县县令是个广东人，吆五喝六的，让人生厌。这天晚上，兵勇为了争抢妓女，在县衙前互殴，军官出面也拦不住。路过的集镇，只要是贼军经过的地方，都是满目疮痍，居民逃亡殆尽。从去年腊月到今年正月十三，天空一直浓雾瀰漫，我有将近一个月没有看到太阳了。


    正月十四日，我们抵达大营。贼军此时已经占据了舒镇各庄，我军打了几仗，都没有占到优势。胜帅派我和山东布政使崇恩在九村扎营。侍卫蕴秀对我说：「九村过于逼近贼军，实在很危险。」我到村中查看了一下地势，下令将全村所有枣树全部砍倒，就在枣园里安下营来。崇恩和我连营而驻，后来副都统双成带来300余人的马队，就驻扎在了我和崇恩的两营之间。


    我派人送信告知粮台张起鹓，请求他派几十个民夫来，在营前筑一道工事挖一条战壕以保证安全。九村距离贼军不到两里路，一举一动，贼军了如指掌，假如没有工事和战壕，何以御敌？可是张起鹓对此漠不关心，我几次催促，才拨来十多个人应付了事。


    胜帅来营中视察，我派德顺带队操演。胜帅看过操演之后说：「枪炮还过得去，只是还不太熟练。」胜帅又命令双成将马队另扎一营。我劝双成：「你那边一无工事、二无战壕，恐怕不宜马上移营。不如稍缓几天，等工事和战壕完工后再移未晚。」双成年约七十岁，本在浙江驻防，喜欢卖弄风雅，军旅之事完全不懂。我在西安任粮道时曾和他一起共事，他这个人老奸巨猾，精于牟利，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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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日夜里，我正在巡视工事，把总王正跑来报告：「敌人来了。」我赶紧提刀出巡，只见从西南方向飞来无数火弹落在我们营中。我传令军队对着西南方开枪放炮。当时军中还有100多杆抬枪，小枪也有100多杆，200多桿枪一齐射击。崇恩营中也一面鸣枪放炮以助声势，一面派人飞骑往胜帅处求援。


    敌我两军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就看见东北方向双成营中火光沖天，杀声大作。我提刀站在营门正中，不准一兵一勇妄动，担心贼军声东击西，只是派几名卫兵前去打探。不一会，就看见双成狼狈不堪地逃到我军营前，我才知道双成的军营已经被劫。贼军杀死旗兵，抢夺马匹，到四更将尽时才回到敌巢。


    崇恩感慨地对我说：「今日之难，我们恐怕终生难忘。」双成用手撑着腰挪到我的床上躺下，我也只好和他挤在一起睡了。这时，胜帅营中派副将吴璋来报告：「已派吉林马队200人来援。」我没好气地回道：「代我敬告诸公，就说贼军已退，现在大概已经回到老巢多时了。」


    据探子回报，援军在两里外就停下来不肯再走，隔壁的宣化营也坐视不救，假如不是我们拼死抵抗，早就被敌人俘虏了。带兵的德顺在这样紧急关头竟然躲在帐篷里不出来，而且已经叫人备好良驹，一旦形势危急，这小子一定会抢在前头熘掉。


    第二天，双成检点人马，损失300多匹战马，旗兵被杀死100多人。双成真是混帐，两军对垒，谁不想消灭敌人来保全自己？可是双成全营人马竟然毫无防备解衣熟睡，敌人来攻时很多士兵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被杀死的很多人都是赤身裸体的。双成捏造事实，说是拒敌时坠马磕伤了腰腿，营总也帮着掩饰。


    我和崇恩一起去见胜帅，报告昨夜拒敌的情形。胜帅说：「我听见枪炮声很密集，知道你们一定会得手的。」我回道：「贼巢太近，我军剩下的士兵不多，请求您增派军队以为前敌。」胜帅的答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兵也不够用。您二位暂且回营，援兵的事以后再说。」


    崇恩退出来后对我说：「既不给我们增派军队，又让我们驻守在危险的地方，这是存心要我们送死啊。」胜帅在呈给皇上的地图中，说崇、张二营距离新庄贼营三里多。崇恩对我说：「你看这地图，还有良心没有？我们与贼军相距不到二里，竟说有三里多！」我说：「他对皇上怎么说，我们不必计较。只是兵力单薄而敌人又近，昼夜不能休息，怎么办是好啊？」


    后来，双成因为损失马匹太多、旗兵死得太多，胜帅呈请皇上摘去双成的顶戴。可是，对于我军鏖战一夜杀敌多名一事竟毫不提及。这一夜，战壕外冰上血迹模煳一片，可见贼军被毙掉的不少。天亮以后查验，尸首已经找不到了——敌人也不愿留下尸首示弱。


    胜帅这个人，生性喜欢别人奉承，他所推荐保举的人，一定要别人向他恳求才答应。我在营中几个月，虽然已经大致摸清了他的性情，但是我不想低声下气地奉承他，求他上奏皇上免除对我的处罚。我见到周士镗知府，说起夜间劫营的种种兇险情形。周士镗回应，他和胜帅扎营在王家庄，距离我们驻扎的九村有五里远，那天夜里胜帅见东南火光沖天杀声大作，探马报告说张营已被贼军所劫，关心我的人都为我嘆息不已。当时，胜营各帐，收拾一空，准备逃走，胜帅和孔广顺拔刀站立营门，士兵才没有溃散逃跑。相距五里的军队都几乎把持不住，而对于拼死抵挡的人却没有半句嘉奖，这能不让人感嘆吗？


    我想，请求增兵既已被拒绝，守御起来就很难了，于是就派人送信给营务处的崇厚，请他将我先前带来的十尊铜炮和几尊铁炮拨其中三四尊给我应应急。很快我就得到答覆，炮已经分到各营。好说歹说，总算送来了两尊小炮——什么用都没有，只能用来报报信而已。


    从北京来的二等侍卫布克慎，带来500名京营兵，胜帅命令他到我营中请示何处扎营。我知道京兵一向以口舌见长，绝不会听从我的调遣，所以让他们在本营右边驻扎。


    二月初一日，胜帅派人传令命我和崇恩各出七个分队，会同正定营、通永营一起攻打新庄，天亮吃过早饭就行动。德顺百般刁难才肯出队。我和崇恩在后面督阵。舒镇的贼军也赶来新庄援救，两军相交，双方都无法再向前进一步。我看两军相持既久，敌军似乎渐渐不敌，就对崇恩说：「您何不命令您的山东兵上来相助一把呢？」崇恩的命令虽然传了下去，可是山东兵就是停在一里开外不肯上前。无奈之下，我只好暗地里派人驰禀胜帅，请他派人前来督战。胜帅的命令传到军中，山东兵才勉勉强强移动了几丈远，然后就死活不肯再上前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胜帅命令收兵。查点我帐下士兵，阵亡两人、受伤六七人，斩贼军一名师帅、一名旅帅，缴获器械若干。我将结果报明胜帅，他虽然将此中情形上奏了皇上，但仍然没有奏请皇上替我免除配边疆的罪名。


    胜帅传令到营，如有报名敢死队前往攻打舒镇的，一律送到大营考核。我营中有四人报名，我一问，发现这四个人都是天津口音。我招的士兵都是长垣、祥符两个县的人，又怎么有天津口音的人夹杂其中呢？原来，招的这些士兵也不是什么老实人，多半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这些人逃走以后，队长就用其它地方的闲散人员补进来充数。但是，这四个人既然报名参加敢死队，就只好把他们送到大营去。不过我心里知道，这些人是不能指望的。卫兵中有天津人杨保安、马得镳认识这四个人，知道他们原来都是盗窃团伙的成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本事。胜帅考核后，赏给这些人皂衣和虎头帽，让他们先回营，明天一早再到大营集中，再行出击。胜帅又派我的七分队随后接应。可等到日中的时候收兵，敢死队并未得手，然而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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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军令非严不可，如果军令如同儿戏，又怎么能够服众呢？胜帅每次悬赏传令各营，招募有胆力的人出具军令状，等到收兵时却并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推测他的意思，大概是担心惩戒他们会失去军心。可是既然这样，又何必让这些人立下军令状呢？四川兵里面立军令状的人最多，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早就看穿了胜帅的心理，知道胜帅一定不会当真按军令状杀了他们。


    九村的东边还有几个村子，妇女都逃走了，剩下的男子因为贪图贼军的好处，就为贼军通风报信。有一个卖酒的人来报告，九村的某某人为贼军引路。我当即派人将通贼者抓来送到大营中，胜帅派人审问后，将这个傢伙杀了。我又派人带兵将东边的几个村子的房屋全部烧毁、树木全部砍光，贼军从此没有了耳目。


    有时，贼巢晚间会高悬红灯，那么这一夜贼军一定会出来骚扰，他们悬灯就是怕回来的时候迷路。我派人在村屋高处设置瞭望台，派兵昼夜瞭望，贼军出巢后所向何方，一目了然，这样营中就可以事先防备。后来忽然有几天没听到贼军的梆子声，只听到鸡犬的鸣叫。初十日，我派敢死队前往打探，回来报告说贼军并没有逃走。我亲自到瞭望台上去，却不见敌军做饭的炊烟升起。心里更加怀疑，于是再派敢死队前往，才知道贼军大队人马已经撤退，留下的只是零星的小股土匪。我亲往察看，捉获十几名余匪，还有几名腿上有病的伤员。我把这些人一併交给尹绍烈审问。


    贼军用枣林作为鹿寨，厚度接近三丈，高度也差不多三丈。寨内挖了两道壕沟，上面搭上木板以供出入。靠外的围墙上没有门窗，贼军与官军接战，都是从洞里出入。墙上遍布炮眼，支架枪炮。这些炮眼虽有四五尺见方，但因为怕人攻击，所以设计成倾斜的形状，外边枪炮的子弹无论如何打不进去。环墙建有很高的更楼，用于居中守望。没有城墙的地方，则造有木城。所谓木城，就是砍下树段或者拆掉民间的门窗桌椅之类，用绳子绑上再用泥煳上，建起来非常简单，攻进去却很难。


    我们把战场清理完毕，到胜帅营中汇报时，贼军的大军已经出发了，只留下一个个空荡荡的大营。贼军到底逃向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只好随着沿途兵勇向河间一带行走。沿途没有旅店，也没有米面可买，只好找到一处村庄暂住下来。手下的士兵大多是步兵，要赶上大营的骑兵实在不易，到十四日才到达阜城。贼军已将城外民居焚掠一空，踞城自守。阜城北关是一个粮食市场，贼军将粮食搬运入城，气势又一次嚣张起来。


    从阜城到临清


    我所带的兵勇，死伤逃亡的太多。当初招募这些人的时候，原是费了大心血的，来到营中以后，我自己反成为戴罪之身，我所带的兵勇自然也不被人看重。侍卫恭钰每次见到我手下的兵勇，总是横加挑剔，甚至有不经报告直接处死的——其实这中间有很多兵勇是罪不当死的。


    恭钰是琦龄的儿子，也就是琦相的侄子。琦龄在甘肃做州县官的时候，简直是视公仓如自家的钱柜，亏空累累，涉及的贪污弊案数都数不清。恭钰流荡京城，被本族的松侯过继为嗣，得以袭为旗员，后来，太平贼兴起，恭钰才投奔军中效力。恭钰最初跟随纪尚书，后来跟随达洪阿，现在归入胜帅营中，其实，他也不过是借带兵为名，吃空饷捞好处罢了。他手下的兵勇往到村子里，烧杀掳掠，比之盗贼有过之而无不及。恭钰把守临清河的时候，凡是客商从那里经过，一律指为敌军奸细，将货物行李一概扣留，然后统统放进自己的腰包。因为这傢伙对谁都不放过，所以兵勇们背地里称他为「公道大王」。后来，恭钰和他手下的兵勇争夺一个妓女，兵勇在他探地道去会妓女时将他杀死，而胜帅居然以阵亡的名义上报并为之请功，实在是荒诞之极！


    丰县和金乡来了大股的贼军，号称三十万，所过城镇全部陷落，山东一带人心惶惶。如果两股贼军会师一处，恐怕形势就更危险，朝廷命令胜帅带兵迎剿，而把盘踞在阜城的贼军交给僧郡王对付。朝廷先派绥远将军善禄带领四千马步兵前往，胜帅和德贝子分兵跟进。贼军于三月初二到达临清，善禄的大军绕道躲过一劫。初五日，贼军攻打临清州城南门，任职临清州知州的人是我的族兄寄琴，眼看城池就要陷落了，他在敌军兵临城下后投井自尽。崇恩带兵在城内协防，听到警报带兵由北门赶过去，总算保住了南门，并救下了寄琴。善禄营中一位姓张的委员和一位姓鲁的委员，都阵亡了；张委员是安徽举人，鲁委员是一个未入流的胥吏，他们投到军中本来是想博得一星半点功名，现在却死于乱军之中。


    我本是胜帅保举的委员，只得随胜帅前往。文案处和营务处的委员，还有带兵的将领，地方官照顾得还算殷勤。我是被撤职的戴罪之身，当然不敢存这种奢望，每每寻得一个住处，总是很快就被人夺走，直到找到距离大营三里多的一个小村子，才算安顿下来。住下来后，我立即派卫士陈占魁、袁占春二人用绳子爬进城去问候寄琴兄，并打算派兵协防。我听说寄琴已经在官署中为我准备了住处，我却不能前去，唉！


    我军连日出兵，贼军蛰伏不出，有时也接上仗，但也没有能取得胜利。十二日，官兵分四路进攻，总算攻破州城北面的贼军大营，而东西南三面城仍然被贼军紧紧围住。我对崇恩说：「北面的贼围既解，为什么不和胜帅商量，派军队移营到州城北面驻扎，让州中将北门打开以通出入呢？再者，城门外驻扎了大军，奸细也不能混进城去。复次，就算贼军攻破南门，我们从北门进军支援，贼军知道北门兵入，也一定不敢在城里逗留。况且，我还听说城内居住了几十万人，房子住不下，就搭棚子睡蓆子，连桥洞和庙门都没有一点空隙，城中的柴米恐怕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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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清城里为什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先是贼军未到的时候，寄琴招募了十几名武士，并大张旗鼓宣扬，以安民心。寄琴又让他的儿子也跟随这些武士学习拳棒，接着又招募了几百名兵勇，派这十几名武士负责管带。城外的村民，还有各镇的商贾富户都以为州城固若金汤，于是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地迁进城来。寄琴为官清正爱民，一向深得民心，所以有很多住得较远的人也将家产转移到城内，有些还将老婆孩子託付给城里的亲戚，从正月到二月，涌向州城的人昼夜络绎不绝。寄琴见民归如市，更是下令严禁官员将眷属搬出城外，以免动摇民心，又派人将四道城门都用土石填塞，再在城门上加装铁链，牢不可开，摆出了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阵势。虽然南门在初五日差点被贼军攻破，但所幸得救，所以城内居民也还没有逃离的想法。


    现在，城北已无贼军，正应该开启北门，使内外相通，让贼军不敢轻举妄动。崇恩这时已升任山东巡抚，先前的巡抚张亮基就是被胜帅弹劾才撤职充军的。胜帅气焰高涨，军中的事情向来不许人插嘴，崇恩也不敢去摸他的老虎屁股，就对我说：「善将军老奸巨猾，怎么肯移营逼贼呢？向胜帅说了也是枉然。」我说：「我是为军事大局着想，不仅仅是为了城中的百姓和寄琴而已。」可是无论我怎么劝说，崇恩就是不敢进言。至于我自己，是被撤职以后留在营中白衣一名，没有一官半职，万事不敢出头，担心再招来其它的灾祸。何况胜帅一向顾盼自雄，怎么可能採纳我的意见呢？至于其他人，谁不势利，谁肯相助，我只有沉默罢了——真是可惜了我的计谋啊！


    十四日四更时，我在枣园破屋中，听到城墙崩塌的声音，连屋里的墙壁都震动了。我出门向南望，隐隐约约看见起火了，很快就听到杀声鼎沸，于是派人飞骑往前营打探，才知道临清城已经沦陷。我肝肠寸断，忍不住低头长嘆一声。天亮后，狂风大作，接着又是一阵暴雨。胜帅也带兵回营了，我更加束手无策。只听见城内的惨杀声不绝于耳，四面都升起了一股股的黑烟。


    过了一会，我的卫士袁占春回来了，带回了一个姓王的年轻人，他是寄琴的第三个女婿，王生衣服已经被撕破了，脸上手上到处是伤，还淌着血。据袁占春禀报：「他们进城后，每天帮着寄琴巡城。这天，城将破时，贼军已潜入城内放火，寄琴带袁占春仓皇回到衙门，派人将粮仓里的粮食放火烧掉。最初的时候，寄琴担心城破以后，火药粮食为贼所得，就将八竹篓火药事先放在粮仓里。到这时，既然贼已入城，寄琴就下令点火。又下令将知州衙门紧闭，从内放火，看来他决心殉国。」


    袁占春翻墙进城，遍寻寄琴的儿子不着，遇到了王生和马夫，还有一个贵州来的老僕人从城墙上奔逃，因为没有梯子，无法下城来。袁占春将腰带解下，接上火绳，将王婿缒下，又将马夫和老僕一起缒下，然后又将火绳系在城垛上，将自己缒下。这时，贼军已经逼近，并用砖块掷击，幸好大家伤得不重。此时城下堆积的尸体已经有几尺厚，所以即使跌下去也不会受伤。城门的锁孔里都灌了锡水，再加上又填了土石绑了铁索，全城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来。我拿出衣服让王生换上，安排他吃过饭，让他到崇恩营中说明寄琴殉节的始末。我想，当初要是听从了我的建议，又何至于今天十几万人引颈受戮呢？虽说这是上天註定的浩劫，可终究是人谋不臧的结果啊！


    十八日夜，贼军大队人马向北压过来，途径红庙。德贝子在红庙北边扎营，令一百多人的马队在红庙南边阻击，又派一半人马埋伏在桥下。黑暗中，只见来了无数人马在黑暗中厮杀。带队的军官派人往德贝子营和胜帅营中报信，乘着贼人没有发觉，大声吶喊，火枪齐发，贼军以为中了埋伏，前队往回狂奔撤退。贼军抬火药的竹篓又误将引线碰着，顿时火起，贼军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其中被裹挟的人趁机四处逃散，大约有两万多人。胜帅得到来信，率兵追捕，贼军已逃回城中，被杀死的都是零星的小股土匪，那些大头目早就逃之夭夭。这一仗，贼军怀疑中了埋伏，其实守桥的兵勇仅只一百多人。有人说，这是寄琴的忠魂不散，死犹杀贼，或许是这样的吧。


    从此以后，贼军就丧失了向北侵犯的势头。一连几天，城中黑雾笼罩，烟火不熄，空气中瀰漫着尸体腐烂的臭味。


    忽然有一天，有卫兵到胜营报告，说在河边发现了寄琴的家属。胜帅派我前往探视。寄琴的子女我都不认识，只看见一个妇人，好像寄夫人的模样，我招唿道：「请问你是不是寄三嫂啊？」妇人答道：「您是二叔吧？我是您嫁到崔家的侄女啊。」我赶紧让出车上的座位，请他们坐上。一起来的还有六七个女人和孩子。大家一起来到枣园。我见崔氏一无所有，就赶紧为她们置办衣被，送了她三十两白银，派卫兵杨保安将他们送到省城济南，交给崔家收养。崇恩也送了二十贯制钱，派了两辆车相送。


    贼军在城中，将死尸堆积在街市上，架上木柴焚毁，臭气随风飘扬；又打开城门放妇孺出城，可是城门旁排列着多名贼匪，凡是出城的，或者用刀挑，或者用矛刺，妇稚很少有倖免的。


    听说天津兵勇里竟然有人伪装成难民家属，诱骗年轻女子与之同行。大营诸公商议决定：在临清河以南的难民，由崇恩派人安置。进入临清河北的，由我营中的姜士彬妥为安置。张起鹓送来几车熟馒头，让委员们分发。难民住的地方，不准兵勇窥视。受伤重的难民很快就死掉了，找不到家属的死者就随时掩埋。我住的屋子旁，也有天津兵勇入室骚扰女性难民，我命令委员张翰把这些作奸犯科的傢伙抓起来，戴上枷在营门示众，又派人守在难民住处外，有擅自进入的一律捉拿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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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水镇到高唐


    二十六日清晨，贼军向南逃窜到阜城。贼军首领李开芳和林凤翔送信给临清的贼军头目曾立昌和陈仕保，说他们的兵力足够自保，不用援救，催促曾、李向南逃窜；又说官军马队厉害，让他们在地势险要的地方用从民间抢来的桌椅堵上，以防我军的马队冲突。临清的贼军，因为北犯途中在红庙失利，城中的火药库又被寄琴焚毁，头目之间又互不买帐，都想自己说了算，以至于干戈相向、自相火併，所以军中毫无斗志。这股贼军，本来是由在逃的兵勇、强盗、刑事犯、运铜船运粮船上的水手以及私盐贩子、捻匪拼凑起来的，最多不超过十万人。贼军为了虚张声势，号称三十万。李采卿派叶桂芳前去侦察，也说最多不到十万人。


    二十七日，贼军窜至李家庄，杀了黑龙江的七名马探。等大兵追到的时候，贼军已经逃跑了。二十八日，贼军又窜至清水镇，距临清四十里；胜帅率军赶到的时候，贼军已经占据清水镇作为老巢，胜帅的各营人马因为后队还没有赶到，就在附近村庄散住。二十九日，胜帅命令紧挨清水镇安营扎寨。我发现镇上有一座高楼，贼军在上面俯瞰我军，一目了然。大军扎营的地方，与贼军相距不足二里，既没有深沟高垒护卫，又没有排兵列队。胜帅居中支起蒙古包，令各营依次在旁边支起营帐。我对崇厚和周士镗说：「这里实在危险，又没有什么防备。一旦贼军突然冲出，或者夜间出来袭营，我们怎么抵御？」他二位也认为我的担心很有道理，但是都不敢到胜帅面前进言。


    我在路上抓获一名游僧，面目狰狞可恶，其他营中也捉获几十名奸细，报到胜帅那里，胜帅吩咐由各营自行看管，可是各营对这些奸细并不审讯，相反倒好茶好水地伺候，真是咄咄怪事。时间已渐进黄昏，黄沙瀰漫，我出去寻找住的地方，只找到了破屋三间，里面堆满了戏班的各种行头，连支灶的地方都没有。忽然闯进来几名湖南兵勇，长得一脸兇相，人手一把大刀，好像是要抢这三间破屋。我低声下气地向这几个兵痞说了很多好话，这伙人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坐下不到一会，忽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像炸了锅一样，好像说是贼军扑向大营，连胜帅也被困在里面了。大路上，各种车辆和兵勇，纷纷向北撤退。我一面派卫兵前往打听，一面骑上马向北撤退。好容易找到一个小村子，停下来歇口气，胡乱地吃了晚饭。只听到远近各处一片嘈杂，当然不敢躺下睡觉。兵勇爬到屋上眺望，什么也看不清。我潜意识里总感觉不妥，就命令备好行李车和坐车，套上马鞍，等候消息。


    二更将近的时候，看见南边火光升起，然后又杀声大作。我正不知道怎么办，有路过的京兵催促道：「还不快跑，大营已经被劫了。」过了一会，又有宣化兵跑来，说贼军倾巢而出扑向大营，大营的帐篷已经全被毁了，军火也丢了。胜帅已经将帅印交给周士镗，将赐刀交给了卫兵。穆参将骑的马被贼军炸死了，翻上墙才捡了一条命，其他的如舍人钟六英和知州洪汝舟也都各自逃命了。我于是骑上马，带着家人李福向北走。只见四面火光，杀声迭起，竟然不知道贼军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攻来的。我对李福说：「兵荒马乱，大路上一定有土匪趁乱打劫，不如从麦地里走比较好。」


    三更后，我们到了一个村庄，里面有十多个人围坐着，也因为贼警而不敢休息。我下马稍作休息，让李福到外边探听消息，并向老乡问路。有经过的逃兵急急忙忙地告诉我们：「贼军已经逼近，此地不可久留。」于是，我又带着李福骑上马，顺着运河大堤走。刚出门时，本来有十几名兵勇跟着我，现在只剩下一个了。忽然我听到一阵马蹄声响，原来是营中委员张瀚，他慌慌张张地，差点将我撞下马来。


    我想，这样绕着大堤走，终难找到落足的地方，不如渡过运河去再想办法。从高高的运河大堤走下来，竟然也不怎么颠。我乘坐的土黄骡脚力不错，寻常坐骑很难赶上。去年在独流打败仗，十八日在菩提洼打败仗，我都是多亏了这匹土黄骡才得以逃命。今天我又是黑夜狂奔，骑着特别稳、特别快，算来它已经救了我三次。


    天微微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运河岸边，要么有船无人，要么有人无船，总之过不了河。我们又往东寻找渡口，总算抵达运河北岸。一夜奔逃，人困马乏，我看见路旁有个小村子，村里有几个农民，于是向他们讨来水和火，买了点粗粮分给随从，我自己却什么也吃不下。


    昨夜匆忙出走，家里下人们也不知是否平安。行李细软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身边又没有带盘缠，往哪里去？不禁百感交集，悽然泪下。等李福吃过饭，建议不如仍回枣园旧居，听听风声再说。又听说马文铎和李采卿仍在枣园居住，上前敲门，这两个傢伙居然睡得正香。大营被劫，他们居然毫不知情。


    正想派人去寻找家中僕人，忽然方鸿恩委员派人飞马送来一封信，说是胜帅已经被害，逆匪正分两路向北进军。大家商量决定一起逃。于是，我们一起走到油坊村典当铺，铺伙李广元是个天津秀才，拜在我的门下，他提议到西北某村某武举人家里暂住一夜。武举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借给我们衣服鞋帽。


    第二天，我又和李广元一起折回枣园。而我的行李车已经被拉到了油坊村，只有家人张全和詹喜见我不回，到南宫、枣强一带寻我去了。李广元派人回到典当铺，将行李车和厨师叫回。我依旧前往大营，李广元依旧回油坊村。我坐船过临清河，看见河边有几名兵勇把守，一问才知道是恭钰所派。我走进恭钰的房间，看见屋里堆了很多钱，书籍和衣服也不少。据他自己说，是从临清城弄来的。他又拿出一套《韵府》给我看，说：「可惜这套书不全，缺几本。」我回答道：「不全就没什么用了，你弄来做什么？」他又拿出字帖等物向我炫耀，意思好像很得意，真是恬不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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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逃命，东躲西藏，只望找到一个村庄能暂住几天就好。可是经过兵灾之后，有的已经渺无人烟。梁山口的地势尤为兇险，这里是古之梁山泊，居民也桀骜不驯。


    我来到冠县的那一天，天色将晚，见路旁有一个大村庄，于是命令随从进村住宿。居民答应了，我才将车拉进村去。只见四面工事和战壕非常齐整，枪炮戈矛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刚进村，就有人顶着孝帽上前哭诉：「这日子怎么过呀？」问其原因，村人回答道：「兵勇闯进我家，要酒喝，要肉吃，不但没给一文钱，走的时候还用刀背砍人，抢劫财物。」我见村中住的是湖南湖北兵勇，还有四川兵勇，我想应该是这些人做的孽，可是这些人我管不了，只好向村民解释：「军中带队的官员，各人只管自己带的营，不能管别人的营——只有大帅才能统管各营。」


    我们住进了一个贡生家里，事先告诉他说：「我们今晚所用的米、面、草、豆，都先付钱，然后取用，绝不让你家吃亏。我手下的人如果骚扰你们，你就告诉我，我一定严惩不贷。」贡生听了我的话，才算放下心来。


    第二天早晨将出发时，村民将一个兵勇揪到我面前，还呈上赃物作证。我问兵勇是哪个营的，回答说是四川总队的。我训斥他：「你在大营，每月的伙食和军饷有十六两白银，朝廷对你们不可谓不优厚。住进人家的房子，人家不向你们要钱，已经是天高地厚的情谊，你们居然敢逞强抢掠？」村人哭诉道：「来来往往的兵勇极多，像这种强梁之徒无时不有，我们实在是受不了啊！王师过境，我们断不敢杀。可是，我们受了他们的欺凌，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县城已被攻破，县令也已逃走，我们就是告状也找不到地方啊！」


    我告知他们：「大清不幸，天降奇祸，使得生灵涂炭。朝廷派兵征剿叛匪，原是为了救民于水火。如果兵勇能够保护人民，那就是官军，如果兵勇抢劫你们，那就是强盗。官军不可杀，但是盗贼却是可以诛杀的。我不方便为你们拿主意，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村民们悻悻道：「大人既然不肯管，我们知道怎么做了。」


    我赶车出庄，见庄子旁已经有多名兵勇被杀了，扔在路旁。路边还有被扣留的兵勇的四辆牛车，衣箱内塞满了包袱，还有几件锡器。听说最初扣下的时候，车上还有几百两白银，想来都是这些兵痞沿途抢劫所得，到这里却都被村民扣留了，剩下的兵勇也都作鸟兽散了。


    胜营的地方兵勇太多，大多数人虽然名义上是兵，但实际上就是匪。我曾亲眼看到四川兵在一个民户家里住了一夜，强迫这家的婆婆和媳妇好生伺候，临走的时候不但将村民家里的锅和碗全部敲碎，还瞪着眼睛高声大叫：「老子走了，不受你家的腌臜气。」可怜的婆婆手捧着破锅，跪在我的马前哭诉，我也只有嘆息而已。


    军纪之差，已经无可救药的地步。兵勇大肆抢劫，当官的也没闲着。以候补同知身份投军的委员张瀚，在村民的地窖里挖出了1600两白银。委员马文铎先前在枣园所住的屋，是一个姓李的商人的房子，在村中也算是小康之家。我曾前去，看见屋里绣衣女鞋满地都是，书籍也落得到处都有，两个正定兵勇正在屋里行窃，我上前呵斥，总算把这两人吓跑了。后来听说廉保曾经在这里住过两夜，他的卫兵也曾在里面大肆搜刮。我因为不想和这种人为邻，就在稍远的地方找了一间破屋栖身。


    临走时，马文铎将李姓商人的家搜罗一空，无论男女衣服统统捲走。后来，他将搜罗来的钱，在天津买了几十瓶鸦片膏，又将白银换成黄金，派十名兵勇护送回汴梁老家，交给他的老婆。他以为发了这笔横财，后半生衣食无忧了。谁知走到长垣县的时候，被巡查的差役拦住了，将车辆和兵勇一併交到县衙。县令当即打开检验，看见有几箱绣花女衣和几盒鸦片膏。县令喝道：「这一定是你们这些兵勇沿途抢劫的。」兵勇回道：「这实在是马文铎知府的东西，有家信可以作证。」县令反问：「马知府是旗人，怎么会有汉族女衣？何况鸦片膏更是国法所禁，他从哪里买来的？军中的军饷尚且无法筹措，哪里有这么多银子寄回家中？」之后，县令行文山东传唤失主赴长垣领回衣服，将鸦片膏全部焚毁，黄金留下来犒赏有功人员，最后将十名兵勇驱逐出境。后来，马文铎的老婆来索要财物，长垣县县令不予理睬。大营里的人听说了这件事，无不拍手称快，可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螳螂捕蝉，需看黄雀是否在后。


    尹绍烈本是云南副榜[1]出身，在任刑部郎中时，因为违禁放债并在贵州强娶寡妇的事情，被御史许球弹劾以致降职。后来，他又捐了个同知，分发到南河。我在独流初次见到胜帅时，就看见尹绍烈站在胜帅的船头，和胜帅的娈童王福非常亲热，我当时感到非常惊奇。后来才知道，尹绍烈乃是陆稼堂的叔岳父，陆稼堂又是胜帅会试时的房师[2]。胜帅是因为陆稼堂的推荐，才派尹绍烈总管军中审讯事务。


    尹绍烈卑鄙无耻，所到之处，无不搜刮一空，曾抢劫难民的女衣，路经济南，被人抓住了盘问，将他的儿子拘留在济南府衙，关了很长时间才释放。尹绍烈常常藉故跑到我的营中，要酒要菜，诓骗银两，这些都不值得和他计较。最可笑的是，尹绍烈名下有八名乡勇，但其实只有两名，其他的都是虚报名额吃空饷。遇到自己兵勇在外滋事，有时强指客商为奸细，将客商的钱货瓜分，尹绍烈也根本不管，甚至还参与分赃。尹绍烈本来是负责军法审讯的，竟然还兼带帮人追债，要回的钱又不还给债主。有一个暗娼，被抓到了军营，我营里的卫士袁占春原来与这个暗娼相好，便拿着两个西瓜到尹某那里行贿讨保，尹绍烈就将暗娼偷偷放了。我得知后，将袁占春重责四十军棍，以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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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虎，是张虎头的儿子，长得猥琐不堪，做事也不走正道，在扬州误了军机，差点被琦相杀掉，后来发配新疆。胜帅和琦相一向不和，张小虎恳求胜帅向皇上启奏，允许他投奔军营效力。他名义上带兵二百人，实际上不到五十人——虚报了一百五十多个名额来吃空饷，实在是丧尽天良。胜帅派我清查兵勇数量，我劝张小虎：「你手下的兵勇与册子上相差太远，恐怕不好办吧。」他也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两次攻城，他都声称自己被抬枪击伤：一次在脖子上，用绸子裹着，可是没过三天就康復如初了；第二次说是子弹飞进了嘴巴里面，据他说子弹已经由大便排泄而出。张小虎满嘴胡话，大家都掩嘴而笑。就是这样一个人，胜帅居然赏给他六品顶戴，军中赏罚荒谬到如此地步！


    四月初二这一天，清水镇的贼军倾巢而出扑向大营，借着上月二十九日劫营大胜，贼军意气颇骄。但常言道，骄兵必败。为一雪前耻，这一仗，胜帅亲临前敌指挥，兵勇也争相效力，贼军大败溃逃，退入木栅栏之中。这一天，官军杀贼将近一万，夺获贼军将领的数乘黄轿子、多件旗帜器械；贼军头目曾立昌自缢而死。剩下的贼军向南逃窜，官军尽力追赶，贼军日夜不得休息，又没有地方抢夺食物，窜入村庄的贼军也都被村民杀死了。追到丰县，贼军跳水逃命，黄河泥沙俱下，泅水的十个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贼军大败之后，每天狂奔逃命，连回头看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跌倒被杀的，都是背部受伤而死。有的贼军甚至逃入村庄，向村民跪下，献上先前抢来的金手镯，乞求村民饶命，村民杀他们的时候甚至都不敢反抗。可见贼军气势已衰，再不可能翻起大浪了。


    据丰县的老百姓说：「贼军来的时候，列队而行，队伍差不多长三十里，宽八里；败走时，零零星星，千百成群，也差不多有几万人，却引颈受戮。一败如此，可见恶贯满盈，天夺其魄。」


    后来捷报上报皇帝，胜帅被赏赐宫保衔，德贝子也受到优厚的赏赐。经过胜帅的保奏，我也凭着攻打临清城的功劳，得到皇上的恩旨而免于发配，仍旧留在军中效力。我从去年带兵到独流，初战就获得大胜。今年正月，贼军倾巢扑营，我拼死抵御，使贼军未能得逞。二月，我又斩获了敌军的伪师帅、旅帅，这也都已奏明皇上。在那个时候，如果胜帅奏请免掉我的处分，皇上一定会恩准；可是，因为我不屑于低声下气地去求胜帅帮忙，胜帅也就没放到心上。此次丰县奏捷，胜帅保荐的有功人员达500多人，我却没有忝列其中。他这次保举的人中，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在营中，可是很多亲自参加战斗的人却没有被提起，何以彰公道呢？


    接下来，我又随大军折回连镇，有很多同营的委员受到越级提拔，相比之下，我就更是惭愧万分。可是，我又不能离营回家——运气背晦到了极点，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迎来转机。到连镇后，我所带的兵勇只剩下三四百人，装备器械也丢失殆尽。回想当初在庙工刚组建这支乡勇时，军容是何等严整。等到后来因事获罪，兵权不再，军队的锐气也就日渐消磨，真是可惜啊！国家之事，败之极易，成功极难，大抵如此。


    贼军首领李开芳从连镇向南逃窜，胜帅紧追不放，我也随同前往。最初，贼军逃窜时，大家都不知他们逃往何处。跟着我的兵勇不足十人，而前后都是贼军经过的路线，幸好遇到了善禄将军，于是就随着他行军。文案处、营务处诸位大人也都没有探明贼军的去向。初更后，我只好往崇恩的军营中借住一宿。我的人马都又饿又累，实在撑不下去了。


    天亮之后，我抵达德州，买来一升多小米，生火煮粥。刚刚煮熟，蔡梅庵太史来了，说饿得受不了，就将我煮的粥吃了。我到达腰站后，才知道贼军已经占据了高唐州。


    第二天早上，我到大营问明贼情，才知道李开芳所带贼军其实不到一千人。高唐州姓魏的知州开门迎接，贼军杀死了魏知州，占据了高唐州城，摆出死守到底的架势。官军四面扎营将高唐团团围住，贼军躲藏不出，官军也找不到交战的机会——这时正好是五月初六。


    我建议胜帅抓紧时机攻城，担心贼军日久生智，事情变得复杂难办。胜帅说：「大军尚未到齐，还不能大举进攻。但是我敢断定，不出半个月，本帅一定会砍下李开芳的人头——就让他多活几天吧。」当时正值丰县大捷之后，胜帅趾高气扬，下属的话真是一句也听不进去了。


    贼军在高唐城外挖了三道很深的壕沟，又在城墙下开了个暗门，通向第一道壕沟；然后又在第一道壕沟上开了个洞，通向第二壕和第三壕。壕沟内潜伏下十多名贼军，官军的枪炮都打不到。我军的兵勇跨过壕沟时，贼军就用长矛向上戳，或者用小炮轰击，很少有倖免的。城门有时开有时关，明明看见贼军进进出出，可是兵勇就是不能前进。胜帅担心贼军趁着夜晚逃跑，每天派马步兵勇站成一队站岗，贼军等到官军疲惫了，就绕道马队的后面抛掷炸弹，马队受惊逃散，往往就被贼军杀死。步兵稍不小心，贼军就已偷偷地到了跟前，猝不及防，就遭了贼军的毒手。几个月来，没有哪一天是没有官兵被害的。到下半夜时尤其危险，将士们都视站岗为畏途。


    贼军每天晚上都到附近村庄抢粮食，四川兵和湖南兵中都有私通贼军的，所以官军的一举一动，贼军了如指掌；而贼军的情形，官军却一无所知。有人向胜帅献计，挖一条又长又宽的壕沟，将贼军围困起来，贼军不能出来抢粮，时间长了，自然不能支持。胜帅于是命令僱请民夫在距离城墙三到五里的地方挖掘壕沟，银子花费了不少，但多数都进了工程负责人的腰包，没收到什么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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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向胜帅献计挖地道直通城中，胜帅又命令僱请民夫从离城二三里的地方开始挖地道，弯弯曲曲地向前掘进，可是工程量实在太大，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发挥作用的。


    又有人向胜帅献计铸造巨炮，胜帅于是命令帐下所有委员捐献铁器，用于铸造巨炮。委员们踊跃响应，一般捐一百斤铁的，就上报捐了一千斤铁。兵勇们将方圆五十里以内百姓家里的锅都砸了，用车拉到营中用来铸炮，百姓不堪其扰。等到巨炮铸成，大约重一万七八千斤，从铸炮车间拉到炮营，相距五里，用了将近一千人和四十头犍牛，花了三天的时间，才运抵大营。点火后，炮弹射出，炸碎了几块城砖，城墙却纹丝不动。又在城墙外加高炮台，安置了神威、五城、永固等大炮，昼夜轰击，也没有得手。


    又有人向胜帅献计筑一座高台，比城墙还高，可以俯瞰城中。一旦看见贼军，就可以放炮。高台建到将近一半时，有人又说这没有什么用，于是就停工了。


    又有人向胜帅献计用木头造一种很高的牌子，挡住城中飞来的炮弹。胜帅命令画出式样照做，木牌高十丈、宽三丈，下面装有车轮，由几十个人推的推拉的拉，运到离城二三里的地方，刚进入贼军的火力范围，前面拉的人就一闹而散了，贼军的枪炮射穿挡牌，推的人也无法立足。兵勇撤退后，因为这个木牌又大又重难以拉回，就丢在旷野中，贼军也没拉走。


    九月初七，胜帅在各营选拔敢死队，每人头顶木桌，身带火药数斤，前进到城墙下，挖了一个大洞，将大约有两三千斤火药埋进去，传令只等城墙被炸倒，各营就发起冲锋。火药点燃后，城墙被开了一个几丈宽的缺口，兵勇直接冲上去，希望能够得手。可是贼军在豁口处埋伏了很多士兵，用长矛横刺，再加上城上炮石如雨点一样砸下来，兵勇们沖不进去。不一会儿，城墙豁口处就竖起了木栅栏，官军无法逼近。这一仗，有七百多名兵勇和将官受伤，到黄昏时贼军才收兵回营。失去了难得的进攻机会实在可惜，胜帅的计谋也算用尽了。


    据说，当火药刚点燃时，城墙崩塌，忽然一阵狂风捲起，向官军扑面而来，吹得兵勇们无法睁眼，等到狂风过后，贼军已做好准备。后来，据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说，当时匪首李开芳已经备好了马，准备逃窜，可是没想到竟然一阵黄风颳来，得以保全——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我在军中也已经很久了，深知逆匪扰乱天下，其实都是生民劫数难逃，不仅最终消灭贼军不是人力能决定的，就是每次战斗的胜败，都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只希望上天早点厌倦这种战乱，让逆匪早日灭亡。


    [1]科举时代一种不同于正式录取的榜示，即于正式录取的正榜外，再选若干人列为副榜。


    [2]「房师」，指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举人、进士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的尊称。


    被马踹了一脚


    我在京城新买了一匹黑马，发展骨骼都很不错。我每天晚上骑着它巡视工事，看见火光旗帜，听到枪炮声，也不害怕，自己庆幸得到了一匹良马。谁知这畜生一看见贼军的黄旗招展，又听到拉炮的几百位民夫一起高喊，就惊吓得前足两腿上抬。我一向不善骑马，来军队后虽然勉强学习，但终因为年老力衰始终无法掌握好，这时终于控制不住，被这畜生颠下马来，跌伤了左边的腰和大腿，痛得不能走路。卫兵们将我抬回营中。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能动。于是只好将手下的兵勇交给胜帅，请求胜帅奏明皇上，让我回省城济南养伤。


    十月十二日，我从高唐出发到达济南，寻找房子安顿下来，军中的事情不再过问。这几年来，运气实在太悖，几次差点丢命，虽说是被人陷害，但也是命中有此一劫，不能完全归罪于小人陷害。


    崇厚知府、洪汝舟知州还有薛小筠县令对我离去都恋恋不捨，这几个人拜在我门下，我自知道德和学问都很平常，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坚决推辞却没能辞掉，心中更添一份惶恐。


    崇恩在营中写信送到巡抚衙门，让他的侄子来我的寓所看望我，并送来精美的食物。我腿伤不能出门，省里的司、道、府、县，也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布政使厉恩官带兵在外，按察使申福、漕运使陈景亮、济东道花咏春都是过去的相识，只因我被革职了，他们也就不闻不问。官场人情，人走茶凉，大约如此。大营中有直隶委员曾经一起共事，如道台金兆洛、知府如刘衡都和我对门而住，竟然都不肯来看一眼，何况其他省的官员呢？俗话说「一贵一贱，交情立见」，我两次遭到小人陷害，对于世态人情，算是看透了。


    之后，我读京中邸报，惊悉仪征又被贼军骚扰。贼军已经到了北郊，兼慈居住的村居恰恰就在北郊，也不知道她老人家怎么样了，连忙派李福回南边探视。后来，兼慈得知我坠马受伤，也派人前来探望，因此得知老家的消息。京城中的亲眷听说胜帅代我请假，甚为惦记，我只好详细地写信告知。兰儿年幼，吃饭睡觉都还需要人照料，当然也就不能指望他来看望我。


    天气晴好，又多暇日，我作画读书，悠然自乐。庭前摆上几尊唐花，晚上饮几杯淡淡的鲁酒，让人一下子忘却了不远处的战争。一年将尽，让厨师多多备下酒菜，准备招待军中的来客，又派卫兵杨保安到胜帅处送上拜年的礼物。之后胜帅派人来借走了我的一部《纲鑑易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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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琦相病逝


    忽然听到琦相病逝于江北大营的消息，我心中涌起一种痛失知己的伤感。琦相天资聪明绝顶，见事敏锐，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精通；研究孙吴兵法，常常手不释卷；对待属员，管教子弟，务在从严；奏摺之事，从不假借幕僚之手，叙议得体而文辞简练。琦相在任刑部侍郎时，曾经佩戴七个司的印章，总办秋审多年，京中人称「白面包龙图[1]」。


    琦相他也不是完全不徇私情，但一定是在不违背情理的情形下才肯顺水推舟，绝不会因人择地，贻害一方百姓。他也不是完全不收钱，但一定要考核其人，确是可以造就之才并且办事勤勉可靠的，才肯收受对方的贿赂，但从不曾借事勒索，凭贿赂多少来定案，更不曾卖缺取财，择肥而嗜。


    琦相最大的缺点就是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当世名公巨卿，很少有进入他的法眼的，对人常常不假辞色，令人难堪。所以朝臣对琦相的评价与口碑，毁多誉少。再加上琦相待人处事多用权术，不能开诚布公，这是他的一大瑕疵。


    我和琦相素不相识，升任四川按察使时，讷相（即讷尔经额）对我说：「琦善相国所作所为，每件事都可以为后世法。您此去，算是遇到了一位良师。」我经过陕西的时候，杨至堂总督又对我说：「琦相做什么都不近人情，又是旗人出身，老弟此去，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啊。」我回答道：「您不用担心，合则留，不合则去，我张某人绝不会委曲求全的。」等到了四川之后，琦相竟有相见恨晚之意，对我赞不绝口。后来，我升任贵州布政使，未及上任又调任甘肃，再次与琦相共事。


    再后来，因为围剿生番之事受到朝廷处分，我和琦相同被处分，朝夕相处，更加亲密。他的儿子恭钊拜在我门下读书，淳雅蕴藉，学业优秀，可惜科场不利，至今未能及第。但是看他的才能，一定不会久居人下。围剿生番这件事，琦相本来没有错误，诬陷他的人却罗织罪名，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结案后，琦相被充军吉林，但很快又被重新起用；我遣戍边疆，也很快復职。


    琦相真是一代伟人，他受辱于小人，更显出他的高洁，就像秦桧陷害岳飞，韩胄陷害赵汝愚，章惇陷害苏东坡一样，千古名臣往往遭受诽谤诬陷，而转瞬间就会云开雾散；正人君子就像日月之光，虽然时有雨雾遮蔽，但无损其光，而小人一定会承受千古骂名。我本是庸才一名，现在竟然有幸名列名公之后，一同受到诬陷，并得以青史留名。别人总说，我受到琦相案件的连累丢了官，我却觉得我是依靠琦相才得以留名于后世。琦相逝世后，我感到非常悲伤，不是痛惜他没有活到耄耋之年，而是伤心国家损失了栋樑之材！崇恩说：「像琦相这样的人，我国几十年来，仅此一人，如今他去世了，寰宇之内再无如此人物了！」


    [1]「包龙图」，即包拯，民间着名的「包青天」。「包龙图」是民间戏剧、小说对包拯的称唿。


    1855年咸丰五年


    正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復上海。僧格林沁破太平军于连镇，林凤祥被俘遇害。


    三月，僧格林沁再破太平军于冯官屯，李开芳被擒遇害。太平军三克武昌，巡抚曹恩培战死，胡林翼接任。


    七月，捻党张洛行在雉河集起事。琦善病逝于江北大营。


    前头捉住了李开芳


    重回军营


    高唐的军务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营中诸公催我销假回营，还说如果高唐顺利收復，我就可以离开军营回家休养了。我的腿也好得差不多了，只是还不能骑马。正月十五日，我到趵突泉祖师庙上香，求了支签，请求神灵指示。签上写着：「波涛一叶舟，今始到滩头。」看签文，好像脱离大难之日不远了，姑且信之吧。


    正月十六日，我回到大营，第一件事当然是参见胜帅。胜帅说：「我军的地道就要挖成了，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我应道：「这实在是可喜可贺！」崇恩问：「省城里有一个卖卦的刘瞎子，外号刘铁嘴。张兄有没有找他问一问？」我说：「已经问过了。好像说今年运气要比去年好些。」胜帅道：「那就是说，张大人要转运了。」


    先前在济南时，家人找刘铁嘴算命，都很灵验。马夫和苦工找刘瞎子算命，他都不收钱，说是命太贱，不值得收钱。家人们各自给了他五六百文不等的算命钱。詹喜又将我的生辰八字报了让刘瞎子推算，刘瞎子说：「这个命，少于十两银子不算。」僕人们都笑他胡说八道。过了几天，刘瞎子又来到我家门前。詹喜告诉我：「刘铁嘴又来了。」我让人将他喊进去，告诉他生辰八字，刘瞎子说：「前些时，有人报过这个八字，没来得及详细推算。这个命格局很大，但是波折太多。此人今年夏天一定会受到保举，但要等到明年夏天才能真正脱离劫难。」我说：「这个人急切之间，只想辞官退隐，不愿再入仕途了。」刘说：「这个绝无可能。」他一口咬定，十两银子一分都不能少，我始终不肯答应，最后给了他铜钱六千文，他怏怏不乐地离开了。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我离营既久，少不得将大营里的文案、营务和粮台等大员逐个拜访一遍。崇厚为我寻到一所民居，还算干净。晚上拜访李采卿，询问有关地道的事情。李采卿说：「贼军在高唐城外挖了三道壕沟，深不见底。我们几个月来挖的地道还没有穿过贼军壕沟，怎么能到达城下用地雷炸城墙呢？带领四川兵勇的委员用这种计策来愚弄胜帅，胜帅本来已经束手无策，听了这个人的话就心存侥倖，冀有所成。」我说：「凡挖地道，只可在平地，绝不能在敌人壕沟底下挖。贼军已经挖有很深的壕沟，如果我们在下面挖，那么敌军壕沟的底部就一定会坍塌，我们岂不是自己找死？况且，我也听说，我军挖地道的兵勇，经常被贼军用铁签戳伤，敌人既然已经知道了，再挖地道就毫无意义了。」听说地道内用木柱支撑，而且有地下水流出。我又暗暗担心：「掘地道的用途，在于装火药，现在地道内如此阴暗潮湿，火药怎么放呢？」我的担心，其实营中有很多人早就想到了，但没有人敢到胜帅面前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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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日起更鼓时，淡月昏黄。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只见一股巨大的黑烟从地下升起，迅速瀰漫四周。一个兵勇跑来报告：「地道里面火药自燃，炸死士兵无数，胜帅也被炸伤。」杨朗山仓皇来到我的住处，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听说胜帅被炸伤了，我们去看看吧！」杨朗山说：「我乃是惊弓之鸟，这个时候不能不小心点。」于是吩咐跟从他的四川兵勇在腰站等候，假如贼军乘机反扑，他们就结队回川。杨朗山是前陕甘总督杨遇春的孙子，也就是杨海梁总督的侄子。出身将门，年轻时颇习武事，现在因为老病交侵，已经英气尽失。我来到大营，见到胜帅，他只是手指受到了轻微伤，并无大碍，但我不便询问此中详情。至于其他的营中大员，也大都手足无措。


    第二天早晨仔细打听，才知道地道还没有挖过敌军壕沟，就将两万斤火药用巨大的竹篓装了运进去，又用棉布缝制成几百尺长的带子，作为引线，外面用油布纸裹上，派一名守备带领民夫运入地道中，一节一节地安放。因为进去的人很多，贼军早已发觉，但因为早料到这件事做不成，所以也没有什么反应。城中寂静无声，只见城墙上人影憧憧。


    地道深黑崎岖，民夫、兵勇每人提一盏手灯匍匐在地蛇行而前。不料一阵风起，将灯吹熄，民夫和兵勇跌倒在地，灯芯碰到药筐，点燃了引线，地道内顿成一片火海，几百个人全部化为灰烬。在洞口守候的守备等人也烧得像黑炭一样，全身流水，转眼死去。这一次，不但贼军占据的高唐州城毫髮无损，就是贼军在城外的壕沟也完好无损。贼匪在城上大肆喧笑，敲锣打鼓幸灾乐祸，实在可恨。


    山东济宁知州黄良楷很不安分，带领几百名单县兵勇姦淫抢掠，无所不为。黄良楷出队时，兵勇挑着饭担着茶，跟随侍候。贼军看见他在帐中吃肉喝酒，突然窜出，黄良楷和兵勇一起弃营狂奔。贼军焚烧了他的营帐，将他的顶子带回，钉在城墙上以示侮辱。带兵官员毫无军纪，有损朝廷尊严，真正是可嘆啊！可是山东人却一致认为黄良楷有勇有谋，真是不值一笑。黄良楷被袭是十七日的事情，到十九日晚上就发生了地道爆炸的事情。城外火起的时候，贼军开启城门乘势杀出，我军兵勇与委员各自逃生。崇厚所骑的黑骡子，被前后拥挤的脚不能着地，这畜生虽然恼怒，可是也没法撒蹄子踢人。半空中落下一个药篓，正打在崇厚骑的黑骡子的屁股上，真是好险！如果这个药篓再往前一两尺，崇厚就被打成肉饼了。这一次，除了地道里被炸死的以外，外面被践踏烧死的又有几百人，幸亏正定和吉林的马队见贼军杀来，奋勇迎敌，贼军才撤退。胜帅将事情如实上奏，受到皇上的严责。


    连镇的林凤祥为首的那一股贼军，在正月十七日被僧格林沁郡王用水困住歼灭。僧王活捉了林凤祥，将之解到京城凌迟处死。


    统帅换成了僧郡王


    胜帅因为久战无功，被奉旨追责，其军由僧郡王代领。胜帅在细节上太不谨慎，在军事上又刚愎自用。营中委员如方鸿恩，被兵部尚书许滇生弹劾，石云、延龄被伍辅祥弹劾，后来都被奉旨革职。胜帅自己也被御史毛鸿宾以多项罪名弹劾，其中真假各半：比如被奉旨革职立功却仍戴着顶戴；比如赏赐御冠却僭用红结；比如唐花满室（唐花是指在室内用加温法培养的花卉），娇童林立等等，都是似是而非、似有似无的指控。


    至于派兵洗劫居民村庄一事，则是确有其事。吉林马队，不仅放纵军马啃食老百姓的麦子，还进入百姓居住的村子骚扰，村民将入村骚扰的兵丁捆起来拷打。军马啃食麦地，这种情形各营中都有。民以食为天，兵勇从百姓中招来，却不体恤百姓的艰难，主帅也不能辞其咎——就是僧郡王军中也是这样。遇到这种事情，性格懦弱的村民不敢得罪兵丁，忍一忍就过去了；性格强悍的村民心里想反抗，可是奈何不了官兵人多势众。不过，这一次入村抢劫的吉林马队人数不多，所以给了村民反抗的机会——当然，村民们也还是不敢杀死这些兵勇，只不过将这些人捆起来揍了一顿。


    这些兵勇吃了村民的亏，就捏造事实，到胜帅那里去告状，胜帅派副都统常亮带领马队三百名前往抓剿。村民们听说官兵来了，四散逃避。官兵找不到人，就将村民的房子点火烧了，将民居洗劫一空。国家养兵以卫民，可是这哪里是弔民伐罪的朝廷官兵呢？以前在临清，我曾看见山东巡抚给胜帅的咨文，里面有几句话令人警醒：「发覆掘藏，穿墉毁屋，民之苦兵，胜于苦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中悽然，可是胜帅却好像并不在意。


    正月二十三日，僧郡王派崇厚和穆隆阿押解胜帅进京，一併将胜帅的钦差关防和佩刀「神雀刀」（因为刀的两面都嵌有铜雀，故名）缴还皇上。原来朝廷派到胜营中的一百多位大小委员，加上自告奋勇来投奔军营的总共将近三百人，一齐拜见僧郡王，但僧郡王一概不见。这些人只好纷纷四散——京城来的回京城，各省来的回各省。这一夜，营中忙成一片，胜帅问我：「老先生何去何从呢？」我回答道：「我是受朝廷处分发往军前的，不奏明皇上，我是不敢擅自离开的。」胜帅说：「我把日子提前几天，代您奏明圣上怎样？或者让僧王替您上奏如何？」我想这两种做法都不太好，就回道：「过几天再说吧。」崇厚和穆隆阿来营中告别，崇厚对我说：「老师您万万不可擅自离开，也不能请胜帅代奏——那叫僧王怎么看呢？」我说：「感谢你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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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到大营拜见僧郡王。僧郡王问我在胜营中负责什么事务，我回答道：「最初是带河南兵勇，后来在营务处当差。」僧王说：「等我初步安定以后，再向您请教。」僧王又传谕瑞喜，令胜营各位委员一律遣散，只留下张藩司（僧王用我原来的官衔称唿我——我是在布政使任上被革职的——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一人。其实，我想离开军营已经很久了，可是就偏偏走不了，唉！


    次日，崇恩告诉我：「我昨天见到僧王，僧王想请你管带毛勇。我大笑道：『张集馨固然是一位能员，但一定不是热衷于管带毛勇之人，更不是能带好毛勇的人。』僧王听了我的想法后，打消了原先的念头。」所谓毛勇，乃是从逆匪中投降过来改编而成的，这些人狼子野心的本性难改，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怎么能驾驭这群强盗？崇恩和我是金石之交，幸亏他替我挡下了这事。


    僧王命令将各地招募的地方兵勇一律解散——他知道这些所谓的「勇」在作战时其实一点也不勇——只有我带来的河南勇暂时保留，仍由我带领。川勇和楚勇最是兇悍无赖，僧王奏明皇上，川勇由杨朗山带回四川，楚勇也派人带回湖广地区。这些人本来就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又没有家小，入营为勇图的是可以按天支取口粮，而且可以倚仗官兵身份，行掳掠姦淫之事，其行为与盗贼没什么区别。至于带勇的官则可以虚报人数，吃空军饷，从中自肥。那些发审委员（管审讯）、粮台委员（管后勤）等，只要是有差使在身的，都以招募兵勇为名支取口粮，其实手下并无一人。这些事情胜帅未必不知道，只是其中牵扯到各种人情关系，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我听说回乡的兵勇沿途抢劫，被地方官拿获的有之，被土匪杀戮的有之，甚至投降贼军为匪者也有之，真正回到家乡的寥寥可数。更稀奇的是，崇恩说：「德州知府拿获了三名年轻女勇。据这三人交代，她们是被川勇雇来的，白天里拿着枪一起出队，夜晚则进帐轮流奸宿，这些女勇原来是在街上耍猴卖艺玩杂技的。


    高唐贼军突然窜出，杀死营兵一百多人之后向西南逃窜。僧王带领大军追到冯官屯，命令从贼军投降过来的毛勇打头阵，两军互有伤亡。贼军占据李姓庄屋作为指挥部，僧王从高唐调来大炮轰击，贼军躲在里面不出来。


    我在胜营时所住的房子还能够安身。这天，忽然来了两千名毛勇，说要在这里安营，说话间就将马牵进了院子。我告诫随从不要和这些人争执，以免惹上更大的麻烦，但是如果和这些人住在一个院子，难保不生祸端。于是我派人送信给崇恩，想搬入他的营中——他现在的职务是山东巡抚，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崇恩的巡捕为我让出了破屋三间，厨房一间，都污秽不堪，勉强安下床铺住了几天。僧郡王随后将河南兵勇也一併裁去，我就更无所事事了。于是求张起鹓转求僧郡王奏明皇上，让我离开军营回老家，也不知他是否说了——也无从查实，得到的回信是现在军务繁忙，回乡的事以后再说。


    水淹冯官屯


    几天后，我又由崇恩营搬到冯官屯附近村庄居住，託病不出。同仁叮嘱我出见僧郡王，于是在三月十五日前往。这时正好有人来献计用水淹没村子，可是运河的地势低，冯官屯的地势高，把水位抬高不是件简单的事。僧郡王因为在连镇用水淹得手，食髓知味，这一次也决计用水淹。他命令沿路筑堤，开渠引水进入冯官屯。先用木桩将大营的围墙加固，挖出石洞，派几千名兵勇用车拉用手推，而且用上了戽斗（就是灌溉农田用的水车）。僧郡王对我说：「这是蠢办法，实在是为了避免兵丁伤亡太多。我说：「这个办法虽笨，但的确可以将贼匪一举歼之。」


    僧郡王派我到南镇上游，会同副将史荣椿和一个姓黄的守备共勷其事。我的任务是每天到僧王营中禀报开渠引水的进展。南镇是南北通衢，人烟稠密，离大营十五里，我每天早饭过后就走到桥头查看水势，然后到大营禀报僧王。一路上，有看不完的风景。商业街距离大营五里，医卜星象无所不有，也有花腔戏，卖艺的都是一些新疆回人，只是不敢进入大营罢了。兵勇们既然没有仗打，整天东游西盪，有的干脆以养伤为名住到南镇，请说评书的前来解闷的。至于大烟馆和赌场，就更不用说了。


    胜营驻在高唐时，营房旁边就有人开设了临时妓馆，随营搬迁。这些妓馆门口不但有兵勇进进出出，当官的身影也不少见，真是恬不知耻。大营距茌平腰站不过几十里，那里一向是烟花云集之地。胜帅的弟弟恩保，经常和委员中的无赖少年借着遛马为名，到那里一度春风。


    有一天，崇恩对我说：「昨天有山东省的一个乡绅问我营中有几个德贝子，我告诉他就一个。乡绅又问：『是不是长得又高又胖的呀？』我回答：『是啊。』乡绅就说：『德贝子先派人到茌平找到一家旅店，叫了一个妓女一起过夜，不知怎的，看上了店家的床，就用几百两银子买了下来，用骆驼拉到京城去了。』堂堂一个贝子，行事怎么这么荒唐呢？」


    崇恩又说：「昨天我派巡捕刘都司到德贝子营办事，刘都司和德贝子的佣人王弁一向熟络，所以不等通报就径直走了进去。德贝子在油布帐房后面又建了一间土房子，旁边另开了一扇门，与帐房连通。刘都司误推进门，就看见里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子，一问，才知道是茌平的一个妓女。这个妓女不仅刘都司看见过，所有骑马从德贝子营帐后面经过的人都可以看见。」我说：「这些事，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可见老话说得不错——妇人在军，兵气不扬——难怪贼军难以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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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务处委员也在座，拍手笑道：「还有更稀奇的呢。有一个吉林来的知府，见一个黑龙江来的卫兵长得白净英俊，帐篷和知府帐篷又紧挨着。知府就假装向这个卫兵献殷勤，和这个卫兵结为兄弟。到了夜里，知府淫性大发，就按住卫兵求欢，卫兵拒而不从，两人还打了起来。隔壁帐篷的官兵听了，都掩口而笑。」我说：「上有所好，下必为甚，此言不虚啊！」


    四月十六日早上，粮台海瑛派人来通报说，贼首李开芳今天要来大营投降——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得好消息。


    先前，贼军看见官军筑墙，全军忽然扑出。守将格洪额见状，带领人马率先逃跑，贼军于是攻占了炮台，将炮眼全部钉死，并且将原来投降的毛勇石都司抓了回去——一刀刀地剐了，又用锅煮着吃了，真是惨不忍睹。僧王听到警报，带队赶过去，骑的马被抬枪穿透前胸，跟从的卫兵也中弹身亡，幸运的是，僧郡王本人没有受伤。官军开炮轰击，贼军又撤回了老巢。


    后来，水势越来越高，冯官屯渐渐被淹在水中，登上城墙向村里看，只能看到几间房屋的屋顶。泅水出城投降的贼军，络绎不绝，这些人或杀或不杀，就看僧郡王当时的心情而定，其他人不得与闻。


    我对总兵经额布说：「这个时候壁垒森严，水势好大，夜晚守御应该不是很难了吧？」经额布说：「昨晚贼军在村里吹号吶喊，兵勇们就吓得纷纷逃下城墙，您以为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官兵就可以依赖吗？」


    贼军虽然被困，仍然经常施放冷枪，我站在帐前远看的时候，有一个三盟来的卫兵就对我说：「这里不安全，大人您最好坐在地上，以免意外。」我刚坐下，一颗子弹飞来，击穿了卫士的帽子。我笑着对卫士说：「有好心者，必有好报。军旅之中，报应就是这么快。」


    据来投降的贼军说，庄子中遍地都是水，只剩两三丈见方的干燥地方，是李开芳支床的地方。其它的贼军都栖息在泥水之中。庄里的稻谷和小麦还有两囤，火药还有几竹篓。稻谷和小麦没有地方可以碾和舂，有粮食也没法吃。


    大营里面原来有炮弹，是前任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造。炮弹里面装有火药，是一枚空心西瓜大的铁球，铁球里面装有铁片和毒药。如果炮弹射入贼营，落在地上就可爆炸，一次就可以炸死几百人；只是炸起来没有准头，有时候不等飞到贼营就落了下来，有时候落进了贼营又不炸，常常白白浪费火药无数。前几天，炮弹射出后，恰好落在群贼居住的屋中，里面还藏有几篓火药，顿时爆炸声响成一片，贼军死伤无数。贼匪见形势一天比一天危险，投降的人也就一天比一天多。


    据说，庄子中已经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饮水者皆染病而死。大家很奇怪，既然到处是水，为什么无水可饮？投降的人说：「虽然到处是水，但又脏又臭，还有蛆虫在爬，人马的屎和尿都泡在水里，风吹日晒，人喝了必死无疑。」群贼的脚长期泡在水里，水已经涨到了膝盖，贼军大腿以下爬满了蛆，万无生理。贼首李开芳仍然发布文告，负隅顽抗。我对僧郡王说：「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难逃一死，所以困兽犹斗。再过三五天，我们就可以进庄捉鳖了」。


    只是没想到，李开芳这傢伙竟然先投降了！


    我到前营向僧郡王道喜。他问：「您从哪里来的？」我答道：「从南镇赶过来的。」他说：「李开芳已经到了大营，不妨去看看。」僧郡王住的地方距离大营，还有三里多路。僧郡王又说：「投降的贼匪，我已派副都统曾庆和经额布监斩。今天天气炎热，大营那边一定臭不可闻。您且先去，我在这里还有些事情处理。」


    我来到大营，李开芳坐在僧郡王帐篷内，看见我们进去，也还知道站起来致意。这个贼酋头上裹着花洋布毛巾，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的紧袖小袄，下穿青色绉绸单裤，脚穿短袜和一双红色绣花鞋。他的脸色白中带黄，颧骨很高很瘦，双目向下，两鬓上各垂着一绺长发。张子班说：「看这傢伙的形貌，怎么也不像造反的人。」我说：「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的狠毒，就好比枭和獍是食母的禽兽，它们的兇狠在于本性，而不是在外表。」


    下午四时左右，僧郡王回到大营，派人将李开芳押进大帐，李开芳向僧郡王跪下，自称「小的」。僧郡王有意安慰他说：「本王既然准许你投降，就绝不会杀你。将来攻打江南，本王还要带你去立功——对于平定江南，你有什么主意没有？」李开芳说：「江南瓜镇各营，我可以代朝廷招降，如果一味依靠武力攻打，反而很难。」僧郡王称赞道：「你的主意很好。大将军惠亲王想见你一见。他见过之后，就会打发你回到我这里，你就可以随我南下。我想你在京城也不会耽误很久吧。」僧郡王说完，立即派张子班和培城还有经额布带领几百名马兵和步兵，押送匪首李开芳出发。


    一起被押走的还有贼军中的几名大头目和李开芳的几名娈童；李开芳的伪天国地官正丞相的印章和平时戴的黄风帽一顶，也一併交给委员献给皇上。风帽红黄相间，白色绣花边，正面绣着「地官正丞相」五个字，他的娈童也都穿着短衣绣袄，其他的几个贼酋就都披头散髮，像鬼一样。


    僧郡王的意思是乘胜南下，直捣贼匪伪都金陵，可是惠亲王绵愉（嘉庆皇帝第五子，咸丰的叔叔）却敦促其回京復命后再南下。捷报奏明圣上，僧郡王由郡王晋封为亲王，其他官员也各有升赏不等。僧亲王定于二十一日从冯官屯启程回京，我前往送行。他对我说：「我已将大人您和总兵经额布的功劳，一併上奏皇上。两位都是地方大员，相信不久皇上就会有恩命的。」他回头又对西凌阿说：「一有好消息，马上告诉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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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我曾经几次恳求回籍，僧亲王都没有答应，求了别人去说，他还是不答应，我只好自己去求情。僧亲王当时正值酒后，一听到我说回籍，就挥泪大哭道：「我实在对不住先皇啊！眼下大难未平，难道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享受安逸的时候吗？张大人您在先皇时就已身受重恩，记得当年您入京陛见时，我在宫门外曾经亲眼目睹您的风采，现在您怎么因为一点挫折就想归隐养老呢？」


    我说：「咸丰三年五月，我带兵在临洺关防堵贼军北犯，听说贼军进逼兰仪，直隶长垣危机，我立即带兵迎上去。那个时候，我的兼考去世，我想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礼，奏摺递上后，却接到皇上谕旨，命令我等到直隶剿匪结束后再回家守制。现在两年已过，我却还不能严父墓前祭奠一场；而且，我在仪征的老家已经毁于战火，屋宇家什，荡然无存，兼慈寄住在乡下，每天倚门而望，盼我回去。现在，幸赖皇上天威，托亲王洪福，贼匪歼灭，大军凯旋班师，才敢把这点私情向您提出来啊。」说完，我也忍不住嚎啕大哭。僧亲王回应道：「我实在不知道老兄有这许多苦楚，也实在应该回去看一看啊。」


    我继续耐心地等下去，两天后接到皇帝谕旨：「准许回籍。」我送走僧亲王后，想到自己在外多年，如果不回北京张罗张罗，拿什么回老家呢？于是就于二十三日从南郑起身回京。崇恩亲自来送行，对我说：「不久之后，我恐怕就会与老兄在京城相见了。」又说：「听说僧亲王已在皇上那里将我弹劾，改推荐张子班接替山东巡抚。」我说：「我倒没有听说过。不过，封疆大吏的任免，皇上自有主见，也未必就是一封摺子能决定的。」


    我走到赵北口，接到僧亲王通知，奉上谕：「已革布政使张集馨，着加恩赏给五品顶戴。钦此。」皇上的恩情天高地厚，赦免我的罪过，赐予我头衔，令我感愧无地。想当初桂良弹劾我，原是想置我于死地，没曾想到今天我还能重见天日，有幸归隐林下。以前读歷代名臣传记，被奸臣陷害的大多终生流徙，没有机会改过自新。虽说日月之光不惧桀犬狂吠，仲尼之贤不怕叔孙之毁，可是颠沛流离，穷愁枯藁，那种悽惨也是可以想像的。和前代贤臣相比，我已经是够幸运了。虽然受到了小人的诬陷，但我终究毫髮无损，真是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


    探亲


    五月初六，我回到京城。


    京城的房子从建成迄今，我这个主人都还没有看过一眼。干戈扰我，猿鹤笑人，从此隐居蓬庐，不再过问人间之事了。从上房到照房，前后两进，无门相通，于是就开了个后门，改建了槅断，居然成了一个小小的阁子间。许滇生笑话我：「通达人必住通畅屋，收拾得让人赏心悦目。」我回应：「屋虽通，而人终究还是不通啊。」


    近年来，虽然请了老师教兰儿读书，可实际上有名无实。老师旷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多，学生贪玩的心又重，我检查他学过的书，大半不能背诵。于是自己教了他几个月，让他临摹欧阳询的《醴泉帖》，并给他讲了明文《必自集》和唐诗。西边偏房又浅又窄，请匠人接了前后屋檐，才觉得宽敞了许多。我请滇翁为我题写了「时晴斋」的堂额；又请汪慕杜学士书写了刘长公的成句「两度登朝今结局，一身多疾老还乡」作为楹联。


    家务粗定后，我决定秋冬时间回仪征老家一趟，因为兼考去世后，我还没有到他的坟前祭拜，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况且兼慈年岁已高，必须回家看望一下。我又想到回仪征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一时难以筹措，启程的日期一推再推。正在踌躇间，接到圣旨派我往江南大营向荣军中听侯差委——这一次是提督向荣要求的。


    这几年，我一直在军中办事，精力疲敝，又没有粮饷可以领取，几年间到处借贷，赔进去了几千两银子。家中经济拮据，获悉这个消息后，阖家都惶惶不安。我对家人说：「这辈子是个劳碌命，不得安闲。」但是既然奉了圣旨，何况又是军事任命，推辞是万万不行的，只好暂且准备一番，以便择日启程。


    冬月中旬，我和户部侍郎罗椒生结伴出京。经过山东，巡抚崇恩、布政使厉砚秋和都转陈弼夫等人各有馈赠。我在皇华馆住了几天，请了个轿子进山，到清江拜访河道总督杨以增（他接替少穆先生任陕西巡抚，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拜访杨帅时，他已经卧病不起，甚至都没有请我进去坐一坐。没过多久，杨帅就去世了，看来当时他的确病得很重，并不是託病不出。我经过淮安，同年何亦民请我小酌，并且邀上了同年高士魁作陪。


    十二月初七，我到达扬州，看见城外瓦砾一片，真正成了所谓的「芜城」（扬州旧名）。初八早上，我雇了轿子回牛王营，走了大约三十里，碰上三弟带着两个侄子来迎接我，我们找到一个很破败的小店吃了午饭。冬天日子短，到起更时才到家。我拜见兼慈，见她的身体虽然很衰弱，但精神和饮食还不错，心中稍感宽慰。我准备好祭品和纸钱，到兼考墓前祭扫，又请了天宁寺的和尚念了三天经，放了一台焰口。


    我进县城见了大哥松杉，他的身体还结实，只是近年来患了痰厥症（中医病症，多因痰盛气闭而引起四肢厥冷甚至昏厥），经常晕眩。嫂嫂和侄子都住在乡下冯庄，大哥一个人住在城里，只有一个贵州老僕负责洒水扫地做饭，大哥昏倒后常常无人照料，实在是让人担心。大哥性格孤僻，和嫂嫂反目已久，所以不肯回乡下居住，我劝了他很久，他也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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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三弟、各位姐姐妹妹并各位亲族处，我都送上了一份薄礼。我被革职已近三年，不但没有进项，军营中还花费了几千两银子，所以，每处都只送了几十两或者十几两不等，自惭力量绵薄，不能使礼物更优厚一些。


    兼慈派家人李福和刘万带着奴僕进京，接我的妾覃氏回南方，打算我以后久居仪征。


    1856年咸丰六年


    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破太平军于武昌，罗泽南中炮而亡。


    六月，李秀成破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也于不久后自杀。


    八月，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元气大伤。


    十一月，湖北巡抚胡林翼收復武昌、汉阳。


    咸丰像个「包打听」


    最后的江南大营


    正月二日，我到冯庄拜祭父亲和两位母亲。经过侄儿云藻住的村庄，时间已经将近正午，云藻却还没有起床。我走进他的房里，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靠近门的墙上有一扇小窗户，也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不透天光。云藻整天点着蜡烛孤坐，也不看书。日用饮食，比乡下的穷人都还要寒酸。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云藻由安徽按察使升任广西布政使。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解任回乡。云藻的近支亲族如鸿瑞、绪庄等都很不成器。鸿瑞不仅吸鸦片，而且逛窑子，挥霍无度，心术品行，一无是处。云藻一到家，就被他们讹去了五六千两银子。他们柴米油盐的开销，也都由云藻供应，但那些人还不满足，仍旧找了各种理由上门勒索。云藻的妻弟巴四，本是盐商的儿子，原本家境不错，云藻年幼丧父，便在他的岳父家里长大，他的岳父也就是巴四的舅舅。云藻当年受岳父照顾很多，后来巴四穷困后常常来找云藻借钱，云藻不敢不答应。


    云藻只有一个儿子，在云藻赴广西任藩司时落水而死。另外就只剩下一个未成年的女儿。云藻过继了介眉的一个儿子，但身患痨病，性情也不同常人，和云藻分开居住，而且终年都不与云藻夫妇往来。云藻骨肉乖薄，自己身又多病，把钱攒下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劝道：「你这是为谁做牛做马，要把自己剋扣到这样的地步？」


    云藻说：「我之所以没有儿子，是因为我做臬司时，担心死者含冤，兇徒漏网，杀人太多，造孽太重，因此绝嗣。」


    我说：「如果论杀人，你有我杀的多吗？四川臬司，为各省刑名衙门之冠，除了就地正法的以外，光是每年秋审就有七八百起之多，杀人就如割草一样；况且我又带兵两年，剿捕逆匪，足迹遍及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我问心无愧，秉公执法，就不担心有冤死的人。我的儿子兆兰，不也是一天天长大，读书也很有希望，这又怎么说呢？」


    云藻不能答。


    我坐一个时辰左右，告别回村。云藻又叮嘱我再去看他，我告诉他正月初九我就起身赴江南大营，动身前一定再去看他，不料竟成永别。


    正月初六日，我再次祭拜祖先坟墓，并禀报祖先，我又将远行。然后我写信给六合县的姜士彬，让他到村里来，收拾之后和我同往。姜士彬是我在任河南臬司时，由琦相荐来处理文书的，后来跟着我到大营。丰县一役告捷以后，由我保举县丞。去年和我一起从京城回来，现在又恳求和我一起同往江南大营，希望能立下些许功劳后，弄个一官半职。他不知道我已无意仕途，就是此番去江南大营，也不过敷衍圣意而已，哪里还有什么进取之心？


    初九日一早，我叩别兼慈。下午两点左右，从扬州码头上船。包美东、张柏庭在船上相候。包美东说，有一个叫董云卿的，看相很有一套，人称「董神仙」，已从东州请来了，留我小住一两天，让神仙帮我看看此去江南大营气运如何。我一向不太相信这些人，但他盛情难却，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当天晚上，我们上岸来，到张柏庭的米店小饮。


    第二天，下起了大雪，到午后雪才渐渐住了。包美东又邀我上岸晚酌，并从城里请了个人来说书，聊以佐酒。包八鬼也来和我们一起饮酒。散席后，我对美东说：「明日一定要开船了，来不及等神仙了。」


    晚上我回到船上，碰到二侄锡祖带着一家人去杭州，船只和我们的船并排着。他告诉我，云藻已经去世了。我为之恻然良久。


    我们开船到江口，却一连几天遇上北风唿啸，不能出发。十四日早晨起来，我听到岸上有人说话，询问哪是我们的船，一看，竟然是张柏庭的僕人！他说主人已经带着董神仙来了。我急忙邀到船上，摆酒款待。


    据董神仙说，我们家的新坟，左边圹低，必须培高。我又请他为邵夫人择地上葬，写信告诉锡绶照办。董神仙又为船上各位看相，说我没有归隐田园的福分，将来恐怕还要执掌文墨，官职也会更进一步。他又为船上的僕人看相，没有不中的。


    董神仙看见姜士彬就说：「我以前的话灵验了吧？」原来姜士彬二十岁时在金陵读书，见董相士在汪典商家做门客。董相士对他说：「你命里只有两个儿子。」当时姜士彬还没有结婚。两人并坐在一木凳上，姜士彬又问功名如何？董相士让姜士彬指一个物件，姜拍了拍木凳。董相士说：「你的功名不太顺利，将来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最后又说：「我就要走了，汪典商现在虽然富有，但我看出他是不能善终的。现在他衰气已现，不能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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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神仙对姜士彬说：「当年我和您分别时，曾说二十年后水边相会。现在刚好二十年，而这黄家桥，近在江口，不正是水边吗？」又问姜现在有几个儿子？姜说：「本来有四个儿子，现在已夭折了两个。」董说：「这两个儿子，可以永葆无恙。」


    汪典商后来捐了同知，还没有候到缺就死了，家道萧条，一蹶不振。我问董相士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人。可是姜士彬说：「二十年前，我也问他的籍贯，他却说是福建人。相隔二十年，他的容貌却一点没改，也算稀奇啊！」


    送张、董二公走后，我们就开船渡江，风帆顺利，一会儿就走了一百余里。我们到常州换船，又下起了大雪。


    两江总督怡良住在常州，因为是福建时的老上司，于是我特地前往谒见。怡良对我说：「向荣军中的粮台，原是都转彭云墀管理，听说有几千万两银子拢不了帐，彭想推脱，所以请求向荣奏调您去，准备把这笔煳涂帐推给您。您这次去，一定不能接手粮台，这可是遗祸子孙的事啊！」我说：「上次带兵在临洺关被参劾，总督桂良虽然奏称我浪费国帑，可是等到清查时，发现我并没有支用一两一钱。银两帐目，我一律不经手，分派委员支放各种款项，除兵勇口粮军装火药外，也没有其他事项。」怡良说：「钱粮的事，总以不经手为好。」


    怡良又说：「邓廷桢先生的公子邓尔晋，来我这里求我写封信推荐他到军中，我因为与向荣没有什么交往，就没有写信，我已告知他等您来了，将这事託付给您。我看这个人，也没什么才能，之所以急于投军报效，也未必不是贪图功名。您见到他后，就说我已经拜託您了，如果您用不上，就婉言谢绝好了。」我想，怡良真正是老奸巨猾啊！自己做好人，却让我做恶人。后来我见到邓尔晋，也就毫不客气地将怡良的原话告诉他。怡良既然不为我着想，我又何必替他隐瞒呢？


    知府赵振祚来拜访，说起办府城团练的情形，我听了他说话，就知道此公对办团练完全是外行。我在路上看他们招募的乡勇，有很多人身穿长衫，脚踏一双木屐，手里还拿着一根长杆烟筒，甚至还有人戴着一副眼镜。这种市井游民，指望他们御侮折冲摧坚陷阵，可能吗？江南人文之地，文事有余，武备不足，办团练也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我到江南大营谒见向帅，向帅对我就像老朋友一样。坐定后，向帅对我说：「彭云墀辛苦已数年，我想麻烦您担任军中粮台一职，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答说：「先前在独流时，胜帅奏派我任粮台，奉旨不准我管事。您现在如果再提此事，这不是明显违背前头的旨意吗？」


    向帅营中的文案被保举到直隶州任职，现在的张小搓负责奏摺事务。此外还有几个帮办，负责营务处的是知府陈景曾和副将李景泰。我也都一一拜访了他们。


    天色将晚，我下山到孝陵卫寓所居住。向帅扎营在钟山脚下，与金陵城相隔五里；前支帐篷，后架土屋，文案、营务处的官员，也因帐篷破烂，不愿再制，都支木为庐，以供栖止。木房子里琴书满架，院里栽了花草，也算楚楚有致，一点也不像军营，这些房子都紧挨着向帅营帐，距离孝陵卫三里。我住的寓所很宽敞，铺垫虽然很朴素，但很整洁，和在胜帅营中的相比，那当然是好过很多。向帅派我任翼长，和将军福兴共事。我又听向帅与粮台商议，命令每月筹款四百两银子作为我的薪水和车马费，可以说是想得非常周到。


    向帅和我在四川时共过事，很合得来，所以相别六年后，还能这样殷勤周到，并没有因为自己显达而换一种脸色对我。


    孝陵卫街市是兵勇聚集的地方，又是做买卖的集市，几乎无物不备。很多兵勇与本地居民结为婚姻，生有子女，这些人也就各怀家室之念。那些没有家室的，就雇了土娼在帐篷里轮流奸宿，因为争风吃醋而打了起来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被向帅知道了，当时就斩了几个人，又将被雇来的土娼枭首后挂到营外示众；可是这些人仍然恬不畏法，白天就在田里假装种地，夜里就入街进帐，奸宿如常。贼有固志，兵无斗心，我军克復金陵，恐怕遥遥无期了。况且江北诸营，如德兴阿疲软无能，畏贼如虎；雷以诚抽厘肥己，掘藏营私，不一而足。


    向帅因病侵扰，已经有两年不下山了，因为我来了，才下山到我的寓所回拜，同事们闻讯都感到非常惊奇。我听说花山一带，常有贼兵游弋。丹徒失陷后，沿途一带，都有贼兵出没。南京城外有宁国寺，本来是金陵八景之一，因为有贼兵窜扰，再加上兵勇驻扎其中，几万株古松全被砍完了，其余宝山胜剎，也被破坏殆尽。只有一座长干塔，还巍然独存。


    听士兵们说，每天晚上夜幕降临后，向帅都看到很多又像老鼠又像狐狸的怪物，千百成群，在营帐中打闹不息，他为此常常夜不能寐，身体也渐渐垮下来。他到宁国寺拈香上匾，焚疏祈祷，有时也会安静几天，但不久后就骚扰如常。我想这是向帅血气衰弱的徵兆，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那些讨好他的人却说，这是飢狐乞食，无关凶吉。


    向帅营中的潮州兵勇，最是兇恶，比盗贼还坏。去年因粮饷不继，向帅奉旨汰裁那些不得力的兵勇，潮州兵勇竟然手持长矛闯入向帅帐中，朝着向帅的胸口刺过来。幸好向帅武艺不错，将矛接住，用力一脚，将潮州兵勇踢倒，用矛刺死一个。卫兵闻声赶来，砍杀数人，这伙兇徒才逃跑了。粮台彭云墀因为翻墙逃走而免于一劫，粮台小委员则被乱军砍死；因为不知主凶是谁，这事也只好不了了之。向帅派我充当翼长，陈景曾说：「翼长必须有几百兵，才可以保证安全。」我知道用兵日久，粮饷艰难，将懦兵骄，已成痼疾，只要稍加整顿，就会有倒戈相向的大祸；可是如果对他们的凶暴听之任之，那也一样会生出事端。向帅尚且没有办法，我又怎敢招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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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贪图在营的，只有两个目的：要么是热衷功名，希图进取；要么是打算虚报冒领，狠捞一笔。我是劫后余生的人，家室几次被毁，又怎敢存此念头？况且兼慈一再叮嘱我回乡，我哪还有进取的心思？于是和向帅商量，请求让我回乡养病。向帅见挽留不住我，只好允准。我于是乘舆而返，将姜士彬和邓在晋两人託付给粮台委员，自己毅然归去。


    临走时，我问向帅：「您将我招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向帅说：「我是为国家爱惜人才，没想到您却一心归隐林泉。」我说：「实在是辜负了您的厚望啊！」向帅说：「既然您心意已决，我也不敢勉强。」我说：「我到家后，只要您一声召唤，仍然可以买舟相访。」向帅又说：「那是一定不会有的，我也不敢存此奢望。」


    二月十三日，我从孝陵卫起身，到溧水上船，经过常州到丹阳又换船过江，在江口阻风三天。十八日风向微转，我赶紧飞渡过江，晚上到壁虎桥，水势顺畅。十九日到达扬州，河下船只很少，还有很多逃难的人。二十日午后，我回到家中。当天正是三弟新婚妻子的生日，亲友在室，兼慈听说我回来了，更是喜上眉梢。


    忽然得到消息，说是江南大营被贼军攻陷，向帅退到丹阳，人心惶惶。向帅与贼相持将近四年，仍然不免一败。向营全部兵力不足二万人，又要兼顾芜湖、东坝、秣陵关等处，留在大营的只有几千人，请求援兵是一定不可能的，招勇又没有军饷。贼军探知虚实，倾巢攻击，轮战不退，兵勇昼夜抵御，终于不支，全营沦陷。向帅节节退守，直至丹阳，才算停下来。张国梁殿后，幸好没有全军覆没。而粮台、文案全部都失踪了，随营委员也颇有死伤。这时距离我离开大营，仅仅几天。向帅遭此大创，愤急病发，觉得自己英名扫地，辜负了皇上的重託，不久就病逝于军中。


    我既为向帅感到惋惜，同时也暗自庆幸，如果我晚走几天，说不定这一百多斤的身躯就报销给皇上了。


    扬州城陷


    二十三日，我听说瓜州贼军滋扰地方。将军托明阿、德兴阿和雷以诚都是庸才，根本就没有能力剿贼；直隶总兵李致和尤其贪生怕死，只有总兵毛三元，还算勇敢，成为百姓的依靠。我在东圩的新庄子被贼军占据很久了，佃户也不敢来耕种，听说是贼来则逃、贼去则返，没有安枕的日子。晚上我又听说扬州城陷，知府殉难。贼军没有破城之前，有很多乞丐涌进城中，城中的官民也不甚留意，贼军到后，这些乞丐就成了内应，乡勇也倒戈了。


    扬城被攻陷后，人心慌张，牵牛担负者由东往西络绎不绝。我见形势紧张，就事先命令扎好数乘竹椅，安排人夫扛抬妇女老人和小孩，以备仓促间可以逃跑。我和三弟将田契、房契拿出来，用布綑扎好；又将陪嫁七妹的田契，送到妹夫程湛华家里。当时庄里正建造后面的照房，木匠瓦匠很多，我让他们停工，就住在庄上，以助声势；并让人通知江庄各佃户打扫屋宇，以备万一。


    二十四日早，我正在田头徘徊，看见直隶的逃兵纷纷向北逃跑，询问后才知道仪征已于早晨沦陷。于是我就用小轿将老母送到江庄，让姨太太和三弟媳、七妹八妹她们乘坐竹椅随同前往。我又告诉佣人，将米薪油烛以及各人随身衣服铺盖陆续运过去，僕妇一律同行。我和三弟还有几位邻居暂时留下。


    晚上，远远看见城南火光沖天，妇女奔逃，整夜不息。我在书房假寐，到四更时三弟喊我起来，我们一起走出大门。只见东面人影憧憧，并有旗帜器械晃动，他们在询问路人哪里是通往六合的大路。我命地保前去打听，说是潮州兵勇在寻找张国梁。可是张国梁在江南，而他们却来江北寻找，真是奇怪，而且我听他们说话，多半是湖广的口音，会不会是攻破仪征的扬州贼军来村里打探路径呢？我还听说在许召存庄上，贼军以问路为由，用刀背连砍多人，魏瀛跑得快才倖免于难。仔细核对这些情节，更觉这些人可疑。我命地保带着他们顺着大路行走，不让他们进庄：又让家人将后门的钥匙拔去，这样贼军万一闯进大门，我们还可以从后门逃走。


    天亮后，大家饱餐一顿，又派人到江庄问候兼慈上一夜是否安宁。


    薛家的第二个外甥来到庄上，说他的母亲走了一夜，现在困卧在松园，让我马上做饭送过去。我说：「家人都已走了，没有人做饭。」于是用布袋装了一斗多炒米，又拿了几把黄虀，交给薛甥的随从，又拿出几千文钱，催他快点赶去。薛甥说肚子饿得厉害，先吃了一大碗炒米，才往回赶去。


    瞿家一个叫四麻的叔叔想来我这里借住，我说：「我等尚且要走，您就不用来了。」我让三弟先往江庄，等坐骑回来后，我再过去，这里距牛王营只有六里路。晌午后，我让马夫王三引路来到江庄。佃户的屋里污秽不堪，地窄人多，于是又挪到另一屋中，作为栖身之地。


    二更后，牛王营的木匠瓦匠带着斧子凿子，纷纷来到庄上躲避。据说裁缝张八已被贼匪杀了。张八的房子，和我家相距只有半里路。不一会儿，木工头吕司务和同事朱三也来了，说贼军已经进庄，所以各自逃生。四更多，家人孟铁、小余也到了，说他们两人伏在麦田里，才没有被贼军找到。我想贼军既已进庄，距这里才六里，风驰电掣转瞬即至。老母亲年近八旬，颤颤巍巍，受不得惊吓，就请她上轿先走，到铁坝头庄屋暂避比较好。其余的妇弱，有的坐竹椅，有的骑驴，三弟和我也各骑一头驴。家人孟铁和顺儿执刀相随，到天快亮时，我们已到铁坝，于是命令佃妇煮粥供食，张全等随后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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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知贼军并没有到牛王营，房子也没有被破坏。贼军走到十二里坨，距我家八里的地方，命令一个卖菜的小贩带路寻找我住的庄子。兼慈素日在乡里对待穷苦小民极为优厚，小贩感念我母亲的恩德，假装引路，而在中途逃脱了，所以贼军迷路了，没能找到我家庄上。杀张八的，乃是本地土匪寻仇，并非长毛。


    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四乡都有火光，巴祠也被焚毁了。土匪、长毛，交相为害。我预先雇了轿夫十二名，每人每日给工价二百文，供应早晚两餐，无论行住都一样。谢家集距铁坝仅四五里，已发现有贼军踪迹，看来铁坝也不安稳。


    二十八日晚，村里锣声大振，人声鼎沸。我将庄门紧闭，自己带着佃户僕役、轿夫约五六十人，伏在村边，将大绳点燃。我们有手枪四把，我命孟铁等将子弹装足，只要看见贼军进庄，就开枪轰击，并且大声鼓譟。黑夜中贼军不知我们虚实，一定不敢逞威。后来听到喊声渐定，于是我们收队而归。


    铁坝既难安枕，又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有一个已经离开的打杂僕役叫吴荣，是谢家集人，说他有个姐姐住在玉兴集乡，可以到那里借住。当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就派他前往说定。初二，我们就从铁坝头陆续转移。我到庄内察看形势，发现这个庄子紧靠大道，牵牛负子者多如蚂蚁，而庄前的场子上到处都是人——这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走进屋子，有人对房主说：「怎么能让这个人住在这里呢？这个人名声在外，会给我们村带来灾难的。」原来他们认为我做过多地的地方官，担心招引匪徒入庄窥伺，以致累及村邻。我告诉他们：「大家不用担心，我只有几件随身衣服，不至于让匪徒见财起心。」


    初三早晨起来，我亲自勘察屋子前后的路径，看见一块大石头，我让小余登上去，看山后是什么地方，如果严密，等贼匪到时，就可将老母先抬过山，其他人尚可步行。可惜山后也是一条大路，逃难的人络绎不绝——这就更危险。


    三弟的岳父家魏家，派家人来看望我们。我问他们这段时间住在何处？据魏家僕人说，他们在僧道桥住过几年，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离这里九十里。我当即拿钱让他前去僱船，一面令吴荣雇小车十余辆，加上几只驴子，也足够搬送的。初四日，我们从玉兴集起身，晚上抵达码头，一共有三只小船。离贼军渐渐远了，我们身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北门米行的谢某和我大哥一向交好，被贼军虏去了几天，贼军可怜他老病，将他放了。谢在贼军中听他们议论；说我曾在直隶带兵，随同灭贼，是他们的仇人。贼军在三月二十五日从十二里坨赴牛王营，而我已于二十四日将全家搬到江庄；贼军二十六日赶到江庄，大哥躲在麦田里得以倖免，而我已于二十五日夜晚到了铁坝；等到贼军于二十八、二十九日骚扰谢家集、玉兴集，我已定计再迁；贼军于四月初二日到铁坝庄打探，我已转移到天长界了。后来贼军知道我已走远就不再追了。我之所以能逃脱此难，是因为我不惜小费，事先雇下十二名轿夫，不至于临时掣肘。佃户们见贼势逼近，各顾身家，也有很多主人唿应不灵的情况。在牛王营未起身前，本来派定佃户某某扛抬眷属，临走时他竟自己躲起来了，如果遇到贼军，就更不能指望他了。同乡中有人将衣物寄存在佃户家者，竟被佃户侵吞了，假说被土匪抢走，主人也无法深究。


    云藻死后，因为地里庄稼还没有收穫，暂时停柩在山脚，贼兵窜到李家庄，拿刀挟持村里的妇女，强迫她们指出停柩的地方，掘开棺材，割下云藻的头，扬长而去。村里谣言四起：有人说云藻在广西曾惩办杨秀清；有人说云藻得了逆匪贿赂，故意放走首恶，以致自首的贼人被杀，现在来报仇。种种说法荒诞无稽，也不可考证。只是贼人一定要找到停柩的地方，毁尸砍头，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做外官二十年，也不是没有补过优缺，而宦囊积蓄，至今寥寥。云藻做外吏不足十年，任霸昌道时极为清苦，几乎是入不敷出；做安徽臬司三年，总计「三节两寿」的收入，也应该所存无多；而且他做广西藩司，时间并不长，何以归田时攒下那么多钱呢？虽说几次升调都没有进京，省下了各种应酬，可是怎么就有那么多钱了呢？云藻去世前，住在黑屋里三年，无异于自我幽禁，他自己刻苦不费一文，而供他人醉饱，儿子溺毙，妾又不贞。死后，银子和田产都被为鸿瑞、绪庄、巴四和继子瓜分，另外留下一笔钱作为女儿的嫁资。我一向相信善恶有报，但还是弄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如果云藻罪在前生，那么老天为什么给予他智慧，让他得中进士，并成为一省的藩司呢？如果云藻罪在今生，又不能指名恶迹。况且他平时为人性气平和，素称周到，应该不至于肆意妄为，以至于遭受天谴，先绝其嗣，再殁其身，妻亦随亡，女殊孤苦，实在是奇怪啊！


    我们几天都住在船上，兼慈因为船小板硬，摇摇晃晃不能入睡。于是就到杨家庄，找到几间茅屋，将老人家安顿下来，我暂住船上。弟妇的堂兄魏介眉，来庄上看望妹妹。他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他的婶娘告诉他，他妹妹被贼人抓去了。我说：「如果真的遇到贼匪，被抓走的肯定不止令妹一人，您这话实在让人不解。」魏又大声大气的说：「怎么让我妹妹住这种地方呢？」我告诉他：「避乱侨居，还会有高堂大厦吗？这个地方，我的八旬老母尚可安居，令妹委屈一下又怎样呢？」由此看来，魏家衰败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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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侄带着换姑来到庄上，二侄夫妇也来了，于是就在杨家房子的东边另找一个宅子居住。侄儿们不久就转移到僧道桥街上孙家宅子，把大嫂也接来同住。我的妾侍谭氏从京城回到仪征，我也上岸住到三谭庄谭姓屋里。谭氏与鸿甫侄儿是近亲，和我也算有点关系，他的房子比杨宅宽敞很多。


    我七妹、八妹已经长大成人，可是婚期都未定。当此时艰，她们更应该早点成家，不能讲究的地方也只好将就了。两人嫁妆兼考在世时已经备办好，于是就选定六月十一日，让三弟姨太太带着七妹回牛王营，送到程家。程家单寒，妹夫程湛华是丁亥举人，在乡下安分读书。


    至于八妹，道光二十三年阮文达先生（即阮元）还在的时候，就有意和我们联姻，因为阮八世兄性情痴呆，兄弟几个也都不是能吃苦担责的人，我就坚定地拒绝了。没想到十年后，兼慈在扬州还是答应了，这也可以证明姻缘的确自有天定。妹夫是个秃头，并且性情颇愚，因为这门亲事是兼慈主张的，所以姨太太（八妹的亲生母亲）常有闲言。可是事情已成定局，八妹也在六月出嫁了。我也总算了却了七妹和八妹的这两桩人生大事。至于她们将来幸福与否，那就是她们两人的命了。


    本地官员赋税之外常常另外摊派捐输，几乎每年都有。有亩捐，即按亩派捐；有指捐，就是指定张三捐多少李四捐多少。仪征人烟稠密土匪众多，县令也是更换无常，每次新官到任，一定指捐一次。几年来所捐的银子不在少数，至于这笔钱捐了之后，县里怎么用的，那就不知道了，也不见这些父母官对我们有任何奖励。民力几何，怎能承受这种盘剥？


    我家除了几亩薄田外，没有其它进项，自从兼考去世后，每年入不敷出。三弟听说又要捐款，深以为苦，提出和我分家——家产的规模小了，捐款也能少些。我说：「你既然提出分家，我也不勉强，田地的肥沃与贫瘠，佃户的勤劳与懒惰，都凭三弟你分派，我没有任何意见。」


    家产是这样分的：兼慈自己管理的田产，现归三弟收管，将来作为兼慈的祭田；庶母管理的田产，也归三弟经营，将来作为三弟自己的田产。因为三弟是庶母所生，和我没有关系。还有一处孙家抵押的田产，也归三弟管照，也算是兼考的祭田。家里的田产，牛王营一处是我的亲生父亲留给我的，当然归我所有。铁坝头、田家茔的田产是我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让三弟也拿来平分，而不要说是我的私产。只有周家坡一处，我的亲生父亲、黄夫人、邵夫人都葬在那里，当年购置这块田，也是邵夫人和王氏变卖首饰共同买下的，里面也有兼慈和庶母的私房钱在内，我让三弟将这份产业分给我，作为三座坟墓的祭扫费用，至于庶母出的那一部分钱，单独划出由我归还。兼慈命令在我的田产里，每年拿出一些钱作为孝敬，我让大侄每节呈送五十两，一年共一百五十两。兼慈又命提出一份产业给长孙兰儿。我说兰儿并无兄弟，我的家产都是他的，也就不必单独分一份了。


    我先前在临洺关及长垣带兵时，其间兵勇口粮支用的这笔帐，桂良一定要我具名报销——他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当年他拿这个来诬陷过我，现在用这来堵悠悠之口罢了。他发公文到向帅和总督怡良处，之后公文转到仪征本邑。我阅后当即回復，赶紧收拾行李，赴保定核算。实际上，当年的钱粮帐目都不是我经手，只是既然此事关系到军队粮饷，又奉札饬，不敢推诿，担心桂良又藉此生事。


    年轻皇上的召见


    七月二十四日，我从三谭庄起身，到僧道桥上船，从外湖行走，一路顺风，三天就到了清江。只是天气酷热难耐，到王家茔史行家里小住几日，于八月初四日再上路。因为带的盘缠不够，我就将书箱交给史行，顺便托人带往北京。我在沂州府雇轿，到齐河出山。河南北岸铜瓦箱黄河决口后，直冲东昌，大清河桥沖断，黄河灌注，直到齐河县城下。禹城附近各县成为一片泽国，来往的行旅都不得不从齐河横渡黄河。从齐河到禹城没有陆路，近村农民只好用小舟济渡，计程九十里，要价非常高昂。我在齐河南店住了两天，命令戈什杨保安拿着名帖到齐河县署，请求派差人协同觅船，许诺给予重赏，才找到了七八只小船，将车子拆了分装在船上。凌晨一点左右，我们从南往北渡，幸好一切顺利。我们又坐车十五里到隔水难行的地方，再次上船，水深处有几丈，水浅处没过脚髁，后面用人推，前面用人拉，一路都在田园果木林中游泳。傍晚终于到达禹城，但驿馆距城很远。晚上十二点左右，我们又到禹城桥，人困马乏。不过我们从此渐渐进入直隶境内，道路干燥，按驿站逐步前行。


    八月底，我到达北京。据家人说，保定可以不去了。于是我写信给藩台钱香士，说明原委，但因为担心桂良再逞淫威，不敢说不去保定。我本是称病回家，所以抵京后就闭门谢客，每天住在时晴斋，读书自娱。闲暇时我便和儿子的老师林远村学士讨论笔墨，真所谓「万人如海一身藏」。


    九月二十七日，我和林远村闲谈时，忽然接到圣旨，被赏予四品顶戴，署理甘肃藩司。对于仕途，我早已心灰意冷，根本就不想再出山，攘臂下车，也不过是徒增笑柄。于是请许滇生来，商量接不接受任命。我的意思是以不出山为好，而许滇生又不肯替我拿主意。我托许滇生顺便问问那些朝中大臣，是否可以称病不就任？许滇生说：「甘肃的藩司难做，皇上是知道的。皇上钦点您出任，您直接拒绝，恐怕不好。况且在这国运艰难的时刻，谁肯求进？但是就算为自己打算，也得小心，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朝中大臣们都认为您不接受不行，看来您还不能缮刀而藏啊。」我说：「让我再仔细想想，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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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初一早晨起来，我到观音菩萨前请求神示，签语很吉利，有「枯木逢春」的意思；用《灵棋经》占卜，其语也很吉利，我这才决定出山。


    初二，我托焦祐瀛章京代具奏稿、开具履歷。初三，我亲赴宫门谢恩。早上八点左右我在养心殿蒙皇上召见，照例免冠叩谢。


    「你几时到京城的？」皇上问。


    「上个月月底。」我答道。


    「你从哪里来的？」


    「从原籍仪征来的。」


    「贼军攻破仪征时，你在哪里？」


    「臣家本住县城，三年前贼军第一次破城，我家的房屋被贼军烧毁，于是就迁到乡下，建房暂住。今年贼军到乡下滋扰，我奉着老母逐渐迁移。」


    「你家里有没有人员伤亡？」


    「托皇上洪福，家人都事先躲开了，没有损伤。」


    「你腿上的病好了吗？」


    「臣这只腿恐怕好不了的。」


    「为什么？」


    「臣腿受伤时是在冬月，营中没有良医，又没有药草。臣年近六十，精力日衰，所以一时难以痊癒；而且不仅是腿疾，近来又添了头眩心跳的症状，思维也大不如前，所以我才不敢俯伏宫门，求皇上赏赐差使。」


    「你是怎么坠马受伤的？」


    「臣素不善骑，可是军中督队又非骑马不可。那天督队时，我骑的是一匹生马，未经战阵，逆匪摇旗吶喊，马匹受惊奔跑，臣控制不住，于是坠马，还让那个畜生踩了一脚，抬回帐房后就不能带队了。后来经胜保奏明，就近到山东省城调理，蒙恩谕准。」


    「你上次从遣戍军台到我任命你做河南臬司有几个月？」


    「在军台五个月，即蒙恩旨。」


    「我记得你未到河南，就升任直隶藩司，是吧」！


    「在河南臬司任上做了一个月，蒙圣恩补授直隶藩司。」


    「你刚到直隶的时候，还是讷尔经额任直隶总督吧？」


    「是的」。


    「你几时带兵到临洺关的，又是几时到庙工的？」


    「臣于咸丰三年四月，从保定开往临洺关驻扎。五月十三日，因长垣县告警，与逆匪相隔一河，形势危急。臣因畿辅重地，恐有疏虞，一面奏明，一面带兵迎击。因长垣县无隘可扼，于是我前进至河南庙工，临河扼守。六月十八日，贼军渡黄河直扑陈桥渡口，臣派参将额尔精额和游击穆隆阿开炮轰击，生擒贼军头目莫应扬等五十多人，就近交河南审明正法，这些都奏明在案。八月臣奉旨回直隶防堵。二十日行军到大名，臣接奉谕寄，命臣带兵到深州堵击。臣探知逆匪已窜往天津，请旨何往？奉硃批：『随时进剿，可以出境作战。』我于是带兵到静海县唐官屯。九月，总督桂良用八百里加急来文，奏调臣星夜回省城，并派兵迎接。臣走到河间府，胜保怪臣擅自回省城。臣一面禀明胜保，一面禀知桂良。二十七日，臣走到保定府二十里舖，桂良令臣将原队带回，仍从原路行走。臣因旱路迂迴曲折，从省河至天津，下水四日，即可到天津。为贪图路近，臣没有按照桂良所说的路线进兵，于是被参劾。这些都怪臣遇事拘泥，不会当差，以致惹皇上生气。臣实在该死，对不住皇上恩典。」


    「你在胜保营中几年？」


    「不足三年。」


    「胜保打仗如何？」


    「奋不顾身，很勇敢，调度也很得法。」


    「有人说胜保不恤士卒，有这回事吗？」


    「没这么严重，但他治军甚严，军中不能无怨。胜保每次督队时，有时贼军刚一交锋就撤退，有时命令冲击敌营而士兵不前，等到撤队回营，胜保就按名严惩，常有按军法从事的事情。白刃在前，谁肯向死，胜保这样做也是不得已。」


    「胜保待人倨傲，即使是提督、总兵、都统也都不予赐坐，有没有这回事？」


    「有的。军中都住帐篷，胜保是主将，帐中只有一个主座，旁边有几个小凳子，如果偶然入帐回话，或者传令进兵等事情，来不及延坐是常有的；如果是计议军务，会议太久，也会请大家坐下。而且军营规矩，从小将到提督、总兵、都统，即使品质相同，从不敢分庭抗礼，不这么做，就无以示威，而且会导致军令不肃；如果是新来的提督、总兵、都统，胜保也还挺尊重的。」


    「有人说胜保营中唐花满屋，娇童林立，有这回事吗？」


    「山东冬日并无唐花，即使是省城也无花窖，何况居住的帐篷，仅堪容膝，即使有唐花也无处可摆；至于胜保身边，只有二三个管文稿的家人，而且都是很大年纪了，其余在帐使唤的都是一般兵丁，没有看见什么娇童。」


    「你代胜保写过摺子吗？」


    「在独流时，因文案委员没有到任，胜保令臣作过请饷的折片，未曾作过正折。」


    「贼兵为什么屡攻不克？究竟官兵比贼实力如何？」


    「贼匪性情狡诈，常常伏匿不出，伺隙而动。如果认真交战，贼军肯定是抵御不住官军的。官军步伐整齐，很有纪律，贼兵终是乌合之众。」


    「贼兵每据一处，就支搭木城，你见过吗？」


    「贼兵在舒镇时所占据的辛庄，与臣的营帐以及崇恩的营帐紧对；贼兵窜往阜城，臣与崇恩进入辛庄搜捕余匪，见贼军战壕内用枣树建的鹿砦，约有二丈厚，用绳子缚住打桩固定，很结实。贼兵伏在砦内，只要官军越过壕沟就被击毙。砦内用从民间抢来的粗桌椅、橱柜之类，纵横交织，煳上土，枪炮也射不透；贼兵在墙上挖出大小方圆炮眼，眼虽大，可是官军子弹打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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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为什么呢？」


    「炮眼是斜开的，官军枪子即使打中墙眼，都被旁边的墙壁挡住了。贼军的奸谲，大体就是这样的。」


    皇上见我跪奏很久了，就说：「今天就到这里吧，你过十天再递牌子。」我说：「是。」


    我走出养心殿大门，碰见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他把我拉到太监值宿的屋子内，对我说：「甘肃的事情很难办，拖欠的军饷就有一千零七八十万之多；而且关口外的防兵又嗷嗷待哺，各省的协饷，任你怎么催，就是不见反应，这种困难的情形，皇上也知道。我劝你上去不要说不能胜任的话头。如此的官缺，几乎无人可以胜任，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说：「军饷不发，防兵必定攘夺回民，回民被扰，情急必然滋事。此时的朝廷，还经得起西边再起战事吗？」文庆说：「你说得很对，我也很为此担心！去年我曾上过一道条陈，可惜议而未行。」我说：「如有疏稿，可不可以借我一观？」文庆说：「改天找到了，再请您指正。只担心我这些书生见识，外间行不通啊。易棠这几年基本上是不管事，还不知道乐斌怎样？」我说：「我和乐制军未曾共事，只要能听进去话就行了！」


    十三日，我再次进园。上午八点左右，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我。


    「胜保与僧格林沁两个人，论打仗，谁厉害些？」皇上问


    「两人性情不同，对待将士不同，兵法运用也不同。」


    「具体说呢？」


    「胜保性急，僧格林沁性气平和。胜保待将士，虽然是有功必赏，但是言辞一向严厉，若出语不慎，未免让官兵难堪，所以招怨；僧格林沁和大小将士说话总是一副笑容，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营中对他又怕又爱。至于用兵，胜保固以智取，有时也以力胜，常在队上告谕将官说：「打仗就好比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虽然兵法是这么讲的，但遇到强敌难克时，士兵的伤亡就很大。每打一仗，从前线抬回的伤员总是络绎不绝；但是如果让他赢了一场仗，则其锋不可挡矣。僧格林沁爱惜士兵，见逆匪伏匿不出，于暗中伤害兵丁，常常心中不安，所以在城高处就只用水围，兵丁既无伤损，逆匪又无处可逃。」


    「僧格林沁对士兵如此，那对待将官，自然也是从宽吧？」


    「僧格林沁以法术驾驭将官，有时温语抚慰，有时招同饮食。将官也知道他的驾驭手段，所以不敢轻犯营规。将官被派差使时也加倍出力，唯恐对不住僧格林沁，又担心被他申饬，有伤颜面，所以营中军纪也很严明。」


    「胜保打仗真的很勇敢吗？」


    「勇不可言，比中下级军官都还要勇敢。」


    「何以见得？」


    「胜保打仗，虽然未必没有失误，可是他屹立不动，无人能及。比如说在临清清水镇劫营，军队误中贼计，全营步队溃散，胜保的官服官帽都丢了，帐篷也被焚毁了，只将关防一颗和皇上赏赐的佩刀抢了出来。当时胜保只有两千人的马队，而逆匪有几万人，唿声动地，胜保还能将逆匪在黑夜中沖回，贼匪竟不敢逼近。副都统常亮见贼势浩大，恐有挫败，请胜保暂退，等天明再图后举。胜保挥刀怒骂：『我身为督兵大臣，只可进一寸死，断不退一寸生，敢有言退者斩！』常亮才不敢再请。又如胜保在高唐州三棵柳地方督队，枪炮如雨，胜保前进到距城仅一里的地方，臣就不能做到。」


    「你不能做到，胜保何以能做到？」


    「胜保系亲身督队，兵勇害怕矢石，每每躲藏；如果统帅退避，则兵勇更不出力。臣自左腿受伤后时常发作，不能骑马，而路上又不通车，难以前去。」


    「这么危险，胜保怎么能不受伤呢？」


    「胜保帽子上，屡有枪眼；他所以能不死，都是仰仗皇上的威灵与庇佑，恐怕这不关胜保之福命。」


    「你以前在别省管过粮台吗？」


    「在四川署藩司任内是，琦善剿捕中瞻对，臣办过后路粮台，不过两月就结束了。」


    「你在胜保营内，管过粮台吗？」


    「本来是河南候补知府马文铎管理粮台，他忽然得了重病，胜保就委派臣代理过三十多天。」


    「你在营中带的是哪一省的兵？」


    「直隶宣化镇古北口提标、通永镇督标我都带过。」


    「你当时是从哪个省调往甘肃？」


    「臣由贵州藩司调甘肃。」


    「你没有到贵州上任吧？」


    「是。」


    「你今年五十几岁？」


    「臣是庚申年出生的，今年五十七岁。」


    「你在京城有住房吗？」


    「有。」


    「在哪里？」


    「在西单牌楼。」


    「什么胡同？」


    「皮库胡同。」


    「你有几个儿子？」


    「就一个。」


    「今年多大了？」


    「十四岁。」


    「有没有当差？」


    「未曾当差。」


    「你屋里有几个妾？」


    「臣屋里只有一个伺候的人。」


    「你明天再递牌子。」


    「是。」


    许滇生父子做东，在澄怀园请吃饭，约沈兆霖、单懋谦作陪，这两位也都是在翰林院时的同事。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来拜，说是有话说。彭蕴章说：「今年夏天，皇上问起世叔您在何处？我回答说您因为腿伤，不良于行，从江南大营向荣军中回籍养病。皇上说，他打算招您来京，给予三四品京堂。后来却不见降旨，事情就没有再提起。昨天因为陕甘总督易棠告病，皇上想起来空出一个藩司，没想到却是任命世叔您做甘肃藩司。这件事我们都未曾与闻，是皇上特简的，可见圣眷恩隆啊。」我说：还不都是中堂提挈。」彭又说：「昨天乌鲁木齐都统上奏催促拨发甘肃驻军的军饷，皇上说就算今年的拖欠了，去年的总该解去。世叔此去，一定要立出章程，每年应如何拨解。甘肃地方虽苦，幸好还没有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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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日，皇上仍在东暖阁召见我。


    「你和向荣很熟吗？」


    「臣在四川臬司任内，向荣是四川提督，同官省城，素来熟识。」


    「有人说向荣不识字，赳赳武夫，大家都不敢接近，是吗？」


    「向荣对臣说过，他早年入伍，幼年失学，所以识字不多。但这个人气味雅致，不似武夫，对下属也非常谦恭有礼。」


    「向荣长得什么样子？」


    「体瘦身长，右边脸面缺一块，有点驼背。」


    「为什么脸会缺一块呢？」


    「臣曾问过向荣，据他说，河南滑县教匪滋事时，向荣随杨遇春攻破道口镇，被贼兵削去半边脸，后来一直没有长好。」


    「你是几时到向荣军中的？」


    「去年九月，臣奉旨发往向荣军中办差，十一月到营。」


    「你自然是办理奏摺啰？」


    「向荣营中有专门办理奏摺的委员，但不是臣。」


    「是谁？」


    「是一个广西人，由营伍出身，现在已保举直隶知州，臣一时忘了他的名字，别人都喊他张小槎。」


    「你在营中管什么事？」


    「向荣派臣与福兴充当满汉翼长。」


    「你看福兴其人如何？」


    「福兴年纪不过三四十岁，正当壮年，身材魁伟。我虽然没有见他打过仗，据向荣对我说，他从湖北跟随向荣到江宁，身经百战，非常勇勐；只是人年轻，读书不多，不免有些骄气。臣看这个人，在将官中算是不错的了。」


    「向荣怎么就病逝了呢？」


    「向荣以一介武夫，受皇上重恩，负国家重任，与逆匪相持四年，不能扫穴擒渠，反被贼劫营挫败，他自己觉得对不住皇上。再加上老病之躯，受不了这种挫折，愤急而死。我听说，他死时，三军举哀。像这样的将才，一旦陨落，实在可惜。」


    「唉！向荣营中得力的将官，自然也有不少吧？」


    「据向荣说，有二十多人都可以独当一面，其中李鼎泰尤为着名。」


    「李鼎泰是哪里人？现在做什么官？」


    「李鼎泰是湖南镇筸镇兵丁，原任游击。现经怡良保奏，皇上已赏给副将衔。」


    「你在向荣营中，自然见过张国梁？」


    「见过两次。」


    「同在一营，何以仅见两次？」


    「向荣大营在钟山顶上，居高临下，与南京城紧对，相距五里。张国梁营在龙膊子上，充当前敌，与贼相距不到二里，张国梁轻易不敢离营。前敌营中经常有贼匪炮弹射来，所以其他人不敢去。」


    「你们不敢去，张国梁怎么就敢在那里扎营呢？」


    「张国梁终究是武将，并且久在行伍，听到炮声后善于躲闪。臣自腿伤后不能骑马，行动不便，所以张国梁到臣营中来，叮嘱臣一定不要去，他也知道知臣不善骑马。」


    「张国梁气质自然更粗鲁吧？」


    「张国梁本是贼匪投诚，而且长期在军中，没有经过礼乐薰陶，气质还来不及改变。」


    「我听说张国梁好酒嗜色，你知道不？」


    「臣在营中时也略有所闻。据臣愚见，这些人出身微贱，贪杯好色是其本性，只要他们肯出力杀贼，就是好将官。皇上博览群书，自然明白，自古驾驭将领，大约都是满足他的欲望然后再驾驭他，何愁他不卖命。这种人是不能用礼法来约束他的。」


    「张国梁屡立战功，一定有过人之处吧？」


    「我听向荣说，贼军中有个外号叫『铁公鸡』的，兇悍无比。忽有一天，他用箭射来战书，约张国梁单打独斗决一雌雄，不准多带一人，如果不敢出战，以后请不要在军中混了。向荣不让张国梁出斗。张国梁认为贼将指名挑战，如果畏而不战，将来贼匪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到了张国梁与『铁公鸡』对战之时，张国梁竟被『铁公鸡』擒过马去。张国梁想总是活不成了，就在『铁公鸡』马上抽出随身佩带的利刀，对着『铁公鸡』大腿上一刀将他刺落马下，贼军大惊。张国梁从此威名远扬，贼军见到他的旗帜就跑。」


    「『铁公鸡』如此兇狠，为什么反被张国梁刺死呢？」


    「臣亦问过向荣，据他说，张国梁被擒后，『铁公鸡』洋洋得意，又见张国梁手中没有了兵器，也就不加防备，不料张国梁身有短刃，锋利无比，一刀毙命。张国梁亲兵八百人，每个人都挟带一把短刀，以备非常，都是张国梁传授的。」


    「张国梁粗鲁，断不识字，自然不知兵法。你看他指挥打仗怎样？」


    「张国梁打仗，臣未曾亲见。今年浦口危急，张国梁带兵来援，命令另外一位将军打着他的旗帜带着一群老弱兵丁在前面走，贼军见到旗帜，就放这些弱兵过去。张国梁却用精兵打着别人的旗帜走在后面。贼军以为张国梁的队伍已过，后队必可掩杀，不料后队才是真张国梁。贼军刚一交锋，张国梁免胄大唿，所带精兵无不一以当十，而前队的士兵也折回夹击，贼军最后死伤无数，浦口也终于解围。臣看他的调度，也很合机宜。这都是由于他久歷戎行，所以指挥起来暗合兵法。」


    「你见过托明阿么？」


    「托明阿营在江北，臣随向荣在江南，未得相见。」


    「你明天再递牌子。」


    十五日，皇上在玉澜堂召见我。玉澜堂在万寿山，距离圆明园七里路，宫门外西边，有托托丞相庙。凌晨两点，我递上摺子，在外朝房等候。七点左右，皇上骑马来到，进鹿角木后，大臣们都在右手侍立。我是外官，站在京官的后面，相隔几步，以示区别。皇上放松马缰，两旁顾盼。我最后站起来，先和许滇生、耿石农进去，在玉澜堂过道坐地等候，与寿山口紧对。一眼望去，遍山都是青皮古松，不下几百株，太湖石高低错落有致，群鸟飞翔，在树梢鸣叫，好似蓬莱仙境。我对滇生说：「这里是您常来的，对我来说，却好像来到了天宫。」滇生说：「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皇上迁移临幸处所，翰林院官员按惯例是不跟随的，今天是因为有事上奏，才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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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十点左右，终于轮到我了。


    「你的五品顶戴是谁保奏的？」


    「是僧格林沁。」


    「你在军营日久，各省营兵，哪里的最精锐？」


    「臣在胜保军营管理营务处，曾与各委员议论过，总要看他打仗才能定出强弱来。胜保营中，北路兵多以甘肃西宁，陕西河州、固原，直隶通永头起，正定镇头起，吉林头二起，黑龙江二起及五起，都很精悍，贼匪扑来，可以顶得住，枪法也都很准。」


    「胜保在高唐，为什么旷日持久都不能克復呢？」


    「逆匪靠城挖了三道壕沟，贼兵埋伏在里面，官军每次冲过沟，就被杀伤。白日挑战，贼匪就藏匿不出，官兵也无计可施。百般进攻，未能得手。去年九月初七日，本来已将城墙轰塌一片，兵勇蚁附而上，可惜都被杀伤。那天受伤的有七百多人，可以说是功亏一篑。此后又挖地道，也没有成功。」


    「你在甘肃几年？」


    「一年。」


    「你看番子到底该打不该打？」


    「臣以前因番案获罪，现在不敢回护。既然皇上垂问，臣也不敢不据实以对。」


    「你且仔细说来。」


    「汉民以耕凿为业，蒙古以游牧为生，至于番子则以抢劫杀人为事。皇上圣明，当然知道该打不该打。」


    「这个案字是谁最先参奏的？」


    「青海办事大臣哈勒吉那。」


    「番子既然如此为害地方，哈勒吉那又为什么参奏攻打番子的琦善呢？」


    「番子由青海大臣专管，而由陕甘总督兼管，现在总督将番子剿捕杀尽，那么青海大臣平日管的什么事呢？假如皇上问起，哈勒吉那怎么回答呢？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哈勒吉那不得不倒行逆施，铤而走险，诿过于人。」


    「那么萨迎阿又为什么要翻这个案？」


    「萨迎阿往来西北，难道不知道番子为害，未必是他本人要翻这个案子。我听说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书绅。」


    皇上听后，鼻子哼了一声。


    「书绅说我们审案时，传话的翻译不可靠，他自己僱请了两名翻译，说是靠得住。究竟哪一个翻译才可靠，臣至今也没弄明白。萨迎阿不通番语，也是凭人传话。」


    「这个案子你审过吗？」


    「番子解到臬司衙门收审时，臬司约臣到他的衙门点名。后来臬司将案子督同委员审定，又约臣去过堂，臣过堂时，都是翻译传话，究竟翻译对番子说的是真是假么，臣也不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处就在语言不通，其中的真实情况，臣也无从分析。」


    「既然是臬司专管的刑名案件，你作为藩司，为什么也参加会审呢？」


    「凡是上奏的案子，都要藩司和臬司一起商议上奏的文稿，如果藩司衙门有需要上奏的案子，臬司亦要会衔，只不过由哪个衙门主稿罢了。」


    「此案还有什么人会审？」


    「还有西宁道文桂及兰州的府、州、县官员。」


    「哈勒吉那后来怎么样了？」


    「告病回去了。」


    「自然是混不下去？」


    「皇上圣明。」


    「这个人现在何处？」


    「听说就住在京城里。」


    「你见过他吗？」


    「当年在陕甘时见过。」


    「上次发去的德顺，交给你差委，后来怎么样？」


    「德顺在营，狠打过几仗。有一次川楚逆匪滋事，德顺出兵，临阵时给人的感觉是很在行，可惜年纪太老。」


    「我记得军务未完德顺就先回来了！」


    「是的，德顺年过八十，栉风沐雨，为日已久，忽得疟疾，势甚深重，不能带兵。臣回明胜保，奏准回去。」


    「你此番来京，见过他吗？」


    「他是香山人，相隔较远，未曾见。」


    「你明日再递牌子。」


    十六日，我赴宫门伺候。太监传谕我二十日再递牌子。于是我就进城应酬去了。


    十九日下园，听说圣躬已愈。二十日上午八点皇上召见了我。


    「以前在甘肃清查，是你办的吗？」


    「是。」


    「你可曾办完？」


    「办完出奏后，臣才交卸。」


    「甘肃兵饷不足，各省拖欠不少。」


    「臣昨天见到文庆，大致情形他已对我说了，据说各省欠解共一千零八十多万。」


    「怎么办呢？」


    「此项欠款，只好缓发，等江南军务肃清，兵饷充足，皇上再赏给不迟，此刻只好顾目前。」


    「今昔情形不同，你去以后打算怎么发饷呢？」


    「臣离开甘肃多年，不熟悉现在的情形，现在也不能决定怎么做。我想甘肃西路粮食很多，可以变卖作为军饷；再加上钞票大钱，按比例搭配发放，使兵丁能够餬口，自然就可相安无事。好在今年年成很好，粮食便宜，生计应该不至于艰难。」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有甘肃藩司衙门的衙役，来京城解送户部奏销册子。臣当面问他，所以知道那里年丰谷贱。」


    「粮价几何？」


    「每斗卖制钱一千文，米麦价格也差不多。」


    「这也不算便宜呀？」


    「甘肃是以二十六桶为一石，几乎是京城的三倍，所以算不上贵。」


    「乐斌你认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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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在陕西时，乐斌到西藏办差，路过陕西时曾见过两次。」


    「乐斌未曾作过外官，很多事情恐怕不懂，你要好生帮他。」


    「臣与乐斌都是为皇上办事，乐斌办得不好，臣也不能辞其咎；臣必恪遵圣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到甘肃有多少路？」


    「五千多里。」


    「你明年二月总可到兰州吧？」


    「至迟二月必到。」


    「你的家眷也同去吗？」


    「臣的儿子在京读书，不能同去。」


    「你这几天回城里去吗？」


    「回城里去。」


    「你是昨日下来的，还是今早赶来的？」


    「昨日下来的。」


    「你今天就跪安吧。」


    「是。」我又奏道，「臣的资质本就平庸愚蠢，现在又老病交加，何况当前时事艰难，臣恐不能胜任，还求皇上教训，让我有所遵循。」


    「你随时斟酌办理，我也没什么好教训你的。」


    「那臣就只有小心谨慎，不敢辜负天恩。」


    皇上点了点头。我就跪安出去了。


    直隶藩司钱香士来文催我赴保定清算奏销，是奉桂良的公札转达的。桂良真是阴魂不散啊！许滇生听说桂良对我不怀好意，很为我担心。我当即回信给钱香士，让他为我缓一缓，等我请训结束后，就赶赴保定面领台教；同时我也请示桂良，以消消他的怒气。这个案子中的钱粮帐目，都是委员王桂、锡桂、张熔经手，直接报省局，我专办军务，并未参与。而桂良之所以一定要扯上我，不过是想让我罚赔银子，来发泄他心中的怨恨，其心之毒，何异于蛇蝎？这种外戚出身的权贵，气焰薰灼，我也只能忍气吞声罢了。


    我进城处理出发前的一些事情。过去的僕人大多走了，做起事来就觉很费力。「别敬」自然是没有钱送的了，只好在文昌馆定了戏和酒席八桌，筵请同乡诸公。这又用去了从家中带来的一千两盘缠——明知路上不够用，可有些事情是省不掉的。看来，只有沿途托钵乞讨了。


    桂良前倨而后恭


    保定知府文廉来访，他劝我道：「桂良阴毒，甚于蛇蝎？如果您不早为疏通，将来经过保定时，桂良一定会专摺奏留您，而军需奏销肯定一时不能完结——您就没法赴甘肃上任了。」


    我说：「本人宦情已冷，如果桂良奏留不去，那是正中下怀。就怕再次上摺子弹劾，我又没有机会面见天子陈情，那就会再遭毒手。」


    文廉说：「这个人是非钱不能打发的，保定撤防时，明里暗里要我送钱，因为我无力满足他的私慾，所以只保举了我五品顶戴。您何不略为表示表示，就当是挟优宿娼送了作缠头费，就可消解他的怨恨了。」


    我大笑道：「我生平未曾寻花问柳，怎会到了老年还破戒呢？」


    文廉和我换过帖子，以前在刑部时，我见他生活拮据，送过他二百两银子。同往张家口时，住在我租的房子里，也不要他出钱。我从张家口回京，又送他五十两作为薪水，并借给他一千六百两银子交台费，用衣物房契作抵押，每月一分半利息。房子仍由他住，也没有付利息。文廉感激我，想替我到保定做说客，他再三劝说，我也几次拒绝。后来又想，他也是为我作想，如此恳挚，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于是送了他二十两盘缠和鼻烟等一些东西。文廉于是到省城对桂良说我非常感动非常后悔，欲拜在他门下，执弟子礼。桂良大悦，事先就写了信来，我也赶紧回信。我又想，桂良口蜜腹剑，不可以常理揣度。于是决定自己先去看看情形，再让谭妾押带行李到保定，较为稳妥。


    十一月十八日，我从北京启程。二十一日到达保定，司道府县等都出城到官厅迎接。布政使钱香士说：「桂良听说您授甘肃藩司，很生气地说：『皇上看他能做藩司，我当然不敢阻挡。但是如果奏销时不让他罚赔，我不甘心；不然，我当年参奏说他耗费帑金甚巨，岂不是成了欺君？』」钱香士劝解道：「张藩司家遭兵燹，荡然无存，怎能筹措这笔赔款？」桂良说：「他此番起用，不久自会升迁，有个巡抚在身上，还怕赔不起吗？」我听了钱香士的话，只是微笑而已。我头颅如雪，屡遭谗陷，岂復有进取之志，命中如果真的能独当一面，十年前就该做到了，何至于到了今日，还受这些庸奴欺负？而且像我这样的人就算是真的做了巡抚，也不知钱何自来。如果卖缺营私，悍然不顾，我又不是外戚，又无恶才，怎么做得来呢？自问几十年来，从未起过贪赃枉法的念头，桂良可以说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我在官厅小坐片刻，就到总督衙门拜见桂良，穿上花衣（指蟒袍。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蟒袍，一名花衣。），拿着手版，执弟子之礼甚恭。桂良延入，和颜悦色，很是周到。我承认自己当年犯了错误，以致惹得上司生气，现在感到非常愧悔。桂良说：「我们本是旧交，因与胜保龃龉，以致将您连累在中间，这是怎么说呢！」我说：「都怪我自己失于检点。」


    我将带来的八种土仪[1]送上。桂良命人抬进内署，逐件检阅，共收了其中五件：貂尾褂筒一件，大铁箱鼻烟二大捺，本色貂帽沿二副，衣料四套，平金佩件一大匣，退回了其余三件。


    桂良派戈什随时伺候我，得知我的家眷未来，询问为什么没有让家眷同行？我回答说到省城要多住几天，多多接受您的教诲，所以不敢将家眷带来。桂良说：「尽管派人回去接来，这里也没有什么事耽误您。」我回寓所后，桂良又派人送来四道菜、四份点点，还派人过来谢步，前倨后恭，真是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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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后到莲池书院拜见前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他也是我的老上司了。讷相与桂良是儿女姻亲。讷相住临洺关时，只有七百名吉林兵勇，逆匪从河南武安翻山入境，即是临洺关。十几万逆匪，势如潮涌。双方相持一个多时辰后，讷相兵力不支，士兵弃甲而走，讷相也立即赴广平。逆匪从沙河北窜，连续攻陷几座县城。桂良连上三道摺子参奏，讷相于是被逮问至京；而桂良却升任总督。这中间，先是陆三猴在外制造舆论，又有恭亲王在中枢操作，讷相自然难逃防堵不力的罪责。七百人不能抵挡十万贼军，以致属县被攻陷，这就是讷相的罪案。


    临洺关并非要隘，北宋时建都汴梁，为了防备辽军南犯，筑关拦阻，临洺关成为一方重镇。现在中外一家，临洺关以北，是京畿重地。七百年来，险要全无，仅剩下两扇关门和几丈破壁。门两旁都是平坦的大路，来往车辆也不都由关门穿走，临洺关的地势和一个小村子没什么两样。我在那里驻防过一个月，所以对当地地形瞭然于胸。而讷相竟然按照失陷城池定罪，呜唿冤矣——若不是桂良捣鬼，讷相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讷相见了我，悲喜交集，对我说：「早间听说您要来，就派戈什打听；知道桂制台[2]已接见您。人有见面之情，想来不至有意外吧。」我笑道：「谢谢您的关心。」讷相说：「我在这里尽量避免嫌疑，保定的官员都不敢相见。您是过客，不得不见。我是发遣来这里听候差遣的，所捐米石，虽然各州县都报告已经上仓，可是桂制台说必须运到保定才肯具奏，说是怕州县官反悔。我看无论是怎样的苦缺，谁又肯因为三百石米丢掉一个官呢——桂良不过是故意刁难罢了！」当时讷相承办捐输米石的事情，急着想奏明皇上，便可回京了。


    第二天早上，我赴总督衙门，告知巡捕，上禀早晚安，如果总督传见，我就在外伺候。一会儿，桂良请我进去问话。


    「你可曾去见过讷中堂？」


    「昨天下去，去禀见过。」


    「讷中堂说什么了？」


    「因为书院的屋子很冷，讷中堂说等米粮的事情奏明后，便可回京。」


    「捐输的米石都还没有运到省城入库，如果我冒冒失失奏上去，户部让我发饷，我又没有粮食拨放，那我岂不是欺骗朝廷？讷中堂也做过总督，怎么一厢情愿呢？您看讷中堂也就比我年长一岁，可是背已经驼了，精神萎靡不振，老惫不支，他难道还想官復原阶吗？即使皇上派他到甘肃去，恐怕也不能生入玉门关了吧？他如果真要走，只需给我一纸文书，我就送他回去。」


    「我看他的意思也不是急于走。」


    「您的摺子写得很好啊。」


    听桂良说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对我上次回復公文时没有请他代奏一事还怀恨在心。我说：「我官职卑微，很少有机会上摺子，所以总不在行。」


    「对于官员来讲，奏摺是最要紧的。先父在任闽浙总督时，因为台湾的事情，摺子没有做好，触怒了皇上，立刻查抄逮问。」


    我想桂良先恭维我工于做摺子，又引述他父亲做奏摺被追责的事情，其意实在难测。接着，桂良又和我谈起他的饮食起居，又说到怡良精于刑名以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喋喋不休，如农村妇女闲坐聊天一样，我很不想听下去，可是又不能不耐着性子听。我想，这个人身为国家重臣，将来更有可能入主中枢，可是却像一个草包一样，语言谈吐如市井无赖，也无怪乎他狼心狗肺做事荒谬了。


    二十三日，我按惯例上衙门，对巡捕说：「我是过境官员，并非本省官员，很多事情我不便在座。」一会儿，桂良传令，让我一同进见。桂良对我说：「您是这里的旧藩台，公事也不必瞒着您，正可一齐商量。」我敬谢不敏。同人围坐一桌，桂良说的都是些无稽之谈，信口胡言，我也不敢多置一词。钱香士等刚刚开口回事，桂良就用话支开；等到他说完了，钱香士接着说前面的事，桂良却又心神不定，真是莫名其妙。桂良送我出来，催促道：「家眷什么时候可以到？」我说：「我已写信前去，大约还得十天半月，我正好可以在此多聆听您的教训，这也是我的造化。」


    保定知县和王秋公、锡梦稚、张子陶、高墨缘、余荫朝和何道奎等，来我的寓所小饮，寓中顿时热闹起来。


    何道奎说：「桂良的孙子金华太守麟趾，到直隶来张罗，和桂良一起到永定河巡查工段，河道官员和地方官一共送了他三万多两。就是像卑职这样的候补苦员，也送了五百两。不这样做，官就做不成。」


    高墨缘说：「卞子城为代理冀州知州，花的钱不少，『三节两寿』一送就是一千两，所以做了一年多的代理知州，没有变动。」又说：「枣强知府现在出缺，卞子城又托人纳贿疏通，并请丈人陈子嘉来保定活动，陈子嘉与桂良原来就有勾结。」


    余荫朝说：「几次轮班到我，可是你不送银子桂良就不给你派差使，我已求桂良的门客纪某，如能委署南宫知县，就拿七百两银子作为酬谢，上五下二分，桂良五百纪某两百。」


    藩司钱香士和臬司吴竹如都拜在桂良门下，每人都以几千两银子作为拜师礼，才得以相安无事。首府文廉是侍郎阿都护的儿子，桂良初到任时极其讨厌他，后来却很相得，这中间的原因，外人也不得而知。正定知县钱万青本是吏部书办，是桂良在京时的狐朋狗友，桂良到任时，钱万青还是一名不入流的佐杂人员，竟然以省城防堵有功议叙升补知县，马上调往正定。正定在直隶，乃是上等优缺。钱万青仗着桂良的势力，欺压同僚；桂良也依靠钱万青，了解下面的情况。贿赂公行，恬不为怪。至于那些吏部下派的官员，即使是极苦的缺，也一定要馈送二三百两，桂良才让他们走马上任。所以丑声载道，民怨如仇。京城里的言官虽然都知道他劣迹昭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参劾他——大家都知道他的后台稳固——桂良是恭亲王的岳父，所以才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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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初六日，谭妾来到省城，桂良也派官员迎接，还送了八道菜，几乎无人不在心里笑话他。昔日我无罪，他欲置我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的怨恨；现在我拜倒辕门，他又礼貌有加。一副面皮，顷刻变换，就像舞台上的戏子一般。


    盘缠是肯定不够的了。我在保定住了将近二十天，将房租、应酬、僕从舆马之需、送礼门包之费全部结算完毕后，竟无法上路成行。崇厚送来一部「《毛诗》」（就是三百两），可以算得上一份厚礼，可是仍然不够。于是写信给代理冀州知州的卞子城，向他借银二百两。卞子城是卞光河方伯的长子，光河和我是换帖的兄弟，一起当京官时，光河几次向我借一二百两，有时还有时不还，我从未讨要过。卞子城的弟弟卞宝第在陕西捐纳主事，捐项差一百多两，也是我垫的，至今他都没有寄还给我。我因为和他们家有这种交情，所以才写信向他借钱；我想他现在做的是一个肥缺，二百两应该不会推却吧。没想到他却回信说自己怎么怎么穷，就寄了一百两过来，这不是太薄情寡义了吗？本想交给来人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又担心事后留下痕迹。而且现在行囊空空，也争不起这个气，只得留下，等将来到任后还他就是了。


    我告辞上路，桂良派两名戈什送我到井陉交界处，可算是周到了。我在途中也就此写信向他汇报行踪，煳弄煳弄他。


    到山西平定州，山晋巡抚王雁汀派专差来接，想请我到省城，我以带着家眷绕道省城不方便为由谢绝了。雁汀与藩司恆福各送了我一百两作为路费。


    腊月二十八日，我到潼关过年，关尹是顾古生，关道是同年蔡小石。


    [1]「土仪」，即用来送礼的土特产。


    [2]「制台」，清代总督的别称。


    1857年咸丰七年


    六月，云南回民起义，云贵总督恆春自杀，吴振棫接任云贵总督。


    十月，捻军进入河南，京师震动。


    十一月，向荣大将张国梁收復镇江、瓜州。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掳走两广总督叶名琛。


    再任甘藩


    上樑不正下樑歪


    正月初二，我从潼关起身，到华阴庙暂住。初六到西安，住在粉巷大公馆。巡抚谭廷襄、藩司司徒照、臬司林扬祖都来拜访。粮道黄立诚，是我妻子的族人；盐道麟石峰，是在河南时的旧同事；同知毛季海，是我的乡试同年；山长李铁梅、王萃珊，是会试同年。大家相见后非常高兴，逐日宴会，没完没了。一直逗留到二十一日才起身赴甘肃。临走时，司徒照和林扬祖两位同年，各送了我一百两路费。


    邵夫人的母亲还健在，我去探望过两次，送上北京带来的土特产。邵夫人的兄弟子侄都在西安，有的做师爷，有的做着小官。相别七年中，我两次被人陷害，可是他们见面后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冷漠。我当年在陕西时，曾大力提携邵伯崇，给过他很多资助，可这些事情他竟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看在邵夫人面上，不和他们计较，仍像过去一样对待他们。伯崇的侄子邵坤因收受贿赂被参劾，巡抚和臬司都有意将他革职，幸好我到了西安，才将这个事情平息下来。


    二月初八，到达兰州。十三日，接印视事。甘肃对于我来说是故地重游，下属也多半相识。我将大堂上的对联换了一副：「兰省喜重经，六载復承新雨露；樗材惭莫补，寸心犹懔旧冰渊。」


    陕甘总督乐斌是镶红旗人。乐斌二十五岁时还整天无所事事，他的一个族人任杀虎口副将，没有儿子，因为乐斌长相英俊、身材魁梧，很得副将喜欢，就将他过继过去。副将死后，乐斌就袭任佐领，在京中八旗营中当差。因为长得一副好皮囊，脑袋瓜子也很机灵，手脚又勤快，没过几年就升为协领，本旗的都统王公都很喜欢他。乐斌和通州的花户及仓书都玩得很好，所以每次他们旗里领甲米的时候，领的米都比别的旗好，本旗人都啧啧称嘆。乐斌又从甲米中提出若干，送给仓书和斗级——这样也就皆大欢喜。乐斌又与刑部的看门人、监狱看守来往密切，遇有仓场或者旗人的官司交部讯问，乐斌就与监狱看守、书吏关说照应，打听消息，帮助打点。收了被告的钱财，乐斌就和监狱看守平分，日积月累也捞了不少好处。乐斌用这些钱讨好上司，交接同僚，很快就坐上了盛京副都统的位置，奉旨赴西藏迎接唿毕勒罕，转眼就升为成都将军，并代理四川总督。


    乐斌对公事是一窍不通。每天接见下属时，闲话很多，尤其喜欢讲黄段子，讲起来总是眉飞色舞。至于奏摺和文案，全部交给幕友彭沛霖，而彭沛霖也就藉此招摇撞骗，兰州官员也都竞相讨好巴结他。


    臬司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员和祥以及同知章桂文结成兄弟，登堂拜母，抱成一团。早在乐斌由副都统升任乌鲁木齐都统时，任镇迪道的和祥就成了他的属下。和祥打听得知乐斌有一个僕人叫陈二，乐斌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和祥就和陈二结拜为弟兄，并通过陈二拜在乐斌门下，成为乐斌的门生。乐斌由成都将军调任陕甘总督后，和祥因克减军饷被手下的旗兵在胜保面前告了，交给乌鲁木齐都统阿什珲布讯问。结案后，和祥被降调，他派专人到京城捐了一笔款，得以復职，被调到甘肃。乐斌说他会铸大钱、开铜矿，就奏请朝廷把他留在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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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首府的是同知章桂文，极其卑鄙无耻。他本是浙江的捐班，与乐斌的看门人陈二结拜为弟兄，他的妻子又拜乐斌的女僕周二娘为干女，另外又和乐斌的师爷彭沛霖结为儿女姻亲，结成死党。没了彭沛霖，乐斌就像水母一样，寸步难行。彭沛霖整天在乐斌面前说章桂文怎样怎样，又有周二娘和陈二在旁边帮腔，所以乐斌将实缺首府栗炬调到外地代理道员，而让章桂文代理首府，作为他的耳目。章桂文外表和柔，实则内心阴险。


    乐斌的手下陈二，鸦片瘾大得很，无所不为，和总督衙门的中军参将德祥、笔帖式润祥结拜为兄弟。德祥于是将秦州都司的缺拿去骗了二百两，和陈二分用。东窗事发后，乐斌也只是将德祥调任西宁游击，却没有追究陈二。乐斌胸无城府，家人武弁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津津乐道，并夸陈二是他的得力家人。


    一天，乐斌对司道官员说：「陈二从小跟着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过年轻好面子，在四川时官员请他吃饭，一定要坐着四人抬的轿子去，并打着总督府的灯笼回来。他的老婆现在京城服侍我的夫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我想为陈二再娶一个老婆，喜期就在近日。」明绪等人当然会意，各送了几十两、几百两不等的贺礼。吉日那天，文武各员齐集，总督府的中军成瑞走进走出忙个不停。到了晚上，由代理首府同知章桂文，皋兰知县李文楷举着蜡烛将新人送入洞房；搀扶新娘子进房的，就是和祥和章桂文两人的老婆；坐在公公婆婆的位置上接受新人跪拜的，则是乐斌和他家中的僕妇周二奶奶。周二奶奶的儿子叫喇嘛，已经十二岁了。有人说，喇嘛就是乐斌和周二奶奶生的。至于周二奶奶的丈夫，早被乐斌推荐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乐斌给他一笔钱，让他另娶了一个老婆。


    一次，乐督到西关外吕祖祠挂匾，文武官员，空城随往，我也不敢违众。凑巧那天我署中也有客人，乐督催我先走，几次催促之下，我只好单独回署。乐督率众同僚在那里看戏，以娱神灵。第二天，同知沈寿对我说：「这甘肃的官，看来是不能做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沈寿回答：「制台挂匾，我们当然要穿着礼服先往伺候，老远看见飞骑驰至，卫兵们排队挂刀而入，我们都以为是乐督到了，谁知等到轿子抬进山门，才知道是周二奶奶。我们十几个人，站在那里，实在是无地自容啊。我们虽然官职卑微，但好歹也是朝廷命官，何至于为僕妇站班呢？后来，我们退入别室。听到殿上礼生唿贊，奠拜如仪。戏班的班主献上戏本请周二奶奶点戏，周二奶奶大模大样地点了几齣，看完了才回署，然后乐督才来。」我笑着连连点头，却不敢置一词。」


    五泉山每年都有几天庙会，百货云集，游人如蚁。有撞竿的、踩索的、吹竹的、弹丝的，极为喧闹。庙会上设酒肆多处，省城官员也有很多在此宴客的。一天，排参刚刚散会，我正要走出督署大门，就看见道员和祥向乐督长跪请罪，令我莫名其妙。只听乐督说：「我哪会计较这事呢？」可是和祥仍然做出万分恐惧的样子，就像要被拉上刑场的牛羊一样，反覆哀求。我回署后，兰州知县来说：「您知不知道昨天五泉山争道的事？」我说：「不知道。」知县说：「周二奶奶进庙烧香，车路逼窄。刚好和祥的家人因为主人在山上请客，策马争先，被周二奶牵马的武弁和扶车的戈什所阻，不肯让路。最先开骂的是戈什等人，后来，周二奶奶终于按捺不住，点着和道台的名字破口大骂，引得万众围观，指指点点，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才明白和祥请罪，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周二奶奶。恩麟对我说：「周二奶奶在督署管事，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小喇嘛。她为人悍泼，不但敢凌虐乐督的姬妾，就是乐督也对她颇为顾忌，经常与乐督扭打成一团，一直打到二堂上，然后脱掉衣服，扯散头髮，坐到地上撒泼，骂的话简直不堪入耳。她对乐督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让你做总督，你才能做，我不让你做，你就做不成。』」因为兰省官场小人群集，我不敢答一词，姑妄听之吧。


    臬司明绪，也是一个阴险小人。他在刑部任司员时，人称其为「四伦先生」——意思是说他五伦[1]不备。乐督初到任时，两人关系并不融洽，可是时间越久，两人却越亲密。明绪几乎没有哪一天不给乐督送东西，即使是一饮一馔，也一定先呈督署，以表诚敬。乐斌是个粗人，不知其计，于是堕入术中。每次有职位出缺，属员们都知道求我没有什么用，就转而求臬司说情。臬司又与彭幕极为相得，内外打理，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我忝任藩司，竟不能做主，实在惭愧！但也不敢卖缺招摇，藉此发财。属员中那些贤能的，也许有理解我的吧，我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外面有传言说，乐督想让明绪做藩司，有密参我不称职的意思，甚至说明绪将藩司衙门的师爷都已请定了。我想时事艰难，做官还是归隐，不必想得太多，这些人本就没什么天理，又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我只好听之而已。好在我一向奉公守法，没有做过贪赃枉法的事，对待同僚或下人也平易近人，从不加怒于人。我在署中自撰一联，用以自嘲并自勉：「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


    明绪的脾气很大，每次见他气沖沖的，我就更加低声下气，从不与他计较，相见之后更是倍加亲切来招唿他。明绪这个人在外面声名狼藉，来告状的很多。同知张作霖说：「秦州的帐房里挂着一面白粉牌子，应酬各上司衙门多少两，都记在上面。乐督和明绪名下，都写着赠送黄米（黄金）多少，註明收字；只有您的名下写着馈送白银四百两，註明未收。」李敦厚被委派代理秦州知州，赴任前留下四百两银子作为『别敬』。我知道他的负担很重，公事亏空的和私人欠帐不下几万两，这次为了让乐督派他代理优缺，一定又孝敬了不少；而且他应该交到司库的公款极多，送我四百两无非是为了封住我的口，让我不再追究此事。我当即将这四百两银子当着李敦厚的面交给藩库库房，将他在任兰州知县时应该上缴的三百多两地丁银照数扣下，剩下的划到他已收未缴的款项下面，并且让他签字备案。秦州官署中粉牌上所记未收的，就是这笔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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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麟也对我说：「向来臬司的『节寿』，都是每年五次[2]，共一百多两。可是明臬司在『三节两寿』外，又增添母亲寿诞二次，收下属的礼金竟有二十几笔，每次不下几千两。属员们也知道他和乐督的关系，担心他进谗言，所以不敢不送。臬署有个姓刘的幕僚，是皋兰人，拜明臬的母亲为干娘，与明臬很是亲密，他致信各位属下，说以前致送臬署的陋规数量太少，从此以后必须增加。现在明臬的地位不比寻常，操纵官员的升降黜陟和制台无异。有不怕他恐吓的就拒绝了，有担心他陷害的只好乖乖照办。代理甘州知府的沈寿没有听从，而是把这封信藏了起来作为凭证，假如将来闹翻了，就把它拿出来。明臬只知图利，却不知已埋下祸根，一点也不警醒，实在让人担心。


    甘肃省土地枯瘠，民不聊生，官员却日肆诛求，不是取之于朝廷，就是剥削老百姓，一旦破藩决篱，必至反噬。


    恩麟、和祥、明绪和督府师爷彭沛霖结为弟兄，经常在一起吃肉喝酒，喝醉了就互相谩骂，丑态百出。幸好他们都知道我晚上不能吃东西，也不喜欢看戏，常常对我说：「之所以没有请您，是因为您晚上一向只喝粥，实在不敢勉强您。」我马上站起来道谢：「承蒙照顾，老朽非常感谢。」


    乐斌雅好音乐。甘肃的音乐是伊、凉之声，吼叫喧嚣，实在难听，我每听一次，耳朵都要聋几天。可是乐斌在官署中，每月必定演唱几次。近城民间演戏，乐斌就坐在城墙马路上看。至于马夫祭祀马王，兵勇祭祀关公，书办、隶役祭祀萧何、曹参和土地神，都在官署大门附近演戏谢神，乐斌也从不缺席。


    每年春秋时节，我也请这些人聚一次，也不光是看戏——乐督是非戏不欢的，我也不得不仰承上意。新疆大臣换班，来往络绎不绝；乐督是旗人出身，又曾担任过为乌鲁木齐都统，和这些人特别熟，所以就下令从藩库提出一万两银子，交给兰州知府栗烜，转贷给商人生息，五家互保，每月所得的利息收入司库。每当遇到有乘传出关或者扶灵回籍的官员经过，就禀告制台，询问清楚要致送多少，由藩司封送到督署，再由乐督派人送去：至于有公请的，也在藩署里摆酒演戏，都在这一款项内开销。或者是按季，或者是到年终，报明总督备查，因此藩署又是一种局面。


    下属州县竞相效尤，整个官场吃喝成风。特别是督、臬两署夜夜笙歌，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如今国事艰难，兵丁还饿着肚子，这些人却酣嬉淋漓，不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主客是不会散去的。至于夏天，那就常常是通宵狂欢；冬天天气寒冷，僕人们忍着严寒站在风雪之中，彻夜伺候，他们背后不骂这些人才怪呢！


    [1]「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


    [2]此处说「五次」，即「三节两寿」。


    穷斯滥矣


    甘肃每年应徵收二十八万两地丁银，除各州县的开支以外，应起解到藩库的银子是十七万多两。只是因为地方穷，山多天寒早，每年都有霜雹水旱各种灾情，又有因年成不好而流亡到口外，导致地土荒芜，无粮可征的情形，所以从来没有徵收足额的，解到司里的每年也不过十二三万两；另有茶税十二万两，搭配钱钞交纳，由兰州道、兰州府、兰州县、西宁府和茶马同知等人督催。茶商刁黠，因为各衙门都收过他们的陋规，他们就以此要挟不交，所以每年奏销时都很棘手。藩司十分为难，必须雷厉风行，才可以徵收起来。几年前，常绩由兰州道升任藩司，因是旧交，所以兰州道的银子还没有上库，就捏报说全征缴完了。


    臬司明绪代理藩司时，更是以捞钱为当务之急。据现任兰州道恩麟告诉我：「明绪现在虽已交卸藩司，而茶规却依然不减，他的母亲妻子和幼子生日以及年节，茶商们都必须继续孝敬。茶商倚仗臬司庇护，所以道中催课甚难。」是否是这样，我也无从打听。


    另有盐课二万两，散在各州县，催收就更难。盐商拖欠的，越拖越久；被州县截流的，更是任你怎么催都没有回应。等到奏销时，就具禀到藩司衙门，说是请在应领款项内扣除。司库空虚，发款总是大加斟酌。如果藩司衙门批驳不准，那么就会延误奏销，处分特严；如果全部批准，那么就没有银子入库，藩司衙门的司库则更加空虚。


    至于金课，是敦煌县每年应交纳的沙金数十两，这笔款子一般先送到总督衙门再送户部。近来金矿枯竭，县里百般拖延，而按规定必须在立夏前批解，绝不能拖延，也只好在司库领款内扣除。甘肃藩司的这些难处，又有谁知道呢？


    内地兵饷、运费、文武官员的养廉银以及一切杂务开支，应发的银子共一百三十多万两。张家口关外各城，每年的经费大约八十多万两，并且都是刻不容缓的。甘肃本地进项很少，外省协拨的款项也大多不能及时到帐，兵饷真是万分为难。每季兵饷，就算拖延到季尾，也必须开支，而赏恤人员以及总督、将军、副都统、提督、总兵、学政等人的薪俸，也不能拖过年。常绩任藩司时，关内的兵饷是实发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缓发，军马粮款减半，但仍然不能按时拨付。各营催饷的文牒，以及关口外各城的来文，急如星火，无法应付。


    我接任时库存十六万两——春季的军饷还没有发放，我多方筹措，总算没有误事。可是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必须想一个长远之策。户部指定协饷的省份，除两淮、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江能及时到帐外；其他省份中，只有山东解来白银八千两和部钞两千两；河南解来白银一万六千两和部钞四千两。我只好将面值较小的部钞留下来搭配发放，面值大大的仍旧退回河南并报告户部。山西省有时解来一两批，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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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盐道，每年还有三四十万银子的收入——这是最大一笔进项。


    我于是设立捐输局，鼓励富商捐款，前后共得制钱三十多万串。所写之捐，一经报收，立即发放附近驻军兵饷，不解入司库，但是仍由藩司衙门出榜公示，广而告之。


    甘肃西部交纳丁粮，东部则专交粮草，这两项每年征粮二十多万石，加上歷年储备的不下六百万石。如能以粮抵饷，兵丁未必不愿意，只是粮多的地方兵少，粮少的地方反而兵多，如果将这些粮食驮运到各营支放，运价比粮价本身还贵，那样会亏损更多。兰州粮食价格为一千九百文一石，而仓粮在质地色泽上都逊于市粮，百姓不愿购买，我于是以一千四百文一石的售价上奏户部，户部批准了，可是民间仍不愿买。这事迁延了半年，才卖出去十几万石，对兵饷也总算有些帮助。将来奏销，肯定要到户部里去走动走动、意思意思，可这笔钱又到哪里弄呢？我找首府商量，每石另加五十文作为部费，免得他们将来苛驳，可下面的州县还没有解来。


    甘肃提督索文，乌鲁木齐人，回族，家道殷实。这个人虽然是个武夫，可是很有心计。道光三十年（1850）我在甘肃时，就和他很熟，现在旧雨重逢，自然更加亲近。他的一些想法，虽然也有一些私心，但如果执行起来，也确实有效果。甘肃提督属下的粮饷和军马粮草，都可以用粮食抵消，作价一千四百文一石，仍旧允给五十文部费；如此一来，甘州自是不用顾虑；至于宁夏、西宁、河州、凉州各镇，还计议未定，如果能全省通行，那就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了。也有人说边疆的军粮储备事关国家安全，如果将仓粮变卖完，一旦遇到饥荒，那就干系不小。我说：「你的确考虑得很长远，可是如果拘泥于此，那么眼前就会闹出事来，不必等到荒年了。」


    甘肃省地瘠民贫，山多水少，就是垦种成熟的农田，也不能指望每年都有收成。道光年间，邓廷桢先生任甘肃藩司时，误听委员丁元淼的谗言，说是开垦荒地二十多万亩，每年就可收穫粮草数万石。邓先生为了讨好朝廷，就冒冒失失地上奏了上去。其实那些粮草都是委员们通过加赋搜刮来的，甚至村庐寺观，也要纳租。州县为了催征，将百姓严刑拷打。百姓因此聚集了几千人，赴藩司衙门讨说法，他们将农具呈缴，不愿再种地，丢弃的农具堆得和屋子一样高，喧譁雷动，名为恳恩，其实是想让藩司难堪。邓先生非常痛心，以为奇耻大辱，多亏臬司杨以增从中调停，农民才拿回农具散去。州县官员看到这种情形，担心引发民变，不敢继续督征。后来邓先生升任陕西巡抚，农民在距城十里的东关坡，带着瓦砾、刀杖等候他，幸好富制军派兵五百人相送，又经地方官员妥善开导，邓先生才得以脱身。可是粮额已经上奏决定，按规定，试种期满就定为正式税收，结果就是官民交困，谈起这事来，没有不痛骂始作俑者邓廷桢的。


    道光三十年（1850），琦相由四川调任甘肃总督，我也由贵州调来这里。琦相说：「甘省最大的恶政就是加赋。如果能够上奏恢復旧制，百姓的苦痛才能解脱。」我说：「这才是能惠及百姓的仁人之言。」琦相于是令周筱村侍御代作奏疏，后来他又对周御史代笔的奏摺不太满意，自己写了一道奏疏，请我帮忙修改更定。我说：「现在新皇登基，命令陈述民间疾苦，不准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敷衍。甘民疾苦，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琦相说：「您说得很对。」于是琦相以应诏陈言为题，又致信寿阳相国（就是祁寯藻，他是山西寿阳人）等人，请他们直陈民间疾苦；又让我拿出两千两银子作为送给户部的活动费，以免挑剔。琦相还特地斋戒入告，皇上特旨批准。圣命下达，刊刻在黄纸上，万民欢悦，耆老妇稚聚集在总督衙门向琦相顶礼膜拜，感谢他为百姓免除此恶政。琦相劝喻耆老和农民说：「如果你们连原来的数额都不肯交，一定严惩不贷。」百姓们都说：「人要凭良心，我们怎么敢负辜负仁人的恩赐呢？」


    邓廷桢任陕西巡抚不到一年，忽然得了喉疾。那天，早间他还在卧室见客，我也在座；客散后，邓廷桢走到外间，还批了几份文件，忽然「铿」的一声，有一个栲栳大的土块，落在在案上，而窗纸顶篷，丝毫无损。邓廷桢惊怖失色，旋即殒逝。此事实在奇怪，难道是鬼神给他的降罚吗？有人说，因为邓廷桢在开垦上捏报，所以上天用土块示警他。


    后来，琦相因为剿捕逆番，被人陷害，逮问入京。老百姓闻讯后，集体来送行，并且集资八千两，存在乡绅曹梦华家，准备在五泉山为琦相立庙。琦相东山再起后，蒙皇恩浩荡，受命带兵在仪征、扬州一带剿匪，最后病逝于军中。皇上特许琦相恢復大学士、总督的原职，对琦相的儿子六人、孙子一人，都给予五品或六品官职。琦相长子恭钊，是我的学生。他的其他儿子也都谨慎勤能，凭着政绩延续家声，天道好还，是不会错的。


    乐斌总督到任以后，想以理财见长，可是对于甘肃省的地理民情不熟悉，于是又想遍垦荒田，以增加军饷。他的用意当然是好的，可是其想法在土地贫瘠的甘肃却无法实现。兵饷短缺，总督命令藩司衙门调查现有荒地，藩司管的就是财政收支，当然责无旁贷。总督衙门的公函里写到：不得以有为无，也不得以无为有。委员都知道这件事很难办，可是上峰命令只能严格执行，调查了将近一年才算完成。大部分人是敷衍一下罢了，只有候补知县诺穆栋额，查获荒田的数量最多，但他滋扰驿站、勒索地方，州县担心他告刁状，不得不大力笼络，所以垦荒这件事是未见其利却已见其害。等到委员们呈递清单，有的说试种五年后才可课税，有的说要试种十年。按照甘省赋役全数核算，等到十年后，每年可增加地丁银八百多两、粮食一千二百石、马草几百束。开单呈给乐斌审核，他才恍然大悟，此事真是令人笑倒。藩司衙门催促各各州县造册，丈量面积，招人垦殖，可是催了很多次都不见答覆，大约所查出来的荒地也是子虚乌有——委员们以此交差，地方官藉此搪塞。不过，委员们奔走忙碌一番，督署为了表示奖励，让不少人获得代理优缺的机会——真是不值一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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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肃，到处都种有罂粟花，每年五六月间，烂如锦绣，妇孺老幼，用竹刀和铜罐，刮浆熬炼；江、浙各地的客贩，带着银子云集甘肃。据提督索文说，仅此一项，各州县每年的销售额就有一百多万两。在我看来，就算没有这么多，也有大约三四十万两，只会多不会少。这些银子散布到穷乡僻壤，让遍地百姓也多少得些好处。我到任之初，乐督下发甘凉道侯廷樾关于抽收鸦片税的条陈，大意是让督署先期出示告示，设卡徵收贩运罂粟的厘金；再命令地方州县按亩收种户的租税，如有偷税漏税的，重治其罪。我看了之后大笑。侯廷樾是山西人，满脑子生意经，只知牟利，不知其害。于是亲自拟定驳稿答覆：「本土种植鸦片仍然是朝廷禁止的行为，告示上怎么说呢？设卡抽查，假如商贩抗拒杀差，这不又是起衅根由吗？按亩徵收，一定会减少正赋收入。以上种种，说明这个建议难以实行，不用再讨论。」


    提督索文在甘州城设立卡局，委派武官和兵丁，和县里差役一起抽收。烟贩于是怂恿农民聚众滋闹，将卡局拆毁，武官和兵丁也被打伤，卡局也随之被撤销。幸好，这件事与藩司衙门无关。


    候补归德府同知那逊阿古拉，和乐督很有交情，这个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是口出大言，极尽吹嘘。他上条陈说西宁口外的野马川、大草滩两个地方有空闲的牧场，可以招商垦种，大约可以开垦出几千万顷良田，到时候就不必再为每年的三百万两军饷发愁；那些认种的农户，先让他们交认地费，就不下一百万银子。我想关外既然有如此膏腴的地方，为什么当地的地方官从来不曾提起呢？道光年间，邓廷桢先生以开垦见长，为什么单单遗漏了这里呢？


    我又询问同仁，都认为他的话实在不可信。可是乐督相信，以为很有把握，就派升任秦州知州的张兆和代理同知的章桂文前往勘探。这两个地方是野番出没的地区，牧民的牧群经常被掳抢殆尽。他们这个时候深入勘探，假如遇到野番，绝无生理，可是又不敢畏惧不去。


    两个月后，这两个人回省城销差，并且附上地图说明，据他们说野马川地方不大，逼近生番。西宁镇派士兵护送他们前往察看，靠南边的一块，水草还很茂盛，靠北边的一块，水草全无。驻军带着武器放牧，尚且经常被野番劫杀，农民又怎敢到这么危险的地方种田呢？他们询问边民，也没有谁愿意前往开垦。那逊阿古拉所说的挟资求垦者，更是一个也没有。况且那里气温很低，四月才解冻，七月就已降霜，即使勉强加以人工和粪肥，生长周期也太短，也不要指望有收成。至于大草滩，是委派甘州府知府沈寿曾勘探的，据说那里根本就是沙漠，并无水草，根本没有垦种的可能。我还怕他们调查得不仔细，于是致信提督索文，请他再派人调查一次。很快我就收到答覆，与委员所说的完全相同。可见那逊阿古拉完全是信口胡说，而乐督却跟着捕风捉影——乐斌办事，大多如此。


    又有人上条陈说可以开垦凉州满绿牧场，乐督令我代替他致信宁夏将军，命令副都统和庄浪城守尉调查，结果证明那依然是「画饼充飢」。乐督不信，又亲派凉州总兵调查，代理凉州的德总兵捏造数字报上来，提督索文直斥荒唐，证明他所指的牧场不但没有所说的一百多里，而且他所画的图，连方向都是错的，可见不过是为讨好上级罢了。


    户部接到御史建议，命令陕甘地区运米到京城，以缓解京城粮食的紧张。当时京师粮价奇贵，每斤老米——就是最粗糙的米——也卖到一千文，百姓生计艰难。乐督打算运米十万石进京，交给八旗驻军作为军粮。于是一面统计黄河沿线州县的存粮，一面缝制布袋；并派督府参将松龄，前往山西包头察看路线，并打听运费价格——每石需多少费用以及沿河水路上需要多少船只。兰州道恩麟托我向乐督说情，派他担任押运官。部署粗定，只等各州县禀报粮数后，即日起运。


    很快我就接到松龄回復，说包头积压的粮食很多，如果运送到京，每石需运费一两，照十万石计算，就得十万两，甘肃拿不出这笔钱。乐督本想奏请借蒙古乌拉驮送，又担心蒙古勒索赏金，这笔钱仍然拿不出来。恩麟又听人说，沿途的水手很难约束，到京后交纳粮食也要受到百般刁难，都不是容易办的事，就到藩署大哭，真是莫名其妙。各县报来的粮册，都说粮食霉变所剩无几——实际上是亏挪太甚，藉此掩饰。既然一无粮食，二无运费，这件事想不取消也不行了。


    清官不到头


    甘肃应该发给伤亡官兵的抚恤金和赏银，经过户部批准的就有大约三十多万两，可是哪里去弄这笔巨款呢？于是规定四百两以上的分八年发放，二百两以上的分四年发放，以钞票和大钱搭配白银髮放。一面通知将军、提督和总兵等照办，一面上报户部。这样算下来，每年不过两三千两。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大钱。你们现在还能见到的那种圆形方孔钱，每枚一文，我们那时叫制钱。太平军兴之后，军费开支剧增，铸钱的铜铅原料不足，作为贵金属的白银通货也奇缺。因此为筹措军费，朝廷在发行官票宝钞纸币的同时，从咸丰三年（1853）起先后鼓铸（以一）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接着又增铸（以一）当五的大钱，并拟铸以一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的大钱三种。（以一）当百以上者名「咸丰元宝」，（以一）当五十以下者名「咸丰重宝」。各种铜大钱发行不久，因市面折算日贱，流通渐形壅滞。如当千的大钱，只作七百、八百文或五百、六百文售用；当五百者作三百、四百文售用。朝廷于咸丰四年（1854）又收回（以一）当五百的大钱，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的三种大钱也同时停铸；次年，再停铸（以一）当一百、当五十的大钱。其后京城市面流通，只有（以一）当十、当五两种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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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钱不通行，官府不肯收，官府自己看得不重，而希望民间宝贵，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我贴出告示，凡百姓应交的地丁银和杂赋以及各项应该入库的，都允许用一半大钱上库，库中发出的款项，也用一半大钱发放，百姓都认为很方便。


    铸钱的定例是铜六铅四。甘肃不出产五金，民间多使用陶器，很难买到铜。前任藩司从四川购运一百万斤滇铜，委派候补知县托克精阿承办，从咸丰三年到现在，一直拖拖拉拉，没有交货到位，也没有请示报帐。我几次催促，才送来几万斤铜，还有十几万斤没有运来，说是沉在河中等待打捞。我想借用滇铜，抓紧鼓铸，对于民生和兵饷都有好处。我于是请示户部，请从四川泸州府库拨出二百万斤滇铜，由甘肃派人负责运输，运费由四川藩库借银一万两支付，然后再从陕西省解送甘肃的款项中扣除归还，省得往返筹拨。户部批准拨一百万斤铜，我遵照办理。于是委派候补知县杨文保持公文赴四川承办此事。


    前任总督易棠精于刑名，对钱谷和军事却是一窍不通。易棠误听人言，说是用明矾泡铁，可以立刻变成铜，于是入奏试办。候补知州蒋立鰲本就是个喜欢揽事也喜欢生事的人，他在道光三十年（1850）在任河州知州时，加收火耗被告了，经琦善上奏撤职审办。他的侄子蒋元溥在京城任侍读，为了搭救乃叔，就捏造谣言参劾琦相，说琦相剿洗雍沙野番是滥杀无辜；再加上都察院一班无良御史，以及萨迎阿、书绅、奎栋、武如清等的煽风点火，于是酿成巨案，终将琦相扳倒，泄了他们的私恨。现在蒋立鰲在甘肃候补，与易棠是两楚同乡，于是易棠便让他承办明矾泡铁制铜的事情。


    蒋立鰲先从司库领去七百两银子和若干串制钱，拖延四年，并没有交来多少铜。我到任后，蒋立鰲禀见，想再次请领库款。我对他说：「你前次的领款未清，怎能再领？你现在只有赶快将铜交来，以便销帐。」蒋立鰲知道欺骗不了我，也就不再找我；而藩司衙门几次去信催铜，蒋也置之不理。我问了很多人，都认为用明矾泡铁这事很悬虚。虽说《本草纲目》上有此一说，但是从没有人试过；只听说京师鞍辔铺中制造靴镜，用明矾水磨擦，铁的颜色就变得像铜一样，但马上就又变黑了，从没听说将整块铁变成铜的。


    没过多久，蒋立鰲病故，其子蒋德渔，是一个捐纳他省的佐杂。他捏造父亲的遗禀，送到藩司和总督衙门。遗禀上说，泡铁变铜的事业没有完成，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他请求让他的儿子继承泡铁变铜的事业，完成他的遗愿。我直接禀明乐斌，等候批示。乐斌的师爷彭沛霖和蒋德渔平时就是一党，当然不会批驳。而乐斌对公务本就不太清楚，又受人请託，也就不敢拒绝，拖了几个月，批示由藩司衙门核议。我回覆说：「因为蒋故牧在段前藩司任内，领过库款七百两银子和若干串钱，照他已交铜的数量计算，仅够扣除钱若干，还短少钱若干，他所领库款七百两，全无着落；现在该故牧之子蒋德渔，本是外省候补人员，委办甘肃差务，于例不符，而且就算任命了，别人也不会服从他的指挥，对制铜大业没有一点好处。查蒋德渔跟随他的父亲蒋立鰲办理铜务四年，毫无成效，因此更不能委令復办，所欠的库款，应责令首府催追还款。是否有当，伏乞示遵。」乐斌一连几月都没有批示我的禀文，这中间的渊源，我就不知道了。


    省城有官府经营的钱铺，藩库发放帑金五千两银子，搭配一万串制钱和一万串钱钞，每月交官利三厘到藩库。至于官铺的房租薪水，藩司衙门一概不管。该官铺原来是由候补知府李怀庚经管，原本说定一年更换，但李怀庚一再推辞，说自己已管理了四年，耽误了派差，不想继续干了。总督乐斌于是让礼县李应诏接管，因为他经过陕西时，听司徒照说这个人很能干。李怀庚管理官铺时曾借放官债，所以在交接时，我命令李应诏将从库中领去的本钱结清销帐，不准用外间的欠债作抵，亏欠的四千两全部由李怀庚认赔交清。我命令官铺不准放帐，也不准借钱给省城幕僚。没过多久，李应诏就因陕西官铺的事情败露而被拿问，一时间无人接管，于是又派藩库大使刘浚暂为代理，将外间欠帐一概收清，以便我亲自盘查。后来官铺交由委任候补知县刘存仁和屠之升接手，我亲往官铺查对，库本丝毫无亏，于是由刘存仁结报。


    据铺里的伙计禀称，和祥借了官铺的钱七千串，恩麟借了三千串。我告诉他们：「当时是你们私自借给他们的，藩司衙门并没有立案，现在你们因为我要来查帐，自己出钱垫上了，你们自己找和祥和恩麟讨还，这个事情与官铺无关」。并严令刘存仁等，无论何人，概不准挪借分文，保障公帑不受损失。刘存仁严格按我说的办了，而和祥等因为再不能到官铺拿钱，自然很不高兴。


    兰州的知府、知县及总督和「两司」的家人幕友，一向把官铺当成自家的钱柜，随意支取。自从我禁止挪借后，这些人就对我怀恨在心。和祥赴铺取钱时，又专要制钱，不按比例搭配大钱，铺伙不敢违例发放，和祥更是对我恨之入骨。于是和祥在乐斌面前造谣，说官铺贱买民间大钱，以制钱八百文买大钱一千文，到支发时又按制钱、大钱各一半搭配发放，意在从中侵吞牟利。乐斌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这种事情，我不敢保证肯定没有，但我已几次申诫，严厉禁止，现在既然有这种传言，那就要彻查到底。」乐斌说：「昨天我衙门有人在官铺取钱，亲眼看见的。」我说：「既然有人看见，那就不难追查，请您将此人传来，以便讯问。」可是这事后来却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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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将铺中帐目又查了一遍，帑本分毫不短。于是将铺中出入情形据实汇报乐斌，并请示如何办理，可是乐斌却没有回覆。我与官铺没有来往，藩司衙门需要换钱，我也命令在街上其它钱铺兑换，以避嫌疑。乐斌也就没什么好指责我的。可是鑑于他心中的疑团未释，我就自撰告示，让藩司衙门印了几百张，张贴到各处，大致意思是官铺不准兑换外票、不准底数不足、不准贱买大钱。可是这些措施终究无法让大钱畅通起来。总之，大钱不准入库，那就肯定不能流通，州县向百姓收纳钱粮，不收大钱，等到将钱粮解送藩司衙门时，就在省城现买大钱。兰州知府收落地税，虽然不用解入藩库，也只收制钱，不收大钱，藩司衙门当然可以禁止这种做法。可是兰州知府章桂文和彭沛霖是亲戚，也是总督乐斌的人，那是不能指责的。至于下面的州县官员见省会尚且这样，当然也就更不会收大钱了，因此物价渐涨，而大钱始终流通不了。


    钱局本来位于东门外，段大章任藩司时，派首县李敦厚领款承建，李敦厚共从库中领去七千两银子，土司鲁如皋又捐送几千根木料。建成后，因为地势较低，所以夏天常常积水。


    和祥在任镇迪道时，剋扣士兵军饷，被八旗官兵告到胜保行馆那里，胜保据实入奏，交给都统倭什浑布审办，实降五级调用。弹劾的罪名是提款错误，可是并没有追究他剋扣军饷的事。和祥在迪化时，曾经被士兵揪入庙内，关了几天，才非常狼狈地回到兰州。


    乐斌在京当佐领时，就与和祥交好，对他很是照顾，让我请示吏部，将他留在兰州办理钱局，并说他在迪化时办得很有成效。既然乐斌说了，再加上许滇生又来信委託我关照和祥，我无法推脱，就催他赶紧捐输復职，等吏部批准后就可以委任他管理钱局了。和祥于是贱买银钞，派专人到京城捐復，吏部的批文随后就到了。只是和祥既经降调，臬司的虚衔以及顶戴花翎按规定是不能再用的，臬司明绪也认为不能这样做。和祥就记恨在心，求我在请示时仍然将按察使的虚衔写上去。我想就算我答应了，上面也通不过，既然你不怕出丑，我又何必较真。没想到乐斌奏出后，竟然矇混过关了。和祥接手钱局后，与兰州道恩麟共事甚欢。和祥大作威福，更改旧章，首先是要另择炉局，于是就在首府衙门隔壁废旧的官署重新起造。


    乐斌想委任兰州知县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就提出让他捐银四千两，作为建造炉局的费用。和祥让他的手下余奎承办。余奎的父亲余升本是兰州城里的厨子，各处官署的宴会，都是他承办，因为为人诚实，下面的府、州、县也就顺便委託他在省城办一些事情，或者申送文书，或者请领库款，到年节时也会送他一份酬劳，一做就是很多年。余升死后，余奎继承他的旧业，也就小有家产，官员们也常向他借钱。余奎也仗着这些官员的权势，在外边收债放债。和祥和余奎之间的帐，现在都没有结清。


    乐斌初到任时，命令余奎至署，假以颜色，让他将督署大门外的栅栏一律换成行马[1]，大约有一百根；又在大门内建造起一座很高的牌楼，雕樑画栋，极尽奢华；又在花园里面建了一座观音阁，塑像庄严。这些都是由余奎垫钱修建的。余奎是个商人，他奔走伺候这些官员，为的就是捞点好处，可是乐斌让他建了几处房子，却一分钱也不给他，他当然也就颇有怨言。


    现在和祥让他另外建造钱局，而李敦厚的捐款又拖着不交，局中等待开工，于是就在藩司库中借了三千串钱钞，限期完工。完工后，照例祭神，和祥演戏演了足足三日。我陪乐斌看了一天戏，直到三更才散。钱局大门距街道很近，演戏的地方路人可以窥见。全城文武，欢聚一堂，歌舞昇平直到半夜，伺候的夫役没有不背地里骂的，街上的人看了也觉骇然。


    余奎建好了钱局，要报销费用，由府县报告到我这里，一共用去九千多两银子。他暗中将督署的工程费用也一併列入其中了，可是藩库里没有这笔钱，我于是亲加批驳，指出当时和祥欲搬进钱局，由代理首府那逊那古拉回禀制台，徵用驻军的旧营地修建，估计需要四千两工钱，由代理秦州知州李敦厚捐出。这提议经过乐制台批准，命令藩司衙门执行，所以此项工程的开支除了四千两外，绝不能再增加一毫。批驳去后，那逊那古拉当时已署理西宁府知府。我又根据余奎禀告的详情，再次批驳在案。我请示总督立案，等李敦厚捐款交来，立即归还库中。


    李敦厚是四川乐山人，性情阴柔，他无论做什么官，没有不亏空的。他的父亲和叔叔都跟随身边，只要看见官署中有进款，也无论是公款还是私款，一律装入腰包，然后带回四川置办田产。至于李敦厚公事怎样为难，他的父亲完全不管。段大章做藩司时，因与李敦厚是同乡，就调他做兰州县知县，可是兰州县知县应酬多开销大，时间长了，李敦厚也就吃不消。


    有一次，李敦厚半夜里从藩司库中领去五千两工程银，以修理庆祝宫为名，分发给属下归还欠款。向来各省首县都这么做，名为调剂州县，其实在发放时是可以做手脚的，所以官吏们都热衷此道。近来兵饷短缺，拖欠太多，士兵的一家老小都依赖这份军饷为生，库中实在无款，还要想办法筹措，如果有银子转发闲款，而把军饷放在一边，士兵们如何甘心？况且司书吏役和兰州城里的官兵，多多少少有亲戚关系，署中举动，外边怎会不知？所以士兵家属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把段大章的轿子也给砸了，又将李敦厚的官服给撕了。李敦厚是个秃子，假髮辫装在帽子上，帽子被抢走了，辫子当然也没了，路上行人看到了都哄然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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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是易棠任总督，这时候他如果能将带头唿噪的士兵和妇女叫来开导开导，或许事情就平息了。可是他竟惧怕不出，以致妇女围着藩署大声鼓譟。当时段大章的母亲已经病得很重，就此惊吓而死。事情接着就这样不了了之。


    乐斌到任总督后，最初看李敦厚很不顺眼，嫌他对自己招待不周，颇有怨言；后来不知怎的，又对李敦厚大加赞扬，说他忠诚可靠。在甘肃，秦州知州是最抢手的肥缺，现任此职的是张叙，山西进士，忠厚老实，不善应酬。乐斌几次提及，总是说张叙不该占这个好位置，于是调他代理西宁府知府，而让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张叙与李敦厚商议让缺，经丁忧在家的平庆道费荫樟协调，让李敦厚拿出一万两银子，张叙立即告病，费荫樟从中也得到不少好处。我查明此事后，不想让李敦厚代理秦州知州，怎奈乐制军属意于李，而臬司明绪和总督师爷彭沛霖也都为他四处活动，我也不能不遵从乐斌的意思。


    道光三十年（1850），我清查甘肃帐目时，查出在方载豫任藩司时，曾动用杨翼武留下的十万两核减银，上报户部立案。易棠任藩司时，将剩下的银两支用无存，转而从铅款和琉磺款中提取部分出来用于借贷生息，捏报库存，每年奏销都是虚报，事极悬虚。我到任奏销，不敢像他们一样掩饰，就据实上报户部。当年易棠阶承办复查库款，动用一万两部费，这笔钱也没有着落，于是叙明原委，罚令易棠、段大章、易棠阶和常绩分赔。户部因为库款数目亏空上万，命令我奏参，可我还来不及核办就丁忧离开了，乐斌也不敢独自具奏。


    崇信县是一个群山包围的小县，民贫政简，十年九荒，盐税和地丁银都是州县官员自掏腰包赔解。老百姓住山洞，披着兽皮，三餐难以为继，官员就是把他们抓来每天拷打，也不过伤残民命而已。崇信县知县从来都是滞留在省城，没有到哪里上任的，甚至有人请求在省里做其他很苦很累的差事，而把知县一职让佐杂人员长年代理。我在道光三十年（1850）任藩司时，就打算将这个县给撤掉，分属邻近各州县，只留巡检一人、教谕一人。后来因办理清查，顾不上这件事；现在与乐斌商量，他也认为应该这样。于是我就请示派人实地调查，可是他又几个月都不答覆。后来因另一事情谈起此事，乐督说：「你的主意很好，应立即批示司中派人调查。」可就是不见批文到藩司，也不知他到底怎么想？


    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来就是冗员，书役借水坝将钱款摊派到百姓，自肥而已，官员们却把它当成摇钱树。下游的平罗县，水根本到不了，吏胥既然狼狈为奸，民田就因此受累。自从前任道员和祥将民间摊派的钱收归道库后，盈余就为道署独得；厅中官吏，又怎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指使呢？于是就因为分赃不均而互相扯皮。这中间的情形，我一清二楚，在道光三十年（1850）就想裁撤宁夏的水利同知这个职位，以缓解百姓困境，可我没来得及执行，就被调往河南了。现在与乐制台共事，在爱民惠人的善政上总是说不到一块——这也是边民的不幸啊！


    候补知县邓承伟，四川人，在代理河州知州时，亏空正杂钱粮一万多两；在代理宁静知县时，又亏空正款一万多两。两笔款项被拖延数年，邓承伟却不肯垫赔。我到任以后，发现甘肃全省州县只有七十多个，可是没有完结的帐目，竟然有二三百起之多，于是仿照在山西的办法，奏请清理。委派代理兰州府知府章桂文、候补知府李怀庚、候补知县范植等在知府衙门督算；将前任河州知州李敦厚，现任赵桂芳及宁静县候任知县聂尔耆调到省城会同清算。亏空的数目，由首府等人查明后，报到藩司衙门，藩司衙门根据报告再进行参劾。


    根据章桂文送到司里的报告，我命令兰州知府和知县将邓承伟住所内的全部财产查封。邓承伟赴总督衙门控告，说司中将他人亏短的钱粮算在他的名下；而且他在代理宁静县知县时，所买的兵丁粮票不准抵亏，又攀拉扯到章桂文结拜门生、交结幕友、需索「节寿」礼等情节。乐督于是将这个案子发交明臬审办。我立刻将司里的卷宗封送臬署，任其核算。我是凭首府和局员公详参办的，如果邓承伟没有亏空，我甘愿接受处分。邓承伟所说的章桂文结拜门生，是拜明臬为门生；说章桂文结交幕友、买官卖官等款，藩署与彭沛霖一向疏远，而且彭曾多次暗中排挤我，借案子挑剔藩司，根本就不可能结交；所说的出卖首府一事，听说是章桂文送给明臬司五百两，馈送乐督、彭幕的份额也应不少，对藩署我却没有丝毫馈送。况且由谁代理兰州府知府是乐督定的，并非藩司拿主意，其不能出卖也就可知了。至于藩司衙门，从来就没有大办过节寿庆典，州县馈送的水礼，也往往只是酌留一两样而已；至于说请客人吃酒，是为了表示酬谢，无所谓借「节寿」来榨取钱财。邓承伟控告之词，多半是明臬司的事，可是乐督却交给臬司审办，以致一连几个月都无法清理。后来，乐督又调栗炬来省城负责督算，反覆推敲，确认亏空数字无误，邓承伟仍旧非交出银子不能出结。按惯例，我需要迴避，也不知道明臬司是如何处理的。明臬司本人贪婪不法，乐督留给别人的把柄也很多，一经属员指摘，就无法理直气壮。我看到这种情形，只好不加深究，含含煳煳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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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长有交代的一起案子：军需款项欲抵一万六七千两银子，经过司中照例核算，只能抵八百多两。长有来到督署大院，伏地大哭，说前任藩司常绩在他任泾州知州时，他的请示常绩都不答覆，所以开支的帐目没有了证据；还说我署中的书吏故意挑剔，不准许多抵。乐督后来对我说起此事。我说：「弄清这个事情并不难。」长有在任泾州知州时，并没有送交司里请示，前任藩司当然也就无从批示。况且有驿站的州县、承办的兵差，哪有不明白军需制度的呢。况且司中接到户部文件，没有不抄发的，长有难道是个瞎子吗？至于说现在司书挑驳，更是容易查清。我已命令司书，将军需则例以及所有部中来文查明，让承案书吏赴首府衙门，会同长有三方对质、清算；如果符合报销规定，而书办故意为难的，准许长有指出，让首府查核确实，再严惩司书。可是长有竟不赴首府会算，反而推说是藩司的责任，而泾州的交代便永无了期起来。我先前奏明，凡是交代不完的不准任职。长有这样做，假如有人问起，我恐怕无词以对。


    又有一个叫硕翰的，在代理镇番任内亏空了一万多两。后任李燕林不肯结报，会算了十几次，亏空的数目都是一样。和祥见他穷困，就骂李燕林故意刁难——简直像说梦话一样。甘肃的清理，没有廉洁能干的总督和藩司，是不能了结的，我是无能为力了。牵制太多，唿应不灵，只有付之一嘆罢了！


    我上一次任甘肃藩司时，当时虽然也曾整顿兰州官场，但因为粮饷充足，所以做起来也还不觉为难；再加上与琦相共事多年，多年老友，推心置腹。所以那次清查起来，虽不免为难，但总有条理可寻，也无人掣肘，吏治大有起色，政令畅通。而现在却是府库空虚，不开源节流，就无法度日。总督乐斌给人的感觉是慷慨好义，其实内心里贪慾也不少，再加上多疑、见识短浅，很容易听进宵小之言。旗人领米放饷都有剩余，总督当然也可以沾润；但外间的兵饷，那是丝毫不能剋扣的，可是无论怎么说，乐斌就是不信。他总觉得旗人能分好处给他，而藩司我却不能，那就是藩司我的能力不如旗员。


    [1]「行马」，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


    边境不宁


    甘肃受野番滋扰已经很久了，自从琦相获罪后，舒兴阿和易棠两人先后接任总督，此后无论野番如何滋扰，概不上闻；有时贼寇甚至逼近红水（属于皋兰地面，距兰州只有一百多里），来去抢夺，官兵也没有办法；野番甚至在新疆大道上将五万两军饷抢去，杀死官兵无数，官府对此也毫无办法，贼寇气焰因此更加嚣张。


    提督索文两次带兵剿捕，附近牧场才渐渐平静。而新疆大道上，仍安置有三千名猎户，来往护送官商，并允许他们淘挖金砂作为生计，不足的部分则摊派到全省官员。此意见谘询户部后便立了案。可是猎户们大多粗犷剽悍，又多是回民，桀骜不驯，姦淫抢夺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地方官如果将他们绳之以法，他们就千百为群，打伤差役劫走人犯，公然抗拒朝廷。安肃道虽然请求乐督严令警告，也没有多大威力。


    提督索文赏罚公平，又是回民，所以还能驾驭那些猎户。但索文也不过是用好话哄着、用钱财笼着，想要指挥他们，也指挥不动。这些猎户登记在籍册的不过三千余人，而混在中间淘挖金砂的就有不下几万。近年来兵气疲懦，这些傢伙们也看在眼里，假如这些猎户有朝一日真的揭竿而起，有谁能征服他们呢，这也是心腹之患啊。索文明知这些人剽悍恣肆，可是一心遮掩，也不喜欢别人提起，这样就成了骑虎难下之势。固原提督经额布私下对我说：「这事只有索提督可办。如果索公走了，调我来接任，那我就只能称病辞职了。」索文讨伐赖川祝鲁果地方的野番，共用经费三万多两，由总督、提督、「两司」和道员以上官员捐款办理。我捐银七千两，蒙皇恩被赏戴花翎。所用的银子，都是由索文在司里领去，藩司衙门概不过闻，因为是捐款，所以奏摺内声明不用报帐。索文有一本开支帐本，送到司里备查，但也无从核算。


    新疆南路八城，自干隆年间开拓以来，至今已一百多年，每年需几百万的饷银。从前粮饷充足，各城都还储备有机动资金，总计已消耗帑金不下千万亿两，而且日久月长，还不知要耗费到什么时候。以前回疆的几次反叛，都是由于办事大臣的逼迫而激起民变。各城的办事大臣，大半不学无术，特别是东北过来的，最是贪婪暴虐，有的姦淫回族女子，还不放她们回去；有的遇事苛求，任意摊派。伯克[1]们也都是靠行贿才坐上这个位置的，一样生性贪黩，往往将亏取赢。所以，办事大臣每勒索一石米，伯克就要层层下派几百石的负担给百姓；办事大臣每要一份物件，伯克就层层下派几百件的负担给百姓。因此回族的各部百姓对伯克积怨入骨，一旦找到机会，就诛戮伯克，残害官兵，就是办事大臣也很少有倖免的——那些倖免的，也都是事先得到消息就逃跑了。


    京中各门侍卫，在京任职的时候又苦又累，等到有了机会当了办事大臣，任满回京，腰包无不鼓鼓的。另有一些专跟办事大臣的家僕，熟悉关外情形，聚敛作恶，成为百姓的祸害。这些人遇到办事大臣出京没有路费，就自己出资，为他们制办行装，僱请车辆，沿途折车折价，滋扰驿站。而当站的州县，虽然知道他们不过是借差勒索，但没有人敢不小心应付；遇到贪得无厌的，州县也会派出强能刁悍的家僕来支应差事。州县官的家僕当然也想得好处，可办事大臣的家僕想得的好处更大，于是经常发生办事大臣的家僕鞭挞殴打州县家僕的事情发生。跟着办事大臣的家僕，名为主僕关系，其实多半是朋友；会客时虽然这些家僕会服役伺候，但宴会上就不分彼此了，根本就是一伙；等到大臣上任，大权也就归了这些家僕，他们就诱导大臣坏事做尽。他们先前借出的款项，这时候自然加倍偿还，然后剥削回民，互相勾结分赃。虽然不一定回族八个城都是这样，但像这样的，十居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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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回民发生暴动动，朝廷就要兴师征讨，万里运粮，动辄耗费亿万钱粮。而那些不肖官吏，却是名利兼收，使国家承受无穷之累。近年来，兵饷拖欠很多，饷银不能按时发放，难保他们不向回民借贷，甚至强行勒索。这次喀什噶尔回民滋事，听说也是由摊派引起的，虽然整个事情持续不到两个月，但已耗费帑金十多万。藩司衙门把司库翻了个底朝天，但仍然左支右绌。户部虽说下拨了五十万两，可是各省解到的还不到一半，藩库几乎枯竭了。


    我曾建议，请将回族八城的办事大臣和驻军撤回，从回族酋长中选出八个家道殷实而能力又能服众的人出来，分别授予他们王爵，让他们各镇一城；规定五年一朝，每年进贡牛羊和毛皮。各城势均力敌，谁敢出头造反？如有叛乱的，就派其他回王统带本部去征讨。无事时可以节省内地饷需，有事时也可节省内地兵力。各城虽然分封，但国土未曾弃置，也不失朝廷的体制和颜面。也许有人要说：祖宗尺寸之地不可随便给别人，当日拓土开疆多么艰难，现在弃之如遗，何以对得起祖训？的确是这样。可是我所说的办法，并没有抛弃祖宗土地呀。歷代封建各国，总是将人民和土地悉以委之，而奉朔本朝，何尝不是辅佐拥戴共主呢？今仿封建之例，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而尊奉帝室，就好像是藩国一样，这不可以说是轻弃国土吧。现在南方的太平军还没有平息，经费短缺，各城军饷拖欠得已经很多了，兵丁连肚子都还饿着，难保他们不变为盗贼；假如回民中有凶狡的人登高一唿，各城群起响应，而内地无饷可筹、无兵可拨，二万里外发生叛乱，那真是鞭长莫及；如果命令驻兵征讨，则各城兵力本就不多，肯定不能空城前往。就算防兵共知大义，同仇敌忾，可是力量悬殊，也难以得手，到那时就骑虎难下了。如果不示以威稜，听任乱叛回民割据一方，不但有亏国体，也使其他民族生出效仿之心。回顾自回疆开拓以来，歷次反乱没有哪一次不是调集内地满、绿各营兵将，钦派总统率军剿捕的，驻军之不能得力，就是明证。新疆南路如果撤裁安静，再讨论北路，那么边界就会渐次肃清。对于国计民生来说，虽不能开源，也可节流。至于乌垣、伊犁是连接中外的门户，留下来可以作为内地屏障，不能轻议裁撤。乐督也认为我的建议很有道理，但他一般是有胆时无识有识时无胆，当然不敢上奏朝廷。我也只不过是想想罢了。


    西宁、平番、贵德和巴燕戎格等处边界上的生番、熟番、白服僧（即伊斯兰教徒）和蒙古族的穷人几乎人人为盗。几乎所有旅馆都藏着盗贼；青海衙门的通丁书役，也又很多人和小偷暗中来往。所谓的良番之说是萨迎阿提出来的。野番不准到黄河北边插帐，这歷来就是明文禁止的。近年来野番不遵约束，纷纷偷渡，黄河北岸毡幕如云。自从琦相因剿捕雍沙而获罪后，舒兴阿和易棠相继接任总督，因为有了琦相的前车之鑑，所以凡是被野番抢劫的案件都不准申报。咸丰三年（1853），野番几乎譁变；红水县地方距省城只有百里，驿路就因此被阻塞了。咸丰六年（1856）二月，野番劫走关外驻军饷银五万两；四月又劫杀了官府的信使，撕碎他们随身携带的奏摺，朝廷对此却不敢征讨。


    乐斌到任总督后，听说野番有投诚的想法，就派同知那逊阿古拉代理西宁府知府，意在招降这些野番。不久，那逊阿古拉禀称，他亲赴关外，野番头目和他在寺庙念经立誓，彼此永不侵扰，只是要求将黄河以北原属蒙古的地方让给他们放牧。据查，番族渡河的已有五十三万多人，蒙古畏之如虎，不敢不遵。于是请乐督具奏，并保举多人。那逊阿古拉还说边境可以开垦，还可以借用番牛垦种。柴旦木山内出产铜，可以派生番採挖，用生番的牛马驮运，官府赏给他们青稞口粮。总之那逊阿古拉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可听。


    我笑那逊阿古拉，年纪一大把，还是这么急功近名，而见识却是如此昏庸，办事这般荒诞而无边际，而乐督却委以重任，实在令人忧虑。我对乐斌说：「事关边疆事务，不可草率。这件事，成则不足见功，败则适以贾祸，必须前后审度，一定要做到不留后患。」同仁中有见识的，也看出乐斌心中似有悔意，并有畏惧之心。后来乐斌对我说：「这件事只好拖着。不许他们投诚，那么野番肯定生变；如果准许他们投诚，又难保他们不再反叛。我未必还能做十年总督，只是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这时候，图伽布赴西宁任办事大臣，路经省城，乐斌把这件事告诉他，图伽布恐惧地说：「制台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请您教我。」其实，图伽布对此事早有耳闻，所以才说出这么滑头的话。乐斌很不高兴。恰好提督索文在省城，就在双方劝解调停。一天，图伽布到我署中，仍旧这样说。我对他说：「这您就错了，蒙、番属青海大臣专管，总督乃是兼管。是否批准野番诚准，总督肯定会据咨入奏，您也无须恐惧。生番欲往放牧的地方，是河北蒙古的牧地，蒙古如果同意野番同在河北居住放牧，让地插帐，那么蒙古王公、盟长就一定会到您的衙门投递具结，您再当面问清制台，一起会衔入奏，您心中就有底了。至于野番是否永不滋事，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这事拖了一年，图伽布并没有发咨文过来。我听说他几次传蒙古王公到署，蒙古王公都藏匿不出，后来经过那逊阿古拉多次开导，蒙古王公才将具结呈上。译成汉语就是：「我们蒙古人很愚昧，不知深浅。如果省城的总督、藩司、臬司、道台及各位大人要我们蒙古人具结，我们就具结。」图伽布将具结送给乐督审核，乐督才知道蒙古人的狡猾，担心后患无穷。我说：「平番奏议上说得明白，前任总督那文毅给归德同知的批示里就写道：『蒙古结保，已成油滑。』可见蒙古为番人担保，根本就靠不住。比如雍沙野番，蒙古也曾经具保，可是没过多久，就有青海办事大臣衙门控诉，说他们不敢管雍沙野番，请求交给汉官管理，以免滋生事端。自古以来，这些人就像犬羊一样，合离无定，就算现在切实具保，也不足为凭，何况是这种闪闪烁烁的话呢？」乐督因为蒙古推诿，青海大臣又不敢独专，唯一只有那逊阿古拉说得把握十足。而对于蒙古的吞吞吐吐，那逊阿古拉也一概不理，乐督于是将此事置之高阁，作为缓兵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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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刚咱的番族，因为朝廷久无消息，于是在柴旦木地方将西藏的堪布喇嘛以及喇嘛携带的贡马衣物一併劫留，并传话说如果准许他们投诚，他们就让堪布喇嘛进京，否则就将堪布喇嘛杀了。当时副将赵玉检正在巴燕戎地方捕缉盗匪，接到逃出来的喇嘛的呈诉，就写信到省里，问那逊阿古拉怎么处理。那逊阿古拉托我将信转呈乐督，乐督大怒，说：「该番既愿投诚，为什么又劫留贡物，难道想藉此挟制朝廷吗？我如果不是怜悯他们的生命，即刻就统兵前往剿灭。」我听后笑乐督除了酒饮徵逐外一无所知，军旅之事更是从来没有经歷过，他故意说这样的大话出来，想吓唬谁呢？


    那逊阿古拉禀辞回西宁府，乐督又授以机宜。不久，那逊阿古拉前来禀告说：「我已札谕番人头目，斥其无理，番人现已将堪布贡马交出。该番说：『如果堪布回来时，朝廷不能明确投诚插帐的地方，我们还是不会让他过去的』。番人将以前掳去红帽儿的一千多匹牛羊马匹退还，货物也退回了不少，所短少的牲畜不过几百头。」所谓红帽儿，是西藏一带的回族，隔几年就来西宁贸易一次，来的那一年，西宁税务就会沾不小的光，这次他们被野番抢劫，赴官控诉。查问投诚的野番，都不肯承认是他们干的，只是答应代为寻找祸首。现在终于将赃物拿了出来，可是询问谁是带头抢劫的人，却说不知道，大概就是他们自己吧。


    [1]「伯克」：古代新疆回部维吾尔族特有的官名。以阿奇木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下设各级伯克。清朝分别加以任命，概称伯克。


    1858年咸丰八年


    二月，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恢復江南大营。湘军大将李续宾、彭玉麟收復九江。


    四月，《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中国将黑龙江以北割让俄罗斯。


    五月《天津条约》签订。


    十月，湘军大将李续宾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战于三河尖，李续宾阵亡。


    臬司、藩司、代理藩司同时丁忧


    边患难靖


    正月初一，我起了个大早，五更赴庆祝宫祭拜圣上牌位，然后随乐督到东边各庙敬香。乐督回衙署，我们也随同前往，到二堂拜年，兼带祝寿。乐督的生日正是大年初一——也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春节，我们那时称为元旦。


    我回衙署后，到家庙行香。然后是府县官员来拜年，坐了片刻就走了。午饭后，我再赴各署拜年。


    初二，我随乐督到西边各庙行香，并随乐督登上城墙，祭祀本城守护神，然后到给我拜过年的各处官署答谢。


    初六，我请乐督喝酒看戏，到初七凌晨才结束。接连几天，各衙署迭为宾主，于是我每天都困在酒食之中。


    循化厅撒拉尔部族的回民，因互相斗殴而打起了官司结讼。案子以外的回民，到循化厅看望，被守城的士兵拦住，双方打了起来，互有杀伤。通判韩锡麟不管，回民愤激，于是聚众围城。米参将和韩通判联名报告到省里。又据代理河州总兵赵延烺禀报督署：说撒拉回子已将驿道上的桥樑拆毁，文件无法传送，河州的回民也暗地里和他们勾结。官府已经派了三百名标兵前往剿捕，并已经从巩昌调来二百五十名营兵帮助守卫河州城，同时请求从省里调八百名马步兵丁前往会剿，并请求给五千两饷银。


    乐斌将赵总兵的禀文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说：「省城的守兵本来就不多，不宜轻易外调。如果赵总兵所报属实，河州距省城不到二百里，省城里的回民极多，他们一向强悍，并且大多与河州回民有各种亲戚关系。他们虽然未必会起来造反，但这些人杀人抢劫，内外交闹，为祸不小。我们最好暗地里派兵镇压并安抚，而不应该冒冒失失派兵出征。如果命令河州和循化厅将军队撤回，大伙都感到非常害怕。我想要是派文武大员到巴燕戎格晓谕恩威，伸其委曲、散其党羽，等事情平定后，再查出带头闹事的予以严惩，这才是上策。武官们习惯在报告里夸大其词，我们不能深信他们的片面之词。循化城只有两座城门，不过是一个土岗子而已，又没有深沟高垒，如果回民志在攻城，那么几百人顷刻之间就可以将循化城夷为平地，又何至于『围攻三天，城上枪炮如雨，回子才退去』？米参将是河州本地人，在循化厅广置家产，剥削回民，这样的军官应该调查后参劾撤职。」


    乐斌说：「如果请兵不发，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谁能负起这个责？」我说：「我说的本来就是个人意见，不足为凭。如果说按赵总兵说的请饷发兵，那么就先发两千两吧，军队经过的地方，命令各地官员按照本省供应军队的标准提供后勤。我不明白的是，赵总兵为什么不就用河州标下的兵，坐守本城，反而派河州兵出剿后撤回，而又另调巩昌的营兵来守河州？多一番调动，就多一项开销，将来报帐又是难事。」


    过了一会儿，副将成瑞入见，乐斌将我的话告诉他。成瑞说：「藩台大人说得很对。省城里的兵只有一千二百人，距离河州一百多里，与其等到发现敌情再调外兵，不如就留在城里——他们对地形较为熟悉。」成瑞又说：「赵总兵实在是沉不住气，外间传闻的情形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严重。」乐斌本来是打算发兵的，听到成瑞的话才醒悟过来。他命令西宁道崇保亲自查明后详细上报，如果不发兵的话，对回民就要妥为安抚。又派参将陈致和带着几名千总和把总去河州查看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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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崇保就报告说，回民情绪安静，不用发兵；并说回民已经具结悔罪，答应赔偿损坏的大桥并修理道路。至于回民围城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大概因为循化厅是崇保的下属，所以崇保不肯直说赵总兵所报不实。韩锡麟和赵延烺，一面滥冒，一面藉此保举所谓的立功将佐，完全不为国家着想。这样的官员如不参办，何以服众？韩锡麟年已七旬，两耳重听，上次因野番抢劫红帽儿的货物而被撤职，后来那逊阿古拉办理招降野番的事情，韩锡麟求那逊阿古拉为他求情，乐督没有答应，韩锡麟就上书督署，说那逊阿古拉收了野番的贿赂，所以才做出招降的举动来。又说野番出没，通判没有义务抵御，此事已经由御史条奏，应由总督随时征抚，通判不应受到处分。乐斌看了韩锡麟的详文后大恐，命令藩司彻查那逊阿古拉，也就不敢再提弹劾韩锡麟的事了。


    此次的费用是二千五百两，乐督命令由崇保捐出，答应保举崇保的儿子。虽然崇保有一万个不愿意，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自掏腰包——身为乐督下属，乐督要他捐，他当然不能不捐，可他手头上又没有这么多钱，只好从司库中预支养廉银。循化的米参将弹劾赵总兵虚张贼势，冒开兵饷，还没来得及入奏，赵总兵就来司里领银子。我先给了一千两，交一名军官领去；一面通知中军成瑞，让他派兵护送。据成瑞说，来的人不要省里的士兵护送，而省里的士兵却坚持要点明军饷数才放行——为的是赵延烺这个人太不可靠。


    赵延烺本来就是一个浪荡子弟，世职侍卫出身，经许滇生尚书保奏，发往陕西候补；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欠债如山，是有名的「债帅」。在代理河州总兵时，他将一个妓女从兰州带回河州嫖宿。士兵们等到他两人床战正酣的时候，一声大喊，将门撞开了，准备将这对狗男女捆起来。赵延烺大惊，撞破窗子，光着身子逃进了他老婆的房间——免了士兵的一顿打，老婆一顿臭骂却是免不了的。士兵们见赵延烺逃走了，就将妓女揪出来轮姦了。妓女的家人扬言要到省里告状，赵延烺后来掏了一大笔钱，总算将此事平息下来。


    他在省城的寓所里，桌上长期放着一壶酒、一把刀，有人上门讨债，他就对债主说：「我已穷极无聊，你如果讲交情，那就坐下喝一杯；你如果一定要我还钱，那就是要我命，我就拿刀和你拼了。」债主见他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也无可奈何，真是无赖之极。


    他手下的军官刚从司中拿去一千两银子，马上就被债主逼去八百多两，只剩一百多两。银子没了，只好再次请领，司中只好又发一千两。赵延烺又从河州知州那里王桐处借领五百两。这次用兵的费用，说定是两千两，由崇保认捐，可是赵延烺却冒开了五千多两，朝廷很难通过。赵延烺来甘肃，是由乐斌保举的。乐斌担心他在河州时间长了生出事端，于是命令赵延烺回到延安副将本职任上，让游击松龄代理河州总兵。经查，此次用兵，赵延烺实用银一千七百多两，不但五千两是浮开的，就是二千五百两也有水分。赵延烺求我将这笔钱摊派在河州镇属各营应领的马草款项下，我说此案实在悬虚，简直就是冒领，所以没有答应，也不知后来怎样了。


    野番渡河已久，投诚与否迟迟未定。蒙古人和当地官兵，都不能限制他们游牧。就是当地居民有人和他们勾结，官兵也从不过问。他们之所以急着要投诚，肯定包藏祸心，妄想阴谋得逞。蒙古答应让出戈壁地方给野番，听任他们在那里游牧。戈壁无水无草，当然不能放牧。野番因为黄河南岸的水草不够茂盛，才偷渡到河北。如果仍是戈壁，何不就住河南，为什么一定要到河北呢？这话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那逊阿古拉两头架话，极力撮合，边境形势长时间不能定下来。从朝廷的角度讲，现在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乐斌上奏朝廷请示安抚的办法，说明了他们已有五十三万余人渡河的情形，也汇报了蒙古具结刁难的情形。


    接到公文，转来上谕：「乐斌几次上奏野番的事情，请示命令西宁办事大臣详查筹办。甘肃西宁关外的野番为患的地方，乐斌到任后派代理西宁知府那逊阿古拉派兵剿捕，随后有刚咱等族野番情愿投诚，请求将河北地方赏给他们居住放牧，并表示愿意保护蒙古边民各旗。蒙古也愿意将青海湖以南的戈壁地方，暂行借给野番住牧。暂且这样办理吧，当然希望相安无事。只是野番贪残成性，移到河北后恐怕不免欺凌蒙古，滋生事端；更担心河南各族，相率效尤，恳求迁徙，所以此事应该谨慎从事，以安蒙古生计。此事着乐斌督办，就算不能亲身前往，也一定要委派精明能干的大员，随同图伽布命令西宁的总兵和道员，确切查明，通盘筹划。应立定界址，严格限制，以杜侵越，并说明不准再有番族过河，以期日久相安，决定以后再上奏，不要只顾眼前，留下后患。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皇上圣明，烛照万里，而深思远虑，非常人所及。只是乐督原奏中有很多不实之词，比如说派那逊阿古拉往剿，就并无其事。野番偷渡黄河已经很久，戈壁不能游牧，蒙古具保并非心甘情愿等等情况，都不敢提及。先前以黄河为界，野番尚且不能遵守，不断偷渡劫杀，以致民不聊生；怎么能保证他们渡河后能奉公守约呢，更以什么为界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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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廷寄里又说，只许刚咱族投诚，其他野番不准效尤。素不知渡河野番已达五十三万多人，就算其他野番不过河，也是无法驾驭的；何况野番各族，并无一个总管一切的头目，谁又能约束他们不过河呢？真要这么做，后患无穷。青海大臣图伽布极不愿办，怎奈那逊阿古拉在西宁百般恐吓他，乐督也逼他联名上奏，图伽布模稜两可死不表态，乐督对此很是生气，只好单独上奏皇上，强令执行。这件事事体重大，头绪繁多，恐怕也不是三两天能够了结。


    马干（餵马的饲料，也指用来买饲料的钱）只发一半，本来就是没有道理的事。甘肃的军马很大部分是朋马，并非骑兵自己餵养，而是由农户代养，由朝廷发放马干。朋马的数额，差不多占军马的一半。所以支发马干，与骑兵无关；至于例马，是由驻军营员自己领款，与朋马也无关。朋马每年总会病死若干，留下马皮，发放马干时作为证据，朋马病死后按规定应买补，各营纷纷请领。我首先发放兵饷，买马的事一律批示暂缓。省城里也有军马病死，乐督命令筹款给发，迅速补买，没想到居然添了几十匹马，远远超过原来的数字，我也不便过问。


    督署每月的开支项目里面，有八十匹例马一项，可是从来只看见乐督领钱，没见他餵养过。督署里餵的马其实很多，有几十匹，斑驳成群，但都是兰州县知县供应饲料。其余藩司、臬司、兰州道、兰州府的马，也一律由兰州县知县供应。我只有一匹骡和一匹马，所费无多。臬司明绪餵的骡马将近一百匹，马夫也异常兇横，每次到县署帐房领餵养费，稍为迟缓，便骂骂咧咧，甚至动手打人。至于乐督的餵养费，县署倒是早早备下，从不用催。兰州县知县本来就是个苦缺，仅此一事，就难以应付。


    州县官员经常调换，对地方没有好处，而且最容易开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恶例，从来讲究吏治的，无不深知其害。可是乐斌就习惯以此市恩纳贿，明绪以此撞骗招摇，彭沛霖以此共同作弊。而我忝任藩司，倒像戏台上的傀儡一样，尸位素餐。


    笔帖式[1]长祥，在督署与门卫陈二结拜为弟兄，加上督署的中军德详，三个人在门房吸食鸦片，一吸就是一整天，到外面就寻花问柳，无所不为。陈二是乐督的「用神」[2]，乐督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陈二为长祥游说，说让他代理知县。向来督署笔帖式署理知县都是有意调剂，但是必须是资格很深、很有成绩的人才可被委任。一天，礼县知县出缺，明绪对我说：「乐督想让长祥署理，可是不好向您开口，托我转告您。」第二天排参时，我刚说让长祥署理，乐督就慌不迭地答应了，好像生怕我反悔一样——看来，明臬司之言不虚。


    笔帖式多龄任职年满后，以同知、知县的资格留在甘肃候补，按顺序应补宁夏府的理事同知，命他上任，他却嫌缺苦不肯前去。明绪代求乐督，改署礼县，由司中檄委，他又不肯去。多龄说自己官私亏累很重，礼县县令每年收入才一千多两，不足以脱贫。长祥又想代理安定县，明绪将这个情况对我说了。我说：「这还是大清吏治吗？」明臬说：「乐督急着想照顾长祥，如果把礼县给长祥，而把安定给多龄，他们两个人都会答应的。」我说：「不如请多龄自己选一个缺，自己回禀乐督，何必麻烦我一次次下文呢？而且以后轮到苦缺的，都不上任，我又将怎么说呢？如果说一定要让多龄署理安定，那麻烦您自己去说，我实在难以启齿。」明臬回去一说，乐督就答应了，我也只好遵命而已。


    其他的如陶斯咏任古浪县知县，罗星点代理永昌县知县，王汝铨调张掖县知县，张清济代理靖远县知县，接着代理宁远知县，都不再和我商量。我经常对属员说：「『廉』和『公』二字，我是足以自信的，如果其中有不公平的地方，想来你们应该理解我吧。」


    [1]「笔帖式」，清代于各衙署设置的低级文官，掌理翻译满、汉章奏文书。


    [2]「用神」，我国传统四柱八字预测术中专用术语，专指用于补救八字不足之处的天干或地支。此处是指乐斌想借这个人的生辰八字来补自己生辰八字的不足。


    丧事也敛财


    明绪的母亲因病去世，我随乐督几次上门唁奠。乐督赠送丧仪五百两，我送了三百两。乐督又答应借给他三千两，可以看出他们的交情确实非同一般。按惯例，司道官员丁忧，应由总督代奏开缺，可是乐督在代奏开缺的摺子里对明绪大加保举——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明绪攒的钱不少，外面的金铺说：除了平日兑换的不算，这一次就兑换了三千多两黄金。甘肃臬司是有名的苦缺，可是明绪却能攒下这么多钱，实在难以想像。明绪对我说：「一路上的路费，进京以后的应酬，都需要开销。我担心囊中羞涩，应付不来。」看来到了京城，他要打点的人也不少。至于他为什么当我的面说这些，用意当然是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想临走时再捞上一笔而已。接下来，我为他四处张罗，找同仁们凑份子，大伙的奠仪超过了一万两。有人说我这么做是纵富，意思是说他那么有钱，你还帮他敛财；也有人说我是矫情，他那样挑剔你排挤你，你却对他那样，亏你做得出来。唉，让别人去说吧。


    臬司出缺，按惯例，应派正式道员代理。和祥本是代理甘凉道，又是撤职后捐復人员，还没有赴吏部引见，按理是没有资格的。我在钱局就很冒昧地说了一句：「这次一定是由兰州道恩麟代理臬司。」却不知道和祥早已跪求乐督，一定要把臬司的大印拿到手。所以乐督接到明绪丁忧的信后，一个字也没有和我提起，就直接札委和祥代理，而把甘凉道委派栗炬代理。和祥因我在钱局说过的话，对我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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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祥代理臬司后，大作威福，呵斥属吏就像呵斥奴婢一样，抓到赌博嫖娼的，一手收钱，一手放人。沿街贴满了狗屁不通的告示，路人看了无不掩口而笑。他接见属员总是疾言厉色，属员送钱，就是循良，不送，就是庸劣。今天送，今天就是循良，明天不送，明天就是庸劣。他既能谄又能骄，而且变得很快，翻脸如翻书，就是那些乌龟王八做不出来的行为，他也做得出。


    我们随乐督到臬署接丧，和祥见到臬署对联刷黑煳白，心里很不高兴，对明绪的僕人说：「这里是官府衙门，非国丧不准刷黑，我让你们赶紧洗去。」和祥又问：「你家主人什么时候搬家？我要进署。」明臬向乐督哭诉道：「老母的灵柩停在里面，必须要等到出殡后才能搬出去，现在却被人逼着让出官署，求您代我说说情。」乐督也觉得和祥做得太过，再加上彭沛霖从中添油加醋，于是就将和祥训了一顿，才让臬署的事情平息下来。


    明绪的母亲三七后，天气炎热起来，明绪决定暂不回京，将母亲灵枢和家眷移到浙江会馆停柩。临走时，明绪将臬司衙门里的窗户和家具，以及隔间的门扇、板片、顶篷等全部拆毁。兰州县知县托克精阿请和祥到臬署观看，以便收拾，和祥见工程浩大，急切之间不能完工，一下子泄了气，只有跳起脚来骂。


    和祥扬言说明绪母亲的棺材，是狄道知州刘灼用三百两银子买来奉送的；恩麟也说，槓夫的抬价是代理兰州知府章桂文报效的；预备的骡槓一副，也是首县托克精阿孝敬的。明臬的牛皮黑漆包箱，内面一层油布，外面又一层油布，以及绳索等物件，则是前任知县李文楷报效的。明臬母亲死了，他自己没有花一文钱，还赚了不少，可惜的是，母亲只能死一次！


    明绪也指责和祥，说他索要到任礼，又说他收了李敦厚二百两银子，答应他向乐督求情，暂缓进京。恩麟因为臬司的缺被和祥抢去而埋怨乐督，也极力传播明臬、和祥的种种劣迹，传言不堪入耳。


    我外任二十几年，见到的司道官员也算很多了，像这样污浊不堪、如鬼如魉的，倒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事情都极繁琐，本不足道，记下来为了让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世道。


    我派周寿进京，带回银子一千两，准备为兰儿娶媳妇；又派李福跟随沈寿曾回京照应喜事。


    四月底，我接到三弟来信，得知兼慈痰喘，老年得病，举步维艰，赶紧寄了三百两银子回老家作为药费；又寄去燕窝二斤。听说三弟与二全一齐赴京赶考去了，假如老人有什么不测，老家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五月初六上午，接到京中专信，惊悉兼慈已于四月十一日去世。我哀痛惶惑，不知所为，赶紧制备丧服，设立灵位，让全家穿上丧服。当天就报告乐督，请奏开缺。我想奔丧的事，越快越好，所以既没有讣告同事亲友，也没有设灵开弔。况且，明绪刚刚丁忧，首县为他搭篷预备，花费不少，如果再来一次，首县难免会有怨言。我告知家人，购办的所有物品都要按价付钱，不要惊动府县。设立的灵位到二十一日撤座，在这之前要赶紧收拾，准备回乡。我本来打算二十一日起身，因为车辆不齐，一些开支的帐目没有能够及时结清，所以延迟到二十九日才出发。长途车马都是自雇的，也不打扰沿途州县。


    做了一年半的甘肃藩司，入项甚微，当初出京时用了家中的一千多两银子，现在都没有还上，再加上报捐顶戴花翎用去了七千两，所以路上的路费，仍旧不宽裕。乐督送我一百两银子作为丧仪，奏报丁忧的摺子里，总算没有弹劾我的话。同仁也都各有所赠，这样才勉强成行。长途奔走，到泾州时已炎亢如火，人马俱困，只得昼息夜行。六月二十日，我到达西安时，已困惫不堪，同仁可怜我老病，苦劝我小住几天，等秋凉后再回南方。可是我奔丧的心，急如星火，总是寝食难安。


    临出发时，明绪来告诉我说：「您丁忧的消息刚刚传出，和祥就到督署向乐督道喜说：『明绪与张集馨，都不是好人，所以先后丁艰[1]，也未始不是吾师之福。』乐督回应：『你也不用幸灾乐祸吧？』和祥求乐督让他兼署藩司，乐督没有答应。」


    后来，乐督委派恩麟署理藩司，即日接印。我推荐一名家僕，恩麟竟不接受，我也就笑而置之了。


    在陕西，我寄居在红埠街公馆一个多月，因为守制很少出门。旧属新朋，时来过访，也还不觉寂寞。八月初一，明绪扶柩到达陕西，我前往祭奠。初六，他起身北上，我又到城外亲送，又致信家中，让儿子兆兰到明绪母亲停灵的地方上祭。我这样对他，可以说是尽到人情了。


    忽然见到邸报，说是兰州道出缺，一打听，才知道恩麟的母亲也去世了。半年中，「两司」和首道都因为丁忧去职，也算是奇怪了！乐督奏令让和祥兼署「两司」，兰州道则委派首府章桂文兼署。由同知代理道员，这恐怕是大清定鼎以来第一次——从中可以看出上司是何等信任他。


    我的第二任甘肃藩司就这样结束了，任职时间一年零三个月。甘肃官场这些人的结局，也不妨在这里交代一下。


    同治继位后，载垣、端华、肃顺倒台，前都御史张芾、京卿潘祖荫、御史裘德俊、陈庭经等人，上奏弹劾乐斌奸占僕妇、宠信幕丁、捏报边功、滥行保荐等多款罪行。朝廷派礼部尚书麟魁、户部尚书沈兆霖赴甘肃审办。当时周二奶奶刚刚病故，甘肃省内还不知道钦差已经出发，乐斌一身丧服，文武官员亲往祭奠。出殡那天，乐斌率领下属一步一拜，那种伤心就真像死了自己的老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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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斌的儿子敬铭在北京任兵部员外郎，听到钦差出发的消息，连夜赶回甘肃通风报信。乐斌知道奏摺中弹劾他奸占僕妇的事情，于是就在四明亭地方，将周二奶奶的棺材掲开，脱下尸体上的一品诰命的凤冠霞帔，换上布袄，并将棺材藏在炕炉下。全小汀听说后笑着对我说：「乐斌怎么蠢到这个地步呢？审案的人，怎么会开棺戮尸呢？」我说：「他如果懂一点事理，做事又怎会如此荒腔走板呢？简直是放辟邪侈，为所欲为！」钦差后来定案，在奏摺中描述了乐斌的很多丑行，猥亵赃污，实在不能转述。判决结果是：多慧、成瑞捏报边功，判斩监候；乐斌、章桂文发配新疆；彭玉亭、陈二、余奎发配吉林、黑龙江；和祥被革职——也算稍泄神人之愤。


    [1]「丁艰」，即丁忧，亦称丁家艰。语出《晋书·周光传》：「陶侃微时，丁艰。」


    哀悼兼慈


    我行经陕西，碰上回民闹事，也让人心惊。


    在陕西临潼县，回人和汉人一直不能和睦相处。回庄赛会演戏，汉人前往观看；等到汉庄演剧，却预帖告示，不准回人前往观看，回人也就不去看。有一个回族少年挑着一担水果到戏场里卖，被汉民无故殴打，受伤甚重。回人不服，赴临潼县申诉。县令倪印垣置之不理。回民第三次申诉时，反被官府的衙役打了一顿。


    倪印垣是四川举人，由华阴县调任临潼。我先前经过华阴时，倪县令曾来拜见我，絮絮叨叨，和村妇一样，治理地方毫无可取之处。侍郎王茂荫以循良具保他，又称他具有奇才异能。陕西巡抚曾望颜保荐，命令倪印垣自己填上事实入奏，恩准送部，还来不及卸任，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回人被责后不服，就纠聚几千人到汉人村子报復，互有杀伤。回人杀了十三个汉人，汉人杀了六个回人，因为打输了。汉民就在大路上截杀了从蓝田来的三个回人，这三个人与临潼的事情毫无关系，而且根本不知道回汉斗殴这回事。回民因此纠聚不散，来往商旅裹足不前，也有被回人抢走货物的。


    事情传到省城，巡抚曾望颜将倪印垣暂时撤任，派西安知府沈崧曾带着二百名回族士兵前往弹压，又派同知张竹楼代理临潼知县。曾望颜还口出狂言，说只要回民不遵约束，就带兵围剿血洗回庄。


    我听了这话，觉得实在唐突。地方官一向偏袒汉人，凡是争讼斗殴，无论曲直，总是压制回人，这样汉民就更加恃众欺凌回人。他们难道不知道，回人生性桀骜不驯，而且特别团结一心，日积月累，对汉人的仇恨终有一天要爆发。云南回民造反，至今猖獗，官府无力控制，反受回民侵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陕西省的当政者，难道不知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鑑的道理吗？如果公平办理此案，首先就要先将倪印垣严参重治，然后分清回汉曲直，让双方各负各责，这样才能相安无事。可是曾望颜却因为倪印垣是他特保的，一味袒护，又不懂事理之轻重，说出这种荒谬的话。我听说巡抚曾望颜在陕西暴虐异常，官员们都疾之如仇，这恐怕不是好事。


    过了几天，我让秀姬带着辎重行李和家人，由永济回京，我则由河南回仪征，于八月二十日同时从省城动身，到潼关再分开。二十四日，因为下大雨，我在潼关停了一天，二十五日再分道长行。九月初五日，我到达开封，住在八旗公寓。开封的大小官员自巡抚以下都是我的故吏门生，所以应酬众多，昼夜不息。


    忽然传来警报：捻匪将山东曹县攻破，抢劫的财物装了七八百辆大车，满载而归，仍由金乡、丰县回去；另一股捻匪围攻济宁，河南考城一带也开始发现捻匪行踪；六合、仪征一带，到处都是长毛（太平军），杀掠几无孑遗。兼慈的棺材还没有下葬，可是道路阻塞，无法回去，我因此寝食俱废。清河、淮河一带戒严，徐州捻匪来往滋扰，南北不通，我只好兑出一千两银子，派李福从小路回籍，察看情形；如实在不能前进，只好回京。


    九月十五日，我由河南北上；二十八日抵京。我到京城后就接到三弟和大全的来信，才知道牛王营庄屋以及衣物家具都被焚掠一空。三弟等将兼慈灵柩浮厝于庄西茂林后，带领本房人逃至泰州；大全弟兄逃至邵伯埭，大哥逃到江南丹徒乡村。一门星散，盪析离居[1]。


    早前，三弟来信，说兼慈性爱热闹，想等我回乡后再下葬，为兼慈身后风光。我当时就回信说，不如恪遵老人遗训，以百日内出殡为妥。贼氛无定，时事变迁，不可拘执于古礼。我相隔五六千里，又值酷暑难行，不时还有大雨阻道，怎能按时回家？三弟还是不肯将葬礼从简。我又几次写信催促，没想到贼匪于八月二十四日攻破天长、六合，直犯乡村。仪征县城被焚掠四次，城市化为丘墟，家里稍能自给的都赴乡村结茅而居。贼匪探知其情，就从月潭集和陈家集向北方席捲而来，所以躲在乡村的人家，很少有逃脱的。


    三弟除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带走。嫁到程家的妹妹抱着儿子潜在水里才得以不死，妹夫程湛华为贼军掳去，至今下落不明。嫁到李家、黎家、薛家、阮家的几个姐妹，也都颠沛流离，无以为生。我给他们每家寄去三十两银子，多少可以补贴家用，近支亲族，也略略点缀，只是无力多给。大哥那里，我寄去了一百两，并寄去两首诗，其一是：「与君今世为兄弟，未必来生再兄弟；况且两人俱白首，又兼南北动离情。回首江乡一敝庐，年来衰病正愁予；不需身世多忧虑，有子俱能读父书。」听说大哥所住的冯庄，却是没有贼兵经过；城内卫市口老宅，至今犹存。大哥性情古直，虽然不合时宜，但心地正派，所以在这丧乱时节，好像有上苍默默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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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考少孤，四壁俱无，十七岁弃学从商，勤苦备至。自从兼慈来归后，家境渐好，开始置办一些田宅。地方上有什么善事，兼考总是躬任不辞，施药施棺的事情，不知做过多少。直到六十多岁时，才生下三弟集声，这也可看做是天佑善人。兼考生性刚烈，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常常使人难堪。幸好有兼慈从中调剂，亲族得以安宁。


    兼慈心地慈厚，对亲族子弟，极力照顾；对穷苦乡亲，尤多恩惠。几十年来，无论是外面的乡亲，还是家里的奴婢，对她都是心怀感激。咸丰三年，逆匪攻破县城，住宅被焚，兼慈寄居乡下，很不习惯，所幸衣物钱财，未落贼手。


    兼考去世时，我以直隶藩司的身份带兵，在直隶、河南一带剿匪，奉旨等军务结束再行回籍。三弟不到二十岁，经理丧葬和考核田务的事情全靠兼慈督率家人一手料理。租赋的收入，和兼考在世时没什么两样。对族中无赖子弟，兼慈恩威并施，使这些人也有所收敛。家政处理地井井有条，教三弟读书，也从不姑息。


    咸丰五年（1855）冬，我奉旨往江南大营受向荣差遣，事先回家省亲。当时见兼慈气体康娱，饮食安泰；只是走路时偶须扶杖，冬天痰喘咳嗽，身体没有其它毛病。我想老人家活到百岁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咸丰六年（1856），我回到北京，然后赴甘肃。第二年，三弟生了一个女儿，老人家非常喜爱。同年，三弟又以第一名考中秀才。


    今年四月初九，兼慈命三弟和二全北上，应顺天府乡试。初十日，村庄前后，瀰漫着阵阵檀香，邻人来问何事，走进屋子却不见焚香。屋里的人也觉香气更浓了，村人无不诧异，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当天晚上，兼慈还让僕妇进酒三盅，喝完后非常高兴。半夜，老人感觉痰气上涌，于是对李僕妇说：「太爷已经做了淮安府城隍，来接我了。」李僕妇不敢走开，而檀香的气味却更浓了。到十一日，老人溘然长逝，香气顿熄。三弟已走到顺河集，得信后连夜赶回。殡敛的事情全靠大全经理。大全兄弟两人，从出生到出痘疹，再到长大成人，都是兼慈照顾。得信后，从泰州岁试的考场赶回来，独当大事，也算不负兼慈疼爱他一场。


    兼慈没有生育。三个妹妹和三弟集声，都是陈庶母所生，兼慈爱如己出。三弟还知道孝敬母亲，嫁给黎家和阮家的两个妹妹，也还知道体谅母亲。只有嫁到程家的八妹生性狡黠，从小就以尖酸刻薄为能，兼考受她骗了，还常认为她聪明能干；于是她就肆意挑唆，诬枉人过，口无不择言，甚至在背后辱骂兼慈，存心忤逆，对待弟兄姊妹刻薄寡恩。陈庶母生性愚蠢，不言人善，兼考在的时候，她就常常挑拨生事，以致举家不能和睦，众怨沸腾，兼慈屡次教训，她却不知悔改。后来儿女长大，她便更加自以为是，兼慈不能规诫。几个妹妹中，八妹的为人最像陈庶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程妹夫死于贼手，公婆年迈，八妹却不肯侍奉公婆，而回娘家依靠三弟，确实有亏天伦。


    兼慈于十月十六日与兼考合葬在十里墩。当时贼军攻破天长，盘踞六合，兼慈没来得及安葬，我昼夜悬心。如今幸好大事已完，再没有什么牵挂的了。兼慈存心仁厚，断无意外之虞，但总是要等到入土为安，才让人放心，何况又碰上这种干戈扰攘的时候呢？兼慈自从嫁给兼考后，家境就渐渐富裕，现在她刚刚去世，牛王营的住宅和财产就不保，这是不是说，兼慈福庇乡邻数十年，而我们兄弟却不能承受她的遗泽呢？确实令人感慨啊！只恨自己既没有亲视殓葬，又未能抚着她坟墓上的松柏痛哭一场，这是我今生永远的遗憾。


    南河总督庚长来信，寄来一千两银子。在三弟等人颠沛流离的时候，确实大有所补。


    我的京中住宅，当年是大林负责建造的，我总嫌它太侷促。大门距上房太近，又在西边，总不习惯。幸好门前的破烂小屋，早已买下，我想另添一道大门，再建几间房子。只是，历书上说，要等到明年，才利于南北方向，今年就只建西院吧。于是我建了两所房子各五间，一所是兰儿书房，一所是我会客的地方。因为院子里有几丛竹子，于是就给房子命名为：「交翠山房。」


    我本定于九月为兰儿娶媳妇，因为兼慈去世，改在明年春天择吉日再举行。


    兰儿的老师是翰林胡寿椿，胡老师因为新娶了妾，不能住在私塾，就辞职回家了，让我自己教今年剩下的课程。明年，我想廷请薜春黎，我询问同乡汪慕杜，他说：「薜先生的帖括之学（唐代时，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把经文贴去若干字，令应试者对答。后考生因帖经难记，乃总括经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应时，称「帖括」。明清时也用指八股文）胜过胡先生，杂学很渊博，就是书法欠工。」


    我又在时晴斋自撰一副对联，托亲家许滇生题写。对联是：「三径栖迟，敢云丘壑夔龙，衣冠巢许；一编弦诵，藉可消磨岁月，俯仰干坤。」


    [1]「盪析离居」，指家人离散，没有定居。


    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


    九月，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发生了。


    案子由御史孟传金参奏，皇上派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陈孚恩和全庆一同审办，没有让刑部参与。案子的起因是有一个说大鼓书的叫平林，在这次考试中了举，可是试卷文理不通、错字连篇，被御史指名参奏。平林到案参加复试，文理更加荒谬。据他说，考试时是照平时的习作抄的，而对于登台说书的事，他也供认不讳——既然是这样，平林的举人资格当然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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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平林和本次考试的主考柏葰的家人靳祥关系密切。靳祥随柏葰进入考场，私下里替平林说情。靳祥求柏葰从考中的试卷里抽出一本，由平林代替。平林家里很穷，靳祥也没有收他什么钱，大概是因为都是浮荡子弟，所以交情很深。据说平林的房师（科举考试中，阅卷老师称房师，主考和副主考称座师）缪编修也不知情。平林送给缪编修的拜师礼，也仅仅是十串制钱而已。


    有个叫罗鸿绎的广东人，年纪还小，经军机处记名章京李鹤龄穿针引线，送条子给考官普安推荐，也中了举。罗鸿绎送了普安五百两银子，也送了李鹤龄不少。罗鸿绎到案后，供认不讳，也不容李鹤龄、普安不承认。


    此案在提督府审问，刑法严峻，普安受刑不过，攀扯出考官程庭桂在场中焚烧条子，奏请归案革审。又牵出程庭桂的儿子程炳採在外招摇，私通关节的情形，一併拿究。程炳采想攀扯其他人，就供出主审官员之一的陈孚恩的儿子陈景詹曾经送条子的事情。陈孚恩具奏，承认其子送条属实，交出审办，并请求处分。


    而严审程炳采时，他说陈景詹的条子，他已在考场外烧了，并未送入考场里面；又供出侍郎潘星斋的儿子庶常潘祖同，为其同乡谢森墀送条子。谢森墀是苏州的富户，捐官在京，为了钻营关系，就求潘祖同转送各处，想拜几个人为师，潘祖同大言不惭，叫他就拜自己为师。潘祖同的举人和进士都是皇上钦赐，并不是考来的，胸中墨水想来也不多，遇到谢森墀这种煳涂蛋，也就甘心拜认，不料同落法网。潘星斋照陈孚恩的例子，具奏请求处分。


    程庭桂的亲家是潘铎之子潘敦俨，程炳采并没有供出他送条的事情，潘铎听说情况后，心里害怕，就带着其子潘敦俨赴提督衙门投案自首，承认曾经送条。程炳采也不能为他隐瞒了。


    已经告病的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李旦华，曾答应给程庭桂一百两银子，也送过条子，主审官命令李清凤在籍具供，李清凤声称属实，将其子李旦华交案。还有熊培元、王廷杰等人也和李清凤、谢森墀的事情类似。李清凤任刑部郎中，一年就升任到侍郎，又委派做顺天学政，其时便有人指责说，李清凤必有奇祸恶报。咸丰三年（1853），贼匪骚扰京畿一带，京师设巡防局，拿获奸细，问明即斩。其中拿获的，有很多是从南方来的商人，还有一些是逃难的难民，只要头有一瘢，或者身有一疥的，没有不被杀头的。当时的王公大臣意在从严，李清凤时为司员，曲意阿附，看上级要什么口供，就能拿出什么口供，顷刻而定。用杀人来讨好上级，天道岂可欺乎？现在，他因为儿子犯罪而被处死，世人都认为报应不爽。我想对他的惩罚还没有停止，就算是到了阿鼻城（指地狱）中，恐怕还有受不完的罪。


    靳祥受刑后瘐毙，柏葰、普安、李鹤龄、罗鸿绎一起被斩首，程庭桂由皇上赐恩减罪一等，遣戍军台，其子程炳采被判了斩立决。外间议论纷纷，有人说还有漏网的，有人说太过分了，我不敢发表意见。


    刑部司员穆兰泰有因案受赃的情节，同乡卞宝第说穆兰泰曾给他看过一封信，是有人托穆兰泰关照一场官司，奏参将穆兰泰交刑部革职审问，和顺天科场案的人犯关在一起。穆兰泰对普安说：「按你们的罪名，恐怕是难逃一死。反正是一死，不如临走捞一把。你们仔细回忆一下，当初分卷时，有哪些人曾进来搜索卷子的，你们现在不妨一一写信告诉他们，就说手头紧，向他们借点钱用。」信寄出不几天，竟然真的有人送钱来。一起参加考试的，就算没有作弊，因为害怕被诬陷，为了保住功名和性命，不得不就范。罗掘[1]之苦，可想而知。穆兰泰也从中分了不少钱。


    科名自有命定，升沉不在人谋，人们苦于看不透彻，所以作奸犯科，以致身首异处。子弟长大，不让他们见客，就会言语粗鄙，见识浅陋，但如果任他们随便交往，又往往会被那些押友淫朋拖累。京城里素多恶少，挟优纵赌，恬不知非，而把讲艺论文视为末务。关键在于长辈要不时训诲，使子弟心地明白，知道厉害。如果做到表面上虽然和光同尘，而内心里却坚贞不拔，自然就不会被人动摇迷惑了。我希望我的后代子孙，把择友放在第一位。


    [1]「罗掘」，指谓网鸟挖鼠，比喻用一切办法筹措或搜索财物。


    宵小横行


    我上次被桂良诬陷，被革戍留营。当时军饷短缺，河南同知马文铎卧病，胜帅命我接管；我推辞不过，接手管理了三十七天，后来奏奉谕旨，才得交卸。我将开支剩余的帐目和银两上报后，交给张起鹓接办，并说定由张起鹓报销。可是张起鹓实在太狡诈，先是答应了，后来又推脱，逼我自己办理。等到张起鹓逮问至部，我恰好被任命为甘肃藩司，于是命令张起鹓递呈请示，奉批令他遵照上次的批文代造，可是张起鹓就是不造册。我托方鼎录请人代办，到今年才报销，核实下来，要我罚赔一千一百三十多两，加上部费一千多两，一共将近三千两。我交卸时，还有剩余四百五十两，张起鹓也笑纳了，现在却不肯交出。因我现在在家闲居，罚赔的这笔钱无法筹措，所以还没有上交。


    我在直隶带兵时，在临洺关分局是广平府知府王桂经手军饷；在河南庙工时，是长垣县令锡桂经手军饷；从长垣到大营，是玉田县令张熔经手，我从来没有见过帐目和银钱。可是桂良一心与我为难，用我的官衔和名字上报。后来桂良离任，我致信谭廷襄查卷更正，谭廷襄害怕桂良的嚣张气焰，不敢主持公道。可是谭廷襄这样讨好桂良，桂良却一直认为是谭廷襄夺了他的直隶总督，所以怀恨在心。谭廷襄因天津之役被遣戍，就是桂良捣的鬼。我于是对方鼎录说：「当时与兵部书办说定了的，有部费就不驳，现在送了一千多两部费，却仍要罚赔，部费是做什么用的呢？」方鼎录与书办商量，请以直隶长垣报销帐目垫上，抵此罚款。我已寄信回南方，让大全筹钱还，没有接到回信。当时在西安，我曾将这个情况，详明甘督转咨。本来是兵部来稿，现在兵部又驳回，真是变幻离奇。看来，不将天良全昧，粮台这个事就真不能做。现在虽然军饷短缺，可是有些人仍然任意浮支冒领，只要有军饷发下来就有人侵吞，只要将部费提出，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再将长垫多办一些，就是核实起来也不至于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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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国家军饷需如此紧张，又是抽厘，又是劝捐，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敲骨吸髓，剥削民脂民膏，如果我再从中侵吞，使荷戈执役的士兵枵腹战斗，罪过就比贪污救灾款还要大，所以万不敢为。在独流管帐时，我自己用的米和柴薪都是自购，后来在庙工，也从不索取分文。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罚赔，天理何在？


    张起鹓虽然瘐死在监狱，家破人亡，可是做粮台时却是狠捞了一把的。就比如说我在独流把四百五十两银子交给他后，他就将一部分银子运到天津，还自己在天津的帐。胜帅让我写摺子乞饷，皇上从内库拨出三十万两送到大营，张起鹓就拨回七万两送到自己天津家里，这又怎么说呢？张起鹩拜胜保为门生，拜师礼就是一千两，又为胜保母亲做寿，送的也不下几百两。胜保每月开支五百两，而厨役请领蔬果等项还不计算在其。张起鹓的儿子张琛在连镇捐办堤工，用了很多钱，保举知府花翎，张起鹓也保举布政使衔，父子都得到优保，捐的钱也都是出自粮台，所以张起鹓虽获咎瘐毙，但不能说他没有得到好处。


    随营粮台，万不可管，众人皆虎视眈眈，即使乃心清白，旁人也断断不信，就是你拉住一个路人告诉他，别人也说你是虚情掩饰。粮台那里，什物米薪无所不备，珍醋酒浆罗列满帐，都是供帅营用的。可是文案处、营务处那些有权有势的，不时来要，假如拒绝就会怨声载道。如果营中阵亡一位将军，大帅说应该帮援若干，除官殓外，就须措办，大员阵亡，则所帮援的更多。将军善禄病故，除附身外，竟帮援了三千两；此外如道员、知府、参将、游击等人，不可胜计。这些用项，照例都不准报销，而管粮台的也都不敢推辞。张起鹓既不阻挡大帅及各营员需扰，又不将帐目做清楚，而且父子二人都相信卑鄙小人，信任一个杨菊衫，却不知防备他藉此要挟；信任一个汪寿昌，却不知防备他的阴险。张起鹓父子两人经常被人逼勒，总是因害怕而就范，对于同事的急难寒微，却漠不关照，导致同人怨怒，深入肌肤，而自己又侵吞军饷，更是让宵小之徒抓住了把柄。


    杨菊衫是四川佐杂人员，七十岁了，投奔到胜保大营，胜保派他帮办粮台事务。杨对张起鹓的帐目，凡不合例而营私者的，都秘密记载下来。又讨好逢迎山东巡抚崇恩，骗取信任，得以保举知府，之后挟制张起鹓，向他借银两千两，指定省份捐纳，分发到四川。张起鹓不敢违抗，只好乖乖就范。


    汪寿昌是方元仲家的僕人，因方元仲在粮台管帐，延为副手。汪寿昌能书会算，张起鹓父子很倚重他。胜保被逮问后，委员们纷纷作鸟兽散，汪知其无路保举，于是求张起鹓父子为他捐个佐杂官，张起鹓没有答应。编修杨翰在京城以营缘钻刺为能，声名狼藉，被人劾参，知道不能容身，于是投奔胜保，愿意到山东各处劝捐。杨翰与张起鹓本是至戚，张起鹓可怜他穷，时常周济他，并厚待其母。杨翰能投奔胜营，也是张起鹓为他介绍的。僧格林沁郡王（当时还是郡王，后来因为擒获李开芳升为亲王）接替胜保的军务，凯旋班师时，杨翰想得到保举，被文案处的瑞秋帆大大羞辱了一场，无处可去。杨翰于是想向张起鹓借五百两银子，另谋生路，张起鹓没有答应。杨翰心里很不满，又见杨菊衫要挟张起鹓，得了一大笔钱，于是就和汪寿昌合谋，将张起鹩不合例的地方，罗列了很多款，到京城请给事中伍翰屏具奏弹劾，结果张起鹓被逮问查抄。张起鹓后来死在监狱，要赔的款项很大。其子张琛，是候选知府，随父在营，妄自尊大，骂起人来肆无忌惮，大家都很厌恶他：到京城候选，选了一个有战事的省份，他因不愿去而被降调，朝廷责成他赔缴，也不知他如何筹措。杨翰因检举有功，被授湖南永州知州，与汪寿昌同往。杨菊衫在四川候补，偶尔有信来，称我为老师，我百般推却，可是他坚持不改，其心难测。


    选定明年三月初八日，为兰儿成婚，二月十六日过礼。


    西院交翠山房，二进屋宇，已经建得初有规模，我读书之暇，时常督率指点，岁月匆匆，一晃又快过年了。


    京中百物翔贵，米薪蔬菜以及日用百货，比我离京前，价格涨了十倍。圜法壅滞，咸丰朝（以一）当十的大钱，老百姓百般挑剔，不愿要。就是光滑美观的当十大钱，民间也只值铜制钱一文。咸丰二三年时，刚刚铸造（以一）当五十的大钱，市场还很流通，后来，朝廷又增铸（以一）当千、当二千的大钱，对于私人铸钱的，虽然一经发现，定斩不饶，但因为利润实在丰厚，所以私铸者屡禁不止。部中发出当十、当千大钱到各店铺商户，包括流通到百姓手里的，都想把它贱卖出去。忽然有一天，朝廷贴出告示，说凡当百、当千大钱一概停用，民间所藏的，尽成废物。


    有人建议鼓铸当十铁钱，刚开始就不很流通，几天后，街市相继不用，就是丢在路上也没人捡。又有人建议改用铁制钱，使用起来很是流通，超过了当十铜钱，忽然街市又不用了，就是扔给乞丐，乞丐也不肯要。


    大家都看重各钱铺的私票，用私票购物，一吊值一千二百文；用当十大钱购物，一吊只值八九百文，物价高低，视钱而定。没过多久，私票也不时兴了，一吊也只值八百文了。持私票赴钱铺本铺取钱，每吊给八百文；持官钞到官号取钱，每吊给当十大钱八百文，另给铁制钱三百文。街市上的铁制钱根本没人要，所以官号乐得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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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米每百斤，价值三十几吊，煤一百斤值七吊，街市找不到几文钱的商品，就是一枝葱，也要当十大钱一枚。官民并困，可是铁钱局还在继续铸造大钱，民间直视为废物。圜法的败坏，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崇文门收税，却仍是只收纹银，不收当十大钱及铁制钱，也不收银钞。赴部交纳银两，都只收实物银，不搭收银钞。官府自己不看重钱钞，民间就更轻视。如不想办法变通，这些流弊还不知道什么程度？铜制钱最为通行，可是，云南的铜运不过来，铸钱无铜，想恢復铜制钱的旧制，也不可能。


    京城后来盗贼横行，肆无忌惮，三五成群地在街上哄抢食物，面目兇悍，巡城御史加派兵役也不能够杜绝这一现象。盗案很多，明火执仗抢劫的也不少。甚至有二三百人，抢劫了齐化门米仓，又抢劫了钱局。我还听说有些宗室子弟和营中官兵也参与了抢劫。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所有人都提心弔胆，只是仍旧防不胜防。


    1859年咸丰九年


    二月，科场案发，大学士柏葰被杀。


    是年，太平军与湘军继续在安徽、江西、广西等各战场厮杀，互有胜负。


    咸丰还是那个咸丰


    避世桃源


    长毛久剿不克，京城中人心惶惶，仪征老家早已成为一片丘墟，北方除了京城寓所外，也没有躲避的地方。我的儿子年幼，对人情世故完全茫然。我身边只有一个张林，遇到事情也是毫无主见，如果我再次出京，那就更让人放心不下。于是我用二千七百两银子在北山买了一座果园，有瓦屋四进，作为战乱时的避乱之所。虽然明知现在手头紧，可是时局危艰，不得不为自己找一处退路。我先让张林前往交割，等我把儿子的喜事办完后，天气转暖，就亲往一看。


    媒人需四个，我请的是太史胡研生、侍御史林远村、吏部侍郎蒋叔起、太常寺卿厉研秋，四个冰人[1]送聘礼到许宅。三月初八日卯时发轿，巳时拜堂，初九日请会新亲。我四十四岁才得了这么个独生儿子，仅此一子一妇，哪有不疼爱的道理呢？只求媳妇柔顺，内外和睦，余愿足矣。媳妇是庶出，亲家母许夫人也只是表面人情。亲家公许滇生晚年得此一女，倒是有些依依不捨；不过，他和我交往多年，深知我家绝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家，所以女儿虽然出嫁了，也很是放心。不过，他的公子许彭寿官越做越大，渐渐有些目中无人。


    三月二十日，我到北山果园小住两天，察看形势。出德胜门到山脚就不能通车了，人坐山兜上下，运货就用骡子驮，山路崎岖，几乎没有一寸平坦的地方。


    到下庄十五里，有人家三百多户，都靠种果树为生。再走八里就到了上庄，名叫带子沟，村外丛树错落，并无路径，乱石荦确，触石钩衣。近庄门有一条小溪，可惜太浅，上面横放着一块白石，就算是桥了。庄门不很大，叠石三层入门，连门楼共屋五间，左右有屋各二间，分列二门外。二门内就是住屋，有正房五间、两厢各三间，院落很宽展。右边有屋五间，正房后有屋五间，此外还有几间零星的小屋。正室和别屋，都没有出檐，墙壁被风雨侵蚀，不免剥落，我已派人找工匠油漆装饰。


    门外有大山，两峰左右相对。房子周围有山田十几亩，庄前后有果树几百株，屋后相距不到一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大沟，水声潺湲，响个不停。沿沟向东，说是可以通到关外。我拄着拐杖沿着地界走了一圈，不过几里路，而乱山杂沓，人迹罕到。沟边偶有骡队经过，是运煤炭的脚夫。地里种的黍子长势一般，土地瘠薄，稻麦都种不了。据说每年的果木禾价，合起来也不到一千吊钱。我买下这块地方，是为全家避乱着想，如果按二千七百两银子计算利息，这果园根本值不了这么多钱。但愿京中官邸永远平安，或者子孙簪缨不断，永远不要移居到这荒山野岭来。如果说几代以后，子孙众多，京中官邸住不下，不妨转移几房眷属，来这里读书种地，也是一条生计。


    这地方的好处是路不通车，又因为民贫地瘠，不足以吸引一些歹人的穿窬窥伺之心。日落之后，惟闻鸟声，寂无人音，竟不知天地间尚有锦衣玉食的所在，更不知天地间尚有干戈相争的事端。五柳先生所说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明年春天，我就派人遍插榆柳，大概得一万多株吧，待三五年后，葱茏茂郁，从外面就根本看不见村屋了，这样就更安全了。


    下庄有两人来见，我很恭敬地接见他们。对这些人，不可过分给他们面子，否则，他们就会不讲尊卑高下，也不可过于倨傲，让他们心生怨愤。住在庄子上镇抚邻人，驾驭小人，不可不讲方法。


    这里距离京城九十里，果饵蔬菜购买起来还比较方便。就是老人颐养，也不很苦。如果在这里长住，就可以让园丁多种蔬菜，顺带养一些鸡鸭鹅猪，这样山中佳味就不只是春韭秋藕了。我将一部小板「十三经」放在这里，又准备了一些布被粗衣、面盆浴具、桌椅铺垫以及油灯烛台。以后，我只需骑着驴子就可以来住，不用带什么。


    五月初三日，我在顺城门内观音庵请尼姑为兼慈诵经一昼夜，就在这天脱下孝服——距离兼慈弃养之日已整整一年了。春露秋霜，让人不胜唏嘘。


    闲居一年，批註《三国志》一部，共两套；《苏诗集成》一部，共二十四本。只可惜我自己精力日衰，捧卷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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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冰人」，古代的媒人旧称。


    再见咸丰


    我阅读邸报，得知河南捻匪充斥，骚扰到兰考一带，距开封才四十里，而归州、陈州、睢阳、杞州等处，也是遍地贼踪。去年七月，我经过开封，巡抚瑛棨派候补知府张席珍往郑家口筑土城，安设炮位，以固豫疆。瑛棨和张知府都是我的学生，又因为我曾在河南为官，所以把情形详细地告诉我。我说：「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者也』。郑家口商贾云集，烟户不下一万家，如果能在那里布置重兵，堵住贼匪东犯的道路，贼匪来了抢不到东西，自然会退归老巢。现在看城墙图纸，城墙全长接近十里，有八千多个垛口，有十座城门，按一垛安设一人，连城门炮台，没有一万人守不住。这一万人每人持一种兵器，那就得一万件兵器；至于刀矛火药，铅弹帐房，军装旗帜，需要的就更多了。省城开封无兵可拨，招募团勇一时又不能足数，那些无业游民，难保他们不私通外匪。况且，一万人每天的口粮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哪里有这么多钱来开销呢？土城是商民们通力捐款修建的，动员他们捐建土城就已经让人口干舌燥的了，如果再要他们捐办军装，恐怕就更难了，至于说要他们再为守军捐助每天的口粮，那是不可能的。」


    瑛棨想成立厘局，抽厘济饷。我说：「厘捐一时半刻也批不下来，而战事又不能慢慢商量，如果不迅速选拔将领，探明迎敌，那么虽然修筑了城墙，也等于没有修。如果力量不够，就应该在城外扎下连营，深沟高垒，捻匪来了，我们就坚守不战，城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这样才能守住。」瑛棨与张知府都很贊成我的意见，只是来不及筹办。十月捻匪大军到来，各地遍地逆氛。没过多久，土城就被平毁了，捻匪杀戮抢劫，满载而归，商贾们也死的死、逃的逃，人资并失，他们的半年辛劳付之流水。


    恆月川到任后，奏请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朝廷批准了。我私下认为，这实在不是治盗的好办法。如果办理团练的不得其人，那就一定会重蹈苗沛霖的覆辙。去年河北联庄会抗粮杀差，拒捕殴官，种种不法，和造反差不多。朝廷派臬司周士镗带兵剿捕，半年才平定。现在让民间坚壁清野，那是官府要再造一个联庄会，只怕抗拒官府有余而抵御捻匪无益。后来接到瑛棨的信，说坚壁清野的命令刚刚下达，刁悍之民乘势滋事，不仅仅是抗粮杀差而已。原因就是团首不善，导致事态更加恶化。


    河南形势属于四面受敌，桑麻遍地，有野难清；一马平川，欲坚无壁。贼匪大至，动辄几万，无非都是些亡命之徒。想要让老百姓去抵挡，百姓虽然忠义，也是绝不肯做的。当下之计，只有命令各村闾筑堡自卫，选择村中贤良端正的人任堡首，报官存档。堡与城同在，捻匪到了，不要与他们交锋，将牛马、衣服、粮食、妇女、财物藏在堡中。如有不法匪徒阴怀不逞，堡首就将匪徒捆了交给官府，徇私包庇的同罪。然后再调重兵，精选将领，从正面迎击捻匪。捻匪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抵死相从，也无非是为了烧杀抢劫，如果能大加惩创，剿抚兼施，那么不用多久，这些人就会土崩瓦解。到那时候再诛杀头目也就变得容易多了。如果兵少将寡，粮饷短缺，并且又多方牵制，那么就算孙、吴復生，也无法奏效。我担心的是，东南之寇警未平，而西北之戒心復启。这样，我大清朝恐怕就永无宁日了。


    按惯例持服一年，都是从到籍见丧之日起开始计算。我去年从河南回乡，因贼氛阻隔，派家人回老家呈报，于八月初三日到籍，到今年八月初三日就应该起復了。我和许滇生商量，只需报明吏部，交司勛司（司勛司是吏部四司之一，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掌管官员荫封、谥号、丧养、名籍等事）註册，就算起復。我宦情久淡，住在京里虽不宽余，但也不至于冻着饿着。做地方官，责任重大，想做点事，又处处掣肘，而藩司的责任就是筹措款项，这事现在是越来越难办。所以我不打算递摺子。


    可是许滇生调任吏部尚书后，说吏部接呈后，就咨报军机处，难保不让皇上知道。如果我不递摺子请安，恐怕会有处分，不如还是按惯例递摺子为好。我本来就无所谓，所以就决定于八月二十日赴园递折，一面呈报吏部。如蒙圣恩，让我留在京城做个京官，养老藏庸，那就太好了。不行的话，就希望皇上能置之高阁，那也还不错。


    我十九日赴园递折，二十日上午十一点，皇上在勤政殿后的小套间召见我。


    「你是几时满孝的？」皇上问。


    「八月初三日。」


    「是前年闻讣的？」


    「是去年五月间闻讣，丁兼祧继母忧，持服一年。」


    「是丁母忧？」


    「是。」


    「你初次外放任职是山西知府吧？」


    「是山西朔平府，后来代理太原府。」


    「你到四川，是任臬司还是藩司？」


    「任臬司。」


    「你由哪个省升去的？」


    「从陕西升去的。」


    「陕西什么道？」


    「陕西督粮道。」


    「在陕西几年？」


    「三年。」


    「在四川几年？」


    「不足三年。」


    「你是由四川调任甘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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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升任贵州藩司，未及到任，就被调赴甘肃。」


    「你到河南做什么？」


    「由甘肃藩司，蒙恩调河南藩司。」


    「你是在河南藩司任内被革职的吗？」


    「是。」


    「你在军台回来，放了什么地方？」


    「在军台五个月，蒙恩放河南臬司，到任一个月，蒙恩擢直隶藩司。」


    「你到河南时，巡抚就是瑛棨吗？」


    「臣初任时巡抚是潘铎。」


    「你初到军营时在何处？」


    「从直隶临洺关到河南庙工。」


    「你到过独流吗？」


    「臣随胜保从独流、临清直到丰县，后来又随僧格林沁到高唐冯官屯。」


    「你去江南大营是特旨命往，还是向荣奏调你去的？」


    「是向荣奏调。」


    「你在军营带过队么？」


    「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


    「你受的什么伤？」


    「因坠马受伤。」


    「是追贼时掉下马来，还是被贼兵撞下马？」


    「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被马蹄踹伤。」


    「你在向荣营中做什么？」


    「翼长。」


    「你任甘肃藩司有两年吧？」


    「一年半。」


    「你到甘肃时，总督已经是乐斌？」


    「是。」


    「你今年五十几岁？」


    「臣今年已经六十了。」


    「甘肃野番的情形怎样？」


    「臣来时，野番正准备投诚。」


    「投诚靠得住么？」


    「过河的野番人数已经很多，南边的军务还没有结束，国家暂时没有兵力驱除这些野番，况且此等犬羊，也不值得大动干戈；至于投诚的隐患，也不外乎上次您在谕旨中指示的几点。现在投诚的是刚咱族，前年索文剿捕的是汪什代克族。野番种类繁多，就是担心他们藉口效尤，纷纷北渡；又怕时间久了，这些人不能相安；还担心他们有碍蒙古生计；更怕时间长了，界址不清，野番愈侵愈近。皇上圣明，在数千里外如同目见。乐斌也深知此情。目下这些人贪图河北的水草甘心投诚，应该可以安静一段时间；但犬羊成性，臣不能保证他们永远不叛，但现在也只好羁縻而已。」


    皇上点了点头，似乎也同意我的观点。


    后来我初八奉旨：被赏加三品顶戴，署理福建布政使。接旨后就我具折赴园。初九日上午十点左右，皇上再次在勤政殿后小套间召见我。


    「你以前在福建几年？」皇上问。


    「在任七十天，就丁忧回籍了。」


    「那时督抚是何人？」


    「臣初去时，总督是颜伯焘，后来是怡良，巡抚是刘鸿翱。」


    「当时同事的司道还有人在福建吗？」


    「相隔已二十年，福建已无当日同事之人。」


    「你的履歷上说你曾到山西查办事件，是在河南藩司任内吗？查的什么案？」


    「道光三十年冬，臣蒙恩调补河南藩司，从甘肃走到陕西邠州，接到廷寄，命我到山西查办前任臬司多慧清查徇私一案。」


    「是你一人，还是会同别人？」


    「会同山西臬司孙毓溎。」


    「多慧后来降调了吗？」


    「是。」


    「你履歷中有琦善攻剿中瞻对一节，中瞻对是何地方，夷人是何种类，因何起衅？」


    「四川共有上、中、下三个瞻对。这些夷人部落位于野番和猓猓之间，另是一种族类。中瞻对的头目最强。道光初年，中瞻对酋长罗布七力滋事，总督蒋攸铦曾经征讨。现在的头目是罗布七力的儿子，名叫工布朗结，负性兇恶，蚕食周边的夷人部落，势力越来越大，妄想侵占槎丫。槎丫是通往西藏的驿路，如果槎丫有什么闪失，西藏文报就送不过来了。经打箭炉土司甲木参龄庆禀报，琦善命令土司拦阻。工布朗结与甲木参龄庆接仗，土司败绩，禀报到省，琦善发布札文命令工布朗结恪遵定制，不得侵越，工布朗结不肯奉命。琦善于是调集蛮兵，会同绿营兵前往攻讨。大军到达中瞻对境内，工布朗结公然抗拒。后来，大军用大炮将夷人的城堡轰塌了几段，他们才畏惧投诚，琦善班师回省。」


    「你丁忧是在原籍的老家内住吗？」


    「臣早已无家，自从咸丰三年仪征遭兵火，臣家化为一片瓦砾。」


    「咸丰三年城破时，你家还有何人？」


    「当时我的兼祧父母都在乡里，先期逃出。」


    「你去年何时回籍？」


    「八月初三日到籍。臣母埋葬后即行来京。」


    「其时贼尚未退？」


    「盱眙已收復，六合还被贼军盘踞。」


    「江北兵勇私蓄女人，不肯打仗，你知道吗？」


    「江北军营，臣不清楚，江南却有此弊。那一年臣在向荣军中，就有兵勇贪恋流娼，向荣认为军有妇人，兵气不扬，曾将兵勇斩首数人，并将流娼斩枭号令，但是仍然不能杜绝，真是诛不胜诛。」


    「这些流娼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何以如此之多？」


    「六朝金粉，素称淫冶之场，本地流娼已经不少。」


    「向荣将流娼枭首示众，她们也不怕吗？」


    「后来流娼装成送饭的农妇，假装在田耕种，等到深夜就偷入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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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有的兵勇竟然带有家属，是吗？」


    「很多兵勇娶了本地女子，有的孩子都四五岁了——这都是因为屯兵太久，才生出这些弊端。」


    「你在向荣营中，经手钱粮吗？」


    「没有经手过。」


    「兵勇支放口粮，你不管吗？」


    「支放口粮归粮台管。」


    「那你自然是管奏摺了？」


    「奏摺有文案处管。」


    「还有文案处吗？」


    「是。」


    「你管什么事？」


    「营务处专管兵马，比如某营兵马若干，将备何人；某日调某营几分队打仗，获胜回营，斩获若干，夺获器械若干，都要一一仔细记档，作为入奏的凭据。」


    「你带队吗？」


    「臣总未骑马，不能带队。」


    「假如各队催不上来，你自己出去吗？」


    「确实催不上来，有时也出去。」


    「那时向荣还能带兵督队吗？」


    「向荣一直患胃痛，不能督剿。」


    「带兵的都是什么人？」


    「张国梁、李鼎泰、德兴阿等人。」


    「你当翼长，还有什么人当翼长？」


    「前西安将军福兴。」


    「这个福兴怎么样？」


    「臣当翼长，对于兵士强弱，将备优劣，不能不知。臣与向荣关系一向很好，背地里密问他，据向荣说，福兴从湖南跟到江南，经歷大小几百战。初到江南时，遍地皆贼，几无屯兵之处。福兴与向荣等且战且行，夺取钟山，然后屯扎，福兴功劳很大。这是向荣说的，臣却未曾见过福兴打仗。」


    「将官中李若珠等人打仗怎样？」


    「营内人多，这几个人臣未见过。」


    「道员是知府的上司吗？」


    「是。」


    「『两司』是督抚属员，有告病等事情，都是督抚代奏，如果『两司』有不对的，督抚能参劾吗？」


    「能参劾。」


    「你们见督抚，用什么礼仪？」


    「路上相见或者在宴会上相见，都是按宾主礼，遵照定制，迎送在大堂后。」


    「什么时候才坐大堂？」


    「有典礼的时候，比如封印、拜印、秋谳以及筵宴外藩，都在大堂。」


    「督抚坐大堂，你们怎么参见呢？」


    「按规定行庭参礼。」


    「什么叫做庭参礼？」


    「司道以下各官，都打三躬，退堂时也是这样。」


    「督抚自然要站起来？」


    「督抚避位，站在一旁作揖还礼。」


    「打三躬，是打一躬进一步，还是连打三躬，并不移步？」


    「连打三躬，并不移步。」


    「琦善接见属员，很倨傲，是吧？」


    「琦善一向辞色严厉，但是对朝廷定制，也是不敢违背的。」


    「你自然也听人说起过，现在的督抚，比起老一辈来怎样？」我还来不及回答。皇上又说：「听说老辈督抚捞起钱来很厉害。」


    「干隆年间，国家繁富，州县好缺多，所以州县官员拼命巴结上司，这样上司就不免贪黩。那时督抚的才具都是大手笔，地方事务，他们总是当仁不让，别人也乐意为之用——这就是所谓有钱好办事，总的来说，这些钱也未必都是落进了私人口袋。现在地方贫苦，督抚也无钱可要，察其才具好像不如老一辈，而在操守上又好像略胜一筹。」


    「道员知府贤不贤，问他所管的属员，一定是不肯说实话的，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全在多问，问这个，又问那个，互相印证，再考察他处理公事的是非勤惰，就可知其大概。」


    「考察州县，又是用什么方法呢？」


    「那就简单多了：刑名案件没有积压，地丁杂赋没有亏空，民间相安无事，没有人越级告状，就是好官。」


    「州县官员直接接触老百姓，最是要紧。」


    「当年林则徐常说：『督抚终日烦劳，办理的都是州县官员的分内之事，如果州县官员用人得当，督抚几可不设，只是州县官员靠得住的，实在没有几个。』近来经费紧张，皇上准予捐输——这些人流品纷杂，无非是将本求利，又不便严加淘汰——担心影响捐输的积极性。将来南方的军务廓清后，经费有了着落，皇上一定要澄清吏治。」


    「琦善当年在任直隶总督时，声名平常，人称『黄金贼』，后来任职四川和甘肃，操守却很好。你跟琦善当差很久，自然知道得很详细吧？」


    「琦善任直隶总督时怎样，臣未曾亲见；他在四川时，不但分外之钱一概不取，就是平常的陋规，也不接受。按惯例，总督要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到藩司衙门盘库，按惯例藩司衙门每次要送一千两银子，可是琦善从来不收——这笔钱款从藩库结余里拿出来。另外夔关[1]的税收，按规定应由总督监收，因总督衙门相距太远。一般委派夔州府知府代收，知府送给总督陋规一万两银子——这也是向来章程，可是琦善并不接受。至于甘肃，地瘠民贫，陋规更少，就更干净了。琦善自奉俭约，吃和穿都很朴素，一点一滴，很少浪费——不这样也不足养其廉。」


    「你十六日再递牌子吧。」


    「是。」


    我随后赴军机处拜见匡鹤泉和穆琴轩，都没有见到。只有侍郎文祥值班，他请我进去，我向他行拜见礼，他竟不回礼，可谓妄自尊大。后来他问起我的出身，才开始称我为前辈。他又问我外任的时间，才知道我的资格比他老很多。我于道光十六年出任朔平府知府，而他是道光二十五年才考中进士的。我仕途多舛，没有能飞黄腾达，以至受这些后生小辈轻视，实在是惭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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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僕陈贵，因生计艰难，于咸丰元年恳求我借给他一千两银子做生意，年息三厘。这时一晃就八年了。虽然每年的利息都按时送到了，但我还是有些担心他久假不归，限他结清本息。陈贵苦磨再三，还了三百两，下欠的七百两，用他大吉巷的一处房产作抵，我去看了看，按照眼下的行情，那房子最多值三百两，没有办法，只好算了。


    十五日晚我来到静明园候着。第二天上午十点，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我。


    「当年四川湖北的白莲教教匪滋事，这中间的情形你知道吗？」


    「臣略有所知。臣任陕西道员时，西安将军是布彦图，黑龙江人；副都统是甘露，在湖北荆州驻防过。他们都是由川楚军功起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我得以知道其中大概。当年白莲教闹事，起于齐二寡妇。齐二寡妇是个走马卖械的女子，后来加入白莲教，嫁给革职差役徐伦为妻，烧香敛钱，聚众谋逆，蔓延楚、蜀、陕多省，用了七年时间才平息下来。最初带兵的文武官员几次报告打了多少胜仗缴获多少多少，实际上根本连贼影都没看到；后来加派德楞额、额森特、杨遇春、桂涵、罗思举等大员认真剿捕，军务才有了起色。待将平未平之时，贼势尚众，又招降投诚，分别递解，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有怙恶不悛的，地方官即置之死地。后来降贼中那些勇悍的就编入汉中、汉阴各营，充当兵丁。」


    「这些投降的悍贼后来有没有闹事？」


    「怎么没有？悍贼旧性不改，当时正值果勇侯杨芳任汉阴都司，进省领饷去了，降贼就将官署包围。因杨芳一向对他们不错，他们就告诉杨芳的妻子，说他们准备起事，杨氏谕禁不从，降贼将杨氏送出山外，然后将在汉阴的其它文武各员全部杀害，洗劫了府库，打开监狱，放走了囚犯，气焰嚣张。杨遇春时任陕西固原提督，带兵驰剿，屡战屡败。这股悍贼都是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身经百战。官军枪炮环施，他们就伏地不动；等到硝烟瀰漫时，他们就各抱长矛往前滚，一会儿就到了马前，枪炮反而不能用。后来大兵云集，才将他们围困在山中，断了他们的粮食。杨芳单骑说如果投降，可以免死，这些人才肯放下武器。投降后，朝廷将他们发往新疆安置。当时，松筠任伊犁将军，因为逆匪反覆无常，狼子野心，断难豢养，所以设计杀了他们，总共七千多人。」


    「松筠杀这么多人，有没有事先奏明？」


    「如果事先出奏，等到朝廷批准，一定会走漏风声，所以松筠在将这些人杀了之后，才将不得不杀的原因，详细奏明朝廷，所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是也。后来先皇帝也没有追究此事。」


    「徐伦和齐二寡妇后来都正法了吗？」


    「徐伦先遭了报应，由齐二寡妇代领贼众，官军将齐二寡妇追到深山尽处，她乘马越岭，被枯藤挂住了，悬崖绝壁，没有办法生擒，于是用乱箭射死。」


    「她一个妇人怎么能闹出这大的事？」


    「汉代的徵贰、徵侧，明代的唐赛儿，都是女贼。齐二寡妇本来就是一个泼悍女子，又入了邪教，所以愚民容易被她蛊惑。」


    「各省地丁银，贵州的最少吧？」


    「甘肃也不多。」


    「甘肃按规定征多少？」


    「二十八万多一点，扣除各州县开支十万多，再加上水旱灾害免徵缓徵又是几万，起运到藩司的不过十一二万。甘肃地势高，天气冷得早，作物产量低，钱粮每年都不能全数徵收。」


    「四川徵收多少？」


    「四川共一百三十几个厅、州、县，共征地丁银九十多万，赋税比其它省为轻。」


    「你知道这中间的原因吗？」


    「前明张献忠入蜀，将蜀人全部杀死。我朝定鼎，将两湖、江西、两广的人民迁徙居住，先帝轸念灾区，所以赋则独轻。因为底额很少，所以百姓不觉吃力。」


    「河南地丁银多少？」


    「二百八十多万，除坐支外，如无水旱灾害，起运到司可收一百七八十万。」


    「山东地丁银多少？」


    「臣驻兵山东时，听说有三百多万，起运到司一百一二十万，如有水旱灾害，就不能如额。」


    「福建地丁银多少？」


    「臣系外道，且在任时间很短，不知道确切数字。」


    「四川民风很强悍吗？」


    「是。臣因堵拿要犯，琦善派兵随臣到大邑、邛州，见妇女小孩人手一刀，一副土匪像。问她们，她们就回答说是因为怕人欺侮。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


    「你在河南时，巡抚先是何人，后是何人？」


    「臣于咸丰元年任河南藩司，巡抚是潘铎。咸丰三年任臬司，巡抚是陆应毂。」


    「你说潘铎在河南，能办事不能办事，肯办事不肯办事？」


    「君父之前，臣不敢欺罔，潘铎天分极高，曾任军机章京多年，对各省奏章、地方情形，都能口讲指画，得其纲领。和臣共事时，每遇一事，或无成案可查，潘铎必有一定主见。臣反覆推敲，竟莫能出其右，其聪明材力，非臣所能及。」


    「他毛病在什么地方？」


    「潘铎是高明人，好发议论，言语太多，便有不能检点处，难保不招尤受谤；至于其声名操守，臣在河南时，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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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因为什么事获罪的？」


    「因河南捻匪不靖，不能迅速剿捕，皇上予以处分。」


    「你明日再递牌子。」


    十七日上午十点皇上又召见了我。


    「你当翰林时考过大考吗？」


    「考过一次。」


    「考列几等？」


    「二等。」


    「二等多少名？」


    「二等十三名。」


    「得到什么好处？」


    「赏给袍褂料。」


    「你现在还能写小楷吗？」


    「臣年六十，目力已花，不能作楷。」


    「你在外多年，诗赋也不如从前了吧？」


    「是。臣本来做得不好，现在就更加荒疏了。」


    「当年先皇召见你们时，是同翰林学士一起召见，还是单独召见编修、检讨？」


    「单独召见编修、检讨。」


    「召见后外放，有放道员的吗？」


    「都是放知府。」


    「相隔多年，你还记得一起外放的都是哪些人吗？」


    「臣还记得几个，不能记全。如严良训、谌厚光、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叶名琛、温予巽等都是因召见而外放。」皇上听到谌厚光的名字，好像沉吟了一会。我接着说：「谌厚光任知府不久，就引疾而去。」


    「你在河南时，瑛棨任什么官？」


    「开封府知府。」


    「他是由州县做起来的吗？」


    「瑛棨是旗人，由通判分发河南。」


    「通判怎么就当上了知府呢？」


    「瑛棨由通判升沿河同知，由同知升彰德府，调任首府。」


    「瑛柴能办事么？」


    「能办事。瑛对河南情形极熟，总未离过河南。他蒙皇上擢任长芦运司，不久又调回河南。」


    「你们现在还常通信吗？」


    「臣任甘肃藩司时，还时常通信，臣去年回籍时，路经开封雇换车马，与瑛棨见过几次。瑛因为和我是旧日同事，臣遭大故，来店看视，坐下详谈，对营务吏治、筹款河防，都能言之确凿；将所办公事，和臣印证。在瑛是不耻下问，对臣而言，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也能各抒己见。因为是公事，所以我是知无不言，瑛棨也能虚心採纳。」


    「你住在京城何处？」


    「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


    「是你自己房子？」


    「是。」


    「你明日再递牌子。」


    「是。」


    十八日皇上临幸玉泉山。我寅初二刻起来吃饭，卯刻到宫门，辰正皇上乘骑而来。我随各官站班，立于京堂下面。上午十点，皇上在清音斋召见我。


    我于道光十六年（1836）出守朔方时，宣宗成皇帝就在这里召见我，一晃就二十多年了。当时彭咏莪任工部主事，我的谢折就是他的手笔——现在他已是军机大臣了，追念往昔，自惭形秽。


    「福建钱粮难征吗？」


    「福建自开国以来就没有建立鱼鳞册。田产买卖从不过户，衙门中所载花户，竟不知是何时人，仅凭书吏草帐一本，向花户催征。书吏因缘为奸，钱粮从来就只能收到六成，再增加一分都不可能，所以福建没有任十年以上的州县官员，不是因钱粮徵收不齐被参，就是因盗案被参。」


    「那里的械斗，始于何时？」


    「臣查《漳州府志》，盛于永乐末年，其始则不可考。」


    「械斗是什么情形？」


    「和战国时合纵连横差不多。大村住一族，同姓几千几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小姓不甘被欺，纠集数十庄小姓与大族相斗。」


    「地方官不去弹压吗？」


    「臣前次经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也很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俱备，鸣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就是官府禁谕，也一概不遵。常常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的。」


    「杀伤后如何完结？」


    「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名，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名，除相抵外，照数索要命价，诉讼到官。官府前往捉拿，兇犯早已逃跑。官吏将村庄焚毁，通缉捕拿。也有日久贿和，不愿终讼的。」


    「一条命值多少钱？」


    「听说僱主给尸亲三十洋元，在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臣每笑他们勇则有之，忠则未必。」


    「从京师到福建省有多少路？」


    「七十多站。」


    「仙霞岭一天可以过去吗？」


    「可以过去。」


    「你今年能到任吗？」


    「臣也想赶在年底接印，只是担心一路上风水阻滞，不能剋期。」


    「到福建有水路吗？」


    「从京师到王家营是旱道，从清江僱船到杭州换船，到衢州起岸，就是旱路了。」


    「一定要走苏杭吗？」


    「是，这里是驿路大道。」


    「你上任去，是带幕友去，还是到福建后再请师爷？」


    「臣现在身边没有幕友，只好到福建，再询问升任抚臣的前任藩司瑞璸，如果前任幕友妥当，就继续请；如果不得力，就另行再请。」


    「你在各省，请几个幕友？」


    「任四川臬司时请了三个人，其余各处不过一个人。这些人的工资开销大，人多请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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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多少钱一年？」


    「总得一千两以上，少的也要七八百两。」


    「你到任后要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不要被州县蒙蔽。」


    「是。」


    「你今天请安后就上任去吧。」


    「福建是海疆要地，臣才识短浅，加上人地生疏，担心不能胜任，还求皇上训示。」


    「你到任后，自然要诸事整顿，切不可初到时整顿，时间长了就因循苟且。」


    「臣是屡次获咎之人，蒙皇上不次之擢，臣怎么敢不尽心竭力，辜负天恩呢？」皇上点了点头，于是我就请安而出。


    我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三十年（1850）间就有希望升巡抚，第一次是被萨迎阿陷害，第二次被桂良陷害，辗转流离将近十年。中间我虽然任甘肃藩司一年半，可是缺分清贫，我又不肯乱来，所以咸丰八年（1858）回京城时，我依然两袖清风。我家中的一点积蓄，又因为大林经理不善，挥洒一空。现在又得了这样一个苦缺，让人很是为难。按习惯，应该给京城中的同仁以及同事每人送一份「别敬」，可是现在时势艰难，无从借贷；况且我已年过六旬，官兴阑珊，已无求于那些权贵。再说，就算我现在四处借债，等到上任后无力偿还，那样就会累己累人，反而不好。我又想，如果命中真能升巡抚，又何至于两遇坎坷——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所以，我拿定主意，三五年内就辞官回京，何苦终身劳碌，甘心降气地做人家的属吏呢？既然这样，这一次的「别敬」，能省则省。


    到福建路途遥远，水陆舟车，没有两千两肯定不够用。京城之中就算不广为应酬，仅仅园费和画凭两项，以及其它地方小为点缀，少于两千两也不能敷衍；而赏劳家人，归还零星铺帐，还不在其内。京城中无处可以借贷，就算借贷也无力偿还。福建藩司进项很少，为它举债得不偿失。金全、张林每人向我借银七千两，自咸丰二年（1852）到现在已经七年，除将本银在京城追收，作为安家起身的费用。这七年的月利，我打算到苏州后向他们讨还，作为赴闽的盘缠。


    地方官上京，见人就哭穷。京官最讨厌外官哭穷——这也是一种官场风气。近来，外官苦累的越来越多，应酬多、用度也多，所以对京官的孝敬就不能不减少。京官俸禄微薄，就靠外官孝敬为生，每遇到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从无虚日。临行时，外官就根据关系亲疏给各家留下多少不等的「别敬」。送的人已经尽力，接受的人却还不满足，就算是十分的周到，也总有人埋怨；甚至有素不相识的，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丐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所以外官把进京视为畏途，而京官却把外官看成肥羊，磨刀霍霍。


    我在道光年间出任朔平府知府，未曾留别，只是应酬师门而已。后来任陕西粮道时出京留别，共花费一万七千多两。我任四川臬司时出京留别，花费一万三四两。任贵州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一千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二三千两。至于年节应酬以及红白喜事，还不在内——应酬不可谓不厚。可是我因野番案受到牵连时，朝中士大夫很少有人为我主持公道的，却把附和琦善作为我的罪案。现在看来剿番这件事并无错误，就算有错，我也只是随同画诺[2]而已，并没有参与其事。凭我的资格，凭我的官声，早该成为封疆大吏了。可是我却在藩司这个位置上蹉跎了十年，也没见谁为我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这样看来，应酬有什么用呢？


    有些人性情暴戾、名声平常、拖沓因循，对国计民生全无认识，反而高牙大势，久任封疆，并且圣眷很好。至于那些没有什么突出才能，而舆论也并不看好的，也是不用几年就跻身显贵行列。可见人各有天命，现在我年纪大了，灰烬余生，对官场早已不存奢望，至于学问经济，也已荒废很久，所以也就不必攀附要津，以求提挈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已六十多岁了，天命怎样，已不需问了，现在想来，以前的所作所为实在幼稚啊。往者已矣，今朝大彻大悟，如桶脱底。


    近来，街市上的铁制钱已经完全不流通了，户部打算停炉，意在专用（以一）当十的大钱来补救。只是云南的铜运不过来，没有铜造钱。惠亲王等建议收买民间铜器，规定民间一律不准使用凡重一斤以上的铜器，如果违期不缴，当官的议处，老百姓就治罪——其实，这个建议也不过申明旧例罢了，只是更加严格而已。户部发出告示，限期三个月将铜铺封闭。可是近一个月来，我看见街市上摆设的铜器和制造铜器的反而比以前更多，真是莫名其妙！


    据同年奎印甫说：「各铜铺的工匠以及靠卖铜器为生的商户有几万人，都在彰义门、沙窝门城外聚集，气势汹汹。这些人都是些无赖顽民，现在断了衣食生路，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九门提督郑亲王担心他们滋事，只好命令这些人照常营业。」


    十月初一，在文昌会馆，我又问花松岑尚书：「既然朝廷有铜禁，为什么街市上制造售卖铜器的一点也不比以前少呢？」我想，花松岑是朝廷显贵，他一定知道这中间的原因。他回答是：「大约是又禁又不禁吧，比如铜盆是盥洗必需的，铜釜是做饭必需的，如果全部呈缴，百姓的生活会很不方便。」


    同乡的张彭城主事，是肃顺派到收铜局的。初五日，我在天凝寺遇到他，据他说：「收铜局自成立以来，已经收缴了十多万斤民铜，收缴官铜共计七个小铜煤炉和若干铜盆。当初建议禁锢的惠亲王、当朝的宰辅以及部院堂司各官，却没有一人呈缴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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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咸丰三年（1853）禁锢时，我们家就将宫熏铜炉呈缴上去了。近几年来，又陆续添置了几件铜器。我已命令家中，如果大家都交，可将铜炉呈缴，至于煮饭的铜锅，暂且从缓；如果此时遽然先缴，那么像我这样的微末外臣，反而抢在王公大人之前献纳，恐怕更招人怨恨。一直以来，我们家从来不敢违抗朝廷禁令，比如说咸丰三年（1853）徵收房产税，我家按照期限到局里纳了税，比日常赁屋出租时还积极。后来收税的告诉家人，说不用再交，才没有继续交下去。


    十月初十，我到吏部吏科画凭[3]，又交了几百两部费（就是手续费）。自从出任朔平府知府到今天，二十多年了。可怜我已鬚髮皓白，还手捧文书，请这些年轻后辈签字放行——实在是丢脸啊。想起御史和书办那一脸不屑的表情，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如果我能再升一级，又何至于来这里让这些人轻视呢——因为督抚一向不用画凭，官大一级就大不一样了。


    十月十九日离开京城。因道途太远，加上干戈满地，不便带着家眷同行；况且兰儿在京，读书和考试都很方便，于是我将家内出入款项部署清楚，交给绣佛管理，熬过这几年，或许兰儿就出息了。外官衙门，风气很坏，绝不能让兰儿沾染上。


    十一月十二日，到达王家营，雇舟南下。十九日到邵伯，拿出三百两银子分给大哥、三弟和几个妹妹，我出京时带的盘费本就不多，现在快用完了。贼匪刚刚退去，家乡一片丘墟，我遥望父母坟墓，不能前往祭奠，心中恻然。二十四日，到达常州。二十八日，到达苏州枫桥，家僕大全来见。二侄媳妇住在彤甫宅，带着几个侄孙来到船上，嬉笑跳跃，看着真令人高兴。三十日，到苏州，小住五日，将金四的欠帐算清，作为路费。


    十二月初十，到达杭州。十一日，移住西湖赵庄，正对西湖，有空就坐着肩舆进山。连日雨雪，看来年前是赶不到福建了，我决定等过年后再走。天色稍晴，就可作湖心之游。


    [1]「夔关」，鸦片战争前我国最大的商税常关，设在四川东部的夔州。


    [2]「画诺」，旧时主管官员在文书上签字，表示同意照办。


    [3]「画凭」，在用做凭证的官方文书上签字。


    1860年咸丰十年


    正月，以胜保为钦差大臣进入河南剿捻，后以袁甲三代之。


    二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陷杭州。


    闰三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提督张国梁战死，和春卒于军。


    四月，太平军破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走。太平军攻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七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八月攻陷通州，咸丰帝逃往热河，联军焚毁圆明园。


    九月，恭亲王奕䜣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


    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两个总督，我都合不来


    纨绔子弟治下的福建官场


    正月初一，往天竺寺烧香，求菩萨保佑我一路顺利。初四启程，一路顺风，抵达福州码头。初六进城，第一件事当然是拜见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初八，接印任事。


    福建巡抚瑞璸，我没有打过交道，大家都说他忠厚和平。闽浙总督庆端，除了小有脾气外，心地也算长厚——只是，他对公事全不用心，公务全部交给手下师爷。他的师爷叫庄焕文，秀才出身，在总督衙门中做了八年幕僚，就被保举了道员，并加了司员的官衔——现在已当上了杭嘉湖道。他走后，有念叨的，也有高兴的，也有嘴里念叨而心里高兴的。有关他平日贪污受贿的传闻，在省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庆端总督的红人，也就没有人敢说他的不是。


    福建官场，只有用「人才辈出」四个字可以形容。很多知县、知府甚至道员，都是由里长、乡长、差役、师爷捐升上去的——升是不可能的，当然就只能是捐——这些人怎么做官，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候补道台陈淮汉，本是广东茶行的伙计，他的弟弟候补知府陈翀汉，带头在广东树旗械斗，在广东呆不下去，逃到福建报捐候补；直隶知州王子宗，原是省城布铺的小伙计，市井无赖，福州城里没有不认识的——这些人现在都已委署到地方，堂而皇之地做上了所谓的父母官。简单说吧，我在地方做官二十几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吏治败坏，我是深有体会的，但像福建这样的吏治败坏程度，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福建省，委派州县官员，几乎是没有什么规定——全凭督抚心情。每有职位空缺，候补的委员们就竞相奔走请託——最后当然是关系铁、后台硬或者银子多的人得到。比如候补知县丁承禧，第一次派到漳浦县，嫌地方穷，死活不上任；后来改任漳平知县。他到任后，搞得地方上不得安宁，商人们联合起来罢市抗议，他被撤职回到省城，可不久后又被派到南平县任知县。因为学政马上要巡视南平，丁承禧怕不能过关，就请求代理崇安县知县。代理藩司裕子厚因为和丁承禧的父亲丁绍仪、叔叔丁嘉玮是结拜兄弟，就答应了；总督府的师爷庄焕文又暗中为他活动，所以他几乎是点哪个县就是哪个县。


    代理连江知县王修仁，是候补同知王庆成的父亲，原是总督府的巡捕，江湖气很重，本来已经被任命为广西通判了，却仍然在福建代理知县——真是天下奇闻。我派实缺知县潘恭贊去接替他，他的儿子王庆成就请福州知府向潘恭贊说情，让潘恭贊推迟二十天再上任；二十天过去了，他又求代理藩司裕子厚再设法拖延，就是不肯放手。此类事情，我以前是闻所未闻的，而在福建却是举不胜举。代理藩司裕子厚，也不能说全无才能，只因从县令做到藩司，从来没离开福建，福建的州县官员以及师爷，多半是他的结拜兄弟。他这人最讨厌的是别人和他讲规矩，最喜欢的是照顾把兄弟——整个就是一位江湖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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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放的知府、部送的知县，庆督大多不让他们到任，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暂时代理的委员多捞些好处。上面派来的福州府知府扎克丹布就一直被晾着——就算是福州离开了现在的代理知府刘翊宸就不行，把扎克丹布派到其它府也行啊。难道说扎克丹布任何一个地方的知府都胜任不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又为什么不直接奏明朝廷将扎克丹布送回吏部呢？泉州府知府章倬标，不愿到泉州去，而庆督又不想调他到其它地方，也是进退维谷。上面派来的兴化知府延祐，本来庆督已答应让他赴任，但为了照顾现在那里代理的曾宪德，于是就转令延祐随营，扭扭捏捏，好不难受。


    崇安县知县戴昌文、仙游县知县李钟灵和漳平知县洪麟绶先后到省，我请示庆督，是否让他们赴任。庆督回答：「李、洪两位可以去，只有戴县令我觉得他的业务还很生疏。」真正的原因是，代理崇安县县令的丁承禧，乃是庆督的干儿子。此前，裕子厚就放话说戴县令业务生疏，应暂缓赴任。庆督到了营中又写信来，令戴昌文暂缓到任。裕子厚和丁承禧的父亲丁绍仪是死党，当然要出死力。我回信说戴昌文暂缓到任也不是不可，只是丁承禧少年取巧，倚仗父兄之势，地皮刮尽，终非长久之计。


    又过了几天，我将部选州县佐杂一齐开了张单子，呈给庆督说：「这七八个人，哪些人可以令其赴任，哪些人令其留省，请您明示。」庆督说：「既然都是吏部选派的，就让他们全部赴任吧。」我当即挂牌饬信，丁绍仪得知又专门写信给福州府知府，让戴昌文慢点启程；如果走得急，就请裕子厚将戴某留在军营。戴昌文于是由水路绕道而行，等他到时，丁承禧已经将茶税盈余全部装入自己的腰包了。


    我本想主持公道，无奈孤掌难鸣，况且我又不能独当一面，只觉处处掣肘，实在憋闷。


    我将来福建时，庆督误听谗言，说我锋芒太盛，所以锤峻和王延龄都在我来之前调到江西和江苏去了。庆督又因为闽省委署官员素无章程，怕我指责，就命代理藩司裕子厚详定条规，各归本班，不准紊乱。我二月初八日视事，初六日司中赶紧上详，到三月中旬才批准执行。我按章委派，不敢随意高下。章程既定，那些一向钻刺的大觉不便，而安分守己的总算有了机会。三月以来，外面对我的评价还好。


    省城各衙门的师爷，几乎没有不卖法自肥的——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权力寻租。各衙门的官员，也并不是都不会做公文，只因心思不在公务上，对公文往往只看一眼；多数时候，大意都没弄清就交给了师爷，这样师爷们不上下其手、从中作梗才怪呢！一些不肖官员，却把巴结这些人视为升官的终南捷径。福建学政徐寿蘅有一句经典名言：「整个福州城，就没有一个读完『四书』的官。」


    如此督抚


    庆端虽官居总督，对军事却一窍不通。上次长毛窜入福建，庆端驻扎在延平，并未接仗，幸好周天受将贼军击退，总督大人也就凯旋而回。


    有一次，总督命令从八营中挑选精兵千名，在督署小校场操演，早晚两次，并邀请将军、巡抚、「两司」和其他道府官员同往观看：下场的并没有一千人，除去打旗帜的、吹号的、擂鼓、鸣锣的以外，也就三四百人吧。抬枪有十几杆，鸟枪不足一百杆，其余短棍铁叉和藤牌若干。士兵们喊得倒是很响，从这边跑过去，又从那边跑过来，用一块布挂在中间，由场上退入布后的人，由布后再出来，所以看起来还不止一千人。


    接着，士兵们演示爬云梯，远远看去，身手也还敏捷。只是，通常所说的云梯只是一根独木，两旁横插上几根小短木，因为形状像蜈蚣，所以也叫蜈蚣梯，可是我们看到的云梯却就是寻常之人所用的梯子，爬上去有什么难的？各项杂技操演完毕，接着打了几声连环枪，就吹着号擂着鼓退下去了——不仅打仗用不着，就以操演而论，也如同儿戏。依我看，如果想用操练提高实战水平，只要枪炮刀矛四样就行。炮就是抬枪，重二十多斤，最重也就三十斤，两人抬着射击，非常方便，炮筒越长，射得越远。如果有几百杆抬枪，再配上一些鸟枪刀矛，就可成为一支劲旅。矛杆以超过一丈为宜，长器短用，全在跳跃进止伸缩之间，而庆督训练的短棍叉刀，只能算是玩杂技。


    会操结束后，照例进行会餐。庆端喝得醉眼模煳，踉踉跄跄走到教场，继续和人比射赌酒。先是定点立射，庆端屡射不中，为了挽回面子，执意要骑马再射，同仁死命拉住，庆端才肯撒手——如果他坠马受伤，传扬出去说是因为酒醉坠马，那将成何体统。臬司裕子厚也喝得烂醉如泥，和庆制军高声对唱。庆督还大言不惭地说：「看我大儿子如何？」庆督又对我说：「椒翁不要笑我哟。」只因为我端坐不饮，所以他虽然醉了，也还有些忌惮。我看他的种种行为，只有一个体会——此人公事全仗福命，如果派他统兵打仗，那只有让猫跟着——据说猫有九条命，看有没有一两条回来的。[1]


    孔子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军队操练是为了提高技战能力，不是为了好玩。我在福建看到的却是，主将踉跄酩酊，半醉半醒，口中含含煳煳，醉眼矇眬地问带队官：「你们带的兵不足额吧。」带队官答道：「是啊是啊。」试问，兵不足额是何等严重的罪名？总督知道了，却像没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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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次操练，庆督还专门下令从无照茶税里面每月提出六百两交给中军，作为犒赏费。参加操练的八个营都是总督专管，我听说这些人仗着是总督亲兵，经常在外寻衅滋事，竟然就在总督府外面与抬夫械斗，互有杀伤。庆督知道了，也并没怎么追究，只是将统领营官记过而已。


    按惯例，军中是不收门包的，可是庆督的门官张七却是「敢为人先」，除了巡抚瑞璸不用送红包，自司道以下官员，想见总督，必须先孝敬门房张七张大人一个红包。张大人收下红包，当场拆开，如果认为分量不够或者银子成色不足，立马就给扔出来——想进去，补足再说。更有趣的是，总督庆大人认为，下属送给门房的红包越大，就越是瞧得起他这个主人——什么逻辑？正是因为庆督的这种奇怪逻辑，张七才敢肆无忌惮。武官中，总兵、协统、参将、游击要见总督，也得送门包；而且因为朝廷一向重文轻武，所以，即使是总兵、协统也必须巴结总督府的下人，甚至有结拜为兄弟的，拜干爹干妈的也不少。


    我没有来时，庆督曾对人说：「福建怎么能容得下这等阔藩司，他心目中怎么看得起我们这些督抚。等他来了，我一定要先看看才让他接印。」庆瑞又说：「如果实在难以相处，我就告病，把总督这个位置让给他。」他还说「他来了，我们督抚就不管事了，让他一人做主就是了」。等到见面以后，发现我其实很平易近人，才渐渐平静下来。我听了暗自窃笑，身为上司，如果性情严正，公事瞭然于胸，下属断然畏服，何至于怕下属怕到这个地步？况且，我并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只不过是不收贿赂、不受请託罢了。庆端人很厚道，并不尖刻，只不过因为贵公子出身，不肯用心公务，惟幕友之言是听，又怕下属轻视，所以才虚张声势吓唬人——不足于中，所以侈张于外。关于他的操守，众说纷纭，我不敢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随便乱说。


    巡抚瑞璸从盐道升到巡抚，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其人庸庸碌碌，公事一概不管，而且耳朵聋得很，属员汇报工作，他就依依阿阿，让人不得要领，或许没有要领正是他的要领吧；他的性格倒是极温和，因为在庆端属下为官多年，对庆大人的脾气很是清楚，所以公事从不作主，庆督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1]张集馨，字椒云，故这里庆端总督会称唿我为「椒翁」。


    处处要用钱，人人都搂钱


    福建是有名的穷窝子，民风和吏治都与别处不同。台湾远隔重洋，由台湾道和台湾总兵管理，官员的升调都由他们直接奏报朝廷，而绿营的兵饷，仍由福建藩司发放；至于地方上的吏治案件，却不受福建藩司管控。


    内地的漳州、泉州、兴州、永州等地，民风蛮悍，械斗已经习以为常，数百年来斗风不熄——这大概就是你们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吧。建州、延州、汀州、邵州等地，到处是深山老林，正是各路好汉啸聚一方的去处。相比较而言，省会福州就可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了，只是政事多被当地士绅把持，其中的南台岛是特准外国人经商的地方，也是最让省城官员伤脑筋的地方。


    福建省的军饷，这些年来，全部依靠暂开海禁的收入。海禁暂开，全年可向外商收税四十多万两，向华商也可收税十多万——全是茶叶税；至于地丁银，全省每年仅三十万左右。近年来全省不少地方被长毛（太平军）骚扰，减免和缓徵的居多，徵收起来的就更少。那些没有营业执照的茶商，也要交税，每年也有一万多两，这笔款子不上缴户部，留作本省地方开支。


    鸦片贸易，原来是按1%抽厘，后来也改为收税，每年由广州商行包销四千箱，共收税十二万两，由福州知府每月分两次批解到藩库。至于厘局，只保留了南台、厦门、台湾、崇安四处，委员们征多报少，与地方官私相授受、就地分赃，也是漏洞百出。其实仅此四卡，也是不够的，如毗连浙省江山县的浦城，毗连温州的福宁，毗连江西的光邵，毗连广东潮州的龙溪，按说都应设卡，只因委员不得其人，所以一直犹豫未决。去年延平府设立厘局，计时一年，抽收一万七千多两，这还是有案可查的，至于没有入帐的，还不知有多少？每一千两内，代理知府汪达提取三百两作为本地开支，总共提取了五千多两开销委员薪水，其余的全部用来支放练勇粮饷。


    延平毗连九龙山，一向就不很太平，所以地方上都招募了练勇。可是劫案仍旧一起接一起——有些练勇根本就是盗匪。所谓的练勇，其实是以百姓之脂膏，豢养食人之豺狼。更可笑的是，省里已经几次奏报朝廷，说是土匪已被肃清——现在让人尴尬的是，发生了劫案，连奏报朝廷也不好启齿了。至于道府委员借练勇中饱私囊的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顾忌。


    代理延平府知府的汪达，本是湖北的一个盐商，花了一笔钱，捐了个官，上任以后，就拼命地捞本，捞够了本以后，还想找点利息。我上任后就将他撤了，委派龙溪县知县杨福五（已捐升知府）前往代理，并命令他调查汪达侵占厘金的事情。后来，杨福五告诉我，这中间牵涉到代理道员英朴——汪达自己也招供了。正当我准备顺藤摸瓜查英朴时，却接到了调令，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福建的赋税本来就收不足额，州县官员私吞的却丝毫不比别处少。没办法，只好下文件严词催促，这些人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都说银子已经垫发军饷了——军饷的帐根本还没结，鬼知道他们所说的军饷开支能不能报。然而按朝廷规定，钱粮奏销是有严格期限的，如果一个藩司一下子弹劾三四十个知州知县，那就实在是骇人听闻。我只好将省城以外的州县官员派人严催，省城内的都叫到藩司衙门，让他们当场定下期限。怎奈他们支支吾吾，就是没人就范。我本想揪一两个出来严参一本，杀鸡儆猴，可是调令已下，也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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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咸丰三年（1853）长毛进入福建以来，漳州失守，接着汀州失守。咸丰八年（1858），贼军窜向建州、延平，很多城池相继陷落，庆端制军与王春岩制军先后带兵出省，省城空虚，幸好提督周天受率师来援，贼军才退去。接着，台湾也发生变乱，用了半年才平定下来，动用的军需，粗略计算，总有一千多万两，都还没有奏销。我到任后，就着手办理这件事，责成李鼐、刘翊震、王庆成、叶为霖负责，一件件核实，发现有很多纯粹是浮报冒领，而最难核实的就是所谓练勇的军饷开支。有些地方事先有报告上来，从司里领走了几万两银子，现在又报来十几万，有些没有从司里领取经费，而是挪用了各种正杂税款——很多事情现在已很难说清，也只好参照当时情况，酌情删减一些。


    听人说，庆督的师爷章琮，曾代理福宁府知府，被保举为记名道员，丁忧回浙江，运回老家的银子就有三十万之多。代理龙巖州知州的福谦，上报的练勇军饷有几万两，可听人说其实当时招募的练勇只有一二百人，而且是专门用来保护他堆放在知州衙门里的积蓄的，抢在州城陷落之前就将所有的金银珠宝转移了。所以，福谦虽然因为丢了县城而被免官，但很快又因为收復城池有功而官復原职。


    大田县捐升知府马枢辉，领走司款七万多两，而造报十多万。现在已升任甘肃平庆泾道的前建宁府知府万金镛冒领了很多银子，总督庆端派人前往调查，万金镛送了庆端的师爷章琮一万多两，事情就这样摆平了。至于甚于此者，不知凡几。所以军需款项，就这么到了一千几百万之外，要想户部报销这笔银子，按惯例，送给户部的好处费就得十多万——也不知这笔钱从哪儿去弄。


    自军兴以来，兵丁的口粮补贴标准是每月一百六十文，可是实际上有每月开到几两的。台湾兵勇是裕子厚从台湾带来的，因为他们远涉重洋而来，所以除了除口粮补贴外，另外又加发月米、棉衣、烤火费等，这些都是朝廷规章之外的——也只好虚报人头才能消化开支。


    各州县欠解的茶税，也是成千上万，几次催促，不见动静。契税成了官员们的陋规，捐输的钱也被挪用了不少，厘金则是任意浮开，收多报少。朝廷收这些钱，是为了补军饷之不足，谁能想到，这中间的大部分竟然装进了州县官员的腰包呢？我本想将贪污最厉害的刘振荣、赵人同、左垣三人参劾革职，可是不等瑞璸巡抚上奏，就有福州知府来为左垣说情，我因卸任在即，说话也不管用。


    募勇的事情最难考证，所以心术不正的道府州县，都把这当做捞钱的好机会。今年杭州失守，相隔两三千里的建安、建阳、瓯宁居然也以此为由申请募勇——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按闽省惯例，省城各营的兵饷和武官薪水津贴都是每月二十八日发放，从不拖欠。而外地驻军却才发到前年秋天，而且是一半银子一半钞票。营中办公经费，近来更加短缺，凡是武官到任，衣食住行的安排，要用钱；千总把总有红白喜事，要用钱；护送兵饷，要盘费；修补零星军械，要修理费；早晚的灯油蜡烛、军官出操前后的茶点……无一不要用钱，也无一处不是摊派到兵饷中，所以分到每个士兵头上，往往每月只有三钱多银子——还不够一个人吃，更不谈养家餬口了。所以很多士兵另外做起了小生意，有手艺的，则去给人做工。一旦上级派下差事，兵丁就僱人顶替，发下的军饷就和被雇者两人平分，这就是所谓的伙粮。


    闽省风俗浇薄，强凌弱，众暴寡，村居里处，常常被人欺侮。如果到军队里挂个名，门前就可以悬上某某营的旗灯，这样兇徒就不敢滋扰了；万一受到敲诈，就可禀知本官，派兵弹压。所以家境稍好的，一般都要到军中挂个名，以保全门户。但是要在军队中挂个名，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定要交上一笔钱，或十几两、或几十两不等——标准依家道贫富而定。这笔钱千总、把总、总兵不能独得，副将和提督都有份。即使准许他们入营了，可是那些人娇生惯养、细皮嫩肉，又吃不了军中的那份苦，不得已只好雇穷人顶替，工资由本兵自己出，月饷则由营中的军官瓜分。福建的军官，往往比文官阔绰，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风气，下面的府县最甚，省城军营好像还没有。而伙粮和空饷，却是无营不有，每遇徵调，立马僱人，常见的就是把街上的乞丐流民拉来充数，这些人也很乐意干这个美差——既有赏银，又有口粮，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沿途顺便抢抢劫，敲敲诈——平时不敢做的或者是必须偷偷摸摸做的事，现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地方官害怕他们人多势众，谁敢把他们怎样。再说，带队千总、把总、都司、总兵，自己带头勒索，一路上都有酒席供应，己身不正，安能正人？他们带的兵都是临时招雇的，一群乌合之众，军官也根本不敢将他们绳之以法——担心他们譁变溃散。等到打仗时，「临时工」往往见贼先奔——这也是意料中事。


    粮道衙门主管满营（八旗兵）、绿营兵军粮和米折银两的发放。自从军兴以来，地方残破，很多钱粮收不上来，所以奏明朝廷，请求拨款买米发放，户部批示从外省拨款十六万两银子，可是至今没有运来。后来又接到户部文件，说在拨款未到之前，由藩司衙门自己筹款垫发。每月藩库发给米价银三千两，另发米折银六千余两，一半银子一半钞票，几年来已垫发了十七万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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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道衙门每月放米七千多石，下面州县就算有交粮的，也不过三百石或四、五百石不等，每月缺口将近一半。户部定价是每石一两七钱，而市价是二两六钱，司中借给米价三千两，怎么也买不到粮食二千七百石，不得已，只好动用米折。前任粮道隆泰挪用七万多两，代理粮道胡光莹挪用一万多两，后来的粮道宁曾纶挪用一万多两。据现在代理粮道的李金鉴说，三任共挪用十万零四百两。虽然是因公挪移，但终究于法不合——而且，米折拖欠久了，也难免那些丘八们不生出事端来。事情坏就坏在隆泰初次买米之时并没请奏朝廷，后年的歷任粮道相率效尤，越套越深，现在事已至此，谁敢上奏朝廷？宁曾纶现已离职，吏部文书还没有下达，总不过非升即降。庆制军勒令他把挪用的米折补上后才准离开福建。挪用米折的事，宁曾纶曾经几次报到司里，督抚也不能推说不知道。然而挪用兵糈毕竟事关重大，不能不了了之。可是，如果一定要这些人赔偿，就必须彻底奏明朝廷，再按在任时间分赔；庆制军只好让我再筹米折发放给士兵，或者先筹一半，等上述三人的赔款上缴后再归还。


    福建盐务分东路和西路，又分官府专卖和商人贩卖。每年盐务的指标是四十万——通常情况下，大概有一半完不成。西路光、邵、崇、安等处，销售较为稳定，盐税也可徵收上来。东路在东冲口设卡徵收，每年徵收盐税不到一千两，还不够开支委员薪水和卡役的伙食；而且这一千多银子，有一半是从商船和渔船收来的——渔船每次出卡，必须买了盐才放行，作为腌鱼之用，如果不在卡上买盐，就不准咸鱼入卡。其实海边到处都是盐，要腌鱼，用扫帚挥两下就行了，根本不用买。渔船和官府相持很久，才允许渔民不买官盐，只交盐税，全年大约有九百多两银子的收入。


    海盗猖獗之后，商船和渔船屡被劫杀，来往稀疏，盐税收入大减。


    现在已经没有商人愿意认购盐引（又称「盐钞」，是取盐的凭证）了；相反，那些已经认购了的，倒有很多要求退还。户部规定，依照原来认购数目的多少，收取「违约金」。「违约金」分三种：六万、四万、两万。然而，有的大盐商有权有势，分文不交也退了；有的请託找人也退了——真正缴纳「违约金」的少之又少。退商日多，卖不出去的盐引挤压如山，盐务毫无起色。


    钱粮分正杂两种，地丁银是正款钱粮；帑息、关税、鱼牙常课以及近来抽收的厘金，都是杂项钱粮。但不管正杂，都是朝廷皇粮。福建省的州县官员，不但收的杂项不上缴，就是正款也常常侵占挪用。自从朝廷允许捐官以来，花几百两银子就可捐一个县令；又因为是战区，经前任总督王春岩奏准将这些人留在福建办差，等补缺后再送部引见。可是委署官员又没有什么章程，只要会熘须拍马就有官做。这些人上任后，知道自己是一个「五日京兆」[1]，所以不问正杂款项，先卷它个几千两再说，应该上缴的款项，无论怎么催，一概不理。就算上面追究起来，无非就是摘掉顶戴，或者革职，但这些人腰包已满，也算值了。至于拖欠杂款的，从来没有人因此被参劾。福建的督抚好像不知道杂款钱粮也是国家皇粮，竟然以为是州县官员应得的陋规。


    福建钱局名叫「宝福」，从铸造制钱改铸大钱，后来又从铸大钱改铸铁钱，不久又由铁钱改铸制钱，所铸的钱也并不送到户部。我把委员吴荣等人招来询问：


    「这里铸钱是不是按铜六铅四的比例投料？每月几炉？是一年一结算，还是两年一结算？」


    「不清楚，上面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你是专门负责这件事的，怎么说不知道呢？四川、陕西、甘肃铸钱都是铜六铅四，这里每炉用铜多少，难道你不知道？」


    「每次发铜，都是按铜八铅二的比例领。」


    「你们不照规矩来，将来铜亏损多了，怎么报到户部呢？」


    我于是又传唤经办领铜的人当面质问，据他说：「户部规定是铜五成八，铅四成二。以前铜的质量好，我们就依法鼓铸；后来滇铜用完了，从民间收买的铜器杂质太多，按原来的比例投料，铸出的钱很容易破碎，不能用。所以我们酌量增加一些；于是就到了铜八铅二，将来报户部，肯定通不过，只好另外想办法。」


    对于他的说法，我将信将疑。我让张其曜（刚刚捐升知府，现任钱局督办）按照铜六铅四铸一批钱看看，结果拿到手上一捏，钱就碎了。我让他再按铜七铅三的比例试试，结果是虽然捏不破，但非常粗糙，不成看相。


    我对张其曜说：「铸钱的鬼名堂多得很。炉头很少不捣鬼的，磨下的铜末虽然混在煤渣中，但把这些煤渣炼一遍，还可以炼出不少铜。」


    「不会吧，每次发放铜和铅重多少斤，收的钱也是那么重，分毫不差。」


    「发铜时按八成铜二成铅的比例发放，下炉熔化时，你又不在场，怎么就知道他们没有按三七、四六的比例搀铅呢？再说，炉渣出于磨炉，例应归公，怎么能让他们自行煎炼呢？」


    「以前陈谦恩收买杂铜，火炉面盆很多，其中搀铅不少。现在库存渣滓还有二万余斤，就是炼铜时提出的——可见铜质不纯实有其事。」


    「既然已经提出纯铜，入炉鼓铸，为什么还说铜的成色不足呢？很可能就是炉头故意说铜不好，为熔化时搀铅找理由。如要杜绝这些弊端，就要当面看他们熔化铜和铅，铸成钱，再看着他们打磨，而且必须长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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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其曜唯唯而退。我不知道，对于钱局的事，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也不知道对于我的话，他是真懂还是装懂。给我的感觉是，闽省公事，大多敷衍，上司无心公务，当然也就不能指出实在弊病；委员挂名当差，只求一年半载长点资歷，好弄个州县官员在手——总之一句话，全省上下，几乎没有用心公务的人。


    咸丰三年（1853），漳州的小刀会起事，杀害镇道官员，漳州、龙州相继沦陷；接着是土匪泛滥，又有长毛滋扰，汀州、莆城各州县纷纷沦陷，省内境无完土。官府用兵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用去军饷一千多万，也无济于事。虽然福建奏请朝廷让各省支援，可是邻省也是自顾不暇。闽省地瘠民贫，捐输厘税，缓不积极，于是开设官钱铺，用发钞票来筹集军饷；结果导致民间钞票大量积压，政局面临土崩瓦解之势，于是，准许用制钱捐官，制钱二万八千文值银一两，捐输这才踊跃起来。明知亏折太多，但当时如果不从权办理而是墨守成规，那福建就完了，重新整顿，花钱更多。这种用制钱捐官的办法，报到户部，连续十六次都被批准了。忽然接到户部文书，命令从十七次起，加收五成白银——看来朝廷也一样缺银子啊。


    将军衙门的常规税收总是收不到位，全部依靠向外商徵收关税补贴。闽省的地丁银也收不了几个，军饷完全依靠这笔关税，每年约有五六十万。不久，我收到户部文书，命令将海关的关税全部上缴户部，鸦片税也要先上缴户部再拨发下来。如果照此执行，那福建就没有任何进项了，而每年的开销，却要几百万两——就算椒翁我是个金人，也熔化不出这许多银子啊。


    浙江告急，奉命拨十万两银子过去，要求不管是什么款，立即起运，已经送去八万。户部后来又命令上缴关税二十万，也已经交了十五万——居然也要了三千两部费——就是好处费，不交这笔钱，你连银子也交不出去。


    接着接到浙江巡抚王有龄（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恩主）的咨文，说十万远远不够，每月至少要再援助银五万两——这我就没办法了。王有龄是福建人，难道不知道福建的家底吗？像这样狮子大开口，实在荒唐。他这个人一向以善于筹款着称，在任江苏藩司时颇以此自诩，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逢人就说，认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我当时就说：「江苏富甲天下，只要肯想办法，筹款又有何难。如果能在福建、安徽、甘肃、云、贵等省轻松筹到款，才是真奇才。」现在王有龄身为浙江巡抚，面对困局，竟然一筹莫展。虽说地方残破之后，民生艰难，但也不至于毫无办法而专门靠邻省接济啊，原因就在于他在江苏大手大脚惯了，突然由奢入俭，不免左支右绌。何桂清与王有龄有着几代交情，所以对他言听计从，几成死党。王有龄之所以飞扬跋扈，都是何桂清纵容的。何桂清和我的侄儿张云藻是同年，和我在京城也共过事。我去年冬天经过常州，和何桂清聊了半天，几乎无所不谈。这个人的确很聪明，非常人所及，可是过于轻佻，难当大任。


    我接手藩库时，不到十万两银子，而且没有帐目，正杂不分，美其名曰「通库」，遇到有事，就从库中支取。我想库款如果不分别项目，遇正支而动用杂款，其弊尚小；遇杂支而动用正款，朝廷追究起来麻烦就大了。再说，正杂两项混在一起，书吏也容易从中捣鬼。于是就在大堂旁设局清理，委派首府刘翊宸督率委员书吏，分别查明，一定要做到正杂分明。刘翊宸对我说：「保证四十天完成任务。」我说：「您说得太容易了。如果四个月后有眉目，我给你磕三个响头。据我看来，没有一年时间，休想鱼清水白。」果然，直到我离任，这事情还没有结果。


    [1]「五日京兆」，比喻任职时间短或将要离职。典出自《汉书》，西汉张敞为京兆尹，将被免官。有个下属知道后不肯为他办案，对人说「他不过做五天的京兆尹就是了，还能办什么案子。」


    糜烂的军事


    学政徐寿蘅在延平府主持考试后，派他的族弟徐树琛，带着家人和承差，携带三千多两银子和一些衣物，坐船回省城。有五个驻延平的台勇硬来搭船，他家僕不肯，回禀延平道夏家泰，夏家泰告知管带台勇的捐纳参将林文察，请他出面阻止。林文察派军官林以忠到船上，对徐家僕人说：「这五个台勇，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如有差错，包在我林以忠身上。」船刚刚开出二十里，到达麻梨，天色还很早，船夫就说前有险滩，天黑了看不见，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走。搭船的五个台勇，一下走了四个，说是上岸找住宿的地方，留下一个在船守候。三更后，忽然杀声大起，一伙人将船上衣物银两掳掠一空，而且一刀捅进徐树琛腹中，徐树琛落入水中，很快被浪沖走。那个叫勐太的舵工，也乘乱逃走。徐家僕人报了案，官府却没有抓到兇犯，只有一名台勇被乡团拿获，做了替罪羊。营中的台勇听说后，愤怒地将帮拿台勇的乡村洗劫一空。村民们告到林文察那里，林文察代赔了二百元，就不管了。案子报到省里，裕子厚一口咬定台勇没有参与抢劫，而且几次写信给我，我没有理他。接督抚命令后，我派候补知府张启暄前往延平府督拿审办。我对张启暄说：「此案很明显是船户和台勇勾结，抢劫杀人。从延平府到福州府，来往船只很多，这几个人为什么一定搭学政的差船呢？船户勐太为什么在天还早时就停了船？台勇既然没有参与抢劫，上岸的四名台勇为什么出现在抢劫现场？徐家僕人的行李又为什么出现在林文察的寓所内？你就照我所说这些去问，一定能查出真相。」审讯的结果证明，和我所说的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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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子厚来到福州，对台勇抢劫的事绝口不提，只说自己和这些人毫无关系，都是延平府知府夏家泰向徐寿蘅捏造挑拨，以致徐寿蘅致信庆制军，让他无端受到庆督申斥。从此以后，裕子厚就和徐寿蘅结下了梁子。


    林文察本是台湾匪首林塽文的儿子，裕子厚看重他的勇敢，对他百般姑息。据我的师爷刘啸泉说，林文察二十多岁时，就在台湾杀了十八个人，这样的人竟能脱身事外，真是不可思议。


    自从土匪平定后，官府就在顺昌设立新营，将投诚的贼兵改编为绿营兵，派副将顾飞熊管带。这些土匪虽说是归顺了，可是桀骜不驯之气并没有消除，经常出营抢劫，和原来的那些土匪仍然保持着联繫，实在让人难以放心。近来军饷不能按月发放，口粮也被拖欠很多，这些傢伙们一向挥霍惯了，要他们过这种苦日子，难保他们不反水。顾飞熊也不是什么好人，常常拿这些来威胁督抚，当然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反水了，不要怪我我事先没说。顾飞熊截留省粮、私立厘卡，飞扬跋扈，一副绿林豪杰的做派。我就此向庆帅说起他，庆帅虽然口头答应了，但一直以无人接手为藉口，就是不肯撤换顾飞熊。


    福建沿海近来海盗肆虐，商贾屡受其害。泉州府下的东冲口，是东路帮盐船的进口要道。委员王金镛来到省城，禀请制台派游击吴鸿源会同水师将领彭寿超带水勇剿捕。我问吴鸿源：「你们的兵船一出，海盗就躲起来；兵船一回，海盗就出来。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呢？」吴鸿源说：「没有办法。就算武侯[1]復生也一样。」我说：「这么说来，你这次带兵出海，是毫无用处了。」吴鸿源笑笑而已。


    不过事已决定，只得发放勇粮七千多两，让他们去了。他们这次出兵，也不是全无收穫，俘虏了海盗几十人。可是经福州知府审问，却只有六人是真海盗，其他的都是被海盗掳去的难民——解救了几十个难民，这个成绩也不算小——他们交来的赃物很少，不过是些柴炭鱼米之类，那六个人就算是真海盗，也只是小喽啰。


    发放兵勇的饷粮时，我曾叮嘱吴鸿源，只能发两个月的，两个月后就不能再领。可是吴鸿源回来后，依然请发勇粮。庆制军让我酌情再发半个月或者二十天，我只好又发了半个月。可是吴鸿源仍不满足，再次禀请制台，被庆帅训了一顿才罢休。


    吴鸿源消停了，他手下的这些水勇却不消停。这些人大都住在南台岛，因为换钱和钱铺起了冲突，竟然将铺伙缚了，关进了船舱下面——这些傢伙们其实和海盗并没有什么差异——导致南台全岛罢市。海防同知陈谦恩派人来报告，吴鸿源竟然安居城内，并不亲往弹压。


    这次出洋剿捕，出动水勇六百人，用去军饷一万多两，只抓了六名小喽啰，海上的劫案，依旧层出不穷。福建水陆驻军久已糜烂，有事就招募乡勇。还不如就用这一万两银子发给水师作为口粮，责令水师出洋痛剿，平时就让他们来往巡逻。也有人说水师也靠不住，里面有暗通海盗的，用水师抓海盗是以盗捕盗，以水洗水。吴鸿源本来就是一个海盗。如果说是因为他肯卖出力，那么为什么费时两月，用饷万金，却只抓获了六名小喽啰呢？


    二月底，清江失守，庚长退入淮安，漕运总督联英退到泰州。淮安幸得无恙，而清江浦已成丘墟。庚长虽然沉湎于酒，指挥还算得法，只是兵力单薄军饷短缺，以致抵挡不住，虽然没有死节，情尚可原。联英任漕运总督，住在泰州，整日花天酒地。代理泰州知州的许某想尽办法讨好他——很快许某就升任江苏臬司。


    进入三月，杭州告急，请求福建派兵增援并请求增拨粮饷。福建又是抽调又是招募，凑了一万多兵勇，由代理漳州总兵继兴率师驰援。可直到四月初，继兴还逗留在红山桥，未曾开船。


    杭州很快就失陷了，庆督打算前往援救，我说：「兵贵神速，贼军不知我军虚实，听说闽浙总督亲往增援，一定以为重兵已到，肯定会闻风少却。大队人马和粮饷暂时还难以到位，您看能不能这样，先将已经调来的兵和省城标兵，凑成三千人，准备十万军饷，让您尽快出发，我们再在后面催兵筹饷跟进？」庆督很不高兴地说：「我出一次兵，最少也得一万八千人，军饷再少也得四十万，否则断难起身。这样吧，仍照咸丰八年在延平时的章程，每月解饷十五万。」


    于是，下令派数十位文武委员随营；奏调在浙江老家丁忧的前任师爷章悰襄办文案；派候补道员陈维汉赴广东招募乡勇；派候补知府张玉暄渡海到台湾招募兵勇；派督署的戈什庄廷礼赴泉州募勇；派匡开益赴湖南招募兵勇；又派秦金鉴在南台借粮饷；派张寿椿、王于琮在广州向商行借款；将捐官期限延长两个月（鼓励捐输）；命丁日俭赴台劝捐十万两、三万石大米；又令省内省外各官捐输；挑选一千名满营官兵；奏派臬司裕子厚先期出省打前站。纷纷扰扰，每天羽檄飞驰，忙成一团。


    章悰与庄焕文都是庆制军手下的师爷，庆端对他们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两人在福建是名利双收，让很多人羡慕不已。陈维汉本是茶馆伙计，唯利是图，专靠湘勇生活。青阳勇向来不中用，因为庄廷礼是督辕巡捕，工于献殷勤，又有庄焕文为之撮合，所以讨到了这个差事。一天十二个时辰，匡开益躺在烟榻上的时间最少也有六七个时辰，使烟枪比使火枪熟练得多；秦金鉴本不想进京，所以讨了这个差使作为藉口，而且说不定差使一完，他就可混个七品正堂坐坐；这些人除刘云樵在南台借了十万两外，张寿椿遍拜广东老乡后也只借得二万两。丁日俭不想赴台，与庆督吵了一架不欢而散。臬司裕子厚带着十几位委员——大半是换帖的干亲——到建宁住了两月，一次仗也没打，终日徵歌度曲，吃酒斗牌，居然也夸大其词地说：「统领军务副将以下，悉听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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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杭州克復，庆督出兵的事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渡台募勇的、劝捐的官员也很快撤回来了，赴广东募勇的也写信叫停，已经在青阳招募的乡勇一律遣散。一篇热热闹闹的大文章，就此化为烟云。但是，朝廷却已为此用去二十多万。庆督本来就不懂军事，哪里想出兵呢，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常州人文荟萃而武备松弛。自从太平军兴起后，江南军务就归钦差大臣负责指挥；安徽军务另由特派大员统师剿办。两江总督驻扎在常州，号令不出常州，也无权干预军务。


    咸丰六（1856）年正月，我经过常州，当时的两江总督怡良就是一副听天由命的口气。我想，苏州是东南门户，而杭州、常州又是苏州门户。浙江巡抚罗遵殿，虽然长厚老成，但苦于才力不济，军事部署毫无章法，将万松岭的驻军撤去救湖州，导致杭州南面空虚，贼军乘虚而入。杭州城外又不驻兵，困守孤城，作茧自缚；城内又不清查奸细，让贼军里应外合，导致一败涂地。杭州距苏州二百里，杭州丢失了，苏州就危险了，幸好浙江提督张玉良和将军瑞昌率军来救，杭州才失而復得。


    何桂清一心依靠江宁将军和春，以为万无一失，在常州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江苏藩库存银一百多万，富甲天下。江苏巡抚王有龄和他关系又非同一般，完全可以从中提出二三十万，招募一支万人左右的兵勇，既可守卫常州，又可侧面协助和春。如果和春大营得手，那么这支军队可以协助追击；万一大营失利，有这一支军队，也可屏蔽东南。可是直到常州沦陷，大营溃败，再把这一切归罪和春，又有什么用呢？常州沦陷，他没有与城共亡，而是逃到苏州；苏州人命闭门不纳，他又逃到常熟，仍被驱逐，不得已逃到上海。如果他此时投海而死，虽说为时已晚，但还可以少雪前耻；可他竟然苟且偷生，也不知他怎么想的，身为总督，丧师辱国，难道还想朝廷放他一条生路不成？


    江苏巡抚徐有壬是我的同年。我们一起在四川共事时，他经常被琦相呵斥。这个人原来是没什么主意的，相别多年，也不知他有没有长进？去年冬天，我经过苏州，刚好碰上吴江县有漕帮闹事，其实隔苏州很远，可是徐有壬却庸人自扰，张皇失措。那天，他邀我在他的官署与孙龄石等人一起喝酒，席中他几次离开，和幕友商量如何如何，就是拿不定主意。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人是不能有什么指望的。可是，只因为有后台，像他这样的庸才居然也开府一方，而我却……江南各省的大员里面，似乎只有江苏藩司薛镜塘还算是个人才。


    常州失守后，几万溃兵散勇没了约束，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东南局势，无法收拾。而且因为漕运中断，一百多万石粮食无法运往北京。没有粮食，又担心京城内变，祸起萧墙。唉，这些事情，自然有朝中执政的王公大臣们操心，我想这些干么，实在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1]「武侯」，指诸葛亮。


    弱国的外交


    南台岛距离福州十五里，华夷杂处，商贾辐凑，是福建最繁华的地区，也是最混乱的地区。当地设海防同知一人，负责全岛治安。近年来，洋人势力越来越大，内地官员不敢启畔。英国、美国、西班牙、荷兰、菲律宾等国，往来贸易。一年或者半年，这些洋人就更换领事。领事上任时，一定会求见将军和督抚，接见的礼仪标准则是：如是正使，就与督抚平起平坐；如是小头目，则仅待以宾主礼；领事每次拜见，督抚一定打鼓吹乐开城迎接——不过，他们也很少进城，督抚将军也从不回拜，洋人也不计较，大家相安无事。


    如果有通商事件要交涉，就专门由福州知府衙门酌情办理。洋人和广东人关系最好。洋人用洋钱买了货物，常常寄存在广东商行中，双方彼此信任。广东商行拖欠厘金，偷税漏税，官府如果绳之以法，洋人就出面袒护，官员们怕触怒夷人，也就不敢深究。如果广东人与漳州或者泉州人相争，洋人也是袒护广东人。漳州、泉州人不服，往往寻衅争斗，互有杀伤。去年闽、粤哄争，洋人就曾借炮给广东人，幸好闽人也没有吃大亏。


    广东人的抢劫之风和本地差不多。他们合伙建造炮船，入海劫杀，按股分赃。端午节那天，广东人和福建人驾着龙舟在海口竞渡，福建人将广东人的船撞坏了，广东人不肯罢休，双方预定时间，大战一场。械斗后来在海上进行，广东人的炮弹落在岸上，炸死了一名无辜的裁缝，福建人又将一名无辜的广东伙计抓去杀了，双方的梁子于是越结越深。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一死战。南台的商人们从中调解，到广东人的船上挂红赔礼，广东人不接受，继续开炮。南台的居民和铺户只好纷纷迁避。有传言说，广东人准备打进城来，劫走上个月被吴鸿源捉拿的六名海盗，福州全城震惊，将城门也关了，禁止出入。


    总督庆端调兵一千人前来弹压守城，过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十几个人。巡抚瑞璸调兵一百五十人守卫巡抚衙门。当时我已卸任，由臬司裕子厚代理藩司，他派了台勇几十人看守藩库和大堂，并在大堂上架起火炮。道员汪镜千的职责是负责城郊治安，也招雇了几名兵勇，带上自己衙门的厨师、杂役，也在衙门里安设了几尊小铜炮。代理粮道秦友芝、福州府知府刘云樵奔忙不息，请示庆制军，将六名海盗草草正法。省中委员李竹轩，叶小兰等人，也跟着刘云樵前前后后，乱了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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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事情的结束，还多亏那些洋毛子。美国人派了两艘军舰前来，勒令闽、粤双方立即停止械斗，说如果抗拒不遵，美国人就和大清官兵内外夹击，尽数歼灭。械斗双方怕了，作鸟兽散。


    代理兴泉永道的潘骏章报告说，泉州海边有一个无人小岛，名字叫鸟空园头巾礁，英国人现在拿了前任道员的签名的照会，要了这块地，准备在那里建造房屋，请示该怎么办。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人攻陷厦门，占据了道署。《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退出道署，准备在水操台造屋，因为那里是福建水师操练士兵的地方，当地官员没敢答应；后来，英国人又想要教场边的一块空地，也没有得逞。咸丰二年（1852），英国人又看上了鸟空园头巾礁，前任兴泉永道赵霖报告总督季芝昌后，同意用鸟空园头巾礁换回教场。不久，英国领事柏达回国，事情就拖了下来。时隔八年，英国人拿着照会来索要鸟空园头巾礁。潘骏章说不过英国人，就请示该怎么办。庆制军委派前任兴泉永道司徒伯芬赴泉州，会同潘骏章和英国人交涉。我对庆督说：「司徒道台虽然去了，但是这件事断难挽回。英国人没有事都要挑起事来，现在他们手中握有前任道员的照会，怎么会轻易放弃？况且，犬羊之性，不会听司徒伯芬讲孔孟之道。此事关系到海疆与外夷，必须立即奏明朝廷。」刚好庄焕文也到了福州，对我的看法深表贊同，庆督这才将此事上奏朝廷。


    如果答应英国人，让他们在鸟空园头巾礁建造房屋，他们一定会勾结土匪，窥探我国虚实，海关税务也肯定大受影响，福建唯一的大宗收入也会没了，那就会遗祸将来；如果坚持不给，那么英国人就会指责我们失信，从而挑起事端，这样就会祸在眼前。司徒伯芬回到福州汇报，说英国人坚持要地，他提出仍旧把废弃的水操台给英国人，因为那里地势太低，已经废置很久了，英国人还没有答覆。司徒伯芬又听说南台广东商行有人和英国人关系密切，所以回省城请示庆督，请广东人从中关说。庆督对伯芬说：「如果能让英国人打消念头，那是最好；否则，就设法拖延，不要说不给，也不要答应给。」庆督或许在想，只要能拖到他离任，就万事大吉了。我只担心，英国人未必肯上这个当，且看朝廷如何指示吧——说不定广东人可以搞定呢！


    离任


    四月初十，庆督收到廷寄，是给我的，上面写着着：「调任江西，饬即赴任。」于是我立即具折谢恩，只等裕子厚接任后，赶紧启程——这地方我是一天也愿多待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我和裕子厚办完交接，大雨不止，街市水深数尺，我一直等二十二日才成行。庆督率司道官员送到城外接官厅。我从到任福建到离开刚好三个半月。


    说起来，这次离职，也算是我自己申请的。我去年离开京城前，虽然没有遍送「别敬」，但也稍微表示了一下，再加上舟车七千多里，一下子就用去了五千多两。到任后，我又捐输一千两，又为大侄锡绶报捐知县，为三弟集声报捐主事，为兰儿加捐郎中，总计又是几千两。福建是个穷地方，藩司俸禄减半，除扣抵外，每月只有一百零三两。而我每月的伙食加上师爷的工资，就得两百多两；各种应酬，再寒酸也得三四百两；督抚「三节两寿」和门包，一年也不下八百两。照此算来，我还不如辞官回京算了。


    更可气的是，总督府的门包须必须是足赤纹银，不收银元。我第一次送门包，就因为欠平六分（一分是0.375克，六分就是2.25克），被门房张七当场掷出。当时我那个气呀。但想到庆督早就说我脾气大，如果我当场发作，岂不给人口实。于是只好忍了，命家人加了一钱再送进去，才算进了总督府。想我白髮皤然，还要受这些奴才凌辱，又是何苦呢？


    公事不顺，开销又大，不贪污受贿就没有办法过下去，可我这辈子都没有贪污受贿过，总不至于吃了一辈子斋，临死弄碗狗肉满禄吧。于是我面求庆督，请他将我奏请开缺，他当时虽然没有答应，但不久后我就接到了朝廷的调令。


    没有路费，我一筹莫展，幸好门生陈灼亭代为筹措，再加上同仁的馈赠，才算没有滞留闽省——幸好，从福建到江西也不算远。


    我离任后，英茂文观察写信给我说：「五月十八日衙参，代理藩司裕子厚开出委署清折问，此乃前任藩司的章程，是否照办？庆督说：『椒翁既然已经走了，不管我们福建的事了，我们就还是照旧规矩来。』」我就奇怪了，章程是裕子厚上报庆督批准的，我又没有参与，现在却说是张前司的章程，而庆督又说「我等仍照旧章」，真是令人笑倒。如果按我的章程（既然他们说是我的，就算我的吧），那么总督和藩司就无从市恩了。他们居然就为了我，专门制定一个章程，真正好笑。


    曾国藩也刮地皮


    六月二十一日，我到达南昌。天气炎亢如火，中午到达滕王阁，学政单懋谦、臬司张敬修、粮道李桓、盐道邓庆恩和候补道台杨升、董以觳、徐文藻等到码头迎接。我见到了南昌府知府许本墉、南昌县知县屈怀珠和新建县知县马修良。上岸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见巡抚毓科。道光三十年（1850）我任甘肃藩司，毓科任宁夏府知府，那时我是他的上级；没想到十年之后，他却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毓科是个好人，可惜没什么才能，所以被两江总督曾国藩掐得死死的，屁也不敢放一个。周边省份的督抚，如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资格都很老，湖南巡抚骆秉章又是他的老上司，浙江巡抚王有龄霸道跋扈，这些人毓科一个也得罪不起，所以他这个巡抚也当得很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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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十六日接印视事，照例具折谢恩。


    总督曾国藩奏请三省联防。按说，三省本应通力合作，曾督却说，既然兵勇取之于湖南，那么粮饷就由江西负责；又奏调左宗棠帮办军务，并奏请皇上赏给四品京堂。曾国藩在江西藩司衙门设立粮台，声明将来就由江西报销粮饷。我初来乍到，不知虚实，担心江西拿不出这笔钱，就冒冒失失地提出是否请朝廷下拨军饷。曾督却认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用力挤，总是有的；而向皇上奏请拨款，招惹皇上不高兴，就太不值了。


    我一上来没有摸准曾督的脉，就触了个不必要的霉头。


    江西的地丁银数额是一百八十万，但是每年收上来的总不到一百二十万。江西是个水袋子，很多地方十年九水，这几年，洪杨逆匪在这里几进几出，已是十室九空满目疮痍。这种情形下，对地丁银也只好徵收一部分，减免一部分。所以我在给曾督的详文里，建议「酌量情形，分别蠲缓」。曾督的批示是：所谓的灾情，大部分都是州县官员捏造出来的，就是为了用减免百姓钱粮为幌子，为自己捞点好处。宿迁、松江一带，除了交地丁银之外，还要按亩捐粮，别处的钱粮能收起来，这里为什么就不能收起来呢？古来用兵，有哪个不是从老百姓那里筹饷？现在，我只收地丁银，已经够仁慈的了。『酌量情形，分别蠲缓』八个字可以删掉。」对曾督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想做这样断子绝孙的缺德事。


    江西的漕粮指标是七十万石，因为漕运中断，遵照户部规定，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全漕可折银九十一万两。这几年水灾频仍，肯定不能全部徵收到位。可是曾督却依照在湖北的旧例，规定全省按每石三两三钱徵收，还说是降低指标了的——简直是痴人说梦。


    苏州、常州贸易通畅时，江西省一年可以收厘金一百五六十万。自从苏、常沦陷于贼手，厘源梗阻，现在已降到一百万以下。这笔钱曾帅专门派作大营徵兵之用，由李瀚章和粮道李桓专管，不与藩司衙门的司库发生关系。不久，牙税也纳入其中；接着，盐课也纳入其中；再接着，盐商捐输也纳入其中。


    曾帅上奏朝廷时，本来说好，两江的厘金派作大营军饷，地丁银和漕粮折银划归江西省使用。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奏请从漕折银中每月提出五万两，其中一万两接济皖南军饷，另外四万解归大营；接着又命令每月从地丁银中拨出三万两，再用捐官款买米一千五百石，分送到鲍超、陈大富两位总兵营中。他不知道，经过他一提、二提、三提，江西全省只剩地丁银和十多万杂税，二者合起来不到一百四十万，银子早上入库，下午就用出去了，哪里还能每月提出三万两？


    契税的漏洞，一在书吏，一在州县。民间买卖田产，常常只需送一笔小费给负责田产档案的书吏，不用交税，书吏就通知户房书办，暗中办理过户手续，官府根本不知道。州县所收的契税，通常也不上缴藩库，随收随用，就像应得的陋规一样，即使严词催促，他们也总是交一部分，拖欠一部分，等到清帐的时候，前任和后任就互相推诿，往往一年徵收上来的，也不过十多万，最多也不过二十万，而湖南带兵过来的李元度却说可以徵收七八十万，真是白日做梦。


    李元度是湖南举人，是曾帅的铁哥们，被保举升任道员，简放皖南道。很早就听说他满腹经纶，笔下文采斐然。我们见了面，听他说话的口气倒也确实很大，印象最深的是，他近视得特别厉害，一尺以外就看不见了。他先前在江西，就连吃败仗。前不久，他带着三千湘军、数万粮饷和无数的军火器械前往安徽，刚一接战就全军溃散，导致徽州失陷。城陷时，他只身逃走，将无数军火器械全部送给了太平军。当他来到南昌时，就有很多人说他不适合带兵，可是曾帅信任他，总想找机会成就他，结果一败涂地，难道说大清气数已尽了吗？


    时事多艰，动则掣肘。我就想，自己并非国家必不可少之人，而且年过六十，只身于数千里外，昼夜焦劳，对国家虽然不无小补，但事权不属，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考虑再三，我亲自动笔写了详文，决意引退。


    或许是才思减退吧，自己虽然觉得这篇详文很是感人，可是巡抚毓科读后竟不为所动。我又当面求他，他仍旧不肯代为上奏，真是欲罢不能。


    安远被太平军围困了五十多天，建昌又被围了十几天，贼军窜入汀州，分成几股由铅山往婺源而去。玉山县三次被围，广信府两次被围，虽然没有失陷，可是贼军所过的乡村，全部化为废墟。


    曾督严令，地丁银和漕折银一两也不准拖欠，并说贼军只是一扫而过，并没有停留，已经奏请减缓的，仍旧奏请復征，如果朝廷为此处分，就由他一个人承担。曾督着有《经世文编》，我读过几篇，怎么说呢，孔子是述而不作，他是作而不用。和很多身居高位者一样，他很难听进下属的话。我刚来的时候，承蒙他抬举，他写信问我对军务有何建议。当时徽州和宁国都还没有失陷，我就提了四条建议：「请闽浙总督庆端驻扎三衢，保护严州，进兵浙江中路；由曾督派一位带兵大员，驻扎江西玉山，从绍兴一带进兵浙江东路；请主帅驻师宁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严令总兵普承尧守住建德，不让贼军外窜，绕道攻击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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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督回信说：「您说的的确很有见地。只是现在庆端已经回到福州，根本不想进兵浙江，所以……」可没过多久，休宁、宁国相继失陷；接着，李元度把徽州也丢了；接着；贼军围攻建德，普承尧不战而逃，率领的六千楚勇顷刻溃散，火药军装，全部落入贼手。贼军跟着溃兵一路追击，彭泽、湖口、浮梁、德兴、都昌、景德六镇全部失陷，赣东北一带，片瓦无存，白骨为莽。


    普承尧，原是云南的武进士，从外地投奔曾督军中。他带着六千湘军守御建德，每月开销二万两饷银、一万串制钱，刚开始由江西军需项下供支，后来奉命改由粮台发放。每次领饷出库，普承尧就让士兵先把银子搬到自己的住所，扣下几千两不等，说是改天买米送到军营——只有鬼才相信。普承尧平时架子大得不得了，接见州县官员时从不起身，巡抚毓科也对他颇为忌惮。


    普承尧的妹夫，已被革除道员的冯席珍和手下将领毕金元私通太平军，为他们通风报信，被水师将领彭雪琴抓获了，押到曾帅营中。湖北巡抚胡林翼来函，命令将冯席珍、毕金元拿获后，就地正法。后来听说冯席珍解到了曾营，毕金元则不知去向，不了了之。


    冬月，贼军进逼建德，普承尧率众先奔，败兵一路烧杀抢掠，到九江后，还毁墙拆屋勒逼欠饷，并声言整队进省后要首先杀掉巡抚。巡抚毓科很害怕，招雇了一百多人每天在官署训练，名为亲兵。我笑道：「普承尧没胆杀贼，当然也就没胆造反。他大言恐吓，不过是为了多领些军饷，在进大牢之前最后捞一把而已。」曾督竟下令倾资发饷，每名散勇发银四两，还让省城运四万军饷到九江。彭玉麟担心这些溃兵闹事，另外又借了一万多两。谁知领到军饷后，溃兵却依旧十分嚣张。


    为了打发走这群丘八，九江道文恆只好在每人四两之外，再加发二两，这些散兵游勇才渡江回到曾帅营中。曾督下令，挑选一部分败兵编入鲍超军营，不愿留下的，发放路费遣散，让他们自行回湖南。曾督挑不中的兵丁，则由他的弟弟曾国荃接收。


    我眼中的湘军将领


    左宗棠是湖南举人，和曾总督也是至戚密友。他先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当师爷，文笔很好，口才也很好，可是性情跋扈，在骆幕中几乎可以说是为所欲为。骆秉章才具不足，凡事拱手听命于左师爷。因此，湖南的文武百官都知道，左宗棠才是真正的湖南巡抚，只要得到左师爷的赏识，就会好处多多。左师爷行事，一凭己意，好之生毛革，恶之成创痏。湖南人最重乡情，可是，李恆明确对我说：「左宗棠，明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存心深险，很难相处。」


    我和他素不相识，曾督请他以四品京堂的职衔来江西帮办军务。他手下号称有一万人，但据他当面对我说，其实士兵只有六千人，其余的都是各类杂役。我听了，只好唯唯而已，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第一次见面，就公开承认自己吃空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左宗棠在省城住了半个月就离开了。但是只要军火和粮饷稍有拖延，他就立马来信催讨，并说：「如果因此贻误军机，本京堂不能独任其咎。」我跟别人说起这事，那人却说，左京堂对您已经是够客气的了。不客气会怎样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像普承尧那样要「先杀藩司」呢？


    户部催造兵勇名册，左宗棠的军册中说是选了六名先锋，每名每月开支多少，可是却只有四个人的名字。粮台发函问他是否弄错了，上报以后，恐怕会被户部批评。左宗棠回信，只说自己如何打仗、如何追贼、如何军书旁午（就是军务繁忙的意思），「哪里顾得了这样的小事，就算是户部责问，本京堂也不怕」。满纸语句，真可谓摸之有棱。我曾对粮台提调王必达说：「以后给左公的文书，用语一定要平和，切不能因为他的来函无理，我们就用无理回復。」《尚书》上说：「必有忍，其乃有济。」佛则说：「我得成于忍。」以前在甘肃被同僚排挤，我曾自作对联：「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现在四年过去了，难道我的修养反而不如以前吗？王道曾说：「吾前在洛下游，何曾知有蔡廓儿也？」我当年供职翰林院时，又何曾听说什么左宗棠！


    广信府知府光泰，一天到晚吞云吐雾，不理公事，每天睡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起床。我和巡抚毓科商量，认为广信地当贼沖，担心他贻误军机，不如把他撤掉，命令在广信带兵的钟世桢代理知府的职务。钟世桢也是湖南人，由教职保升，对军务事也很精通，他到任后，两次遇到安徽的贼军来，都把他们击退了。他对于所属的玉山、铅山、弋阳等县，也都能预先部署，所以各县都没有沦陷。恰好上面有命令将光泰调任饶州府知府，这才顺利地让钟世桢代理广信知府。


    瑞州府知府李瑞章，巡抚毓科认为他不称职，命令我将他撤任，遗缺由锤峻补授。锤峻是福建的实任知府，因幕友迴避才来到江西。钟峻对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对事情的轻重缓急把握得很好，代理抚州知府时，贼军因在广信、金泸被击退，窜到建昌，分兵扑向抚州，钟峻会同驻守抚州的刘善素以及临川县知县马土良全力抵御，贼军才没有得逞。抚州距省城很近，关系大局，得人而治，确实是这样的。


    疆事日坏，营制日紊，盗贼日多，天心非不厌乱，怎奈人心还在造劫。以前在胜保营中，见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因缘为奸，感到十分心痛。现在看来，曾总督手下的文武将佐，也无一不把军营当做升官发财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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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宁人熊应文，本是布政使衙门一个轿夫的儿子，从小就在衙门口做仪仗兵。太平军造反以后，混到军中，捏报战功，短短几年就保送到游击。他还给手下的兵勇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武威军，就驻扎在城外教场。熊应文阴柔狡猾，最善迎合人意，骗过了很多文武大员。武威军其实仅五百人，而光是脚夫这一项每月就领饷二千六七百两——既然就在省城防守，何须脚夫？


    腊月十八日本应发饷，可到了二十九日，熊应文还没有把饷银分发给手下士兵。士兵们得知情况后，群情激愤，想起他平日种种侵、冒、贪、淫的行径，于是将熊应文剥掉衣服，捆起来吊在树上，用鞭子抽；还觉得不解恨，又用棍子打；仍觉不过瘾，就用刀背砍。接着，这一百多人又赴巡抚衙门控诉，毓科也没有办法。这群人又冲到熊应文家，将他家门窗器具和钟錶等全部砸了，将衣服被子也都撕了。熊应文有六个老婆，都浓妆艷抹，各住一室。士兵们闯进卧室，将他的老婆从床上拉起来绑走了。我致函毓科说：「这件事就发生在省城，如不严惩，军纪将荡然无存？」李恆当时正代理臬司，也深以为然。于是委派候补知府盛元、姚镶会同首府徐本墉，将熊应文看管，同时缉拿带头闹事的兵勇。毓科命令韦参将会同办理。可是盛元等人庸懦无能，一心想替熊应文开脱，就向曾督报告，说熊应文侵占军饷冒领军功，并无实据，闹事的兵勇，也已经逃走了，无从缉拿追究。徐本墉更说熊应文身为三品官，兵丁不能擅自拘禁他——实在是荒谬之极。韦参将刚开始说熊应文该杀，后来又说他是被冤枉的。毓科知道熊应文工于钻刺，于是决定严办此案。


    丁峻，南昌人。因为他的出身已不可考，所以也就不知道他手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是谁刺的。丁峻已保举知府，带彰武奇军，每月领饷银九千多两。据他说手下有一千七百多人，但也没法考证。他的彰武奇军在信河一带杀人放火，抢劫姦淫，无恶不作，又在吴城杀死船户客商，劫走银子一千多两。曾督命令丁峻交出兇犯，丁峻却一直拖着。每次闻警，调丁峻赴营，他总是一拖再拖，总是要催促十几次，才肯就道。丁峻善于避贼，长于虐民。我几次请示裁掉这支兵勇，以苏解民困。巡抚毓科担心兵勇滋事无法控制，不敢全撤，就裁撤了五百人以示惩罚。


    吴坤修，南昌人，师爷出身，颇有风雅的名声，以前在湖南给人做师爷，看见带兵利益丰厚，就改行带兵。他被保送到道员，又保送实授道员，被任命为广东南韶连道。但他还没来得及上任，就被湖北巡抚胡林翼参奏其私通太平军，被革职审讯。后来查明他并没有通贼，准许留在军中带勇立功，不久开復原官。他带兵在安徽防堵太平军，耗饷九万多两，却一次仗也没打。徽州、宁国失陷，曾帅决定将他所带的兵勇裁掉，原因是吴坤修常躲在城里，并不在营中。他租了黄庚垣的小西园别墅，把它当成自己的菟裘（隐居之地）。吴坤修在小西园外遍栽秋菊，每到九月，满山粲然，他就在菊花丛中赋诗作画——整个一军中陶渊明。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那么「隐于军」的就只能是「巨隐」了？


    吴坤修听说他的兵勇被裁了，形神沮丧。后来不知怎么的，曾督又决定不裁了，令吴坤修驻防湖口，他欣然领命。他写信求我说：「我知道藩库空虚，不敢多要军饷，只求您将上月欠下的九百两给我，我立即买米送到军营。」我信了他，就给了他九百两。可他刚把钱领走，马上又说，再发七千两才能出发。我说：「吴坤修的信白纸黑字，墨迹未干，为什么刚刚领走九百两，又狮子大开口呢？这件事没得商量，绝对不行。」首府徐本墉等人代他说情，我没有答应；吉南道李瀚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大哥）说愿意从牙厘项下，挤出七千两给吴坤修，我也没有同意。我知道吴坤修一向狡猾，正好当时抚州、建昌战事危急，毓科派吴坤修带兵驰援，我派人将七千两银子交给建昌知府黄鸣珂收存，一再叮嘱要等吴坤修到建昌再给他。吴坤修不想去建昌，请万箎轩观察和臬司德甫来说情，想就在省城领饷，我没有见这两个人。李瀚章对我说：「这笔钱现在就在厘局，可以就由厘局发给吴坤修，不必运到藩司衙门来，多转一道手。」我说：「这当然很方便，但要记住，千万不能中吴坤修的计。」李瀚章走后，就私自把这笔钱给了吴坤修。


    吴坤修带勇出省城后，听说安仁有贼军，就退回东乡，报告说「谨慎稳重」；听说弋阳有贼军，就避入乐平，报告说「伺机而动」。怕什么就是什么，吴坤修不想和贼军照面，可是还是遇上了，也不知接仗与否，只报告说「杀贼无数」。等吴坤修节节退入湖口时，后队已经被贼军追上，损伤不少。吴坤修退到湖口和大家一起守城，居然还升了官。吴坤修以口舌为干橹，以笔墨为甲冑，计亦巧矣。可惜，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吴坤修曾对我说：「八个月中，一个儿子一个弟弟相继病死，几年来家中丧事连连，现在一门之内，就有五个寡妇，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岁。」的确很惨，可是吴坤修想没想到，这是他作孽太多的报应呢？


    说到报应，我又感到疑惑，像吴坤修这样的人，居然也做到了安徽布政使，并代理安徽巡抚，是老天在打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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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善素，南昌举人，从大挑[1]到江苏，升淮河同知，丁忧回家。他带兵勇剿贼，水陆两军，也还颇有功劳。他这支军队每月需饷银二万六千两，先前，刘善素设卡抽厘，自己养活自己，用本省商贾的钱资，为本省剿匪，也还相安无事。今年夏天，曾督将各路厘金委派李瀚章、李恆统筹管理，所有厘金全部送到大营。刘善素这支军队，转而由省里发饷。刘善素几次争辩未获批准，经李恆从中调停，确定每月由厘局发饷一万两，剩下的一万六千两由司库发放。每到堂期（每月领饷的日子），司库虽然不能全发，但还能两千三千地给一些，而厘局的一万两，却是一直没有兑现。刘善素对此颇有怨言，请求恢復抽厘的旧卡，一直不被批准。江西的丁峻、吴坤修、刘善素三支军队，只有刘善素的兵勇还能顶点用，没有祸害地方。


    曾督五月来到江西，听说厘金畅旺，去年总共收入一百六七十万，又将牙税也併入厘局，直接交粮台解归大营，自以为每年可得二百万两，足够供应大营军饷，于是奏明朝廷厘金归大营，地丁银和漕折银归江西省。可是，因为战事不顺，商贾裹足，厘源梗塞，所收厘金不到去年一半。粮道应付不过来。又将盐课和盐商捐输两项收入归入大营使用。后来，曾督又奏请每月从漕折银提五万两，从地丁银中每月提银三万两和米五千石。曾督以前曾任兵部侍郎督师，就因为军饷由地方供应，和几个巡抚都合不来；现在曾帅身为两江总督，自然应该替地方着想，可是他的做法却是完全不顾地方死活。


    巡抚毓科柔懦无能，既不敢违抗，又不敢讲情况上奏朝廷。我几次进言，但人微言轻，人家也不理。地丁银、漕粮、厘金以及一切杂款全算上，江西一年收入款也就三百五六十万。而开支呢？曾督大营每月需四十二万两，左宗棠的大营月饷三万六千，吴坤修的大营月饷九千；本省地方乡勇开支以及官员俸禄、日常办公，月需三十万两；全年共需七百多万两。如果再加上新进招募的军队开支，总共就将近八百万两。再加上朝廷每年两次从江西提走八十万两，协助袁甲三军队二十三万两，协助甘肃二十万两，协助贵州三百万两，协助浙江三十六万两，这样一来，就将近一千五百万两。我纵使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恐怕也弄不来这么多钱。


    户部下令，各省向富绅大户借用兵饷，最低五万，最高一百万，五年后由各省藩司筹还。虽然是借款，但因为是为朝廷救急，所以分别赏给二品和三品顶戴，并恩准世袭。江西八府沦陷后，刚刚克復，老百姓元气未復，富者化为贫，贫者困而死，甚至去为盗贼，可谓民穷财尽。但是既然朝廷已经下令，自当尽力鼓动，其中稍做变通，如果一家力量不能借五万，仅能借一二万及三四万的，也准许他们凑起来借，至于这种情形，如何奖励，请示朝廷再说。


    [1]「大挑」，指清干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可以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宽的出路，名为「大挑」。


    第三次丢官


    曾督命令江西全省，照旧徵收地丁银，对此，我无论如何不敢苟同。坚持的最终结果，就是我的离职——这是我第三次被革职。


    十月十九日，我的长孙女出生，我希望我的第一个孙儿是个小子，谁知却是个丫头，实在令人失望。她的外公许滇生给她起名抚官，意思是说祝愿我早日升任巡抚，我听了不觉好笑；依我看，还不如就叫「静姑」好了，以纪念她出生在静安庄——八月，英法联军入侵，僧格林沁亲王和大学士瑞麟率领的军队不战而溃，兵部侍郎胜保也受了伤，皇上逃往承德，京城沦陷，这可是大清定鼎以来的第一次！


    和议既定，按照《天津条约》规定，九江开埠通商。因为长江一带战事未息，我上奏朝廷，让英国人明年春天来九江商讨有关事宜。这件事，本来是归九江道办的，但巡抚毓科认为开埠通商在内地还是头一遭，指派我会同办理。


    曾督将我弹劾撤职，使我失去了一个亲自参与外交的机会。


    1861年咸丰十一年


    七月，咸丰帝崩于热河，同治继位。以骆秉璋为四川总督。


    八月，曾国荃收復安庆，湖北巡抚胡林翼卒。太平军克杭州，巡抚王有龄、将军瑞昌战死。


    十月，辛酉政变发生，端华、肃顺、载垣被杀，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被封为议政王。


    十二月，以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赋闲


    二月，我绕道陕西，在陕西住了半年。十月，我回到京城。此时距离上次离京刚好两年。


    实在让人无法相信，正当英年的皇上竟然丢下这个内忧外患的王朝就这么去了。


    我回到京城没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四十多年的大事，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僧格林沁亲王和兵部侍郎胜保扳倒了咸丰遗诏里的顾命八大臣，开始垂帘听政，史称「祺祥政变」。「祺祥政变」发生时，我虽然人在北京，但作为一介百姓，具体的过程也是道听途说，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就不再赘述了。


    1862年同治元年


    正月，浙江巡抚左宗棠破杨辅清于开化，太平军攻上海，华尔率洋枪队阻之。


    二月，以李鸿章为江苏巡抚，驰援上海，大破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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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曾国荃收復芜湖、秣陵关，包围江宁。荆州将军多隆阿收復庐州，陈玉成败走寿州，为捻军头目苗沛霖出卖，英勇就义。


    七月，命钦差大臣胜保赴陕西督办军务，镇压回民起义。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指挥晋、直、鲁豫四省军务。，全力剿灭捻军。


    十月，胜保有罪逮问，多隆阿接替陕西军务。


    陕甘回变


    和去年一样，今年依然是什么也没做，唯一不同的是，去年我62岁，今年就已经63岁了。


    我以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回汉之间多年的仇恨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史称同治「陕甘回变」。


    1863年同治二年


    二月，湘军大将鲍超大破太平军，左宗棠收復金华。僧格林沁攻占捻军老营雉河集，生擒捻军首领张洛行。云南回民起义，巡抚潘铎被俘遇害。


    四月，石达开进攻四川，受四川总督骆秉璋诱降，遇害。


    七月，胜保被赐自尽。


    八月，李鸿章收復江阴、苏州。


    十月，收復无锡。


    十一月，僧格林沁大破捻军于蒙城，苗沛霖被杀。


    过了一回巡抚瘾


    正月，我奉旨补授陕西按察使，皇帝召对了我一次。小皇上几乎不说话，问话的是两宫太后。


    三月，抵达西安，接印视事。


    回民暴动已经遍布陕西全省，即使在大白天，省城西安也大门紧闭。巡抚瑛棨主张对造反的回民实行安抚，不肯进军围剿，导致回人气焰更加嚣张。田里的麦子黄了，也没有人敢下田收割。我和瑛棨商量后，亲自带领兵勇出城，将麦子收割进城，西安城才免了一场粮荒。


    七月，巡抚瑛棨被革职，我奉旨代理巡抚。


    吸取瑛棨的教训，我即日誓师，整军旅、明赏罚，派总兵曹克忠等分路出击，自己亲临前敌督阵，连战连捷，攻克光太庙、上下水腰村、鱼褰、沙河数等回民营垒。钦差大臣多隆阿，也率劲旅开赴陕西。我派兵会同多隆阿一起进剿，连破苏家沟等处的贼军老巢，解了凤翔、三原、盩厔几个城的包围。贼酋蓝大顺带领回民从南山扑向西安，我派总兵陶茂林阻击，蓝大顺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此次出征，总计前后剿杀叛回十几万人，军声所至，势如破竹，不到半年，陕西的回民暴动基本肃清。


    1864年同治三年


    二月，闽浙总督左宗棠收復杭州。


    三月，多隆阿在陕西战死。


    四月，李鸿章收復常州。


    五月，洪秀全自杀。


    六月，曾国藩指挥湘军克復江宁，李秀成被俘遇害。


    八月，幼天王被俘，太平天国亡。


    十月，明绪任伊犁将军。


    补好了东南，又烂了西北


    三月，新任陕西巡抚刘蓉到任，我回到陕西臬司任上。


    六月，我的老上司曾国藩率军收復金陵，延续十五年的洪杨之乱（指太平天国）终于平定——很多人在这场长达十五年的战乱中丧了命，当然也有很多人升了官，发了财，成了事，留了名——这两种人，我都不是。


    九月，我奉旨赴甘肃，办理回民投降的事。我上奏朝廷：「就算是回民有意投降，朝廷也要做好军事准备。」朝廷命我往甘肃会同巡抚恩麟相机筹办，还没来得及出发，孙义宝就带领叛回偷袭，攻破了固原州城。看来，所谓回民投降，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朝廷也改变主意下旨进剿。


    这是一个尴尬的差使，朝廷命我相机筹办，却又没有给予指挥的全权。各路将领也没有一个统帅，完全是毫无章法。


    参与进剿的几名提督和总兵倒是各有个性。


    将军都兴阿，性格倒是很忠厚，但实在没有什么本事。他之所以能当上将军，全靠有一个勇勐的部下——多隆阿。那时，多隆阿才刚刚当上记名副都统，性情刚慠。因为都兴阿不会打仗，所以多隆阿谈起自己的上级时，总是嗤之以鼻，有时甚至当着都兴阿的面骂他，都兴阿的弟弟看不下去，几次撺掇都兴阿收拾多隆阿。都兴阿却说：「本事大的人，往往脾气也大，只要他肯为我们出力，管他骂不骂！你想想，打起仗来，论勇敢，论计谋，你和我加起来恐怕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这也可以看出都兴阿的度量确实非同一般。可是现在，多隆阿已经不在了，都兴阿又能指望谁呢？


    将军穆图善，跟着多隆阿这么多年，一直待在营务处，根本就没有上过战场。多隆阿把他看成走狗，他也就甘心当走狗，说话嗫嗫嚅嚅，走路缩手缩脚，多隆阿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也面不改色。他与多隆阿都是黑龙江人，相距不远，一同当兵出身，所以多隆阿对他也很照顾。他请了很长时间的病假，多隆阿仍然为他捏报战功，因此升为将军。这个人除了贪，没有别的本事。多隆阿死后，旧部由穆图善带领，但他哪里罩得住，如黄金山、孟宗福等，根本就不服他调遣，兵勇也逃亡过半。他的部下杀掠姦淫，一月之间就有四百多起，逼死民间妇女一百多人，告状的材料堆积如山，可是穆图善不闻不问。他的军队从北山行走，一路上如火燎原，比盗贼更厉害。


    对穆图善的行径，巡抚刘蓉背后说起来痛心疾首，但当着面却只字不提字——他也是一个官场老油子。


    提督陶茂林，性情奸猾，贪财好色。他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是：「我保到游击，才知讲理。」有这一句话，就可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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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督雷正绾，打仗倒是一把好手。可惜因为仕途不顺，染上了鸦片瘾，而且瘾越来愈大。以前出操，他总是在士兵之前到，现在出操，总要等到士兵到齐了才到。甚至两军对阵，杀得正酣时，他也要找个地方吸上几口，才有精神继续督阵。


    总兵曹克忠，是天津农家子弟，他的母亲死后，家中无人料理，他的父亲就要他快点成亲。曹克忠认为自己守孝未满，坚决不结婚。他的父亲强迫他结婚，并选好了日子。结婚的当天晚上，曹克忠私自逃了出来，投入多隆阿军中当兵，转战几省，升为总兵。这个人有血性，不贪财、不好色，他的军队军令严明，攻无不克。如果坚持下去，他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将。


    十一月，我抵达静宁。


    因为驿道不通已经有一年多了，要去兰州，就必须打通驿道。于是我命令总兵曹克忠、张在山等攻克高家堡、杨家山及静宁北路的叛回老巢，驿路终于畅通。


    二十一日，我的诗文集《时晴斋诗赋全集》刊刻付印，这大概就算我作为一个文人，留给这个世界的念想吧。


    过年了，有当地百姓送来万民伞一把，我严词拒绝了。这种事是朝廷明文禁止的，可是仍然有不少地方官乐此不疲。罗椒生尚书有诗讽刺这些人：言利首开间架法，沽名自撰去思碑。我驻在这里，是为了筹集军粮，对老百姓又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怎么会送万民伞呢？想来不过是一些人拍马屁罢了。


    除夕晚上，接到邸报，得知陕甘总督熙麟病逝。他驻军庆阳两年，银子不知花了多少，打仗却是一塌煳涂。很久前就听说他已经向皇上上摺子告病，摺子中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从那以后，陕甘两省的官民都称他为「鸟总督」。现在鸟总督终于不再哀鸣，说不定是大清之福呢。


    1865年同治四年


    三月，罢奕䜣议政王。诏命建立长江水师。


    四月，僧格林沁在与捻军作战中阵亡。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接替僧格林沁继续剿捻，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


    六月，雷正绾进攻金积堡失利，革职，部队譁变。


    告别官场


    正月，因陕西巡抚刘蓉弹劾我偏袒附和多隆阿，对回人造反一意主抚，延误进剿的时机，于是被奉旨革职，永不叙用——这是我第四次被革职。


    圣旨到达的时候，我正率师会同固原提督雷正绾，攻克黑城子、七庄等几处贼巢——真是莫大的讽刺啊，捷报传到京城，奉旨撤销永不叙用的处分，命令我带领所部救援狄道、河州。军队到达六盘山时，天气奇寒，我的哮喘病和腿伤一起发作，只好请假回京调理，奉旨予准。


    从此，我彻底地离开了大清官场，从我1829年进士及第算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从1836年出任朔平知府算起，则是刚好三十年。


    后记：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1968年，69岁的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城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题为《美丽的日本和我》的演讲。若干年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合，川端康城的同胞大江健三郎如法炮制，题目是《暧昧的日本和我》。今天，我也学学当代人，赶一赶时髦，将这篇后记命名为《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先说一说纠结的时代。


    按中国歷史的逻辑，大清朝没有灭亡的道理。


    在中国，一个王朝的灭亡，总是源于皇帝的失政。皇帝的失政大抵有以下几种：一是暴，如秦二世和隋炀帝；二是昏，如汉灵帝和宋徽宗；三是弱，如汉献帝；四是懒，如明朝的万历和天启——明朝实际上就亡在这两个人手里。


    这四种皇帝，在清朝一个都没有。清朝十二帝中，没有一个昏君——包括慈禧；也没有一个暴君——除了文字狱外，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暴政，至于勤政二字，清朝皇帝更是当之无愧。


    纠结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是亡国之君的清朝皇帝却做出了只有亡国之君才能做出的事情：一是卖官鬻爵，以捐输为典型；一是横徵暴敛，以设立厘局和铸造大钱为典型。


    我在大清官场三十年，目睹腐败像瘟疫一样，从下往上蔓延，从州县官员到司道官员，再到封疆大吏，到最后大清官场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这就是「鱼烂」——从里到外发出阵阵恶臭。


    然而，如果仅仅是如此，大清王朝或许还不至于灭亡——中国历朝歷代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幸的是，小农经济的大清碰上了工业时代的外夷。


    劣势，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枪炮不如人，军舰不如人，指挥不如人，生活用品不如人，生产设备不如人，社会组织不如人……


    变，还是不变？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困局，大清朝更加纠结。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主张「变」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辛亥之前，麻木因循的人还是比支持变法的人要多得多。


    可是，尽管纠结，尽管并不太乐意，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还是发起了宪政改革——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有人或许会说，清末新政相比于日本明治维新，不仅时间上晚了三十三年，效果上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实在不值一谈。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认真读过中国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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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僕，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儒家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是埃及的金字塔而不是罗马的圆形大剧场。


    在大剧场式的社会里，台上与台下高度相差不大，舞台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上台与下台转换的频率很快——没有人永远在台上，在台下的要上去也很容易。但有一条，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遵守秩序，否则就会乱闹闹的。乱闹闹的，对台上台下的都没好处——看的看不了，演的演不了——所以，人人都很自觉地遵守秩序。


    金字塔式的社会则完全相反。塔尖与塔顶高度相差悬殊，越往上容纳的人越少，到塔顶更是只能容纳一个人。塔顶的人希望永远在塔顶，下面的人则拼命地往上爬，不停地爬，倒下了，再由儿子孙子继续往上爬。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所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意味着失去机会。所以，在金字塔式的社会里，虽然每一个层级都有一套所谓的制度，但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包括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在整个金字塔上，能够超越制度是一种实力，也是一种荣耀——塔尖的人超越所有制度——除非塔底有人铤而走险，将整个金字塔推倒。


    旧的金字塔倒下了，新的金字塔很快又竖起来了。中国社会就这样周而復始。


    中国社会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要推倒金字塔，兴建大剧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关它的艰巨程度，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你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经济已经相当地发展了，教育也相当普及了，对于政改却始终慎之又慎——这就是明证。


    如此看来，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圣母皇太后慈禧的勇气——当然，或许也有无知者无畏的成分在里面。1901年，慈禧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实际上就是挖金字塔的墙脚，打下大剧场的地基。从这个角度讲，清末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其意义超出了中国歷史上的所有改革。


    可惜的是，歷史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辛亥革命一场飓风袭来，墙脚松动的金字塔轰然倒下，理想的大剧场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光绪和慈禧死后有知，怎不纠结？


    说完纠结的时代，再来说纠结的自己。


    人是一种哲学的动物，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有价值。《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人关于人生的最高理想——当然，能够同时做到「三立」的，放眼整个中国歷史，找不到几个。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立德、立功、立言任何一个方面有所建树，就足以青史留名。


    很遗憾，立德、立功、立言，我是一项也没有做到。


    首先说立德。中国的官场歷来是最污浊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污浊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清白君子。比如杨震，比如包拯，比如海瑞。而我呢？一方面，我不屑于蝇营狗苟贪污自肥；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把自己弄成苦行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一方面坚决拒绝贪污受贿；另一方面，对各种陋规又坦然受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既没有像我的很多同僚那样享乐于当时，又不能像杨震、包拯和海瑞留名于后世。


    纠结！


    再说立功。常言道：乱世出英雄。从道光到咸丰再到同治和光绪，正是中国歷史从治世到乱世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一个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可谓英雄辈出。而我呢？虽说也曾有一腔济世救民的抱负，但既没有做大事的雄心，更没有做大事必不可少的忍心，对于天朝帝国的未来，更是远不如郭嵩焘、郑观应等人看得准确。


    所以，在大清官场，我虽然忙忙碌碌，甚至可以说殚精竭虑，但结果却一事无成。我的奔走尘劳在现在看来，几乎已没有任何什么意义。


    纠结！


    最后说立言。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我这一生，几起几落，肯定不算达。穷呢？也似乎谈不上。这就註定了我在文学上的半吊子结局。苏东坡谪居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纪晓岚遣戍伊犁，也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我虽然也曾遣戍军台，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回顾这一生，虽然也曾主讲金台书院，虽然也刊刻了《时晴斋诗赋全集》，但是文与身同腐，没有能传之久远。究其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自己心中不空，在诗人与官员两种角色间左右徘徊，结果是仕途坎坷而文章无成。


    纠结！


    纠结的时代，纠结的我，这是大清王朝的悲剧，也是千古文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