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写作》 第1页 《季羡林谈写作》作者：季羡林 内容简介： 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因为，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张中行一位令当今学人高山仰止的国学大师，一位平易近人的敦厚长者，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有多少轶闻趣事?对于写作他又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人们说，季老有弟子三千。身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季老对后生晚辈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现在，就让季老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写作的真谛吧!国学大师季羡林系列之《季羡林谈写作》，为您讲述季羡林的创作生活，伴您聆听大师的谆谆教诲。 学术大家季羡林，在写作方面也堪称大师，他撰写的学术着作，逻辑严谨，论证精当，又通俗易懂。他写的散文、小品文、游记，自然、洒脱，又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写了一辈子文章的季羡林先生，在写作方面积累了好多经验。本书收入了季先生谈写作的文章，相信会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 第1章 作文 一 当年，我还是学生时，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国文”一门课，现在似乎是改称“语文”了。国文课中必然包括作文一项，由老师命题，学生写作。 然后老师圈点批改，再发还学生，学生细心揣摩老师批改处，总结经验，以图进步。大学或其他什么学一毕业，如果你当了作家，再写作，就不再叫作文，而改称写文章，高雅得多了。 作文或写文章有什么诀窍吗?据说是有的。旧社会许多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作文秘诀》之类的书，就是瞄准了学生的钱包，立章立节，东拼西凑，洋洋洒洒，神乎其神，实际上是一派胡言乱语，谁要想从里面找捷径，寻秘诀，谁就是天真到煳涂的程度，花了钱，上了当，“赔了夫人又折兵”。 据我浏览所及，古今中外就没有哪一位大作家真正靠什么秘诀成名成家的。记得鲁迅或其他别的作家曾说过，《作文秘诀》一类的书是绝对靠不住的。想要写好文章，只能从多读多念中来。清代的《古文观止》或《古文辞类纂》一类的书，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选的。结果是流传数百年，成为家喻户晓的书，我们至今尚蒙其利。 我从小就背诵《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至今背诵上口者尚有几十篇。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前半，写作文用的都是文言。在小学时，作文不知道怎样开头，往往先来上一句：“人生于世”，然后再苦思苦想，写下面的文章。写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模仿的就是《古文观止》中的某一篇文章。 在读与写的过程中，我逐渐悟出了一些道理。现在有人主张，写散文可以随意之所之，愿写则写，不愿写则停，率性而行，有如天马行空，实在是潇洒之至。这样的文章，确实有的。但是，读了后怎样呢?不但不如天马行空，而且像驽马负重，令人读了吃力，毫无情趣可言。 古代大家写文章，都不掉以轻心，而是简练揣摩、惨澹经营、句斟字酌、瞻前顾后，然后成篇，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这一点道理，只要你不粗心大意，稍稍留心，就能够悟得。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通篇用“也”字句，不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吗? 元刘埙的《隐居通议》卷十八讲道：古人作文，俱有间架，有枢纽，有脉络，有眼目。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这些间架、枢纽、脉络、眼目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只有一个：从惨澹经营中来。 二 对古人写文章，我还悟得了一点道理：古代散文大家的文章中都有节奏，有韵律。节奏和韵律，本来都是诗歌的特点;但是，在优秀的散文中也都可以找到，似乎是不可缺少的。节奏主要表现在间架上。好比谱乐谱，有一个主旋律，其他旋律则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而展开，最后的结果是：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读好散文，真如听好音乐，它的节奏和韵律长久萦绕停留在你的脑海中。 最后，我还悟得一点道理：古人写散文最重韵味。提到“味”，或曰“口味”，或曰“味道”，是舌头尝出来的。中国古代钟嵘《诗品》中有“滋味”一词，与“韵味”有点近似，而不完全一样。印度古代文论中有rasa(梵文)一词，原意也是“口味”，在文论中变为“情感”(sentiment)。这都是从舌头品尝出来的“美”转移到文艺理论上，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这里暂且不提。我们现在常有人说：“这篇文章很有味道。”也出于同一个原因。这“味道”或者“韵味”是从哪里来的呢?细读中国古代优秀散文，甚至读英国的优秀散文，通篇灵气洋溢，清新俊逸，绝不干瘪，这就叫做“韵味”。一篇中又往往有警句出现，这就是刘埙所谓的“眼目”。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两句话，连武则天本人读到后都大受震动，认为骆宾王是一个人才。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使主人大为激赏。这就好像是诗词中的鍊字鍊句。王国维说：有此一字而境界全出。我现在把王国维关于词的“境界说”移用到散文上来，想大家不会认为唐突吧。 纵观中国几千年写文章的歷史，在先秦时代，散文和赋都已产生。到了汉代，二者仍然同时存在而且同时发展。散文大家有司马迁等，赋的大家有司马相如等等。到了六朝时代，文章又有了新发展，产生骈四俪六的骈体文，讲求音韵，着重词彩，一篇文章，珠光宝气，璀璨辉煌。这种文体发展到了极端，就走向形式主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指的就是他用散文，明白易懂的散文，纠正了骈体文的形式主义。从那以后，韩愈等所谓“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就俨然成为文章正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韩愈等八大家，以及其他一些家，也写赋，也写类似骈文的文章。韩愈的《进学解》，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等，都是例证。 这些歷史陈迹，回顾一下，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我要解决的是现实问题。 三 我要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写文章应当怎样写的问题。 就我管见所及，我认为，现在中国散文坛上，名家颇多，风格各异。 但是，统而观之，大体上只有两派：一派平易近人，不求雕饰;一派则是务求雕饰，有时流于做作。我自己是倾向第一派的。我追求的目标是：真情流露，淳朴自然。 我不妨引几个古人所说的话。元盛如璋《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说：“晦庵(朱子)先生谓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又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不可架空细巧。大率七八实，二三分文。欧文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上引元刘埙的《隐居通议》十八说：“经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为也。左氏已有作为处，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为。韩有自然处，而作为之处亦多。柳则纯乎作为。欧、曾俱出自然。东坡亦出自然。老苏则皆作为也。荆公有自然处，颇似曾文。唯诗也亦然。故虽有作者，但不免作为。渊明所以独步千古者，以其浑然天成，无斧凿痕也。韦、柳法陶，纯是作为。故评者曰：陶彭泽如庆云在霄，舒捲自如。”这一段评文论诗的话，以“自然”和“作为”为标准，很值得玩味。所谓“作为”就是“做作”。 第2页 我在上面提到今天中国散文坛上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与刘埙的两个标准完全相当。今天中国的散文，只要你仔细品味一下，就不难发现，有的作家写文章非常辛苦，“作为”之态，皎然在目。选词鍊句，煞费苦心。有一些词还难免有似通不通之处。读这样的文章，由于“感情移入”之故吧，读者也陪着作者如负重载，费劲吃力。读书之乐，何从而得? 在另一方面，有一些文章则一片真情，纯任自然，读之如行云流水，毫无不畅之感。措辞遣句，作者毫无生铸硬造之态，毫无“作为”之处，也是由于“感情移入”之故吧，读者也同作者一样，或者说是受了作者的感染，只觉得心旷神怡，身轻如燕。读这样的文章，人们哪能不获得最丰富活泼的美的享受呢? 我在上面曾谈到，有人主张，写散文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写则写，愿停则停，毫不费心，潇洒之至。这种纯任“自然”的文章是不是就是这样产生的呢?不，不，绝不是这样。我谈过惨澹经营的问题。我现在再引一句古人的话，《湛渊静语》引柳子厚答韦中立云：“故吾每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上面引刘埙的话说“柳则纯乎作为”，也许与此有关。但古人为文绝不掉以轻心，惨澹经营多年之后，则又返璞归真，呈现出“自然”来。其中道理，我们学为文者必须参悟。 1997年10月30日 第2章 写文章 当前中国散文界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散文妙就妙在一个“散”字上。散者，松松散散之谓也。意思是提笔就写，不需要构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锤鍊字句，不需要斟酌结构，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理论如此，实践也是如此。这样的“散”文充斥于一些报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辈子格子，虽无功劳，也有苦劳;成绩不大，教训不少。窃以为写文章并非如此容易。现在文人们都慨嘆文章不值钱。如果文章都像这样的话，我看不值钱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吕蒙正让皂君到玉皇驾前去告御状：“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如果指的是这样的文章，这可以说是刁民诬告。 从中国过去的笔记和诗话一类的书中可以看到，中国过去的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十分重视修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诗人经过几度考虑才选出来的。王国维把这种鍊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艺理想“境界”挂上了钩。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什么叫“境界”呢?同鍊字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他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闹”字难道不是炼出来的吗? 这情况又与汉语难分词类的特点有关。别的国家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上面讲的是诗词。散文怎样呢?我认为，虽然程度不同，这情况也是存在的。关于欧阳修推敲文章词句的故事，过去笔记小说多有记载。我现在从《霏雪录》中抄一段： 前辈文章大家，为文不惜改窜。今之学力浅浅者反以不改为高。欧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粘之屋壁，出入观省。至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唯睹其浑然天成，莫究斧凿之痕也。 这对我们今天写文章，无疑是一面镜子。 1993年12月26日 第3章 文章的题目 文章是广义的提法，细分起来，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项：论文、专着、专题报告等等。所有的这几项都必须有一个题目，有了题目，才能下笔做文章，否则文章是无从写起的。 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出两端，一个是别人出，一个是自己选。 过去一千多年的考试，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作文，都是老师或其他什么人出题目，应试者或者学生来写文章。封建社会的考试是代圣人立言，万万不能离题的，否则不但中不了秀才、举人或进士，严重的还有杀头的危险。至于学术研究，有的题目由国家领导部门出题目，你根据题目写成研究报告。也有的部门制订科研规划，规划上列出一些题目，供选题参考。一般说来，选择的自由不大。20世纪50年代，我也曾参加过制订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开了不知多少会，用了不知多少纸张，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规划终于制订出来了。但是，后来就没有多少人过问，仿佛是“为规划而规划”。 以上都属于“别人出”的范畴。 至于“自己选”，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自由的。然而实际上也不尽然，有时候也要“代圣人立言”。就是你自己选定的题目，话却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话也不一定能尽情吐露。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八股”，只准说一定的话，话只准说到一定的程度。中外歷史都证明，只有在真正“百家争鸣”的时代，学术才真能发展。 特别是有一种倾向危害最大。年纪大一点的学术研究者都不会忘记，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某一些人大刀阔斧地批判“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这些人大概从来不看学术杂志，从来也写不出有新见解的文章，只能奉命唯谨，代圣人立言。 稍懂学术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学术上的新见解总是最先发表在杂志上刊登的论文，进入学术专着，多半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学者都必须尽量多地尽量及时地阅读中外有关的杂志。在阅读中，认为观点正确，则心领神会。认为不正确，则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阅读既多，则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发而为文，对自己这一门学问会有所推动。这就是“从杂志缝里找文章”。我现在发现，有颇为不少的“学者”从来不或至少很少阅读中外学术杂志。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门学问发展的新动向，也得不到创新的灵感，抱残守缺，鼠目寸光，抱着几十年的老皇历不放，在这样的情况下，焉能写出好文章!我们应当经常不断地阅读中外杂志，结合随时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一心一意地“从杂志缝里找文章”。 第4章 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第3页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涵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甚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可以想像，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苦”功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着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 1998年2月24日 第5章 惨澹经营与信手拈来 近几年来，由于眼睛昏花，极少能读成本的书。可是，前些日子，范敬宜先生来舍下，送来他的《敬宜笔记》。我翻看了一篇，就被它吸引住，在诸事丛杂中，没用了很长的时间，就把全书读完了。我明白了很多人情事理，得到了极大的美感享受。我必须对范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同样的谢意和敬意也必须给予小钢。是她给敬宜在《夜光杯》上开闢了专栏。 书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内容则比较多样。有的讲世界大事，有的讲国家大事，更多的则是市井小事，个人感受。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直抒胸臆。我想用四个“真”字来表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风。每一篇都如行云流水，舒捲自如，不加雕饰，秀色天成。读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也都为文章所吸引，或卷或舒，得大自由，得大自在。 但是，这里却有了问题。 我仿佛听到有人责问我：“你不是主张写散文必须惨澹经营吗?你现是不是改变了主意?”答曰：我并没有改变主意。我仍然主张惨澹经营。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几千年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惨澹经营是我从中归纳出来、抽绎出来的一点经验，一条规律，并不是我的发明创作，不敢居功自傲。 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全面。古代的散文大家们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写庄重典雅的大文章时一定是惨澹经营的，讲结构，讲节奏，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加心加意，一丝不苟。但是，如果即景生情，则也信笔挥洒，仿佛是信手拈来，自成妙文。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繫吗?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是有联繫的。信手拈来的妙文是在长期惨澹经营的基础上的神来之笔。拿书法和绘画来打个比方。书法必须先写正楷，横平竖直，点画分明。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任意发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浮躁浅薄，急于求成，这样的书法只能成为鬼画符。绘画必须先写生素描。没有下一番苦功而乱涂乱抹，也只能成为鬼画符。 孔子晚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他毕生修养的结果。 范敬宜的《笔记》是他自己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 他几十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有丰富的惨澹经营的经验。现在的《笔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信手拈来的。敬宜不但在写作上有坚实的基础，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他还有胜于古代的“三绝”之处，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杜撰一个名词，称之为“四绝”。 我忽然浮想联翩，想到了范敬宜先生的祖先宋代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范仲淹。他的名着《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其中的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今天许多先进人物的座右铭。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在看来，范仲淹之泽，数十世而不斩。今天又出了像范敬宜这样的人物。 最后，我还想奉劝《夜光杯》的读者们：见了范敬宜的《笔记》千万不要放过。 2002年4月 第6章 多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 列宁有两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共青团的任务》)什么叫“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呢?顾名思义，内容一定是非常广泛的，生产斗争的知识、阶级斗争的知识等等一定都包括在里面。但我想文学作品在其中应该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作品能增长人的知识，开阔人的眼界，给人以美的享受，能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性灵，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鑑赏水平。而没有这种修养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工作的。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一个人即使用上毕生的精力也绝不会都读完的。因此就需要介绍。我们编的这一套《中外文学书目答问》就是为了给爱好文学的青年提供一些常识性的介绍，并做些阅读辅导。俗话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青年们一定能够根据这些简单的介绍选出自己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再进一步阅读全书。如果只停留在阅读这些简单的介绍上，那不是我们的想法，也不是我们的希望。 第4页 阅读文学作品是不是只限于文学青年呢?不，不是这样。我在这里不谈理论，只举两个现实的例子，因为现实的例证最有说服力。一个例证是北京一所搞工业的学院。院领导给学生开了一门有关唐诗宋词的课。原意只不过想给他们增加点中国文学的常识，结果却收到了完全为始料所不及的效果： 青年学生学了这些诗词大为激动，大为兴奋，他们原来不十分知道我们伟大祖国竟有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现在他们觉得祖国更加可爱了，无形中却成了一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此外，在陶冶性灵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这对他们以后搞纯技术的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的。 另一个例证是一个钢琴家。他旅居国外，名震遐迩。外国的音乐批评家都说他的弹奏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优美深刻、从容大度的风格，是欧美钢琴家所没有的，使听者耳目为之一新。这种风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位钢琴家自己说，这得力于他的父亲，他年幼时，父亲每天让他背一首唐诗宋词之类的旧诗词。积之既久，心中烂熟的那几百首旧诗词对他心灵的陶冶，不觉形之于钢琴弹奏中，从而产生让人赞嘆的效果。 这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阅读文学作品不应只限于文学青年，其他各科的青年，不管学的是工程、技术，是自然科学，是房屋建筑，无一不需要读点文学作品。一般人的看法，认为学习理工的青年可以不必分心去读什么文学作品，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走进一个家庭，走进一家旅馆，只要看一看他们房中的陈设，就可以知道，这家的主人和旅馆的主持人或建筑师有没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是高还是低。至于园林的布置，建筑物的设计，更与这种修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繫，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用不着多说。有没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之高与低，不但表现在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上，也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应对进退上;有与没有，是高是低，给人的印象迥乎不同。 总而言之，我的用意只是想说，青年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寄託，他们的任务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由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进而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学习业务。除了自己专门的业务之外，一定要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这同他们的终生事业有关，绝不可以等闲视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今天我们广大青年的抱负，但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光靠政治觉悟还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1983年4月14日晨 第7章 漫谈散文 对于散文，我有偏爱，又有偏见。为什么有偏爱呢?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而偏见又何来呢?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 我没有读过《文学概论》一类的书籍，我不知道，专家们怎样界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我个人觉得，“散文”这个词儿是颇为模煳的。最广义的散文，指与诗歌对立的一种不用韵又没有节奏的文体。再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骈文相对的，不用四六体的文体。更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随笔、小品文、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英文称之为“essay”或“familiaressay”，法文叫“essai”，德文是“essay”，显然是一个字。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查一查字典，译法有多种。法国蒙田的essai，中国译为“随笔”，英文的“familiar essay”译为“散文”或“随笔”，或“小品文”。 中国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过去则多称之为“小品”。我堕入了五里雾中。 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我正不了。我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这绝不是“王婆卖瓜”，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情况也有分歧。英国散文名家辈出，灿若列星。德国则相形见绌，散文家寥若晨星。印度古代，说理的散文是有的，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世上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一时还说不清楚，只能说，这与民族性颇有关联。再进一步，我就穷辞了。 这且不去管它，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在专家们眼中，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太平淡低下了。然而我却认为，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只堪自怡悦”，对于我却是“只等秋风过耳边”了。 这些先不去讲它，只谈散文。简短截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箇中原因不难揣摩。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并非罕事，实如家常便饭。五四以后，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或抒情，或叙事，稍有文采，便成佳作。窃以为，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良有以也。 但是，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有的。或者甚至可以说还不少。 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散”字，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写散文、随笔，可以随便写来，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下笔就下笔，愿意收住就收住。不用构思，不用推敲。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彙，生造句法，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结果往往是，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帐，奈之何哉!读这样的散文，就好像吃掺上沙子的米饭，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市场，正相反，很多这样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我回天无力，只有徒唤奈何了。 要想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并不困难，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总想走捷径，总想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中国古代的散文，他们读得不多，甚至可能并不读;外国的优秀散文，同他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自己又偏想出点风头，露一两手。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样非驴非马的文章。 第5页 我在上面提到我对散文有偏见，又几次说到“优秀的散文”，我的用意何在呢?偏见就在“优秀”二字上。原来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窄狭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窄狭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窄狭的范围之内，我还有更窄狭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者为我所不取。《史记》中许多《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贾谊的《过秦论》，苏东坡的《范增论》、《留侯论》等等，虽似无情可抒，然而却文采斐然，情即蕴涵其中，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 这样的散文精品，我已经读了七十多年了，其中有很多篇我能够从头到尾地背诵。每一背诵，甚至仅背诵其中的片段，都能给我以绝大的美感享受。如饮佳茗，香留舌本;如对良友，意寄胸中。如果真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话，我即是也。从高中直到大学，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文字不同，心态各异。但是，仔细玩味，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读罢掩卷;韵味无穷。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鑑之处。 至于六七十年来中国并世的散文作家，我也读了不少他们的作品。虽然笼统称之为“百花齐放”，其实有成就者何止百家。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格，合在一起看，直如一个奼紫嫣红的大花园，给“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其余诸家，各有千秋，我不敢贊一词矣。 综观古今中外各名家的散文或随笔，既不见“散”，也不见“随”。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绝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轻率产品。蒙田的《随笔》，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认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却是不足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的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澹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功夫。 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空口无凭，有文为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脍炙人口，无人不晓。通篇用“也”字句，其苦心经营之迹，昭然可见。像这样的名篇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现在不再列举，请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吧。 在文章的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在这一点上，诗文皆然，细心的读者不难自己去体会。而且我相信，他们都已经有了足够的体会了。要举例子，那真是不胜枚举。我只举几个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开头几句话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据一本古代笔记上的记载，原稿并没有。欧阳修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考虑，把原稿派人送走。但他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还不够妥善，立即又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了回来，加上了这几句话，然后再送走，心里才得到了安宁。由此可见，欧阳修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开头。从这一件小事中，后代读者可以悟出很多写文章之法。这就绝非一件小事了。这几句话的诀窍何在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开头有雷霆万钧的势头，有笼罩全篇的力量，读者一开始读就感受到它的威力，有如高屋建瓴，再读下去，就一泻千里了。文章开头之重要，焉能小视哉!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不能篇篇如此。综观古人文章的开头，还能找出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提纲挈领，如韩愈《原道》之“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有的平缓，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之“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有的陡峭，如杜牧《阿房宫赋》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类型还多得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读者如能仔细观察，仔细玩味，必有所得，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谈到结尾，姑以诗为例，因为在诗歌中，结尾的重要性更明晰可辨。 杜甫的《望岳》最后两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钱起的《赋得湘灵鼓瑟》的最终两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的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的《缚鸡行》的最后两句是：“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完的。诗文相通，散文的例子，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中国古代，抒情的文或诗，都贵在含蓄，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贵在留有余味，在文章结尾处，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带向缥缈，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我不敢说，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是这样。但是，文章之作，其道多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我上面讲的情况，是广大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你不是在宣扬八股吗?”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责难了。我敬谨答曰：“是的，亲爱的先生!我正是在讲八股，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这是毫不足法的。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这是它的优点。有人讲，清代桐城派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在结构布局方面，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这个意见极有见地。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一些散文作家——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学一点八股文，会对他们有好处的。 我在上面啰啰唆唆写了那么一大篇，其用意其实是颇为简单的。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六十来年的经验与体会，告诫大家，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也绝非轻而易行，应当经过一番磨鍊，下过一番苦功，才能有所成，绝不可掉以轻心，率尔操觚。 综观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以及外国的优秀散文，篇篇风格不同。散文读者的爱好也会人人不同，我绝不敢要求人人都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仅就我个人而论，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认为，散文最忌平板。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写得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语法错误，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平淡无味，是好的教材资料，却绝非好的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文学最忌单调平板，必须有波涛起伏，曲折幽隐，才能有味。有时可以採用点文言辞藻，外国句法;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以避免平淡无味。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这是我坚定的念。 第6页 我知道，我这种意见绝不是每个作家都同意的。风格如人，各人有各人的风格，绝不能强求统一。因此我才说：这是我的偏见。说“偏见”，是代他人立言。代他人立言，比代圣人立言还要困难。我自己则认为这是正见，否则我绝不会这样刺刺不休地来论证。我相信，大千世界，文章林林总总，争鸣何止百家!如蒙海涵，容我这个偏见也占一席之地，则我必将感激涕零之至矣。 1998年 第8章 我对散文的认识 我从小学起就爱上了散文这种文体。经过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在国文课上，读的都是中国古代的散文。从先秦的庄子和孟子读起，经过了汉代的司马迁和贾谊等，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和散文，唐初的四杰，以及以后的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代的归有光，公安派和竟陵派小品，最后是清代的桐城派的龚自珍等人的文章，没有读不到的。到了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书早已从我的书案上绝迹;可是，偶尔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还会背诵起整篇或整段的少年时读过的古文来。那种惨澹经营的结构，铿锵悦耳的节奏、恢弘诡奇的想像，深邃精密的思想，灵动活泼的文体，石破天惊的比喻，丰盈充沛的真情，品味不尽的神韵，所有这一切，都“润物细无声”似的流入我的灵府，使我精神为之抖擞，心情为之振奋，心旷神怡，消除烦闷，仿佛受到了一次净化(hatharsis)，乐不可支了。 中国确实是世界散文大国。 可是，这一个彰明昭着的事实，最初我却视而不见，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才认识到的。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对西方散文情有独钟，平日侈谈英国散文诸大家，旁及法国和美国。德国也是西方文学大国，诗歌、小说、戏剧，成绩斐然，而散文名家则寥若晨星。可见文学品种是与民族性有密切联繫的。这一点好像还没有人明确地谈到过，我颇以为是憾事。 中国的民族性大概最宜于散文和诗歌。我在这里讲的散文是指有真情实感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性的散文，一般用散文写成的文字，不管思想性多么高，如果缺少真感情和文采，也算不上文学散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文学散文占有很大的比例。经部中有好散文，史部中更多，司马迁不就是公认的伟大的散文作家吗?子部中有好散文，孟子(有时归入经部)和庄子可为代表。集部中除了诗歌外，绝大部分都是散文。我没有做过细緻的统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散文的分量肯定占绝对的优势。名篇佳作，辉耀千古，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20世纪早期，中国爆发了一场文学革命，就是所谓五四运动，举凡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无不蒙受其影响，而文学为尤甚，最显着的标志就是文言改白话，这是几千年文学史上一大剧变。新旧两派争论极为激烈，最后是白话统一了文坛，没有人再怀疑白话的能力了。 到了今天，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评论五四运动的文章，多如过江之鲫，至今未绝。但是，从各种不同的文体上评断其优劣成败者，愧我庸陋，尚未见到。我不是文学史家，对古代文学史和近现代文学史知之甚少。但是，常言道：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我连半瓶也没有，却偏想晃荡一下。常言又道：抛砖引玉。我的意见连砖头都够不上，抛出去，用意不过是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而已。 大家都知道，“五四”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结果是西方文化胜利了。 专就文学而论，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想法。他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事实是，随着西化在全世界的推进，欧美文学也一步一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创作。中国加入文学西化的行列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比印度晚得多。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是从“五四”开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为代表。文学的世界化或者干脆说就是西化，其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形式上，西方的文学创作形式，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几乎统一了全球，而其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则仍然是民族的。这是轻易化不了的。 从小说来看，鲁迅以后的短篇小说，在形式上，同欧美的毫无差异。 唐代的传奇一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等等的影响一点也没有了。茅盾和巴金以后的长篇小说，情况也一样，《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的痕迹一点也不见了。从戏剧来看，曹禺的名剧在形式上同易卜生有什么区别呢?在其中还能看到关汉卿的影子吗? 诗歌的情况有所不同。西方诗歌，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诗歌一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很难说，西方的诗歌在形式上统一了世界。中国古代诗歌，形式虽然也比较多，但数目究竟有限。“五四”改写白话诗以后，形式如脱缰的野马，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形式，每一首诗形式都可以不同。 有的诗有韵律，有的诗则什么都没有，诗与非诗的界限难以划分。我不是诗人，本来对新诗不应当乱发表意见。但是，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旧诗能背上一两百篇。我虽然不会摇头晃脑而曼声吟咏之，读来也觉得神清气爽，心潮震盪。但新诗我却一首都没背过，而且是越读越乏味。到了今天，看到新诗，我就望望然而去之。我以一个谈禅的野狐的身份，感觉到，新诗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形式。既然叫诗，必有诗的形式。虽然目前的新诗在形式方面有无限的自由性，但是诗歌是戴着枷锁的舞蹈，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除掉枷锁，仅凭一点诗意——有时连诗意都没有——怎么能称之为诗呢?汉文是富于含蓄性和模煳性的语言，最适宜于诗歌创作，到了新诗，这些优点都不见了。总之，我认为，“五四”以后，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是最不成功的。 谈到散文，则情况完全相反。散文也没有固定的形式，所以，很难说，中国现代散文在形式上受了西方什么影响。在情调方面，在韵味方面，中国散文受点西方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中国白话散文凭藉的是丰厚的几千年的优异传统。恐怕20世纪的散文家都或多或少地读过古文，受到古代散文的薰陶。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方面，不会不受到古代散文的影响。古代优秀的散文名篇没有哪一篇不是惨澹经营的结果。这一点也会影响当今的散文作家。总之，20世纪的中国散文，上承几千年的遗绪，含英咀华，吸萃扬芬，吞吐百家，熔铸古今，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成功的文体。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是以专出散文作品蜚声于中国文坛的。现在又推出谢冕教授主编、范希文先生襄助遴选的《百年百篇文学经典·散文卷》，可谓锦上添花。谢冕教授是着名的文艺批评家，自己又是诗人，以这双重身份推出的散文精选，必有极其精到之处，可预卜也。我相信，这样一本书会对本来是中国文学创作强项的散文创作，起激浊扬清的作用，使我们的散文创作更上一层楼，在世界文坛上发出新的更耀眼的光芒。 第7页 2000年10月14日 第9章 散文的两大类 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过叶公超先生所开的“英国散文”的课，读了那些清秀隽永，篇幅不长而韵味无穷的英国散文，大为欣赏。想到中国古人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也想“退而结网”，但却不知道这一张网如何去结。 后来，自己年岁长了几年，识见开阔了一点，我憬然顿悟：自己从小就读的那一些唐宋八大家以及其他家的古文，不就是极其优美的散文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自己舍近而求远，成为一个典型的迂夫子。 我对散文有偏爱，也有偏见。我认为，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广义的与狭义的。广义的散文就是与诗歌相对立的那种文体。狭义的散文则是接近英国人所说的familiar essay，是以抒情和叙事为主的，叙事也不是干巴巴的事实排列，也必须贯之以抒情。至于议论文，有文采的可以归入我心目中狭义的散文内，报纸上的社论和各种形式的报告等等，则只能纳入广义的散文中，与我所欣赏的抒情散文不能同日而语了。 在中国流行的书籍分类法“四库”或“四部”中，经部几乎全是广义的散文，狭义的极少。在史部中，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外，其余几乎都要归入广义的散文。司马迁由于受到了极残酷的刑罚，满腹愤懑，一一倾之于《史记》中，虽系叙述歷史事实，感情却流溢于字里行间，成为千古绝唱，其余史籍，间亦有文采烂然者，然而绝大多数只能纳入广义的散文中。子部，除了少数几种外，绝大部分都属于狭义的散文。集部，除了诗唱外，都可以归入狭义的散文中。总之，无论是从数量上来看，还是从质量上来看，中国都是世界散文、特别是狭义的散文的大国。我用不着亲自结网，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摆在我的眼前了。 在欧洲，狭义的散文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英国一向是此道大国，谁也无法否认。名家辈出，灿如列星，照亮了英美、欧洲以及世界文坛。德国则极少。法国，除了着名的蒙田外，真正的狭义的散文家较德国为多，而远远比不上英国。这是我个人观察归纳的现象。至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我目前还没有办法来解释。 我为什么对这样抒情叙事的散文情有独钟呢?这可能与个人的审美情趣有关。但是也不尽然。我觉得，一个作者，情与境遇，真情发乎内心，汹涌迴荡，必抒之以文字而后已。这样写出来的散文，能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陶冶读者的性灵，使读者能得到美感享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能提高读者的人文素质。其作用与诗歌正等。但是，现在诗歌已受到人们的青睐，由名家学者选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古代诗篇，供中小学生朗读背诵之用，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欢迎。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散文大国千百年来普遍传诵的散文，虽然过去已有不少的选本，如《古文观止》之类，现在还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注意和重视，这个课必须尽快补上。 我们现在这一部散文大系，由于篇幅过多，不可能让读者篇篇背诵。 但是，背诵散文，同背诵诗歌一样，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教育方式的内容之一。这个优秀的传统我们必须继承下来。目前我能够想到的办法有二：在本书的基础上由老师或家长选出一二百篇多年传诵的名篇，让中小学生背诵，大学生如果缺这一课，也必须补上。第二个办法就是，由出版社出面邀请着名的专家学者，也以本书为基础，选出一二百篇文章，加以注释，编定出版。编选散文，同编选诗歌一样，都属于“及时雨”的范畴，切望普天下有识之士不要等闲视之。是为序。 1999年8月4日 第10章 怎样写散文 我从小就喜欢舞笔弄墨。我写这种叫做散文的东西，已经有50年了。 虽然写的东西非常少，水平也不高，但是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却有不少的感性认识。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原因是很明显的。天天上班、下班、开会、学习、上课、会客，从家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课堂，又从课堂回家，用句通俗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三点一线。这种点和线都平淡无味，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这里用得上一个已经批判过的词儿：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自古以来，应制和赋得的东西好的很少，其原因就在这里。宋代伟大的词人辛稼轩写过一首词牌叫做“丑奴儿”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要勉强说愁，则感情是虚伪的，空洞的，写出的东西，连自己都不能感动，如何能感动别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勉强写东西，不要无病呻吟。 即使是有病呻吟吧，也不要一有病就立刻呻吟，呻吟也要有技巧。如果放开嗓子粗声嚎叫，那就毫无作用。还要细緻地观察，深切地体会，反反覆覆，简练揣摩。要细緻观察一切人，观察一切事物，深入体会一切。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穫。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一个婴儿的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倘一深入体会，不是也能体会出许多动人的含义吗?你必须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只酿蜜的蜜蜂，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幅“成竹”，然后动笔，把成竹画了下来。这样写成的文章，怎么能不感动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细緻观察，反覆酝酿，然后才下笔。 创作的激情有了，简练揣摩的功夫也下过了，那么怎样下笔呢?写一篇散文，不同于写一篇政论文章。政论文章需要逻辑性，不能持之无故，言之不成理。散文也要有逻辑性，但仅仅这个还不够，它还要有艺术性。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写散文绝不能平铺直叙，像记一篇流水帐，枯燥单调。枯燥单调是艺术的大敌，更是散文的大敌。首先要注意选词造句。世界语言都各有其特点，中国汉文的特点更是特别显着。汉文的词类不那么固定，于是诗人就大有用武之地。相传宋代大散文家王安石写一首诗，中间有一句，原来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他觉得不好;改为“春风又过江南岸”，他仍然觉得不好;改了几次，最后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自己满意了，读者也都满意，成为名句。“绿”本来是形容词，这里却改为动词。一字之改，全句生动。这种例子中国还多得很。又如有名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原来是“僧推月下门”，“推”字太低沉，不响亮，一改为“敲”，全句立刻活了起来。中国语言里常说“推敲”就由此而来。再如咏早梅的诗：“昨夜风雪里，前村数枝开”，把“数”字改为“一”字，“早”立刻就突出了出来。中国旧诗人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在鍊字上。我想，其他国家的诗人也在不同的程度是致力于此。散文作家，不仅仅限于遣词造句。整篇散文，都应该写得形象生动，诗意盎然。让读者读了以后，好像是读一首好诗。古今有名的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中国古代的诗人曾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理论，有的主张神韵，有的主张性灵。表面上看起来，有点五花八门，实际上，他们是有共同的目的的。他们都想把诗写得新鲜动人，不能陈陈相因。我想散文也不能例外。 第8页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写诗那样来写散文。 光是鍊字、鍊句是不是就够了呢?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炼篇。关于鍊字、鍊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着作中，也包括大量的所谓“诗话”，讨论得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关于炼篇，也就是要在整篇的结构上着眼，也间或有所论列，总之是很不够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文人学士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炼篇包括的内容很广泛。首先是怎样开头。写过点文章的人都知道： 文章开头难。古今中外的文人大概都感到这一点，而且做过各方面的尝试。 在中国古文和古诗歌中，如果细心揣摩，可以读到不少开头好的诗文。有的起得突兀，如奇峰突起，出人意外。比如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开头两句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文章的气势把高塔的气势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让你非看下去不行。有的纡徐，如春水潺湲，耐人寻味。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头的一句话：“环滁皆山也。”用“也”字结尾，这种句型一直贯穿到底。也仿佛抓住了你的心，非看下去不行。还有一个传说说，欧阳修写《相州昼锦堂记》的时候，构思多日，终于写成，派人送出去以后，忽然想到，开头还不好，于是连夜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回，另改了一个开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这样的开头有气势，能笼罩全篇。于是就成为文坛佳话。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几百。这些都说明，我们古代的文人学士是如何注意文章的开头的。 开头好，并不等于整篇文章都好，炼篇的工作才只是开始。在以下的整篇文章的结构上，还要煞费苦心，惨澹经营。整篇文章一定要一环扣一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要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有人写文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前言不搭后语，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在整篇文章的气势方面，也不能流于单调，也不能陈陈相因。尽管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应该加意培养这种风格，这只是就全体而言。至于在一篇文章中，却应该变化多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不同的风格：《史记》的雄浑，六朝的秾艷，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无不各擅胜场。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中国的骈文、诗歌，讲究平仄，这是中国语言的特点造成的，是任何别的语言所没有的。大概中国人也不可能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现象，一定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才摸索出来的。我们写散文当然与写骈文、诗歌不同。但在个别的地方，也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这样可以助长行文的气势，使文章的调子更响亮，更铿锵有力。 文章的中心部分写完了，到了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个难题。我上面讲到：文章开头难。但是认真从事写作的人都会感到：文章结尾更难。 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我还是举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例子。上面引的《醉翁亭记》的结尾是：“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以“也”字句开始，又以“也”字句结尾。中间也有大量的“也”字句，这样就前后唿应，构成了一个整体。另一个例子我想举杜甫那首着名的诗篇《赠卫八处士》，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样就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洋洋洒洒数百言，或在天上，或在地下。 最后的结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使人有余味无穷的意境。还有一首诗，是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结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对这句的解释是有争论的。据我自己的看法，这样结尾，与试帖诗无关。它确实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永恆的境界中去。 上面讲了一篇散文的起头、中间部分和结尾。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而且要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不能写到后面忘了前面，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写篇把散文，有什么了不起?可你竟规定了这样多的清规戒律，不是有意束缚人们的手脚吗?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清规戒律。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律，没有规律就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一种文学艺术之所以区别于另一种文学艺术，就在于它的规律不同。但是不同种的文学艺术之间又可以互相借鑑，互相启发，而且是借鑑得越好，则这一种文学艺术也就越向前发展。任何国家的文学艺术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许还有人要问：“古今的散文中，有不少是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本色天成，并没有像你上面讲的那样艰巨，那样繁杂。”我认为，这种散文确实有的，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信笔写来，实际上是作者经过了无数次的锻鍊，由有规律而逐渐变成表面上看起来摆脱一切规律。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规律，也许还是更难掌握的更高级的一种规律。 我学习写散文，已经有50年的歷史了。如果说有一个散文学校，或者大学，甚至研究院的话，从年限上来看，我早就该毕业了。但是事实上，我好像还是小学的水平，至多是中学的程度。我上面讲了那样一些话，绝不意味着，我都能做得到。正相反，好多都是我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说，我想这样做，而还没有做到。我看别人的作品时，也常常拿那些标准来衡量，结果是眼高手低。在50年漫长的时间内，我搞了一些别的工作，并没有能集中精力来写散文，多少带一点客串的性质。但是我的兴致始终不衰，因此也就积累了一些所谓经验，都可以说是一得之见。对于专家内行来说，这可能是些怪论，或者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却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列子·杨朱篇》讲了一个故事：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媪，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狢。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我现在就学习那个田夫，把我那些想法写了出来，放在选集的前面。 我相信，我这些想法至多也不过同负暄相类。但我不想得到重赏，我只想得到贊同，或者反对。就让我这一篇新的野叟曝言带着它的优点与缺点，怀着欣喜或者忧惧，走到读者中去吧! 1980年 第11章 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 我从小好舞笔弄墨，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敢妄想成为什么文学家，可是积习难除，一遇机缘，就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积之既久，数量已相当可观。我曾经出过三本集子：《朗润集》、《天竺心影》、《季羡林选集》(香港)，也没能把我所写的这一方面的文章全部收进去。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建议我把所有这方面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子。我对于这一件事不能说一点热情都没有，这样说是虚伪的;但是我的热情也不太高：有人建议收集，就收集吧。这就是这一部集子产生的来源。 第9页 集子里的东西全部属于散文一类。我对于这一种文体确实有所偏爱。 我在《朗润集·自序》里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仍然保留原来的意见。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散文国家，歷史长，人才多，数量大，成就高，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中国的语言有关。中国汉语有其特别优越之处。表现手段最简短，而包含的内容最丰富。 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是，使用的劳动量最小，而传递的信息量最大。此外，在声调方面，在遣词造句方面，也有一些特点，最宜于抒情、叙事。有时候可能有点朦胧，但是朦胧也自有朦胧之美。“诗无达诂”，写抒情的东西，说得太透，反而会产生浅显之感。 我为什么只写散文呢?我有点说不清楚。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我当时恐怕也写过诗，但是写得并不多，当然也不好。为什么竟成为“诗人”了呢?给我起这个绰号的那一些小伙伴几乎都已作古，现在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个隐而不彰的信息：我一向喜欢抒情的文字。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的时候，真正打动了我的心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嵴轩记》等一类的文字，简直是百读不厌，至今还都能背诵。我还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散文应该以抒情为主，叙事也必须含有抒情的成分，至于议论文，当然也不可缺，却非散文正宗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所谓“身边琐事”这个问题。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在新中国成立前，反对写身边琐事的口号是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我觉得，当时这样提是完全正确的。在激烈的斗争中，一切涣散军心、瓦解士气的文章都是不能允许的。那时候确实有一些人想利用写身边琐事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消灭人们的斗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写身边琐事是无可非议的、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义正辞严、疾言厉色地来反对写身边琐事。到了今天，歷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对身边琐事应该加以细緻分析了。在“四人帮”肆虐时期，甚至在那个时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假、大、空的文学作品，凭空捏造，很少有事实依据，根据什么“三突出”的“学说”，一个劲儿地突出、突出，突得一塌煳涂。这样做，当然谈不到什么真实的感情。有的作品也曾流行一时，然而，曾几何时，有谁还愿意读这样的作品呢?大家都承认，文学艺术的精髓在于真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内容不真实，用多么多的篇幅，写多么大的事件，什么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宇宙大事，辞藻再华丽，气派再宏大，也无济于事，也是不能感人的。文学作品到了这个地步，简直是一齣悲剧。我们千万不能再走这一条路了。 回头再看身边琐事。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的文章写的确实是一些身边琐事，绝不是国家大事，无关大局。但是，作者的感情真挚、朴素，语言也不故意扭捏做作，因而能感动读者，甚至能让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读者在内心深处起着共鸣。这样写身边琐事的文章能不给以很高的评价吗?我上面列举的那许多篇古文，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呢?连近代人写的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些文章，比如鲁迅的抒情散文，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写的难道都是国家大事吗?我甚至想说，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所谓身边琐事，范围极广。从我上面举出的几篇古代名作来看，亲属之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亲属和朋友的生离死别，最容易使人们的感情激动。此外，人们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美好的、悲哀的、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事物，值得一写。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今中外的散文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的感情最容易触动，我们不禁就会想到，我们自己对待亲属和朋友有一种什么感情，我们对一切善良的人、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一种什么态度。至于写景的文章，如果写的是祖国之景，自然会启发我们热爱祖国;如果写的是自然界的风光，也会启发我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的性灵，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平凡之中见真理，琐细之中见精神，这样的身边琐事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大大地去写吗? 今天，时代变了，我们的视野也应当随之而扩大，我们的感情不应当囿于像过去那样的小圈子里，我们应当写工厂，应当写农村，应当写革新，应当写进步。但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个人的感受，我们的灵魂往往从一些琐事触动起。国家大事当然也可以写，但是必须感情真挚。那一套假、大、空的东西，我们再也不能要了。 这就是我了解的身边琐事。收在这一个集子里面的文章写的几乎都是这样的身边琐事。我的文笔可能是拙劣的，我的技巧可能是低下的。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绝不含煳。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绝不下笔去写。 这也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我绝不敢说，这些都是好文章。我也绝不说，这些都是垃圾。如果我真认为是垃圾的话，当然应当投入垃圾箱中，拿出来灾祸梨枣，岂非存心害人?那是虚伪的谦虚，也为我所不取。 我的意思无非是说，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对别人也许还有一点好处，其中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在《朗润集·自序》中已经谈过了，那就是，我想把新中国成立前后写的散文统统搜集在这一个集子里，让读者看到我在这一个巨大的分界线两旁所写的东西情调很不一样，从而默思不一样的原因而从中得到启发。可惜我这个美好的愿望格于编辑，未能实现。但是，我并没有死心，现在终于实现了。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可喜之处何在呢?就在于，它说明了，像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其他级的，思想都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好像一谈就是“极左”。但是我个人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进行，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呢?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不是空口白话。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会从这一本集子里体察出我的思想改造的痕迹。他们会看出我在《朗润集·自序》里写的那一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前看不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也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写东西调子低沉，情绪幽凄。新中国成立后则逐渐充满了乐观精神，写东西调子比较响。这种细微的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其优越之处，确实是值得我们热爱的。 第10页 它能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甚至像南北极那样的变化。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觉得社会主义不行了，优越性看不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我个人的例子就证明这些说法不对头。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现身说法吧! 细心的读者大概还可以从书中看到一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前写的文章中很有一些不习见的词儿，这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在这一方面，我那时颇有一点初生犊子不怕虎的气概。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文章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什么新词儿了。事实上，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小，经常翻查词典;往往是心中想出一个词儿，如果稍有怀疑，则以词典为据;词典中没有的，绝不写进文章，简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意味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呢，还是一个坏现象?我说不清楚。我不敢贊成现在有一些人那种生造新词儿的办法，这些词儿看上去非常别扭。但是，在几千年汉语发展的歷史上，如果一个新词儿也不敢造，那么汉语如何发展呢?如何进步呢?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如果每一个人都任意生造，语言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东西?语言岂不要大混乱吗?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眼前姑且把我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章中那一些比较陌生的词儿一股脑儿都保留下来，让读者加以评判。 我在上面拉拉杂杂地写了一大篇，我把自己现在所想到的和盘託了出来。所有这一些想法，不管别人看上去会觉得多么离奇，甚至多么幼稚，但是，我自己却认为都是有道理的，否则我也不会写了出来。不过，我也绝不强迫读者一定要认为是有道理的。 回顾五十多年的创作过程，看到自己笔下产生出来的这些所谓文章今天能够收集起来，心里不能不感到一点快慰。就算是雪泥鸿爪吧，这总是留下的一点痕迹。过去的50年，是世事多变的50年。我们的民族，还有我自己，都是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这种情况在集子中约略有所反映。现在我们的国家终于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自己也过了古稀之年。我还没有制订去见马克思的计划。今后，我积习难除，如果真有所感——我强调的是一个“真”字——我还将继续写下去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管目前还有多少困难，总的趋向是向上的，是走向繁荣富强的。我但愿能用自己这一支拙劣的笔鼓吹昇平，与大家共同欣赏社会主义建设的钧天大乐。 1985年 第12章 散文的真精神在于真实 自从有了文学史以来，散文就好像是受到了歧视。一般人谈论起文学类别来，也往往只谈诗歌、小说、戏剧这“老三样”。即使谈到散文，也令人有“敬陪末座”之感。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然而有其原因。 一般讲到散文的应用，不外抒情与叙事两端。抒情接近诗歌，而叙事则邻近小说。散文于是就成了动物中的蝙蝠，亦鸟亦兽，非鸟非兽。在文学大家庭中，仿佛成了童养媳，难乎其为文矣。 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散文的真精神在于真实。抒情要真挚动人而又不弄玄虚;叙事不容虚构而又要有文采，有神韵。可是有一些人往往是为了消遣而读书。文学作品真实与否，在所不计。即使是胡编乱侃，只要情节动人，能触他们灵魂深处的某一个并不高明的部位，使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也并不高明的快感，不用费脑筋，而又能获得他们认为的精神享受，在工作之余，在飞机上，在火车中，一卷在手，其乐融融，阅毕丢掉，四大皆空。 散文担当不了这个差使。于是受到歧视。 倘若把文学分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话，散文接近阳春白雪。真要欣赏散文，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艺术修养。虽然用不着焚香静坐，也要有一定的环境。车上，机上，厕上，不是适宜的环境。 你是不是想把散文重新塞进象牙之塔，使它成为小摆设，脱离广大的群众呢?敬谨答曰：否。我只是想说，文学作品都要能给读者一点美感享受。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意义。但是，美感享受在层次上是不尽相同的。散文给予的美感享受应该说是比较高级的美感享受，是真正的美感享受。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洗涤人的灵魂。像古希腊的悲剧，它能使人“净化”;但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净化。 写到这里，我必须谈一谈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身边琐事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到近现代，最能感动人的散文往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即以本书而论，入选的中国散文中有《陈情表》、《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别赋》、《三峡》、《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祭十二郎文》、《陋室铭》、《钴鉧潭西小丘记》、《醉翁亭记》、《秋声赋》、《前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宋以前的散文名篇，哪一篇不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又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只有真实地写真实的身边琐事，才能真正拨动千千万万平常人的心弦，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宇宙大事，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当然能震撼人心。然而写这些东西，如果掌握不好，往往容易流于假、大、空、废“四话”。四话一出，真情必隐，又焉能期望这样的文章能感动人呢? 在这一点上，外国的散文也同中国一样。只要读一读本书中所选的外国作家的散文，就能够一目了然。身边琐事和个人一点见景生情而萌生的小小的感触，在这些散文中也占重要的地位，我就不再细谈了。 谈到外国散文，我想讲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几个文化大国中，文学创作都是非常繁荣昌盛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都比较平衡。一谈到散文，则不尽如此。有的国家散文创作异常发达，有的国家则比较差，其间的差距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比如，英国是散文大国，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这里的散文大家灿若列星，一举就能举出一连串的光辉的名字。法国次之，而德国则几乎找不出一个专以散文名家的大家。原因何在呢?实在值得人们仔细思考而且探讨。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部长”的一位教授。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我读了一些，也觉得确实不错。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娓娓而谈，妙趣横生，真不禁神往。愧我愚鲁，感觉迟钝，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憬然顿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中间有好散文，在“史”和“子”中，绝妙的散文就更多。在“集”中，除了诗歌以外，几乎都是散文。因此，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以及从歷史悠久上来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事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管齐下，各有独特的成绩。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哪一方面成就最大?言人人殊，不足为怪。我不讨论这个论争。但是有人说，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我不评论这个看法的是非曲直;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很有启发性的。专就形式而论，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哪里有一点《三国》、《水浒传》、《红楼梦》和唐代传奇、《今古奇观》、《聊斋》等的影子?它们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戏剧，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从形式上来看，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我不反对“西化”，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至于散文，则很难说它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它基本是中国的。我个人认为，这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 第11页 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率意而行，一片天机，挥洒自如，如天马行空。何等潇洒!何等自如!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如果不是英雄欺人，就是完全外行。现在有些散文确实“散”了，但是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这样的东西也居然煌煌然刊登在杂志上，我极不理解。听说，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灵感忽然飞来，于是拿起电话，自己口述，对方的秘书笔录，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这是否是事实，我不敢说。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一些散文大家，一些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鍊修养的基础上，又在“意匠渗淡经营中”的情况下，千锤百鍊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捲自如，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散文和世界散文的一点肤浅的看法。我自己当然认为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写出来。至于究竟如何，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了。 因为自己不在坛上，对文坛上的情况不甚了了。风闻现在散文又走俏了。逖听之下，不禁狂喜，受了多年歧视的散文，现在忽然否极泰来，焉得不喜!而读者也大概对那些秘闻逸事，小道新闻，政坛艺坛文坛上的明星们的韵事感到腻味了。这是读者水平提高的表现，我又焉得不喜! 在这样出书难卖书难的十分严峻的环境中，江苏文艺出版社竟毅然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散文精华。对于这样的眼光与魄力，任何人也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这篇序文本来是请冯至先生写的。他是写这篇序文的最适宜的人选。可惜天不假年，序写未半，遽归道山。蒙编选同志和姚平垂青，让我来承担这个任务，完成君培先生未竟之业，自愧庸陋，既感光荣与惶恐;哲人其萎，又觉凄凉与寂寞。掷笔长嘆，不禁悲从中来。 1993年5月5日 第13章 散文创作必须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之处 我喜爱散文，自己也写点散文。但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迷惘，我才终于认识到，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在歷史上，散文家人数众多，灿若列星。 “五四”以后，改文言为白话，散文同小说、诗歌、戏剧一样，都改用白话来创作。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后三者至少是在形式上全部欧化了，唯独散文仍保留传统的形式。我们必须承认，所谓散文的传统形式，是颇为难说的。因为中外散文的形式都是既复杂又统一的，很难说什么是中国的形式。不过，话又说了回来，倘若仔细琢磨，中国散文在形式上还是有其特点的。 中国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里，“他山”指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有自己的散文创作。尽管散文创作的数量不同，质量不等，但是基本上都有。从总体上，特别是从细微处，倘若仔细加以审视，各国的散文在大体上相同的情况下，都各自有其特点。正是这一些特点，颇为值得其他国家的散文创作借鑑。纵然中国是散文大国，也必须学习其他国家的优秀之处。只有这样，中国的散文创作才能日益繁荣发达，日新又日新。 在过去，中国已经出版过一些外国散文的翻译，但是很不全面，译文质量也不能尽如人意。现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世界经典散文新编》，分为中国卷、欧洲卷、拉美洲卷等等，规模之大，收入新的译文之多，都是空前的。这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是扩大了他们的阅读面;对中国的散文作家来说，是给了他们“他山之石”。这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因此我怀着感激欣慰的心情来推荐这一套大书。 2001年3月16日 第14章 语言与文字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道多端。人类先有了语言，后又有了文字，而禽兽则没有，这是重要区别之一。现在国外有个别的语言学家在研究禽兽的语言，响应者不多。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先不讨论。 我们每个人，除了哑巴以外，总要经常说话。认字的人还要经常使用文字。这和阳光与空气一样，和吃饭与睡觉一样，是离不开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往往为非语言学家所忽略，这就是：语言和文字，只要还活着，也就是说：还被人使用，就存在不停地变化。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语言亦然，不必细说。为了更轻易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某一个时期内，由官方採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使文字统一和规范化，这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合理的。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先例，秦始皇的“书同文”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我们今天汉字规范化，是经过完备的法律程序通过的，我们全国人民责无旁贷，遵守是我们的义务，是奉公守法的表现。 但是，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二三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语言和文字都要变化，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除非你把语言和文字都搞成化石。 世界上最关心自己语言“纯洁化”的是法国。几百年来法兰西学院不断地做出努力，保持法语的“纯洁”，然而法语，同其他语言一样，不断受到“污染”，变得不“纯洁”起来。这件事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最近我收到一位×年(我不知道他是老中青，姑以×代之)学者的来信。他是个有心人，一个有志之士，想努力保持汉语的规范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他有点“食今不化”，不了解语言和文字都不会停滞不变的道理，想使我们今天的规范化字永垂不朽，变成化石。比如在今天的汉语词典上“矇眬”和“朦胧”确实分列为两个词儿，前者的解释是“快要睡着或刚醒时，两眼半开半闭，看东西模煳的样子”。对后者的解释是“月光不明，不清楚，模煳”。其实基本的含义就是“模煳”。如果说“矇眬”与眼有关，而“朦胧”与月色有关，那么，对一个瞎子来说，他既无“矇眬”，又无“朦胧”。如果他写文章(当然是用盲文)他应该用哪一个词儿呢?鲁迅先生的《三闲集》中有一篇文章“醉眼中的朦胧”，这确与眼睛有关，然而他却写作“朦胧”，而非“矇眬”。根据我的印象，“矇眬”这两个字，现在很少有人用，它几乎成为汉语词彙中的盲肠。这位学者硬要勉强区分，“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位学者还举出了一些别的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举了。他为了勘误，“写了几百封信，连作者面也不得到(羡林按：此句措词有问题，也应该‘勘一勘’的)……而大量的书一印再印，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册，流向社会传之后代，真是贻害无穷，简直是践踏我们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使大家都当上不孝之(羡林按：应作子)孙败类。这大概不是各位弄学问的大家所心甘情愿的吧?”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令我浑身震撼。然而“五千年”中，我们的语言文字变了多少次了?我们全体汉族人民，加上我们的老祖宗，岂不都成了不肖子孙败类了吗? 第12页 第15章 成语和典故 成语，旧《辞源》的解释是：“谓古语也。凡流行于社会，可证引以表示己意者皆是。”典故，《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后者的解释不够全面，除了“古典”外，有些人还用“今典”这个词儿。 成语和典故是一种语言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是高水平文化的具体表现。短短几个字或一句话，却能唤起人们的联想，能蕴涵无穷无尽的意义，有时是用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清楚的。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鲜有不用典者。一个最着名的例外是李后主。 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成语和典故最丰富多彩的是哪一个民族呢?这个问题，我想，考虑到的人极少极少，反正我还没有遇到呢。我自己过去也从未想到过。只是到了最近，我才豁然开朗：是中国。 中国汉语浩如瀚海的诗文集是最好的证明。没有足够的古典文献的知识，有些诗词古文是无法理解的。许多古代大家的诗文集，必须有注释才能读得懂。有的大家，注释多到数十家，数百家，其故就在于此。 这情况不但见于古典诗文，连老百姓日常习用的口语也不能避免，后者通常被称为“成语”。成语和典故的区分，有时真是难解难分。我的初步的肤浅的解释是：成语一般限于语言，典故则多见诸文字。我们现在每个人每天都要说话(哑巴当然除外)，话中多少都用些成语，多半是无意识地，成语已经成为我们口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成语的量大得不得了，现在市面上流行着许多版本的《汉语成语大词典》可以为证。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现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司空见惯”“一箭双鵰”“滥竽充数”“实事求是”“每况愈下”“连中三元”“梅开二度”“独占鰲头”“声东击西”“坐井观天”“坐山观虎斗”“坐失良机”“座无虚席”“坐以待毙”“闻鸡起舞”，等等，等等。这不过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在我这篇短文中，我就不自觉地使用了一些典故。连电视中的体育报告员，嘴里也有不少成语。比如，踢足球踢进第二个球，则报告员就用“梅开二度”，连踢进三个球，则是“连中三元”了。连不识字的农民有时也想“传”(读音zhuǎi)文，使用成语，比如，“实事求是”，对一个农民来说实在太拗口，他便改为“以实求实”。现在常听人说：“不尽人意”，实际上应该是“不尽如人意”，去掉“如”字，是不通的。但是，恐怕约定俗成，将来“不尽人意”就会一统天下了。 汉语的优点是说不完的。今天只能讲到这里，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啰唆。 1999年10月16日 第16章 做诗与参禅(1) 诗与禅，或者做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等国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东方文化中，这个问题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自来论之者众矣。 我于此道绝非内行里手，只是喜欢涉猎一下而已。而且我的涉猎面虽广，却是浅尝辄止，一点也不够深入。仅就我涉猎所及，我发现，谈这个问题的典籍，一千多年以来，多得不得了。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论文专着，层出不穷。内容丰富，词彩动人，读起来令我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一旦掩卷沉思，则又似乎没有在脑海里留下多少东西，杂乱而混沌，一点也不明朗。有的人钻研得很深;但是，人们如果想理出一点头绪，则又似乎抓不住一条纲，依然是杂乱而混沌。这问题真有点像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我怅然懵然。记得西方某一位名人说过，读别人的书，就好像是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我让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次数之多，无法统计了。结果并没能跑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在怅然懵然之余，窃不自量力，索性让我自己在脑袋里跑一趟马，也许能跑出一点名堂来。 既然不是内行里手，跑马难免跑出了圈子，跑入非想非非想中。好在精通此道的真正内行专家到处都有。我相信，他们会把我的马缰绳牢牢抓住的。 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籍中对诗禅关系的看法 做诗，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共有的活动，而参禅则似乎只限于中国和同中国有文化渊源关系的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禅宗，虽然名义上来自印度，实则完全是中国的产物。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被尊为东土初祖。据说当年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师徒会心，灵犀一点。这种心法由迦叶传了下来，不知几年几代，传给了达摩。这故事本身就接近神话，印度和中国和尚编的那一套衣钵传承的几祖几祖，又是没法证实的。达摩带到中国来的“法”，当然也就虚无缥缈。反正中国后来的禅宗，同后汉安世高等带进来的禅学，根本不是一码事。总之，禅宗是在中国兴盛起来的。严格地说，禅宗是在五祖弘忍以后才畅行，而大盛于六祖慧能(638~713年)。为什么单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单单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禅学才能兴旺发展?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先存而不论。这篇论文写完时，读者也许能从字里行间得到答案。 在禅宗思想在中国兴起以前，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很长的歷史，足证做诗与参禅没有必要的联繫。但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很多人都把做诗与参禅紧密地联繫起来。这样的例子真正是举不胜举。我在下面只举出几个来，以便作三隅之反。 禅宗大盛于唐。初、中唐时期，许多大诗人受到禅宗的影响，在创作实践方面，援禅入诗，写了一些禅味极浓的诗。到了晚唐，在理论方面，有人又把诗与禅紧密联繫起来。最着名的代表是司空图。他那许多着名的提法，什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等等，是大家都熟悉的。司空图明确地认识到诗禅的一致。他这种以禅说诗的理论，对后世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到了宋朝，禅宗高度发展，广泛流行。士大夫谈禅成风。他们把诗与禅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我举几个例子： 韩驹《陵阳先生诗》卷一《赠赵伯鱼》：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吴可《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龚相《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如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戴復古《论诗十绝》，《石屏诗》卷七：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 第13页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再抄列。这里讲的大半是：参禅学诗都要下功夫，“功到自然成”，一朝悟透，诗句便能超然。至于禅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涉及。 钱钟书《谈艺录》中，也引了许多关于诗禅关系的例子，并发表了很精闢很深刻的意见。请读者自行参阅，不再抄录。 唐宋时代开始的有关诗与禅的意见一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以及诗歌的创作，起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如果没有援禅入诗的活动，中国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二、诗与禅的不同之处 上面引证的唐宋诸家学说，都把诗与禅相提并论。其中必有道理，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诗与禅必有共同之处，这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对共同之处作细緻的分析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二者不同之处稍加阐述，这能够加深对共同之处的理解。 从表面上来看，诗与禅的不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禅宗最初是主张“不立文字”的。这其实是继承了佛家的传统。从歷史上来看，释迦牟尼时代，文字还不流行。印度古代，包括婆罗门教在内，师徒都是口口相传。最初既无抄本，当然更谈不到印本。到了很晚的时候，印度教徒还不允许把他们的圣经宝典《吠陀》排印出版。佛教《大藏经》里面，有几部讲佛祖生平的经，讲到他年幼时学习了多少多少“书”(文字)。这些经都是晚出的，不代表释迦牟尼时代的真实情况。佛陀不重文字，经中屡有记载，如《大方广宝箧经》卷上云：“不着文字，不执文字”，等等。所以我说，禅宗“不立文字”，是继承了印度佛教传统。后来禅宗却从“不立文字”发展成为“不离文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下面我还会谈到。 禅是这样，诗则不同。钱钟书说：“了悟以后，禅可不着言说，诗必託诸文字。”这就是诗与禅的不同之处。 三、诗与禅的共同之处 这是本篇论文讨论的重点。做诗与参禅本来是两种迥乎不同的活动。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在禅宗兴起以前，中国诗歌已有极长的歷史。在欧美国家，没有什么禅宗，也都有杰出的诗歌创作。可见诗与禅并没有必然的联繫。但是在中国，在禅宗兴起和流行以后，在某些诗人身上，诗和禅竟变得密不可分。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并不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先笼统说上几句。禅宗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诗，是同佛教思想进入中国哲学，几乎是同步的。二者都是滥觞于两晋南北朝，初盛于唐代，大盛于宋代。原因是明显的。佛教入华以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宇宙和人生的新角度，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立即接受下来了。这种解释迹近常识，似乎可以不说;但是不说又似乎不行。不说则很多现象无法讲清楚，诗与禅就属于这一类。说完了这个笼统的解释，还有很多细緻深入的解释要去做。可是这绝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下面的论证中，很多地方都会碰到这种解释，要请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了。 对于诗与禅的共同之处，过去的中国诗人和学者和今天的中国诗人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精闢的见解。一言以蔽之，他们发现，诗与禅的共同之点就在“悟”或“妙语”上。我举两个当代的造诣精深的学者的意见，以概其余。第一个是钱钟书。他在《谈艺录》二八《妙悟与参禅》这一节中说：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採而有所通，力素而有所入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或者不好渔洋诗，遂并悟而非之，真因噎废食矣。高忠宪《困学记》云：“平日鄙学者张皇说悟，此时只看作平常，自知从此方好下功夫耳。”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三云：“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唤作悟，唤作物格知至。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按刘埙《隐居通议》卷一论悟二可参阅。又云：“人性中皆有悟，必功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下面还有非常精彩的意见，文长不具引。请读者自行参阅。钟书君的意见是切中肯綮的。我觉得陆桴亭认为“人性中皆有悟”，就有禅宗色彩。 第二位学者是敏泽。他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写道：“禅”与“悟”宋代禅宗广泛流行，士大夫知识分子谈禅成风，以禅喻诗成为风靡一时的风尚。其结果是将参禅与诗学在一种心理状态上联繫了起来。参禅须悟禅境，学诗须悟诗境，正是在“悟”这一点上，时人在禅与诗之间找到它们的共同之点。 敏泽的意见也是切中肯綮的。钟书君与敏泽异曲同工，一脉相承，都说到了点子上。我自无异议。 但是，我总还感到有点不满足。他们讲“悟”或“妙悟”，只讲了这一种思维活动，好像是一个没有宾语的不及物动词。这似乎有点空，需要补充一下，才能显得完整而切实。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第一，什么叫“悟”? 第二，“悟”到了什么东西? 这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据我涉猎所及，好像还没有哪个学者明确而完整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回答也就更谈不到。我现在不自量力，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说文》：“悟，觉也。从心，吾声。”这说明，这个字是中国早就有的。可是自从佛教传入以后，在汉译佛经中，“悟”就变成了一个佛教术语，被赋予了以前不可能有的含义。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我们先看一看，在梵文和巴利文中与汉文“悟”字相当的是些什么字。归纳起来，梵文和巴利文约略有三个动词与“悟”字相当： 第一个是budh，前面可以加上词头pra等等，意思是“醒”、“觉”、“悟”; 第二个是vid，前面可以加上词头sam等等，意思是“知道”; 第三个是j，前面可以加上词头等等，意思是“知道”。 其中以第一个budh为最重要。汉译“佛陀”，在梵文和巴利文中是buddha，是budh的过去分词，意思是“已经觉悟了的人”“觉者”“悟者”。佛祖就是一个“觉者”“悟者”。可见这个“悟”字的重要意义。我的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悟”?答案：这就叫“悟”。 第二个问题：“悟”到了什么东西?必须同上面说的这些东西联繫起来，才能给予准确的答案。光是“悟”，绝不能成佛，必定是“悟”到了什么重要的真理，才能成佛作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回答要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小乘层次，算是低层;一个是大乘层次，是高层。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大彻大悟，成了佛。他悟到的当然还是小乘的真理。内容是什么?虽然他没有明说，其实还是颇为清楚的。他成佛后在鹿野苑首转法轮，讲的应该就是他不久前悟到的真理。关于首转法轮，各种语言的佛经上有大量的记载，说法虽不尽相同，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可靠性毋庸过分怀疑。为了把初转法轮的内容比较详尽地介绍出来，我从唐天竺三藏地婆诃罗译的《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一《转法轮品》中把如来说法的内容抄在下面： 第14页 如来于初夜时，默然而过。于中夜分，安慰大众，令生欢喜。 至后夜已，唤五跋陀罗而告之言：汝等应知，出家之人有二种障。 何等为二?一者心着欲境而不能离。是下劣人无识凡愚，非圣所行，不应道理，非解脱因，非离欲因，非神通因，非成佛因，非涅盘因。二者不正思维，自苦其身而求出离。过现未来皆受苦报。 比丘!汝等当舍如是两边。我今为汝说于中道。汝应谛听，常勤修习。何为中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为中道。 佛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所谓苦谛、苦集谛、苦灭谛、证苦灭道谛。比丘!何等名为苦圣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蕴苦，如是名为苦圣谛。何等名为苦集圣谛?所谓爱取有，喜与贪俱，悕求圣乐。如是名为苦集圣谛。何等名为苦灭圣谛?所谓爱取有，喜与贪俱，悕求圣乐，尽此一切。如是名为苦灭圣谛。何等名为证苦灭圣谛?即八圣道，所谓正见，乃至正定。此即名为证苦灭圣道谛! 初转法轮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初期佛教教义被归纳成三句话，称之为“三相”或者“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释迦牟尼首转法轮，这三个法印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了。其中的“诸法无我”，是佛教重要教义，是佛教与婆罗门教斗争的重要武器。“无我”，梵文叫ah tman，意思是所谓“我”(tman)是并不存在的，它是由初转法轮中讲到的五盛蕴(色、受、想、行、识)组成的，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没有实体。这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真理。佛教僧侣以及居士，如果想悟到什么东西，他们首先必须悟到“无我”。事实上中国人确已悟到“无我”了，比如徐增《唐诗解读》卷五说：“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还，偶值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于佛法看来，总是无我，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这是徐增对王维《终南别业》那一首着名的诗的解释。我认为是抓住了要领的。 总之。我认为，要讲“悟”到什么，首先要悟到“无我”。 第17章 做诗与参禅(2) 但是，仅仅悟到这个程度，还是很不够的。佛教从小乘开始，随着社会的前进，逐渐向大乘过渡。大乘最根本的教条，从信仰上来说，是菩萨思想，要广度众生，比起声闻乘来，要广大得多了。在教义方面，这表现在最早出现的《般若经》中。《般若经》的主要思想是：法无自性，即所谓法空的思想。“空”，梵文原文是unya，意思是“空虚”。许多大乘的重要经典，如《法华》、《华严》等等，其主要思想都是建立在般若基础上的。所谓“般若性空”者即是。我在这里没有可能详细介绍大乘中观派、瑜伽行派的共同点和不同之点。不管是所谓“空宗”，还是所谓“有宗”，其根本教义都是讲空。中观派讲空讲得过了头，连“佛性”“真如”等等都想空掉。这动摇了大乘的信仰基础，因此有宗就出来加以纠正或者补充。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矛盾。 什么叫“空”呢?《中论》第二十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法”，指的是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生成，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称之为空。佛家这一套烦琐哲学，同我现在要讨论的东西，没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姑且置而不论。 总之，要讲悟，悟到了“无我”，还不够，必须再提高一步，要悟到“空”。 我在上面回答了我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什么叫“悟”?“悟”到了什么东西?“悟”，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得真理，是一脉相承的。悟得的东西低层次的是“无我”，高层次的是“空”。禅宗的思想基础是大乘空宗。因此悟空对中国禅僧和禅学诗人，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禅宗的几个祖师爷所悟得的，也就是这个空。我从五祖弘忍和六祖慧能谈起。我现在根据《坛经》把他们两人一段公案简略地介绍一下。 (六)上座神秀题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七)五祖念了偈以后，对神秀说：“汝作此偈，见即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人。”对他是不够满意的。 (八)慧能是不识字的，也作了一偈，请一解书人题在壁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五祖认为慧能悟道，便把衣钵传给了他，并且说：“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神秀和慧能的两偈，其区别一看便知：神秀悟空悟得不够。 “无我”的思想，“空”的思想，一旦渗入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产生了禅与诗密不可分的关系。禅与诗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相互起作用的。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说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四、禅与中国山水诗 禅与诗的密切联繫首先或者主要表现在山水诗上。 为什么会产生山水诗呢?(我觉得，山水画的出现也与此有关。)悟“无我”或者悟“空”，最好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主观条件，指的是心灵中的悟解;一个是客观条件，指的是适当的自然环境，以远离尘嚣的山林为最理想。身处闹市也不是不可以静悟。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是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他也许有自己的一套修养方法，这里暂且不谈。佛家的禅僧或者接受参禅思想的诗人，据我的观察，有一套不同的办法。他们往往遁入深山野林最寂静，不受尘世干扰的地方去静悟。中国古诗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正表示了这种情况。但是，佛教初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传说是中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建筑在洛阳城外，并不在山中。 后来仍然有在城市中建庙的习惯，《洛阳伽蓝记》中记述的寺院，几乎都在城内。一直到了唐代，长安城中的寺院还是很不少的。此风流传，至清不衰。可见佛寺并非一定要建在山上。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可能从晋代起，山林中建庙的风气就开始了。从此就开始了名山与名剎互相辉映的局面。中国的禅宗初祖达摩于梁武帝时期(6世纪前半)来华以后，在洛阳他不住在白马寺，而住在嵩山中的少林寺，可以透露个中消息。 既然讲到达摩，我索性把达摩的禅法以及大小乘禅法的区别也简略地介绍一下，以利于对中国禅宗的了解。禅，在印度有其根源，梵文是dhyna，巴利文是jhha，音译为“禅”，原意是“冥想”，英文叫meditation。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传到中国来以后，汉末安世高的禅法属于小乘，与属于大乘的禅宗的禅法完全不同。小乘禅法有所谓色界四禅和无色界八定之说。“四禅”指的是静坐冥想时精神统一的四个阶段，梵文称之为dhyna-catustaya。 第15页 为了把这一点说明白，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释迦牟尼在临涅盘前，坐双树间进入禅定。《长阿含经·游行经》中说：是故比丘!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是如来末后所说。于是世尊即入初禅定，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入灭想定。 然后又倒转回来，从灭想定转到第一禅，又从第一禅依次回到第四禅，“从第四禅起，佛般涅盘。”小乘禅定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综观释迦牟尼的一生，他并没有号召和尚普遍坐禅。有人说：“佛教在印度流传的时期，便提倡居山林坐禅。”这是一种误解。灵鹫峰同佛祖有点关系，它只是王舍城附近的一座山峰。释迦牟尼对它并无偏爱。所谓灵山，到了大乘时期才屡见于佛典。常说的“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这是大乘捏造的。可能与大乘起源有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事实是，释迦牟尼成佛以后，到处奔波游行，弘宣大法。讲的不外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等。禅法还根本没有。在印度，开凿石窟，雕塑佛像，是晚起的事情。一直到后来，也并不提倡在山林中修建寺庙。“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现象，在印度是没有的。玄奘游学的那烂陀寺，有悠久的歷史，有崇高的地位。也是建筑在大平原上的。 我现在再回头来谈小乘禅与大乘禅的问题。根据汤用彤的意见，汉晋流行之禅法，大别有四：一曰念安般;二曰不净观;三曰念佛;四曰首楞严三昧。其中一二属于小乘禅，三属于净土教，四是大乘禅。达摩的禅法属于大乘。达摩主顿悟，而在中国首倡顿悟者为竺道生，他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是很自然的。达摩所修大乘禅法，名曰壁观。《灯录》引《别记》云：达摩教禅宗二祖说：“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摩大概认为，修这样的禅，最好远离尘世，因而不住在洛阳城内，而遁隐嵩山少林寺。达摩之后，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连神秀在内，都提倡独宿孤峰，端居树下。三祖僧璨“隐思空山，萧然静坐”。四祖道信唯山林是託。五祖弘忍提倡“栖神山谷，远避嚣尘”，等等。由此可见，坐禅与山林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我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乘顿悟与山林以及与山林有密切联繫的山水诗的关系。这个例子就是谢灵运。 我们绝不能说，谢灵运属于禅宗，因为禅宗初祖达摩在梁武帝时期(6世纪前半)来华活动，而谢灵运则是生活在385年至433年，比正式禅宗的建立要早很多年。但是禅宗思想绝非一夜之间就从地里钻出来的，而是有一个长久的潜伏期。因此，如果说谢灵运的思想和行动有与后来的禅宗相通之处，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古今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家都认为，晋宋之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两晋的“玄言诗”为“山水诗”所取代。这并不是说，“玄言诗”一下子就消失了。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无论如何，这个变化是极为显着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开创者又是集大成者就是晋宋之际的谢灵运。 为什么独独一个虔信大乘空宗顿悟说，曾协助僧人们翻译整理《大般涅盘经》，显然学习过梵文，对梵文悉昙章有精深研究的谢灵运会成为山水诗的开路人呢?再从后来的、至少是唐代和宋代的许多山水诗人都与禅宗有密切联繫这一点来看，佛教的顿悟与山水诗之间有一脉相通之处，就很显然了。 山水诗的形成，其原因绝不止一端。对于这个问题，蒋述卓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第一，山水在此时已作为人类独立的审美对象而进入文学艺术领域;第二，玄学与佛学思辨性的理论及其方法给山水诗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三，佛教在印度流传时期，便提倡居山林坐禅。这一点与实际情况不符，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第四，由对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也引发出了玄佛二家对自然山水理想寄託的契合，等等。因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论之者极众，学说五花八门，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下面专谈谢灵运。 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诗人。他信佛，写过一些关于佛教的文章，诗文中有佛教思想，更是非常明显的。他有时候把儒家经典同佛典相比，认为“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典为指南耶?”沈约《宋书》为灵运立传(《列传》第二十七)。《传》中讲了一些他信仰佛教的情况，也讲到他对山林的爱好。“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这一点同唐代虔诚奉佛的王维完全一样，很值得注意。沈约把谢灵运的《山居赋》完整地收入《传》中。《赋》中讲到佛，讲到山水，讲到招提(佛寺)。谢灵运用了很多佛经典故，并自己注出出处。他对“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註：“鹿野，说四真谛处。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这说明，谢灵运精通佛典，相信的是大乘空宗的《般若》和《法华》。我在上面提到灵鹫山与大乘的关系。这里又提供了一个证明。《赋》中还说：“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缺。法鼓朗响，颂偈清发。”可见山中迎远僧，邀近众，击法鼓，做佛事之热闹情况。总之，《山居赋》充分体现了谢灵运信佛教，爱山水的心情。 谢灵运同佛教的关系还不止这一些。 谢灵运对梵语有研究。他对悉昙藏，对梵汉音训都有湛深的研究，对梵文字母的数目，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日本僧人安然撰《悉昙藏》，引用了很多谢灵运的话。我从第一卷中引一条： 谢灵运云：诸经胡字，前后讲说，莫能是正。歷代所滞，永不可解。今知胡语而不知此间语，既不能解，故于胡语中虽知义，不知此间语亦不能解。若知二国语，又知二国语中之义，然后可得翻译此义，以通经典。故睿法师昔于研采经义，又至南天竺国，经歷年岁，颇了胡语。今就睿公是正二国音义，解释中胡字晓然。 庶夫学者可无疑滞，粗为标列在后，差可推寻云尔也。 此事又见于《佛祖统纪》二六《僧睿传》，参看《高僧传》七《慧睿传》。可见谢灵运对佛经梵语确是下过一番功夫。对十四音，谢灵运也有自己的看法。 谢灵运还自己在山中修建佛寺。《佛祖统纪》五三说：“谢灵运于石壁山建招提寺。”谢灵运可以说是集佛典顿悟、作山水诗、于山中建寺这三件有联繫的事情于一身。 因此，在他的山水诗中大量地反映出他那佛教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观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很多学者做过很精彩的分析，比如说，赖永海的《佛道诗禅》第143~145页;蒋述卓的《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第76~77页。我在这里不一一具引。此外还有很多书谈到这个问题，都请读者自己去翻阅吧。我只想指出几个例子。在《佛影铭序》中，谢灵运说：“我无自我，实承其义。尔无自尔，必祛其伪。”我在前面讲要“悟”什么东西的时候，曾说，首先要悟“无我”，这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之一，后来的“空”可以说是它的发展。在这里，谢灵运说到“我无自我”。正是禅宗初步的“悟”。当然其他所有的僧人，都必须相信“无我”。不过从谢灵运笔下看到“无我”，觉得绝非偶然而已。过去讨论谢诗与顿悟之间的关系的学者，曾举出了许多谢诗的名句。我个人觉得，谢灵运脍炙人口的名句“明月照积雪”，写的是白茫茫一片空濛的景象，也可以归入反映他般若性空思想的诗句之中。甚至他那名闻千古的“池塘生春草”，倘若从佛教顿悟的观点上来加以解释，不也可以发前人未发之覆吗? 第16页 对于谢灵运的诗，要谈的还很多。限于篇幅，我就不再细谈了。总之，谢灵运是在禅宗建立和流行以前把大乘般若性空思想与山水诗结合起来的集大成者，对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深入持久的影响。 第18章 做诗与参禅(3) 到了唐代，禅宗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广泛地流行开来。山水诗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吧——水平。此时大家辈出。王、孟、韦、柳的山水诗彪炳千古。其中的魁首当然是王维。他酷爱山水，虔信佛教。他的辋川别墅同谢灵运的，几乎完全是一模一样。这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共同信仰与共同爱好，王维诗中所悟到的“无我”和“空”，较谢灵运诗中悟到的更鲜明，更深刻，更普遍。原因很简单：谢灵运时代禅宗还没有创立，而到了王维时代，则禅宗已大行于天下。对于王维的山水诗，古今学人论之者众矣。尽管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把王维的山水诗同禅悟联繫起来。这些意见我不再重复。我只推荐几本我手头有的书，这些书都是最近若干年出版的。这些书是：林庚：《唐诗综论》，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贻焮：《论诗杂着》，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铁民：《王维新论》，1990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以上诸书可供对此问题有兴趣者参考。 在唐代着名的山水诗人中，除了王维外，比较信仰佛教的还有柳宗元。在他的诗中也表现了同样的悟空的情趣。至于王维的好友孟浩然，他虽然不明显地归依佛教，诗中情趣颇有与王维相似之处。韦应物也可以做如是观。 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山水诗仍然存在，山水诗与佛教禅悟的关系也依然存在。我在这里不详细谈了。我只想补充几句关于中国山水画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山水画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山水诗的发展，基本上表现出同一规律。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五、言意之辨 我在上面讲了四个问题，重点是诗与禅的不同之处和共同之处。我大胆地提出了什么叫“悟”和“悟”到了什么东西这样的问题，并给予了解答。 我用自己的看法解释了诗与禅的关系，特别是禅与中国山水诗的关系，自认还能自圆其说。但是诗与禅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还没有得到解决。进一步加以探讨，是不可避免的。我并非此道专家，但是对此道的文献却确实阅读了不少。可惜的是，就我浅见所及，没有发现哪一个是搔着痒处的。我不揣谫陋，自己再大胆一下，提出一个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要从言意之辨谈起。 (一)言意之辨 言和意的关系，是几千年来困惑着中外许多大哲学家、大文学家，还有其他许多什么家的一个哲学、文学、心理学等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谓“言”，指的是人类的语言文字;所谓“意”，内涵颇为复杂。举凡人类的内心活动，感觉和知觉，思维和想像，情绪和情感，等等，都属于“意”的范畴。人们内心的审美经验，也属于这一类。这一些内心的活动，想要表达出来，手段可以有很多，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都是，但是最普通最重要的则是语言文字。所有这一些手段，特别是语言文字，都不能完整地把“意”表达出来，总有不小的距离，于是来了矛盾，来了困惑，产生了“言意之辨”的难题。 中国古代老子和庄子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是说道不总是可道的吗?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话说得非常清楚了。 哲学家的话比较朴实。到了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笔下，问题依然，说法却有了变化;说理的成分少了，描绘的成分增加了。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有影响的“意境”或“境界”和形象的问题，也与此有关。把意境形象化，就产生了矛盾。唐皎然的《诗式》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所说的“采奇于象外”，“文外之旨”等等，可见一斑。司空图的《诗品》中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含义相同。人们常争论的“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归根结蒂，也产生于把人们心中的“意”如何外化，如何形象化的问题。 王渔洋最欣赏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八字，说明他倾向神似，反对形似。也说明，他认为字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以援禅入诗着名的。他大概在做诗与参禅中也遇到了言不尽意的麻烦。他不用或者没有能力用说理的或者叙述的方式来表达，而是採用了一些形象化的美妙无比的比喻来表示，比如，他认为诗的妙处在于“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在于无迹可求，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唐人戴叔伦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间。”禅家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是这个意思。他们还说什么“言语道断”“不立文字”等等，含义也一样。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来，看来用不着再一一列举了。诗人与禅客悟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好像是在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只是说不出来。原因究竟何在呢? 诗人与禅客，或者做诗与参禅，从表面上来看，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但是，既然共同点在一个“悟”字上，则所悟到的东西必有共同之处。 做诗的“悟”，有技巧方面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与参禅一样，悟到的是“无我”，是“空”，是内容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抓不住看不到的。过去中外都有人企图加以解释，都有点似是而非。我现在想尝试着从言意的关系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最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陶东风同志把他所着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送给了我，读了其中的一论： 《言意论》，觉得茅塞顿开。他结合中国的传统理论，利用了西方当前的一些理论流派的说法，对言意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做出了崭新的解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读之耳目为之一新。我现在就基本上根据陶东风的叙述，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来阐释一下做诗与参禅的问题。 所谓“意”，我在上面已经稍有解释，其内容并不像一般人想像得那样简单。人类意识经验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弗洛伊德把它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个层次。人类经验中那些处于明确、简单的意识层次上的经验，与语言的关系比较紧密，较易传达，因而少有“言不尽意”的现象。但是那些飘忽不定、朦胧模煳、来去无踪的下意识、无意识的经验，则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有一种“非语言的思维之流”，这也是事实，无法否认。人们常说的“形象思维”，也表示类似的东西。理性的科学思维离不开语言，而一些转瞬即逝的印象，一股潜意识流程，则可以超语言而存在。 第17页 陶东风还引用了拉康的理论。拉康认为语言结构和人的意识结构、人格结构之间有一种对应。 语言的操作相当于梦的操作。语言的表层即能指的字面意义，仅是人的心理活动的表层，深层的所指则隐藏不见。在表示的符号(能指)和被表示的意义(所指)之间，其关系仅仅是一种暗示，甚至毫无关系。被表示的东西总是作为“言外之意”而不能直接把握。审美经验非常接近无意识、隐梦、深层经验。“言不尽意”的产生根源，即在于此。 陶东风引用的理论，粗略地说，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样的理论是能够解决言意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问题的。陶东风说：“普通的感官知觉是人类认知活动中的知觉，它满足于认识事物的不变的共同的特徵，与此相对应的普通语言也就有了意义的相对稳定性、单一性和清晰性;而审美的知觉经验则是无限复杂和丰富的，语言无论如何是无法穷尽它的。这一方面导致文学家为此而创造另一种情感语言或叫文学语言，另一方面导致文学语言中有‘言不尽意’和‘言外之意’的现象。”再结合我在本文中讨论的做诗与参禅中所碰到的“言不尽意”的现象来看一看，做诗的审美经验十分复杂，有时候并不处在意识的层次上，而参禅则多半是在深层活动，近乎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活动。只能用陶东风引用的新的学说，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事情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二)一个印度理论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介绍一个印度理论。以资对比。印度古代有丰富的文艺理论宝库。公元9世纪至10世纪是发展的全盛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纪元，一个转折点。9世纪出了一位欢增(nandhvardhana)，名着叫《韵光》(dhvany loka)。10世纪出了一位新护(abhinavagupta)，名着叫《韵光注》和《舞论注》。他继承和发展了欢增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轮廓大体如下。词彙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重意义： 一、表示功能：表示义(字面义，本义); 二、指示功能：指示义(引申义，转义); 三、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 这三个系列又可以分为两大类：说出来的，包括一和二;没有说出来的，包括三。在一和二也就是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就发挥作用，这种暗示就是他们所谓的“韵”。这种暗示功能有赖于读者的理解力和想像力。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印度理论家喜欢举的例子是“恆河上茅屋”。其表示义是“恆河上”，指示义或引申义是“恆河岸上”，暗示义是“凉爽”“圣洁”。他们把诗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真诗，以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暗示的东西为主;第二，价值次一等的诗，没有说出来的只占次要的地位;第三，没有价值的诗，把一切重点都放在华丽的语言上，放在雕琢堆砌上。 我觉得，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这种理论，同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言意关系问题，有相同或者相似之处。中国文艺理论家说，言不尽意;而印度理论家则更进一步说，只有无言，才能尽意。这是二者不同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我在上面引用拉康的理论时说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暗示。在这里，印度理论家所强调的正是这个暗示。 第19章 做诗与参禅(4) (三)中国语言文字的作用 最后，我认为必须谈一谈中国汉语言文字在作诗和参禅中所起的作用。 我也想由此来解释，为什么禅宗独独在中国产生而又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为什么独独在中国作诗与参禅产生了这样密切的关系。 我想从模煳语言学谈起。 模煳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科学，是一门新的边缘科学。 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诞生出来的。“模煳语言的概念是模煳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详细情况我无法在这里介绍，请参阅伍铁平上引文以及其他论文。 稍一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人类语言中确有很多模煳的地方，词彙、语法等等，莫不皆然。“模煳”一词绝没有任何贬义。再引扎德的说法：模煳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好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煳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语言中的现象正是这个样子。 模煳性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所共有的。但是诸语言之间，其模煳程度又是各不相同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是世界上模煳性最强的语言。想要举例子，那真是俯拾即是。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温庭筠的两句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脍炙人口的。其中既无人称，也没有时态，连个动词都没有，只是平铺直叙地列上了六种东西，其间的关系也是相当模煳的。但是，无论谁读了，都会受到感染。人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把这六种东西加以排列组合，总起来给人一种深秋旅人早晨登程的荒寒寂寞的感觉，具有极浓的艺术感染力。主人是谁呢?根本没有说出，然而又唿之欲出。如果用印欧语系的富于形态变化的语言来重新加以改写，六种东西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主人”的关系，会清楚很多很多，然而其艺术感染力不也相对地会减少很多很多吗?原因我认为就是，这种明确了的关系会大大地限制读者的想像力的发挥，这对于审美活动是不利的。 陶东风在上引书中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之不可穷尽性和朦胧性，举出了两首短诗，连同它们的英译文。一首是唐卢纶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一首是唐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汉文原文时态不确定，人称不确定等等。一旦译成英文，这些东西都不可避免地要一一补齐，否则就不成其为文章。然而，这样一补，原文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也就丧失净尽，审美经验也就受到了影响。同样一首诗，两种语言产生了两种效果。 其对比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陶东风没有从模煳语言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把模煳理论引入，是我的做法。最近9年以来，我经常讲到一个问题：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综合的。所谓“综合”，主要是要强调“普遍联繫”和“整体概念”。从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中产生出来的文明或者文化，是有所不同的。表现在语言方面，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最典型的代表。一些语言学家在这方面作过一些探索。比如申小龙就有非常精闢的见解。在他所着的《中国句型文化》中，提出了焦点视与散点视的观点。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一种焦点视语言……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採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干。整个句子格局也就纲举目张。西方句子的这种样态，就像西方的油画一样，採用的是严格的几何形的焦点透视法。”在另一方面，“汉语句子的认知心理不是‘焦点’视，而是‘散点’视”。“汉语句子的思维不是採用焦点透视的方法，而是採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流水句的格局。这很像中国画的透视。”这观察是非常细緻而准确的。这个中国汉语的特点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它是从中国的思维模式产生出来的。我在上面已经说到，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程度不同的模煳性，而汉语则是模煳中之特别模煳者。 第18页 我再重复一遍：“模煳”一词绝没有任何贬义。我们毋宁说，这种模煳性更能反映语言的客观情况。 汉语这种模煳性和做诗与参禅有什么联繫呢? 我先谈作诗。诗人心中有了“情”，有了“意”，需要表达。但是古往今来的任何国家的任何诗人，不管多么伟大，也绝不可能言以尽意，总会碰到言不尽意的矛盾。他们只能把最精彩的东西保留在自己心中，成为千古重复了无数次的悲剧。谁也改变不了，而且永久也不会改变。这是说的作者。 从读者方面来说，审美经验也是极难确定的，换句话说就是相当模煳的。根据接受理论，其关系是作者→作品→读者;然后是读者→作品→作者，是一个倒转过来的读者与作者相互猜谜的活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几句非常精彩的分析：“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出必显。”这种猜谜活动，确实是异常模煳的。中国古人说：“诗无达诂”，可谓慨乎言之矣。 这样一来，模煳朦胧的语言，也许比明确清晰的语言，更具有魅力，更具有暗示的能力，更适宜于做诗，更能让作者和读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作为诗的语言，汉语在世界众语言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做诗，讲究“炼”字。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什么“红杏枝头春意闹”，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什么“云破月来花弄影”，什么“僧敲月下门”，等等，简直俯拾即是，为世界文学史中所仅见。这种情况是由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而汉语的特点又是与它的不分词类、没有时态等等语法特点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就是与它的模煳性分不开。 现在再谈参禅。当年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师徒二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辈凡人，实在弄不清楚。禅宗在中国兴起以后，最初是“不立文字”;到了后来，发展成“不离文字”。箇中消息，是颇值得参一参的。流传于许多《传灯录》中的所谓机锋，绝大部分是语言。从《祖堂集》到《五灯会元》，莫不皆然。这些机锋都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张中行先生怀着极大的勇气，居然把这些天书般的机锋整理成了11类。我真是非常佩服。我现在借花献佛，从中抄出几个来，给读者一点感性的认识： 云门海晏禅师——僧问：“如何是衲下衣事?”师曰：“如咬硬石头。”(《五灯会元》卷三) 幽溪和尚——问：“如何是祖师禅?”师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同上书，卷五) 抚州覆船和尚——僧问：“如来是佛?”师曰：“不识。”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莫谤祖师好!”(同上书，卷十) 庞蕴居士——后参马祖(道一)，问昌：“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同上书，卷三) 延寿慧轮禅师——僧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师曰：“不在外。”曰：“出匣后如何?”师曰：“不在内。”(同上书，卷八) 石头希迁禅师——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盘?”师曰：“谁将生死与汝?”(同上书，卷五) 清平令遵禅师——问：“如何是有漏?”师曰：“笊篱。”曰：“如何是无漏?”师曰：“木杓。”(同上书，卷五) 三平义忠禅师——讲僧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龟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么处?”(同上书，卷五) 金可观禅师——问：“从上宗乘如何为人?”师曰：“我今日未吃茶。”(同上书，卷七) 国清院奉禅师——问：“十二分教是止啼之义，离却止啼，请师一句。”师曰：“孤峰顶上双角女。”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释迦是牛头狱卒，祖师是马面阿旁。”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东壁打西壁。”(《五灯会元》，卷四) 保福可俦禅师——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云有青天水在瓶。”(同上书，卷八) 兴教唯一禅师——问：“如何是道?”师曰：“刺头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干屎橛。”(同上书，卷十) 中国禅宗机锋的例子，多得不得了。举出上面这一些来，可见一斑了。 这里也有一个接受过程。说话者→说出来的话→听者。然后，听者→说话者的话→说话者，倒转过来，以意逆志。听者猜到的谜，与说话者要说出来的谜，其间距离究竟有多大，那只有天晓得了。这同如来拈花，迦叶微笑一样，是永远摸不到底的。但是，只要说者认可，别人也就不必越俎代庖了。 这些机锋语言，看来五花八门;但是，据我看，纲只有一条，这就是中国汉语的模煳性。参禅斗机锋，本来就是迷离模煳的。再使用中国朦胧模煳的语言，可谓相得益彰了。在这里，我必须补充几句。对斗禅机来说，汉语的模煳性同做诗不完全一样。它不表现在语法形态上，而表现在内容含义上。然而其为模煳则一也。 写到这里，我可以回答我在上面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了：为什么禅宗独独在中国产生而又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做诗与参禅才产生了这样密切的关系?我们回答是，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汉字的模煳性。 表现在禅机方面的，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动作，比如当头棒喝，拈杖竖拂，直到画圆相，做女人拜，等等，等等。因与语言无关，我就不谈了。 文章就算写完了。义理非吾所好，亦非吾所长，只是阴差阳错，成了一只被赶上了架子的鸭子，实非所愿，欲罢不能，不得已而为之。我在文章开始时说到，与其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不如自己来跑上一趟。现在终于跑完了。张中行先生自谦是“禅外谈禅”。我毫不自谦是“野狐谈禅”。“野狐”是否能看到真正内行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呢?这就要请方家指正了。 1992年2月1日写完 第20章 漫话歷史题材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文艺界迎来了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许多被“四人帮”血口喷人诬陷打击的老作家恢復了名誉，振奋了心情，正在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从事写作，希望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好的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一批年轻的小将，思想本来就没有多少框框，正在斗志昂扬，勇闯禁区，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写出了一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眼前的文艺界确实一派大好形势，无论谁看到都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第19页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心有余悸，思想没有得到解放，前怕狼，后怕虎，活像小脚女人走路，同今天的形势，完全不能适应。甚至还有少数同志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望禁区而却步，谈帮派犹变色，无穷无尽的忧虑，数不完的清规戒律，这也不敢，那也不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开过，肯定了党的路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歷史转折时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完全不适应的。群众“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文艺工作者必须倾听群众的唿声，满足他们的愿望。 这里面问题很多，我只谈一谈文艺作品的题材问题。 同别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让“四人帮”给搞乱了。根据马列主义经典作者的意见，题材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限制的。主要问题是作者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这是决定一切的。但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叫嚷什么只准写13年，否则就棍子乱打，辫子乱抓，帽子乱扣，仿佛犯了弥天大罪。就算是写13年吧，他们又设置了种种障碍，又搞什么“三突出”，仍然是一系列的枷锁套在作家的脖子上，让人们喘不出气来。总之，“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就是扼杀一切文艺创作，只剩下他们的“样板”，只剩下他们的儒法斗争。 我现在想再把题材的范围缩小一下，缩到利用中外古代题材的问题上。 这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是不可想像的，没人敢谈的。连写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连写解放后17年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都不允许，更哪能谈利用中外古代的题材呢?但是世界各国文学史都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各国都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利用歷史资料而取得伟大的成绩的。在外国文学方面，我只举一两个例子，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英国的莎士比亚，大家都知道，他写过不少的歷史剧，一直到今天还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 也是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列的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也都利用歷史题材写过不少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称赞的剧本。除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以外，各国文学史上都有很多的大作家，不管是戏剧家，是诗人，还是小说家，都曾利用歷史题材写出了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欢迎而一直到今天还葆其青春活力的作品。 我现在再举一些中国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利用歷史题材的例子多不胜举。司马迁，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伟大的歷史学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写的一些《本纪》和《传》，实际上是借歷史人物的活动抒发自己的牢骚和愤懑，这些也都是文学作品。这当然同利用歷史题材来创作还稍有所不同，我不过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而已。 真正利用歷史题材来创作的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就是写的两个歷史人物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以后在宋代志怪及传奇文中，利用歷史题材的还有不少，比如宋朝乐史作的《杨太真外传》，就是利用杨贵妃的故事;《赵飞燕外传》利用汉赵飞燕的故事。宋代的话本，歷史题材更多，什么《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等等都是。 利用唐僧玄奘赴西天取经的故事以创作文学作品，自宋元就已开始。到了明朝遂有了《西游记》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也都可以说是歷史题材。而从元代起，戏剧取材于歷史的更是多得很，此风流传沿袭直至清代未衰。许多京剧或地方剧，题材都是从歷史上取来的。有的是国家大事，也有些是市井小事。这些事件都变得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过去许多不识字的老百姓之所以能够有一点中国歷史的知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剧、听剧。我们现在真正没法估计，中国旧剧在这方面究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近代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曾利用歷史题材写过一些小说，都收在《故事新编》里。鲁迅利用旧题材，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好多故事内容都经过了一番考证，比如《出关》和《採薇》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他用旧瓶盛新酒。他在这些小说中所表现的爱与憎，歌颂与讽刺，都是针对当前的人物和事件的，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一点也不含煳的。 我们为什么要利用歷史题材呢?我们今天的文艺当然要以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为主，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今天要写的题材多得很。我们要描绘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动人事件和英雄人物，藉以鼓励大家前进。我们要提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不可缺少的。我们也要大力歌颂像张志新烈士这样的英雄人物、优秀党员。 我们当然也要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必不可缺少的。但是仅仅这一些还是不够的。文艺的生命在于丰富多彩，单调是文艺的大敌。仅仅用一种题材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提倡风格多样化，形式多样化，体裁多样化，也要提倡题材多样化。正如吃饭一样，天天吃同样的东西，是会倒胃口的。天天是“阳春白雪”，不行;天天是“下里巴人”，也不行。因此古代歷史题材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它同现代、当代的题材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表面不同，实则一致，它除了给人以艺术享受外，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歷史知识，帮助人民总结歷史经验，丰富人民的智慧，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帮助人民从歷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分清是非，辨别邪正。像包拯、海瑞一样的清官，今天不正在受到一些老百姓的欢迎吗? 利用歷史题材，并不等于写歷史。我们当然不能歪曲歷史，但也不必斤斤计较歷史细节。题材是旧题材，思想内容却完全是新的思想内容。用句通俗的话就是“借题发挥”。借用歷史题材抒发自己的感情。歷代利用歷史题材的诗歌、小说、戏剧，抒发出来的感情都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关键是作者，题材不是关键。鲁迅先生说：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08页;《革命文学》，1927年)。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我们首先都要争取做一个“革命者”，一个“斗争者”。只要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我们不妨提倡一下利用歷史题材写诗，写小说，编剧本，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迎来一个比现在更为光辉灿烂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 1979年6月30日 第21章 日记贵在无雕饰 第20页 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写什么《自传》。可是也曾想到过：如果写的话，就把一生分为八段。《留德十年》是其中一段，《牛棚杂忆》是其中另一段，这都已写成出版了。如果再写的话，就是清华求学的四年，因为我自己的成长是与清华分不开的。但也只是想了想，并没有真正动笔，一直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想把已经出过二十四卷的《季羡林文集》继续编纂下去，准备先编四五本。我已经把《学海泛槎》(学术回忆录)交给了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鸣华先生。但此书只有十几万字，如编出一卷，显得太单薄。我于是想到了清华求学的四年。我原来是想动手写的，再写上十几万字，二者凑齐了，可得三十余万字，成为一卷，像个样子了。 我找出了“文革”抄家时抄走的后来又还回来的日记，把前四本拿了出来，仔细看了看，面生可疑，好像不是出于自己之手。大概七十多年前日记写出来后从未再看过。我虽然携它走遍了半个地球，却是携而未读。今天读起来，才知道，我记日记自1928年起，当时我17岁，正值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家居。到了次年，我考上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日记就中止了。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后前两年，也没有记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我说不出。为什么又停写?我说不出。为什么又提笔开始写?我也说不出。好在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与国家大事无关的事情，就让它成为一笔煳涂帐吧。 可是现在却成了问题。我要写回忆清华读书四年的经歷，日记却缺了前两年的，成了一只无头的蜻蜓。虽然这两年的事情我还能回忆起来，而且自信还能相当准确，我还没有患上老年痴呆症;可是时间的细节却无从回忆了。这是颇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我仔细读了读这两年的日记，觉得比我最近若干年写的日记要好得多。 后者仿佛记流水帐似的，刻板可厌，间有写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的地方，但不是太多。前者却写得比较丰满，比较生动，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我有点喜欢上了这一些将近70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子时写的东西。我当时已经在全国第一流的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书评之类的文章，颇获得几个文坛上名人的青睐。但是，那些东西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在有意无意间，有点忸怩作态，有点做作。日记却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有像李越缦写日记时的那些想法。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髮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 这一爱不打紧，它动摇了我原来的想法。我原来是想用现在的笔，把清华四年求学的经歷，连同感情和牢骚，有头有尾地，前后一贯地，精雕细琢地，像《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那样，写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算是我的《自传》的又一段。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再写了。我想就把我的日记原文奉献给读者，让读者看一看我写文章的另一面。这样会更能加深读者对我的了解，对读者，甚至对我自己都是有好处的。我把我这个想法告诉了李玉洁和吴鸣华，他们也都表示同意。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但是，这里又来了问题。在过去，奉献日记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日记原文抄去，像别的书稿那样，交出版社排印出版。把原文中的错字、别字都加以改正，漏掉的则加以补充。换句话说，就是稍稍涂点脂抹点粉，穿着整齐，然后出台亮相。另一种做法是把原文照相影印，错别字无法改，漏掉的字无法填，这就等于赤条条地走上舞台，对作者是有些不利的。我经过反覆考虑，决定採用后者，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至于错别字，我写了一辈子文章，到了今天已经寿登耄耋，一不小心，还会出错。70年前，写上几个错别字，有什么可怪呢?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想做一下“君子”。 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当年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简化字，写的都是繁体，今天的青年读起来恐怕有些困难。但是，我一向认为，今天的青年，如果想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如果想做一点学问的话，则必须能认识繁体字。某人说的“识繁写简”一句话是极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把简化字推广到什么程度，绝不能把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都简体化了，那是无法想像的事。读点繁体字的书是事出必要，理有固然的。我的日记在这方面对青年们或许有点帮助的。 以上就是我影印日记的根由。 2001年11月23日 第1章谈谈“炼话”在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在人民的语言和学者的着作里，都包含着许多非常精闢的话，这些话虽然短，但含义深刻，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据鲁迅先生说，有的地方老百姓把这种话称做“炼话”，意思就是“精炼的话”。在中国学者的着作中，有时称做“嘉言”，有时称做“隽语”，也可以叫做“名言”或“谚语”。欧美许多国家把收集炼话的书称做“智慧”，比如中国炼话，德国人称之为die chinesische weisheit，英美人称之为the chinese wisdom。我认为，这种名称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这些炼话，这些嘉言或名言，确实是一个民族在过去漫长的歷史上智慧的结晶或者总结。 不管哪一个国家，也不管哪一个时代，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中，在社会生活中，在处理自己的学习与工作时，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得到了一些教训，把这些经验与教训，归纳起来，加以精练，结果就形成了一些炼话。有些炼话，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长时间内，记录在一些学者们的着作中，流行于老百姓的口中，便利了对自然的斗争和阶级斗争，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加强了人民的道德修养。把这炼话称做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不是再恰当不过的吗?这些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也是很自然吗? 许多“名言”或者“隽语”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民，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些名言是在歷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必然带有时代的残痕，甚至阶级的残痕。有的名言，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按其全部内容来加以学习和使用。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很多名言，其精神却是一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和应用的，值得我们当作座右铭来激励自己，有时候也给自己敲敲警钟。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的。 那么外国的名言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民也有用吗?回答是肯定的。 有很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中产生的名言，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内容却完全或基本上相同。这就说明，我们常讲的两句话是有道理的：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想法或者说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中，互不相谋地得出来。因此，不但自己民族古代的谚语，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工作很有裨益;外国的谚语亦然。我在这里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第21页 中国古人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德国人说： gebrauchter pfiug blinkt. (使用过的犁闪闪发光) stehendes wasser stinkt. (静止不流的水又臭又脏) 中国古人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英国人说： time flies away without dy. (时间飞驶，绝不停留)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take time while time is，for time will fly away. (时间还在时，要利用它，因为时间要逝去) 德国人说： zeit ist geld. (时间就是金钱) benutze den tag. (利用时光) die zeit l uft hinweg wle wasser. (时光流逝如水) 法国人说： le temps vaut argent. (时间就是金钱) metsaprofit le jour pr sent. (利用当前的一天) 这种例子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用不着在这里再举了。高尔基说过：“谚语和歌曲总是简短的，然而在它里面却包含着可以写出整部书来的智慧和感情。”他这句话不但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中国，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高尔基讲的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上面举的那几个简单的例子，尽管产生于异时异地，但是谁能否认它们今天对于我们还是非常有用的呢? 根据上面陈述的理由，我觉得，编辑这样一本《名言大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今天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很多名言对于鼓舞我们的斗志、增强我们的信心是很有用处的。 1983年 第22章 好书的标准 本书的作者池田大作名誉会长，译者卞立强教授，以及本书一开头就提到的常书鸿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同他们的友谊，有的已经超过了四十年，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年了，都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我尊敬他们，我钦佩他们，我喜爱他们，常以此为乐。 池田大作名誉会长的着作，只要有汉文译本(这些译本往往就出自卞立强教授之手)，我几乎都读过。现在又读了他的《人生箴言》。可以说是在旧的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了解。在旧的钦佩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钦佩，我更以此为乐。 评断一本书的好与坏有什么标准呢?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能为一般人都接受的标准还是有的。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几项：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类似的标准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上面这一些也就够了。统而言之，能达到问题的前一半的，就是好书。否则，若只能与后一半相合，这就是坏书。 拿上面这些标准来衡量池田大作先生的《人生箴言》，读了这一本书，谁都会承认，它能鼓励人前进;它能给人乐观精神;它能增加人的智慧;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它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它能给人以力量;它能鼓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它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总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它能帮助人明辨善与恶，明辨是与非;它能帮助人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不致迷失方向。 因此，我的结论只能是：这是一本好书。 如果有人认为我在上面讲得太空洞，不够具体，我不妨说得具体一点，并且从书中举出几个例子来。书中许多精闢的话，洋溢着作者的睿智和机敏。作者是日本蜚声国际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宗教活动家。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芒。读这样的书，真好像是走入七宝楼台，发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又好像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本书中的第一段话，就值得我们细细地玩味：“我认为人生中不能没有爽朗的笑声。”第二段话：“我希望能在真正的自我中，始终保持不断创造新事物的创造性和为人们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社会性。”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态度，真可以振聋发聩!我自己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特别欣赏这一段话：“‘老’的美，老而美——这恐怕是比人生的任何时期的美都要尊贵的美。老年或晚年，是人生的秋天。要说它的美，我觉得那是一种霜叶的美。”我读了以后，陡然觉得自己真“美”起来了，心里又溢满了青春的活力。这样精彩的话，书中到处都是，我不再作文抄公了。读者自己去寻找吧。 现在正是秋天。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就在我的窗外。案头上正摆着这一部书的译稿。我这个霜叶般的老年人，举头看红叶，低头读华章，心旷神怡，衰颓的暮气一扫而光，提笔写了这一篇短序，真不知老之已至矣。 1994年11月8日 第23章 记者要讲真话 记者这个行当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报纸和杂志，记者才能出现。 我没有读过《新闻学概论》一类的书籍，不知道怎样给“记者”下定义。 查一查词典，上面写的是“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採访新闻和写通讯报导的专职人员”。我个人觉得，这样写未免有点太实了，我想把它抽象化一点，写得虚一点。我认为，记者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的作用是传递信息，增强人们间、特别是政府与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以便向着一个目标共同前进。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官员们制定对内、对外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一定都立即为人民所理解。这里就需要记者的中介，他们应该比一般老百姓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要启迪群众，教育群众。这样一来，记者的重要作用就昭然若揭了。 在中国古代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笼罩下，最高统治者所施行的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能“由之”，而不能“知之”。看来老百姓也没有“知”的愿望，他们只是“顺帝之则”，只要能活下去，就心满意足了。皇帝老爷子也设有充当花瓶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们记的言和事，大概都是报喜不报忧，换句话说，就是只讲谎言，不讲实话。 否则脑袋就会不稳。我在上面说的“花瓶”，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意想中的观者上有天老爷、皇帝的老子，下有后世的子孙万代。 在普遍说谎的情况下，倘有一个说了点实话，他就会立即成为名人，先秦时代晋国的董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名垂青史，一直到现在，还常有人提到他。董狐当然不是记者，但在某一点上，他有与记者共同之处。 第22页 到了近代，中国也有了报纸，因而也有了记者。同社会上其他职业阶层一样，新闻记者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而是五花八门的。如果拿说真话和说假话来作一个标准来区分记者的话，我觉得约略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敢说切中要害的真话的记者，这是极少数;第二类，真话假话都说的记者，真话假话都由于认识的水平而决定，真话也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是大多数;第三类，只说假话的记者，这也是极少数。第一类会冒极大的风险，甚至能丢掉性命。民国初期的邵飘萍和林白水是典型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反右时期，有几位知名的记者被划为右派，又是一些例证。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比较安全。然而他们对人民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能教育人民、启迪人民吗? 我在上面说了很多真话和假话。作者在《自序》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师乔冠华教导他不说假话。我觉得，在这里，必须对真话和假话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但仍然难免笼统的界定。顾名思义，真话或者实话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反之就是假话，看起来十分简单明了。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的真相併不是容易求索的。只能根据自己求索的水平来讲话，这就算是真话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的问题。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夸大风吹满神州大地的时候，有人说，一亩地可以产十万斤粮食。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但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亩产量扶摇直上。报纸和记者也不甘落后，大肆报导。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天才，也绝不是傻瓜。我当时相信不疑。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根据我的理解水平，我会如实地报导。我自信说的是真话。但是，这种真话符合实际情况吗?可是在我主观想法上，它绝不是假话。这样一来，真话和假话拿什么标准来界定呢? 我在上面仅仅举了一个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来。我只好请求读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了。 真话和假话的标准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如此地重要，而真话和假话的区分有时又会如此地难，这就对记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记者们必须具有极高的睿智，极大的辨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他们还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只有这样才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具有了这两个条件，下笔必有新意，才能有所依附，一枚带情的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说真话和说假话，心里才会有了底儿。我们过去和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者，未来所需要的仍然会是这样的记者。这样的记者是我们人民群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有福了! 张颜兄裒其旧所为文为一集，名之曰《记者无悔》索序于我，我对于记者这一行当所知不多，这真给我出了难题，言之无物，却之不恭。谨搜索枯肠，写成了上面这一些话。这简直等于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文。尚望张颜兄有以教我。 2001年3月10日 第24章 好的文艺无国界 史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大家想必都还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者说中国没有史诗。一些中国学者也从而附和之。其中有西方人的偏见;但也有我们中国方面对自己的民族文学遗产了解得还不够这个原因。感谢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们，他们陆续发现了几部中国史诗，无论是从长度来看，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深刻来看，都不比西方的史诗逊色，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之。 史诗同神话有密切联繫。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希腊神话具有永恆的魅力。换句话说，史诗具有永恆的魅力。这里就有了问题。一些学者不是热衷于宣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如果这两句诗能成立，哪里能有什么“永恆的魅力”呢?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史诗都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至今仍以不同的形式流行于各自国家的民间，而且还传到国外去。这就是实践，它检验出来的真理是：史诗具有永恆的魅力。 文艺是有国界而又无国界的。在最初，文艺必须产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这就是有国界。但是，一旦产生，就必然流行与传播。越是好的文艺，流行就越广。坏的文艺则是蟪蛄不知春秋。好文艺流行的速度之快和地域之广是十分惊人的。长江、大河、高山、峻岭，浩瀚的大海、辽阔的沙漠，都阻挡不住。这就是无国界。 文艺为什么会能没有国界呢?从文化交流的规律来看，给予者所给予的东西必须对接受者有用，然后才能被接受。没有用的东西，即使是暂时被接受，迟早会被扬弃的。好的文艺对给予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因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好的文艺能增强人的智慧，能陶冶人的性灵，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这样好的东西，不管它原来产生在什么地方，一旦产生，必然传出国界和民族的界限，被那里的人民所接受。 史诗显然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它在世界上，在人民间、在民族间的广泛流传可以为证。但是，史诗的原文、结构都非常繁复，辞藻都非常堆砌，一般人欣赏起来，会有极大的困难。许多国家往往把史诗从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加以简化，然后才得以流传。 现在，吉林省摄影出版社，独具慧眼，把中外的十大史诗，用文字说明和图画并举的形式，编成了这一套《世界十大史诗画库》，主要是想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十大史诗中，中国占了三部，这样就纠正了过去的偏颇，同时又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我相信，它必然会受到广泛的欢迎的，在欣慰之余，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4年2月6日 第25章 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写作经歷 在新育小学三年，斑斓多彩，内容异常丰富。 我是不喜欢念正课的。对所有的正课，我都採取对付的办法。上课时，不是玩小动作，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儿，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柳成荫，秋天风卷落叶，冬天白雪皑皑。旧日有一首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可以为我写照。 当时写作文都用文言。语言障碍当然是有的。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样起头。老师出的作文题写在黑板上，我立即在作文簿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下面就穷了词儿，仿佛永远要“生”下去似的。以后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竟一辈子舞笔弄墨。逐渐体会到，写文章是要讲究结构的，而开头与结尾最难。这现象在古代大作家笔下经常可见。然而，到了今天，知道这种情况的人似乎已不多了。也许有人竟以为这是怪论，是迂腐之谈，我真欲无言了。有一次作文，我不知从什么书里抄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句子通顺，受到了老师的赞扬。可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愧悔有加。在今天，这也可能算是文坛的腐败现象吧。可我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文坛，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完全为了好玩儿。但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才愧悔，从那以后，一生中再没有剽窃过别人的文字。 第23页 …… 有一年秋天，新育小学组织全校学生游开元寺。 开元寺是济南名胜之一，坐落在千佛山东群山环抱之中。这是我经常来玩的地方。寺上面的大佛头尤其着名，是把一面巨大的山崖雕凿成了一个佛头，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四川的乐山大佛，但是在全国的石雕大佛中也是颇有一点名气的。从开元寺上面的山坡上往上爬，路并不崎岖，爬起来比较容易。爬上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佛头下。据说佛头的一个耳朵眼里能够摆一桌酒席。我没有试验过，反正其大可想见了。从大佛头再往上爬，山路当然更加崎岖，山石当然更加亮滑，爬起来颇为吃力。我曾爬上来过多次，颇有驾轻就熟之感，感觉不到多么吃力，爬到山顶上，有一座用石块垒起来的塔似的东西。从济南城里看过去，好像是一个橛子，所以这一座山就得名橛山。同泰山比起来，橛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在济南南部群山中，橛山却是鸡群之鹤。登上山顶，望千佛山顶如在肘下，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慨了。 可惜的是，这里一棵树都没有，不但没有松柏，连槐柳也没有，只有荒草遍山，看上去有点童山濯濯了。 从橛山山顶，经过大佛头，走了下来，地势渐低，树木渐多，走到一个山坳里，就是开元寺。这里松柏参天，柳槐成行，一片浓绿，间以红墙，仿佛在沙漠里走进了一片绿洲。虽然大庙那样的琳宫梵宇，崇阁高塔在这里找不到;但是也颇有几处佛殿，佛像庄严。院子里有一座亭子，名叫静虚亭。最难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泓泉水，在东面石壁的一个不深的圆洞中。水不是从下面向上涌，而是从上面石缝里向下滴，积之既久，遂成清池，名之曰秋棠池，洞中水池的东面岸上长着一片青苔，栽着数株秋海棠。泉水是上面群山中积存下来的雨水，汇聚在池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泉水甘甜冷冽，冬不结冰。庙里住持的僧人和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从泉中取水喝。用此水煮开泡茶，也是茶香水甜，不亚于全国任何名泉。有许多游人是专门为此泉而来开元寺的。我个人很喜欢开元寺这个地方，过去曾多次来过。这一次随全校来游，兴致仍然极高，虽归而兴未尽。 回校后，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游开元寺记》，举行全校作文比赛，把最好的文章张贴在教室西头走廊的墙壁上。前三名都为从曹州府来的三位姓李的同学所得。第一名作文后面老师的评语是“颇有欧苏真气”。我也榜上有名，但却在八九名之后了。 …… 在我读小学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 ……我不但在家里偷看，还把书带到学校里去，偷空就看上一段。校门外左手空地上，正在施工盖房子。运来了很多红砖，摞在那里，不是一摞，而是很多摞，中间有空隙，坐在那里，外面谁也看不见。我就搬几块砖下来，坐在上面，在下课之后，且不回家，掏出闲书，大看特看。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仿佛就在我跟前晃动，我似乎也参与其间，乐不可支。 到脑筋清醒了一点，回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常常挨数落。 这样的“闲书”，我看得数量极大，种类极多。光是一部《彭公案》，我就看了四十几遍。越说越荒唐，越说越神奇。到了后来，书中的侠客个个赛过《西游记》的孙猴子。但这有什么害处呢?我认为没有。除了我一度想练“铁沙掌”以外，并没有持刀杀人，劫富济贫，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危害社会。不但没有害处，我还认为有好处。记得鲁迅先生在答覆别人问他怎样才能写通、写好文章的时候说过，要多读多看，千万不要相信《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现在，对小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同在别的方面一样，管得过多，管得过严，管得过死，这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方法。“无为而治”，我并不完全贊成，但“为”得太多，我是不敢苟同的。 …… 我考入正谊中学，录取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我只待了两年半，初中就毕业了。毕业后又留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一。杜老师就是在这个时候教我们班的，时间是1926年，我15岁。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与描绘风景抒发感情有关。我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带有骈体文味道的作文。我在这里补说一句：那时候作文都是文言文，没有写白话文的。我对自己那一篇作文并没有沾沾自喜，只是写这样的作文，我还是第一次尝试，颇有期待老师表态的想法。发作文簿的时候，看到杜老师在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等于他重新写了一篇文章。他的批语是：“要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短短一句话，可以说是正击中了我的要害。 古文我读过不少，骈文却只读过几篇。这些东西对我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彭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等等一类的武侠神怪小说。这些东西被叔父贬为“闲书”，是禁止阅读的，我却偏乐此不疲，有时候读起了劲儿，躲在被窝里利用手电筒来读。我脑袋里哪能有多少古典呢?仅仅凭着那几个古典和骈文日用的词句就想写“花样文章”，岂非是一个典型的癞蛤蟆吗?看到了杜老师批改的作文，我心中又是惭愧，又是高兴。惭愧的原因，用不着说。高兴的原因则是杜老师已年届花甲竟不嫌麻烦这样修改我的文章，我焉得不高兴呢? …… 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春季始业的高中待了半年，秋天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一年级。 在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教国文的教员是王崑玉老师。 王老师上课，课本就使用现成的《古文观止》。不是每篇都讲，而是由他自己挑选出来若干篇，加以讲解。文中的典故，当然在必讲之列。而重点则在文章义法。他讲的义法，基本是桐城派，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老师选讲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长传》。讲完后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读(徐文长传)书后》。 我从小学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变。我仿佛驾轻就熟般地写了一篇“书后”，自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意竟获得了王老师的青睐，定为全班压卷之作，评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当然很高兴。我不是一个没有虚荣心的人，老师这一捧，我就来了劲儿。于是就拿来韩、柳、欧、苏的文集，认真读过一阵儿。实际上，全班国文最好的是一个叫韩云鹄的同学，可惜他别的课程成绩不好，考试总居下游。王老师有一个习惯，每次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占用一些时间，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排列是有顺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后。作文后面都有批语，但有时候他还会当面说上几句。 第24页 我的作文和韩云鹄的作文总是排在最后一二名，最后一名当然就算是状元，韩云鹄当状元的时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总是被我们俩垄断，几乎从来没有过例外。 …… 济南北园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每到春秋佳日，风光更为旖旎。最难忘记的是夏末初秋时分，炎夏初过，金秋降临。和风微凉，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课以后，同学们大都走出校门，到门前荷塘边上去散步，消除一整天学习的疲乏。其时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凄迷，荷香四溢。如果我是一个诗人的话，定会好诗百篇。可惜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诗人，只空怀满腹诗意而已。王崑玉老师大概也是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散步的。他抓住这个机会，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夜课后闲步校前溪观捕蟹记》。我生平最讨厌写说理的文章。对哲学家们那一套自认为是极为机智的分析，我十分头痛。除非有文采，像庄子、孟子等，其他我都看不下去。我喜欢写的是抒情或写景的散文，有时候还能情景交融，颇有点沾沾自喜。王老师这个作文题目正合吾意，因此写起来很顺畅，很惬意。我的作文又一次成为全班压卷之作。 …… 写到这里，我想写几句题外的话。现在的儿童比我们那时幸福多了。 书店里不知道有多少专为少年和儿童编着的读物，什么小儿书，什么连环画，什么看图识字，等等，印刷都极精美，插图都极漂亮，同我们当年读的用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一类的“闲书”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当年也有带画的“闲书”，叫做绣像什么什么，也只在头几页上印上一些人物像，至于每一页上上图下文的书也是有的，但十分稀少。我觉得，今天的少儿读物图画太多，文字过少，这是过低估量了少儿的吸收能力，不利于他们写文章，不利于他们增强读书能力。这些话看上去似属题外，但仔细一想也实在题内。 我觉得，我由写文言文改写白话文而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顺手，与我看“闲书”多有关。我不能说，每一部这样的“闲书”，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笔。但是，一般说起来，文章都是文从字顺，相当流利。而且对文章的结构也十分注意，绝不是头上一榔头，屁股上一棒槌。 此外，我读中国的古文，觉得几乎每一篇流传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文章在结构方面都十分重视。在潜移默化中，在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无论是写文言文，或是写白话文，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结构，要层次分明，要有节奏感。对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特别注意。开头如能横空出硬语，自为佳构;但是，貌似平淡也无不可，但要平淡得有意味。让读者读了前几句必须继续读下去。结尾的诀窍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余味更美。到了今天，在写了七十多年散文之后，我的这些意见不但没有减退，而且更加坚固，更加清晰。我曾在许多篇文章中主张惨澹经营，反对松松垮垮，反对生造词句。我力劝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作家多读些中国古文和中国过去的小说;如有可能，多读些外国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 我这种对文章结构匀称的追求，特别是对文章节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语破的点破的是董秋芳老师。在一篇比较长的作文中，董老师在作文簿每一页上端的空白处批上了“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的批语。他敏锐地发现了我作文中的节奏，使我惊喜若狂。自己还没能意识到的东西，启蒙老师一语点破，能不狂喜吗?这一件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 我的作文，董老师大概非常欣赏，在一篇作文的后面，他在作文簿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有几句话是：“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几句话，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荣誉感。虽然我在高中毕业后在清华学习西洋文学，在德国治印度及中亚古代文学，但文学创作始终未停。我觉得，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济互补，身心两利。所有这一切都同董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终生不忘。 1998年8月25日写完 第26章 我的处女作 哪一篇是我的处女作呢?这有点难说。究竟什么是处女作呢?也不容易说清楚。如果小学生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处女作的话，那我说不出。如果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处女作的话，我可以谈一谈。 我在高中里就开始学习着写东西。我的国文老师是胡也频、董秋芳(冬芬)、夏莱蒂诸先生。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比较知名的作家，对我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写过一些东西，包括普罗文艺理论在内，颇受到老师们的鼓励。从此就同笔墨结下了不解缘。在那以后五十多年中，我虽然走上了一条与文艺创作关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积习难除，至今还在舞笔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宁。当时的作品好像没有印出来过，所以不把它们算做处女作。 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来上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系。但是只要心有所感，就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往往写一些可以算是散文一类的东西。第一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我19岁离家到北京来考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样长的路，而且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情况反映到我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我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初到北京，什么东西都觉得新奇可爱;但是心灵中又没有余裕去爱这些东西。当时想考上一个好大学，比现在要难得多，往往在几千人中只录取一二百名，竞争是异常激烈的，心里的斗争也同样激烈。因此，心里就像是开了油盐店，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但是美丽的希望也时时向我招手，好像在眼前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玫瑰花园，奼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住我，久久难忘，永远难忘。大学考取了，再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但是对这心情的忆念却依然存在，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一篇短文：《枸杞树》。 这一篇所谓处女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同我后来写的一些类似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研究起来，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有的，首先就表现在这篇短文的结构上。所谓结构，我的意思是指文章的行文布局，特别是起头与结尾更是文章的关键部位。文章一起头，必须立刻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牢牢捉住，让他非读下去不可，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这种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颇为不少的。我曾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段有关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写《相州画锦堂记》的记载。大意是说，欧阳修经过深思熟虑把文章写完，派人送走。但是，他忽然又想到，文章的起头不够满意，立刻又派人快马加鞭，追回差人，把文章的起头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自己觉得满意，才又送走。 第25页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宋朝另一个大文学家苏轼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起头两句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古文观止》编选者给这两句话写了一个夹註：“东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数十遭，忽得此两句，是从古来圣贤远远想入。”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我现在暂时不举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是以多么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文章的起头的。 至于结尾，中国文学史上有同样着名的例子。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唐代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这一首诗的结尾两句话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让人感到韵味无穷。只要稍稍留意就可以发现，古代的诗人几乎没有哪一篇不在结尾上下功夫的，诗文总不能平平淡淡地结束，总要给人留下一点余味，含吮咀嚼，经久不息。 写到这里，话又回到我的处女作上。这一篇短文的起头与结尾都有明显的惨澹经营的痕迹，现在回忆起来，只是那个开头，就费了不少工夫，结果似乎还算满意，因为我一个同班同学看了说：“你那个起头很有意思。”什么叫“很有意思”呢?我不完全理解，起码他是表示同意吧。 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与这篇短文有关，应该在这里提一提。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l.p.smith的文章，名叫《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华北日报·副刊》上。这篇文章的结构有一个特点。在第一段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是那个小城留给观者的一个鲜明生动的印象。到了整篇文章的结尾处，这一句话又出现了一次。我觉得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在写《枸杞树》的时候有意加以模仿。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写抒情散文(不是政论，不是杂文)，可以尝试着像谱乐曲那样写，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藉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幻想，我自己也尝试过几次。结果如何呢?我不清楚。好像并没有得到知音，颇有寂寞之感。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在形式方面标新立异者，颇不乏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极少有人注重形式，我认为似乎可以改变一下。 “你不是在这里宣传‘八股’吗?”我隐约听到有人在斥责。如果写文章讲究一点技巧就算是“八股”的话，这样的“八股”我一定要宣传。 我生也晚，没有赶上作“八股”的年代。但是我从一些清代的笔记中了解到“八股”的一些情况。它的内容完全是腐朽昏庸的，必须彻底加以扬弃。至于形式，那些过分雕琢巧伪的东西也必须否定。那一点想把文章写得比较有点逻辑性、有点系统性，不蔓不枝，重点突出的用意，则是可以借鑑的。写文章，在艺术境界形成以后，在物化的过程中注意技巧，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必须加以提倡。在过去，“八股”中偶尔也会有好文章的。上面谈到的唐代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就是试帖诗，是“八股”一类，尽管遭到鲁迅先生的否定，但是你能不承认这是一首传诵古今的好诗吗?自然，自古以来，确有一些名篇，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一点也没有追求技巧的痕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很深的功力，很高的艺术修养。我们平常说的“返璞归真”，就是指的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这与率尔命笔，草率从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绝非我一个人的怪论，然而，不足为外人道也。 1985年7月4日 第27章 《牛棚杂忆》自序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6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 如果我真想报復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復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復、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绝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復，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復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衊。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绝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绝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復。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 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唿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粘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復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第26页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唆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衊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帐派，私立黑帐，准备日后打击报復。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 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1976年，我的书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16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头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 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着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居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帐，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 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别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第27页 1998年3月9日 第28章 我和东坡词 几年前的一段亲身经歷，至今回忆起来，歷歷如在目前;然而其中的一点隐秘，我却始终无法解释。 患了老年性白内障，要动手术。要说怕得不得了，还不至于;要说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也不是事实。坐车到医院去的路上，同行的人高谈阔论，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一点也不想参加。我静默不语，在半梦幻状态中，忽然在心中背诵起了苏东坡的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默诵完了一遍，再从头默诵起，最终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默诵了多少遍，汽车到了医院。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我为什么单单默诵东坡这一首词，我至今不解。难道它与我当时的处境有什么神秘的联繫吗? 在医院里住了几天，进行了细緻的体检，终于把我送进了手术室。主刀人是施玉英大夫，号称“北京第一刀”，技术精湛，万无一失，因此我一点顾虑都没有。但因我患有心脏病，为了保险起见，医院特请来一位心脏科专家，并运来极大的一台测量心脏的仪器，摆在手术台旁，以便随时监测我心跳的频率。于是我就有了两位大夫。我舒舒服服地躺上了手术台。动手术的右眼虽然进行了麻醉，但我的脑筋是十分清楚的，耳朵也不含煳。手术开始后，我听到两位大夫慢声细语地交换着意见，间或还听到了仪器碰撞的声音。一切我都觉得很美妙。但是，我又在半梦幻的状态中，心里忽然又默诵起宋词来，仍然是苏东坡的，不是上面那一首，而是： 缥缈红妆照浅溪，薄云疏雨不成泥。送君何处古台西。 废沼夜来秋水满，茂陵深处晓莺啼。行人肠断草凄迷。 我仍然是循环往復地默诵，一遍又一遍，一直到走下手术台。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我为什么偏偏又默诵起词来，而且又是东坡的。其原因我至今不解。难道这又与我当时的处境有什么神秘的联繫吗? 这样的问题，我无法解释。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要想求得一个答覆，也是有可能找得到的。 我不是诗词专家，只有爱好，不懂评论;可是读得多了，管窥蠡测，似乎也能有点个人的看法。现在不妨写了出来，供大家品评。 中国词家一向把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每一派中的诸作者也都各有特点，不完全是一个模样。在婉约派中，我最喜欢的是李后主、李易安和纳兰性德。在豪放派中，我最欣赏的是苏东坡。 原因何在呢? 我想提出一个真正的专家学者从来没有提过的肯定是野狐谈禅的说法。 为了把问题说明白，我想先拉一位诗人来作陪，他就是李太白。我个人浅见认为，太白和东坡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两位最有天才的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俩共同的特点是：为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文不加点，倚马可待。每一首诗词，好像都是一气呵成，一气流转。他们写的时候，笔不停挥，欲住不能;我们读的时候，也是欲停不能，宛如高山滑雪，必须一气到底，中间绝无停留的可能。这一种气或者气势，洋溢充沛在他们诗词之中，霈然不可抗御。批评家和美学家怎样解释这个现象，我不得而知，这现象是明明白白地存在着的，我则丝毫也不怀疑。 我在下面举太白的几首诗，以资对比：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你无论读上面哪一首诗，你能中途停下吗?真仿佛有一股力量，一股气势，在后面推动着你，非读下去不行，读东坡的词，亦復如是。这就是我独独推崇东坡和太白的原因。 这种想法，过去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过，它埋藏在我心中有年矣。白内障动手术是我平生一件大事，它触动了我的内心，于是这种想法就下意识地涌出来，东坡词适逢其会自然流出了。 我的文艺理论水平低，只能说出，无法解释，尚望内行里手有以教我。 2000年3月20日 第29章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自己也是一个喜欢舞笔弄墨的人，常常写点所谓散文。古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也并不能例外。但是有一点差堪自慰的是，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我并不认为自己所有的文章都好。大概估算起来，我喜欢的只不过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已。为什么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呢?是好是坏自己什么时候才知道呢?自己喜欢的同读者喜欢的是否完全一致呢?这是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举一篇散文：《春归燕园》来说明一下。 这是一篇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是在1978年秋末冬初写成的。为了说明问题，必须回到16年前去。在这一年春天，我写了一篇《春满燕园》。这一篇短文刊出后，获得了意料之中的又似乎出乎意料的好评和强烈的反应。 我的学生写信给我，称赞这一篇东西。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中选了它当教材。以后有几年的时间，每年秋天招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东西。 这一篇东西是在什么心情支配下写成的呢? 这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的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是越来越“左”。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煳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 三年饥馑。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是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个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地温暖。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宾的任务特别繁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临湖轩去一趟。当时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 家家桃李艷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 留得春光过四时 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两句诗。我有时到早了，外宾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味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真是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我又想到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就写成了那一篇《春满燕园》。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第28页 但是，还没有等我的喜悦之情消逝，社会上又开始折腾起来了。“极左”的东西又开始抬头。到了1966年就出现了人类歷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悲剧：所谓“文化大革命”。有不小的一部分人，人类的理智丧尽了，荒谬绝伦的思想方式和逻辑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国歷史上最糟糕的糟粕;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造谣污衊、罗织诬罔的刀笔吏习气成了正统。古人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更确切地说是绝大的蠢材)发明了，只要是“春”字就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期，喜欢而且歌颂春天是人类正常的感情，现在却视“春天”为蛇蝎，可见这一场“革命”违背人情，扰乱天理到了什么程度!谁要是歌颂春天，谁就是歌颂资本主义。谁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谁就是想搞资本主义復辟。我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还要“春满燕园”，还要春光永在，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1966年6月4日我从“四清”的基地奉召回到北大参加“革命”。第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内容是我上面说的这一些。我当时的政治觉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一份大字报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十分别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苍蝇似的，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徵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状”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里面提到学生的晨读。在“英雄们”的词彙中，这叫做“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我也完全不能理解，学校之所以要开办，就是让人们来念书，来研究，在学校里为什么一提倡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哼”了一声。然而就是这发生在十分之一秒钟内的一“哼”，也没有逃过“革命小将”的注意，他们给我记下了一笔帐，把这一“哼”转变为继续批判我的弹药。我这个人属于“死不改悔”那一类。等到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着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的时候，我的罪名就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几乎都给我戴上。从那以后，经过了上百次的批斗，我的罪名多如牛毛，但是宣传资本主义復辟和业务挂帅成了药中的甘草，哪一次批斗也缺不了它。 以后是漫长的黑暗的十年。在这期间，我饱经忧患，深深地体会到古人所谓世态炎凉的情况，我几乎成了一个印度式的“不可接触者”。我在牛棚里住过八个月，放出来后，扫过厕所，掏过大粪，看过电话，当过门房，生活介于人与非人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还没有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印度神话中的陀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处)，他是我们“史无前例的”什么“革命”制造成的，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来说，是并不光彩的。这种滋味没有亲身尝过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亲身尝过了，而且尝了几年之久，我总算是“不虚此生”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写上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把“中间人物”这个典型，描绘出来，这必然会大大地丰富世界文学。 我是不是完全绝望了呢?也不是的。有一度曾经绝望过，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我只是迷惑不解，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竟然疯狂卑劣到比禽兽还要低的水平呢? 我说没有完全绝望，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对于我自己，我的希望已经不多。我常常想：我这一生算是玩完了。将来到农村里一个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了此一生。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我眼前还有点光明，我痴心妄想，觉得这样一个民族绝不会就这样堕落下去。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嘴里往往低声念着雪莱的诗： 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了歌颂春天，吃够了苦头，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死硬派”，即使我处在“中间状态”，我想到的仍然是春天，不管多少“人”讨厌它，它总是每年一度来临大地，绝不迟到，更不请假。我仍然相信雪莱的话，我仍然相信，春天是会来到的。 到了1976年，晴天一声霹雳，“四人帮”垮台了。这一群人中败类终于成为人民的阶下囚。昔日炙手可热的威风一扫而尽。有道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男女老少拍手称快，买酒相庆。当时正是深秋时分，据说城里面卖螃蟹的人，把四个螃蟹用草绳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坏，抢购一空。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致勃勃。 我深深体会到，人心向背，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歷过。我们的人民不一定都知道“四人帮”的内幕。但是他们那种倒行逆施，荒谬绝伦的行径，人民是看在眼里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谣言、流言或者传说，不一定都是事实，但是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情绪。有一条古今中外普遍能应用的真理：人民不可侮。可惜，“四人帮”，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绝不可能理解这个真理的。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难免最后的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至于我自己，“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我那种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但是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曾对我说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从整个社会的气氛上，从人们对我的态度上，从人们逐渐有的笑容上，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有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中。 从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国从不安定团结慢慢到安定团结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一句话，是我摆脱中间状态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同旧我决裂变成新我，也可以说是从坏人向好人转变，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现在感到自己确实是重新做人了，但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义，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义。从不可接触者转变为可以接触者，从非人转变为一个人，我觉察到，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着，过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过去的受压者抬起了头，人们对我的态度也从凉到炎。但也有过去打砸抢的所谓“革命小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 第29页 不管怎样，一切都变了。让我最高兴的是，我又有了恣意歌颂春天的权利，歌颂学生学习的权利，歌颂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权利，总之一句话，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这个权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捨弃，我那内心激盪的情绪也不允许我捨弃，我终于写成了《春归燕园》。 《春归燕园》是1978年深秋写成的。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气氛已经有了更大的改变。凭我的直觉，我感到春天真正来临了。 可是眼前真正的季节却是深秋。奼紫嫣红的景象早已绝迹，连“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都已经过去，眼里看到的是黄叶满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风劲吹，耳朵里听到的是长空雁唳。但是我心中却溢满了春意。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有意再走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我绕未名湖走了一周，看到男女大孩子们在黄叶林中，湖水岸边，认真地读着书，又能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復迴荡。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的标籤，今天也恢復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我想到“四人帮”其性与人殊，凡是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鲜花等等，他们都憎恨，有的简直令人难解。此时这一群丑类垮台了，人间又恢復了美好的面目。此时我心旷神怡，不但想到中国，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来，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慨。 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变为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唿，我要跳跃，我要尽情地歌颂春天了。 我自己感觉到，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已经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出来的那几个问题，现在通过十几年我的两篇短文的命运，都完全得到了答覆。我们喜欢写点东西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酝酿阶段，自己大概都觉得文章一定会很好，左思右想，梦寐求之，心里思潮腾涌，越想越觉得美妙无穷，于是拿起笔来，把心里酝酿的东西写在纸上。在写的过程中，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有的甚至临时灵感一来，想到许多以前从没有想到的东西，所谓神来之笔，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有的却正相反，原来想得很好，写起来却疙里疙瘩，文思涩滞。这样的文章写完了以后，自己绝不会喜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刚写完的文章，往往都觉得不错，有意放上几天之后，再拿出来一看，有的仍然觉得好，有的就觉得不怎么样。以上两篇文章都是属于当时自己觉得好的那一类。要问什么时候知道，我的答覆是，一写出来就知道。写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有这样的经验： 自己认为好的，读者也会认为是好的。换句话说，作者和读者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根据我的经验，恐怕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寸心之外，还有广大的人民之心，他们了解得更深刻、更细緻、更客观、更可靠。 上面我虽然写了这样多，但我绝不是认为这两篇东西都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文章。不说别人，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心里有一个文章的标准。我追求了一辈子这个标准，到现在还是没有达到。比如山色，远处看着很美妙，到了跟前，却仍然是平淡无奇。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追求的心不敢或弛。我希望我将来有朝一日能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 1986年7月29日于庐山 第30章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心头就涌起一种温馨甜蜜的感觉。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根源的，我这种感觉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学”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学。谈到作家，我对“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句舶来品气味很浓的话，颇不怀好感。我自己的灵魂还没有治理好，哪里有本领和闲情逸緻去关心别人的灵魂呢? 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什么作家。这样崇高的名称，我担当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让我在中学时就遇上了几位极其优秀的国文教员：教文言文写作的是王崑玉先生，教白话文写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频先生，于是我就同写作结上了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写点短文，搞点翻译。我一生治学虽多变化，总之是没有出语言、歷史、宗教的大范围。可是，不管我变向何方，写散文、搞翻译则始终没变，可谓一以贯之了。 在清华读书时，我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竟同系别不同的林庚、吴组缃、李长之等三人结成了一个小集团，难道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当时还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后来形成的。四个人都对文学有兴趣，也都在写点什么，翻译点什么。由于趣味相投，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粪土当年万户侯”，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信口雌黄，说话偏激。又由于郑振铎先生之吸引力大，我们都被吸引到他的身边，成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出过集子。在我赴德国前，郑振铎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写得还不够多，编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在德国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等拼命，没有时间，也没有情趣，写什么散文。十年之内，总共写了两篇。1946年回国以后，在南京和上海闲住了一个暑假，在打摆子之余，天天流连于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间，初回到祖国时的温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盪，诗情画意，洋溢汹涌，本来应该写出点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气候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 结果，除了用假名发表了两篇类似杂文的东西以外，空辜负了金陵胜景。 回到阔别11年的北京以后，不几年就迎来了建国。当时颇昏天昏地地兴奋了一阵。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復回还，一搞就是几十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极。中国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显露无遗。人家说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认是黑。人家说你是白，你就承认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愿，毫不勉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闲情逸緻来写什么劳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开放，脑袋里才开始开了点缝。这30年是继德国十年之后写东西最少的时期。 跑了半天野马，现在该轮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交道，当然离不开文学。文学所包含的不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当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谈到文学创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带给了我极大的欢乐。至于第一本翻译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集》，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槛公认是相当高的，大有“一登龙门，声誉百倍”之势。这本书带给我的欢乐就可想而知了。 第30页 从那以后，在颇长的时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出的书都是翻译作品，而且都是印度古典梵文作品，如《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等。这些名着久已蜚声世界文坛，很多国家都有译本，在中国却都是初译。 我以微薄的力量，给中国文学界做了点拾遗补阙的工作，颇感自慰。 我在这里想专门谈一谈世界名着、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的翻译问题。这一部书，数量大，翻译难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国际活动家，这与我的内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终日忙忙叨叨，极以为苦。对这样艰巨的翻译工作，我是绝不敢尝试的。幸亏来了“文化大革命”，幸亏我自己跳了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爷”，幸亏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幸亏在牛棚里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许多帽子。到了“文革”后期，所有的“罪犯”几乎都被“解放”了，我却是“欲摘还戴时候，最难将息”，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游离于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徘徊于友人与非友人之际。昔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而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门，守电话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自谓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旷日持久而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工作，想来想去，想到了翻译《罗摩衍那》。这活儿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晚上回家，翻读全书，译成散文。白天枯守门房时，脑袋里不停地转动，把散文改成了韵文。 总之是一句话，我“感谢”“十年浩劫”，没有这场浩劫，就绝不会有《罗摩衍那》的译本。世事纷杂混乱，有如是者!最后终于是妖氛扫尽，天日重明，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颇可接触者”。不知怎样一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了我翻译《罗摩衍那》的事，于是派刘寿康先生同我联繫。出版此书是我从来没有敢梦想的事，现在简直是喜从天降，我当然一口答应。这部史诗长达二百多万字，我同刘寿康先生亲密合作，忙了一两年，终于出了，算是给中国文学界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件有关《罗摩衍那》获奖的花絮。1993年，由新闻出版总署主持召开了全国图书评奖大会。这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图书评奖活动。一般的手续是：先由出版社自选，报请省市出版局审查，经过筛选，再报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主要是检查出版质量，重点是统计错误率，以万分之一为合格，否则名落孙山。最后由新闻出版总署送交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科的评审组，经过各组内的仔细审阅和讨论，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由小组通过，最后再由十几个小组组成的全体评委会审查，无记名投票作最后决定。手续是慎重的，评审是公正的。 我属于文学组，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我们组第一次开会是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把新闻出版总署已经检查过的几百本书搬到会议室内，陈列在那里，供评委们阅读。不知是哪一个工作人员，由于一时疏忽，从书库中向外抱书时，将三册颇为破烂的平装本的《罗摩衍那》夹在书中抱了出来。全书是八册，不知为什么只留下这三册。 就是这三册书无意中被柳鸣九教授发现了，他大为兴奋，说：“社科院评奖时，此书已经得过奖。”他坚持将此书纳入评选对象中。我作为组长，坚决反对，认为这不合手续，因而是不合法的。但是经过在我迴避下的全组讨论，一致评为获得大奖的仅有的几种书之一。后来，在一次有副署长参加的小组会上，我又提出撤掉的建议，没有得逞。终于被搬进了全体评委大会的大礼堂中，但“赫然”摆着的仍是那三册颇为破旧的《罗摩衍那》，在众多富丽堂皇、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书旁，寂寞、寥落，宛然像一个小瘪三。最后竟以很高的票数通过，成为十几年来中国东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全权代表。 顺便说一句，在这同一次会上，我们小组还通过了中华书局根本没有上报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从这两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小组的评选是公正无私的，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从来都是尊重评委们的意见的，从来没有妄加干涉过。 花絮讲完，我这篇文章应该打住了。我本来只想写上几百字，应付一下差事，不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三千来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并不复杂。在本文开头时我就讲到了温馨甜蜜的感觉。在这里，这种感觉竟起了作用。我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蒸蒸日上，越办越红火。 我也希望，我这种温馨甜蜜的感觉能永久保留下去。 2000年10月16日 第31章 获奖有感(1) 完全出我意料，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竟然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荣誉奖。我自己认为是不够格的。 虽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就舞笔弄墨，写了一些所谓文章，但是我从来不敢以文学家自命。说一句夸大一点的话，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我的主要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对印度古代语言、中亚古代语言、佛教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这种别人可能认为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已经做了六七十年了。樊膏继晷，兀兀穷年，乐此不疲，心甘情愿。写一些散文之类的东西，是积习难除，而且都是在感情躁动于胸中，必须一吐为快的时候。 十几年前，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这件事是我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才知道的。我并没有参加那一次大会。以后究竟开过多少次理事会，我也没太注意，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不是我没有时间，没有兴趣，而是由于上面讲到的原因。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当选理事，是因为我曾从许多外语中翻译过大量的文学作品，而绝不是由于我的创作。我去参加理事会是滥竽充数。一直到最后一次换届的理事会，我才亲自参加。在这一次会议，我又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顾问，地位够崇高的了。“此身合是作家未?”我仍然套用陆放翁的诗句来向自己发问。答覆仍在疑似之间，但已经感到有点作家的味了。 这一次，我获得鲁迅文学奖，不是凭我的翻译，而是凭我的创作。我自觉似乎向作家靠近了一点儿。说到《赋得永久的悔》这一篇散文写成的原因，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性。《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小姐想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永久的悔”，发函徵文。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至于我自己呢，我一看题目，立即被它吸引住了。我的“永久的悔”，就藏在我的心中，一直藏了几十年，时时在我心中躁动，有时令我寝食难安，直欲一吐为快。现在小蕙一给我机会，实在是天赐良缘。我立即动笔，几乎是一气呵成，文不加点。我大概是交稿最早的人，至少是其中之一。详情都已写在文章中，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文章在《光明日报》“文荟”上刊出后，得出的反应大大地超出我的期望。一位在很多问题上同我意见相左的老相识对我说：“你的许多文章我都不同意;但是《赋得永久的悔》却不能不让我感动和钦佩。你是一口气写成的吧?”他说得并没有错，我确实是这样写成的。这一篇文章被许多“文摘”转载，一些地方中学里还选作教材。我还接到许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老、中、青朋友的来信，对它加以赞美。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篇文章竟能产生这样广泛的影响。 第31页 空口无凭，我不妨选出一封信来，从中抄上几段来供大家品味。这封信是武汉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写的： 最主要的，是我们被您在《赋得永久的悔》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浓郁的亲情深深地感动了。您在文章中说，您如果以后不去济南，不去北京，不去德国，您就可能会是一个农民，一个文盲，但是您的母亲却会比您不在身边要活得长、活得好。多么崇高深沉的爱!宁愿捨弃自己的一切去换取母亲的幸福而不得，便成了一位望九之年的老人的“永久的悔”。 回想起来，我们时时以“天之骄子”而自豪，自恃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随波逐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远方的父母，忽略了父亲期待的目光和母亲渐生的华发，忽略了故乡小河边曾有过的嬉戏奔跑。看了您的文章，我们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从小到现在，我们被倾注了母亲满腔的从不企求回报的爱。我们大了，母亲也老了。我们再不能等到自己90岁了才悔恨地想起当初不该离开母亲，忽略母亲。我们都是胸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以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深深地热爱着可爱的祖国。您的心路歷程，您的文章刚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爱国应从爱母亲做起。 您的年龄比我们的爷爷还大，从民国初始一直走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歷经沧桑而保持本色，您的爱母之情，爱国之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提醒着我们要永葆人间真情至爱，做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同样也将激励和影响着全国千千万万青年朋友的生活道路。 信就抄到这里。下面署名是“学生彭至安(法学院96硕)、刘阳(生科院97硕)”。 这一封信写得何等真挚动人啊!我们中国的青年是多么可爱啊!这一封信对我的震动比我那篇文章对他们的震动要强烈到不知多少倍。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篇简单的文章竟能在社会上、对青年人产生这样强烈的影响。 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收到一些素昧平生的朋友们的来信，其中老、中、青年都有，而以青年为多。我写文章向来不说谎话、大话、套话。我向读者真挚坦率地交了心，读者也以同样的东西回报了我。这是我近年来最大的快乐。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我平生倾全力去做的是科学研究工作，写点散文，只能算是余兴。然而，根据我今天的认识，人们在社会中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上至高官显宦，中间有士、农、工、商，下至引车卖浆者流，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必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有益于全人类。如果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孤芳自赏，那就是社会的寄生虫。觉悟了的人民必将扬弃之，甚至消灭之而后快。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的也能立即产生社会效益，有的则只能俟诸未来。但是，文学作品绝大多数能立即产生社会影响，直接产生影响。我的《赋得永久的悔》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我的禀赋不高，在很多问题上，我都是一个后知后觉者。现在，通过《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文章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我逐渐感觉到自己似乎像是一个作家了。 1998年6月2日 附： 《赋得永久的悔》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瞭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歷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第32章 获奖有感(2)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飢。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乡离井，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绝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 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5里路。这个5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歷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恆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復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第32页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 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了，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大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 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 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捨不得一口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噼高粱叶。噼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噼，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餵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餵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待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煳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 第33章 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 最近我写了一篇叙事散文《两个小孩子》，刊登在本年10月16日的本版上。其中我提到白居易三岁识“之”、“无”。蒙《海口晚报》的张竺夫先生来函指正，说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说到自己在生后六七个月就能认识“无”、“之”两字。对张先生的厚爱，我十分感激。 第33页 《与元九书》这篇文章，我依稀读过，但印象不深。后来不知道在一本什么笔记里读到白居易三岁识“之”、“无”的说法，印象独深。现在才知道是错了。不然我哪会有发明“白居易识‘之’、‘无’”的天才呢?张先生提出纠正，对我来说是改正了错误，增加了见识;对读者来说是得到了正确的信息。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我不想改变原文。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无错误的痕迹。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就在今年春夏之交，我写过一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随笔，一开头，我的记忆就出了毛病，把事情记错了;但是，我仍然不改，只加上了一条“附记”，算是对读者负责。如果允许我援引一个先例的话，我就援引鲁迅先生的例子。在他的名着《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他写道：虽然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 这一篇小说是1921年创作的，一直到1926年，5年以后了，鲁迅才在致韦素园的信中写道： 《博徒别传》是rodney.stone的译名，但是c.dogle做的。《阿q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误记。 可是，对这一篇流传世界，誉满士林的作品，鲁迅并没有加以修改。 鲁迅的动机何在?我不敢妄加推测。我也并不是有意效颦，我的想法已如上述，不再重复。我只是想，当年如果有博学如张先生者，则必不至错误拖了5年才得到改正。 张先生信中还有几句话：“而两岁半能背几句唐诗，无论是从古还是至今，都是很寻常的事。”这几句话我是无法贊成的。我行年九十，走遍了大半个世界，一个从僻远乡村出生的、一个字也不识的、仅仅两岁半的孩子能背唐诗，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张先生竟说是“很寻常的事”，难道我们经歷的是两个世界吗?名门大家、或者可能有个别处，但是，我还没有见到过。我一辈子滥竽知识分子群中，也没有遇到过。因此，“秋红现象”，我认为还是值得重视的。我那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不想改动。 1999年10月28日 附： 《两个小孩子》 我喜欢小孩，但我不说那一句美丽到俗不可耐程度的话：小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我喜欢就是喜欢，我曾写过《三个小女孩》，现在又写《两个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都姓杨，是叔伯姐弟。姐姐叫秋菊，六岁;弟弟叫秋红，两岁。他们的祖母带着秋菊的父母，从河北某县的一个农村里，到北大来打工，当家庭助理，扫马路，清除垃圾。垃圾和马路都清除得一干二净，受到这一带居民的赞扬。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同我们的保姆小张出门散步，门口停着一辆清扫垃圾的车，一个小女孩在车架和车把上盘旋攀登，片刻不停。她那一双黑亮的吊角眼，透露着动人的灵气。我们都觉得这小孩异常可爱，便搭讪着同她说话。她毫不腼腆，边攀登，边同我们说话，有问必答。我们回家拿月饼给她吃，她用手接了过去，咬了一口，便不再吃，似乎不太合口味。旁边一个青年男子，用簸箕把树叶和垃圾装入拖车的木箱里，看样子就是小女孩的父亲了。 从此我们似乎就成了朋友。 我们天天出去散步，十有八次碰上这个小女孩，我们问她叫什么名，她说：“叫秋菊。”有时候秋菊见我们走来，从老远处就飞跑过来，欢迎我们。她总爱围着小张绕圈子转，我们问她为什么，她只嘿嘿地笑，什么话也不说，仍然围着小张绕圈子不停，两只吊角眼明亮闪光，满脸顽皮的神气。 秋菊对她家里人的工作情况和所得的工资瞭若指掌。她说，爸爸在勺园值夜班，冬天烧锅炉，白天到朗润园来清掏垃圾，用板车运送，倒入垃圾桶中。奶奶服侍一个退休教师，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妈妈在一家当保姆，顺便扫扫马路。这些事大概都是大人闲聊时说出来的。她从旁边听到，记在心中。她同奶奶住在一间屋里，早餐吃方便面，还有包子什么的。奶奶照顾她显然很好，她那红润丰满的双颊就足以证明。秋菊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我们出来散步，也有偶尔碰不到秋菊的时候，此时我们真有点惘然若有所失。有时候，我们走到她奶奶住房的窗外，喊着秋菊的名字。在我们不注意间，她像一只小鹿连蹦带跳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又围着小张绕开了圈子，两只吊角眼明亮闪光，满脸顽皮的神气。 有一天，我们问秋菊愿意吃什么东西。她说，她最喜欢吃带木棍的糖球。我们问：“把你卖了行不行?”“行!卖了我吃糖球。”“把你爸爸卖了行不行?”“行!卖了爸爸吃饼干。”“把你妈卖了行不行?”“行!卖了俺妈吃香蕉。”“把你奶奶卖了行不行?”我们正恭候她说卖了奶奶吃什么哩，她却说：“奶奶没有人要!”我们先是一惊，后来便放声大笑。秋菊也嘿嘿地笑个不停。她显然是了解这一句话的含义的。两只吊角大眼更明亮闪光，满脸顽皮的神气。 今年春天，一连几天没有能碰到秋菊。我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问她奶奶，才知道，秋菊已经被送回原籍去上小学了。我同小张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颇有点黯然神伤的滋味。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绕着小张转圈了。 过了不久，我同小张又在秋菊奶奶主人的门前碰到这一位老妇人。她主人的轮椅的轱辘撒了气，我们帮她把气儿打上。旁边站着一个极小的男孩，一问才知道他叫秋红，两岁半，是秋菊的堂弟。小孩长的不是吊角眼，而是平平常常的眼睛，可也是灵动明亮，黑眼球仿佛特别大而黑，全身透着一股灵气。小孩也一点不腼腆，我们同他说话，他高声说：“爷爷好!阿姨好!”原来是秋菊走了以后，奶奶把他接来做伴的。 从此我们又有了一个小伙伴。 但是，秋红毕竟太小了，不能像秋菊那样走很远的路。可是，不管他同什么小孩玩，一见到我们，从老远就高唿：“爷爷好!阿姨好!”铜铃般的童声带给我们极大的愉快。 有一天，我同小张散步倦了，坐在秋红奶奶屋旁的长椅子上休息。此时水波不兴，湖光潋滟，杨柳垂丝，绿荷滴翠，我们顾而乐之，仿佛羽化登仙，遗世独立了。冷不防，小秋红从后面跑了过来，想跟我们玩。我们逗他跳舞，他真的把小腿一蹬，小胳膊一举，蹦跳起来。在舞蹈家眼中，这可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可是那一种天真无邪的模样，世界上哪一个舞蹈家能够有呢?我们又逗他唱歌。他毫不推辞，张开小嘴，边舞蹈，边哼唧起来。最初我们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经过几次重复，我才听出来，他唱的竟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不禁大为惊嘆：一个仅仅两岁半的乡村儿童竟能歌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篇，这情况谁能想像得到呢? 又有一天，我同小张出去散步，坐在平常坐的椅子上，小秋红又找我们来。我们又让他唱歌跳舞。他恭恭敬敬地站在我们面前，先鞠了一大躬，然后又唱又舞，有时候竟用脚尖着地，作芭蕾舞状。舞蹈完毕，高声说：“大家好!”仪式完毕。这一套仪式，我猜想，是他在家乡看歌舞演出时观察到的，那时他恐怕还不到两岁，至多两岁出头。又有一次，我们坐在椅子上，小秋红又跑过来了，嘴里喊着：“爷爷好!阿姨好!”小张教他背诵： 第34页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小张只念了一遍，秋红就能够背诵出来。这真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古人说“过目成诵”，眼前这个两岁半的孩子是“过耳成诵”。一个仅仅两岁半的乡村儿童能达到这个水平，谁能不吃惊呢?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三岁识“之”、“无”，千古传为美谈。如今这个仅仅两岁半的孩子在哪一方面比白居易逊色呢? 中国是世界上的诗词大国，篇章之多，质量之高，宇内实罕有其俦。 我国一向有利用诗词陶冶性灵，提高人品的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高人文素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此道不畅久矣。最近国家领导人以及有识之士，大力提倡背诵诗词以提高审美能力，加强人文素质，达到让青年和国民能够完美全面地发展的目的，这会大大有利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我原以为这是一件比较困难、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我哪里会想到于无意间竟在一个才两岁半的农村小孩子身上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不禁狂喜，真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秋红到了21世纪不过才到三岁，21世纪是他们的世纪。如果全国农村和城市的小孩子都能像秋红这样从小就享有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机会，我们祖国的前途真可以预卜了。我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能闻风而动，到秋红的农村里去採访一次。我相信，他们绝不会空手而归的。 现在，不像秋菊那样杳如黄鹤，秋红还在我的眼前。我每天半小时的散步就成了一天最幸福的时刻，特别是在碰到秋红的时候。 1999年7月27日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