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烟尘》 第1页 [史学研究] 《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烟尘》作者：邢群麟+于海英【完结】 上篇　遥想帝国当年　泱泱大明远迈汉唐 布衣天子一统山河日月明 他出身贫寒，放过羊，做过和尚，当小军官，成大将领，一步一步，终于一朝国家在手，走向权力的巅峰。于是他勤俭治国，休养生息，夺相权，杀功臣，封藩王，以文字罪人，开八股之先河。为子孙的权力上了一道又一道锁，自己便安然住进金陵帝王之宫——孝陵。留下身后事万千，让后人任意评说。 “治隆唐宋”的开国之君 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的独龙阜珠峰下，沉睡着明朝的开国之君，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每个去过明孝陵的人也许都会因其规模宏大、形制独特而震撼，并沉浸在优美的环境中，流连忘返。有心人也许会将视线定格在陵前的一块石碑上，其实这石碑说来也真不寻常，其高3.85米，宽1.42米，厚度为0.38米，上书四个金字：治隆唐宋，即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还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看得出来这是对朱元璋的称颂，也是对明朝的称颂。若是普通人提了这句倒也无话可说，但在此挥毫的乃是后世一代传奇君主——康熙帝，这便有了仰慕与惺惺相惜之意。 事实也确实如此，清朝康熙皇帝一生中六次南巡，五次拜谒明孝陵，行跪九叩大礼。石碑上的四个金字是康熙第三次南巡时（1699）亲笔题书，并由曹雪芹的祖父，当时的“江南织造”郎中曹寅立碑。 那么这位开国之君究竟当不当得起“治隆唐宋”的美誉呢？这得从朱元璋的治国理念说起。 众所周知，在中国歷史上，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只有朱元璋和汉高祖刘邦，刘邦毕竟是泗水亭长，还有个一官半职，而朱元璋则是一穷二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者。从农民阵营中走出来的他，从此富贵无边，无人能及，这就使得他与原来的劳苦大众们“道不同”而难为谋。但是，和刘邦一样，这位开国之君也选择了休养生息政策，毕竟天下初平，经过战争的劫难，百姓离乱困苦，要想从头收拾山河，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因此，朱元璋曾说道：“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经歷乱世的朱元璋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开国之初百姓的状态，他的比喻也很贴切，用初飞的小鸟和小树比喻百姓，说小鸟要飞的时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树刚栽下，你不能动它的根。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呢？靠廉洁，靠禁止贪暴，要爱惜百姓，让他们能够休养生息。 在如何休养生息上，这位开国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次，他和谋臣刘基谈治国之道，刘基说待百姓要宽仁，朱元璋说仅仅是宽仁可不行，他说：“不能施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他治国的几个重要理念：一是发展生产，使百姓生活富足；二是凡事要节俭，正是“节用、爱民”之道；三是不给百姓增加劳役负担；四是提倡教育，办学校，加强道德法制教育；五是整顿吏治，禁止官吏的贪暴横行。 概括起来，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这是“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毕竟他生活在元末，对元朝官吏的横徵暴敛、贪赃害民，富民勾结官吏、仗势欺人的行为有深刻的感受，他最了解贪官，也最痛恨贪官。所以他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不损害百姓的利益，不浪费他们的钱财。因此，他将执政的重点放在了惩治贪暴、整顿吏治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代开国之君的明智之举。 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採用了各种办法整顿官僚队伍，但贪污腐败似乎与官僚队伍难解难分，犹如毒瘤般总是剷除不尽，这既困扰着百姓，也困扰着朱元璋。但他手中有一件法宝，那就是绝对权力，朱元璋把这种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对手下的贪官污吏决不留情，宁可错杀也决不放过。 着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简明扼要地评价说：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权存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在中国历朝歷代中可以说是“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繫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而下狠心来整治贪官污吏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证明，毕竟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剥削自己的贪官。 然而，朱元璋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和监督的制度来规范他手下的大小官员，但仍然造成了官官相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朱元璋为了震慑这些只知贪污的官吏们，便开始用了狠招，他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最着名的是空印案和郭桓案。在两案中，朱元璋杀了很多牵扯进来的官员以示警戒，对那些罪行较轻的则处以酷刑，例如在郭桓案中，龙江卫仓官等人因为伙同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即在他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仍旧留在本仓看管粮食出入。最令人惊讶的是，没过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放粮，早晨发出筹码二百根，到晚上竟然收到二百零三根。进士当面责问，发觉是已经受刑的仓官不思悔改，偷出放粮筹码，转卖给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如此不知悔改之人，让人无奈，本来的那点同情心似乎也随之消散了。 第2页 这件事情后来被朱元璋知道了，他感慨地说：“朕谓斯刑酷矣，闻见者将以为戒。”意思是说我本以为那种刑法已经够残酷了，听到看到的人都会引以为戒，哪里想到，竟然还有人“肢体残坏，形非命存，恶犹不已，仍卖官粮”。他愤怒地问道：“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所以，严刑峻法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使用重典。朱元璋一朝的刑罚让人闻之生畏，以致几百年后的文豪鲁迅对此也大为感慨，说刑罚如此之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但是，不论如何处罚，顶风作案者仍然没有收敛。在朱元璋看来，对于贪官污吏，除了严刑重典，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使当时的吏治得到了澄清。《明史·循吏传》里记载，明朝歷代，仅洪武一朝的清官数量就占整个明王朝清官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不仅缓和了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且成为明初完成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恢復发展生产的有力保障。 值得人思索的是，朱元璋一再申明：“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子孙们治平世，刑自当轻。”这一点也足以看出朱元璋对自己用重典的清醒认识。 总之，朱元璋初登皇帝宝座，看着自己用双手打下来的大好河山，自是无限感慨，也无限珍惜，因此，他持身勤俭，治国勤奋，在他的用心经营下，明朝初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终于开创了明初几十年的大国盛世局面。 但是朱元璋的强势，使得他倾向于刚勐治国，从而为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得后人对他的情感与评价趋向于复杂化。 皇权、相权在一身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治理，大明王朝逐渐走上了正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朱元璋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当他在皇宫内院悠闲地踱着步，想着自己的江山社稷时，突然有一个问题从他心底冒了出来，让他心惊肉跳：自己已然年迈，来日也许不多，怎样才能让辛苦打拼来的江山千秋万代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独揽大权。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当朝宰相：胡惟庸。 朱元璋大张旗鼓地制造的胡惟庸案，其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触摸到它的真相，很多说法都是后人的分析与猜测。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歷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勾结，意在弒君，结果事情败露。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这被认为是天赐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 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是疑点重重，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胡惟庸谋反一事，在皇帝那里就是事实，这是十恶不赦之大罪，死是死定了，没想到他的死，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开始是他的家人，被诛了三族，连同同谋及告发者一併斩首。随后朱元璋藉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朝野震动。虽然胡惟庸是一个政治小人，品格也有问题，但是被处死的三万余人中也有许多无辜的生命，由此可见，朱元璋为自己的江山，将人性中最暴力的一面展露无遗，留给后人一个狰狞的面目。 其实，胡惟庸也是一个“煳涂”的人，已有“前车之鑑”在那里，他却不会记取教训。这“前车之鑑”就是一代贤臣，被誉为“张良在世”的刘基不明不白地死亡。刘基深深了解他的主子的脾气，所以选择功成身退，可是朱元璋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意即凡不为朝廷出力的都要一律诛之，这语气可不轻，然而刘基偏偏以自己“疾恶太甚”为由，拒绝出任宰相，朱元璋对此事很不满，几年后还藉故暗示他的这位有功臣子“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不为所动，朱元璋便才使出了最绝的一招——借刀杀人。这把刀就是左丞相胡惟庸，因为在选立丞相时，刘基直言胡惟庸之缺点，胡惟庸总是不失时机地进行报復。直到刘基病倒，朱元璋使出了这把“刀”，派胡惟庸去看望刘基，就是在这次探望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刘基服下之后，“居一月而卒”。 后来，胡惟庸案起时，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他的罪状上又加了重重的一条。总之，胡惟庸与其他三万余人就这样丢了性命。而胡死的最大影响则是丞相一职的撤销。 钱穆先生在《中国歷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相权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而政府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歷尽艰险登上皇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因此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没有永远的，从明朝中后期的事情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祖宗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第3页 胡惟庸一案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因为宰相虽然没有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呢！很难保证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而蓝玉究竟犯何罪，遭此大难，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说明。明中叶的王锜所撰的笔记《寓圃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洪武年间有一个叫王行的文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乃当时狂狷者。他去南京闯荡，以教书为业，当时就住在蓝玉将军府的隔壁，因此将军府中的僕人子弟有很多都在此读书，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并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他为老师的教课水平所折服，于是主动结交王行，结果两人纵论韬略，相见恨晚。蓝玉遂将王行请入府中，以师礼相待。不久，蓝玉案发，有人劝王行逃走，他断然曰：“临难无苟免。”入狱，面对审问，王行大义凛然地说：“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于是慷慨就死，进入那一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交结之人品性若此，蓝玉本人自不必多说。 纵观中国歷史，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总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得最为妥当，这是因为他气量恢弘；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汉高祖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杀开国功臣。其实两者也有区别，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和他出生入死，与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国之后如果让他们恪守君臣之礼，或永不起异心，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的。因此，为了给以后的子孙扫清道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大开杀戒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他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这话说得倒也在理。 朱元璋的屠戮行为如此耸人听闻，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无论如何，经过胡、蓝案，宰相一职取消了，开国功臣也被屠戮殆尽。从此皇帝身兼君主与宰相，行使着皇权和相权，如若遇到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就是国家之幸，如果遇到昏庸之辈，那也只能祈求他对国家的损害小一些了。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也。”可惜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其“圣贤、豪杰”性格者少，而承其“盗贼”之秉性者多，从而造就了大明王朝十几位个性鲜明的皇帝，左右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命运。 文字狱与八股文 自古马上得天下者，不可马上治天下，于是就要任用文臣。朱元璋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开国之初，他重用文臣，文人得了势，结果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心里失衡了，自己流血流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要你们文人来掌权？于是就向皇帝进谗言：虽然要用文人治天下，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否则就会上当。 话说到紧要处，他们就开始举例证明：“张九四（朱元璋的死对头，张士诚是也）一辈子对文人宠爱有加，总是好房子住着，高薪水拿着，真把他们捧上了天。可是在他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文人便替他起名为士诚。”朱元璋很纳闷地说：“这名字挺好啊！”他们反驳道：“不然，张九四是上大当了！《孟子》一书明明白白地写着：’‘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也可说成：’‘士诚，小人也。’‘这是骂他是小人啊，可是他至死也不懂，真是可怜。”朱元璋听到这里默不做声，待回去拿出《孟子》一查，果然有此说法，于是对文人产生疑虑，心想，该规范一下这些不老实的文人了。 说做就做，他开始两手抓：一手抓文字狱，一手抓八股文。 柏杨先生对这两者有一个精闢的评价，他认为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两者一起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进行摧残。 其实因文字而获罪者古已有之，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宋代苏轼的“乌台诗案”，等等。这是统治者进行文化规范和统治时常用的手段。毕竟文人的思想最活跃，能够撼动朝廷基础的新思想不可能出自普通的老百姓，只有文人能为之。因此，统治者往往採取一些强硬手段来对付他们。 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为其作的《上樑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个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腰斩。可怜了这位明初的名士，“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首自比高士的《咏梅》从此也成了人间绝唱。 另一次，浙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呈上一份《贺表》，其上写着：“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本是夸赞之言，到皇帝这里，他读其表，又悟其里，终于读出了弦外之音：“‘‘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髮也，’‘则’‘字音近’‘贼’‘也。竟敢对面骂朕为僧为贼，岂可留他！”于是这位老先生也没有逃脱掉脑袋的命运。 第4页 关于朱元璋以文字降罪于人的案例，其中最精彩的当属他对“亚圣”孟子的肆意攻击。众所周知，孟子的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更是把暴君称为“独夫民贼”，人人可诛之，看到此处，朱元璋心想：这还了得，这不是劝人造反吗？于是心中大大地恼怒了。 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中有记载：上（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復之。 看来如果孟老夫子生活在朱元璋的时代，也就没有机会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了。朱元璋在恼恨之下，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下以作为报復。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恢復了他的牌位，但是他还是搞起了另一手：删书。把孟子的书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总之，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採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文字狱从表面上堵住了文人狂妄的嘴，但是它的一大恶果却是使得人们不敢说话，或者只说违背良心的话甚至说诽谤的话。此风一长，不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都要受到极大的破坏。 文字狱是朱元璋继承前人的传统，而八股文则是他和他儿子朱棣的首创。 科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明朝，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其他机会来博取功名，飞黄腾达。但是科举制度到了明朝，只剩下进士一科，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大学士和其他高级官员。这就使得大部分文人一生都在努力过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惜走过者少，落水者多，于是才有了我们熟悉的范进中举之后的发疯，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如此诱人的前景，他竟然成为一个幸运者，不疯都难。 面对这群欲过独木桥的文人，明朝的统治者伸出了自己的钓钩——八股文。首先是朱元璋规定了考试范围，以“四书”、“五经”为限。而“四书”、“五经”又以朱熹的註解为标准，后来又硬性规定了一种考试格式。直到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明确规定使用“八股文”，以后的明清约五百年间，这个钓钩为朝廷钓上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小官员。 正是这八股文，使得中国文化遍体鳞伤，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产生了莫大的伤害。明末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确实，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沦为了皓首穷经的工具，在西方的新思想层出不穷时，中国的思想界却停滞不前。 朱元璋的这两手，直接打击了明朝的文学事业，使得明初的文化受制于宋代理学，趋于保守。而朱元璋所做的一切，终究还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加强皇权，巩固统治。 分封藩王惹祸端 现在有很多电视剧，在描写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时，总少不了着重表现一下他的结髮妻子马氏，于是大脚马皇后的故事被广为传诵，以致家喻户晓。其实，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他的妃嫔很多，甚至有蒙古妃和高丽妃，这些妃子们共为他生育二十六子、十六女，单从这些数字来看，也能窥见其后宫佳丽之数了。据说马皇后十分贤惠，对待后宫妃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非常温厚，但也真苦了这样一位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开国皇后”。 这二十六位皇子中，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死，剩下的二十四子中，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根正苗红，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为太子。那其他二十三子怎么办？朱元璋思前想后，最终想到了出身差不多的汉高祖，于是眼前一亮，那就学学这位前辈，分封皇子们在各地称王吧，这样既解决了诸皇子的问题，又能依靠这些朱氏子孙们辅佐皇室，以确保大明王朝万世一系，长治久安。其实朱元璋还有另一层考虑，这就是李洁非先生所说的朱元璋“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分封诸子。 封建诸王的封地可分为内外两线，例如青州的齐王、太原的晋王等就属内地，同时他还将九个藩王封到了边疆，其用意很明显，即让他们来负责边地的防务工作，保证边防的安定。边地诸王中以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对自己的儿子们，朱元璋很是豁达和大度，这些藩王虽无土地与政权，但仍有相当的权势，他们可以在封地建王府，按明制亲王岁禄银五万两，王府置官属并护卫亲兵万人，还可以指挥当地的驻军。他们的任务是拱卫中央，中央一旦被“奸人”所控制，藩王可以起而“清君侧”。 第5页 朱元璋在位期间，他屡次派燕王、晋王等亲王出兵，一方面平边患，另一方面，也大长了这些亲王的权势。王充闾先生对此评价道：“（朱元璋）这一手，恰恰为日后的皇室争权，埋下了隐患。”确实如此，后来所谓的“靖难之役”就是对朱元璋这一做法最大的讽刺。 看来朱元璋没有读过史，即使读过也不仔细，否则，他怎么会看不到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与西晋的“八王之乱”的教训呢？刘邦一面统一天下，一面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王，且给他们很大的权力，使之成为一个小王国的国王，握有军政大权，结果发生了七国之乱，幸亏得以平定，随后对王国制度进行改制，使其分土不治民，这才免除了汉朝的一场灾难。后来西晋从曹氏家族手里夺来政权后，自作聪明地认为曹氏政权灭亡的原因就是“禁锢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轻易被人操纵而丢了江山，因此开始大封藩王，结果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断送了西晋的江山。“八王之乱”的教训给后来的歷朝歷代皇帝敲响了警钟，以后再也没有哪个朝代敢採取这种方法，直到朱元璋又把他提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的失策。 说来还有一段小插曲。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曾经直言上书劝谏，说：“朝廷赋予诸王的权力过大，上弱下强，则会产生尾大不掉的局面。应该早出应对措施，否则出现离心倾向时，一切就无可挽回了。”直言利弊，十分到位，也可见忠心。不料，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朱元璋听后大怒说：“小子离间吾骨肉！”于是将叶居升处以极刑。经此一案，洪武一朝没有人再敢言撤藩。 终究是天不从人愿，正值朱元璋六十四岁高龄之时，他遭遇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惨痛，太子朱标与世长辞。朱元璋无奈之下，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他也料到各个藩王们定不会服气，于是编写一部《永鉴录》，教育诸王为朱氏国家计，安分守己；还颁布了《皇明祖训》，明确规定皇帝与藩王的权力，甚至提到如果有皇亲谋逆，则格杀勿论。这一纸空文随着朱元璋住进他最后的归宿地——孝陵便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一场“清君侧”的战争在最有权势的藩王和小皇帝之间展开了。 读史至此，总会让人想起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这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呜唿哀哉！真至理名言也。 等级制度：皇族与庶民之间的厚障壁 在朱元璋登上皇位第一年的某一天，南京城风和日丽，一派平和景象，正是游玩与放松的好天气。在一片绿草如茵的空地上，有很多人正聚在一起玩耍，传来一阵阵的嬉笑声，好不热闹。走近再看，原来是一群军人、游民，他们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做装饰，足蹬短靴，穿着艷丽的服装，肆无忌惮地玩着蹴鞠。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已经悄悄降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正玩到兴头上时，街头突然出现一队官差，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上，带往五城兵马司。上报朝廷后，得到的回覆是：卸脚。 他们竟然因为一场蹴鞠活动就被砍了脚？其实他们是触犯了朝廷的另一项法律。 朱元璋即皇帝位时，不仅仅发展经济，杀贪官，夺相权，封藩王，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等级制度，以确立皇族与庶民之间的地位。所以说朱元璋这个从农民中走出来的布衣皇帝最后已经彻底地背叛了农民队伍。他当上皇帝后，早已没有了农民的本色，相反却要用等级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这种对皇族和庶民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整个社会结构等级分明、秩序严谨，以至于到了僵化的程度。 其中对服饰的要求就体现了朱元璋所设立的等级制度的复杂与严格。众所周知，元朝统一中国后，改变了中原的服饰旧制，代之以“胡俗”，即不论是士绅还是布衣百姓，都是辫髮椎髻，衣服则为袴褶窄袖，还有辫线腰褶。妇女的衣服为窄袖短衣，下穿裙裳。而朱元璋是不愿意延续元朝这种穿衣的“胡俗”特点的，因此他向气象恢弘的大唐看齐，下令恢復唐代的衣冠制度。 他还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朝初期服饰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只能穿着本等级所规定的服饰，不可僭越，否则就是犯罪。 从服饰面料来看，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罗等高级面料，而庶民百姓之家却只能用绸、素纱等普通的面料。并且只有皇宫后妃、命妇可以用金、玉一类的首饰，一般的平民女子起初耳环还可以用黄金、珍珠、钏、镯，其他的首饰只能用银子，或者在银子上镀金。后来，百姓家的妇女只能用银子来做首饰了。 对服饰式样的规定就更为复杂了，几乎每一类人都有规定的式样。以文官的服饰样式为例：有一首《文官服色歌》云：“一二仙鹤与锦鸡。三四孔雀云雁飞。五品白鹇惟一样。六七鹭鸶鸂鶒宜。八九品官并杂职，鹌鹑练雀与黄鹂。风宪衙门专执法，特加獬豸迈伦彝。”这些都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在明朝，庶民、僧道、皇宫妇女、普通妇女，总之各种人都有自己的样式，划分十分严格。 第6页 对服饰的尺寸也有定制。明代服饰的尺寸，追求宽大，反对便易短窄，以求遵守古制，其中对各类人衣服尺寸的规定甚至精确到了寸。 此外，朱元璋对衣服颜色的使用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藉此确立等级。当时规定，玄、黄、紫三色为皇家专用，而官吏和军民的服装不许使用这三种颜色，违者触犯法律。 也许在现在人看来，穿衣服要受到如此多的限制确实是一件不可想像的可怕的事情，正如陈宝良先生所说：“追求时髦是人们的普遍习尚，然而并不能人人如愿。在贵贱有别、礼序井然的等级制度社会中，富贵人的穿绫着缎，与平民百姓的布衣草鞋，甚至衣不蔽体，早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就明朝人而言，城市中的人们完全凭藉个人的喜好、财力之所及，以及习俗的趋同，去穿着打扮，服饰千姿百态，那是中期以后才有的事情。” 在明朝初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化皇族的权威，维护已经逐渐衰落的封建制度，朱元璋便不嫌麻烦地设计出了这一系列关于服饰的规定。当然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还表现在建筑以及各种礼节上，朱元璋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把它们渗透到他的臣子与百姓的骨子里，让他们永远做自己的奴才，以保自己的江山万代永存。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这一愿望终究没能实现，随着明朝中叶以后皇帝的荒嬉，对文化统治的倦怠，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思想观念出现，朱元璋的这一套等级制度出现了松动，那时的社会就变得万紫千红、千姿百态了。 一代雄主　铸就朗朗中华大气派 如果随便问一个人：你认为明朝是盛世吗？大概十人中有九个会犹豫一下，然后摇摇头，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其实，看看朱棣这一代雄主，文治武功，在后人看来不逊于歷史上任何的君主。他发展经济，迁都北京，派遣郑和下西洋，编《永乐大典》，征安南，巡漠北，抗倭寇，在他统治时期，四方来朝，俨然一个盛世景象。为什么后人歷数盛世时，常想到的是大唐盛世，抑或康干盛世，总是错过了朱氏的盛世呢？ 大概是因为明朝这朵盛世之莲，开得过于内敛，过于羞答答吧。 叔争侄位：当时只道是寻常 在美丽的云南，有一个并不举世闻名，却美丽异常的去处——狮子山。狮子山位于滇中北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号称“西南第一山”，素有“雄奇古秀”之誉。山中有一座古寺——正续禅寺。此寺的藏经楼下是帝王宫。说到这里疑问就出来了，怎么云南还有帝王？其实这位帝王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炆，传说他逊位出走、遁迹空门后曾到此处避难。 在帝王宫外的廊柱上嵌有这样一副对联：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 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寥寥几十字，却藏着朱元璋与允炆祖孙之间，以及朱棣与允炆叔侄之间的恩怨、传说与各自的归宿。 话还得从头说起。朱元璋以一代开国之君，呕心沥血一生，他勤政爱民，夺相权、军权，杀功臣，统制文化，分封藩王，目的就是为了使子孙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因此他在皇权上加了一道又一道锁。等到他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可以高枕无忧时，便舒舒服服地“龙驭上宾”，住进了地下宫殿中。 可是他高估了自己那文质彬彬的孙儿，亲手饲养了一批勐兽在他的身边，结果却惹来了明开国以来最大的“祸事”——所谓的“靖难”之役。 朱允炆即为建文帝，他接手祖父留下的江山，一改朱元璋刚勐治国的政策，实行仁政，这样的皇帝当然会受到百姓的爱戴，可惜他从小在深宫中长大，既没有经歷战场风云，也没有身陷政治争斗，接受的又是儒家正统教育，仁厚、温文尔雅，在他遭遇到歷经大风大浪，政治手腕极高明而又心狠手辣的叔父朱棣时，只能甘拜下风，失败是必然的。 1399年，在他实行削藩的政策时，燕王朱棣起兵，先据北平，然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齐泰、黄子澄何许人也？他们就是和建文帝一起谋划撤藩的人。朱棣这一招终究骗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他的目标其实就是侄子的皇位。 经过三年的征战，朱棣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他的政治对手建文帝，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进入南京城，而建文帝的下落却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在宫中投火而亡，也有传说说他化装成和尚逃亡了，据此说法才有了开篇的狮子山对联与古蹟。无论如何，既然他已经下台，那么大明的歷史就与他无关了，因为一个新的皇帝诞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燕王自洪武三十一年起兵，攻城略地，转战千里，通往帝都的道路是如此漫长。如今，就在六月十七日这一天，南京城的大门、皇城和宫殿的大门为朱棣一路洞开。阳光普照，水秀山明。 朱棣进城，去父亲的孝陵祭拜之后，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乐。不知朱元璋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正如文学家李洁非先生在他的大作《龙床》中所说：“专制政体第一脆弱之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其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 第7页 仔细思量中国歷史，也确实如此，第一个帝国秦，在始皇帝死后，李斯与宦官赵高合谋害死太子扶苏，拥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继皇帝位。接下来的大汉王朝，高祖刘邦死后，惠帝为吕后所左右，抑郁而终，吕后把持朝政。唐朝也不例外，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于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登上皇位。至宋太祖赵匡胤死后，本应传其子嗣，这在封建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后皇帝位却由其弟赵光义稳坐，这不能不说是咄咄怪事，箇中缘由也引人深思。到了清朝，似乎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李洁非先生分析，在紫禁城称帝的第二代君主康熙帝身上，才有歷来开国皇帝的气象与感觉。如果不拘泥于实际的数字，康熙帝才是清代政治的真正奠基者，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结果康熙逝世以后，他的几十个皇子又上演了一场争皇位的好戏，最后第四子胤禛在混乱和疑云中胜出，是为雍正帝。 其实歷朝歷代建国初年的危机也并不是什么巧合，有各方面的原因。每个朝代都上演的这些争斗，看来很平常，可这就像每个朝代的“瓶颈”，经此一乱之后，天下太平无事，几乎都有盛世或国家最强盛的局面出现。这样看来，绝对是不寻常的事情。 明王朝也是如此，朱棣作为一代雄主，不仅有争夺皇位的能力，还有治理国家的雄心，在他的手里，大明朝终于呈现出开国以来的大气派，其“远迈汉唐”的气象使后人不断追忆，虽然它相比于汉唐天朝大国局面，是那么的内敛！ 永乐大帝的“三把火” 1987年，在第1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的故宫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歷史见证。 故宫位于北京市的中心，始建于15世纪初，其发起者就是皇帝成祖朱棣。 对于这位从侄子手中夺权的皇帝，张廷玉在《明史》中曾大加赞扬：“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这一段话将朱棣的文治武功描写得详之又详，可谓淋漓尽致。确实，后世史学家提起这位成祖皇帝，都是褒过于贬，虽然他也承袭了其父亲阴狠的一面。毕竟凡事还得用事实说话，说朱棣英明，首先得从他的治国政策谈起。在文治这一方面，他一生中有三件辉煌的大事可向后人炫耀：一是迁都北京，二是遣郑和下西洋，三是编《永乐大典》。 先谈迁都北京。这是朱棣当朝最大的政绩之一，其作用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其实早在太祖时，已有迁都的念头，他认为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脂粉气太浓，而且都是短命王朝，再者北部边患严重。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实行。朱棣继位，他着实不喜欢南京，皇袍加身后，他让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自己仍回到北京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则成为行都。六部等中央机构在北京也成立了一套，称为“行在”。尽管这样，在第二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现在的故宫和天坛在成祖时才初具规模，并最终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成功。 文学家熊召政分析过朱棣迁都的原因，认为他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就是西北虏患不绝，建都在北方，便于就近制御。当然，西安、开封都可选择，但朱棣在北京住了二十三年，对这里感情很深。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在江南他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可是迁都的过程并不顺利，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毕竟国家刚刚安定。因此，这种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甚至在都城已迁往北京之后，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永乐二十二年的一件事情。 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的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惊雷阵阵，突然一声巨响，太监忙出去查看，原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清晨，这件事情被报告给了朱棣。 朱棣当时心中一惊：难道是上天在警示什么？不可大意。正在朱棣心中犯嘀咕的时候，礼部主事肖仪的奏本就呈到御前。这位六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奉天殿遭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可是大不敬。 朱棣看过奏本之后，甚是恼怒，想你小小芝麻官竟敢如此讽刺我的壮举，这才是真正的大不敬，须杀之而后快，于是没有作任何审判，这无辜的肖仪就以“谤君之罪”而被处以极刑。确实，在古代，皇帝的决定是圣旨，是天命，岂容他人随便诽谤，何况朱棣喜欢北京的心是如此溢于言表，看来这肖仪有太多文人的耿直，好犯文人死谏的毛病，他搞起政治来，真是不太合格，以致脑袋搬家，怎么说都不值得。 第8页 不过事情还没完，肖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这些官员很年轻，都是直言敢谏之人，且没有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因此也不了解这位主子的性格与手段。面对这些人，朱棣不好全部杀掉，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计，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时，正值春雨绵绵，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争论得面红耳赤，即使天空中飘洒的细雨也难以给他们降温，一天无果，朱棣命令第二天继续进行，他就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像看一场拉场戏。 北京依然是都城，也算北京运气好，遇到忽必烈和朱棣这样“慧眼识才”的国君，力挺这个偏北的城市，终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当代呈现出令世界瞩目的帝京气象。也才有了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三十天，我还世界五千年”气势磅礴的奥运口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已经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朱棣的文治当然不仅包括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1402），他雄心勃勃地召集三千文士修大典，意在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成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闢地之大部头。开始时由大才子解缙负责，一年后，典籍呈上，朱棣龙颜大悦，特赐名《文献大成》，可是翻开这集大成者，发现规模不够宏大，于是再召“靖难”功臣姚广孝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和解缙总理其事。终在永乐五年（1407年）大功告成。全书分装为11095册，卷帙浩繁，规模巨大，傲视古今。 永乐朝《永乐大典》只有一部正本，存放在南京的文渊阁，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运到北京。朱棣曾经打算将《永乐大典》付印，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艰难之至，不得已放弃了。一部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典籍就这样被尘封在帝王家里，世人根本无法享此精神财富。在永乐之后的几百年间，它歷经磨难，终究自身命运难保，正本在明末兵火中毁了大半，嘉靖朝手抄副本传到清朝只剩九千余册，少了近三千册，后被儒臣所盗，又遭遇清末外国人的抢掠，结果估计最后存世的大概只有八百余册，只是原来的3%左右。一部绝世之作终究没有发挥它的实际作用，难怪要被李洁非先生称为永乐朝的“文化形象工程”了，而面对这一巨着最后的归宿，只是声声嘆息，或痛哭流涕，又怎能道尽后人心中的遗憾与无奈！ 但事已至此，只能后人“哀之”又“鉴之”了。 第三件事情便是郑和下西洋，这是朱棣朝以及中国辉煌的见证，实不敢用三言两语将其打发掉，在此暂且搁置，待以后详述。 总之，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以及编《永乐大典》，这三件事足以使朱棣笑傲古今诸帝群王！但是，他在“武功”方面的建树也不容忽视，因为这使他的帝国真正在地域上“远迈汉唐”，配得上泱泱大明朝这一美誉了。 在马背上守卫天下 现在有很多人对明朝认识不清楚，特别是对它的疆域范围更是低估，认为那时的疆域在四百万平方公里以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明朝的疆域虽不及元朝，但在明朝前期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并且当初四方来朝，周边一些小国对明朝更是拥护有加。这些与明成祖的功绩密不可分。要知道，张廷玉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之说绝非虚妄之言。 明末清初的查继佐也曾不止一次地说：“顾明以再造而长不拔，伊谁力也……是故北平之功不可没也。”“帝文武全才，宽严并济，若夫睿算宏模，长驾远驭，徙都北平，雄视九有，五巡漠北……较文景之斤斤恪守故物。犹非所屑。”这里对成祖朱棣的文治武功甚是赞扬。事实也确实如此，朱棣以武力助其父稳定天下，又以武力取得天下，武功方面的建树绝非常人所能及。他在位期间，曾出兵安南，并五征漠北。 安南，又称交阯，一直与中国交往密切。在明初，安南国王为陈氏，后被大臣篡位，且谎称是原国王的亲戚，请求明朝册封。结果事情败露，在朱棣派人将真正的国王送回继承王位时，安南竟然伏兵劫杀。这使朱棣恼怒异常，天朝国威，岂是区区小国可犯，于是八十万大军立刻出发，旌旗飘扬，战马嘶鸣，开始远征安南，结果一路凯歌高奏，永乐五年将安南国王、太子等人活捉。朱棣遂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只是后来明朝迁都北京，安南时有反抗，成为明朝的沉重负担，因此朱棣死后不久，明朝就放弃了对安南的治理。 朝鲜和日本，两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度，一直以来和中国有过太多的交集，在明初，两国都与中国修好，特别是朝鲜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万历年间，明朝还曾经进行过一场抗日援朝的战争。但此时，日本的一些在本国内失意的浪人和土豪，在中国东南沿海武装走私，抢掠商民，被称为倭寇。朱棣虽与日本修好，但仍加强海事防御，并派人围剿，大获全胜，倭寇死伤惨重，终成祖一朝，不敢来犯。至于后来的倭寇猖獗，那就有更多的因素，需要详加分析了。 第9页 其实对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南方倭寇的骚扰和安南，而是来自北方的蒙古。翻开中国歷史，总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入侵中原的都是北方各民族，也许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北方气候寒冷，孕育了粗犷豪放、野性尚武的大汉，而南方湿热的气候则使得百姓们柔弱有余，强力不足。因此敢犯边者有汉之匈奴，宋之女真、蒙古，直到明朝亦受蒙古骚扰，最后终被由女真演化来的满清所灭。 纵观明代，一直被北方的边患苦苦纠缠，如噩梦般摆脱不掉。这也是太祖朱元璋的一块心病，所以才有了分封藩王的举动，想牵制这些野蛮民族的力量，可惜却牵出了后来的大变故。到朱棣时，他也没有忽视蒙古，当时蒙古分裂为三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他採取了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归附，并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立下赫赫战功。鞑靼部较强，朱棣有意联络瓦剌，与之抗衡。永乐七年，成祖命丘福率军10万征讨鞑靼，不意全军覆没，朱棣一怒之下，决定亲征。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亲率50万人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长孙留守北京。朱棣第一次亲征大获全胜，鞑靼部的势力被削弱了。随着鞑靼部的衰败，瓦剌部强盛起来，时常骚扰边境。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决定第二次亲征，并让皇太孙随行，这皇太孙就是深受朱棣喜爱的太子之子朱瞻基。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亲征蒙古。朱棣五次对蒙古用兵，目的在于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虽说屡次起兵，耗费民力，但在客观上也打击了蒙古的气焰。可惜几次征战，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往往是难遇敌兵，无功而返，这也为后来的惊天巨变埋下了祸根，时也？运也？命也？不得而知。 总之，朱棣派兵南征北战，稳定边防，并继承其父的传统，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他的一番治理下，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在大明王朝的东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西北原是帖木儿大帝的领土，帖木儿曾一度想远征中国，但未能如愿。帖木儿去世后，其继任者势力远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贡。西方的欧洲此时战乱不断，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势力可与大明帝国争锋。朱棣统治下的明帝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技术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农业发展迅速，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矿冶、纺织、陶瓷兴盛；造船业，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养等，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些也为朱棣时期的壮举——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可是就算再英明的人都逃不过宿命的安排，就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朱棣突感身体不适。到了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朱棣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逝世之后他没有回南京陪父亲，而是葬在北京的陵墓中，这就是长陵，现在北京十三陵的祖陵。 永乐大帝的边墙 “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一直都是中国人心目中象徵着中华民族的豪迈与伟大的建筑。自古以来围绕着长城就有很多故事流传，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就是孟姜女哭长城。据说其夫君被秦始皇徵召去修长城，孟姜女万里寻夫，得到的是夫君惨死的噩耗，于是恸哭间，天地变色，长城尽倒。 长城就这样承载着歷史与传奇故事，经风歷雨地前行着。很多朝代都有修长城的举措，而现在的万里长城则在明朝歷代皇帝的精心修建下初具规模，其时的长城被称作“边墙”，大概是把长城当做中国这个大城北边的城墙。 明朝的边墙从洪武年间就已经开始进行修建了，从此时到万历三年戚继光在蓟州沿线修葺1337座空心敌台为止，时间长达二百余年。 而修了几千年长城的中国在永乐大帝朱棣时期其实曾经出现过一次机会，让这个庞大的国家走上另一条路，但也许是受制于传统的思维与习惯，朱棣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永乐一朝，开始全面修建长城，永乐初年和十年，朱棣两次下令修边墙，挖深沟，加强防御措施。朱棣时期所修的边墙虽然不甚完备，但是已经勾勒出了明长城的基本轮廓。 歷朝歷代，修长城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巩固北方的边防，防止外族入侵。明朝也是如此，朱棣作为朱元璋最得意的儿子，他在诸藩王中，处在与北方蒙元残余势力进行交锋的第一线，甚至亲自领兵北出迤都山，擒获蒙元太尉乃尔不花而归。《明史》中说他“智勇有大略”。朱元璋一直觉得自己所立的皇太子朱标不如他，曾多次动念改立朱棣，甚至在病重之际，谕敕朱棣：“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并谕示北方诸王“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 朱棣在北方与蒙古多年交手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个敌人的强大力量，因此他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与蒙古作战的事情上，1421年将都城迁到北京，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想要达到一种“战略平衡”，在北方积蓄力量以牵制蒙古。 这不能不说是歷朝歷代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每一个帝王都会受制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力量，且每一次都陷入与他们的争斗中，难以自拔，最坏的结果就是为其所灭，例如南宋。所以很难在南方有所作为。 第10页 说到此，想起朱棣时期的另一盛事——郑和下西洋。其实这是中国人面向海洋开拓精神的觉醒，无论朱棣热衷此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都客观上为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模式、另一个方向。但是郑和在大明朝和马六甲之间往返时，朱棣还忙着亲征蒙古、修筑防御工事——边墙，甚至没有时间去听听郑和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奇闻轶事，思考一下海上贸易之类的事宜。 最终，朱棣死了，在亲征蒙古的途中，也许至死北方都是他的一块心病，也许至死他都没有来得及思考下西洋还能给这个明王朝带来些新的东西。总之，他去世后，富有开拓精神的永乐朝就这样结束了，明朝继续着它的海禁政策，修边墙却将从此进入高潮。 朱增泉不无感慨地说：“令人遗憾地说，明代的边墙，尽管一直不停地修了二百五十多年，却并没有围住明朝的’‘万年基业’‘，长城内外，大明朝的輓歌已经唱响……” 宦官：与一个王朝如影随形 也许是想出来一睹世事变迁，也许是难再承受地下的阴冷乏味，也许是想故意在世纪末留给人们一个疑团——总之，一位明朝大太监终于挨不住在黄土下沉睡近四百年的寂寞，重新迎向阳光，他身后的富贵也一併显现于世人面前。 20世纪末，一个明朝大太监的陵墓现身北京，他最后的栖身之地是一个歷史上较为罕见的雕花汉白玉石椁。石椁被打开后，虽然没有金银财宝，但仅棺椁就足以证明这位太监生前的地位与富贵。据考证，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大太监，至于其在当年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太监在皇宫中的日子一定很舒服，就像明朝的其他大太监那样，经常受到皇帝的恩宠。 宦官是中国权力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帝王专制制度培植出来的畸形毒花。中国歷史上有三个宦官时代，这几次宦官走上了歷史的前台，用他们的方式干涉国家的政治。其中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可见，宦官专权并不是明朝的专利，但是虽“古已有之”，却“于今尤烈”。对于明朝与宦官的关系，柏杨先生说得最精彩：“宦官好像是明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而让宦官成为一个王朝“灵魂”的始作俑者，也是这位拥有“文治武功”的成祖朱棣。 其实，在朱元璋做皇帝后的第十七年，曾在皇宫中立了一块三尺多高的铁碑，上面刻着“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朝事，预者斩”，同时还规定宦官不得担任文武官，不准读书识字。看来朱元璋是太过自信了，以为自己归天后，自己的一言一文仍可控制后世子孙。结果明朝是歷史上宦官为害最严重的朝代，其中他的这位第四子功不可没。 如果仔细追究，太监对朱棣王朝的建立是有功的，当初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南京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夺得帝位。也许是出于对太监的信任，或者认为他们比较好用，因此在皇帝宝座上，朱棣开始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等等。朱棣还一反祖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那点阴谋诡计，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十八年，朱棣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同时恢復朱元璋本已冷落的锦衣卫，至此，明朝的特务机构再一次“灿烂辉煌”，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那时特务横行，大臣们都战战兢兢，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惜很多人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毕竟此时朱元璋的心里已经动了杀戮的念头，结果经过特务们的调查，很多大臣、功臣都捲入了胡惟庸、蓝玉谋反案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到功臣被杀尽之后，这些特务也就失去了作用，于是受到了太祖的冷落。 可是时过境迁，歷史再一次重演。朱棣以流血战争夺得皇位，开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宝座，大杀建文帝时的朝臣，恐怖程度及手段绝不在其父之下，特别是方孝孺拒绝为其粉饰篡位之过，于是被“诛杀十族”，这在以前真是闻所未闻，可怜了一位铁骨铮铮的文化人。待这些前朝“遗老”们被杀得所剩无几之后，朱棣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搬出了锦衣卫，设立东厂，大臣们面对这种特务统治，依然是人人自危，乖乖做事。有朱棣这强势而精明的皇帝在，宦官们倒也安分，不敢有大动作。 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朱棣种下了太监这一颗毒瘤，总有一天会化脓，侵蚀帝国的身心。明朝的厂卫制度贯穿一朝，且东厂及以后的西厂都由当权的太监统领，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刘瑾、魏忠贤等，权倾一时，祸害朝野，使得多少忠臣义士们含冤而死，而大明朝就在这些跳樑小丑的伴随下，磕磕绊绊地向悬崖边走去…… 第11页 辟海上阳光大道　引万国来朝 “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虔诚来朝，咸锡皆赏。”带着明成祖的诏命，三保太监郑和开始了七下西洋这“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的壮举，从而展中华大气象，引万邦来朝。但是，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盛况，永远只是帝王的一个政治理想，但郑和下西洋仍值得永世铭记。 一个“篡”字与一次壮举 靖难之役尘埃落定之后，朱棣稳稳地坐在了他梦寐以求的皇位上。这一天，他正在龙椅上闭目养神，皇帝要操心天下事，即使休息也要想想事情的，于是他想想前朝往事，又想想未来，突然一个名字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刘璟。这位曾经的酒友加棋友怎么像在人间蒸发了，自己已成九五之尊，他却不来祝贺，太狂妄了吧。 于是下令宣刘璟，这刘璟也是一把硬骨头，竟然推脱有病。朱棣一听急了，便派人去抓，刘璟没办法，只好来了。谁曾想，刘璟来了之后便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道：“建文帝死了，天下哪还有皇帝？”朱棣火了：“难道你敢说朕不是皇帝？”“殿下自称皇帝，可是百世以后，也逃不了一个’‘篡’‘字！”刘璟真是不要命了，就这样走进了监狱，其实他心里清楚，即使像父亲刘基那样退隐，落到朱氏父子手里也不会有好结果，还不如“只留清气满干坤”呢，于是不等皇帝动手，便上吊身亡了。 但是他终究留给朱棣一个寝食难安的字：“篡”，确实朱棣的心里也虚，即使他篡改歷史，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杀尽前朝忠臣，也难以抹杀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与其在心中的阴影。想来想去，实无其他良方，那好吧，就扩大自己的业绩，让国威大震，万国来朝，用功绩说话，看别人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于是出使西洋的念头就不可抗拒地产生了。 当然每一个大事件都有歷史的因由，其导火索也许只是皇帝个人的一念之差，但如果纵观歷史与现实，就会看出其歷史的偶然性中孕育的必然性。 着名明史研究专家刘重日老先生认为，15世纪西方各国也正在开展航海的探索活动，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应该是那个大歷史时代所具有的特徵。这一观点虽只是一家之言，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要不然何以解释在郑和出使西洋八十七年之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大概是因为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有向外探索的好奇心，同时经济力量也允许了，也有了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一个个海上英雄们便脱颖而出。 当然，这只是从全球来看，毛佩琦先生则从小处进行分析，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基于明成祖朱棣整体的政治目的。下西洋并非是孤立的事件，七下西洋是明成祖对治理明帝国政治理想的体现，这是一种国家力量的显示。 北穷沙漠，南极溟海，日出日没之间，舟车可到之处，在天子的野心与胸怀中，都是帝国天下。让他们知道与让他们臣服一样重要，朱棣有这样的胸怀和野心，也有这样的实力。当然，也许还有一点隐秘不便直言。建文帝下落不明，这是朱棣的心病。“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同时，明朝实行海禁，“片板不得出海”，致使“商旅阻遏，诸国之竟不通”。东南沿海的私商贸易受阻，不仅使百姓的市场上没有洋货，帝国府库也空虚。派遣帝国船队出海，採买奇货珍宝，不仅可以充盈府库，还可以以正规的官商贸易取代私商贸易，将民间的自由贸易纳入朝贡赍赐的政治体系中，经济贸易与帝国的政治目的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永乐皇帝是一位有世界帝国野心同时也感到自己有建立世界帝国实力的皇帝，五次亲征漠北，派二十万大军讨伐安南，完全有理由派遣一支船队出使西洋。在中国的世界观念中，帝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四方来朝是一件自然而又荣耀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具有雄才伟略帝王心中的嚮往。 因此，诸种原因，出使西洋已成定局，就待皇帝找来一合适人选，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 歷史的选择 距今六百多年前，有一天，素有“天下第一港”之称的江苏太仓刘家港码头沸腾了。港口四面桅樯如林，人头攒动，锣鼓震天，一改往日的静谧。在一艘昂首翘尾、漆成棕黑色的宝船上，一位器宇轩昂的壮年男子静静地凝视着那一片海。那里将是他未来的旅途，是他必须面对和打拼的地方，他的目光里透着坚毅和豁达，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迷惘，是啊，海的那边是不是还是海？这个答案谁也不能告诉他，他只能自己去寻找。 这一天正是明朝永乐三年（1405）的六月十五日，歷史铭记了这一天，同时也记住了这天的主角——郑和。因为，他要率领着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余艘舰船和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向未知的海洋出发，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挂时，他们就要起航。 第12页 众所周知，这次出航的领袖是一位太监。在世人的印象中，太监在明朝就是以祸国殃民为能事，没有其他作用。可是，郑和却作出了惊世之举。其实命运就是这样，它对每个人都很慷慨，它会给每个人机会，只要能抓住并加以利用，就有可能流芳百世，同时命运也爱开玩笑，说不准就会让人遗臭万年。郑和的运气出奇的好，他被命运眷顾了，且是可以流芳百世的眷顾。但是仅有命运的眷顾是不够的，关键是自己能够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并趁机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世界。歷史选择了郑和，郑和也以自己的成绩回报了歷史。柏杨先生说：“郑和是中国第一位海上英雄。他下西洋，跟公元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了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 确实，所有的成功者都有类似的经验，而所有的失败者都有各自不同的藉口。面对歷史的选择，像张骞一样，郑和，一个回民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 郑和，洪武四年（1371）出生于云南一个伊斯兰教家庭，当过僮僕的他，是马哈只的儿子，只有一个小名“三保”。现代学者根据《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考证，郑和为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他的先祖是异常显贵的。赛典赤在元朝声名显赫，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由阿拉伯迁徙到中亚的布哈拉，再由布哈拉迁徙到中国，昆阳马氏即为赛典赤后裔中的一支。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在那个还不知道屈辱为何物的年龄，郑和便遭受了如此屈辱，是坏事，亦是好事。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他因“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看来有可能出身于贵族的他，血液中真的遗传了贵族精神，要不然何以轻易便修得文武全才呢？这其中天赋的东西是不容忽视的。 后来，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虽然在现在看来，自己的姓氏生生被别人给改了，这是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在古代，由皇帝赐姓，这可是莫大的荣耀，也许这使得郑和对朱棣的忠心比他的江山还要牢固，朱棣大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不知他出发之日，君臣之间的情形如何，是否像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武帝送张骞一样，走下龙椅，君臣依依话别，最后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朕等你回来”抑或“大明的航海事业就託付给郑和你了”。 无论如何，郑和是像英雄一般地出发了，因为他有做英雄的资本，首先是政治资本，朱棣这天下之王站在他这一边，亲友团的身份够高；其次，他身后有一个世界最强大王朝的支持，经济上没有问题，不至于让自己在海上漂泊着，还要受飢饿之苦；最后，郑和天赋高，要文能文，要武能武，又在皇帝身边，什么事情没见过，经过千锤百鍊之后，也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统领几万人还是小菜一碟，这难不倒他，至于以后在海上的情况，也自能随机应变。 于是，待东风吹拂，他便号令将云帆张起，一个辉煌的中国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 马六甲：辉煌的见证 郑和这一走，便走到了马六甲。 在中国典籍中，“马六甲”被写成“满剌加”。明朝时，“马六甲”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现在则属于马来西亚。这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拥有一条着名的海道——马六甲海峡。 英国着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郑和的这次壮举：在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从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而马六甲海峡是远洋航行的必经之地。 今天，再去马六甲，仍能看到郑和当年下西洋的痕迹，那里有郑和当年宝船的复制品，有悬挂着无数中文招牌的店面，有各种各样的玉器、字画和木雕工艺品在出售，还有长长的中国街，以及祠堂这在中国已经很难觅其踪影的古老习俗。这些似乎都在昭示着曾经远离家乡、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对自己文化的守护与对家乡的思念。 据说，这里居住的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来的一些船员，他们在此开枝散叶，一代代的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却能用纯正的汉语说自己是中国人。 马六甲就以这样一种姿态，来怀念它曾经目睹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伟业。在航行的船队一次次往返间，它心里默默地数着、记着，七次，对，是七次，郑和和他的船队一共来了七次。 这七次航行，成为中国航海史上的奇蹟。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 第13页 郑和带着他的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但是郑和下西洋的宗旨却是和平外交。有明成祖的昭示为证：“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虔诚来朝，咸锡皆赏。”皇上下旨，谁敢不从，更何况中国人天生爱好和平，怎可起恃强凌弱的坏心。因此，这七次航行被后人以和平的名义称颂着。北大前副校长、史学家何芳川曾经评价：“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确实，郑和的航行一直谨遵皇上的旨意，要和平，不要侵略，不要战争。但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总有挨欺负的时候，郑和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第一次航行，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时，遭到了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的拦截，这一伙人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结果被郑和率兵击溃，捉了他们的头目。第三次航行，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结果他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第四次出海，郑和又率队击败了苏门答腊数万人的袭击。总之，这几次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战役。 当然郑和下西洋不是只和这些冒犯天国之威的人争斗，船队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老实说，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真的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的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还是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这些朝廷的赍赐品带给沿途的国家，就换来了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施行睦邻友好、互利双赢的和平交往政策，不仅推动了当时中国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而且促成了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隔六百年后，在渐行渐远的歷史中，马六甲依然静静地注视着大海，怀念着一去就不再復返的帆影，猜测着航海英雄们最后的结局。 帆影远逝 郑和还是把生命留在了海洋上。 在远征返回的途中，朱棣去了。而郑和第六次航行归来，正在国内修整。闻此噩耗，他的心情可想而知，相信这于他无异于天崩地裂，无论对于他的身心还是对于他的事业。 朱棣去世，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他採纳了大臣夏原吉的建议，“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採办”，理由是郑和下西洋对于国力的耗费太大。直到宣宗朱瞻基继位，回想当年祖父时出使西洋的盛况，于是雄心再起，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此时年逾花甲的航海英雄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印度半岛西南的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那一年是公元1433年。明朝无郑和，一场航海盛事也随之消逝。 仅过了三四十年，到成化年间，明宪宗突然动了下西洋的念头，却发现一向保存在兵部的《郑和出使水程》（记载郑和七次出海的全部档案）突然不见了。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成化间，有人为迎合明宪宗，举永乐年间下西洋的盛况。明宪宗即下诏索要《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急命吏入库查找。郎中刘大夏便将书卷事先藏匿起来，吏遍寻不着。项忠鞭笞吏，令其再查，最终也未能找到。项忠怒斥吏：“库中的案卷怎么可能丢失？”刘大夏在一旁应对：“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伤以万计，即使得其宝而归，对国家有何益？这是一大弊政，以往大臣屡屡上谏过。旧案虽有，也应当毁掉，以消除祸根，怎么还追究有无呢？”项忠听后，悚然，嘆道：“君阴德不细，这个位不久非君莫属呀！”刘大夏后来果然升任兵部尚书。被刘大夏藏匿的《郑和出使水程》究竟下落何方，至此已经成为一个谜。这刘大夏虽然升了官，可是他的“阴德”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的海上实力直线下降。直至清朝末年，中国在包括甲午海战的几次海战中被洋人欺负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明证。 俗话说：“谁控制海洋，谁赢得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终也失去家乡。”就在中国的海洋事业偃旗息鼓之时，西方国家马上就开始了闻名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他们的航行与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进入了海外扩张的年代，这个时代由一个小国开启，葡萄牙在权力真空的世界南方海域，开创了一种“炮舰秩序”。这种“炮舰秩序”，创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国，它扩张的对象就包括中国的澳门，讽刺的是澳门的失去正是在明朝。随后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六百年后，巡航在郑和船队去过的海域上的，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第14页 怪不得在郑和下西洋五百年后，梁啓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追忆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时，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歷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这是骄傲，然而及观郑君，则全世界歷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箇中滋味，实难道尽。 后来，有人说过这样的话：15世纪是全球歷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15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最伟大的远航停止，而就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西方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与整个东方歷史上，都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而西方大航海也开启了世界歷史的一个新时代。从此，东西方的实力出现了一个逆转。 “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歷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当代一位美国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这样说。假如当初郑和和他的明王朝也学一学葡萄牙等国家，假如郑和在某一次航行中，起了一点野心，是不是世界的歷史就要被改写？可惜歷史不容假设。理智地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当初的明王朝也不可能走上西方国家的那条路，毕竟那需要太多的条件与因素。欷歔不已终究于事无补，中国还是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出自己的辉煌。 总之，15世纪的明朝，在它最强盛的时候，随着大航海的戛然而止已经“有疾在腠理”了。正是最明亮时有迷惘，最繁华时现悲凉。在声声嘆息中，这歷史的一页尚未写尽，砚上的笔墨却早已凝干…… 守成之君奏响盛世强音 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谷应泰 治国父子兵 一切还得从解缙说起。 关于这位明初的才子，有太多的传奇故事流传于世，其中最着名的当属这样一个小故事：解缙家门对着一位乡绅的竹林。除夕，他饶有情趣地在门上贴了一副春联：门对千杆竹，家藏万卷书。乡绅看见这副对联之后，叫人把竹子全部砍短。解缙深解其意，于上下联各添一字：门对千杆竹短，家藏万卷书长。乡绅更加恼火，下令把竹子连根挖掉。解缙暗中发笑，在上下联又添一字：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乡绅再无竹子可以折腾，只能暗自瞠目。 可以想见，这解缙确实有才，他也算是成祖朱棣的长子朱高炽的贵人。虽然在朱元璋在世时，朱高炽就已经是燕王的世子，但这位世子长得有些对不起他的父王，他长得太胖，性格也不合朱棣的意，过于儒雅，实在没有其父英姿飒爽，马背上驰骋间天下尽收的霸气。而他的次子朱高煦随他征战沙场，屡立战功，深得他的欢心。因此，朱棣在登上皇位后，对太子之位究竟给谁，一直拿不定主意，毕竟朱高炽是长子，他实在没有理由舍长立次。 就在朱棣犹豫不决时，解缙适时发挥了他的作用。据说朱棣曾经私下里问解缙，该立谁为皇太子。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他是支持朱高炽的，待他说完再看朱棣，发现这位皇帝没什么表情，也不说话。解缙接着说道：“好圣孙。”朱棣听此言后，连连点头，由是主意乃定。于是在永乐二年（1404）四月，正式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同时册封朱高煦为汉王，第三子朱高燧为赵王。 为什么一句“好圣孙”就让朱棣改了主意呢？这位好圣孙乃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他自幼聪颖机敏，为成祖所钟爱，后来成祖亲征蒙古时，特意带上他，有歷练之意，为日后做皇帝积累经验。看来朱高炽竟是父凭子贵了，这也是一大奇事。 这成全了朱高炽，却害苦了解缙。他终因一句“好圣孙”而掉了脑袋，受朱棣宠爱的朱高煦听他如此维护自己的亲大哥、现在的太子，怎能不怒火中烧，于是几年后终于找了个藉口向自己的父亲说解缙的坏话。解缙入狱，吃了五年牢饭。在永乐十三年（1415），锦衣卫指挥纪纲进呈在狱的囚犯册籍，成祖看到解缙姓名，很诧异，说了句：“缙犹在耶？”纪纲立即明白了朱棣话里的意思，回去后将解缙灌醉，埋在积雪中，不一会儿就冻死了，一代才子死时年仅47岁。解缙对明代的文化多有贡献，主持纂修《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他本来深受成祖重用，却无端地成了政治牺牲品。 不过也幸亏了解缙的这句话，才使大明迎来的第二位比较仁慈的君主（第一位是朱允炆），正如研究明史的青年学者许文继、陈时龙在他们的《正说明朝十六帝》中所说：经歷了长达20年的并不平静的太子生涯，朱高炽即位后在政治上励精图治，想要有所作为。他承继大明开国60年以来的成就，精心经营，继续採取重农、用贤、惩贪的一系列政策，加之仁宗本人仁厚，政治环境宽松，由太祖、成祖时期的严急趋向于平稳，大明王朝在平稳中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开创了“仁宣之治”局面，进入了明朝的鼎盛时期。 第15页 确实，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歷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了，时年48岁。 终于，朱棣的“好圣孙”朱瞻基继承大统，改年号宣德，是为宣宗。朱棣曾预言他是“太平天子”，其实这话着实不错，在他在位的十余年间，“以自己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许文继、陈时龙语） 但是在他继位之初，歷史又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重演当年叔争侄位的那一齣戏。这次主角是朱棣的儿子和他钦点为皇帝的孙子。 自古以来，皇位之争永远是中国歷史上少不了的变奏曲，对权力的渴望似乎浸淫着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离皇位很近的人，于是阴谋、阳谋，流血、杀戮，悲剧、喜剧、闹剧轮番上演，这齣戏却不愿意落幕。 朱棣在世时，朱高炽在太子位上忍辱负重，默默承受着来自受宠的二弟和三弟的威胁，直到登上皇位。他死得早，要不然也许就是弟争兄位了。于是在朱瞻基继位之初，朱高煦看这侄子心软好欺负，于暗中谋划造反，他谋反的旗号更有乃父之风，先是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这就是“靖难”。 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建文帝，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宣德元年（1426）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一路声势浩大，直逼朱高煦所在地乐安城，结果兵不血刃，就以气势压倒敌人，这位叔父出城投降。试想如果当年建文帝有此胆识与见地，也就不会落得个生死不明的下场了，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大。 宣宗倒是仁厚，虽然囚禁其叔，倒也好吃好喝再加妻妾地伺候，可朱高煦却犯了煳涂，大大地得罪了这位皇帝，结果被盖在铜缸里，变成了烤鸭。 歷史就是这样相似，可惜朱高煦拔个末筹。但这对大明朝来说也许是个幸事，从此，朱瞻基开始他的执政生涯，这两位治国的父子兵，终于开创大明前期的风华时代——仁宣之治。 风华绝代 在中国的江西省有一个因瓷器而闻名于世的地方，翻开这里的歷史，我们会发现在明代这里曾烧出了风华绝代的陶瓷制品，成为千金难求的传世佳品，这里就是景德镇。在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中有一个名字，也许会让人怦然心动，那就是：宣德炉。 宣德炉，正是因宣德这个年号而得名，在位的皇帝就是宣宗朱瞻基。宣德、成化两朝的瓷器一向被公认为明瓷的精品，其风格崇尚淡薄、雅致，纹饰由宫廷画家遣画，画意也具中国工笔画的特色。画面大多是“周茂叔爱莲”，“陶渊明对菊花”之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封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同时，也说明了明朝前期的艺术风格，清新、明朗，有开国之初的青春气息。 而青春就象徵了活力，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萌芽到发展，总会有一个高潮，步入顶峰，之后就会是渐渐地衰落了，朱瞻基生的时代好，他站在了这个顶峰。当然，这个盛世强音也要靠自己来鸣奏，朱瞻基没有辜负祖父与父亲的厚望。他初登皇位，就向世界昭告了自己是一个明君。 诸葛孔明先生在很久以前，说出了一句领导人可奉为经典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朱瞻基做到了。他继续任用父亲曾经重用的正直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仅此一举就让明朝以后的大部分君主黯然失色。 要知道这几位大臣绝非泛泛之辈。有前人的说法为证，“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还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嘆服。 可见，朱瞻基懂得唯才所宜，知人善任，“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五位重臣也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他们都能够提出合理的建议，而朱瞻基也能从谏如流，其中就包括撤兵交阯（安南）的重要决定。 在前面，提到过安南这个中国南部的小国，在成祖时，成为明朝的一个省，但到宣德年间，这块地方却成了烫手山芋，因为那里反抗明朝的战争时有发生，每次明朝都要派兵去镇压，结果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与杨士奇和杨荣等大臣商量完，朱瞻基在一场对安南的大胜之后，册封了安南的国王。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时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放弃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不能不说是朱瞻基的一大政绩，符合当初的客观现实。 第16页 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瞻基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同时，在宣德年间，郑和也开始了他最后一次的航行，英雄在海上“诞生”，最后也把生命留给了大海，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之子，随着郑和的死，大明朝的帆影从此远逝。 朱瞻基的英明还表现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上，他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同时，各行各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闢，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农民起义也很少。所有这些一方面是开国几代君主积极治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朱瞻基任人得当，吏治较为清明息息相关。 朱高炽和朱瞻基父子开闢了明朝建国以来最和平也是最繁荣的时期，难怪谷应泰会对他们父子俩大加赞扬：“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只是，盛世之下，有一股暗流涌动！ 天子的感嘆：就是那一只蟋蟀 《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为很多人所熟悉。其实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明朝，当朝皇帝有一个嗜好，斗蟋蟀成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皇帝觉得京城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採办。其中，听闻苏州的蟋蟀特别好，皇帝为此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採办1000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结果弄得鸡犬不宁，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苏州有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皇帝。这个粮长的妻妾因为好奇看这只蟋蟀时，它竟然狡猾地跑掉了。妻妾自知闯了大祸，遂自杀了，粮长一看这家破人亡的情景，也跟着上吊了。这就有了后来蒲松龄改编的《促织》一文。 若问这位如此“不务正业”的皇帝是谁，其实他就是这位宣宗皇帝朱瞻基，纵观明朝的歷史，可以发现明朝的十几个皇帝都特别有个性，而且有些人的嗜好也很古怪，这位皇帝就是其中一个，他喜欢斗蟋蟀，被人称为“促织天子”。 孟子有句千古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是在告诫人们在最得意处千万要头脑清醒，不可因一时的繁盛而起了贪图享乐之心，毕竟事情往往都在歌舞昇平、醉生梦死中悄悄地发生着量变。朱瞻基遭遇的正是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许文继、陈时龙《正说明朝十六帝》）他生在盛世，守护了盛世，却也为盛世埋下了隐忧。 首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朱瞻基对中央机构的改革。太祖朱元璋时撤了宰相，收了兵权。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同时六部尚书与都察院之都御史合称“七卿”，这“七卿”与通政司的通政史、大理寺的大理卿合称“九卿”，分别理事，互相制约，对皇帝负责，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天下事何止千千万，遇到朱元璋这样精力充沛的皇帝，倒还能勉强应付。可是守成的君主们习惯了和平年代的歌舞昇平，没了祖宗的精力、雄心和体魄，一个人就应付不来了，因此就要想办法。朱元璋在废相之后，自己处理天下政务也很吃力，就设了大学士一职，官职不高，是皇上的侍从文臣，兼备谘询。到成祖时，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他精选翰林院文臣进入文渊阁，文渊阁乃皇帝与文臣研读之所，因此就产生了“内阁”，内阁大学士原是皇帝的助手，相当于秘书。但是成祖几次出征，根本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因此内阁大学士们便有了第一次总揽政事的机会。 到宣宗时，他也实在应付不来全国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想出了一个更完备的办法来处理政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可是这样批示还是很麻烦，于是皇帝就开始象徵性地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则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这就出现了明朝歷史上比较特殊、影响深远且很奇怪的政治格局，从而也为太监的粉墨登场，开始干预朝政埋下了隐患。 这时国家的土地兼併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显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流民问题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1428），“山西饥民流往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1430），北直隶易州有逃民1229户，山东潍县有逃民3407户。流民的产生，直接后果就是农民起义的严重。 第17页 这些都成了宣宗朱瞻基统治下的一些污点，特别是他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教授宦官读书一事，更是影响深远。宣宗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儿子英宗朱祁镇时，王振专权，以致朱祁镇被蒙古俘虏，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 而他，执政十一年，最后，在促织声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中篇　细品王朝兴衰事　于无声处听惊雷 风乍起吹　皱一池春水 花开花落，月圆月缺，盛极而衰乃万物发展之规律，一个朝代也是如此。 明朝经五位皇帝的治理，国家基本稳定，可算四海承平，虽然盛世之下已有不和谐的音符，但还是不可撼动的天朝大国。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竟然遭遇了百年未遇之大劫，堂堂大明皇帝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瓦剌首领俘虏了，由此则引发了一系列的变故，囚禁、夺门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字眼出现。而大明就在种种变故中加快了衰落的脚步。 一个太监的袖里干坤 柏杨先生说：中国的第三次宦官时代，由王振揭幕。这话不假，翻开明朝的歷史，能查到的第一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就是王振。 王振，一个太监，何德何能，能够把一个王朝变成自己的袖里干坤，轻松移放。这还要从他的出身和经歷说起。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入内书堂”，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唿王先生”。意思是说他年轻时潜心读书，却屡考不中，愤愤然“自阉”，落榜男儿就以这种看似悲壮的方式毅然走入了太监社会，最终成了名。不管怎么说，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当朱瞻基还在位时，立朱祁镇为太子，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朱祁镇继位时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这位太监最亲，所以一直称王振为“先生”。可以说王振命好，投对了主子，因此才能走上歷史的前台，风云一时，却也祸害无穷。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太皇太后张氏委託着名的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王振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 话说到此，当讲一讲这位太皇太后张氏，他是朱祁镇的爷爷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朱棣也称其为贤儿媳。她得知孙儿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张太后再一次向小皇帝强调了五位大臣的辅佐地位，意思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否则绝不可行。接着派人宣王振入觐。王振进来后，这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说时便有女官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振登时吓得魂飞魄散。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张太后见威吓目的已经达到，于是罢手。但是就这一心软，留下了后患。 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逝。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明朝皇权第一次转换到宦官手中。 王振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权倾朝廷。而“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柏杨语）当时的工部侍郎王佑没有鬍鬚，王振问他为何，王佑恭谨地回答道：“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这一回答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古往今来，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种逢迎拍马的人。 其实这件事情正表现出了第三次宦官时代的一个特徵，就是柏杨先生的另一高见：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其实，明朝的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同时，应该注意，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王振还没有来得及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来证明这一规律，就死掉了。 因此，王振如此横行跋扈的原因就在于英宗朱祁镇的宠信，一次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贊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看得出来，朱祁镇对这位大公公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他作为一个皇帝过于感情用事，识人不明，因此遇祸，也怪不得别人了。 正统六年（1441）年末，朱祁镇与文武百官饮宴。按照惯例，宦官没资格参加。但朱祁镇时刻不忘他的“王先生”，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第18页 就是这位敢和周公相比的王振公公，使明朝加快了衰落的步伐。 惊魂1449：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在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境内，现在走高速到北京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但这段距离曾改变了歷史。 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大太监王振身上。 英宗的第一次在位期间，似乎一切都由王振决断，而与蒙古之间的交兵，也有他的原因。 宣宗时，对北部的蒙古进行安抚政策，使得北部边防近十年平安无事，可是这也助长了蒙古的一支——瓦剌部势力的增长。瓦剌虽然年年都来明朝朝贡，但是每次都能拿到更丰厚的赏赐，他们乐此不疲。当也先成为瓦剌首领的时候，1449年2月，他遣两千多人向明朝进贡马匹，却号称三千，向明朝多要回赐。《明史》中说，也先的行为激怒了王振，便故意低估瓦剌进贡马匹的价格，也先大怒，藉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聘礼，明廷却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剌。当年7月，将领脱脱不花与也先率领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结果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北京，王振认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竟然雄心大起，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 朱祁镇时年23岁，血气方刚，并且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这一次遇到实战的机会，甚是高兴，他于是想效仿祖宗当年征战沙场的壮举，但是他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以为在“王先生”的教导下，自己已经具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雄姿了！真是可怜了这位锁在金笼中的“黄莺”。 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的苦谏没有使朱祁镇回心转意，他统领五十万大军出发了，随行的还有大太监王振。这本该是一次“西北望，射天狼”的壮举，可是却被这位幼稚皇帝和他的太监伙伴给搞砸了。 在秋天的凄风苦雨中，几十万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迴銮。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野等人于草中长跪。大军继续前行，直到阴历八月初一，抵达大同。也先则使出诱敌深入一招，暂且避去。王振仍然坚持进军。 恰巧此时在前线跑回来的太监郭敬，报告了也先部的实力。王振听后便劝英宗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真是“兵贵神速”。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出现“本来”两个字，也许就要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正是如此。这老太监王振想要衣锦还乡，何况还有个皇帝相陪，岂不更美。于是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京。本来大军就是惊惶退走，结果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反而起了恻隐之心，怕老家乡邻的田地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地时，他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覆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了上来，又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就这样，拖了八天，明军退至宣府。也先骑兵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两军真正的交锋开始了，其实也不算势均力敌的交锋，而是明军的五十万人马被也先的几万人杀了个毫无还击之力。堂堂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虏。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也有一说是王振被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无论哪种说法，总之一代大太监是死于非命，也算罪有应得吧。但是他给大明朝的影响又岂是一死就能弥补的。仅此一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无辜者的累累白骨，流成河的鲜血诉说着他的罪过，且无法救赎。 “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进退失据，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皇帝被俘，更使朝野震动。明王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如是说。史家通常认为，土木之变是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从此，盛世难在，空余悲恨。 土木堡几十万人的血，映着当年的夕阳，何等惨烈，然而经过五百年的岁月淘洗，此地终究变成今天京张高速公路边上一个普通的镇子，能与昔日峥嵘联繫起来的只有几处残存的城墙和被当成仓库的显忠祠，默默地向歷史深处回望。 歷史还在继续，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国家危急，唿唤英雄出现，于是一代名臣于谦从歷史中走来。 北京保卫战：文弱书生挽狂澜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英雄写诗明志，诗与英雄一同名垂千古。 他就是于谦，一个文弱书生，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扛起了大明万里江山。张廷玉的《明史》对他的赞美最是激动人心：“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于谦配得上这个评价。就在皇帝被俘，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的时刻，负责居守的郕王也一筹莫展，大臣们更是“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待到同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召百官，确定了英宗朱祁镇的同父异母弟弟鋮王朱祁钰的监国身份。 第19页 朱祁钰召群臣们商讨战守大计。竟有人提出要迁都南京，以避灾祸。幸亏时任兵部侍郎代理部事的于谦坚决反对，并主张马上召集军队，誓死保卫京师，不然大明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了。正如有人玩笑说：也许南明就会早出现二百年。这也不是不可能变为事实。 因此于谦对于明朝，对于中国歷史，甚至对于北京的发展都功不可没。除了坚拒迁都之外，他还有几个顾全大局、应对变故的举措。 首先，就是拥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即是景帝，年号景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朝的“靖康之变”，当时也是在徽钦二帝被金掳去之后，高宗赵构即位，宋朝南渡，直到杭州，真是狼狈不堪。明朝难道又是歷史重演？实则不然，毕竟朱祁钰不是赵构，大明也没有宋朝那么羸弱，顷刻之间就被一个异族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南逃，甚至被逼到皇帝差点蹈海的地步。景帝即位后，遥尊远在瓦剌的朱祁镇为太上皇，毕竟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否则大小事情谁来处理，国家怎能正常运转？这使得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小算盘落空。 接着就是清洗王振的余党，王振为很多大臣所痛恨，因以前有皇帝撑腰，朝臣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且这次皇帝的亲征正是他的调唆，才惹出了天大的祸事，朝臣们更是恨之入骨。因此，他死在乱军之中，他的同党、亲族的末日也就到了。于谦辅助朱祁钰处置了这些不得人心的奸佞，平息了众怒，朝廷内部稳定。 后院不至于起火，大家就会同心协力，抵御外敌。于是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开始着手北京的防卫工作。他徵集粮饷，任用贤能的将领，增强城防。总之，在于谦的筹划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北京城准备好了，于谦也准备好了。而也先怀揣的却是另一番心思，他以为捉住了朱祁镇，就可以奇货可居，于是用要挟的手段逼明朝议和，看看宋朝的歷史就会知道，被动议和意味着什么，就是受制于人，就是要年年给人家好处。于谦看透也先的野心，于是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孟子的话经于谦之口，是铮铮有声，粉碎了也先的白日梦，也为他种下了灾祸。 也先无计可施，决定对北京进行大举进攻。面对瓦剌的大兵压境，于谦身先士卒，身披甲冑，临阵督战，并下令将九门全部关闭，规定：“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以忠义报国的道理晓谕众将士，泪流满面，慷慨激昂，士兵士气高涨，誓与北京共存亡。 结果可想而知，也先敢犯“强汉”，虽不至于“虽远必诛”的地步，但也在大明军民的共同抵御下，落得个惨败的下场。他带领军队，拥着明英宗仓皇出逃，于谦派兵追击，结果途中又大败瓦剌。是为“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歷史上乃至中国歷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确保了都城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也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于谦的功劳，他乃一介书生，竟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且能“挽狂澜于既倒”，从中可见中国读书人的绝好品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有此精忠报国之人，国家何愁不兴旺发达。 只是世事终究难料，风云突变间，已换了人间。而于谦，这一代文臣武将，却以不世之功，死在王朝政治的刀锋之下。 皇兄弟的政治博弈 南宋“靖康之变”的那一页歷史还歷歷在目，不知身在瓦剌军营的英宗朱祁镇面对自己的处境，作何感想。是否在感嘆自己的命运时，也想起了那两位与自己际遇相同，惨死在金人手中的宋徽宗和钦宗父子，为自己的生命犯愁；或者还想着“出师未捷身先死”，以满襟的热泪怀念着或者抱怨着太监“王先生”；又或者眼睁睁看着弟弟朱祁钰继位，而感嘆“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无论他自己如何感嘆，也先倒是对他不错，很优待他，也尊重他。直到“北京保卫战”，也先大败，朱祁镇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了也先的一个包袱，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将其送还。 这就遭遇一个尴尬局面，如果朱祁镇回来，这朱祁钰哪里放？宋朝的高宗赵构想到了这一点，因此岳飞没能迎回徽钦二宗，反送了自己的性命。此时朱祁钰也面临了这一抉择，但他毕竟不是赵构，在大臣们坚持要迎回英宗时，于谦说：“天位已定，宁復有他！固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因此景帝疑虑顿消，其实于谦对迎回景帝朱祁镇是否会夺皇位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关心，他说“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意思就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对天下社稷有益就可以。因此他在朱祁镇被迎回之后的政治斗争中显得很平淡。 第20页 英宗朱祁镇在外担惊受怕了一年之后，回到故国，兄弟二人相拥痛哭。朱祁镇倒也懂得深浅，这帝位经过一番“授受”与“推逊”，朱祁钰继续做他的皇帝，而哥哥朱祁镇被软禁在了南宫，不许百官谒见。仅此而已，朱祁钰对皇兄倒是没有太过分，相比于过去为了皇位，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案例，这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昔日君王朱祁镇的日子相对来说苦了些，却是自己将江山玩丢了。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本来在景帝朱祁钰继位之前，为了稳定政局，已经册立了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濬为太子，后来景帝想让自己的子孙们在这个皇位上千秋万代地坐下去，于是废原太子，立己子。结果第二年这个新立的太子竟无福享受父亲的好意，一病不起，死了。太子之位又成问题。 景泰八年（1457）元旦，朱祁钰病倒，他再无子可立。这时朝廷里的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武清侯石亨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復辟，以邀赏功。一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人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扶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这就是“夺门之变”。 早晨大臣上朝的时候，突然间君主就易了位，而此时的朱祁钰听到哥哥復辟，竟连声大叫“好！好！”是悲？是恨？还是悲恨相续？不得而知。总之，他被移到了西宫，一个月后神秘死去，时年三十岁。 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僕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这“知人”指的就是用贤臣于谦。 但是这位好皇帝最终没有被葬到自己修建的皇陵之中，直到天顺八年英宗朱祁镇驾崩以后，已经更名为朱见深的宪宗朱见濬继位后，没有记恨叔叔废掉自己太子之位，而是念叔叔朱祁钰当年的功绩以亲王之礼葬景帝于北京西山。后来明史专家吴晗称赞景帝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并且曾与郑振铎一起在西山找到了景帝墓，加以修葺，辟成公园供人纪念。 确实，景帝临危受命，在国家危急关头登上皇位，领导了一场抵抗蒙古入侵的北京保卫战，保障了内地居民的安居乐业，有功于社稷。且他的年代还为后人奉献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名字——景泰蓝。当我们看着那精美的工艺品，是否还会想起这位葬在西山的皇帝，一位以景泰为年号的皇帝？ 景帝死了，英宗继续他的执政生涯，改年号为天顺。他在復辟当天，就把拥立朱祁钰的于谦等人逮捕，不久这位功臣便以谋逆罪被处以极刑，于谦的党人也一一被杀、谪戍、罢官。山明水秀的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三台山下，一抔净土埋忠骨，一身清白留在了人间。 朱祁镇也做了几件颇为史家所赞赏的好事。一是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朱棣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五十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歷过长期被囚的生活，朱祁镇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释放。他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概是经歷了人生的大磨难，朱祁镇对人生倒是有了一份豁达，可惜这份豁达一旦与皇位有关，便不堪一击了。释放建庶人一事还是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嘆，也算是给五十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制度，朱祁镇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对于朱祁镇的一生，在许文继、陈时龙的《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对他的总结很是有趣：“英宗在位二十二年，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七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乘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亨、左都御史杨善以及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戴下復登皇位，真可谓经歷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朱祁镇復辟后又当了八年皇帝，《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但英宗并不能阻止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到他儿子宪宗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就更糟了。 四海承平日　帝国中兴时 很多史学家认为弘治皇帝的统治时期是明朝迴光返照的时期，大明王朝好像一个人，在成化年间已经得了重病，经过孝宗皇帝的治理，这个病人精神为之一振，然后随着孝宗的驾崩，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在挣扎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 第21页 太子出深宫 在明朝歷史上有一个特别的皇帝，一生饯行一夫一妻制，且于明朝的发展也大有贡献，开创了一派中兴的气象。但是最不幸的是他上有庸父，下有劣儿，抢了他太多的风头，他本人夹在中间反而不那么引人注目了，甚至几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色。 他是明孝宗朱祐樘，他的父亲就是被朱祁钰废掉，又重新登上太子之位的朱见深。天顺八年（1464），18岁的朱见深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开始了他23年的统治，年号成化。 后人对他的评论几乎一致，无论是对于他的统治，还是他本人。“朱棣以后，明朝歷代皇帝的颟顸、下作、昏智，明显呈逐代上升之势，到成化皇帝朱见深，算是又创了一个新高。”（李洁非语）史学家孟森也说，成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只是因为祖宗积下的财富甚多，还不至于扰民，所以尚能称作太平。 他为人所诟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专宠万贵妃。如果对明史感兴趣的人，就会很了解朱见深和万贵妃的关系，万贵妃本是一名宫女，本名贞儿，比朱见深年长十七岁，《罪惟录》的作者查继佐描述她“貌雄声巨，类男子”，朱见深之母周太后也曾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就是这样一位没有什么魅力的“老女人”得到了宪宗朱见深的万千宠爱，且左右了他的一生。后世人猜测其因童年的创伤，所以有恋母情结，也有道理。 总之，万贵妃是恃宠而骄，内乱宫廷，以致延伸到外廷。成化二年（1466）正月，万贵妃就为皇帝生下了一个皇长子，本以为从此高枕无忧，谁知命运偏偏和她过不去，这孩子竟然没活多久，而万氏再不能生育，试想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之中，一个青春不再、姿色难留的女人面临着无子的命运，还是在皇家，她会怎样？变态已属必然。于是万贵妃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史称：“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她变成了一个专门谋害胎儿或婴儿的杀手，但再高明的杀手总有失手的时候，她唯一一次的失手就给孝宗朱祐樘的横空出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据说朱祐樘的生母纪氏是广西瑶族人，普通宫女，偶然机会得宪宗宠幸，于是便有了朱祐樘。结果这万贵妃耳目众多，其他妃子的肚子她都没放过，更不要说这个小宫女了，于是派宫女前去下药，这看似例行公事，会“药到病除”的一次行动结果因纪氏的福大命大，保住了胎儿，而宫女恻隐心起，才使得朱祐樘在母亲的子宫中躲过了一劫，平安出生。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还是被万氏知道了，她又派太监张敏去将孩子淹死，张敏倒是明朝太监中的一个另类，他体恤皇帝无子，将这对母子的生命保存了下来，并藏在深宫。直到其父朱见深心生感慨：“老之将至而无子！”太监张敏才将事情告知。 待父子相见时，朱祐樘已经六岁，六年不见天日的生活使他看起来像个野人，为防行迹泄露，头髮一直都不敢剪，以致“发披地”。数月后，生母纪氏不明不白地死去，立功的太监张敏“畏罪”自杀。朱祐樘被祖母皇太后领去抚养。这中间有一件事情很值得细说。一次万贵妃召朱祐樘去她那里吃饭，太后叮嘱：“儿去，无食。”告诉他不要吃东西。到了那里，万氏赐饭，朱祐樘答：“已饱。”再送上汤，朱祐樘毕竟年幼，不知如何应付这场面，于是说了实话：“疑有毒。”一个人孩童时期的经歷可以影响一生，而朱祐樘童年生活在恐惧中，这使他在肉体和性格两方面都成了一个柔弱的人，同时，这种幼年父爱与母爱的缺失也是他对自己的孩子宠爱有加，以至于培养出了皇帝中的怪胎。 朱祐樘就这样在他的恐惧中等待着走上皇位，而朱见深依然宠幸着他的万贵妃，消耗着大明朝的列祖列宗励精图治积累下来的资本。 万贵妃在宫内作乱，而她的三个兄弟则里应外合，与太监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将大明的国库存银挥霍殆尽。一次，朱见深接到举报，去视察国库，结果是“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七个藏金窖竟然空空如也，史载朱见深见此骇人之状，竟说了两句不痛不痒的话：“靡费帑藏，实由汝二人。”（这二人就是太监梁芳、韦兴。）“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矣。”（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计较，但是后人会和你清算这笔帐的。）这话说得水平实在是高，正常人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出如此之法的，足见朱见深的水平，也可见李洁非先生的评语绝非妄言。 明朝最不缺的是惹眼的太监，汪直就是一个。他与万贵妃同流合污，深得朱见深喜爱，西厂就是朱见深专门为他设立的，权在东厂之上。这一特务机构横行霸道，搞得人心惶惶。同时，成化一朝为了从民间搜刮财富满足宫中的奢侈生活，还设了“皇庄”，为皇家敛财，此风一起，加快了土地兼併的步伐，农民起义的事件也增多。朱见深还打破了官员选拔的老例，通过钦点自设官员，这种不用通过科举，由皇帝设立的官员被称为“传奉官”。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任用官员，从而破坏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卖官鬻爵之风日盛，贪污之风愈烈。 第22页 就在成华二十三年（1487）的时候，朱见深因爱妃万氏去世，伤心欲绝，半年之后追随而去，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了他的儿子朱祐樘。 中兴之令主 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钱谦益，编写了《列朝诗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一首诗《静中吟》： 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说，这首诗写得并不好，前两句还有些养身术的气韵，但后两句很合儒家学者“文以载道”的口味。据钱谦益说，诗歌是从弘治朝臣李东阳的《麓堂集》里摘抄出来的，还有大诗人李东阳的赞词，其中几句说：“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 这位“不朽”的“王”就是朱祐樘，自古帝王写诗词，没有几个真正成材的，倒是李煜可称一杰，却因太诗人气断送了自己的江山。不管朱祐樘写的诗如何，他那关心社稷安危的心倒是可见一斑，比起父亲只知道喜欢老女人要好得多。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朱祐樘18岁即位，年号弘治，在位18年。他当政期间，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也很少有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歷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这评价是相当高的。 朱祐樘成为明朝皇帝治国的典范，首先来自于他个人的修养。他在被父亲发现之后，就开始接受了正规的儒家教育，且教太子读书的人都是天下英才，因此他深得儒家治国思想的三昧，且身体力行。再者，幼年丧母，弱者的心态使得他更富同情心，因此性格温和、善良而宽容。 例如他除了对诗歌感兴趣，还钟爱绘画、弹琴。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这些“声色犬马”的东西，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朱祐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孝宗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 谈迁在《国榷》中说：“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 而朱祐樘的贤明从他即位起三个月的表现就可见一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他将新皇登基的“三把火”烧得轰轰烈烈。 首先更迭阁臣。其父在位时，有一专门给皇帝进房中术的大臣万安，又用此法来向新帝靠拢。结果朱祐樘看过之后甚是恼怒，将他罢免。随后便起用一批贤臣入阁，如刘健、徐溥，以及威望很高的王恕等。任用贤臣使得吏治清明，这也是他开一代中兴气象的主要原因。 接着便罢黜奸佞。这是梁芳等太监的末日，梁芳获罪最后死于狱中，而原西厂的领导汪直则因失宠早，逃过一劫，在南京得了善终。朱祐樘也看出了“传奉官”制度的荒唐之处，于一个月间罢黜了传奉官两千余人，僧道官一千余人。 “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这是明史专家孟森说的话。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朱祐樘。而弘治朝制度建设的基础就是《大明会典》的编撰。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彙编。弘治十年（1497），朱祐樘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五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朱祐樘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总之，朱祐樘在位期间，治国有方，他勤政、宽容、尊礼儒臣、体恤民生，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被视作明代歷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他在位期间，出现了一个明代歷史上的中兴盛世。史家称之为“弘治中兴”。 大明朝之怪现象：断头政治 柏杨先生写《中国人史纲》，写到明宪宗和孝宗时，专门辟一节取名为：断头政治。 乍听起来，“断头政治”四个字，透着恐怖气息。难道明朝皇帝们专门要让人掉脑袋来开展自己的政治事业吗？ 非也！这“断头政治”是因明朝几位皇帝的一种古怪作为而起，即皇帝不上早朝，不见大臣，不议政事。这一怪政就是由宪宗朱见深开的先河。 自从“票拟”和“批红”制度在宣宗朱瞻基朝出现以后，皇帝自己的工作量就大大地减轻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后代处理政事的能力和热情的退化。到宪宗一朝，这种退化的速度大大的加快，皇帝竟然长期不召见大臣，“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情重演。而这个皇帝身边虽然没有杨贵妃，却存在一个万贵妃。据说，朱见深还有严重的口吃，因此，他每次上朝，如果准许大臣所奏之事，只说一个“是”字，这种自尊的心理影响了他与大臣们面对面地交流，同时也使得他越来越倾向于龟缩在自己的皇宫中，不理朝政。没想到他的这种毛病，竟然内化为朱家的基因，并一代一代地往下传。他以后的几位皇帝都有这种情况，且更严重，对国家的伤害也更深了。 第23页 朱见深的这种基因首先就传给了儿子，即“中兴之令主”朱祐樘，因为朱祐樘继位之后，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烧了“三把火”，同时祖宗的开创的基业也还没有被消耗掉，使得这一朝相对于明朝更黑暗的时代来说，有了很多的亮点。天下“平安无事”，朱祐樘也就不再召见大臣议政。章奏批答开始由宦官们处理，或者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特别是朱祐樘在位的后期，他竟然开始信奉道教，把满腔的热情扑在了修道成仙的事业上，更是不能因朝政而分心。 因此，在孝宗十一年（1497）二月，朱祐樘迫于阁臣之请，在文华殿召见徐浦、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位阁臣，君臣商量了一次国家大事，四位臣子还得到了皇帝赐茶一杯，君臣尽欢，各自退去，这是1471年其父朱见深召见大臣二十六年后，皇帝又一次召见大臣，因此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经此一事，不知有多少国家的“歌德”者纷纷为皇帝唱赞词，贊此盛举。不过以后朱祐樘依然躲在宫中忙着自己的事业，依然经由内宦们，遥控着他自己的国家。 大明朝的中央政府就在皇帝们怠于政事的过程中走入黑暗的深渊。“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政治。”（柏杨语）纵观中国封建时代歷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早朝，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要举行小型的会议，商讨治国策略。这是身为一国之君的职责所在，但是明朝的几位皇帝似乎天生就与象徵着权力的奉天殿有仇，索性不再进入，在自己的皇宫内院，过自己舒服逍遥的日子，任偌大一个国家自由发展，自生自灭。 朱祐樘在位十八年，因偶染风寒去世了。死前，他将自己15岁的儿子朱厚照託付给大臣，只留一句：“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这一位在父亲眼里“好逸乐”的太子成了明朝歷史上最无厘头，也最惹眼的皇帝。 武宗乱政：于玩耍中损耗大明元气 专情帝王中兴主，身后留下的却是一个玩心不退的大顽童，短暂的“弘治中兴”的光环在明武宗的挤眉弄眼中消弭殆尽，大明王朝的元气也在君王的玩耍中日渐损耗。“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人生不过一场戏，嬉笑怒骂玩玩看”。朱厚照如是说。 小儿无赖　爱向社稷扮鬼脸 大明王朝荒淫帝王多，英明君主少，孝宗朱祐樘是屈指可数的明君之一。如果说“弘治中兴”给了臣民一丝兴盛的希望，那么这种天真的期盼很快便被一个“无赖”新君打破了。 这里所说的“无赖”并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式的无赖，创业皇帝身上的痞气掺杂着豪气，颇有几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到了明武宗朱厚照这里，“无赖”出现了基因变异，成为“我就无赖我愿意”的刁蛮，颇有几分小儿无赖、臣民无奈的喜剧色彩，只可惜乐极生悲。 鲁迅先生有一句着名的评论道：“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无赖儿郎’‘四字，用在厚照身上，可称的评。”明朝中后期犹如一潭死水，兴风作浪的都是些魑魅魍魉，武宗朱厚照则对着这汪死水，挤眉弄眼、伸舌揪耳、自娱自乐地做着鬼脸。 朱厚照是嫡长子，又是独子，生辰八字也特别吉利。他生于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如果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与地支中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在命理上称为“贯如连珠”，主大富大贵，据说同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有相似之处。于是，理所当然地得到各种正史的交口赞扬，说他貌似太祖皇帝，神采焕发，气质如玉。同后来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相比，朱厚照所受到的教育则充分显示了孝宗皇帝对爱子的期盼。 朱厚照八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正式出阁读书。他年少时十分聪慧，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烦琐的礼节瞭然于胸。朱祐樘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官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孝宗和大臣们都相信，眼前的这位皇太子将来会成为一代贤明之君。说到此，不由让人想到一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果真，朱祐樘病逝后，即位的朱厚照让朝臣们大跌眼镜。他的所作所为哪里像是一个皇帝，分明是个小无赖。幼年的他好学习，尊师长，善作诗，能度曲，俨然一副好孩子模样。登位之后，他的真性格便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天性好动，我行我素，不拘小节，藐视权威，却也懂得运用权力。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这样说：“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底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底元气，已经衰耗了。” 随心所欲的朱厚照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借种种因由逃避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后来索性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世宗、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先例”。对于大臣们苦口婆心的劝阻，他点头称是，转身便忘。 第24页 正德三年（1508），朱厚照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成为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豹房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朱厚照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干清宫。干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徵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朱厚照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 如此这般荒诞的行为，数之不尽。在宫中开设商家，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相喧譁既罢，就宿廊下；制作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微服出游，风流好色，甚至差点娶回一个怀孕女子，藉以解决自己的无嗣难题；他还下旨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厚照的无厘头行径犹如朱明王朝的万花筒，花样百出。如今，着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段子便出自于这位荒诞天子的花边新闻。曾有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厚照举止：“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武宗朱厚照沉湎于玩乐，也与身边近侍有关，“八虎”的蛊惑也是一大诱因。“八虎”是指朱厚照身边的八个太监，以刘瑾为首，意欲以声色犬马圈住这位小主子。身为帝王，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也未必能经营好祖宗留下的千秋大业，朱厚照倒是如此看得开，想必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人生不过一场戏，嬉笑怒骂玩玩看”。 “立地皇帝”的慨嘆：权力这东西 最喜小儿无赖。 这或许是刘瑾的心声。 当朱厚照登基即位，刘瑾心花怒放：这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从小开始，朱厚照身边便如影随形地跟随着这些世人鄙夷的奴才们，宦官刘瑾殷勤小心地侍奉着主子，也不时缅怀一下心中的偶像，即朱厚照的曾祖父朱祁镇的玩伴宦官王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感“咸鱼翻身”的刘瑾也有着远大的理想，毕竟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边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爪牙紧紧团结在刘瑾周围，组成了一个铜墙铁壁，以声色犬马侵蚀皇帝手中的权力。 然而，当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于玩耍享乐之中时，朝廷官员开始非议了。谢迁、刘健连同各部（尚书）部长，联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託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为恐惧，他们只要求保留性命，愿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 如果谢迁、刘健等人就此流放“八虎”，或许这场清除“阉患”的行动便可胜利告终了，不过大臣们的想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斩草除根是必须的，谁叫“君子小人不并立”呢？于是，一面是大臣们义正词严要求“除恶务尽”，将“八虎”悉数处斩，一面是“八虎”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一面晓之以理，一面动之以情。最后，这幕歷史剧发生了大反转，鬼哭狼嚎的阶下囚转身成为胜利者，谁让朱厚照被宦官们点到了要穴呢：“老奴们死不足惜，可他们是要孤立皇上啊！” 孩子气上来的朱厚照，施展翻云覆雨手，扭转了胜败局势。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为皇帝一定会下令把“八虎”砍头时，皇帝却下令把谢迁、刘健撤职。政府大权立即落到刘瑾手上，他用皇帝名义公布“党”名单，包括谢迁、刘健和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体官员跪在金水桥南，恭听此项谕旨。 之后的权力走势，可想而知。得志后的刘瑾最后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相当于现在的领导人秘书的角色，权力可大可小，视皇帝勤政或倦政与否。偏偏武宗耽于玩乐，怠于政事。刘谨专门在皇帝玩乐时请示，“武宗辄叱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自是不復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此后，刘瑾大权在握，把持朝政，被世人称之为“立地皇帝”。 不过，刘瑾虽然一手遮天，却依旧在朱厚照的控制之中，这也是明朝的特点之一。《正说明朝十六帝》中提及宦官专权时点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的太监，无论如何专权，对于皇帝本人，却总是无条件地服从。相比较汉唐时代的宦官动辄杀死皇帝，这种专权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滥用了皇帝的授权而已。”其实对宦官的生杀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 也正因如此，对于刘瑾来说，权力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那个只知声色犬马的玩乐君主对权力的掌控有着朱明王朝遗传的敏感。 正德五年出了一件大事，安化王以诛刘瑾为名反叛，虽然叛乱在一个月就被平定了，但檄文中陈述的刘瑾罪状还是引起了朱厚照的警惕。此时，同样是宦官的平叛功臣张永趁机又狠狠地告了刘瑾一状，罪名是歷朝歷代皇帝们都异常敏感的——谋反。虽然平时荒诞嬉闹，但听到了这些消息，朱厚照也不禁有些忧患意识，细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查盘、清丈、拣选干才，倒也作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亲自锁拿刘瑾，主持抄家。 第25页 查抄出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皇帝心中都有底，然而，搜出的一些违禁物品却触动了龙鬚。仅一步之遥，便是万丈深渊，这下刘瑾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位颇有野心的宦官最后等来了凌迟的罪行。凌迟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据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这位六十岁的老阉奴着实有几分过人之处，不过第二天刘瑾就不那么幸运了，他没有挺过去。 朱厚照收回权柄，大臣们仿佛又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然而，随即他们便发现了自己的天真，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皇帝仍然频频消失，宦官依然握有大权。 去了一虎，后有群狼，因为病根在玩乐天子的身上。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痴情于艺妓，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不过，武宗倒也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叩关来袭的蒙古小王子。然而，归根究底，朱厚照绝对不能算个好皇帝。书生赴国难 书生赴国难 象棋在手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士入三川逐浪流。 炮声一响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一首《哭象棋》寄託了幼年王阳明的大志向，他以诸葛孔明自喻，可谓踌躇满志。 没错，王阳明就是那个明朝的书生，用一生意气，开创一派王阳明心学，且影响深远。而他首先则成名于他的“武功”，即他以一介书生征战沙场的传奇故事。当然，在中国歷史上，文人征战沙场的故事并不鲜见，王阳明之前有宋之辛弃疾、明之于谦，后来者有史可法等人。其实这就是中国文人骨子里的豪侠气的体现，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小生。 正因为王阳明在“武功”与哲学方面都创造了辉煌，因此清代着名学者王士慎才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其中王阳明一生所立的最大功业就是平宁王之乱。由于武宗朱厚照荒嬉，沉湎于豹房享乐之中，宠信太监刘瑾，把江山社稷交给一个太监，刘瑾便擅自专权，为祸一时。主僕之间的“不在其位，而谋其政”，都做着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再加上以前留下来的积怨，使得明朝的内乱重重，农民起义风起，匪盗作乱不断。在刘瑾生前，已经出现了安化王起事，其理由还是与以前的叛乱如出一辙的“清君侧”，这次要清理的就是刘瑾，也算师出有名，且有理，只是歷经十九天，刘瑾就失败了。刘瑾因此获罪，被诛。 而与刘瑾时有勾结的宁王朱宸濠前仆后继，开始了他的密谋。宁王也是皇室近亲，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元璋诸子中，“燕王善谋（朱棣），宁王善战（朱权）”，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宁王本来的封地在边陲，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发展，但朱棣称帝后，便把这位善战的弟弟改封于江西，让他远离边陲。同时，朱棣吸取了其父朱元璋的教训，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特别严禁他们拥有武装力量，以免他们有样学样，仿效自己昔日之举，重新上演“靖难”大戏。 可是这宁王朱宸濠“贼心”不死，毅然举起了反叛的大旗，王阳明的任务就是平乱。他趁宁王率兵偷袭其他城市的时候，直捣其老巢南昌，然后以南昌为据点，派兵伏击回来解南昌之危的朱宸濠。朱宸濠被俘，他起事前后仅三十五天。而功之大者王阳明总结自己用兵之道：“用兵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只要学问纯厚笃诚，养得此心不动，就是制胜之术。”仅此一番话，王阳明的疆场儒将之风尽显。 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本来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但是他偏偏遇上一位神经病皇帝。明武宗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带了几万京兵，一路上缓缓而进，想要过一过打仗的瘾。 宁王被活捉后，王阳明按常理想将宁王献于阙下，却被朱厚照连发数檄制止。最后几经波折，王阳明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即把大功归于武宗皇帝及其左右。这时朱厚照的虚荣心才得到满足，在南京囚着宁王朱宸濠返回北京。行到北京时，武宗以胜利之师的排场大摇大摆地向城里走去，俨然是自己平了叛乱，俘虏了宁王，创了不世之功。足见这个皇帝的荒唐之处。 而王阳明平宁王之乱，立下如此殊勛，但终武宗之世也没有论功行赏。明世宗入统，爱其才，很想招王阳明入朝，并下诏封其为“新建伯”。但是，王阳明终究陷入朝廷内大臣的纷争当中，站错了队，从而在其他反对派大臣的阻挠下，未得入京。稍后世宗朱厚熜任命他为“南京兵部尚书”，众所周知，明朝自成祖后，设南北二京，因此，南京的一套行政机构也很完整，而那也只是一个摆设，王阳明的“兵部尚书”一职是一个虚衔，“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忧恨之下，王守仁拒不上任，病辞归家。没过多长时间，其父病死，因丁父忧，他只能闲居于乡，郁郁数年。 第26页 但这数年，也为他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静时间，从此，为世人所知的王阳明心学体系渐渐浮出水面。 王阳明的秘密武器：致良知 贵州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对于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来说也是如此，但是这里有一个叫做龙场的地方却是他的福地。 在刘瑾专权时，王阳明当时做一个主事的小官，却为了营救被刘瑾所害的大臣，直笔上书，惹恼刘瑾，在朱厚照面前进谗言。结果王阳明便遭到了明朝皇帝的法宝“廷杖”的侮辱，这是太祖朱元璋时就使用的刑罚，专门针对那些大臣，是臣子们不仅要经受身体的痛楚，还要在精神上受尽折磨。 四十廷杖打在王阳明的屁股上，他年轻气盛，平时擅长骑射，身体很好，结果身体无大碍，却被贬到贵州龙场，一个群山连绵，草木丛生，少数民族混杂居住的地方。他倒是能随遇而安，与当地百姓相处甚是融洽。 但是在这穷乡僻壤，没有书籍可读，这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件苦事，书生书生，离开书怎样生活下去，王阳明倒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每天思索旧日所得的知识。一日，他突然心中一亮，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从而顿悟，即要推究事物原理获得知识，应当自己求之于心，不应当求之于外物，这就是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萌芽。这套哲学体系影响了明朝后来文化以及市民生活观念的走向。 他的观念三字可蔽之：致良知。 他后来多次激动地描述他一口道尽这千古圣学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也就是说，自龙场时这“良知”二字已在他心中盘桓了，他当时所悟只是还差一点，就为了这一点，他先是说“心即理”，后又讲“诚意”，讲“克己省察”、“收放心”，讲“知行合一”。基本方向一致，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语中的，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方法，简易精一。王阳明说：“某之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真是三字二十年得，一吟便到白头。 这“致良知”之说一经出世，便影响深远，史学家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思想家黄宗羲也说王阳明学说一出，“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着明者也”。自古能与孔、孟比肩者能有几人？而在后人眼里，王阳明的思想可比肩圣人，这是何道理？其个中缘由要由当时的大环境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前期主要是由宋代的程朱理学所统治，它强调的是“存天理，去人慾”，是“格物致知”，这一时期士尚质行，学无异端。这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每一个人都在礼教的道德规范之内，忠臣、义士、孝子、节妇、贞女构成一系列普遍伦理价值型人格。而王阳明这一“致良知”学说的出现，对朱熹的这一套理学思想恰好是一个叛逆，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其实，未悟道之前的王阳明也是朱熹的后世门徒，据说有一次，他为了亲身实践朱熹“格物致知”的教诲，就把竹子当做研究对象，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用了七天七夜时间，却一无所得。不知这是否使得他对朱熹等创造出的这一套理论产生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阳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本来没想要冲击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慾”的理学，他的目的在于挽救逐渐没落的封建统治，可这一思想一问世，便成了引发思想解放的催化剂。他的哲学，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圣”“贤”与“六经”两大权威。 在他之后，有很多追随者，被称为王氏后学，例如后来的泰州学派、李贽、公安派，以至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茅元仪、孙奇逢等人，他们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发展，从而使得明末出现了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影响到市民阶层的各个方面。 王阳明的哲学将儒家的思想通俗化，带有世俗人情的味道，从而容易为普通人所接受，这就影响了明末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了后期的文化艺术，出现了以“文化”和“娱乐”为中心议题的市民文化。例如小说《金瓶梅》的出现，肉慾赤裸裸地展露，到《牡丹亭》中具有审美意义的爱情，从欲望的觉醒，到人性的觉醒。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进步，王阳明功不可没。 梁啓超说：“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实为精到评价。 内里歌功颂德　外方战浪滔天 世宗嘉靖皇帝，一辈子都在与程朱理学所谓的儒家正统礼制作斗争，试图创造自己的有“礼”之国。可是，他的有“礼”之国，在当时的社会就好像空想主义一般，根本无法实现，而他的“以礼治国”，必然以失败告终。然而，当嘉靖皇帝梦醒时分，等待他的却是纷纷扰扰的内忧和外患。 第27页 “大礼”之争抑或皇权专政？ “存天理，去人慾”是宋代程朱理学的中心理论，它的正统“发明者”当然就是宋代大儒程颐明和朱熹。程朱理学思想是中华儒学的一个新台阶，它虽然有璀璨的一面，然而，也恰恰是它将儒学推入了畸变的发展道路，最直接的恶果便是与朱熹同姓氏的明王朝世宗时期的那场“天道”与“人情”的“大礼议”。 何谓“大礼议”？“大”多数都是用来指关于皇家的事情，比如皇子的婚礼称为“大婚”；“礼”则指程朱理学那套儒家正统礼法下的王权制度下的礼义等级秩序；“议”自然也就是争议、议论的意思，合起来也就是“关于皇室礼制的争议”。自古帝王之家皆最重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礼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学说成为文化的正统，它的礼制思想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儒家思想经歷唐朝这一低潮之后，于宋代兴起，再次成为思想正统中的正统，在明朝尤其如此。 明朝的士大夫们好像被宋朝的程朱理学完全催眠，对于儒家君君臣臣那套礼制无上膜拜，若是有人敢触犯这种规矩，便等于在动摇社稷。而恰恰作为最不能触犯这套礼制的一国之君，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璁就颠覆了这个“游戏规则”。这里并不是说朱厚璁抛弃了儒学中的礼制的思想，而是他对士大夫那套程朱理学完全弃如敝屣，却自有一套关于“礼”的新诠释。他甚至把自己关于“礼”的思考付诸社会实践，意图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他简直比尼采更加疯狂。而他这种理想主义的产生，要从他以藩王身份一跃成为一国之主开始说起。 武宗朱厚照一生荒唐放荡，三十多岁了还没子嗣，大臣们总是劝他选皇储，可是朱厚照认为自己壮得很，不用考虑下一任皇帝的问题。哪知道在他三十一岁时，却因为一场小风寒而见了阎王，根本来不及立遗诏、传宗嗣。在他驾崩之后，大好江山没有后嗣继承，内宫、大臣们匆忙选立新君，期间出现了三十多天的权力真空阶段，为歷朝所罕见。 这等江山无主期，政府的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身上。杨廷和与其他大学士商议来商议去，决定从武宗的堂兄弟中下手，于是选定了兴献王长子朱厚璁。原因在于武宗死后，他是“厚”字辈中年龄最大的那个。 十五岁的朱厚璁被大臣们拥至帝位，千里迢迢从家乡赶到京城，倒也泰然自若。但是，迎接他的并不是直接登基，而是要以皇太子的身份行即位之礼，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尚未成年的朱厚璁立刻感到不妙，转而问拟定诏书的杨廷和：“《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杨廷和等臣听罢均是一呆。 原来这句话当中的用意可多着了。其一就是朱厚璁在强调“谁是自己的老子”这个问题。谁是朱厚璁的“老子”？毋庸置疑应当是兴献王。但是按照正统儒家程颐明所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朱厚璁继承了世宗的位置，按照皇室正统传位的方式，他就应过继给世宗的父亲、自己的伯父孝宗为子。因此他要叫孝宗为“老子”，而叫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叫母亲蒋氏为叔母。这是杨廷和等大学士眼中正统的儒家礼法规定，但在朱厚璁看来，却是很不孝的行为。 再者，如果朱厚璁承认孝宗为父皇，并且作为堂兄世宗的继承人登基，那么他就要承认自己是世宗母亲张太后的儿子。如此一来，他等于成了张太后把持朝政的傀儡。作为以藩王身份入继的朱厚璁来说，他对宫廷实在没什么亲密感，反而充满戒备和陌生，如果还活在别人的控制和阴影下，这可让他很是不爽。 没人能想到这个仅仅十五岁的小子，竟然有超乎寻常的政治嗅觉。这一疑问，立刻成了摆在大臣们眼前的难题。随后，不管杨廷和等臣怎么跟他讲那些理学中的正统礼教，朱厚璁就是不肯接受皇太子的身份，也就不能即位称帝。江山一日无主，百姓便惶惶然，宫廷内则一团乱，这种情况正是朱厚璁的杀手锏，反正这些大臣们是来求他做皇帝，如果他不肯做，没人逼得了他。最终，张太后终于受不了了，下旨同意他略过行皇太子之礼，直接举行登基大典。 朱厚璁暂时达到了自己的情理目的和政治目的，自当欣欣然接受皇帝的宝座，是为世宗，国号嘉靖。这场关于礼教与人情的斗争，以他的胜利而告终。然而，这只是一个围绕“礼”展开斗争的歷史之初始，以后还有更多的风波等待着这些王朝中的臣民们。 朱厚璁以稚龄给了他的那些臣子和张太后这个后宫权力狂热者一个下马威，也逐渐显露出他的个性和不愿受人摆布的独立心态。杨廷和等士大夫和张太后一心维护王权等级制度，却不顾及自己对父母亲的情感，这使朱厚璁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刚及垂髫便亡父，母亲蒋氏独立抚养他，他对父母的感情自然深厚，因此他绝不能不认自己的父母。不仅如此，他还要把他们扶上正统的位置。于是，他和宫廷的这些“守礼”之人，展开了又一场较量。 虽然江山有主了，朝臣们还是觉得不安生，仍旧希望朱厚璁接受以孝宗朱祐樘为父、太后张氏为母的礼法规则，并以汉成帝立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及宋代的“濮议”事件作为正反例，意图改变小皇帝的想法。但朱厚璁只丢下一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之礼。”于是，朝廷内又回到“谁是皇帝的老子”的争端上。嘉靖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但是，朝臣们认为兴献王不是真正的帝王，不可以称“皇”，如果以“皇”称唿他，孝宗要往哪里放？ 第28页 于是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一时间满城风雨，而就在所有大臣都反对嘉靖的时候，四十七岁才及第的新科进士张璁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支持皇帝。而他这一赌注正是下对了。《礼记》有云：“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礼制是源于情感的，孩儿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的东西，无法抑制，而这不违背孔子的传统道德理论。张璁就是以这个为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圣人缘情以制礼”，直接戳到了“继嗣”一脉的痛处，也让嘉靖皇帝的心坚定了。于是他在与大臣们僵持了四年关于“谁是我的老子”这问题之后，不打算再忍了。 朱厚璁即将满二十岁之前，以“母后仪驾”的礼节接自己的母亲蒋氏入朝，至此开始“恢復”父亲为皇室正宗的“篡宗”专政。紧接着一连串违背所谓“礼制”的行动开始了，群臣们、儒生们到殿前哭了数次，直唿：“礼法啊！社稷啊！”朱厚璁听得心情越来越糟，终于无法忍耐。毕竟是皇帝，他掌握着所有朝臣的生杀大权。 学者李洁非先生曾感嘆：嘉靖来自“九头鸟”的故乡，“九头鸟”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谁也拗不过。这皇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不再忍耐，一口气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这件事，当时称为“大礼狱”，明朝士大夫们当时的惨烈状态，令后人都禁不住悽然。 这位皇帝终于达到了他修復“正统”的目的，如愿以偿地叫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老子“恭穆献皇帝”为“皇考”，蒋氏“章圣太后”为“圣母”。估计兴献王也没料到，自己在死后竟然成了“皇帝祖宗”。 这场持续四年、看似围绕“大礼”的争议终于落幕，然而这真的是礼制之争吗？朱厚璁明确地表明孝宗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他既然在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做世宗朱厚璁的臣子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矛盾。 其实明朝“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而明朝的君臣们，对于礼制的理解也是粗疏的。这一事件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权专制力量的强大。在议礼一事上，朱厚璁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控制帝王的权力控制欲呢？正如晚明学者黄景璁所说：“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而朱厚璁的随心所欲，又岂止“大礼议”一事？ “礼”与士大夫的悲哀 没有哪个皇帝在刚当政的时候就想浑浑噩噩地过，这嘉靖皇帝朱厚璁也是一个“新帝上任三把火”的人。刚刚做了皇帝，自然得给百姓们谋点儿福利，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于是朱厚璁下诏，该罢黜弊政的就要狠狠地罢，该惩治的就要“千刀万剐”，这下可苦了那些贪官污吏和走后门的官儿们。 腐败分子被处理了，百姓当然乐得减少经济负担，一派“中外称新天子’‘圣人’‘”的景象。不过这可不是朱厚璁的功劳，而是杨廷和制定的各种政策，皇帝只需签个字、盖个章，便万事大吉。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杨廷和这个臣子还算做得不错。如果他没有在礼制上那么固守所谓的“正统”，而朱厚璁也不计较那么多“礼”的问题，相信这君臣如能默契配合，明朝应该能迎来中兴。可惜啊，天向来是不从人愿的。 杨廷和坚持“礼制”，但他是老头子，总有一天得退休。所以，杨老头子一退休，朱厚璁便“疯狂”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了反对他的人，开始创造他的理想之国。 李洁非先生说，嘉靖从“大礼议”看到了自己的事业前景，而这种前景将超过时间的束缚成为永恆。人伦大礼，天地干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区别）”。朝代有更迭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会有泯灭的一天。但是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嘉靖皇帝认为只有在立法上有所建树，才是真正的不朽。他似乎悟通了一个道理：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而留名青史，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指引千秋万代。 他的“觉醒”似乎一醒就是二十年，在他这段“进取”建设国家的日子里，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投到礼教改革上，正郊祭，修孔庙，釐正太庙庙制，举凡国家的礼制之大者，他能想到的，都让他折腾了一番。 这是一个奇怪的皇帝，他反对杨廷和那套继嗣正统“礼制”，但他对礼制的各种东西却非常痴迷。他把儒家各种繁文缛节的东西弄得彻彻底底，然后作为思想套套来统治臣民，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是专政心态的极端化表现，完全是思想的扭曲。而造成他这种扭曲思想的罪魁祸首，却恰恰是他的最爱——礼。 第29页 作为一个皇帝，朱厚璁的确实现了专政。在这专政期间，他完完全全地驾驭了士大夫们，他用“大礼议”告诉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公然表彰阿附的士大夫，只要肯站到他这一边，他便奖励他们，这把士大夫的骨气全都磨没了。另一方面，他搞专政，搞个人崇拜，士大夫们必须给他歌功颂德，写一些狗屁不是的文章，他们才能安生。皇帝不想受士大夫的摆布，就要将他们摆布得如玩偶一般才成。因为这种统治，明朝的士林风气彻底衰落了。 由于朱厚璁自幼生长于民间，对太监没有依赖性，所以在他当政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宦官专政的事情，而他反倒对士大夫有几分“钟情”。他在控制士大夫的同时，那些阿谀奉承他的士大夫们，就自然受到了他的宠爱，这从严嵩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严嵩本来还是个不错的臣子，早期也并没有阿谀奉承的习惯，却因遭到阉党的迫害而被贬。嘉靖即位，他再度出仕，本以为能有所作为，但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彻底认识到，自己不腐败、不阿谀奉承就不能活。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的六月。 世宗朱厚璁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严嵩写了一份模稜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朱厚璁对他的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 这无疑是皇帝对严嵩的一种“沉默式”批判。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下来，要砍他的头。于是，严嵩“痛改前非”，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朱厚璁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平步青云，也註定要作为一个“奸臣”而活在歷史上。 不过，对皇帝来说，权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严嵩在与良臣夏言长达十余年的斗争中，尽显其阴狠狡诈、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终于赢得胜利，位极人臣。但朱厚璁在这些年来一直听到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对他渐生厌恶之心。而严嵩的儿子也不争气，老是凭藉老子的能耐到处惹是生非，很多大臣受不了这父子，便纷纷弹劾。 朱厚璁一看，也到了该办严嵩的日子了，宠了他那么久，对他的所有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若是宠太久，严嵩好像把他这个皇帝当成瞎子了。于是一纸诏书，把严嵩那惹了祸的儿子下狱、砍了，削了严嵩的职，抄了他的家，严嵩终于倒下去了。 严嵩的一生可以作为当时士大夫们最好的范例，来印证这个世宗皇帝对士大夫的控制能力。可是，朱厚璁真的能驾驭士大夫们吗？黄仁宇先生说，明朝朝廷主动部分其实都是百官臣僚的集团，而非君主。儒家的理论代表者始终是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已经束缚了君主意志。虽然他们一波又一波地被这些皇帝们给打压下去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永远都缠绕在帝王的心里。从朱厚璁沉湎于“礼”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反对杨廷和等士大夫的儒家理学的礼制主张，然而他自己还在努力地“培养”新的礼制。 因此，嘉靖皇帝在“以礼治国”失败之后，心灵突然空虚起来，只好寻仙问道，仰赖道教而活，终因吃了太多所谓的“仙丹”而亡。这个皇帝的一辈子，就只能用“伦理悲剧”来形容。 回观朱厚璁当政期间，一眼可看出“大礼议”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在这之后他掀起的礼仪治国政策更显得可笑，而他控制士大夫的做法只能看做是一种丝毫不好玩的游戏。君主和他的朝臣们始终沉湎于关于“礼”这种精神阶层的争议和问题，却忽略了国家当下最需要的就是开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这种物质层次的实事，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向没落踏步？ 抗倭名将的荣辱 王朝的危难时刻，尤其是外患加身的时刻，就极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去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使生灵免遭涂炭，山河得以完好。时势唿唤这样的英雄，急盼他们勇敢地站在歷史的转折点上力挽狂澜，他们的出现是家国之幸、时代之幸。当我们回过头去揭开歷史的面纱，但见波浪滔天中的豪情万丈，无限沙滩上的军马万千，他的风流飒爽的姿态，怎能不让人对他发出惊嘆！ 虽然一个英雄改变不了歷史的进程，但他的所作所为足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溯到16世纪，我们不应只想到当时王朝的雾霭沉沉，而应该看到，在广袤中土的东南，尚有一位为了国家民族存亡而奋勇抗倭的英雄，正拨开那一隅上空的阴云，为王朝打开了一片晴空。此人不用作他想，自然就是明史上最有名气的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当时明朝的君臣正沉迷于关于“大礼”及其时间的斗争，而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朝臣们也浑浑噩噩。不巧的是，嘉靖皇帝一心只顾着国家的大礼，却忽视了百姓的安生，国家频频出现财政危机，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第30页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明朝此时的东南沿海遭受葡萄牙军队的侵袭，倭患也变得白热化，虽然葡萄牙军队被赶走了，但是倭患情况却丝毫没有改善，国家此时正值内忧外患的窘境。 东南沿海的倭寇祸患并不是在明朝中期才出现，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经有了。但是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祸害越来越严重。嘉靖年间，倭患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一局面造成的原因，一则在于世宗的昏聩以及宠臣严嵩庇护、纵容通倭官吏，打击、陷害抗倭将领；二则嘉靖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那些海商大贾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结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在沿海劫掠。 戚继光作为一个水兵指挥官，不能扭转整个国家的命运，他能管的也就只有东南这一亩三分地。继承了父亲的都指挥佥事职位，戚继光被委任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今浙江临海)三府。这时候他没有受到严嵩等人的迫害，皆在于他受到与严嵩对立的权臣内阁宰相张居正的庇护。 带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戚继光一到三地上任，就看到旧军作战能力极差，这样的军队想打赢倭寇和姦商，那肯定是做梦。他认为当下最紧急的就是整顿水兵。 那时候东南沿海的百姓一直受着倭寇的掠夺之苦，曾经自发组织部队抗倭，但是百姓毕竟不是军人，无论在武器上还是体力上，都远远不及真正的兵。于是戚继光将强壮的民众组织起来，再加上原有的水兵，组成了新的队伍——戚家军。他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沼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 这一系列军制改革后，一支全新的军队出现在浙东沿海战场，抗倭形势很快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九战九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广东沿海后，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两千人。 当时的明代将军谭纶都忍不住发出感嘆：“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如此之震，军功未有如此之奇者。” 戚家军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十年，正像学者郁达夫所说，戚继光“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日本海盗只要见到他，腿肚子就抽筋，头皮就发麻，哪还敢再来捣乱。 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戚继光收集了水战、陆战的经验，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这部有关“海军陆战队”的兵书，比之金庸笔下的《武穆遗书》，恐怕也毫不逊色。 可惜的是，这位勇勐无匹的抗倭名将，曾立于海岸发出“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生平；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这等豪言壮语的戚家军之领导人，在明神宗万历年间，随着庇护他的张居正失势而受到排挤，归乡而逝，结束了自己在史册中的最后一笔。此后，明朝东南沿海再无名将守护，倭寇虽减，然而葡萄牙侵略者却多次骚扰明朝领土，久占澳门不还，最后澳门终落入外人手中，至此与国家分别了四百余年。 戚继光的一生可以作为一个悲喜剧来观看。他英勇抗倭，无限风光；可是他偏偏巴结张居正，缺了点操守。清代史学家张廷玉对他的评价便是：“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俞大猷也是戚继光时期的抗倭名将，较之戚继光，这人虽然没有前者勇勐，却不屑于巴结权贵，但戚继光却无法免俗。黄仁宇也在《万历十五年》中明确地指出，戚继光本是这个朝代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神宗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在万历一朝，想做一点事就不得不处理好与当权者的关系，若是不走些歪门邪道，就根本无立足之地。戚继光数度遭遇弹劾，但都被张居正给压下来，就连与戚继光有隙的同僚，张居正也不动声色地调开。他得以不受肘制大刀阔斧地整治军备，多少有点腽肭脐的功劳。不过，只要能保住大节，使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都是其次。 戚继光虽然死得很无趣，也很不幸，他的谢世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那抗倭的英勇气势，依旧浩然长存于歷史的烟波之中。 东溟有个海青天 应天（今南京）城内外，雾霭沉沉、风雨凄凄，空气中瀰漫着悲戚的哭声，百里而不绝。转过街角，只见那林立亭台楼阁的街道上，竟有众多身着白衣丧服的百姓驻足抹泪。一问之下方才知道，原来是当地的父母官海瑞去世，今日正是出殡之日。 海瑞的大半生都生活在嘉靖年间，他一生刚直不阿，执法公正，惩贪抑霸，整顿吏治，平反众多冤案，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他生性刚烈不屈，且自号刚峰，曾说：“要想天下清明安定，一定要实行井田，不得已而为限田，又不得已而实行均税，尚可存古人的遗意。”海瑞从做县官直至巡抚，所到之处力行清丈，颁行一条鞭法，一心有利于百姓。 第31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视百姓如子女的人，一生无子，死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送终，尸体竟只是用葛布织成的帏帐包裹，陪葬品也就是破烂的竹器。若非当地的官员们凑钱为他置办葬礼，他也便随着草蓆而入土了。百姓们听闻他死时竟如此凄凉，纷纷罢市。待他的衣冠行至街上，白衣冠送者夹道观望，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海瑞的一生正如他为自己立的号一般，刚利尖锐，任何高官都不怕得罪。他以廉洁和正直闻名于百姓之间，然这名声却被朝内的宦官称为“傻名”。这等傻名倒也有些由来。 嘉靖皇帝朱厚璁自从以“礼”整顿国家没整顿明白，便开始寻仙问道起来。这在海瑞眼里当然是不务正业，他可不管皇帝乐不乐意，直接上书，痛陈厉害。文中直指嘉靖浑浑噩噩，相信道神，不务朝政，致使贪官污吏横行，百姓叫苦连天。 朱厚璁素来以专政有名，个性十足，为所欲为，从他十五岁开始，这个脾性就已经显露，海瑞明明知道，却仍是要劝谏一番，看来他已经做好吃牢饭的准备。果然，朱厚璁看了奏摺大怒，本欲杀海瑞，想了想又觉得此人可以留，便将其下狱，听候处置。海瑞下狱不到三个月，皇帝尚来不及处理他，就入了祖坟。不过，朱厚璁在死前对未来的明穆宗说，海瑞“是大明之利剑，唯有德者执之”，这临死前迴光返照的一句话拯救了海瑞。 嘉靖皇帝驾崩的消息还没有昭告天下，因此朝外并不知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被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怀疑自己要被押赴西市斩首，便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却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主事点头。哪知海瑞不但不高兴，竟然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 因为得罪皇帝而入狱，险些被治死罪，海瑞竟还哭皇帝，他的忠倒是有些愚蠢。难怪明后期思想家李贽说他：“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樑。”脾性如青草傲霜，不屈不挠、不畏不惧，这是好事，然则愚直却叫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栋樑。他始终固执自己的那套鞭法，不知道任何变通，不但得罪上司，就连身边的亲近同僚稍有差池，都不能被他所容。 朱厚璁死后，百姓迎来了穆宗隆庆皇帝，海瑞再次被起用，升任应天巡抚。自从他上疏痛骂皇帝，他的刚直不阿、不管不顾，大江南北都已经知晓。在上任的路上，应天十府的官员惧怕他，辞职的辞职，收敛的收敛。那些门面是红色的权贵之家，也都吓得把门漆成黑色，以免被海瑞抓住把柄给办了。就连歷来嚣张跋扈的提督江南织造宦官，也都不敢乘八抬大轿出门，足见海瑞的威慑力。 海瑞一到任，便先处理当地的水灾，通河道，发赈灾米，拨银两给百姓；闻高官权贵欺压百姓，他便狠狠地收拾了这些人一顿。他的铁面无私使百姓得益，自然就要大失官心，暗地里被人拆台不在少数，终究还是被罢了官。这等倔强不屈，难怪万历初年张居正会说他过于偏执，不起用他。等到张居正死后，海瑞虽然再次官復原职，但已是七十二高龄，纵使有心却也无力。 用“直”来形容海瑞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敢言别人之所不敢言，是为“直”；因“直”而“忠”，忠君、忠国；而他也是个讲道义之人，因为他爱民如子。然则，“直”、“忠”、“义”，却也恰恰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 他的“直”，令他得罪权贵与同僚，註定要被陷害；他的“忠”却愚忠，落得个“傻名”；他因“义”而爱民如子，然而他却忽略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子女，令自己的亲人挨饿受冻，最终一一死去，致使自己到死也无人为他送终。可即使如此，海瑞的正直清廉依然为后世官家之典范，看来他这倔强脾气倒也不错。 下篇　回望帝国之背影　煤山风雪话凄凉 张居正改革：扶大厦之将倾 人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时势更造就一代人的悲凉和反思。万历初年的辉煌只是明朝史上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照耀了王朝短暂的强大，大地转而重新陷入了黑暗。救时宰相张居正力挽狂澜于既倒，心繫社稷而图新，为孱弱的国家动脉注入新鲜的血液，只可惜大厦将倾，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短暂中兴后的倒行逆施使得王朝病入膏肓。 救时宰相 刘志琴在《晚明文化与社会》中这样评价张居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 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为，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及。 第32页 明王朝这艘大船歷经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千疮百孔。紫禁城里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设坛修醮，不理朝政；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託付给奸相严嵩。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 当时不是没有开明人士嗅到危机的味道，重整朝纲，他们也去做了，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歷，大力提拔年轻官员，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恪尽职守。他所做的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但是他不能通观全局，驾驭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徐阶和高拱所做的都只是在不改变整体的情况下的小修小补。平心而论，他们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国家弊病如此之多，要想能把国家来个彻底翻身，非大动“手术”不可，还要有缜密的计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歷史的前台，书写他传奇的一生。他在帝国官场中游刃有余，最终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一己之力实现了大明帝国短暂而辉煌的中兴，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张居正也因其巨大的歷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在歷史上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这也是后人对张居正的极大肯定。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歷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鑑》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中国歷史上的宰相、丞相、首辅一箩筐，能有机会作出一番大事业的不多，能够把握机会并一举实现抱负的就更少了。诸葛亮算是一个，但毕竟只是囿于川蜀一角，功德有限，最后还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王安石也是宰相中的一个厉害角色，懂得变革，可惜好戏还没开始，舞台先让人拆了，变法失败。数来数去，也就剩下明朝着名宰相张居正了。张居正在中国歷史上拥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把一个问题百出、千疮百孔的王朝打理得像模像样。明朝着名清廉之吏海瑞曾这样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一语点到了“救时宰相”的痛处。 力挽狂澜于既倒　心繫社稷而图新 张居正是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序》中如是说：“中国歷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 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内阁争斗愈演愈烈。先是徐阶搞倒严嵩，接着高拱整掉徐阶、李春芳，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上樑如此，下樑也好不到哪里去。官衙根本不把法令放在眼里，纷争很多，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也慨嘆这些年国家纲纪的败坏，官风日下。 张居正在徐阶与高拱的两强相争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没有对胜利者谄媚巴结，也没有对失败者落井下石，与他们既保持了距离，也维持了不错的友谊。面对官场的混斗，他仍是冷眼观察，以静待变，对当事者都抱以友好的态度。殷士儋被罢官，张居正去信慰问，送他一副对联：“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孙。”并在信中写道：“前一句公已得之，后一句愿公勉焉。” 张居正虽歷经嘉靖、隆庆两朝，但真正大展宏图还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在隆庆一朝虽没成为首辅，但一直都是隆庆帝的心腹，深得信任。张居正是万历的师保，作为帝师，应该说张居正是深得万历信服的。但正因为是万历的帝师，万历对张居正是既信任又害怕，这也就为他日后疯狂报復张居正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要做上首辅的位子，还要先过高拱一关。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来发生了矛盾。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将高拱打回老家。当然此事显示了张居正在官场斗争中使用权谋的一面，值得商榷。但是反过来，政治斗争从来不讲温情恩义，只认准了矛盾和利益，张居正如果不先出手，那么等待他的将是高拱的报復。这样，万历初年，张居正成了内阁首辅，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辅政之路。 第33页 张居正辅佐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无异于一个年近五十、处于精力和经验巅峰期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屁大点事也不懂，还在过“儿童节”的小孩。初登皇位的万历能懂什么，能做什么？朝中的大事小事能不由他身边的张居正代行吗？张居正必须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会他理政知识，也只有这样才能尽到一个首辅的责任。当然，有些事情就算是一般人也未必能懂，给小孩子解释半天也没有用，所以归结起来，万历基本上可以开心地玩，放心地把事情教给他身边的能相去处理。张居正肩膀上的担子可就不小，事事代皇帝分析、谋划、决断，基本上皇帝该做的都由他干了。 十年辅政，漫漫长路才拉开帷幕。张居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的烂摊子，要医治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世界上实力数一数二的帝国。少主乳臭未干，张居正责无旁贷，皇帝的全职代理人他是必须当，也当定了。这么一个巨大无比的病人，该从何下手，下多重的手，要医治多大的范围，张居正自嘉靖、隆元两朝时以来就做了很多思考，基本思路都已经成形，现在时机也到来了，是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一番雷厉风行的大胆改革和励精图治由此开始。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毛病一堆，能蹒跚地走到那时已经是万幸。内有土地兼併，流民四散，国库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勐叛乱，“两江震骇”。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着名歷史学家黎东方对张居正有这样的评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至汉朝以来所少有的宰相，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张居正苦闷一些，因为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虽然富于理想，但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居正所处的时期，以前数十年政局混乱，以后数十年政局混乱，只有在其辅政的十年之中，王朝中兴，焕发生机。 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中就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 张居正的政绩显着,在军事方面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在内政方面,他提出着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庸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之,自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 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些争议，对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面提出不少批评，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大明王朝生机再现。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描述：“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明朝给张居正最后的盖棺论定是：“故辅局长，肩劳人猿，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体制的弊端　改革的悲剧 刘志琴在《晚明文化与社会》中说：“歷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当年诽谤新政的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时不再来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点点星火，长留中华民族的星空。歷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这是公正的。”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覆震盪中发展。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只不过是旧药换新瓶。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贯穿起一个又一个朝代，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为权力的超级集中者。但事情并没有朝皇帝们想像的方向发展，明朝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权力极度强化和国家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从未有过的境遇。看来，体制本身已经疾患缠身，倘若没有及时医治，就要暴病而亡。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与渐行渐变不同的是，改革是带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体制性的改变，集中表现为法制的推陈出新，所以又称为变法运动。 第34页 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针对外患问题，他倚重解决了沿海倭寇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抵御了北方鞑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鞑靼首领俺答与其孙把汉那吉之间的暗流涌动说服鞑靼称臣。张居正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之后二三十年间，明朝和鞑靼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红楼梦》中探春在“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时曾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家如此，国亦如此，外患是问题，但内忧是根本。 张居正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併，引起部分人钱包大鼓，公家却是囊中羞涩；加上皇帝太不像样，挥霍无度，百姓因此吃不饱睡不好，无奈之下上山当了草寇。张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国家的脉象，政不通，社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本来这些年经济就不好，再加上一群不干正事、中饱私囊的贪污蛀虫，不帮百姓解决问题，还搜刮他们的脂膏，国家能不乱吗？因此，张居正决定从“官”开始逐步清除王朝的肿瘤。 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对官员实施绩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确职责。针对公文传递过程中“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恆藐藐”的弊端，张居正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事情办得怎样，就靠这条线层层监督，一只眼逐级盯下去，评定官员的一个指标就是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还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两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两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官方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年收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同比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还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绩效考核直接和头顶的乌纱帽挂钩，捕蝉的螳螂后面有麻雀，官员们都得实打实干。官场上，什么都还可以考虑放一边，但官帽最重，不可懈怠。明朝残坏的管理系统，好像得到了有效整修，运转起来快了许多。 然而，对官吏的管理限制势必损害官僚豪强的利益，当改革与制度碰撞时，失败的往往是前者。正如黄时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歷史》中所说：“张居正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 果不其然，张居正死后的第十四年，神宗就以疯狂的掠夺，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给明朝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剧败落，既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復萌，统治机构还出现了自行解体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捲而来。官僚体制被破坏，国家库藏被耗尽，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终于激发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多达四十多次，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朝堂动盪不安。 这究竟是张居正的悲哀，还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寻根究底，是体制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剧。 可怜生前身后名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五十七岁的张居正终于劳累病倒。他日理万机，为国事没日没夜奔忙，连十九年未能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不能服丧守制。这在注重孝道的中国是难以想像的，不是他不孝，国家实在离不开他，忠孝难两全啊！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捨弃了他十六年不忍诀别的朝政、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长眠江陵，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尽心辅政和中兴明朝的功劳，换来的竟是子孙后代的一场大难。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张居正的盖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后的家族灾难也离不开他的改革。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復和攻击。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够得逞，在于他们有了可以施展阴谋的空间，正是张居正拥戴的神宗为他们创造了可乘之机。 第35页 清臣张廷玉在修着《明史》时写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张居正，对神宗来说，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復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个摆设。正如王世贞在《张居正传》中所记载：“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国家是我的，权力是我的先祖打拼下来的，你只不过是我雇来的臣子，凭什么让你站得比我还高，把国家和皇权的大部分都揽入怀里？那我还当什么皇帝，老子的脸往哪里搁？就算你在忠君爱国，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还在，这才是我最关心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 十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从真正的老师逐渐地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日益膨胀的皇权意识，终有一天他要突破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復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推荐的官员，他的下台，标志着暴风骤雨的到来。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两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鑑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风往哪边吹，树朝哪边倒，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反张运动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深知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管他张居正是谁，管他以前对自己有多少恩宠，跟着大势走就万事大吉。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污衊丑化张居正。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纵奴僕、凌辱绍绅等，也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朝堂上却没有人敢为居正说句公道话。 为国家操劳一生，鞠躬尽瘁，得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个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大臣却是如此下场，说起来让人寒心。寒心不只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对皇权无情的感嘆。封建王朝的皇权无所谓恩情，它太现实了，只有对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该完成的未必是好，只要触及了皇权的毫毛，功劳再大也敌不过他的轻轻一击。 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復官復荫，但一切都晚了，无济于事。所谓“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就这么回事。 可怜生前身后名，对于张居正，有人骂，有人捧，但时间总能让歷史恢復原貌，彰显公正的一面。正如朱东润所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正是：生前功名身后事，是非任由后人评。 神宗怠政：非亡国之君国却从此亡 这是一个“物极必反”的时代。在它的初期，本已露出了国家復兴的曙光，然而，却随着帝王的沉沦而露出破败之相。从国家改革之后的繁荣，军事上的大放光辉，变成改革夭折、武事消弭、朝臣沉默、君主怠政，这种前后巨大的落差，让后世之人无法洞悉其中的玄机。 混世君王昏聩朝 第36页 清算了张居正的“遗风”，神宗万历终于长长地唿出一口“恶气”。他可算是不用受人摆布，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开始了亲政的日子。 这时的明朝似乎可以用“四海昇平”来形容，毕竟张居正改革的优势还在。不过，几位曾经名扬在外的人物逝去，继他们之后便再也没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出现，似乎在昭示着这个国家要灭亡。 张居正死了，万历差点没掘他的坟，鞭他的尸。戚继光也死了，威风八面的他晚景无限凄凉，连妻子也把他抛弃了，他只好随海风而逝。狂书生李贽被万历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定罪，他那“反孔子”的《焚书》彻底地被皇帝焚毁了，他自己也在狱中割喉，他那惊世骇俗的思想也就成了时代的绝响。 作家夏坚勇说，这个时代的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几个不识相的文臣在那里吵闹着“立国本”，却被皇帝打烂了屁股，又摘了乌纱帽，发配得远远的，至此皇帝就不用上朝了。 对于明朝的皇帝来说，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是明代很多帝王的心态，于是前朝才有那么多“臣子恨”的事件，而万历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干纲独断的心态。 万历皇帝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但是他在早期也不是个平庸的君主，毕竟在其当政的早期，他搞定了三大征，即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蒙古鞑靼哱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可是，这样一个本应是好皇帝的君主，怎么就沉沦成后来的混皇帝呢？不用后人去总结，皇帝当时的臣子就给他列出来了。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这一“四箴”可把皇帝气疯了，于是办了雒于仁，但这四箴却恰恰可以形容万历帝的后半生。 万历皇帝在处理了张居正、平定三方之后，彻彻底底不理朝政，他整天哼哼唧唧，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还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不久，神宗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病情加剧，于是真箇不再上朝，总是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託后事。 其实他的这些毛病正被雒于仁说中，都来源于他的贪酒、贪色、贪财、贪享乐。 万历好酒，一则他自己爱喝，二则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万历自己也承认自己很好色。但他对专宠贵妃郑氏，有自己的说法：“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这样一个“勤劳”的妃子，把万历迷住了，万历日日宠幸其，怎能不肾亏？ 至于贪财一事，万历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在他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他把钱当成命根，恨不得钻进金银堆里。 关于“气”，万历有说：“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他认为惩治那些不听他的大臣，便是一种生气。然而，这个皇帝“气”倒是没有生太多，反正他对朝政爱理不理，但是他好鸦片可是不争的事实。金庸先生说：这个皇帝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可是他却未老先衰，更抽上了鸦片。鸦片可能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这酒色财气外加一个鸦片，万历的身体能撑到五十八岁，已经是个奇蹟。如此倦怠的脾性，他敢在当政后期近三十年不上朝，也没什么稀奇。黄仁宇先生笑称这万历以帝王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歷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确实如此，纵览明朝的十几个皇帝中，将朱见深与朱佑樘的“断头政治”遗传得最彻底的当属万历帝，他既有祖传的愚暴，又有鸦片菸瘾。从一代名臣张居正1581年去世开始，他就很少和大臣见面，直到1589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必须跟群臣见面的大典，万历帝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万历帝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他这一隐就是26年，1615年，他才因“梃击案事件”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 第37页 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夺嫡的阴谋——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洵，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兇。万历帝和太子都不愿涉及郑贵妃，为了向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万历帝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很是有趣。万历帝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然后万历和他的太子开始向大臣们表示彼此关系的亲密，以及对太子的信任，并询问诸大臣有何意见。当时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人发言。御史刘光復大概想打破这个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没说完，万历帝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把刘光復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他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撑，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亲眼目睹过皇帝仪容，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而出。万历帝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了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几日之后方才渐渐恢復。 这就是二十六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谈国家大事，只有皇帝那声“拿下”，让大臣们胆战心惊，且后果惨重。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万历帝终于一命呜唿。 歷朝歷代，一旦皇帝不愿处理国事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万历皇帝就是这么干的。由于年轻时受到太监冯保和权臣张居正束缚的影响，他对太监和大臣没有任何好感，但他又不愿意理朝政，竟导致朝内官员空缺的现象超常严重。 歷史好像是一个“天理循环，天公地道”的过程，宋朝走向晚期时，官吏过多的现象尤其严重，然而继他之后汉人统治的明朝，在晚年竟出现了缺官的现象，这简直是歷史的“怪圈”。 由于缺少官吏的管理，神宗又委顿于上，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极低。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啓超说的那样，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所以，张廷玉在《明史》中才有对明神宗万历帝的盖棺论定：“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三大征与萨尔浒战役 凡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都很看重身后的名声评价，想要“赢得生前身后名”，不枉来人世走一遭。神宗万历皇帝似乎也曾是这种人。在明代歷史中，万历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但从万历三大征似乎可以看出，这个皇帝还是想赢得身后名的。 上文已经提到，三大征指的是万历皇帝搞定的三场国内叛乱，分别为东北、西北、西南边疆的平定蒙古鞑靼哱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和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 万历十七年，蒙古鞑靼部哱拜在谋划多年之后，终于起兵造反。哱拜本是蒙古降将，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但他并不甘于屈服在汉人之下，便在私下蓄养了一批奴僕，组成苍头军，趁明军兵马不整的时刻，起兵造反。 哱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哱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一一接受，命叶梦熊、李成梁出征宁夏。经过几番折腾，明军终于攻进了宁夏，剿灭了哱拜的苍头军和哱拜等党羽，宁夏一役平定。 万历皇帝还没缓过劲来，东北突然传来朝鲜和日本开战的急讯。消息一到京城，神宗立刻有了危机意识。朝鲜作为中国的附属国，与明国直接接壤，如果它被日本打败而亡国，明国将直接受到倭寇的威胁。于是神宗立即做了三项准备：一是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是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是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三项措施接连下达，兵部只好出兵，可是他们竟敢煳弄皇帝，每次到朝鲜助战都逃回来。神宗不禁怒了，一下子派出明朝北方差不多所有的兵力应战日本。 中朝联军与日军僵持了整整六年，终于以东南露梁海面的一场激战作为战争的尾声。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于此战中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外患暂时解决完了，但是内忧仍然存在，便是四川播州杨应龙的造反。在援朝之战结束之前，万历就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平定杨应龙叛乱。杨应龙本是四川宣慰司杨烈的儿子，生性兇残、阴狠嗜杀。他将四川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还把自己的居所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但是“土老帽”毕竟还是“土老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条龙，万历皇帝不可能让他在西南继续猖狂下去。 第38页 此战在李化龙、郭子章的主持下，终赢得胜利，得保四川播州一代平稳。播州之战的重大意义远不止于平定杨应龙，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那时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这无疑也是对神宗万历皇帝的一种赞扬。 这三战赢得都比较漂亮，而神宗皇帝此时的表现，就好像后世清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一般。然而，神宗并没有成为康熙那样的明君，却变成了明代歷史数一数二的昏君聩王。 韩愈在《进学解》有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神宗万历皇帝平定了国家的军事内忧外患，便牢牢掌握国家大权，可他却没有勤政爱民，举国家之大业，而是安逸好色、贪婪无比、任性使气、耍弄权术。而就在万历帝把自己的基业一点点地向悬崖边上推去的时候，一个未来明朝的掘墓者诞生了，它就是后金。 后金是女真族的一支，远居东北关外，它一直对明国虎视眈眈，时而骚扰明国北方边境，其实是有南下的野心。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渖，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徵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将领杨镐携带这九万军马，外加胁迫徵调的一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十万余人，却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分由四路围攻后金军。当时后金之主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採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于是他採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而当两军打到萨尔浒山附近，努尔哈赤仅仅用五天时间就令明军文武军将死伤大半，史称“萨尔浒之战”。至此明军节节败退，最终，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全面崩溃。 京城闻得这个消息，“举朝震骇”，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万历皇帝从醉生梦死中惊坐而起，大嘆：“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从三大徵到萨尔浒之战，一朝皇帝一朝臣，前后竟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先是嚣张百倍，举国欢庆，歌颂四海昇平；而二十年后气势急转，明朝气焰陡然下滑，这等突变既令后人惊愕，又显得如此悲哀。 《正说明朝十六帝》有这样的话：“由于他（万历帝）的后期朝政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万历末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十万，从而失去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确实，经此一役，明与后金的攻守之势发生了逆转。后金这个掘墓人已经举起了他的武器，而明朝则在黑暗的政治中蹒跚前行…… 经济与政治：不和谐的舞步 林金树研究员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说道：“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歷史现象：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 为何有此一说？这是因为在明朝的中后期，由于皇帝的荒嬉与倦怠，使得政治很难清明，一点点走向黑暗的深渊，但是从嘉靖帝到万历帝这一百年间，明朝的经济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从全国各地各个生产部门看，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态势。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湖广、四川等地开始大规模开发，逐渐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商业性农业获得了大好的发展机遇。 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个体农民的农家手工业，主要是棉、丝纺织业，开始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长。特别是江南地区，成为人们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 新型工商业市镇迅速发展。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分离，农民和农产品更加依赖市场，城乡之间的贸易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商人队伍逐渐壮大。而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常、镇等地，不同于以往政治、军事性质的，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为重点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市镇，大批拔地而起，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特色经济区域开始初步形成。珠江地区以外贸、蔗糖、果品、花卉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为特色。黄淮流域和“九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金融货币事业进一步发展，白银生产与使用扩大，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另外，随着明朝中后期“海禁”的部分解除，对外交流与贸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使得明朝在对外贸易中，大量白银流入国内，形成了贸易“顺差”的大好局面。 第39页 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如此繁荣，确实是出乎人们的想像。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甚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歷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发展。 分析其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在这里仅述一二： 首先是没有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破坏，社会经济有其内部的发展动力。如果国家安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经济就会自发地一步一步向高水平发展。明代从中叶以后，虽然国家有内乱，有农民起义，也有外忧，有“南倭”、“北虏”的侵扰，有灾荒和疫病，但其波及范围不大，或是持续时间很短，没有造成土地大量荒芜和人民大量死亡，这是保证明中叶以后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石。 其次，明朝的经济重心一直在江南。江南向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绝不是说说而已。这是因为江南这块宝地在明朝时很少受到战乱的侵扰，虽然曾发生了“倭寇”入侵与“抗倭”的战争，但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同时北方的边患也很少能达到江南，甚至就连明末的农民大起义都放过了这块富庶的鱼米之乡。因此，江南在和平的环境中，快速地发展着自己，直到清军的铁蹄踏入这块土地。当然江南经济的独秀使得明朝的经济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景象，但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对其他的地区起到的带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万历时期明朝的经济达到鼎盛，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张居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一切使得明朝这一时期的经济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和政治的腐败局面显得如此的不和谐。 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封建国家秦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这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长河中，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而经济则绝大多数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而明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中写道：“从嘉靖到万历这一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从中国来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的时代。从世界范围来说，则是日渐失去了原有的先进地位，落到了西欧诸国的后面。” 确实，明代是中国倒数第二个封建国家，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特徵和最大的亮点，是经济形态开始变化，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个性解放思潮出现。如果将眼界放大到全球，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期的欧洲也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的阶段，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是一种世界性的浪潮。 可以说，即将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加快中国地主制经济形态的瓦解。在国内也确实产生了一样的情况，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新势力，力图利用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加深的空隙，争取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得到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直到17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的1/3”。只是由于封建主义旧势力“还相当顽强”，而新因素自身的力量又非常嫩弱，不能稳步地发展下去，才导致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未能如同欧洲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从而使得中国在明朝时期失去了一次与西方同步发展的机遇。直到清朝入关，战争使得明朝后期发展起来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且清朝又一次加强了封建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想要从萌芽状态长成参天大树，更是难上加难了。 而伴随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晚明思想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出现了与明朝初期截然不同的文化气息与生活方式。 向传统文化宣战 每个朝代的产生，伴随它的成长和前进，具备它独有特徵的文化和经济形态，也将必然出现，这就是文明的永恆发展性和时代个性。明朝的文化当然也有它与其他朝代不同的个性特徵，特别是发展到晚明，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 “晚明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变革时代，传统文化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折。自明中叶以来，由于近代人文主义’‘鼹鼠’‘在暗中不断啃啮，封建传统文化已有摇摇欲坠、无可挽回的彻底崩溃之势，新的文化时代正微露晨曦。在这种时代，人情骚动，思潮翻腾，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人文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一阵清新之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人们正带着全新的意识去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陈宝良语） 而明确向传统文化宣战，将新思潮号角吹得最响亮的当属李贽。 一、一切从“私心”开始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明朝的儒学走入了困境，自然而然，仰赖它的士大夫们也遇到了思想或僵硬或空虚的窘境。而这个时候，一缕思想的新风突然吹入，几乎动摇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思想秩序。而这个对封建思想“大不敬”之人，便是李贽。 第40页 明代的很多文人虽然处在理学这面大旗帜的笼罩之下，却依然有很多追求个性解放者。王阳明便是明代前期的典型代表。他在不完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主张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扩大内心的作用，而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李贽。 李贽以他的绝世之姿出现在歷史之中，明确地表示非孔非圣。李贽认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人们对是非的评论，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人的评论也没有固定的结论，是非如同岁月一样，日夜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衡量的标准也应该随着社会前进而发展变化。 李贽还积极地宣扬他的“私慾”与“童心”，最终实现了王学向人文主义的转化。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思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学者陈宝良先生说：就理论之言，“人之私慾”还只是抽象的人性论，不过在当时，却对“存天理，去人慾”的思想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焚书》是李贽衷心所做，他百无禁忌，放胆为文，其言其行无不浸透着骨子里的孤高与狂傲。他在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大胆批判所表现出的叛逆精神，对人们解放思想、追求个性自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书于明清两代，多次遭到焚烧，但却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即使李贽随歷史淹没了，他的精神却与日月同存。 二、牡丹长亭：沉恨细思不如桃杏解东风 明朝小说的发展程度不必形容，后世人也能尽详。单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小说，已经占了当代四大名着中的三部。不若在此处谈谈那崑曲《牡丹亭》。 说起《牡丹亭》，自然而然会想到那饱受相思之苦的杜丽娘，随后便忆起宋代张先那首《一丛花令》词：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 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 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词中女子的恋人离开后，她独处深闺，饱受相思之苦，忍不住发出“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的感嘆，而这一嘆一喻，正显现这女子对爱情的执着、对青春的珍惜、对幸福的嚮往、对无聊生活的抗议、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时隔四五百年，明朝竟有一位杜丽娘，和她有了同样的遭遇和诉求。 杜丽娘天生丽质，聪颖娇艷，但自小受到家庭和师塾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幽居深闺，生活单调。但是当她读了《诗经》中的爱情故事，观赏了花园的大好春光，让她对美好爱情充满了憧憬。她在梦中与一位书生幽会，梦醒后却得了相思病，恹恹而亡。书生柳梦梅拾到杜丽娘的画像，深为爱慕，与杜丽娘的幽魂一见钟情，两人痴痴缠缠、情深义重，终于感动了冥府判官，让她死而復生。二人在突破重重阻碍之后，终于结为伴侣。 《牡丹亭》这部戏曲很明显是个性解放的表现。学者袁行霈曾贊道：“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浓郁的抒情场面，典雅绚丽的曲文铺排，都体现出《牡丹亭》较为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多重艺术魅力。”此戏曲所表现出来的个性自由与浪漫气息，恰与明朝王阳明、李贽等人的“私慾”思想不谋而合，可以称作是一部隐讳的反封建之佳作。 三、明朝也有旅游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的路多了，人的见识也会自然增长起来。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把旅行视为探索自然、考察社会、实现人生自我的方式。但是，由于古代的交通工具不发达，旅行非常不方便，所以若是没有特殊的旅游爱好，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旅游。不过，明朝中后期却出现了如醉如痴、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这是古代歷史上所罕见的。 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旅游主体当然包括各地方的文化现象、精神风貌、思想情趣、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以及各种文化活动。旅游的客体当然是风景名胜、地质地貌、风俗习尚、建筑艺术。而明代之所以兴起旅游热，是因为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歷史悠久，经济繁荣，人文昌盛，交通便利。 由于水运航运的发达，南方的人特别喜欢旅行，歷史上称：“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友也。”在这里，所谓的“游友”便是明代文人笔下的“游伴”，这些旅游伴侣除了情趣高雅、志同道合的雅士之外，很大一部分人是能歌善舞、能说会道的清客，他们在陪伴达官贵人游览时，往往作为“导游”的角色。有了这些便利的条件，明朝南方怎么可能少了旅游热！ 旅游是一种休闲活动，它能在明朝兴起，也在于明代民间百姓的业余生活丰富了，它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一种证明。明朝虽然内忧外患齐集一身，朝内朝外烟尘瀰漫，却依然随着时代在不断改变它的风貌。 思想虽然被束缚，但它依然会有；文明会被禁止，但它不会断绝；经济会停滞，但它总有发展的一天。明朝的天空即使烟尘再大，也总有散开的一天。这就是歷史赋予人类的优势。 第41页 西学东渐与中国人的外向性思维 万历中期，西方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西学东渐的思潮开始了。 在此期间，输入的西方的歷算、医药、农田水利以及其他的科学技术，对长期囿于传统学科的一些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自然科学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晚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实务派”的最大特点。 用陈宝良先生的话说：“在晚明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接中，如果说利玛窦、金尼阁等耶稣会士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传播文化的使者，那么徐光启、李之藻、王征三人实成为接受外来文化的中介人，大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他们三人对西学的译介，才得以了解西方自然科学。换句话说，他们三人在引发晚明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同样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西学东渐的代表是利玛窦，将西学转化为汉学的代表则是徐光启。 一、一个西方男人送来的思想“冲击波”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交融，可以组成一部中国的思想史，这一说法并不是夸张。从战国以后，若说各个王国、朝代有哪个王侯帝皇没有依靠过其中一家统治天下的，倒也很难找得出来。尤其是从汉朝开始，三家此消彼长，虽有恩怨情仇，但却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然而，自以为能统治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三家思想，却在明代后期遇到了敌人——天主教。西方教会的东渐经歷了四个时期，即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朝的天主教、近代的更正教。景教、温教几乎没给中土带来任何思想变动，因为他们不是教会的主流，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是明朝天主教的传入。 教会的东渐与海权国家的兴起是同步的，而天主教的思想，就是跟在明朝当时两个海权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屁股后面而来。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绕好望角而到达印度，併到达远东的日本与中国，发现这里有巨大的市场。而天主教的教士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天主教会“叫卖”的地方，于是他们抱着传道的热忱，歷尽千辛万苦，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地来到这个“黄金国度”，做一番开闢的工作。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利玛窦。1578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辗转数国，经过四年的艰苦歷程，终于到达中国澳门，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国土，禁不住为这个国家感到惊嘆。他认定了要将天主教在这个国家传播下去。利玛窦经过当时的明朝大臣徐光启引见，到北京朝见万历皇帝，从此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利玛窦聪明地将尊重中国文化、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宣传天主教义三者良好地结合在一起，让中国人较容易地接受西方天主教的思想。这种做法无疑是押对宝了。中国人热衷于儒、道、佛三家思想，几乎已经与它们捆绑在一起，如果要想打破这种禁锢，就必须要与主流思想来个大“合体”。于是，与中国文化成功融合的天主教宗教思想，慢慢地获得保守的明朝百姓的青睐，教徒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利玛窦不但成功传教，还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外国的数学着作与文献，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外来的男人，带着他的思想，用别样的方式，给了当时的国人一个无声却巨大的冲击。 二、徐光启：中国人外向思维的代表 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它有一门分科叫做“几何学”，然而却不一定知道“几何”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在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并不叫“几何”，而是叫做“形学”。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呢？他就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我国科学史上一位值得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先驱人物。 提起徐光启，很多人在中学的歷史课本上都接触过，那时很多人记住了他最重要的着作《农政全书》。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西方，和前来传教的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本书是公元前3世纪亚歷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的大作。而这本书的翻译是介绍西方数学的创举，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只翻译了前六卷，全书没有译完，这成了徐光启平生的一大憾事。 徐光启力图融会中西科学的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徐光启採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歷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歷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自崇祯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着作。这就是着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有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椎……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张溥为《农政全书》所写的序）。要知道这时的徐光启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研究热情却依然不减。 《崇祯历法》呈上后，并没有立即付印，毕竟中国自己的历法已经用了这么多年，崇祯帝也很犹豫是否该启用新的历法。直到1644年，《崇祯历法》在全国发行，而徐光启没有等到那一天，他在崇祯六年（1633年）撒手人寰。 第42页 伴随着《崇祯历法》的颁布，中国的时间终于与西方同步了。 徐光启、利玛窦的合作，使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走进了中国，从而在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徐光启等人开启了中国人的外向性思维，让中国人了解，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内忧外患　丧钟为谁而鸣 面对“亡国之君”这个黑帽子，崇祯肯定很不甘心。的确，大明王朝覆灭的责任不能只让这位煤山自缢的不幸皇帝一人承担。他只不过运气不佳，拔了个末筹，才替先人背了黑锅。如果早生个几十年，说不定就是个中兴之主呢！变起一朝，祸积有素，丧钟为谁而鸣，天晓得。 皇帝盖“宫殿”　奸佞挖墙脚 中国歷史上有许多不务正业的皇帝，而明朝中叶以后更是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噱头，其中“木匠皇帝”朱由校便不啻为歷史舞台上的一个皇帝丑角。 明熹宗朱由校像要说朱由校的木匠故事，还要从一个宦官和一个奶妈说起。蔡东藩在《明史演义》中写道：“自古权阉，莫甚于魏贼；自古乳媪，亦莫甚于客氏……魏阉虽未篡国，实足亡国，百世而下，犹播腥闻，不特为有明罪人已也。”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出身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同许多颇有女气的太监不同，魏忠贤“形质丰伟，言辞佞利”，擅长唱歌、奏乐、下棋、踢球，或许正是这些使其赢得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的青睐。 泰昌元年（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人生的许多战场都存在着竞争对手，太监们也不例外。《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中写道：“上（熹宗）即位数月，一夕，忠贤与朝争拥客氏于干清宫晓阁，醉詈而嚣，声达御前。时上已寝，漏将丙夜，俱跪御榻前听上会。客氏久厌朝狷薄而喜忠贤憨勐，上逆加之，乃退朝而与忠贤。”魏忠贤倚重“姘头”的力量，打败了一手提拔自己的魏朝，爱情与事业同步青云。目不识丁的魏忠贤则升为司礼秉笔太监，而后更是一路高升成为权倾一时的“九千岁”。 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便不为神宗所喜，直到神宗病逝，朱由校才被册立为皇太孙，岂料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此刻的朱由校虽然已经十六岁，却一直没有接受任何教育。 泰昌元年九月，朱由校突然成为一国之君，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在“移宫”事件中扮演着提线木偶的角色。在朱由校统治的七年间，宦官专权达到了极限，魏忠贤一手遮天，而朱由校一面宽慰着自己的乳母，一面热心于自己的木工活，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朱由校显示出极高的天赋与聪明才智，“巧匠不能及”。 史书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熹宗朱由校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摺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嘆服。他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惟妙惟肖。朱由校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皇帝更加高兴，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 朱由校尤其爱盖宫殿楼阁，喜弄机巧，常常是殿阁造成后，欢喜异常，兴尽便毁掉重来，从不厌倦。朱由校潜心于制作木器房屋，便把国家公务一概交给了魏忠贤，也正因此，魏忠贤才有可能在朝中专权。魏忠贤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代皇帝专权。每次朱由校引绳削墨、玩兴正酣的时候，魏忠贤便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最后博得朱由校一句话：“你们用心去做吧，我已知道了。” 朱由校对木工活的痴迷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专心致志地盖着他的“宫殿”，奸佞们却在悄悄地挖着他的墙脚。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说：“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经足够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朱由校是一名出色的工匠，却使大明王朝在他的这双手上摇摇欲坠。他名义上统治了王朝整七年，实际上却是他信任的一个太监在掌控着政治权力与国家机器。魏阉专权，国家受难，皇帝却充耳不闻，唯一可以看到其权力施展的地方便是在魏阉与客氏的诋毁下，他坚决地保护着自己的妻子和弟弟。 同朱由校一样，俄国的彼得一世也从小喜欢摆弄各种匠人工具，成年后更是将木工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然而，彼得却将爱好运用于帝国事业之中，是个将爱好与事业完美结合的智者。在他幼时的诸多爱好中，有两个对未来有着重要影响，一是对航海和造船的强烈兴趣，使他制定了向海洋发展的国策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另一个就是玩军事游戏，他的两个少年游戏兵团后来演变成他最得力的两个近卫军团。这样看来，大明王朝最高级的木匠无疑成为一个歷史的笑料。 最后，只能说，朱由校是个好木匠。 阉党毒瘤与东林悲歌 第43页 熹宗时期，宦官的专权表现遮蔽了半边天，魏忠贤手中握有的权力其实是皇权的变相。 万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歷史》中说：“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用司礼监太监王体干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日引熹宗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之乐，后更增置内操万人，着甲出入宫禁，并与客氏谋杀裕妃张氏，又以计堕皇后胎，所害宫嫔、太监等甚众。忠贤得势后，先以大学士沈为外援，继而引私人魏广微入阁。朝中除东林党外的官僚派别，如齐楚浙党等纷纷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 由此可见，魏忠贤也并非孤家寡人，他身边也有一帮趋炎附势的爪牙，组建了一个“毒瘤团队”。魏忠贤的权势完全来自君王的宠幸，这种权力放得出也收得回。歷代太监才智过人的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来自民间底层，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而自愿进宫，通常学识浅薄、胸无大志，如果单凭个人，难以兴风作浪，祸国殃民。 那为什么明代太监专权使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呢？原因有二：一是源于太监与外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二是由于道德崩溃，士风委靡，世风日下，奴性抬头。正如《明史》所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帝也这样嘆息过：“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樊树志在《读史明世》中这样说：“中国歷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对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 个人崇拜在歷朝歷代都会出现，只不过天启年间个人崇拜的对象不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而是一个粗鄙的老太监，真是大明王朝的病态现象。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活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就连边防大将袁崇焕在形势的逼迫下，也不得不从众跟风。前方吃紧，魏忠贤这颗毒瘤还在执着地致力于把明朝朝政闹得乌烟瘴气。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尾大不掉，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把文官提升到总指挥为止，再后来直接派宠信的太监监督军队。因为权力掌握在被阉割了后代的太监手里，皇帝放心。因此，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才是名副其实的大明军队的第一把手。朝权、军权都在手中，魏忠贤安心了，朝臣们低头了。 然而，无论在多么黑暗的时候，总有奋起之人振臂吶喊，此时与阉党死命抗争的便是东林书院的代表人物，即明朝党争中不可不提的东林党。梁啓超说过：“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此话不无道理，如果不是朝臣们专注于党同伐异，阉党或许也不会如此嚣张。 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復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在腐朽的大明针砭时政，颇得民心。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天启帝朱由校时，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东林党人遭遇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摧毁东林书院。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着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 其实，当初东林党人曾因扶持朱由校即位有功而与大权擦身而过，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东林党人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然而，他们没有尽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缺乏警惕，以“笼络群阉”的一步之错功亏一篑。虽然东林党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毕竟给乌烟瘴气的王朝带来了一缕清风。 夏坚勇在《东林悲风》中如是说：“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或群体来说，歷史评价总是有时限的，而道德评价却有着相当久远的超越性。一座小小的东林书院算什么呢？它是那么脆弱，战乱和权谋可以让它凋零，皇上一个阴冷的眼色可以使它片瓦无存。书声琅琅，似乎很清雅，那只是出自读书人良好的自我感觉；评时议政，似乎很热闹，也只是书生意气，徒然遭人猜忌。但它又那么倔强地坚守在江南的那条小巷里，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个相当醒目的坐标。它留给后人的不是当时当地的是非功过，而是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积极、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人格力量在铁血残阳中鞭霆掣电、拔山贯日，支撑起明末清初一大批雄姿英发的伟丈夫。” 第44页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同遍地皆是的魏氏生祠相比，对联透出的是一腔正气，也有满腹悲凉。 错被凌迟的心　千疮百孔的痛 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辽东宁远城，临战前的大地绷紧了神经。后金努尔哈赤亲率倾国之师南下，城楼上，袁崇焕泰然自若，坐等十三万铁骑的到来。 宁远城的士气让人很难想像此前明朝的辽东边境发生了一连串变故，明军辽东主将高第犹如避猫鼠，龟缩在关内老巢，西边蒙古自身难保，东边朝鲜提心弔胆。整个关外大地，宁远，一个被明朝丢弃的“小孩”，没有跟上龟缩的大部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独无助，等着任群狼撕咬。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青年时期，正值明朝最黑暗的岁月。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但他没有马上就当兵，中进士后当了福建邵武知县。在此期间，他仍然关心辽东战况，常常同曾经卫戍辽东的老兵畅谈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但他的一些想法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践的机会。天启二年(1622)正月，情况出现转机。袁崇焕奉命入京朝觐，御史侯恂看他有两下子，荐他任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 一腔热血终于可以挥洒疆场，满心的兴奋激发了袁崇焕超人的工作热情。他抵达山海关的第一个深夜便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后有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復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大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復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採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復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被提拔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事实证明，他是继班超之后从笔桿子转业当军人的又一成功案例。 无能的天启皇帝、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飢饿羸弱的兵马、奇缺的粮饷，加上号称军事天才的努尔哈赤。时局给了袁崇焕一个昏暗的时政背景，一个军事烂摊子，一个强大到令人闻风丧胆的对手。宁远一战最终给出了答案：袁崇焕是好样的！文官掌军制度在生产出大批劣质的军事指挥官后，总算得到了一个能文能武，辞藻与韬略兼具、含金量很高的人才，这是制度的一个偶然。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这样写道：“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宁远一战是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他败了，上天也没有给他机会报仇。时年袁崇焕四十三岁，初歷战阵；努尔哈赤已六十八岁，久经沙场。努尔哈赤在宁远遭到用兵四十四年来最严重的惨败，遗憾归天。袁崇焕则一战成名，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熬过魏阉乱政，等来崇祯图治，袁崇焕以为自己得到了明主的信任，岂料，千秋家国梦从此支离破碎。明朝面临的内忧外患、积贫瘠弱、危机四伏、百官昏聩和党争之烈，袁崇焕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深切感受到这些已经到了无以復加、无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在崇祯初年，朱由检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光彩夺目，尽管明朝灭亡的帐不能全算在他头上，但他的刚愎自用、急功近利却成全了一个足以改写歷史的大将的冤屈。 崇祯帝的多疑、皇太极的离间、袁崇焕的天真，换来的是忠臣良将的凌迟。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京城百姓云集起来，去往刑场观看传说中的千刀万剐。这一天受刑的是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袁崇焕，罪名是谋叛与私通敌军。当袁崇焕被绑上刑场，没等刽子手动手，京城老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内脏，刽子手阻止了他们，然后依照规定，一刀刀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叫骂声铺天盖地，他们出钱买他的肉，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 老百姓的残忍作为成了推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公理的最佳证据。为什么他们会为被魏忠贤陷害的左光斗等人喊冤，为同样被冤杀的统帅熊廷弼大写赞歌，却唯独对袁崇焕那么冷酷无情？说他们失去理性难以服人。国家处于存亡边缘的时刻，也是谣言最有市场的时候。百姓们对袁崇焕寄託着崛起的厚望，期待他能为他们带来安稳的生活。然而当他们看到清兵绕关进逼北京时，开始认为这是袁崇焕的失误。加上朝廷后来的举动，更让他们认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由此助长了舆论的畸形发展。 一百五十年后，袁崇焕的冤屈得以昭雪，后人还给了他一个迟来的公道。《清高宗实录》中记载着干隆皇帝的一段话，袁崇焕得以正名，“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第45页 崇祯理应后悔，他不仅诛杀了一个忠臣，也结束了明朝的延续，十四年后明朝被大清取而代之，每一个臣民的脑后从此都留下了一根耻辱的辫子。袁崇焕自己曾说，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良将未能遇明主，是他的不幸；君王不能用良将，则是时代的悲哀。 千刀万剐的背后是千疮百孔的王朝，刑场上的袁崇焕，只怕伤在身，痛在心。 闯王嘆：为何我也犯下黄巢的错 从闯将到闯王，自称党项族后裔的李自成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崇祯八年，荥阳大会时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赢得了各部首领的贊同，声名鹊起的李自成理所当然地成为原闯王高迎祥牺牲后的继任者。如同当年的汉高祖刘邦一样，许多能人志士看好李自成这支潜力股，纷纷下海投资，企图大捞一把，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李自成是个好首领，却不是个好政治家。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不少笔墨着力描写李自成，《碧血剑》一书仿佛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翻版，金大侠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态度，认可中又带着些许惋惜，同情中又有诸多批评。李自成在其笔下生勐鲜活，但又不够大气，只能算个草莽英雄。 “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以百姓代言人的身份将腐朽的大明王朝摧毁，但转身便将自己高高定位在金銮殿上。李自成豪迈爽朗、勇勐磊落，同时又狭隘浅薄、好大喜功，胜利沖昏了他的头脑，权力腐蚀了义军上下。他凭着多年打仗积累的一点军事经验，趁着明朝千疮百孔之机，做了一个先行的破坏者，却为身后的另一个王朝作了“嫁衣”。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点明了这一问题：“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9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李自成进北京时盛况空前，这得益于他手下有一名有政治头脑的大将李岩在打向北京的一路之上做的舆论工作。当时北京的老百姓们苦于明朝的压榨，颇有改朝换代的愿望，全城上下瀰漫着一个新王朝的朝气。李自成也曾当众立誓：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 可惜，纸醉金迷中，闯王看花了眼；在欲望的诱惑下，义军迅速腐败。为上者一味在深宫淫乐，为下者肆意在城内妄为。李自成的二把手刘宗敏甚至打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不是个普通人，史称其治军有方，勇冠三军，年轻时曾亲率五十名兵士在皇太极重兵包围下，救出时任山海关总兵的父亲，子代父职之后，牢守山海关，清兵难越雷池一步。 明亡后，吴三桂已经表示要归降李自成，当时如果封吴三桂一个巡抚之类大于明朝的官职，再派人送其老父、爱妾陈圆圆到山海关，吴三桂会死心塌地地为李自成卖命，至少暂时解除了外患。再从内部着手，先约束部队，出榜安民，再用一批有威望的明朝官吏，进一步巩固政权，即使不能打败满清，也是对峙局面。然而，李自成硬是将吴三桂逼入满清的阵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或许是骆驼身上最后的一根刺，重重逼迫下，吴三桂一直在忍，最终忍无可忍。 此时，北京城内的义军是何种景象呢？士兵烧杀淫掠，将领谋取私利，颇有些政治头脑的李岩渐渐失去了发言权。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李自成几乎连战将都派不出去，兵无战心，士无斗志，一战崩溃，一败涂地。 李自成由一个距离九五之尊的皇帝之位仅一步之遥的高峰，一下坠入万劫不復的深渊，究其原因，还在他个人身上。摆脱不了的小家子气让他没有想好如何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身边无谋士，胸中无远虑，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加起来，便使得改朝换代的大业功亏一篑。 黄仁宇在《中国大歷史》中说：“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愧。”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自成还是有些气短与自卑，希望借崇祯帝朱由检的口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王朝变更证书，只可惜，刚烈的朱由检偏偏不称他的意。由此看来，求人不如求己，李自成打错了算盘。 魂断煤山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哪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漂篷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唿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段话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段唱词，是驻扎武昌的左良玉闻听京师陷落、朱由检殉国后的一番感慨。崇祯帝比其他的亡国之君幸运的一点是后人对他的宽容。 第46页 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为其辩解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回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大明朝如同歷史上的一出闹剧，真是怪事年年有，此朝特别多。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祐樘等少数几个明主之外，明朝的许多皇帝仿佛是荒诞剧中的主人公。有几十年不上朝的，有死于红丸的，有热心木工事业的，有微服出行游龙戏凤的，实在是热闹非凡。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党争不断；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洲相继而起，战事频仍。 等到朱由检即位时，明朝已然日薄西山，妙手亦难回春，但这位新皇帝依然怀有希望，当他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肃清阉党之祸后，朝野上下也曾有所期盼。无奈，大明已经病入膏肓，加之崇祯帝着力做个英明之主，却又有个性上的种种缺陷。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调侃：“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或许是因为自幼生活环境很复杂与提心弔胆，直到即位之初，朱由检也一直小心翼翼的，由此决定了他性格多疑、刚愎自用，苛刻而寡恩。他在位十七年中，频繁更迭阁部臣僚，自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不信任大臣，多次诛杀督抚大吏。 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虽然他勤于政事，不贪女色，呕心沥血，但他的性格缺陷却又给明朝的统治危机推波助澜。汤纲、南炳文在《明史》陈述了崇祯的三大短板：“一是急于求成，导致了’‘功令太严，吏苦束湿’‘；二是虚荣而刚愎自用，给奸佞之徒钻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于宦官，加深了政治的混乱。” 因此，对于朱由检，我们只能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做个力挽狂澜的有为君主，但却亡于煤山的清风明月下。同样作为亡国君，比起软弱无能的汉献帝，荒淫无道的陈叔宝，暴虐无常的隋炀帝，人们对于崇祯还是比较宽容的。连他的竞争对手都为他说了不少好话。李自成在《登极诏》中写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恆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孟森先生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的确，比起朱由检，朱由校恐怕更像亡国之君，可他运气好一点，早早地死掉了，把上吊的滋味、亡国的苦痛留给弟弟朱由检品尝，而朱由检也只能在“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辩护中欷歔一番。 崇祯皇帝自缢时，在衣襟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貌恭，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朕百姓一人。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三百多年的光阴流转，究竟是海棠树，还是古槐背负着罪名，后人已不得而知，但大明王朝已随末代君主的魂飞魄散而走到了尽头。 金陵王气黯然收 北京沦落后，其实明朝并没有最终灭亡，神宗之孙福王在南京被拥立为帝，这就是弘光帝。此时，明朝还有半壁江山，还有各地的数十万兵马，弘光朝却不争气，内忧外患之际，还在为各自的权力梦争来夺去，结果在清军的铁蹄下瞬间灭亡。 由此，中国人又经歷了一场被“异族”入侵的亡国之恨。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而明末清初，遗老遗少们不仅仅是以最痛之心情吊亡国之恨，还上演了一出出变节投敌的好戏，成了后人任意讽刺和批判的话柄。 回首江山已半壁 “明朝于洪武元年（1368）在南京建立，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破了北京，一个小皇帝在南京被拥立，一年之后弘光元年（1645），南京被清军攻破。明朝灭亡了。明朝起于南京，终于南京，首尾共二百七十七年。”毛佩琦教授在他的《细解明朝十七帝》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而在世人的传统观念中，明朝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魂断煤山后，就宣告灭亡了，其实不然，许多史学家与毛佩琦教授都持同一种观点，即明朝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间还要推迟一年。因为，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的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的中央机构并没有撤销，一直很完整地保留着，也就是说明朝自成祖之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当然，北京政府正常运转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徵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有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条件。 第47页 恰好在入关后，清政府一心用在打击李自成等的农民军起义上，暂时没有精力对付明朝的遗老遗少，这给了明朝残余势力一个喘息的机会，南京的明朝官员动作也很快，仅仅十几天工夫，就快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坐上这一政权皇位的是万历帝朱翊钧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依据血统，他最有资格当皇帝。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其实，策立新君，有两个人极为重要，一为史可法，二为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师文臣，所以说话分量最重。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但是在马士英、阮大钺以及很多拥有军队的武将的坚持下，史可法还是妥协了，同时也在册立新君时没有占据有利位置，以致最后被排挤出这个小朝廷。 提到朱由崧，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朱常洵，就因为这个皇子，神宗朱翊钧伤透了脑筋，因为朱常洵是他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他恨不得将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甚至他的天下，但是皇位传长子的制度使他不敢轻易违抗，于是，为了补偿，他把这个皇子安排在河南洛阳，过着奢侈的生活，结果朱常洵把他所有低级趣味的嗜好都传给了他的这个儿子小福王，自己则死在李自成的刀下。 就是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要想有所作为真的很难。于是所有的“正事”都留给了他手下的大臣们马士英、阮大钺等人，自己则在“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的观念中终日淫乐。 就是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领导一群只知个人私利的大臣，开始了在南京“半壁江山”的统治，他们商讨出的第一个大计就是“借虏灭寇”的政策，即借清军这一“虏”来灭李自成这一“寇”，为先皇崇祯帝雪耻报仇。这是南明这个小朝廷的失策，他们并没有认清谁是最大的敌人，谁才是真正威胁自己生命的敌人。 弘光小朝廷的大臣们商议了与清朝谈判的原则：（一）不屈膝辱命，要保持天朝体统；（二）山海关外土地割让给清朝；（三）每天赠给清朝岁币银十万两。原则已定，便派人携带金银珠宝与清廷进行接触。结果是南明一头热，清朝扣留了使臣，取江南之心昭然若揭。 可惜弘光朝中大臣却沉浸在内部的党争之中，明史专家顾诚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直到江南半壁之时，东林与阉党的余党打得一团糟，当时与农民军作战的平贼将军左良玉驻守武昌，有兵数十万，与马士英对立，马士英竟然领兵声讨左良玉。在朝廷内部矛盾四起时，1645年五月初九，清军渡过长江，马士英逃往浙江，朱由崧出奔芜湖，大学士王铎、尚书钱谦益等投降。同年，弘光皇帝朱由崧被属下出卖给清军，被押解到北京，次年被处死。南京这个都城的使命到此结束。 本来，新的南明在政权、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毕竟明末，江南的环境很安定，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且南京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盘，又有长江之险，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且在北京被攻陷后，大批仁人志士都聚集在南京，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的时期拥有更多的復明条件。从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无论如何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个江南半壁，应该不成问题。没想到，短短一年时间，一切灰飞烟灭。明朝的王气在金陵黯然消散，按照毛佩琦教授的说法，明朝至此完!至于后来的抵抗再也没成气候。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菸草古城秋。”（唐·李元甫《上元怀古》） 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治理国家时，常以这首诗自勉，可惜到了他的子孙后代，正是在这说不尽风流的金陵城，歷经一个循环，走向尽头。 而多少忠臣义士们在清军渡江后，仍然坚持着顽强抗争，用生命谱写着一段段动人的爱国乐章。 清风从山海关吹过 在燕山脚下，渤海之滨，有一处最雄伟的建筑，它就是“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 山海关是明代万里长城东部的一个重要关隘，是华北与东北交通必经的关隘。明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徐达被选中守山海卫。“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乃移关于此，连引长城为城之址”，山海关上有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关”，由明代着名书法家萧显所书。相传，最后的“一”字，不是写上去的，而是书者将蘸满墨汁的笔抛向空中点上去的。 大明皇帝对长城（亦称边墙）的修建最为上心，因此才有了现在规模宏大的万里长城。而朱元璋派人修建的这个山海关，却没有阻止朱氏王朝的灭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明朝的替代者正是从这里吹响了灭亡大明的号角。 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正是宁远一战，努尔哈赤战败，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努尔哈赤半年后病卒。因此宁远一役也成为清军入关以前最大的痛。 第48页 但是满清入主中原之心不死，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还是使用了破绽百出的反间计，使得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大明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确实，袁崇焕的死，使得明朝再无良将可与清军相抗衡。 1644年4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汉人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復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十四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这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吴三桂。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一首《圆圆曲》将吴三桂其人说成一个为红颜而出卖江山的叛徒，在当时和着他的名声一起流传于世。据说，他曾经派人送黄金一千两让作者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删掉或予以修改，吴梅村断然拒绝：“天下皆知，改又何益？”又一硬气文人！此后，这两句就成为吴三桂的标准评价，为后人的笑柄。 其实，细细思量，一个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背负千古骂名，其中必然有隐情，但是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控制歷史的编写，而把这段歷史当成自己随便打量的“小姑娘”，一切的真相只是后人猜测的真相。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提到，吴三桂在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时，本来是要投降的，他的父亲吴襄也派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一段对话左右了事态的发展，他问僕人父亲的情形，僕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僕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自己的宠妾陈圆圆，僕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丧服，讨伐叛逆，为皇帝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地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于是，向清投降，引清军入关，联合剿匪。按照柏杨先生这一说法，吴三桂似乎真的是为了陈圆圆而冲冠一怒，引兵倒戈。 但是仔细分析吴三桂这个人，就会觉得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吴三桂城府极深，遇事很有主张。他在任何场合都能游刃有余，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他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总之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身处乱世，且有能力，有野心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吴三桂引清兵，应该还有借兵的想法，想用清军来对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南明制定的策略就是“借虏灭寇”，但是没想到他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终究“引狼入室”，满清一入山海关，便俨然以中原的主人自居，开始收拾它的山河了，而吴三桂就以歷史罪人的身份做起了清朝的亲王。 吉林大学的李书源教授在评价这一段歷史时嘆道：“歷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的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钉在了歷史的耻辱柱上。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歷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歷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歷史发展的尺度，歷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无论如何，经过山海关的一场血战，清兵最终步入了中原大地。而山海关，抵御外族入侵的明朝边墙，终于在萧瑟的风中为一个国家唱起了輓歌。国虽破浩气长存 国虽破　浩气长存 骑鹤楼头，难忘十日； 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郭沫若题扬州史可法祠 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有一座纪念馆，馆内有一个“衣冠墓”。馆内环境优美，银杏树参天，四季花木怡人，游人如织，凭弔着一代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在弘光朝没有占据有利的政治位置，结果被马士英、阮大钺等朝臣排挤出朝廷，自动请求督师江北，镇守淮、扬两地。 清兵渡过长江之后，迅速向南推进，直至扬州城下，扬州守将逃亡，扬州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史可法闻之，飞驰赶往扬州，发布文告，巩固城防。亲率一万多名官兵抵御十万清兵。这种情形不禁让人想起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一座城、一位忠臣、保卫一个国家，但大明朝已是此一时、彼一时。 第49页 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先是派人劝降，史可法坚拒，并写了绝笔书分别与母亲、岳母、妻子诀别，是以身殉国的决心。多铎见劝降不成，便开始攻城。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多铎不惜一切代价，用满清士兵的生命与鲜血染红了扬州城的城墙，而史可法则在守城无望的情况下，引刀自杀，自杀未成，已是鲜血满襟，最终还是被俘了。 于是，英雄在这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迎来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多铎劝降，以洪承畴为例进行说服，史可法面无畏惧，只求一死以成全自己的殉国忠心，他在临死前，心系扬州几十万百姓，请求保全这些无辜的生命，然后从容就死，时年44岁。 这一年是1645年，20天后朱由崧在南京被俘，南京陷落。 英雄的力量鼓舞了扬州军民，他们奋起抵抗，双方损失惨重。多铎面对这一抵抗的局面，在占领扬州后，竟然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之后，才“封刀”，史称“扬州十日”。这是中国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扬州城几十万平民的生命，化作累累白骨，再加上后来的“嘉定三屠”，大清王朝的开国已经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而史可法的尸体已经难以寻觅，他和自己誓死守卫的扬州城以及百姓们融在了一起，只有英雄的衣冠葬在梅花岭，给后人一个凭弔英雄的去处。 中国自古不缺少这种捨生取义的人，不缺少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与硬汉，他们正如鲁迅所说，就是中国的嵴樑，只要有他们在，天地间就会充满正气，即使国家危急，而民族的精神不会因此灭亡。 就在史可法引头就戮之后的19年后，已经改用清朝的方式来纪年，那是康熙三年（1664）。在杭州的刑场上，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的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其中为首的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诗成之后，刀起头落，无限悲壮。他是南明大臣、诗人张煌言，他这种“螳臂当车”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可以薪火相传、永远不朽的秘密武器。他带血的头颅，为明朝的歷史涂抹上了最后的浓重一笔。他的这种精神恰好与史可法前后唿应，成为后人读史时不该错过也不能错过的一页。 谢国桢说：“我们要明白的是明末清初的几个书呆子、受压迫的民众，他们不怕清兵的铁蹄，就是粉身碎骨，他们都在所不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地方。中华虽然屡经外族的侵略而能长久存在的精神在此。以往的先烈们看来是失败了，但他们的成功也就在于此。” 史可法如此，张煌言如此，中国歷史上许多在国家危难之日坚持民族气节的人都如此！ 英雄誓死赴国难，精神长存！ 一个王朝的背影 清人孔尚任有一传世佳作——戏剧《桃花扇》，其中李香君碧血丹心，血溅桃花扇，而这位烈女子终究没能用生命让她的心上人警醒，才子侯方域最终没能超然物外，投降了满清。确实在朝廷变更的年代，投降与抵抗对那时的朝臣来说都是敏感问题，都会上升到评判人格的高度。而明清之间的变更，则引起后人们更多的关注、议论与评判。 而当时非常有名的几个人都与一个自古风流的地方有关，那就是秦淮河，那就是秦淮名妓，李香君、陈圆圆、董小宛、柳如是，一个个在后人眼里风华绝代的名字，一个个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字，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与她们纠缠在一起的人更是成为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侯方域、吴三桂、冒辟疆、钱谦益。 李香君贞烈，陪在侯方域左右，侯方域降清；柳如是虽曾想投水自沉，以换取丹心一片，但最终还是屈就了她的夫君钱谦益，那个着名的文人，那个最终投降了清人，作为叛逆者为世人所不齿，也为清朝的干隆皇帝所封杀的文人，他的着作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在上海付印。看来，人格魅力与精神操守永远都是一个人最本质，也是最能区别于他人的东西。 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抑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都说红颜祸水，活在崇祯帝、李自成、吴三桂三个男人之间的一个柔弱女人，确实不能挑动江山，但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按照世人的说法，似乎是陈圆圆左右了当时的时局。就如丁帆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说：“陈圆圆如果像李香君一样，在人格上保持独立，在进入政治角色时有着自身的主体意识，也就是如今许多女权主义者一再强调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么，歷史的巨轮也许不会碾过大清帝国，而向另一个方向前进。” 生逢乱世，谁都面临着抉择，特别是这些站在歷史风口浪尖的名人，他们的选择会定格他们的一生，并牵动国家的命运。同时，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不可能为了国家、民族的气节而全部慷慨赴义，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就再也承受不起他的儿女们更多的鲜血，这也是一种罪过，那么有没有更好的路供人选择？ 这就是董小宛的选择，“但人生身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歷，苟非金石，鲜不消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逍遥物外，甚毋忘此际此语。”正是这种“无为”的态度，不致使董小宛与陈圆圆等同，也挽救了冒辟疆的名节，使他不至于像钱谦益那样因变节而落得个千古骂名。因此，在此时“独善其身”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背叛也得不到当朝统治者的信赖与好感，一部《贰臣传》还是收录了如封疆大吏洪承畴之流，被永远地钉上了耻辱柱。 第50页 总之，大明朝就在这些遗老遗少们纷纷扰扰的变与不变之间，变成了一段完整的歷史供后人回忆、考证、评论、演义、戏说。风风雨雨近三百年，多少离乱承合，多少恩怨不平。泱泱大明，在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在最繁华时却最悲凉。在此十丈红尘中，所有的励精图治、野心、残酷、怠惰、声色犬马，都成了记忆深处不可触摸的梦境。星辰下，涛声里，往日霸图不再！ 而现实中，秦淮河水、燕山冷风，同伴一轮孤月，见证着大明近三百年的兴衰。 大明朝在这轮冷月中渐行渐远，背影终于在地平线上消失。 回望间，唯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附录　名家简介 谈迁(1594～1658)，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託了对歷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歷史学家司马迁的意思。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做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代表作《国榷》，着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聪敏强记，工制举文。及长，肆力经史，书无不窥。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改户部主事，寻迁员外郎。授浙江提学佥事，校士勤明，所拔如陆陇其等，多一时名俊。闲暇时，游览杭州湖山之胜，创书舍为游息地。既去，浙人为之修葺，怀之不已。应泰嗜博览，工文章。着作主要有《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和《博物要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歷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中国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他对中国歷史，尤其是对中国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着述颇丰，专着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歷代政治得失》《中国歷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歷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梁啓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他长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着。他一生着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为完备。《饮冰室合集》共计148卷，1000余万字。 范文澜(1893～1969)，初字芸台，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着名的歷史学家，生平着作甚丰，他的主要着作有：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1926年出版的《群经概论》。以后几年又陆续出版了《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大丈夫》。1936年出版了《文心雕龙注》，主编并出版《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歷史论文选集》，收集了范文澜的一些其他的重要歷史文章。 孟森（1828～1937），字莼孙，号心史，武进县人，清史学科奠基人。1914年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是他的治史发轫之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朱三太子史说和永乐皇帝即位》一文，曾引起史学界的注意。1931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学，着有《明清史讲义》，对明清两代的兴衰揭示详实，对事件原委和人物活动作出了相当深刻的评述。他钻研明清史，搜集史料丰富，喜就世传疑案予以考证，释疑团，明真相。如《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孟森正本清源地解决了无人敢揭发奥秘的清世渊源，对史实的研究和表述中，特别注意从成就和缺失两方面进行分析。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1916年于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建国后曾任復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復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歷史，尤其专长歷史人物传记文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歷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着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着作之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黄仁宇（1918～2000），祖籍中国湖南长沙，后入美国国籍，着名歷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歷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歷史的“大歷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歷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歷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做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歷史性格功不可没。从歷史观点和着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做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主要着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歷史的视界》《中国大歷史》《赫逊河畔谈中国歷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 第51页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渖阳辽东学院教师。后去中国台湾。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一生着述颇丰，《柏杨版资治通鑑》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阎崇年，汉族，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着名的歷史学者。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北京史。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着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先后到美国、日本、蒙古、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着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中国歷史大事编年·清代卷》《中国都市生活史》。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50余篇。 丁帆,1952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祖籍山东蓬莱。1954年随父母前往南京，1967年中学毕业；1968年插队于苏北农村；197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扬州教育学院；1979年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1988年调入南大中文系至今，现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帆教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丛刊》副主编、《钟山》杂志特聘副主编、江苏省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熊召政,中国当代着名作家、诗人。195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参过军，下过乡。22岁起担任英山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1981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至今。其间于1984～1986年任《长江文艺》副主编，1985～1989年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9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得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已出版诗集五部，散文集两部，报告文学集两部。其诗歌及散文获各种奖项多次。自1993始，歷经十年潜心创作四卷本长篇歷史小说《张居正》，一经问世，便获得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被评论界誉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穫。该书继获得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长篇歷史小说奖及湖北省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等各种奖项后，又于2005年4月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毛佩琦,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社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及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主要着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帝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着）《中国明代军事史》（合着）等。最新出版着作：《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第一部》。 樊树志,籍贯辽宁渖阳，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復旦大学歷史学系，留校任教。现为復旦大学歷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歷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歷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着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李洁非,祖籍山东，出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復旦大学。求学期间，颇以元明清文学为意，毕业后，转而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活跃于文坛，代表作《从英雄到普通人》《什么不是悲剧》《与萨特告别》《物的挤压》等，产生过重要影响。2000年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近年来的研究与创作倾向于以“整体人文”理念为引导，以“学术可读性”为旨归，逐渐形成了思想含量很大，并且跨领域、跨文体的研究和写作风格，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龙床》。 后记 一本着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贡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廉勇、欧红梅、周珊、张艷红、柳絮恆、赵一、赵红瑾、齐红霞、齐艷杰、陆晓飞、赵广娜、徐春艷、王非庶、李秀敏、王杰、张保文、李亚莉、何瑞欣、杜莉萍、李卫平、李敏、梁素娟、许庆元、姚迪雷、毛定娟、尹娜、王巧、杨婧、王娟娟、张艷芬、许长荣、王爱民、李琳、李伟楠、王鹏、罗华杰、武敬敏、甘艷河、阎妍妍、杨英、罗婷婷、李良婷、上官紫薇、杨艷利、于海英、曹慧利、肖冬梅、张乃奎。 第52页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鑑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启悟，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菁华，谨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本书的诞生。凡被本书选用的材料，我们都将按出版法有关规定向原作者支付稿酬，但因为有的作者通信地址不详，尚未取得联繫。敬请您见到本书后及时函告您的详细信息，我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宜。 由于编写和出版时间仓促，以及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指正，特驰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