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这不是唐朝》 第1页 [史学研究] 《假如这不是唐朝（出书版）》作者：陈骁黎【完结】 编辑推荐 《假如这不是唐朝》编辑推荐：彻底颠覆以往所有歷史书的模式、口吻、角度，提供给我们充满无限遐想的歷史画面，打开了歷史的另一个世界——原来歷史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重重玄机。 对歷史进行大胆的重构，假设当时的繁荣一直延续，中国歷史将会被改写成哪一般模样。 作者简介 陈骁黎，图书出版人，歷史作家。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研读歷史多年，思维天马行空，文笔轻松幽默。出版有《一口气读懂明清史》《改革者》等多部畅销作品。 ================= 第一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第一节最为开明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歷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人们谈及汉唐雄风，脸上无一不露出骄傲之色。那是一个可以让人抬头挺胸的时代。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是战士们誓死报国的豪情壮志。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是战场上投降后思念故乡却回不去的凄凉。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这是战士战死沙场而妇人依然在等郎君归来，郎君却已经成为一缕幽魂的遗憾……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会战死沙场，会妻离子散，会国破家亡，战争是可怕的，然而，在大唐将近300年的盛世里，战争是辉煌的，是骄傲的，是可以让每一个热血青年听闻都热血沸腾的！ 大唐，提到这个字眼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那些脍炙人口的事件： （1）李渊太原起兵。在反与不反中挣扎的李渊最终还是选择了推翻暴政，自立为帝。 （2）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对李世民的猜忌以及妒忌让他们俩终于走上了毁灭的道路，成就了一代霸主李世民。 （3）一代霸主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在此期间，李世民亲贤臣远小人，任用贤能辅政，任用武将平外：公元630年，活捉东突厥颉利可汗；公元635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大败吐谷浑，吐谷浑首领慕容伏允自杀；公元640年，灭高昌国；公元641年，李勣大破薛延陀率领的同罗、仆固、回纥、靺鞨等联军；公元644年，灭焉耆，活捉焉耆王龙突骑支；公元648年，大破天竺帝那伏帝国，取龟兹…… （4）还有中国歷史上唯一一个以女性身份称帝并且执掌朝政的女皇帝武则天。她把男尊女卑的时代玩了一次颠覆，以“巾帼首相”上官婉儿、狄仁杰辅政继续了大唐的光辉岁月…… 话说大唐的开明，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看，都无不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对那个时代发出由衷的感嘆。 从政治上来说，唐朝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这在当时属于史无前例的创举。在突破了从周朝以来的世家门阀制度之后，无数的人才迅速地涌现：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放在以前的朝代可能一辈子也只能当个农民或者读书人，但是在唐朝，他们却可以尽情地展示才华，并取得相应的地位。 唐朝的开明从建国时期就开了个好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世上能够共患难的人多，但是能够共富贵的人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如果牵涉到至高无上的皇权争夺，哪怕以往再亲密无间的朋友，也往往可能反目成仇。 但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少有的能够与开国功臣们共富贵的帝王，其心胸与气量实在是后世的皇帝们无法企及的。甚至对于并不怎么尊重自己，甚至处心积虑想要杀了自己的人，他都能够保持一份宽容。正因为他的存在，后世唐朝几乎没有文字狱，也没有骇人听闻的连坐与大屠杀——除了皇帝与宦官夺权的末世以外。 从外交政策上来说，唐朝改变了以往人们的对外关系概念，将“属国”与“敌国”这简单的两分法变成了更为灵活变通的手段。于是李世民甚至被称为天可汗，成为少数民族的共主。在唐朝，也的确发生过在其他朝代所无法想像的事情，即向少数民族借兵并将其平安送走。 而且唐朝对于外族人的歧视已经降到了最低，除了那些明确被标记为“奴隶”的人以外，其他外族人在唐朝都能够得到与唐人相同的地位，可以做官、可以经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这种政策从中唐以来往往为人所诟病，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的确是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整个帝国的繁荣，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信。 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唐朝人所具有的自信，也就是盛唐气象能够真正出现的根本原因。 唐朝人的自信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他们并不排斥所谓的奇技淫巧，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他们保持着一种赞赏并且支持的态度，哪怕这些内容看起来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关联。 其次，他们也不排斥从外国学习新的东西，无论是音乐、服饰、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他们一点也没有后世那种自尊到近乎自卑的心理，只是很坦然地接受这一切，并从中学习好的方面。 第2页 作为封建帝国，唐朝很重视农业，同时，对于手工业、商业等歷来为统治者所忽视的领域，也非常重视。唐朝人经商成风，对于各种技术创造也非常渴望。他们是真正地在享受这个时代的一切。 他们并不吝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也不在乎将自己所擅长的一切都展示给外国人，更不担心这一切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因为他们很自信，他们可以接纳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留学生与遣唐使，给他们官做，告诉这些人真正的盛世应该是什么模样。 这一切也确实得到了回报，哪怕是在唐帝国已经灰飞烟灭了1000多年的现在，我们依然被称为“唐人”。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心怀希望与嚮往的称唿。 第二节男女平等，女子为帝 唐朝女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不像后世，对于女子诸多限制。甚至于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但从心态上来讲，却也未必超出了唐朝人。 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的。但是唐代女性在婚姻自主上却拥有法律上的保障。《唐律疏议·户婚》说：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 这个规定隐隐露出婚姻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自主择婚的端倪，这在封建社会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唐代上层女性较之下层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受封建礼法的影响较大，一般讲究门当户对，但其中也不乏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夫君的情况。唐代下层女性由于所受教育条件限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小。所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自主择偶的现象比较普遍。《太平广记》里记载： 崔稻，旅游徐州。一日，宿于馆舍，有女子入见，曰：“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知君子素宿于是馆，故欲託身。”崔稻见其诚意，遂与女结为夫妻。 唐传奇中也有不少塑造了大胆追求自主婚姻的女性形象，如《莺莺传》《刘毅传》和《离魂记》。 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律疏议·户婚》“若夫妻不相安协合而离者，不坐”，赋予了双方离婚的权利。如果夫妻生活不和谐，感情破裂，允许离婚，这并不会受到社会的责难和批评。这体现了唐人对待婚姻开明而又理性的态度。 虽然封建社会离婚大多是由男方提出，但在唐代女方提出的“弃夫”事件却也相当可观。《太平广记》中记载：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的妻子，因“情志不合，去之”。还有许多因丈夫犯罪或家贫而离婚的现象。 唐太宗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为女性在婚姻中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定如果是男方专权的离婚，除必须归还女方嫁妆外，还需付给女方一定的钱财，作为赡养费。 此外，唐朝法律对妇女改嫁与再嫁是不加限制的。经过长年的战乱，唐朝初年，人口锐减，劳动力缺乏。唐朝统治者一度提倡寡妇再嫁。由于民族大融合，深受胡文化的影响，女子贞操观念比较淡薄，妇女改嫁和再嫁的现象非常普遍。 《新唐书·诸帝公主》中记载，宫中公主再嫁、三嫁者颇多。比如，太平公主先嫁薛绍，再嫁武攸暨。不仅如此，当时就连一向讲究礼法的山东士族，也没把再嫁妇女视为羞耻之事。这些都能说明当时女性自主追求幸福的可能和勇气。 在唐代开明的社会环境下，男女之间的交往往往不会束缚于礼法，自由开放。女子外出游玩或在公开场合出现，无须像从前那样“拥弊其面”。中宗朝，上官婉儿以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而朝士往往“从之游，以求进达”。 不仅宫廷妇女如此，社会上层妇女也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唐代官场上缙绅夫人自行举办社交活动，如天宝年间，章仇兼琼出任剑南四川节度使，其夫人在成都举办宴会，招待属官之妻。这种夫人之间的交际与现代相似，有协助丈夫处理公务与协调的作用。 由于受胡风的影响，民间庶妇更是不避讳和男子交往。《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人李汾，在越州四明山下的一处山舍中闲居。中秋夜弹琴自乐。有一女子自称“山下张姓女”，闻琴声特地来拜访，曰：“私面君子，幸无责也。”李汾开门延纳。其间，女子“言笑谈嚯”，无所顾忌。 唐代女性日常休闲活动最普遍的是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其中有集体活动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运动项目，如盪鞦韆、蹴鞠、打马球等。中唐诗人王建的《鞦韆词》就描写了青年男女比赛盪鞦韆的景象。王建的《宫词》描写了宫女在寒食节里蹴鞠的情景： 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 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 此外，唐代女性还喜爱骑马、游猎、射箭等。 唐代还十分注重节日的活动，出游野宴也是唐代女性休闲活动之一。正月十五上元节，人们放灯祈福。“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佚者”，描写的就是妇女们观看放灯的场景。三月三日上巳节和五月五日端午节有竞渡之戏，女子会走出闺门前来观赏。如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第3页 这些生活在唐朝的女性由于经常参加户外活动、参加体育锻鍊，身体素质大大提高。从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以及很多唐代壁画和绘画上，都可以看出唐朝女子健康的体魄，这与宋代以后以柔弱为美形成很大的反差。 唐代是我国封建教育的大发展和繁荣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兴起，教育打破了以往严格的等级限制，开始向下层知识分子倾斜，面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女性群体在这种文化大普及的社会氛围中深受薰陶，自觉通过各种途径学习知识，提高自身文化水平。 唐代帝王的文化素质较高，因此比较重视后宫女子才学。为了提高宫廷嫔妃的文化素质，朝廷在后宫创设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唐朝宫廷内设有掖庭局、习艺馆、内教坊等机构，负责宫廷妇女的教育。唐宫中还有一批女官担负着教育后宫子女的职责。 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唐代宫廷之中学风浓厚，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出现了许多才女。长孙皇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寻礼则”。杨贵妃不仅通晓音律，还善于舞蹈。上官婉儿是一位明习史事和富有才华的女诗人。 唐代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特别是居于社会上层的官宦之家，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读书学习。官宦之女的学习条件非常优越，一般是由父兄教授或聘请有才学的先生代为传授。她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整体文化水平也较劳动妇女的文化水平高出许多。德宗时，才华横溢的宋氏五姐妹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学有所成的。“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闻经史中大意，深加赏嘆”。 并选入宫中担任女官，掌管宫中的文化事务。 唐代许多有识之士也都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如颜真卿： 少孤，母殷躬加训导，即长，博学，工辞章，事孝亲，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 这些官宦人家妇女教育子女有方的实例，充分说明了她们的文化素养和人格操守。 唐代的科举兴起，使庶民阶层的文化发展有了可能。社会各阶层都非常注重教育，私塾之风兴起。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女子也受到了一些文化薰陶。由于唐代佛道两教的盛行，其中的教义对广大民众具有吸引力，普通女子从中也能学到粗浅的文化知识。正是因为唐代女子受到了知识的教化，才会拥有独立的意识，进而更有力地把握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对于女性的尊重发展到极致之后，就是女人也可以当皇帝。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出现在唐朝。除唐朝之外，任何一个朝代，哪怕是再怎么权倾天下的女人，也不可能对皇帝宝座产生野心，因为那将导致全天下的反对。但在唐朝，却被万民所接受。这种心态，是我们现在也非常缺乏的。 第三节仓廪实而知礼节 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朝廷，一统天下，苦心经营许久之后，留下了一个铁桶似的江山。而后，由于隋炀帝杨广滥用民力，对外征伐，农村经济破坏。加上隋末农民大起义后，统治者镇压起义，军阀之间混战，唐统一战争，都使生产力进一步受到破坏。唐初全国人口只有200多万户，还不到隋朝900万户的三分之一。 在这种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唐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使人民尽快安定下来，尽快恢復农业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只有发展好了，唐朝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李家天下才能避免如杨家一般二世而亡——这一点，唐朝从高祖李渊以下，都看得非常清楚。而封建时代，农业为众业之首，无农不稳，无农不安。 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4年，唐高祖正式下令全国实行均田制。 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15岁为小，男子16～20岁为中，21～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帐，3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 18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40亩，寡妻妾受口分田30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30亩，尼姑、女冠给田20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 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100顷递降至5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60顷递降至2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勛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30顷递降至60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 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与以往的均田制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 第4页 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日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穷乡灵口每丁受田才30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穷苦少田的地方，人民的受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土地宽裕的地方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分配完了田地之后，就需要厘定田税与徭役，于是租庸调制应运而生。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2石，称做租；交纳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做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免除租庸调的特权。 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100亩，因此国家徵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这样的赋税制度让百姓可以通过交钱交物来免除自身一定的徭役，避免了隋末那种“一旦出去服徭役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的情况出现。这使得全国的农民都更加放心地住在自己的家中，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增加了唐帝国的收入，也使得农民起义的风险大大降低，保证了唐帝国的统治。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唐高祖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勛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南北朝以来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歷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繫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这样的生产关系出现，与生产力的发展与农民起义的斗争息息相关。跟以往那种“农民无论身心地产”全都属于地主的形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农民本身是自由的，虽然在交纳完国家税收与地主租金之后所剩不多，但毕竟还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同样保证了唐帝国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唐帝国还非常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开元二年（714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盪沙、灵长、千亩4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有了这些措施的保障，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在长期的战乱衰落之后终于开始恢復，到玄宗开元年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唐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復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余万，人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户增至891余万，人口5291余万。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1300万。如一户平均以5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6500万～7000万。同时耕地也大幅度增加，天宝年间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850万顷之间，已经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农业保证了国家的稳定，而工业则促进了国家的富强。当时的工业主要是以手工操作为主。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 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和雇匠3类。 第5页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着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徵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着的发展。 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着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同时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採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58，铜冶96，铁山5，锡山2，铅山4。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71，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緻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採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武德四年（621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8分，10枚钱重1两。自唐以后10枚重1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 唐帝国的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着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 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色彩鲜艷，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则不富。与后世一说起经商则认为是“不务正业”不同，唐朝对于商业非常重视。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70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廓城3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廓城占地广阔，划分为108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2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1000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15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220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 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天宝十载（751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做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墟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唐前期，由于统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措施与经济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上社会相对安定，江南（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新疆地区都得到开发，使唐代的封建经济很快地恢復与繁荣，远远超出以前各代。 第6页 农业发展，使更多劳动者从事手工业成为可能。唐前期，手工业大多由官府控制，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手工业的发展所冲破，大量的私人作坊出现。唐代手工业的分布很广，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除长安、洛阳外，许多城市出现了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成都的造纸、纺织、制盐，定州（河北定县）的丝织业，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业，易州（河北易县）的制墨，登州（山东蓬莱）的造船业等。 在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加上国家的统一，唐代商业发展得很快。表现在商品增多，商业城市大批形成。 当时的商品种类很多，粮食、盐、酒、茶、粮、药、纺织品、金银制品与许多生活用具都有供应，其价格也较稳而低。贞观时，“斗米三四钱”（《贞观政要》）。开元年间，“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 商业城市也大批出现，西北有兰州、凉州，西南有成都、桂林，长江流域有潭州、荆州、江陵，沿海有登州、扬州、杭州，南方有交州、广州，黄河流域有长安、洛阳、开封、太原、定州等。在这些商业城市中，有专门的市，有管理市场的市令与市丞、市佐等官吏。还有专门的开市收市制度：“凡市尝以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击钲（锣）三百下而散市”（《册府元龟》）。凡上市之物，皆有市官检查，分精、次、粗3等，并检查量具衡具。如果发现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货物就会被没收。 从以上情况可见，唐前期的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这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也给唐代文化、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万国来朝天可汗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今新疆境内有3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着名的“丝绸之路”。 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3条路：一是由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在唐代，还初步开闢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交通线，由于沿线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捞而不断得到证实。以上事实说明，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贞观五年（631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开成三年（838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3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3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200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公元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3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歷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着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90余人，其中最着名的是空海。他于贞元二十年（804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180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鉴真，姓淳于，扬州人。他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经过6次努力，歷尽艰险，双目失明，终于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他虽双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7页 唐朝与日本的密切交流，使得自身的影响力远远辐射到这个偏远的小国，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日本在各个方面开始系统地学习唐朝。 在政治方面，日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在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採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彙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为日本人所欣赏。唐朝着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其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受到喜爱。而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橘逸势等人对中国的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了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还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朝的不少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的绘画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唐人绘画经日本画家仿效摹绘者，称为“唐绘”。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唐朝的《大衍历》《宣明歷》，也被日本所採用。中国着名的医学着作《素问》《难经》《脉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书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延载元年（694年），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景云元年（710年），修建了平城京；贞元十年（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是模仿唐长安城的，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代大体相同。 在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球、角牴、围棋等体育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到平安时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亦为日本人所喜爱。在节令方面，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由唐朝传入日本。当时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除日本外，对东亚其他国家，唐帝国依然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鼎立局面，他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和高昌后，以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为藉口，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出水陆10万大军进攻高句丽，第二年败回。 唐高宗时，继续对高句丽用兵。显庆五年（660年），唐先灭百济。干封元年（666年），唐又派兵攻高句丽，两年后攻下平壤，灭高句丽。唐朝在高句丽设置了都督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以后由于新罗的反抗，唐朝的势力退出朝鲜，新罗于上元二年（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 新罗统一以后，和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了各种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还经常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为最多。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达100余人。新罗留学生不少人参加过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人进士及第后，还留在唐朝做官。 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公元675年，新罗开始採用唐朝的历法。公元639～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来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其行政组织。公元788年，新罗也採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新罗使臣把茶种带回国，从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雕版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 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丽乐继续受到唐人的欢迎。在长安居住着不少朝鲜音乐家，他们对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当时，在唐朝进口的货物中，以新罗的数量最大，这都丰富了唐朝人的生活。 唐朝时，在越南中部立国的还是林邑。公元623年和625年，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 公元625年，唐高祖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并赠送使者锦、彩等丝织品。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五色带、朝霞布及火珠等物。高宗、玄宗时期，林邑仍经常遣使来唐。公元749年（天宝八载），曾送来真珠100串、沉香30斤、驯象20只。 第8页 至德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和唐朝通好。终唐之世的近300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15次之多。 在长期的交往中，唐代的典章制度也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真腊原是扶南的藩属，6世纪后期它以武力推翻了扶南王朝，建立以吉蔑族为核心的高棉王国。大业十三年（617年），真腊国建立不久，便派出使者到中国通好。唐朝时，两国邦交进一步密切。武德六年（623年），真腊派使者来唐。贞观二年（628年），又同林邑一起派使者来唐，唐太宗回赐了很多礼品。以后，真腊国的使者屡次携礼物来聘问。 当时，真腊也是与唐朝有重要通商关系的国家之一，双方的贸易联繫相当频繁。 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唐时统称为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以后就不时遣使来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出使者报聘。当时两国的贸易往来极为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来贸易。唐朝输往印度的商品有麝香、丝织品、瓷器及铜钱等，从印度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等。 长期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印的文化发展。在文学方面，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在艺术方面，敦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保留着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7世纪末叶，中国的纸经中亚传到了印度，以后又经尼泊尔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 继玄奘之后，中国另一位佛教大师义净，于咸亨二年（671年）搭波斯船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印度。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10年，后又到室利佛逝、末罗瑜（在苏门答腊）搜罗并抄写佛经，滞留南洋又一年。他先后週游30余国，歷时25年，于695年回国，共带回经书400部。归国后在洛阳翻译佛经12年，译出佛经230卷，还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状况。这些记载也是研究7世纪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各国的珍贵资料。 唐朝时，在今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有称为“昭武九姓国”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和戊地9国。相传9国的祖先是月氏人，为匈奴所迫，迁居此地，故总称“昭武九姓”。 这些国家善商贾，很早就和中国通商。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名义上内附于唐，实际上唐朝并不管他们的内政，这就便利了他们和唐朝的交流。当时在中国的外商，以这些国家的为最多。 近年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他们有的为唐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的军政职务。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也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说明昭武九姓国与唐朝关系是很密切的。 在中亚还有吐火罗国，即今天的阿富汗。唐初，吐火罗多次派使臣来唐通好，唐高宗亦曾派使者到那里访问。玄宗时期，双方往来更为频繁。如开元十二年（724年），吐火罗使臣一次就给唐朝带来干婆多罗等药物200余种。 唐帝国在向四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的同时，还与西亚的波斯和东罗马保持了密切的联繫。 波斯萨珊王朝从北魏到隋唐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7世纪中，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俾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唐朝。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并且落户。 波斯商人的足迹，遍于各地。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在今天的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的英德等地，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有的数量还很多，这证明唐朝和波斯的商业贸易是很繁盛的。 波斯和唐朝在文化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关系密切。波斯输入唐朝的东西很多，其中有菠菜和波斯枣。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源源不绝地远销波斯，并通过波斯转输西方。现代在伊朗境内曾发掘出不少唐三彩，即为明证。 贞观十七年（643年），东罗马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 在唐前期，东罗马遣使凡7次。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用中国的丝织品制衣，所以当地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现代在西安、咸阳等地都曾发现东罗马金币。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 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遣使和唐朝通好，此后，大食遣使来唐有37次之多。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 第二章 影响世界的强盛帝国 第9页 第二章影响世界的强盛帝国 第一节丝绸之路通天下 丝绸之路长达7000公里，分为主要的北、中、南3条。每天都有无数的商队从这里经过，将东方的丝绸、瓷器等运到西方，再将西方的皮毛、玉石、珠宝、香料等贵重物品运回来。这一来一回可能长达数年，但获利却是以十倍百倍计算——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完这一票以后就躺着吃。重利之下，就算这条路本来全是沙漠戈壁渺无人烟，照样有人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赌一次命。 自打汉朝开始，丝绸之路的盛名就已经传于天下。无数的商队沿着这条古老的行径，连接东西，互通有无。这可能是世界最古老的一条贸易大动脉，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蕴涵了最多财富的黄金之路。 然而汉朝在当时的世界毕竟不是一家独大，北方的匈奴就一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因为匈奴的关系，汉朝与西域的联繫是时断时续的——你强的时候西域就听你的，我强的时候西域这块地方就我说了算。歷史上，这种反覆不断出现，通往西域的道路曾经3次中断又3次畅通，史称“三通三绝”。西汉武帝时期北伐匈奴，算是较好地解决了匈奴的问题。 那么，解决了匈奴的问题，是不是就等于解决了西域的问题呢？这可未必。北方草原不利于农耕民族驻守，那么大的地盘自己占不下来，就算赶跑了上面的主人，也终究会有其他人崛起。匈奴之后，鲜卑、羌等民族层出不穷，继续阻断丝绸之路。 当时的东汉政府为了保持这条黄金商道的畅通，每年的花费高得惊人，基本上就是将整个东汉政府的收入都投向了这个无底洞。所以撑到后来，不仅是西域，连靠近中原的凉州等地，都有无数的士大夫跳出来嚷嚷着放弃。东汉朝廷为此进行了无数次讨论，最终的结果是：不放弃，但咱也不再烧钱了，任其自生自灭。 至于东汉末以来连年混战，连中原都顾不上了，谁还能顾得上西域？直到后来晋朝统一，但紧跟着又是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简单来说，从汉灵帝时期宠信宦官开始一直到隋文帝一统天下，这段时间之内西域基本跟中原的王朝扯不上太多关系，反而跟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走得很近。这也非常好理解，可能全国只有几千人的西域小国，一般来说是没有自主选择权利的。 自隋文帝杨坚一统中原以来，经歷了300多年战乱的中原大地总算迎来了另一个强盛的王朝。隋文帝雄才大略，自然不会再放弃对西域的开拓。隋文帝之后，隋炀帝杨广继位。杨广此人在歷史上一贯是以昏君的面目出现——当然，歷史上还没有一个皇帝能像他这样将自家的江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毕竟其他的王朝覆灭往往是几代十几代不争气积重难返，隋朝则是10年前还是太平盛世，10年后忽然就天下大乱、群雄逐鹿，隋炀帝杨广“功不可没”。 不过再坏的人也有优点，杨广毕竟还是办了几件好事，比如正式确立了科举制度、修通了南北大运河，还有就是收回了西域。 隋大业五年，也就是公元609年，隋炀帝杨广带大军西至张掖（今甘肃），会见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当时杨广大军前后绵延数十里，震慑西域诸国。西域27国首领共同朝见杨广，表达了自己的恭顺与归降。 与此同时，隋朝还逐步在丝绸之路地域设置郡县州府，将汉以来西域36国的属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内属行政关系，直接行使主权。如隋朝首先在西域南道和吐谷浑故地（连接南道的青海路）建置鄯善郡、且末郡、河源郡、西海郡，之后又继续在丝路北道行使行政权，命大将蒋世雄筑伊吾城，企图渐次推广。但因隋末大乱，这项战略未能继续实施。 唐朝自建立以来，基本上全盘继承了隋朝的政治制度，同时也继承了隋朝与西域的这种关系，并在隋朝的基础上继续推行这项宏大的西北政策，力图在整个西域行使主权，从而使丝绸之路的建设和丝路贸易的发展由于国家的干预推动，达到繁荣的顶点。 然而，这段时期，经营丝绸之路的不仅仅只有中原王朝。西突厥自隋朝末年已然崛起，“东起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关以西诸国皆从属之”。统叶护可汗时，其疆域已扩展到整个河中地区，甚至阿姆河以南。也就是说，自玉门关以西，丝绸之路的所有道路均已被它控制，所有的绿洲城邦国家都是它的属国。 但是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国家，它既不是丝路贸易的商品产地国，又不是贸易的集散地。它仅仅是通过“切税商胡”，“督其征赋”，榨取绿洲国家和贸易商队的财富来养活自己。因此它在丝路贸易中的中介地位在某些方面是消极的。西突厥企图以武力控制丝路贸易也是不现实的，最终遭到中国、波斯和西域、中亚绿洲诸国的反对也是必然的。 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唐朝在高昌设西州，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第一任都护是乔师望。乔师望死后，由着名的郭孝恪接任。初时兵力仅千人，主管唐朝在西域的前进基地伊、西、庭州军事。显然，安西都护府的设置目的和北庭都护府一样，都是针对西突厥的。它为唐朝大规模、有计划地进军西域、中亚，经营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第10页 西突厥王庭原在龟兹北三弥山，相当于现在新疆裕勒都斯河谷内。也就是说，西突厥的政治统治中心仍偏重在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统叶护可汗时，西突厥北并铁勒，西扼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据旧乌孙之地”。它的统治范围大大向西扩展，统治中心也渐转向西域西部，“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即现在楚河以南、古代碎叶城以西。昭武九姓中各中亚国家和伊犁河流域都在其势力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自统叶护可汗起，西突厥诸可汗曾4次向唐朝请婚，但均未成功。西突厥这样迫切地请婚，目的只有一个，即利用中国自西汉以来在西域、中亚的声望以确立自己在丝路地域的统治（包括唐朝的认可），同时通过和亲之盟，确保自己自北周、北齐以来源源不断的丝绸来源，与波斯、东罗马进行有利的贸易，其政治和经济贸易的目的十分明确。这是西突厥勃兴之始与中国关系的既定国策。 如突厥沙钵略可汗致隋文帝的一封信中写道： 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意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采，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显然这是唐朝不能接受的。唐朝拒婚的用意也很清楚，藉此动摇西突厥的统治，以图西域。所以，当“射匮（可汗）悉以礼资送归长安，復遣使贡方物，请赐婚”时，唐太宗直截了当地提出条件：“诏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 统叶护以后，西突厥内部分裂，国内虚耗，先分裂为五础六部落、五弩失毕部落，分据碎叶以东以西，后分裂为北庭、南庭，分居镞曷山西、睢合水北，势不两立。唐朝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形势，支持五弩失毕部及南庭和五础六部及北庭斗争，大大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西突厥内外交困。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等在碎叶水大破阿史那贺鲁叛乱，西突厥遂平。 唐高宗接受了以往贞观末年未进行政权建设，仅仅倚重军事据点，以致突有变故，便无法控制的教训，广置羁縻州府，把西域、中亚及西突厥故地置于唐朝的直接行政监护下。 安西四镇中的疏勒镇先在贞观九年（635年）设都督府。贞观十四年（640年）破高昌，并设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644年），郭孝恪破焉耆，设焉耆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郭孝恪又破龟兹，设龟兹都督府，将安西都护府西移至龟兹。（一说据《唐会要》卷七十三记载，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为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同年又设碎叶镇、于阗镇。显庆二年大破西突厥于碎叶水后，不仅于其故地置昆陵、蒙池都护府，而且在原西突厥控制的广大西域天山北路、河中地区昭武九姓国、阿姆河以南，“裂其地以为州县”，“唐之州县极西海矣”。 显庆五年（660年），葱岭以西的西突厥都曼部归降，唐朝派员至该地调查。龙朔元年（661年），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去葱岭以西，筹划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州、县及军府事。移治龟兹后的安西都护府由于管辖地域辽阔，军政地位骤然重要，晋升为安西大都护府。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唐朝重新划分安西、北庭都护管辖区域，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将昆陵、蒙池两都护府所辖天山北路、热海以西的西突厥故地交由北庭都护府管理，安西都护府专力负责南路、葱岭以西地区，以对付吐蕃对丝绸之路的北侵。 这一时间顺序可以说明，唐朝内属西域、向中亚推进、控制丝绸之路的战略实施，是从安西都护府建立开始的。安西都护府不仅是实施西进战略的指挥基地，也是建设、管理、保卫丝绸之路的大本营。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及河中、中亚、阿姆河以南建立的强大军事威慑系统，也是唐在该地区的行政系统。 唐朝对安西都护府的建立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在西突厥“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画疆界，復生业，凡为沙钵罗掠者，悉括还之”。唐朝授予安西大都护重权：“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勛功，总制府事。”唐朝在西北边疆驻军达到44万人，马7700匹，而“自此復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镇之”，“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使“西域五十余国，广轮一万余里，城堡清夷，亭候静谧。”这种盛况在丝绸之路史上，也只有大一统的唐和蒙元帝国先后实现过。 龙朔二年（622年）以后，吐蕃、突骑施曾反覆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四镇多次易手。但在安西都护府的领导下，唐朝一次次恢復了安西四镇，控制着丝绸之路。直到贞元六年（790年）以后，安西四镇才渐次陷落，北庭、安西都护府也失去作用。 从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安西都护府为保卫、建设丝绸之路存在了150多年，丝路贸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其伟大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即使在安西都护府消失以后，它所奠定的西北贸易路和丝路贸易的事业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在西域的长期浴血苦斗中，安西都护府统率的安西精骑锻鍊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安西兵”。安史之乱后，由安西都护府衍生出的“安西行营”奉诏万里赴难，中原平叛。此后“安西行营”率将士转战西北各地抗击吐蕃入侵，战功赫赫。“安西兵”实为唐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 第11页 另外，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即陇右道和羁縻州府的地位。 唐朝将新疆东部与甘肃河西交界的伊州（伊吾）、西州（高昌）、庭州（吉木萨尔北之可汗浮图城）併入陇右道，由中央政府派员直接管理，作为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在与突厥、吐蕃争夺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长期艰苦斗争中，陇右道一直是安西、北庭的后盾。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二庭多次陷于吐蕃重围，势同“飞地”，陇右道、河西道便成为与二庭遥相唿应的西陲第二屏障。肃、代时期，为了应付极其危急的形势，还曾设立“河已西副元帅”，以协调、统一安西、北庭、河西的军事。由此可见，陇右道与安西四镇一起构成了西域内属政策的支点。 于阗以西远至中亚、波斯，唐朝并无力内属，但该地仍是丝路贸易的要道。唐的威望远播上述地区，它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为了加强这种关系，唐政府决定给予名义上的州府设置，即设羁縻州府。人们通常认为羁縻州府只是虚设遥领，并无实际意义。这种看法低估了它的作用。羁縻州府的广阔地域是屏障大食的军事缓冲地带，其商业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设置羁縻州府说明唐朝极端重视此地，并实际上承担起了保护各国，抵御西突厥、大食侵扰的政治军事责任。事实上，唐朝曾多次出兵履行这种责任。 中亚的政治地理十分独特，沙漠绿洲的地理环境使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强大帝国。在大食势力东侵以前，西突厥渐次被唐击溃后，中亚地方处在政治势力真空状态，各小国间经常发生政治经济纠纷，严重影响了丝路的畅通和贸易发展。设置羁縻州府，表明唐朝决心运用自己的影响维持该地区的秩序，并且明确了各国应对丝绸之路承担的责任。 羁縻州府虽不如内属行政关系紧密，但王名远作为册封使者来到中亚、西域各国，严肃代表中国行使行政权，册封被各国接受。此后唐朝一直接受各国象徵性的纳贡，各国亦认真接受唐政府领导，一旦有事，往往上表向唐求援。如开元七年（719年）安国向唐上表，开元十七年（729年）吐火罗国上表，都是为请求派兵抗击大食。由此可见，羁縻州府、陇右道和安西都护府实为唐朝西北政策的3个支点，缺一不可。 突厥出现于5世纪前后，为活动于漠北至中亚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铁勒”之一部（註：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西突厥主要活动在西域、河中地区、七河流域。从6世纪起，直到8世纪末，西突厥与中国隋唐政府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给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丝路贸易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史家一般都强调这一点，但却忽视了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因此对它在丝绸之路地域的活动多持全面批评或否定的态度。这种看法似欠公正，况且并不符合古代亚洲腹地复杂多元的歷史态势。 唐代是中国歷史上丝路贸易的鼎盛时期，也是中西交通史上一个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到来，凝聚着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民族的血汗和共同努力，安西大都护府正是这一歷史事实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安西大都护府是唐的西北政策支点。唐的西北政策又是以丝绸之路为中心或标志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是严峻的西北边疆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的产物，也是自丝绸之路开闢以来亚欧陆路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体现了上述政策的安西大都护府实际上不过是这种歷史趋势和规律的表现而已。 第二节长安罗马，交相辉映 公元306年，罗马帝国。军人出身的君士坦丁一世在不列颠被部下拥立为帝后，为了保卫受到哥特人和波斯人威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边界，决定在帝国的东部建造一座新都城。 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先前几位皇帝已经建立了若干座陪都，比如戴克里先皇帝，就把他的行宫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尼科米底亚（今土耳其伊兹密特）。为了给新都选址，君士坦丁一世先后考察了特洛伊、耶路撒冷、萨尔底卡（索非亚）、帖撒罗尼迦（塞萨洛尼基）和尼科米底亚，但是最终选择了当时不甚有名的拜占庭作为新都的城址。 拜占庭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这条狭窄的海峡将东南欧洲与亚洲分隔开来。城市本身坐落在一片小山丘上，南边是马尔马拉海，北边是金角湾，东边扼守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西边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整个城区宛如一座天造地设的要塞，易守难攻。 不仅如此，拜占庭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与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交会点，是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也是从黑海前往爱琴海的唯一通路。此外，城北的金角湾是一处条件极佳的自然港湾，全长约10公里，主航道宽约460米，并有多处分支水道，可供船只停泊。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给当地居民带来财富，因此被称为“金角”（希腊神话中，羊角是丰收和财富的象徵）。未来的新都可以凭藉一面临山两面靠水的地势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又可以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发展商业。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兴建新都，并任命重臣着手进行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新都的建设，他还下令建造专门学校，大量培养各类建筑人才。君士坦丁一世还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 第12页 经过5年的精心施工，拜占庭古城荡然无存，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壮丽的新都城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上。公元330年5月11日，星期一，君士坦丁一世宣告正式定都于新首都，并赐予其“新罗马”（novaroma）的正式名称。 250年后，中国。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当时的长安歷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 开皇二年（582年），文帝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学家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先造大兴宫城，后造皇城。开皇三年（583年），在城西侧开挖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宫城。第二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黄河。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同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公元608年，又兴建永济渠运河。大业九年（613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廓城，大兴城的总体格局至此形成。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为长安，此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间，先后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 当时，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汉长安城的2.4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城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唐长安城是世界歷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僕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由廓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廓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门，除南面正门明德门为5个门道外，其余皆为3个门道。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后来，唐太宗为其父所修避暑的大明宫，唐玄宗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3座宫殿合称“三内”。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城内有4条沟渠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城东南角有一座人工园林——芙蓉园，园中有曲江池。 唐长安城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设的典范，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都高度效仿了长安城的规划。 自两座名城拔地而起之后，丝绸之路便有了新的起点与终点：东有长安，西有新罗（新罗马，指君士坦丁堡），东亚霸主为大唐，欧洲首强推罗马（东罗马帝国）。 第三节诗歌盛，传奇呈，以古为文万世流芳 作为一个各方面都强大到极致的大帝国，唐朝的文化拥有特别的地位。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到达了顶峰，从此之后，唐人也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另一种称唿。这是歷史所能给予的最高成就。 首先是诗歌，一听起唐诗，就算是3岁孩童，也能吟哦几首。无论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都涌现了大批杰出的诗人，后世诗歌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在这里只能选取各个时期最为出众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在千年之后再去想像一下当时的盛况。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王杨卢骆。不过杨炯自己对这个排名不是很满意，曾称“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但我们不妨依大众的说法来排列。 王勃，字子安，被称为“诗杰”。王勃出身望族，为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年轻时就被太常伯刘祥道贊为神童，并且还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干封初年（666年），王勃被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不过也不是坏事，王勃并未一蹶不振，反而出游巴蜀，寻找新的创作题材。 王勃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当时的诗歌风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3种本子，可惜都已经散逸。现在只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彙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着《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 第13页 其代表作就有作为骈文最高境界的《滕王阁序》，还有脍炙人口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可惜王勃去世太早，在南下探亲时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7岁。 杨炯于显庆六年（661年）被举为神童——又是一名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开始出来当官，最开始是补校书郎，积功升任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因为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被株连，贬为梓州司法参军——在这里不得不赞嘆，如果是在其他朝代，牵连进谋反大案里，最差也得流放。 天授元年（690年），杨炯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迁盈川（今浙江龙游县）令，吏治以严酷着称，世称杨盈川。 杨炯以边塞征战诗着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就没有什么大特点，有一些汉朝以来过于追求用典、词藻华丽的缺点。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旧唐书》本传盛赞杨炯《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标註“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称“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 杨炯为王勃的文集作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但又对大众所称的“王、杨、卢、骆”四杰排名不以为然。 现今杨炯只保留下诗33首，其中以五律居多，其下为《广溪峡》： 广溪三峡首，旷望兼川陆。 山路绕羊肠，江城镇鱼腹。 乔林百丈偃，飞水千寻瀑。 惊浪回高天，盘涡转深谷。 汉氏昔云季，中原争逐鹿。 天下有英雄，襄阳有龙伏。 常山集军旅，永安兴版筑。 池台忽已倾，邦家遽沦覆。 庸才若刘禅，忠佐为心腹。 设险犹可存，当无贾生哭。 卢照邻小的时候非常聪明——还是一名神童，他的官一直做到都尉。但他患了“风疾”（可能是小儿麻痹症或麻风病），因此不得不辞职归隐。“药王”孙思邈曾悉心为他调治，但却没有什么起色。虽然他还试图去给高官做门客，但后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双脚萎缩，一只手也残废了。没办法，最后只好买了几十亩地来养老，但终因疾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杀。 卢照邻擅长诗歌骈文，以歌行体为佳，意境清迥，明代胡震亨说“领韵疏拔，时有一往任笔，不拘整对之意”（《唐音癸签》）。卢照邻《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乃千古名句。 《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都说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着录为10卷。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均为7卷。《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傅璇琮着有《卢照邻杨炯简谱》。 骆宾王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作诗，如下面这首《咏鹅》：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看，这依然是一名神童。 骆宾王的祖父，早年也曾担任过地方小吏，隋末为避兵乱，弃职回家闲居，过着耕读自娱的农家生活。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史，为人豁达大度，和地方上的关系相处得很好。骆宾王的父亲骆履元，就是在他的精心培育和言行薰陶下，成长为一个经纶满腹、志行超逸，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才士。如今第三代的长孙降临人世，为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更增添了一分喜气。祖、父两个忙不迭地翻检古籍，要为小儿取一个好的名字。 出于久乱求治的心切，加上望子成龙的渴望，父子两人经过一番推敲，最后根据《周易·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意思，给小儿取名宾王，字观光。用意是期望小生命长成后，能体察民情，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福黎民。 骆宾王长大以后，深谙祖、父命名的苦心，于是矢志不渝，始终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言行举止的座右铭，力图辅君佐国，干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最后骆宾王遁迹荒野，客死异乡，连骸骨下落也不为人知。这样的结果怕是祖、父为他命名时所始料不及的。 龙朔元年（661年），骆宾王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属官，后来相继担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作为秘书，起草了着名的《讨武氏檄》。其中一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使得当时的李唐旧臣人人心有戚戚。就连武则天自己，读了这篇专门给她抹黑泼脏水的文章之后，也称赞不已，并说这样的人居然未能入朝为官，是宰相的失职。 骆宾王的诗文分为明显的两个时期： 第14页 前期的时候，他的人生顺风顺水。从7岁咏鹅，到齐鲁闲居写下的大量隐逸诗，再到从军路上写的边塞诗，回长安后创作的以《帝京篇》为代表的长篇歌行，一直到扬州起兵写下的《讨武氏檄》，成就和声誉直线上升，一浪高似一浪。在唐初人才济济的文坛上，技压群芳，稳居盟主的地位，成为“初唐四杰”之一，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后期仕途波折，骆宾王从军边塞，功业无成，心情寥落，但这期间写的军旅诗，情真意切，开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先河。他返回长安之后，政治上依然不被重用，10年不升官，仍旧沉沦下僚，但却写出了《帝京篇》《畴昔篇》等着名歌行，不仅名动京城，而且把这种艺术形式推向新的高峰。在被诬入狱以后，骆宾王更以满腔悲愤，创作了《在狱咏蝉》《萤火赋》等名篇，既为自己抒志辩诬，也为文坛增光添彩。 对于初唐四杰，后世“诗圣”杜甫曾作诗《戏为六绝句》之一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现在要说的这个人，是李白。作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同时也最富浪漫情怀的诗人，李白的伟大早已经超越了语言所能表达的极限。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与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并称“李杜”。为了与后来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李白与杜甫又合称“大李杜”。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因罪徙居中亚。他诞生于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市）的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中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李白诗中常将想像、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着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他的一生，绝大部分都在漫游中度过，游歷了大半个中国。25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 他到处游歷，希望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李白不愿应试做官，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向仕途，但一直未得人赏识。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但未得回復。 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震天下。李白初因才气为唐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3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写下《早发白帝城》。晚年漂泊东南一带，投奔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逝。 从艺术成就上来讲，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名篇太多，选用标准各不相同。但笔者认为，从知名度上来讲，世间再无一首诗能与下面这首《静夜思》相提并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经歷了唐代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困难生活的同情，故他的诗被称做“诗史”。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20世孙）。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县县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父亲杜闲曾任奉天令、朝议大夫、兖州司马。 第15页 青年时期，杜甫曾游歷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共同谈论诗，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天宝年间，杜甫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10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 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又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任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嘆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干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干元元年（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 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干元二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嘆》和《夏夜嘆》，忧时伤乱，咏嘆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杜甫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10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1000多首诗。杜甫的诗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 如果说只有古体诗才能代表李白的话，那么同样的，只有律诗才能代表杜甫。比如《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盪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讲完了盛唐时期的“大李杜”，下面的时间则轮到晚唐时期的“小李杜”。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恆（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令。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歷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徵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中。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生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藉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公元830年写作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 第16页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託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也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都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徵、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下面的《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他最为着名的则是那些“无题诗”，也就是没有题目的诗歌。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但他的诗歌地位却是极高，甚至喜欢他这些“无题诗”的人，比喜欢李白、杜甫的更多。我想，这也是对他最好的安慰吧。 杜牧（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着有《樊川文集》。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可以称得上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义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格。 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 晚唐诗歌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緻婉约。比如《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看到晚唐时期民不聊生的惨状之后，杜牧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带上对现实的批判与指责。比如《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但可惜，歷史的进程，却不是这些诗歌所能改变的。 除了享有盛名的诗歌之外，唐朝时的“传奇”同样也大放异彩。 传奇本是传述奇闻异事的意思，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艺术上也更成熟。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唐代经济繁荣，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使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各种民间艺术得以发展，为传奇小说创作奠定了社会基础。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繁荣，并相互借鑑，相互融合，互相促进，也为唐传奇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提供了营养。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温卷”之风，也推动了传奇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及志人小说的创作则是唐传奇产生的文学渊源。 唐传奇的发展大体可分3个阶段： 初、盛唐是唐传奇的发展时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的过渡。作品数量不多，现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的《游仙窟》，内容近于志怪，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作家和作品数量最多，而且颇有名家名作涌现。如陈玄祐的《离魂记》、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内容涉及到爱情、歷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但大多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 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时期。虽然作品数量不少，并出现了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裴铏的《传奇》等，但内容较为单薄，艺术上也较为粗俗。唯有豪侠题材的作品成就较高，如传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是最着名的作品。 唐传奇题材广泛，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这类作品表现了对婚姻爱情生活自由的嚮往和追求，抨击了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和门第等级观念。 第17页 其次讽刺批评社会的一些现象的作品，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体现了一定的现实批判精神。 还有政治歷史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外传》《长恨歌传》《东城父老传》等，往往借歷史表达思想情感。 此外，描写义侠刺客题材的作品也不少，如《聂隐娘》《红线》《崑崙奴》《虬髯客传》《谢小娥传》等，反映了反抗强暴和侠义的思想精神。 另外还有一些描写神仙鬼怪的作品，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等。 唐传奇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首先，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走向了细緻化的艺术境地，注重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心理的展现，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并且开始注意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功能。 其次，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因此在创作手法上较六朝志人的偏重写实增强了虚构性，较六朝志怪的偏重记述传闻增加了再创作性。作家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想像和艺术创造，而且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此外，唐传奇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以及语言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採用散体古文，适当吸取了民间口语，也常插入诗词，提高了小说的表现力。 唐传奇作为文学史上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短篇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史传为传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但同时传奇也就往往採用史传的简洁笔法，而省略必要的交代和细緻的描述，有时更用归纳的方法写人物，这对小说而言，其实是不合适的。又譬如《云麓漫钞》说士子欲以传奇显“史才、诗笔、议论”，确实，唐传奇作品中普遍存在议论成分，有的还夹有众多诗篇，这也造成小说文体的不纯。 但尽管如此，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由于唐传奇的兴起本身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的素材，这使得文人创作同大众的爱好有所接近，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主角，这里面就反映着大众的心理。所以它为后世面向市井民众的文艺所吸收。 最显着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花酒麴江池》取材于《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等，不下数十种。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体式。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古文”，它又多一些骈俪成分和华美的辞藻。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文章化，但对后代散文却不无有益的影响。 第四节仰慕大唐的留学生们 现在，国人留学海外已形成热潮，而在我国唐代，中国的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发达，教育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不少人远涉重洋，来到唐朝留学，学习中华文化；有的还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还长期在唐朝做官。 自唐朝初年开始，日本就频频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以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探求出路。遣唐使团的成员一般都有数百人之众，除了留学生和学问僧之外，还有船匠、翻译人员、医师、画师、史生、锻生、铸生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日本每次向唐朝派遣的留学生人数之多，学习内容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相当惊人的。 唐朝政府热情地接待踏上大唐国土的日本留学生。唐政府规定“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即按照等级供给外来使节的在唐费用，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自然也不例外。 日本学者大庭修也说：“不论抵达唐土何处，当地官员即按接待外国使节规定予以接待，同时报请长安，根据指示决定入京人数，按公差由各州县顺次护送至长安。”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唐朝政府本着“华夷一家”的原则，一旦批准日本学生、僧侣留学，就会安排就学、认真教诲，与中国学生一视同仁。日本留学生大都被安排进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唐代典章制度。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多数留学生在前三馆学习经史，少数人在后三馆研习法律、书画和算术等专门技艺。因这些学馆均为官办，所以日本学生一经入学，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国子监直接供给，日本和其他外国学生的费用则由掌管蕃国事务的鸿胪寺供给而已。 第18页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等原因，也曾出现过“拒收”现象。如橘逸势就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遂在长安歷访名家求学而成。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也只有留学僧园载获准到天台山求法，而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退回。不过日本留学生每次来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情况极少。 日本留学生在唐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唐朝的风俗习惯和学业规定等。 首先，他们在初次拜会老师时，要象徵性地献上数量有限的见面礼。 其次，日本留学生所用教材和学习时间与中国学生相同，即《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2年，《礼记》《左传》各3年。 再次，按照学制规定，日本留学生必须参加旬试、岁试、业成试3种考试。旬试，即每旬参加一次考试，试毕放假一天；岁试，指每年七月对全年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大考，大考前的五月份和之后的九月份分别放假一月；业成试，指对规定所学的全部课程通考一次，成绩及格者，即可毕业。但在9年结业之时仍未修完规定课程，或连续3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荡、赌博、吵架、凌辱师长等过失的，以及在一年内超假100天以上者，就会被勒令退学。 日本留学僧侣随着唐朝官制的变化，先后归鸿胪寺、祠部、左右街功德使等部门管理，并设有“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即在唐朝留学超过9年者就被编入中国僧籍，所受待遇也完全同于中国僧侣。 日本僧侣到唐留学之初，大都被安置到皇家西明寺、礼泉寺、慈恩寺、龙兴寺及镇国寺等寺院学习，并给予各种优厚的待遇。唐朝政府对于留学僧侣“每年赐绢25匹，四季给时服”，并不时地给予破例的赏赐。如，园仁刚到达中国，地方官曾特意多给其5匹绢。留学僧侣游歷各地寺院时，官方提前发给身份证明文件，藉此可以到各州县的寺院请求食宿，或向民家化缘。各地寺院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些留学僧侣，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认真传授佛法，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 唐朝政府还奖励和重用学有所成的日本留学生，给予其很高的荣誉和充分的信任。如玄昉入唐后，苦学法相宗，深得其奥妙，被唐玄宗赐紫衣，享受三品待遇。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学业精进，被施以灌顶之礼，赐法号“遍照金刚”，并被指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唐顺宗还御赐其菩提念珠一串。园行在试举经文时，解慧博通，对答如流，被唐文宗赐冬法服，绿绫二十匹。园载被唐宣宗迎入皇家西明寺，不时宣入宫中讲佛法，并赐紫衣。井成真年仅36岁而终，被唐朝追封为从五品的“尚衣奉御”，可见也深得唐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后来考取进士，留在唐朝做官。晁衡先后担任过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之职，与当时着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并有诗篇唱和。天宝十二载（753年），晁衡取海路回日本，传闻途中遇大风，溺水而亡。李白闻讯痛哭，写了《哭晁卿衡》一诗。实际上晁衡并没有死，几年之后，他又辗转返回长安，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卒于长安，被追赠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日本另一个着名的留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唐四门助教赵玄默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在长安留学17年。由于才学出众，唐玄宗特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卫尉卿等官职。 唐朝政府一般都会同意留学生（僧）归国要求，并提供各种方便。据《旧唐书·日本传》记载： 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 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留学生回国时，唐政府有时还赠送大批佛教经典和书籍。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留学僧侣《经律论》等佛教经典。 唐政府甚至破例允许日本留学生携带所娶中国女子回国。按唐律规定：“诸蕃使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但日本留学生大春日净足留唐期间与唐女子李自然结婚，却同回日本，被日皇授予从五品下的官位，这恐怕是唐朝政府的格外开恩吧。 唐朝政府对随同遣唐使回国的日本留学生，还照例给用于祈祷的牲畜及归程路费。对于那些逾期不归的留学生，或量才录用，授以官职，给俸禄而为唐臣；或编入中国僧籍，享受中国僧侣待遇；或仍由鸿胪寺和所在寺院继续供给，直到下次遣唐使前来带其回国，或者搭乘商船、新罗船回国为止。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的友善政策，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各层人士对日本留学生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广泛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很多感人的诗篇。沐浴盛唐文化的日本留学生对唐朝政府和中国友人的关怀与帮助充满了感激之情。公元804年入唐的菅原清公回国时，曾咏一绝： 第19页 我是东蕃客，怀恩入圣唐。 欲归情未尽，别泪湿衣裳！ 代表了留学生们的心情。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官吏、文人、僧侣等各层人士的友好交往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广为人知的佳话。 与日本一样，朝鲜半岛在社会制度、典章文物、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积极向唐朝学习。大批新罗学子来到唐朝留学。以至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登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新罗崔致远《东文选》卷四七）。在唐国子监内，甚至特意设置了“新罗留学生班”。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200人左右，留学期限一般为10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后参加唐朝科举考试。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东文选》《东史纲目》等资料统计，自唐代中期至后梁、后唐之际，新罗留学生科举登第者有近90人。 中唐时期，越南人姜公辅精通儒家经典。他不远万里，来到唐朝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歷官校书郎、右拾遗、翰林学士。《新唐书·姜公辅传》评价他“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姜公辅竟然官拜宰相，后因极力进谏，反对德宗厚葬其女唐安公主，被贬职。顺宗立，拜为吉州刺史，未就官而卒。宪宗时追赠姜公辅为礼部尚书。 据《唐摭言》记载： 贞观五年（631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由此可见，留学生人数之多。《旧唐书》还记载，仅开成五年（840年）一次学成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就达105人，也证明了唐留学生教育是始终繁荣的。唐代统治者经过总结和长期的摸索，实行了一套完备的教育、管理制度。 在学习方面，各国留学生不论资格身份，一律送入国子监肄业。《唐会要》卷三十六载： 三卫番下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 国子监鑑于国子学程度极高，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可能因知之较少而跟不上；而四门学因级别和程度过低，不宜接纳外国留学生，一般国子监委派程度适中的太学培养留学生。 国子监招外国留学生，严格按各学招生计划行事，各学人数已满常常拒绝接收。外国留学生允许同唐朝学生一样参加中央官学规定的各种课试。如果醉心于举业，结业后也可参加国家举行的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试，及第者同样授以官职。 在日常生活方面，留学生同中央官学生一样享受较优厚的待遇，一律享受官费，住宿进餐均由政府供给。在校求学阶段，可以与中国同学、亲戚、朋友、师长有广泛、自由、公开的交往，可以到内地游览调查。他们还可以搜购中国的典籍、书画、瓷器、乐器、工艺品、文具等，这些物品可以带回本国，没有任何限制。留学生留居中国时间长短、归国与否，均由其自己酌定，中央官学概不干涉过问其事。不少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居留10年以上，也有二三十年的，有的还依唐之婚俗娶唐女为妻，改蕃夷之名为汉名，成为“中国通”。日本史书中所记载的“别倭种”就是日本留学生与唐朝女子所生的混血人种。 唐代的留学生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与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唐朝从其他国家引进了胡乐、胡舞以及西域风尚，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天文、医药、建筑、制糖法也大量输入中原。与此同时，唐朝也把儒家文化、丝绸、陶瓷、铜、铁、麝香等传入他国，外国从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第五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终唐之世近三百年间，在长安留住的外国人似乎始终相当多。留寓长安的外国人因追求不同的目的而异其居处。”“寓居长安的外国人不少有自己的房舍，子孙世居，几可看作当地人。”（武伯伦《古城集》）据向达先生统计：贞观初（631年），突厥“降人入长安者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公元787年，唐朝政府检括长安胡客田宅，共有4000家在长安置有田产，“由此推测，在长安的胡人应在五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大诗人王维对唐朝这一宏阔气象，曾有诗句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如此多的外国人在唐朝，这些外国人具体又是哪些国家的呢？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唐朝的？ 唐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做“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主要是些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西方的回纥人、吐火罗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和天竺人。另外，亚洲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但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3类人。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不一而足，有出于猎奇的，有心怀野心的，有为了经商谋利的，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这些外国人具体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唐朝的呢？ 第20页 唐朝的外来人中，大多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这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他们有的是王室成员甚至是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还有的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等。 使臣和质子大家都理解，所谓“贡人”，则是将人作为“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他们一般有所特长，比如精通歌舞等。 使臣、质子和贡人的身份悬殊，在唐朝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比如，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5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对使节的食物供应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还有“设食料”和“设会料”，都按使节所在国不同等第配给。陆路使节有“度碛程粮”，海路使节有“入海程粮”，程粮的供应主要依据路途远近，根据旅途所需时间的长短来供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颁发的诏书称： 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 而且，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400国，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300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70国。 唐朝廷富有而强大，甚至临时买外国人当兵，后来边疆上逐渐都换成了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名字虽取的都是中国式的，且是中国边疆大吏，被赋予国防重任，其实他们都是外国人。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也是外国人。由此可知，唐朝的对外民族政策，确实是十分的开放。 但唐朝对外国人是否没有任何限制呢？是否每个唐皇帝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政策都是一样的呢？当然不是的。 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居民的态度和政策是很复杂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来物品的时期，对于外来居民而言，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选择唐朝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习俗，而当时许多外来居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时又偏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79年）时，“回纥（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针对这种情况，唐朝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不得效华人”。在诏令中还严厉禁止胡人“诱娶”汉人妇女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汉人。这条诏令的发布可能是由于普遍憎恶回纥高利贷者的结果，但是唐朝还有其他一些与此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除了出于虔诚的地方长官维持唐朝人习俗的纯洁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别无任何理由。 例如，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卢钧擢任岭南节度使时，他发现广州的外来居民与唐朝人杂居在一起，不仅没有实行种族隔离，而且相互自由通婚。于是卢钧强迫他们分处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许外国人占田和营建房舍。他自认为是在整饬这座荒淫放荡的城市，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而坚持原则的人：总归一句话，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清教徒”的行为。 唐朝人对外来居民的称谓中有许多俚言俗语，如“富波斯”（因为他们富有，所以他们是受人羡慕的）、“黑崑崙”（因为他们肤色黑，所以他们是丑陋的）、“裸林邑”（因为他们是裸体，所以他们是淫荡的）等等。这些说法只是一些形象化的俚言俗语，对于官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就唐朝民间而言，对于外来居民的态度总是模稜两可、含混不清的。 当时的人们常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沿帽，蓝眼睛，高鼻樑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时，如果它倒的方向指向哪位宾客，则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干。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妓院里用这种木偶人取乐。他们一方面嘲弄、取笑着这种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们，在苦苦思恋着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动人的胡姬。 唐朝时还拥有着大批从国外运来的奴隶，典型的唐朝奴隶是异族奴隶。狡猾的奴隶贸易者尽量不去买卖唐朝境内土生土长的汉人，由于法律保护，使贩卖汉人变成了一件非常担风险的事情。如果商人诱拐了奴隶，则犯罪的商人多半会被处死。可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异族奴隶并不完全是人，所以只要当时没有赦免异族奴隶的法令，不管他属哪个种类，异族奴隶都是很畅销的。奴隶商人的货物可以是波斯人（因为波斯人皮肤黑，所以唐朝人称他们为黑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奴隶、高丽奴隶（不是高句丽）。尤其是高丽女奴，在唐朝的富豪之家，大多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高丽、新罗国少女。 唐朝这种复杂的民族政策，在自身强大的时候还可以从中得益，但一旦自身开始衰落，融于其中的少数民族就不甘心安分守己了。 第六节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 音乐、舞蹈是盛唐文化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艺术门类。唐朝音乐主要分为雅乐和燕乐两大门类。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和朝会等隆重场合，是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庙堂音乐，燕乐主要是在宴饮的场合表演的音乐和歌舞。外来文化对唐朝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乐。 第21页 唐朝的燕乐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朝初年，文帝定七部乐为正式的燕乐，分别是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炀帝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与礼毕等为九部乐。唐朝初年一仍隋旧。太宗时去礼毕，增燕乐；平定高昌后，又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唐朝的十部乐。 十部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都是前代自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传入内地的音乐。以国名来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异域色彩，未与中国内地固有的音乐文化融为一体。 此后，随着唐朝对外文化交流进程的加深，以国别分类的方式渐泯，出现了立坐二部分类，堂下立奏者为立部伎，堂上坐奏者为坐部伎。立部伎八部，坐部伎六部。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了大规模改动，进一步将保留胡名或听来不雅的乐曲改为典雅的汉名。乐曲改名，不仅表现了唐朝对域外音乐文化的吸收过程，而且反映了外来音乐文化对唐朝音乐的重大影响。 《教坊记》记唐代曲名最称完备，总共不过记载了325首曲名，而仅在天宝末年改名的“胡乐”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外来音乐在唐朝音乐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以杜佑《通典》为代表，唐朝在燕乐之外另分出了所谓的“四方乐”或“四夷乐”，其中扶南、天竺、骠国、康国、安国等乐都属于外来音乐。从有关记载分析，除骠国乐外，“四夷乐”中的其他几种外来音乐都是在北朝或隋代就已传入中国的音乐。 骠国乐是在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由骠国王的弟弟悉利移献给唐朝的。骠国乐凡10曲，乐工35人。由于骠国文化深受印度影响，乐曲表现多为佛教内容，“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骠国献乐在当时的宫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着名诗人白居易作《骠国乐》，形容骠国乐的舞容称：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 …… 唐人所说乐曲往往包括了音乐、歌唱、舞蹈等艺术门类，如骠国所献音乐中就包括了器乐演奏者、歌唱者及舞蹈者等。唐人按照演奏风格，将舞蹈分为健舞、软舞两类。健舞刚健雄强，节奏明快；软舞优妩柔婉，节奏舒缓。唐代最流行的健舞如胡旋、柘枝、胡腾等，都是来源于中亚的舞蹈。“贡人”中，康、米、史等国向唐朝贡献的“胡旋女子”，实际就是从事胡旋舞表演的专业舞蹈艺术家。 胡旋舞传入唐朝之后，在宫廷内外盛行一时。8世纪初年，武延秀在安乐公主宅中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胡人安禄山肥硕异常，腹垂过膝，需两人挽扶，才能行步，但是安禄山也以善舞胡旋着称，“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元稹、白居易都有吟诵胡旋舞的诗歌，据白居易《胡旋女》诗，杨贵妃也擅长表演胡旋舞： ……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 诗人在这里将胡旋舞的故乡“康国”当成了“康居”。诗中更以诸多比喻，突出强调了胡旋舞疾速旋转的特点。 元稹与白居易对胡旋舞特点的描述正相契合，在其《胡旋女》诗中也称： …… 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 潜鲸暗吸笡波海，迴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 段安节《乐府杂录》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新唐书》也称“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当代学者据考古资料，认为“毬”应为“毯”之误，但似乎也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证据。 如果说见于记载舞胡旋者多为青年女子的话，胡腾舞则多由少年男子表演。从舞蹈名称即可知，胡旋舞以“旋转”为特点，而胡腾舞的特色则是“腾跃”。8世纪诗人李端在诗中描述了一位“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胡人少年舞者表演胡腾舞的情形，舞者身穿桐布轻衫，头戴珠帽，披葡萄纹长带，在舞蹈之前跪在帐前以胡语向观众致词，然后开始轻健敏捷的舞蹈：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 除了俯仰腾跃、环行急蹴等刚勐雄健的形体动作外，还伴有扬眉动目、顾眄流盼等丰富的面部表情。同时代诗人刘言史的描述，鲜明地突出了这种舞蹈腾跃刚劲的特点，可以加深对胡腾舞的了解： 第22页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 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 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 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 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 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 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 刘言史在诗中明谓舞胡腾者为“石国胡儿”，表明石国至少是唐朝胡腾舞的输入国之一。唐代由石国传入的舞蹈还有柘枝舞，较之胡旋、胡腾，唐人对柘枝舞的记载更多，今天对它的了解也就更详细一些。舞柘枝者多为青年女子，舞者头戴绣花卷边虚帽，帽上施以珍珠，缀以金铃。身穿薄透紫罗衫，纤腰窄袖，身垂银蔓花钿，脚穿锦靴，踩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来復来兮飞燕，去復去兮惊鸿”。当曲尽舞停时，舞者罗衫半袒，犹自秋波送盼，眉目注人。 柘枝舞艺术境界高超，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引起了唐朝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兴趣和爱好。唐朝诗人刘禹锡、薛能、张祜、白居易、沈亚之、卢肇等都写过有关柘枝舞的诗歌。流行地区遍布今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地。 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献乐时，《唐会要》称骠国乐“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可知柘枝舞在9世纪初年已被目为“中国柘枝舞”。上引白居易《胡旋女》诗中称“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同一时期，胡旋舞在中原也已经相当常见，而且与新传入者有了一定的区别，所以诗人以“中原自有”的“胡旋舞”与“胡旋女”所舞新传入的“胡旋舞”相区别。9世纪时，柘枝舞和胡旋舞分别被冠以“中国”或“中原”，表明经过近百年之后，早先传入的外来舞蹈在唐朝人心目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与新近传入的外来舞蹈有了显着的差别。 见于唐朝载籍的外来音乐、舞蹈家，多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人，此仅举数例，以概其余。 曹国胡人曹保保祖孙三代，均为琵琶名手，在唐朝声名最着。段安节记载，贞元中（785～805年）有曹保保，子善才，孙曹纲，世代传承琵琶技艺。曹纲善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曹善才与曹纲，又见于唐人诗歌吟咏。 白居易《琵琶行》序中称，元和十一年（816年），在九江任司马时，夜闻舟中弹琵琶者，“有京都声”，经询访，知其人原为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此曹善才，应即曹保保之子。李绅曾作《悲善才》诗，序中称穆宗时（821～824年）赐宴曲江，曹善才等20人备乐。诗中追叙曹善才弹奏时的情形称： 穆王夜幸蓬池曲，金銮殿开高秉烛。 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 …… 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 寒泉注射陇水开，胡雁翻飞向天没。 …… “紫髯”、“胡雁”，暗示了供奉曹善才的胡人背景。曹善才之子曹纲（也作曹刚）也是非常有名的琵琶艺人。大和二年（828年），白居易在长安观赏曹刚演奏，作《听曹刚弹琵琶兼示重莲》诗：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 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胡啼番语”云云，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曹氏祖孙的种族。薛逢将曹刚琵琶誉为神仙才能听到的天上“玉都殊音”，而刘禹锡则将聆听曹刚琵琶作为人生的最高享受，声称“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唐代曹姓以琵琶着称者还有女琵琶师曹供奉、曹触新、曹者素等人，康崑崙也是着名的琵琶艺人。段安节称康崑崙为贞元中琵琶第一手，并记载了长安祈雨，康崑崙与僧人在天门街“斗声乐”的故事。除了弹奏外，康崑崙还兼善作曲，他曾将凉州曲改编为琵琶演奏曲。 来唐外国人中，也有以歌唱着称于世者。《卢氏杂说》称元和年间（806～820年）从事歌唱的乐人有米国胡人米嘉荣，歌曲之妙，当时无出其右。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诗中称：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鬚事后生。 米嘉荣之子米和，咸通年间（860～874年）以弹琵琶称，“申旋尤妙”。与曹保保家族一样，也是世代以音乐技能供奉朝廷。 第七节拿进来，玄奘西天取经 玄奘（602～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后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一作贞观元年）西行，歷经艰难抵达天竺。最初他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他所译的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歷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的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为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修养。他有3个哥哥，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 第23页 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出生，少时因家境困难，跟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5年。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小乘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后者。他11岁就熟读《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13岁时洛阳度僧，被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槃》，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敬。 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公元618年隋朝灭亡。玄奘跟长捷法师前往唐朝首都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着。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据传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年）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听。60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论》，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年），玄奘重游长安，学习外国语文和佛学。前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槃经》等经论，造诣日深。 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玄奘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10余万里。 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鞠文泰的礼遇，并结为兄弟。后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论佛学，前后共两年。 以后，再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恆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歷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精通50部经书的10名高僧之一）。他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 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着《会宗论》3000颂（已逸），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并且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着《制恶见论》1600颂（已逸）。同时，玄奘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着《三身论》（已逸）。 接着，玄奘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有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难得倒他，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歷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抵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尔后他留在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完备的译场。同年五月，玄奘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九月完成。 第24页 贞观二十年正月，玄奘译出无着《显扬圣教论》20卷，并口述由辩机笔述完成《大唐西域记》。同年尚译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推进了因明在中国的发展，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二十二年五月，译出《瑜伽师地论》100卷，并请太宗作经序。十月，玄奘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并悉心从事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宗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他“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始毕”。 显庆三年（658年），玄奘移居西明寺，因为经常为琐事所扰，只好迁居玉华宫（现在陕西铜川焦坪煤矿），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20万颂，卷帙浩繁，连手下僧侣都觉得实在是太多了，只好请他删减一部分。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他才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着。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对于玄奘这种能够走出国门，并且将国外的优秀经典带回国内的高僧，在中国歷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并且这种“勇敢并且直接地学习国外”的精神，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往往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这正好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唐人那种能够谦虚学习的心态。 而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让唐朝真正成为在世界歷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帝国。 第八节走出去，鉴真东渡传法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 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14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徵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成为沙弥。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着名僧人。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20岁时，在长安名剎实际寺从高僧恆景，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恆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 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着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的研究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继文纲、道岸、恆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年），25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45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4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着名高僧。 佛教自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託，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 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25页 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着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年），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 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10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年）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的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他想起关于中国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亲赠袈裟给中国僧人的故事。自己虽已54岁，但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 鉴真当即徵求在场弟子的意见，向他们询问：“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 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返日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 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等21人表示愿意同行。 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如海不满，跑到採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採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的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失败了。 不久，鉴真箇人出钱80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18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7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85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飢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 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天宝七载（748年）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30人从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14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他们留居一年有余。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后决定重返扬州，他们从振州出发，经广西、广东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时，普照离鉴真北去。 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煳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支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如今祥彦的死使63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 天宝十载（751年）春，鉴真回到扬州，又着手筹备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第26页 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鉴真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4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 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14人及女尼智首等3人。十一月十六日，4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沖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即753年初），经40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歷时12年，6次启行，5次失败，航海3次，几经绝境，先后有36人死于船祸和伤病，200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天宝十三载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坂府）时，受到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二月四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据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託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天皇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的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 在辩论中，鉴真作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贤璟等人皆被折服，捨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上皇、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天皇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公元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公元758年，作为鑑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公元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天皇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歷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尚东征传》。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75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鉴真东渡传法，作为唐朝文化输出的缩影，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管是其中6次渡海方才成功的大恆心、大毅力，还是日本从国家到个人对于鉴真东渡的重视程度，都足以让现在的人们感觉到骄傲。 原来，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 第三章 歷史给了我们机会 第一节接触与交流，保持先进的秘密武器 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诞生，都代表了新鲜与鼎盛，也证明了自身的先进。而同时，每一个开国帝王，都希望自己打起来的江山如铁桶一般，世代永存。但他们都失败了。 怎么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与强大？这个问题不仅考验着古人，同时也考验着我们。而不断地与外界保持接触与交流，学习外面的世界，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因素。 在唐代，我们曾经无比强大，同时也非常的开放。看起来，这种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周秦汉唐是至今令国人自豪的盛世王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具备了开放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才能如饥似渴地招揽人才，惠施仁政；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数百年各国征战的局面，但他却倒行逆施，使得秦王朝短命而终；汉朝实施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从社会的落实层面来看，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放、搞活。正是因为开放、搞活，才会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正是因为开放、搞活，刘秀才会励精图治、转危为安，实现“光武中兴”。 第27页 到了唐朝，封建帝王们把开放政策使用得淋漓尽致！ 政治领域。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选人用人机制，冲破了以出身门第取人的羁绊，使得那些出身卑微的寒士阶层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难怪唐太宗看到当年人才济济的盛况，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更为有趣的是，在当时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对当官的热情毫不隐讳，不像后代知识分子那样羞羞答答。只要看看唐代着名诗人的早期诗歌，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仕途、对功业的热切追求和嚮往。 最典型的就是高宗时期一位叫元余庆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早年师从名士王义方，王义方特别欣赏他，曾对他说：“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于是，他就改名为“元半千”。此人曾向皇帝上《陈情表》，大肆鼓吹自己的才能，然后向皇帝要官做。其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皇帝可以召集“天下才子三五千人”，和我一同比赛，考诗、策（策论、政论）、表（奏章）、判（判词）、笺等文体。如果有一个人的成绩排在我前面，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把我的骨头碾成粉末，向天下才子谢罪。陛下你就收下我吧，给我官做吧。你要是听了我的建议，我以后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如果你不採纳我的建议，我就把诗书全烧了，把笔墨全烧了，独自一个人坐在深山里，我看你还能选取什么样的士？ 这种几乎近于无赖式的“跑官要官”，在唐朝却是大行其道的。连武则天这样的人都能容忍这样的行为，最终还是给了他官做。 有这样开放、清明的政治环境，人的潜在的欲望才能得到激活、释放。在唐朝，不仅中国人可以在朝为官，连外国人也可以分得“一杯羹”。日本、印度、波斯、朝鲜等国人都在唐朝担任过要职。唐朝在政治上的开放，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贞观政要》里的一句话：令“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 经济领域。唐朝的开放，在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商贸市场的繁荣。着名的东市、西市是唐朝商贸最为集中的两大市场，市场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许多异域商品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运往长安的。外国商人常年生活在长安，和中国商人互通有无。当时因经商而定居长安的有着名的西域昭武九姓，他们为长安市场的繁荣和唐朝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化领域。唐朝文化的繁荣，无疑得益于这个王朝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胸怀。唐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壮丽景观，除了前朝艺术方面的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外，与唐朝最高统治者对文化持开放的、不设防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宽松政策下，诗人队伍才能不断壮大，名家名篇才会层出不穷。可以断言，诗歌发展至唐代，其参与创作人数之多、创作数量之丰、题材领域之广、风格流派之众，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唐代乐舞的开放性特点，表现为西部乐舞、中原鼓乐和江南丝竹三大艺术的渗透交融。唐初最为有名的三大乐舞《秦王破阵乐》《九功舞》《上元舞》，都是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完成创作的。《秦王破阵乐》表达的是唐太宗发扬蹈厉的精神气质和昂扬激越的战斗情怀，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九功舞》则表达了唐太宗以文德治天下，天下安乐的情怀；《上元舞》是在唐高宗李治的主持下完成的宫廷乐舞，其风格迥异于《秦王破阵乐》和《九功舞》，虽然在场面上追求宏大的气势，但表达的却是一种声情摇曳、温婉柔媚的审美情趣。 唐代乐舞在玄宗朝进入最为繁荣的时期。唐玄宗李隆基贵为天子，却是一个有着极高艺术天分的音乐家。由他亲自改编的《霓裳羽衣曲》，其声韵婉转，美妙绝伦。多才多艺的杨玉环（杨贵妃）根据乐曲创编的舞蹈，柔美动人，更为此曲锦上添花。着名诗人白居易在其《霓裳羽衣舞歌》中对其有传神的描绘。在唐玄宗的倡导下，唐代宫廷乐舞创作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名垂青史的音乐家、舞蹈家，如李龟年、雷海青、杨玉环、江采萍等。 其他如书法、绘画等领域，也都出现了像虞世南、欧阳询、吴道子、韩干各领风骚的书画家和千古流芳的书画作品。 社会生活领域。开放，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强盛的外在特徵，而这样的特徵是需要通过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来体现的。唐朝的开放，更多地体现为人们充满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就拿唐代妇女的服饰来说吧，唐高宗以前，宫人出行还得遮住面部。到了唐玄宗时，宫中女子便戴上了胡帽，英姿飒爽地“靓妆露面”了。一般官人的老婆还可以穿上男子的服装招摇过市。再到后来，女子上衣领口变得宽大、前胸上部袒露，为诗人们留下许多创作的素材。什么“雪胸”、“粉胸”云云，说的就是女子穿这种衣服在男人眼里的视觉效果。 再拿唐人对两性关系的态度来说。由于李唐发家于陇西，陇西自秦汉以来一直是胡、汉杂居地带，其婚姻制度受鲜卑人影响甚深。所以，唐太宗杀掉同胞兄弟李元吉，然后又纳李元吉的妃子为自己妃子的行为，在胡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按胡人婚制的逻辑推理，唐高宗娶其父才人武则天为妻，唐玄宗娶其子寿王妃为妻，也是很正常的事。大约正是在皇室家族的影响下，民间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也显得开放而自由。 第28页 从唐初着名诗人骆宾王在四川曾经为两位痴情女子打抱不平，作诗谴责负心汉的故事，多少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个故事是为被卢照邻抛弃的郭氏打抱不平。原来，卢照邻在成都做官期间，和当地一女子郭氏相爱并同居，二人两情缱绻以至于谈婚论嫁。可后来卢照邻因故未能践诺。郭氏忍受巨大压力生下一个女孩，不久又夭折。在苦苦等待卢照邻未果的情况下，郭氏得知骆宾王在成都，便寄希望于骆宾王以老朋友的身份劝说卢照邻回到自己身边。骆宾王深表同情，创作了《艷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的长篇歌行。 第二个故事是为被着名道士李荣抛弃的女道士王灵妃打抱不平。当时，李荣在四川，而王灵妃则在长安。当年李荣在长安期间，以其渊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博得王灵妃的爱慕。两人同居一段时间后，李荣不辞而别，玄游蜀中。王灵妃则整日以泪洗面，衣带渐宽。王灵妃曾托骆宾王代言，希望李荣回到长安重温旧好。骆宾王有感于王灵妃一片痴情，写下了《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长篇歌行。 从以上两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唐代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开放态度。据史学家考证，在唐代，夫妻离异很容易，人们对离婚也很宽容，女子离婚和寡妇改嫁都很正常。有人依照《新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做了统计，唐代共有134位公主嫁人，其中二嫁者25位，三嫁者3位，四嫁者1位。由于两性关系相对自由，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上流社会，男女偷情私通之事也时有发生。即便在传统观念里清心寡欲、修身养性的道观，也常演绎一出出男女间的风流韵事。 唐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唐朝的开放，在我国封建社会也是空前绝后的。开放，让大唐充满自信，魅力无穷；开放，让大唐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挂一漏万式的叙述，永远无法替代那个盛世王朝曾经的鲜活和强大，但是，开放的胸怀和气度，开放的政策和法制，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歷久弥新的话题——开放，才能国富民强；开放，才能所向无敌！ 第二节闭关锁国，封山禁海，不可想像之事 “闭关锁国”这个词只要是中国人就不会陌生，因为这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伤痛与遗憾。歷史告诉我们，只有开放与革新才能不断地保持进步；歷史同样告诉我们，没有谁能够关起门来一直保持强大。 有史以来，中国王朝第一次开始讨论放弃与外界的接触，发生在汉朝。汉朝作为一个强大到极致的大一统帝国——与其他各个时代不同，这种强大甚至一直保持到它灭亡的时候——对于西域、凉州等地实在是又爱又恨。那些地方交通不便、少数民族众多，时不时的就有刀兵之乱，得派精兵良将去镇守边关。人派少了吧，没什么作用，人派多了吧，又禁不起那样的消耗。东汉时期每年为了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得花数亿钱，就算是以中国的富裕，这也是难以承受的。 不过，当时的皇帝与大臣们讨论归讨论，却没有付诸行动。毕竟祖宗之地不可弃这样一个淳朴的理论就足以使他们咬着牙支撑下去。东汉末年，西凉依然属于中原管辖，董卓就来自于西凉，马家在西凉声势一时无两，甚至于司马懿也是在西凉练出了一支精兵。 而真正採取实际行动的，那就得推明太祖朱元璋了。在这之前，要么是没有那个必要，要么是天下大乱谁也想不起来。 朱元璋作为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顶层的代表性人物，其思维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固执与狭隘。终其一生，对权力的执着以及对政治的缺乏远见都挥之不去。也正是他一手主导了中华大地上第一次的禁海令——这可以看做是闭关锁国的开端。虽然朱元璋的禁海之策没有多久就被自己的儿子打破了，但作为一种祖制，后世的皇帝们时不时还会学一学。于是，明朝禁海与开禁轮着来已经成为歷史奇观之一。 到了清朝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少数民族政权有其天然的特性，每一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都代表着文明的倒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为了保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长期统治，必须时刻保持着对多数人的压制，这种压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禁锢，还包括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于是，闭关锁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这一切在唐朝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呢？ 唐朝从广义上来说是中国歷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朝代，外国人在唐朝学习、生活、经商甚至做官的比比皆是。在唐朝人的眼中，这一切已经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常态，完全不用去刻意地接纳，当然也不会去盲目地排斥。 虽然碍于当时的科技条件或者对世界认知的不足，当时的人不完全明白开放与交流的重大意义及不可替代性，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自身现状的满足。比如在唐朝的时候，很难派出大规模的官方船队去验证地球是不是圆的——当然，一般来说，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保持着对大海的嚮往并且努力地去探寻在海的尽头会有什么。这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探索精神。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无时无刻都处于变化当中，所以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保持着这种探索精神并且拥有能够接纳一切颠覆性思维的心态。 第29页 这一点上，唐朝人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们可以接纳外族人为官，可以接纳国外的宗教，甚至还可以接受女人当皇帝。 作为中央政府，唐朝一直对四周的所有国家保持着一种开明的态度：如果打算跟我们搞好关系，这没问题，我们也很乐意；如果打算没事儿的时候派些人过来捡点便宜，同样我们也调好军队乐意奉陪。所以直到现在为止，唐朝一直作为中国歷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王朝为人们所熟知。 如果跟他们提闭关锁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从朝中大臣一直到民间百姓，都会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神色。因为闭关锁国的那些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保护自己的文化，不受外来的文化侵蚀； （二）保障自己的经济，以免受到外来的影响； （三）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防止外国势力进来搞破坏； （四）避免外国间谍窃取国家机密。 这些理由在唐朝时期能够说得通吗？说不通。唐朝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大国，唐文化就算是在世界范围来讲，也可以称得上最为强势。所以他们完全不用考虑怎么才能免遭别人的文化侵蚀，往往想的是怎么去同化别人。当然，这也非常有成果，曾经显赫一时的突厥就被唐朝又打又拉分为几部分，其中一部分还永久性地与汉民族融为一体再也无法分离。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这种融合还是唐朝政府从上到下主动作出的政治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而除了唐朝以外，其他时候的民族融合总充满了许多偶然的因子。要么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然后回不去了不得不被同化；要么是因为民族感情互相攻伐，最后剩者为王——因为汉族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具有人数优势，自然而然就将别人吸收了。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与晋之后的南北朝体现得特别明显。 至于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要闭关锁国，在唐朝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先他们不必太担心国家的安全，因为动乱的原因都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几次大规模的叛乱、农民起义对唐朝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外部的入侵——以当时来说，别说是周边的一些长期受到打压的国家，就算是放眼整个世界，也没有说能够稳胜唐朝的存在。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帝国，也仅仅只靠一个节度使的力量就可以势均力敌，至于吐蕃等国家与唐军在边境展开长期的拉锯战，就算占了一时的上风，也会迅速因为国力上的巨大差距而失败。 那么，唐朝人需不需要考虑外国经济入侵的因素呢？ 说起来中国古代的贸易大概分为民间与官方两种，官方贸易主要是通过进贡与回赐来达成。即一个国家宣称自己是中原王朝的属国，然后就派人送一些土特产过来，中原王朝觉得很高兴，你来送礼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于是再赏赐一些东西让你带回去。这可以看做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时间固定，周期固定，连对象都固定。虽然在大多数时候中原王朝的回赐物品价值总是高于进贡物品，但如果考虑到路途遥远、物品稀奇所带来的增值效应，两方差不多还是对等的。 民间贸易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既有外国人来中国经商，也有中国商人主动走出国门。如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在全世界基本处于有多少卖多少的地步，入超入得每天就数钱玩了。丝绸之路说起来无比的长，但也总有个尽头，只要在中原内地进一批东西，然后走一遍丝绸之路，再从西方带来一些香料等产品，一来一回的利润足够一个商人躺着吃一辈子。这样的利润率，哪怕是往地狱里闯，都有无数人愿意带头冲锋，更何况只是一条走熟的远路。 事实上直到清朝末期，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还是长期处于入超的地位——从经济学上来说，入超并不是对外贸易最好的局面，但国家贵金属货币的不断增多对于维护自身的统治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朝时期如此，在唐朝就更加没有必要去关闭自己的国门以求在经济上保持独立，毕竟赚钱的事情谁都想去干也愿意去干。更何况从国外进口来的毛皮、香料等属于奢侈品，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看，影响国家政策最终走向封闭化的一些因素，在唐朝时候基本都是不成立的。这就从政策的根本上规避了滑向锁国的深渊。至于民间的风气之开放更是一时无两，家里蓄养几个外国奴隶，没事的时候去胡人开的酒馆喝点小酒，然后再去看胡姬跳舞并打赏，这已经成为唐朝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禁海作为闭关锁国的一项重要政策，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实行甚至是考虑了。 中华民族对海洋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茫茫的大海让所有人心存敬畏，同时又因为在陆地上已经拥有了无比广阔的空间，那么投入到海上的心思自然而然会变得少一些。从刚开始的时候以海洋为天险，到后来以海洋为坦途，最终却发展为视海洋为妖魔鬼怪，这不得不说令人痛心。 而唐朝时，中国人正努力地投入海洋事业，并将其作为聚宝盆。大唐的海上贸易逐渐开始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发展到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史的巅峰。跟东亚许多国家的交流与贸易，在当时都离不开大海。虽然因为航海技术的原因，当时的船吨位并不大，速度也不快，同时去海上闯生活是比走丝绸之路更加危险的差事。着名的鉴真东渡一连试了6次才成功，去的还是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这充分说明了当时航海的危险性。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唐朝人走向大海的欲望。因为海洋让他们头一次认识到了天地的广阔，还有一块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的地方等待着征服。 第30页 偏偏那时候既没有倭寇入侵，也不会有外国的坚船利炮架在中国的港口，所以唐朝不仅不会禁海，反而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海洋开发当中。 正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化上、经济上、国家实力上、民众心态上，所以在唐朝，从上到下都不可能有封关禁海、自己玩的那种想法。就算对外战争失利，大不了自己积攒实力下次再打回来就是了，躲在家里不出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明清开始逐渐盛行起来的闭关主义，在唐朝根本没有市场，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第三节开疆拓土，世无边患 自秦、汉时起，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游牧人的国家称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像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有足够的抵抗力。 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藉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略，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深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歷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遭受到苦难。 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歷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覆地表现着。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3种情形： （一）政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 （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 （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 自然，造成胜败的局面，还有许多原因，诸如国势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强弱，谋略有成败，这些都足以影响中外势力的消长，但政治上统一，却是取胜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统一的，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根源就在这里。唐太宗採用魏徵“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当时黄河流域人口稀少，国力远不及隋朝，可是，长江流域的财赋，有力地支援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能够调动一部分人力，来保卫边境的安全。唐太宗对外取得大胜利，到了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自安史之乱，中国内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胜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因此，行国疆域尽管扩大到遥远的西方，它的最高统治者（单于、可汗），一定要统率本部主力军居住在中国的北境外，藉以满足掳掠财物以至侵入中国的愿望，不遭受严重打击，决不肯西迁。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4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句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不论属于哪一种关系的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动。 东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启民统率东突厥部众，为隋守卫北方边境。公元609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这时候，隋炀帝正在掀起大乱，割据势力纷纷出现，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国陷于分裂状态。 始毕利用这个形势，招收大量中国的避难人，征服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作属地，拥有近百万的部众。割据者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毕称臣献媚，请求援助，始毕给他们一些支持，助长割据势力。隋炀帝曾企图用小计谋分裂突厥，结果都被始毕识破，归于失败。隋文帝时，中国因统一而强，突厥因分裂而弱，现在恰恰倒过来，突厥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强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统一。公元629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6路出击，兵力共10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日益孤立。公元630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 第31页 公元639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赐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10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 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 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啜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公元744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公元745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7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20万。公元641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公元646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 公元647年，在回纥等部置6个都督府7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6府7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68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奚——东胡种，游牧地在契丹西面。唐太宗时奚内附，唐在奚地置饶乐都督府，改5个部为5个州。任大酋可度者为饶乐都督，改姓李。又任各部酋长为州刺史。安史之乱以前，奚常起兵抗唐，原因也是唐边将故意制造战事。唐末，契丹渐强，奚被契丹征服，逐渐融合在契丹族里。 室韦——狩猎地在黑水靺鞨的西面，契丹的北面。室韦分20余部，小部一千户，大部数千户。每部有酋长，实行世袭制，在继承人断绝的时候，才推选部内勇健人充当酋长。各部酋长定时会猎，猎后散去，不相统属，比起奚、契丹能够推选大酋长号令诸部，室韦显得更落后。室韦人的生活主要依靠狩猎，畜牧业刚开始，知道养犬，还不知养羊，有牛不会用，有马不多。这样低级的经济生活，也就不会有推选大酋长的要求。《新唐书》说室韦各部，“不相臣制，故虽勐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 贞观五年（631年），室韦开始对唐朝发生“朝贡”关系。唐中宗时，室韦表示愿助唐攻突厥。唐玄宗时，入朝10次。唐代宗时，入朝11次。唐德宗时，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10人来朝见。唐文宗时，室韦大胜督阿成等30人来朝见。唐懿宗时，大酋怛烈遣使者来朝。室韦与唐往来，唐朝文化多少影响到室韦，有助于室韦社会的前进。 靺鞨——两汉时号挹娄，北朝魏时号勿吉，隋、唐时号靺鞨。靺鞨分为数十部，不相统属。各部有酋长，父子世袭。隋末，酋长突地稽率部千余家内附，居住在营州。唐初突地稽立战功，唐太宗使突地稽改姓李。其子李谨行，唐高宗时为唐守边名将。 诸部中黑水部最强，唐玄宗时，在黑水部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酋长为都督，赐姓李，名献诚。以诸部酋长为州刺史，受都督统率。此后，靺鞨对唐发生“朝贡”关系，唐朝文化也自然要影响靺鞨社会。都督、刺史的设立，有助于靺鞨诸部趋向于统一。 渤海——本是靺鞨粟末部，附属于高句丽，受高句丽影响，比别部有较高的文化。高句丽灭亡后，粟末部酋长大柞荣据挹娄的东牟山，建国称王。唐睿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任忽汗州都督。唐玄宗时，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继位。大武艺扩大疆土，成为东北方强国。渤海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学习唐朝制度，渤海在东北方又成为文化最高的盛国。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国。 唐朝时期的对外战争远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庞大帝国，唐朝与亚洲乃至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进行了接触：有的作为敌人，有的作为朋友。这种接触使唐朝人明白了世界的广大，也使得世界了解了唐朝的强盛繁荣。 为人称道的一点是，虽然唐朝的边关节度使制度歷来为史学家所诟病，但是不可否认，正是因为这些节度使的存在，使得终唐一世，再也没有过那种让其他朝代苦不堪言的边患入侵——这不仅是指大规模的军队寇边，同样还有小规模的、年年月月的骚扰与劫掠。 发展到后来，往往一个节度使的兵力，已经足以对抗一个强大的国家，哪怕是唐朝中央政府无比衰弱的时期，也能有效地遏制外来入侵。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确实是中国歷史上的一个巅峰。 第四节歷史给了我们机会 唐朝，诞生于公元618年，灭亡于公元907年。在这近300年的时间里，唐朝留下了无数的传说与故事，同时也留下了无数的遗憾。跳出当时的歷史局限来看，如果唐朝当时能够避免一些失误，它有可能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地位推向另一个高度，到了那个时候，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呢。 这是歷史给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曾经遇到过的，最好的4次机会之一。 第32页 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的世界格局。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唐朝建立。公元658年起，中亚地区列入唐朝版图。 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出走麦地那，这一年是回历纪年的开始，为回历元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奥斯曼灭掉萨珊帝国，并开始入侵中亚地区。 唐朝的建立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双方在向中亚的渗透方面也几乎是同步的。区别是，阿拉伯是入侵式的，而唐朝对中亚的统治是一种怀柔式的，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侵入中亚后，中亚乃至西亚各国纷纷主动归附唐朝的原因。 当时除了东部的唐朝和西部的阿拉伯最为强势外，在阿拉伯西部偏北还有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北部偏东还有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已临末世又处四战之地）。唐帝国西部有青藏高原上强势崛起的吐蕃帝国。西北到中亚地区有突厥人建立的东突厥和西突厥，还有花剌子模、吐火罗等数十个不大不小的国家。这些国家后来多数都随着西突厥陆续併入唐帝国版图。此外，在今印度地区还有一个笈多王朝。 公元624年，东罗马帝国击败波斯，夺回了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公元651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所灭。公元661年，唐朝立萨珊末代国王之子俾路斯为波斯都督，次年升为波斯王。公元667年，阿拉伯人攻入唿罗珊，但并未渡过阿姆河。公元674年，阿拉伯人渡过阿姆河，俾路斯被迫入唐。公元700年开始，阿拉伯人在屈底波的率领下开始大举进入中亚地区，至712年，中亚地区不少领土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中亚地区很多王室后人入唐。 公元715年，屈底波被杀，阿拉伯在中亚地区的统治迅速削弱。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唐朝在中亚的势力得到很大復甦，但也无力大举支持中亚番国抵抗阿拉伯人的行动。阿拉伯在中亚地区的统治除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是战乱和纷争。经过100年战乱，最终中亚地区成功地脱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伊斯兰教却已经在中亚地区扎根。 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在中亚地区与阿拉伯人进行了一次遭遇战，即着名的怛罗斯之战。高仙芝轻敌冒进，又加葛逻禄部反叛，遂大败。至此，唐朝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大大削弱。此后唐朝在中亚地区仍然有一定影响，但是再也不復当年的威势。公元755年，唐朝更是遭遇安史之乱，国势日衰。阿拉伯帝国在8世纪末9世纪初也走向了解体，吐蕃却藉机强大起来。 吐蕃崛起对当时的世界局势影响很大。松贊干布于公元629年成为吐蕃王，是继唐太宗和穆罕默德之后的又一位强势君主。吐蕃崛起后勾结西突厥在中亚地区攻城略地，夺唐朝在中亚的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直到多年后的692年，唐朝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败吐蕃才收復四镇，但吐蕃对唐朝在中亚的统治始终有极大威胁。吐蕃崛起之后，突厥也重新崛起，并起兵叛唐，也严重威胁了唐朝在中亚的统治。这些影响都有利于阿拉伯人入侵中亚地区。 安史之乱中，吐蕃人藉机蚕食唐朝西北边境，唐朝同中亚的联繫几乎因此而断绝。阿拉伯人和一些中亚国家都曾经出兵帮助唐朝平叛，并曾出兵进攻吐蕃。 公元822年，波斯人塔希尔在唿罗珊（今伊朗东北部）建立伊斯兰王朝塔希尔王朝，标志着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统治宣告结束。但无论塔希尔王朝，还是后来的萨法尔王朝或者萨曼王朝，名义上都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萨曼王朝衰亡后，中亚地区彻底摆脱了阿拉伯人的羁縻，进入了突厥时代。 再来看当时的欧洲。自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崛起，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日耳曼人在欧洲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很多王国，陆续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义大利等国的雏形。公元681年，斯拉夫人建立的保加利亚国是第一个斯拉夫国家，也是当时的斯拉夫地区的文化中心。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成为神圣罗马皇帝，欧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时期。但相继崛起的斯拉夫人、维京人不断地劫掠欧洲，这个时代的欧洲可不像今天这样强势，尚处于蛮荒落后之地，跟唐朝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关系。 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被称做“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 在当时的世界来看，以往的强国——比如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已经逐渐地衰败并且再也没能恢復昔日的荣光。而新兴的强国——比如吐蕃或者阿拉伯帝国，因为有着自己体制上的固有漏洞，很难为世界带来其他的进步。当时唯一能够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繁荣的强大帝国，唯有唐朝，别无分号。 如果能够果断地抓住这样的良好机遇，将自己的优势无限扩大并且保持——对于开放的唐朝来说，这并不是难事——我们很可能会一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且成为传说中的伊甸园或者亚特兰蒂斯。 但可惜，谁也想不到，在外部敌人普遍衰弱的时候，真正能够影响到大唐命脉的动乱，将在其内部出现。这场大动乱的意义古往今来已经有无数的人分析过、研究过，它使得后世的帝国再也不敢信任那些外族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慢慢有了市场，也为后世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信奉这样的思想，这也成为了阻碍中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因素之一。 第33页 另一方面，唐朝的战乱使得后世之人对于武将领军保持着一种挑剔到苛刻的警觉。宋明两朝，对于武将的限制达到极限，“以文统武”成为潮流。曾经以精兵悍将称雄于世的汉唐风采，从此再也不见，中华民族甚至已经有了“文弱”之称。实在是可嘆，可惜！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关注这一场改变了唐朝，也改变了世界的大动乱吧。 第四章 安史之乱，万般繁华随流水 第一节开明：用异族为将镇边关 一个国家的强大，其实往往体现在自己的胸怀，而不是疆域、财富、军队或者其他。元朝时候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无比辽阔的大帝国，它的领土宽广到极目之处再无敌人，同样的，它的军队放眼世界也无敌手可言。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强大到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国家，却很快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胸怀。 他们永远将自己当成客人而不是主人，对每一个异族保持着充足到过分的戒心，所以才会将自己国家的子民人为地分成4个等级。这种行为相当于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别人：我们是征服者，我们跟你们不是一路人。这种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长治久安？ 那么，唐帝国是怎么处理民族问题的呢？ 在唐帝国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句丽、吐蕃等这些民族的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帝国的政府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的。 也正是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与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峙于东西方。也只有唐帝国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只论能力，毫无民族歧视的人才政策，才能够创造出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 首先，在唐帝国统治集团中心就存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圈。作为皇族的李氏集团，就是一个掺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李氏为陇西大贵族，在北周、隋都受到重用，如李渊的父亲李昞在北周建立之初就是得势权贵，成为北周亲信贵族。这也不能说明李氏的祖先就是鲜卑族或者非汉族，但是，李虎的妻子独孤氏、李渊的妻子窦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此一来，入主中原的李氏家族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自然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 从基业草创期开始，李唐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已经多是胡族出身：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的族叔，就是北魏宗亲，与元、窦、宇文氏并为第一等的贵姓；刘文静，祖上匈奴族；阿史那大奈，突厥族；刘宏基，匈奴族；窦抗，匈奴族；宇文士及，匈奴族；党仁弘，出身西羌；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族侄；丘行恭，鲜卑人；刘政会，匈奴族；高士廉，鲜卑族（鲜卑化的汉人）；尉迟敬德，羌人；屈突通，奚人……如此，不一而足。 众多的少数民族谋臣武将，仅仅闻名于凌烟阁的就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高士廉、刘弘基、屈突通、长孙顺德、刘政会等7人之多，几乎占去凌烟阁功臣中的三分之一。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在歷代中原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这也显示出，在唐建立之初以及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就已经开始为李氏皇族所接受，甚至所信任，成为这个新生王朝的重要支柱。就算说没有少数民族的出谋划策，就没有唐帝国的出现，也不为过。 在唐前期，亦即唐帝国扩张时期，史书上也留下许多其他民族武将的名字。而这些名留青史的少数民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唐初名将李靖曾讲： 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 这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华夷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的确堪称歷代之冠。 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採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14000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唿之声，三日不息”。 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民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民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朝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比拟。 第34页 对于周围的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帝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唐朝在对突厥的问题上，採用了恩威并用的策略。如唐太宗先用武力征服了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当面数明他的罪状，最后授予他官爵，赐给他田宅，还时常宴请他。对于突厥的其他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仍令他们管理旧部。朝廷里也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民族共同爱戴。他们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在对待吐蕃的问题上，採用了和亲的策略。松贊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是个有才识的女子，她出嫁时带去了许多书籍和谷物、蔬菜种子，还带去了大批手工业工匠。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8世纪初，吐蕃贊普尺带珠丹又迎娶金城公主，并给唐朝皇帝上书：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唐朝在对待回纥、六诏、靺鞨的关系上，採用了册封的策略。唐玄宗册封了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 这种怀柔政策已经超越了汉朝时单一的和亲。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帝国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才能完成向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平乱并且完事儿之后让他们走这样的高难度动作。 到了唐朝中后期，手握重兵的往往已经是外族将领，因为他们能征善战，心性淳朴并且忠心——当然，很快就会有人出来证明这种理论是胡扯。这些外族将领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可以自行任命属下官吏，甚至还可以自行决定对外发动战争。当一个人的权力大到一定地步，而约束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萌生出本来没有的贪念。 这是人性，跟个人无关，也跟民族无关。 很快的，唐朝君臣就会为他们的这种放纵付出代价——他们的成功与兴盛都得益于外族人的使用，那么，他们的衰败，外族人也脱不了关系。 第二节盛世：霓裳羽衣掩危机 大唐的发展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已经如日中天。经过几代人的辛苦与勤劳之后，唐朝终于能够向世界展示它最为华丽的乐舞。 唐玄宗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公元685年，他出生于洛阳城，性格英明果断，多才多艺，知晓音律，擅长书法，仪表雄伟俊丽。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多才多艺高富帅”。这样的人，能够将唐朝推向顶峰，也就不足为奇了。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玄宗採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他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15道，于各道置採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开元时期，土地开闢，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荆州、襄阳），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着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着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着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復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 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復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第35页 在开元之治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併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杨玉环，字太真，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出生地为广西容县十里乡。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四川崇州）司户，其叔父杨玄璬曾任河南府士曹。 杨玉环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璬家。后来又迁往山西永乐（山西芮城）。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七月，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也应邀参加。咸阳公主之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当年就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次年，两人成婚，甜美异常。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初七，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引荐下，唐玄宗把目光投向了与武惠妃相似的儿媳杨玉环。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与李瑁成亲5年的杨玉环离开寿王府，来到骊山，此时她才22岁，玄宗则56岁。玄宗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 天宝四载（745年），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遂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玄宗自废掉王皇后就再未立后，因此杨贵妃就相当于皇后。 玄宗亲谱《霓裳羽衣曲》，召见杨贵妃时，令乐工奏此新乐，赐杨氏以金钗钿合，并亲自插在杨氏鬓髮上。玄宗对后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古今宫闱秘记》卷三）。复制新曲《得宝子》，足见宠幸之隆。时宫中未立新皇后，宫人皆唿杨氏为“娘子”，实居后位。 郑处诲讲了一个故事，说在杨玉环晋为贵妃之后，岭南贡上一只白鹦鹉，能模仿人语。玄宗和杨贵妃十分喜欢，称它为“雪花女”，宫中左右则称它为“雪花娘”。玄宗令词臣教以诗篇，数遍之后，这只白鹦鹉就能吟诵出来，逗人喜爱。玄宗每与杨贵妃下棋，如果局面对玄宗不利，侍从的宦官怕玄宗输了棋，就叫声“雪花娘”。这只鹦鹉便飞入棋盘，张翼拍翅，“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明皇杂录》）。后来这只可爱的“雪花娘”被老鹰啄死，玄宗与杨贵妃十分伤心，将它葬于御苑中，称为“鹦鹉冢”。元朝诗人杨维桢《无题效商隐体诗》云：“金埒近收青海骏，锦笼初放雪衣娘。”就是咏及玄宗与杨贵妃的宠物白鹦鹉的。玄宗对宠物白鹦鹉尚且如此珍惜，其对杨贵妃的厚宠更不待言了。 杨贵妃有3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入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10万钱。虢国夫人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 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由于杨贵妃得到重宠，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赌博，令杨钊计算赌帐，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10余职，操纵朝政。玄宗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復加。杨家一族，还娶了两位公主、两位郡主。 为人要低调，是很多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如果当出头的鸟，迟早是要挨枪的。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家庭在贵妃得宠后，权倾朝野，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显摆了。《旧唐书》中记载： 每有请託，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赂遗，其门如市。 《新唐书》记载亦然： 台省、州县奉请託，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 这两处记载说明了3个问题，一是杨氏家族接受招待的规格已超出皇帝的命令；二是存在大肆收受贿赂的行为；三是毫无顾忌，我行我素，大肆张扬，影响恶劣。这3条罪证已严重触犯朝廷法律，这让玄宗非常生气，已经到了非处理不可的地步。 另外，杨氏家族不知天高地厚，唐玄宗给一点阳光，他们马上就灿烂，给一个梯子，他们就想上天，竟然敢在皇亲国戚嘴上拔鬍子。《新唐书》举证如山： （三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建平、信成二公主以与妃家忤，至追内封物，驸马都尉独孤明失官。 这里牵扯到了3个公主，她们都是玄宗的亲骨肉，如今在杨氏家族面前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 值得一提的是，持盈（玉真）公主是玄宗的亲妹妹，在三夫人面前只能让位而不敢就坐，其地位已到了寄人篱下的程度，这成了什么体统，玄宗的老脸放在何处？信成公主是玄宗的女儿，如今和杨氏家族有点矛盾，就沦落到追回内府封赠的东西，玄宗能不生气？这是玄宗第一次撵贵妃出宫的另一原因。 玄宗下令将杨玉环遣归娘家。可是，贵妃出宫后，玄宗饮食不进，高力士只得又把她召回来。 第36页 杨氏家族根本没有吸取教训，也没有把玄宗放在眼里，并且已发展到了收贿卖官的严重地步，在百姓中造成了极大震动。《旧唐书》记载： 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十宅诸王百孙院婚嫁，皆因韩、虢为绍介，仍先纳赂千贯而奏请，罔不称旨。 《新唐书》记载说： 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 如果玄宗再没有什么动静，李家的江山就要改姓杨了。这时，玄宗出手了，第二次将贵妃撵出了宫门。贵妃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大骇，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 至于唐玄宗为什么没有拿以杨国忠为首的贵妃娘家人开刀，而是对间接犯错误的贵妃下手，这正显示了玄宗的政治手腕。因为杨氏家族背后靠山是杨贵妃，违反旨意的罪魁祸首也是杨贵妃，拿贵妃说事，更能起到杀一儆百、敲山震虎的作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杨贵妃两次出宫后，杨氏家庭都吓得屁滚尿流，恐慌之中匆匆应对。而贵妃回到宫中后，都是伏身谢罪，感谢皇恩，可见她已承认了自己的严重过错，并且这些并不是传说中鸡毛蒜皮的妒媚争宠小事。 可见，唐玄宗自从“父夺子妻”纳了杨贵妃后，虽然痴迷于这个女人，但他绝对不是没有政治头脑，没有统揽全局本领的无能皇帝，开元盛世的出现就得益于他高超的执政能力。在杨氏家族兴风作浪时，玄宗的政治敏感性还是很高的。他不会对影响李家江山的人或事熟视无睹，把宠爱的杨贵妃两次扫地出门，正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此时的玄宗对贵妃已经到了斩不断、理还乱的迷恋地步，他无力摆脱贵妃的温情纠缠，两次撵出宫，两次又接回，并给杨氏家族以好处，最终在杨氏家族的祸害之下，大唐江山开始摇摇欲坠。 第三节安史乱起，山河震动 安史之乱是唐朝乃至整个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唐朝歷史上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同时也使得世界歷史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经过8年的战争，北方经济严重破坏，户籍紊乱。唐王朝的政治形势从内重外轻转变为外重内轻。唐王朝开始自顾不暇，无力向外扩张。周边的少数民族强国也由此看出了唐王朝的外强中干，开始不断地想从中找一些便宜——唐朝的边镇军力强大，但是内部反而显得比较空虚，一旦自己内部出了些什么问题，大唐中央无力平叛，而将领们拥兵自重，最后闹得最好去找外国军队来帮助。 平心而论，向外国借兵然后完事之后再将他们平平安安地送走，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高难度的动作。但完成这样高难度动作的代价，就算是富庶的唐朝，也是付不起的。 安史之乱的发生是不是偶然的，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 开元末年，唐玄宗“在位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变得越来越喜欢奉承的奸臣，却疏远直言谏诤的忠臣。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玄宗免掉了张九龄和裴耀卿的相权，任命李林甫为宰相。从此，唐玄宗将政务委于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陷害功勋卓着的名将王忠嗣，杀戮揭发他的赵奉章，重用酷吏杨慎矜、王珙、吉温，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李林甫执政19年，是造成唐朝腐败的重要因素。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当上宰相。他善于迎合上意，又善于搜刮民财，对正直的有才能的人百般诬陷，同时还广收贿赂。这样的人当宰相，加速了祸乱的发生。 还有就是宦官专政。在这个时期，宦官高力士不仅是宫中侍卫，而且外间进奏文表，须先经他审阅，小事由他直接处理，很多奸臣取得高位都是通过他达成的。高力士成了玄宗权力的化身，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政府腐败和混乱。 国无良相，同时身边还有高力士这样的权奸，再加上唐玄宗年纪大了，耽于安逸，使得他继位初期的那种清明政治环境丧失殆尽。自然而然的，手握重权的边将们，野心就开始不断膨胀。 安史之乱从根本上来说，是地方节度使反对唐朝中央政府的叛乱。节度使这种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是有一定歷史原因的。 开元后期，府兵制被破坏，实行募兵制，边将的势力逐渐强大。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他们和将领之间容易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变成私人武装。府兵制破坏以后，各边镇军队扩大，中央军减少，唐朝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天宝年间蕃将势力的扩大，主要是由李林甫造成的。 在唐朝的初期，边将都是使用一些忠厚的名臣，而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卓着的一般都入朝为宰相，如李靖、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许多边将同样入朝为相，如郭元振、王晙、萧嵩等。蕃将虽然智勇双全，也是不能委以重任。蕃将远征时朝廷都会以大臣为使，以限制他们的权力。这样做不仅使边将不能长期掌握兵权，而且适当地约束蕃将，对防止军阀割据是非常必要的。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杜绝边将入朝为相。他建议玄宗使用胡人为将，因胡人不知书，在内地也无密切关系。玄宗听信了他的建议，安禄山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得到重用的。 第37页 安禄山，营州柳城混血胡人，聪明伶俐，善于猜测人意。开元二十年（732年），安禄山被幽州节度使张守圭任命为捉生将。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升任营州都督。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升为平卢节度使、顺化州刺史。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安禄山多次入朝，玄宗多次接见他。天宝六载（747年）正月，他兼任御史大夫。 安禄山善于装傻，派部将刘骆谷常驻长安，侦察朝廷机密。安禄山每年都向玄宗献上大批杂畜、奇禽、异兽、珍玩等东西，博得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安禄山还别出心裁地认作杨贵妃的干儿子。到天宝十载（751年）的时候，他已经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唐朝时“天下雄兵填八镇”，而安禄山一人就已经兼领三镇，相当于唐朝军力近一半。在私底下他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任用汉人严庆、高尚为谋士，同时对投降或俘虏的敌军将士进行安抚，使其为自己效力。 在安史之乱前夕，有人对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不敢上朝。玄宗半信半疑，结果他一发出召唤，安禄山立刻上朝拜见玄宗，至此玄宗更加相信他的忠心。当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玄宗居然不相信。可想而知，对安禄山的信任到了何种地步。 为了能够使自己即将发动的叛变得到更多的支持与拥戴，安禄山还处心积虑地挑动民族矛盾。 在唐朝初期，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还有不少契丹人。他们保留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仍然是“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天宝以来，一些官员对少数民族实施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安禄山将这些矛盾全部转嫁到唐朝中央政府的身上，自己反而成为替胡人主持正义的化身。不仅如此，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残酷屠杀汉人，唐军也进行报復。如张巡曾俘400余人，对胡兵则全部斩杀，对汉人则遣散回家。可见安禄山当时不仅利用民族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 在起兵前，安禄山在契丹杂胡中选出8000精锐，作为叛军主力。天宝十三载（754年），他为了收买人心，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500人，中郎将2000余人。第二年又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这样一来，安禄山的叛军骨架基本上就是蕃将。 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藉口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 当时国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至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35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异常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到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攻入洛阳。东都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玄宗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东部，雄踞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形势非常险要，南有秦岭，东南有禁谷，谷南又有12连城，北有渭、洛二川会黄河抱关而下，西近华岳。周围山连山，峰连峰，谷深崖绝，山高路狭，中通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过去人们常以“细路险与猿猴争”、“人间路止潼关险”来比拟这里形势的险要。 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唐玄宗与杨国忠想尽快平定乱事，迫使哥舒翰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 第四节洗劫长安万家哭，借兵平乱一人笑 六月十二日，唐玄宗带同六军士兵和百余名官员亲友离弃长安，仓皇出逃后，这座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陷入到巨大的混乱之中。城里的人争着出去，四下逃命；城外的人争着进去，发些小财。宦官宫女四散逃离禁宫，宫室禁苑、王侯宅第无人把守，市井百姓随意出入；更有一些暴徒竟打起了国库的主意，进入宫城公然抢劫，最后还放了一把火，将剩下的搬不动的财物全部烧毁。 面对这一切，西京留守、京兆尹崔光远却无能为力。大敌当前，官员差役逃走的不计其数，他连自己的下属都找不到。崔光远刚刚才出使突厥回来，压根还没弄明白髮生了什么事情，就被仓皇逃走的玄宗匆匆任命为京兆尹，给他留下了这么个烂摊子。面对一团混乱的局面，崔光远唯有摇头苦笑，但维持京城治安是京兆尹应尽的职责，不能因为皇上不在就撒手不管。崔光远一面带着人灭火，一面临时招聘人员担任各级主管处理事务。在採取强硬手段一连杀了十几个乘乱盗抢者之后，城内的局面才逐步稳定下来。 第38页 另一方面，安禄山让部将崔干祐留兵守潼关，10天后（玄宗早跑得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间成长壮大起来。 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干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20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得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83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恹恹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 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 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由于叛军实力强大，唐军兵力不足，实难抗衡。长安和洛阳失守后，唐玄宗已经无法驾驭这种局面，自己跑到了蜀川避难，身为皇太子的李亨只好出面收拾大唐这个乱摊子，在灵武临危即位，是为唐肃宗。这种情况之下，很难说他是否有争权夺利的心思，但不管怎么样，以当时玄宗的情况，确实已经无法应对。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打败安禄山的叛军，收復失地。 我们不妨算一笔帐，肃宗手下到底能够有多少军队？玄宗逃出长安的时候，给了他2000人马，一路上连丢带跑，到了灵武的时候，恐怕都不足千人了。灵武本地估计也不过三五千人，没有军队的皇帝便不是皇帝。所以，肃宗登基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拉拢郭子仪等军队实权派人物。后来，郭子仪带来了5万，金吾将军马璘带来了2万，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带来了7000，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带来了5000。这些人马加起来，也就是8万多人，我们勉强将其估算为10万吧，除去为肃宗看门护院的，再除去防守城池的，可动用的也就是个四五万人。想凭四五万人打败安禄山的叛军，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这个问题肃宗君臣都意识到了。但是，想出解决办法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郭子仪。 郭子仪回来后给肃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肃宗看完之后，差点把脑门儿都拍肿了，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郭子仪所提的方案就是：请回纥出兵援助。 所有人都觉得好。因为这个方案有戏，可操作性强。为什么不请吐蕃，而请回纥呢？因为在帝国的诸多友邦当中，回纥和唐朝的关系是最好的。这种友好的关系不是在一天之内形成的，而是100多年来双方互帮互助、唇齿相依的深厚情感的沉淀。 回纥就是今天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原本是九姓铁勒的一支。所谓“九姓铁勒”，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就是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和葛罗禄等9个活跃在蒙古大草原之上的游牧民族部落。最初，回纥活动的范围大致在仙娥河和温昆河流域，也就是今天蒙古的色楞格河流域和鄂尔浑河流域。 我们都知道，在隋朝时期和唐朝初年，草原上的霸主是突厥人。那时的回纥还只是一个小部落，只能屈服于突厥汗国的统治。唐朝建立以后，回纥便试图与帝国取得接触。贞观三年（629年），回纥第一次入朝，还给唐太宗献上了他们的土特产，双方正式建交。 第二年，唐朝大破东突厥，把回纥从异族的统治之下解放了出来。但是，好景不长，薛延陀汗国又继续称雄于漠北。回纥无奈，只得继续臣服于薛延陀。 第39页 贞观二十年（646年），忍无可忍的唐太宗发了飙，联合回纥对薛延陀下了死手。薛延陀政权就此从歷史上除名。回纥首领吐迷度主动派人和唐朝接触，并且发自真心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 唐太宗一看，这个吐迷度思想觉悟还挺高，大喜过望之下，居然亲自跑到灵武接见了回纥的使者。唐朝在回纥驻地设置了歷史上着名的瀚海都督府，“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所有的这些官职，全部由回纥人担任，“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吐迷度就成为了第一任瀚海都督。他的后嗣婆闰、比栗、独解支、伏帝匐、承宗等，“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 当然了，友好虽然是主流，但个别不和谐的音符也是存在的。开元十五年（727年），瀚海都督承宗因为遭到凉州都督的诬告，而被唐朝廷流放异域，并最终客死他乡。承宗的族子护输为了给承宗报仇，杀了凉州都督。在唐朝的打击之下，护输只得“退保乌德山”，投降了后突厥汗国。 投降了后突厥的回纥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备受突厥人的欺凌。天宝三载（744年），新任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吐迷度第六代孙，护输的儿子）起兵攻灭了后突厥汗国，统一漠北。他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正式建立起回纥封建政权。骨力裴罗主动派使者到到唐朝“上状”。唐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授左骁卫员外大将军。 从以上的歷史就可以看出，回纥和唐朝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唐朝没有压迫过回纥，回纥也没有侵略过大唐。就拿现在来说吧，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回纥就没有像吐蕃那样趁机侵略唐境。 双方关系好，请人家帮忙，就容易成功。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回纥汗国正处于极盛时期，其疆域“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回纥之所以如此强盛，是因为有一支英勇善战的雄师劲旅。回纥兵精马良，悍勇兇狠，弓硬箭疾，安禄山的三镇叛军最怕的就是回纥大兵。 肃宗马上就採纳了郭子仪的奏请，派自己的叔伯兄弟敦煌王李承宷（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所生第二子李贤的孙子）和大将僕固怀恩，组团出使回纥。 为了尽快收復长安、洛阳，唐肃宗事前曾不惜以牺牲两京年轻妇女和金银财宝为代价，求取回纥的帮助，和回纥统帅定下一个可悲更可耻的盟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句话就相当于说，如果能够收復长安、洛阳，你随便抢，抢完之后把城还给我就行了。 泱泱大唐，竟然开出这样的条件，就算是最后胜了，恐怕也不能算是胜。 在唐军和回纥军的并肩作战下，安禄山父子的势力基本瓦解。干元元年（758年）六月，回纥可汗以帮助唐政府平叛有功，乘机请求和亲。唐肃宗为表示对回纥的感谢，只得答应将公主嫁给他。 同时，回纥军也在长安很好地享用了唐王朝开给他们的赏赐，不仅钱帛予取予求，甚至还掳掠了大批女性——这是准备带回国给自己慢慢享受的，后来发现带着些女人打仗不方便，就将掠来的女人全部杀光。 洛阳居民为了怕自己也遭受这样的浩劫，主动将城中所有的财富集中起来，献给回纥人，以换取他们对洛阳城网开一面。 这是整个唐朝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同年七月，唐肃宗为了长久地笼络回纥人，就将寡居的宁国公主献给回纥王和亲当王后。唐肃宗的目的也很明确，继续向回纥借兵。尽管如此，唐肃宗心里还是很难过，此前出塞和亲的都是朝廷册封的宗室之女或宫女，唯有这次是大唐的正牌公主，皇帝的亲生女儿。看来皇帝也是没有办法啊，为了祖宗的基业，捨弃亲生女儿也无所谓了。 宁国公主出塞和亲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为此，唐肃宗颁布了一份诏书： 顷自凶渠作乱（指安史之乱），宗室阽危。回纥特表忠诚，载怀奉国，所以兵逾绝漠，力徇中原，亟除青犊之妖，实赖乌孙之助。而先有情款，固求姻好。今两京底定，百度惟贞，奉皇舆而载宁，缵鸿业而攸重。斯言可復，厥德难忘。爰申降主之礼，用答勤王之志。且骨肉之爱，人情所钟，离远之怀，天属尤切。况将适异域，宁忘轸念。但上缘社稷，下为黎元，遂抑深慈，为国大计。是用筑兹外馆，割爱中闱，将成万里之婚，冀定四方之业。……宜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应缘礼会，所司准式。 诏书将宁国公主和亲的意图，唐肃宗对宁国公主的难捨难分之情，以及唐对这次和亲的重视程度说得淋漓尽致。 和亲之后，回纥兵继续与唐军并肩平叛。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復，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其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第40页 唐廷对史思明存有猜疑，欲策划消灭。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復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这个时期内乱变成了主要潮流，不仅叛军内部混乱，子杀父之类层出不穷，唐朝中央政府同时也在发生内乱。唐肃宗死于宫廷政变，其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改元宝应。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5000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于林中自缢死，歷时7年又2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再也无力号令天下。 第五章 宦官专政，兴衰废立一言决 第一节宦官为相，祸起 唐代宗时期，长安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兇杀案。被害人李辅国，在家中被大卸数块，而且，他的脑袋和一条胳膊不翼而飞。查案官吏在李辅国家的粪坑中，找到了李辅国的脑袋。令人惊讶的是，李辅国的一双眼睛还微睁着，没有闭上——这是一双充满了欲望的眼睛！兇杀手段之残忍，已不是激情杀人，而是极度愤恨地杀人。 什么人会对李辅国如此愤恨？李辅国又是什么样的人？ 李辅国小的时候不叫李辅国，而叫李静忠。年纪尚幼的他，全无同龄人的伶俐可爱，他很木讷，很沉闷。他的嘴脸酷似猩猩，双眼鼓胀欲裂，前额异军突起，龅牙喷涌向前，人未到牙先至，举止又似女孩般娇弱。首次观赏，给人的直觉便是——人类进化在他这儿出了问题。 人奇丑，家里又穷，李静忠的未来一片黑暗。因此，他年纪尚幼便被送进宫，当了宦官。进宫后，李静忠干的是最低贱的杂活，在皇帝的马厩中扫马粪，像牲口一样被别的宦官唿来唤去。而且，那些宦官还经常羞辱、打骂他。李静忠曾读过几本杂书，粗通些文墨，受了羞辱，心中悲愤：你们是宦官，我也是宦官，你们不比我多个啥，相煎何太急？ 当然，他的一腔悲愤都深藏于心中，不曾流露出半点。别的宦官认为他老实好欺，于是越发变本加厉。殊不知，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这是钱钟书的话。 李静忠表面不露声色，内心早发了狠：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凌驾于他人之上；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欺负、被凌辱，才活得像个人。然而，他没有更多的本事，只能靠巴结权贵往上爬。那时，宦官高力士权倾朝野，只要能得到他的赏识，前途便会闪亮。于是，李静忠拼命巴结高力士，终于在高力士手下当了奴僕。这一当就是许多年。直到40岁，李静忠才捞到一个管理马厩帐目的小官。 人过中年，才当上一个“弼马温”，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这是很多公务员的想法，却不是李静忠的想法。他混到今天，已比过去好多了，对于眼下这份差事，他干得十分认真，十分有耐心。他管着手下几个小宦官，严禁他们报假帐，时刻督促他们把马养肥。 由于他干得很出色，高力士又把他推荐给了太子李亨。 对于李静忠来说，能服侍太子，简直是他40年人生中的一个神话。他很欣喜，欣喜之余，却没有得意忘形。他深知，自己出身低贱，资歷浅薄，爬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根本不能服众。所以，他一如既往地谦卑，和宫里的大臣交往，始终是一副低三下四的模样。他还手执念珠，打坐诵经，不吃荤腥，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然而，歷史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越是不起眼的人，越是外表怯懦之人，危险性越大。李静忠的谦卑和懦弱实际上是韬光养晦。 李静忠堪称闷骚界的一朵奇葩。安史之乱的爆发，给了这朵奇葩绽放的机会。当时，杨贵妃和杨国忠在马嵬坡被杀，李静忠看准时机，向太子李亨献计：应趁此时机，要求唐玄宗分一部分兵马给太子，以反击叛军、收復两京为名，另选落脚地。 李静忠不光自己劝，还怂恿太子的宠妃张良娣去撺掇太子。劝诱之下，太子李亨没跟玄宗逃往四川，而是到了灵武。 之后，李静忠又劝说太子，说如今玄宗远远地逃到了四川，人心难聚，叛乱难平，您不如就此即位，是为苍生之福。李亨也认为现在是即位的良机，于是就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显而易见，李静忠劝说李亨即位，并非是为李亨着想，更不是为了天下百姓，而是为了自己。李亨做了皇帝，他劝进有功，由此便会爬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和境界。 一切正如李静忠所料，李亨即位，天下人心为之一振——人们此时已对唐玄宗失去信心，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新即位的唐肃宗身上。 李亨即位，自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他十分宠信李静忠，封其为太子家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赐名护国。肃宗回到长安后，又晋封李静忠为郕国公，府仪同三司，食邑500户，改名为辅国。 第41页 从此，世上再没有李静忠，只有一个欲望日益膨胀的李辅国。 从李静忠到李护国，再到李辅国，在人们看来，这位李大宦官一路走红，应该相当满足了。可是，李辅国却丝毫不知足，在自己的位置稳固以后开始弄权。他勾结张皇后，逐渐把持了朝政。而肃宗即位后，只顾饮酒作乐，荒淫无度，各地的奏本也不看，军国大事也不过问，都委託给李辅国办理。 大臣的奏章到了李辅国手里，李辅国自行处理，并不报给肃宗。而且，他还假借肃宗的名义发布诏令，稍不如意，就对大臣进行严刑拷打。他压抑得太久了，需要用粗暴的手段，补偿自己以前受到的屈辱。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李辅国在朝中安排了很多耳目，分布在各地，窥探收集情报。官吏稍有过错，他都知道。不少重犯，御史台和大理寺都无权办理，他却可以随意处置，搞得官吏们人人自危，不敢随意交谈。 李辅国每次外出，都有数百武士卫护，耀武扬威。宫中的皇亲国戚都不敢直唿其名，而是尊称其为“五郎”，或者“五父”。 然而，此时的李辅国还有两个对头。一个就是将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高力士。高力士始终看不起李辅国，常常散布一些李辅国当年在自己门下做的糗事，搞得他颜面扫地。另一个对头更强，就是唐玄宗。唐玄宗虽已无实权，但威望还在，李辅国怕他一旦重新执政，自己的地位就会不保，甚至会落入地狱。 于是，李辅国便想找机会陷害这两个对头。 一日，剑南节度使来京奏事，路经长庆楼，恰见玄宗在楼上看风景，故旧重逢，节度使便到楼上参拜玄宗。此事被李辅国得知，便对肃宗说，玄宗交通外臣，想调兵入京，夺回皇位。肃宗一听就急了，让李辅国想办法。李辅国也不徵得肃宗的同意，便率兵而去，想胁迫或者杀害玄宗。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喝退士兵，李辅国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但是，从此以后，肃宗再不去看望父亲了。在李辅国的鼓动下，肃宗后来放逐了高力士。由于剪除玄宗的羽翼有功，李辅国又升了官，当上了兵部尚书。在他走马上任的这一天，100名士兵在前头开道，肃宗亲自为他举行国宴，群臣前往朝贺。一时间，鼓乐喧天，好似国家盛典。可是，混到了这个地步，李辅国仍不满足，他亲自去找肃宗，要求当宰相。 当时的宰相李岘早看出李辅国的野心，他多次提醒肃宗，说李辅国权力过大，横行不法，长期下去，定会祸乱国家。可是肃宗并没有重视。最后，李岘反被李辅国陷害而罢了官。 作为宦官，李辅国不仅权力欲旺盛，对女人也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当时，他不光受到肃宗的宠信，还得到张皇后的青睐。张皇后为了显示恩赐，就在后宫举行了一场名为“谢春宴”的招待会，邀请朝中大臣未出阁的女儿参加，实际上是为李辅国选老婆。 宴会开始，李辅国躲在帘子后面，被女人的各种声音、各种香味熏得都快醉了，眼睛更是不够使，不知选哪一个好。他注意到，离皇后座位很远有一位姑娘，身穿绣着桃花的粉红衣裙，脸上挂着淡淡的忧郁。她似乎很厌倦如此热闹的场合。 姑娘的忧郁气质和身上的桃花，强烈吸引了李辅国。他一眼认定：这个女人是我的。 这个落落寡欢的姑娘名叫香兰。不久，肃宗做主，把香兰许配给了李辅国，并特意赐给他一座府邸，坐落在长安闹市。 此时的李辅国，有权有势，有钱有家，这些歷史上很多宦官想都不敢想的事，他都实现了。然而，婚后的李辅国并未就此退出权力争夺的舞台，过上悠然自得的生活。他的权力欲仍然无止境地延续着。 在权力争夺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张皇后也是个权力欲旺盛的女人，她和李辅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开始表现出对李辅国专横决断的痛恨。此时，肃宗卧病已久，太子李豫监国。张皇后召见太子，对他说，李辅国手握禁军，气焰熏天，经常假传皇命，图谋不轨已经很久；如今皇上病重，你又年幼，一旦有所不测，后悔可就晚了，不如先下手为强，除掉李辅国。 太子李豫十分懦弱，听到张皇后的话后，吓得不轻，不敢依从，只说父皇病重，现在就杀他倚重的大臣，恐怕父皇受惊，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张皇后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嘆太子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没办法，张皇后只好放弃煽动太子，转而去联络越王和衮王，打算安排武士在长生殿刺杀李辅国。哪知李辅国的耳目无处不在，他获悉情报后，立刻派人调来禁军，围住了凌霄门，挟持了太子。 待到天黑，李辅国带兵冲进长生殿，逮捕了越王和衮王，将他们囚禁起来。随后，他又带兵去捉拿张皇后。张皇后闻讯，连忙跑到肃宗那里去求情。肃宗此时已病入膏肓，自身难保，再加上这一惊吓，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不停地喘气。就在这时候，李辅国带兵沖了进来，他亲自动手，把张皇后拖出肃宗的寝宫勒死，同时还逮捕了几十个皇室亲信，又杀死了越王、衮王等皇室亲王，清除了皇室的亲信势力。 与此同时，唐肃宗驾崩。在李辅国的挟持下，太子李豫就在肃宗的尸体旁继位，是为唐代宗。 李豫当了皇帝后，李辅国自命护驾有功，要求升官。代宗不得不封他为司空、中书令，尊称他为“尚父”，食邑增加800户。从此，李辅国更加骄横跋扈，目空一切。朝廷的事情，不论巨细，他都过问裁决。他甚至对代宗李豫说：“皇上你只管在宫中坐着好了，外面的事情听凭老奴我处置。” 第42页 对李辅国的这种嚣张做法，代宗自然极为不满，但自己刚刚继位，统治极不稳固，因此不敢与他争论。 所谓树大招风，李辅国的专权，引起了另一个宦官程元振的不满。随着年龄的增长，代宗翅膀渐渐硬朗起来，便打算利用程元振除去李辅国。于是代宗暗中培养程元振，给了他很多特权。 代宗先是撤去了李辅国的许多闲杂职务，比如群牧、营田等兼职，继而又撤去了他的行军司马的职务，最后令其出宫居住，免去宰相大权，只留下几个虚衔。到后来，李辅国连中书省的门也进不去了。 李辅国悲愤至极。他耗尽一生的心血，追逐富贵、谋夺权力，他也曾得到一切，可到头来却是两手空空。闭眼回顾走过的悲欢岁月，仿佛梦一般虚幻而遥远。悲愤之余，他又有些茫然失措：这一生我究竟活过没有？ 他的内心空洞极了，压抑极了。他忍不住愤然宣洩，对代宗道：“老奴我罪该万死，侍候不了你这位爷，就让我去九泉之下侍候先皇吧！” 李辅国此话出口没多久，便应验了——他在家中被人杀死并碎尸。朝中群臣心知肚明，此案的幕后指使者，极有可能就是与李辅国争权的程元振。因此，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代宗得知李辅国的死讯后，下了一道诏令，追封李辅国为太傅，并让人用木头刻了一个脑袋，安在李辅国无头的尸体上。 能够从宦官当到宰相，李辅国的一生也算是风光无限，但他显然不会想到，除了这一点之外，整个大唐的宦官专政也是从他这儿开始蔓延。从此之后，宫中再无宁日；也是从此之后，皇帝再也不是大唐说一不二的存在。 第二节杀皇帝，等闲事耳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唐朝，直接或者间接死于宦官之手的皇帝总共有4人，被宦官拥立的皇帝总共有8人。抛开唐玄宗之前的不谈，唐朝中后期的国家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宦官的手中。 李辅国死后，代李辅国掌权的宦官程元振是一个更加阴险的傢伙。程元振，京兆三原（今属陕西）人。宝应末，闻张皇后废立阴谋，密告李辅国，参与拥戴代宗，由此深获宠信，任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旋代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总率禁兵，升任骠骑大将军。程元振操纵朝政，冤杀方镇大将来瑱，斥逐宰相裴冕，诋毁名将李光弼，使朝臣离心离德。广德元年（763年）罢官归乡里。继又私入京师求见代宗，再被放逐，行至江陵病死。 肃宗朝还有一个鱼朝恩，竟然从一个宦官变成了统军大将。鱼朝恩（722～770年），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安史乱起随玄宗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歷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肃宗干元元年（758年），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等职，负责监领9个节度使（包括郭子仪）的数十万大军。唐军收復洛阳后，鱼朝恩被封为冯翊郡公，开府仪同三司。 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兵进犯，代宗出逃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鱼朝恩以保驾有功，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统率京师神策军。后又领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等使，掌握朝廷大权。他干预政事，慑服百官，不把皇帝放眼里，贪贿勒索。他还置狱北军，人称地牢，迫害无辜。大臣元载知代宗对其不满，乃与代宗谋除之。大历五年（770年）寒食节，代宗趁宫中宴会后召见之机，捕杀鱼朝恩。 鱼朝恩开了宦官统军的先例，至德宗朝，宦官任各道监军竟成了惯例。特别是自鱼朝恩开始，京师禁卫部队神策军的统帅权就落入宦官的手中，也就是说，皇室的安危就由宦官来决定了。代宗用诡谋捕杀鱼朝恩，而不能堂堂正正诛杀权阉，实际上已经标志了皇权的威严荡然无存。 此后，皇室与宦官进行了多次殊死搏斗，但是都以皇室失败告终。顺宗即位，发动“永贞革新”，命宿将范希朝领神策军，夺宦官兵权。但是，很快就被宦官俱文珍发动的政变击败。顺宗退位，王叔文被杀。可笑的是，竟然还有人因为俱文珍拥立宪宗而称赞他是忠良。 俱文珍开了宦官废立皇帝的先例，从宪宗开始，唐朝的8位皇帝都是由宦官废立的。自宪宗李纯之后，除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皇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唐穆宗李恆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拥立；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懿宗李漼由宦官王宗实拥立；僖宗李儇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拥立；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復恭、刘季述拥立。同时，宦官还操有弒君之权。号称“中兴之主”的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 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们别说拿回自己的权力，甚至于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过没有人甘心手中的大权旁落，特别是对方还总是借着自己的名义去发号施令，宰割天下。所以，皇帝们跟宦官进行了多次殊死搏斗——他们只需要赢一次就能收回大权，不幸的是，他们全都输了。 顺宗夺神策军权是第一次较量。第二次是敬宗被杀，名相裴度拥立文宗，诛杀了一大批宦官。但是，一来宦官梁守谦等也有拥立之功，二来裴度也没有下决心尽除宦官势力，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第三次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第43页 所谓“甘露之变”，发生在大和九年（835年）秋天。 有一次，文宗读《春秋》，到“阍弒吴子余祭”一段时，别有用心地问身边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许康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得知文宗欲谋除宦官的意图后，生怕惹祸上身，于是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 而当时的朝臣中绝大多数都像许康佐一样，畏惧宦官，只求保身，不敢参与文宗的计划。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勇气的人，文宗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李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文宗的视线。 李训出身名门，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仪表堂堂，有大家风范，“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李训进士及第后，当了一阵子太学助教，后来又任河阳节度府幕僚，但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宰相，与另一宰相李程不合。刚好石州刺史武昭被贬官，李程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诉武昭，说李程本来想给他官做，却被李逢吉阻止了。武昭信以为真，迁怒李逢吉。有一天，武昭越想越生气，告诉左金吾兵曹茅汇，说他打算刺杀李逢吉。结果，这句气急败坏的话被人告发，武昭被逮捕入狱。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就算武昭还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大浪了。李训却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他觉得有机可乘，要帮助从父李逢吉打击一下李程。李训去见曹茅汇，要他指证武昭是与宰相李程合谋。但李训的计划没有得逞，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李训做事急功近利的风格，正是这种做派，导致了他后来在“甘露之变”中的失败。 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当他得知朝政尽在宦官王守澄之手、而王守澄宠遇郑注时，不禁嘆息了一通，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于是，准备了厚礼去拜见郑注，其实就是投奔其门下的意思。二人都是善于辩论之人，一见如故。郑注不但将李训引荐给王守澄，还推荐给文宗。文宗见李训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又多权术，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当时的宰相李德裕认为李训是个小人，不应该得到重用。文宗却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不顾宰相的反对，拜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将想诛灭宦官的心事密告李训、郑注，当时李训已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郑注任翰林大学士、工部尚书。李、郑都表示愿意为文宗效力，积极地出谋划策。可想而知，这对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因为李训、郑注二人都是王守澄所引荐，尤其郑注还是王守澄的亲信，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郑注，他一直是以王守澄心腹的形象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开始支持文宗呢？此刻，他已经是位极人臣，为什么要突然倒向处于弱势的文宗呢？这只能说明，郑注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对于李训，毫无疑问，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李训和郑注都曾经为常人所不为，所以，在看到帮助皇帝取得成功后的巨大利益后，二人都甘心为之效命。 李训任宰相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系列对策。首先开始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水火不容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都被贬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在对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训则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他先擢升一直被王守澄抑制的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去王守澄的权势。随后将王守澄不喜欢的宦官全部贬到外地为官。其实，作为同一类人，王守澄生怕同类分自己的权力，因而少有喜欢的宦官。而与王守澄有仇的韦元素和杨承和等实力派大宦官都被处死，由此还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 当时天下流言纷纷，都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害，文宗因此恨陈弘志入骨。当时陈弘志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以文宗的名义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从而泄了文宗心头大恨。文宗也因此更加信任李训。 经过一系列有预谋的计划后，王守澄被彻底孤立起来。李训见时机成熟，便让文宗逼王守澄喝毒酒自杀。曾经不可一世、人见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澄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除掉了。李训也因此而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威风扫地，气焰大为收敛。 李训与郑注又密谋，打算彻底诛灭宦官。因为宦官手中握有军权，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李训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执掌军队，以为外援。二人约定，在王守澄下葬时，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然后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一个不留。如此，大事必成。 本来按照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李训是个投机分子，在紧要关头，他的投机心理开始作祟了：他认为这是不世之功，他要独占其功！于是，在没有通知郑注的情况下，李训临时改变了计划。他和宰相舒元舆、金吾将军韩约等人想出一计。 第44页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经知道计划，故意表示惊讶，派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宦官离开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而当仇士良等宦官来到左仗时，发现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仇士良等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逃回殿上，劫夺文宗退入宫内。这时，金吾兵已登上含元殿，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唿：“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挟持文宗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 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300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200余从西边冲来，两方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600多人，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舒元舆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李训家被劫掠一空，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髮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 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说服押送者，斩下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之后，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 “甘露之变”是皇权与宦官集团的最后一次殊死较量，以皇权惨败告终。从此，唐皇朝再也没有能力剪除宦官之乱了。直至唐末，朱温把唐皇朝的宗室、朝臣、宦官一锅端，宦官与皇权才同归于尽。 第三节挟帝有术，治国无方 应该说，我们不能因为宦官们掌权，就条件反射地认为他们不能处理好朝政，毕竟才华这个东西跟是不是宦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唐朝的宦官们在掌握了大权之后，并没有任何益国益民的举动，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祸害天下。 如果是皇帝，不管他怎么昏庸、怎么无能，也终究会考虑到不能葬送自家的江山社稷，也得为子孙后代考虑，总不能给他们一个两手空空的皇帝位置。但对于宦官来说，首先，这不是他们的江山，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地败坏；其次，他们也没有子孙后代，所以不必考虑给其他人留下些什么。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781～843年），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唐朝宦官。宪宗、文宗时任内外五坊使，后升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甘露之变”后，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 他趁皇帝昏庸、朋党相争之机，玩弄权术，稳步高升，从一个伺候太子的一般宦官，歷任监军、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骠骑大将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知内侍省事等要职，封楚国公，死后追赠扬州大都督。仇士良擅权揽政20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婪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使当时朝政变得更加昏暗和混乱。 “甘露之变”后，掌握了朝中大权的仇士良，知道文宗也参与这次谋杀宦官的政变，心中怀恨，常对文宗无理，文宗也无可奈何。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率军队以搜捕盗贼为名，大肆杀戮金吾卒，死者甚众，可谓“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宰相舒元舆便装单骑出逃，被禁兵追擒；宰相王涯也被逮入狱，屈打成招，一家全被逮捕。禁军藉机烧杀掠夺，京城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抢劫，整个京城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文宗上朝，见百官缺许多人，就问：“宰相为何不来上朝？王涯为何不来上朝？”仇士良奏曰：“王涯谋反。”然后呈上王涯自供书，文帝不信，就问左僕射令狐楚：“是王涯的手迹吗？”令狐楚看后答曰：“是的。”后来令狐楚密奏皇帝说：“王涯谋反一事，未必可信。”仇士良知道后大为恼火，从此排挤令狐楚。 四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在“甘露之变”被杀后，郑覃、李石拜相，仇士良总把自己凌驾在两相之上，两相欲奏事，常常遭仇士良斥责。朝纲混乱，李石也时常与仇士良抗争，以图振举朝纲，强皇权，甚至敢反问仇士良：“训、注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仇士良对李石恨之入骨，又无法公开除掉他，就採取暗杀手段。 第45页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李石骑马上朝，中途遭到刺客射杀，马受惊后驮其回府。不料府门外也埋伏着刺客，刺客挥刀来砍李石，砍断马尾，李石倖免。文宗知道后大惊，命神策遣兵护卫李石，并下诏追捕刺客，未得。百官惊惧，甚至有人不敢上朝了。 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李石向文宗上表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无奈，只好让李石挂相衔出任荆南节度使，这时朝中再没有一个敢直面仇士良的人了。 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仇士良，其全部心机都用在如何保持自己的地位上。他不许皇帝过多地接触读书人，也不许皇帝过问国家大事。一旦皇帝稍有不从，他就会琢磨着是不是再换一个人当——这种事情他做得驾轻就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朝中百官经歷多次政变之后，为之一空，甚至连朝廷日常的运作都已经难以维持。在这个时候，仇士良保持了对大臣的一贯不信任，他甚至都不愿意自己的亲信去填补这些空缺，宁可让这些位置就这么空着。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神仙也无法治理好国家。他所做的只是牢牢控制住神策军（禁军），以此保持住自己对皇帝的优势地位。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死，他诏令敬宗子太子李成美继位。仇士良因为太子不是他立的，就杀了太子，另立文宗弟李炎为皇帝，即唐武宗，年号会昌。因武宗是自己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竟对武宗指手画脚，凡武宗所宠的人，无论乐工，还是内侍，皆诛杀贬谪。武宗刚毅果断，喜怒不形于色，对于仇士良採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的办法，接着任用李德裕为相来排斥仇士良。 仇士良已感觉出自己被武宗疏远，于是就用鼓动禁军闹事的阴谋妄图挤走李德裕，夺回自己的地位。 会昌二年（842年）十月，李德裕起草赦书，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仇士良便鼓动禁军譁变，围攻李德裕，藉此剷除他。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阴谋，急速求见武宗，武宗大怒，立即派人对神策军宣旨：“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于是风波平息，仇士良未得逞。至此后，仇士良日夜不安，自知作恶多端，说不定哪天就大祸临头。不久，武宗就把他削为内侍监，知省事。 会昌三年（843年），他请求告老还乡，宦官送他走，他还对党羽们传授驾驭皇帝的经验：“不要让天子闲着，应该常常以奢靡来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中，没工夫管别的事情，然后我辈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不让他接近读书人，否则，他就会知道前朝的兴亡，内心有所忧惧，便要疏斥我辈了。” 武宗并没有放过他，第二年，削去他的官爵，抄了他的家，仅留下他一条性命。不久，仇士良病死。可惜，这只是武宗针对仇士良一人的反击，却不是面向整个宦官群体。虽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弹，但是对于皇权的巩固却是毫无用处。 所以，唐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第四节衰落，不可避免 唐朝的兴盛与衰落其实都有一种匆忙的感觉，开国没多久，忽然就进入了前所未见的盛世；盛世没多久，忽然就开始衰落，而且一蹶不振再无迴旋余地。我们可以说唐朝的盛世是因为隋朝的遗产以及开国前几代贤明君臣的共同作用，但对于衰落，就不能这么简单地认为——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用过来就是，兴盛的帝国总是相似的，衰落的帝国却各有各的原因。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19年，使得朝政败坏。李林甫死后又以杨国忠为相，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高力士的权势炙手可热。 唐玄宗好大喜功，为此边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又由于当时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以胡人安禄山最着。安禄山掌握重兵，在天宝十四载（755年）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际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奉玄宗为太上皇。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 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唐初所确立的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併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徵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发生奉天之难。这场战争又持续了5年，最后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无力扩大战果，只好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而唐朝最终灭亡的根源，却并不在藏龙卧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处于岭南一隅之地的桂林。 事情要从唐代后期的懿宗咸通年间说起。当时云南有一个称为南诏的地方割据势力，趁李唐王朝对岭南的统治鞭长莫及之际大搞武力侵吞，使得与南诏相邻的岭南地区深受其害。为了平息南方的兵戈，徐州节度使孟球奉命在徐州一带招募2000人到南方充当驻军，其中有800人就驻扎在桂林，担负守御城池的任务。 第46页 按照唐代军制的惯例，地方驻军一般是3年一换，这样，戍边的军卒们才不至于因为长戍边关而荒芜了家中的田园。但当时主管驻军换防事务的尹癸戈却严重失职，他由于没有筹集到有关的款项，最后因为没有钱而不能让部队进行换防。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尹癸戈居然下令驻守岭南的戍兵再延期一年。 徐州一带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是战乱之区，那里的人武风极盛，性格刚烈，驻扎在桂林城区的徐州戍卒们早就掰着指头计算回乡的日期。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他们在低级军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9人的率领下，来找统军将领王仲甫理论，要求按期迴转家乡。不想这个王仲甫却是个不近情理的人，摆出一副臭架子不理睬士兵们的合理要求。许佶等人一时按捺不住，与王仲甫及其亲兵冲突起来，双方大打出手，最后竟失手将王仲甫打死。 这一下祸可闯大了，许佶等人商议，干脆找来了他们素所信服的粮料判官庞勛，并公推庞勛为首揭竿起事，准备以武力打回徐州老家去。就这样，一场始料未及的兵变在桂林发生了。 庞勛带领他的徐州健儿，手执武器，反出桂州，一路北上，由于没有军饷供应，免不了要攻州夺县以取得粮草军需。与此同时，一些沿途的贫苦百姓也趁机加入，队伍居然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等到他们打到老家徐州一带的时候，已经有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 唐廷接到桂林兵变的消息，派遣大兵对庞勛等人进行围剿。唐徐州观察使崔彦曾首先受命统兵迎战，却被庞勛打得大败，连崔彦曾本人也死于战场。 庞勛的部队连战连胜，很快控制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河流域广大地区。唐廷派遣名将康承训为主将，并以悍将王晏权、戴可师为南北两翼，三方并进，企图全歼庞勛于徐州城下。而庞勛则採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暂不与康承训、王晏权的主力相碰，只集中局部优势兵力与戴可师决战。双方在淮河之畔的都梁山大战，结果戴可师的羽林军不敌剽悍的徐州锐卒，最后连曾经不可一世的戴可师也命丧沙场。 唐军主将康承训接到败报，不敢以兵力与庞勛硬接，转而使用其他手段。他利用庞勛等人起兵的本意只不过是回乡心切，因此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适当的时候让朝廷招抚而解甲归农心理，展开一系列的诱降活动。庞勛等人由于对朝廷存在幻想，往往坐失战机，渐渐地变主动为被动，形势日趋不利。庞勛在城池连失的情况下，率残兵南逃蕲州，途中被康承训追上，不幸战败阵亡。 庞勛的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唐朝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创伤，各地人民起义像野火一样到处燃烧起来，其中以王仙芝、黄巢等人的兵势最为浩大。经过几年的战斗，终于将唐朝廷拖到了灭亡的边缘。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史实，宋代着名史学家宋祁在总结唐亡的原因时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中肯：“唐亡于黄巢而祸始于桂林！” 很快，我们就会进入到黄巢起义当中，去看看撑过了安史之乱、撑过了奉天之难、撑过了甘露之变的伟大帝国，是怎样在这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起义当中，流干最后一滴鲜血的。 第六章 黄巢起义，满城尽带黄金甲 第一节转战天下，无人能挡 唐代后期，江南的社会经济虽有某些发展，但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对人民的压榨“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指出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人民无法生活，只有起来反抗。 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裘甫领导浙东农民起义。接着，咸通九年（868年）十月，庞勛领导桂林戍卒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干符元年（874年）末，濮州（河南范县濮城）人私盐贩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东北）起义，发布檄文，指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这表明他要替天行道，改变财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同年六月，起义军攻陷濮州、曹州（山东曹县），击败唐天平节度使薛崇。次年，黄巢亦聚众响应。 黄巢（820～884年），曹州人，世代贩盐为业。幼年读过诗书，学过骑射，科举不第。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很不满，曾赋《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诗，表达了要改变现实的决心。《不第后赋菊》诗曰：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沖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唐廷见王仙芝与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镇节度使进击义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王仙芝与黄巢採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率军进围沂州（今山东临沂）。干符三年（876年）七月，天平节度使宋威在沂州城下击败义军，并上奏说王仙芝已死，遣散了诸道兵。王仙芝、黄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便转战河南，迅速攻占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等8县之地。接着，农民军又攻陷了汝州（今河南临汝），威震东都洛阳。 唐廷软硬兼施，一面下令赦免王仙芝等人，一面又频频调动各地官军镇压农民军。王仙芝在攻占阳武之后，攻郑州不下，于同年十二月接连进攻申、光、庐、寿、舒、通州等地，逼近扬州，淮南节度使多次向朝廷告急。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唐各地州官多闻风丧胆。 第47页 当王仙芝、黄巢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时，该州刺史裴偓诱降义军领袖，请唐廷授任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思想有了动摇，欲放弃斗争，接受唐的官职。黄巢大怒，斥责王仙芝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这时群情激愤，责骂不已，怒不可遏的黄巢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在这场冲突之后，黄巢率领2000人马向北进发，与王仙芝分道扬镳了。 干符五年（878年）三月，黄巢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廷以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黄巢转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北）、叶（河南叶县）、阳翟（河南禹县），唐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徵调义成兵3000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 黄巢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仙芝旧将王重隐又攻陷了洪州（今江西南昌），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重隐部相唿应，接连攻下了虔、吉、饶、信等州。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在南陵为官军所败，于是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700里，攻入福建。同年十二月，义军攻下了福州。 在农民军中曾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其意是遇到儒者则杀，军队必然要覆灭。大概是黄巢屡试进士不第，对儒者颇为同情，因此当农民军进入福建后烧官府、杀官吏，但凡自称为儒者的皆释而不问。当义军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门前时即下令说：“此儒者，灭炬弗焚。” 干符六年（879年）正月，黄巢军遭藩帅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袭击，一再失利，遂进入广南，包围了广州。在此期间，黄巢曾致书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求为天平节度使。二人惧怕黄巢威势，极力申奏，但朝廷不许；黄巢自己上书，求为广州节度使，却只授予率府率。 黄巢恼怒，大骂执政，便急攻广州，遂于九月占领了岭南的这个重镇，杀节度使李迢，并进而攻占岭南一些州县。黄巢在广州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檄文所说，史称“皆当时极敝”。 黄巢军已转战各地多年，这次占领广州，“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作为反抗唐朝统治的根据地。但在这一年，从春至夏，疫病大为流行，不少义军将士染上了疫病，“死者十三四”，部下又多“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见在广州难以持久，于是决定杀回中原地区。同年十月，黄巢率军离开广州，向西北进发，攻取了桂州（今广西桂林）。恰遇湘江水暴涨，义军便乘数十只大木筏顺流而下，经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攻占了潭州（今湖南长沙）。之后，尚让乘胜进攻江陵，号称50万。 荆南节度使王铎见义军声势浩大，诸道兵又未赶到，以为江陵兵少难以固守，便退守襄阳。尚让攻克了江陵后即与黄巢合兵进攻襄阳，但在荆门中了埋伏，被官军击败，损失甚大。黄巢收集余众，稍加休整，遂渡过长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汉），攻破了外城。之后，又转而进攻饶、信、池、宣、歙、杭等15州。这时黄巢军又得以发展，“众至二十万”。 黄巢在江浙一带的胜利进军再次震撼了唐廷，唐僖宗一面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命他迅速进攻义军，同时徵调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兵南下，与高骈协力作战。广明元年（880年）三月，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南下，黄巢军连战失利，退守饶州（今江西波阳）。张璘又乘胜进军，五月，黄巢又退守信州（今江西上饶）。这时北方诸道军已兵临淮南，张璘又率兵追击甚急，而信州又恰遇疫病流行，义军士卒多死，元气大伤。 在义军处境十分危急的时刻，黄巢巧施缓兵之计：一方面用重金贿赂张璘，使其减慢进军；另一方面又致书高骈，表示“投降”。高骈中了黄巢圈套，以为大功告成，遂上奏朝廷，声称义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当黄巢获悉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散归其镇，而且义军也恢復了作战能力，即抓住时机，一举杀死张璘，大败淮南兵，并乘胜攻占了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 同年七月，黄巢率军从採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北渡长江，进围天长、六合等县，义军一时兵势甚盛。这时，高骈见诸道兵已经北归，张璘又战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同时又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义军60万，距扬州已不足50里，之后“遂称风痹，不復出战”。 唐廷本对高骈寄以厚望，这时见高骈告急，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诏命河南调动各道兵驻守溵水（今河南商水西南），以阻止黄巢军北进。九月，义军击败泗州（今江苏盱眙）官军，又遇溵水官军内讧，各自散归本镇，于是义军全部渡过淮河。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队伍“自淮以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义军攻陷申州（今河南信阳）之后，长驱进入颍、宋、徐、兖等州，所到之处，官吏四处逃散。 第48页 起初，义军将北渡淮河时，宰相豆卢瑑曾议请授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待其到镇时再发兵除掉他。另一宰相卢携执意不从，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义军不能入关，必还掠江、淮，便无能为力。不久义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遂惶愧称病不出，京师也充满了恐怖气氛。十一月，义军进入汝州（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并传檄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 这时朝廷乱作一团，有人主张调发关内诸镇兵扼守潼关，大宦官田令孜还自请率两神策军弓弩手去守关；有人则认为义军拥有60万之众，潼关又无重兵，难以坚守。但僖宗还是决定让田令孜率兵东守潼关。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进抵洛阳城下，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留守刘允章则率众出城迎接黄巢入城。义军纪律严明，只是“供顿而去，坊市晏然”。 黄巢军进占洛阳不几日，即向关中挺进。十一月二十一日，僖宗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就在这一天，黄巢率军西进，攻占了虢州（今河南灵宝）。并警告据守潼关的官军说：“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 田令孜虽名为汝、洛诸州都统，率神策、博野等军10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却派左军马军将张承范等率神策军前往拒战。当时，神策军士皆是长安豪富子弟，只是为了厚得供给和赏赐才贿赂宦官挂名军籍的，平日高车大马，悠然自得，未尝经歷战阵。所以一旦听说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相哭，为了逃避战事，多以金帛雇商贩与贫民代行。十二月一日，黄巢大军进至潼关，唐守关将士断炊，士气低落。义军奋力攻关，而尚让又从被称为“禁坑”的关旁谷中小道迂迴到关后，前后夹攻，官军溃退，博野乱军直奔长安，大肆劫掠。 黄巢一举破关，又乘胜攻克了华州（今陕西华县），留部将乔钤驻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捣长安。十二月五日，百官刚刚退朝，传闻博野乱兵入城，即各自逃匿。僖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只有很少人从行，文武百官及诸王、妃多不知皇帝去向。 当天下午，黄巢前锋柴存未受到任何抵抗即顺利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至灞上迎接。黄巢乘坐金色肩舆，其将士皆披髮，束以红绫，身穿锦袍，手执兵器，簇拥黄巢而行。义军浩浩荡荡，“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黄巢终于实现了“沖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黄巢军意气风发地进入长安城，长安市民夹道观看，尚让一再告谕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在街道上每遇到贫民，“往往施与之”。 十二月十二日，黄巢进入太清宫。翌日，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并大赦天下。黄巢封其妻为皇后，尚让、赵璋等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等为尚书，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等为尚书左、右僕射兼军容使。黄巢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復原职。可见，大齐是由农民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 农民军憎恨官吏，对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等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皆杀之”，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拒不投降，“举家自杀”。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被杀。农民军给唐宗室、公卿士族以巨大的打击： ……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 诗人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歷史事实。 大齐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黄巢起义军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昔日威令天下的公卿贵族已被打翻在地，而倍遭欺压凌辱的贫苦农民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做了大齐皇帝，扬眉吐气，这无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时有人写诗道： 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 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 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虀。 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 黄巢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却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追击望风而逃的僖宗朝廷，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所以僖宗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大力围剿起义军。 中和元年（881年）正月，诏令镇东、太原、代州等藩帅各发本道兵并赴京师讨伐义军。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秦州、鄜延、夏州等节度使“同盟起兵，传檄天下”。七月，又以宰相王铎兼滑州刺史，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徵兵赴关内”。僖宗调兵遣将，各路军马陆续向京师进发。黄巢称帝后，曾遣使调发河中（今山西永济西）粮饷。唐河中将王重荣拒战，缴获粮饷40余船。 第49页 三月，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陷了邓州（今河南邓县），以阻止荆、襄官军北上。接着又遣尚让、王播率军进攻凤翔（今陕西宝鸡）。尚让以为郑畋乃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麻痹轻敌，中了埋伏，大败而归，损失2万多人。原已投降义军的唐夏绥节度使诸葛爽这时也背叛了义军。四月，黄巢任命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为唐将所攻杀。这时部分官军已分别进至长安附近的渭北、沙苑、渭桥、武功和盩厔（今陕西周至），渐渐逼近长安。黄巢误以为唐大军赶到，急忙率军出城东走。 唐军入城大肆劫掠，乱不成军。黄巢夜宿灞上，听说官军已乱，又无援军，回师攻城，官军大败，“死者什八九”，义军收復了长安。这时，义军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已撤离长安，也慌忙弃城而走。稍遇风吹草动，黄巢及其将则弃城而走，这一事实说明大齐政权还是很不稳固的。 黄巢再次进驻长安后，也极力想打开局面。六月，遣其将王播围攻兴平（今属陕西），击败了唐邠宁节度使朱玫。八月，黄巢将李详击败唐昭义节度使高浔，乘胜收復华州。十一月，孟楷、朱温进军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唐邠、夏二军败归本道。中和二年（882年）二月，朱温再次攻占了同州。 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黄巢“号令所行，不出同（今陕西大荔）、华（陕西华县）”，基本上仍局限于长安一隅。一些地主武装多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兼之义军又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即使在其势力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由于长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充足的供给，长安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将士或以树皮充飢。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义军发起总攻时，形势便急转直下，歷时3年的大齐政权也就很快崩溃了。 中和二年九月，朱温变节降唐。李详也欲投降，被黄巢所杀。黄巢任命黄思邺为华州刺史，但到了十一月，即被李详旧卒逐出。中和三年（883年）正月，沙陀李克用率兵5万进至沙苑，击败了黄揆。二月，黄巢见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将吃光，便“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搤蓝田道”，为撤离长安做好准备。同年四月，唐诸镇兵从四面八方会集京师。李克用与河中、忠武镇将率先出战。黄巢率大军于渭桥迎战，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攻击，义军大败。 四月十四日，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这时义军尚有15万。黄巢扬言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在撤退中，义军把辎重珍货遗弃于道路。官军在长安大肆抢掠之后，又在路上争先拾取财物，不再追击，故黄巢“得整军而去”。 五月，黄巢骁将孟楷率万人奔袭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迎战败北，遂归顺了义军。接着，孟楷又进攻陈州（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犨早有防备，乘机袭杀了孟楷。六月，黄巢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黄巢还在州城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 在黄巢围攻陈州时，唐廷不断调动军队，以围剿农民军。七月，朱全忠（朱温投降后，被唐廷赐名）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九月，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东面兵马都统。十二月，陈州被围困日久，即向邻道求救。于是忠武镇周岌与时溥、朱全忠等皆率兵前来救援。 中和四年（884年）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岌等诸路救兵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5万前来增援。黄巢围攻陈州数百天，却始终未能攻克。这时李克用会同许、汴、徐、兖等州军马向陈州进发，先击败了驻守陈州北的太康尚让军，又击败了陈州西的西华黄思邺军，于是黄巢从陈州周围撤军，退至陈州北的故阳里。五月，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黄巢军营为水所漂，又听说李克用大军将至，遂奔向汴州。 当黄巢军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汴河王满渡口渡河时，李克用乘势袭击，义军大败，死伤万余人，尚让率其部下投降了时溥，别将李谠等人投降了朱全忠。义军损失惨重，黄巢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又追杀到封丘（今河南封丘）。这时又遇大雨，黄巢只收集散兵近千人，冒雨东奔兖州。 六月十五日，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至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战，其众殆尽”，与其外甥林言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这时，林言见大势已去，“惧追至并命”，于是便乘机杀了黄巢及其兄弟妻子。林言持黄巢等人首级欲向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沙陀博野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及黄巢等人首级一併献于时溥。 黄巢残暴毒虐，观念狭隘，嗜好滥杀无辜，攻克长安之后不思进取，未消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又缺乏经济政策，最后被唐军击败。黄巢从子黄皓率残部流窜，号“浪荡军”。昭宗天復初年，进攻湖南时，为湘阴土豪邓进思所伏杀。至此唐末农民起义结束。 第50页 黄巢死了，但他手下投降的朱温，却最终将唐王朝埋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第二节鲜血洗城，铸败亡之祸 应该说，黄巢起义在初期的确有着自己的抱负与雄心，是为了让天下的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但随着起义的不断发展，后来的黄巢却滑进了连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深渊。比如黄巢第一次进长安的时候，还能够做到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但当他第二次进入长安的时候，却因为长安居民在唐军反攻的过程当中提供帮助，愤而纵兵大肆屠杀，谓之洗城。这种屠杀与起义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后期黄巢军队因为食物不足，甚至于公开设立人肉磨坊，将一些活生生的人推进去，磨成碎肉供大军食用。史载黄巢转战千里，杀人如麻，同时也是伏尸千里。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只能作为流寇，给全天下百姓更大的伤害。 不过这些只是后话，或者说是根本原因。而黄巢起义最终败亡的直接原因，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以下5点： 其一，没有基地。 转战千里听起来威风八面，但也暴露了起义军缺乏一个稳固的后勤补给基地的弱点。所以他们只能胜，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攻下去，从中获取唐军的补给物资。一旦他们的攻势受阻，就会立刻陷入困境，动辄吃草根、树皮或者是人。 其二，没有乘胜追击。 当黄巢占领长安，开国建都的时候，实际上天下已经大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了。只要他果断出击，歼灭唐僖宗的残余势力，后续的城池自然可以轻松收入囊中。但是他却放任唐僖宗在四川慢慢地积攒自己的军队，同时号召各地军队围攻长安，最终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严峻形势之下，黄巢只能撤出长安，继续自己的流寇生涯。 其三，放弃江淮，进入关中。 唐朝时，江淮地区已经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与产粮地区，而关中经过多次战乱与洗劫之后，早已经大不如前。况且作为唐帝国的都城所在，关中地区也是他们实力最为强大的地方。进入关中，意味着两方势力的最终争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再无缓和发展的余地。而所有人都知道了，其实黄巢并没有准备好。 其四，围攻陈州。 这一条有些唯结果论了。如果黄巢真的能够攻破陈州，那么局面会为之一变，不仅自己得到充足的补给，也会将唐帝国收復长安的战略意图打破。但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没有后勤基地的黄巢军只能胜不能败，他们在陈州城下碰得头破血流，反而给了唐僖宗从容调集军队的时间。 其五，用人不当。 例如，在第二次进入长安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流氓出身的驻守同州的朱温叛变投敌。这样一来，长安东北门户被打开了，形势更加严峻。而投降黄巢的凤翔节度使郑眦是一个两面派，他在表面上归顺了黄巢，暗地里又挖战壕、筑工事，准备伺机反扑。还有黄巢的太尉兼中书令尚让在关键时刻投降了时溥。 关于黄巢的结局，千年来众说纷纭。最令人疑惑的是，在记述唐代的正史中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说黄巢是被他人所杀，另一个却说是自刎而死。 《旧唐书·黄巢传》中对于黄巢之死有如下记载：“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不仅如此，《旧唐书》的《僖宗纪》《时溥传》和《资治通鑑》《桂苑笔耕录》《北梦琐言》等其他书籍也都有着同样的记载。 难道黄巢不是自杀，而是死于外甥林言之手？ 林言是黄巢的外甥，是黄巢身边一名重要将领。在黄巢进入长安之后，曾经选择500个武艺高强的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部队，叫做控鹤。实际上就是禁卫队，并且黄巢任命林言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军使。 《新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兵败狼虎谷时对外甥林言说，你拿上我的首级去献给唐朝，那么你还可以求得富贵！林言不忍心杀黄巢，于是黄巢自刎。 《新唐书》成书于宋代。而在这部书之前的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编成，后世为了加以区别，把五代时期编撰的《唐书》称为《旧唐书》，而将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所编撰的这部称为《新唐书》。 专家介绍，《新唐书》修撰的时代较为安宁，因此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此时得到了徵集和整理。 有传说，黄巢是被贴身大将所杀。 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洞窟。这个石窟就是敦煌莫高窟。令唐史学家没有想到的是，在敦煌残卷中竟然透露出了黄巢死因的蛛丝马迹。 敦煌文书里有一件《肃州报告黄巢战败等情况残卷》，写道：“其草贼黄巢被尚让杀却，于西川进头。”公元884年五月，黄巢在今河南中牟西，遭沙陀骑兵突袭，牺牲万余人。在此危急关头，尚让却率万人投降唐廷。 有推测，尚让很可能在混战之中将黄巢杀死。这个战报被立即飞报朝廷和作战军队，这一情节就被记载在《肃州报告黄巢战败等情况残卷》中。 唐代学者崔致远所着的《桂苑笔耕录》中记载的信息说明，唐将时溥引诱黄巢起义军当中投降的将领把黄巢杀死。 令人疑惑的是，如果当时有人杀死黄巢，必定立下大功。即便是作为帮凶，其名字也会名扬四海，并为各种史书所记载。但关于尚让杀黄巢的说法，在迄今发现的史料中记载的只有一处。 第51页 在宋朝邵博的《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中曾经提到，若说杀黄巢于狼虎谷，献首于徐州，两地相距约五六百华里，快马也要3天路程，而徐州至成都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也需20天。当时又值盛暑，“函首”恐怕早已腐臭不堪了，更何况黄巢兄弟六七人，难言其中就没有与黄巢状貌类似者。 如此看来，很有可能在狼虎谷中被林言杀死的只是黄巢的替身。 宋人刘是之的《刘氏杂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五代时有一个高僧法号翠微禅师，这个人就是黄巢。更为传奇的是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记载说，“黄巢后为缁徒，曾主大剎，禅道为丛林推重，临入寂时，指脚下有黄巢两字”。 在这些史料中，虽然黄巢起义军在山东狼虎谷几乎全军覆没，但此时黄巢并未身死，他用金蝉脱壳之计瞒过唐朝追兵的眼睛，在逃出狼虎谷的残军中依然有黄巢的身影。 还有传说，黄巢后来出家为僧。 王明清的《挥麈录后录》卷五说：张全义为西京留守，识黄巢于群僧中。西京是河南省洛阳市，那么张全义为何会在众多的僧人当中认出黄巢呢？ 那一天，笃信佛教的张全义到寺庙中礼佛，他无意中发现对面来的僧人十分眼熟，定睛看去，他大吃一惊。四目相对，黄巢的眼神中并没有流露出张全义脸上的惊奇，而是面色平和，拂袖而去。 也许此时张全义的心中既惊诧又疑惑，但对于黄巢的身份，作为太守的张全义不难确定。难的是性格复杂的张全义始终保守这个秘密，直到把它带进坟墓。 也许如《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公元884年黄巢已经死于狼虎谷，一代枭雄的传奇就此画上了句号。 也许如后世的传说，黄巢从狼虎谷侥倖逃脱后，数年之后，他从洛阳来到宁波雪窦寺，潜心修习佛法，并成为一代高僧。年迈的他在明州的望春桥上独倚栏杆，细细品味着风云岁月，冷眼旁观着纷乱的天下，等待着唐朝嘆出最后一口气，然后落日一般融入东去江水的尽头。 第三节大唐，积重难返，辉煌不再 唐代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名存实亡。在全国各地，藩镇节度使掌有地方政权与大部分兵权，也大都成为世袭制，不受唐王朝的统治。故而，晚唐的政权主要以平息叛乱为主，而无暇顾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加之安史之乱的原因，使唐朝的国力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李唐王朝因此再未恢復往日的盛世景象。肃宗（756～762年）及其之后的代宗（762～780年）、德宗（780～805年）等皆昏庸无能，宠信奸臣，疏远贤良，致使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恶化，吐蕃、回纥等外族不断对唐帝国构成威胁，此时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重重。 公元806年，宪宗（806～821年）刘纯即位，在朝臣的帮助下，夺回了由藩镇割据的淮西等地，暂时使唐朝恢復统一。但宪宗自认有功，专断独行，宠信宦官，最终为宦官所害；之后，宦官的地位甚至与皇帝不相上下，成为了唐帝国的真正掌权者。 自穆宗即位后，唐皇多信服食长生药，在以后的9代皇帝中，仅因服食丹药而死的就有3人，更加速了李唐王朝的灭亡速度。直至公元874年，黄巢、王仙芝等人起兵反对唐朝，其中有些坚持了数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自此，唐朝被封锁在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小圈子里，唐帝国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公元907年，曾为黄巢部下后归降唐朝的梁王朱全忠，逼迫唐哀帝退位，自己代唐称帝，建立了梁朝。至此，李唐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唐朝前后共289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歷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一直到现在，一些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 大唐，经过多次战乱、起义、宫廷政变之后，终于积重难返。但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却是大唐的风骨也随着国家的衰退而再不重现。 唐朝那种开明的民族政策被认为是失败的，不仅带来了唐帝国的衰弱——其根据大概就是安禄山是胡人——同时也带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当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无视就算没有安禄山这样的胡人，其他的朝代内部叛乱也是此起彼伏，当一个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这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他们也会完全无视晋亡之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持续时间与破坏性丝毫不亚于五代十国。 第52页 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与这样的观点，从此之后对于“华夷大防”那是谈之色变。别说任命少数民族独立为官甚至是自领一军，就算是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外族人，那也往往是各种排斥与羞辱。因为这样的心态，后世中国往往陷入一种封闭自守的状态，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最好的与最强的，不必也不需要跟外界有什么交流与接触。这在明清时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带来的后果也是异常惨痛的。 同样的，重文同时重武的政治体制也被认为是唐朝祸乱的由来。在唐以及之前的朝代之中，几乎从未听过被边患弄得无能为力的情况发生——就算是强大到极致，在世界上也闯出了自己名头的匈奴、突厥等族，同样被中原王朝打得一败涂地。但宋之后，对于文官的异常重视，带来的就是武备的松懈与尚武精神的缺失。甚至一个弱小的民族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原的王朝，同时从中原拿走他们想拿的任何东西。 政治上，宦官的强大让后世的王朝都有了自己的警惕——但正如秦汉有宦官专权一样，唐之后的朝代往往也只是警惕而不能避免。毕竟作为自己的身边人与贴心人，宦官与皇帝天生就有一种亲近，而这种亲近无论怎样贤明的大臣也无法取代。所以明朝时宦官同样专权，而且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然，这种随心所欲废立皇帝的宦官再也没有出现，我想这也是唐朝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我们真的曾经错过了一个这样的时代：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方位强大，军事上不断开疆拓土，外交上万邦来朝，经济上独树一帜，政治上清明奉公，科技上也强盛发达。至于文化上，直到今天也很难有哪个国家说能够超越。 是的，我们真的错过了。 从黄巢起义被平定之后，大唐还苟延残喘了23年。在这23年里，中央政府的政令基本出不了长安；同样也是在这23年，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 那么，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大唐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七章 如果 第一节如果，没有安史之乱 在歷史资料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添加上“如果没有发生”几个字，可能影响的不仅仅是接下来的几年、几十年时间，而是会关系到未来所有歷史进程的走向。这就是蝴蝶效应。 史学家们说歷史的发展往往有其必然性，但同样的，歷史的发展往往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比如，吴王阖闾在某次战斗中大脚趾受伤——换在今天顶多用点药水贴块创可贴即可——但他就此一命呜唿，后来才有了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这叫做歷史的偶然。但阖闾不死于大脚趾受伤，也可能因病、因伤、因毒、因落水等等原因死得莫名其妙，就算他不死——只要其中任何一点成立，他自己也可能成为卧薪尝胆中的反派人物，这就叫做歷史的必然。 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安禄山与杨国忠已经闹翻，时时为其所忌恨。而杨国忠是杨贵妃的亲戚，也就是传说中的外戚。那么，安禄山为什么没被杨贵妃的枕头风给吹出个好歹来呢？当然，因为安禄山本身便是杨贵妃的干儿子，在某些野史上还留下了他与杨贵妃不清不楚的一些偷情故事。因此，杨贵妃不会去拉偏架，也不会撺掇唐玄宗早早地收拾安禄山。 那么，唐朝的歷史在这里开始转折——安禄山得罪杨国忠，杨贵妃觉得干儿子毕竟还是不如自己的血脉之亲，于是在玄宗面前说了安禄山的坏话，揭发其拥兵自重、野心勃勃，时刻准备造反的阴谋。因为杨贵妃深为受宠，唐玄宗相信了她的话，将安禄山召回京师。 自信的安禄山觉得自己深受玄宗信任，就算去了长安也没有什么危险，自然而然就立马赶回长安。这一来就如龙游浅水，虎落平阳。对于政治手腕已经高超到化境的唐玄宗来说，只要他有了防备，将安禄山提拔为高官入朝，从此再不准他返回自己的地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要忘记大唐本身就有让边将入朝作官的先例与传统。安禄山在京孤家寡人，自然再也不可以掀起什么叛变。 兼领三镇节度使会助长野心，使本来的忠臣变成奸臣，本来的奸臣变成叛贼。唐玄宗将安禄山留在长安，同时徐徐消除他的势力，从此之后再切实奉行关于边将“不久任、不兼领”的规矩。虽然有些重外轻内，但当时的节度使互相制衡，无人能够反对他的决定。后续再挑选边军中的精锐士卒入京加入神策军，充实自己的实力。 这样，虽然府兵制日渐崩溃，但唐朝还是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内外兼顾”的军事体系。外则少数民族不敢寇边，内则边镇统帅无法造反。 这样看起来，似乎只是稳定了内部，但不要忘记，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几乎已经没有足够威胁到唐朝的存在。阿拉伯帝国因为自身的穷兵黩武已经日渐衰落，唐朝兵锋之下整个西域无人不从。而北方的突厥早已经是一蹶不振，无力对唐朝造成任何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玄宗退位，后续若是再有帝王如汉武帝一样拥有开疆拓土的野心，他将有着比汉武帝更坚实百倍的基础。无论是往西进攻一直到达欧洲边缘，或者是向南一直达到东南亚，或者不断地吞食吐蕃与大食帝国，都可以将领土扩大数倍。 第53页 而唐朝最为困扰的土地兼併问题，通过一则简单的移民法令就可以解决——只要愿意移民过去的农民，都可以得到一份土地。这种政策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也避免了民多地少的矛盾与冲突。农民能够吃得上饭，哪怕是需要走到世界的尽头去耕种，也不可能被人煽动起来造反——除去黄巢起义的大破坏，大唐可以从容地解决自身的问题，将矛盾转移到国外。 作为与外界交流异常发达的强盛国度，唐朝几乎可以一直保持强大——如果没人活不下去，野心家又得到了很好的遏制的话。当然，谁也无法保证唐朝是否会再出一位昏君，从而葬送大好河山，但至少在当时来讲，称霸东亚，遥望欧洲并不算是梦想，而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实施就行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史之乱并不仅仅是让整个大唐帝国陷入衰退，同时也让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衰退——直到400多年后明朝的建立，中原才再次恢復了一点昔日的荣耀。这是一个多么久远的时间！足以让弓箭变成机枪，风筝变成飞机，也足够让世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那时候，谁知道呢？也许会产生一场中国式的大航海运动，也许会出现我们自己的瓦特与蒸汽机！ 第二节如果，没有宦官之祸 如果没有宦官为祸，唐朝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是一个很大也很难解释清楚的问题，因为歷史的变数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只需要更改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条件，就可以产生让人惊掉下巴的超级变动。更何况宦官专权作为中晚唐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特点，如果完全去掉的话，不仅仅是蝴蝶扇动了几下翅膀，恐怕是直接扔下了一枚原子弹，将我们所熟悉的歷史炸得支离破碎、茫然无存。 但不管这种假设是如何的困难，我们还是应该试着假设一下。毕竟宦官专政对于唐朝来说近乎毫无好处可言，所带来的只是破坏与屠杀。相比而言，虽然明朝的宦官专权同样严重，但他们多多少少也为国为民作了一些贡献，比如着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就是一名宦官。而汉朝也同样受困于宦官专权，但如果没有宦官抗衡的话，汉朝那些或者小或者蠢的皇帝们恐怕早就被兇狠的外戚窃夺了皇位。 唐朝却跟这些完全不同，终唐一世，除了武氏当权的时期，几乎没有发生过外戚蛮横的情况。同样的，宦官们除了争权夺利与杀人之外，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值得在史书上记录一笔。 那么现在，我们假定，唐朝并没有宦官专权，甚至不存在宦官这种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景呢？这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毕竟基本照抄了唐朝制度的日本，就没有出现宦官制。 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 如果没有高力士在其中撺掇的话，唐玄宗未必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封为妃子。虽然说我们不能将一个王朝的兴衰都推到某个女子身上，但杨氏家族在整个天宝年间的所作所为确实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杨国忠为首的一帮杨家人，才能基本没有，但是嫉贤妒能的心态却保持得非常良好。 通过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宰相，唐玄宗继位初期的那些明臣良将近乎被一扫而空，剩下的只不过是一些阿谀小人，这些人又从底部开始不断蚕食大唐的基业。所以直到安史之乱前夕，大唐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无比光鲜，但是内部却已经烂得透了，只要稍微受一点外力，就会支持不住，轰然倒塌。 如果没有高力士，也就没有杨玉环，唐玄宗虽然怠政，但李林甫之后，他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或者这样一帮破坏大唐的蛀虫。同样的，如果后宫少了这样一位深得其心的绝色佳人，唐玄宗在晚年就算是耽于女色恐怕也会有限。 另一方面，少了杨贵妃这样一层干儿子与干妈的关系，唐玄宗作为一名优秀或者说具有能力的帝王，显然不会对安禄山再抱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信任，让其兼领三镇节度使。这样一来，就算安禄山想要造反，也没有那个实力。 将一场有可能颠覆大唐盛世的叛乱消于无形之后，唐玄宗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剩下的不过是将自己的江山传给一个值得信任的儿子。 至于后面的皇帝会是怎么样的，其实很难分辨。我们首先得排除两种可能：其一是这个皇帝英明神武到令人膜拜，将大唐帝国一手推向了从未达到过的高峰，并且解决了所有的国内问题，使得大唐衰落的机会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概率实在是比较低；其二是这个皇帝蠢到无可救药，败坏家底的功底跟隋炀帝持平，可以将一个大好的盛世在十几年的时间之内就败光，天下烽烟再起群雄逐鹿——这样的概率同样很低。更可能的是后面的皇帝不过是中人之姿，干不了多少流芳百世的好事，同样也干不了多少遗臭万年的坏事。于是，大唐保持着自己一贯的发展节奏从高峰慢慢滑落，然后与所有伟大的帝国一样逐渐成为歷史的尘埃。 但这种避免了“突然衰败”的场景，就已经足够可怕了。 可怕之处在于，当时没有任何的竞争者，这样大唐可以在“从盛世到末日”的这几十或上百年间，做下无数的事供后人凭弔。当然这并不是皇帝的功劳，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皇帝既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太蠢。但任何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发展都有着自己的节奏，大唐就按着自己的惯性逐渐前进，就已经可以甩掉当时所有的国家一大截——遥远到就算最后发生一些问题，他们也追不上来。比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整个东亚已经可以列为唐文化范围，更远的地方要么是不毛之地要么就是偏远山区。而往西，还有一大片的地盘等着唐帝国去接收。毕竟当阿拉伯帝国开始衰败之后，根本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唐帝国西进的步伐。 第54页 占领西域，控制中亚，然后继续往西，没准最终能直接到达欧洲，然后让欧洲的那帮骑士与封建领主们感受一下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这几乎是一定的，因为只要是在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儒家文化的诱惑，这可是保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利器，同时也是维护自身统治的最好手段。儒教将成为一种新的信仰进入广阔的欧洲大地，并且与基督教分庭抗礼。 天，如果到了这一步，我们还能怎么发展下去？没准这篇用电脑打出来的文字已经不復存在，每一个字都得用毛笔在宣纸上浸染，书名也从《假如这不是唐朝》变成了类似于《壮哉，我千年大唐》。 看，仅仅是没有宦官，就能产生这么多如果。 那么，如果直到安史之乱之后，宦官才忽然之间全部人间蒸发了呢？ 这种情况其实也很难分析，至少皇帝们不用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与自己的家奴争权上，而能够拿出哪怕只是一部分放在治理国家、釐清政治上面。虽然科举考进来的那些士子未必就是救国的栋樑，但因为没有八股文的束缚，他们的水准绝对不会差，甚至稍微锻鍊一下都有可能展现出自己的光芒。 不管怎么样，就算让这些新手来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也不会比宦官们更差了。 至于各个节度使拥兵自重虽然很难办，但他们毕竟还需要一个大义的名分，只要皇帝不是太激进，别一下子得罪了全部的节度使，更换个把人根本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反弹与叛乱。慢慢地剪其羽翼之后，则可以逐步地收权中央。这个过程可能很缓慢，但皇帝们天生就应该拥有这种本事，何况就算面对任何一位节度使，中央的力量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想办法治疗安史之乱带来的痛苦了：兼领节度使当然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同样的，任何一个有能力发动叛乱的人都将受到严密的监视——我们将有幸看到唐朝版的锦衣卫诞生，或者是当时的君臣想出一种更好更巧妙的法子，以保证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这一切保证了，就算唐帝国无力向外扩张领土，但保持自身的强大与繁荣却是很有把握的。在整个世界的文明都处于衰落期的阶段，能够保持自身的强大，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所在。 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宦官而已。 第三节如果，没有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在整个国家的互相攻伐当中，耗尽了唐朝的最后一丝元气，也真正使得整个国家再没有一点中兴的可能。也正是黄巢的部将朱温最终覆灭了唐朝，使得整个中原大地进入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当中。这种长期战乱带来的又是整个社会的倒退，无论是疆域还是军事力量都大大缩水。到了宋朝之后，中原甚至失去了幽州天险与养马之地，无数英勇的士兵不得不去正面对抗外国骑兵，就算打赢了，因为自身没有良马，无法组建强有力的骑兵，而不能扩大战果。所以，从这时起，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战争总是处于负多胜少的境地，平时没事被人摸上门来抢劫一番更是司空见惯。 那么，如果没有黄巢起义会怎么样呢？ 黄巢起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规律。唐朝实行均田制，即土地归国家所有然后按人头配发给农民来耕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主荒地的开垦与耕种问题，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恢復，同时也限制了各地门阀与大地主的力量，减少了国家动乱的可能性。均田制的实行基础就是国家手里必须要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这在唐初时候毫无问题，因为经过隋末战乱有大量的土地抛荒，无人种植，将其收归国有显得顺理成章，也能基本保障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需求。 但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变革之后，均田制渐渐地处于崩溃的状态。究其深层原因，应该归结于农耕民族对于土地那种天然的占有欲望。如前文所说，唐朝时期人民经商成风，但经商在儒家传统里被认为是无根之木。这一笔生意赚了大钱之后，没准下一笔生意就会赔得血本无归，这种资本上的风险是纯粹的经商所无法规避的。如果是现在社会，商人们会选择不动产投资或者其他能够让资产固定保值增值的投资方式，以保证就算有个万一，也不会陷入万劫不復的地步再也爬不起来。 而在唐朝时候，人们同样会选择不动产投资，那就是买地。有了钱之后购买大量的土地进行保值，同时土地还能源源不断地提供产出以保障自己与家族的需要。这种一次性投资长久获利的方式为当时人所喜爱。于是商人阶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往往会转变为大地主阶层。 在天下太平的时候，这些情况虽然出现但是还比较少，农民也不会轻易地出让国家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但一旦天下有变，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哪儿还能考虑到将来？于是一小部分人就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并且通过各种手段逃避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不断谋求自己的私利。国有的土地就这样被逐渐转化为私有。毕竟一个强势的、能够轻易结交权贵并互相照顾的大地主，其能量要远远超过一帮农民的总和。 另一方面，当国家手里没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分配的时候，农民也无法得到足够的土地来耕种。人如果吃不饱肚子，自然而然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人少的时候就杀人放火、啸聚山林，人多的时候索性就兴兵作乱、横行天下。 第55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末农民起义有其固有的歷史原因，就算是没有黄巢出现，也会有李巢、张巢出来代替他的位置。本节所说的如果没有黄巢起义，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如果没有类似于黄巢这样的农民起义，其二是如果黄巢起义能够避免歷史上的一些问题。 如果要避免出现黄巢起义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也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做到。因为农民吃不上饭必然会造反，所以解决农民起义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解决让所有人能够吃饱饭的问题。那么，在唐朝时期这有可能解决吗？ 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如前文所说，唐朝均田制的崩坏使得作为国家基础的土地变成了动乱之源。在这个时候如果想解决土地不够的问题，除了简单粗暴地将那些大地主人身毁灭之外，还能通过很多别的途径来解决。比如，皇帝如果够聪明的话，就能够循序渐进地通过一些政治手腕使大地主们交出手中隐瞒起来的土地。 这也实现不了的话，也可以通过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来实现。国家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土地，是均田制的基础，却不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而均田制既然已经崩溃，也就没有必要再耗费许多的精力去弥补。真正重要的是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对等关系，而不是国家与土地。因为一块地放在那里，不管是皇帝还是地主都不可能亲自去耕种，他们只有通过农民才能获得收成。所以只需要通过法律将“地主拥有土地，农民耕种，国家徵税”这种体制制度化，那么就算是均田制彻底崩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地主阶层会通过各种手段隐报、瞒报、谎报，但这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因为不管他怎么瞒，土地总会在那里，土地上种的粮食也会在那里。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等，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简单来讲，国家不需要知道这块地到底是属于谁的，只需要指定谁来种这块地，然后确定交多少租子、再交多少税就行了。这可以称为变形的均田制，却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农民的吃饭问题一旦解决之后，就算是有野心家跳出来，也无法达到那种登高一唿、群体响应的效果。农民起义的概率与规模都会因此而大大改变，再也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 而如果黄巢不是那么不明智，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黄巢转战天下看起来很美，但总是使自己处于一种浮萍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却争夺国家政权的。如果黄巢能够富有远见，趁着中原腹地兵力空虚的时候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就不会时刻陷入许胜不许败的处境当中，同时手下的军队也能逐渐成为精锐。 作为新兴的政权，黄巢可以更为轻松地解决唐朝很难解决的矛盾，毕竟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牵绊，也没有一定的约定俗成之规。比如说，放弃均田制对于唐朝的皇帝来讲是改变了祖宗的规定，需要极大的魄力；对于黄巢来讲，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又比如，唐朝的皇帝不可能没事儿就干掉那些掌握了大量土地的地主，然后将他们的地分给农民；但黄巢完全没有这些顾虑，这种分地的政策不仅不会动摇他统治的基础，反而会使得他更为农民所接受。对于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来说，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与拥戴，天下就已经大半落入黄巢的口袋。 另一方面，因为根据地的不断补充，黄巢军队对于物资的需求就不是那么紧迫，也不会出现打进长安之后，明明四方都已经归降，却因为自己逼粮逼得太狠而再度反叛。没有了四方军阀们的掣肘，黄巢可以安心地调集大军追击唐朝中央政权，穷追勐打之下不给其喘息的余地。 到了这个时候，谁知道呢，没准他就可以开创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代明君。 那么，这种情况对于唐朝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没有经歷五代十国那种长时间的混战与少数民族入侵，唐朝人深入骨髓的那种开放与自信不会就此消失无踪。黄巢的统治会改变一些唐朝时期已经显露的弊端，却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唐人。 其次，中原王朝不会元气大伤，再也无法对抗四周的其他国家，也就不会丢失自身的军事传统以及养马之地。一支训练有素、战力出众的骑兵可以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做梦都想要的，而这对于新兴的黄巢政权来说不过是唾手可得。 另外，没有中原的长期衰弱，幽云十六州自然而然会一直处于中原的统治之下，而不会让整个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也不会有宋朝几代皇帝为了收復幽云十六州而殚精竭虑的事情。中原王朝在地理上已经扩展到当时的极限，四处都有雄关险要可以把守，事实上来说是极难被外来侵略征服的。 就算是以辽国、金国之强，也不过是与宋形成相持，而宋朝已经是公认的军事力量弱化，比起大唐精兵不可同日而语。就算是以后来横扫天下的蒙古铁骑来说，为了征服宋朝同样是损失精兵良将无数，当时的大汗蒙哥都死于征宋战役，前后打了几十年才终于拿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而如果是黄巢政权的话，没有自身的虚弱，避免宋朝的军事弱化，同时还有险可守，不至于一马平川、让人如入无人之境。那么，辽国、金国是否能够崛起就非常值得考虑，而蒙古的话，可能连他们统治的基础都不会稳固。因为任何一个强有力的中原王朝都不会坐视边境上出现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少数民族政权。 第56页 那么，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还真是值得期待啊。只是可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去见证，只能在想像中悠然神往了。 第四节如果，大唐的辉煌能够延续 大唐的辉煌能够延续，是比上一节更进一步的假设。可能是因为唐玄宗翻然醒悟，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他之后唐朝再次出现了一名睿智的皇帝——他能够看清唐帝国现在的问题与处境，并且能够拿出办法来解决。当然也有可能从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开始，就立下了“万世可法之法”，从而保证了国家持续的强大。 歷史的支流实在是太多了，多得我们几乎无法尽窥其全貌。那么，在封建王朝，是否存在这样的“万世可法之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皇帝决定天下兴亡的时代，一个明君或者昏君往往能够决定整个国家的走向。除了开国帝王以外，其他的皇帝往往自幼生长于深宫中，长于妇人、宦官之手，别说人生百态、世情如水，就连老百姓家里每天吃些什么、一个月要花多少钱都往往不清楚——这才留下了千古传奇“何不食肉糜”。 相对于按照血统关系来定传承的皇帝宝座来说，宰相的能力往往是值得认可的。无论这个宰相是忠还是奸，只要能够从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都是人杰中的人杰。用句俗话来讲，就是拔根头髮都是空心的。 所以皇帝只需要谨记一点：“不管我怎么样，肯定没有朝堂上站着的那帮人精明！”然后才根据这个原则去不断地调整国家的政策与治理手法，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大的变动发生。这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天赋异禀，但只要是大多数人的决定，往往不会糟糕到哪里去。所以在封建王朝只要能够很好地限制皇帝，使其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然就能做到长治久安。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皇帝无法放权，如果今天放权，说不定明天刀就直接架到脖子上了。可皇帝不放权，什么都抓在手里，很多时候天下万民的幸福就取决于他的智商与情商，这显然是不安全的。同样的，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天生就带着一种杀伐决断，如果有人逆他的意思，那么他就会很不高兴；皇帝如果不高兴，就有人要倒霉了。 如果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这种放权是很难实际进行的。古人忙了一辈子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想过但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幸好我们多了2000年的见识，自然可以提出解决办法——除了皇帝分权之外，下属也分权。唐朝其实已经走了第一步，就是将宰相一分为三，避免了相权对皇权的压迫。这样一来，对皇权的限制就没有了，头衔虽然是宰相，但如果不是特别强势的话，与其他官员也没有太大的分别，生杀予夺同样都取决于皇帝。 在这里可以借鑑一下明朝的制度，明朝的内阁已经具有了现代君主立宪的一些雏形。皇帝不能随便下命令，不能为所欲为，甚至于不能决定自己的继承人。但另一方面，皇帝本身也具有很大的权限：虽然不能控制天下官员，但可以控制内阁，再通过内阁去控制外面。同时，内阁的人选由百官推举产生，皇帝只能选择是与否，而不能直接决定人选。这就很好地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也很好地限制了内阁的权力。 现在假设唐太宗李世民灵机一动，忽然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制度，能否将辉煌再延续下去呢？ 首先，武后恐怕是很难夺得帝位了，虽然她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但身为女子，面对一大帮李唐老臣，她也无能为力。毕竟所有的圣旨都需要内阁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国器私用的可能性，哪怕那个人是皇帝也不行。 这样一来，出现奸臣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但谁也不能说从此就世无奸臣，世间的一切，说穿了都是一个概率问题，本节所叙述的，也就是众多可能中的一个而已。 没有了大规模的奸臣，那么会不会出现宦官专政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就是宦官权力的来源。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奴，其本身的权力影响范围是不会出皇宫的。因为是皇帝近臣，所以很有希望做到欺上瞒下、任人唯亲，从而把持朝政。在皇帝是唯一的权力中心的情况之下，只要掌握了这个权力中心，自然能够得到足够的权力。 但现在皇帝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了，至少有一个内阁能与其抗衡。那么也就是说，宦官就算权力大到没边了，也顶多就是站着的皇帝而已，内阁还处于与其抗衡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明朝虽然宦官弄权也很厉害，但再牛的宦官也不可能爬到皇帝的头上去，甚至于只要皇帝一句话，无论你是“立皇帝”还是“九千岁”，都只能引颈就戮。 确认了这些事实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样是否能够延续唐朝的辉煌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到，唐朝的强盛与繁荣并不只是某一方面或者是某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从上到下的风气与心态。而这些内容的形成与丧失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人能够扭转的。在这种制度之下，不会发生大的变动。那么，以唐朝那种外无敌国的战略环境，可以相对比较轻松地化解掉国内的矛盾。唐朝君臣甚至都不需要举起变法或者改革的大旗，只需要将自己的压迫力度稍稍放缓一些，以唐朝的富庶就足够老百姓心满意足。 第57页 那么，如果唐朝的辉煌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作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全面繁荣的强大帝国，唐朝相对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显着优势。在这样的优势面前，只有内乱或者交通不便能够阻碍他们向外界扩散自己的影响。 当疆域达到那个时代的极致之后，擅长经商、风气开放的唐朝人将把全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进自己的国家，使得商品贸易异常发达，从而最终产生重商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萌芽。他们也不需要进行所谓的大航海探险，毕竟大航海的初衷与出发点不过是寻找新的通往东方的航路而已。 另外，作为阻隔了东西方商路的阿拉伯帝国，因为其固有的政教合一属性，很难与唐朝产生竞争。同样的，唐朝已经强大得连碰一碰都是危险的事情，也没有谁会咬着牙一定要与它死磕。相对而言，并不歧视异族也乐于接受外来事物的唐朝，只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就可以保持商路的畅通，从而将自己国家的商品输入全世界。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当陆上的扩张进行到极致的时候，大海不可避免地成为唐朝人下一个征服的目标。他们也许还无法造出如明朝那样上百米的远洋宝船，但他们的探险、开放精神却远远胜过了明朝人。只要有一小部分人通过航海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那么后续自然会有无穷无尽的人跟进。这种蜂拥而来的大冒险者们同样的也会促使造船科技不断进步，也会对船的航速提出更高的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风力或者划桨都将无法满足广阔无边的大海，下一步是什么呢？蒸汽机吗？谁知道。 唐朝的文化不断繁荣，最终也将突破儒家思想的限制。当然，他们本身受到的限制相对于后世来讲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思想上的突破意义非凡，甚至可以促使整个国家发生巨大的改变。比如，欧洲正是因为文艺復兴，才为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障碍，而唐朝因为没有教廷的束缚，其思想与文化上的突破将来得更为容易。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会改变，也许君主立宪的雏形会变成真正的君主立宪，也许就会轮到我们用坚船利炮去叩开别人的海关，也许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号依然是唐。 你看，这是一幅美好的蓝图，但你不得不承认，如果全部的前提都能够出现的话，那么这结果也同样能够出现。 可惜，歷史没有如果。 可惜，我们错失了歷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