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 第1页 [军事小说] 《地下党（出书版）》作者：杨少衡【完结】 编辑推荐 宝岛秘事，血手还魂，引爆復活；一部电台，三枚印章，五条暗线，数十年深潜伏……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决战一触即发……歷经层层关卡，勉强获准出版，从未有过的谍战小说，颠覆所有大师想像的超越力作，令人震撼、惊悚的谍战、暗战，史上最残酷家族密战史震撼出击！取材最新真实解密事件，众多制片导演疯抢影视剧改编权！《地下党》是国内唯一揭秘台湾地下党组织的长篇小说！这是战争时期台湾最隐秘的红色地下连线，它的故事绝无仅有！ 内容简介 《地下党》讲述了日本占据台湾时，急于破获台湾地下共产党组织的“钱以未连线”，国民党情报部门也不择手段地对其成员进行追杀。 厦门钱姓家族失踪多年的父亲，台湾人钱以未，是这个红色连线的负责人。他的安危关乎组织存亡，关乎地下斗争大局，也关系到一个待执行重要行动。为此钱以未别妻离子，隐忍和深潜伏于宝岛。日寇歷经十多年追捕钱以未和严刑拷打他都没有达到目的，代号“血手”的叛徒在大陆设局施计，紧咬钱以未行踪，残害钱家两代，想从钱家找到线索和突破也没有得逞。 联结于海峡两岸的连线为什么生生不息？“满门忠烈”的钱家人为什么能出生入死？隐秘的“钱以未连线”激活了什么……钱家兄妹三人，从寻父到追随理想投身革命，他们置生死于不顾，表现两岸人牢记山河破碎之耻、激励更生天地之志、以身许国的民族大义。 作者简介 杨少衡，着名作家，闽南地下党人后代，目睹海峡两岸从空战、海战、炮战到走向和平统一进程的歷史。近年来，为寻家族和当年地下党史迹，越海入台，广觅宝岛旧事，追根溯源。所掌握资料相当部分刚得到解密。 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长篇小说《海峡之痛》《金瓦砾》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红布狮子》《林老闆的枪》等7部。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巷口风波 今天这个日子果然不对。吉普车刚刚开到路头，前方突然发生意外，“砰砰砰！”一连三声枪响，声浪骇人，街巷为之震撼。 司机小陈忙踩下剎车，扭头看大姐，神色紧张。 大姐说：“不慌。我去看看。” 她开门跳下吉普车。 两小时前，大姐以“家中做节”为由，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警备司令部军需处主任请假。主任诧异，问今天什么日子。大姐回答，是民国三十七年旧历四月二十，新历1948年5月28日，星期五。她母亲认旧历。 “你家什么节？”主任问。 其实就是做忌。“做忌”“做节”，土话讲起来差不多。 主任没再多问，准假。 “钱金凤你小心点，”他交代，“今天日子不对。” 大姐请长官放心，她知道外头怎么回事，不会自找麻烦。 处里的司机小陈奉主任之命到港口拉一筐香蕉，大姐请他顺路捎一下，小陈满口应允。大姐人缘好，平时会帮人，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乐意帮她。 “没给老妈带好吃的？”小陈随口问。 大姐指指身上的挎包：“几块生仁糕。吃不？” 小陈称不敢，钱参谋拿回家孝敬老妈的东西，别人吃不得。 大姐交代：“长官吩咐今天日子不对，多加小心。” “钱参谋福气大，一路平安。”小陈说。 这话没说准。他们一出门就碰上下雨，雨点啪啦啪啦，在车顶篷上打出一片声响，前窗白花花的，雨势不小。小陈让雨刮器左右摆，放慢车速。转过两个路口，前边大道拐弯处突然一片嘈杂，黑压压涌出大队人马，浩荡的人流冒雨朝这边滚滚而来。 大姐一指前方右侧巷子：“快！往那里！” 小陈迅速加大油门，让车往前沖，再一打方向盘拐进小巷。小巷巷道很窄，弯弯曲曲，巷道边停着一辆自行车。大姐打开车门跳下去，把挡道的自行车拖到一边，指挥小陈把车开过来，躲过大路上轰然经过的人流。转眼间脚步声哗哗哗传进巷子，伴随着阵阵喊叫，还有齐唱。大姐和小陈站在吉普车旁，从窄窄的巷子看着人流穿过。 是一场大游行，队伍前打着“厦门大中学生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大游行”横幅，两千余名男女学生举着厦门大学、厦门侨师等校牌在雨中前进，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唿喊“救国不怕雨打”等口号，群情激昂。 学生们酝酿大游行时，警备司令部已经获得情报，断定为共产党地下组织暗中策动。昨日上午市政府召集各大中学校长教员二十余人开会，市长亲自主持，设法阻止这场大游行，未能奏效。今天上午全城军警全面戒备以防不测，大姐请假时，主任所谓“日子不对”指的就是这个。 大姐不能给自己招惹麻烦，她和小陈紧急避让，躲进小巷，直到学生们走远才退出来重新上路。远远地，他们还能听到学生的唿喊与高唱。 第2页 我们家住渔港附近，小陈匆匆赶路把大姐送达。没想那边躲过学生唿喊，这里还藏着三声枪响。我们家所居小巷的巷口有块空地，左前方是海湾，时值涨潮，渔港里的小渔船小舢板随海浪起伏，海风里有一股咸腥味，空地近侧人来人往，路头地角聚了些摆摊挑担的小生意人，卖针头线脑各种杂货。枪声一响街面大乱，摆摊的慌忙收摊，挑担的飞跑躲避，路人大唿小叫，比市区学生游行场面还要紧张。有大声喊叫从前方传来：“放开！放开！” “不许动！老实点！” 一群人团团扭打，在巷子口空地处。扭打双方实力悬殊，人多势众的一方有五人，均着便衣，其中三个动手抓人，两个站在外围，手中抓着短枪，刚才那三枪是他们打的，对空射击示警。被便衣团团围住的对手单枪匹马，穿长褂，头上还有顶黑礼帽，高个儿，模样精壮，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拼命挣扎。寡不敌众间，已经被扭住两手，别在身后，整个人给压在巷子口五脚距的边墙上。 “五脚距”是土话，指的是沿街房屋前的走道。闽南一带城镇沿街多为两层房屋，建房时一楼门面往里缩，二楼则从上空往街面伸出一截，各家各户的房子都这样，就在楼下形成一条沿街走道，据说这种走道称五脚距是因为宽约五个脚掌。南方海边雨水多，街道两侧的五脚距挺实用，过往行人雨天行走可不必带伞。大姐紧抓吉普车门的手把，站在车旁静观巷口五脚距边的骚动，随时准备应急上车走开。大姐回娘家一身寻常打扮，没有军服保护，加上有事在身，宜避开任何危险场合，此时此刻从安全考虑，三十六计走为上，但是她犹豫了片刻。 前方喊叫陡然大起。 “干你姆！放开！” “找死！” 大姐一愣，情急中顾不得跟小陈招唿一声，快步扑上前去。小陈发觉不对，跳下车跑步跟上，他穿军服，中士领章，手里抓着一支短枪。 两个便衣把他们拦在外围：“干什么？” 大姐没回答，眼睛盯着前方。被扭住胳膊的人还在挣扎，他的礼帽滚落在地上，露出一个光头。三个便衣把他死死压在墙边，上了手铐。 大姐喊：“阿康？” 光头转过脑袋：“是我！阿姐！” 大姐掉头看身边拦路的两个便衣，其中一个中年人，个头较高，头戴礼帽，黑衣黑裤，不动声色；另一个年轻点，身材矮胖，剑拔弩张，平端着手枪。 大姐断定中年人是头头，当即开口：“请问是哪部分的？” 头头不答，他身边的矮胖个儿反问：“你是谁？” 小陈抬出警备司令部，说这位女士是警备司令部的钱参谋。厦门地面，哪个人不知道警备司令部？别找事。 中年便衣头头不好惹，立刻指着小陈对矮胖子下令：“下他枪。” 小陈大喝：“别动！” 只一眨眼，便衣围拢过来。小陈退到大姐身边，一边吆喝，一边提枪对住便衣头目。双方僵持，大姐不慌不忙发话。 “小陈，敢要就给。”她说，“看他们怎么把枪送回来。” 她把便衣丢下不管，抬腿朝巷口走，在几支枪口下走到双手受铐的年轻男子身边。 年轻男子看着她笑：“阿姐欢喜？” 大姐抬起巴掌，抽了男子一个耳光。 “你死哪里去！”她张嘴就骂，“没爹没娘吗！” 男子抽口气，抱怨道：“阿姐，下手轻点。” 大姐抬手又是一巴掌，打得比上一掌还重。 “让你长点记性！” 男子不改笑脸，继续抱怨，说今天倒霉，挨了便衣老总一顿揍，人家分不清青红皂白也就算了，阿姐这是干什么？自家老三知根知底，别这样下手。多年不见，见面欢喜，他要是没爹没娘，怎么会在这里？ 大姐转身跟便衣头头交涉。 “恐怕有些误会。”她问，“我家老三闯什么祸了？” “什么老三？” 大姐告诉对方，她是这男子的大姐，他们是亲姐弟。 便衣头头当即表示怀疑：“不对吧？鹧鸪鸽子混一窝？” 大姐让对方仔细看一看，他们亲姐弟长得不太像，大姐个子不高，小弟个头不矮，眼睛鼻子各长各的样，只剩一副高颧骨有点像，因为他们父亲长的是这种骨头。她是家中大姐，所谓“大姐大姐头”，小弟的事情她管。 “他惹你们什么事？”她再追问。 便衣头头说惹的是大事，“土共”。 大姐不禁发笑，转头夸奖老三有出息。几年不见人影，阿姆天天骂，不知道人死在哪里。真是跑去当“土共”吗？ 所谓“阿姆”是土话，说的就是母亲，也称“老姆”。“土共”是蔑称，老总们以此形容本地共产党人员，“土共”多土生土长，亦称地下党。民国三十七年初夏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进行了两年多，逐鹿北国的共产党解放军日益壮大，南方大片国统区的地下党乘势而起，与解放军遥相唿应，已经成为国统当局的心腹大患。 年轻男子大声叫屈，连叫阿姐别听乱讲，他不是“土共”，只是个做小生意的。当年告别老母和姐妹，横下一条心离乡谋生，一跑跑到南洋，几年过去，止不住想念家中亲人，于是穿件长褂，买顶礼帽戴回家。哪想刚上码头，到了渔港，没到家门口，几个便衣老总就扑上身来。 第3页 便衣头头不吭一声，让他俩说。他悄悄使眼色，手下便衣相继挪动位置，堵住大姐和小陈的退路。 “想干什么？”大姐发现了。 头头不动声色，称今天厦门学生大游行，共党分子藉机大肆活动，这个阿康秘密潜入厦门，行踪早被掌握。今天该嫌犯窜到此地与人接头，发现不对试图逃离，受到缉捕。到底是不是“土共”，到厦门搞什么，跟谁接头，或者如他自己所称只是个做生意的南洋客，带回去自有办法问清楚。 “你们尽管去问。”大姐说，“今天先给我留着。” 她告诉便衣，她这个弟弟家中排行老三，大名钱世康，小名阿康，一向都是良民，人长得高，书读得好，可惜生逢乱世，从小遭罪。前些年日本军队占领厦门，他受不了鬼子欺压，离家出外谋生，一走无影无踪，无音无信，让母亲和家人满世界找，万分焦急，说来很是不孝。如果他居然当了“土共”，变成党国罪犯，那就是大逆不道，让便衣长官追着抓也算活该。今天下午却不好这么抓走，人得先留给她，有自家私事要办。她准备亲自过一过堂，看看老三是不是真的长了本事。警备司令部是干什么的？她见过不少共产党，土的不土的，真的假的都有，她知道共产党什么样。 “明天你们可以到司令部找我要人。”她说。 便衣头头不吃这一套，坚决要抓，而且不只抓一个。他声称所捕阿康为重要嫌犯，无论是谁，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行动。阿康到此接头，任何相关者均负有嫌疑，因此还要委屈钱参谋等两位跟弟兄们走一趟。 大姐冷笑：“我们也抓？” “一起去搞清楚。” 大姐转头吩咐小陈握紧手枪，这里无论哪一个胆敢妄动，尽管开火，格杀勿论。今天大中学生游行，全城军警高度戒备。她是警备司令部上尉军官，身负机要使命，携有机密物品，不容侵犯。 大姐携有什么机密物品呢？半小时前坐上吉普车，她告诉小陈挎包里有几块生仁糕，要带给母亲吃。生仁糕是本地土产，以花生仁为主要原料，研磨得细如面粉，添加食糖等配料，做成小块状，含到嘴里即化，既绵且甜，非常适合缺牙少齿的老人享用，这种食物显然不够机密。但是包里真的只有食品吗？从司令部往渔港的路上，因为遇到学生游行以及巷口枪声，大姐两度紧急下车查看应对，挎包一直背在肩上，片刻不离。如果物品无关紧要，为什么不能随手置于车上？挎包相当显眼，不可能不受注意，一旦她被带走，毫无疑问会被搜查，如果包里装有麻烦物品，事就大了。 忽然有两个人从巷子里奔跑而出，一老一小两个女子。老的一头花白，个子矮小，身材瘦弱，背有些驼，却快步如风，人隔得老远，声音已经先到了。 “该死的！在哪里？在哪里？”她在咒骂。 大姐急了，大声回应：“阿姆，不要过来！” 母亲哪里肯听，跑到巷口，一看被上了手铐、让便衣压在墙边的年轻男子，她扑过去一把揪住：“死崽！真是你啊！” 老三咧嘴笑：“阿姆，我回来了。” 便衣七手八脚把母子俩拽开。母亲跺着脚，骂恶狗扰人。便衣们几支手枪一起逼住，命令她走开。便衣头头大声喝，声称他们在这里抓捕“土共”，阻拦公务者以通匪论处，帮助嫌犯抗拒者就地正法。 母亲一听老三成了“土共”，顿时火冒三丈。 “天杀的你们才是‘土共’。”她骂便衣，“头顶‘土共’到脚底。” 大姐不让母亲再闹，大喊：“澳妹过来。” 随母亲赶来的年轻女孩应声而动，当大姐的帮手，把母亲架到一旁，与便衣脱离。母亲挣着身子不想走开，大姐指着便衣手中的老三问：“阿姆要不要他？” “要！” 大姐让母亲先回去，在这里争只怕反而坏了阿康。事情交给她办，她保证把人毫髮无损领回家。趁乱中，大姐悄悄把自己的挎包挂在澳妹的肩膀上。 母亲拒绝离开，要守在这里，不让挨枪子的傢伙们抓人。便衣头头不动声色，称老人想走也是不可以的，今天凡与嫌犯有关的都有嫌疑，老的小的无一例外。既然敢来露面，那就一起扣押，统统带走。 便衣头头很硬，声称不放过任何一个，却不急于行动，避免立刻发生冲突。大姐断定对方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后援，估计事先已有安排，援兵正在迅速赶来。这时有什么办法？奋力一拼？对方有五个人，自己一方刚好也是五个，问题是人家五条大汉全副武装，自己一方三女二男，一门老小手无寸铁，老三钱世康被手铐铐住，仅司机小陈有一支短枪，寡不敌众，相搏有如自杀。 老三说：“阿姐你发话。” 他朝便衣头头使了下眼色。 这是什么意思？所谓擒贼擒王，一旦需要，大姐一声号令，老三先发制人，用身体和手铐攻击便衣头头。如果小陈及时举枪配合，或许可以反制对方，争取一点主动，但是风险很大，胜算很低。 大姐再次努力，指着小陈的吉普车提出一个办法：请几位先生跟她一起到警备司令部走一趟，可以带上老三，大家到那里去说，不必在此地僵持，让众人围观。母亲和澳妹与此事无关，先回家去。 第4页 “不行！”便衣头头喝止，“谁也不许走！” 大姐恼火，问便衣头头是不是一意孤行要火併一场？不怕军法处置和行刑队的排枪吗？对方冷笑，称不必多嘴，今天“土共”在这里接头，来一个抓一个，无论老三老四。别说一个钱参谋，即使警备司令长官亲自前来接头，也是先抓再说。大姐大喝：“小陈准备。” 老三悄悄躬下身。 枪声忽然响彻海湾。散在空地边、巷子内、港湾处，四下里远远围观的人们如雀群惊起，顿时四散，眨眼间跑得精光。 两辆兵车冲进巷子口，一辆军用吉普紧跟着一辆运兵卡车，卡车上站着几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驾驶棚上架着机枪。有人从卡车上开枪示警，枪口对着天空，让枪声弹压巷子口的骚乱。军车停在空地上，十几个大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大姐手心冰凉。对方援兵到了，无力回天。 吉普车上下来一个上校军官，个头不高，威风凛凛走到巷子口，后边跟着两个随从。 他忽然把大盖帽一摘，对着母亲喊：“阿姆！” 母亲大骇。 居然是母亲的大儿子，钱家老大钱勇。一见是自家大哥，老三大笑，举起手铐高喊：“大哥救命！”大姐则在一旁大声抱怨：“吓死人了！怎么不早点到！” “这是干什么？演的哪一出？”钱勇追问。 形势骤然逆转，场上便衣面面相觑，脸色俱变。便衣头头试图稳住阵脚，抓起枪大声威胁，称这几人涉嫌乱党活动，需缉捕归案，任何人不得阻扰，否则涉嫌同谋。 钱勇回头，对身后两个军官下令：“你们处置。” 他伸手扶母亲，示意大家跟他走。便衣头头大叫：“不能走！” 钱勇指着便衣头头髮话，说本部官兵“剿共”来到厦门，弟兄们军务在身，任何人不得妨碍，扰乱滋事者统统拿下。 大兵们把便衣头头及其手下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强行缴械。 便衣头头大叫：“钱上校！我有话说！” 大哥不听，带着家人迅速离开巷口。 他们穿过巷子，走进巷中一幢木屋。两个头戴钢盔、背着美式卡宾枪的卫兵即于大门两侧布岗，勤务兵提着一个竹编礼盒跟进家门，礼盒沿粘着一圈红纸。一家人忽然歷险，意外获得转机，看似偶然，实有缘故，其中缘由正与这个礼盒相关。所谓“今天日子不对”，其实不是不对，是非常对，事情如果不是出在今天，实不知结果如何。 大哥钱勇带着一团兵于昨日抵达厦门。大哥所部原驻防上海，日前全师奉命移防闽南，大哥是副师长兼团长，率本团打前站乘轮船先到厦门，临时驻扎于市郊乡下。他记起今天是旧历四月二十，特地赶回家来。听说学生游行，军警如临大敌，他有意带了些大兵，开着军车回家，摆开架势制造动静，不为衣锦还乡，是想驱鬼——一队大兵无疑具有相当威慑力，足以让人有所顾忌。没想到未进家门，大兵就派上了用场。 小巷中这座木屋有两层，却很侷促，楼下是厅堂、厨房和偏房，楼上有几间卧室，狭窄陡峻的木阶梯紧挨墙边，从楼下斜架到二楼梯口，楼下后部厨房有一个后门通向后院，后院里有一口井。木屋里瀰漫着一股香火味，从前厅靠墙的供桌上飘出来，那儿有一只香炉，香炉上插着成束燃尽的香。 家门一关，大哥厉声发问：“你们都干些啥了？” 母亲也开口：“谁是‘土共’？” 大姐替大家回答，说全家都是好人，没有“土共”。母亲问为什么便衣抓着不放？大姐说时局混乱，军警、特务都在抓人，不免经常搞错，他们警备司令部也常搞错。 “早跟你们说过，千万不要去沾这种事！”母亲着急。 澳妹傻呵呵掺和：“‘土共’怎么了？青面獠牙，共产共妻？” 母亲大声：“知道就好！” 澳妹问：“大哥，真的共妻吗？” 大哥生气：“胡说什么！” 大姐也训斥澳妹：“好好读你的书，别跟大人嚼舌头。” 老三阿康在一旁打趣：“今天全家团聚，随大哥一起‘剿共’去。” 大哥瞪眼睛：“老三这话有‘土共’味。” 阿康坚决否认，他不是“土共”，便衣搞错了，大哥不要怀疑。 大姐制止：“别吵，不早了。” 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别，除了学生游行，还有钱家做节。学生游行不是每年都有，钱家做节却是一年一度。旧历四月二十于别人家不太有意义，只有钱家人把它当个日子，其中原因很模煳。钱家儿女从小都知道这一天家中做节，母亲会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桌好吃的，召唤家人团聚，有如除夕。每到这一天，母亲都要从柜子下取出香炉摆上供桌，从早到晚烧香，吃饭前还依例烧纸钱，用一个旧搪瓷面盆，把纸钱放在盆里，置于厅中烧化。闽南人家多迷信神鬼，到处有庙，遍地神明，初一十五烧香拜佛，大节小节诸灵保佑。母亲跟别人家不同，一年中只有几个日子要做功课，四月二十是其中之一。烧香烧纸通常是祭奠亡灵，在死者忌日进行，钱家有谁死于四月二十？为什么要拿这一天烧纸？儿女们都猜这个忌日与父亲相关，母亲却含煳其辞，从不明说。母亲自有母亲的理由，久而久之，一家大小都习惯了，知道这一天是让全家聚一聚吃一吃，让母亲烧一炉香化一盆纸的日子，如此而已，无须多问其他。 第5页 今天这个日子尤为特别，离家多年的老大老三两个儿子不约而同相继归来。他们赶在今天回家，无疑是想让母亲高兴，不料老三归来引发了一场巷口风波，一家人一起歷险，还好老大也为同一个日子赶回家中，恰巧把风波强行压下。 傍晚时分一桌菜做好，大姐澳妹招唿大家上桌。大姐拉出塞在木柜底下的旧脸盆，让母亲烧纸，随手把柜面上的杂物整理一下。柜面一角丢着一个挎包，是大姐从司令部带回家的挎包，它一路不离大姐肩膀，只在遭遇便衣，眼看要出麻烦之际，被大姐偷偷转挂到自家澳妹的肩上。 大姐对着挎包向老三钱世康使了个眼色，老三点头表示明白。 他们看着母亲烧完纸，端着一盆纸灰去了后院。该仪式歷来由母亲自己操办，从不让儿女插手。待母亲走出厅堂，大哥钱勇忽然发话。 “包里有什么？”他问。 大哥眼光锐利，居然注意到大姐刚才使的眼色。 大姐笑：“大哥比我们司令管得还宽。” “别打岔。什么东西？” 老三也笑：“大哥还是不看为好。” “给我。” 大哥不由分说，抓过挎包，打开。挎包里并无生仁糕，却有一个小木盒子。打开小木盒，里边垫着棉絮，棉絮中包着一只玻璃管，是一只真空管。 为什么这个挎包让大姐那般用心？原因在这里。真空管亦称电子管，是无线电通讯的关键零件，此刻属于军事物资，受到严格管制。刚才在巷子口，大姐实不应带着这个物件踏进险地，从安全考虑，应当不管不顾，掉头离开，三十六计走为上，哪怕眼睁睁看着自家老三落在便衣手里。大姐没有躲开，反而铤而走险凑上前去，飞蛾扑火一般，实是以命相搏，如果她的警备司令部军官身份未起作用，这个挎包以及包里的真空管落到便衣手里，大姐难逃罗网，足以送掉性命。 现在她还是暴露了，在自家大哥眼前。 “这是什么？”大哥追问。 老三笑了一声，出面解释，说明这不是什么玻璃管子，是钱。眼下这种东西尽由军方掌握，外头有人用得着，却很难拿到，所以很值钱。 “骗我？” 门口突然传来叩门声，卫兵在门外大声叫唤：“报告长官！” “干什么？” “客人求见。” 大姐眼疾手快，把桌上的小盒子重新塞回挎包。母亲听到敲门声，急忙从后院回到厅里。大哥安慰她：“阿姆放心，没事。” 他喝令把人带进来。 求见者进门，家人个个吃惊：竟是刚才那个便衣头头和他的矮胖手下。 这个人执着，本地土话称之为“死绵”，巷子口没有得手，被大兵下了武器驱走，只过一两个钟头，居然转身打门闯到家里来了。与刚才的杀气腾腾不一样，此人上门时变得客客气气。他拱手，称刚才急于公务，有所冒犯，过后一打听，心里很不安，请多多包涵。他听说今天是个特别日子，这里一家人团聚，因而不顾冒昧，登门致歉。同时道喜，表达一点心意，今后大家好见面。 他们带来了一瓶酒做礼物，是美国威士忌。 大哥问：“你们什么人？” 矮胖子介绍说，中年便衣头头名叫柯子炎，是保密局特派员。矮胖子本人叫刘树木，带省政府调查室一个行动小组听柯特派员调遣。 “特务啊。”大哥说，“不打不相识。” 柯子炎笑笑：“其实有些渊源。” 他声称与大哥确实只是初见，与大姐却不是。巷子口忽然相遇，觉得面熟，后来才想起来，当年在漳州见过。他记得看过钱参谋演戏，当时她还是师范学校学生。 “吴先生可好？”他问。 “你认识？”大姐问。 “是故人。怎么没见他？” 大姐说：“他在台湾。” “我也从台湾过来。” “特派员过海抓人？” 柯子炎不作解释。 他提到的吴先生叫吴春河，是大姐的丈夫。吴春河在台南一所中学教书，大姐和他有一个儿子，三岁多了，从小随大姐住在厦门，前些时候送去惠安洛阳大姐的婆家。 柯子炎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看厅墙上的镜框，镜框没什么特别，里边就是十来张家人旧照片，多已泛白，镜框蒙着灰尘，都是陈年旧物。镜框边有一张春牛图，也就是本地年画，年画不是新物，亦属陈年老旧物品。 大姐问：“柯先生找什么？” 柯子炎说：“这里总该有几方印章吧？” 没有谁回答他，屋子里一片寂静。柯子炎自己作答，称他读过若干钱先生手刻之印，觉得功力不凡，很喜欢。今天意外来到钱先生家，情不自禁想找一找，也许可以在这里哪一张字画上见着。 “令尊大人好吧？”他问。 大姐说：“柯先生不知道今天给谁做忌？” 柯子炎笑笑：“钱参谋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 “柯先生像是知道些什么？” “世上隐姓埋名、改名换姓者很多。” 第6页 母亲忽然张口骂人：“去死吧！” 柯子炎问了不该问的，惹恼了母亲。大哥藉机发话赶人，说今晚家人相聚有事，另找时日再与柯先生叙旧吧。柯子炎倒也知趣，即起身：“不好意思，失礼了。”两个便衣离开。大姐把人送走，关上门回到屋里，不等大哥发问即抢先说话：“阿姆在上，大哥做主，今天日子不一样，菜要凉了，大家先吃饭。” 大哥一声不吭。 大姐是先发制人，防止大哥穷追不捨。她话外有音，提醒大哥这么多年了，今天全家团聚很不容易，这个时候该说的好说，不该问的别问。大哥不要一心“剿共”，老三不必解释生意，也不要急着讲这个柯子炎，免得母亲不放心。母亲被大姐拿出来当挡箭牌，大哥没有办法，只能把小木盒里的真空管放在一边，先吃饭，以免惊动母亲。 这顿饭没能安静吃完，只过了半个小时，门外卫兵又大声报告有事，这一次不再是便衣特务骚扰，是师座到了团部，派传令兵要大哥速往。 老三钱世康在饭桌上打趣：“大哥如今是党国要人啊。” 大哥恼火：“你找死！” 他让老三放筷子，擦嘴巴，别再吃了，跟他走。 “干什么？抓我吗？” “我不抓，让特务抓？” 老三叫屈，称自己真是良民，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而已，党国大员把江山社稷都拿去倒卖，他折腾一两个玻璃管算什么？自家大哥不要怀疑。 “这话听来就像‘土共’！”大哥训斥。 母亲即刻生疑：“什么玻璃管？” 大姐赶紧帮着掩饰：“老三瞎扯呢。” 大哥向母亲告罪，身上有事，匆匆回来，又得匆匆走人，回头另找个空闲时间再回家看母亲，好好说说话。他坚持要带上老三一起走，一来他要搞清楚老三到底倒卖些啥，二来免得特务回头找母亲和家人麻烦，他估计那个柯子炎不会善罢甘休。 老三还开玩笑：“大哥把我带走，不怕特务找你讨要‘土共’？” 大哥教训：“你要真是‘土共’，我亲自收拾。” 大姐在一旁打岔：“大哥听我说一句。” 她说今天要不是大哥赶到，真不知如何收场。此刻大哥让老三一起离开，其实是想保护老三，老三跟大哥走，别人奈何不得，确实比较安全。只是两个儿子刚进家门，饭都没有吃饱，一起掉头离开，母亲怎么捨得？不如让老三今晚吃个饱饭，住上一夜，跟母亲说说话，讲一讲他的生意，安全由她负责，明天她再把老三送到大哥那里，交大哥审问。特务虽然厉害，一时还有顾忌，他们已经知道老三后边有个大哥，身居国军要职，担负“剿共”要务，她自己在警备司令部谋职，也能有点用。即使对方确实想抓老三，暂时不会贸然行事。老三离家多年，不让他陪陪母亲，尽尽孝道，也说不过去。 “是你和阿康要鼓捣什么吧？”大哥怀疑。 “生意可做就做。”老三笑道，“我听阿姐的。” “这里谁大谁小？” 大姐不服：“大哥你大，这个家谁在照料？” 老三说：“这些年都靠阿姐，阿姐照料全家。” 大哥呵斥：“死到临头，搬什么舌头？” 母亲出面制止，让他们都不要吵。于是大家住嘴，听母亲发话。 “你怎么咒阿康死啊？”母亲问大哥。 大哥担心柯子炎。这个特务不一般，刚才巷子口上见一个抓一个，没一丝手软。被一车大兵驱逐，居然还敢拎一瓶酒上门，说是致歉道喜，实际是刺探虚实，张牙舞爪。此人号称保密局特派员，矮胖子自称归省政府调查室，保密局和调查室是什么东西？就是军统。抗战胜利后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辖下的省站对外称省政府调查室。这个特派员有来头，知道金凤的过去、父亲的篆刻，对钱家相当了解。他们抓捕老三不像偶然而为，来者不善，不能不防。 母亲骂：“死特务还要进门抓人？” 大哥承认：“今晚也许还不至于。” 母亲生气：“你们当大哥大姐有什么用？不给我一个晚上？” 她要大哥和大姐保证老三的安全。今晚老三哪里都不要去，留在家里，有她两只眼睛看着，她比较放心。 大哥无法强行带走老三，悻悻离去。 老三钱世康留在家中住了一夜，由大姐负责保护，当晚并无特务上门。第二天清晨，母亲与大姐早早起身，一起到厨房为家人生火做饭，一锅稀饭烧好，大姐去招唿老三澳妹两个小的起床吃饭，这才发现老三钱世康不在房间，已经不知去向。 母亲呆若木鸡。 “死金凤！”她痛骂大姐，“你还我阿康！”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身份之谜 这里讲的是我们家的故事。我是故事里的澳妹，家中老么，母亲的小女儿钱玉凤。我在故事开始的这个时间刚满二十岁，是厦大生物学系二年级学生。我在母亲和哥哥姐姐眼里总是长不大，从我拖两条鼻涕时起，他们就管我叫“澳妹”，闽南土话里“澳”就是“沃”，也就是臭，所谓“澳妹”就是“臭妹”，这个称谓让我备觉羞辱，却无可奈何。我的家人们并不是嫌我味道不好，如此称唿只表示亲昵。依照本地风俗，名字叫得越差，可能活得更好，我对此耿耿于怀，屡屡抗辩，永远无效。 第7页 有一段时间里，我很对大姐犯疑。我们家所有人里，除了母亲，我跟大姐相处最多，但是她也最让我困惑，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这话说来奇怪，她是我大姐，母亲的大女儿，吴春河的妻子，吴亚明的妈妈，每一个身份都确切无误。大姐一回家就忙个不停，照看家中每一个人，出门上班她穿军服，领章一槓三花，人们管她叫钱参谋或者钱上尉，其身份同样确切无误，但是恍惚之际，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我们家与其他人家一样有男有女，母亲按照闽南人源远流长的习俗，极度重男轻女。我们家非常骄傲，不算还属幼童的外甥吴亚明，一家有五个男子：大哥钱勇，二哥钱海宁，三哥钱世康，姐夫吴春河，父亲钱以未。然而这五个男子其实似有实无。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一直是一个女人国，主要人物是母亲、大姐和我。 我对父亲基本没有印象，据母亲说我出世后曾见过他一次，当时我才一岁多，而后父亲出门远遁，失去踪迹，早如死人。父亲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从不在母亲面前提及他，以免母亲发火，因为妻子儿女被他弃之不顾。我大哥钱勇眼下当了上校，年轻时并不风光，他在我四岁那年离家，当时什么都不是，之后曾经两度短暂归来，又匆匆离开，直到我们家人于巷子口歷险那天，才带着大兵突然回到厦门。二哥钱海宁算是最安分守己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时间——他不幸早夭，刚刚活满十岁，于下海捞鱼虾时丧生潮水。三哥钱世康跟大哥可有一比，年纪轻轻离家外出，一去七八年，直到四月二十这一天才穿着一件长衫、戴着一顶礼帽出现在厦门，被一群便衣特务死按在巷子口五脚距墙边。大姐的丈夫吴春河跟我们家其他男子一样飘忽不定，时而在厦门，时而在泉州，眼下跑到了台湾。因此，我们家的男子对我们多具象徵意义。 母亲年轻的时候，全家靠的主要是她，当她上了年纪之后，大姐把她身上的一切都接过来，成为这个家的主要依靠。闽南土话有“大姐头”之说，俗语把大姐与大姐头连用，叫做“大姐大姐头”，意为当大姐的人必得是大姐头，照料长辈，管顾弟妹，凡事皆有主意。我们家大姐钱金凤就是这种大姐头。 但是母亲和大姐却是一对冤家。她们俩最像，知道的人都说大姐长得跟年轻时的母亲一模一样，身高、个头为一个模子翻版，她俩的性情也如出一辙，有主见，好管事，急性子，动不动翻脸骂人。大姐小小年纪时就会顶撞母亲，母亲总骂她是个“紧性鬼”，也就是性子急，她总是毫不含煳还击：“都是你生的。”将自己身上所有毛病的责任都推到母亲身上，哪怕母亲打她耳光，她也决不改口。等她长大成人，变成家中的支柱，母亲渐渐不再对她指责呵斥，却也总会私下抱怨，嫌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对，怎么会生成这样。大姐听到了还会反击：“阿姆去骂自己。”据我所知，母亲和大姐之间有一个心结，与读书有关，这么多年过去，她俩谁都不再提起，却始终留在心里，无法打开。我们母亲观点鲜明，对男孩女孩永远区别对待，三个男孩不必发愁，时间一到，母亲牵着手把他们送进学校，无论有多少困难，四处借钱也要供他们上学；女孩则不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必读书？母亲自己是个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几乎不认识其他汉字，还不是一样生儿育女？我们家早年很困难，几口人吃穿用度，主要靠母亲一人做活，母亲没有其他技能，以给人洗衣服谋生，每日早早起来，坐在后头小院那口井边，打水洗衣，晾晒浆烫，收衣送衣，从清晨忙到半夜。我们家水井边有一个花岗石打制的大洗衣盆，经多年使用磨损，周边早已磨得光滑无比，那光滑全是母亲用生命和井水打磨出来的，随着它的日益光滑，母亲也日渐憔悴，直到佝偻着身子，再也直不起腰来。家境如此，加上重男轻女，能让大姐去读书吗？ “我们家哪个是小姐命？”母亲训斥大姐。 大姐没有小姐命，除了是个“紧性鬼”，倔强好胜，她还是母亲一大随从，从小在母亲悉心调教下，每天跟母亲一样早起，帮助打水搓衣，做母亲的徒儿和下手，有如家中童养媳。让大姐上学不光费钱，母亲还少了帮手，因此大姐是死活进不了学校的——但是她却上了学，原因也是重男轻女：父亲给母亲捎信发话，“吾女金凤应予读书。” “死鬼只会写字，不会寄钱，拿讨饭碗读书？”母亲抱怨。 尽管不断抱怨，生活确实困难，母亲还是乖乖把大姐送进小学。那时父亲成年累月在外奔波，偶尔还会突然回厦门来，或者不时寄一封信，问问大小，发发指令。父亲是一家之主，哪怕他不见踪影，不知道浪迹何方，一分钱都没往回寄，只要他发了话，母亲就不得不听，没有办法。 大姐断断续续读到小学毕业，其间曾两度停学，然后復读。小学毕业已经认下足够的汉字，出门送衣服看得懂门牌，进厕所分得清男女，买东西算得了小帐，这就够了，对父亲已经可以交代。母亲不让大姐继续升学，决定拉她回来继续帮助洗衣，当小童养媳。大姐一心想要读书，在家里哭了两天，时年纪尚小，翅膀还没长毛，虽敢顶撞母亲，却无力反抗命运，大姐就此辍学。 第8页 那时我们家又有一个男子汉出来说了话。父亲杳无音信，大哥出头做主，大哥比父亲能干，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块银元放到母亲的面前。 “金凤想读书，阿姆你拿这个给她。”他告诉母亲。 “你要死了啊！”母亲骂，“不要你管。” 大哥坚持说：“我是大哥，我供她。” 母亲终于还是点了头。所谓“三从四德”，夫亡从子，这是规矩。大哥仗义执言，承诺要供大姐上学，但是只过一年他自己就离开厦门，不再管家里的事。大姐起早贪黑，竭尽全力帮助母亲做活，以此换取母亲对自己继续读书的默许。 我七岁那年，大姐十七岁，初中毕业，这在我们家已经是破天荒了，几乎不可思议。当时家无大哥，二哥已亡，三哥钱世康还在读小学，正在长个儿，特别能吃，我则体弱多病，如母亲所骂，吃的药汤比喝的粥多。这种情况下，大姐不可能继续升学，而且也不再有哪个分量足够的男子汉为之出头，再来撼动母亲的决心。母亲让大姐回家当帮手，还开始为大姐物色好人家，准备把她嫁出去。所谓女大当嫁，母亲已经为这个女儿超额付出，即将泼出去的这盆水水质优良，如花似玉正当年，还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拿得出手，于我们这种人家已经非常稀罕。 大姐不吭不声，没有顶撞母亲，却在某一天离家出走，突然消失不见。 她给母亲留了一张字条，责怪母亲封建。说我们家跟外边的社会一样黑暗，她要反抗，寻找自己的前途和光明。三哥把那张字条念得颠三倒四，母亲听罢大骂，然后大哭，伤心不已，痛诉养女儿无用，这个金凤真是没有良心。大姐离去的那些天里，母亲失魂落魄，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全是恐怖。听人说海上漂来一具尸体，她也会心惊肉跳，泪下不止，只怕死的是自己的女儿。也许在那个时候她才发觉大姐对她无比重要，远胜于我们家的任何一个男子。 半个月后，大舅从漳州来到厦门，大姐终于有了消息。 原来她没有远走高飞，只跑到离厦门半天路程的漳州。漳州有一所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是大姐同学的叔叔，她通过同学帮助，跑去报考那所学校。读师范是公费，学校管伙食，对她是最好选择。我母亲是漳州人，大舅一家住在漳州西南郊城乡接合部一条小巷子里，以做小买卖为生。大姐到漳州后投奔大舅，住在人家家里，谎称母亲让她来看大舅。起初大舅没在意，一连十几天，外甥女天天关在家里读书，既不出门找人玩，也没走的意思，大舅感觉蹊跷，一追问，才知道底细。大舅心知我母亲一定急坏了，要带大姐回厦门，大姐死活不走，声称永不回家。一旦考上师范，她就搬到学校去，没考上再自己想办法，不会一直麻烦大舅。大舅知道这女孩性格有如其母，强迫不得，只能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坐着当年的小火轮，顺九龙江从漳州经石码跑到厦门报信。 母亲一听大姐的消息，这边放下一颗心，那边又火冒三丈。 “让她去死！”她骂，“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忤逆死崽！” 她居然找来一支竹篾，要跟大舅到漳州，拿那东西痛抽大姐。大舅劝告母亲算了，让孩子在他那里多住几天，等回心转意，他再送她回家。母亲咬牙切齿让大舅传话，不许大姐在漳州读书，如果不听话，她从此再不认这个女儿。 大姐还是那句话：“我永远不回去。” 她考上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成了那里的学生。 从那以后在我们家中不许提到大姐，母亲一听大姐的名字就暴跳如雷，又是死又是鬼，骂不绝口，话里没有一个好字眼。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被迫忘记大姐存在的时候，母亲自己开始缄默不语，不再动不动骂死骂活。只是经常抱怨自己命苦，儿女养大一个走一个，没有一个该死的能守在家里帮她。我知道那时她已经在想念大姐，我几次撞见母亲在厨房里、后院水井边独自暗中垂泪，我能猜出她是为了什么。我们家这些孩子里，大姐最会跟她顶撞，其实也最会帮她。 除夕前，大舅把大姐送回了厦门。 大舅说：“过年了，多讲吉利话。” 哪怕不是过年，我相信母亲对大姐也已经失去了她的言语杀伤力。母亲脾气躁，骂人一向没有好话，对自家人尤其敢骂，死啊鬼啊从不离口，用本地话形容，那不叫骂，是“詈”。无论是詈还是骂，到了大姐回家的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没有言语。 她不说话，大姐也不说话。大舅劝了两句，返程赶回。 第二天凌晨，母亲起身洗衣，后院水井边，大姐已经在打水忙碌。那时母亲哭了，大姐也跟着哭，母女冤家在水井边哭成了一团。 寒假过后大姐回学校上课，母亲为她收拾衣物，没再试图阻拦，还在她的书包里塞了一个护身符。我所就读的小学开学比较迟，大姐提出带我到大舅家玩，母亲也没阻拦。我跟着大姐坐江轮到了漳州，在大舅家住了一星期。 有一个晚间，大姐有事匆匆出门，我缠着要跟去，说是大舅家孩子都大，没有谁跟我玩。大姐推说天气很冷，街上很黑，不让我跟。看我满脸失望，她骂了我一句馋鬼，给我穿件棉袄，拉着我的手出了大舅家门。 第9页 大舅家街头转角有一个酥饼摊，烤的酥饼薄得跟纸一样，脆得一咬就碎，热乎乎的刚从煎锅里出来，又便宜又好吃。每次跟大姐经过那个摊子，我都看着酥饼眼睛发直，总被大姐骂作馋鬼。我吵着跟她走，实是因为嘴馋。 她拉着我的手去了酥饼摊，买了个饼塞在我手里，然后让我回大舅家。“阿姐我要跟你。”我赖她。 她只好带着我。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途经一座教堂，当地人称“天主堂”，再从一条小巷进入一个大房子。 有许多人聚在房子里，男男女女，大都与大姐年龄相仿。我看到他们给大姐戴上一个发套，让她长出一根长辫子，给她换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棉衣，让她敲一个小碟子唱歌。忽然间有一个老人拿出鞭子抽她，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跳出来，把老人手中的鞭子抢走，还说了很多话。我坐在一旁矮竹凳上，看得目瞪口呆。原来那是演戏，不是真演，是排练。他们排的戏叫做“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戏。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要起来抗日，戏里讲了这个道理。我年纪小，道理还不太懂，那出戏却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戏里的老头出了岔子：他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嘴唇上粘的两撇假鬍子突然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闹笑，气得大姐朝他嚷嚷。还有戏里跳进来抢鞭子的年轻人最让我吃惊，我记得他是大姐小学的一个同学，早几年他到过我们家几次，好像叫什么“阿国”。没想到他也跑来这个排练场。 这是大姐他们的剧社，他们在这里排戏，大姐在这齣戏里当主演。她的声音很好听，银铃一样，情绪饱满，让人揪心。她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好看，浑身散发着光彩。 她交代我，回去后千万不能告诉母亲，别说她在这里参加剧社，跟大家演抗日戏，不要说阿国也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说。 “免得阿姆把我骂死。”她说。 我问她演戏不好吗？她说如果不好他们怎么会去做？他们不是为了演戏，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讲只是怕母亲担心。 剧社里的人开我玩笑，说这小妹眼睛大大的，东张西望，一看就会演戏，让她也来剧社吧，给她一个角色试试。大姐开玩笑说可以啊，等我们家澳妹长大了。那时大家哈哈笑，都挺快活，没想到转眼就出了大事。事情起因在我：我年纪小，爱犯困，在剧社半懂不懂看排演，止不住瞌睡，大姐看我不停地打哈欠，像是撑不下去了，骂了我一句：“不让你跟，偏要来。”她把棉袄给我套上，打算领我回家，守在一旁的阿国拦住她：“天晚了，不要自己走。” 大姐也不客气：“你来送，让你管生管死。” 阿国好说话，当即起身，跟着我们出了剧社。刚出大门，忽然有四五个黑影迎面而来，大姐拉着我往巷道边靠，让对方过去，却没想到对方反而逼过来挤我们。跟在后头的阿国几步跑上前，喊了声：“你们什么人？做什么？” 对方不吭不声，忽然围住阿国。他们竟然带着傢伙，没等阿国再问，有人在暗中抡起木棍，一棍打在阿国头上。阿国失声痛叫。急切中，大姐把我往身后一推，用身子护着我，大喊救命。那几个人扑上来打大姐，大姐赤手空拳与之相搏，还好剧社里的人闻声追出，几个黑影一起收手，转眼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三人被扶回剧社。大姐莫名其妙挨了几棍，没打到要害，并无大碍，但是一进屋子她就大惊失色，因为两手都是血。大姐急坏了，拉着我从头摸到脚，只怕我被坏人打伤。这时她身边“扑通”一声响，阿国一头栽倒于地，引得身边人一起大叫。 大姐手上的血来自阿国，那些人不仅带棍子，他们还在阿国肚子上捅了一刀。起初阿国没在意，还能走进屋子，忽然间感觉不对，立刻就倒了下去。 大姐抱着浑身是血的阿国喊叫，声嘶力竭。但是没喊回来，阿国死在剧社里。我整个儿吓傻了，哭都哭不出来。 警察赶到，把剧社里的人都抓到牢里，先行拘留。我跟着大姐在牢里坐了一个晚上，彻夜无眠。第二天下午颜俊杰闻讯赶到，才把我们姐妹保出监牢。 大姐头髮蓬乱，身上衣眼上全是血。她抱着我坐在牢里时不声不响，一见颜俊杰，她的眼泪突然哗啦啦流了下来。 颜哥说：“还好。万幸。” 颜俊杰是我大哥的小学同学，我管他叫颜哥。从我依稀记事时起，他就在我们家晃来晃去，跟大哥特别要好。他一直对我大姐很上心，看到大姐安然无恙，他松了口气。 大姐哭：“阿国死了。” 颜哥说：“你们没事就好。” 两天后颜哥把我送回厦门。剧社刚出这么大的事情，大姐不能离开，特意拜託颜哥护送，行前再三嘱咐，让我管住自己的嘴，不许多说一个字。 “不要把阿姆吓死。”她说。 后来这件事还是让我给露了馅。 回厦门后我牢记大姐的交代，无论母亲怎么打听，从不提起剧社和阿国。不料有一天漏了句嘴，提起那些人说我眼睛大，可以去演戏，但是我不敢，因为演戏会死人。母亲起了疑心：“谁死了？” 我不会说谎，母亲一追问就心里发慌，最后吃不住劲，都坦白了。 第10页 母亲没给我吓死，但是急坏了：“要死了啊！” 我知道自己闯了祸。 母亲捎信让大姐回家一趟，大姐回了口信，说学校里课多，得等些日子，母亲不听，再捎信要大姐回家。拖了一个来月大姐终于回来了，却没有直接回家见母亲，她去了我读书的小学，守在门口，在放学路上拦住了我。 我一见她就哭，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都招了？”她问我。 我承认。 “果然。”她不高兴，“怎么一下就叛变了？” 我真是没想叛变，但是我抗不过母亲。 “澳妹太老实。傻。”她说。 她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哭。年纪小不懂事，长大就懂了。我抹着眼睛问她现在怎么办呢？她说不要紧，阿姆迟早要知道。 当晚，大姐和母亲两人在楼下厨房说话，整整说了大半夜。她们不让我听，把我赶到楼上做作业，然后让我赶紧睡觉。整个晚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她们像以往那样互相喊叫，怕母亲动手打大姐，也怕大姐还手。在我的提心弔胆中，楼下厨房传出嗡嗡不绝的声响，显然她们谈得并不轻松，但是始终没有激烈的动静。第二天一早大姐离开厦门，返回学校。走之前她到厨房跟母亲告别，母亲一声不吭。我在那里帮母亲淘米，大姐揪了一下我的辫子，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母亲看着大姐的背影，一时竟像傻了一样，她的眼神里充满担忧，还有恐惧。“会死啊。”母亲感嘆，自言自语一般，“会死啊。” 我吓坏了。 那年夏天出了大事：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当年末，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到处传说日军马上就要进攻厦门。隔年一月底，大姐回到厦门过寒假，只待了短短几天，大年初四又匆匆返回漳州，说是学校有事。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的行动，听之任之，她愿回就回，想走就走。谁料仅仅只过了半个月，大姐突然又回到厦门，没说是什么事，只讲回家看一看，住一晚，第二天就要离开。“不能多住一天？”母亲问。 她只有一天时间。 她给母亲留了钱，让母亲补贴家用。她还交代了一句话：“澳妹比我乖，是块读书的料，阿姆让她一直读下去吧。”母亲问钱怎么来的，大姐说是从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她还在学校附近一所小学兼教夜校，人家给了点报酬。 “自己留着用。”母亲不拿。 大姐坚持留下钱。说自己要去一个地方，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回不了家，家里的事情帮不上，让母亲多费心，不必为她担心，她会照料自己。 当晚大姐与我挤在一张床上睡。我偷偷问她要去哪里，她教训我小孩别管大人事，好好读书、听母亲的话就对了。她心事很重，意外地动情，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眼看母亲头上已经有了白髮，一天天老了，想起以往跟母亲顶撞斗气的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支撑这个家不容易，澳妹不要学她，要听母亲的话。如果她回不来，以后母亲只能交由澳妹照料。 我根本搞不清楚大姐话里的意思。 她跟我提起死去的阿国。阿国的大名叫林壮国，是乡下人，穷人家的孩子。家中有几个姐妹，只他一个男孩。大姐去报考省立二师，是跟阿国一起去的，他们俩那时已经相好了。大姐本想跟阿国相守一生，却看着他死在自己怀里。她后悔极了，那天晚上如果不急着送我回家，没逼着阿国陪送，待到排练结束众人一起离开，对方可能不敢动手，阿国可能还会活着。可是已经迟了。 我问：“他得罪了那些人吗？为什么打死他？” 大姐说抗日爱国得罪谁呢？阿国死后到处议论纷纷，警察四处追查，却没有抓住任何兇手，事情不了了之。这一结果并不奇怪，警察跟兇手其实是一伙，剧社早被当局猜忌，认为表现左倾，怀疑异党渗透。制造惨案，杀害剧社人员是想杀鸡吓猴。这些傢伙不知道压迫只会引发更多的反抗，杀人只会让更多人奋起吗？大姐咬牙切齿，让我听了害怕。“阿姐你也要反抗吗？” 她训斥我：“大人有声，小孩无嘴。” “阿姐你们是……是什么人呀？” “傻了？我就是你阿姐。” 凌晨时分，母亲走进我们的卧室，把我从大姐身边抱走，当时我睡眼迷濛。母亲把我放在门边，拿出一把大铁锁，把还在沉睡的大姐反锁在房间里。我大吃一惊，顿时惊醒。母亲低声喝令我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待在这里。 大姐被母亲囚禁。发觉后她极力反抗，大喊大叫，要死要活，又是踢门又是撞墙，闹得天翻地覆。母亲拿一张板凳堵在卧室门前，自己坐在板凳上，无论大姐如何撒泼，如何央求，她始终一言不发，岿然不动。 她把大姐关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改变了大姐的命运。 如果大姐按照原定计划从厦门返回漳州，将于第二天出发，跟一批同伴乘汽车前往龙巖慰问抗日军队，然后不再返回，随队转赴安徽。大姐参加的剧社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时逢国共合作抗日，南方各共产党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大姐他们要去参加新四军。大姐不忍心不告而别，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所以千方百计请一天假，跑回厦门一趟。大姐并没有告诉母亲她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但是母亲心里有数，用一把铁锁在最后时刻阻断她北去的机会。母亲说共产党别人不知道，她最清楚，她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去坐牢吃枪子。 第11页 “让她死不如让她恨我死。”母亲说。 大姐的命运被母亲强行改写。三天后母亲放了她，她立刻跑到漳州找她那些同伴，发现他们早都走了。大姐备受刺激，打算往龙巖赶，独自去找队伍，却在焦虑急切中病倒在大舅家。病癒后时局大变，一时没有其他路可走，大姐悻悻然暂时返回厦门。当年五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大姐与我们一起困于沦陷区。 她在厦门谋了个教职，当了小学老师。有很长时间她拒绝与母亲说话，虽然每日依然要帮助母亲打水洗衣，但她们靠习惯和动作交流，不需要语言。有一个雨天母亲在水井边滑倒，摔断了左腿，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伤愈后腰腿大不如前，走路佝偻。大姐开了口，让母亲停止做工，从此不再给人家洗衣服。 “我不做大家吃什么？”母亲问。 “吃我。”大姐说。 “你有几个工资？” 大姐呵斥：“不要说！现在听我的。” 从此我们家大姐说了算，母亲失去了掌控权，想来也是理应如此。 两年后，有一个男子走进我们家门，他就是吴春河。我认识他，当年我跟着大姐去剧社排练时见过，当时他在鼻子下边粘了两撇鬍子，演那个拿鞭子打大姐的老头。 母亲很不满，问大姐：“怎么领来个台湾仔？” 大姐抢白母亲：“有样学样。” 母亲无言以对。 我们的父亲钱以未是台湾人，生于台湾新竹，年轻时到大陆，末了在台湾失去踪迹。大姐与母亲简直就是亦步亦趋，她领进家门的这位吴春河也是台湾人。其曾祖清朝末年从惠安洛阳过台湾，吴本人出生在台北，五岁时被送回祖家，过继给他的一个堂叔当儿子。他的养父在泉州开有一间布店，他的生父在台北有一家酱油铺。吴春河后来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到了省立二师，当过大姐的老师。吴春河是台湾人，又是惠安人，两边都有父母。日本占领厦门后大家往外跑，他倒是回到厦门一所中学应聘当教员，似乎是为了大姐，不惜对日寇的刺刀点头哈腰。吴春河与大姐间的故事比较复杂，牵扯到剧社里外那些事情以及林壮国和颜俊杰。吴春河成了我姐夫后不久，有一天大姐与他一起离开厦门，临行前告诉母亲是去惠安婆家走亲戚，却一去不返。母亲一打听，才知道大姐和姐夫行前已经悄悄辞掉了各自的教职，母亲呆若木鸡。半个月后大姐忽然有了消息，她让人带一笔钱捎了口信回家，说她和吴春河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她很牵挂家中老小，会想办法寄钱寄物补贴家用，帮母亲和我们度过艰难。她让母亲不要再去做工，弟弟妹妹要坚持学业。 母亲跳着脚大骂，用她最狠的那些言辞詈个不停。几年前母亲及时出手，用一把大锁将大姐扣留，让她无法远走高飞，也让她躲过了皖南事变中打向新四军的子弹。但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大姐终究跟人跑了，脱离了母亲的保护。抗战胜利后大姐回到厦门，我们才知道她和姐夫离家后辗转到了福建腹地永安。战时福建省政府也搬到了那里，大姐在一个训练班受过训，而后到省政府所属一个办事机构工作，姐夫则进一家报馆去办战时报纸。战后他们回到厦门，大姐先在市政府当文员，而后进了警备司令部；姐夫应聘到厦门一家报馆，后来去了台湾。大姐说姐夫是去探探路，过两年看看情况，再决定他们是留厦门，还是过台湾。 我在暗自困惑大姐是什么人，我知道大姐的事从不像她自己讲的那么简单。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陷阱丛生 大姐让自己陷入险境，是在旧历四月二十钱家做节的几天前。 那天大姐离开警备司令部回家，抄近路走小巷，经过中山路附近一条小街的博闻文具店门口。小文具店临街，门面很小，柜檯紧挨着五脚距，店主人是位六十来岁的老者，背有些驼，面相和善。老人站在柜檯后边，跟街边来来去去的行人近在咫尺，熟客过往打个招唿，问货要物伸手取来，做生意很是方便。大姐经过小店时跟店主人打个照面，客客气气问了声好。 “有信？”她问。 老者点点头，低下身从柜檯下边掏出一个小木盒，把它递给大姐。 大姐吃惊：“这是啥？” 有个客人昨天来买墨水，留下这东西，让老闆转交吴先生，还留了一封信。 “没搞错吧？”大姐生疑。 老闆肯定没有搞错，那人讲得很清楚，请吴太太转给吴先生。 大姐没再吭声，谢过老闆，悄悄接过小木盒和信。 文具店店主是大姐丈夫吴春河的远亲，年纪虽大，辈分却比吴春河小，一向管吴春河叫吴先生，管大姐叫吴太太。吴春河去台湾前在报馆工作，每天来来去去，都要从这家文具店经过，对小店生意多有关照，见面打声招唿，需要时买盒图钉要几张纸，并不显得特别。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这家文具店跟吴春河的关联绝非平常，也没人注意吴春河跟老者闲聊、买个把小物件时，常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他们之间传递。 这是些邮件，多从香港寄来。老者有一个女儿嫁在香港，那边还有若干亲戚，不时来个信问身体报平安。有时一个月一两封，有时几个月不见一字。这些信件写的是文具店的地址，用的是老者的名字，但是无一例外都由老者转交给吴春河，因为它们实与店主无关——他在香港的女儿和亲戚从不给他写信。 第12页 吴春河的邮件为什么要假人家文具店主之名寄达？他对老闆说，自己有些私人事务不便让他人知晓，偶有特殊私信不好寄到报馆和家里，需要一个地方代转，因此拜託店主。主要考虑彼此不是外人，店主为人持重，信件寄到这里可以放心。吴春河本人每天来来去去，一旦有信可以及时妥转，不会耽误或丢失，即使他有事不在，信件寄存在自己人这里也较稳妥。 老者是明白人，清楚吴春河所言只是託词，或称给个说法，吴春河如此作为必有隐秘，不便明说。老者阅尽人事，对吴春河所託没有二话，一句都不多说，悄然相助。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什么都不知道，减少日后麻烦，不失为一种自保之策。除了帮转若干邮件，吴春河从未请求店主再做其他，对他来说，让文具店一直没有色彩、很不起眼、不为人注意，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 吴春河去台湾后，转由大姐与店主联繫。起初香港给吴春河的邮件还有若干，渐渐就显稀少，因为已有线路直接送达台湾吴春河处。吴春河时而会把给大姐的信寄到这里，请店主转交。除了这两方面，从未有其他邮件或物品进入这个渠道，没有谁知道该文具店与大姐、姐夫间的特别关联。所以一听有外人相托，大姐大感意外。 托店主转交的小木盒里放有特殊物品：一只电子管，或称真空管。该管用碎布团团包好，放在小盒里，确保不被碰撞损坏。大姐受过训练，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她把真空管从盒子里取出，放在灯光下左右看，仔细检查，确定它的电极已经被损坏，是一只废管。 附上的信件是写给吴春河的，写得古里古怪，牛头不对马嘴。来信者称吴春河为“春哥”，说“弟前日往香港，遵嘱购得一管，烦请店老闆转交，请妥收勿损”。来信还提及“吾父近日生意不顺，合伙人捲款逃，债主催逼，心急，求周转，坐卧不宁”。信件最后问候：“令尊大人高寿之庆，弟当前去一拜。” 写信者是谁？署名“弟康”。字迹很熟悉，是钱世康的字。 解读这封信对大姐不是难事，理一理就明白了。信写给“春哥”，只字不提大姐，实际上并非写给吴春河，是写给大姐，信和废真空管是要交给大姐的。给大姐这个废管干什么？因为“吾父病重”。这里的“吾父”并非实指父亲，因为父亲钱以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何在，信里肯定另有所指。这位“吾父”做生意内外交困，钱给人捲走了，还有债主相逼，求一笔周转金，非常着急。“吾父”到哪里寻求周转金？信里没说，但是提到真空管，说是“遵嘱”从香港购得，还要求“妥收勿损”，吴春河不可能嘱咐谁去购买真空管，信中这句话旨在提醒大姐注意这只管子，它已经“损”了。所以“吾父”求的周转金显然就是这个：真空管。这只管子坏了，不能用，救不了急。 吴春河有两个父亲，生父和养父，分别生活于台湾高雄和福建惠安洛阳，两人都已经过世，与“高寿之庆”无关。这里讲的应当是旧历四月二十钱家那个特别日子，虽不是做寿，意义也相当。钱世康显然是要告诉大姐，他会在那一天回家，目的当然不只是拜见母亲。他写这封信，留这个小盒子，意在向大姐求助，让大姐帮助找一个同型号的真空管，借家中做节大家团聚之机交给他。为这件事找大姐有原因：这类真空管的销售和使用受到严密监控，市场上搞不到，只有军事机构里有。大姐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供职，军需处负责若干军用物资的调拨使用，她可以设法弄到。 信中的“吾父”会是谁？一个因合伙人背叛和债主逼债而焦头烂额的生意人吗？生意人要真空管干什么？难道倒卖不成？这个“吾父”必有文章。 老三钱世康这封信可称绞尽脑汁，写得非常模煳，只有大姐看得明白，落到别人手里未必能猜出究竟。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不会用这个办法如此相求。以大姐的情况，想点办法，冒点风险，确实可以弄到一只相关真空管，帮多年不见突然冒出来的老三以及“吾父”救急。但是她最好不碰这件事，因为非常危险，大姐不应当让自己捲入这种危险，她应当保证自己安全。 大姐偷偷从司令部电台的器件仓库里掉换了一只真空管，把它藏在自己的军用挎包里，在老三约定的时间请假回家。 她为什么这样做？所谓“大姐大姐头”，生来就要照料家中每一个人，对家人所急不能坐视不顾。大姐还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文具店这个地址只有大姐夫妇以及从香港跟他们联络的人知晓，老三肯定是从吴春河或者香港那里知道这条渠道，他们一定允许他在特殊时候通过这个方式联繫，因此大姐应当相助。 从这里开始，大姐让自己一步步深陷险境。回家那天发觉巷子口特务抓人，她没有迅速避开，反而冒险往前凑，因为她本能地有所担忧，老三钱世康密信约定回家，不要是他出事了？没想到果然就是。大姐无法听任自家兄弟被特务逮走，不惜铤而走险，迎着便衣走上前去，陷进风波。如果不是大哥带着大兵意外赶到，真不知结局如何。事后大哥离去，大姐留家，天亮时发现老三忽然消失，跑得无影无踪，母亲大声责骂，向大姐讨人，这是母亲情急乱怪罪吗？不是。 第13页 大姐已经让自己更深地陷了进去。 大姐所在的军需处负责司令部众多物资的採购事宜，时值初夏，处里拟往漳州採购红糖、绿豆、麻袋、木炭、土纸等当地所产物品。类似物品早有老供货商打点，主任依例要提前到现场走一趟，视察，检验货物，确定购买数量、价钱和相关细节，而后供应商自会按照要求，将货物包装妥当，集中船运厦门。大姐作为军需处参谋，负责具体联络採办事宜。这一趟公差本安排在下个月，大姐向主任建议提前，主要理由是上峰拟于厦门召开军务协调会，届时事情可能很多，不如早点把採购这件事办完。主任随口答应，大姐又提出这几天就走吧，让主任有些奇怪。 “钱金凤你也太性急了。”他说。 大姐笑：“报告长官，本人实另有任务。” 大姐的大舅家住漳州，身体不太好，母亲让她找个时间去看看，给大舅带点东西。她想公私兼顾，借随主任视察採购之机，把母亲交代的事情办了，因此能早则早。 主任还好说话，他答应排一下时间。 三天后他们出发，坐的是小陈的军用吉普车。大姐往吉普车后边塞了一个大皮箱，声称是母亲让她带给大舅的物品。主任看出那皮箱分量不轻，开玩笑问里边是不是装着一箱金条？大姐也开玩笑，问主任要不要验一下货？她保证皮箱里没有金条，但是有几块砖。大舅家的猪圈墙让母猪拱坏了，母亲找了几块砖，让捎过去帮助修猪圈。 “任务重大啊。”主任宣布，“到漳州再开箱验砖，看看是不是金的。”主任也就是开开玩笑。到漳州后他有很多事，各路供货商都要见他请他，依例还有红包，应酬之余，只怕验红包的时间都不太够。 这天他们走陆路，大清早从厦门出发，到港口乘渡轮出岛，连人带车一起过海，再开车赶往漳州。渡轮靠岸时发生了一起意外：有宪兵在渡轮码头设岗盘查，一个头戴斗笠的青年男子突然撞倒宪兵，转身逃跑，从岸上跳入水中。宪兵追赶到岸边，拿冲锋鎗扫射。男子被击毙，身子浮出水面，鲜血化开，水面上一片血红。枪声刚停，一辆福特小汽车驶到码头边，停车待渡。一个军服笔挺的上校军官派头十足，从小汽车上下来。 “怎么回事？”上校问。 宪兵向军官敬礼，报告说盘查中发现一嫌疑男子，准备扣留审查。男子突然反抗，跳水逃命，可能是共党分子。他们已经安排捞尸检查。 “岛内共党地下人员近日活动频繁，多次发现他们通过渡轮偷运军用物资，上峰命令加强警戒。”宪兵说。 “真是遍地共党。”上校军官骂。 大姐一行刚好下船走上码头。上校军官抬头，看一眼上岸的几个军人，眼光落在大姐身上，忽然失声喊：“阿凤？” 大姐抬眼看。军官再叫：“是我！” 大姐笑：“少爷回厦门了！” 大姐的上司军需处主任满眼疑惑，大姐忙作介绍，告诉主任这位上校军官叫颜俊杰，是故人，小时她管他叫少爷。 “少爷长官现在归哪个部分？”她笑问。 颜俊杰刚从江阴要塞奉调台湾，先到厦门省亲会友，另外还有点事情要办。大姐告诉他：“阿勇也调到泉州了。” 颜俊杰已经去泉州见过大哥钱勇。他从大哥那里打听到大姐的情况，打算回厦就去上门，没想到这么巧，在码头上见到了。 大姐说：“我跟主任长官到漳州出差。咱们回头见。” 匆匆一遇，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多说话，两人告别。大姐眼尖，注意到颜俊杰笔挺军服的右肩上有一块灰迹，她不假思索，当即抬手一拍，把那块灰迹拍掉。 “收拾清楚点。”她说。 大姐上了吉普车。颜俊杰站在渡口一动不动，看着吉普车离去。 主任判断道：“钱参谋跟这个故人不寻常。” “主任好眼力。我当过人家小媳妇呢。” “是吗！” 大姐笑：“不算数的。小时候过家家。”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大姐没再多说。 从渡口往漳州的路程不算太长，路况不好，弯曲狭窄，坑坑洼洼，上坡下坡很多。还好汽车不多，路上的主要车辆是牛车和独轮车，也有人骑着载货自行车穿梭来去。开汽车走陆路比坐客轮走水路省时间，十一点出头他们就到了漳州。在旅店安顿下来后，大姐提出她得先出去安排事务，主任答应了。 大姐匆匆出门，却不是去找供货商，七拐八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进油铺时，柜檯后边只有一个伙计，拿着块抹布在抹桌子。 大姐问：“王掌柜在吗？” 伙计说：“掌柜的出去了。” “到后边告诉他，龙巖有人找。” “他不在啊。” 大姐指了指柜檯后边的一扇门：“在后头。” 伙计抓着手中的抹布转身从那扇门走进后室。 油铺里瀰漫着花生油香，柜檯上油迹斑斑。有一架打油机放置在柜檯边，机器上有一把钢制刻度尺，尺上安着一个活动卡子，连着打油泵。顾客要买几两油，伙计就把活动卡子移到刻度尺上相应位置，再把卡子一压到底，让油泵把花生油从油桶里压出来，通过打油机上的油嘴注到顾客的油瓶里。此刻油嘴空闲，没有谁在柜檯打油。中午吃饭时分油铺生意冷清，除了大姐，没有其他顾客。 第14页 只一眨眼工夫，伙计从那扇门出来了：“这边请。” 大姐跟着他走进油铺后院。小院子中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几间房子，分别为库房、卧室和帐房，正中是一个小厅，摆有一张方桌，四张把椅。 王掌柜请大姐坐在桌旁，这是个中年男子。 “请问从哪里来？” 大姐说：“从龙巖来。” “到哪里去？” “到乌山去。” “去乌山干什么？” “买水晶。” 掌柜的不说话了，给大姐倒了杯茶。 “你是谁？”他忽然问，“我不知道你。” 大姐说：“你知道的那个人来不了。我代替他。” 掌柜的当即警觉：“出事了？” “现在还好。” 掌柜的看看大姐背的挎包：“东西带来了？” 大姐点点头。 “不会吧。”掌柜面露惊讶，“是这个？” 大姐不动声色：“不是。” 她告诉王掌柜东西眼下不在她身上，她先来看看，接着再送过来。王掌柜提出如果不方便，他可以派人去取。大姐没同意，说还是她自己送吧。 “东西很要紧。”掌柜说，“多加小心。” 大姐离开油铺。出门时她注意了一下周边，油铺所在小街窄小弯曲，地板是石条铺砌，两边房屋都显老旧，油铺斜对面有一个爆米花匠坐在街边石条上摇爆机，几个小孩围着看热闹。另一侧有一个补锅匠在补铁锅，身边也围着一堆小孩。街面上的情况基本正常，没有显出异样。 大姐回到旅馆，主任和小陈已经吃过饭了。 “事办好了？”主任问。 大姐回答：“看来没问题。” “赶紧吃。”主任吩咐，“下午行动。” 当天下午，主任和大姐坐着吉普在漳州城区跑，前往各相关货栈看货洽商，整整跑了一个下午。当晚一个供货商请主任吃饭，宴设当地一家着名牛肉馆。饭后安排听戏，去的是风月场所。大姐向主任告假，称要到大舅家看看。主任摆一摆手：“去吧。” 大姐在街上买了一包酱鸭肉带去大舅家，那只分量不轻、形迹可疑、据称藏有砖头准备帮助大舅修猪圈的大皮箱却丢在旅馆里。 大舅不在家。舅妈说大舅去了溪尾，溪尾村在城外距家十里路的地方。大舅家有一个大院子，房间不少，却很破败。大舅家祖上曾是大户，拥有良田百亩和大片鱼塘。到了大舅的上一辈开始破败，祖业基本扫光，家道中落。到了大舅这一辈则以小生意为生，经营一间杂货铺，还推个车在周边乡间行商卖货。大舅有个弟弟，在上海当轮船公司雇员，多年不归。大舅生有两个女儿，大的一个嫁到溪尾乡下，女婿是当地大户人家，二女儿招了上门女婿，在家帮父母打点杂货铺生意。大姐上门这天，大舅到溪尾一带卖货，晚间住女婿那里，临走前曾告诉舅妈可能会多住几天。 大姐点头：“那就算了。” 嘴说算了，实际不是。当晚回旅店休息，第二天她早早动身出门，让司机小陈开车送她到溪尾村，两人没有惊动主任。主任昨晚应酬，吃饭玩耍，彻夜劳累，直到凌晨才回到旅店。按照通常情况，他要睡到中午吃饭，有事下午才办，因此今天上午没有安排事务，可供大姐利用。大姐在漳州读师范时住在大舅家，对这一带很熟悉。大舅的大女儿嫁人后，大姐去过表姐婆家，知道在哪个角落。他们顺牛车路，走河堤，七拐八弯到了溪尾村。这个村在漳州西南方向，靠近圆山之处。当地人管圆山叫“黄山”，有民谚称“黄山十八面”，说的是这座山从不同角度看形状不一。从市区看它凸起于平地，呈等腰三角形状坐落于西方，周边小山小岭衬托，鹤立鸡群，雄浑阔大。到了溪尾村这里，圆山近在村南，形状变成尖峭，不像市区远观那么壮阔，却显出险峻，有一条溪流从村子与山岭间流过。 小陈把吉普车停在村后山边一座小庙旁。牛车道只开到这里，往下是村中小巷，开不了车。乡野地方，车不能丢着不管，大姐让小陈守在车上，自己独自进村。“去一小会儿，不会久。”她告诉小陈。 “钱参谋不必急。”小陈说。 大姐四处张望，而后进村。 她在表姐家见到大舅。大舅很吃惊：“阿凤跑这里做什么？” 大姐开门见山：“找大舅有事。” 大姐的事情让大舅感觉更突然：她打听母亲的丈夫，我们父亲的名字。除了钱以未之外，父亲是否还用过其他名字？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大舅不解。 大姐解释，吴春河眼下在台湾谋生，她交代他在台湾找一找父亲的下落。吴春河四处打听，查无结果。旧历四月二十那天家中做节，有个陌生人上门，突然提起父亲，隐隐约约，似乎知道些情况。陌生人提到隐姓埋名、改名换姓，让她心有所动。她这人性子急，拖不得事，所以借出差之机跑来问大舅。 “为什么不向那个人问明白？”大舅问。 没法问。陌生人来者不善。 第15页 “你父亲的事你妈最清楚。” “大舅知道，不能跟她提。” 大舅对父亲了解也不多。父亲跟大舅一家人本无关系，只因从台湾流落大陆，租住外公家房子，才进了大舅家门。如果不是大舅家境败落，不得不出租房子，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当时没人想到母亲会跟这个房客好上，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一起跑了。 “那些事我知道，都过去了。”大姐说。 大舅记得当年父亲有时像个阔少爷，有时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父亲有一张照片，是在台湾一所教会学院读大学时照的，照片上他穿制服，戴一顶帽子，打扮得像日本人。其实他是个反日分子，日本人要抓他，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才跑到大陆这边。当年在漳州的台湾仔很多，多是因为反对日本统治给赶出来的。台湾仔在大陆这边反日，跟本地人一起搞，搞来搞去又跟共产党活动搞在一起。可能因为担心连累家人，很多跑过来的台湾仔都用了化名。父亲在漳州叫钱以未，当时常写成“乙未”，台湾仔常叫他“亚清”，可能他在台湾叫那个。当年还有一个台湾仔叫“阿文”，真名是什么不知道，跟父亲关系最好，那个人也会刻字，常跟父亲一起在家里磨石头。后来跟父亲一起中枪，给打死了。 “中枪那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吗？”大姐问。 非常轰动，据说是日本浪人跟地方当局勾结干的。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其中三个台湾仔。一伙人突然闯进门开枪打，全部打倒在地，三人当场身亡，两人重伤。重伤的两人中，有一个伤到右胸，抬到教会医院时还能说话，比父亲情况好很多。父亲脑门上中了一枪，脑浆都出来了，人已经濒临死亡，只剩一口气。医生让母亲准备棺材，断定父亲活不过当晚。结果伤轻的人死了，父亲却醒了过来。“他命大。”大舅说，“就像猫。” 本地俗话称猫有九命，大舅说父亲也有九命。大姐觉得不全是命，有时候一个人活下来而另一个人死了，只因为求生意愿有别。一个人拼命想活下去，应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理由。 看过大舅，问过事情，大姐匆匆起身告辞。表姐夫在村里是个富户，宅子相当大，门口有一口池塘，塘边种着龙眼树。那天有风，龙眼树上的树叶让风颳得哗哗响，还有狗在门外汪汪叫，让大姐坐卧不宁。 出门前大姐问：“大舅知道四月二十有什么来歷吗？” 大舅茫然，他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特别。 从大舅家出来后，大姐快步穿过村巷往村后小庙走。村子里很安静，农人们还在田间劳作，一些人家的屋顶烟囱升起炊烟，有小孩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偶尔停下来，好奇地打量陌生人。大姐走过一个拐弯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农人打扮的青年男子，扛一把锄头，大步流星，挡在前头堵住道路。大姐心觉有异，急忙收住脚步，左右观察，后边又闪出一个人，居然端着一支步枪。 “别吭声。”端枪的这位低声下令，“往前走。” “你是谁？”大姐站住不动。 “别问。跟上。” 男子手中是一支旧式汉阳造，走在前头的男子持农具，只能在近距离内发挥作用。大姐身上没有武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很难与两个强壮男子相搏，无法硬拼。 她没出声，在枪口的逼迫下跟着前边那人快步走，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村后小庙旁。吉普车还停在原地，有两个小男孩爬在车头玩，司机小陈却不见了。大姐被押进庙里，庙门关上，大姐这才看到小陈坐在天井边，已经给捆绑起来。 这里另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儿年轻人持步枪，另一个个子高，年纪大点，拿着一把驳壳枪。大姐瞄了一眼，应当是小陈那支手枪，被他们缴了。大姐到溪尾村找大舅，穿的是便服，小陈却是一身军装，敢把国军军人抓住缴械，会是什么人呢？ 大姐没待对方发问，突然主动出击，向高个子发问：“这里你负责？” 高个子不动声色：“你们什么人？” “自己人。”大姐说，“同志。”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非常意外。 “我们有任务。”大姐说。 大姐知道溪尾村靠近闽南游击区，有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今天她让小陈开车送她过来，说是走亲戚，其实还想跟游击队接上头。她告诉他们有重要事情需要跟游击队的上级领导联繫，比较紧急，请这位负责同志赶紧帮助联络。“什么事情？”对方问。 大姐表示她不能多说，见到上级领导才能讲。 那几人交换眼色。大姐指着小陈，让他们解开绳子，自己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捆起来？哪怕不是自己同志，解放军优待俘虏，游击队也一样。司机只是士兵，不是军官，不是反动派，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同志。 矮个子年轻人分辩：“让他缴枪，他不听。” “他不知道是自己人。” “你说是就是？”高个子比较警惕。 “带我们去见你们上级。”大姐说。 尽管对大姐的话不一定相信，他们还是把小陈的绳子解了。毕竟他们人多，而且有武器，大姐小陈两个人赤手空拳，不构成威胁。 第16页 大姐问高个子可以带他们去见上级吗？高个子说他们要先报告一下。大姐说情况紧急，迟了只怕会出事。 “到底是什么事？” 大姐问小陈：“车上东西在吗？” 小陈语焉不详：“他们搜过车了。” 高个子追问：“什么东西？” “情报。哎哟，你们不要搞掉了！” 情报很要紧，牵涉到反动派下一阶段“清剿”的新部署。为这份情报已经牺牲了同志，可不敢在这里搞丢。几位陌生同志不清楚情况，搜查时是不是漏了？不会以为没用，随便扔了吧？会不会让小孩拾走了？赶紧去看一看，也许还能找回来。 高个子说：“走。” 他们俩被押出那座庙，回到吉普车边。两个爬在车头上玩的小孩看到大人来了，跳下车站在一旁看热闹。两个孩子都小，其中一个还穿着开裆裤。大姐打开驾驶室门上车找情报，小陈留在车下，被对方的枪口死死看着。他们并没有轻信大姐的言辞。 大姐在驾驶座没找到东西，她跳下车，绕过车头，打开另一侧助手位车门。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好奇，也跟了过来。大姐把后排车门打开，招唿孩子上车玩。她自己则站在车下，用力推开助手位的椅子。 椅子下边有一个储物柜，储物柜里放着一支小手枪，装在一个精巧的牛皮手枪套里。大姐通常不把枪带在身上，今天到村里找大舅，她把手枪放在座椅下储物柜中。不懂车的人很难想到座椅下边暗藏柜子，通常不会搜查那里。 大姐把手枪取出来。对方几个人一见她从车上下来，手上忽然有枪，顿感吃惊，几支枪口一起对准她。 “别误会。”大姐说，“枪给你们。” 矮个子年轻人接过枪，几个人一起伸头去看。手枪是银白色的，不像武器，倒像玩具，几位估计都没见过，一见不免好奇，啧啧有声。大姐则在一旁追问小陈：“档案袋呢？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啊。” 两个孩子突然“哇”地大哭起来：那吉普车居然自己顺着山坡悄无声息地开始滑动。车上孩子慌张，大唿小叫，车下玩小手枪的大人们这才注意到异常。 只有大姐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因为是她一手制造的。军用吉普停在山坡上，面对下坡路，小陈停车后关了剎车闸，找了一块破砖垫在车轮下，车辆不会自行滑动。大姐上驾驶室找东西时有意打开剎车闸，下车时又悄悄抬脚，把垫在吉普车前轮下的破砖踢掉，撤去保险手段。小孩在车上一晃，吉普车就给推动起来，顺坡而下，越滑越快。坡下有一个拐弯，道路左拐而去，不受控制的吉普车直冲而下，将坠入溪流。 意外突起，其他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姐心里有数，她大喝：“车上有孩子！小陈快去剎车！” 小陈立刻向前冲去追赶吉普车，大姐跟上，对方几个人发怔，耽搁片刻，才不约而同开步追赶。吉普车尚未滑远，速度还不够快，可以追上。只一眨眼间，小陈冲到吉普车驾驶室旁，拉开车门蹿上车，随后大姐也赶到，上了后排，跟那两个小孩坐在一起，他们一起把车门关上了。 小陈没踩剎车，他开油门，发动机器，开足马力逃命。 对方在车后大喊，以开枪威胁，却没有射击，可能因为车上有村里的小孩。眨眼间吉普车转过山坡，大姐让小陈停车，把孩子放下车，再继续逃跑。 这时大姐才告诉小陈，昨天他们从厦门动身后，她心里一直感觉异样，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她脑子里总有一个人在晃，就是几天前小陈送她回家时在巷子口缠住他们的那个特务头头，姓柯的特派员。 “刚才这几个是他的人吗？”小陈疑惑。 “这几个倒可能真是游击队的。”大姐说。 赶回旅店时正好是中午，主任刚刚起床。 “猪圈修好了？”主任追问。 大姐笑笑，说大舅已经不养母猪，皮箱里的金砖不知往哪里送。 “发愁啥，拿来给我。”主任哈哈，“下午干什么？” 大姐报告，当天下午继续看货，晚上供货商还有饭局孝敬长官。 “没什么事吧？”主任问。 “平安无事。” “今天这个日子不错。”主任说。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隐秘暗号 大姐是什么人？除了我熟悉的大姐头，她肯定另有一个面目，于我非常陌生。 我们家里，我最依赖大姐，大姐比我大十岁，我出世之后基本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当年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女童，母亲把她当做童工使唤，让她成为我的专职保姆。母亲靠自己一双手打水洗衣，维持一家大小生活，从早到晚团团转，没有时间照料我，我这个小不点女孩被全权託付给大姐。大姐拖着两行鼻涕，承担起别人家母亲才承担的职责，给小不点餵米煳，换尿布，抱着哄着，出门把我绑在背上，睡觉时让我蜷在身边。从我懂事时起，大姐在我心中不只是大姐头，她有如母亲。 大姐还是我的老师。抗战初期，大姐在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学校内外都乱，大姐怕我荒废学业，特地把我从原先就读的小学转到她那里，跳一级插到她的年级，亲自教我。那几年我在学校里得管她叫“钱姓”，也就是“钱先生”“钱老师”，回家才能叫她大姐。在此之前我书读得稀里煳涂，直到成了大姐的学生才忽然开窍，被她调教出来。而后成绩一路上去，成了班上的尖子。 第17页 若干年后角色倒了过来，大姐的儿子亚明轮我抱着长大，从一岁直到三岁。大姐生下亚明是在抗战最后一年，当时她和姐夫还在永安。抗战胜利后她和姐夫回来了，一个肉糰子一般带着股奶香的小男婴被她塞到我的手里：“澳妹你抱。” 我心甘情愿照料小外甥。大姐曾是我的全职保姆，此刻我只能算是兼职，在课余时间帮工。母亲年纪大了，不再做工，只在家里做家务。亚明是我们家头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虽然姓吴不姓钱，却是男孩，得到母亲极大的看重和宠爱。只是她身体不好，手臂无力，已经不太抱得动孩子，通常是动嘴不动手，指挥我为亚明办这办那。抗战胜利之初大姐很忙。她是市政府雇员，而后进警备司令部穿上制服，天天要去上班，事情没完没了，早已不是当小学老师时的样子。不变的是她依然“紧性”，风风火火，说一不二。她回家后，我们家的主导权又从母亲手里转移到她手中，包括亚明的监护权。大姐总是想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不放心让母亲围着转。 “阿姆不要老是死啊活啊骂，小孩学粗了。”她说。 母亲很生气。 那一年冬天厦门特别冷，感冒大流行。亚明生病了，病相兇险，头天喉咙痛，第二天发高烧，接连三天不退，全家人急坏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狠下重手，开了最厉害的药，却未见有效，高烧稍微压下一点，转眼又冲上去，比用药前还高。小不点男孩受不了折腾，几天下来，整个人烧迷煳了，吃什么吐什么，从早到晚昏睡，奄奄一息。医生通知孩子病危，只怕不行了，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小外甥。看着孩子饱受折磨，一点一点蔫下去，真是心如刀割，无法忍受。大姐更是焦虑万分，她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竭尽全力帮助儿子与病魔相搏，渡过难关。 有一件事让我匪夷所思：姐夫突然离开了厦门。 姐夫吴春河当时在厦门一家报馆做事，住在我们家里。姐夫有一副好脾气，他比大姐大不少岁，在家里却是个受气包。大姐什么时候不痛快了，动不动会朝他喊叫——这种秉性估计出自遗传，大姐跟我母亲最像。吴春河对大姐的喊叫从不当回事，你喊你的，他做他的，既不回嘴，也不误事，等大姐自己偃旗息鼓。姐夫这种本事让我很佩服，我思忖他要比我父亲能忍，父亲会不会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脾气，这才离家不归？我知道大姐常对姐夫使性子，家里唯一能够管她的却还是姐夫，她其实很听姐夫的话，只不过不高兴了要吼几声而已。 亚明住院那几天，姐夫没少往医院跑，一来就摸亚明的额头，一张脸万分沉重，除此之外他帮不上什么忙。亚明病危的前一天黄昏，他匆匆赶到医院，看过孩子后，把大姐叫到外头去说话，我留在病房里。 我听到他们在外头吵了起来，隐隐约约，我听到姐夫提到了什么“任务”。大姐朝姐夫喊：“你去死！” 大姐不光脾气得自母亲，骂人也得自母亲真传。她把我吓坏了。 一会儿大姐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坐在亚明床边。姐夫跟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伸手摸摸亚明的额头，把他的小被子捂好，转身离开。出门前他把身上的皮衣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大姐负气一摇身子，皮衣滑落于地，他拾起来再披上去。 那天很冷。 姐夫就这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台湾。 姐夫走后第二天，亚明高烧再起，昏迷不醒，身子开始抽搐，医生想尽办法，无能为力。当晚我陪大姐守在病房，大姐看着躺在床上无助的儿子，眼泪一串串落下来。她把亚明抱下床，捂在怀里，在病床边坐了一夜，不吃不喝，不说不睡，不听人劝，不让人帮，死死抱着儿子不放。 这孩子居然在她怀里挺了过来。 后来她告诉我，整整一夜她都在跟亚明说话，翻来覆去三个字：活下去。无论如何，她可以去死，亚明不能死。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他应当过上好日子，决不能死在那前边。她还跟亚明讲林壮国，阿国头上挨了几大棍，肚子上被捅了一刀，死在她的怀里，那时她感觉天都塌了，她不想活了。亚明是乖孩子，千万别让她再受那个罪。亚明昏迷不醒，却与大姐心灵相通，他听到了，他很听话，终于撑住了。 次日下午亚明开始退烧，病情稳定下来。 大姐累得筋疲力尽，我让她去睡一觉，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同意了。离开病房前她把姐夫留下的皮衣披在我的身上。姐夫个子不高，我和大姐个头更小，他的皮衣穿在我们身上有如大衣，特别暖和。我把两手插进皮衣口袋，手指头摸到了一个小纸团。那纸团没什么特别，就是一张揉成一团的小纸头，打开来，纸头上什么都没有。 恰在那时亚明醒了，哑着嗓子喊姨，说渴。我把纸头丢在病床边小桌上，赶紧找杯子倒开水，掺点白糖给孩子喝。急切中开水洒出杯子，泼到小桌上，洇了那张纸。我看到有字迹从开水烫到的地方显露出来。 纸头上没头没脑写着一句话：夜七时太古码头麻子原暗号。 我大吃一惊。赶紧把纸头塞回口袋。 我无意中撞见了一个秘密，这张纸是密写纸，上边的文字显然是联络指令。大姐只睡了一个多钟头，匆匆回到病房。我告诉她亚明都好，脱下皮衣还给她，还指了指皮衣的口袋。我看到她顿显紧张，伸手去掏口袋，从里边拿出那张纸头。她居然看都不看，直接把纸头塞进自己的嘴里。 第18页 “没给别人看见吧？”她低声问我。 我点头。 “跟谁都不要说。” 我断定姐夫另有秘密身份，很早以来我就有所怀疑，那张小纸头让我更加确信。但我不知道大姐是跟姐夫一路，或者只是一个知情者。她从不跟我说明究竟，她一向拒绝跟我谈任何政治问题，既不说“共产共妻”那些话，也不讲腐败政府要被推翻。她一有机会就训斥我，让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好好读我的书。我拿学校里学到的话跟大姐争辩，说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她不听，翻来覆去只是教训：“让你读书，不让你管这个！” 因此我很困惑，不知道大姐是什么人。 我从小学读到大学，靠的全是大姐。要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女孩子最多读个初小，认得男女厕所那几个字，不会走错门，也就够了。当年大姐为了升学不惜离家出走，我的运气好多了，因为有大姐在头上罩着。大姐挣钱养家，照料每一个家人，已经取代母亲成为我们家的支柱，主导权掌握在她的手里。我在大姐手上开窍之后，读书很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姐认定我是读书的料，一心要培养我。她说我们父亲读过大学，到了我们这里，一代不如一代，都没那个命，她从小盼望自己能读大学，到头来就是一场梦。还好家里有一个澳妹能读书，无论碰上多少困难，一定要让澳妹升上去，能读到哪里去哪里，一直读到没有书读为止。 高中毕业时我自己很想升学，却不敢拖累大姐，自知应当为家人尽力，想找工作谋生。大姐把我臭骂一顿，让我什么都别想，听她的，去考厦大。我听从大姐安排，成了钱家这辈人唯一的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出自大姐，她的薪酬不算高，养家尚且吃力，还要供一个大学生，困难可想而知。她让我不要管，一心读书，不问其他。时逢乱世，遍地烽火，国共两军在北方各战场交战，闽南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学校里学潮不断，真是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姐夫自己神神秘秘，另有行为，大姐怎么还让我不问其他？难免让我不服。大姐训斥说。她是看重我这条命。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我们家只出这么一个大学生，今后前程远大，有望光宗耀祖，要是让我把命丢了，她不是白培养白费心思了？ “要让你活下去，过好日子，不让你死在那前边。”她教训我。 大姐跟母亲是冤家，但是也跟母亲最像，她管我就像早年母亲管她一样。 旧历四月二十那天上午，厦大、侨师以及全市主要中学学生联合大游行。大姐事前知道消息，交代我当天哪里都不许去，留在家里，家中做节，母亲需要帮手，她自己也要请假回家帮忙。我本想跟同学一起上街，怕大姐知道了骂我，不敢不听。当天大姐和三哥被便衣扣在巷子口，我和母亲闻讯赶去时，大姐有一个动作让我感觉异样：她叫我一起拉开母亲，于旁人不注意间，把她的挎包挂上我的肩膀。趁乱转移，手脚极快，动作很麻利，显然早是老手。我明白这只挎包不一般。里边的东西不能暴露，有如亚明住院时我在姐夫皮衣口袋里翻出的那张纸头。大姐是在准备应对危险局面，便衣特务很可能会倚仗人多，把三哥和她强行带走，她会千方百计把母亲和我留下来，因此把要紧东西转移到我这里。尽管她从不告诉我她有什么隐秘，不允许我捲入政治活动，事到临头，她还是相信我。 这个挎包在饭桌上被大哥翻查，搜出了一只真空管。我跟大哥一样，不相信三哥所谓“做生意赚点钱”的说法，这只真空管肯定另有用途，大姐与三哥在这件事上肯定是同谋。次日清晨三哥突然消失不见，我断定依然是大姐与他在暗中合谋。当晚我们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努力让我和母亲置身其外。 事实上他们已经将我们捲入其中。 学生大游行后，各校和外界群情激奋，政府当局加强戒备，军警宪特满城活动。我因为赶功课，有几天没回家。那天上午我抱着讲义到教室听课，一个陌生男子在楼梯口把我拦住，说有事找我。 我很惊讶：“你是谁？” 他只说事情比较急，跟我三哥有关，让我跟他到一旁去说。 这男子二十四五模样，学生打扮，看起来不像坏人。一听他提起三哥，我顿时感觉不安，当时顾不着考虑其他，跟他一起走出大楼，站在楼外一棵树下。 他告诉我一个可怕消息：三哥被特务抓了。那天清晨三哥从家中偷偷潜离，是为了躲避追捕，同时不连累家人。他并没有走远，一直躲在厦门一个朋友那里。由于情势紧张，三哥无法多留，昨日乔装从躲藏点冒险离开。不料特务防范严密，加上内部出了问题，三哥未曾走脱，在登上一条渔船前被便衣认出，秘密逮捕。 我大惊：“真的吗？” 他还说我们家也受到牵连。三哥落网后，特务于昨天深夜突然袭击我家，搜查证物，母亲被他们强行带走。整个行动非常隐秘，只有附近几家街坊邻居听到些动静。 我惊讶得大张嘴巴。 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抓捕三哥和母亲的特务有来头，为首人物是保密局一个特派员，手下有一个行动组，还能调动本地的军警力量。这个特派员很冷酷，号称“血手”。他盯住我三哥并非出于偶然，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我三哥的情况，以及三哥潜入厦门要做什么事。三哥落到他手里非常危险，得设法尽快把他和母亲救出来。 第19页 “你是谁？”我问。 他是三哥的朋友，跟三哥一起做事。他们的事情眼下不宜多讲，我知道太多也未必好，不是情况非常紧急，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找我。我大哥的部队已经移驻泉州，厦门的事情恐怕一时管不到，当务之急是找大姐想办法。他们已经探明情况，知道我大姐不在警备司令部，出差去了漳州，他要我立刻赶到那里找大姐报信。三哥和母亲目前关在厦门看守所里，作为共产党地下嫌疑人员，正被特务审讯。特务在母亲、三哥以及我们家都未掌握要紧东西，特务需要活口，母亲和三哥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还有时间营救，但是要快。他让我马上走，校门外有一辆三轮车送我去码头，那边有人给我准备了船票和车票。 “我们不便直接去见你大姐，只能通过你。”他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是那句话：不必多问，知道太多未必好，只需知道他们是三哥的朋友就行。除了把情况告诉大姐，他们不需要我做更多事情。 如果他们跟大姐是一路人，何必通过我去找她？但是如果大姐跟他们没关系，为什么他们还要找她？ 没时间多费心，一时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我没有迟疑，听命行事，立刻动身。那天有风，我用一条头巾把自己的脑袋包了起来，坐着那辆人力三轮车离开学校，途中特意让三轮车师傅穿行一条小巷，从我家后院经过。透过石条栅栏墙，我看到我家后门紧闭，后院里安静如常，晾衣绳上空空如也。我心知不好，如果母亲在家，这个时候晾衣绳上一定有衣物在滴水。母亲已经形成习惯，她每天都要洗衣服洗东西，除非天下大雨，她总要在晾衣绳上挂点什么。 我只觉满腔悲愤。 我到码头坐船出岛，而后转乘客车到达漳州，时已下午。我直接去大舅家，大姐每到漳州都会到大舅家，所以去那里找。大舅不在家，舅妈告诉我大姐住的旅店，我转身去了旅店。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晚饭时分终于等到大姐。她的上司赴宴去了，她称有事回到旅馆，恰看到我。 “澳妹！”她非常吃惊，“出什么事了？” 我们进了房间，我把情况匆匆说完，她一声不吭。我大惑不解，母亲老骂大姐是“紧性鬼”。这种时候怎么忽然变得不吭不声？ “阿姐怎么办？”我发急。 她问我报信的陌生人长什么样子。我说不出来，总之是陌生人，但是显然他认识我，还有我们家的人。 “不会上人家的圈套吧？”她问。 特务的花招很多，到处有圈套，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人家没骗我。 “他们怎么会去找你？” 陌生人声称他们找大姐不方便，所以找我出面。 大姐又不吭声了。 “阿姐，三哥和阿姆会怎么样呢？” 大姐生气道：“会死。” “阿姐！” 她改口说母亲不会有事。母亲又不是第一次坐监狱，把母亲当共产党抓，真是瞎了眼，不把母亲气死才怪。让母亲去骂特务“共产共妻”吧，母亲什么都不知道，特务从她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大哥很快就会出面保人，母亲不要紧。 “三哥呢？” 她不吭声。 “阿姐快想办法！” 她火冒三丈：“我哪有办法！” 我呆住了。 她让我待在旅馆房间里，哪里都不要去，等她回来。 她用力关上门，离开房间。我独自坐在床上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不到两分钟房门又开了，大姐推门朝我比画：“澳妹，跟我来。” 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房间，让我跟着走，要我什么都别问。 我们一起出了旅馆，从大街走到小巷，七拐八拐，到了一条小街上。天色已暗，小街没有路灯，靠沿街各铺面提供一点亮度，供行人来去。小街弯弯曲曲，一些铺面还在营业，大的铺子挂起汽灯，小铺则点上煤油灯，有些人家围在煤油灯前吃饭，小孩在街面上跑来跑去，大声喊叫。 小街中间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带着我从油铺边走过。油铺尚未关门，门里亮着油灯，有一个中年人站在柜檯后边拨打算盘，看上去是油铺掌柜。油铺里冷冷清清，并无顾客打油，但是大门洞开，似乎在等着谁。 大姐在油铺斜对面街道上站住脚。这里有一个五香铺，铺里支着油锅炸五香卷。五香是本地小吃，像是炸春卷，馅料却不一样，有肉丁、虾仁、葱白和荸荠，加上各种配料和五香粉，炸得香喷喷，蘸上酱料好吃极了。大姐买了根五香让我抓着吃，自己跟五香铺老闆娘打听一个补锅匠，说昨天看到这里有人补锅，今天怎么不见了？老闆娘说补锅匠不是这条街的，昨天跑到这里补锅，今天又不来了。 “还有一个爆米花的，一直在这里摇爆机吗？”大姐问。 老闆娘说爆米花的以往也没见过。 大姐低声骂了句：“该死。” 她拉着我的手走开。 我感觉稀里煳涂：“补锅匠爆米花是什么呀？” 大姐告诉我那是圈套。一出厦门她就感觉不对。 “阿姐说什么呀！” 第20页 她不解释，拉着我回到旅店。进门后她把床上的被子摊开，要我赶紧睡觉。我问她母亲和三哥怎么办？她答应明天领我到漳州的南山寺，给母亲和三哥烧一炷香。事到如今，只能请菩萨保佑母亲别出事，保佑老三活下去。 我一时语塞。 我们俩挤在一张铺上，我哪里睡得着，大姐也一样，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黑洞洞的窗外，根本无法入睡。她跟我说话，语音平静，忽然旧事重提说起了林壮国。她提到自己衣箱底下有一个旧包袱，包袱里有一件旧衣服，是阿国出事当晚她穿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是阿国死前流的血。这么多年了，她一直留着那衣服，从不丢弃。姐夫吴春河也知道这件衣服。 我听了害怕：“阿姐为什么呢？” 她知道母亲也一直留着父亲被暗杀时的那件衣服。不同的是父亲当年没有死，阿国却没活过来。阿国跟父亲比是小辈，但是他们都一样，是共产党。 “阿姐你不是吧？” “多嘴！没让你问！”她训斥。 她说一个人走上某一条路总有缘故，阿国在她手臂里断气的那一刻，她这一生要干什么差不多就决定了。这么说不完全，还得算上父亲。从父亲拉着她的手从家门口小巷走过那时起，很多事情就註定了。 我们家孩子里，数大姐跟父亲接触最多，她懂事那几年，父亲难得地经常在家。父亲很喜欢大姐，大姐小时候，父亲从外边归来，站在摇篮边看大姐睡觉，边看边笑，满心欢喜，远比看见大哥高兴。当年父亲常牵大姐的手上街给她买吃的，大姐最初认的字也是父亲教的。父亲还给大姐刻过一个石头印章，小印章四个字“钱金凤印”，其中“凤”字中间刻着一只鸟，印在纸上活灵活现。父亲给大姐讲过许多道理，他说人要自知自觉，大姐是钱家大女儿，钱家人要像钱家人，当大姐要有大姐的样子。“大姐大姐头”就是自知自觉，自知自觉的人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应当做些什么。 “阿爸说过自己是共产党？”我问。 父亲什么都没跟她说，当时大姐还小，长大后她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来，大姐经常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感觉他一直在拉着她的手领她行走，有如当年。大姐一直想要找他，她觉得父亲那样的人有可能因为种种缘故隐姓埋名，改名换姓，不吭不声躲在哪个角落做他的事情。父亲的求生意愿非常强烈，这种人无论遇到什么灭顶之灾，往往还会生还，不会轻易消失。如果父亲还活着，应当把他找出来；如果父亲确实已经不在世上，葬在哪里也该有个最后归宿。家中做节那天，保密局特派员柯子炎提及父亲，不像是随意提起，肯定是知道一些情况，也许是有意探听虚实，想从钱家人的嘴里打探父亲的底细。他们像是认为他还活着，他们似乎也在找他，其中必有原因。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担心父亲，只怕母亲出事。 大姐让我安静。现在哭不顶用，这件事我管不了，白操心，她再想办法吧。她不喜欢让我卷进这种事，怕影响我读书，怕我有危险。现在我被卷进来，只能多加小心。 “你暂时不要回厦门。”她交代。 她要我先在大舅家住几天，等可以回家时再说。我得有个准备，最坏的情况是特务追过来抓我，那不必怕，因为我就是个学生，大人的事一概不知，特务拿我没办法，到时候她和大哥会设法把我保出去。无论我碰上什么，都要心怀希望，坚持活下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是为了死。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什么？” 我记住要活下去。 她让我吃了一片安眠药，她自己也吃。她说不吃药只怕整夜甭睡了。 我从没吃过那种药，它对我效力巨大，没多久我就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晨，有几个人闯进旅店客房，他们打门，最后拿脚踹开房间大门，使劲推搡，把我从沉睡中推醒，冲着我大喊大叫。 “钱金凤在哪里！” 我整个儿蒙了，眼前乱闹闹，头脑晕沉沉，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闯进来的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在问些什么。 “喂！看着我！”其中一个人朝我大叫。 我忽然认出来了，这是个矮胖子，刘树木，柯特派员手下的特务组长。 他追问大姐的去向。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姐跟我一起吃了安眠药，挤在同一张床上，然后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 “东西呢？在哪里？”他嚷嚷。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些人搜查房间。大姐的皮箱还放在客房角落里，他们把皮箱拎在床上，看他们的动作，可知皮箱相当沉重。当着我的面他们打开皮箱，只见里边有些杂物，还装有半箱子书，居然都是我的课本，小学的，中学的，已经没有大用。大姐捨不得扔，把它们保留下来，不知为什么她把它们塞在皮箱里，从厦门带到了漳州。 矮胖子刘树木看到皮箱里的课本，脸色全变。 “电台在哪里！”他朝我咆哮。 我哪里知道什么电台。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第21页 惊险劫狱 大姐把安眠药含在舌头下边，然后悄悄吐掉。 她在半夜里悄悄离开客房，那时万籁俱寂，人们都在熟睡。司机小陈跟着她，两人将一切弃之不顾，不告而走，驱车匆匆赶回厦门。 她只能孤注一掷。 旧历四月二十做节当晚，我们家那幢木屋里发生什么了？有如大哥当时所怀疑，大姐与三哥一起鼓捣，密谋了其后事项，包括三哥第二天凌晨的失踪，以及大姐拉到漳州的一只大皮箱。这只皮箱本应装着一部电台，而不是半箱沉重的旧课本。 我们家老三钱世康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他货真价实就是个“土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敌工队长，这一次潜入厦门有一项重要任务，涉及一部电台。 前些时候，闽粤两省当局组织大量兵力围剿游击区，游击队与“进剿”之敌在山区周旋，歷经几场大的战斗。一次突袭中，游击队的电台被敌军炮火击中，报务员牺牲，机器毁坏，致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繫。地下党通过内线从台湾得到一部新电台，用渔轮偷运到厦门，派遣老三钱世康到厦门接运。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加强镇压，白区地下党的交通线又遭受破坏，任务异常艰难。老三勉为其难，想尽办法进入厦门，把电台接到手一检查，发现电台一只真空管以及若干零件受损，问题可能发生于海上运输途中。老三决定在厦门修好再往山里送，这方面技术他懂，零配件在厦门较容易找，唯有真空管无处可寻，紧急中他通过博闻文具店求助大姐。 三哥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博闻文具店？原来是姐夫吴春河。两年多前，有一次三哥在山里游击队驻地意外见到了吴春河，两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时间短，彼此没多说，吴春河留了地址，说以后如有特殊需要，可试通过这里找他。除了这句话，吴春河没多说，老三也不能问。闽南基层地下党组织有多个系统，各自按照上级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彼此不相统属。吴春河此前从未与游击队发生联繫，估计来自另一系统，有可能直属更高层级。三哥与他在游击区意外相逢，彼此才知道是自己人。三哥猜想，姐夫突然进山，可能是奉上级之命联络重要事项。从时间上推算，那一次姐夫进山，可能跟前往台湾的任务有关。 三哥通过姐夫留下的渠道向大姐求助，事出无奈。情况很紧急，很严重。敌人大举进攻，特务活动猖狂，有白区重要干部被捕，几条交通线相继被破坏。这时候跟上级失去电台联繫，雪上加霜。三哥急于修復电台，送出厦门，原有的渠道无法提供帮助，反覆斟酌，才冒险与大姐联繫。他觉得姐夫的活动大姐并不一定参与，但是姐夫是自己人，大姐肯定不会是敌人。无论大姐是不是地下党，毕竟是自家大姐，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三哥用写信方式联络，没有直接去跟大姐见面，也不敢贸然回家探母，是因为感觉到危险——从潜回厦门起他就发现情况不对，身前身后似乎总有些人形迹可疑。他记得旧历四月二十家中做节，时间恰在眼前，因此先通过博闻文具店与大姐联繫，再利用家人相聚之机见面。为了当天回家，他乔装打扮，小心谨慎，穿街串巷，瞻前顾后，用了所有可用的隐蔽行动手段，最终还是被特务堵在巷子口。还好大哥赶到，救了他。以安全计，当晚他应当跟着大哥钱勇离开厦门，大哥虽被他讥为“党国要员”，毕竟是自家大哥，不会见死不救，但是三哥不愿无功而返。 他冒险留在家里，对大姐承认自己来自游击队，讲述他的任务和危险处境。他被特务紧盯住，面临极大变数，已经很难完成任务，这任务又必须完成。 “哪怕鱼死网破，也得把电台送上山。”三哥说。 “要死还不容易？”大姐训斥他，“是要你活，要想办法。” 大姐的办法是亲自出马，让自己更深地卷进危险。她一手策划了三哥的失踪，让他藏匿起来修復电台并转移给她，余下的事情由她直接处置，她的身份提供一定的保护，比三哥多几分胜算。大姐习惯于照料我们所有人，宁可自己冒险，也不会让三哥去送死。“大姐大姐头”，她是大姐她做主，既然老三求到她这里，那么就得听她的。 三哥说：“阿姐，我得知道你是谁。” “我是你大姐。” “阿姐的任务呢？” “别问。” 三哥当然知道大姐叫钱金凤，他只是不知道大姐属于哪个方面。姐夫是自己人，大姐呢？是因为与姐夫在同一个组织，或者只因为她是大姐，所以要帮助弟弟？如果大姐身负任务，是否允许她接手任务之外的事情，帮三哥？三哥不能不问，大姐却绝口不提，这意味着可能什么都不是，也可能是什么都不能说。 三哥终于提供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大姐让三哥设法脱身离开厦门，她自己则带着一只大皮箱，借办理军需公务之机，以他们军需处主任为掩护，乘着军用吉普到达漳州。大姐去了花生油铺，这是三哥他们的秘密交通站，大姐在那里接上头，对接暗号和现场观察均无异常，大姐答应随后把“东西”送达，但是她迟迟不动，心怀顾忌。她抽空前往溪尾村寻访大舅，意外被人抓住，对方有可能是地下党游击人员，大姐还得设法逃脱，因为用这种方式随机接触，后果难以料想。待到澳妹赶到，得知三哥和母亲被捕，大姐再访花生油铺，本想通过交通站传递三哥消息，联络游击队一起营救，不料发觉情况异常，断然中止联络。 第22页 大姐面临艰难抉择，她本不应当让自己陷入这种局面。博闻文具店转来三哥求助时，她就该谨慎处置，最大限度地不让自己身涉险境，但是她没有设法迴避。一旦进入就身不由己，步步深陷，直到没有退路。大姐就是这种脾性，她是大姐头，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人安危大姐也有责，如果国家兴亡与家人安危彼此关联，大姐如何能让自己置身事外？ 她决定孤注一掷。她让澳妹睡下，偷偷吐掉安眠药，招唿小陈匆匆返回厦门。 他们到达厦门时天还没亮，市区街道冷冷清清，车辆行人稀少。吉普车开进厦禾路，停在街边，大姐下车敲了一户人家的门，找来了一位帮手。帮手姓赵，是市警察局联络处的一位副官。小陈把赵副官和大姐送到了看守所，他们穿制服，佩枪械，携警备司令长官的手谕，前来紧急调押犯人。赵副官与此间所长相熟，当晚恰所长值班，一见赵副官分外惊讶：“鸡刚叫啊，赵副官这么早？” 赵副官告诉所长，昨日局联络处协助警备司令部破获一个共党地下组织，捕获几名要员。经彻夜审讯，有嫌犯提供一条线索，牵扯到一个人，据供称已在前天晚间被拘，押于这个看守所。上峰要立刻提审此人，派他们过来提人。 所长问：“叫什么名字？” “钱世康。” “没有。” 赵副官惊讶，看大姐。大姐说明犯人又称“阿康”，是经省政府调查室安排的一个特派行动小组所捕，送过来暂押于本所。 所长查名册，果然查到了，这人不姓钱，姓周名菊花，又称钱周氏，是个老婆子。 “共党嫌疑。”所长不以为然，“这也太老了点。” 大姐问：“老婆子怎么样？” “一进来就骂不绝口。”所长说，“你们审讯时小心点，只怕骂不过她。” 大姐摇头：“不是她，是另一个人，男子，二十四五岁。” 所长翻名册，大姐在一旁看，终于在“税政案嫌犯”记录册里查到了一个人，记录的名字叫“康阿钱”，姓名倒着写了。 大姐说：“是他。” 犯人从号子里提出来，果然不错，老三钱世康。 赵副官签了字，用手铐把三哥铐上，押出看守所，上了吉普车。 这时天色已经蒙蒙亮。 犯人被提走，所长在办公室忽有所思，有些放心不下。时间尚早，不宜惊动上司，他犹豫了好一阵，终于下决心拿起电话，这个电话打得他呆若木鸡。 警铃响彻看守所。而后岛内各相关军警单位相继接获警报，围捕行动迅即展开。二十多分钟后，一辆往沿海地带急驶的军用吉普被路边值班岗亭警察发现，消息速传到警察局，布置在码头一线的军警接报，紧急出动拦截。军用吉普上的人可能发觉动静不对，他们没有驶近海湾港口，中途折转逃逸，离开沿海开往岛内腹地万石岩一带。驻于山上的一个宪兵分队出击追赶，在各道路口设障拦截，并派出数辆军车，对逃逸吉普实施围堵。该军用吉普车上人员利用熟悉地形，在万石岩山间与追击车辆周旋，渐渐途穷，被挤压到下山处一个宪兵拦截路口。其时左近已经无路，后边追车逼近，前头枪口成排，除了停车受缚，再无迴旋余地。却不料逃逸者垂死挣扎，铤而走险，突然加大油门向前方路障冲击，试图越障而出。路障边有十几个宪兵守候，他们对空射击示警，对方毫无理会，速度不减反增，强行沖关。宪兵採取最后措施，十几支冲锋鎗一起扫射，吉普车被打成了蜂窝。宪兵在击毁的吉普车上只找到一名死者，为女性，着上尉军服。 是大姐钱金凤。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家逢巨变 游击队被大哥所部包围在尾尖山一带。总攻发起之前，大哥下令先行炮击，让炮兵营狂轰滥炸。于是大炮轰响，一排排炮弹唿啸而上，尾尖山主阵地爆炸声响成一片，树木土石被气浪掀上半空，浓烟滚滚。 本次行动中，师长把炮兵营抽交大哥指挥，配合本团进山。炮兵营移防闽南前配备了数门美式新型榴弹炮，火力强大，可以摧毁数公里外的坚固工事，但是由于地形条件所限，此间用得上的只是几门旧山炮。与美式重炮相比，抗战胜利后从投降日军手中接收的山炮火力单薄，算不上重型武器，拉它们进山却让炮兵营和工兵连费尽吃奶之力。闽南一带山地广阔，沟深林密，山道崎岖，除一些县城和若干大的集镇，几乎不通公路。在这种地方动用炮兵，有如小河沟里开军舰，施展不开，了无必要。大哥却坚持要把山炮拉进山里，让“土共”长长见识。 “我们没听过大炮响。”他说。 大哥所谓“我们”指的是游击队，“土共”。他有时喜欢把“我们”和“他们”混为一谈，略带嘲讽，出于一种个人爱好。大哥没把游击队放在眼里，他清楚对方的装备如何。大哥面对的游击队是共产党地下武装的一支劲旅，估计有三四百人，拥有几挺轻机枪，除此之外就是步枪和土铳，子弹相当有限。数年来，与这支游击队对打的主要是保安团，保安团属地方杂牌部队，装备很一般，双方战斗中，除了游击队的手榴弹声音大，就数保安团的迫击炮小有影响。现在大哥决定让游击队见识一下真正的大炮，知道什么叫正规军。大哥指挥的这个团1942年参加过浙赣战役，与日军在浙江衢州血战过，相比而言，打游击队不算大仗。 第23页 大哥所部移防闽南，师部暂驻于泉州郊外，主要任务并非与游击队作战。今年初夏部队从上海乘船到达厦门时，北方战场正打得火热，国共两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战场胶着苦战，大哥他们师奉调福建属预作战略安排，上峰力图稳住东南，巩固后方，据以抗衡共产党。但是闽南并不平静，随着解放军在北方战局中占据主动，此间共产党地下武装活动也进入高潮，原先负责“清剿”的地方保安力量已经无法应对。如果不能有效镇压，任地下党武装发展成燎原大火，后方哪里稳得住，因此围剿“土共”成为一大要务，上峰坐镇指挥，军警宪特联合行动，大哥奉命率部进山。 他把山炮拖到前线，拿炮声“剿共”，像是胸有成竹，其实不尽然。所谓“土共”不是正规军，他们的游击战术是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亮出武器拉起队伍就是一支武装力量，枪一藏化整为零躲进村子，立刻变成当地村民，让人不知何处去剿。所以把山炮拿出来轰，类似于乡下人拿鸟铳驱赶麻雀。制订计划时，有人提出部队轻装为宜，不必劳师费众拉山炮。大哥一听即呵斥：“你懂个屁。” 头天傍晚，大哥手下的一支侦察队在尾尖洋附近遭遇伏击，几乎全队覆没。接应部队奉命迅速从两面赶到，前追后堵，游击队主力且战且退，上了尾尖山。尾尖洋、尾尖山均为当地地名，闽南土话管山间平地叫“洋”，管峻峭山峰叫“尖”。尾尖山区有六座山头，自西向东排列，从“头尖”到“尾尖”，以尾尖山最险峻，以其山脚的尾尖洋最开阔。战事发生后，大哥所部进驻尾尖洋，配合作战的保安团迅速封锁尾尖山周边各路口，协同部队将游击队包围于山上。晚间山地无法进攻作战，只能等待天亮，当晚各营高度戒备，紧密封锁，以防游击队偷偷潜离或强行突围。根据保安团情报，此间共产党的地方机关与游击队一起行动，此刻也被包围。如果能够一举消灭，打掉共产党地下武装主力，同时破坏地下党机关，让一方共产党群龙无首，可称功莫大焉。 游击队不是呆鹅，他们被包围了，但还是沉得住气，没有贸然突围。天亮后下小雨，战斗按计划进行，从炮击开始，然后步兵冒雨行动。一营从尾尖山西侧山坡主攻，二营从南侧配合进攻，三营则布防于山后，按兵不动。尾尖山地势陡峭，有一条峡谷从山后通往山外，考虑到游击队的作战特点，需要为他们留下撤退通道，通道应当貌似平静安全。如果游击队真的试图从这个峡谷熘走，他们就进了伏击口袋，必死无疑。 一营的进攻只遇到轻微抵抗，对方除了用小股人员零星冷枪袭扰，没有集中火力反击。由于担心“土共”有诈，主攻和佯攻部队都小心翼翼，稳扎稳打，让几门山炮不断轰击山头，制造威慑。总攻时刻炮火向纵深转移，主攻队伍从山坡各临时掩体冲出，在机枪持续不绝的射击掩护下吶喊冲锋，士兵们一边开火，一边拼命往山头拱，尾尖山头弹如雨飞。几分钟后山头被攻占，两支攻击部队会合，战斗中都没有遇到真正抵抗，攻到山头才发现一个敌人都没有。 “土共”不知于何时从哪里遁走了。 大哥下令搜山，寻找游击队藏匿处，同时用电台向师长方国升报告了战况。 方国升不快：“这是干什么？双十节放礼炮？” 大哥自我解嘲：“我军礼炮响声甚大。” 他报告所部正在组织搜山。尾尖山地形复杂，山路湿滑，游击队战术多变，他准备亲自率士兵和民团人员，脱掉鞋子，赤脚搜山。 “把你的鞋带繫上。”师长说。 他下令大哥立刻赶回师部，让参谋长去脱鞋子。 大哥感觉突然：“师座有要事？” “来了再说。” 大哥不再发问。他把事情略作交代，匆匆离开尾尖洋。回到泉州时已近黄昏，他直接去了师部。 方国升说：“有人在等你。” “难道‘土共’从尾尖洋遁到这里？”大哥自嘲。 他居然猜得有点对路。方国升告诉他，紧急命他回来，是要让他见一个人，此人疑为“土共”，年纪有点大，是副师长自己的母亲大人。 “师座别取笑。”大哥说。 方国升板着脸，称这种事敢取笑吗？钱勇副师长率部在尾尖洋“剿共”，激战数小时，山炮机枪冲锋鎗，打得开锅一般，末了数百“土共”游击队和地下党要员跑得不见一个影子，他自己的高堂大人倒成了共党分子，这个很严重。 大哥笑意顿失，当即追问：“师座让我明白点。” 方国升不含煳，他告诉大哥，日前上峰召开会议，部署福建各地军事。会议期间，一位熟人私下里向他提起钱勇，问是否可靠。方国升询问究竟，才知道保密局所部人员在厦门破获一个地下党组织，钱勇的母亲涉案，被捕待查。一听说牵涉方国升手下的副师长，担心方国升受牵连，熟人暗中给他通了消息。 方国升吩咐师部政训室主任立刻了解情况。政训室主任通过内线迅速搞到准确消息，知道钱勇母亲确实涉案被捕，关在厦门看守所受审。老女人看来并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也不太知情，审讯中一问三不知，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人还不好对付，倚老卖老，吵闹公堂，摸不得打不得，你大声她更大声，张嘴就来，骂不绝口。居然还抬出钱勇恐吓审讯人员，声称谁让她受冤枉，一定会让她儿子抓去枪毙。 第24页 方国升当机立断，打了几个电话，下令由政训室主任出面，以本师在山区“剿共”，前方指挥官关系莫大，必须稳定军心为名，把老人保出来，直接送到泉州，临时安置在一民宅里，等钱勇回来。 大哥听罢大怒：“他妈的谁干的！” 方国升即训斥：“冷静。” 根据现有情况，钱周氏可以判定与共党无关，为误抓。但是事出有因：钱家老二钱金凤、老三钱世康、老四钱玉凤同案，都已被列为共党嫌疑。 “不可能！” 方国升这才告诉大哥，钱金凤已因拒捕被宪兵击毙于厦门万石岩一带。此前她带两个潜伏于军警内的共党分子，伪造长官手谕，将老三钱世康从看守所提走，试图逃离厦门。事发受到追捕，钱金凤安排三人藏匿，自己驱车与追缉军警周旋，直至途穷被杀。老四钱玉凤因涉嫌协助钱金凤，已经被抓。钱世康目前下落不明，据查为本地“土共”要犯，事发前潜入厦门秘密接运一部电台，保密局人员倾力追捕，最终捕获，却被钱金凤放跑了，眼下不知去向。 大哥的眼泪忽地落了下来。 “师座说的可真？”他问。 “这种事可以乱讲？” 大哥双掌捧脸，泪如雨下。 他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率部“剿共”，他们却在身后把他一家剿了，干得如此利落，可谓心狠手辣。眨眼间母亲小妹坐了监牢，兄弟跑得不知去向，大妹竟然死于非命。他身为长子，十分不孝，家有老母，弃之不管，这么多年只顾天南地北到处打仗，打了日军打共军，家里照料老母，扶助弟妹，只靠这个大妹钱金凤。她怎么可能是共党？证据在哪里？怎么可以这样给打死？现在他如何面对家人？如何跟母亲交代？ 方国升厉声道：“还有如何面对党国！” 大哥取出手枪放在桌上。 “师座明鑑，请命军法部门审查。”他说。 他自认为没有辜负党国，蒙受这般奇耻大辱，他不能放过，一定要搞明白。不要只说他家人涉嫌共党，要论共党他自己算一个，不只是嫌疑，是货真价实。何必跟他的家人过不去？要抓就抓他本人吧，悉听尊便。 方国升当即咆哮：“老子这是怀疑你吗？” 大哥不说话。 “把枪收好。”方国升下令，“去把事情给我收拾清楚！” 大哥离开师部，立刻去探望母亲。母亲被安置在泉州城郊一个大户人家的宅子里。民居主人是个南洋客，出洋谋生多年，赚钱回乡盖了一座大厝，自己却客死南洋，偌大宅第稀稀落落，被临时征为军用。大哥赶到大宅，远远就听见有人哭号，一声长一声短，哭声中夹有诉说，凄悽惨惨。大哥顿时气短。 这时怎么办？还得硬着头皮进门。母亲一见大哥就扑上身来，拳打脚踢。大哥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任其撕扯。母亲一边打一边喊叫，向大哥讨人，还她金凤。厮打中她哭号命苦，嫁个死鬼不知去向，生个儿子不会顾家，幸好女儿孝顺，菩萨保佑，指望靠这个乖女养老送终，哪料天不长眼，冤死枪下。什么世道什么党国？千刀万剐油炸火烧那些杀人魔头，千言万语骂死这个不中用的儿子。 大哥眼泪掉了下来：“阿姆我很难受。” 他向母亲求饶，可以往狠里打，别往痛里说。他知道这些年这个家很不容易，知道大妹金凤在母亲心中和这个家里的位子。他自认不孝，但是保证会把事情搞明白，有仇报仇，有恨雪恨，一定给母亲一个交代。 母亲大哭：“我要她人！你把金凤还我！” 他请母亲节哀，人死不可復生，活着的人更要珍重。现在这种情况，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家人如何承受？ 当晚他陪着母亲坐了一夜。 第二天，大哥带着人赶赴厦门，料理相关后事，母亲暂留泉州，有专人照料。眼下这种情况，母亲帮不上忙，让她回家，睹物伤神，不如待在外边歇息几日。 大哥回到家中，木屋一片狼藉，被人翻了个遍，看情况不止搜过一次。母亲是被便衣从家里捕走的，其后家中空无一人，特务们当然不会闲着，他们一定费尽吃奶之力，不惜掘地三尺，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从已知的情况看，他们在这里似乎什么都没找到，一无所获。 大哥去了警备司令部和看守所，分别了解情况。根据相关人士说明，钱金凤伪造上峰手谕提走钱世康，途穷毙命，事实清楚，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她归属共党哪个地下组织系统，或者仅因为手足之情铤而走险。特务怀疑钱金凤伙同钱世康接应并藏匿一部“土共”电台，因电台暂时查无下落，无法确证。本次事件之前，警备司令部从未发现她有通共活动。与钱金凤一起涉案的有一军需处司机，此人家境贫寒，多得钱金凤帮助；另一个是警察局副官，为钱金凤丈夫吴春河的表亲。两人以往也未发现通共。 “钱世康呢？”大哥问，“告诉我他是哪家‘土共’。” 钱世康被捕后曾接受审讯，对所控事项一概否认。审讯人员还没有撬开其嘴，人就被钱金凤劫走，人一跑还审什么？案子成为悬案，只好等再次将他捕获归案。 第25页 大哥上山勘察大姐被枪杀现场。大姐阵亡后，遗体被弃于死亡地附近一条山沟的土坑里，草草掩埋。根据知情者指认，大哥在现场找到埋尸点，让士兵开挖，果然掘出一具女尸，身上军服血迹斑斑，遍布弹痕，遗体尚可辨认，确认无误是钱金凤。 大哥脸色铁青，与死者相向无言。 副官买来一副上等棺木和一应收尸物品，将大姐先行收殓。大哥自己离开山地，渡海前去鼓浪屿，找到了颜俊杰。 颜俊杰正在鼓浪屿他家的小洋楼里收拾行装。 “他们催我赶紧走。”颜俊杰问大哥，“你回厦门什么事？” 大哥不吭声。 颜俊杰比大哥小一岁，两人从小学一年级相识，相交至今。颜俊杰家住鼓浪屿一幢小洋楼，他父亲早年去南洋，在印尼经商发财，回乡给家人买地盖楼，自己则在印尼另娶，生了一群儿女，常年住在那边。颜俊杰的母亲是原配，带着颜俊杰苦守鼓浪屿小洋楼，候着丈夫数年一归；母子俩虽有丰厚南洋侨汇可靠，衣食无忧，却十分孤单。颜俊杰是鼓浪屿富侨少爷，大哥钱勇是市井贫民子弟，彼此天渊有别，性格也大不相同——大哥果敢坚决，强悍好胜，颜俊杰单薄文弱，多愁善感。两人间只有一点比较相似：家中父亲似有若无。小时候他们天天在一起玩，颜俊杰经常在钱家破木屋留宿，吃母亲煮的地瓜稀饭，就咸带鱼，与大哥挤在一张竹床上睡觉。长大后两人各奔前程，虽然世事多变，还是莫逆之交。 颜俊杰眼下与大哥同样在军中谋职，都是上校，情况却不相同。如大哥所笑，颜少爷命好，肩膀上扛的不是弹片是金豆。颜俊杰的父亲有钱，抗战爆发之初，颜父于海外慷慨捐献，为国内抗日效力。颜俊杰先被父亲从厦门叫到印尼避乱，后回国到了陪都重庆，由一位世伯牵线，去一位海军中将手下当差任职。该长官有个女儿，一眼看中颜少爷，几经周折，颜俊杰终富上加贵，成了党国要员的乘龙快婿。大哥在前线作战，出生入死，歷经枪林弹雨之际，颜俊杰始终在后方后勤部门任职，没打过一天仗，却步步向上，迅速擢升。抗战胜利后颜俊杰的岳父先往上海，再驻台北，颜俊杰自己外放江阴要塞任职，继而奉调台北。颜的太太已经先行去台，他自己则回到厦门，在鼓浪屿小洋楼住下来，由家中老妈子照料，每天无所事事，喝酒泡茶，迟迟不走。 “我他妈急什么。我这种人于家于党国本就可有可无。”他说。 他有难言之隐，大哥心知肚明。 按上峰要求，此刻颜俊杰应当在台北了。他一拖再拖，不急着走，心不在焉。大哥今天来得正好，颜俊杰早想一起聚聚，老人家，阿凤澳妹，一起吃个饭吧。他告诉大哥，前些天他在码头上意外见了金凤一面，时间很短，没说上几句话。这两天应酬多，还没抽时间上门去看看，就趁大哥回厦门一起聚聚。 大哥咬牙切齿：“没有了。” 他把大姐死讯告诉颜俊杰，颜俊杰失声叫唤：“不可能！” “可以乱说吗？”大哥大喝。 颜俊杰呆若木鸡，张着嘴说不出话，突然“哇”一下哭出声来。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你帮忙。”大哥说。 他们一起离开鼓浪屿，过海料理后事。大姐被葬在山间一处幽静之地，颜俊杰的父亲早年曾在这里买有一块墓地，老人家几年前死于印尼雅加达，留葬南洋，厦门这块墓地没有用上，此刻给了大姐。 颜俊杰在大姐遗体前难以自持。 大哥一向果断，当天将大姐下葬，送葬的只有他和颜俊杰两人，以及他带来的副官和卫兵。按照本地习俗请了“土公”，下葬仪式从简。母亲还寄寓泉州，大哥不接她到场，担心刺激太大，老人家受不了。大姐的丈夫与孩子此刻不知去向，澳妹另有麻烦无法前来，死者则宜尽快入土为安。 “我是大哥我做主，先这么办。”大哥说，“需要的功课以后另补。” 大姐墓地附近有一座尼姑庵，他们请庵里的尼姑为大姐做道场。庵主一听死者才三十岁，她念阿弥陀佛，说：“可怜。” 颜俊杰又是泪流满面。 大哥问颜俊杰漳州军警界有没有熟人。颜俊杰称认识那里一位保安副司令，是他岳父的门生，前天还到厦门找过他。 大哥说：“走，跟我去一趟。” 颜俊杰一听澳妹钱玉凤此刻陷在那里，即大骂：“他妈的，谁干的！” 大哥说：“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他们直扑漳州城。 颜俊杰找了保安副司令，那人不敢怠慢，只问需要怎么帮忙。大哥没多劳驾，只让他写个手谕，派个得力人员随他们一起去处置就可。而后大哥、颜俊杰一行赶到位于城西的一个看守所。所长一看有来头，不敢马虎，十分合作。 大哥查问澳妹钱玉凤，所长找出记录。钱玉凤身份是厦门女大学生，因涉嫌共党地下活动，被保密局一个行动组于漳州捕获，押于本处，按行动组要求单独关押，作为特殊犯人，待遇从优，但是禁止与审讯人员以外的任何人接触，谨防共党分子渗透。 “我这个共党分子能不能见？”大哥问。 第26页 所长尴尬道：“听长官命令。” 大哥不让所长为难，说既然可以审，不能见，那么不妨审一审。钱勇这个共党自家来审只怕别家认定有私，因此不妨会审。 “哪个特务管她？” “是刘组长。” “刘树木？矮胖个儿？” “是他。” 刘组长的行动组近期驻于城西杨公馆，距此不远。大哥让所长立刻派人去请，就说本所发现共党嫌疑试图与钱玉凤联络，怀疑是其同党，请速来协同处置。 几分钟后刘树木带着一个人匆匆走进所长办公室。一见大哥和颜俊杰，还有一屋子副官、卫兵，刘树木并未表现出惊讶。 “是钱长官。”他还记得大哥。 大哥没有理他，只让所长提审犯人。 “钱长官能否稍待片刻？”刘树木请求。 为什么要等？刘树木解释说，保密局行动处一位长官莅临，在九龙旅社召集各情报部门负责人开会，柯子炎特派员去面见上司。已经通知他赶过来。 “他来干什么？” 柯子炎曾预先交代，钱长官这两天会来提犯人，到时候他要来会会钱长官。 “听说柯特派员冷酷，不知道他还能掐会算。”钱勇冷笑，“让他见他的长官，咱们先不劳驾，后会有期。” 澳妹被押到所长办公室。她穿着囚衣，身上却收拾得很整齐，不像通常囚犯蓬头垢面。一见大哥和颜俊杰，她先是一愣，继而放声大哭。 大哥呵斥：“不要哭。” 刘树木说：“钱长官，能否容我先报告？” “说。” 刘树木称他们已经查实，钱金凤伪造上司手谕，劫走共党要犯钱世康，被击毙于厦门万石岩一带。事前钱金凤出差到漳州，怎么会知道其三弟被捕？是其妹钱玉凤从厦门专程跑到漳州告知的。钱玉凤从哪里得知消息？谁策动她来找大姐？毫无疑问，其身后操纵者为共党地下组织。因此认定钱玉凤涉嫌参与共党活动，将其拘捕。 大哥问澳妹：“这个事你跟他怎么说？” 澳妹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她不是共产党，没参加过共产党活动，也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她到漳州玩，听说大姐也来了，跑到旅馆找大姐，当晚跟大姐睡在一张床上，大姐给她吃了安眠药，她睡得昏昏沉沉，直到第二天被特务从床上抓起来。她不知道大姐什么时候离开，去了哪里。 刘树木声明：“她没讲实话。” 大哥喝道：“我知道谁假。” 大哥当堂分析：如果澳妹是共党或受共党策动，那般紧急时刻，想必不会躺在旅馆床上无所事事，等刘组长的便衣来抓。刘组长未能捕到共党，倒把无辜女孩抓来充数，这是玩忽职守。澳妹为厦大学生，无端关押于狱，摧残身心，耽误学业，很不应该。她在家里最小，上有母亲，哥哥姐姐，全家大小，谁都要她一心读书，不想让她捲入是非。刘组长滥抓无辜，只怕逼得大家都要去投共党，别说这么个小女孩。 刘树木不服：“即便不是共党，知情不报须以通共论罪。” 大哥问：“我拿什么罪论你？” “通共大案，钱长官徇私不得。” “论你嘴硬罪。”大哥决定。 他宣称上峰有令，要他把自家事情收拾清楚，所以他亲自带人前来核查情况，以便据实禀报。澳妹钱玉凤这件事看起来大体清楚，应立刻据实处置。 忽然门口传来一声：“钱长官认为该如何处置？” 柯子炎声到人至，出现在所长办公室门口，身后跟着两个便衣。人未进门，他就把大哥的话接了过去。 大哥问：“这个人是谁？什么东西？” 大哥是装腔。他记得刘组长，怎么会把柯特派员忘记？ 刘树木硬着头皮介绍：“是柯特派员长官。” “杀我大妹，抓我母亲，追我三弟，拘我澳妹，就是他吗？”大哥大声问。 柯子炎说：“钱长官有所不知。” 柯子炎称自己奉上峰之命率行动组人员执行任务，从一开始就严令一条：无论如何，要活的不要死的。他本人号称“血手”，办案从不留情，该杀谁下手就杀，绝不犹豫。但是这一次他需要活口，死人于他无用，因此只抓不杀。钱金凤拒捕，被宪兵射杀，事出意外，不是他能控制。钱家人痛惜不已，他也感同身受，极度懊恼，只怕对上峰无法交代。钱母被抓属于保护性应急措施，本来就是准备问一问放人，没打算跟老人过不去。钱家小妹钱玉凤从厦门赶到漳州报信，导致事态恶化，背后肯定有共党地下人员策动，本该深究。念及她年幼无知，救兄心切，上当受骗，他们也没亏待她，囚禁期间甚为优待。坦率说，之所以还把钱玉凤扣在这里，就是要等钱长官驾到。既然钱长官来了，愿意奉送一份见面礼，相信有助消除误会，以后才好见面共事。 他当场签批一张条子，解除拘禁，释放澳妹钱玉凤。 “这样可以吧？钱长官？”他问。 大哥冷笑：“我该说什么？谢谢柯同志？” 柯子炎回答：“彼此。钱长官不必取笑。” 第27页 柯子炎称自己与大哥有缘，接下来只怕还会叨扰。大哥说柯特派员已经把钱家翻个底朝天，全家老小抓个遍，只剩他一个没抓，所以还要叨扰？柯子炎请大哥包涵，任务在身，有所冒犯也是不得已。他不是跟谁过不去，如果只为抓一个钱世康，或者闽南山沟沟里“土共”游击队区区一部电台，不需要他从台湾过海跑到这里。 “那么柯特派员要干什么？” 他让大哥不妨把他视为帮助，或能彼此相得也未可知。 大哥不跟他多说，匆匆离开，与颜俊杰一起把澳妹带出看守所，上车动身。 颜俊杰提醒说：“这个姓柯的相当诡异，看来没完，来者不善。” 大哥不怕，说世间人多的是小聪明小胆大，罕见大智大勇，他钱勇自认为可算一个，所谓“钱勇钱勇，大智大勇”。他这个人号称“老共”，当过红匪，杀过白狗，经歷如此惨烈，一个柯特派员又能如何？ 颜俊杰忙制止：“别乱说！” 大哥不笑：“自己人无妨。” 颜俊杰返回厦门，大哥带着澳妹回到泉州驻地。 他不问谁策动澳妹去漳州找大姐，让澳妹也别把应付特务的那些话搬来应付他。不管澳妹参与了什么活动，赶紧住手，不要再干了。家里刚刚死了一个人，不要有人再去送死，否则母亲哪里承受得起。 澳妹“哇”一下哭出声来。 到了泉州，大哥让卫生队的女兵给澳妹理髮，把她两条辫子剪掉，修成短髮，找了件合身的军服让她穿，军服上钉了一副上尉军衔。 澳妹抗议：“我不穿这个。” “你大姐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大哥训斥。 他让澳妹擦去眼泪，收拾清楚，领她去见母亲。母亲老眼昏花，见到澳妹时大吃一惊，一时误以为大姐还魂，好一阵瞠目结舌。 “金凤，是你吗？”她问。 澳妹大哭：“我是玉凤。” 母女俩拥在一起，抱头痛哭。大哥立于一旁，恨恨不已。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战火情深 我大哥钱勇不像大姐，他的身份从未让我困惑。我知道大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的只是他要做些什么。 大哥生性自信，流于刚愎，他这种性格直接得自父亲的遗传，有如大姐的急性子直接出自母亲。我听说我们的父亲也是非常自信的，他什么都有理，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对自己坚信不疑，大哥跟他一模一样。如同大姐与母亲间持续紧张，大哥对父亲的怨恨久已存之，这种怨恨由于其自信而显得异常坚固。 听母亲说，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时，我才一岁多，父亲常要大哥抱着我站在我们家门外巷子边五脚距管门。我特别会哭，让心事重重的大哥烦透了，满腹是火。那时他大约十三四岁，已经是巷子里的孩子头，让他抱一个小女娃，百无聊赖站在家门口，当然很不情愿很不痛快。母亲对大儿子一向偏心，她认为抱小孩本是大姐的事，生大姐就是要让她带弟妹，因此母亲总要大姐从大哥那里接管抱小孩这件尴尬工作。父亲会呵斥母亲，逼着大哥抱我，因为父亲自有安排：他在家里跟一些来去匆匆的人说话，商量事情，大哥抱着我在门口望风。一旦动静异常，大哥会用力捏我胳膊，让我痛哭，用这种办法给父亲他们报信。 所以我还在幼婴之际就和大哥一起客串了父亲的秘密活动。细究起来，我只能算是客串，大哥却属参与，他还未成人，却已懂事。父亲不让大姐望风而倚重大哥，可能因为大哥略大几岁，比较警觉，胆子也大。当时我还太小，印象不深，不记得大哥抱着我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情景。大哥因为这些事受父亲牵累，差一点被警察用皮鞭打死的往事我也懵然不记，长大后才从家人那里知晓。 那件事发生在父亲逃离厦门当天黄昏，一队警察突然搜查我们家，追捕父亲。警察在家中翻箱倒柜之际，大哥从外头回家，几个警察把他按在大门边，给他上了手铐，拿脚踢他。大哥当时还只是个半大孩子，居然张嘴敢骂：“干你姆黑裳仔！”土话“黑裳仔”本义是“黑衣服”，街巷小孩拿这话骂穿黑制服的警察。 警察打了大哥一个卫光，追问：“钱以未去哪里？” 大哥说：“去你家吃饭。” 他又挨了卫光，被警察拖出门逮走。母亲抓着大哥不放，骂警察不得好死，小孩也不放过。警察把母亲推到一边，说共党要犯钱以未的匪崽，生来就不是好东西。钱以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就抓小子。 大哥给关进牢子。警察抓他这个小孩也不是无缘无故，他们知道所查钱以未潜藏厦门家中期间，不时召集共产党地下人员秘密开会，钱以未的大儿子钱勇常在巷口望风，替老爹把门。钱以未逃离厦门，也是当儿子的用自行车把老爹送到码头。以这两项论罪，钱勇年纪不大，已经参与秘密活动，算个小共匪了。大哥被逮走当晚就过了堂，警察用绳子把他吊在屋樑上，轮流拿皮鞭抽他，要他招供父亲下落，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却始终嘴硬，自始至终就是那句话：“去黑裳仔家吃饭。” 第28页 警察不得不服，说这个臭小子不打死，迟早是党国祸害，跟他老爸一个样。但是那一次他们没把他打死，因为小孩毕竟是小孩，嘴巴硬知情少，往死里打终究也打不出个屁。大哥被放出来时已经走不动路，被人用担架抬出看守所，他在担架上居然还嘴硬，一边呻吟一边不住骂娘：“干你姆黑裳仔！” 三年后，我四岁那年，大哥离开了厦门。家无父亲，大哥本应坚守岗位，承担起父亲留下的职责，让母亲有一个帮手，让我们弟妹有一个依靠，体验所谓“长兄如父”是怎么说的，但是他自行离家出走。时为1932年，大哥十七岁，在我家附近自行车铺当徒工，学修车。这一年春天闽南很不平静，因为“闹红”，本地人称“红军反”，即红军造反。时有大批红军部队出闽西而下，声势浩大，攻占漳州等大片区域，据说接着将进攻厦门。当局调兵遣将紧张应对，英国军舰驶入厦门湾，声称保护鼓浪屿租界，有钱人则四散而逃以避风险。 大哥悄悄离家之前跟母亲透了点风声，说师傅让他出岛办货，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母亲不要牵挂。他给母亲留了四块大洋，说是补贴家用，让弟妹读书。母亲非常吃惊，因为大哥当时还是徒工，不到有工资可拿的时候。后来母亲总是心里不安，认为大哥是为了帮她养家，拿了人家的钱，不得不偷偷熘走。师傅不是让他出岛办货吗？也许是让他办货的款？他看到家中艰难就把它留下了？母亲总是从小处着眼，注重相关细节，她不明白大哥出走实为大事。 大哥跑到漳州去做什么？他在那里参加了红军。 日后大哥私下里自诩为“老共”，当过红匪，杀过白狗，说的尽为实情。大哥提起这段往事时还会牵扯父亲：“就是因为他。”这般归咎于父亲似乎有失公允，他跑到漳州投红军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其时我们的父亲早已不知去向。但是大哥坚持把这笔帐算到父亲头上，因为父亲让他早早介入他们的秘密活动，有意无意把他带上了一条路，让他小小年纪惨遭横祸，差点死于警察鞭下。“黑裳仔”预言大哥如父亲一样，迟早是党国祸害。有了这么些故事和仇恨，大哥不投红军还去干啥？ 红军占领漳州一个来月，而后撤回闽西。撤退前抽调一批骨干，把几个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一支部队，留在闽南打游击，大哥被编在这支部队里。红军大部队走后，这支小队伍遭数倍之敌围剿，接连几场恶仗，伤亡惨重，队伍几近毁灭，却又顽强重起，始终没给打散，坚持数年。直到中央红军撤出闽西赣南，长征去了陕北，这支部队还在自己一块地方游击，苦斗不休。 大哥走遍了闽南山地，经歷了所在部队几乎所有大的战事，从战士一直当到副连长。战斗中他曾几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几乎丧命：突围中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身后爆炸，他的嵴背被炸花了，一块弹片从左后背打进胸部，卡在一根肋骨上，肋骨断了，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受伤后他浑身是血，人事不省，只剩一口气，几个战士抬着他跑，躲避追兵。跑着跑着他醒过来了，头脑冷静，言辞坚决，命令战士把他放下，不要再抬着跑，因为根本跑不动，白军追上来大家都死，即使跑得脱，只怕没到安全地方，他已经给颠死了。他让战士把他放进路边山沟一个土坑，拿点枯枝树叶丢在身上，让他们赶紧先跑。危急中没有更好的办法，战士只能听从，给他留了一匣子弹，匆匆离开，准备待敌军撤走后再来接应。分手时几个战士都掉了泪，觉得回过身要做的恐怕只是为大哥挖坑埋尸了。 这几个战士撤离中遭遇伏击，全部被打死于山下。敌军还放火烧山，山间能动善跑的山麂野兔被烧死无数，如大哥这样的重伤员，哪还可能逃脱，却不料他居然没死。第二天上午，有好心山民经过那条山沟，听到有人呻吟，发现血肉模煳躺在沟里的大哥，把他背下山送至附近一个乡村土医生家里。土医生一看伤情，知道是给炮炸的，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他没吭声，用普通的剪刀和钳子为伤员取出弹片，拿青草药敷遍全身。两天后大哥醒来，才知道自己一脚踏进鬼门关，居然又抽身转回了人间。 他承认自己可能得益于父亲。父亲当年曾被人暗杀于漳州，谁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却奇蹟般死而復生。父亲的求生意识和生命力超乎常人，儿子看来不差。 这次负伤让大哥遇到了一个女人。 闽南乡村有一种竹编用具，名叫畚箕。该用具前部敞口，后有背挡，两侧编有耳朵，多用来装运土石、垃圾和猪牛粪，可用双手提畚箕了耳朵搬东西，也可以在畚箕上串绳子，用扁担挑。大哥遇到的女人姓朱，叫畚箕，与这种农家用具同名，是乡村土医生家的女儿。土医生有二儿一女，两个儿子一聋一瘸，都不成才，女儿是父亲主要帮手，上山采草，洗锅煎药，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碰上需要接骨正骨的病号，也是她帮着压头按脚，给父亲当下手。土医生给大哥治伤时她在一旁忙碌，把剪刀、钳子放在炭火上消毒，按紧伤员的身子让父亲钳弹片。等大哥清醒过来，给他餵饭餵药也是她，她比大哥小两岁，这年刚满十九。 她偷偷问大哥：“你是红军？” “你怕吗？” 第29页 她不怕。当医生谁都治，不管红的白的，治得好积一分德，治不好只能怪命。 大哥不愿待在土医生家中，让他们设法送他走。白军还在这一带“清剿”，来来去去，一旦听到风声，进村搜查，他活不成，连累医生一家也脱不了干系。 朱畚箕问：“你想死啊？” 大哥伤成那样，能往哪里送？红的跑得不见影子，难道送到白的那里去？朱畚箕年纪不大，却有主意，她跟父亲商量，让自己的聋子弟弟帮忙，用一架竹椅把大哥抬走，于半夜无人之际悄悄送到村子后山藏起来。后山是村人祖宗的墓地，山坡上有一些老墓塌了，墓洞里空空荡荡，可以藏得下人，足以挡风避雨。大哥在山地打游击，什么样的宿营地都住过，钻墓洞却是头一回。 说来也险，大哥藏进后山墓洞的第二天，一支保安队进驻村子，封山进剿，朱畚箕家住了一个班的士兵。保安队在村里一共驻扎五天，五天里，朱畚箕每天都找个机会悄悄出门，到后山给大哥换药，送吃送喝。她告诉大哥自己挺害怕，白军把村里人看得很紧，她出门就像做贼似的，感觉好多眼睛盯着她。 大哥怕不安全，交代她不要再来了。 “你怎么办？”她问。 “你不要管。” 第二天她又悄悄到了后山。她在家里坐立不安，总觉得墓洞里的人伤口在化脓，肚子饿扁了，人快不行了。咬咬牙还是冒险偷偷跑来。 有天送饭时，住在家里的一个兵起了疑心，在后边尾随。朱畚箕在后山墓地里兜圈子，把大兵转迷煳了，这才钻进大哥躲藏的墓洞。大哥一看她满脸惊吓，心知不好，两个人挤在狭窄的墓洞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不吭，静悄悄一直坐到天黑。听听四下里没有动静，除了乌鸦叫，鬼都不出声，朱畚箕这才起身，偷偷回家。 次日一早保安队突然开拔，离开了村子。 朱畚箕跑到后山，对大哥说：“昨天真把我吓死了。” 她跟大哥非亲非故，本可不必多管，但是心里实在放不下。从大哥血淋淋抬进家门那天，她就非常不忍。她父亲眼神不好，大哥背上的弹片还是她从骨头缝里硬拽出来的，她看到大哥大汗淋漓，陷于昏迷，知道他一定疼死了，但是不叫一声。她没见过这么硬的汉子，没见过伤成这样的人还能活转过来。 大哥说：“不是我命大，是我碰上你了。” 他告诉朱畚箕，如果命不该死，活下来了，他要娶她。他俩心惊胆战躲在墓洞里，只怕被外头的大兵发现那时候，他听到她的心在怦怦跳，他忽然认定了。 她笑：“我愿意吗？” “你愿意。” “你拿什么娶我？这个死人洞？” 大哥给抬进他们家时，满头满身是伤，只有两只脚光熘熘不带血迹。大哥的脚板大，脚皮厚，赤裸裸露着十个脚指头，让她一下子记住了。闽南乡下人劳作水田，加上贫穷，农人很少穿鞋，来来去去都打赤脚，有如山间猴子。红军游击队看来也差不多，弄双草鞋穿都难。 大哥说总有一天他们不必再打赤脚，也不必在墓洞里躲藏，他们会取得胜利，那时候他们会有鞋子、房子，有地，有牛，什么都会有，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受伤牺牲就是为了这个。 大哥在墓洞里藏了近一个月，身体稍微恢復就离开，重返红军游击队。他让朱畚箕等着，他一定会回来娶她。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其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隔年初夏，由于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繫，大哥那支游击队的领导与围剿他们的国民党部队谈判，达成停火协议，游击队先就地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待联络到上级后再定去向。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大哥他们奉当局之命，穿上人家提供的军装，离开游击区来到山下一座县城集中，驻扎于城中大庙里。次日清晨部队到大操场集合，号称点名发饷，却不料被预先埋伏好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困。 大操场周边十几挺机枪虎视眈眈，杀气腾腾，由于寡不敌众，力量悬殊，打起来将全军覆没，游击队领导命令大家不要抵抗，等候上级交涉解决，全队被人家缴械。 这个事件轰动一时，大哥的命运为之改变。 事件当天，大哥他们两手空空被押回大庙。当晚部分游击队员在连排干部带领下，利用对方看管的疏漏和地形、天气之便分批徒手逃离。大哥带着十几个人趁夜潜出大庙，跑到县城边，脱离了险境，但是他没有继续逃走，他安排带出来的战士先行上山寻找队伍，自己掉头，大步流星返回县城。 大哥再入险地，因为朱畚箕陷在县城里。 大哥曾发话要娶朱畚箕，但是伤愈归队后一直远遁内山与敌军周旋，无从相见。红军游击队与宿敌停战，下山前往县城之前，集结于游击区边缘，离朱家所在村庄不远。当时大哥连队有个战士夜行军中一脚踏空掉下山涧，摔断了手骨。游击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伤者没能得到有效救治，伤情越发严重。大哥为之焦虑，借部队驻扎之便，带上人跑到朱畚箕家，上门拜见救命恩人，也为受伤战士求医。不凑巧朱畚箕的父亲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他问了情况后说：“这个事畚箕可以。” 第30页 朱畚箕跟着大哥到了游击队驻地，为伤者看了病，开了药。当晚她留在游击队驻地照料伤员，次日游击队出发前往县城，她也跟着走，去县城为父亲抓药，到县城后跟游击队机关几个女干部住在县城另一地点。次日清晨游击队集中大操场时被包围缴械，大哥在现场没见到她，怕她遭逢意外，放心不下，不惜再返险境。 还没找到朱畚箕，大哥就撞到对方巡逻队，被五花大绑关进了牢房。 审讯中大哥臭骂对方，说游击队受骗遭遇包围，没有拼死抵抗，不是怕死，是因为大敌当前，日寇威逼，不该再打内战。这些游击队员都是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国难当头，打日本最用得上，不应当受到迫害。 审讯者追问大哥是否打算重新“上山为匪”？大哥说如果想跑他早就在山上了，轮不到让他们来审问他。 “为什么跑回来？谁要你回来？什么任务？” 大哥说是老天爷派他回来，任务是当囚犯，候审听判。 大哥被关了一个月，而后与没能逃脱的战友一起被编入一个“补充营”，押送泉州一带，在严密监视下修工事，做苦工。大哥在游击队里是副连长，在“补充营”也被他们指定为副连长，因为这批前游击队员不好管，大哥才指挥得动。在此期间，经上级与当局抗议、交涉，游击队被缴枪枝终被送还，闽南游击队集结编入新四军，离开福建前往安徽。从大庙逃脱回到游击队的人员大都进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去了，大哥这一批没有逃脱的人却被封锁消息，始终扣在“补充营”，阴错阳差留在国民党部队里。 大哥回山找到了朱畚箕。 游击队被围那天，朱畚箕没到大操场集中，她去县城的药铺抓药，在那里听说游击队出了事情。她在县城躲了两天，满耳朵都是游击队员被杀被关的消息，却没有大哥的音信，无奈独自回山。回家后她哪里都不去，一心等着大哥，认定大哥不会死，一定会来找她，没想到真的等到了。 大哥说：“我娶你，说到做到。” 朱畚箕成了我们的大嫂。 大哥十七岁离家出走当红军，五六年时间音讯全无，突然间穿着军官制服从天上落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我们一家人的惊讶可想而知。母亲见到大哥时骂不绝口，一句一个“打枪的”，也就是“挨枪子的”“该杀的”那个意思。大哥流了泪，要母亲谅其不孝，母亲泣不成声。 这年我满十岁，已经懂事。我知道母亲骂归骂，心疼归心疼，她哪里捨得让自己的大儿子去让人毙掉。这个大儿子其实很有孝，离家时少不更事，归来居然出息了，带回了一个女子。虽说是个“畚箕”，出自乡下，毕竟不花一分聘礼，死心塌地跟着大哥进门当儿媳来了。母亲细看儿媳暗自高兴，因为身子有些显形，看来已经怀上。大哥是我们钱家长子，负有为钱家传宗接代的首要责任，离家几年生死未卜，让母亲不敢多想，不料一朝归来，女人有了，连后人也有了。 所以母亲先是悲极而泣，继而是喜极而泣。 我们家其他人没像母亲那般冲动。二哥海宁已经夭折，三哥还是毛头小子，大哥大嫂于他都是陌生人。大姐当时情绪恶劣，因为她被母亲一把大锁改变了命运，失去远走高飞的机会，不知今后何往，大哥身上的军官制服让她感觉刺眼。 “大哥怎么穿这个！”她说。 话里有潜台词，她知道大哥原是红军游击队的，跟白军血战多年，眼下居然把敌人的军服穿到自己的身上。大姐本是要去投奔新四军的，所以才这么问。 大哥回答说：“现在一样，他们也穿。” 他是说国共合作，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部队都属国民革命军，因此是一样的。 大姐坚持：“那不一样。” 当时我不懂这些事，我最小，大哥对我有如陌生人，但是我很兴奋，我依稀记得大哥离家时的样子，他变成另一个样子回来，还带回一个大嫂，让我感觉奇妙。 大哥在厦门住了十几天时间，那段时间里他很有大哥模样，不时带我和三哥出去玩，回家前必定领我们到巷子口的小吃店，吃一碗杂碎肉汤，那种汤味道太好了。可能是要表示补偿，他跟我们聊了很多事情，包括父亲让他抱着我站在家门口望风，让他捏我胳膊那些事。我发觉他提起父亲时很矛盾，有时像是很想念，有时又充满恨意。 “我们家这么多灾祸，根子在他。”大哥说。 十几天后大哥匆匆离家。时厦门岛上风雨飘摇，日军随时可能越海进攻，大哥的部队布防于岛外，准备应对日军。他把大嫂留在家中，让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也让母亲照料她。大嫂是个孕妇，从未在城市生活过，厦门有很多东西让她不解，包括拉着冰块大街小巷到处跑的板车。她不明白这么热的天，水怎么能冻成那么大的冰块，不明白渔船上用这种冰块干什么。大嫂人不错，心眼很好，也勤快，除了有时会冒点傻气，跟母亲和我们都能相处。 没过多久，有一天忽然几个当兵的闯进家门，不由分说把大嫂往外拖。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大嫂，我跟他们抢大嫂，被他们推倒在地。他们架着大嫂离开，我爬起来在后边追赶、叫唤，一直跑到巷子口，看着他们把大嫂推上一辆军车。 第31页 母亲和大姐闻讯赶回，她们不知所措。全家人都急了，连同三哥在内，大家一起团团转。我们三个女的在厦门四处打听寻找，三哥按母亲嘱咐离开厦门，出岛打听大哥部队的驻扎地，给他报信，让他赶紧想办法。 两天后大哥回到家里，大嫂也跟着他回来，却已经变了一个人，眼神呆滞，神情紧张，见人就躲，又哭又笑，完全傻了。 “白狗子，白狗子。”她指着身着军服的大哥，根本就认不出人来。 大哥让大嫂认我们家人，她不认，扭着身子要跑，被大哥紧紧拽住。她拼命挣扎，张嘴咬大哥手臂，大哥一动不动，抬着手臂让她咬，直到她平静下来。 “白狗子。白狗子。”她满嘴是大哥手臂上的血，嘟囔不止。 大哥说：“畚箕你认清楚，是我，不是白狗子。” “白狗子。白狗子。” 当着我们的面，大哥的眼泪忽地落了下来。我们无比震惊。 “这是怎么啦？”大姐问大哥。 大哥不回答，咬牙切齿：“他妈的白狗子！” 大嫂是被大哥牵连的。几天前上司让大哥带人到莆田仓库押运军火，返程途中遇到大雨，道路毁坏，他们设法绕道返回，不料途中汽车抛锚于荒僻地带，延迟几日，无从通知所部。有人密告大哥身在曹营心在汉，可能受共党策动，率众譁变，携军火进山投共。长官即下令把大嫂捕来审问，追查大哥下落。他们对大嫂动了刑，折磨得死去活来，什么都没问到。这时大哥忽然带着人回到驻地，一车军火毫髮无损。 大嫂受了刺激，神经错乱。偏偏战局吃紧，大哥受命于军营，不能守在病妻身边，只能求母亲帮助。大哥说，看在大嫂肚里孩子的份上，求母亲替不孝子多费心照料，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大嫂也许有望康復。 母亲说：“交给我，你走。” 大哥匆匆离开。几天后日军大举进攻，守军抵抗失败，厦门沦陷。 大嫂一直没有恢復正常，几个月后临产，是难产。附近的医院被日军驻兵，不再收治病人，母亲叫来的接生婆对大嫂束手无策，产妇和孩子双双丧生。 母亲哭天喊地。 我注意到母亲除了詈骂老天不公，连带着也把我们的父亲拖出来骂，她哭诉自己如此苦命，死鬼造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这个家丢给她一个人，让她受这么多罪，看着儿媳和孙子死在眼前，真不如自己死了好。让死鬼天打五雷噼，被阎王魔头从地狱赶回厦门受罪吧。母亲的哭诉不由使我想起大哥的话，我们家这么多灾难，根子都在父亲。大哥与母亲对父亲的声讨如出一辙。 大哥那些年一直不知道大嫂已死。日军占领厦门之际，大哥所部急调福州外围布防。日军没有进攻福州，大哥的部队又奉命北上安徽，越走越远。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部队在安徽进攻新四军，大哥与他旧日红军战友枪口相向。大哥时为连长，战斗中他的连队被撤到外围警戒，原因是对他有所猜忌，担心他暗通旧部，放跑共党分子，甚至阵前叛变。皖南事变后大哥被调到团部当参谋，不让他直接带兵。他参加了1942年的衢州战役，在抵抗日军中差点被打死，命运却为之一改。 这是因为方国升。时方国升调任本团团长，团部及所属两个营被日军包围于衢州外围一个阵地，在日军勐烈进攻中，部队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大哥奉命突围求救，带着一个传令兵乔装逃出敌军包围圈，却没能请到救兵，因为战局胶着，处处吃紧，上司手下无兵可用。一个小参谋回天无力，这种时候只能自求保命，大哥却不放弃。本团第三营在此前战事中受日军重创，撤至外围乡村隐蔽休整，大哥原指挥的连队就在这个营里。大哥回到三营传团长命令，要该营配合团部突围。由于该营营长重伤，无法指挥作战，大哥自命为代理营长，带着以他的老连队为核心的百余残兵，于黄昏时运动潜伏到据点外围，选准日军两个分队的结合部位，在晚间敌人睏倦之际突然发起袭击。由于攻击突然，日军未曾预料中国军队敢打回来，一时乱了阵脚。方国升带着残兵里应外合，趁机孤注一掷，在大哥他们接应下趁夜间混乱冲出了重围。 大哥在作战中遭日军机枪扫射，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抬下战场送往战地救护所时，军医翻翻他的眼皮，大喝一声：“抬下去。” 担架兵不往下抬，他们坚持：“钱参谋还有气。” 军医摸摸伤员的鼻子，骂了一声：“他妈的早断气了。” 担架兵不服：“钱参谋不会死。” 大哥居然动了一下。 方国升赶到救护所，下令无论如何救钱勇一条命，要不是他拼命相救，这个团和团长本人已经不存在了。方国升是黄埔军校生，出自嫡系，衢州一战让他对大哥刮目相看，说这个钱勇大勇大智，面对强敌敢打敢拼的人有一些，如钱勇这样知道谋划懂得怎么打仗的人却少，不愧干过几年共军。 “我们当年确实艰苦卓绝。”大哥并不讳言。 大哥进入国民党部队后，一直因当过红军备受猜忌，不被重用。几年里，与大哥一起被迫留在国民党部队里的旧日游击队人员风流云散，有的受疑通共被抓被审甚至被杀，有的则设法退伍返乡，另谋出路，还有一些留着。大哥始终不动，只要人家不抓不审不赶，他就不走。大哥从不忌讳自己当过红军连副，他在私下里自称“老共”，不以为累，反以为傲。方国升知道此情，并未跟他过不去，因为大哥并无现实“通共”行为，且作战勇敢，谋略过人，可以倚仗。衢州一战，大哥救了方国升一命，立了战功，经方国升力荐，大哥伤愈归队后被提升为营长，以后当了副团长。 第32页 抗战胜利那年，大哥的部队驻防山东，他请假省亲，回到刚从日寇铁蹄下解脱的厦门岛，这时才知道大嫂亡故。我领他去看大嫂的坟，他在坟前站了许久，阴沉着一张脸有如死人，却不再像当年离开时那样落泪骂娘。 他问我大嫂死前说过什么？还骂“白狗子”吗？ 我告诉他，自他离开之后，大嫂再没骂过那个。 他不吭不声，从枪套里掏出手枪，对着天空就打，“砰砰砰”一连串巨大枪响吓得我“哇”一下哭出声来。 他喝我：“不要哭。” 我不知道他想干些什么。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围剿 柯子炎说，上峰之所以决定派他们前来配合“剿共”，是鑑于本地为“清剿”重要区域，军事进剿和地下清理要同时展开。行动组在本地“协同剿共”，自然接受钱长官节制。 大哥冷笑：“保密局的行动组我还能节制？” 柯子炎说：“钱长官尽管吩咐。” “柯特派员派到这里，想必跟我有些关系？” 大哥打探虚实，柯子炎含煳其辞，只说彼此看来有缘，一起为党国效劳。 大哥说，彼此坐在一条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柯特派员率行动组来到本地，肯定负有特殊任务，除了柯的保密局上司，别的人管不着，也不能过问，所谓“受钱长官节制”实不必当真，他心里很明白，不会多计较。柯尽可按上峰之命自行其事，可以说就说，不可以说的就不必说，有重大行动需要支持尽管提出，他会调派兵力、人员协助。既然他本人奉上司之命负责指挥本区域“清剿”，柯特派员恰好奉命到此协同，大家在一条船上碰到一起，他也想借重柯特派员，请柯及其行动组帮点忙。事情关乎本地“剿共”，具体任务不多，只有一个。 “一定很重要，”柯子炎问，“请钱长官明示，自当认真办理。” “现在先不说。”大哥也卖关子。 大哥的师长方国升是福州人。前些日子返乡探亲，所乘轿车于路上意外翻车，方国升右腿骨折，回家养伤，大哥受命临时指挥本师。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忽然经由上级“剿总”派来，以“协同剿共”为名，驻于师部附近，名义上服从统一指挥，实际则独立行动，自有任务，大哥怀疑似乎与己有关。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不久前大哥与柯子炎在漳州看守所见面时，柯子炎送“见面礼”，声称为了消除误会，以后才好见面谋事，原来所言不虚，弦外有音，看来彼此还真是有缘。 这天上午，大哥派人请柯特派员到师部，有要事相商。柯子炎带了两个人遵命前来。大哥跟柯在师部不着边际扯了一阵，传令兵跑来报告，称东西都准备好了，大哥即请柯子炎一起动身出门。他们坐一辆军用吉普离开泉州城，车上还有司机和卫兵，柯子炎的人坐另一辆军车跟在后边。两部车一前一后，出城往惠安洛阳方向走，一路地势尚平，路况却不好，到处破败，吉普车不住颠簸。 柯子炎说：“这一带眼下似乎不很太平。” 大哥让他放心，此间乡下虽有共党地下人员活动，还不像山区“土共”势力强大，暂时未敢劫掠军车。车上这几位知道柯特派员身负党国要务，需要借重，更不会打黑枪。 柯子炎不动声色：“钱长官开玩笑。” 走了一个多钟头路，他们进了一个村落。村落相当大，靠着一片丘陵地，民居环山脚而建，有村道在民居间蜿蜒。他们在一座民宅前停车，这是一所大宅，与村中其他民宅风格相似，红砖墙，大屋顶，屋檐两头翘。民宅前有一个晒场，晒场相当气派，四周围有石条栏，晒场地面铺砌红砖。有农妇在晒场一角抽地瓜签，就是拿搓板把地瓜抽成丝，摊在晒场晾晒，成群鸡鸭围拢觅食，农妇用本地话大声驱赶。 大哥带着柯子炎走进民宅。卫兵从车后箱里提出一个竹编食盒，双手捧着，跟在他们后边，快步进门。 厅堂里有一个老汉坐在八仙椅上，拿着一张烟纸慢吞吞捲菸丝。看到几个身着军服的陌生人进来，他没太在意，抬眼随意一瞥，继续做他的菸捲。 大哥问老汉：“吴春河在家吧？” 老汉指着自己的耳朵，示意听不见。 大哥俯下身子，在老汉的耳边大声喊：“吴亚明呢？” 老人茫然。 一个腰间扎条围裙的农妇闻声跑出来，一见大哥就发抖。 “莫挤，莫挤。”她说。 她的意思是没有钱，可能误以为来了几个散兵游勇打劫者。 大哥告诉她，来的都是好人，国军，不是绑票土匪。他知道这是吴春河的家，特地上门拜访。吴春河在吧？去把他叫出来。 “勿栽，勿栽。” 她的意思是不知道。问起吴亚明，她也说不知道。农妇是这个家什么人？老汉又是谁呢？她也不知道。无论真不知假不知，反正“勿栽”。 大哥不再发问，让卫兵把食盒拿过来交给农妇。大哥告诉农妇，他从泉州到惠安洛阳这里来办事，是吴春河的大舅子。今天上门，给小外甥带些糕点吃。 第33页 农妇连连摆手，她不敢要。她不认识大哥，显然也不相信他说的话。大哥让她放心，只是见面礼，不是土匪黑单。大哥还给吴春河留了张字条，在纸上略略寒暄，提出让吴春河去泉州见见面。他把字条交给农妇，然后告辞。 在民居外边晒场上，一行人登车离开之前，大哥指着吴宅老大一片房子问柯子炎：“这屋子藏得下一个人吧？” 柯子炎称何止一个人，藏下一个连都不成问题。 “在里边。”大哥断言。 “吴春河？” “肯定在里边。”大哥非常自信。 他们上车离去。 大哥面授机宜，请柯特派员和他的行动组予以办理，任务是寻找这个吴春河。 无论藏在哪里，找到他，逮住，要活的。 柯子炎惊讶：“他？” 不错，这个人是钱长官的妹夫。所以才要抓他。 “他会在这里吗？” “柯特派员像是知道他在哪里？” 柯子炎笑笑：“这个确实不知。” 大哥断定吴春河此刻不在台湾。妻子涉嫌共党活动被宪兵击毙，丈夫肯定受牵连，吴春河会跑，藏起来，最大可能是渡海回到大陆。通常情况下，自家老宅不是合适躲藏的地方，因为比较受注意，但是如果这座老宅足够大，房间足够多，也有其他躲藏点所不具备的便利，毕竟自家地盘，地形熟悉，前门侧门、地窖天台通来通去，有家人明里暗里保护，外人不容易得手。 “事不宜迟，你们今晚行动。”大哥说。 他要柯子炎组织一次突击搜查，把吴春河家包围起来，进去一间间搜，也许可以抓到人。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找出一个吴春河，也许就找到了电台。如果那部电台真是钱金凤藏起来的，吴春河可能会知道，他是她丈夫。 “钱长官要这部电台？”柯子炎问。 大哥冷笑。国军不缺电台，但是这部找不到的电台让他最为挂念。他有一个妹妹为它而死，一门老小因它受难，所以要把它找到。 “以当时的情况，不太可能藏在这里。”柯子炎摇头。 “那么在哪里？” 柯子炎承认是个谜。钱金凤可称细緻周密，一部电台让她在特务眼皮底下藏得不知去向，厦门找不到，漳州无踪迹，也没发现被游击队接获。她不光会藏电台，还会藏人，她带着两个同伴从看守所骗出老三钱世康，一行人开着车与跟踪追捕的军警满世界周旋，待到宪兵枪击吉普，死在车里只她一个，另三个已经被她藏得无影无踪。 “如此看来我这个大妹擅长藏匿。”大哥说。 柯子炎称钱金凤藏起来的不只是一部电台和几个同伴，还有很多东西。她在警备司令部极富人缘，为人行事滴水不漏，要不是出了事，没有谁相信她是共党。她并不属于钱世康所在的地下组织系统，应当另有归属，却又介入钱世康的活动。为什么介入？谁给她指令？通过什么途径？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深藏不露。人已经死于非命，却还是一团疑问，搞不清楚她究竟是什么人。 “你们怀疑她归哪里？难道直属共党中央？”大哥问。 柯子炎表示自己没掌握情况。钱金凤被毙把线索掐断了，她的组织归属，她的上级，她的任务，都被宪兵扫射的子弹打得无影无踪。从案发经过看，钱金凤死于非命，为的可能不是她自己的任务。 大哥说：“我这个大妹就这样。事情也许就是大姐帮小弟而已。” “其实钱长官心里很明白。” 大哥称其实很不明白。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大妹不可能去参加共产党，投共有什么天大的好处？别人不知道，他们钱家人最清楚。他本人歷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副，可称“老共”，伤痕累累，感受惨痛。 “容我不敬一句：要论资格，钱长官在你们钱门自家人里，也还不算第一。” “柯特派员是在影射家父钱以未？”大哥问，“好像对他有些了解？” 柯子炎承认确有了解。他年轻时学过刻字，也就是篆刻，曾因一本书与一位不知名的方家意外邂逅。那本书的扉页印有两枚长方章，他看了很吃惊，因为功力不凡，刀功笔法都非常独特。后来他又在其他偶然场合看到相像印品，印象很深，却不知是谁，虽不相识，已算神交。去年他在台湾办一起旧案，在案卷里突然看到似曾相识的印章，越看越像，终于联繫起来，原来神交多年的方家就是钱以未。钱先生不只是共党前辈，也是篆刻高手，这门手艺也许有助于地下党伪制图章，乔装身份？ 大哥问柯子炎是不是还想从他这里打听一些情况？关于篆刻他不懂，但是父亲钱以未确实有些奇异故事，例如求生之术，一再死而復生，想听吗？ “当然很好奇。” 大哥却不说。因为讲故事不如讲现在，讲现在不如睁眼等着看。时候一到，也许会有一个老人从地底下墓穴中冒将出来，果然死而復生。 “钱长官确信吗？”柯子炎问。 “我确信你不仅好奇，更有任务。”大哥追问，“你们是在追踪他吗？” 第34页 “钱长官多疑了。” “确实有些猜疑，看来柯特派员跟钱家人缘分不浅，老小两辈通吃，是吗？眼下钱家这些人好比一窝兔子，兔老三钱世康逃到‘土共’窝里，追不上了。兔老二钱金凤跑到西天，那更追不上。柯特派员没得挑，只能掉过头追兔老大，所以才给派到此间‘协同剿共’。是这样吗？” “钱长官开玩笑。” “未必不是。”大哥冷笑，“小心兔子也长牙。” 大哥告诉柯子炎，无论身负什么任务，追什么干什么，可以说不可以说，柯子炎尽管自行其事，他不会管，也管不着。他只需要柯子炎帮助办一件事，找到吴春河，找到这部电台，因为“剿共”需要。事不宜迟，今晚行动，请特派员亲自坐镇指挥，争取斩获，至少查得线索。如果直接捕获吴春河，要立刻送他亲自审问。 “钱长官是何意图？我有些不明白。”柯子炎说。 “吴春河也是钱家兔子，你为什么不追？” 黄昏时下了场雨，柯子炎以地湿路滑，不利行动为由，请求暂不动作，日后另外组织搜查。大哥不悦，强调不许退缩，赶紧动手，一旦走漏风声，吴春河跑了，那还抓个屁。下几滴雨，地皮湿漉漉，滑倒几个人有什么了不得？ “柯特派员不要贻误战机。”大哥口气极重。 柯子炎不再推託。 当晚他的行动组人员全部投入行动，大哥抽调特务营一个连配合，包围吴宅，控制村庄各路口，也监控行动组动作。刘树木按柯子炎安排带队冲进吴宅，未遇到抵抗。他们把吴宅翻个底朝天，床铺下、水缸里彻底搜查，从农具堆里查获一支旧步枪，还有一支短枪和若干子弹，没查到电台，没查到吴春河，也没找到吴亚明。 吴宅里那个聋老汉是吴春河的叔公，一问三不知的农妇是吴家童养媳，他们在行动组面前还是一聋三不知。吴春河的养母卧病在床，她声称吴春河去了台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信，吴亚明前些时候已被送回厦门孩子母亲那里。 吴亚明并不在厦门，他的母亲钱金凤已经阵亡。吴春河的养母可能并不知情，吴春河安排孩子离开老宅时，可能没跟养母说实话。 关于家中所藏武器，他们供称是吴春河养父在世时购买，防备土匪之用。这些枪枝弹药均为行动组收缴。行动组在吴宅没有更多收穫，未发现共党秘密文件和其他违禁宣传品，不能断定吴宅是秘密据点，未发现吴宅人员与共党分子相关。 柯子炎连夜赶到师部向大哥报告情况。大哥听罢不快。 “费老大劲，一无所获？” 柯子炎称也不是没有，缴了一长一短两支老枪。 “我再送你两支。”大哥骂，“有个屁用！” 柯子炎从一开始就认为电台不可能在宅子里，钱金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电台从厦门凭空遁到此地潜藏，且藏到这里还不如直接送到游击队去。吴春河父子确实也不在吴宅，吴家房子尽管大，藏得下一个连，房子盖得却清楚，没有发现什么暗室机关。柯子炎手下的人有搜查经验，不敢马虎，里边确实没有东西。吴春河很小心，不留蛛丝马迹，也许是不想连累家中老小。 “单单只想连累自己的老婆？”大哥质问。 柯子炎道：“家中确实没有异常。” 大哥不动声色，问了一个情况：行动组沖入吴宅搜查时，身负指挥之责的柯特派员待在哪里？是带人在房间里搜查，还是坐在吴宅门口的石条上尽力抽菸，看着那一片晒场？夜间的晒场难道还有农妇晾晒地瓜签？还有鸡鸭在游走？ 柯子炎承认，他确实是坐在门边抽菸，晒场上什么都没有，一片黑暗。 “为什么待在那里？” 柯子炎称手下人完全可以胜任，不必他特派员亲自去钻床底。 “只是这样吗？” 柯子炎好一会儿不吭声，末了说：“钱长官相逼过甚了。” “你告诉我。” 原来其中别有隐情。 柯子炎与吴春河有瓜葛，情况不一般：柯子炎早说过与吴春河是故人，其实不仅仅是故人而已，他们还曾是同道。吴春河是柯子炎的入党介绍人，入的正是眼下柯特派员费尽吃奶之力跟踪追捕的地下党。 前些时候，大哥与颜俊杰赶到漳州，与柯子炎在看守所长办公室会面，柯子炎当场释放澳妹，大哥问自己该“谢谢柯同志”吗，柯子炎让他不要取笑，因为“彼此”。两人话里藏着什么意思？原来他们都了解过对方情况，柯子炎知道大哥钱勇当过红军，后来才改换门庭。大哥知道柯子炎曾经是地下党，后来成为叛徒，入了军统，当了特务。算来真是“彼此”，半斤八两。 柯子炎是广东潮州人，父亲早逝，随母亲到福建漳州投亲，落脚谋生，因家庭贫困，进了一家刻字铺拜师，学手艺养家餬口。当年柯所在刻字铺附近有一家工人夜校，帮助工人扫盲识字。柯子炎人虽年轻却显老成，知道读书识字才有出头希望，因此报名进了工人夜校，学习认真努力，受到夜校老师注意。老师发觉柯子炎不只好学，还相当聪明，于是倍加用心。这位老师其实只比柯子炎大几岁，他就是省立二师的教员吴春河，在工人夜校兼课。柯子炎在吴春河那里学会了识字读书，知道了世间很多道理，吴春河成了他的引路人。 第35页 柯子炎叛变于抗战之初。当时闽南大批地下党员随游击队去了新四军，柯子炎没有走，留下来坚持斗争，是地下党一个基层工委委员。特务掌握了他的情况，将他秘密逮捕。被捕之初柯子炎表现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不提供任何情报和名字，特务对他施加酷刑，没从他嘴里打出任何供词。但是最后他没撑住，垮了。 柯子炎有一个妹妹，时年十六，还是个中学生。柯母已经过世，兄妹相依为命。柯子炎宁可自己吃稀粥啃咸菜，也要供妹妹读书上学。特务以“知情不报”为由，把他妹妹捕去，当着柯子炎的面折磨，柯子炎受不了那个场面，精神崩溃，叛变投敌。 “原来是己所不忍再施于人。”大哥说。 柯子炎承认眼下他干的勾当跟当初特务对他干的一样。遇到特别坚硬的共党分子，他也会对其家人下手，设法撬开其嘴。他自己是过来人，知道什么手段能让最硬的汉子崩溃。但是他要说明，这一次追踪钱金凤是因为任务所需，无意伤其兄长，跟当年他们抓他妹妹不一样。 “我领教过这一套。”大哥恶狠狠道。 “钱太太的事我听说过。”柯子炎说，“明白长官的感觉。” 大哥说他妻子朱畚箕给害疯了，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白狗子”。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他妈的可以明白他的感觉。 “我多少能明白一点。”柯子炎坚持。 当年柯子炎叛变后，特务让他全城认人抓人，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地下党人员被他认出不少。为了活命，也为了博取信任，柯子炎死心塌地投敌，冷酷无情面对旧日同志。追捕地下党时曾连杀三人，一人枪决，两人刀捅，都是他自己动手，无不干脆利落，此后他就有了“血手”之名。他把自己所知的地下党成员都讲了，却始终留了一个名字不说，就是吴春河。特务问他由谁介绍入党，他讲了另一个人，那人早已被杀。为什么柯子炎嘴下留情？因为吴春河除了教书识字，对柯还有大恩。当年柯家贫困，吴曾屡次接济，柯母死亡时的一口薄棺，也是吴春河给买的。吴春河已经去了新四军，不在本地活动，不为特务关心，因此柯子炎留了一手。 柯子炎后来被收入军统，送到一个班次受训，当了特务。抗战胜利后柯子炎被派往台湾，他不知道吴春河也去了台湾。直到此次来大陆执行任务，与钱家人相逢，他才发现吴春河成了钱金凤的丈夫。从心里说，他很不愿意与吴春河相会于抓捕，如果吴春河不改初衷，依然是个共党，最好由别人去对付，不要让他碰上。 “你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大哥问，“还会不好意思？” “冷酷未必无情。” 无论要算“我们”还是“他们”，如果今晚吴春河从家里被搜查出来，柯特派员是不是准备放他一马？柯子炎称自己在吴宅门口抽菸时也这么自问。 “准备手下留情了？”大哥追问。 “也未可知。” “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柯子炎否认。他清楚局势不好，斗胆预言一句，如果没有大的转机，只怕要不了多久，共党就要革命成功，党国江山不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当年柯子炎为什么参加共党？因为社会黑暗，国家衰败，生灵涂炭，腐败、贫穷、不公。他当了特务，竭力捕杀，为什么共党分子总是雨后春笋般长出来，抓不完杀不光？因为黑暗、衰败依旧，共党让民众看到光明，寄予民族、国家新生之希望，谁胜谁败不言而喻。但是柯子炎不会因为大厦将倾就放过眼前的共党，为自己留后路，被他抓捕杀害的共党足够多了，加一个减一个对他已经没有特别意义，共党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他死心塌地坐在党国这条船上，这条船陷在大陆，他跟着死在大陆，这条船沉在海里，他跟着沉海，如果这条船万幸还能开走，他也会跟着去。 “我猜钱长官的心情也一样。”他说。 大哥不跟他说这个，只要吴春河。看起来吴春河早年是共党，现在依然可疑。今晚劳而无功，不能就此作罢，明天继续查。 “钱长官为什么跟他过不去？还真有些不解。” “不明白？‘剿共’不是你我的任务？” “钱长官这个任务于我太沉重。” 大哥恨恨道：“这种任务他妈的让我轻松吗？” 柯子炎不再多嘴，看表情不以为然。大哥警告他，无论出于什么缘故，柯子炎不要在吴春河这件事上暗中徇私。吴春河是共产党，电台的事也脱不了干系，这部电台从台湾偷运到厦门，当时吴春河在台湾，是不是他安排送的？是不是他让妻子钱金凤介入的？都得弄明白。电台就是联络，利用电波，通过天空，最先进最便捷最高效的联络，所以不能放过，一定要掌握住。 几天后，大哥抽个时间，匆匆赶到厦门鼓浪屿，再找颜俊杰。颜俊杰在自家小洋楼里，什么事都没干，桌上一瓶酒，一个酒杯，没有下酒菜。那是中午时分，颜俊杰光着膀子，从早晨醒来开始喝，一直独自喝到现在，情绪颓然。 大哥问他：“为什么？” 地上扔着一张当日报纸，头条新闻是《济南危急》。 第36页 大哥说：“到处危急，天天都有，不稀罕。” 颜俊杰说不危急的更危急。近日东北战场稍显平静，其实酝酿大战，共军置被围长春守军于不顾，重兵南下义县、锦州一带。这是干什么？那一带是东北门户，要是被解放军占领，东北国军从陆路撤离的通道就被有效切断，数十万大军尽入囊中。 “如此看东北我军胜券在握。”大哥说。 “是共军，他们。” 大哥自嘲：“我不是老共吗？” 颜俊杰悲伤道：“东北一完，华北只怕不保。” 大哥安慰他：“东北华北都远。那里天气转凉了，你这里还打赤膊。” “不会太久了，党国完了。”颜俊杰忽然掉下眼泪，“阿凤已经死了。” 大哥问他到底哭谁？哭党国，还是哭阿凤？二者是一回事吗？颜俊杰咬定是一回事，人到伤心时，不能不落泪。这些天他足不出户，窝在小楼里，哪里都不想去，除了喝酒，什么都不想做。两眼茫茫，悲痛无边。 “海军总部不管你了？”大哥问。 当然不是。近来几天一个电报，让他尽快到台北报到。厦门要塞司令还奉颜俊杰岳父之命，亲自上门查看，催促颜俊杰尽快前去台湾。颜俊杰称病，迟迟不愿动身。上一次大哥到鼓浪屿找他一起为大姐治丧，他已经在收拾东西，但是至今未走。 “你还是去吧，这样不行。”大哥说。 大哥劝慰颜俊杰，说天下大势，非人力所能为，想开一点就是了。金凤不幸遇难，他当大哥的心情无比悲痛，但是该放下还得放下，不能陷进去出不来。以酒浇愁，心灰意冷，不如挺身面对。 “让你去台湾就赶紧去吧。”大哥说，“我有要事拜託。” 大哥拜託颜俊杰两件事，都是找人。找一个死人，一个活人，死的是他父亲钱以未，活的是他妹夫吴春河，死的活的都跟台湾相关。颜俊杰调台湾任职，加上他岳父在台湾政军界关系多，可以帮上忙。 颜俊杰是老友，知道钱家故事，这两件事让他感觉奇怪：“钱勇你这是做什么？” “时候到了，该找就找。”大哥说。 他拿了一个档案袋交给颜俊杰，里边装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若干线索。 “你断定父亲已亡？”颜俊杰问。 大哥说：“当然。” “死人还找什么？” “死要有尸。” 大哥给颜俊杰的资料里，有一张1930年的上海报纸，内有一条消息提及父亲钱以未。那年初秋，钱以未于上海英租界被巡捕逮捕，一同被捕的有七人，他们在那里开秘密会议，事泄落网。租界当局发觉所捕几人均为共党要员，准备移送给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处置，法官判定移送之际，钱以未突然自我暴露，提出他是台湾人，因日本当局通缉逃归大陆。巡捕房立刻与日本领事馆核对，果然不错，此人确在通缉人员名单中。因为这个来歷，英租界当局把他移交给日本人，押回了台湾。 “这一去就没有回来。”大哥说。 “他为什么暴露底细？说漏嘴了？”颜俊杰不解。 不是失言，应当是一种求生策略。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他被英租界移送给国民党上海当局，则已经死在龙华刑场了。移送台湾情况有别，以日本占领当局通缉他的罪名，无法判他死罪，日本人也很难以他在大陆参加的共产党活动给他加罪，因此被移送台湾可望死里逃生。 “就此而言，我这个父亲也是大智大勇。”大哥自嘲，“是为钱家家传。” 报纸上这条消息登载的半年多前，父亲藏匿在厦门家中，每日里让大儿子抱着小女儿在门口为他望风，自己在家与人秘密开会。一日有人急报警察要来抓人，父亲匆匆跑到码头，乘渔船逃离。是大哥借了辆自行车把父亲送走的，事后大哥被警察捕去，吊起来鞭打，查问父亲行踪，大哥咬定“去黑裳仔家吃饭”，那是在戏弄警察。大哥知道父亲去上海，因为分手时父亲提到了，当时父亲有个异常动作：抬手在他头上摸了一下，说了句话：“到上海我给你们写信。” 这是父亲与家人的最后告别。他没有写信，但是确实去了上海，半年多后他在那里被捕，引渡台湾日本占领当局，后来在台湾销声匿迹。 “为什么忽然想要找他？”颜俊杰问。 是因为柯子炎特派员，这个特务被派到大哥那里“协同剿共”，有意无意会提起一些旧事，档案袋里的资料也是他提供的。柯子炎自称刻过字，与钱以未是篆刻神交，邂逅钱家后人，愿意提供所知情况，大哥感觉没那么简单。根据大哥了解，柯子炎及其行动组直接听命于保密局行动处，所办案子相当隐秘，从一些迹象上看，似乎与父亲钱以未有关，一定是柯的保密局上司怀疑钱的家人知道其中秘密，所以派柯追踪钱家儿女。父亲失踪已经多年，他那样性情的人如果还在人世，总会有所消息，久无音信应当是已经死亡，一个死老头值得如此跨海追踪？ 其中必有缘故。大哥与柯子炎周旋，拿父亲“死而復生”说事，打探虚实，同时也要请颜俊杰相助，帮助在台湾找一找，以求了解其中究竟。 第37页 “我不相信他会消失得全无踪迹。”大哥说，“我要找他的最后归宿，死在何时，葬在哪里，墓碑上是什么名字。” “找到了干什么？清明扫一扫？” 不必等候来年清明，找到了大哥会尽快前去处置。他考虑要把父亲的坟平了，墓碑砸毁，墓中尸骨刨出，烧成灰弃于海，让它不再有丝毫痕迹留世。这当然是气话。也许还有其他办法，例如请和尚到坟前做道场，像《白蛇传》里的法海，设法将父亲不散的阴魂镇住，让它不要再出来招引特务，为害家人。 颜俊杰赫然大惊：“为什么！” “也算是告慰金凤吧。” 颜俊杰不禁满眼泪花。 大哥寻找吴春河出于同样的理由：金凤之死需要追究。大哥请颜俊杰帮助打听情况，没要求颜俊杰直接找人，因为吴春河与颜俊杰也是故人，彼此间有些故事，不便直接接触。大哥只让颜俊杰有消息通知即可。 “我到惠安洛阳吴宅搜查过，不在这边，柯子炎那些特务还在继续找。”大哥说，“请你到台湾也找找，总是雁过留声。” 颜俊杰答应了。 他问大哥：“澳妹怎么样？” “回校上课了，还好。” 颜俊杰提出想见一见澳妹，他不能单独去，只怕自己控制不住，想请大哥一起去。 大哥看了他好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他们一起离开鼓浪屿，过轮渡后直接到厦大。澳妹刚下课，他们带着她到校门外一家小饭馆一起吃晚饭，澳妹只要简单的，一碗沙茶面，一碗肉汤。他们在那里陪她吃面喝汤，大哥的卫兵分散在四周，大哥让他们尽量不让澳妹察觉。 “颜哥还没去台湾？”澳妹问颜俊杰。 颜俊杰的两手不住发抖，说澳妹跟当年的阿凤简直一模一样。 当晚大哥回到泉州。柯子炎在师部会议室里抽菸，等着，有事报告。 “找到吴春河了？”大哥问。 没发现人，但是发现了电台。特务在他们的技术侦察中查获了电台信号，它已经送到了山上游击队手中。 “谁把它送上去的？” 他们分析有可能是钱世康。也许钱金凤被宪兵枪杀前把电台下落交代给他了。 “要是钱世康知道下落，电台早就上山了，怎么会等到这个时候？”大哥怀疑。 柯子炎无语。 “找到吴春河。”大哥说，“他会知道。”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特殊使命 特务进门时，我看到母亲两个眼睛里全是怒火。 她张嘴就骂。母亲骂人有技巧，特务穿着黄色军服，不像上次是黑衣便装，母亲就骂太阳从西边出来，乌鸦换了毛，涂一身大粪还是乌鸦，变不了喜鹊。 特务组长刘树木管母亲叫“阿婶”，他满脸带笑：“阿婶，有话好说。” 母亲破口大骂：“死无埋的！你还我阿凤！” 刘树木分辩，钱金凤之死是宪兵开的枪，不是他们。 母亲不听，转骂为詈，这时候不需要技巧，往死里骂就行。母亲说老天有眼，打枪的该死的老虎咬恶狗啃油锅炸雷公噼千刀万剐开膛破肚，挺尸去吧。 刘树木对母亲的詈骂充耳不闻，待她骂够了才说明用意：“我们来请钱玉凤小姐。” “你敢！” 我把母亲拉住，问刘树木：“凭什么抓我？” 刘树木让我不要误会，他们不抓我，有件事请我相帮。在这里不好说，让我跟他们去，他们的车在巷子口等着。 “自己去死！”母亲骂，“我们不去。” 特务说不劳烦老人，就请钱小姐一个。老人家放心，他们保证钱小姐安全。 母亲抓起门后的扫帚，高举在手里驱赶特务，对方不马上滚开，她就扫帚沾屎，当头痛击，打鬼出门。 刘树木说：“阿婶不要急，长官手令在这里。” “死你长官。” “是你儿子。” 他们真的带有一张字条，是大哥写给母亲的亲笔信，说明让刘树木组长到厦门家中问安，请命澳妹由刘组长护送来泉，有要事相商。明日由他们再将澳妹护送回厦。 我把大哥的字条读给母亲听，解释了信中的意思。母亲不信：“可是你大哥的字？” 我看了签名，还有日期，不会错，是大哥今天写的。 “我们不去。”母亲拒绝。 特务再三说明，钱长官交代的事不能有误。以往如有不周请多包涵，眼下还宜速速动身，钱长官在那边等着呢，不要让他们为难。 我感觉奇怪，大哥突然派特务来接我，这是为什么？我在大哥的眼里总没长大，怎么忽然会拿要事跟我相商？大哥要做什么呢？我非常困惑。 我决定跟刘树木走，因为不能不走。我让特务先出去，在门外等候，不要待在家里让母亲不快活，待我跟母亲说好，就跟他们一块走。 母亲说：“咱们不管他们。” 我说：“阿姆别担心，没事。” 大哥让他们来，事情没办成他们不会走，让他们蚊子似的在这里嗡嗡，多烦人。大哥相请去就去吧。也许大哥那里有姐夫或者亚明的消息？ 第38页 母亲被我说服了。 我上了特务的车，跟着他们到了泉州。一路上他们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不问，到泉州后直接把我送到大哥那里。 大哥说：“来了好。” 大哥要干什么呢？他不直接说。时间已是中午，他要我先吃饭。勤务兵给我们打来饭菜，大哥让他们走开，只有我们兄妹俩在办公室吃饭。吃饭时大哥什么都没说，饭后他让勤务兵进屋来。 “去搞几根台湾仔。”大哥下令。 勤务兵一会儿就回来了，用麻草扎着一捆甘蔗，每根都有一尺来长，大半截甘蔗皮已经拿刀削光，留下了一小截皮不削，供手握，这就是大哥所说的“台湾仔”。我们这里有两种甘蔗，一种果蔗比较软，好用牙啃；另一种甘蔗比较硬，不好啃，但是更甜，主要用来榨糖，原产台湾，蔗农从台湾引到闽南种植，本地人简称“台湾仔”，即台湾品种甘蔗。大哥知道我爱啃甘蔗，我的牙好，从不怕甘蔗硬。 我们兄妹一边啃甘蔗一边说话，没说几句我就啃不下了：大哥可不是没事请我吃甘蔗，他是办案子呢，办的是大姐出事之案，他要知道底细。 “金凤在漳州跟你说过那个皮箱没有？”大哥问。 我没留意大姐的皮箱，她自己一字未提，直到那天早晨特务闯进旅馆客房把我弄醒，打开皮箱查什么电台，我才发现里边全是我的旧课本。 大哥说大姐留了个心眼，把跟踪的特务煳弄了。电台让她藏了起来，特务遍地搜查，无处寻找，也不知道大姐是怎么藏怎么安排的。现在这部电台已经给送上山，送到地下党游击队手里了。 这些事我统统不知道，大姐从不告诉我她的秘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她保护你，知道越少对你越好。”大哥说。 大哥还问姐夫，当天大姐跟我提起过姐夫没有？那种时候大姐应当会交代一些事，丈夫啊，儿子啊，什么都没说吗？ 我记得她提到了亚明，说到要好好活下去。但是没提到姐夫。大姐还跟我讲起父亲，她特地去找大舅问了父亲的一些旧事。 “不只说这些吧？” 大哥问大姐是不是交代我，如果出事，无论谁问，只答不知道，什么都不要说？ “大哥问这些做什么？” 他认为大姐是对的。出事后我被特务抓去关，受审讯，确实什么都不能说。但是对大哥不能隐瞒，大哥问我这些是为了把事情弄明白，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说得越清楚，才会越安全。大哥想知道是谁给大姐报的信，大姐从漳州跑回厦门救三哥，肯定有个人给大姐报了信，这个人就是澳妹，对不对？ 我不吭声。 特务怀疑是我给大姐报信，我始终不承认，如果我承认，那么是谁把消息告诉我？谁让我来通知大姐？我怎么回答？尽管我不承认，特务还是认定我是信使，大哥显然也不相信我纯属无辜。大哥把我从特务手里救出来时什么都不问，现在忽然亲自要来追查这个，跟那些特务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答应过金凤，保证什么都不说，是吗？”大哥问。 “大姐没让我答应什么。”我说。 大哥说人应当信守承诺，如果答应过什么，那就应当做到。所谓一诺千金，有的诺言确是生死相约，无论生死都不能违背。 “大哥生死相约过什么？” “我问你呢。” “大哥不能光逼我。” 他不逼了，让我吃甘蔗，也说说他自己。他身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完成任务。军令非儿戏，军人的任务往往就是赴死，死了一笔勾销，活着就得完成任务。 “大哥现在有什么任务呢？” 他要保护我。他告诉我守信与说实话其实不矛盾，主要看面对谁。对特务不能说，对大哥应该说，因为大哥是自家人，了解情况是为了保护我。大姐已经过世了，他只剩下我一个妹妹，失去了大妹，不能再失去澳妹。 “大哥不要逼我。”我求他。 他说不是逼，是保护。大姐这件事跟我肯定有关，傻瓜都骗不了，别说骗那些特务。这件事还没完，我太年轻，缺乏经验，自己对付不了，只有他可以帮我解决。我要是瞒着他，一旦有麻烦只怕措手不及，甚至不可收拾。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你就实说。” 他穷追不捨，究竟是谁让我去找大姐？这个人跟老三阿康是同伙，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我的熟人，二是我认识的人，三是陌生人。他推测最大可能是陌生人，对方安排一个我熟悉的、我认识的人来找我并不难，但是让陌生人找我，对双方最安全。 “我说得对吧？”他问。 我终于点了头。很勉强，无可奈何。 “很好，不相信自己的大哥，你还相信谁？”他鼓励我，“吃。” 他让我吃甘蔗，同时把情况一点一点从我嘴里问出来。我真不是大哥的对手，他非常自信，胸有成竹，总是能让我说话。我心里很矛盾，如果不是大哥，我可能还被关在牢房里，我亲眼目睹他为大姐之死愤怒不已，对特务痛加收拾，所以我应当相信他。但是他又穿着上校军服，嘴上自称“老共”，实际却跟柯子炎这些特务伙在一起“剿共”，特务逼着我说的东西，他也要我说，特务没能让我招供，他却办到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办了件蠢事，只能庆幸自己确实所知甚少。 第39页 我对大哥讲了教学大楼外把我叫住的陌生人，以及他跟我说的话。 大哥再次问起姐夫：“陌生人提到吴春河吗？” “没有。只讲三哥。” 大哥总是忘不了查核姐夫。姐夫和大姐是一对，与大姐有关，通常也与姐夫相关，这个道理不错，但是大哥对姐夫的警觉似乎不仅于此。 大哥问陌生人长什么样子？什么口音？我摇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感觉特别意外，脑子里很乱，记不清楚，只记得是年轻人，模样像学生。 “后来你是不是又见过他？” “没有。” “假如再让你遇到，想得起来吗？” “应当会。” 大哥示意我起身，跟他走。我握着啃了一半的甘蔗跟他走到办公室的后窗边，他推开玻璃窗，把我手中的甘蔗接走，塞了一架望远镜给我。大哥这座楼的后窗下是操场，操场围有砖墙，有辆军车停在对面操场边，车下有一群人。大哥让我用望远镜看，我在望远镜里认出矮胖子特务组长刘树木，他站在车下，指挥特务把几个人推下军车，拖到操场边砖墙下站成一排。有一队士兵站在侧面，手持步枪，监控操场。 我大吃一惊：“大哥这是什么！” “没事。” 这哪里没事！被推下军车的那几个人都是囚犯，都用绳索捆着双臂。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人，都很年轻，有几个头上身上还带着伤。大哥给我的军用望远镜非常清晰，那四个人在我眼前一一晃过，我几乎可以看清他们脸上的毛孔。 大哥问：“有那个人吗？” 我非常意外，当即把望远镜放下不看，同时抗议：“大哥你这是做什么！” “别管大哥做什么，澳妹说实话。”他说。 操场对面那四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很特别。 十几天前，有一个中年人从台湾高雄坐轮船来到厦门，在厦门一座小客栈里住了两个晚上，而后离开厦门去了同安。同安县城外二十里地有一所乡村中学，位置比较偏僻，中年人搭乘一辆载客自行车去了那所中学，当晚留宿在学校里。 那天午夜，有七八个偷袭者悄悄越墙而入，从外头跳进学校，摸进中年人所住客房，却不料中年人非常警觉，听到动静立刻从床上翻起，从房间后窗跳窗逃出。偷袭方早有准备，在后窗下埋伏了两个人，中年人一落地就被两个设伏者按在地上。 中年人极强壮，趁着月光拳打脚踢，竟然反过来把两个对手打趴于地。其他偷袭者听到后窗打斗动静，迅速赶过来，中年人转身往围墙边跑，几个偷袭者在后头紧追。那围墙有个缺口，袭击者怕中年人越墙逃出，一起举枪射击，中年人身中数弹，被打死于围墙下。 当晚的偷袭者是柯子炎手下特务，由刘树木带领行动。被特务打死的中年人从高雄上船后就被跟踪，从厦门到同安，一直跟到那所中学。追踪中刘树木发觉中年人行动忽然有些异常，可能对跟踪有所察觉。担心他寻机逃跑，便于当晚发起偷袭，想捉个活口，不料意外生变。中年人被打死后，特务迅速转移尸体，消除痕迹，周边居民都听到当夜学校响枪，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务悄悄着手调查，发觉这所中学为马来亚华侨捐建，捐建者于三十年代初出国，时为左倾分子，怀疑为共党地下人员，出洋躲避追捕，在外经商获利后回乡捐建中学。该校存有许多疑点，从一些迹象看，很可能是此间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特务密捕了学校门房，严刑拷打，门房否认自己与地下党有涉，却提供了一些情况，包括从几张照片中指认出钱家老三钱世康，称老三曾经到过这里。特务不动声色布下大网，守株待兔，紧密监视那所中学，期望有所收穫。几天后有四个年轻人来到该校，被特务密捕，就是操场围墙边站的那四个。四个年轻人都自称来自厦门大学，其中有学社会学的，学国文的，到乡下搞田野调查。特务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认为可疑。 “让你来认一认。”大哥对我说。 现在我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了，是要寻找让我当信使去漳州找大姐的陌生人。我是厦大学生，这个人很可能也在厦大，有利方便行事。厦大地下党员不会少，跟我谈话的陌生人混在这四个被捕同学里的概率并不高，让我来认有如瞎猫找死老鼠，但是柯子炎认为不妨一试，大哥贊同。 我拒绝认人。我不是特务，我不能对同学干这种事。 “大哥自己说过，让我好好读书，别管其他。”我说。 大哥并不愿意我掺和，但是事实上我已经掺和了。他让我放心，今天这样安排，我可以看清楚他们那几个人，他们谁也不会看到我。 “其实你是救了这位同学，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说？特务已经在那所中学里杀掉一个中年人，被逮住的这四个下场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没有从中认出谁来，他们都会被严刑拷问，柯子炎一伙对他们不会客气。如果问不出什么，四个人会被押回厦门，交当地警察局进一步审讯，警察局里可能有他们以往参加共党活动的案底。警察会把他们往死里打，哪怕屈打成招，不弄成共党不会罢手。他们会是什么下场？秘密枪决。非常时期不需要法庭和律师，拉出去站成一排，像现在这样靠在墙边，行刑队举枪射击，这就了了。如果我在他们中认出哪一个人，大哥会把他留下不送，如果这个人愿意合作，可以保他不死。 第40页 “你这是救命。”大哥说。 “让他当叛徒！” “是合作。” “大哥怎么可以让我干这种事！” “我不能让你大姐白死。” 我拒绝听从，不再拿起望远镜。 “告诉我，是不是已经认出谁了？” 我拒绝回答。 大哥注意到刚才我很紧张，望远镜抓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看。他认为这四个人恐怕并非跟我完全不相干，无论认出哪一个，无论是不是让我当信使的人，尽管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四人里确有一个我认识，不是让我报信的陌生人，是高我两级的一位男生，他不一定认识我，我却知道他。去年冬天，有一次学生集会，他在操场上撒传单，很可能确是学生地下党员。但是此刻我可以一边啃甘蔗，一边指认他吗？我不知道能相信大哥多少，认出他，会不会反是引特务注意，把他送上死路？如果我不认，会不会真如大哥所说，几位同学都将被送回厦门，死路一条？ 我没有办法，我把望远镜一扔，放声大哭。 “澳妹！” “我要回家。” “这是正经事！” “我要阿姆。” 我不再合作，不认人，不否认，甘蔗也不要了，一味胡搅蛮缠，要求大哥立刻送我回厦门。我不愿意卷到这种事情里，我害怕。 大哥生气：“你不能这样！” 我只能这样。 我在他的办公室又哭又闹，折腾不休。我胡闹起来，大哥就不再胸有成竹，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气得要命，最终一摆手把我送走。 回程与柯子炎同行，柯特派员去厦门有事，他亲自送我回家。 “毕竟是钱家人啊。”柯子炎说，“小的不输大的。” 他当然不是由衷夸奖。 他在路上突然提起他自己，说他曾经有一个妹妹，父母过世早，兄妹相依为命，感情不一般。当年他因事犯在人家手里，他妹妹被抓去刑讯，迫使他最终就范。 经歷这场飞来横祸，他妹妹生了场大病，一年多后死了。 “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我问。 他说他是“血手”，要是他来办我这个事，他知道怎么让我合作。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下边再无弟妹，但是上有老母。他会把我母亲抓来，当着我的面刑讯过堂，直到我说出真话为止。他让我设想一下那个场面，看自己能不能受得住。 不由我痛恨无比：“你该死。” 他让我不要冲动，这种事完全可能，也许很快就会落到我身上。只要手段足够，任何天大的秘密都是捂不住的，尽管拭目以待。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秘密。” 他认为我知道不少，只是不说而已，回去后我应当让母亲多烧几炷香，感谢老天让大哥罩着我们全家老小，但是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我得知道厉害。如果我想起什么了，例如记起墙边四个年轻人中的哪一个，想跟大哥说，可以跟他联繫。 怎么联繫呢？学校大门传达室外有一面告示牌，拿告示牌下的粉笔在牌上写四个字：“两火挂号”，很快就会有人去找我。 我哪里会去跟这特务“挂号”。 看我回家，母亲松了口气。我没多说事情，怕母亲担心。 第二天有课，我早早到学校。中午在食堂吃饭，一位穿学生服、戴眼镜的男生端着饭盆从我身边走过，忽然低声喊一句：“臭澳妹。” 我差点叫出声来。 竟是三哥。 他笑，拿眼神示意我别出声。我平静下来，他说：“南普陀，后边山上。” 匆匆吃完饭，我独自离开学校。南普陀就在校门外，三哥已经在庙后山上等我。他招唿我跟他一起坐在一块石条上，周围有香客来来去去，有走累的人歇脚，我们待在那边不引人注意。三哥拿一张旧报纸包一包花生糖让我吃，是他从乡下带来的。 “臭三哥。”我抱怨，“把人急死了！” 我迫不及待，问他那天是怎么逃的？大姐为什么没有一起跑？这些日子躲在哪里，一直藏在厦门吗？三哥告诉我，那天大姐冒死把他从狱中救出，他们清楚时间不多，得迅速离开厦门，越快越好。他们往海边跑，打算找船离岛，路上发觉军警调动，断定事情败露，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掉转方向往山地躲。警察眨眼间跟了上来，大姐在一个隐蔽处急令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司机小陈立刻下车，借山林掩护潜往山下村庄，设法从那里离开。三哥他们不听，被她强行驱赶下车。他们下车后大姐自己驾车驶开，引走追兵，让三哥他们得以趁机潜离险地。当晚三哥他们从黄厝一带弄了条小船，冒险下海，为躲开追捕，从大担岛一带迂迴，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游击队。事后听说大姐牺牲在宪兵枪下，他们都悲痛万分。 “你怎么还敢回厦门！”我着急。 三哥在厦门被捕逃逸，特务还在四处抓他。此刻虽然风声稍平，再返厦门依然非常危险，但是他不能不设法再次潜入，因为有要紧事情找我，别人无法取代他，只有他才能让我相信。他找我的事情跟大哥和特务追的居然差不多。 第41页 “大姐跟你交代些什么？”他问我。 我把那天晚上大姐在漳州旅馆的情况告诉三哥。除了交代我一问三不知应付特务，似乎再没其他要紧事情。如果说还有什么交代，那就是要我活下去。 三哥问大姐有没有提到什么“货”，或者是某个东西放在哪里？ “你是说电台？” 他很吃惊：“你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已经把电台送上山了？” 他更吃惊：“谁告诉你的？” 我把在大哥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他。 “不是那样。”他摇头。 这部电台被大姐藏起来了，至今没有找到，他们很需要它。大姐牺牲前跟三哥在同一辆车上，急迫中没有交代电台下落，三哥猜想大姐也许会交代给我，因此特意潜回厦门问我。我对三哥无须提防，问题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好好想。”三哥说，“会不会是你光顾哭，忘了事？” 不由我生气：“臭三哥，没让特务打死，倒来欺负我。” 三哥笑：“开玩笑呢。”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糖。 我把大哥的情况告诉他，说自己真不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三哥一听四位同学落在特务手里，脸上笑容顿失，让我细说前后。 “柯子炎让你怎么联繫他？”他问。 我讲了“两火挂号”。 他想了一会儿，交代说：“这样，澳妹你今晚去写。” “什么？” “听我安排。”三哥说，“不是开玩笑。” 当晚我在传达室门边告示牌上写了那四个字。 第二天上午，一个打扮得像邮差的便衣进学校找我，称母亲生了急病，让我赶紧回家。我即告假，起身跟那个人走出校门。 柯子炎在校外等我。 “钱小姐想起谁了？” 我没想起哪一个，只是心里非常不安，两个晚上彻夜不眠。我感觉那四个同学都是无辜的，他们是好人，不应当被关被杀，请柯先生把我的话转告大哥。 “四个都是好人，哪一个最好？左边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右边那个？” 我让他不要下套子，我不会去认哪一个，也不会不认哪一个。这四个人肯定不会与我三哥有关，做个好事把他们放了吧。 “怎么知道跟你三哥没关系？” 我只让柯子炎转告大哥，其他的不必多问。 柯子炎从我这里没得到什么。大哥听到情况后，要求柯子炎暂时不把几个学生送走，他要亲自审问。他觉得我主动找特务传话，如此不安，不会没有缘故，几个学生里可能确实有我认识的人，很可能跟三哥有牵扯，我越否认就越可能。既然我不愿意指认，那么大哥要自己来认一认，也许他能认出来。 两天后师部开会，会商“清剿”事宜，柯子炎到场。会后他问大哥要不要见见嫌犯？大哥点头，柯子炎起身打算回去安排，大哥把他喊住。 “别走，有事问柯特派员。”大哥说。 柯子炎打了电话，交代手下人把学生送过来。 “知道钱长官留我问什么。”他嘆气，“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初一十五都过了，人没找到，连一根毛也没有？”大哥追问，“钱长官给柯特派员只派一个任务，居然这么不当回事？” “我们不敢怠慢。”柯子炎分辩，“人还没找到，人毛还是有的。” 大哥逼着柯子炎找吴春河，那段时间里特务确实不敢怠慢，在盯紧同安那所中学的同时，也在四处撒网搜索吴春河，重点放在惠安洛阳吴家老宅。刘树木亲自蹲守，秘密监控，取得若干进展。几天前吴宅来了一个客人，穿西服，戴礼帽，南洋番客打扮，在吴家住一个晚上，次日即离开前往泉州。柯子炎认为这个南洋客可疑，命刘树木以涉嫌走私为名将其秘密扣留，带到行动组讯问。审讯中意外得到一个情况：南洋客是从新加坡回来的，为吴家人的远亲。他受一个叫“阿义”的人所託，帮助给吴家捎口信。阿义在新加坡犯了案，被关进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监狱，其口信是寄的钱已经收到，经朋友帮助营救，近期案子当有结果，到时自会归返，请家人不要牵挂。 吴春河的小名就叫阿义。 大哥怀疑：“跑到新加坡坐英国人的监狱？怎么会呢？” 柯子炎说：“吴先生很特别。” 大哥吩咐柯子炎搞清这个情况。 柯特派员和他的行动组住在泉州近郊一个集镇，占用了一个大宅子，设有临时牢房和审讯室，四个大学生就关在那里。从行动组驻地到师部有一段距离，特务用一辆军车作为临时囚车押送犯人，押送人员全副武装，配有轻机枪、冲锋鎗和手枪。这段路是土路，平时通行的主要是牛车和人力板车，运送石块、砖头、粮食布匹和各种货物。土路失修，路况很差，一些临水路段排水不畅，路面因经常走水而显松软，被重载牛车压得到处是深深车辙，汽车在这条路上开不快。 那天下午，特务押着四个大学生从临时牢房前往师部，途中被一辆拉茅草的牛车挡了道。茅草车体积大，高高垛起于车板的草捆从车厢板伸出，几乎占了两倍空间。土路不宽，找不到超车空间，囚车只能跟在茅草车后慢吞吞爬行。沿河路段车辙特别深，茅草车走上那段路时，车把式不慎让右车轮陷入一条深辙，车身连同高高的茅草垛向一侧倾斜，车把式拼命鞭打拉车水牛，水牛使尽吃奶之力，缰绳崩得笔直，无法把车轮拉出车辙。车上的茅草捆整垛歪倒，牛车无法动弹。 第42页 囚车上的特务跳下车，试图把茅草车推开。未防备间，车把式和几个推车农民突然亮出武器，逼住特务，路坡上又窜出几个人扑向军车。 坐在驾驶室上的特务小头目拔枪开火，被当场打死。 “姓柯的呢？在哪里？”劫车的领头者追问。 “他他他在师部没回来。”被捕特务说。 囚犯被劫车者劫走，上了预先安排在河岸边的一条木船。特务救兵从后边赶来时，那条船已经驶过河，囚犯和劫车者上岸跑得无影无踪。 车是三哥他们劫的，我在劫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只是按照三哥的安排，通过柯子炎把一个含煳信息传递给大哥。三哥料定大哥会因为我的不安而生疑，把几个学生扣下来继续审问，这就争取了时间，让三哥他们可以设法营救。当天如果不是大哥把柯子炎留下问话，柯本该在囚车上与三哥狭路相逢。他会像车上那个特务一样被击毙吗？不会，三哥要活的。大姐牺牲前曾告诉三哥，不能老是挨特务抓，要设法反过来抓特务，这个特务藏着许多事情，抓住他，把事情搞清楚。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四个同学被救，大哥暴跳如雷，严令追查。我不知道大哥究竟还要做些什么。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以死归队 由于军事部署调整，大哥的部队从“清剿”一线撤下来休整，准备调防。方国升还在养伤，大哥被任命为代理师长。 颜俊杰从台北回厦门，专程到泉州祝贺。大哥说：“贺个屁。” 颜俊杰说：“屁也贺。” 他给大哥带来了父亲的确切下落，不出大哥所料：父亲早已死亡。 根据大哥提供的资料线索，颜俊杰通过上层关系，查找了日据时期留下的机密档案，查到了一些旧日记载，发现钱以未之所以突然消失，名字是一大原因：他以“钱以未”之名从上海移送日本当局统治下的台湾，然后被以“钱亚清”之名关进了台北监狱，据说这是他的本名。钱亚清是重案犯，从事秘密颠覆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和日本多地，需要深入搜集证据，办案时间因之拖延。没等有个结果，他即于1933年底于狱中突发重病死亡，狱方通知其家人办理了后事。 “瞎话，我们家人根本不知道。”大哥说。 “不是你们。” 按照记录，死者的遗体、遗物由一个叫钱文泰的人签字领走。这位钱文泰是死者的堂侄儿，家住台湾新竹，是一个银行职员。颜俊杰通过警察局的朋友找到这个钱文泰，证实确有其事。只不过钱文泰并未领走钱亚清遗体，该遗体实已为日本人焚化，原因是死者患烈性传染病暴死，一时找不到直系亲属，狱方必须尽快处置。日本人交给钱文泰的是若干死者遗物，包括旧衣物、一些私人物品和两把刻石刀。这些物品后都被钱文泰丢弃，因为留而无用。钱以未不仅在台湾无坟，在世间也已基本不留痕迹。 “荡然无存？消失得这么干净？”大哥有些怀疑。 “你老兄感觉不忍吗？”颜俊杰问。 “感觉有些奇怪。” 大哥一向对父亲心存怨恨，因为这个父亲似有实无，生了一堆儿女，几乎不管不顾，一家只靠母亲。大哥是长子，与父亲相处时间算来最长，但是关系也最差。大哥小的时候，父亲嫌他顽皮，长大了嫌他不听话。父亲不在家时还好，一旦回家，父子俩总要发生冲突。有一回大哥当着弟妹的面顶撞父亲，被打了耳光，他向父亲喊叫，发誓有一天要拿刀子把他砍了。这些事颜俊杰都清楚。 “现在想来，父子间其实也不全是矛盾。”大哥感嘆。 大哥曾说过要毁掉父亲踪迹，镇住不散阴魂，以免为害家人，那是激愤之辞，父子俩间其实还另有一种情感。大哥小时候相当顽劣，是巷子里的孩子头，经常唿朋唤友，打架滋事，兇勐好斗，威镇一方，令附近街巷的孩子避之唯恐不及。父亲教训他逞匹夫之勇不足取，大智大勇才成大事，街巷小孩相争有何意思，要知道国家、民族、理想、主义。父亲这些话于年少时的大哥了无影响，长大后回想，忽然就品味出了若干内涵。父亲在大学是学医的，本可以好好完成学业，考一本执照，开一家诊所，生一堆儿女，衣食无忧，为什么不愿意这样生活？想来也是命中注定。父亲生于台湾，身为中国人，受日本人统治，必须俯首帖耳，不得稍许反抗，他那种人无法忍受。他在台湾反日，到大陆反对当局媚日，投奔中共顺理成章。既然走上此路，谋大而放小，抛妻弃子，只能如此选择。 钱文泰还提供了另外一些情况，他对颜俊杰抱怨说自己根本不认识钱亚清，只听长辈偶然提起过这个堂叔，当年日本人找到他，通知他去监狱办手续领遗物，他吃了一惊。当局有令，不敢不去，处理完后事，以为就此了结，哪想没完没了，不时有人找他问钱亚清的事情，甚至讨债的都找过来，追钱亚清欠的某一笔钱。十几年过去，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哪怕钱亚清存有几根死人骨头，只怕早已烂光，却没想到事情还是没完没了。去年春天来了一伙便衣，不由分说把他叫出家门，推上一辆车，拉到拘留所关起来。家人吓坏了，以为他犯了重案遭到密捕，没想到还是因为钱亚清，保密局的特务查其下落。他在拘留所当了三天犯人，每天接受审讯，翻来覆去说那件事，那些人居然给他上了美国的测谎器。 第43页 大哥说：“这就对了。” 钱文泰碰上的特务应当就是柯子炎。看来钱以未确实还在让特务百般牵挂。 对钱以未上心的不仅特务。钱文泰经测谎给放回家后，凳子还没坐稳，外头又有人找，自称来自台南，有事相问。这个人特别执着，几次三番上门，不厌其烦，刨根问底，为的什么事？还是钱亚清。 “后边这位可能是吴春河。”大哥判断。 父亲钱以未已经不在人世，不出大哥意料。大哥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死亡十几年的人，还有什么让特务惦记？哪怕他当年如何重要，死这么久了，早是过气亡者，除了家人需要偶尔想念，其他人真是不劳操心，说来确实令人费解。 “也许得把柯特派员倒吊起来，从屁眼里打出个究竟。”大哥说。 恰在其时，副官进门报告，柯特派员来了，有事禀报。 大哥说：“给他上茶。请特派员稍等片刻。” 颜俊杰问：“他找你什么事？” “可能是吴春河。”大哥问，“你问到什么消息没有？” 颜俊杰也在台湾查了吴春河的情况，这位故人让颜俊杰更其吃惊，与钱以未可有一比。钱以未虽然传奇，四处蹲监狱，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神龙见首不见尾，尸骨无存，毕竟留有若干记载。吴春河更其诡秘，来无影去无踪，让人抓不住摸不着。台湾情报部门已经把他列为共党要犯，认为他在台湾负有特殊使命，有多条台湾岛内中共地下活动线索与之相关，却始终没有掌握他的踪迹。据说吴春河懂“易容术”，能够迅速改变自己的模样，让人无从捉拿。颜俊杰很惊讶，当年吴春河在漳州搞剧社，确实会演戏，还当导演，但是没听说他会易容，忽然就能胖脸变瘦，矮子长高。 “这么多年不见，或许已经术有专攻？”颜俊杰说。 “据说眼下他被关在新加坡英国人的监狱里。”大哥说。 颜俊杰大惊：“怎么会呢！” “说他给关进华盛顿美国人的监狱里，我也不觉奇怪。”大哥说。 大哥问起颜俊杰近况，家人都好吧？夫人如何？岳父大人有何安排？颜俊杰长嘆，说不如理个光头出家算了。阿凤的墓边有座庙，干脆进那座庙得了。 “那是尼姑庵。”大哥劝他，“都过去了，好好过日子吧。” 颜俊杰与妻子感情不洽。颜妻是官家娇女，从小养尊处优，生性比较骄横，曾留学欧洲，交游面很广，身后有一群追随者，时有绯闻。颜俊杰虽是富家子弟，为人却不张扬，喜静不喜动，多愁善感，行事严谨，两人性格差异较大，婚姻比较勉强。颜俊杰去台后，在海军总部一个办事机构任职，每天下班回家，妻子总在外边应酬交际，他自己枯坐大宅，有时通宵达旦。 “忍忍吧。都会过去的。”大哥说。 颜俊杰没多耽搁，告辞离开。 柯子炎进了大哥办公室，有要事相告。 几天前，厦门警察局属下水警大队扣押了一艘轮船上的三百余人，轮船来自马来亚，所扣人员均为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华侨，怀疑其中可能藏有不少“马共”即马来亚共产党员。大哥从一个渠道得到消息，即通知柯子炎，请柯亲自进岛，查一下吴春河或者“阿义”是否在这三百余人中。柯子炎遵命，赶到厦门找了水警大队的头头，查核了名单，没有这两个名字，特来向大哥报告。 大哥问：“人放了吗？” “还押在水警大队里。” 大哥认定人肯定在里边，要柯子炎再次去，当面认，不要只看名单，隔靴搔痒。 柯子炎有些尴尬：“钱长官知道，这么多年了。” 他的意思是虽然与吴春河有旧，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怕不一定能认出来。 “难道要我亲自去认？”大哥问。 大哥逼着柯子炎去认人。吴春河号称会易容，会不断变换名字，人却肯定是那个人。无论吴春河变成什么样子，别人认不出来，柯子炎应当可以，他们俩关系非同一般。 “别的好办，这个人啊。”柯子炎为难。 眼下如果是别的嫌疑人，例如大姐钱金凤，甚至钱长官本人，一旦涉嫌共党，撞到柯特派员手上，不会有任何问题，该抓就抓，绝不容情。唯有吴春河此人让柯子炎很尴尬，推三推四，因为脸上挂不住。 大哥不容他推託，强调眼下吴春河是共党要犯，任何人徇私不得。他不把吴春河当妹夫，柯特派员也别把吴春河当故旧。 柯子炎问：“钱长官能否给我说个理由？” 从一开始他就表示过不解。钱长官紧盯吴春河不放，为什么呢？吴春河毕竟是钱金凤的丈夫，钱长官的亲妹夫，大义灭亲也不至于需要如此。钱长官口口声声说是“剿共”，是任务，只是这样吗？没有其他缘故？ “我跟他有一笔帐要算。”大哥说。 这笔帐就是大姐，大哥认为她横死山冈，宪兵是杀手，柯特派员是催命鬼，而吴春河是祸首，是吴春河把她引上了这条路。 “钱长官真是这么感觉？” “不必问我感觉，”大哥说，“我要这个人。” 第44页 大哥让柯子炎再去认人，要是没有认出来，他会亲自去厦门核实，亲自去认，看看柯特派员是不是暗中徇私，放跑了重要嫌犯。 “钱长官要把我逼上梁山啊。”柯子炎说。 柯子炎去了水警大队，三百多个被扣人员集中在码头边一个旧库房里，特务押着他们排成长队，在库房外的空地上放风。放风者三三两两绕场而行，一边走一边低声交谈，有几个年轻人高声骂娘，对当局发泄不满。 “干他姆！郎毛警察乱关郎。” 这是骂“鸡巴毛”警察乱关人。柯子炎躲在吉普车上，一边认人，一边仔细倾听。马来客讲话骂娘都用闽南话，这不奇怪，那里许多华侨、华人老家都在闽南。 吴春河没在这些人里。 柯子炎带着他的人离开水警大队驻地。刚出大门，他又命令吉普车返回。 囚犯再次从他面前走过，其中有个走路一瘸一拐的男子引起柯子炎注意。这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个子不高，头髮蓬乱，衣服邋里邋遢。柯子炎目不转睛，屏息静气，看着瘸子慢吞吞绕场走完一周。 “就是他。”柯子炎喘一口气，“带走。” 他认出了吴春河，但是始终躲在一旁，没打照面。 大哥简直料事如神，他断定吴春河在那里，居然真从那里把人抓住。得知吴春河落网，他说：“这就对了。” 他先不与吴春河见面，也不逼柯子炎去面对，审讯任务交给了师部军法处。 吴春河很难对付，几次过堂，软磨硬抗，要紧的话一句都没有。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华工，在马来亚橡胶园里干活，受朋友牵连，稀里煳涂被英国人捕住，驱逐出境。他不知道什么马共，更不知道中共。他也不知道“吴春河”或者“阿义”是谁，反正不是他。他不知道钱金凤，不知道吴亚明，不知道什么电台，不知道谁是他的上级。 军法官向大哥报告。大哥下令：“上刑。” “嫌犯身体很弱。” 大哥让军法官狠打，不管是瘸是拐，打到讲真话为止。 柯子炎说：“以我了解，用刑只怕不管用。” 大哥说：“如果不管用，请柯特派员上。” 军法官没能撬开吴春河的嘴。 吴春河受刑那天，母亲和澳妹从厦门坐船赶到泉州，到了师部。母亲追问大哥：“春河死在哪里？” 大哥心知蹊跷：“母亲听到什么了？” 母亲所谓“死在哪里”是口头禅，她找大哥要的是活人。她怎么会到大哥这里找女婿？因为有人给家里送了一封信，从门缝塞进家门。母亲不识字，知道这封信很奇怪，不敢有片刻耽误，立刻让人到学校找回澳妹。澳妹看了信，大吃一惊：信里说吴春河已经返回厦门，被特务抓了，送到大哥那里，让母亲赶紧想办法营救。 母亲带着澳妹立刻赶来。 大哥说：“阿姆上当了。” 他领着母亲和澳妹在师部兜圈，四层楼一一走过，办公室、休息室，每一间门都打开，供母亲检查，还看了军法处的禁闭室，有几个犯事的下级军官在里边关禁闭。 “阿姆仔细看，哪里有啊？”他问。 “为什么有人报信？” 大哥说报信的或者没搞清楚，或者就是搞鬼。母亲放心，大妹已经死了，看在她还有亚明的份上，要是吴春河到了他这里，哪怕真是“土共”，他也会手下留情。 母亲和澳妹被哄回厦门。 大哥追问柯子炎，柯子炎辩解自己与字条无关。吴春河以往对他有恩，现在却是他的敌人，即使他放过吴春河，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他，他效忠党国，不会暗通敌人。 “那么是老天爷会写纸条？” 柯子炎立刻打电话了解，得知被关押的三百多南洋客已经全数释放，据说有人通过省里某位要员下的指令。南洋客里可能有马共，但是他们在马来亚的活动，厦门警察搞不清楚，也管不到那里去，因此没有理由死扣着不放。 “里头可能有吴春河的同伙，纸条可能是他们送的。”柯子炎分析。 大哥要柯子炎做好准备，军法官再没弄出东西，就让柯子炎上。当晚柯子炎派刘树木带行动组赶到惠安洛阳吴宅，用担架把吴春河的重病养母抬上车，拉到行动组驻地。 如果吴春河交给他，他需要一支能够撬开牙关的撬棒，吴春河年老体弱的养母用得上。血手毕竟是血手，时候一到，自当冷酷无情。 吴春河再次受刑，还是什么都不说。半夜里犯人被送回牢房，次日清晨发觉他已经猝死于牢中。军法官向大哥报告，犯人被押回牢房后，并未发现与可疑之人接触，没有进食，未发现服毒。这人的身体确实比较弱，看来英国人监狱的伙食很差。 吴春河以死逃脱。大哥白费工夫，一无所获，怒不可遏。 吴春河的养母又被刘树木送回吴家老宅。 其后不久，部队按照原定部署调防，移驻集美，扼厦门门户。柯子炎的行动组另有安排，不再与大哥的部队协同行动，他到师部向大哥辞行。 大哥说：“特派员的差事云遮雾罩，至今我还没弄明白。” 第45页 柯子炎不多说：“与钱长官后会有期。” 这年冬天，北方战局巨变，东北战场枪声平息，辽渖战役以国军驻东北部队被歼而结束，东北全境易手。解放军挥师入关，迅速包围北平天津，最终天津守军被歼，北平守军和平起义。华东战场上，解放军两支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决战获胜，国军在长江以北所剩主力被歼灭殆尽。 厦门岛内外军警一片惊恐。 大哥在他的兵营里办了两桌酒席，把母亲和澳妹接到集美，同来的还有颜俊杰。颜俊杰在台北、厦门间跑来跑去，这几日恰在厦门，住在鼓浪屿他们家的小洋楼里，大哥让他与母亲和澳妹一起过来。 那天大哥续弦，请的是喜酒。大哥再娶的老婆叫陈蕾，是师部卫生队队长，女医生，军官遗孀，其前夫两年多前于山东“剿共”前线阵亡。大哥在前妻朱畚箕过世后一直没有再娶，母亲屡屡催促，陈蕾跟他走到一起已经大半年，一直没有名分。此时江山飘摇，风风雨雨，他们忽然决定完婚，简单操办，大哥自称是与党国共赴时艰。 酒桌上，颜俊杰坐在澳妹身边。他触景伤情：“我想跟你大姐过这一天。” 澳妹劝他：“颜哥，人得往前走。” 澳妹不让他喝酒，也算是替大姐管他，多愁善感伤身体，酒喝多了也伤身体。 颜俊杰听从劝告，改饮白开水。 “颜哥什么时候回台湾？”澳妹问。 “跟我去吗？” “好啊。” 颜俊杰笑：“我调一条船，咱们明天就走。” 这当然是开玩笑。 大哥在喜宴上喝了不少酒，来者不拒。颜俊杰感觉不对，悄悄问大哥怎么回事，不就是娶老婆吗？也不是第一次了，高兴成这样？ “难道不高兴？”大哥说，“我军节节胜利。” “是共军节节胜利。” “我不是老共吗？”大哥自嘲，“歷任战士、班长、排长，官至红军连副。” 颜俊杰骂：“闭嘴。你喝多了。” 大哥完婚一个月后，有天上午接到命令，让他到厦门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部署应变。大哥赶到厦门岛内，到了会议地点，守候在会场门厅处的一队宪兵忽然围上来，缴下他的佩枪。 大哥被秘密逮捕，押送台湾，罪名是“通共谋叛”，一併捕走的还有他妻子陈蕾。 他在受审时见到了柯子炎，两人果然后会有期。柯特派员奉命与大哥对证，指认谋逆，到了这个时候，大哥才知道自己是犯在该特务的手上。 他对柯子炎说：“事到如今，柯特派员不必云遮雾罩了。” 柯子炎说：“可以告诉你一点。” 柯子炎提起了“钱以未连线”。 台湾“二二八事变”之后，柯子炎被保密局从大陆调往台湾特务机构任职，主要任务是防范中共组织向岛内秘密渗透。特务机关在梳理旧案时注意到日据时期的共产党重犯钱以未，以及与钱相关的一些人物及联络，将其命名为“钱以未连线”。所谓“连线”即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地下联繫，“钱以未连线”是其中之一，由于渊源很长，层级较高，受到特务机构注意。柯子炎被委为特派员，负责相关行动，分别掌握福建的刘树木小组和台湾的另一组人，任务就是深挖并切断这一连线，整个行动直接向保密局行动处上峰报告。由于情况特别，行动从几个方面展开，其中一个重点是钱氏家人。行动处掌握了一个情报：闽南地下党从台湾弄到一部电台，负责在厦门接运电台者是“阿康”，据查本名钱世康，生于台湾，是钱以未的儿子。柯子炎因此过海追踪，试图以此突破，掌握该连线的具体情况。 大哥不禁发笑：“梦话啊。人死了，线还连着。” “你不是说钱以未死而復生，还活着？” “煳弄柯特派员而已，有可靠记载确认他死于1933年。” “记载未必可靠。” “难道他真的死而復生了？” 柯子炎提起一个人，不久前特务在同安一所乡下中学里击毙的中年人。这个中年人坐着轮船从高雄跑到厦门，而后去了中学。中年人离台前已被监控，在厦门上岸后为刘树木小组密切跟踪。中年人被打死后，特务在他身上、包里和房间都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无法确证他从台湾跑到大陆是干什么。柯子炎亲自察看那具尸体，决定开膛查验，结果从死者的胃里翻出两样东西：一截纸条，一枚小印章。纸条为胃液腐蚀，上边的字迹已经无法辨认，估计写的是接头地址和人员。印章有小指头般大小，中年人在逃命之际，居然还会把这一硬物吞下肚去，可见其异常重要。小印章上只有两个字：“觉醒”。 “别人未必认得，包括你们钱家人。我却知道是你父亲的手笔。”柯子炎说。 “难道是个暗号？”大哥问。 “大有深意。”柯子炎说。 大哥即嘲笑：“柯特派员编故事吧？” 柯子炎说此刻已经不需要编故事。这个印章显然是个接头物，中年人带着它从台湾过来，任务无疑是接头，不像地下人员间的常规接头，像是断线多年后的试探联络。这个中年人死了，本次接头失败。谁把死者派过来？印章就是线索，钱以未。 第46页 “钱家老父从阴间派人过海而来。”大哥还是嘲讽。 “未必真在阴间。”柯子炎道。 大哥认为仅凭一枚印章不能断言什么，哪怕真是老父手刻，也可能是生前留下的。如果父亲真的还活着，死而復生，那么真是件幸事，让他听来很受鼓舞。 “只怕你不如老父，没有机会了。”柯子炎说。 前些时候柯子炎率队“协同剿共”，主要目的就是想从大哥身边寻找线索。柯子炎把钱家人全部列为“钱以未连线”的相关嫌疑人，因为家人可能知道底细，可能参与活动，至少是该连线的潜在后继力量，钱以未潜在阴间不动则罢，一旦还魂“觉醒”，跨海与大陆共产党联络，家人是最可靠最直接的转接点。钱勇是钱家老大，身为党国军官，手中有兵，当然引特务注意。同样受注意的还有吴春河，柯子炎其实早在追查吴春河，他做出受逼于大哥，不得不追索故人之状，那是伪装，最终大哥之所以出事被捕，原因还起自吴春河。柯对大哥以“剿共任务”为名穷追吴春河的动机一直心存怀疑，吴春河受刑后突然死亡，柯子炎感觉极其意外，认为其中有诈。他设法通过内线人员查到吴春河死后埋尸的乱坟岗，偷偷把尸体挖出来，从头到脚认真追查。死者脸面模煳难认，柯子炎从嘴里发现破绽：那牙齿很完整，不是吴春河。死者可能是某一死于意外的流浪汉，被弄来处理，仓促伪装，冒名顶替，换上衣服乔装为吴春河，真正的吴春河则在假刑讯之后被藏匿转移，不知去向。 柯子炎向保密局上司密报，上司决定彻查。秘密侦查中，大哥手下一个副官失踪，被特务暗捕，这位副官没有熬过刑讯，供出大量内情，特务这才知道大哥寻找并放跑吴春河只是一个由头，他在“通共”方面已经走得很远。 大哥对所控事项供认不讳。 时逢战局迅速演变，长江以南国民党军队重整部署，大哥与师里的自己人秘密制定了三套应变方案，应对不同情况。如果本师被上司北调，到长江一线对抗解放军南进，部队将在与解放军接触中相机起义，投向解放区。如果本师一直留守厦门，则在解放军进攻福建时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厦门。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则设法组织士兵譁变，化整为零，把队伍拉上山打游击，向地方游击队靠拢。 原来大哥千方百计查电台，追吴春河，目的只在找到可靠渠道联络共产党。 柯子炎在同安乡下中学抓获几个大学生，大哥扣下不送，目的也是想从中找出可靠人员，以期建立联繫。出于安全和自身具体情况，大哥把重点放在吴春河这条线，因为吴春河是自己妹夫，且可能归属于更高层的共产党机关，比较可靠。 审讯官追查吴春河在哪里。大哥说：“埋了。” “你那是障眼法。” “随你说。” 审讯官追索大哥与吴春河间的联繫人。大哥称联络员为钱以未，钱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钱以未连线”，为他们设定了联络方式和暗号。 “暗号是什么？” 大哥说他们的暗号是“破碎”和“更生”。 “不是‘觉醒’吗？” “那个另有所出。” 大哥说钱以未是老资格共产党员，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国民党的牢，领教过两个牢里诸多刑具，脑袋上中过一枪，却又死而復生。钱作为台湾人，格外感受到国家贫弱、统治腐败、外敌欺凌、山河破碎的灾难和痛苦，格外渴望从日本人重压下解放，回归祖国，国家民族焕发新的生机。所以“破碎”“更生”成为钱氏连线的暗号。 “钱如何成为你们的联络人？” “他是我父亲，吴春河的岳父。” “你们怎么联络？” 大哥称自己与父亲的联络通常在夜深人静之际，通过做梦。钱以未似已作古，一说还活着，真实情况不得而知。 颜俊杰被找来与大哥见面，他俩早年是同学、好友，颜俊杰的岳父在军界任要职，颜本人没有通共嫌疑，审讯部门让颜俊杰劝告大哥招供。 大哥说：“跟老弟见一面，心满意足了。” 他请颜俊杰关照他们家三个女人，母亲、妻子、妹妹。身为长子、丈夫、大哥，此时没有其他担心，唯有这个。其他人无法交代，只能交代给颜俊杰。 “她们就是我的家人。”颜俊杰承诺。 大哥自嘲：“我比我父亲会照顾家人。” 而后的审讯比较顺利，大哥愿意说点情况了。他说自己为什么要通共？不仅因为党国江河日下，气数将尽，共产党代表未来，代表国家、民族新生希望，还因为自然而然。其实他不是“通共”，他自己本身就是“老共”，早年受父亲影响参与秘密活动，被警察吊打，怀一腔仇恨参加红军游击队，在游击队入党，这才是他的真正身份。 “你留在国军是不是共党所派？” 大哥一口承认。当年游击队被骗下山，强行缴械改编，部分队员被关押后编入国军。事件发生时，大哥那个连有不少人员被扣，因而上级秘密交代，要大哥留下来，领导被扣人员斗争，把他们变成打进对方内部的钉子，时间一到就可以发挥作用。 第47页 “这是我的任务。我表示坚决完成，不怕牺牲。” “任务是谁交办的？” 是红军游击队一位副团长。游击队出事当晚，副团长与大哥逃离大庙，逃出县城后两人商量，副团长把大哥派回县城。大哥为连队被扣战士，也为朱畚箕的下落操心，没有二话，当即返回险地。 “为什么派你潜回？” 潜入对方内部领导斗争不容易，光是胆子大不行，只会纸上谈兵更不行，需要智勇双全，大智大勇。副团长认为别人很难承担，大哥可以。 “他交代你怎么做？” 当时情况紧急，没能多交代，副团长答应回头另外派人与大哥联络。 “后来谁来找你？” 从此杳无音信，没有谁来，没有任何指示，副团长本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抗战胜利后，大哥才听说副团长去新四军不久，即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 “你什么时候跟共党联络上？” 国共内战爆发，大哥奉命参加“剿共”，那时候他觉得不能坐等，需要主动建立联繫。没有可靠渠道，建立联络很危险，也很困难，屡试不成。调防回到闽南后，大哥继续想办法取得联络，出于谨慎考虑，大哥着重寻找吴春河，希望通过吴春河建立层次较高的联繫。大哥的起义计划和应变措施都有赖于吴春河报告上级，也希望从上级那里得到指示，接受任务。 “身为党国军官，竟敢如此谋逆！” 大哥心里只认定自己是“老共”，奉命潜伏在敌人内部，完成一项生死任务。 当年上级派他返回时，他表示无论生死他都是共产党，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时候一到，只要一声召唤，他一定立刻行动，有如于沉睡中觉醒。十几年风风雨雨，歷经艰险，他从未忘记自己这一承诺。所谓“一诺千金”，生死相约必以生死相践。 “这也是对亡妻的交代。”大哥说。 当年大哥的髮妻朱畚箕受他牵连被迫害致疯，一见他穿军服就惊恐不已，连叫“白狗子”，咬他咬得满嘴是血，让他痛彻心扉。他只能告诉妻子“我不是”，什么话都无法多说。那时他在心里发誓，有朝一日他会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自己以本来面目，让妻子知道他确实不是白狗子，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了，亡妻嘴上的鲜血和他感受的巨痛始终在他心里，永生无以磨灭。现在他已经可以告慰亡妻，他为此感觉欣喜。 大哥经受了严刑拷打，审讯官试图从他那里得到吴春河的下落，以及他们约定的联络方式和联络人，大哥拒绝合作。大哥嘲讽说，看来他就是这个命，父亲经受过的，他也免不了。既然这样就来吧，没什么了不起，一人做事一人当，以死归队。 我曾一再为大哥要做什么而困惑。原来他要做的就是这个：建立联繫，完成任务。他是军人，他的这个任务事关生死，绝不轻松。如果说大姐为不是自己的任务而死，大哥却是为自己的任务而牺牲。 他被秘密枪杀于台北。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似是故人来 姐夫吴春河于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来到台湾，落脚于台南。 他到达台南的那一天，恰有一股颱风登陆台湾，中心位于恆春一带，南台湾风雨大作。姐夫所寄居的房子位于城中一条小巷内，地处低洼，半夜里涨水，积水淹进小巷，从紧闭的门缝流进屋子。他从睡梦中醒来，水已经接近床板，黑暗中伸手一抓，抓住了漂浮在水面的一只木屐，随手再一抓，湿淋淋又从水里捞出了一只。两只木屐并非一对，摸起来一大一小，大的是他的，小的可能是以前房客留下的，不知塞在哪个角落，水一来就从藏身之处漂出来，满屋流走。木屐就是木头鞋，两片结实木板削成鞋状，各钉一条橡胶带，套在脚上就当靯子。其时台湾一带人，包括闽南一带百姓家中都用木屐，有时亦穿出门，石板路上一走哌嗒哌嗒，满街都是，响声清脆。 眼下有鞋无用，因为满屋走水。全城停电，屋里有备用油灯，但是放在床头的火柴盒已经受到水浸，无法点燃，屋外哗哗一片，大雨还在不停地下。 吴春河断定自己无处可去，那就无须着急，以静制动。他坐在床板上，感觉水一点一点从底下漫上来的那种凉意。很快床铺尽湿，不能坐了，只能转移阵地，坐到屋子另一头的柜子上。这是一只老式五斗柜，笨重而结实，柜里有衣物有书，水流除了浸湿柜中物品，未能让柜子像木屐一样漂浮起来。吴春河离开床铺爬上柜子，他感觉那床铺顿时成了浮物，黑暗中随着水流摇晃。 他在柜子上坐了一宿。积水曾经涨近柜面，那时他曾思忖自己将往何处躲藏，难道攀附于屋樑？所幸积水在柜面下滞留了一段时间，开始缓慢消退。凌晨时分屋里的积水还深及膝盖，屋外已蒙蒙发亮，雨势减小。吴春河从柜上爬下来，涉水走去开门。门外是一巷积水，他走出门探探水深，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哗哗响动，扭回头看，只见巷子右侧的房屋正在逐一倾倒，自巷里向巷外，一间把一间压垮。他困守了一夜的屋子位于巷子中部，没能躲过败屋的撞击牵扯，顷刻间在他眼前化成水中的一摊破烂。 第48页 吴春河逃过一劫。 学校同事都说他命大。那时候学校里如他一样的大陆来台教员不少，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推行“皇民化”运动，学校里教的都是日文，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之初，需要大量国文老师。来台任教的老师中有许多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一带人——台湾人的祖先多为闽南迁台，台湾主要本地话就是闽南话，两地语言文化及生活习惯相同，闽南籍老师来台比较适应。吴春河跟他们有所不同，他虽然从闽南而来，本人却是台湾人，这里有他的家和众多直系亲属。吴春河家人基本都在台湾北部，他自己出生于台北，生父已经过世，生母健在，还有几个同胞兄弟。按照通常情况，吴春河回台湾发展，台北应是首选，他却跑到台南，静悄悄在中学里谋了一个教职。因为这所学校校长跟他沾亲带故，为他生母的远亲，学校里还有一个教员叫谢德灵，有一个谢德灵小组。 谢德灵也是从大陆过来的，福建漳平人，年轻热情，到本校任教后结交了不少朋友。他的核心小组人员六个，都是年轻人，有本校青年教师、高中年段学生、学校职员，还有一位附近乡村的农民青年。谢德灵小组里的几个人志趣相投，经常在谢德灵的房间里，以读书之名相聚，彼此无话不谈。谢德灵带到台湾的箱子里藏有若干政治书籍，均为共产党的基本读物，在他们小组内偷偷传阅。谢德灵本人不是党员，只是一位同情分子，不满国民党独裁，接受共产党主张，凭着一股热情，在学校里自发开展活动。他把情况写信给自己在上海读大学时的一位老师，盼望得到指点。这位老师是地下党员，谢德灵读书期间跟他走得很近，谢手中那些禁书都是老师给的。老师曾让谢德灵参与过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准备介绍他参加地下党，不料谢的父亲突然过世，不得已辍学返家，离校去台湾投亲谋生。老师把谢德灵的情况告诉上级，吴春河因之落脚台南，把老师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谢德灵。 老师在信里说，一切可听从吴先生安排。 “这就好。”年轻人很高兴，“我们都还不懂。” “慢慢就懂了。”吴春河说。 “我让小组一人再发展五个，用读书会的名义。”谢德灵告诉吴春河，“那么我们就有三十多人了。” 吴春河说：“不急，慢慢来。” 吴春河到校后，恰学校图书馆主任辞职去台北，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手。校长粗粗翻一下履歷，认为吴春河可用。吴春河一到台南就遭水劫，死里逃生，却显得沉稳镇定，让校长印象深刻，因此决定让他代理图书馆主任。吴春河没有二话，一个月下来，校里校外一片夸奖，他管理下的图书馆井井有条，国文课也上得好，很受学生欢迎。校长大悦，觉得自己没看错人。 他也有所怀疑：“如此人才，怎么愿意屈尊于此？” 吴春河说：“人自当随缘。” 吴春河为人谨慎，行事细密。到学校后，他不跟谢德灵有太多接触，不让谢德灵再频繁召集小组聚会，读书会发展计划也被他搁置。几个月时间里，吴春河通过各种方式，与谢小组里的六个人分别接触，了解各自情况。末了他把谢德灵找来，肯定几个人都可靠，但是小组不能再继续存在，必须自行解散，人员还须迅速分散。 谢德灵感觉很意外。 “你们已经受注意了。”吴春河说。 谢小组只是一个雏形，并没有真正成为组织，也与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今后一旦出事，大家口径一致，只讲是读书会，同道者一起学习而已，读禁书只是因为好奇。对方抓不住把柄，没有任何证据，大家都不会有问题。 谢德灵问：“吴先生过虑了吧？” 吴春河说，这类事情他见过很多，很残酷。 谢德灵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同时安排离校，到台北去，除与吴春河保持单线联络外，跟这边的其他人员及活动完全脱离。这是为了安全，也为了发展。吴春河要求谢德灵到台北后改弦易辙，不事张扬，悄然作为。 “要有长期打算，形势会非常恶劣。”他说。 吴春河通过一些关系，在台北一所中学为谢德灵另谋教职，那里的条件比台南这里好，谢本人很高兴。事到临头却发现有麻烦：谢德灵就学于国立暨南大学，该校抗战时曾迁校闽北，胜利后返迁上海。谢因家庭变故辍学，未曾毕业，他在台南可以教书，因为其父为校长世交，到台北就遇到困难。 吴春河说：“我来想办法。” 他通过大陆方面的关系，给谢德灵借来一张暨南大学毕业文凭，文凭上的毕业生为陈英杰，其身材、面貌与谢德灵有些接近。吴春河让谢德灵改了个名字，叫陈永吉，拿着这张毕业文凭去台北。闽南话里，“英杰”与“永吉”读音基本一样。 谢德灵顺利进了那所学校。 谢小组里的其他人员有两位留在台南，两个学生于第二年升学离开，另外一位从大陆来台任教的年轻老师返回大陆。小组里有四人先后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无论留下还是离开，都分别跟他保持直接联繫，彼此间不再横向联络。吴春河让他们各自开展活动，在特定人群中结交朋友，物色人员，发展组织，要求非常谨慎，务必可靠，坚持单线联繫以求安全。靠着一种审慎安排以及言传身教，吴春河发展的这一支地下组织悄然成长，基层组织布点于台岛多处。 第49页 1947年初春，“二二八起义”爆发，台湾剧烈动盪。谢德灵虽未接到指令，却情不自禁，揭竿而起，带领他在台北发展的人员参加起义，袭击警务所，夺取武器，当局调大军镇压，谢德灵率队转赴乡下打游击。除台北谢德灵，还有几个地下支部人员起而参与当地斗争。起义爆发前，吴春河返厦门，不在台湾，得知情况突变，万分着急。由于当局管制海上交通，客轮徵用运兵，吴春河设法买通渔民，上了一条渔船赶回台湾。时寒流南袭，台湾海峡风高浪大，小渔船在惊涛骇浪中起落，随时可能葬身海底，吴春河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有如打坐悟道，终于越过海峡。 谢德灵的队伍寡不敌众被击溃，人员或死或捕，谢德灵逃到台南。吴春河竭尽全力，安排谢及所有已经暴露人员立刻下海，秘密撤离台湾，留下的地下组织和人员也各自隐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局面。事件后当局极力搜捕镇压，全岛陷于白色恐怖，吴春河在高压笼罩下顽强坚持，度过艰难时刻。 隔年夏季，有一天上午，吴春河在学校里给初三学生讲课。该年级教室位于教学楼三层，教室一面后窗对着操场，通过这面后窗可以看到操场对面学校的大门。吴春河讲课时偶然一瞥，注意到一辆宪兵部队的军用吉普开进学校大门，进门后即左拐，沖向校图书馆楼。车在楼前停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下车，快步冲上楼去。车上还走下一个便衣，便衣没有上楼，走到一旁，站在墙角独自抽菸。 这个便衣让吴春河眼熟，其形态动作很像他多年不见的故人柯子炎。 吴春河不露形迹地把课程收结，布置学生做课后习题。 “保持安静。”他对学生说，“下课交科代表送我。” 他转身走出教室，不慌不忙走向走廊中部的楼梯口。楼梯口处有一简易小便所，内置几个大尿桶供学生小便。时为上课时间，小便所内无人，吴春河走进小便所后迅速脱下身上长衫，捲成一团塞在墙角一堆杂物后边，把脚上一双黑布鞋也扔进去，同时从嘴里摘下假牙，立时双腮干瘪，与刚才站在学生面前讲课的吴先生判若两人。小便所的墙头挂有一只旧斗笠，墙边倚着一根竹扁担，两件工具均为常备用具，供校工在尿桶尿水充盈时挑往操场对面的厕所倾倒。吴春河摘下斗笠戴在头上，拿扁担挑起两只已装有半桶尿水的尿桶，赤着脚，只穿一件黑布背心，低着头走出了小便所。 他听到楼下轰隆轰隆，传出一阵急剧的脚步声。 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转角处，他与宪兵狭路相逢。 “阿伯，初三二班在几楼？”跑在前头的一个宪兵用本地话问。 “三楼尾。”吴春河躬着身子挑尿桶，嘴角漏风回答了一句。 四个宪兵从他身边匆匆跑过，直扑三楼。 吴春河加快脚步下楼。下楼后没有往操场公厕那边去，转道直趋学校后门。 学校后门是铁栅栏门，铁栓上扣着一门铁锁，后门外是大片田野。 吴春河配有后门钥匙，从来没离过身，以备应急，此刻危如累卵，他还是坚持挑着那两桶尿，没有匆忙捨弃。从后门走出学校，他往四周张望，不禁庆幸两桶尿挑得值得：前方左侧，围墙边站着几个便衣人员，正在那里抽菸，满眼警觉。显然后门已被监视，监视者知道他们要抓谁，对挑着尿桶从后门走出的赤脚校工没有兴趣。 吴春河步履平稳，走出后门还放下尿桶，回身把铁栅栏门关好，拉上锁栓，把大锁反锁回去，再挑起尿桶走上田埂，穿过田园。田园另一侧有一个小山冈，长着茂密的林子，几分钟后他走进林子，把学校丢在身后。 他没回自己寄居的宿舍，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背心，赤脚逃离。 台南乡下有一户张姓农民，户主张双庆是吴春河所教一位学生的家长，学生毕业后想到大陆读大学，吴春河全力相助得成，家长对他心存感激。吴春河任教期间帮助过的学生相当多，他在家访中走过许多学生家庭，与多位学生家长联繫紧密，同时还有若干本该紧密的学生家庭被他谨慎地排除在外，平时从不联繫，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保证隐蔽可靠，留待万一。张双庆就是这样一户人家。张家所居村落在当地名为“山边”，傍着一座山岭，单门独户，门前视野开阔，门后就是山坡，适合躲藏。张双庆本人言语很少，不识字，却讲义气，可堪信任，家人也比较单纯。吴春河早把张双庆这里作为应急之所，以往却极少上门。今天逃难，直趋张家，他开门见山，告诉张双庆自己遇到麻烦，需要暂避一时。张双庆点点头就给他倒了一杯水。 “吴先生不必多说。” 张双庆平日不吭不声，见识却不一般，知道如何应对。后来他提起往事，吴春河才知道自己不是张家这个小院藏匿过的第一个人。十数年前，曾经有被追捕者在这里躲避，是张双庆的表舅，因从事反日活动，受日本占领当局通缉，张家地远偏僻，不为人注意，表舅从台北跑来投奔，藏了近一个月。 吴春河感嘆：“原来躲到前辈的地方了。” 他在张家藏匿数日，待风声平静，写了几封信，请张双庆带到镇上寄出。而后沉下气静候十余日，找一个晚间乔装出门，与张双庆一起趁夜色到了镇上。在镇子边缘一家杂货铺外边守候多时，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出没，再由张双庆进杂货铺取货。杂货铺老闆是位中年男子，与张双庆互不相识，张双庆告诉他有一位何先生交代取东西，老闆问了一句：“何太太近日可好？”张双庆告诉他：“何太太去山里游玩，不小心让恶蚊咬了，染了疟疾。”男子点头不再多问，从柜里取出几封信交给张双庆。 第50页 他们对的是暗号。杂货铺主如同厦门博闻文具店主，人很可靠，却不是组织成员，不参加地下活动，只是代为保存、转交特殊邮件。有人来取，只要暗号对，什么都不多问，交付即可。这一接头方式吴春河早在出事前就预作安排。吴春河小心谨慎，亲自与张双庆前来，教张双庆对暗号取走信件之后，让张双庆自己返回，自己跟在后边观察，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才返回山边的张家。 通过取回的几封覆信，以及本应回復却没有得到的信件，吴春河大体明白了自己侥倖摆脱的一场突然抓捕从何而来。 吴春河于“二二八事变”之后在台湾岛内重新发展的地下组织未受破坏，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员、交通均完好无损，并已按照他的紧急通知，通过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员暂停活动，以待情势明朗。本应从厦门方面传递过来的音讯却没有到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寄往博闻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钱金凤没有取走，没有回覆。显然是她出了事，才会有宪兵突然到这里抓捕他。吴春河没有写信到家里与妻子直接联络，因为宪兵追捕时他已经有所猜测，担心事出于她，如果那样，与她的直接联络渠道肯定已经受到特务的监控，包括通过其他家人的联络都不安全。 一个从厦门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情况：前些时厦门出了大案，警备司令部暗藏的共党分子从监狱骗出一个人犯，遭宪兵围捕，为首女共党被击毙于万石岩山上。 吴春河如遭雷击，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呆坐于张双庆的避难小屋里，不思茶饭，一言不发有如和尚坐禅。 以吴春河的谨慎和隐忍，此刻潜伏静观应当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躲在台南山边张双庆家坐禅，目前是安全的，待风声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动。但是他无法继续静藏，因为厦门意外生变，妻子可能已经亡故，让他焦虑不已的还有整个联络的中断。厦门出事后，除了博闻文具店这条联络线失效，原本已经建立的，经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条联络线路也丧失功能，香港方面切断了联繫。吴春河以及他苦心经营的这一部分地下组织与上级不再相通。 他决定返回大陆，任务是接头，设法把联络线路再找回来。 张双庆把吴春河送到渔港，通过那里的关系上了一条前往舟山捕鱼的渔轮。眼下吴春河不能回厦门，不能回惠安洛阳吴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网伺候，他走了一条远路，取道杭州，再辗转南下，十几天后到达香港。 吴春河到台开闢工作之后，上级安排他通过香港建立联络，确定了联络点和联络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联繫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这些联络点和渠道只允许他使用，此刻联繫中断，只能由他潜出台湾，独自前往香港接头。吴春河赶到香港后，发觉原有的联络点已经不存，备用联繫渠道原设于一家经营西洋参的货栈里，此刻货栈已经盘给一家西饼铺，新任东家对前任老闆的去向一无所知。相关联络点都被果断撤销，吴春河在香港四处碰壁。 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他清楚自己四处碰壁并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随后他在敌人追捕中失踪，事发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叛变？妻子的直接领导是他，妻子出事是否与他相关？有没有祸及地下组织？情况尚未搞清，上级不能不防，以免发生骨牌效应，造成巨大破坏。 他必须另觅渠道。苦思冥想数日，考虑再三，他捨近求远，绕一个圈子，从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黄庚。黄庚是厦门人，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学生宿舍同住几年，彼此非常了解。黄庚的年纪略长几岁，入党比他早，吴春河大学毕业时，黄庚向上级推荐，把他留在上海做工运。后来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他俩倖免于难，在上海无法立足，两人各奔东西，黄庚东渡日本，吴春河则回福建。抗战爆发后，黄庚从日本回国去重庆，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报馆担任主笔，抗战胜利后出国到新加坡，应聘筹办一张华文报纸，出国前曾返回厦门，两个老同学见过一面。黄庚说他到新加坡是出于“需要”，海外华侨的影响不能小视，得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还交代：“有事可以找我。”出于秘密工作要求，尽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实身份还是不能明说。后两人偶有书信联繫，吴春河很留意黄庚办的报纸，从文章倾向看，黄庚做的是海外统战与宣传工作。抗战期间黄庚以报社名主笔身份，经常出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安排。 吴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黄庚的报馆。黄庚见到他非常吃惊。 吴春河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妻子被国民党宪兵枪杀，他连厦门都没回，亡妻尸骨落在哪里都不知道，想来心如刀绞。但是他不敢因个人遭遇耽误大事，强忍沉痛，千方百计辗转香港，身赴南洋。台湾正在开闢工作，随着大陆战事迅速发展，台湾越发显得重要，需要尽快恢復与上级的联繫。此刻无计可施，只能求助黄庚。 黄庚问：“谁派你来找我？” “没有谁。自己派自己。” “要做什么？” “任务就是接头。” 第51页 黄庚询问当初是谁派吴春河入台。吴春河说，抗战时期他被从新四军派回福建，胜利后不久，由华中分局联络部派往台湾开闢工作。由于厦门突发意外，联繫渠道目前中断，需要通过非常途径重建联繫。吴春河知道有一条通道，就是香港《华新报》的詹社长，他与詹社长互不相识，自己不能贸然前去，需要一位了解情况、绝对可靠的人帮助牵头，才有望接上关系。 黄庚道：“我了解你过去，现在的情况却不清楚。” 吴春河到台湾开展工作的情况也不便多讲，只能待接头后向上级汇报。他不需要黄庚担保他一如既往地可靠，只要黄庚通过合适渠道把他的请求转告上级。 黄庚点了头，他让吴春河在新加坡等候数日，待他联繫一下再说。具体怎么联繫他不谈及，吴春河也不多问。几天后黄庚告诉吴春河，香港方面同意吴春河迅速前去接头，就按照吴知道的渠道，到《华新报》找詹社长，那里自有安排。 吴春河喜不自禁，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说，如果完成不了任务，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繫，他怎么去面对极度危险中于台湾坚持斗争的同志？也无法面对已经牺牲的妻子。 黄庚感嘆：“难得春河，自己多保重。” 没想到吴春河的接头任务还是那般不顺：未曾从新加坡动身，他就在自己所住会馆被英国殖民当局警察捕获，关进了监狱。 他到新加坡住在一所华人同乡会馆，是通过熟人安排的。却不料当地警察局接报，称有马来亚共产党重要人物于该会馆秘密开会，警察突袭会馆，盘查里边所有人员，可疑者全部捕进监狱。吴春河未待离开，意外被捕。 他与马共没有任何联繫，但是来歷特别，不能暴露身份，因此浑身疑点，成为这起案子里的特殊人物。警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起诉他的证据，他也无法让警察相信他是谁，到新加坡来干什么。吴春河到新加坡后自称“阿义”，他用这个小名成为当地的马共嫌犯，还用这个名字与外边熟人联络，设法让惠安洛阳老家汇来一点钱，帮助渡过难关。由于担心引起敌人怀疑，给黄庚找麻烦，他没有向黄庚报信求助。 他被关了数月，末了跟着一批马共成员被驱逐出境，这批人员多为华侨，祖籍基本都在闽南，英国殖民当局把他们驱赶到开往厦门的轮船上。吴春河跟着他们回到厦门，没待走出码头，一船三百余人一起被关进厦门水警的临时监狱。 厦门不是吴春河的安全区域，这里认识他的人不少，其中有些人千方百计想把他捕获。为了这一次意外回归他做了精心准备，被押下船时，他是一个头髮花白、走路一瘸一拐的老瘸子，土话称“摆子”，且讲话漏风，嘴里没有门牙。他没想到自己的全新形象骗得过所有认识不认识他的人，却骗不过故人柯子炎，该特务在临时监狱外的空地上，居然把他从大堆人群中认了出来。 吴春河被抓到集美，在大哥的师部军法处受到审讯，审讯中遭到严刑拷打。这场刑讯是假的，有如他为自己设计的那条瘸腿。 在他“死于狱中”的当晚，大哥钱勇用一条船把他运过海，从集美到了厦门。 他们去了大姐钱金凤的墓地，两人在黑暗中站了许久，大哥一言不发，吴春河痛哭，泪流满面却没有声响。他非常难过，妻子本不该这么早离去。 大哥把情况告诉吴春河，吴春河这才明了事情前因后果。大哥把自己的起义计划交给吴春河。吴春河答应到香港后帮助他接上关系。 大哥感慨：“难得春河能吞忍。” 所谓“吞忍”是土话，意思大体相当于“打落牙齿往肚里吞”，能够忍受旁人忍受不了的苦痛。吴春河爱妻亡故，身受追捕，为完成接头任务在两岸间奔波，歷香港、新加坡、厦门磨难，蹲监遣送，处处遭灾，让大哥听来非常不忍。 吴春河说：“吞忍事小，生死事大。” 吴春河从大哥嘴里知道了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确证前些时候与宪兵一起冲进台南那所中学抓他的便衣果然就是故人。 “我了解他。”吴春河感到担忧，“一具冒名顶替的尸体只怕骗不了他。” “我来对付，你只管走。”大哥说。 吴春河告别大哥，再次踏上他一波三折艰难重重的港岛之旅。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国恨家仇 姐夫非常令我感慨，我不知道所有一切他是怎么做到的。 姐夫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当年他的牙齿并无异常，没有引起我任何注意，或者不如说他从头到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几乎不存印象。姐夫个头偏矮，身材瘦小，额突鼻宽，嘴唇肥厚，皮肤显黄，是很典型的本地一般男子形象，站在人群里立刻就会被淹没，跟蚁群里忙忙碌碌的一只普通小蚂蚁没有两样。其实姐夫台湾、福建两边的家境都不错，从小衣食无忧，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上大学，不必像我们家的人为学费和生存发愁。人常说“穷则思变”，很多人参加造反投身共产党，多因身处社会底层，饱经磨难，不平则鸣，揭竿而起。姐夫是另一种情况。 第52页 姐夫吴春河刚读中学那一年，因患肝炎休学一个学期，生父回到大陆，把他从惠安洛阳接到台北，台北这边有个堂伯开有一家诊所，方便诊疗养病，他在台北住了近半年时间。吴春河有个亲弟弟上小学，上的是“公学校”，台湾人子弟只能读这种学校。时日本驻台总督府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强制小学生读日语，连名字都必须改，学校的日本老师给吴春河的弟弟起了个日本名，叫“山本武藏”。弟弟告诉吴春河，如果吴春河回到台湾，也得改日本名，可能得叫“山本太郎”。 吴春河说：“鬼叫。我才不干。” 有一天傍晚，吴春河去弟弟的学校接人，兄弟俩打算放学后一起到河边玩。弟弟背着书包从学校大门跑出来时，吴春河向他招手，大声招唿，不想却招惹了一旁一群孩子，当即把他俩团团围住，叫骂不止。 这群孩子是附近“小学校”的学生，所谓的“小学校”与台湾小孩的“公学校”不一样，那是供日本占领者孩子就读的好学校。“小学校”的日本小孩趾高气昂，歧视“公学校”的台湾小孩，他们听到吴春河在校门边大声招唿弟弟，不高兴了，张嘴开骂。吴春河只会几句日本话，听得出对方骂的是“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 他非常生气：“臭日本鬼欺负人！” 对方居然一拥而上，大打出手。吴春河兄弟俩寡不敌众，被他们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好一会儿警察赶到，对方一闹而散。 吴春河的弟弟被打得头破血流，居然还受处罚，被关进学校禁闭室，吴春河陪着关了半天。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犯了校规。学校里禁止使用汉语，吴春河兄弟俩在校门边拿闽南话互相大声打招唿，被视为公然挑战“皇民化”教育的恶劣举动。 吴春河说：“让他们等着。” 他回到了大陆。他在上海上大学期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守军不抵抗，仓皇逃进关内，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全境。吴春河悲愤不已，与大批学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而后参加了共产党。 他说：“愿意忍受天大磨难，决不忍受沦为山本太郎。” 他从上海回福建，去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书时，大姐在这所学校读书。有一天大姐班上的国文老师生病，姐夫临时代课，上课时他不断对花名册，认了两节课，其他人的名字和座位号老是记不准，唯独记下一个“十二号钱金凤”。 大姐批评他：“吴先生记性不好。” 他回答：“我记住你了。” 他能记住大姐，是因为她格外出众。我大姐如母亲所骂是“紧性鬼”，生于小巷人家，长于贫穷艰困，却心高气傲，不甘人后。大姐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她有个小名叫“美人”，颇名副其实。大姐的性格像母亲，敢怒敢言，却又如父亲所教有一种自知自觉，因而显得不一般，引吴先生注意。 大姐他们的国文老师病癒后回校上课，吴春河不再代课，但是他想方设法让大姐留在身边，提出要大姐参加他们的剧社活动。 大姐很意外。吴先生说：“你会演戏。” 大姐从来没登过台，吴先生怎么会如此肯定？他告诉大姐，一个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别人却可能知道。他一看大姐就认为合适，模样很好，个性鲜明。 大姐干脆拒绝：“我不想演戏。” 几天后一个晚自习，吴春河到教室找大姐，拿了一叠油印稿纸给她。是一个剧本，俄国果戈里的《巡按》，也叫《钦差大臣》。大姐看了剧本，觉得挺有趣。几天后吴先生又给她带来新的剧本，叫《伤兵》，是一出抗日戏。隔两天他又送来新剧本，大姐问他：“吴先生这是做什么？” 他把“山本太郎”的故事告诉了大姐，说别把剧社当做演戏。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压迫和黑暗，很多的不合理和腐败，应当唤起民众改变。日寇虎视眈眈要灭中国，国家民族到了危亡之际，要唤起民众抵抗。大姐籍贯是台湾，跟他一样，台湾人比谁都更深切感受日寇和腐败政府之祸害，特别应当行动起来。 大姐说：“吴先生满肚子道理。” 吴春河说改变社会和人生需要寻找真理，他有很多很好的书，里边有真理。钱小姐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借她看，可以明白很多道理。 看了吴先生的剧本，听了吴先生的道理，大姐却不改初衷，没答应演戏。 “阿姆知道会把我骂死。”她说。 吴春河说：“要紧的是自己怎么想。” 吴先生很执着，想做什么总能做到，大姐这边说不通，他就迂迴行事。他打听了大姐的情况，知道同级隔壁班林壮国是钱金凤的同学，一起从厦门到漳州读省立二师，关系密切是一对恋人。吴先生转而动员林壮国参加剧社活动。林壮国是乡下穷孩子，吴先生的道理特别听得进去，男子汉敢想敢为，不顾忌招惹阿姆骂，就参加了剧社活动，还把大姐拉到了剧社的排练现场。大姐出于好奇跟着走，到那里才知道其貌不扬的吴先生居然是导演，也当演员。那一天排《阿片》，吴先生在戏里演一个抽鸦片的官员，躺在床上直叫唤，说他恨不得在屁股上也插一支烟枪。 第53页 “吴先生错了。”大姐忍不住提意见。 这句台词应当是“多插”一支烟枪，吴春河没有背准。 有人赶紧翻剧本，果然不错。大姐的记性真好。 “瞧，你会演戏。”吴春河说。 大姐终于成了剧社演员，很快成了台柱子。大姐个性很强，脾气直爽，排戏时有啥说啥，毫不顾忌。那年寒假我随大姐到漳州，在剧社排练现场第一次见到吴春河，当时他们排戏，吴春河演一个老头，拿根鞭子抽大姐。排练中身为导演的吴春河出了岔子：他在嘴唇上粘两撇假鬍子，可能因为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两撇鬍子相继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闹笑。大姐很生气，朝吴春河嚷嚷。 “拿口水粘牢！”她叫。 吴春河笑笑，没说话，从地上捡起假鬍子又安在唇上。 当年我能记住姐夫，不是因为他长得太不出众，只因为听到大姐对他喊叫。 大姐在剧社与林壮国演对手戏，一对恋人旗鼓相当，特别投入，他们的演出总是博得满堂喝彩。没想到剧社被认“左倾”，为当局所不容，下重手杀鸡吓猴，就在我跟去看排演当晚，林壮国遭到暗算，死在大姐怀里。大姐痛失恋人，万分悲伤，有一个人陪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就是颜俊杰。 颜俊杰是大姐与吴春河故事里的另一个人，或者应当倒过来说，吴春河是大姐与颜俊杰故事里的另一个人，这才能分出先来后到。颜俊杰从小在我们家晃来晃去，那时就有如我们姐妹的兄长。大哥离家投红军前托颜俊杰关照家中老小，颜俊杰不负所托，不时到家里探望我们，当时他对大姐已经很用心。大姐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让她读书，要找人家嫁她，大姐逃离家门，与林壮国一起去漳州报考，两人的路费还是颜俊杰偷偷接济的。没他相帮大姐很难走出家门，大姐对他十分感激。 颜俊杰父亲在海外做生意，做航运也做侨批。闽南话“信”念为“批”，所谓“侨批”即海外华侨与家人联络的信件。这种侨批又与侨汇相关，华侨写信问平安同时汇钱给国内家人，由民间机构在海外收批，送到国内结汇兑付。颜俊杰父亲在厦门、漳州等地开有侨批馆，生意做得颇大。颜俊杰高中毕业后不想再读书，也不愿去印尼受父亲管制，他父亲给他找事做，让他学着管理侨批馆生意，因此经常来往于漳厦之间。每到漳州，只要有空，他都会到学校看看大姐，问一问有什么需要。 林壮国出事时，剧社的人被当局作为嫌疑人关进看守所，大姐和我也在内。颜俊杰恰在漳州，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警察局，给办案警察塞了钱，设法把大姐和我保了出来。大姐一见他，整个人都垮了，放声大哭，要死要活。他非常担心，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的侨批店住，亲自照料我们。几天后大姐情绪稍稍平稳，他交代店里伙计看着大姐，自己动身把我送回厦门，转身又立刻赶回漳州。 颜俊杰本来就像大哥一样，大姐早把他看做自家人，一向很亲密。林壮国过世后，颜俊杰无微不至呵护大姐，帮助她熬过那一段日子，让大姐倍觉可贵，渐渐地颜俊杰从兄长变成了男友。那时候吴春河于大姐只是吴先生，其他的什么都不是，颜俊杰却对吴春河相当警惕。林壮国出事之后，吴春河依旧锲而不捨，一直拉着大姐参加剧社活动，颜俊杰很不放心，除了担心大姐有危险，还担心吴先生别有企图。 大姐笑他：“颜少爷小心眼了。” 大姐一向自有主张，性子也烈。林壮国之死让她备受刺激，没把她吓倒，倒让她更趋反抗。她坚持参加剧社活动，决不退缩。颜俊杰知道她的脾气，不敢阻止，只是千方百计保护她。大姐知道颜俊杰生性敏感，她敢对所有人使性子，不高兴了谁都敢说，包括对吴先生，独独对颜俊杰从不嚷嚷。 吴颜之间后来发生逆转，原因还在日寇。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厦门面对台湾，谣言满天，都说日军立刻就要攻打厦门，颜俊杰的父亲担心家人安危，从印尼派人到厦门带人，逼着颜俊杰随母亲一起去雅加达。颜俊杰急往漳州找大姐，提出让大姐跟他一起去南洋。 大姐问：“是你家老爷的意思吗？” 颜俊杰承认是他自己的意思。到南洋后生米做成熟饭，他父亲没有办法，会同意的。 大姐顾虑：“这是跟少爷私奔啊。” 颜俊杰提出，如果大姐愿意，他可以立刻给父亲写信，告知大姐的情况，除非父亲同意他们成婚并一起走，否则他不去南洋。 大姐说她要想一想。 大姐欲言又止，颜俊杰感觉她有话不说。他四处打探，反覆追问，这才搞明白，原来是吴先生插了一手：剧社里有一部分人准备前往龙巖，慰问抗日将士后北上投新四军，吴春河动员大姐一起走。 “这傢伙真是个赤色分子！”颜俊杰大惊。 “赤色分子怎么啦？” “难道你也是？” 大姐还不是，但是她不觉得反对黑暗、抗日救亡不对。她父亲和大哥不也是吗？ “你是女子！” 大姐说女子也可以革命。 大姐反过来动员颜俊杰不要到南洋，不如跟她一起，随剧社同学到龙巖去投新四军。日寇进逼，国家危亡，年轻男女应当挺身而出。 第54页 颜俊杰跑去找吴春河理论。吴春河竟然不承认动员大姐投军，也不承认剧社人员去龙巖慰问后另有安排。 “大丈夫敢做敢当，偷鸡摸狗什么勾当！”颜俊杰骂。 吴春河不改口：“没有这个事。” 颜俊杰认定吴春河当面撒谎，拿他当傻瓜，一时怒起，举拳痛打。吴春河不是他的老师，他没必要跟这人客气。两人早因为大姐心存芥蒂，此刻吴春河横刀夺爱又公然狡辩，更让颜俊杰怒火攻心，他出拳极重，打得吴春河无力招架，头破血流。 吴春河始终一句话：“没有。” 其实不是没有，是不能说，因为慰问和投军是内部密议，不能公开。 大姐得知颜俊杰打吴先生，气坏了。她把颜俊杰关在门外，不跟他说话，不听他解释，颜俊杰负气返回厦门。然后大姐又跟吴春河吵，因为吴春河责怪她把消息泄露给颜俊杰，大姐认为自己没有错，颜俊杰是她男友，她了解颜俊杰，两人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她愿意颜俊杰跟大家同行。 吴春河说：“他不可能。” 几天后颜俊杰被父亲派来的人带着，悻悻然离开厦门去南洋，与大姐失之交臂。大姐自己在投军前夕返回厦门，被母亲一枚大锁扣住，也与新四军失之交臂。 日寇侵占厦门。过了一年多，吴春河来到厦门，找到了我们家。 他还记得我，我却几乎认不出几年前那个掉了鬍子、挨大姐嚷嚷的吴先生。那几年我身边每个人都发生很大变化，我感觉吴先生比谁的变化都大。他进我们家时西装革履，活像南洋侨商，不再是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模样。最让我惊讶的是牙齿，他嘴巴一张，金光闪闪，前门镶两颗大金牙，看上去异常耀眼。 他性情依旧，隐忍而和气。他说他的门牙并非虫子蛀坏，是特意拔掉的。为什么拔掉？因为原来的牙长得不好看。 他原先的一嘴牙确实不怎么样，可谓犬牙交错。特别是门牙外翘，凸起于牙床，把他的上唇顶起来，让他总像是撅着嘴。他的新金牙虽然还有些翘，撅嘴幅度却略略显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好看多少。 大姐对他非常冷淡。 那时大姐在岛内一所小学教书，远走高飞之梦已经不存。于日寇铁蹄之下艰难谋生，让大姐备觉屈辱，心绪难平。大姐这种处境是她自己造成的，至多怪到母亲头上，与吴春河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她迁怒吴春河，因为他听任她被弃之不顾。 大姐对吴春河冷嘲热讽。 “吴先生不是去新四军了？” “又回来了。” “当叛徒投日本了？” “没有。” “是待不下去了？” “不好说。” “不说你来做什么？” 她往外赶人，对吴春河没好脸色。吴春河一如既往地不跟她计较，这个人非常能忍，惊人地执着。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到我们家走一趟，大姐在，他就把自己提交给大姐冷嘲热讽，大姐不在，他就跟我们聊聊天。大姐很烦他，有时一进家门看见就朝他嚷嚷，说他吃饱了没事干，两颗大金牙到别地方龇去，不要趁她不在戳到这里。吴春河不在乎，只说自己不是来让大姐烦，是来跟母亲说话的。 “你算谁啊？用得着你？”大姐说。 母亲背地里责备大姐伤人太甚。大姐就朝母亲嚷嚷：“我是谁生的？”母亲只好私下里宽慰吴春河，让他不要跟“紧性鬼”一般见识。吴春河笑笑，不当回事。 我记得当时吴春河还给我讲故事，有一回他讲“龟兔赛跑”，问我这故事有道理吗？我觉得没道理，兔子不可能跑输乌龟，但是在故事里兔子总是落在后边。吴春河说，有时候乌龟确实可能赢。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起自己。如果他是乌龟，那么谁是兔子？ 那年秋天，厦门岛上发生一起大案，一个驻厦日本特务头目于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手枪暗杀于一家咖啡馆外。事件震惊厦门岛，日军疯狂报復，实行戒严，断绝厦门岛与大陆的水陆交通，日本兵荷枪实弹沿街挨户搜查。传说有一位目击者称刺客身穿白色衬衣、黄色咔叽裤。日军搜捕三十多个白衣黄裤的年轻人，让目击者一一辨认，那人支支吾吾，日军恼火，将其当场击毙，被抓捕者则一一受刑讯，有二十余人被杀。 吴春河在事件发生后失踪，没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我们家。岛上到处传说日军大杀人，常来常往的吴春河没有一点消息，大姐开始显得紧张。 她问我：“吴先生最后一次到我们家，穿什么衣服？” 我想不起来。 大姐记性好，想起吴先生穿的是西服衬衣。她问我吴先生以往穿过黄色咔叽裤吗？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吴先生嘴里两颗大金牙是金黄色的。 “问你衣服，不问牙。”她烦。 我说吴先生会演戏，穿什么都可能。 大姐忧心忡忡。 十几天后，一天晚间，有个乡下打扮的年轻人悄悄上我们家寻“钱小姐”。 母亲顿时警觉，追问人家干什么。问了半天才知道搞错了，人家不找在学校里当老师的大姐，是找我，小学生钱玉凤。 “做什么找我们澳妹？” 第55页 来人说送一本小人书。 年轻人手中拿着本旧小人书，是《草船借箭》，头几页已经残缺。 那晚大姐在家，她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是吴春河叫来的。她把年轻人让进家门问，果然不错。吴春河在岛南端何厝那边乡下，叫这个年轻人来我们家取东西，说有一个小盒子寄在“钱小姐”这里。 大姐惊讶，追问我：“澳妹拿了吴先生什么？” 我说：“一个文具盒啊。” 文具盒很普通。前不久吴春河到我们家，大姐不在家，吴春河跟母亲聊了一会儿。趁母亲出去捅炉子换煤球时，把那东西塞给我，说里边没什么，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带着不方便，怕搞丢了，让我帮助保管几天，还说不必告诉别人。 “你就听他的！”大姐骂我，“要死了你啊！” 我吓坏了，赶紧从抽屉里找出文具盒交给大姐。 真是没什么东西，是几排假牙，镶金的，包银的，断了半截的，乱七八糟。 大姐骂道：“该死，这傢伙！” 她没把文具盒交给人家，自己拿着，让年轻人带路去了何厝。 那天晚上大姐很晚才回家，我在床上翻个不停，忐忑不安等着她。半夜里听到开门的声音，我才松了口气。 她上床的时候，我偷偷问一句：“吴先生死了吗？” “小孩子管什么死活！”她训我。 “他没死？” 大姐说：“这人命大。” “像阿爸？” “谁跟你说阿爸了？” “你啊。” 黑暗中，大姐不吭声，末了摸摸我说：“睡吧。大人的事要长大才懂。” 后来我听说，日本特务被暗杀那天，吴春河就在咖啡馆外，他没穿白衬衫，也没穿黄色咔叽裤，那是中学生打扮，于他不合适。吴先生与拿枪打死日本人的刺客是一伙的，他躲在街角望风，日本特务出来时有人一声咳嗽，发出暗号，拿枪的那人冲出来开枪，然后他们互相掩护，分头撤退。 他们躲过日本人的追杀，吴春河在逃离时跳下一个高坡，左小腿受伤骨折，被藏到乡下治伤。日本人疯狂报復，他们留在岛内非常危险，接应人安排他们秘密出岛，吴春河需要伪装，让人来取他的假牙。 原来他的假牙有来歷，说自己牙不好看，所以拔了换金牙，那是开玩笑。他嘴里的若干牙齿包括门牙是特意拔除的，他做了几副不同的假牙，用它们伪装自己。如果他要假扮商人，一张嘴便金光闪闪；如果他要变成教书先生，就用比较不夸张的白色假牙。据说有一次人家捕他时，他把嘴里的假牙卸掉，赤脚赤膊，穿条短裤衩，拉着树上拴着的一头牛，装得像个当地老农。那些人把他截住，问吴春河在哪里。他张开嘴，指着嘴里的空牙床哇哇叫，活像个哑巴，就这么矇混过去。 拔牙伪装，这种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我一想起他指着自己嘴里一排好牙让人拔掉就不寒而慄，那该多痛啊？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总之他做到了。姐夫就是这样一个人，初见时我根本想不到他会成为我的姐夫，但是他做到了，而后想来，还是不明白他怎么能够做到。 暗杀日本人那件事在几个月后风声平息，吴春河又从大陆回到厦门岛。他的大金牙重新出现在我们家时，我注意到他已经恢復如常，只是走路稍微有些瘸，不是装瘸，是骨折留下的毛病。这次断骨让他多了一重演技，从此他不仅能换牙齿，还能换走路的姿势——他装起瘸子惟妙惟肖，平常人看不出破绽。 大姐对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来家时，大姐不再动不动拿话伤他，他们还不时一起出去，说是去看电影。母亲开始担心。母亲并不知道吴春河的底细，只是本能地反对大姐与他交往。母亲认为大姐应当找个好人家的男子，不应当是吴春河，吴春河人不坏，脾气也好，但是不像是过安生日子的人。 “我阿爸过安生日子吗？”大姐抢白她。 母亲骂：“你以为死鬼好？” 大姐一向我行我素，没有谁拿她有办法。没多久她跟吴春河结了婚，又双双离开厦门远走高飞。大姐离开之后不到一个月，有一个南洋客来到我们家，却是颜俊杰。 后来我才知道，颜俊杰声称自南洋归来，实际来自重庆。抗战之初他与大姐分手，奉父命去了雅加达，时值南洋侨界倾力支援祖国人民抗日，颜俊杰痛恨日寇，投身抗日募捐活动，十分活跃。后来颜俊杰去重庆进入军界，太平洋战争爆发，颜俊杰因为出自南洋侨商家庭，海外关系很多，曾奉命执行一些相关秘密任务。那一次扮成南洋客返回厦门，名义上是做生意，实为设法偷运橡胶等战略物资。 得知大姐并没有去新四军，这几年一直在厦门，只在前些时候才与吴春河结婚，一起离开厦门，颜俊杰顿时失神，丧魂落魄。 他差了一步，在紧要关头与大姐失之交臂。 后来颜俊杰匆匆完婚，娶了上司的女儿，成了“党国要员”的乘龙快婿，步步高升。与之相比，大姐与姐夫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现在大姐已经倒下，姐夫还在荆棘上行走。 第56页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秘密接头 来人说：“你可以叫我老林。” 他询问吴春河为什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到香港。他们接到黄庚寄自新加坡的信后迅速答覆，同意吴春河即来，他却姗姗来迟，直到此刻才露面，是为何故？ 吴春河作了解释。听说这段时间他在新加坡坐英国人的监狱，驱逐出境后在厦门被水警拘扣，还在集美的兵营关了几天，歷经艰险终得逃脱，老林面露惊讶。 “这么周折？没事吧？”他问。 吴春河苦笑：“苦痛可以吞忍，焦虑心中难安。” 他们在九龙城附近一家饭馆里吃早茶，借周边的熙熙攘攘为掩护交谈，这里离吴春河借居之处不远。几个月前，吴春河通过新加坡黄庚与香港《华新报》詹社长联繫，此刻詹去北平不在香港，老林受命与吴春河接头。《华新报》受中共香港分局领导，老林来自香港分局，老林找他之前已经核对过一些情况，话题紧凑而集中。 老林询问吴春河与上级失去联繫的原因，吴春河本人为什么突然暴露，他妻子钱金凤因何突然死亡。吴春河称自己在台南遭宪兵追捕，侥倖脱身，当时感觉非常意外，后来才知道是妻子暴露被杀，自己被列为嫌疑。他去新加坡，通过黄庚寻求联繫时，还不清楚妻子为什么出事。直到被英当局遣返回国，在集美遇到妻子的大哥，才知道她是帮助地下党游击队送一部电台，营救一个被捕的游击队员，事发而被敌射杀。 “她受谁指挥？” 钱金凤的直接领导就是吴春河本人，他们属于华中分局联络部派出人员，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闽南的特殊地位，在台湾建立工作与联繫。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他们不在厦门开展活动，与闽南地下党不发生横向联繫。送电台，救人，都不是钱金凤的任务，吴春河并未向她下达这一方面的指令。 “她为什么擅自行动？” 因为情况特殊。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当地地下党需要及时得到上级指示，打开游击战争局面，配合解放大军南进，非常需要电台。游击队派往厦门接运电台的人员恰是钱金凤的弟弟钱世康，接运过程中遇险，为完成任务只能冒险求助大姐。钱金凤虽未接到指令，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不仅因为手足之情，更多的还是出于战事发展大局需要。送电台救人不是她的任务，却也是为了人民解放，因而被她视为己任。 “她本来可以不管，那么她现在仍然活着。”吴春河黯然。 老林摇头：“不能因此就违背秘密工作规则。” 吴春河愿意承担责任。他不仅是钱金凤的丈夫，还是上级。他奉命到台湾开闢工作，与妻子分隔，无法及时联络，行前曾交代，允许她在紧急情况下酌情决定行动。钱金凤的牺牲和工作受到的损害他得负责。 “现在工作开展最要紧。”老林说。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统治基本告结，解放军兵锋直指长江，进军江南指日可待。当局试图固守东南，全力经营台湾，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地下工作极具重要性，老林他们之所以同意听取汇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 “我先听听情况。”老林说，“再安排你向领导具体汇报。” 他问吴春河目前有什么需要。吴春河称其他都不急，恢復联繫得到指示最重要。 “我的任务是接头。当务之急，首要任务。”吴春河说。 老林注意到吴春河把面前盘子里的茶点吃得一块不剩，随口问：“你还没吃饭？”吴春河苦笑，老林这才知道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老林大惊：“怎么会？” 吴春河前往香港前，大哥给了他一笔路费，足够他在香港活动。吴春河到香港后租住一个小旅馆，他行事谨慎，始终把钱带在身上，不敢有所暴露，吃用精打细算，以防不测。不料前天路遇几个巡逻警察，觉得他可疑，叫下盘问，他不懂粤语，拿闽南话应对，对方把他扣留，因查无违法证据，人给放了，钱却被警察顺手牵羊搜走，这一来吃住无着，流浪于港岛。 “帝国主义坏。”他自嘲，“应当打倒。” “这怎么行啊！”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 老林说：“跟我走。” 他安排吴春河住进了学联海外流亡学生救济所。 几天后，老林领吴春河去了华新报社，与香港分局一位负责人见了面。这位领导姓李，多年来在广东、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吴春河知道他。 “听说你妻子牺牲了。”老李说，“我们很悲痛。” 吴春河黯然：“她死得其所。” 老李详细了解吴春河在台湾发展的组织与人员情况，特别是“二二八事件”之后隐蔽保存下来的基层组织和人员。吴春河介绍了情况，告诉他暴露身份的人员均已妥善转移回大陆开展工作，留在台湾的人员目前均安全。 “其他地下工作情况呢？”老李询问。 台湾各地还有其他地下党组织开闢的基础，各自都在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横向联繫，吴春河了解不多，只知道中共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闽中地下党在台湾光復后都曾派出人员进岛工作，吴春河在台中的一位下级曾被其中同志列为发展对象，后来发现彼此各有归属，双方不再联繫。广东、浙江一带党的地下组织也派有人员进入台湾发展。国民党大批军队调防台湾，其中也有党的地下人员。 第57页 老李说：“你们这些同志非常不容易。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 吴春河说他在台湾工作，感到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和维持联络，从很多方面说，它对于开展工作有如生命线，不能让它被海峡阻隔，被敌人切断。他入台后把这项工作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面对大海面对强敌，完成这一任务很不容易，很危险，但是必须倾全力做好，哪怕掉脑袋，生命线必得用生命保护。这一次为了接头吃尽千辛万苦，不惜一切，因为没有什么比之更为重要。 领导说：“这个对。” 吴春河听取上级指示，接受任务，还提出两件事请求帮助，一个涉及陈永吉也就是谢德灵，还有一个涉及大哥钱勇。 谢德灵化名陈永吉，“二二八起义”之后由吴春河安排撤离台湾到闽南、闽西一带，谢德灵回大陆后继续开闢工作，于乡间组织群众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徵兵、征粮、徵税，通过反“三征”拉起一支小队伍，主要活动于闽西南交界山区。吴春河提出将谢德灵等撤离台湾人员的关系移交闽西南党组织，以利开展工作。 “可以安排。”老李认可。 然后是大哥钱勇。吴春河告诉老李，这一次他从厦门脱身到香港，靠妻子钱金凤的大哥钱勇相助，钱勇目前为国民党军官，掌握一些兵力，驻防闽南。钱勇早年曾参加闽南红军游击队，称自己当年是受命留在国民党部队，却与上级失联。 钱勇提出几套方案，计划率部起义，希望通过他与上级取得联繫，得到指示。 老李说：“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对。” 吴春河在香港又住了十几天时间，老李约他再次见面时，几件事都有了回音。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确定吴春河及其工作直接向香港分局工作部门报告，会为他指定上级和交通联络方式。分局领导分析了情况，同意吴春河的看法，认为他在台湾遭到军警追捕，起因在于其妻子的暴露，台湾的工作并未出现问题，考虑到这项工作日益重要，吴春河已经打下一定基础，决定让他返回台湾，继续领导所属基层组织与人员开展工作。还要求他找时间到闽南，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建立一条联繫渠道，以备日后需要，同时将谢德灵等撤出台湾人员的关系移交给当地党组织。 老李提到了大姐钱金凤为之牺牲的电台：“关于这部电台，你了解什么情况？” 吴春河知道这部电台是从台湾运到厦门的，估计是台湾地下党员为大陆同志搞到的。他妻子钱金凤保护了这部电台，它似乎已经送到游击队手里。 老李说：“这电台联络很不正常。” 老李要求吴春河去闽南接头时了解一下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形势发展很快，一旦解放大军南下，进军福建，电台有重要作用。 “我会帮助。我妻子为它牺牲，要让她牺牲值得。”吴春河说。 老李他们已经与有关方面核对了情况，大哥钱勇的那个红军副团长早已牺牲，据查该同志到新四军后曾向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报告，称所属红军游击队部分人员被拘扣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安排了可靠人员留下应变。这个情况跟钱勇的说法可以对得上。由于那位同志过早牺牲，其他人不了解具体情况，无从与钱勇联繫。现在钱勇主动请求，他们会派专人与他联繫。 吴春河说：“这就好。” 几天后他离开香港，乘轮船返回台湾，悄悄落脚于台北。 柯子炎特派员已经在台北布下一张大网，等着把故人吴先生当头罩住。 吴春河从报纸上感受到这张大网：有人以“弟两火”之名在《全民日报》上登载一份寻“吴阿义”先生的启事，称前些时与吴先生相逢集美，转瞬失去联繫。听说阿义先生身体已康復，回到台北，非常想念，盼见启事后速联繫，有家人要事相告。 这启事的意思不难解读。两火就是柯子炎，吴阿义就是吴春河。吴春河在厦门被柯子炎认出，柯躲在车上，两人并未打照面。柯特派员通过这则启事是要告诉吴春河，他已经知道吴春河并没有死在集美，而且认为吴春河已经回到台湾，他们正在找他。如果柯特派员确知吴春河返回台湾，为何不让他的行动组悄悄行事，布网抓人，要公开宣示，用这种方式告知对方？显然他还没有掌握情况，他们四处寻找毫无线索，用这种方式制造一点动静，要是吴春河确在台湾，知道自己的假死和去向已为对手所知，可能会有所反应，设法逃离，或者更深藏匿，说不定还会沉不住气四处打听情况，那就有可能触动特务布下的某一条感应索，有如飞虫触动蛛丝。 这则启事让吴春河心里深深不安，不为自己，是为大哥钱勇。柯子炎知道吴春河没有死，意味着假尸体冒名顶替没能骗过柯特派员，这件事如果败露，必定牵连大哥钱勇。钱勇是不是出事了？启事提及“家人要事”，指的是这个吗？ 此刻不能着急，吴春河沉下心，不作任何反应。他在嘴里安一套新假牙，用一个新的名字，在台北一家报馆找了个校对职位，有了合法身份掩护。而后他逐一考察原有组织和人员，区别不同情况，谨慎地重新开始活动。台北的基层组织恢復之后，他又悄悄南下，将台中、台南、高雄一带处于隐蔽状态的基层组织和人员一一恢復。 第58页 那天他们在“天益”中药店开会，药店位于台北城东一条小街，小街很热闹，拥有众多手工作坊，打铁的，做锡的，弹棉花箍木桶的，店面家家相接，家家店铺前边都是五脚距，与闽南城镇没有两样。天益药店门面位于街中部，楼下店面，楼上居家。中药店的老东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店里生意尽由少东家打理，这位少东家叫陈平，是地下支部的一位委员。 少东家陈平与地下党有渊源：他父亲老东家年轻时血气方刚，因反抗日本统治当局，参加共产党活动被日本人追捕，避难于台南，藏匿在乡下一位表亲家中，该表亲有一个儿子，就是张双庆。后来陈平的父亲没有躲过搜捕，判刑入狱，备受折磨，在狱中重病不起，日本人认为他快死了，允许家人具保接回。陈家是中医世家，家人不惜倾尽家产，千方百计医治，救回陈平父亲一条命。十多年后，吴春河躲避柯子炎缉捕，从中学教室逃出，避难张双庆家，知道了陈平父子，从而建立起一条新的连线。 吴春河发展陈平入党时，陈平说：“我这种人当然是要投共的。” 天益药店因此成了吴春河的重要据点。 那一天他们在药店二楼开会，会间闲谈，陈平对吴春河问起“立三路线”，吴春河很惊奇：“怎么会问这个？” 陈平说：“不懂即问。” 陈平年轻，入党时间不长，尚未接触过类似问题。吴春河把这段歷史简单介绍了一下，心里暗暗思忖，猜想陈平为什么对这段党史发生兴趣。忽然间他想起陈平的父亲老东家，这才释然：老东家是早年地下党人，他经歷过那段岁月。 此刻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难免，倾全力经营台湾，加紧侦缉、镇压地下党活动。吴春河发展的基层组织以谨慎、稳扎稳打的方式抗争，上级的文件和指示通过恢復起来的交通渠道稳定传递，工作有了较大起色与发展。 有一封信件几经辗转，送到了吴春河手中。这是一封家信，吴春河的同胞弟弟寄给他的。吴春河落脚台北后，如他在台南时一样，谨慎地避开近在咫尺的所有亲人，不与他们见面，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偶尔会寄封平安家信。给吴春河写信的这位弟弟在台北一家甘蔗研究所任职员，他的研究所与吴春河所在的报馆只隔两条街，但是家信转了好几个地方才传到他手中。 这位弟弟叫吴春福，就是当年的“山本武藏”，因为一个特殊事由写信找吴春河：有一位不速之客找上家门，称有重要事项，不管吴春河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请吴春福设法转告。不速之客是位上校军官，于海军总部驻台机构任职，自称姓颜。 吴春河断定是颜俊杰。抗战初颜俊杰在漳州对吴春河老拳相向，其后各奔东西，彼此已多年未见。颜俊杰肯定知道大姐钱金凤的情况，知道吴春河归属共产党，彼此处于敌对阵营，用这种方式私下联繫相当异常。颜俊杰从哪里知道吴春河未曾死于集美？如何知道吴春河的亲弟弟吴春福？会不会与“弟两火”有关？ 吴春河为人谨慎，该决断时却不含煳。接到来信后不久，吴春河略作化装，穿上一套军服，突然上门与颜俊杰见了面。 颜俊杰没有一句寒暄，直奔主题：“钱勇死了。” 吴春河心里一沉：他的猜想不幸证实。 大哥钱勇起义计划泄漏，被保密局密捕，送台北审讯后秘密枪决，新娶之妻陈蕾也以“同谋投共”之罪被囚禁。颜俊杰曾通过自己的关系试图营救大哥，无能为力。大哥亡故前拜託颜俊杰关照家中三个女人，颜俊杰很挂心。大哥的后事颜俊杰已经料理，死讯必须告知钱家亲人，颜俊杰感觉很为难，无法张口，只能找吴春河。 “金凤遇难，钱勇再亡，只怕母亲澳妹她们难以承受。”颜俊杰说。 吴春河好一阵无言，末了说：“以母亲情况，目前恐怕暂不说为宜。” “你看着办。”颜俊杰颓然。 他向吴春河提出一个特殊请求，居然涉及澳妹。 “澳妹年轻单纯，来日方长，你们留她一步吧。” 他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担忧。此刻国共内战，时局纷繁。钱家大姐钱金凤和大哥钱勇相继死于共产党案，钱家小弟钱世康涉嫌共产党案，姐夫吴春河本人早是老资格共产党员，颜俊杰心知肚明。所谓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对钱家这些人的选择，颜俊杰不会妄加评判，他只希望他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影响澳妹，把她领上同一条路。 “金凤已经不存，请格外珍惜玉凤。”他说。 吴春河感嘆：“世事难料，有时非人力所能为。” 他告诉颜俊杰，他和妻子钱金凤，还有全家人对澳妹都特别留心，他们自己愿意承受任何危险，却不愿意澳妹也来承受。这些年他们总是劝诫澳妹专心读书，大人的事情让大人去管，不要她多操心。但是恐怕没有用，统治当局腐朽丑恶，正直者谁能无动于衷？自家亲人被肆意杀害，善良人谁不痛恨不已？ “父亲曾经苦斗于前，后人相随也是自然。”吴春河说。 颜俊杰坚持：“他是他，你们是你们，澳妹是澳妹。” 吴春河询问颜俊杰从哪里知道他弟弟吴春福？颜俊杰说是他人提供的情况。 第59页 “柯子炎吗？” 颜俊杰点头。 原来“弟两火”不仅会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还会打通内线。柯子炎了解颜俊杰与钱勇、吴春河的关系，他找到颜俊杰，把吴春河在台亲属的联络渠道提供给他，请颜俊杰设法找一找吴春河，告知大哥死讯与后事。 钱勇被推上刑场，柯子炎立了犬马之功，他对钱勇后事的关心不在于替钱家悲天悯人，只在于继续追踪，他的下一个目标显然是吴春河，所以才会找上颜俊杰。 颜俊杰明知根由，还是按照柯子炎提供的资料出面联络，因为颜俊杰也想找吴春河，告知钱勇情况。吴春河露面风险很大，颜俊杰担心他不会来，没想到他来了。 吴春河说：“我当然要来。” 吴春河敢于上门，因为他知道颜俊杰跟特务不是一伙，要求见面定有缘故。颜俊杰背景显赫，柯子炎还不可能有效监控，小心一点，前去一见没有问题。 颜俊杰取出一样东西给了吴春河，是一个小布卷，打开来，里边包着一方小石印。吴春河仔细看了印章，十分惊讶。 “柯子炎给的。”颜俊杰说。 印章很小，不比小指头大，印章上刻着两个字：“觉醒”。 颜俊杰告诉吴春河，印章是柯子炎从一个死人肚子里取出来的，此人从台湾到大陆，据信是去接头，被特务击毙于同安一所乡下中学。柯子炎称印章为钱以未手笔，他认得出。柯子炎请颜俊杰将印章转交给钱家人，不是为了完璧归赵，只是以此告诉钱家人：钱以未还活着，在长眠多年之后，正在谋求“觉醒”。 “是他编的故事吧？”吴春河怀疑。 “似乎不像。” 吴春河知道柯子炎曾经当过刻字工，确实懂点印。但是柯子炎声称可以从不同印章认出同一个人，这可能吗？ 颜俊杰说：“他很肯定，还说当年是因为你。” 当年柯子炎受吴春河影响参加地下活动，吴春河给过他一些地下书籍，其中有一本《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读本》，书的扉页上有两枚长方章，刀法特别，刻工精湛，让柯子炎印象深刻，惊嘆不已，印文内容也让他过目难忘。后来柯子炎把书交还吴春河时，曾特意打听是吴先生自己的书吗？吴春河答称是漳州地下党机关那里拿的，那里有一些前辈留下来的资料。 “我不记得这个事。”吴春河摇头。 “他说这是第一次见到钱以未的字，他与钱篆神交自此开始。”颜俊杰道。 “不会是煳弄我们吧？” “似无必要。他只是要表明你岳父还活着，而且还在活动。” “我曾找过堂亲钱文泰，他证实钱亚清已经死亡。” 颜俊杰也找过钱文泰，而且查到监狱的当年记载，根据记载，钱确实已经死亡。 “这怎么回事？搞错了？”吴春河不解。 “不是搞错，是有意制造的假象。”颜俊杰说。 这个情况是柯子炎提供的。当年日本人认为钱以未是重要案犯，掌握许多岛内反日组织的秘密，但是无论如何刑讯逼供，钱始终守口如瓶，拒不透露。由于台湾岛内始终存在反日暗流，日本人为了撬开其嘴，掌握秘密，破坏反日活动基础，有意制造他染病死于狱中假象，将其转移，化名秘密关押。一年一年关下去，不让他死，要让他说，一有风吹草动就提审逼问，以期打开缺口。这就是钱以未假死实活的缘故。 “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又不见了？”吴春河质疑。 如果钱以未被日本人假以死亡名义秘密关押，日本人不可能放他出狱。台湾光復后，接管监狱的国民党当局也不可能放走这种共产党要犯。他还活着的话只可能在监狱里，如果那样，特务何须到处撒网追踪？ 颜俊杰说：“这个确是疑问。” 不管钱以未是如何离开监狱，如何消失藏匿，总之眼下特务千方百计在找他，大陆那边有一组人，台湾这边也有一组人，分头深挖，不遗余力。为什么要找他呢？按照柯子炎的说法，是为了一条“钱以未连线”，这条线联结在大陆与台湾之间。 吴春河说：“这个说法奇怪。” 钱以未与家人已经失联多年，如果真有那么一条连线，为什么跟家人从无联络？但是如果不存在这条连线，或者它根本没什么意义，特务又何必为之忙碌不已？柯子炎通过颜俊杰转交一枚小印章，向吴春河证明钱以未还活着，这又是为什么？ 颜俊杰分析，柯子炎显然希望吴春河继续寻找钱以未。为什么？看起来钱以未藏得很深，不易寻觅，柯子炎需要藉助他人。因此不妨提供一点线索，引吴先生一起共同努力，深入挖掘，弄出点动静来，特务才好一网打尽。 “钓鱼啊。”吴春河点头，“如此看来钱以未可能真的还活着。” “吴先生自己多加小心。”颜俊杰说。 吴春河与岳父钱以未从未谋面，如何搭上“钱以未连线”，也被列在柯子炎追捕范围里？因为柯子炎对吴春河很了解，知道他是老资格地下党，有台湾背景，光復后入台，很可能是共产党上级机关所派。吴春河是钱以未的女婿，到台后曾悄悄寻找岳父，“钱以未连线”有可能通过吴春河与大陆共产党联结。 第60页 “我的任务是接头。”吴春河说，“他也一样啊，不谋而合。” 按特务的说法，钱以未曾有一条连通两岸的地下连线，后来中断，现又“觉醒”，重谋接头，恰如吴春河刚刚经歷的联络中断与艰难恢復，所以是不谋而合。 几天后吴春河乘轮船西行，悄悄从台北回到厦门，有两个人与他随行。 此刻岛内工作悄然展开，同志各自努力，组织运转有序，可容吴春河暂时离开，处理其他重要事务，任务还是接头。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上级要求他与闽南地下党建立联繫，现在是时候了。有一个情况促成他作出尽快返回厦门的决定，这就是突然得知的噩耗：大哥钱勇牺牲。吴春河对母亲和澳妹非常忧虑。他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听到消息，大姐死亡的创痛远未平復，她们怎么承受得了这一新的巨大打击。 吴春河此刻返回大陆大有风险。“弟两火”在报纸上登启事，通过颜俊杰提供消息，也许就是想把他从隐蔽处招引出来，在特务目光可及之处活动。吴春河却不能因为顾忌风险而一动不动，该做的事还得去做。 回厦门当晚，他略作乔装，穿件黑布褂和短外裤，手里拎着个竹篮，篮里装着两条刚下渔船的鱼，扮成渔民模样，回到渔港小巷家中。 母亲开门一见陌生渔民，不禁发愣：“你谁？” 一个男孩突然从陌生渔民身后跑出来：“阿婆！” 竟然是亚明，大姐和姐夫的儿子，母亲的外孙。 母亲这才认出眼前这个男子不是什么陌生渔民，是自己的女婿，已经失踪多时的吴春河，他把母亲日夜想念的外孙吴亚明送回来了。 吴春河说：“亚明想阿婆了。” 母亲垂泪，悲喜交加：“我的命啊。” 大姐出事之前，吴春河谨慎防范，未雨绸缪，先把孩子带到台湾，寄在他的一个同学家中。同学与他在上海读书时很要好，分别后常有联繫，外人却不太清楚他们间的关系。同学的妻子幼师毕业，在台北一家幼稚园工作，家里有一个女孩，比亚明大两岁。幼稚园老师把亚明当做自己的儿子，小姐姐也很会照顾小弟弟，亚明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比较安全，与父母亲时时要经歷的危险有所区隔。但是此刻吴春河决定把他带回来，当做帮手——孩子在外婆家长大，跟外婆感情最深，眼下这种时候，只有这个孩子最能抚慰老人。 吴春河在家里住了一晚，母亲跟他唠叨到深夜，提到大姐的不幸过世，几度失声痛哭。母亲还为大哥不安，说阿勇好一段时间没有消息，儿媳也不见踪影，部队离开集美，不知调到哪里去了。有人听说他们夫妻双双给叫去台湾，台湾有多远，不就在厦门对面吗，哪怕跑到美国那么远，也可以捎个信啊。养这个大儿子真是没用，跟死鬼一模一样，时候一到拍屁股就走，无声无息，不管家人怎么操心挂念。几个男的都是，不及金凤一丁点。偏偏金凤又是这么短命！ 话到伤心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吴春河劝母亲不要难过。金凤不在了，大哥没有消息，家里其他人还在，有澳妹、亚明跟母亲在一起，无论碰上什么，一定要想开一点。 母亲骂：“天杀地埋的，我们欠了谁家生死债！” 吴春河把儿子送交母亲，于第二天匆匆离开厦门。 他带着一位中年人同行，于约定时间到了码头。码头上有个穿长衫的年轻人坐在石礅上看书，看的是一本莎士比亚剧集，年轻人读得津津有味。 吴春河走过去向年轻人借火，年轻人说他不抽菸。 吴春河瞟了一眼年轻人手中的书：“《哈姆雷特》？” “《麦克白》。” “是小张？” 年轻人点头：“你是老吴？” “对。” 吴春河走开，没再跟小张说话。几分钟后小张把书收起来，起身离开石礅朝码头边走。吴春河在后边尾随，两人一前一后上了一条开往浮宫的小轮船。吴春河的同伴不动声色跟在后头，三人互相间不看一眼，似乎各自毫不相干。 刚在船舱的条椅上坐定，水警进来检查，除了证件还查行李，乘客丢在椅座下的行李也不放过。吴春河身边一位农民打扮的人往椅子底下塞了只麻袋，鼓鼓囊囊，水警抬腿往麻袋踢，麻袋嘎嘎嘎叫了起来，原来塞着一袋鸭子。 水警查姐夫的证件，姐夫那天换了大金牙，生意人打扮，水警没找他麻烦。 小张坐在姐夫的斜对面，一边低着头看书，一边把证件掏给水警，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水警看证件也漫不经心。第三个人同样没有受怀疑，大家平安无事。 小火轮准时开行。由于马力小，又是逆水上行，速度很慢。途中吴春河从舱中上到甲板，小张也在那里，靠着船舷看江里的水流。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像旅途中两个无聊的陌生路人。 “从黄狮坑进山吗？”吴春河问。 “路上过一个站。”小张回答。 中午时分小轮船靠到浮宫码头。这是九龙江边的一个小集镇，吴春河他们俩跟着交通员小张下了船，穿过集镇中的道路。时逢集日，道路两侧排着大大小小的摊子，卖肉的，卖鱼的，卖菜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第61页 吴春河在这个集镇上突然失去踪迹。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庄园遭难 姐夫吴春河送亚明回到厦门家中时，我没见到他。我跟班上同学一起去乡下，老师带我们去野外採集生物标本，住在岛外一所乡村小学里，一去三天。三天后回到家里，母亲一见我就骂：“澳妹死哪去了，才回来！” 我挺委屈：“说了要去三天啊。” 母亲说：“就不能早点回家？急死我了！” “急什么阿姆？” 没等她说话，亚明突然从屋里跑出来扑到我身上，喊我小姨，我大吃一惊。 “亚明从天上掉下来了！” 母亲这才告诉我姐夫回来过，然后又走了。 我又高兴，又感觉不安：“他怎么还敢回家？” “共产都敢，回家怕啥？”母亲不以为然。 母亲着急找我，却不是因为姐夫和亚明，是另外有要紧事情。她把我拉进屋里，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卷，放到我手里。 “看看这是啥。” 小布卷包着一个石印章，很小，跟我的小指头差不多。我举着印章左看右看，看不出刻的是什么字，还好抽屉里有一盒旧印泥，拿出来印一下，明白了，是“觉醒”。 这印章从哪里来？漳州大舅那里。几天前，有一个客人到大舅家的杂货铺买东西，一边看货一边东张西望。等到店里买东西的其他客人走开，柜檯后只有大舅一人时，客人忽然从口袋里掏出这个小布卷，递给大舅，问他认得这个不。大舅一看那印章就吃惊，他不懂刻字，也不认得那个章，却知道事情挺蹊跷，可能与父亲钱以未有关系。当年父亲住在大舅家时，大舅见过他磨石头刻字。 这位客人大约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脸很黑。他告诉大舅，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台湾来的，家住台南。有人让他到这里送这个东西，请大舅把它交给该交的人。其他的不必多问，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再来。 大舅惊讶道：“我怎么知道交给谁？” 客人吭都不吭一声，起身就走。 大舅为人小心，心知这件事非同寻常，左思右想，所知会刻字的人只有钱以未，除了我母亲，布卷里的这块小石头真是无处可交。他特地跑到了厦门。 母亲非常疑惑。她不知道这个印章是什么意思，以往根本没见过，不知道它与父亲是否相干。母亲大字不识几个，篆刻于她有如天书，因此她急于找我，要我拿鼻子嗅一嗅，估摸估摸这是怎么回事。 我哪有办法。 “台湾仔还要去找大舅问呢。”母亲着急。 “让大舅问他个明白。”我说。 没想到只隔一天，有人来问印章了，却是特务柯子炎。黄昏时分他带着两个特务来了，像上回一样，他穿便衣，戴礼帽，只是帽子下边多出了一条绷带的白边。 他问母亲：“阿婶还好？” 母亲吆喝院子里的鸡，要乌鸦到别地方叫去。 我牵着亚明的手，刚巧从后院走进屋里。 “钱小姐好啊？”柯子炎点点头，“这位是吴小公子？” 母亲对着我吆喝：“脚下狗屎！” 她指桑骂槐，柯子炎当然听得出来，这个人刀枪不入。 “吴先生不在家吧？”他问。 我不知道他长了什么狗鼻子，居然这么快就嗅到姐夫吴春河归来的味道，而且还知道此刻他不在家。 母亲说：“不认识什么吴先生。” “阿婶只认识我？” 母亲说：“我认识死不剩的。” 柯子炎笑笑，把头上的礼帽一摘，他脑袋上部缠着一圈圈绷带，额头绷带还渗有血迹，果然是“死不剩的”，头上挨过一枪。 他说他算死剩的，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还好他命大，跟钱家人可有一比。 “钱以未先生有消息吗？”他问。 母亲骂：“鬼有消息。” 他说不管是人是鬼，有消息就好。哪一天钱先生消息到了，给他带个好。他从没见过钱先生，只见过钱先生刻的印章，特别记得其中有两枚长方章。他试着找过，那一回搜查我们家，木屋各个角落翻个遍，查无踪迹，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去阎王爷那里找。” 柯子炎说人家阎罗王不要那种东西。实话说他找那两个章子就是要送给阎王爷的，要是它们终于到了他手里，他会让人找把大锤，把它们砸成一堆石碎。 他转头问我：“钱小姐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吧？” 我一概不记得。 他要我好好回忆。他跟我姐夫吴春河不是外人，当年吴春河跟他讲过“山本太郎”的故事，立志反抗日本鬼，打倒卖国贼，让他很钦佩，至今经常想念。这些年吴春河在大陆、台湾两地活动，涉嫌叛乱，犯的是杀头罪。他是保密局里有名的“血手”，一向冷酷无情，面对故人吴先生却是心存不忍，如果能做到他还是想帮点忙。 “把你们知道的都跟我说，这样大家都好。”他说。 第62页 母亲说：“死了最好。” 柯子炎问：“阿婶爱找死？” 母亲变脸：“你拿枪来。” 柯子炎笑笑：“我好用匕首。” 他还有一言相劝，如果吴春河回家，或者我们有机会见到，记得帮助转告，让吴春河跟他联繫。即使吴春河不愿露面，也请提醒千万不要到处乱窜，否则非常危险。他是为吴春河的安全着想，如果出了意外，家人非常痛苦，他也不会好受。吴春河是他故人，眼下有要事需藉助相帮，不能让吴先生如钱勇般惹祸杀身。 我大惊：“我大哥怎么了！” “钱勇勾结共党图谋叛乱，密捕送台湾审讯，已经给枪毙了。” 母亲跳起来：“死你全家！” 我紧紧抱住她，不让她跟柯子炎拼命。柯子炎指着我要我留心，他今天不想大动干戈，否则他一招手，立马可以把我们家老小三口全部捕进监狱。 “你去死！”母亲大骂。 柯子炎不理她，还对我说话：“钱小姐记住我的话。当年我只有一个妹妹，现在你这里有三个老小，不信谁抵挡得住。” 他们推门离去。 我感觉手脚冰凉，对大哥的情况充满忧虑，只怕他真的大事不好，否则柯子炎不会这般放肆。柯子炎声称经常拿犯人的亲人下手，他曾经把我和母亲抓去关过，如果大哥再也无法保护家人，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母亲浑身发抖，为大哥忧心忡忡。 “他是讲真的？” “他胡说八道。” 我一口咬定柯子炎是故意撒谎，这种人敢杀人放火，肯定更敢乱讲，无论什么话都不能相信。我说得非常坚决，不管自己心里多么惶恐，我必须先稳住母亲。 “为什么阿勇一点音信都没有？” “早几年不是一样没有音信？”我说，“如今到处打仗，军队调来调去。” “走哪里也该有个信啊！” “说不定明天就有了。” 亚明跑过来，问阿婆和小姨说什么呢？母亲一看孩子穿得少，赶紧抓起一件衣服往他头上套，忙外孙的事去了。此刻只有这个小不点可以让母亲的紧张有所转移。 第二天下午，孙力在图书馆外把我叫住，塞了一张纸条给我。 “晚饭后老地方。”他说。 孙力是化学系的，与我同级不同系。我们在学生会活动中搭过话，互相认识，却没打过交道。他突然跟我说话，给我塞纸条，吓我一大跳。打开纸条，这一吓更厉害——纸条上没头没脑就两个字：“是我”。 我认得这个字体，是三哥钱世康。 傍晚我在食堂喝了碗粥，匆匆去了南普陀后山。 这是“老地方”，早些时候我曾经与三哥在这里见过一次面，事后三哥他们游击队劫了囚车，解救了四位同学，还差点收拾了柯子炎。 三哥果然在这里等我，一见我就咧嘴笑：“澳妹慌什么。” “我没慌。” 他还是笑：“脸都吓白了。” 我可没心思跟他开玩笑，我一把抓住他：“三哥你快想个办法！” 我把柯子炎的事情告诉他，特务不知从哪里知道姐夫回家，还说大哥被秘密枪毙。母亲急坏了，三哥无论如何想办法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让母亲安心。 三哥闷声道：“是真的。” “大哥死了？” “这个仇一定要报。”三哥说，“事情先别跟阿姆讲。” 我“哇”一下哭出声来。 “澳妹，忍住。” 我拿手堵住嘴，拼命压住哭声。 “这就对了。”他咬牙，“天塌下来都要顶住。” 三哥潜回厦门找我，居然也是为了姐夫，特务追踪姐夫，三哥他们不甘其后。 他们都知道姐夫从台湾回厦门，曾经回过家，然后离开厦门，忽然失踪不见。三哥说姐夫本来要去接头，他们一直等着，姐夫没到，也没发现落在特务手里。 我抽泣着告诉他，柯子炎到家里追查姐夫，他肯定不在特务手里。姐夫回家时我不在，面都没见到。姐夫把亚明送回家，除安慰母亲外，只拉了点家常。 “出大事了。”三哥说，“需要赶紧找到他。” 像上回一样，他给我带了一包乡下花生糖。他交代我稳住情绪，好好活着，陪伴母亲，安慰母亲，替哥哥姐姐尽孝。 我泪眼迷濛。 三哥告诉我，他们以牙还牙，也在想办法收拾柯子炎。上一次泉州城外没有抓住柯，他们继续寻找机会。几天前柯子炎在南安一带活动，三哥得到情报，知道他要回厦门，便带人在沿途一处险要地带伏击他的汽车，双方发生枪战，柯子炎在枪战中挂了花，当了“死不剩”的。按照当时情况，本可以击毙他，三哥却留了他一条命，要活的，宁可先放过。大姐牺牲前有交代，要抓住这个人，把事情搞清楚。 原来柯子炎所说“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讲的就是三哥。 我把大舅到厦门的事情告诉三哥。他听了很吃惊。 “印章在哪里？”他问。 第63页 “阿姆收着呢。” 他交代一定要收好，事情非同寻常。 三哥离去，我没有马上走，独自在夜幕里垂泪。心里除了大哥大姐留给我的悲伤，还有对姐夫的担忧。我不知道姐夫出什么事了，此刻究竟是死是活。亚明已经失去母亲，他不能再没有父亲。 后来我才知道，柯子炎到我们家追踪姐夫之前，已经与姐夫打过照面，姐夫差一点就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没有得手，无奈才跑到我们家追讨。 姐夫离开厦门那天，从轮船一上岸就遇到了危险。 交通员小张带姐夫他们两人进山，下船后他们走上码头，穿过集镇街道中的集市摊点，走向镇街后部一家酱油铺，那是他们要落脚的交通站。姐夫很谨慎，让交通员小张走前，自己随后，隔了相当距离，另一个同伴又隔了一段距离。 小张走进酱油铺时，姐夫顿了一下，站在街边一棵龙眼树旁观察，意外在那一刻突然发生：小张突然从酱油铺里冲出来，向街道另一头狂奔，有两个人跟在后边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叫：“站住！”骚动忽起，集镇街道上做买卖的大小摊主顿时慌乱，目瞪口呆。 小张没能脱身：有一个卖鱼的汉子在他跑近时勐地把鱼担子推倒在路中央，年轻人猝不及防，长衫被鱼担子绊住，人被拉倒于地。卖鱼汉子一个勐虎扑食压到他身上，把他按倒在路中间。原来是早已经布下的埋伏，小张进了人家的圈套。 姐夫吴春河趁乱转身，返回码头，只走几步，前边又有情况：几个便衣迎面快步而来，是特务，都背着短枪。姐夫一眼看住便衣里的一个人，那人睁大眼睛也看着他。 姐夫一侧身，拐进街旁的一家剃头店。 这剃头店生意冷清，两张竹椅都空着，两个剃头匠袖着手等客上门。姐夫往朝里的一张竹椅上一坐，师傅即殷勤凑上，把一张油腻腻的土布褂披在他身上。 “怎么剪？”师傅问。 姐夫说：“剃光。” 剃头店门口发出响声，姐夫抬眼一看，一个便衣晃到门边，目不转睛看着他。 是柯子炎。所谓冤家路窄，一点不假。 自抗战初期各走一路，他们已经有逾十年没打过照面了。去年大姐出事，柯子炎带人到台南姐夫任教的中学抓他，姐夫曾远远地见过他；后来姐夫从新加坡被遣送回厦门，柯子炎到水警临时监狱把姐夫认出来，那时柯子炎坐在吉普车上，并没有露面。直到今天，在剃头店，两人才狭路相逢碰到了一起。 姐夫转回头不看柯子炎，一声不吭做不认识状，让师傅理髮。从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柯子炎从门外晃了过去。 姐夫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放上檯面。 “店里有后门吗？”他悄声问。 师傅指了一下店后的门帘。 姐夫扯下脖子上的剃头布，顺手抓过地上一顶斗笠，盖住刚剃出几道发沟的脑袋，掀开布帘从剃头店后门走了出去。后门外是一条河沟，姐夫跳下河游到对岸。 对岸下游泊着几条小船，姐夫看看周边无人，赶紧翻身上船，躺在船舱里，同时把斗笠往河下游用力一抛，让它顺水快速流走。 这斗笠当地人称“大笠”，与普通斗笠有别，细竹篾编为上下两层，中间夹有竹叶，有一个尖顶，比普通斗笠面积大，更结实，戴在头上可抵挡中到大雨，漂在河面上格外显眼。姐夫刚把自己藏好，就听岸上一阵枪响，有人朝下游开枪，还有喊话，显然是被他抛下河的斗笠引开了注意。 河边的闹腾声响渐渐归于平静。无论外边闹腾还是平静，姐夫都不吭不声，虫子一般蛰伏在船舱里，直到天黑。 他借夜色掩护爬下小船，悄悄上岸离开小镇。夜幕中的小镇惊魂初定，有狗吠声阵阵，姐夫吴春河孤身一人，不再有交通员领路，也没有同伴相随。 他再次陷入困局：酱油铺交通站显然已为敌破获，导致交通员小张被捕，小张的任务是带领姐夫一行进入山地游击区，与地下党机关接头，这个任务小张已经无法完成。姐夫怎么办？放弃这一次接头，返回厦门，或者直接返回台湾？ 姐夫非常谨慎，他作了另外的选择，决定独自上山。 这是因为柯子炎。柯子炎号称“血手”，他没在剃头店动手抓人，绝对不是手软，很大可能是他对剃头店没有数，担心仓促行事中了圈套。他布置好他的人，转身就会扑进来实施抓捕，所以姐夫没有丝毫耽搁，转身就跑。落入敌手的交通员小张不被突破便罢，一旦被迫说出底细，柯子炎会知道姐夫他们去黄狮坑接关系。出于对姐夫谨慎性格的了解，柯子炎会断定他将放弃前往黄狮坑，因为姐夫失去交通员后无法与地下党联络，到黄狮坑没有意义，还可能自投罗网。柯子炎会判断姐夫最可能返回厦门，或者返回台湾，他的特务一定是在守株待兔，藏匿于那几个关键通道口上。 姐夫必须反其道而行。 他心里还有一重忧虑：交通员带着他前往交通站接头，这个站被破坏，交通员被捕获，他却得以倖免逃脱，旁人可能生疑，如果他不吭不声一躲了之，更会令人怀疑，给他的任务和使命带来不利，他与此间地下党的联络可能再也无法建立。比较而言，尽快找到本地地下党领导机关，报警，说明情况，建立联繫，更可能消除怀疑。 第64页 但是离了交通员和交通站，他怎么上山？到哪里接头？如果他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还要交通员？姐夫考虑自己并不是盲目行动，上级已有通知，本地地下党领导派了交通员带他进山。早几年去台前，他本人也曾秘密进山，游击队里还会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要能遇到游击队员，请他们报告上级领导，仍然有望接上关系。 这里边当然大有变数，极具风险，他能做到吗？ 姐夫从小镇沿江上行，趁夜走到海澄。在那里稍歇，第二天清晨继续前进。这里是平原水网地带，远远可见山岭横在天边，有一种载客自行车在黄土道路村头街角边穿行，多的一辆车能搭载三四个人。姐夫雇了一辆自行车前进，于次日黄昏到达黄狮坑。这是一个村落，四周群山环抱，有一条通往内山的道路经过村边，村子建于山坡，坡下有条溪流，进村的道路从溪岸蜿蜒而上，从村头两株巨大的古柏中间穿过。 姐夫在古柏树旁受到四个人拦截。四个人都持步枪，穿便衣，左臂上挂有黄布袖章，袖章上用墨水写有“自卫队”字样。 “哪里来的探子？”他们问姐夫。 姐夫称自己不是探子，是路过的教书先生，经黄狮坑，到漳平永福找熟人求职。 “为什么走这条路？”他们怀疑。 是因为听说其他路不好走，姐夫绕了点路。 姐夫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借居的地方，天快要暗了，山里夜路难走，得歇一歇，找人要口饭吃，找堆破棉絮眯一眯。 为首的一个下令：“带他去见易太太。” 他们把姐夫押进村，进了一座大宅。这是本村唯一一座楼房，建得有如巨大的方形堡垒。四边墙体均为青石垒起，异常坚固，下层无窗，却留有枪眼。二层以上开有石窗，屋顶是个平台，像城墙一样建有一个个枪垛。 姐夫被押进大宅，关进一间黑屋子。他们给姐夫两块地瓜充飢，地瓜是热的，黑屋子的地上铺有稻草，可供睡觉。 “这是什么地方？”姐夫问。 “牢房。” “我是好人。” “易太太回来再说。” 这些人不是军警特务，也不像共产党游击队，会是些什么人呢？黄狮坑不是姐夫此行的目的地，只是他要经过的一个站，按照计划，小张把他送到这里，再由另一个交通员把他送进山里去见游击队领导。现在他给关进大宅私牢，到哪里去找交通员？ 天黑时分村外突然响起密集枪声，大宅里扑通扑通，脚步声杂沓。透过门缝，姐夫听到有人在大声吆喝，命令机枪队到大柏树下，其余人员到各自阵地布防。 几分钟后机枪声炒豆子般响起，时起时落，打了半个来钟头。待到枪声平息之后，大宅里又是轰隆轰隆，到处都是人声。 姐夫听到一个吆喝：“把探子带过来。” 他被押出囚室，拖到大厅。大厅挂着两盏煤气灯，气打得很足，照得厅堂亮如白昼。厅堂正中太师椅上坐着个女子，看模样四十上下，圆脸，浓眉大眼，表情威严，椅边大桌上摆着两支驳壳枪。 “就是这个探子？”她问。 姐夫申辩：“我不是探子。” 女子不听：“拖出去砍了。” 几个自卫队员过来拖姐夫。姐夫发觉情形不对，当即大声喊叫：“易太太不能草菅人命，冤杀好人！” “好人个屁，保安团是谁领来的？”女子骂，“嘴硬！” “保安团没关系！”姐夫喊，“我不是！” 女子问：“你不是保安团探子，难道是‘土共’？” 姐夫说：“我是好人。” 女子让姐夫老实招供，到底是干什么的，别拿什么教书先生煳弄。如果承认是“土共”，那么不砍，明天让人拖去交保安团讨赏，让保安团去砍。如果不承认“土共”，那么就是替保安团进山探路的探子，马上拖出去砍了。 “行，我说实话。” 姐夫承认自己不是教书先生，不是探子，也不是“土共”。他是闽南人民自治同盟的人，他要到漳平找陈永吉，陈手上有一支队伍，百余人枪，是他们自治同盟的武装。他们准备收编其他武装，组织一支自治军，如果易太太愿意，可以一起干。 “你去‘同盟’啥？教写字？” 姐夫说是去修一架机器，电台。他会修机器。 “你们还有电台？” 姐夫说有一部电台，但是出了问题，联络不正常，要他去看一看，修理好。 “自治同盟是什么鬼？国民党？共产党？土匪？” 姐夫说：“自治同盟就是自治同盟。” 易太太改变主意，决定暂不杀此人，交给手下审问，会不会修电台不须管，来龙去脉务必查实。如果还是什么“自治同盟”，那么只管狠狠打，打到不同盟为止。搞清情况，该杀该砍不迟。 姐夫又被关进牢房。 几天后，有一张纸条辗转来到厦门，由一位中年人送到了我们家。 “周掌柜：速筹钱，款送西北黄狮坑易太处。老吴。” 字是姐夫亲笔写的，他的字有点扁，笔画向右上方倾斜，我能认他的字体，因为我看过他给大姐写的信，信封上的字就是这个样子。 第65页 母亲在家，她不识字，我把信读给她听。我们俩面面相觑，对信里的意思全然不知。这封信对我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姐夫还在，并未消失。 把纸条送到我们家的中年人自称就是周掌柜，我没让周掌柜在家里多留，即把他送出家门，到了门外才问话。这些话不能当着母亲问，只怕她着急。 “怎么会把纸条送到这里？”我问。 他说纸条里有一个“筹钱”。这是老吴交代的暗号，指的不是金钱，是钱家。 “他是不是给土匪绑票？人家派了黑单？” 不像。如果是土匪派黑单，通常会写明要多少大洋，到哪里交钱赎人。 “‘西北黄狮坑易太处’是什么意思？” 他也很疑惑，不知究竟。 “纸条怎么到你手里的？” 是通过邮局寄到事先安排的一个取信点上。从纸条内容看，姐夫含煳其辞，不把事情说明白，显然处境不安全，担心纸条落到他人手里。 “你是什么人？” 原来他是姐夫从台湾带到厦门的同伴。姐夫安排他在厦门开个小店，办点两边流通的货物。前些天姐夫坐船离厦，他也同行，在浮宫上岸后，他跟在姐夫后边。 镇上出了事情，他看到姐夫躲避特务，从一家剃头店消失。他独自回到厦门，因为事前商量过，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各保安全，以厦门小店为接头点。他在厦门等姐夫，始终未见踪影，只等到这封信。他们刚到厦门落脚，在此间没有任何联络，一切听从姐夫安排，眼下姐夫出事，他无处找人相帮，只能按姐夫信中的暗语找到我们家。 “其他的我不能多讲。”他说。 我让他赶紧走，姐夫的事我会想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我去化学系找到孙力。 “我有要紧事。”我告诉他，“带我去找三哥。” 他大惊：“我不知道他。” “你知道找谁。” 他问我到底是什么事。我不说，必须面见三哥才讲。前些时候三哥通过孙力把我叫去，现在我要见三哥，当然不找别人，只找孙力。 “到底什么事？” “他着急的事情。” 无论孙力怎么追问，我都不再多透一言。孙力没办法，答应帮我问一问。 只隔一天他来找我，把我从学校带到码头坐船，一直到开船之前他还试图劝说：“能不能把你的事情交给我办？” 我斩钉截铁：“不行。” 他把我交给一个黑脸汉子，汉子带我上了轮船。 我被人领着走，在厦门是孙力，上船时是黑脸汉子，下船再换一个，换得我眼花缭乱。当天黄昏我到了石码，在公园的一棵树下见到了三哥。 他面带笑容，口气却重：“澳妹你这样好玩？” “不好玩。”我说，“是你把我拖进来的。” 他无话可说。 我把姐夫的纸条交给他，他琢磨了好一会儿，拍了一下手。 我问他什么叫黄狮坑。他告诉我那是山里一个地方，以这张纸条分析，姐夫可能在那里。三哥也知道易太是什么人。 他让我在石码住一夜，第二天返回厦门，他的人会帮我安排。他不陪我玩了，事不宜迟，要马上离开，连夜动身去找姐夫。 “我也要去。” “干什么？”他问，“没玩够？” “不是玩。” 三哥不想让我掺和他们的事情，这一次我却跟定了。为什么我非要自己来见三哥？因为我打定主意绝不置身事外，我是钱家的澳妹，我必须跟自己的亲人走在一起。我已经是大人，不是小孩，我能照料自己，不要再拿什么“保护”来煳弄我。 三哥看着我，好一会儿不吭声。末了问：“澳妹我拿你怎么办？” “带我走。” 他不同意。他得把我丢在石码镇上，让我当女乞丐也比跟着他安全。 “臭三哥！” 末了他让人找了一身乡下女孩衣服让我换上，我们连夜出发。三哥带着四个人，一人有一辆自行车，他们轮流带我，摸黑行进。 我注意到他们都背有短枪。 第二天上午我们赶到一座大山下，从这里往上只有小路，三哥他们把自行车寄在路旁一户农民家，我们徒步上山。 黄狮坑村头有两棵大树，几个戴着“自卫队”袖章的持枪乡民把我们拦在树下。三哥掏出几匣子弹送他们，请他们带我们去见易太太，我们被领进村中那座大宅子。 易太太非常客气，她管三哥叫“小钱兄弟”，问：“什么风吹来啦？” 三哥开门见山向易太太要人，问她手里是不是扣着一个吴春河。易太太很吃惊，她不知道什么吴春河。三哥把姐夫的模样描述了一下，易太太问：“教书先生打扮吗？” “他当过教书先生。” “怎么不早说？”易太太道。 三哥大惊：“他怎么了？” 此人不寻常。前些时候山下有密报，称保安团准备进山围剿自卫队，派探子潜入里应外合。易太太的自卫队加强防范，果然捕住一个。此人被捕当晚，易太太带着人马从山外返回，中途遇到保安团伏击，易太太他们仗着熟悉地形，敢走夜路，加上机枪队兄弟封堵接应，终于击退对手。回村后易太太审问被捕者，此人自称姓吴，叫亚明，是什么闽南人民自治同盟的人，要去修一部坏电台。他不承认是保安团探子，问他是不是与“土共”有关，也含煳其辞。易太太认为此人没说实话，吩咐手下严审。不料对方看似文弱，却能吞忍，自始至终就是那几句。用遍刑法，打得皮开肉绽，始终不吐真言。关押审问中，此人偷偷游说看管，要求帮他送一封信，易太太决定将计就计，把事情搞明白。此人写了张纸条寄往厦门，易太太看不出纸条上有什么东西，允许寄走，以看结果，没想到等来了小钱兄弟。 第66页 三哥让我拿那张纸条给易太太。易太太惊讶：“是它。他是你们的人？” 三哥道：“他很重要！” “老齐怎么不知道？” 老齐是地下党干部，负责跟易太太联繫。易太太曾派人去问老齐，老齐不知道什么自治同盟和电台，没听说有自己人被派到黄狮坑这里。 “老齐在县工委，上级的事他不清楚。”三哥着急。 易太太一拍手：“坏了。” 姐夫吴春河关在易太太这里已经数日，每日接受审讯，易太太并不急于对他下手。前天下午情况突然生变：易太太的手下在黄狮坑村头扣住一个和尚打扮、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把他关在吴春河的隔壁牢房。深夜里和尚趁着看管人员打瞌睡，忽然凑在墙缝里偷偷喊“老吴”，跟隔壁犯人讲话。巡夜自卫队员察觉了，报告给易太太。易太太感觉不对，亲自审问，用了刑，和尚终于承认自己是假和尚，奉保密局特派员之命上山与老吴联络。假和尚说老吴是厦门来的特务，落到易太太手里后，特派员很着急，正在想办法救他。假和尚还带了一封密信，缝进衣襟要面交老吴。 这封信署名“弟两火”，写给“吴先生”，信里说吴先生陷在黄狮坑非常危险，必死无疑，特派和尚上山送信，请吴先生听从安排，先保活命，再商今后。 根据假和尚供诉，吴先生被拘失踪后，特务遍寻无着，后来才知道是陷在黄狮坑。特务行动组制订计划，准备派小股人员偷偷潜入易太太庄园，于深夜纵火，再趁乱把犯人劫走。假和尚的任务是让吴先生知道计划，时候一到帮助他逃出去。 易太太怀疑特务有内应，否则他们从哪里得知吴被关在庄园里？其纵火计划也要内应才能得手。假和尚一问三不知，不清楚哪个是内应，易太太把吴先生提出来审，吴对特务的计划和内应也都一无所知。易太太给他看了假和尚带上山的信，他承认写信的“弟两火”是保密局特派员，也承认特务派假和尚上山联络，确实可能准备纵火劫人。但是即使特务打上山，他能逃出庄园，也不会跟特务走，因为他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是要追捕他，不是要救他。 “你怎么又变成了共产党？”易太太追问。 吴先生称他的自治同盟就属共产党，原来不清楚易太太的底细，所以不能讲明白，现在看来易太太不是国民党，所以可以承认。 “你去游击队干什么？” “我的任务是接头。” 他称自己从台湾过来，任务是建立联络。这件事情对两边都很要紧，生死攸关，他不能多说。易太太把他交给游击队，情况自会清楚。 “撒谎！”易太太呵斥。 易太太已经在老齐那里核实过，共产党不认这个人。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哪里会费这么大劲救他？此刻他忽然改口自称共产党，又是台湾又是接头，一定是想拖延时间，隐瞒真相。易太太下令用刑，痛打，打到说实话为止，却不料他始终就是那些话。易太太发怒，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还不说实话，那就砍头，让他到阴曹地府去跟阎罗王接头联络。 “易太太不能这样草菅人命！”他抗辩。 “承认特务可以不砍头。” 他死活不承认，咬定自己就是共产党。一怒之下，易太太下令把他和假和尚一起砍头，以此绝了山下特务纵火劫人计划。 三哥大惊：“这就砍了？” 真是砍了。尸首丢在东山坑下。 我们立刻赶到东山坑。那是村子东边一处悬崖，悬崖四边都是山岭，有一条山涧从坑底流过，潜到地下溶洞里，所谓东山坑实际是一块塌陷的溶洞。三哥让我留在坑上，他和一个同伴借着崖岸的树木和绳索攀下，在坑底找到了姐夫。 他居然还有一口气。 奉命砍人的自卫队员不知是因为懒惰，或者出于同情，他砍了假和尚，却没砍姐夫，只把姐夫推下悬崖，交差了事。姐夫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而且被团团捆住，哪怕摔不死，也没有力气爬上悬崖，只能在坑下自己慢慢死去，让野兽啃成骨架，让蚂蚁浑身吃光。直到推他下崖那一刻，那人还想让他供认特务。姐夫说：“别麻烦了，无论打死砍头，我都是共产党。” 大哥说过，难得春河能吞忍。姐夫其实不只能吞忍，他是坚韧不拔。 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台岛迷局 姐夫吴春河还在游击队医疗所的山坡上一瘸一拐，即打定主意返回台湾。 这次一瘸一拐与他擅长的伪装易容无关，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黄狮坑村的牢房受尽酷刑，为了撬开他的嘴，易太太的手下丝毫没对他客气。他的两个小脚指头给逐一弄断，有如当年他嘴里的牙齿被一一拔除，不同的是拔牙属自愿，断趾纯粹是被迫。易太太的“自卫队”非国非共，亦民亦匪，打仗不讲究计划，刑讯犯人也乱来，老拳齐下，毫无章法，他们拿姐夫的脚指头下手，用手指头硬掰，上刑的受刑的都很难忍受。姐夫痛入骨髓之际，居然会开导那些刑讯者去找小铁锤，让他们拿那东西砸扁自己的脚指头，这样彼此都会痛快些。被三哥救出后，头几天他的脚根本不能沾地，但是他紧咬牙关，很快又站了起来，拄着拐棍于山坡上一瘸一拐。 第67页 几乎没有谁相信他还能活下来，无论是刑讯他的，还是看着他给抬出东山坑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姐夫经歷过的酷刑，很少有人经受了如此折磨还能活下来。只有三哥钱世康认定姐夫可以挺住。 “我们家都行。”三哥坚信不疑。 果然如他所料，姐夫吴春河挺过了这一关。 一位地下党负责同志专程从闽西赶来问候姐夫，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姐夫吴春河的接头任务终于完成。以他的状况，此刻应当安心留在医疗所里养伤，直到解放大军到来，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几天后南京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残存时日已经所剩无几，盼望中的胜利和新生即将到来。 吴春河说：“现在台湾越发重要。” 欢欣鼓舞之际，有一件事让他忧心忡忡。 吴春河上山接头那天，交通员小张被捕，酱油铺交通站被特务破坏，事发突然，却非偶然。那几天当局接连出动大批军警，加上宪兵与特务，在各地组织大搜捕，有数个交通站被敌破获，一批地下党人员被逮捕，白区地下工作受到重创。 这是因为出了叛徒，叛徒代号“老徐”，原是地下党一个白区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老徐那一天离开白区，拟上山回机关开会，途中折进一个村庄，他的妻子和孩子隐藏于村中。老徐在家里住了一宿，没料到自己早被便衣特务跟踪，特务一直等到半夜后，待一家人熟睡、警觉放松之际突然冲进屋里，将老徐及家人捕获，老徐没有撑住，叛变招供。三哥潜回厦门时曾告诉我“出大事了”，说的就是出了叛徒。上级非常担心前来接关系的吴春河被捕，导致台湾地下工作受破坏，要求无论如何必须找到吴的下落。 所幸吴春河绝处逢生，终于平安生还。但是他的下级谢德灵出了事情。 姐夫吴春河在黄狮坑歷险，被易太太的自卫队刑讯逼供之初，自称归属于闽南人民自治同盟，这个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它与陈永吉也就是谢德灵有关。谢德灵等人参加“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当局搜捕，撤往大陆，在闽西南交界地带拉起一支武装队伍。由于他们与本地地下党组织没有隶属关系，联繫尚未建立，如果以共产党名义开展活动，担心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经与吴春河商定，暂时打出“人民自治同盟”旗号。这一次吴春河返回大陆，目的之一就是与当地组织接上关系，安排谢德灵这批人的关系转交，却不料事未开始即已生变，由于老徐叛变，谢德灵意外被捕。 谢德灵与本地地下党组织并未建立联繫，怎么也受叛徒牵连？原来谢德灵活动区域处于几县边境山地，天高皇帝远，当局统治力量薄弱，歷史上多出聚众山林者。谢德灵拉起队伍之前，当地有小股地下党游击队，也有数伙土生土长的地方武装也就是土匪。前些时候保安团进山“清剿”，谢德灵联络一股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以及地下党游击队，三方合作，有守有攻，把保安团的“清剿”破坏了，从此敌人特别注意他。老徐叛变后，敌人得知谢德灵部不属本地“土共”，即设计击破。他们让老徐出面，以地下党负责人希望会商为名，通过与谢部协作过的人员联络，把谢德灵骗出来。谢不知道当地出了叛徒，对方主动联络，谢一时高兴，放松警惕，落入圈套，于下山接头时被密捕。几天后谢部遭遇突袭，队伍损失大半，残余人员撤离原有区域，遁往深山。 吴春河闻讯，非常焦急。 “谢德灵眼下在谁手里？”他了解。 竟是柯子炎，柯特派员。 “谢德灵叛变了吗？” “血手”柯子炎心狠手辣。捕住谢德灵时，柯问都不问，当着谢的面，把跟随前去的三个战士一起砍头，尸体推下村头粪坑，谢当场昏倒。目前情况还不明朗，敌人突袭谢德灵部，并不意味他已经叛变。柯子炎不遗余力深挖“钱以未连线”，企图切断大陆与台湾的地下联繫，吴春河是他一大目标。谢德灵是吴的下级，参与过台湾地下工作，知道不少情况，落网后柯子炎会如获至宝。如果他叛变，必危害极大。 因此吴春河决定尽快返回台湾。 三哥赶到医疗所极力劝阻，姐夫不听，只问：“澳妹怎么样？” 三哥说：“她回厦门了，很安全。你危险。” 三哥劝阻姐夫，不是个人意见，是游击队领导的意思。如果谢德灵出问题，姐夫返回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眼下这个时候，大陆之敌已经是强弩之末，捉襟见肘，虽然还不时发起“清剿”，力量却已不足，游击区在迅速扩大，这里比白区安全。姐夫刚刚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为此差一点牺牲，身体还需康復。台湾方面的工作眼下有人负责，姐夫可以通过已经形成的交通线布置应对，不必亲自冒险前去。吴春河不属于本地组织体系，领导不能命令他，却还是郑重跟他谈话，再把三哥派来说服，建议吴春河不要返台，游击队愿意就此向上级作出说明。 姐夫说：“我放心不下。” 他和他的同伴在特殊环境之下，极其不易地在台湾一点一点开闢工作基础，付出无尽心血，忍受百般磨难。所谓“难得春河能吞忍”，其实那边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忍辱负重。现在这些人和工作基础面临危险，姐夫对所属地下组织整体情况最了解，应变经验最丰富，这种时候不能躲在一边。 第68页 “柯子炎设圈套等你，回去正中下怀。” 三哥断定谢德灵事件很可能是柯子炎一手制造，目标就在姐夫。吴春河被易太太扣押时，柯子炎不惜纵火劫人，说是营救，实际是想把他抓住。吴春河脱险留在游击队，柯子炎鞭长莫及，转从谢德灵处突破，把吴春河引出安全区域，他才可以下手。 吴春河说：“对付这个特务得走在他前边。” 三哥说：“应当想办法抓住他。” 三哥已经有过若干次行动，试图活抓柯子炎，可惜未获成功，他还在筹划新的行动，如果姐夫留在游击队一起对付柯子炎，那就更有胜算。 吴春河说：“保住台湾的工作基础，眼下更要紧。” 吴春河还操心岳父钱以未。大舅送到厦门的小印章已经由澳妹交三哥带上山了，吴春河看了非常吃惊，他在台湾也藏着一枚，据说是特务从一个接头人肚子里剖出来的，大小差不多，刻的也是“觉醒”，看来确实可能都跟钱以未有关。这么多年了，或许岳父那一辈人当年在台湾打下的基础并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破坏，他们依然顽强生存着，还在开展工作，等待与上级联络，有如大哥钱勇？也许他们的存在已经足以威胁敌人，让统治者寝食难安，所以才有柯子炎的特别任务和拼命追踪？ 三哥怀疑：“可能吗？” 三哥不像大姐、姐夫，他对寻找父亲从不热心，认为即使要找也不必着急，全国即将解放，台湾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不妨待台湾解放再去从容寻找。 吴春河说：“只怕特务赶在前边，我对金凤无法交代。” 吴春河忘不了亡妻之託，也与从未谋面的岳父心气相通。他发觉自己所为与岳父所做如出一辙，共同的重要任务都是接头，断了再接，一再接一再断，一再断一再接，冒着生命危险，不惧磨难，为的是在台湾发展，在大陆和台湾两地间建立紧密联繫，这种联繫非常重要，有如生命线。他们上下两代人接续承担这项任务自有内在根源：岳父钱以未从台湾流亡大陆，为山河破碎悲痛，让吴春河想起自己当年“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的耻辱，同为台湾人，可谓感同身受。 “我不是吗？”三哥问。 姐夫笑：“你当然更是。” 三哥终于没劝住姐夫。 姐夫吴春河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帮助寻找电台。吴春河对这部电台原本一无所知，做这件事最终却非他莫属。 这部电台分外诡异：它来自台湾，偷运到厦门，在大姐手里断了线，特务发现游击队已经得到它，三哥却又潜回厦门寻找电台下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游击队得到的是另一部电台，准确地说不是电台，是一架老式收音机，三哥设法在收音机电路上加装两根铅笔粗的铜线圈，外加一条t形天线，利用它们发射电波，完成无线联络。由于收音机比较老旧，质量不好，游击区缺乏电气设施，技术条件较差，改装后的电台运行不正常，故障屡出，联络时断时续。因此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老李担心未来解放军进军福建时，它无法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要求吴春河帮助解决问题。 三哥问姐夫：“能从台湾弄部新电台吗？” 从台湾的军火库里设法搞一部电台，或者通过某些途径从日本、中国香港甚至美国进口一部电台，都有渠道做，问题是需要时间。而且特种军事物资敌人控制非常紧，容易引发注意，从台湾把它运回大陆，送往游击区，路途很长，环节很多，容易出岔子。一旦出岔子，那就不是一部电台出问题，严重的话会引发地下组织和人员的暴露，造成重大破坏。此刻解决问题的上策应当是找到被大姐藏起来的那部电台，敌人误以为它已经到了游击队手里，因此有利于悄悄寻找，如果能及时找到，会是事半而功倍。 三哥说：“姐夫帮助猜猜谜吧。” 姐夫与大姐共同生活多年，是大姐的伴侣与领导，对大姐的了解会比弟弟妹妹要深，大姐留下的谜团有赖于他帮助破解。 姐夫详细了解了大姐出事前后的情况。按常理说，大姐知道自己面临生死危险，应当对后事有所交代。她有两个机会，一是澳妹与她住在旅社的那天晚间，可以把事情交代给澳妹；另外一个是次日凌晨，她和同志救出三哥，被敌军警追捕，她应当抓住最后机会妥为交代。奇怪的是她都没有做。没对澳妹提起，很可能因为她不想把澳妹牵扯进来，或许也有不放心。但是她应当告诉三哥。 “那天清晨她一句都没提起吗？”姐夫询问。 提到了。当时情况危急，大姐在飞快逃奔的吉普车上迅速交代事情，她告诉三哥赵副官和小陈是自己同志，她把这两个人交给他，由他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出岛，带到游击区去。她还吩咐不要使用三哥给她的交通站，她觉得那个站情况不对，可能已经出了问题，被敌人控制。 三哥一听立刻发急：“阿姐！电台呢？” “电台安全。”大姐说，“还好我有提防。” “没交出去？” 要是交出去，估计她回不来了。大姐带一只皮箱到漳州，故布疑阵，跟踪特务以为东西在里边，补锅的爆米花的一起出笼，暗处不知还藏了多少特务，只等一声号令一拥而上，连人带物当场捕获。没见东西送过来，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第69页 三哥追问大姐：“现在它在哪里？” 大姐没说。当时车开到一个拐弯处，山坡上林木茂密，有相思树，还有一丛一丛的三角梅，红的紫的，满树满山。趁追击者的视线被林木遮挡，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小陈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小陈赶紧逃走。三哥争不过，被她拿着短枪驱赶下车。 她把车开走前，三哥再次追问：“阿姐！电台呢？” “阿康记住：活下去。”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提到电台安全，却没交代被她藏在哪里。 “会不会一时紧张，只想让我们快走，没想起来？”三哥问姐夫。 以姐夫对大姐的了解，不会。大姐是急性子，心却细，从不误事。 “车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她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吗？”三哥分析。 按照秘密工作规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但是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讲，只能一起说，总比没交代好。赵副官和司机小陈都是大姐自己发展的同志，大姐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一起解救三哥，不需要如此防范。 “会不会是她说了，或者暗示了，但是你没注意？”姐夫问。 三哥反覆回忆，大姐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电台下落，也没有作任何暗示。 “她跟你说的，还有跟澳妹说的，有什么一样的话？” 只有一句，要他们活下去。生命受到威胁之际，她让自己去赴死，让亲人活下去，大姐就是这样的人。 姐夫思忖了好一会儿，点点头：“在这里。” “什么？” 大姐的交代在暗语里，她的“活下去”既是明话，也是暗语，她让亲人们不畏艰难，坚持活下去，同时也把电台的踪迹藏在里边。 “在你们家后院的水井里。”吴春河断定。 三哥大张嘴巴，好一阵说不出话。 姐夫要三哥别操之过急，柯子炎不久前到家中查过姐夫，眼下一定还盯得很紧。为安全计，等一段时间，待风声稍平，敌人注意力转移后再设法回家去找。 姐夫离开游击区，由一位交通员领着秘密下山，踏上归途。 这一路风平浪静，台湾海峡波澜不起。几天后顺利到达台北，姐夫没有回到早先供职的报馆，隐身于一家贸易商行，以填写各种报表的商行低级职员为掩护身份。 这时相关地下人员已经奉命隐蔽，谢德灵认识的人，包括台南的六人小组、谢德灵在台北发展的组织成员，以及跟谢曾有过工作接触的其他人员，都按姐夫的要求各自深潜，防范于未然。吴春河回台湾后，岛内没有更多意外情况发生，大陆那边的叛徒老徐供出台湾一些地下同志，其中有人未及撤退，被军警捕获。 吴春河掌握的这一批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组织关联，不受牵连。此刻大陆形势发展迅速，解放军占领上海，推进东南，台湾地下同志群情振奋，急于投入斗争，迎接解放。 吴春河说：“这个时候格外需要耐心。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 几天后，当局军警宪特在台岛南北同时行动，集中力量展开大搜捕。一时间警车唿啸，各大交通要道路口关卡林立，过往车辆行人被拦截盘查，一些重点地段重兵云集，全副武装的军警敲开居民人家，入室查验证件，搜捕可疑人员。 基隆一位地下负责人落入敌手。这位同志姓庄，早年在台南，是谢德灵六人小组成员，小组解散后，吴春河派他到基隆开展地下活动，成为一方负责人。谢德灵出事后他隐蔽乡下，日久无事，警觉放松，那一天化装成进城农民，悄悄回城办事取东西，落脚在一家熟悉的茶馆。当夜特务突然堵住茶馆搜查，他从后窗跳窗逃跑，未能逃脱。 吴春河得知消息，满心焦虑。他一边小心躲避当局的大搜捕，一边安排基隆地下人员紧急疏散，同时迅速了解各地情况，发觉大搜捕全面铺开，却也不乏重点，与谢德灵有关的几个人无一躲过，他们的家以及经常活动之处全部被敌军警光顾。 好在几人都已隐蔽，且警惕不失，没像基隆那位老庄跑到茶馆过夜，因此目前人都安全。 据目击者描述，特务在茶馆抓人时，茶馆外街上停着一辆轿车，有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站在车旁抽菸，体貌特徵与柯子炎相仿。吴春河推测柯特派员杀回了台湾。新情况是否表明谢德灵没有撑住，已经叛变？闽南地下党没有传递这方面消息。谢德灵与当地没有联繫，即使叛变，不会给当地造成多大破坏，因此闽南地下党可能没有察觉。 这年天气异常，颱风来得偏早，初夏时节就有强颱风登陆台岛，全岛风雨大作。 有一个特殊客人在军警大搜捕的恐怖气氛中，顶着颱风大雨来到台北。客人来自香港，是吴春河的上级老林，吴春河到香港接头时，是他听的汇报。 他俩在台北一家小旅馆里见了面，老林说：“老吴辛苦了。” 他已经知道吴春河在黄狮坑歷险的情况，也知道军警正在台湾岛上大搜捕，这种时候他冒险前来台湾进行工作安排，只因为一个：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国民党残余力量正在快速撤往台湾，并加紧镇压地下党活动，这里的工作更其艰难，也更其重要。 吴春河说，他们知道黎明前最为黑暗，已经做好迎接最艰难时刻的准备。 第70页 老林向吴春河了解谢德灵案情况，作出一个决定，要求迅速撤离相关人员，只在台湾隐蔽不够，应当把他们尽快疏散到大陆去，设法送到福建沿海，安排到游击区。解放军很快将解放福建，接下来兵锋指向台湾，这一批台湾干部非常宝贵。 吴春河说：“也需要一批人留在这里工作。” 老林同意留下一些没有暴露的继续坚持。 “老吴你带队撤。”他指示。 “把别人留在险地，我自己先躲？” 老林坚持让吴春河离开。不管谢德灵情况如何，吴春河早已是敌人追捕重点，此刻留在台湾比谁都危险。吴春河在台湾工作多年，打下很好基础，如果在这里出意外，于大局于今后都非常不利，让他带人撤回大陆是保护工作骨干，为了今后发展。所谓人在线在，眼下人最重要。台湾这边的工作不必担心，上级会派得力干部加强。 吴春河说：“能不能让他们先撤，我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再走？” 老林问：“岛上还有什么大事情吗？” 吴春河承认他还在设法找一个人，是亡妻的父亲，这人的情况比较特别。 他给老林讲了柯子炎，以及“钱以未连线”。 老林吃惊：“这事不寻常。很重要。” 老林认为应当向上级报告，也许上级那里掌握有线索。这件事不会太简单，短时间内不一定就能搞清楚，吴春河该撤先撤，老林会安排人接手了解。 虽然心中有所不甘，吴春河还是服从老林决定。按照老林的要求，他布置相关人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分几批撤退，从北部和南部分别出发，让大家通过关系各自选择安全渠道离岛，约定了会合地点和方式，以及各应急处置方案。 有一封信几经辗转送到了吴春河手中。 还是吴春福，“山本武藏”，来信的原因还与颜俊杰相关：颜俊杰找到吴春福，说有一个姓柯的人传话，吴春河的岳父很可能落脚在台南。不清楚姓柯的消息是否可靠，只请吴春福转告，让吴春河自己定夺。 吴春河说：“我从台南撤退。” 他本拟从台北离开，现决定改道台南，因为吴春福这封信。信中提供的消息可靠吗？有一点是可靠的，它肯定来自柯子炎。“弟两火”正在深挖“钱以未连线”，同时搜捕相关故人吴先生。吴先生会易容，藏得深，暂时查无头绪，需要设法把他从深海引到浅处，以利发觉。有什么东西有助于招引吴先生？钱以未，吴的岳父兼前辈同道，吴对钱的消息肯定不会掉以轻心。柯子炎曾在报纸上登启事与吴先生略事沟通，这一次他不登启事了，改为通过颜俊杰——颜长官并不知道吴春河在哪里，但是曾受柯子炎之託，七弯八拐找到吴春河。柯子炎断定吴先生更愿意相信颜俊杰，所以一劳再劳颜长官。柯子炎传递口信的目的，可能只为了把吴春河引回台南，他知道吴春河抗战后回台湾，最先落脚台南，建有基础，可谓老巢。人在老巢容易放松，一旦放松容易为人察觉，柯子炎一定在台南布下了许多网线，只要吴春河触及其一，那就插翅难逃。 吴春河应当避网而行，他偏偏迎网而上，取道台南撤退，因为心里实放不下。柯子炎的口信让他联想起大舅送到厦门的那枚印章，送印章的接头人自称住在台南。 吴春河在自己的撤离名单里是最后一批，当年他从厦门前来台湾开闢工作，是从台南上岸的。到台之初遇到一场颱风雨，水淹屋倒，往事歷歷在目，转眼几年，又一场大风雨袭来，就到了他离开的时候。天益药铺的少东家陈平与吴春河一起从台南撤离。谢德灵不认识陈平，谢案不会涉及他，但是基隆被捕的老庄知道他，曾在他家药铺二楼开会，为安全起见，吴春河决定陈平与他一起撤退。 他们悄无声息，在台南住了两天两夜。从当地同志处得知，台南城乡平静如常，未发现军警特务异常动作，没有发现柯子炎，钱以未更是毫无头绪，几乎没有谁听说过他以及他的连线。这个结果在吴春河意料之中。 上船撤离的前一天晚上，陈平经吴春河同意，离开他们藏匿的海边渔村，潜往山边张双庆处走了一趟。他与张双庆是亲戚，早先曾把一只皮箱送到张双庆家藏匿，里边有两支短枪，取回来可供海上防身。当晚他平安归来，除了悄悄带回两支枪，还随口说了一个让吴春河十分意外的消息。 “看了看阿榕伯。” “谁是阿榕伯？” “‘立三路线’，老吴还记得？” 有一次在天益药店二楼开会，陈平曾经向吴春河询问过“立三路线”怎么回事，吴春河心里有些诧异，想起陈平的父亲老东家曾经是老一辈地下党员，这才释然。没想到陈平的“立三路线”与老东家没有关系，却是与阿榕伯交流出来的。 这位叫阿榕的老人鬍子留得老长，毛髮尽白，既老且残，耳朵只剩一些残余听力，嘴里一颗牙都没有，舌头已经失去功能，语音含煳，说不出一句囫囵话。老人与陈平交流用的是笔，拿铅笔写在纸上，彼此传看，看毕，无论谈的是什么，老人一定会亲自划支火柴，将纸上的对话烧毁。陈平曾跟这位老人讨论中共建党旧事，老人问起“立三路线”，陈平一无所知。而后老人不再跟他谈这些，可能认为他嘴上没毛，知道的东西太少，不足以交流。 第71页 阿榕伯是陈平父亲老东家的旧友，两人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陈平的父亲出狱就医，活下来后打听情况，得知阿榕已经死在日本人的监狱。不料“二二八事变”之后数月，有一天黄昏，一个哑巴老乞丐衣裳褴褛，匍匐于地，趴在天益药店门外行乞，店员屡赶不走，给了钱也不离开，嘴里呀呀有声，手脚乱颤，似有话要说。陈平听说了，感觉有异，亲自下楼去见乞丐，老乞丐见到陈平，拿手指在地板上画，画的居然是老东家的名字。陈平大惊，让人把老乞丐扶进屋去见父亲，时陈父已经重病卧床，却还可以言语，盯着老乞丐看了半天，突然喊一声“阿榕”，两人抱头痛哭。 陈平按照父亲交代，把阿榕伯送到台北乡下一处僻静地方，安排人照料起居生活。自己也时常跑去探望，与老人笔谈。老人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写在纸上都是短语，往往问东答西，不知所云。通过艰难交流，陈平大体了解老人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在狱中曾生过重病，但是又活了过来，他的牙齿和舌头是在日本人刑讯中致残。台湾光復后他被国民党当局继续关押。“二二八事件”爆发，监狱混乱，狱中犯人逃亡，他也趁乱逃出。十数年隔绝，外边世界面目全非，老人贫病交加，以流浪乞讨为生，他看到天益药店招牌，想起陈平的父亲，试着一寻，居然有了着落。 后来陈平的父亲因病死于台北家中，死前曾特别交代陈平帮助阿榕伯养伤治病。陈平考虑台北乡下虽然隐蔽，毕竟靠近当局统治中心，阿榕伯是监狱出逃人员，当局可能还在找他，老人特徵明显，容易让人认出，待在台北危险。经与老人商量，把他转移到台南，住在张双庆处，对外只称是张家远亲，孤老头寄居终老。老人转移台南后，陈平不时寄钱寄物，也曾屡次探望。这一次撤离台湾，行前陈平提出到张双庆家，除了取枪，也还想再去看老人一眼，留一笔钱，因为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归来时不知老人还在不在。 吴春河一声不吭，听陈平讲完事情。 “明天带我去看他。”吴春河说。 “凌晨就上船了！” 吴春河说：“咱们先不走。” “为什么？” 吴春河告诉陈平，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叫亚清的人，这位阿榕伯跟他找的人似乎对得上。他找的亚清歷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关押，后来忽然消失，他觉得很费解，现在有了解释：是“二二八事件”时趁乱逃生。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基本相同，说不定就是这位？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在他即将离台前夕，终于让他能够以此告慰亡妻？ “如果真是他，那就是我的岳父。”他说。 陈平大张嘴巴，惊讶无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来到张双庆家。 阿榕伯对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极其警惕，他的警惕就是毫无反应。吴春河给他写了一张纸条，问他是否“亚清”钱以未，或者钱乙未？老人没有任何反应，不答是，也不答否。吴春河告诉他不必担心，他是自己人，亲人，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老人还是没有反应，只把笔紧紧抓在手上，手不住晃，发抖，不是心绪不宁，是手有问题，写不成字，如果他曾经擅长篆刻，可以在石头上刻章，现在肯定不行，已经废了。吴春河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大姐，写了“钱金凤”三个字，老人还是没有反应，不知是出于担心，或者因为这么多年不见，大姐与老人记忆中的女孩已经天差地别。吴春河在纸上模仿反字，写下“破碎”“更生”两个词，老人还是没有反应。拿出刻有“觉醒”的那个小印章，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末了吴春河试着再写一张纸条，写的是“髮妻周菊花”几个字。 他看到一颗老泪溢出了老人的眼角。 “很可能是。”吴春河判断。 吴春河不再与老人笔谈，估计此刻花再多时间也不会有更多结果。老人身体状况不好，经过这么多年，受过那么多折磨，有些事可能已经记不清，有些可能对不上，加上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排斥，匆促之间，很难指望获得更多。 “我们把他带走。”吴春河决定。 陈平大惊：“带回大陆？行吗？” 此刻他们在撤退之中，外边到处军警，危机四伏。原本安排好的接应渔船已经开走，他们改变行程，错过了撤离时间，必须另外联繫，其中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和危险。两个人安全撤离尚且不易，带上这么个老人，岂不是目标更大？ 吴春河决定冒险。昨天听到阿榕伯的情况，吴春河冒险决定留下，为什么呢？如果错过他会抱憾终生，现在也一样。柯子炎报称老人在台南，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消息渠道，也许很快也会查到张双庆这里，如果不把老人带走，可能将永远丧失机会。 “再危险也得做。”吴春河说，“撤退、接头，都是我们的任务。” 在他看来，如果老人真是钱以未，眼下救走他比保住自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但是老人真是钱以未吗？柯特派员及其行动组在海峡两边折腾，就为了这么个垂死老者？以及这样一个无助孤单老人身上的“连线”？确实匪夷所思。 第72页 此时没有时间多考虑，先把人带上再说。 陈平有担忧，老人身体状况如此，受得了海上颠簸吗？老人愿意这么折腾吗？ 吴春河断言：“他行。他愿意。” 为什么断定他行？因为这个老人不可小看，经过那么多磨难，能够活到现在，显然其生命力惊人之强。为什么说他愿意？一个心里怀有希望的人才会如此强大，他知道家里人在等着他，回家肯定是他的一大希望。 张双庆搞来一架牛车，他们把老人抬上牛车，拉出山边村。陈平担心老人不愿动身，不料老人毫无反应，让走就走，既没有高兴表情，也没有拒绝表示。 他们找到出海的渔船，船老大把他们藏在鱼货舱里，交代他们格外小心。 “特务刚到渔港搜查，说有共党。” 吴春河打听特务的情况：多少人？搜查时问些什么？长什么样子？船老大提到了一个坐在码头繫绳墩上插烟、戴礼帽的特务头头。 “故人，血手啊。”吴春河说。 他们必须赶在前边。当天傍晚渔船出发，海上风平浪静，同行三条船，共同组织了一支船队向西疾行，时夕阳垂挂于海平面上，晚霞绚丽，船队向着太阳前进。 现在胜利在望。吴春河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但是船队遭遇了意外。船队经过澎湖时夜色正浓，前方远处传来马达声，一艘海军巡逻艇亮着探照灯全速朝船队驶来。 吴春河说：“沉住气，按计划行动。” 渔船队在海面分散，驶向不同方向，躲避巡逻艇检查。巡逻艇无法全部顾及，捨弃了其中两船，一头扑向吴春河这条渔船。渔船用尽吃奶之力，借着夜色掩护逃跑。巡逻艇发出警告未果，直接向渔船开火，舰炮炮口火光闪闪，一颗颗炮弹轰向渔船。渔船左弯右旋躲避炮火，终于没能倖免，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 渔轮炸得四分五裂，几分钟后沉没于海中。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电台危机 警察冲上楼时，房间里有五个人，除了老江，另外四人都是同学，两位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安排在楼下望风的同学刚发出警报，大家手忙脚乱把桌上的书籍收进书包，把放在一旁的课本抓到面前，楼梯就被警察的急促脚步踩得砰砰作响。也就十几秒钟，警察踹开大门冲进了房间。 他们有四个人，一进门就大声吆喝，让我们靠墙壁站好，不许动。而后他们动手搜查，领头的警官命令一个手下看管我们，另两个动手，其中一个搜查房间各角落，一个检查桌子四周物品。我看到警察把我们扔在桌上的课本逐一抓起来看，他的脚踢到了桌子底下的书包。 我当即放声大哭。 警察停止搜查，几支枪一起指着我。 警察头目呵斥：“哭什么！” 我说：“阿姆等我回家。” “为什么聚在这里？” 我说我们什么都没干，学校提前放假，大家在这里复习，准备考试。 解放军已经打到江西、浙江，前锋指向闽北，大批国军残兵退据福建，准备固守厦门。残兵需要兵营，也担心学生闹事，当局命令岛内各学校提前放假，腾出校园，清空学生，供部队驻扎。学校通知提前考试，同学们仓促应对。我们几个人跑到校外这个地方，说是找个安静处复习迎考，实际是与老江碰头。这个房间楼下是小旅馆，旅馆老闆是一位同学的堂叔，人很实在，可以信赖，我们在这里与老江见过几次面，一向安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忽然引来了警察。 我在一屋子人里年龄最小，有资格哭闹。警察的注意力被引到我的身上，桌子下的书包暂时逃过一劫，没被翻动。但是它也无法自行遁迹消失，东西还在里边，静悄悄藏匿在警察的脚尖前方。 恰在这时，楼梯又传来脚步声。小旅馆的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响动很大，晃动感传递到整个楼上。 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年轻人走进房间。年轻人个头矮小，学生打扮，表情紧张，头髮蓬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一道伤口还在流血。 这个人我不认识。 警察头目喝问：“是哪一个？” 押进屋子的年轻人四处张望，眼光从我们身上熘过，落到老江的身上。老江也看着他，脸上没有表情，很平静。 “是他？”警察头目把手枪指向老江。 年轻人摇头。 “不是？” 年轻人说老江是矮胖子，国字脸，不是这个。 我断定警察要找的就是这个老江，尽管他个子不矮，也不是国字脸。年轻人显然已经认出人了，他没跟警察说实话。 警察头目不相信：“那么他是谁？” 我抢答：“刘老师是我们助教。” 警察头目当即翻脸：“多嘴！” 我“哇”地又哭出声：“阿姆啊！” 这天也算万幸，警察虽有怀疑，却没把握。他们没再揪着我们，只是喝令我们不得聚众生事，赶紧各自离开。而后押着那年轻人下楼梯，赶到其它地方认人。 老江交代：“大家分头走。不要慌。” 第73页 他告诉我们，年轻人是侨师的同学，看来他出事了。侨师和我们厦大联繫紧密，大家都要小心。他会马上隐蔽起来，再根据情况与我们联络。 “玉凤不错。”他说，“临危不慌。” 我哪里是。我已经吓坏了，只怕被警察逮住证据：桌子下的书包装着一些禁书，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我们都得进监牢。 一位男生问老江：“有任务交代吗？” 老江说：“现在任务是隐蔽。” 那时候不敢多说话，大家匆匆离开。 我没回校，直接跑回家去。 有一个人在家里等我，母亲对他格外警惕，没让他坐在前厅的椅子上，把他赶到后院天井，坐在水井的井沿上等我。母亲给了他一杯水喝，把厨房的后门打开，她带着亚明在厨房择菜，同时盯着客人的一举一动，有如便衣盯着一个“土共”嫌疑。客人还真不是嫌疑，肯定是“土共”，他是孙力。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这里，他从没到过我家。别说在家里，我们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接触，彼此没有任何关系，只因为三哥才打过两回交道。现在他来了，肯定有大事。我不能让母亲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还得让母亲放心，知道人家找我并无异常。 我说：“孙力你不去复习功课，到这里玩？” 他说学校提前放假，给大兵让位，老师学生都不服，考什么试？ 母亲插嘴：“不考还不回家？” 考当然还要考，孙力家里已经给他寄来路费，让他买好船票，一考完试就走，从汕头转梅州。厦门这里眼看要打仗了，家人让他赶紧回去。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数学课本：“咱们在这里讲吧？” 这个孙力挺机灵。 我告诉母亲，过几天考数学，这门课我比较不放心，人家孙力可以，我让他帮个忙。学校里最近挺乱，所以到家讲。 母亲没吭声。无论是否相信，在家里在她眼皮底下读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搬了张小桌放在天井，拿两只小凳，跟孙力一人坐一边。孙力从书包里取出讲义夹，装模作样打开，开始讲题。他牛头不对马嘴，说的根本不是高等数学，完全是欺负母亲听不懂。 刚好母亲带着亚明去楼上换衣服，她一离开，孙力把讲义夹一丢，直截了当：“你三哥让我找你，很急。” “他呢？”我问。 “他有安排，事情交我办，让你帮我。” 我向他伸出一只巴掌：“有条吗？” 上回三哥让他找我，怕我不信，拿张纸写上“是我”两字作证。这一次没写，因为我已经知道孙力的底细，事情比较要紧，写纸条反不安全。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让我知道孙力并非假传圣旨，三哥特地给了孙力一句口令，叫做“乖女流鼻水”。 “臭三哥。”我骂。 我不再讨纸条了，问孙力跑我们家是什么事，要我帮什么忙。 他指了指我们身边的水井。 “井怎么啦？”我不解。 里边可能有东西，我大姐留下的。 我大吃一惊：“电台？” 他让我小声。 “谁说它在井里？” 他说是我姐夫分析的。他要悄悄下去查一下。 “怎么可以！阿姆就来了。” “你想想办法。” 几分钟后，母亲带着亚明回到厨房，看我们老老实实坐在小桌边做题，她没吭气。 孙力跑到井边，把吊桶放进井里打水。他打哈欠，说天气很闷，犯困，打桶水泼一泼脸提提精神。这些话是说给母亲听的，他想干的其实不是打水，是打桶，设法让水桶掉进井里。把水从井里打出来是力气活，把桶丢进井里容易多了，难得他装模作样，小心翼翼把吊桶垂下井，左右甩动桶绳，让水桶在水面上翻过来，翻过去，最后倾倒于水面，灌水下坠，而后才揪起井绳。水桶离开水面忽然变得沉甸甸的，他适时失手，让桶绳脱落，一桶水连桶带绳一起掉下井去。 我叫唤：“孙力你会不会啊？” 他一拍大腿：“糟糕。” 母亲在厨房里听到动静，跑出来查看，发觉是水桶掉进井里，她盯了孙力一眼：“看你这么大个。”嫌人家白长个子，一桶水都提不上来。 孙力赔笑，说我们家水桶跟他们家的不一样，他不太会用。 “吃饭会。” “阿姆，”我不想让孙力太难堪，“就是掉个水桶嘛。” 孙力说：“没事，我来捞。” “不会打水，会捞桶？”母亲还不放过他。 他让母亲不必操心，他是乡下孩子，打水捞桶他从小就会。给他个桶钩就行。 母亲让我把桶钩找出来给他。家有水井，必备桶钩，桶掉到井里是常事，有桶钩就能对付。我们家的桶钩打有三个铁钩，用绳子把它放下井，让它沉到井底，左右搅动桶钩绳，提一提，感觉有点重，那就对了，一定是钩住了水下的吊桶绳；小心翼翼把桶钩提出水面，慢慢把水桶绳拉上井口，抓到手里，这就了事了。 这回没那么简单，孙力想从井里钩出来的不是故意丢下去的水桶，是另外的东西。但是他左钩右钩，每一次钩上来的都是那条桶绳，没有其它。 第74页 他干脆把桶钩也扔下井去。 母亲在厨房里忙做饭，顾不着其它。孙力让我别吭声，自己匆匆脱掉外衣，只穿一条短裤，从井口爬下井。 当年有一回，三哥在天井玩时，不小心把一粒小拳头大的铁球扔进井里。三哥捨不得丢，用双手两腿撑着井壁往下爬，潜到水里，把小铁球从井底捞了出来。当时我还小，三哥让我在井边放哨，防备母亲看了骂他。这么多年过去，今天我又当了放哨的，这回下井的不是三哥，是他的替身。 孙力号称大学生，比我三哥笨，手脚不太管用，井下了一半，脚没有撑好，加上井壁湿滑，“扑通”一下，整个人从井壁滑落，直通通掉下井去。我在上边看了大吃一惊，一时慌了手脚，喊也不敢，叫也不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井底突然传出一个湿漉漉的声响：“不要紧，没事。” 那是下午时分，太阳西下，天色还亮，井底却暗，从井口根本看不清下边。还好声音能够传上来，我俯在井边，屏息静气，紧张聆听。我听到井下哗哗哗响，而后有气泡声，然后什么声响都没有了，那一刻时间显得特别长，长得让我喘不过气。 “孙力，孙力，我小声喊什么回音都没有， 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井下突然有了动静。 “没有。”是他的声音，“没有。” “算了，上来吧。” 唿噜唿噜，他又潜下水去。 我不知道他要折腾多久。如果井里没有那个东西，他还能折腾出有吗？母亲在厨房烧火做饭，她可不傻，时间拖长了，她会发觉不对，要是她跑出门查看，逼着我非要问个明白，我怎么说呢？ 幸亏时间没过太长，井底又传出动静，孙力从水里冒出来，手脚撑着井壁，一点一点往上蹭，慢慢爬上来。我听到他唿吸急剧，非常费劲，这井不好爬。爬到一半他停在那里不动，似乎力气已经用尽，我觉得他马上又要掉下去了。 “孙力，孙力，哎呀。” 他说：“别哭。” 我没哭，只是急得不行。好一会儿他又开始动作，终于升上井口，一个手掌伸出井沿，被我紧紧抓住。有两条绳子绑在他的右胳膊上，两条绳子分别牵着被他扔下井的水桶，还有桶钩。他举起胳膊对我示意，让我看那两条绳子。 我吃了一惊：“有了？” 他不吭声，爬出井口，赶紧拉绳。先把水桶拉上来了，里边装着满满一桶水。接下来拉桶钩，这条绳看来相当重，跟一桶水差不多，显然钩住东西了。孙力小心翼翼把桶钩拉上井口，果然有东西，用绳子绑在桶钩环上，是孙力在井下绑好的，绑紧了安全，不会从钩上突然脱落。这时天已经显暗，借着模煳光线，我看到孙力从井下找到的对象大如小箱子，用黑色防水油纸层层裹住，外边紧扎细绳。 厨房那边忽然传出响动，我手疾眼快，立刻把井里钩出的东西藏在天井墙边，这里有鸡窝和一个柴火垛，东西被我塞在鸡窝与柴火的空隙里。 母亲在厨房里喊：“澳妹！” 我跑到门边：“阿姆什么事？” “你们做啥？孵鸡崽？” 我告诉她水桶已经钩上来了。 “是水桶还是鸡崽？”母亲抱怨，“耳朵哪里去了？” 我这才发觉大门通通发响，有人打门。 我去开门。我们家的门一向要护，凡有人打门，必须先问一声是谁，这才确定要不要开门，母亲从小就这么教我们。但是我比较缺心眼，常常问都不问，老挨母亲骂。这天刚跟孙力一起，在母亲眼皮底下从井里捞出一个东西，心情特别紧张，听到母亲叫唤，哪里顾得着其它，跑到大门口就拉开了门闩。 门外站六个人，四个宪兵，两个便衣。暮色满天，六支黑洞洞的枪口一起对准我。 “钱玉凤？” “干什么！” 他们把我推进屋子。 母亲从厨房跑出来，一见我被宪兵抓着，她跺脚，一头朝宪兵勐撞过来，嘴里大骂：“土匪！土匪！” 领头的宪兵是个上尉，他下令：“让她别闹。” 他们几个人一起动手，七手八脚扯住母亲，把她压在墙边。母亲挥手踢脚，在他们的围困下拼命挣扎，嘴里大喊不止：“放澳妹！放了她！” 亚明跟着跑过来，他放声大哭。然后又跑出一个人，是孙力。 他本来可以逃走，天井后边有一面石墙，凭他那个头，从石墙上翻过去并不困难。石墙后边是一条排水沟，沟并不深，沟外侧有小路，从那里可以跑掉。他没有逃，反是跑进屋里，出现在宪兵和便衣特务面前。 “不要欺负妇孺！”他叫唤。 宪兵和便衣打亮手电筒，一起对准他。 宪兵上尉喝道：“都给我安静。” 这人嗓音有些嘶哑，声量很大，宪兵和便衣都听他的。他们放开我和母亲，命令我们靠墙站好，不许动，让他们搜查。房间里，房间外，身上，全部搜查。 我差点哭出声来。我想起天井里的鸡窝，想起孙力从井里钩出来的东西。大姐用生命保护下来的物品本来藏得好好的，任谁也奈何不得，我们千方百计把它找出来，如果这样拱手让给宪兵，把我们一家老小一起搭上，真是太冤了。 第75页 我喊：“我们家没有你们要的。” 上尉问：“哪里有？” 母亲骂：“死鬼那里。” 他们不吭声，人员散开，一个个手脚麻利，点起房间里的油灯，打亮他们的手电筒，把我们家里外翻了个遍。 他们什么都没搜到。也许他们注意屋内，疏忽了屋外？也许因为天已经黑了，天井里看不到东西？也可能因为侥倖，天井墙边的鸡窝和柴火垛都非常显眼，一目了然，没有谁会把要紧的东西丢弃在那里恭候查获。 有一个军官带着两个兵从大门外走了进来，屋里的宪兵和便衣向他敬礼，母亲一见来人顿时两眼冒火，恨不得扑上去咬他一口。 是柯子炎，柯特派员不像上次来时那样便衣礼帽，他穿了虎皮，中校军服。 宪兵上尉报告说他们还在搜查，问长官有何命令。柯子炎让他住手，集合人员，今晚不多搜查，问一问就可以了。 他亲自查问，首先问我：“澳妹，家里来客人了？” 母亲喊：“鬼上门了！” “阿婶，客气不吃亏。” 柯子炎慢条斯理，跟我们装近乎。他说共军已经打到福建了，“土共”土匪蜂拥而起，厦门岛上治安很乱，老人女子孩子要特别小心。老三钱世康这个人虽说鹧鸪不是鸽子，听说还很有孝心，这个时候应该会牵挂家人，想念老姆吧？前几天军警在集美捕获一个共党，是钱世康的同伙，钱本人逃脱，是不是已经潜回厦门探母了？兵荒马乱之际，钱世康不老老实实躲在“土共”游击队的山洞里，跑到这边一定有事，阿婶澳妹知道的话，不妨如实说出。如果钱世康潜回家，可以劝劝他。哪怕共军席捲东南，势不可挡，厦门毕竟还在国军手上，为了一门老小平安，钱世康不投降也罢，不要找麻烦。 “钱先生呢，在家吗？”他问。 一旁的宪兵上尉报告：“没有发现。” 柯子炎摆手，不让他回答：“澳妹说，钱先生在家里吗？” 我问：“哪个钱先生？” “你父亲钱以未啊。” “他离家都快二十年了。” “他觉醒了，怎么还没到家？”柯子炎说，“也许掉到海里让鱼吃了？” 母亲勃然大怒：“你去死！” “只怕还会再冒出来，死而復生啊。”柯子炎道。 柯子炎称他们今天上门，重点搜查可疑人物，搜到了大家都好谢天谢地，因为至少人还活着，搜不到只怕已经一笔勾销，死无尸身了。如果那样实在遗憾，家人万分悲伤，他也会异常痛惜，因为功亏一篑。他刚从台湾赶到厦门，这两个地方隔着一片海，这片海上除了有鱼有海水，还有一些线，粗的细的，明的暗的，时而看得见，时而看不见，藏在海面下，随着波浪起伏。这些线里有一条姓钱，线头就在渔港这座木屋里，一直牵到对岸去。这条线是不是已经断了？谁知道呢。 我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如果钱先生到家，记得让他找一找那两枚印章，我要。”柯子炎说。 母亲骂：“找阎王要！” 他已经去找过了，不在阎王那里。上一次他说过，找到章子他要拿铁锤砸碎，其实不必费劲交给他，不如让我们自己去砸。钱家人一个跟一个去死，祸害就是这两个章子，赶紧毁了去，否则还要死人。 母亲骂：“鬼去死！” 柯子炎告诉我们，近日厦门新来了两位司令，长官公署汤恩伯司令坐镇厦门，毛森将军就任厦门警备司令，两位司令可谓大名鼎鼎，杀人如麻。柯特派员号称“血手”，比起两位长官自愧不如。共军打上海时，汤司令是上海国军最高指挥官，毛司令军统出身，当过上海警察局长，杀共产党从不手软。厦门岛上的军警宪特奉两位司令之命，协同行动，全力搜捕岛上共党地下人员，非常时期无所顾忌，一切从简，有嫌就抓，抓了就杀。钱家一门老小都要多加小心，别往死人堆里走。 他转头看孙力：“少年家哪里来的？” 孙力自称是我的同学，学校要考试，到这里做题。 “这时候有心读书？” “不读书做什么好？” 柯子炎建议孙力去参加共党，然后被拖到荒郊野外一枪毙命。谁都年轻过，知道年轻人怎么回事，不管孙力在这里是真读书还是假读书，如果足够聪明，赶快跑吧，跑得越远越好，眼下不要待在厦门。 “还好你碰上我，我跟钱家人有旧，今天不给你找事。”柯子炎问孙力，“你在这里算什么？澳妹的男朋友吗？” 孙力说明只是同学。 “别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她找麻烦。”柯子炎说，“你跟她不合适。” 我非常生气：“柯先生你算谁家表舅？” 柯子炎大言不惭：“亲不亲一家人啊。” 他让我有机会到要塞司令部去走一走，看看风光，那儿风景不错。 我嘲讽：“柯长官当司令了？” 他称自己没那个运气。他是保密局的中校特派员，要塞司令部不属保密局，他一时还够不上。他为什么特别提到要塞司令部？有一位上校长官刚从台北过来当联络官，住在要塞司令部里，此人与钱家有旧，有如他柯特派员。按照他的推测，该长官调到厦门，恐怕与澳妹有些关系，估计一两天后一定会来登门。 第76页 “记得颜俊杰吧？” 我不禁吃惊：“颜哥回厦门了？” “又有大树可靠。”柯子炎感嘆，“告诉你颜哥，柯特派员对你们还算客气。” 最后他跟亚明说了句话，他上次已经见过亚明，一看就认准了，吴小公子跟吴先生长得真像。近些日子他与吴先生屡屡相逢，又总是失之交臂。此刻他十分想念吴先生，还有吴先生从台南带走的老人，要是他们葬身鱼腹，小公子岂不太可怜了。 他起身离开。 宪兵和便衣转瞬间走得精光，我们一家人面面相觑。 “死特务说什么？”母亲问我。 “鬼话唬我们，阿姆咱们不听。”我说。 孙力告辞要走，我看天都黑了，让他吃了晚饭再走。孙力说他得赶回学校，晚上还有事。母亲当场赶他：“要走快走，没你的饭。” 不禁我急：“阿姆！” 孙力难免发窘，还好他沉得住气，说时候不早，他把讲义留给我自己复习好了。 我们端着油灯去了天井，他的书包还丢在天井的小桌上。我提心弔胆往鸡窝看，那里黑煳煳的；我把油灯凑过去，不觉吃了一惊：鸡窝边什么都没有。 孙力伸手，从鸡窝下取出一样东西，是他的讲义夹。 他低声告诉我，东西在老地方。 原来他又把它放回井里，赶在宪兵和特务搜查之前。他在东西上留了段绳子，下一次不必下井，用桶钩就可以把它钩上来。 “我找机会再来。”他说。 我们离开天井，母亲和亚明坐在饭桌边等我吃饭。当着母亲的面，孙力把他的讲义夹递给我。我当着母亲的面把夹子打开，里边夹着一本油印小册子《解放》。 《解放》是地下刊物，学习材料。地下党组织发展新成员，提供学习材料是个重要环节。他们通过接近和考察，认定哪一个人具有同情倾向，比较可靠，有望成为同志，接下来会给他一些被当局查禁的共产党的书籍、文件和材料，一起阅读，一起讨论，拉近思想，进而发展为组织成员。孙力把《解放》给我，显然是有意发展我，这需要孙力上级同意，一定也徵求过三哥的意见。三哥与大姐一样，一向要我好好读书，不想把我拖进他们的事情，怕我有危险。现在看来他改主意了。 我把讲义夹还给孙力，让他带回去。 他吃了一惊：“你不要？” 我告诉他，不是不要，是已经有了。 “什么！” “是这样。” 他看着我，满腹狐疑。 我让他赶紧走。天黑，有宪兵，走小路，多加小心。 孙力走后，母亲对我下了禁令：“不许再跟这个人来往。” “阿姆说什么呀！” 孙力只是我的同学，其它什么都不是，同学来往有什么大不了的？母亲对他再提防，至少也得顾及我的面子，人家来找我，母亲怎么可以当面让他下不来台，让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这个人哪里不好，值得母亲这么不客气吗？ 母亲不讲理：“不管多好，不许跟他。” “为什么！” 母亲居然当着我和亚明的面哭号，大声叫唤起大姐。 “金凤你死哪里去了！管一管你澳妹啊！” 我的眼泪哗啦一下出来了。没有办法。 我知道母亲是害怕。孙力人不错，刚才宪兵进门，危险突起，他可以自己翻墙逃命，却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对付宪兵，母亲亲眼目睹，不会不明白。但是他让母亲害怕，就像当初姐夫吴春河让母亲害怕一样。母亲非常敏感，她嫁给我们的父亲，有过那么多遭遇，生了我们这些儿女，她能感觉到吴春河和孙力是什么人，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危险，他们的危险将给家人带来什么。母亲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大女儿，无论如何，她不能让我再走大姐那样的路。 但是已经迟了。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死而復生 我得说一下自己是为了什么。 按照母亲的说法，我是我们家最没出息的孩子，因为我爱哭。我这个人心软，看不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遭罪，什么人什么事让我感觉难受，眼泪就会止不住掉下来。孙力跑到家里找我，三哥让他带一句口令——“乖女流鼻水”，这根本不是什么口令，是三哥调侃我。其中“乖女”说的就是我，鼻水则是鼻涕，指的是哭泣：澳妹哭了。眼下这个世界上，人是不能心软的，我天生这样，没有办法。 以我的来歷而言，我原本最不应当心软，因为我的命最硬。我是钱家的小女儿，我跟其它孩子不同，包括和我的哥哥姐姐都不一样，出生时不在医院，不在家里，不在野地，是生在监狱里，所以母亲说我命硬，生而为囚。二十一年前母亲在女监生下我时，狱友和狱卒没有谁认为我能够活下来，女狱长让母亲作个选择：如果要这个女孩活，就送人，马上叫人抱走，谁要给谁，落到穷人家富人家看女婴自己造化；如果母亲捨不得，让刚落地的孩子当小囚犯，只怕活不过满月。 作为监狱的孩子，我跟正常女婴不同，出生时只比一只小猫大一点，瘦弱细小，哭起来有气无力，像一只蚊子哼哼叫。但是我比我的哥哥姐姐都要乖，落在太阳晒不到的阴暗地方，很能体谅母亲辛苦，从早到晚只是自己睡觉，不吵不闹，饿的时候知道自己吮指头，不到饿极了绝不乱哭。表现这么好，让母亲特别割捨不下，加上小脸蛋长得不错，狱友个个都说是美人胚子，更让母亲放不掉。母亲不听女狱长劝告，死活不把我送走，我是她的孩子，生得跟着她，死也要跟着她。那时候她不骂也不詈，把我背在背上，抱在怀里，跟我说话，给我念歌，哄我睡觉，她喜欢念一首自编哄儿歌，其中有两句“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其中的“兄弟”讲我的哥哥们，“乖女”自然就是我。以我当时的表现，确实称得上乖女，乖的当然就是善的，本性善良，而所谓“水”则是土话，指的是女孩漂亮。“善又水”代表了母亲对我的良好评价和美好期待。后来我三哥的调侃口令是母亲哄儿歌的翻版，只是把母亲对我的褒奖“善又水”擅自篡改成“流鼻水”。 第77页 监狱里伙食很差，一日两餐糠菜，永远有如猪食，除了充飢，维持囚犯不死，谈不上营养。那里的产妇不坐月子，也不加口粮，母亲想尽办法，向人讨要，自己寻找，把能够讨到、找到的东西都吃下去，试图多出几滴奶水，让我能活下来。狱中育儿实不容易，母亲千方百计，费尽辛劳，把自己折腾得不成人样，变得有如一只瘦成骨架的母猴，终于还是功亏一篑。如女监狱长所预言，不到满月我就不行了，面临夭折。 那时是春天，监狱外流行热症，用医生的话叫乙型脑炎，不知怎么也传进女监。这种病杀害无数儿童，吃奶的孩子却不容易得，因为有母乳帮助抵抗病菌，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母亲的奶水无法提供足够保护，我慨然以身相许，与病魔相携。由于体质孱弱，染病之后发展迅勐，仅仅一天人就不行了。狱卒找来一个懂点医道的女犯给我把脉，女犯把我的眼皮翻起来给母亲看：“过去了。” 母亲痛哭，伤心不已。 作为一个夭折的监狱女婴，我获得了自由，有资格离开牢房，脱离狱卒的管束。我母亲是犯人，不得随意走出牢房，哪怕再伤心，也无权料理我的后事，必须转交他人。我被包在一条破布里，由监狱伙房一个老火夫抱出女监，丢弃在外头荒山坡上，没有棺材，也没有掩埋。女犯人在监狱产下孩子时有所见，监狱婴儿死亡率很高。狱中死婴有如死猫死狗，无法与好人家夭折的孩子相提并论，没有太多讲究，只需丢在荒山坡上让太阳晒、雨水浇，风吹露打，终有野狗野猪蚂蚁和昆虫去拾掇干净。 女监的老火夫偷懒，没找个远点的地方丢弃我的遗体，随随便便弃之路边，那是老火夫从监狱回家来去必经的山路。老火夫扔我的时间为黄昏，通常当晚会有野狗过来光顾，把我拖走食用。以我的弱小程度，只能塞塞它们牙缝，很遗憾无法提供饱餐。不料当晚野狗们也偷懒了，第二天清晨，老火夫顺着那条山路从家里走回监狱，天刚蒙蒙发亮，四下里还黑煳煳一团，老火夫经过我的遗体丢弃处时，意外听到了一个异样声响，细细的，像蚊子一样哼哼，时断时续，那是我的哭声。 我饿了。也可能是蚂蚁咬我，让我醒了过来，从昏迷中，或者说是从死亡里。 老火夫大惊。他把我从荒坡抱回监狱，交还狱卒，送回母亲的牢房。 “小丫头命硬啊。”狱卒也非常惊讶，“她还活着。” 我们家的人死而復生不是稀罕事，因为我们有一个死而復生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类似场景一再重演于我们家，应有其道理。 我逃过了兇险的热症，患过乙型脑炎的儿童通常会有后遗症，或者成为痴呆，或者胳膊腿不灵便。我也一样，不可能例外于后遗症，只是我的后遗症相对较轻，比较特别——那场病后我变得爱哭，从荒山坡开始，一直哭到监狱，再哭到出狱。 所以我之心软如果不是天生，就是这场恶病所后遗，要怪只能怪母亲自己，不能怪我。成人之后母亲骂我爱哭，我模仿大姐，以母亲有责自卫，母亲无言以对。 所有早年的故事都是母亲自己告诉我的，包括“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监狱，也没有热症，因为当时我远未长到可以留下记忆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监狱？母亲当时为什么被关在女监？都是因为“那个死鬼”，也就是母亲嘴里的父亲。这些事说来话长，得从母亲的老家，漳州城大舅那边说起。 其实我们并没有大舅，我们的母亲并不是大舅的亲妹妹。我们与大舅间的瓜葛，起源于当年的一场水灾。漳州城地处平原，九龙江西溪北溪两大支流分别从两个方向流过，汇合于城外三十里地的江东一带。九龙江让漳州成为鱼米之乡，也酝酿了当年的一次次水患。晚清年间一个初秋，一场大颱风袭击漳州，几日大雨造成江水暴涨，九龙江堤防崩溃，全城大水。洪水退后满街泥泞，遍地灾民乞讨求生，全城一片惨状。 有一天黄昏，我大舅家门外来了两个女乞丐，一老一小祖孙俩，老婆子嘴里已经不剩几颗牙，小姑娘只有两三岁。老婆子打大舅的家门，说祖孙俩已经饿了三天，恳求东家给两块地瓜。当年大舅的祖父母也就是我们的阿祖都还健在，大舅的父母年纪还轻，家有大片田园，在城里开有商铺，是那条街上有数的殷实人家。大舅的祖母平日里吃斋念佛，为人慈善。有灾民上门，听说是祖孙俩乞讨，老祖母觉得可怜，让佣人从饭缸里装两碗稀饭相送，吩咐夹几块咸菜，让人家可以下饭。一会儿工夫乞丐把饭吃完，两个大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饭渣不剩，整整齐齐叠放在门外石条上。老乞丐消失不见了，剩下小乞丐坐在门外放声大哭。 小乞丐被自己的亲人遗弃，其中应当有很多不得已。大灾之后，遍地流民，生活无着，乞讨不易，孩子养不活，与其饿死街头，不如找个好人家作归宿。这种时候谁愿意收养小乞丐？穷人家餬口艰难，多一个人多一张嘴，不会想要收养，富贵人家养得起孩子，却不一定喜欢小乞丐，否则早就世界大同了。无奈之下，老乞丐只有这种办法，看准一户合适人家，把孩子遗弃给他们，也许就给孩子谋了一条生路。如果大舅的老祖母不动可怜之心，不管乞丐讨要，或者随便给点剩菜剩饭打发，估计不一定会让人家赖来一个女童。恰是老祖母的善心让老乞丐感知，认定这家人心眼好，远胜他人，于是抓住机会，强行託付。 第78页 老祖母听说小乞丐被丢在自家门外，让佣人把孩子领来看看。小乞丐在老祖母面前抽抽啼啼，话都说不囫囵，老祖母嘆口气说：“不是过不去，不会丢骨肉。” 她觉得小乞丐长得还精神，决定留下来，小乞丐因此成了大舅家的童养媳。这个小乞丐出身的童养媳就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后来姓周，那是跟大舅一家的姓，她的名字菊花是老祖母取的。我母亲从无名小乞丐变成周菊花时，我大舅才三岁，懵懵懂懂间，母亲成了他的小媳妇。 当年闽南城乡人家多有童养媳，有男孩的人家，早早抱养一个小女孩进家门，给小男孩做伴，听小男孩使唤，让两个人一起长大。到了合适时候，如果长辈中意，小两口还凑合，让他们圆房，这就成了夫妻，免去了媒聘娶嫁许多烦琐。童养媳到这个时候才算熬出名分，在此之前，她在家里的地位比僕人好不到哪里去。闽南有一句俗话，叫“剩饭不吃童养媳的”，那意思是说，童养媳在家里是吃剩饭的，你不想吃，留下来了，最后还得你去吃。说的不只是吃饭，还有干活，家里无数的事情该童养媳做，不做不行，哪怕留着，最终你还得乖乖去做。 我母亲周菊花担任童养媳期间，情况比其它人家的童养媳要好，因为老祖母对她不错，她的小丈夫也就是我大舅对她也好。大舅人比较木讷，从小老实，不像其它人家的小丈夫会欺负童养媳，把小媳妇当牛马使唤。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毕竟只是童养媳，在家里地位很低，大舅的母亲也就是母亲的婆婆性情不好，对母亲比较苛刻，小时候母亲没做好家务，或者与大舅争吵，阿婆会拿细竹条教训她，打得她两个手掌肿得像馒头一般。后来母亲每提起阿婆，还会情不自禁生气。 “特别会骂人，活人会给她詈死。”母亲总说阿婆。 其实母亲跟阿婆有得一比，母亲一样能骂会詈，不把活人詈死，也把人家骂得心惊肉跳，恨不得立时逃之夭夭，不知道这是出自阿婆真传，还是潜移默化。 母亲在周家长到十六岁，阿婆准备让小两口圆房，结为夫妻，却不料家道突变。那段时间天下大乱，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朝政府被推翻，民国取而代之。其后风潮不断，政局多变，闽南一带沸沸扬扬，兵匪四起，各路豪杰轮番登台。大舅一家人自祖辈以来务农经商，未曾参与政治，与革命这种大事沾不上边，却在兵荒马乱时节遭逢大灾：大舅的父亲被土匪绑票，土匪派出巨额黑单，让家人拿钱换命。家人卖了大片良田，凑齐款项从土匪手里把人赎回，好好的大洋出去，换了个废人回来——大舅的父亲在土匪窝饱受惊吓，中了风，成了瘫子，让人用担架抬回家，话都不能说了。大舅的祖父已经过世，老祖母健在，看到儿子废了，伤心不已，转眼病倒，不多久也过世了。而后大舅的叔叔“吃阿片”欠下巨债，被逼迫自杀。家里出了这些坏事，母亲和大舅的婚事被耽搁下来，这一搁就没有了。 母亲十八岁那年，父亲钱以未住进了周家。 父亲与母亲娘家以往没有瓜葛。大舅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不得已划几间祖宅招租，收点租金补贴家用。大舅家宅处于城乡接合部，比较不为人注意，适合一些特殊身份住客，例如父亲这样的人。住进大舅家那年，父亲二十二岁，由一个曾经在大舅家租住过的客人介绍过来，那个人是台湾人，因生意上的事情与大舅相识。当年漳州一带有许多台湾客，祖籍多在闽南，在台湾出生长大，或因做买卖谋生需要，或为占领台湾的日本当局所不容，离台到了大陆。漳州的语言风俗与台湾完全一样，加上歷史悠久的人脉亲缘，成为台湾客渡海寄居的一个主要地点。 父亲上门时身穿一件制服，头戴一顶帽子，手里提着只木箱，模样像个学生。他确实是个学生，一个月前还就读于一所医科学院，此刻流亡闽南。父亲流亡的原因在于反日，或称涉嫌颠覆罪。父亲生于台湾新竹，其家族不算当地望族，却也是小康人家，家中出了个大学生，让家人脸上有光，哪里想到他一进大学就捲入青年学生的反日活动，事情败露，缀学出逃。为什么丢下锦绣前途不要，走上这条艰险之路？原因很简单：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占领军进入台湾，以暴力强行统治，激起民众反抗。父亲有两个伯伯参与武装反日，被日军枪杀，留下家仇。进大学后，年轻人凑在一起，风华正茂，一腔热血，不平则鸣，大家敢想敢为，在一起谋划成立组织，唤起民众反抗，全然不顾日本统治者在一旁虎视眈眈。 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流亡背景，来龙去脉。母亲是周家的童养媳，从小在家里，像丫鬟、佣人一样洗衣做饭，服侍老小，没读过一天书，是个文盲，却因此对读书人心存敬畏。母亲生性倔强，会使脾气，虽然还未圆房，却敢吆喝大舅。大舅人老实，让她三分。母亲对租住在家里的外人也会使脾气，看不惯什么都直言不讳，唯独对“台湾仔”例外，从来和风细雨，如沐春风，因为人家是学生仔，读书人，不是粗汉。 那时候父亲靠台湾家人寄来的生活费维生，同时在小学校代课，报馆里编稿，赖以谋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身边有一群朋友，都很年轻，知书识礼，来往频繁。父亲所租房间三天两头有访客，模样举止都有些相像，上门不是玩儿，不打牌不找事，只是长谈，从早晨谈到晚间，甚至竟夜不走，彻夜交谈。母亲在市井人家长大，过的是寻常日子，新来的年轻租客及其朋友的情形让她看来格外新鲜。 第79页 冬日里，闽南寒意袭人，太阳一出，大家挤在街巷边晒太阳取暖。有一天父亲穿了件大衣，搬张小桌和凳子，坐在大舅家后院，一边晒太阳，一边做他的事情。母亲忙完手头的活，也搬张椅子坐到院里晒太阳补衣服，两人不吭不声，各做各的，彼此连一句话都没有。补好衣服，母亲抬头看了一眼，发觉台湾仔抓着一把刀，眼睛不在刀上，直愣愣却在看着她。 母亲问：“钱少爷拿刀做什么？” 父亲说是刻刀，他在石头上刻字，做印章。 “刻字好玩吗？” 父亲在一张纸上写了“周菊花”三字给母亲看，母亲能认自己的名字，但是父亲写在纸上的三字她怎么也认不出。父亲让她反过来，从背面对着阳光看，她照着做了，这才发觉认得。父亲告诉她这些字是反着写的，反着刻章，印在纸上才是正的，这挺好玩，他学刻字却不是因为好玩，篆刻是中华国粹，他喜欢。日本人逼台湾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不服，学篆刻也是反抗。 母亲眼尖，看到父亲身上大衣掉了一个扣子。 “钱少爷把大衣给我。” 父亲把大衣脱下来。原来不只是掉扣子，是没扣子了，他这件大衣有五个扣子，掉了两个，其中一个不见了，一个还连着根线，挂在扣眼上。 母亲说：“少爷这种扣子不好找。” 母亲跑到房间里找旧扣子。少爷的衣服是从台湾穿来的，扣子的模样跟漳州这边不大一样，母亲翻箱倒柜，拿着那件衣服比画，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 “不如都换了吧。”她说。 “随便找一个缝上去就可以。” 母亲认为不行。钱少爷是读书人，出门一件衣服两种扣子，人家看了会笑话。 母亲把那件衣服的扣子全部换了，缝得特别结实。 “钱少爷不要客气，以后要做什么只管说。”母亲说。 台湾仔感慨：“我看你很不容易。” 钱少爷虽是外人，东家的事都看在眼里。母亲小小年纪，里里外外忙碌，管大的顾小的，做重的干苦的，比丫鬟、佣人还忙，却拿不到一分钱。吃的是粗粮，穿的是旧衣，只能当牛做马，不能读书识字，童养媳真不好做。 “这是命。”母亲说，“人都有命。” 少爷说人可以与命相搏。如果只能认命，他得乖乖待在台湾任日本人欺压。这种命不认也罢，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那以后彼此熟悉，不时交谈。父亲告诉母亲清政府割台辱国，现在换了民国政府，军阀争权夺利，官僚贪污腐化，依然只会内欺百姓，不能外争国权。统治者害怕日本人，不顾台湾同胞疾苦，台湾流亡人员在大陆从事反日活动，官府极力压制，唯恐惹恼日本人，军阀官僚跟前清一样卖国。所以台湾那边日本殖民当局要推翻，这边卖国政府也该推翻，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就是中国人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会有一个伟大中华、一个美好人间诞生于世。 母亲成了钱少爷的听众，台湾仔讲的那些事对她很陌生，许多言辞她根本听不懂，如闽南土话所称，叫“鸭子听雷”。她没读过书，只是个童养媳，她的世界非常狭窄，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无论听懂听不懂，她这只土鸭子就是喜欢听雷声。钱少爷的话让她听来新鲜，特别是这个年轻人愿意对她说话，把她当做革命宣传对象，翻来覆去讲解，不厌其烦，视童养媳为知音，让她倍觉愉快。 阿婆发现情况，意识到危险。她把母亲叫到房间训斥，不许母亲再与台湾仔来往。母亲争辩自己清白，与钱少爷间什么事都没有，让阿婆打了巴掌。阿婆把母亲锁在房间，逼她思过认错，整整关了三天三夜。母亲不服，三天三夜里以泪洗面，不吭不声，不吃不喝，与阿婆较劲，绝不服输。大舅知道母亲性子刚烈，怕出意外，求阿婆手下留情，这才不了了之，把她放出来。 二十几年后，母亲自己的大女儿回到厦门辞行，准备投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凌晨时母亲拿一把大锁把女儿锁在房间里，关了三天三夜，阻拦了她的北上之路，改变了她的命运。追根溯源，原来不是母亲自己的发明，是她从阿婆那里贩来的，只不过掉了个方向，原先她是被锁在房间里的那个，后来她变成把人锁起来的那个。 母亲被放出来时，钱少爷已经离开，房间被收回，不再租给他了，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钱少爷知道母亲每天清晨都要早早起身，到小河边倒夜尿，刷洗全家人的马桶，几天后他特意挑天蒙蒙亮时跑到小河边跟母亲说话，告诉她自己搬了新地方，离这里不远。他们借了一个旧祠堂，办了一所夜校，母亲想识字，想知道世间的道理，可以上他们的夜校，夜校给学员备了纸和笔，不要钱。 “你来吧。”他诚恳相邀。 “只怕阿婆不让。” “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母亲偷偷跑去夜校上课，说是去读书识字，不如说是去听钱少爷说话。她没敢让阿婆知道，也不像其它学员天天上课，只能找机会偷空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管如此小心，阿婆还是发现了状况，她非常不安，决定让大舅和母亲即刻圆房。 大舅说：“迟一点吧。” 第80页 那时家人还在为老祖母守孝，大舅的父亲中风还未好转，不能下地。时局动盪，家中生意很不景气，大舅是家中长子，年纪还轻，经验不足，让生意上的事情搞得焦心，艰难维持，非常吃力，没有心思操办婚事。 阿婆嘆气道：“只怕再拖人就没了。” 不久出了事情：夜校发生暗杀大案，枪手把正在开会的几个年轻人堵在屋里，拿枪乱射，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屋。外间传言兇手为日本浪人，用暗杀警告流亡台湾青年不要从事反日活动。官府与日本人勾结，暗中提供了支持。 邻居家有个女孩跟母亲关系好，经常一起去夜校上课，女孩听说夜校出事，钱少爷中枪，跑来告诉母亲。当时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准备给家人做晚饭，一听消息有如巨雷轰顶。听说钱少爷给送进教会医院，母亲一声不吭，当即把灶脸里的柴火抽出来，拿水浇灭火苗，丢下火钳，拉起女孩就跑。 她在医院见到钱少爷，他脑门上中了一枪，虽还有气，却已不省人事，医生断定过不了当夜。钱少爷是台湾流亡客，在漳州没有亲属，几个要好朋友一起遭难，或死或伤或逃，少爷浑身是血躺到医院等死之际，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母亲在病床边放声大哭，不忍心钱少爷如此孤单离去。她让女伴回家说一声，自己留下来陪伴，为钱少爷送行。女伴回去报信，马上又跑了回来，传话说阿婆让母亲立刻回家，钱少爷非亲非故，是死是活与周家人无关，不要在医院丢人现眼。 母亲不吭声，一动不动。 她守了一夜。天亮之后钱少爷没有死，倒是另一位伤势较轻的年轻人走了。又过了一夜，钱少爷从昏迷中甦醒，死而復生。 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一个月后离开医院。期间阿婆屡次派人传话，逼母亲回家。阿婆说了重话，如果母亲不听，那就永远不要回去。待到钱少爷裹着一头纱布出院时，母亲已经无家可归。 钱少爷说：“跟我走。” 从此钱少爷成了母亲的丈夫，我们的父亲。 他们搬到厦门，在乡下租房子住，生下了大哥和大姐。父亲到厦后参加秘密组织，开始神出鬼没，时常离家外出，一走十天半月，养家餬口重担尽归母亲。漳州老家那边，大舅的父母相继过世，大舅娶了舅妈。大舅人好，听说母亲在厦门生活艰难，一再过来探望，带着米和钱接济，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 1923年初，父亲从厦门去广州，母亲带着大哥大姐举家随往，那时候母亲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被派到广州从事工运。我们家在广州郊外一处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母亲在那里生了二哥钱海宁。当年夏天，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回台湾奔丧，行前又把家人带回厦门，搬进渔港这座木屋，房子是父亲认识的一个台湾人租给他的，当时很破，下雨天到处漏水。奔丧本不需要太长时间，却不料父亲一去难归，只从台湾寄过几次钱，来过几封家信。母亲独自在厦门支撑一家，咬紧牙关洗衣谋生，供一家人维持生活。一年多后父亲回来，母亲才知道原来他一回台湾就坐了监狱，日本人始终没忘记当年参与反日逃亡大陆的钱少爷。父亲在狱中患病，那边的家人设法让他出狱就医，他寻机逃回了大陆。 父亲归来时，恰当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发展，他奔走在广东、福建，秘密建立组织，联络台湾流亡青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奉调去了武汉。1927年，上海、武汉相继发生政变，国共分裂，共产党惨遭镇压，父亲逃过捕杀，于当年年底从武汉潜回厦门，我们家的木屋成了厦门地下组织一个秘密据点。来年春天，军警突然包围我家，冲进屋里搜查，万幸的是父亲当时外出，没被捕获。家人却遭了大灾：母亲即将临产，被军警捕进了监狱。 这就是我生于监狱的缘故。我出生在我们家最艰难最悽惨的时候，父亲逃避追杀，不知去向。母亲在监狱里不断过堂受审，一问三不知，饱受折磨。我们所居木屋作为“共党据点”受查封，大哥大姐和二哥被赶出家门，流浪于厦门城乡。我在监狱里出世，死而復生不久，母亲被取保释放——她对父亲的秘密活动确实知之不多，无法提供当局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她没有用，终于放人。母亲抱着我回到渔港，我们家的木屋门外还贴着封条，母亲不管不顾，撕了封条，自行登堂入室。以后几天，她抱着我在厦门街头四处询问，终于在乡下一间破庙找回大哥他们三个孩子，领回木屋，我们家的生活在那里重新开始。我们所居木屋容我们一家人栖身，它却不是我们的房子，多少年来，母亲一直担心房子的主人突然露面，让我们把所欠租金缴齐，即刻走人，那样的话我们真不知该往哪去。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住着，始终没人上门干涉，不知为什么。也许房子的主人把自己的这份产业遗忘了？或者已经不在人世？ 我们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从香港寄来，是父亲的信，他还活着。一年多后风声稍平，父亲从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里，不时召集秘密会议。很快我们家受到注意，父亲接报再次匆匆离开，大哥用自行车把他送到码头，看着他上船去上海，这是我们家人与他见的最后一面。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去上海不久就于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乡台湾，第二次进入日本人的监狱，后来就在那里失去踪迹。 第81页 这是我们家的故事。有这样一个父亲，才会有我们这些儿女，我们家的人相继走上同一条道路，可以从父亲那里找到根源。但是我本该是个例外，我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母亲出于自家惨痛过往和对女儿的关爱，禁止我参与政治活动。我的兄长大姐都要我好好读书，不问其它，他们自己可以赴汤蹈火，却不愿意自家澳妹去经歷他们的危险。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我从小爱哭，心软，他们不想看我哭泣，我应当笑靥如花。 我为什么终究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大势所趋，或者因为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自己生于国民党的监狱，一落地就是小囚犯，如此便与生俱来，註定了我将何去何从？家人对我的限制禁止一直让我不服气，凭什么他们可以做的，我却不行？是不是正因为这种阻拦和不服气，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想来好像也不尽是。 我自己作了选择。大一时我们住新生院，在鼓浪屿。班上有一位女生跟我谈得来，我们一起出墙报，参加学生集会，谈论时政，针砭弊端，无话不说。有一天这位女生塞了一本书给我，交代别让人看到，是一本《新民主主义论》。 她问我，书上的道理对不对？我表示拥护。她想带着我去见一个人，是“那边”的人，问我愿意吗？我顿时想起我们家那些故事。 我说：“我愿意。” 她领我见了老江，一段时间后我被发展入党。 地下工作情况特殊，一些党的上级组织分别派员开闢白区工作，形成了不同的地下组织系统，由各自上级领导。老江本是厦门侨师老师，侨师学生运动活跃，地下党力量很强，老江通过一些渠道，把组织发展到我们学校，把我吸收进去。我们与三哥他们各归一支，分属不同系统，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不能有横向的关系。但是大家同属一个党，有着共同的目标，面对共同的敌人，关键时刻，应当互相协助与支持。 我把孙力的小册子退还给他，却依然会与他们共涉危险，义无反顾。 老江给我们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找了另外的任务。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血手”出现 出发之前我告诉孙力：“我得跟阿姆说一声。” 孙力反对：“危险。只怕万一。” 我坚持冒险回家。我是母亲的小女儿，我要是一声不吭突然不见了，母亲会为我提心弔胆，会非常伤心。我的兄长大姐可以不辞而别，我做不来，不忍心。 孙力很生气：“你这样搞什么革命？” “难道我反革命？” 他没办法。严格说他不能命令我，我不是他的下级，我是在帮助他们。 我让三轮车停在巷口，让孙力在车上等，自己下车步行，步子不快，眼睛左看右看，没有发现异常。我们家的木屋大门紧闭，五脚距空空荡荡，几个邻居小男孩在坑洼不平的小巷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唤。我不知道这是平安无事，或者只因为自己失察。我心里很紧张，几乎没有经验，不像那些老资格地下党员能够及时发现可疑迹象。 我鼓起勇气打门。 “谁啊？” 是小男孩细细的嗓音。亚明比我强，能牢记外婆教导，必先问再开门。 “是我，亚明。” 他飞快开门，扭头往里屋跑：“阿婆，小姨回家了！” 我走进家门，有人在厅里问：“是澳妹？” 竟是颜俊杰。 几天前宪兵和便衣搜查我们家，柯子炎提到颜俊杰当了联络官，从台北来到厦门，住在要塞司令部。柯子炎走后，母亲要我找个时间去看看颜俊杰，却不料我还没去，颜哥自己上门来了，恰在我回家要跟母亲告辞的时候。 他一身便衣，独自前来，带了大包食物，其中有罐头、美国炼乳和牛肉干。 “东西备着，到时候恐怕得用。”他说。 “到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很明白。战局发展迅速，解放军势如破竹，前锋已经进入闽北。如此下去不要多久，战火就将在厦门燃起，到时候生活物资肯定紧张，颜俊杰是为我们未雨绸缪。 我问：“颜哥怎么又回厦门？” “不喜欢我回来？” 我笑：“颜哥回来当然好。” 他说他不喜欢待在台北。知道厦门这里会有一仗，他不放心。 “阿勇托我关照你们。”他说，“要是失约，九泉之下他会怨我。” 母亲眼泪落了下来。 颜俊杰问我近来如何，我告诉他学校提前放假，我们忙着准备考试。他让我赶紧考，考完后回家守着母亲和亚明，不要到外边去，很危险。 “会吗？” 母亲骂：“澳妹掉了魂啦。” 颜俊杰住在要塞司令部，要塞司令是他老友，那里方便，他向老友要了个房子，设他的联络官办公处。他要我到要塞司令部找他，他带我去军官食堂吃饭，那里伙食不错，不像学校寡油少盐。眼下好东西都给弄到兵营里了，没事的话，我可以天天到他那里吃饭，也给母亲和亚明带吃的回来。 第82页 “还能拿呀？” 母亲看着我，满腹狐疑。 颜俊杰有公干，不一会儿起身离开。还好他走了，他如果没事继续坐下去说话岂不糟糕，孙力他们还在外头等我呢。 颜俊杰一走，母亲就盯着我：“鬼打着了？” 她起疑心，因为我跟颜哥说话时心不在焉。她追问我不在学校读书，跑回家做什么。我告诉她是回家拿件衣服，班里同学要到野外採集，晚上住同安，只怕凉。 “不是要考试吗？” “我们生物学系考笔试，也考採集。” 母亲不识字，不知道大学怎么回事，但是她本能地不放心。 “厦门没有虫子抓吗？”她问。 “是生物採集，不是抓虫子。” 我上楼拿衣服，母亲追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顺利的话一两天就回来了，如果没回来，那就是没考完，阿姆不必操心，迟几天考完了，立刻就会回家。 她脸色一下子变了，跑过去“哐”地关上房间门：“你到底为什么！” 我急了，在屋子里跳脚：“阿姆！” 母亲逼我说实话。眼下兵荒马乱，厦门岛上到处大兵，都说共军还没有到，岛外已经遍地“土共”。这种时候为什么离开厦门？找死吗？有什么事不许瞒她，乖乖说，她绝对不让我不明不白离开家门。 我急得失声哭泣：“阿姆害我啊！” “到底为什么？” 我咬定没有其它，就是野外採集，考试。 母亲说：“骗不了我。” “阿姆怕我去投共？” “你敢！” 我说我们家的人都敢，只有我不敢。如果我想投共，在厦门就做得到，不必跑到外边。如果真要到外边投共，我拔腿就走，绝不回家跟阿姆费舌头。如果我要投共，哪怕阿姆把我关起来，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不可能关我一辈子，哪一天放我出去，我还照样跑去投共。 “你找死啊！” 大门突然被人砰砰打响：“钱玉凤！钱玉凤迟到了！” 母亲放下我，走过去打开大门，外边站着一个同学，肩上扛着一支採集杆。这个人不是我的同学，是孙力他们系的，膳食委员会学生代表，负责监督採买。他从伙房借一辆拉米拉菜的三轮车，送我和孙力离校。我回家看母亲，拖了这么长时间，迟迟不出门，孙力坐立不安，他不能出面，因为母亲认识他，于是派这位同学前来察看究竟。为保险起见，孙力让他把採集杆扛过来，这把採集杆放在三轮车上，是我们离开学校的掩护物。 母亲看到採集杆，愣了一下：“真是去抓虫子？” 我大叫：“不是！我们去投……” 母亲大喝：“乱说！” 她怕我的嚷嚷让人听到，惹出麻烦。其实我只是吓她，哪里会公然宣布自己去“投共”。我被那支採集杆救了，母亲终于不再阻挠，放我离开家门。我做气唿唿状，头也不回快步而去，母亲在我身后喊了一句：“澳妹早点回家！阿姆等你！” 她语音里充满了焦虑、不安与无奈，我的眼泪哗啦一下落了下来。 我不知道此刻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母亲。 我们上了那辆三轮车，同学拉着我和孙力，匆匆赶往码头。三轮车上有我们的简单行李，以及一个藤箱子，箱子是细藤条编织，结实坚固，闪着桐油的光泽。 这个藤箱挺沉，里边装着我们外出採集、化验需要的仪器。所谓的仪器其实就是孙力从我们家水井里钩出来的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带出厦门。这部电台穿越海峡波浪，从台湾来到厦门，三哥为它歷险，大姐因它牺牲，大哥追查其下落，姐夫破解其谜团，现在要由我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几天前孙力跑到我家，下井找到电台，宪兵突然上门，孙力把电台又藏回井下。前天清晨母亲出门买菜，孙力和一个同伴按事先约定早早守在我们家近侧，母亲一走，我就把孙力放进家门，自己站在大门口给他看风放哨。转眼间孙力从水井里把电台再钩出来，装进一只竹筐搬出我家，放在门外三轮车上，跟我道别，匆匆离去。 那时孙力交代：“你三哥让你一起走。” “去哪里？” “你想去的地方。等我通知。” 我满心忐忑，又满心期待。我知道他说的是去哪里。 今天上午我们终于出发，有一批同学同行，大家各自行动，分头离校，于码头会合，上了开往海澄的小客轮。有位女生坐在我的座位边，她给我递来一把花伞，还有一个包，包里有一件花衣服和一双高跟鞋。 我很诧异。 孙力小声道：“穿上。” “为什么？” “包里有证件。” 那只藤箱被塞在我的座位底下。 客轮开航前，水警进船舱检查，查证件，也查可疑行李。水警走到面前时，我吓得手脚冰凉。我装作看报纸，强忍着紧张，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式套子，头也不抬就递过去。那套子里装着他们为我准备的证件，是一本护照，国民政府驻印度尼西亚总领事馆发给的归国华侨护照，护照照片里的姑娘跟我有点像。水警从套子里抽出证件，只抽一半，看了看就递还给我。 第83页 “侨生？” 我点点头。水警没有查我座位下的藤箱。 客轮开航，中午靠岸海澄码头，这个码头盘查很严，警察把守在出口处，查旅客也查行李。有几个挑夫跳上船抢搬行李，孙力指指藤箱，一个挑夫扛上就走，我追在后边连叫小心。挑夫在我前边大步往前跑，警察拦住他，他朝后边一指，说是“番客妹”的“对象”，也就是海外归侨姑娘的东西。警察转眼看我，挑夫趁机钻出门去。 东西躲过检查，我们顺利出了码头。 当时已经过午，大家都饿了，孙力领我们进了街边一家小饭馆，让店主给大家各煮一碗面。孙力交代我们赶紧吃，等他，自己转身离开。他是负责人，得先去接头。 他一走就出事了。 我们埋头吃面。坐了一上午船，一路紧张，感觉特别饿，店家把面端上来，大家一人一碗只顾吃。我的座位靠里，面对窗子，窗外就是街道，吃着吃着感觉热，我停了筷子，抬头看了一眼，突然就呆住了。 窗子边站着个人，目不转睛看着我。 这是个矮胖子，着便衣，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是特务组长刘树木。 我知道大事不好，当时整个人慌了。 刘树木离开窗子，抬脚从门口走进小饭馆。他一进门我更慌了：原来不止他一个，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这人我没见过，可能是本地警察，穿黑色警服，瘦高个儿，小脸，一顶帽子几乎盖住半个头，看上去还很年轻。 “都是什么人？干什么？”刘树木看着我发问。 桌边的同学一起放下碗，大家面面相觑。 “说。”刘树木追问。 瘦警察站在他身后，手按在腰间枪套上，木偶般一声不响。 一个男生回答：“我们从厦门来。” “你住嘴。” 刘树木不让别人回答，指着要我说。我强压紧张回答，说这屋里都是厦大学生，到海澄没什么事，找同学玩。 “假话。” 他命令我们站起来。我们互相看看，一起站起身。 我们的行李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放在邻桌椅子上。藤条箱比较显眼，我们把它藏在饭桌下，大家围着饭桌，十几条腿一遮，谁也看不见。 现在他们看见了。 “桌子下是什么？” “东西。”我说。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想哭。这时候哭不顶用，不哭又能怎么办？身边几个同学跟我差不多，都不知如何是好。 街道上突然响起枪声，就在近处，砰砰两枪，然后又是两枪。熙熙攘攘的街道顿时大乱，有人尖叫，有人没命狂奔。一个挑担汉子把担子丢在路旁，一头撞进小饭馆躲避。里边的刘树木和年轻警察也慌了手脚，暂时丢开我们，一起拔枪窜出大门。 我们几个同学抓起自己的行李，走也不得，不走也不得。突然而来的枪声和混乱给我们提供了摆脱特务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机会逃出小饭馆。但是孙力还没有回来，离开时他交代我们在这里等，我们不能和他失散。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接头，不等到他我们无处落脚，无处可去。 勐然地，砰砰又是两枪，然后乒桌球乓响成一串，枪声震耳欲聋，在我们身边持续轰响。我们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几个同学浑身发颤，像是被子弹击中一般。突然有一个人冲进小饭馆，大喝一声：“快走！” 是孙力。 男生们抓起行李，抬起藤箱跑出小饭馆。我和另一个女生没拿东西，跟着跑了出去。我在小饭馆外突然吓了一跳，脑子里“轰”的一下，不禁停住脚步，呆立不动。 地上躺着那个瘦高个年轻警察，他的帽子丢在一旁，喉咙中了一枪，血从伤口喷出，流淌一地，看模样已经死了。刘树木则跑得不知去向。 我见过死人，却没像眼下这么突然，活生生一个人，转眼躺在地上，乍一看到，只觉毛骨悚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惊讶，还有不忍。我在死者身边呆立几秒钟，死者大睁两眼，翻着眼白，好像是盯着我。我下意识地俯下身，抬手在他眼皮上摸了一下，他合上了眼睛。 一个人从旁边窜出来，一把将我揪住。 “傻瓜！” 我一脸茫然：“三哥？” “快走！” 他拉着我钻进旁边一条巷子。我们进了巷子后部一幢两层民居，穿过民居的厅堂天井直到后门，再从那里窜进另一条小巷。几分钟后我们到了江边，那儿靠着条小船。三哥把我推上船，我们迅即离开。 “孙力呢？”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三哥说：“死了。” “什么！” “骗你的。” 他告诉我孙力他们在另一条船上，已经先走了。他问我，刚才是不是特别害怕？大家都拼命往前跑，怎么我会站着不动，看地上的死人？太危险了。他们冒险开枪引开敌人，让我们可以趁机逃脱，时间非常紧张，稍迟一点，大队警察和特务会马上包抄过来，我在那里发呆简直就是自己送死。 我不知如何回答，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算了算了。”他学我，“呜呜。” 第84页 “臭三哥！” 他不再责备，转而安慰，说我让死警察吓住也不奇怪，“乖女流鼻水”，女孩子头一回嘛，没什么。他们有个新兵，也是大学生，头一次上阵，枪一响还尿裤子呢。经过几场就不一样，人家现在已经是个班长。 “我不是！”我抗议。 他笑：“不是‘流鼻水’，是‘善又水’。” 他夸奖我把电台找到，带出来，立了大功劳。我说不是我，是孙力他们干的。 三哥让我不要不好意思，这里边有我一份。解放军已经打到福建，此刻把电合送上山正是时候，有如雪中送炭。 我没有感到轻松，心里还在为刚才的情形后怕。我问三哥，特务刘树木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从厦门尾随而来？柯子炎是不是也跟着我们？要抓我？ 三哥说：“他们是跟我。” 三哥的敌工队与柯子炎的行动组打来打去，柯子炎调动周边特务和警察，发动了几次围捕，想抓住三哥，都没有成功。几天前双方在集美附近短兵相接，打了一场，战斗中柯子炎的特务一死一伤，三哥这边有个战士重伤被俘。被俘战士遭到刑讯，坚持不招，“血手”柯子炎下令用匕首割喉，战士被害于刑室。三哥他们与柯子炎对打，在同安、集美一带频繁露面，动作很多，昨天晚间他们突然隐身，潜到了海澄，为了今天接我们和电台。柯子炎他们急于找到三哥踪迹，分头在九龙江沿岸几个渡口搜查打探，刘树木因此到了海澄。 “如果来的是柯子炎，可没那么简单。”三哥说。 “打死他？” “我要活的。” 我把特务到我们家搜查的情况告诉三哥，问他是不是姐夫出事了。三哥说姐夫从游击区匆匆返回台湾后，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安排姐夫和部分人员分批撤回大陆，撤退人员大多顺利到达闽南游击区，姐夫最后走，本来应该到了，但是始终不见，这边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台湾那边也没有。特务到处搜查他，可见也没有落入敌手。 “我们还在找他。”三哥说。 我问三哥我怎么办。他让我跟他上山去，游击队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可以吗？没报告上级。” 他有些不高兴：“孙力说了。” 他责备我不听话，小小年纪，头脑发热，不知道有多危险，冒冒失失跟上个人就走了。不只是自己危险，也得想想母亲，没想过母亲会担惊受怕吗？ 我抢白他：“现在你知道了。当初怎么不知道？” 他辩解，说他离家时间越久，越觉得对母亲心存愧疚。原想母亲身边还有大姐澳妹，不要紧，胜利以后他再去尽孝吧。没想到大姐先走了，大哥也走上同一条路。所以他想尽量让我避开风险，等将来胜利了，安全了，那时再让我参加。 “你倒是不吭不声跟上别人。”他不满，“到底为什么？” 按三哥的意思，我要是真想参加进来，该跟他先说，听他安排，比较可靠安全。但是我之所以自行其是，就因为不可能。在他们眼里澳妹永远是澳妹，属于“妇孺老小”一类，小时候可以获准跟在他们屁股后边玩儿，杀头掉脑袋的事可不让我跟。 我抱怨他：“跟你说管啥用？你们都当我是小孩。” 他说：“算了，已经到了这里，不必马后炮。” 他问我具体情况，谁是我的上级？组织如何发展，目前怎么行动？他是我三哥，问这些更多地出于关心，我却不能多说，因为是组织机密，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随便透露，哪怕对自己的三哥。我能讲的就是眼前一些事情，我告诉他我所在的组织是从厦门侨师发展过来的，最近我们活动很困难，我的上级已经暴露，敌人在抓他。几天前我们开会，宪兵押着一个被捕的年轻人查他，我们几个人被堵在房间里，还好年轻人装作不认识，没有指认人。事后上级决定我们先隐蔽，暂时停止活动，下一段的行动视情况发展再通知。而后我们与他失去联繫。 “上级断了，我自己给自己找任务。” “你急什么。”三哥瞪眼睛，“澳妹的任务是将来。” 三哥他们遇到的情况与我们一样，毛森指挥厦门军警特务垂死挣扎，全力镇压地下党活动，形势非常紧张。三哥他们领导决定留下一批隐蔽较好的人员坚持工作，其余的特别是可能已经暴露的人员则尽快撤出，进山参加游击队，加强游击斗争，也保存、锻鍊干部，迎接解放。近日里有一批批地下党人员，特别是青年学生离开厦门，包括今天我们这批。尽管我不属于三哥他们系统，由于参与了地下活动，三哥考虑我的安全，要孙力把我也带走，一起上游击区去。 “只是不忍心阿姆。”他说。 不禁我又落泪。 母亲真是命苦，生我们这些儿女，一个个不能尽孝，反让她担忧。大哥大姐牺牲，姐夫下落不明，二哥离家多年，原先还有我跟母亲做伴，现在我也走了，三哥让我护送电台离开厦门，他最放不下的就是母亲会担心、难过。但是没有办法、此刻让我离开对我对母亲都好。母亲养育了一窝地下党，她自己不是，虽有柯子炎威胁，不至于出太大问题。我在厦门活动，倒可能牵连她陷入危险，因此不如撤出来。还好胜利在望，不要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第85页 跟三哥上山去游击队根据地，到自己人的地方去工作，我非常嚮往，问题是我没办法向老江报告请示。解放大军进军福建，三哥他们非常需要电台，帮助他们找到并送出电台，虽然不是老江交给我的任务，却是迎接解放的大事，这个任务我应当完成。如果老江未受特务追捕隐蔽起来，我找到他汇报，他应当也会批准。但是现在电台已经安全送达，如果我还留在游击队，一旦老江有任务，却无处找我，以后我怎么说明？ “胜利后我们帮你说清楚。”三哥说。 “我是不是该回厦门呢？” 三哥眼睛一瞪：“送死吗？” 我已经离开险地，三哥不会让我重归虎穴去面对杀人魔王毛森和特务柯子炎。胜利后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在此之前由他们给我安排工作，解放后再将具体情况报告上级，上级会核实清楚并为我作出结论。 “臭澳妹在山上老实待着，别总想什么任务，将来有的是。”他说。 “臭三哥。” 我们家孩子里，三哥与我年龄最接近，只比我大四岁，小时候我总跟在他屁股后边玩。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同，长兄如父，大姐则有如另一个母亲，只有三哥完全就是哥哥的角色。我童年和少年期间他经常带我，他喜欢逗我，其实很会照顾我，我喜欢跟他斗嘴，其实很依赖他。此刻跟着三哥，我感觉特别踏实。 我们踏上上山之路。 这是我第二次跟三哥上山。上一次为了找姐夫吴春河，我们走山路，这一次走水路，顺大溪，转小溪，直到一个小码头弃船步行。我认出了这条路。 “到黄狮坑？”我问。 三哥表扬：“澳妹眼睛大，认得路。” 黄狮坑是游击区的门户，进山有几条路，最后都要到这里会合。 孙力他们在集中地点等候，这个集中地点我熟悉，就在易太太的大庄园。见面时孙力松了口气，他埋怨：“你搞什么？” 海澄街上遇险时，他们逃出小饭馆，拼命往前跑，转进一条小巷，这才突然发现我没有跟上。孙力着急，打算返回找人，接应人员当即制止，说队长命令以最快速度离开，不许片刻耽误，应急情况队长自有处置。他们上船离开，一路为我担忧，在黄狮坑见面才放下心。孙力很奇怪，问我当时怎么没跟上，到哪儿干什么去了。 三哥反批评孙力：“把人丢了，你还敢问？” 易太太听说三哥来了，特地前来看望。她一眼认出我。 “这不是小钱兄弟的小妹吗？”她问。 三哥说：“易太太好记性。” 易太太开玩笑：“小姑娘不错，给我吧。” 三哥也开玩笑：“行啊，跟你学双枪。” 易太太倒认起真来，提起姐夫吴春河，说当初误会了，逮住吴先生，打个半死，拖出去砍了。还好人家命大，活了过来，才知道是共产党，还是小钱兄弟的姐夫，真不好意思。小钱队长不计较的话，把妹妹留在这里，保证好好款待，补一补歉疚。 孙力赶紧插嘴：“易太太另外挑一个吧，她不行。” 易太太奇怪，问孙力为什么。孙力批评说，别看是大学生，其实就是个小女孩，不高兴了，动不动就哭，哭声特别大，比得上易太太的枪响。 孙力不是嫌我，其实是想帮忙。他那么说让易太太觉得有趣。 “我喜欢听人哭。”她笑。 三哥说：“我们给易太太另外找一个，保证不输她。” 第二天我们进山，到了地委机关。几天后三哥领着我和另一个女孩回到黄狮坑，住进了易太太的大宅子。 这是他们领导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我们两位刚进山的女学生作为游击队与易太太的联络员驻于黄狮坑，任务就是做易太太的工作，她是我们的统战对象。领导把我们派来是应易太太的要求，易太太点了名，要的就是我。 “就这样，你先干吧。”三哥说，“有我，别怕。” 我心里忐忑，嘴上却说不要紧，我不怕。 三哥交代说，遇事不要哭，要笑，澳妹笑靥如花。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惊天消息 易太太是个地方实力人物，她本姓陈，名叫陈珍珠，当地人没有谁敢当面用这个名字叫她，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管她叫易太太。 易太太的丈夫叫易镇坤，人称易司令，曾是“民军”重要人物，远近知名。所谓“民军”是早年本地地方武装的名称，其性质介于地方军队与土匪之间。易镇坤是黄狮坑人，生于贫困人家，幼时潦倒，十八岁离家投军，在一个军阀手下当兵，一直干到连长。他的部队在军阀争斗中落败，易从连队里拉出十几个人，跑回黄狮坑一带山间，收编当地几股土匪武装，组成一支队伍，号称“民军”，自立门户，占山为王，派捐派款，设卡收税。易军具有相当实力，所活动区域天高皇帝远，当局力不能及，无奈他何。十数年里易的“民军”逐渐发展，鼎盛时期拥有千余武装，控制了三县交界区域大片山地，十几座集镇。易镇坤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座庄园，高墙大宅，建成“口”字形，四边建房，上下两层，百余房间，既是家宅，又是营房，遇强敌时把大门一关，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土围子，里边有井，备有充足粮草，可以抵挡多时。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给了易镇坤一个部队番号，让他率部守土抗日，那以后易镇坤就成了易司令。抗战胜利后，易以当地保安司令名义继续据守于黄狮坑一带。 第86页 有一年中秋，官亭镇镇长饶和贵嫁女儿，请易司令赏脸光临。饶和贵是易镇坤的老部下，起家时的结拜兄弟，饶当镇长由县政府委任，委任状却是易镇坤开口向县长要的，因为官亭位于山下，与黄狮坑唇齿相依，由饶和贵兄弟把门，易镇坤才能放心。饶镇长嫁女儿，易司令当然要贺，他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随从隆重驾到。酒宴中，饶和贵突然拔出手枪，当着众人的面，把易镇坤击毙于酒桌上。 易镇坤带去的随从早被饶和贵的人逼住，没有一个能够起身相救。 饶和贵宣布：“易镇坤通共谋反，本人奉上峰命令将其就地正法。” 事实上易镇坤并未通共，反是杀过共产党。抗战之前，黄狮坑附近曾经有一支红军游击队活动，易镇坤认为游击队抢地盘，在黄狮坑外围山间伏击过游击队，打死了十几个人。饶和贵给易镇坤戴红帽子只是找藉口，他枪杀易镇坤另有背景：易镇坤势力大，统治大片山地，地方当局一方面加以利用，一方面也视为大患。本地县长拉拢饶和贵，许诺除掉易镇坤后，把易的地盘都让给饶，饶和贵久居易镇坤之下，积累了很多不满，跟县长一拍即合。 易镇坤被杀次日，易太太陈珍珠带着儿子和几个丫鬟赶到官亭，在饶和贵宅子门外哭丧，请求饶和贵将易镇坤的尸体还她下葬。易太太声称自己女流之辈，不懂得男人间的争斗，只因夫妻一场，不忍心让丈夫死无着落，望饶镇长还她丈夫尸体，容她为丈夫举丧，她会自行携儿女离开，去娘家投奔孩子的外祖父。黄狮坑的庄园，易镇坤的旧部，她一概不要，全部交给饶镇长处置。 易太太上门哭丧，实为缺了脑筋，丈夫昨天被杀，今天岂不是自己送死？饶和贵的手下二话不说，将易太太一行扣押，同时报告饶和贵，询问如何处置。有人建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易太太母子一起杀了，以绝后患。饶和贵认为不妥，孤儿寡母，手无寸铁，上门求尸，如果一併杀掉，做得太绝，让人听了心寒，不利收拢易镇坤旧部。因此饶和贵放了易太太，给一辆牛车，加一口上等棺材，让他们拉回易镇坤的尸体。 几天后易太太为丈夫举丧。葬礼上易太太一声令下，有四个人被推出人群，跪倒于易镇坤的棺材前。随即枪响人亡，四个人被当场枪杀，尸体丢进易镇坤墓前的一个坑里埋掉。这四个人是易镇坤带到官亭镇赴宴的随从，他们坐视易司令被杀，今天以命相偿。易太太还让人拿薄木板草草钉了口棺材，抬到易镇坤的坟前，宣布这口棺材将留给饶和贵用，还饶镇长一个人情，总有一天她要把饶和贵装进去，让他为易司令偿命。哪一个敢跟饶和贵走，她就杀。 葬礼上的所有人都被易太太吓出一身冷汗。 易太太不是普通女流之辈。她的娘家在漳州近郊牛圩附近，父亲是个牛贩子，兼营宰牛。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堆女儿，她是老大，从小给父亲当下手，帮卖牛也帮宰牛。有一年她跟父亲到外边贩牛，途中被“民军”打劫，她拿着一把宰牛刀与人家的步枪对峙，差点被打死在山路上。“民军”头目听说此女胆大，一时好奇，吩咐拉过来看看，只一眼就非常满意，决定收为太太。 这个“民军”头目就是易镇坤，他已经有一个老婆，陈珍珠是小老婆，姨太太。几年后易镇坤的大老婆因难产过世，姨太太递补为易太太。易太太进门后一向深居庄园内室，很少抛头露面，易镇坤身边人都知道这个太太跟司令学打双枪，最受司令之宠，却不太清楚她的厉害。直到易镇坤被杀，易太太出面料理后事，大家才大吃一惊。 易太太成了易镇坤部的新头领，“民军”改称为“自卫队”。饶和贵在山下听说陈珍珠给他准备棺材，放言杀他，勃然大怒，领着保安团直扑黄狮坑。易太太不躲不跑，把她的人撤进庄园固守，双方对峙半个月，饶和贵久攻不下，只好暂时撤兵。 而后易太太准备了几担枪枝弹药做见面礼，带着几个人由嚮导领路进入内山，找到了共产党游击队。 她说：“饶和贵诬我丈夫通共，我今天就来通共。” 易太太主动靠拢地下党，因为她发觉共产党越来越成气候，北边解放军日益壮大，闽南“土共”也越剿越多。易太太与杀夫仇人饶和贵相争，饶和贵依靠县长和当局保安团，易太太与之相比势单力薄，需要为自己找盟友。她提出愿意接受领导，与游击队互相配合，共同对付当局“清剿”，地下党人员经过她控制区域，她保证提供帮助，确保安全，她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做，也请游击队能够容她。黄狮坑是进山门户，位置重要，易太太手上掌握着一支武装，她的配合可以为游击区建起一道屏障，她的力量也可以为游击队所用，因而游击队愿意接纳。 易太太“通共”不久，饶和贵带保安团进山“进剿”，游击队与易太太的自卫队合作迎战，把保安团一股人马诱到黄狮坑附近，设伏痛打。保安团死伤惨重，饶和贵身负重伤，用担架抬回官亭镇。当晚易太太命人连夜下山，用牛车将她早先准备的那口薄棺材拉到官亭，丢在饶家门外。两天后饶和贵不治身亡。 我随着三哥他们进山参加游击队，易太太开玩笑说要留我，当时大家都没当回事。几天后她专程派人到内山，向游击队领导正式提出要我去，领导和三哥他们都感到意外。他们分析情况，认为可能因为解放大军已经打进福建，不久就会席捲全省，易太太感觉有必要靠紧共产党，但是又怕丢掉地盘，把我这种刚上山的小姑娘要来当联络员，留在她身边，既能联络游击队，对她又不会有威胁。领导认为这个易太太可以争取，对我们有帮助，满足她的要求，把我派过去有利于做她的工作。小姑娘独当一面可以得到锻鍊，易太太也会千方百计保证我的安全。 第87页 但是三哥不放心，因为易太太那里情况比较复杂，不像游击队里，我没经验，只怕应付不了。三哥说我是女大学生，宝贝，将来会有大用，我的任务是将来，来日方长，易太太那里另外派人吧。但是偏偏人家点名要我，怎么办呢？领导徵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承担。我跟我的上级失去联繫，我得给自己找任务，现在我到了游击队，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不会就学吧。 于是我到了黄狮坑，领导特意多派一位姑娘一起执行任务，有事好有个商量。 易太太见到我们很开心，她开玩笑，说她使劲要我，是因为我长得“水”，她手下弟兄见了神魂颠倒，捨不得放我走，拼命鼓动她向游击队讨要。 “听说还没主，我给你说个媒吧？”她问。 我发窘，说眼下还不考虑。 “那行，啥时想要先跟我说。”她大包大揽，“不给别人家，我们家自己要。” 我就当她是开玩笑。 易太太还问我一个问题：“你们打算收编我的自卫队吗？” 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领导没说。” 她说收编不要紧，给个番号，她愿意当解放军。如果她当团长，她会要求不派别人，就让我这个小姑娘做政委。不要把她的队伍拆散，这些人都是子弟兵，只听她的，合在一起能打仗，分到别地方会出事。解放军来了，要她打哪里，她就去打哪里，打完了还让她的人回黄狮坑，这就行了。她和她手下都是故土难离。 我能感觉到她的惶惑，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到来，她心里并不踏实。 我在黄狮坑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易太太学习。领导给了我一书包学习材料，都属中共的基础知识，abc，其中一些书籍文件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读到，但是我还得充当小导师，辅导易太太学习，解疑释惑。这个工作挺困难，易太太粗通文墨，能识几个字，她对政治理论的兴趣很低，远逊于对腰间两把手枪的兴趣。或许也因为我讲不出名堂，她一学习就打哈欠，只嫌那些政治名词拗口，不好记。学不了几分钟她就不想学，要跟我聊天，她打听厦门马路上的汽车什么样子，大学生读什么书，还打听我的事情，家里几口人，都干些什么事。 我讲了大哥和大姐。她感嘆：“难怪啊。” 我不知其意。她解释：共产党怎么会成气候？就是因为有这些人。 但是她对我当共产党却不理解，问我为什么。厦门多好，马路上跑汽车，有书读有饭吃，为什么要钻到山沟里来顶枪子？当土匪是当土匪的人，造反是造反的人，我这样又嫩又软的小女孩不像是做这个的，为什么就做上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易太太给我们两个姑娘配枪，各一支驳壳。她领我们到村后山间练枪，让我们看她拿双手射击。她说一个女人要掌握住手下弟兄不容易，横下一条心，该狠要狠，枪要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镇得住。心太软，爱流鼻水，那可不成。 那一天我们从村后山练枪回来，从大门走进庄园，一声悽厉的惨叫突然从一旁屋子传出，叫声非常痛苦，我听得毛骨悚然。 易太太沉下脸：“什么鬼叫？” 跟在易太太身后的一个随从赶紧上前了解。回到后堂议事厅，林家团跑了过来。 “阿妗，没啥事。”他说。 林家团是易镇坤的外甥，管易太太叫阿妗，也就是舅妈。林家团很得舅妈信任，是她手下一个分队长。今天林家团带人巡查，在山口看到两个可疑人员，喝令接受检查时，其中一个拔腿逃跑，钻人林间走脱，另一个被逮住。逮住的人身上有支手枪，林家团亲自审讯，想搞清来龙去脉，此人问东说西，没有一句实话，所以上了刑。 “说了吗？”易太太问。 “快了。” 易太太摆手，不再过问。 当天易太太要问共产主义，那是个啥？怎么回事？谁发明的？她听来听去总不明白。我找了本小册子念给她听，她不让我念，要我说。我绞尽脑汁，尽我所能，把小册子上的文字翻译成本地话，尽量说得通俗一点。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解释说那是大家都努力干活，然后想吃肉就割肉，想吃菜就到菜园里摘。 “我要是想吃人呢？”她找碴子，“开枪就杀吗？” “那肯定不行。” 我说那时候的人跟现在的人已经不一样了，那里个个都是好人。 “好成什么样？”她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捉襟见肘之际情不自禁求助于母亲。我告诉易太太那里的好人应当“善又水”，里外都好，里边好心肠，心地善良，外头好模样，看着很美好。 她笑：“像小钱姑娘？” 我发窘：“我学习学习再跟易太太讲吧。” 她摆摆手让我走。 我从易太太房间出来，没有回我们住的房间，直接走向庄园前厅。 刚才给易太太讲共产主义没讲好，除了因为我自己研究不够，说不出所以然，还因为我心不在焉，精神没集中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前厅不住传出叫唤。林家团在前厅审嫌犯，上刑，打得挺凶，惨叫声一阵阵传来。易太太的庄园很大，四边长度都近百米，前厅与后厅相距很远，前厅的嘈杂声响通常传不到后头，有动静的话，得非常留意才能听到一点。今天不一样，坐在易太太身边，我的耳朵里不时听到前厅声响，若有若无，一阵一阵，持续不绝。也不知道今天受审的人特别会叫，或者是我心里不安，耳朵特别尖，听来听去总是那个惨叫。易太太庄园前厅一侧有几间审问室，他们审人是常有的事，当初我姐夫吴春河被他们误为保安团探子，刑讯中几乎被打死，就发生在那几间审讯室里。在那里受审的有时是外边抓到的可疑分子，有时是出了岔子的内部人员，无论内外，不老实说都要讨打，鬼哭狼嚎不稀罕，听来让人恐怖。我这人心软，看不得别人受罪，受刑者的惨叫让我听来非常难受。但是我无法多管，因为那是他们自卫队里的家务事。 第88页 这天我到底没有忍住，离开易太太那里，直接就往前厅走。走到半路，我确认不是自己不对，确实是今天这个犯人异常，他叫得特别悽惨。 我闯进审讯室，那里的场面惨不忍睹。犯人已经给林家团和他的两个手下打得不成人形，变成一团血肉吊在屋樑下，聋拉着脑袋，像是毫无知觉，看得我几乎昏倒。 林家团对我很客气：“钱姑娘什么事？” 我转眼不看犯人，免得自己控制不住。我问林家团这个人怎么了？死活不说？刚才不是说他快招了吗？ “阿妗让你来问吗？”林家团追问。 我不明确回答。 林家团看出究竟，他笑笑，让我出去，这里不好看，女孩子受不了的。犯人的事不必我操心，无论什么情况，他会直接向他阿妗禀报。 犯人忽然叫唤起来。 “让我见易太太。”他呻吟。 林家团大喝：“找死！” 两个审讯队员一起大喊：“打！” 我掉头走出来，没有片刻拖延，立刻跑到后厅求见易太太。 易太太很奇怪：“小钱姑娘什么事？” “他们快把他打死了！” “谁打谁啊？” 我说了审讯室里的犯人。易太太不以为然。 “这傢伙不是恶棍就是小偷。”她断言，“好人什么不能说？” 我说好人坏人都是人，人都只有一条命，打死就没有了。 “不老实说，打死也活该。” 我说不能这样。打死人不是共产主义。 “你们那个主义还没到嘛。” 我情不自禁喊：“易太太，这里有鬼！” 她吃了一惊。 我提到审讯室里那个人叫唤要见易太太，他怎么会知道易太太呢？林家团为什么不向易太太报告，一个劲让人往死里打？这里有问题。 易太太笑：“瞎说什么？我家外甥搞鬼？” 她让我不要嫌弃她外甥，人家林家团对我可是很有意思，当初就是林家团一再鼓动她向游击队要我来，她想给我做的媒就是做给她这个外甥。 “易太太先别说这个，那边人快死了！” “死就死了，急什么。” 我不知怎么说通她，心里一急，眼泪就掉了下来。 “易太太你不能这样！” 她看着我大笑：“果然爱哭。” 她站起身打算走掉，我禁不住放声大哭。 “哭什么！”她笑，“去看看。” 她带着我去了前厅。 犯人只剩下一口气，易太太看了那团血肉，并不显得吃惊。 “问出个啥？”她问林家团。 林家团看了我一眼：“还是不说。” 我非常惊讶，我只离开几分钟，犯人已经像个死人。他们真是往死里打。易太太命令把犯人的魂弄回来。林家团从墙边水桶里舀一勺水，泼到犯人的脸上。 犯人醒了。用尽浑身力气说了句话：“我找易太太。” 易太太问：“你是谁？” 他动着嘴唇，费尽力气说话。他自称陈平，来自台湾，有人交代他到黄狮坑找易太太，见了易太太才能说。 “这位就是易太太。”我说，“谁交代你找她？” 那人姓吴，老吴。 我一听愣了，当即追问：“吴春河吗？” 陈平看着我喘气，满眼疑问。 既然要到黄狮坑见易太太，为什么碰上自卫队就跑？他说跑的那个人他并不认识，是进山路上才碰上的。他向人家问路，那人领他走，遇到自卫队阻拦，那人拔腿逃跑，可能因为害怕。 林家团大喝：“假话！” 我不管林家团，当即转身对易太太说：“这可能是我们的人，情况要搞清楚，请易太太保证他安全。” 易太太问：“你担保？” 我说我可以担保。我马上通知上级派人前来核实。 林家团说：“钱姑娘不要上他的当！” 我不理他，只跟易太太说：“易太太，不能再像吴春河那次了。” 一提姐夫，易太太不再犹豫，即喝道：“放他下来。” 我让驻在黄狮坑的另一位姑娘立刻进山向上级报告，请易太太派两个人护送她。我自己留在庄园，守在陈平身边。陈平被抬出审讯室后昏迷不醒，易太太喊来一个土医生给他上药，我在一旁寸步不离。我感觉蹊跷：陈平身上带着支手枪，跟他一起进山的人跑了，两件事都不算太特别，为什么林家团要把他往死里打？我有疑问，只怕他们还不放过他，我守在这里他们做不了手脚。 半夜里陈平醒了。他说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他不仅带了一支手枪，还带了金条和大洋，都是他的祖产，带在身上以备急用。家人把财宝缝进一条腰带，让他扎在腰间，腰带被林家团搜身时搜走了。林家团向易太太报告时，没有半句提到腰带，他把陈平往死里打，显然不是为了从他嘴里问出什么，只为了把他打死。陈平一死，腰带里边的财物就是林家团的。我追问老吴是谁？吴春河吗？陈平反问：“你是谁？” 第89页 “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我说，“吴春河是我姐夫。” 他眼泪掉了下来：“命不该绝啊。” 他原本很疑惑，为什么他一提老吴，我就知道是吴春河？我告诉他其实我不知道，只因为吴春河失去音信，我们很着急，一直在找他，因此一听陈平从台湾来，由一位老吴介绍找易太太，不禁联想，试着一问，没想到对上了。 “他到底怎么样了？”我问。 “我也不知道。”陈平说。 陈平讲了他们从台南撤离的情况。姐夫吴春河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一向小心谨慎，从来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少不了应急计划。从台南出发前，姐夫交代，此行如果顺利，到大陆后一起进山，如果出了意外，大家自行上山，通过黄狮坑易太太联络地下党游击队。易太太误抓过吴春河，知道吴先生怎么回事，对他介绍过来的人会认真帮助。上船时姐夫让陈平跟他分开，各乘一条渔船，以防一起遇险。渔船队在澎湖遭遇巡逻艇时分散躲避，巡逻艇捨弃其它船只，追赶吴春河所乘渔船，方位靠北。陈平听到北侧海上的炮声，看到火光在远处闪耀成一片，心知不好。 陈平那条船逃过了灾祸，次日靠岸于晋江围头，他在那里下了船，等候了两天，吴春河无影无踪，无声无息。陈平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否则吴春河不会不按约定会合上山。陈平按应急方案单独行动，辗转来到黄狮坑。回想这一次撤退，陈平非常懊悔，如果他们没在台南多停留，按照原先的撤离计划及早离开，可能就躲过了海上的意外灾祸，姐夫可能已经跟他一起安抵游击区了。 “为什么临时改变计划？”我问。 “我跟老吴提起阿榕伯，老吴放不下，只怕从此错过。” “阿榕伯是谁？” “老吴说很可能是他岳父。” 我一时傻了：“不会吧！” “我也说不会那么巧。” “他俩在一条船上？” 不是，吴春河、陈平和老人三人各乘一条渔船，老人坐的船殿后。那条渔船的船老大是金门人，如果逃过巡逻艇追击，很可能驶到金门避险躲风头。 我大张嘴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次日下午，三哥带着一小队人，还有游击队的医生匆匆赶到黄狮坑。他们询问了陈平的情况，给他作了检查包扎，拿棉被把他包起来，放上一辆牛车送进内山。 三哥没有走，留在黄狮坑易太太的庄园里。 他夸奖：“亏得澳妹会流鼻水，这么聪明，陈平捡了条命。” 我顾不得跟他开玩笑，迫不及待，把姐夫和“阿榕伯”的情况告诉他。三哥跟我的最初反应几乎一模一样：“不会吧？” “陈平乱说吗？” 三哥凝神静气，思忖许久。他不相信姐夫会出事，这么多年里，姐夫歷过多少险？死过多少回？这次应当也一样。也许因为什么意外耽搁了，不要急，不要丧失希望。 “这个阿榕伯，我们阿爸呢？”我问。 要是真像陈平所言，我们失踪多年的父亲又有了踪迹，如柯子炎所言“觉醒”了，再一次死而復生现身于人间，可能就在金门，与我们近在咫尺。 三哥问：“天下事有这么巧吗？” “不是说‘凡事皆有可能’？” 以三哥的感觉，凡事皆有可能，这事恐怕不那么简单。父亲真的还活着？姐夫在台南找到的人真是他？他坐的渔船真的没出事到了金门？这都有待证实。 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因此我非常担心，要是特务知道父亲藏在金门，那可怎么办？柯子炎卖力追踪，声称要把父亲刻的印章拿大锤砸碎，冷酷“血手”于父亲似有私仇，恨恨不休，让他听到风声就坏了。 三哥说：“这个得防，任何人都不要说。” 三哥也让我平心静气，不抱幻想，免得日后失望。姐夫从台南带回一个老人，如果没有丧生大海，老人有可能落到金门，事情就这样，不必联想太多。 “他不是别人，是阿爸！” 三哥认为不一定。哪怕是又如何？我们的父亲早就似有若无，无论是死是活，销声匿迹这么多年，对家人来说早是不存在了，作为父亲倒是不要也罢。 “三哥不能这样。”我生气，“为了阿姆也该去找他。” “没听阿姆骂他死鬼？” 母亲谁不骂呢？我们这些孩子哪个没让她死骂？难道她真让我们去死？她骂父亲难道不一样？骂他也许是因为想他。父亲毕竟是父亲，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们，有了他我们家才算完整。这么多年他受难无数，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他，不能没有他。 三哥说：“乖女要流鼻水了。” 说服不了他，我心里一着急，眼泪真的掉了下来。他不当回事，问我哭什么？回头他去刻一个木偶给我玩，我可以管它叫阿爸。 门外突然传出报告声，敌工队里的战士跑来汇报：林家团跑了。 林家团从陈平的腰带里搜出财宝，刑讯中把陈平往死里打，实属谋财害命。但是他是易太太自己人，易太太把他臭骂一顿，却也没给他更大处罚。三哥他们一到，他做贼心虚，不辞而别，跑得不知去向。 第90页 三哥说：“迟早要找他算帐。” 三哥还有重要任务，当晚住在易太太的庄园里。第二天，一位地下党领导带着一队游击队员从山里赶到了黄狮坑，大家表情严肃，脸上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偷偷问三哥：“领导来干什么？” “帮你找阿爸。” 我不高兴。三哥笑一笑，让我快活一点，好事。 那天下午游击队员整队出发，三哥叫我跟上队伍。我们到了山口，队员们在山口附近布岗警戒，领导则守在一棵大柏树下，拿望远镜张望远方。大约半小时后，前方山脚有了动静，一队人马闪出山道拐弯处，迅速向山上前进。太阳西垂，阳光照亮山间，山下那队人马穿越山谷，他们的钢盔、枪管在阳光下闪耀： 我大吃一惊：“这是谁？” “解放军。” “他们到了！” “澳妹有一份功劳。” 解放福建的战役正在迅速展开，解放大军一支侦察小分队先行南下，穿插敌后进入我们游击区，今天进山与游击队会师。我护送的电台进山后发挥了作用，通过上级与解放军部队建立直接联络，为侦察小分队南下穿插提供了保障。 我们心情激动，在村头等了半个多钟头，解放军小分队到达山口，走在前边的是游击队派去的嚮导，以及部队的领导。队伍里的战士个个年轻精干，脸盘晒得黝黑，军装洗得发白，钢盔上挂着树枝树叶编成的伪装环，背着背包和枪枝，在山道上快步行进，山谷里传响着持续不绝的脚步声，偶尔还有轻微的枪械撞击声。 我站在山坡上，看着部队潮水一样涌上山口，泪水忽然涌出了我的眼眶。 不是哭，是欢笑，笑靥如花。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阿姐的替身 我回到厦门家中，母亲看到我，脱口就骂：“死崽！回来做啥！” 我笑：“阿姆咒我死？” 母亲再骂：“臭澳妹找死啊！” “好好活着嘛。” 母亲把家门关紧，摸着胸口喘气。 要是在以前，母亲应当骂我离家不归，她会喊叫“死到哪里去了”，但是今天她不追究我离开，反骂我回家。母亲是口吐真言，此刻她既牵挂我，又不想在家里见到我，她猜得出我离家去干什么，我出现在家里，比我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更危险。 我告诉母亲没事，只管放心。外头兵荒马乱，我们採集队躲在山沟农村不敢动弹，我担心母亲，设法跑回了厦门。母亲不说话，她对自家澳妹了如指掌，这些话骗不了她。她拿手托住我的下巴，在我脸上左看右看，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快走。”她说，“我和亚明不要你管。” “阿姆赶我？” 她说厦门要打仗了，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家里不安全，宪兵特务成天上门搜查。 “不怕，我又没干啥。”我说。 她喝道：“骗谁！” 我告诉母亲我会听话，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但是我一定要回家让母亲看看，免得她为我着急。我会多加小心，母亲不必担心。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母亲大惊失色，当即抓住我的衣领，指着屋顶低声叫：“快上去！” 我说：“阿姆别怕。” 她不由分说，推着我去搬梯子。我们家二楼屋顶下有一个半隔层，铺有楼板，离屋顶只有齐腰高，隔层里堆放着家中杂物，包括破摇篮和坏板凳。隔层没有楼梯，需要上去时把竹梯搬过来靠上去，不用时则把竹梯搬走。事出突然，我叫母亲别怕，自己心里却很紧张，这时只能听母亲的，我急忙搬梯子上隔层，母亲赶紧把梯子搬开。 敲门声再次传来。 母亲跑到门边，喊了一句：“谁？” “阿婶，是我。” 虚惊一场，不是宪兵特务柯特派员，是颜俊杰。 他穿着上校军服。进门第一句话，他问：“澳妹回来了？” 母亲大吃一惊。 颜俊杰说：“我都知道。她要找我。” 母亲让颜俊杰等着，自己去搬梯子，把我从隔层躲藏处唤了出来。 颜俊杰没多说话，让我赶紧去换衣服。他给我带来一套女兵军服，大小正合身。 “外头现在安全，我查过了。”他说，“我的车在巷子口。” 我匆匆换了衣服，几分钟后跟着颜俊杰离开。 母亲在门边垂泪，看着我们出门。颜俊杰说：“阿婶放心。有我，澳妹不会有事。” 母亲只有眼泪，没有一言。 我跟着颜俊杰到了要塞司令部，成了军官餐厅的一名女勤务兵。 从厦大生物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游击队联络员到国民党女兵，短短时间，角色变换之突然，我自己都觉吃惊。 几天之前，游击队通讯员从内山赶到易太太庄园，通知我立刻进山去见领导，有重要任务。当晚我跟着他翻山越岭，到了机关驻地，见到了一位负责人。 他问我：“颜俊杰是你什么人？” 第91页 我报告了颜俊杰跟我大哥、大姐和我们家的瓜葛。 “你来给他写一封信。”领导说。 解放大军在迅速推进，敌军企图固守福建，特别是闽南。敌人在厦门布防，修筑大量碉堡工事，配置强大火力，决心死守。厦门岛易守难攻，敌军欺负我们没有飞机军舰，试图凭藉大海阻挡解放步伐，厦门会有一场恶仗，需要准确情报才能制胜。 “这个颜俊杰用得上。”领导说。 颜俊杰作为联络官，到厦门主要事务是处理重要战略物资抢运。此刻厦门岛上集中有许多陆续从各地撤下来的物资，分别由不同部门存放管理。颜俊杰受命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将它们撤运台湾。他不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也能接触到很多军事机密，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 颜俊杰是厦门人，早年在厦读书，有许多同学朋友，地下党通过几个渠道策反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前些时候，一位地下党员以旧日朋友、海外华侨身份去找颜俊杰，谈及当前形势，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弃暗投明，给自己留条后路。颜俊杰说他什么都明白，党国腐败堕落，大势已去，共产党如日中天，气势正旺，谁胜谁败瞎子都看得见。颜俊杰清楚朋友找他谈话的用意，何去何从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家人在台湾，海外还有产业，时候一到他会辞去军职，另谋生路，出国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他对党国已经不存指望，不会为之殉葬，但是也不会如战场上那么多国军军官一样起义投共，他做不来那种事。 朋友说，形势至此，颜俊杰不能只顾自己。眼看厦门这里将有一场大仗，双方重兵相争，结果可以料想。厦门跟大陆距离近，解放军不必靠飞机军舰，一人一条汽车轮胎就可以渡海强攻，最终国军不可能守住，解放军必胜。守军的顽抗不会改变最终结果，只会让两方人员死伤更其惨重，让厦门岛上生灵涂炭。颜俊杰是厦门人，不会愿意自己的家乡亲友受此大难。 颜俊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愿意提供一些情况，表明自己立场，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居然是我，钱玉凤。他让那位朋友给地下党上级传话，要求让我跟家里联络，最好是送回厦门。他说他跟我们钱家渊源很深，钱家老父是老共，哥姐姐夫也都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有的死了，有的生死不明。他曾经向我大哥承诺保护钱家老小，如果澳妹有个三长两短，九泉之下他愧见老友。共产党可以让所有人都跟着走，但请手下留情，放过澳妹，别让钱家人再遭灾难。小姑娘涉世未深，女学生在游击队里没有大用，该男人去打仗受苦死伤，别让年轻姑娘去承受。放她一马吧，让她可以继续读书，回家与母亲相守。 朋友问：“这小姑娘在游击队里吗？” 颜俊杰有可靠消息，小姑娘在黄狮坑，被游击队派到一个双枪土匪婆那里。 颜俊杰的朋友把话捎到了游击队，领导找我谈话，并没有说颜要求送我回家，只让我给他回一封亲笔信，告知我在此间很好，请他转告母亲不要操心。领导还要求我在信里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为家乡亲友做点好事。 “你的话对他会有影响。”领导说。 我有点担心：“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会怎么样？” “这个考虑对，信要写得含煳一些，让颜俊杰看明白就可以。” 我按照领导要求写了信。把信交给领导时我提了一个要求：“如果这件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如让我回厦门去。” “为什么？” 要说服颜俊杰帮助我们，让我去见他，肯定比一封信作用更大。 “你知道危险吧？” 我当然非常清楚。 领导这才明说，接到颜俊杰的口信后，他们研究过，认为把我派回厦门最为有利，满足颜俊杰的要求，可以让颜更愿意合作。我在厦门当面说服劝告，也可以直截了当讲透，肯定比在纸上含煳其辞有用得多。但是此刻厦门是军事重地，敌人严加防范，让我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回去，无异于深人虎穴，风险太大。为我的安全考虑，他们不能放心，所以才决定让我写信。 “你的工作我们已经另有安排。”领导说。 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工作，易太太那里另派人去。让我回机关，主要考虑我是大学生，文化程度高，本地人，国语土话都会讲，机关里用得上。特别是解放军大部队即将到来，部队官兵多为山东、江浙人，随军南下干部则多来自山西、河南与河北，他们听不懂本地话，加强联络沟通，很需要我这种干部。让我回机关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全。易太太虽然靠拢我们，毕竟手下鱼龙混杂，我留在那里有危险。 “机关先不必考虑。”我说，“我愿意去厦门。”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提了一个要求：“不要跟我三哥说。” “为什么？” “他总把我当小孩。” “他不在，执行任务去了。” 我这才知道三哥阿康早些日子已经下山去了晋江。三哥行前特地找领导汇报，担心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可能会盯上我。因而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 第92页 我说：“领导放心，让我回厦门吧。” 他们表扬我很勇敢，但是他们的眼神有疑惑。我不知道自己对地下工作几乎什么都不懂吗？不知道危险吗？如此主动要求承担这种任务，为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勇敢，我这个人心软，爱哭，如三哥所笑“乖女流鼻水”。我希望自己变得勇敢，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我佩服、羡慕哥哥姐姐，对他们也有意见，因为他们总把我当小孩看，不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三哥阿康总说我的任务是将来，好像现在我什么都做不来，听了让我不服。但是我想回厦门，主要还是因为需要，不是不让人小看我。能够去承担一项重要任务，我为自己感到高兴。 “你要面对的情况可能非常严重。”领导说。 “我会非常小心。”我说，“颜俊杰也会想办法保护我。” “我们会为你作好安排。但是你自己要有足够思想准备。” 我说自己出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那座监狱让我一出生就患了乙型脑炎，已经濒死，再死而復生。大姐牺牲后我又被他们关进监狱，我在监狱里掉眼泪，但是没有屈服。我看到一只鸡被杀死都会难受，但是我已经面对了亲人们的相继牺牲。 “我会哭，不会怕死。”我说。 他们决定让我返回厦门，他们还提出离开前让我重新入党。我进游击队已经几个月了，组织关系一直无法接上，我的上级老江无从联繫，我们支部的其它同志杳无音信，可能还潜伏在厦门，可能撤往别的游击区，最坏的可能是他们被敌人捕获，甚至牺牲。如果那样，我将无法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这个问题本可以留到解放后再解决，但是现在我被他们派往厦门，执行危险任务，他们认为应当先把我接纳到他们的系统里。只要我愿意，可以在他们这里重新入党。日后如果找到老江或者其它同志，党龄可以按他们的证明计，如果找不到了，就按照重新入党时间计算。 我笑道：“要这么麻烦吗？” 我没有重新入党，我认为不必要。无论我的组织关系在不在这里，应当做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哪怕身涉险地。 事实上我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原因全部告诉领导。我为什么呢？除了说到的那些，还有一个非常直接，那就是我想念母亲。每天晚上我都会想得眼泪直流，一想到母亲在为我担优，度日如年，我就眼泪汪汪。我的天性如此，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一次回厦门非常危险，但是再大的危险也抵不过任务的重要，以及我对母亲的想念。 我被秘密护送回厦门，一路平安，我没有一刻耽搁，直接就跑回家去看母亲。小组里的同志预先把我归来的消息告知颜俊杰，他赶到渔港，把我从家里接到要塞司令部，他的联络官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他告诉我在这里听他安排，他会千方百计保护我。让我回厦门是一步险棋，风险很大，但是他有安排，听他安排就不会有事。 为什么说是险棋？原来与柯子炎有关。柯子炎清楚颜俊杰与我们钱家的关系，曾经利用颜俊杰把一些消息七拐八弯传递给姐夫，想引姐夫上钩落网，此刻故技重演，我在黄狮坑的情况就是他告诉颜俊杰的。他说我被游击队派到双枪土匪婆的庄园里，土匪婆想让我嫁给她丈夫的外甥，那个土匪小头目贪财好色，蛮横兇残，单纯女孩落到那种境地非常危险。特务柯子炎有情报来源，他把这些事添油加醋告诉颜俊杰，知道颜俊杰听了不会无动于衷，可能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找我。显然我成了柯子炎的又一个目标，我回厦门有如自趋罗网，颜俊杰却觉得险棋值得走，只要特别小心，不让特务察觉，可以走出另一条活路。 “柯子炎拼命查你父亲下落。”颜俊杰说。 柯子炎曾经认为我父亲钱以未与姐夫吴春河一起在偷越海峡中出事，被巡逻艇击沉大海，却没想到发现新情报：同时从台南下海的人里，竟有一个陈平活着上岸，通过黄狮坑去了游击队。以此推论吴春河、钱以未也可能还活着，藏在某个地方。柯子炎千方百计找三哥，找我，是认为我们知情，想通过我们抓住父亲。 “那位老人真是我父亲吗？”我问颜俊杰。 “你父亲看来还活着。”颜俊杰说，“是不是台南这位就不得而知。” “特务为什么死盯住他不放？” “你有所不知。” 我只知道父亲叫钱以未，知道他会刻字，当年使用不同的名字，频繁活动于两岸，从事反日反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活动，忙着坐两边监狱，无暇顾及家人，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当年地下活动中身份相当特殊，作用十分重要。父亲早年从台湾逃归大陆，是中共最早的台湾籍党员之一。当年有一批台湾籍中共党员从大陆返回台湾，在台湾各地发展组织，与日本殖民当局斗争。时中共与台湾地下组织的主要联繫渠道经由上海、香港和厦门等地，父亲钱以未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台湾工作的汇报，中共领导的意见，大量文件、报告、指示的接转和传递都通过他。他一直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外界对他知之不多，他的情况只有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清楚。日本特务机关知道他是两岸地下联繫的关键人物之一，掌握岛内许多反日地下组织情况及他们与中共的关键联繫渠道，知道许多重大机密，所以把他列为要犯。直到现在柯子炎一伙特务还追踪不止，可想而知他很重要。 第93页 颜俊杰说的情况我们家人都不甚清楚。当年父亲经常在外，回家的时间不多，而且从不对家人提起自己的事情，这是秘密工作需要，也为了保护家人。这么多年里，母亲只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却不知道他在共产党里干些什么，儿女们更难以知晓。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知道的事情最少，听了颜俊杰的话，感觉非常异样。这些事属于一个遥远之人，这个人却是我的生身父亲。因为他，特务布下大网抓我，试图从我这里探知他的下落，事实上我对他几乎完全陌生。 我没跟颜哥提到父亲有可能落脚金门，三哥吩咐过，这件事谁也不能说，只怕风声传到特务耳中，我必须谨遵兄嘱。 我返回厦门的任务不是破解自家父亲的诸多疑团，是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厦门之战。大战前夕，整个厦门岛上都是大兵，如一群遮天蔽日、惶惶不可终日的蝗虫。从各大战场溃退下来的残缺国民党部队汇集到这里，重新整编，配备武器弹药，布防于岛上各重要部位，准备拼死顽抗，与排山倒海般扑来的解放大军决一死战。 要塞司令部军官餐厅的女勤务兵相当于餐馆端盘子的服务生，不同的只是服务生穿便衣，而勤务兵穿军服。军官们在餐厅里吃饭，由男女勤务兵提供各种服务，端饭倒茶送水等等。女勤务兵极不显眼，不太为人注意，有利于隐蔽，餐厅里的环境非常嘈杂，是有利于秘密接头的地方。 颜俊杰用餐的时候，我给他端菜盘子。 他问候：“辛苦吧？” 我说：“谢谢长官。” 我们彼此像是毫无关系，如果颜俊杰身边还有其它军官用餐，我们什么都不说。颜俊杰吃饭速度很慢，细嚼慢咽，很有教养，出自家传。如果他有事找我，他会是那张餐桌最后离开的军官，要等我去为他收拾盘子。那时他会跟我说上几句话，闲聊似的，话里藏着些有用的东西。 “去过高崎吗？”他问我。 我知道高崎在岛屿北部。 “一边是七十四师二二一团，一边是一八一师。结合部在神山。” 我说：“有一次我坐船从海上经过。” “现在不敢去，海滩上都是地雷。” 除了军事部署，还有火力配备，有时口述，有时用纸条。通常他把纸条丢在桌上，随随便便拿盘子压住，像是一团废纸。 司令部女勤务兵住在旧楼士兵宿舍顶层，我在那里有一个铺位。不当班时我会在宿舍里收拾内务，与其它女兵一起瞎扯。每隔一两天我会向值班女军官请一次假外出，事由是与男朋友约会。每到出门约会时间，会有一个中尉军官在几个路口之外一个僻静街道转角处等我，那里有一棵树，树下架着一辆自行车，中尉军官就站在车旁。我的这位男朋友其实就是孙力，领导命令他跟我一起潜回厦门，搜集传送情报，并以男朋友身份领导我。我把颜俊杰给我的情报，以及军官们在餐桌上议论的情况报告给他，由他负责传送出岛。孙力还将游击队想了解的东西告诉我，由我转达给颜俊杰。 八月中旬，解放军攻占省会福州，兵锋指向闽南。 我告诉孙力：“餐厅里气氛沉重，军官们都像死人。” “我们俩要坚持到最后。”孙力说。 我知道不仅我们俩，厦门岛上肯定还有不少同志跟我们一样坚守阵地，搜集传递情报，配合解放大军攻岛。大炮声已经从远方隐隐传来，胜利的时刻正在逼近。 那一天中午，餐厅一角的餐桌上剩下颜俊杰一人，我拿块抹布擦一旁的空餐桌，颜俊杰喊了我一声： “勤务兵，过来。” 我走到他的桌边，他让我坐，拿过桌上一个空玻璃杯，倒了一杯酒，放在我面前。 “陪我喝一杯。”他说。 “报告长官，我不能喝酒。” “喝吧，没事。” 我举起杯子抿了一口。 餐厅里，军官高兴了或者不舒服了会闹酒，他们请勤务小姐喝一杯不算稀罕事。颜俊杰却不是要请我喝酒，我们只是在做样子。 “有一个东西要送出去，”他低声说，“比较要紧。” “给我吧。” “还没到手。晚饭时。” 我点头。 颜俊杰告诉我一个情况：他在厦门的联络官事务已经办完，长官命令收摊，让他坐下星期一的轮船回台湾。 “你准备一下，一起走吧。”他说。 我感觉非常突然。 他说厦门这里将有一场恶仗，最后结果可想而知，打成什么样子则不可知。战火无情，此刻留在厦门非常危险。他回台湾后，我留在这里当勤务兵已经没有意义，应当及时撤退。无论我藏在军警云集的岛内，还是设法潜过双方重围出岛，变数都很大，充满危险，他很不放心。战火燃及台湾恐怕还要些时间，我跟他一起去台湾为好。 我低下声说：“颜哥，厦门要解放了。” 他苦笑：“是啊，你们赢了。” “是我们赢了。” 他不敢冒认有功，只是帮点忙而已。他知道帮这种忙足以让他掉脑袋，但还是做了，他把这个看做服从国家民族大义，尽自己一点良心，也告慰我大哥大姐两位故人。无论形势如何发展，经歷这些事后，他在军界待下去、留在台湾都非常危险。他会设法迅速退出军界，离开台湾，准备先去印度尼西亚，那边有他另一些家人，有他母亲。然后他想转赴美国，另谋天地。他太太不会跟他走，他也不想再维持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也许他将从此孤独一生。如果我愿意跟他一起，则会是另一种情况。 第94页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他承认这个念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大姐过世之后，我就像是大姐的替身，让他无法忘怀。大哥死前把我和母亲託付给他，让他更多了一层牵挂。前一段时间他在台北非常艰难，寝食难安，总感觉我和母亲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才会自愿从台北回厦门当联络官。他知道柯子炎想抓我，却还是给游击队捎话，走险棋把我拉回厦门，不是要让我冒险，是他自有安排。我在身边，他能保护我，看着我他感觉比较放心，如果我没有回来，他不会在厦门待下去，早就走了。这段时间战局急下，度日如年，还好总能在餐厅里看到我，跟我说几句话，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他觉得我不仅长得像大姐，心眼也像，都非常好，尽管性格不同。我特别善良，格外让他喜欢。 我能怎么跟他说呢？ “颜哥，你容我想一想。” “你听我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大战在即，想为党国珣葬的人并不太多，此刻能跑的都想跑，到台湾的通行证和船位有如救命符，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颜俊杰是通过特殊渠道才为我安排上。 我会跟他走吗？我久已期待的胜利和光明马上就要降临，怎么可能弃之而去？台湾是我父亲的故乡，也是我的老家，眼下对我却充满危险。颜俊杰并不是要把我更深地拖入虎穴，他是想取道台湾，把我带离战火，从那里远走高飞。从童年以来，他对我就像对待小妹妹一样，至今还像大哥一样帮助我保护我，包括他冒杀头之险，向我们提供情报，也是在帮助我。他对我显然还有其它想法，他曾深爱我的大姐，阴差阳错失之交臂，至今痛悔不已，未能释怀。大姐牺牲后，他把我视为大姐的替身，情不自禁把许多情感转移到我身上，但我毕竟是我。 我没有直截了当拒绝他，因为心里不忍。他为我做了这一切，不能得到我的认同，他会很伤心的。母亲说“乖女善又水”，我不愿让颜俊杰伤心。 我只能拿一件事推託。 “颜哥，我不能说走就走，你知道的。” 他知道我是什么人，他认为我应当想办法，我可以向我的上级报告，他们应当会同意。大陆战局快结束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台湾，他们会愿意有自己人到那里去。 我说：“就这点时间，不行啊。” “想想办法。错过就没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急，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他嘆气：“把你吓坏了。” 他让我宽心，别急，不必勉强。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到底，听老天安排吧。 当天中午，我向值班女军官请假，要求出去一个小时。 “什么事？”她问，“又是男朋友？” “是。” “省点劲。”她不满，“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她还是批准了。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离开基地直接骑回渔港。 这个时候忽然非常想见见母亲。颜俊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想让我跟他走，但是不会勉强我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可以相信他，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才好。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孙力，通过孙力向领导报告吗？他们会不会真的把我派到台湾去？我的上级给我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另外找了任务，从厦门到游击队，从游击队再回厦门，接着我还要跑到台湾去吗？三哥说我的任务是将来，难道这个将来是在台湾？我去台湾能做什么？像大姐他们那样吗？日寇占领期间，大姐和姐夫曾经潜伏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姐夫失踪前是台湾地下党人，还有父亲，他更传奇，有一条“钱以未连线”。也许我应该循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进，去我父亲的家乡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建立起一条“钱玉凤连线”，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些事我不能跟母亲说，但是我非常想见到她。我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我的年纪和经歷让我选择时非常困难，我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不知道自己能找谁述说，这时候非常需要母亲，怕什么都不说，只听她骂我几句，心里也会比较踏实。 我赶到渔港，自行车骑进我们家那条小巷，从家门口穿过时，意外发现有人站在我家门外敲门，却是我大舅，门外地上还放着一个担子。远远见到他，我差点喊出声打招唿，但是马上收声。 大战在即，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如果没有很特别很急的事情，大舅不会在这个时候匆匆跑到厦门走亲戚。是什么事让大舅急成这样？我想起了前些时候大舅送到厦门来的那个小布卷，以及布卷里的小印章。大舅提到送印章的客人来自台南，还会再上门。是不是那个人果真又去找大舅了？也许那人说了什么要紧情况，大舅匆匆赶到厦门报信？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我刚好跑回家来，恰可问个明白。 但是我在最后一刻放弃了。自行车从家门口和大舅背后越过，我头也不回把车子骑过小巷，耳朵后边听到了我们家大门打开的声响。 不是我忽然不想见母亲，或者对大舅的要紧事情兴趣顿失，是意识到自己不能停下来。返回厦门那天我见过一次母亲，以后再也没有回家，这是任务要求。孙力和颜俊杰都一再交代，此刻厦门岛上宪兵特务多如牛毛，我家早被特务盯上，我所承担的任务特别重要，无论如何不能出错，因此我应当躲在要塞司令部兵营里，深居简出，除了与“男朋友”谈恋爱，不要随意行动。我一时冲动往家里跑，这是很危险的，此刻把自己暴露在大舅面前更不能允许。最终我克制住自己，过家门而不入。 第95页 但是迟了，有一个人在巷口处拦住我：“你是钱？小钱同志？” 竟是黄狮坑自卫队携财物出逃的林家团，易太太家的外甥。他认出我了。 那一刻我非常镇定，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两个字：“错了。” 我骑上自行车离开，已经是一身冷汗我不知道林家团跑到厦门干什么，仅仅是携财潜逃藏到这里，还是另有背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我煳弄住了。我进黄狮坑时打扮得像个学生，以后换上农家女孩的对襟土衣服，此刻我一身女勤务兵军装，完全变了个样子，也许林家团会因此困惑？ 返回要塞之前，我小心兜了几圈，确认没人跟踪，这才走进大门。 我向值班军官销假。女上尉问了句：“见到男朋友了？” 我说：“黄昏他来见我。” 她教训：“谈恋爱不如多烧几炷香，求佛祖保佑，子弹飞走。” 晚饭时我在军官餐厅见到颜俊杰，他朝我点头，似乎有话要跟我说，但是没找到机会：有军官找他办事。离开餐厅前，他当着我的面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取出一支香菸点上，然后把烟盒在手上捏扁，丢在餐桌上。 这是个空烟盒，里边没有香菸了，但是肯定另外有些东西。午餐时他已经向我交代过，是个重要的东西，我得把它尽快送出去。 我收拾了那张餐桌，悄悄把捏成一团的废烟盒藏进自己的口袋。 太阳下山前，晚风轻拂，感觉凉爽，我离开了营房。 到了接头地点，远远的街巷转角处，孙力在老地方，他的自行车架在树下，他坐在树下等我。我朝那棵树走去。有个人影忽然在左前方一个屋角闪过，悄无声响，却让我看到了，我心里倏然一惊，当即停步。我站了几秒种，四处张望，没发现异常，一切如旧。前方树下孙力抬头看我，我的突然止步似乎让他惊讶，从他那儿看不到我左前方屋角。 可能是出于一种防范本能，或者是紧张心态下的应急反应，我没有多想，当即决定暂时放弃接头，转过身子离开。 没能走脱。一阵扑通扑通的急促脚步声在我身后突然响起，几个人冲出那个屋角向我扑来。我头也不回快步走向大门，有两个人从前方一闪而出，举着枪逼住我。 他们穿便衣，其中一个竟是林家团。 “站住！不要动！”他们喝令。 我站住脚，回身看，后边冒出四个便衣追我。街角那边，孙力把他的自行车丢在树下，大步朝我这边跑来。 他在铤而走险。他应当有一支手枪。但是对付不了这么多敌人。敌人很可能不止眼前这六个，屋角后边还有。我的进路和退路都被堵住了，哪怕孙力能够打倒几个，终究寡不敌众，救不了我，只会把自己葬送。 我靠在路边一堵墙站住，一动不动，看着特务从两侧向我包围，以及远处飞蛾投火而来的孙力。我的右手放在军裤口袋里，手心紧紧抓着那个扁烟盒，烟盒里肯定装有重要情报，我本该把它送出去，这个任务我已经不可能完成。烟盒里的情报如果落入特务手中，颜俊杰必受牵连，他会因此掉了脑袋，无望远走高飞。 我猜想自己在哪个环节出了错，可能因为中午没有结果的回家探母，让守在那里的林家团发现，林家团显然已经卖身投敌。柯子炎一直盯住黄狮坑，林家团可能早就上了贼船，姐夫吴春河在黄狮坑歷险时，易太太怀疑庄园里有内应，应该就是他。我到黄狮坑后，他鼓动易太太向游击队领导要我，看来不是对我有意，可能是柯子炎的意思，要把我留在那里，有利于特务追踪监控。他把陈平往死里打，应当不仅是贪财，而是受命于敌。他在黄狮坑被我逮住马脚，此刻轮到他在厦门把我认了出来。我因为一时冲动跑回家去，不慎把自己暴露了，也把情报链两端的颜俊杰和孙力毁了。 我不禁泪水盈眶。 已经没时间后悔。我一抹眼睛，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烟盒，高高举在手上，对着快步逼近的特务以及后头的孙力大喊：“别过来！” 他们一起停住脚步。 我的右手掌上不仅握着个烟盒，还有一颗手榴弹。这是一颗美式手榴弹，凡从事危险接头，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手榴弹在军营里很容易弄得。 特务从两边拿枪对准我。他们大声吆喝，要我把东西放下，否则他们就开枪了。 我断定他们暂时不会开枪，他们要争取抓活的，我的身后有一条地下情报链，还有他们梦寐以求的“钱以未连线”。 “退后！”我喊，“不要找死！” 他们没有退后，但是也没敢前逼。 我看到孙力闪进墙角，消失不见。他是在紧急躲避。一辆美式吉普马达轰响从另一侧驶出，快速朝这里开来。 果然还有敌人。 吉普车停在一旁，一个军官下车走上前来，是柯子炎。 “澳妹不要冲动，有话好说。”他说。 “柯先生你往前走几步。”我说。 他问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这个世界上连一只鸡都没杀过，现在我很愿意用一颗手榴弹把他炸烂。 “我一个命令，你会浑身枪眼，死得像个筛子。”他威胁。 “我怕吗？” 第96页 “何必呢？钱家人还没死够？” 他要我投降，如果我愿意合作，老实招供，他让我不死。我要他拿耳朵听听，解放军炮声不远了，他和他的特务眼看就是丧家之犬了。 “钱小姐不想活着看这一天吗？”他问。 我已经看到了。我的大哥大姐姐夫他们也能看到，哪怕我们粉身碎骨。 “想想你母亲。”他说，“老人家太可怜了。” 我的眼泪忽然涌上双眼。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在监狱里哼唱“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的图景浮出脑海，竟显得那般清晰。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眼眶。 “现在我可怜你！”我对柯子炎喊，“你们往后退！” “澳妹你为什么啊！”柯子炎也喊，“别傻了！” 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问我为什么。三哥问我为什么不听话？易太太问我为什么去造反？领导问我为什么要冒死？母亲问我为什么跑回家？连特务柯子炎也要追问。我这个乖女孩到底怎么啦？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本性，我的本性来自家传。当年母亲用她的善良拯救了垂危的父亲，造就了我们家。我如母亲期待“善又水”，这个世界有无数生活悲惨的人们，我同情他们，愿意去改变他们的处境，让他们的生活美好起来。为此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任务，与我的父兄大姐站在一起。 此刻时间已经不属于我了。我看到孙力从藏身的屋角窜出来，躬身朝这边运动。他不愿放弃，他在轻举妄动，我不能让他无畏牺牲。 我大声喊话，要柯子炎和他的特务尽快投降。本来我想让他们都靠过来，用一颗手榴弹同归于尽，现在我决定不让他们作陪，留他们几条命。他们要记住自己为什么还能活着，如果知道悔改，那就放下屠刀，弃暗投明。死不改悔就去死吧。 “卧倒！”我大喝。 柯子炎大叫：“不要动！” 我拉了弦。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草船借箭” 三哥钱世康在我之前离开游击队，我成为厦门要塞司令部军官餐厅女勤务兵的时候，他在晋江境内的涂万冈工兵营当了火夫。 游击队敌工队长成了国军火夫，奇怪吗？不奇怪。我这个游击队里的大学生不也一样？三哥在游击队里是个好手，他最大的本事不是会开玩笑，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钻进敌军伙房于他是小菜一碟。 那一天他们工兵营很忙，师部政训室主任王鹏中校带人前来视察，晚间涂万冈营长在伙房招待长官一行，作陪的有副营长赵尚义，两位新任连长，还有几个排级军官。当晚大家开怀畅饮，喝的是威上忌，为美军物资。王鹏主任对当晚的菜很欣赏，那些菜其实都是当地的寻常海产品，涂营所驻小镇靠着海边，这里的鱼虾新鲜。 “烧得不错。”王主任夸奖。 勤务兵端着一个砂锅上桌，砂锅里的菜极普通，就是海蛎炖紫菜，上边撒一层鲜蒜丝。海蛎紫菜蒜丝，均为当地产品，下里巴人，非海参燕窝所能比。但是王主任反应不一般，筷子一夹往嘴里一放，眉头就打了结。食物下肚，长官把手掌往桌上用力一拍，喝了一声：“他妈的！这是谁？” 一桌人均大惊，不知道海蛎紫菜间藏着什么毒药。 “叫厨师！”王主任喝道，“让他来。” 涂万冈忙打圆场：“王长官哪里不对？” “没听我命令？” 副营长赵尚义不敢怠慢，即起身跑进餐厅。 食堂大厨跟着赵尚义从伙房走了出来，这个大厨不是别人，就是三哥钱世康，游击队敌工队长。他穿一身下士军服，下身围着火夫围裙。 “长……长官。”三哥在王鹏面前发抖，身子哆嚓，声音也打着颤，“哪……哪事？” 他讲土话，问是什么事。 “叫什么名字？”王鹏喝问。 “康……康……”三哥答得颠三倒四，“他们管我……” 王鹏指着师部政训室随从军官下令：“把这个人给我带走。” 涂万冈脸色变了：“王长官怎么啦？” 王鹏喝道：“给他杯酒！” 原来是虚惊：王鹏吃了砂锅里的海蜗炖紫菜，味道出乎意料地好，他很惊讶，认为这个大厨手艺高超，不寻常，一时兴起，决定一见真容。待到二哥出场，在他面前发抖，他又有打算了，要把这个人带走，到师部食堂给长官们做菜。 涂万冈当场反对：“长官，这不行。” “嫌我横刀夺爱？”王鹏眼睛一瞪。 涂万冈笑：“乡巴佬，小伙房里凑个数，给师部长官做饭不够格。” 王鹏问：“现在你不求我了？” 涂万冈忙表态，工兵营的事情还得靠王长官，无论如何，王长官要讲句话。 “你要我一句话，不给我一个人？” 涂万冈吭哧吭哧说不出话，三哥则继续发抖，情不自禁还往身上抓挠，当着餐桌上各位军官，他抓挠脖子，抓挠胳膊，居然还把手伸到裤裆，隔着围裙和军裤抓挠。 第97页 王鹏吃惊：“你小子干什么？” “这，痒痒。” “吓成这样啦？” 三哥报称不是吓，是痒痒。身上到处痒，受不了。长官不要见怪。 “怎么回事？” 三哥承认前些时候到镇上逛窑子，那个野鸡可能不干净。 涂万冈当即大喝：“你一边炒菜一边挠裤裆吗？” “我我……” 副营长赵尚义在一旁叫：“快走！” 三哥跑步回厨房。王鹏把筷子一丢，生气道：“他妈的，涂万冈搞什么名堂！” 涂万冈赔笑，表示明天马上安排这傢伙看军医，要是小子没大毛病，不是染上梅毒什么的，确认后他亲自送师部交王长官。 “小子确实会烧菜。”涂万冈说，“这味道别人烧不出来。” 王鹏骂：“是裤裆味吧？” 他顿失兴趣。 三哥装得真像，抓挠裤裆，只有他想得出来。 三哥离开游击队，跑到涂营当下士火夫，事情说来话长。 几个月前，国民党当局将大批北方战场撤下来的部队集中福建，整编补充，训练布防，试图重整旗鼓。一些三大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的部队以原番号重建，一些部队在残部基础上扩组。重建部队普遍官多兵少，需要大量补充兵员，为了凑齐起码兵员，各整建部队大肆抓丁，负责军官勉强拉齐一营人就当营长，设法抓够一团人就当团长。涂万冈凑齐了一两百号人，因此当了营长，三哥拿他的姓调侃，说这是一营煳涂汤。 涂营隶属于一个国军新编师，师长姓李，泉州人，黄埔军校四期生，抗战中参加过缅北远征军，立有战功，内战后升任少将师长，所部于淮海战役中几乎被解放军全歼，他带着少数残兵侥倖逃脱，而后依靠这些残兵在闽南重新建师。涂万冈是李师长的同乡故旧，闻知李师长招兵买马，带着几十个人投奔从军，奉命组建本师工兵营。涂万冈有办法，一个月里扩兵百余，他自己当了营长，下辖两个连，一连长由他本人兼任，另委任赵尚义为二连连长。 有办法的其实不是涂万冈，是我三哥钱世康，涂营里的骨干人员都是三哥派进来的，包括涂万冈和赵尚义。涂万冈经歷很特别，早年曾参加红军，因伤离队，回家乡隐蔽，后出山拉起一支队伍，控制一小块区域。他主动靠拢地下党，提出率部归队，听从指挥，恰逢国民党部队在闽南招兵扩编，三哥安排涂万冈利用与李师长的关系，带队投奔，同时安排一批地下党骨干人员、反“三征”队员、自卫队员，以及受地下党影响的青年学生和农民编入涂营，从而控制了这支队伍。二连连长赵尚义是工兵营地下支部的头。他抗战时投军，战后进厦门警察局，被自己的一个远房表亲吸收进地下党，这个表亲就是吴春河，跟大姐一起把三哥从看守所救出来的赵副官就是赵尚义。赵尚义懂军事，被游击队派回家乡安溪山区，掌握了一支地方武装，再带那批人进入涂营。 因此三哥是国军新编师涂万冈工兵营幕后的实际组建人。派涂万冈、赵尚义率部投敌的决定，是三哥向游击队支队领导提议的。当时游击队正在迅速扩大，不愁人员补充，却少武器，没有武器怎么打仗？只能从敌人那里搞。问题是游击队自己力量尚弱，暂时还不能与敌正规部队大打，无法通过大量缴获敌军武器来武装自己。怎么办呢？三哥说可以到敌人那里去领，敌人扩军也是我们的机会，趁敌人招兵买马，把自己人派进去，让敌人去武装，到时候连人带枪拉回来，就是一支装备齐全的部队。敌人拿大锅煮肥肉，咱们设法往人家锅里下一勺，起码弄几碗煳涂汤。 有不少人感到担心，把一批自己人派到敌人那里去领武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敌人有那么傻？咱们自己这些人撑得住吗？万一出了意外，被人家连锅端，汤没喝上，损失一批同志，那就吃大亏了。 三哥说：“现在敌人内部比较混乱，咱们不能放弃机会。” 支队领导反覆研究，同意了三哥的意见。这件事如果能够办成，不仅仅是搞到武器，还是在敌军内安下一个钉子，或者说是一颗炸弹。到了关键时刻，让这颗炸弹在敌军内部爆炸，肯定大显威力，会打乱敌军，对战局发展极有意义。 涂万冈工兵营终于成立，三哥笑称这是“国共合作”。 涂营成立后，涂万冈、赵尚义带领同志隐藏敌阵，通过地下交通与三哥保持联繫。果然如许多人所担心，敌军的武器并不好领，涂营从成立起就诸事不顺。该营驻地在晋江海边，队伍逐渐扩大，却一直没给配备武器。涂万冈找李师长要求装备，师长答应很快就给，却不料李师长自己给调到兵团任职，上峰派来一位新师长，装备配备给拖了下来，涂万冈赵尚义担心拖久生变，十分着急。 前些时候，有一天师部政训室主任王鹏突然率特务连来到涂营，命令全营在村小学外的晒场集合，特务连士兵荷枪实弹部署在四周控制现场，王主任亲自点名，查出涂营有七个逃兵。逃兵均属一连，编在同一个班里，几天前一起开小差跑了。这种事当时不稀罕，部队组建不久，人员鱼龙混杂，军事训练辛苦，伙食不好，发饷常常拖延，士兵开小差并非涂营独有。 第98页 发现七人逃跑，王鹏大为恼火：“怎么回事？老子来了，他们跑了？” 涂万冈报告说，这几个人已经跑了几天，营里不敢隐瞒，当时马上向师部报告。主任查一查记录便知真假。 “他们是共党吗？”王鹏追问。 涂万冈报称目前未发现有共党活动迹象。 除了这七人，未有其它人员开小差。涂营尚未配发武器，开小差者只是徒手逃亡，并未持械譁变。涂万冈发牢骚说空着手当然好跑，再不发枪，只怕明天跑掉一半。 “人都管不住，还敢要枪？”王主任训斥。 次日师里下达命令，把涂万冈所兼的一连连长免掉，二连连长赵尚义升为副营长。空出两个连长职位，师部派下两个军官填补，还说接下来要调整排级军官，把工兵营的骨干调到其它团队，把那边的军官派进来。 涂万冈感觉有危险，让赵尚义赶紧进山报告，打算尽快行动，设法把自己人带出敌营，哪怕空手而归，请求领导同意。支队领导听了汇报，认为情况严重，涂营的地下党骨干如果被分散，这支部队可能不再为我有效控制，无法实现从敌军那里搞武器、安炸弹的意图，还可能赔上一批骨干人员。 领导问三哥有何意见。三哥想了好一会儿：“这就不合作了吗？” 大家让他别开玩笑，哪是什么国共合作，是我们的人潜伏在敌人内部，一旦敌人察觉，可能全数覆没比较起来，保住人最重要。 三哥说枪也重要，打仗少不了。从赵尚义汇报的情况看，敌人加强了防范和控制，但是并没有掌握涂营的内情，因此还可以再等等，为了争取胜利，值得冒点险。 “看看老天跟谁同边。”他说。 他的意思不是想碰运气，是要有信心。老天爷跟谁站在一起？在我们这边还是敌人那边？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老天爷在我们这边。 三哥向赵尚义了解王鹏追查逃兵的经过，询问当天随王鹏到涂营的人员有哪些。赵尚义提供了一个情况：有几个陌生人跟王鹏一起来，都穿便衣，不是政训室军官，却像有些来头，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另几个是他手下。王鹏主任训话点名时，中年人和他的人坐在晒场边的坡地上抽菸，对涂营里的官兵看来看去，像是在认人。名点毕，王鹏还问中年人“怎么样”，那个人点点头，大家才解散。 三哥问：“是瘦高个，戴顶礼帽？” “是他。” 三哥说：“柯特派员？这就对了。” 原来这件事有背景：涂营里跑掉的七个逃兵其实不是开小差，是三哥通知撤退的。这七个人都来自黄狮坑易太太的自卫队，涂营组建时缺人，三哥向易太太借兵，把他们派到涂营找敌人领枪，七个人都经过挑选，比较可靠，他们的去向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后来易太太庄园出了事，林家团逃跑，三哥感觉不放心，通知这七人离开以防万一。看来撤退非常及时，一定是林家团叛变了，柯子炎知道了情况，通过王鹏追查，让林家团去认人。柯子炎的主要兴趣不在这七个人或者涂营底细，只因为他们是三哥安排进涂营的——柯子炎对三哥穷追不捨，不会放过三哥的任何影子。 三哥向领导要求亲自到涂营处置。出了所谓逃兵，来了两个连长，局面挺复杂，变数很大。目前看敌人虽有怀疑，也还没把涂营当共军对待，因此还有迴旋余地。涂营这些同志在敌军中坚持这几个月很不容易，费这么大劲，一块肥肉没吃，无功而返，太可惜了。眼下他们显得比较焦急，要是情况进一步变化，单靠涂万冈和赵尚义只怕对付不了，需要有人去现场指挥，他去最合适。涂万冈和赵尚义都是他派的，他们信任他，有他在，涂营能稳下来，可以冷静应对，相机行事。 “柯子炎呢？特务行动组会不会在那里等你去？”领导问。 三哥说：“我也可以在那里恭候。” 领导认为风险太大，涂营前途未卜，特务盯着三哥，把三哥派进涂营，要是出意外一块赔进去可就吃大亏了。比较起来，让涂营撤出来更安全一些。 二哥说：“哪怕撤退也得小心安排，否则危险更大。” 领导最终同意了。他们让三哥立刻赶往涂营，任务是实地了解情况，安排应对之策，无论如何，这些人要保住，这支力量要壮大，为了解放和胜利。 三哥说：“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胜利。” 他与赵尚义匆匆下山，赶往海边。为了便于工作，他以下士厨子身份驻进涂营，以炒菜採买为掩护从事活动。 涂营此时局面诡异，内外都潜伏危险。外边有不少传闻，引发对涂营的猜忌，师部派来的两个连长和他们带来的人相当活跃，在营里四处打听，动不动往师部跑，有如探子，引发大家不安。三哥到达后迅速了解情况，与涂、赵两人商量，决定涂营暂时不撤，原因还是那两条：一是敌人目前并没有大的异常，显然对涂营的底细并未掌握，他们只知道黄狮坑的七个人可能是共产党派的，不知道涂万冈和赵尚义也一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眼下贸然撤退十分危险。涂营驻地在海边，附近重兵云集，驻有多支敌军，如果涂营异动，敌人很快就会察觉。几方面一起压过来，涂营这一两百人基本手无寸铁，必被消灭。比较而言，此刻沉住气为好。 第99页 “但是咱们也不能坐着晒太阳。”三哥说。 他安排涂、赵两人主动出击，从师部派来的两个新任连长那里入手。他们找两个连长发牢骚，说工兵营组建几个月了，装备迟迟不配，这算什么部队？共军一天天逼近，手下这些兵连个枪都没有，拿木头枪训练管什么用？到时候派上阵，枪栓都拉不开，能抵挡几时？两位新连长是上峰派来的，上峰肯定信得过，应当想办法到上边为自己指挥的弟兄叫唤，无论如何，先把枪配起来。现在大家坐在一条船上，要一起出力划船，否则队伍一垮，先死的会是连长，然后才轮到营长。 两个连长先后去了县城师部驻地。 三哥说：“还得抓住癥结下力气。” 所谓的“癥结”就是师部政训室主任王鹏。王鹏有特务背景，其管辖的政训室负责政治审查，包括防范共产党渗透。前任李师长在时，已经基本同意给涂营发装备，但是王鹏说涂营里边的人比较杂，先搞清楚吧，装备就此搁置。查逃兵事件之后，王鹏对涂营更加另眼相看，因此得想办法攻他。 涂万冈去师部，直接找王鹏，请求王长官亲临工兵营视察，帮助下属解决困难。王鹏没推辞，一请就到，次日带着一伙军官驾临海边。 “我看看你们工兵营都藏着些啥。”他说。 涂万冈说：“再没有逃兵了，全营官兵都是良民。” 涂万冈领着王鹏视察营房，看士兵训练，汇报部队政训进展，请长官训示。 涂万冈给长官递送一个档案袋，内有本营花名册和官兵审核材料。王鹏打开来看看，立刻收进他的大皮包，称回去后要仔细研究。 这袋子里装有一条美国烟，还有一根金条。 当晚涂万冈在食堂设宴招待长官。操办这顿饭的是下士阿康，他一早带个车子跑到镇上採买，肉鱼蛋菜香菸威士忌以及金条都是他搞来的。为了让王鹏吃出味道，三哥自己下厨，亲自抄锅铲，果然王鹏感觉大异，发现涂营里藏龙卧虎，起码火夫强于他人。王鹏一快活想把火夫带走，三哥急中生智，浑身发抖，当面抓烧裤裆，像是身患性病，奇脏无比，这一招起了作用。 王鹏走后，涂万冈松了口气，对三哥说：“哎呀，我的脚都抖。” 三哥笑道：“保证鸟主任从此不来涂营吃菜。” 他要涂万冈趁热打铁，第二天再去师部找王鹏要枪，把两个连长一起叫上，坐在那里，非要到不可。 涂万冈依计行事，第二天早早动身去了师部。当天下午，几个军官押着两大卡车装备，兴高采烈回到了兵营。 三哥很高兴，因为向胜利前进了一步。 当晚他们秘密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枪已经到手了，可以考虑把队伍拉回去，加强游击队力量，也动摇敌人军心。根据涂万冈听到的消息，为应对解放军迅速南进，本兵团近日可能重新部署兵力。他们可以在调防中寻机把部队拉走。 三哥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办。” 第二天上午，两个逃兵回到了涂营。 这是所谓“开小差”七人中的两个。两人报称他们并不是想开小差，只因为班里同乡鼓动，想家了，不告而别。回黄狮坑后看过家人，几天就待不下去，因为家中一贫如洗，只能吃糠咽菜度日，想一想还是当兵有饭吃。一起回去的另几人家境比他们好，日子过得下去，因此留在村里，只他俩返回了部队。 一连长下令将这两人关禁闭，安排可靠亲信看守，自己即动身，直接跑到师部向王鹏报告。王鹏立刻给远在厦门的柯特派员打电话报信，同时命特务连派人随一连长赶到涂营，把这两个逃兵带到师部来。 “两个小子可能是‘土共’。”王鹏说，“没枪就跑，一听说发枪就回来了。” 特务连的人赶到涂营，却不料两个逃兵已经趁看守疏忽再次逃跑。一连禁闭室后边的窗子不结实，两个人把窗子里的一根铁条卸掉，越窗而去。未发现有谁协助他们逃跑，这两个人在本连当过兵，对驻地环境包括禁闭室结构都非常熟悉。 当天黄昏，柯特派员带着行动组人员赶到了晋江县城。 王鹏非常懊恼，责怪一连长太笨。如果先设法稳住逃兵，不急于关他们禁闭，两个逃兵可能不会感觉到危险，不会这么快就拔腿再逃。 柯子炎说：“抓紧搜查，他们跑不远。” 当晚特务连在涂营驻地附近村镇行动，四处搜捕。王鹏则在县城请柯特派员一行吃饭，等待消息。这顿饭一直吃到半夜才散，特务连的搜捕一无所获。 柯子炎说：“再找吧。” 柯特派员和行动组人员下榻于师部客房，师部住址在县城外围，徵用了当地一所学校，学校周边一些民居被用为营房，其中一个老宅作为临时客房，旁边就是特务连驻地，有哨兵警戒。客房本是民居，宅内没有厕所，大小便得出门到外头茅房。此间乡村民居茅房非常简单，多直接建在大粪坑边，茅房地上横有两条木踏板做蹲位，四边用石块垒三堵矮墙，留一面空墙供如厕者进出茅房，空墙边钩一支细竹竿，竿上挂一块麻布为遮拦物，设施堪称简陋。 行动组当晚暂住于临时客房。由于饭吃得晚，天气又热，喝酒喝汤较多，晚间免不了要起身解手，凌晨时分柯特派员出门去茅房，解完手返回房间时意外遭到暗算：有两个人埋伏在近旁，没留神间突然一跃而起，当头将人击昏，用一条麻袋整个套住，抬上一辆板车，拉着就走。 第100页 这是三哥他们干的，所谓“逃兵归队”为三哥一手策划。三哥说过，柯子炎在涂营等他，他也可以在那里恭候。柯子炎试图通过抓这几个逃兵追踪抓捕三哥，三哥就通过他们回敬，把柯特派员套进了麻袋。 一捆麻袋神不知鬼不觉拉出营区，送到附近村里，解开来一看不对，麻袋里套装的这个人个头矮胖，却是刘树木，行动组刘组长。 “柯子炎呢！” 柯子炎有事，饭后连夜离开晋江县城赶回厦门，刘树木留下来，准备第二天带人继续查索两个逃兵，他住进安排给柯特派员的客房，代替上司成为三哥的俘虏。 三哥感嘆：“柯特派员不好抓，跟我有一比啊。” 刘树木供出了一些内情，听来非同寻常 被柯子炎这伙特务在同安那所乡下中学杀死的中年人大不一般。中年人来自台湾云林，是个乡村木匠，日据时期曾被徵召入伍，以日本兵的身份驻扎印度尼西亚，战后回家重操旧业，是个非常平凡的草根人物。一如无数乡间百姓，其生平经歷没有特别显眼之处，包括被迫入伍参战，都是当年许多台湾人所经歷的。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台湾人怎么会不吭不声突然扔掉他的锯子和凿子，坐着轮船跑到对岸一所中学去跟闽南地下党接头？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指令，一句暗语。事实上该木匠早在日据时期就是地下反日人员，后来奉命停止活动。当年他得到一个暗语，一旦暗语传来就恢復活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木匠始终像在睡觉，直到暗语忽然传来，他带着久藏身边的一枚“觉醒”印章到海峡对岸那所中学去接头。整个传递过程为预先设计，其中有若干环节，每个节点上的人只须向预定方向传递消息，不需要知道其上下线是谁，也不知道所传暗语代表什么内容。如此隐秘的联络为何被特务发现？云林县这位木匠的上线是台东县一个会计，同样休眠了近二十年。接到恢復活动指令后，会计把上线传来的暗语下传，同时报告了特务。这会计早已变节，为特务控制。 按照特务掌握的情况，这些人员当年暂停活动，是因为台湾地下抗日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日本人加紧镇压，为保存力量以备东山再起而暂行隐蔽。隐蔽指令是从上海传递过来的，在上海作具体应变安排的是钱以未。钱以未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想从他嘴里把情况弄出来，钱始终不说，这批地下人员得以保存。 三哥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安排还有用？” 情况确实大有变化，所以中年木匠“觉醒”而联络失败。但是钱以未还有第二手、第三手安排，总有一条可能联繫上。刘树木供称保密局对这一部分隐蔽于岛内的旧日抗日地下人员非常警惕，因为与共产党相关，而且尽是台湾本地人，多在民间草根，埋藏很深，时间很长，基础厚实，有号召力。如果他们逐一“觉醒”，并且与大陆恢復联繫，会成为很大威胁，为此必须深挖，切断这条连线。 “除了这个木匠，你们还发现其它‘觉醒’者吗？” “目前还没发现。”刘树木说。 如此看来，找到大舅家的台南那位客人躲过了特务。 还有不少疑点需要了解追查，但是三哥没有时间了——赵尚义派人送来紧急情报：涂营奉命准备调防，情况异常，清阿康速归。 刘树木被捆成一粒粽子，塞回麻袋秘密押送游击区。三哥赶回涂营。 涂营平静如常，不显异样，实际上无比紧张，营部大门紧闭，里边乱闹闹的，都在擦枪枝收行李，烧纸张弃杂物，电话铃一遍又一遍响个不停。 一见三哥回来，涂万冈赵尚义两人松了口气。 “阎王怎么下符？”三哥问。 师部命令涂营明日开拔，出发的具体时间等候命令。 “去哪里？” 不知道。只是命令所有人员集中留待原地，不得离开营区。 附近几处驻军并没有接到调防命令，奉命准备开拔的只有工兵营。涂万冈担心命令里有陷阱：是不是逃兵归队事件出了破绽，或者本营有谁于不慎中忽然暴露，敌人准备下手？接到命令后，涂万冈和赵尚义两人紧急商量对策，觉得即便确属正常调防，也得提防。如果给调到陌生地点，不能得到游击队接应，很难独立支撑，如果敌人强化控制，甚至拆散涂营，结果难以料想，因此不如果断行动。涂、赵二人已经秘密安排各连排骨干做好准备，到时候一声令下，就解决对手，控制部队，把队伍拉走。目前还要等待正式调防命令，如果命令未下而本营开始动作，敌人发现异常就会群起攻之。 三哥说：“咱们需要有几套方案。” 三哥派人悄悄前去涂营驻地附近小镇，把老伙计和陈中搬到营部应急。 老伙计不是人，是电台，由孙力澳妹等人护送上山，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联络立下功劳的电台。这部电台跨过海峡，下过水井，与钱家人结有不解之缘，因而被三哥叫做老伙计。游击队已经有了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带来的新电台，领导让三哥带老伙计下山，潜藏在涂营附近小镇地下交通站，以便及时联繫，迅速报告情况并接受上级指示。联络员陈中就是早先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的司机小陈，随三哥上山后改行当了电台报务员，因为山上不通公路，游击队暂时没有汽车可开。 第101页 次日开拔命令未曾下达，涂营官兵守在营房待命，白天连着黑夜，直到凌晨。涂万冈打电话询问究竟，师参谋长重复原命令，让工兵营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这他妈搞什么鬼？”涂万冈发牢骚。 三哥说：“沉住气，看他们搞。” 第三天上午有了新情况：工兵营开拔命令没有下达，周边几支部队却接到了命令，相继离开各自驻地，集结到涂营所在小镇。运兵卡车轰隆轰隆开来，荷枪实弹的敌军进驻涂营附近的所有山头，涂营被团团包围，置于数倍于己的枪口之下。 涂万冈和赵尚义非常不安。 三哥开玩笑：“把咱们当肉包馅啊。” 敌军调动异常，部队集结周围，肯定有其原因。会不会因为捉了刘树木，惊扰了敌人，涂营底细为敌所知，要用优势兵力包围解决？三哥认为不太可能，捉刘树木的计划十分周密，柯子炎确知是三哥所为，但是并无理由怀疑涂营。眼下涂营周围阵地尽被对方占领，却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因此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下午，师部的命令终于下达。不是命令涂营缴械投降，是命令立刻出发，与集结到小镇周边的其它部队一起开拔，下海。时海面上开来了几艘军舰。 三哥与涂、赵面面相觑。 涂营驻地临海，离开这里的道路分别向北、向西和向南，向东是大海，无路可走，因此他们预测的调防和撤退都通过道路。小镇靠海，有一处小渔港，却没有可供大型船只停靠的码头，所以他们没有考虑可能从海上调防。 此刻无法拒绝离开，海边到处是敌兵，工兵营这一两百号人势单力薄，打起来必被消灭。服从命令则将陷入困境，丧失了利用调防拉走队伍的机会。事发突然，已经没有时间向上级请示，只能自己拿主意，走一步看一步。 赵尚义很紧张：“想把我们拉到哪里？会不会去台湾？” 这不是没有可能。 三哥下了决心：“上船。” 他让联络员陈中乔装离开驻地，迅速返回游击队汇报情况，他自己留在涂营。此刻涂营面临局面非常复杂，不能丢给涂万冈和赵尚义，他必须在这里指挥应对，完成任务，他的任务是胜利。 由于大船无法靠岸，小镇周边这些部队必须乘坐渔船出港，到军舰停泊处靠舰，于海中通过舷梯登上军舰。渔船数量不足，工兵营人员分数批次登船，直到黄昏才全部上了军舰。军舰鸣笛出发。涂万冈和赵尚义透过舷窗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直到大海和陆地被夜色笼罩，他们的表情都极其凝重。 三哥让两位不要紧张，有一句老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哪怕一万座山冈，也有一万条路。现在到了海上，除了海水没有路，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小时候母亲教他的，很简单，就是哭爹叫娘：“阿姆啊！” 他当然是开玩笑。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三哥从天而降 我总想三哥阿康靠什么呢？他这个人有本事，总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哭爹叫娘，或者好运气。 我们家四个孩子里，三哥阿康最为特别。特务柯子炎曾经用“鹧鸪鸽子混一窝”表示过怀疑，他真是看出些区别，这里边的确别有缘故。 我一直记着三哥给我的第一印象：一头乱糟糟的黑髮一根根竖起来，每一根头髮似乎都在滴汗，湿漉漉满头是水，一对眼睛在眼眶里骨碌碌转，眼神很特别，很警惕很提防，还显出无助与紧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记住这个，初见二哥时他九岁，我才五岁，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难记住什么，但是我留下了印象。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来钟，有人打我们家门，大姐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人，年纪不大，渔民打扮。大姐问来人找谁，来人问这家人姓钱吗？大姐点头。来人又问主人是钱周氏吗？娘家叫周菊花。大姐说那是我们母亲。来人点点头：“这就对了。” “你是谁？”大姐问他。 那人没回答，转身走到一旁，拉出躲在柱子后的一个小男孩。 大姐跑到屋里，把母亲喊到厅里见客。母亲看到来人和小孩，心知情形异常，顿时沉下了一张脸。 来人是台湾渔民，他给我们带来的小孩也来自台湾。几天前这年轻渔民的渔船从台北起航厦门，有一个熟人带着这小孩跑到港口找他，给了点钱和一张字条，请他帮助把孩子带到厦门交给母亲。 年轻人拿出那张纸条。大姐拿着纸条左看右看，她已经读中学了，纸条上的字竟然一个也认不出来。母亲见了着急，喊道：“是你阿爸！反看！” 大姐醒悟，赶紧把纸条反过来，对着天窗透进厅里的光，从纸条背面读。这一看就明白了，纸条写的是我们家住址，母亲的姓名，还有小孩的名字，他叫做钱世康。 母亲知道这是父亲写的，父亲会刻字，印章上的字必须反着刻，印到纸上才是正的。父亲让人带一张反写纸条，不是存心不让大姐看懂，是告诉母亲纸条出自他手。 “这是谁家小孩？”母亲问来人。 “你们家的啊。” 第102页 “瞎说！” 年轻人茫然，称自己受人之託帮助捎带小孩，其它事情并不清楚，听说小孩的父亲吃官司，给日本人关在监牢里，小孩的母亲得了重病，前些时候死了。小孩的父亲从监牢里交代这个地址，吩咐把小孩送到厦门这边。 “阿康，过来认一认。”年轻人招唿小孩。 小孩不过来。从进门起，他就蹲在厅边一根木柱脚下，低着头不吭声，无论怎么招唿都一动不动，聋了一般。 年轻渔民说这小孩脾气倔，不像其它小孩乖巧听话。从台湾带过来让他费好大劲。小孩会咬人，像小狗，在渔船上闹腾过，他被小孩咬过一口。 母亲打断他：“小孩的阿爸是谁？” “叫钱以未。” 母亲当即大骂：“死鬼！死鬼！” 年轻渔民吃了一惊，忙不迭起身，连声道别都没有，匆匆出门离开。 小孩给丢在我们家里。 那时候三哥钱世康个头瘦小，不像通常八九岁小孩。他死死蹲坐在我们家厅边木头柱子旁，一声不吭低头听大人说话，偶尔抬起眼，骨碌碌转着眼睛看屋里大人的表情，我们家和家里的人于他都很陌生，遇到陌生人他显得紧张。大人说的话他不一定都能听懂，对自己的处境却很清楚：他给丢到这个木头房子里了，这里的人让他感觉异样，他也让这里的人很不安。 年轻渔民走后，母亲在屋里抹眼泪，大声哭泣，口口声声痛骂：“死鬼！”骂的当然不是把小孩丢到我家，自己逃也似的跑掉的年轻渔民，她骂我们的父亲，在母亲的语彙里，“死鬼”多为我父亲独自享有。 三哥阿康进家门时，我们的父亲已经离家三年多了。三年多前大哥用自行车送父亲去码头，帮他逃往上海，大哥为此被警察抓去，吊起来差点打死，父亲则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一晃三年多过去，父亲居然用这种方式对我们显露踪迹，让我们知道他在台湾，被关进日本人监狱。他居然还给母亲送来一个台湾小男孩，这小男孩居然已经有九岁大，是他跟别的女人生的。 这件事对母亲刺激极大。日后她不许我们在家里提及父亲，似乎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父亲的存在，其情绪之强烈，持续时间之长，与父亲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三哥钱世康的生身母亲有莫大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怎么回事，只知道她确实曾经存在，所以才会有三哥钱世康，才会有青年渔民的那张纸条。 所谓鹧鸪不是鸽子，三哥的长相跟我们家的其它孩子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他有一个高颧骨，与我们如出一辙，仅此颧骨，母亲认定他是父亲骨肉。时间上也吻合：我早夭的二哥钱海宁在广州出生当年，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从广州匆匆回台湾奔丧，在台北被日本占领当局抓住，追究往昔的“叛逆”罪。后来他被放出来，一年多后才逃出台湾回到厦门。显然他在这段时间里在海峡那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以及三哥。父亲已有家室，出于什么原因还要在台湾另立家庭？他对母亲从不提起，讳莫如深。那些年他在各地奔波，出现在厦门家中的时间屈指可数，出于职业习惯和生存需要，他一向守口如瓶，母亲对他的许多事情懵懵懂懂，无法知晓，这使母亲一再为他所连累，也一再因为确不知情而逃脱灭顶大灾。无论他向母亲隐瞒多少自己的危险事项，母亲都能容忍，隐瞒另一个女人和孩子却让母亲无法接受。 现在他从日本人的监狱里託交这个孩子，不惜对母亲和家人暴露自己的这一隐秘。估计他已经没有其它办法，只能这么办，否则这孩子将寄人篱下，流落街头，甚至死于非命。他在交代把孩子送到大陆时，肯定想到了母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三哥进家门的第一天，一直蹲在厅旁柱子边，在那里静静目睹母亲的伤心哭泣与气愤詈骂，感受自己给这个家带来的突然震撼。那一天二哥钱海宁不在家，我这个五岁小女孩傻傻地站在小男孩面前，好奇地看着这个蹲在地上，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陌生人，看他头上短短的黑头髮。天气闷热，小男孩会出汗，他的汗水悄无声息地从头髮里冒出，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大哥已在此前一年离家投红军，大姐十五岁，早就有了大姐头风范，知道在母亲因为种种特殊情况无法履行职责的时候，充当母亲的替补。此刻母亲无所事事，只顾坐在一旁垂泪，骂死鬼，大姐适时掌握起局面。 “饿不？”她跟小男孩打招唿。 小男孩看着她不说话。 大姐去厨房抓了块蒸地瓜。看到小男孩两只手十个爪子脏兮兮的，大姐拿了块湿毛巾给他擦手，然后让他吃地瓜。 母亲伤心够了，起身去做中饭，没答理小男孩。饭做好了，母亲招唿大家吃饭，大姐问：“那个呢？”母亲不吭声。大姐便自己做主，跑到厅里喊小男孩，让他洗洗手到厨房吃饭。小男孩不响应，既不回答，也不起身，死蹲在柱子下边不动。 母亲说：“不管他。” 大姐装了一碗饭，夹两块咸菜头，放到小男孩面前。过一会儿再去看看，地上丢着一个空碗，小男孩把那碗饭吃光了，碗沿不剩一粒米，舔得干干净净。 大姐很惊讶，说这小孩真是小狗？小狗也会汪汪啊。 第103页 直到黄昏那会儿，母亲才终于缓过劲来，放下了对父亲的种种不满与委屈，注意起已经在厅里蹲坐了一天的不速之客。母亲到厅里看小男孩，眉头顿时皱紧。 “这么臭。”她很不满。 小男孩坐渔船从台湾来，渔船上腥味大，加上淡水少，洗不了澡，身上衣服上的气味可想而知。我们家的木屋潮气重，巷子里通风不好，又是闷热夏季，小男孩一进门就出汗，满头满脸湿漉漉，身上哪会不臭。 母亲喊小男孩去洗澡。小男孩不吭声，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母亲骂了他：“要死啊，去洗。” 小孩就是不去。母亲生气了，伸手去拉，小男孩居然在她指头上咬了一口。 “臭孩子！”母亲大怒，“不信没你办法！” 她把大姐喊来帮忙，一起制伏臭孩子。大姐劝告母亲算了，小男孩臭就臭点，也不碍事，何必逼他？母亲生气道：“懂个屁！会生病的！” 她们俩合作，把臭孩子从地板上拖起来，抬出前厅，拉到厨房后边的天井。小男孩拼命挣扎，伸手踢脚，不肯就范。过厨房门时他紧紧抓住门框，大姐掰开他的指头，把他弄过厨房门。出天井时他又抓着厨房后门不放，母亲把他揪开，他滚在地上，两手紧紧抓住井边洗衣石盆不放。 母亲没再揪他。洗衣盆边放着我们家的水桶，水桶里恰有一桶水，母亲把水桶提起来，将满满一桶水全部浇到小男孩的身上，小男孩连衣服带人被浇个精湿。 一桶凉水下去，也许因为舒服了，小男孩忽然松开手，放弃了抵抗。 母亲吩咐大姐：“把臭衣服给他扒了。” 大姐帮着母亲给小男孩脱衣服。脱到小裤衩时她害羞了，下不了手。母亲大声骂她：“怕什么，是你弟弟。” 她们把他脱光，洗了个凉水澡。洗澡前他是个臭孩子，洗过澡他就成了我三哥。 后来三哥告诉我，那天母亲和大姐把他拖出前厅时，他满地打滚，又踢又咬，跟他死死蹲在柱边一样，都因为害怕，怕她们把他从家里赶走，丢到大街上去。 三哥成了我们家的孩子。他是父亲的儿子，却不是我母亲生的，因此他在我们家属于另类，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待遇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家的孩子哪一个都是在母亲的责骂中长大，早就习以为常，只有三哥例外，母亲对他网开一面，初进家门时为了洗澡，她骂过他臭孩子，而后几乎从不骂他。 三哥在厦门上了学，他的脾气倔强，不太合群，加上刚从台湾回来，说话口音不同，常遭其它孩子耻笑。三哥因此不断跟人打架，拳打脚踢加上牙咬，有时打得人家哭爹叫娘，有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这种事要是放在我们身上，早让母亲骂死了，但是母亲不骂三哥，她骂死鬼。有一次三哥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回家，母亲闻讯带着我去小学校找，没找着，再到渔港各条巷子里搜，最后在海湾边一个货仓外找到他。母亲没说他半句，拉着胳膊把他带回家，拿毛巾擦掉他脸上的污垢，用红药水给他抹伤口，一边料理一边掉泪。 “死鬼啊，死鬼啊，看看你儿子吧。”母亲咒骂。 三哥哭了，承认自己不该打架，但是他受不得欺负。 母亲说：“我没怪你，我怪死鬼。” 三哥伤成那样，母亲非常伤心。只怕三哥这种脾气会吃大亏，头破血流不要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日后死鬼责怪，她拿什么交代？她劝告三哥心里有气应当忍住，不要只想动手动牙齿，实在忍不住可以喊“阿姆啊”，她会听得到的。 我认为这一招对三哥不管用。女孩可能不一样，例如我，我不用母亲教，生来就会，一旦遇到委屈，一哭就喊阿姆，绝无半点扭捏。男孩子怎么可以？哭爹喊娘只会让人笑话，三哥脾气倔强，他是不会喊的。 但是他已经把母亲记在心里。 三哥初进家门时咬过母亲一口，很快却成了我们家最孝顺的孩子。他到来的第二年，我二哥钱海宁跟人下海捞鱼虾，不幸死于大潮，我们家另外两个男子汉都不在家，父亲在台湾监狱，大哥在红军里，三哥迅速从天上掉下来的臭孩子变成了钱家硕果仅存的男子汉，其主要标志就是孝顺母亲。小小年纪，他懂得每天早起，跑到天井那边，从井里替母亲打洗衣水，让偌大一个洗衣石盆满装井水。这个活原本归大姐做，大姐是大姐头，要帮母亲生火做饭洗晾衣物，事情多照料不过来，三哥就成了打水帮手。当时他个头还小，力气也小，从井里打桶水气喘吁吁，母亲看不过去，责骂大姐说：“让你弟当小长工要死人。不累死他，死鬼也把我骂死！” 可是三哥死活就是要当小长工，有如初进家门时死活要蹲坐前厅柱子下。三哥这种人想干什么，最好都顺着他，很少人有他的办法。渐渐地我们都习以为常，三哥果真成了我们家的小长工。 母亲感嘆：“自己生了四个，不如别人生的一个。” 三哥是我们家最称职的男子汉，他孝顺母亲，听从大姐，对我这个澳妹爱护有加。他不嫌弃我，无论他去哪里，只要我想跟，总会带上我，不管别人会不会笑他带个拖油瓶。天上掉下一个三哥，我得益最大。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个小男孩欺负我，在巷子口拽我的辫子，喊我“臭妹”。三哥看了大怒，也不多说话，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得小男孩大叫。这小男孩不好惹，家里有五个兄弟，都是街面上的混混，小男孩一叫，几个兄弟一起围过来。三哥以一当五跟那几个混混打，我在一旁吓坏了，大哭，喊叫：“阿姆啊！”有街坊跑去家里报信，母亲赶过来救援，平息了那场小孩混战。 第104页 三哥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对方人多，却也没占便宜，个个带花。那以后没人敢欺负我，街巷内外，学校上下，都知道我三哥一人敢打五个，不要命，千万不要招惹。 三哥并不只以打架出名，我们家几个孩子里，数他最聪明灵秀，学什么会什么，而且长相出众，让我当小妹的很自豪。三哥刚来时又瘦又小，除了一身臭汗，绝无光彩，母亲总说他在台湾一定没吃过饱饭。到我们家后情况不一样，母亲管他吃喝，大姐管他收拾，几年内他就长开了，很快长得比家里其它人都高，邻居个个夸奖三哥“很好才”，也就是长得好，好人才，小帅哥一个。我们家几个孩子个头都不高，因为母亲是矮个儿，我们身材都随母亲，三哥跟我们不一样，一长长到快一米八。同样是钱以未的儿女，为什么就他长得不一样？分析原因，估计是他的生身母亲个头不矮。 母亲因此有些心酸，说还是人家会生。 三哥说：“是阿姆会养。” 母亲因此就释怀了。 三哥初进家门时像个哑巴，大姐看了都有意见，说小狗还会汪汪。长大之后三哥性情大变，再不是那种闷声不语、满肚子炸药模样，他很会说话，知道什么话能让母亲高兴。他还是我们家最会讲笑话的人，什么事情到他嘴里都特别有趣，能把一家人逗得哈哈不止。三哥为人慷慨，生性乐观，天大的事情拿得起放得下，很有人缘。 三哥上高小时，学校里有一位陈姓老师很喜欢他，认为他特别懂事，禀赋不凡，可以栽培。陈老师是教算术的，爱好物理，三哥跟这位陈老师很相投，他管老师叫“陈姓”，也就是“陈先生”，通过这位陈老师，三哥对电学产生了莫大兴趣，立志将来要当一名电气技师。当年我们身边少有电器，家里点的是煤油灯，亲友问候靠书信，偶尔才有机会看场电影，但是三哥却已预见未来，认定将来世界都将电气化，电气技师肯定受欢迎。陈老师家里有一架日本产收音机，老师让三哥跟着他把收音机拆了，变成一堆零件，再一个一个焊接起来，重新组装成一架收音机。三哥做这种活很有悟性，得心应手，陈先生非常欣赏。 “将来你会干这个。”他对三哥说。 陈先生说对了，但是没有全准。三哥走上了另一条路，他去游击队后当过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然后当了游击队的敌工队长。 是日寇把三哥引上了这条路。 三哥上初中那年，日本鬼子占领厦门，厦门百姓在铁蹄下艰难度日。有一天黄昏，日本大兵突然闯进我家，那时家里只有我和三哥两人，母亲去渔港捡拾渔船丢弃的小鱼虾，大姐还没下班。日本人进门时，三哥在厅里看书，我在厅后厨房煮粥。我听到外头有敲门声，三哥跑去开门，忽然他喊了一声：“澳妹！”那会儿我正忙着拿吹火筒吹火，没有在意，好一会儿才从灶边爬起来，跑到外头察看究竟。这一看把我吓一大跳：大门洞开，厅里什么都在，没见少什么，但是三哥不见了。 我跑出大门四处张望，对面邻居喊：“你家老三给日本人带走了。” 我“哇”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和大姐回家后，一听我说，都急了。大姐饭都不吃，掉头出门找人。母亲在屋里坐立不安，直到大姐回来。 “在看守所里。”大姐说，“不让见。” “阿康犯什么事啊？” “小孩能犯什么事？”大姐骂道，“死日本鬼！” 隔日下午三哥给放回家来。母亲喜极而泣，从头到脚把他摸了一遍，确定他全身完好，一个部件都不缺，也无一伤口。日本人没有打他。但是我发觉他变了样子，他的表情很平静，眼里却有一道寒光。 他说：“陈先生死了。” 原来他犯的事跟陈先生有关：前天下午，陈先生下班回家，经过中山路一个零件铺，看到一个小电容器，挺喜欢，便买了下来。陈先生家住鼓浪屿，进出要通过轮渡码头，那天过码头时刚好碰上日本兵搜查，陈先生本可以随手把电容器扔掉，以免招惹麻烦，他却捨不得。鬼子从他上衣口袋里搜出了那个小电容器，陈先生说自己收集电器组件是个人爱好，没有其它意图。日本人不信，把他拉到家里搜查，起获了其它不少电器组件，包括他跟我三哥装了拆、拆了装的那架日本收音机。除了这些器件，陈先生家里没有任何违禁物品，日本鬼子却没有放过他。他们把陈先生关进监狱，施以酷刑，追查他是否与地下抗日活动有关？收集拼凑电器组件，是否试图组装联络工具，与岛外反日情报机构联繫？他属于什么秘密间谋组织？谁是他的上司？发展了哪些成员？有过什么活动和计划？ 陈先生什么都说不出来。日本人从邻居那里得知三哥跟陈先生走得近，经常在一起鼓捣东西，于是把三哥抓来问。三哥证实陈老师说的都是真话，日本人不信。 他们没打三哥，却把他拉到陈老师受刑现场吓唬他，要三哥老实招供。 那时陈老师已经人事不省，血肉模煳。 三哥说：“他是好人，什么都没做。” 日本人威胁连三哥一起打。三哥说：“打也一样。” 当晚陈老师死于刑讯。 第105页 三哥备受刺激。陈先生是他恩师，对他有过很大影响，一朝死于非命，因为如此莫须有罪名，让三哥异常悲痛。 他说：“陈先生没发展反日分子。日本人自己发展了。” 我从他轻描淡写的话音里听出一股咬牙切齿之恨。 那时候厦门岛上很乱，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汉奸特务无孔不人，大批居民内迁逃离，不得已留在侵略军铁蹄下生活的百姓战战兢兢。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三哥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躲在我们家木屋的小阁楼上不下来，有时一躲一天，母亲、大姐喊他吃饭，他才从木梯上爬下来，吃完饭很快又爬回阁楼。 母亲非常诧异，不知道三哥惹什么祸了，在上边躲哪个冤家。厦门岛上乱闹闹，日本兵的刺刀亮得吓人，路头路尾到处死人，躲在家里不出门也好，但是阁楼上又窄又暗，乱七八糟堆着杂物，这么大一个男孩，老待在上边不憋气吗？家里可以待的地方多的是，不行的话就到天井去坐着，起码空气好。 三哥说：“上边好啊。阁楼虽矮天地大。” 他称自己在阁楼上修行。以前大和尚修行要钻山洞，咱们家木头房子没有山洞，有阁楼。家中其它角落比不上，阁楼最适合修行。 母亲将信将疑。 我对三哥的所谓“修行”充满好奇，因为十分古怪。我们家阁楼在二楼屋顶下边，那其实就是个小隔层，最高处不过一米多点，加上堆满杂物，到处尘土，空间非常狭小，三哥那样的高个子，上去只能坐着，行动必须窝腰，那有多舒服呢？阁楼不安固定楼梯，上下都要通过活动梯子，我们家有一架长竹梯，供阁楼使用。竹梯比较长，占地方，家中位置小，摆不下，平时不用，我们会从二楼走廊把竹梯伸出窗子，把它横挂在木屋窗外，那窗子下安有几根铁钩子，供我们悬挂木梯。母亲有一回闲扯，说那几个铁钩子是死鬼在的时候钉的，仅从这几个铁钩子看，我们的父亲实相当聪明灵巧，知道如何拓展有限的生存空间。由于阁楼只堆放家中杂物，平时不太有用，长梯一向闲置，到了三哥“修行”才被频繁使用。我注意到三哥每一次从阁楼下来，都会把梯子搬走，挂回窗子外边。我们家梯长窗小，搬动梯子挺费劲，三哥却一丝不苟，一定要搬开挂好，然后才去吃饭干活。待完事回来，再开窗取梯，架好了上阁楼继续“修行”。他本来不必动那梯子，让它在阁楼楼板靠一靠又不碍事，他自己不是还要再上去吗？如此频繁搬动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想在他离开的这点时间里，让别的人顺着梯子悄悄爬到那上边去。 我断定阁楼上有秘密。 有一天三哥又上阁楼“修行”，我看着那架长梯，心里不禁发痒。仔细倾听，阁楼上静悄悄的什么声响都没有，心里越发痒得难受。后来实在忍不住，情不自禁就爬上那架长梯。我的个子小，分量轻，加上非常小心，梯子在我脚下轻轻晃动，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响动很小，没有惊动三哥，直到我把脑袋探上楼板，他还浑然不觉。 其实他没干什么，就是坐在一堆杂物里看书。他的身边堆着破板凳、装满破旧物品的肥皂箱、旧鞋子，还有一架坏摇篮。阁楼斜前方有一面天窗，天窗的光照到阁楼前部，三哥在楼板铺一张油纸，捧着一本书坐在上边，就着天窗的光线，看得出神。 我很失望，喊了他一句：“餵。” 他抬头看我一眼：“臭澳妹。” “臭三哥。” “下去吧，小心点。”他说。 我很听话，当即爬下竹梯。 事后我问他，阁楼上“修行”好玩吗？哪里不能看书，躲在肥皂箱坏摇篮边，书上的字就会跳舞了吗？他笑，说我还小，不懂，长大了才知道。 我不服气：“现在我都知道。” “你知道钱以未吗？”他问我。 我想了一会儿，忽然想到这其实是我们父亲的名字。 “阿姆骂他死鬼。”我说。 他告诉我其实钱以未不是死鬼，是乱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共妻是瞎说，他们信仰一种主义，要创造一个理想社会。 三哥还知道父亲本来叫“乙未”，写来写去慢慢变成了“以未”。两个叫法读音一样，字不同而已，父亲自己常用“乙未”，别人则大多把他写成“以未”，可能因为“以”这个字用的地方比较多，大家习惯，就以为是这个了。 三哥很少跟我提及父亲，他忌讳父亲，似乎比母亲更甚，这与他的生母有关。三哥的生母是台湾新竹人，三哥从懂事起就与生母生活于乡下，生母在他们家附近一所教会医院当护理，一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生母告诉三哥，父亲在他出世前死于恶性传染病，三哥一直深信不疑。三哥八岁那年上了小学，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家中一地狼藉，橱倒箱翻，东西丢得到处都是，生母却不见了。三哥大惊，跑到外边查找喊叫，这才看到她倒在后院一棵树边，浑身是血，已经死了。警察赶来现场查验，判定是遭劫被杀，案子却始终未破。生母死后三哥成了孤儿，生活无着，被迫退学，在乡间流浪乞讨。有一个陌生人找到他，把他带到台北，送上开往厦门的渔船，那时三哥才从陌生人嘴里知道自己的父亲叫钱以未，人还活着，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父亲于狱中交代把他送回厦门。 第106页 因为这些往事，每当母亲骂起死鬼，三哥也在心里跟着骂，对父亲满怀怨恨。天底下有这样当父亲的吗？丢下两边妻儿不管，自己满世界乱跑，这里被抓那里坐牢，连累家人备受屈辱煎熬，这算什么父亲？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现在看这个钱以未也不容易。饱受磨难，矢志不改，他靠什么呢？”三哥说。 我连父亲长什么样都记不得，我哪里知道他靠什么。 “他是使徒。”三哥说，“碰上了算咱们应该。” 三哥直唿父亲的名字，像是提起一个不相干的人，他的话还是那么轻描淡写，略带讥嚯。我问三哥什么是“使徒”？他让我去教堂看看。世界上有一种人特别虔诚，他们有信仰，为了信仰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去。 初中毕业后不久，三哥离开厦门，公然出走。我们钱家几个孩子离家的方式各自有别，三哥的方式最为独特。 那天下午他没出门，也不到阁楼上“修行”，只在房间里忙他的。傍晚时分母亲进厨房刷锅，准备给家人做饭，他忽然跑到厨房，问母亲晚上有什么好吃的。母亲告诉他有鱼，还有几样新鲜蔬菜。他让母亲别忙了，去厅里坐一坐，晚饭交给他。以前都是母亲烧菜给大家吃，今天让他来试试。 “你还会做菜？” 他说他平时很留意母亲烧菜，自己暗中学过，在陈先生家也试过。 当晚我们吃他炒的菜，居然很好吃，母亲、大姐和我同声夸奖。吴春河那天也在，他跟三哥开玩笑，说以后阿康不愁找事做，可以去开个小饭馆，招揽食客养家餬口。 三哥也开玩笑：“以后阿姆跟我住吧，我天天做饭炒菜，让阿姆享口福。” 母亲感觉有异：“阿康怎么说起这个？” 三哥忽然离开餐桌，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个头。 母亲呆住了。 三哥跟几个朋友商量，准备最近结伴离开厦门，去广东潮州。他知道母亲不会放心他离家远去，很难向母亲开口，但是无论如何他得明说，不能不告而别，那样的话母亲肯定非常伤心。 “出去做什么！”母亲惊问。 他们打算做点小生意，一位朋友在那边有熟人，可以帮助落脚。 “你才多大啊！” 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见过一些事情，知道了不少人间的道理。 大姐劝：“在厦门也可以做事，不必跑那么远。” 他要离开。他被日本人抓去关过两天，他的恩师陈先生被打成一团血肉，死于非命。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与鬼子不共戴天。 母亲说：“我不放你走。” 三哥说自己也非常不愿意离开母亲，不想让母亲为他担惊受怕。他小小年纪从台湾过海投奔母亲，这么多年里，母亲对他比对谁都好，费尽艰辛把他拉扯成人，这份恩情他永世不忘。今天他给母亲磕头，想告诉母亲他一定会报答养育之恩，时候一到他一定回来陪伴母亲，给母亲烧饭炒菜，说话讲笑，努力尽孝，让母亲得享晚年。 “现在阿姆不要管我了。”他说。 母亲的眼泪哗啦落了下来。 我傻傻地问了一句：“三哥去做什么生意？” 他回答，能做什么做什么，开小饭馆也行。 几天后他离开厦门，什么也没带，悄悄走了，没再跟我们告别。母亲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松口，不愿他离家，但是母亲也没像几年前对付大姐一样把他锁在家里。三哥毕竟不同于大姐，他是男子汉，他要想走，任谁也锁不住。 大姐不相信三哥是去做生意开饭馆，认为他肯定另有计划，只是不愿意告诉我们。她和吴春河在我们家翻箱倒柜查找究竟，终于真相大白。 三哥时常“修行”的阁楼上，板壁间有一个暗隔，里边藏着许多旧书。书的封面是《七侠五义》《说岳全传》之类，那是伪装，跟内里全不相干。这里每一本都是禁书，马克思的，列宁的，苏共的，中共的，塞满一个暗柜。书已经很旧，却没有灰尘，因为在近日被人不断翻阅。三哥的“修行”，以及“知道不少人间道理”之秘密都在这里。 这些书却是母亲自己藏的，是父亲的书，里边到处是父亲的痕迹，有不少书扉页盖有他刻的印章。母亲不识字，不清楚这是些什么书，只记得当年父亲让她找地方收好。这么多年过去，她几乎已经忘记它们的存在，没想到被三哥翻了出来。 显然三哥被父亲引上暗藏于阁楼的这条路，投共，为了信仰去当了使徒。 母亲大哭，痛骂：“死鬼啊！” 她捨不得三哥，迁怒于父亲。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绝地突围 登陆艇停在海上，士兵们奉命下船。那时正当退潮，四下里一片漆黑，有探照灯光从前方扫来，冰冷的光柱照在海面上，海面波涛缓缓起落。 涂万冈骂了一句：“他妈的！什么鬼地方？” 三哥低声：“下命令。” 涂万冈高声大喝：“下海！” 士兵们接二连三从船上跳入海中。 第107页 此刻海水只深及膝盖，海底是沙，坡度平缓。登陆艇的底部已经触及海底，无法继续前进，士兵们得自己涉过海滩。前方有一道模模煳煳的轮廓浮现在海天之间，是一座岛屿，探照灯从岛屿沿岸向海中照射。 三哥随队伍一起，蹚着海水向岛屿前进。海滩很长，海水中摸黑行走，速度很慢，走了快二十分钟，队伍终于上岸，士兵们一个个接连趴在海滩上，大声喘息。 三哥说：“阿弥陀佛。” 赵尚义低声问：“阿康，是台湾吗？” “不是。” 三哥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船队在海上走了大半夜，方向大体朝南，他们应当还在大陆近海，没有越过台湾海峡。但是走的时间不短，不可能在厦门，估计是绕过金、厦，在两岛南侧某一海域停船，因此确实“阿弥陀佛”。如果此刻他们还在海上航行，与大陆和游击队越离越远，情势就更显严峻，更具危险。 “老天还是跟咱同边。”三哥说。 几小时后太阳从东方升起，海面明亮。小岛东北方向展现出一系列岛屿，或近或远，或大或小，点点续续排列于海面上。三哥用望远镜眺望，对比军用地图，指着右前方影影绰绰一座大岛屿：“这是金门。” 半小时后师部传下命令，涂营在小岛驻扎布防，修筑工事，作为金门屏障，防备共军进攻。此刻共军大部队正在迅速沿海岸南进，目标直指厦、金。 工兵营驻扎的这个小岛临近金门，属于漳州东南的海澄县海域，本是个无人岛。岛上林木葱郁，岛西侧有一个避风海湾，岸上林间有几间石头房子，还有若干可以住人的天然山洞，都是渔季时渔民临时休息补网借居之所，平时没有常驻居民，更无驻军。由于一条航线从小岛东部海域穿越，小岛上建有一座灯塔。随着战事临近，厦金一线加强防务，这个岛新设一个哨所，由海警驻防，兵力只有一个班。 涂万冈庆幸：“阿康说得不错。老天挺关照。” 涂营驻防荒岛，岛上只有一条小补给船，没有大船运送，部队被困在岛上无法离开。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座岛屿事实上已为涂营占领，涂营在小岛上占据绝对优势，不能轻举妄动，却可以耐心等待。解放军迅速逼近，大仗在即，一旦大军渡海进攻厦、金，涂营可以发起战斗，迅速解除岛上海警武装，迎接解放军，配合解放两岛。 但是老天爷的意图诡异不定。 涂营在岛上安顿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师部政训室主任王鹏带着几个人突然登岛，住进了营部。王长官驾临，事前没有通知，上岛后也不说明来意。 “你那个厨子呢？”他问涂万冈。 涂万冈报告说，厨子因查出梅毒被赶走了。 王鹏不高兴：“你让我们吃什么？” “有鱼，有美国罐头。” 王长官到涂营，讨饭吃只是幌子，目标却是三哥钱世康。王鹏并不知道曾经在涂营见过的下士厨子就是钱世康，也不知道钱世康眼下也在岛上，他专程登岛却与钱世康相关，因为他带来了黄狮坑的林家团。 那天三哥钱世康与涂万冈、赵尚义在营部商量事情，传令兵突然跑进来报告，说王主任来了。三哥感觉有异，立刻起身暂避。工兵营营部设在海湾边一个山洞里，山洞巨石交错，洞隙很多，容易躲藏。王鹏一进营部，三哥躲在一旁观察，发现了悄无声息跟在王鹏身后的林家团。 三哥推想这几人到来与刘树木有关。刘树木被抓，柯子炎一定既恼火又后怕。事起于涂营的两个逃兵，没有证据怀疑整个涂营，钱世康对该营的渗透却很明显。柯子炎肯定多有猜疑，涂营里除了黄狮坑这七个人，是否还有其它渗透？黄狮坑这七个人是不是真的全部撤走，会不会又给偷偷派回来，不声不响藏进涂营？柯特派员追踪钱世康，不放过任何线索，因此安排林家团杀个回马枪，再来涂营认人，由王鹏带到岛上。林家团认识三哥，三哥不能让他发现。 王鹏在岛上住了两天，没有走的意思。他在岛上察看涂营修筑的工事，夸奖工兵营这些兵很卖力，工事修得不错。林家团等几个人则在营区四处探查，寻找可疑人员。三哥东躲西藏，小岛不大，没有太多捉迷藏空间，赵尚义担心出事，建议设法把林家团除掉。三哥说：“不能因小失大。” 第三天下午，海上突然驶来一队军舰，有两条运输船趁着涨潮，马达轰隆轰隆，先后冲到小岛避风湾岸边，停了下来。 又一批新部队驻进了荒岛，是师直炮兵营。 涂万冈向王鹏发牢骚：“长官，这就屁大一块地方。” 王鹏说：“他来你走。” 他命令涂营全体集合。这个岛虽然位置重要，的确只有屁大一块地方，补给和饮水都有问题，不能驻兵太多。金门那边要修工事，用得着工兵。 涂万冈和赵尚义面面相觑。 涂营迅速集中到海滩边，匆匆开拔。出发前情况再次生变：两条船中的一条发现故障，几个水兵在船尾爬上爬下检查，报告说可能是旧渔网缠到螺旋桨上了。 王鹏很恼火，时潮水开始下退，无法多耗时间，他命令副营长赵尚义率二连上船，先行离岛，营长涂万冈与一连暂留岛上，等候命令。 第108页 一船人顺潮水离去，王鹏和他的人也一起离开小岛。三哥和涂万冈眼睁睁看着满载自己人的那条船驶向金门。 涂营被突然拆散，小岛意外易手，虽然未发一枪。从部队调遣过程看，工兵营到金门应当是师里的既定安排，分拆涂营则似乎出于即时突发情况，不像事先策划。自涂营成立以来，师里始终存有猜忌，各种风声不绝，大家一直在钢丝上行走。无论出于必然，或者偶然，此刻担心成为现实，部队被分散，分别困在被海水隔开的两个岛屿，于敌兵重围中，危险变数大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难以料想。 三哥说：“对老天爷还是要有信心。” 当晚海上起风，此后数日大风不绝，船只航行困难。师部没有新的命令，哪怕有令也无济于事，涂营余部困于小岛动弹不得。 三哥觉得不能干等，决定用小岛的补给船离岛，以补给为理由，前往金门。涂营滞留在小岛上，官兵不能没有饭吃，得到金门主岛搞点粮食蔬菜以渡难关。这只是表面原因，更重要的目的是搞清二连情况。赵尚义带二连仓促离去，他们的处境和动向令人担忧，王鹏和林家团会不会还在二连折腾？赵尚义对付得了吗？涂万冈营长目标大，未接命令无法离开部队，三哥可以用採买补给名义，亲自前往金门救急。 海上海风强劲，大船不敢开行，小补给船更难动弹。三哥让涂万冈找两个海边长大的自己人，三个一起冒险。三哥说现在海上风大，咱们靠什么过海？靠老天保佑还是靠这条小船？看起来老天不给保佑，大风不息，小船吃不消大浪，也靠不住。但是我们必须过海，我们靠自己吧，我们这样的人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胜利。 三哥在厦门长大，会游泳却不会行船，在游击队他学了很多本事，却没学会划船，因为游击队总在深山老林转，罕至海边。尽管不会行船，眼下他却得顶风渡海，亲自冒险前往金门，此刻没有谁能代替他。两个战士都当过渔民，知道风浪厉害，也知道生死时刻以命一搏。他们商量路线，算定时间和潮水，上船下海。 那一路风疾浪大。小船躲过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海浪，一再深深陷进浪底，再高高抛上浪尖，眼看就要倾覆于水下，转眼又从海浪中钻出。小船有如一片树叶在海面漂浮打转，居然一点一点浮过海洋，慢慢地靠上了金门岛。 上岸后三人坐在地上喘息，三哥说：“咱们可以谢天谢地。” 他有理由庆幸，但是话说早了。 他们找到二连。二连正处于暴动前夕，赵尚义准备孤注一掷。 二连被带离小岛后，临时驻扎于金门乡间一个小村，四周驻有大批部队。政训室主任王鹏返回师部，林家团等几个人留在二连。赵尚义与营部失去联繫，身边多了几个特务，担心敌人设圈套，暗中布置自己同志准备战斗。几天里海上起风，营部一直没有消息，二连奉命顶风作业，在金门岛指定海滩埋设地雷，连里部分同志因与自己人拆散而情绪紧张。二连连长是师里派来的，十分敏感，他感觉异常，追查异动，问赵尚义有什么事瞒着他。赵尚义训斥他无事生非，他直接跑到师部告状。赵尚义担心大事不好，作了最坏打算，迅速通知大家准备行动。 看到三哥到来，赵尚义松了口气。 “我急死了，只怕不对。”他报告。 二连如果起事暴动，大敌当中绝无胜算，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二连遭敌镇压，必然将一连和涂营其它人拖入同样境地，大家不可能倖免，会一起毁灭。 三哥安慰赵尚义：“准备得对。” “那么就打？” “时候到了就打，现在留意敌人动作。” 赵尚义告诉三哥，王鹏临走时把林家团等几个特务留在二连，说要多待几天。昨天忽然来了命令，特务一起动身离开。赵尚义有意跟林家团打探情况，林家团其人浅薄，好吹牛，对赵尚义称自己听命于保密局柯特派员，到本营查一个“土共”队长，现发觉该犯潜回厦门，他们赶往厦门抓捕。这个“土共”队长叫钱世康。 赵尚义当时就蒙了。钱世康与营部一起困在小岛上，怎么会跑到厦门去？如果营部和一连已经从小岛逃脱，二连立刻会受牵连，可敌人并没有动作。赵尚义不相信钱世康会把同志丢在这里，自己一个跑掉，但是林家团这一说让赵尚义感觉紧张，催长暴动念头，还好三哥钱世康及时赶到。 三哥说：“非常时候，情报免不了混乱。” 他心里却十分不安。柯子炎把林家团派到涂营与他有关，早在意料之中。林家团突然跑去厦门，肯定是厦门发生了情况，什么情况无从得知，他担忧留在岛上的母亲。 此刻只能先顾眼前。三哥抓紧时间在二连驻地附近紧急採买，到村民家一户户走，买了几袋大米和几担蔬菜，一起装上补给船，吩咐随他过海的两个战士驾船返回小岛。时海上风浪平息许多，过海的危险性减小，三哥吩咐战士返回后向涂万冈报告情况，让大家吃饱饭，随时准备应变。 他自己留在二连，因为此间危急。 当天黄昏，二连长从师部回来，不吭不声进了连部所占民房，没有特殊动静。 第109页 三哥与赵尚义分析，敌人有可能暗中行事，准备动手，也有可能一时还顾不上。大仗在即，岛上防务乱闹闹的，千头万绪，事情多如牛毛，一个小小工兵连几个小兵摩拳擦掌似有异动，哪怕是真的，也不算什么当务之急。 “还是那句话，作最坏的打算，争最好的可能。”三哥说。 赵尚义住在与连部紧邻的一幢民居里，身边有一个传令兵，三哥当晚跟他们待在一起。他们住的这幢民居是典型的闽南乡村农居，红砖墙，双倒水屋顶，屋嵴两头翘，屋嵴中部立着一尊花岗石打制的小风狮爷。金门这里风大，立风狮爷镇风护宅为本地民俗。民居属一位林姓乡绅，家境殷实，户主人五十来岁，读过书，见过世面，是本村保长，比较健谈，三哥管他叫“林先生”。上午三哥从林先生手里买过一袋米，两人聊了几句，当晚住下来，三哥一边警惕外头动静，一边抓住机会跟主人聊天。 他打听村中情况。本村乡民主要务农，种水稻、地瓜、蔬菜。村子靠海，也有几户渔民，几条渔船。由于战斗临近，为防止渔船为共军所获，岛上驻军扣押所有渔船，拉到避风港统一看管，近日渔民已经不再出海。三哥打听渔民里有没有谁的船跑台湾？林保长称不打仗的时候，渔船打鱼、运货、避风，跑台湾是常事。 “前些时候有渔船从台湾回来吗？”三哥问。 “总是来来去去，打仗才停。” 三哥问是不是有渔船从台湾回到金门，捎回一个老人？ “没听说。” “本村没有，附近村庄听说过吗？” 林保长打听三哥为什么问这个。三哥称受人之託。厦门那边，有一家人的老爹早几年去了台湾，十几年杳无音信。前些时忽然得到消息，人好像是在台湾找到了，老人受过不少折磨，大难不死，已经不太能说话，被人领上一条渔船送回来。不巧路上出意外，老人失散，不知去向，有可能随船流落到金门。 林保长说：“哎呀，可怜。” 三哥拜託林保长帮助打听打听情况。林保长满口答应。 如果父亲钱以未没有丧生海峡，现在可能就在金门。三哥以往从没想过自己要去找他，不料鬼使神差也到了金门，自然要悄悄打听。此刻危亡在即，没办法认真寻找，所能做的只是先行铺垫。 当晚，三哥跟赵尚义彻夜不眠，紧张注意外界各种动静，一夜无事。 次日上午，连队奉命留在村里，不再去海滩埋设地雷。二连长则显得活跃，在驻地村庄四处走动。三哥和赵尚义越发担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下午忽然开来几辆大卡车，一个联络参谋随车前来，传师参谋长命令，让二连立刻集合出发。 赵尚义问：“去哪里？” 参谋不耐烦：“快走。” 队伍奉命匆匆行动。三哥跟着赵尚义离开村子，在村头突然遇上林保长。林保长看到从身边跑过的三哥，喊了一声：“有一个人！” “谁？” “老人！老人！” 三哥停下脚步。 “阿康什么事？”赵尚义也停下脚。 三哥向林保长招招手，掉头离开。 此刻已经没有时间了。 二连全体人员上了车，大卡车把他们拉到码头边，大家从车上跳下，师部参谋在一旁大声吆喝，士兵们几乎没有片刻喘息，转眼间上了一条运输船。 三哥小声对赵尚义道：“准备战斗。” 十几分钟后运输船离开码头驶向大海，出港后向南开进，然后折转向东。东边是外海，一直往前就是澎湖和台湾。 暮色降临之际，三哥他们发起行动。由于早有准备，目标明确，发起突然，行动取得成功，没费一枪一弹，占领运输船，敌方人员被全部捕获。 运输船掉头向南，绕了一个弯，折转向西，方向是金门西南大陆沿海。他们稍微绕个弯，尽量避开金门岛，悄悄从南侧靠近涂万冈所困小岛。运输船经过小岛附近海域时减速，三哥带着两个人下船。他命赵尚义率船继续前进，迅速驶离，向西南方向行进，在海澄、漳浦一带寻机靠岸，设法与游击队联络或暂时隐蔽。 “我不能丢下你们！”赵尚义发急。 三哥命令快走。敌人很快就将发现运输船失踪，马上会设法寻找追赶，必须赶在敌人找到之前远遁，此刻全力西进，有望在敌人发觉前将队伍带出去。运输船留在小岛附近等候没有意义，它太小，没法再装几人，现在能拉出多少是多少，赶紧走。 赵尚义坚持：“阿康你带队走，涂营长那里另外安排人去。” 三哥笑笑：“我可以这么做吗？” 敌人一旦察觉二连失踪，立刻会解决涂万冈和一连，此刻已经没有退路，大家都到了最后关头。情况必须迅速告知涂万冈，让一连立刻行动，先发制人，解决岛上敌人，占据小岛，设法自救。小岛距金门太近，位于敌重兵之侧，无法支撑太久，撤不出来终究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三哥却必须留下来，他是此间最高负责人。 赵尚义非常不忍：“阿康千万小心！” 三哥道：“放心。我说过了，我的任务是胜利。” 第110页 他们三人下了船，穿救生衣，背武器泅水登岛。他们从岛南侧上岸，沿海滩绕到岛北部，到达涂营驻地已是午夜。 这里的人都在睡觉，个个和衣而眠。两个战士驾补给船从金门归来，传达三哥命令后，涂万冈即紧急布置，让大家准备行动。他焦虑万分，不知道自己得在什么时候怎么动手，还好三哥及时赶到，下令行动。 “打？” “不打。” 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三哥他们摸黑绕过海滩时，意外发现避风湾岸边泊着一艘运输船，三哥立刻调整原先设想的行动计划，决定放弃占领小岛，改为抢船撤离。 这条运输船早几天就停在那里，本要接涂营离岛，因为船后螺旋桨故障滞留。修理故障之后又遇上颳风不能开航，现在风停了，船只还在等待命令。三哥在金门岛不清楚此船还在，上岛后一发现，当即有了主意。 一连顺利解决了船上守卫，在黑夜掩护下全数登船。 三哥下令开船，准备战斗。一连借夜色上船，行动隐蔽，神不知鬼不觉，一旦开船就不一样，岛上炮兵营很快就将发觉动静。这个营装备不足，没有重炮，他们手中的迫击炮和山炮对一连也有威胁，一连必须尽快跑到足够远的地方才能躲避。如果金门主岛上的敌军被惊动后迅速反应，动用他们的重武器，甚至出动军舰飞机，情况将更其危险。此刻只能孤注一掷。 传令兵忽然“哎呀”一声，叫唤起来：“东西，哎呀！” “什么东西？” “那个，那个。”传令兵比画了一下。 涂万冈着急：“昏头了啊！” 三哥迟疑片刻，决定暂不开船，让涂万冈派两个人，跟传令兵一起迅速返回驻地，把东西带上船。行动要快，要隐蔽，千万不要惊动敌人。 三个人悄悄下船，摸黑涉水返回岛上。 是什么东西落在岛上？原来是老伙计，那部装在藤箱里的电台。老伙计眼下藏在涂营，为防止被敌发现，上岛后它未曾使用，由传令兵负责看管。今晚行动时，因为一时紧张，传令兵忘记把它带上。此刻老伙计有用，可以通过它与支队取得联繫，上岸后得到接应，但是即使没有电台，依然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设法联络，如此紧急时刻，需要为一部电台作太多考虑吗？ 三哥捨不得放弃，老伙计于他不仅仅只是一台机器。 三个人去了好一会儿。驻地那边突然“砰”地传出一声枪响，时已午夜，夜半枪声惊心动魄。涂万冈闻声即骂：“坏了！” 三哥没吭声。 “咱们快走？” 三哥感嘆：“阿姆啊！怎么办呢？” 他很平静，让大家别慌，等一会儿看。几分钟后，三个黑影匆匆闪过海滩。他们取电台时遇到了麻烦：行动前被捆绑起来，扔在连部山洞里的一连连长不知怎的挣脱绳索，突然跳出来阻拦，他们开了枪。 三哥下令出发，运输船马达轰响，夜海起航。 他们居然没有惊动敌军。运输船于中午时分靠上大陆海岸，一路平安。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孤岛血战 探照灯扫过来，三哥命令：“跳！” 几乎在他们跳离木船的同时，枪声大作。子弹风一般扫过海面，黑暗中海水噗噗乱响，到处是弹头钻下水面的声音。小木船失去控制，在海面上打转，两支强力探照灯一左一右，从前方石岸突出部交叉照射，死死罩住小船，炮火随即袭来，一阵急速射击，炮弹雨点般砸在小船四周，一颗炮弹直接命中小船，小船在轰响中腾空跃起，船帮船桨碎片迸飞，海面上留下大片船体残骸逐浪起落。 三哥他们三人及时跳水，顺流而下，躲避枪炮骤发的左岸，向黑黝黝格外安静的右侧岸线靠拢。半小时后他们相继到达岸边，重新汇集。 三人均平安，没有伤亡，但是偷渡再次失败。 那时海面已经归于平静。对岸岛屿上的碉堡不再喷射火焰，又沉睡于暗夜中。那是假象，它们并未睡觉，只要稍有动静，它们立刻会像刚才那样突然发作。 这是在九龙江口，流越闽南的福建第二大江在这里入海，江南岸是大陆，江北岸是厦门岛。此刻厦门是座孤岛，孤岛上重兵云集，集中了大批敌军，凭藉一线海湾严防死守。与孤岛相望的大陆沿海地带已经全部解放，对厦进攻即将发起。 三哥带着两个同志沿江往上游走，返回驻地。他们的驻地在小镇外一个沿江渔村，附近山林间隐蔽着一个团的解放军主力部队。 赵尚义在营地焦急等候，一见三人安全归来，他“哎呀”一声，特别高兴。 “真怕耽误了。”他说。 赵尚义是从支队司令部赶过来的，有紧急情况报告三哥：领导命他们立刻归队。 三哥惊讶：“任务还没完成啊！” “命令停止执行。” “为什么？厦门出事了？” 赵尚义不知道。 他们连夜返回支队。 三哥被停止执行的任务是什么？偷渡过海，潜入厦门，这个任务与我有关。 第111页 三哥带着涂营从金门返回时，泉州、漳州已经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新中国宣告成立，人们欢欣鼓舞。解放军主力部队乘胜前进，占领大陆沿海各突出部，近在咫尺的厦门岛已在囊中。游击队士气高涨，配合部队发动群众，徵集船只，训练渡海，准备攻打厦、金两门。 三哥一归队就四处找我，没人知道我在哪里。我执行的任务高度机密，为确保安全，只有个别负责领导清楚。三哥直接找到支队领导，才知道我已经给派回厦门。 “她怎么行！”三哥发急。 领导夸奖我已立大功，年纪虽轻，入伍时间不长，表现很勇敢，起了很大作用。 三哥得知我回厦门是因为我自己一再要求，他很生气，说小孩不知天高地厚。他要求让他到厦门，把我撤回来。我年纪轻，性子软，经验不足，不比他是敌工队长，熟悉厦门情况，了解那里的交通站和地下党潜伏人员，对付敌人浑身都是经验。领导告诉他厦门这个任务别人干不了，只有我合适，攻岛战斗很快就要开始，此刻情报非常重要，把我撤出来不是时候。 “那么不要撤，我一起去。”三哥说。 如果确实需要我留在厦门，那就留吧，让他去加强力量，他的经验和基础有助于确保任务完成。我是他妹妹，孙力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彼此熟悉，互相默契，他到厦门可以迅速把这条线的工作掌握起来。 “现在不太有必要。” “有必要。”三哥说，“他们现在特别危险。” 三哥担心柯子炎。林家团离开金门时，说是去厦门抓钱世康，当时三哥在金门，而我恰已返厦，显然特务集中厦门不是因为三哥，是因为我。这批特务对我威胁特别大，三哥觉得我需要他支持。 领导说：“敌人严密封锁，你能进得去？” 三哥刚把涂营在敌人鼻子底下从一个陌生地方带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完成了，潜回自己的家乡当然更不在话下。 大战在即，获取情报非常重要，三哥如能潜进厦门加强力量，于战役有利，领导终于批准他的请求。却不料敌人高度警觉，海上任何动静都被当成是解放军渡海进攻，一概报以枪炮，勐烈射击，狂轰滥炸，三哥在两个夜间接连偷渡两次，都功败垂成。正考虑如何再上，却突然接到停止命令。 赶到支队，三哥得知真的出事了：昨夜一位交通员冒险从厦门下海，泅过高崎海域到了集美，辗转来到支队。该交通员属于孙力小组，负责将情报传递出岛。最近一次约定时间，孙力未出现在接头地，交通员白白守候了一夜，次日冒险再去接头，还是无果。孙力没有通过任何应急方式跟他联繫，情况异常，交通员冒险渡海报告。 “孙力可能出事了。”领导十分担忧。 “澳妹呢？”三哥急问，“钱玉凤怎么样了？” 按照地下工作要求，孙力小组人员间单线联繫，交通员只跟孙力发生关系，孙力的情报从何而来，谁把情报交给孙力，现在情况如何，交通员一概不晓。 三哥着急，要求再次偷渡进岛，搞清情况，把中断的情报链条接上。 “这个时候不必要了。”领导说。 三哥听出话音：攻厦之仗可能马上就要打响。他转而要求随进攻部队进岛，部队肯定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能讲本地话的地方干部配合，就安排他和敌工队去吧。 两天后厦门战役开打。 这一仗打得分外激烈。解放军沿九龙江而下，先从厦门西南方向的鼓浪屿打起，另一支部队接着跨海进攻，从西北方向打上高崎，依靠由民间动员集中的大小渔船和简单装备，凭着一股锐气攻上孤岛。岛上守敌据险死守，让广阔水面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凭藉强大火力和坚固工事抵挡进攻。双方在登陆区域激战，伤亡惨重。 三哥随主攻部队从高崎入岛，那里战事激烈。解放军所乘渔船在海面上遭遇炮火集中轰击，大批渔船被击毁于海面，不少战士落水牺牲。一些冲过炮火的渔船在海滩搁浅，那里是大片滩涂，下船战士背着武器在泥泞中艰难前进，前方敌军工事里的机枪疯狂扫射，枪弹如割草机扫过水面，一批批突击战士倒在滩泥中，血染大海。但是海水、泥滩、枪炮、工事和死亡都没能阻挡解放军的步伐，滩头终被攻占，一批一批解放军战士潮水般涌上厦门岛。 三天后厦门战役结束，守军司令汤恩伯乘小船仓促下海，爬上海中的军舰逃离。 三哥在战后清晨回到了家中。 那时候厦门岛上的枪声已经基本平息，只有个把冷枪偶尔在偏僻地带响起。三哥回家时身边带着两个人，是赵尚义和另一个战士。到家时天色微亮，三哥没有去敲门，三人在门外巷子里走了几个来回。三哥自嘲说心急还吃热豆腐，太早了，家人还没醒呢，事实上他是害怕。战斗已经结束，胜利已经实现，三哥急于回家看望母亲，却也很怕相见。母亲肯定会问起我，他不知道如何应对。三哥叫人跟他一起回家，因为战斗初停，街面上并不完全太平，不能单独行动，也因为独自回家让他感觉忐忑。 母亲起得早，从年轻时即每天早起洗衣，已经形成习惯，从不多睡，时候一到自会起身忙里忙外。今天她肯定也是早起，因为连日枪炮大作，一朝忽然平静，为了家人的安危，母亲会格外警觉。此刻家里只剩母亲和外孙亚明，不似往日济济一堂，但是只要家在，母亲就会张开双臂尽全力守护它，有如一只护雏的母鸡。 第112页 三哥终于打了门，他还高声喊：“阿姆！阿姆！”为了不让母亲害怕。仗刚打完，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居民百姓家家户户紧闭门户，只怕恶鬼敲门。 母亲穿过厅堂跑到门边：“阿康？” “是我！阿姆！” 母亲开门，一把抓住三哥的手臂，悲喜交加，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三哥笑道：“阿姆，还有客人。” 母亲擦眼泪，让赵尚义和那个战士赶紧进屋。 三哥告诉母亲：“仗打过了，我们赢了。” 母亲说：“那好。” 掉过眼泪之后，母亲又平静如常，她让三哥在厅里坐，自己进厨房烧饭。三哥他们已经在部队里吃过东西了，母亲不管，还是要做，三哥也不阻拦。母亲告诉他，前两夜枪响得厉害，亚明都没怎么睡，昨晚好一点，孩子现在还在沉睡。 三哥说：“让他睡。” 母亲从厨房拿出菜篮，问赵尚义：“两位少年家有空吗？” 家里有几天没菜吃了，母亲想让他们到菜市场帮着买几把青菜。 三哥笑：“阿姆！这时候买个啥？” 战事刚停，此刻有哪个胆大的会出来做买卖？但是母亲不听，说附近有农民的菜园子，不行的话找他们要几把菜，给点钱就行。 赵尚义问三哥：“我到队里搞一点吧？” 二哥点头：“你们先走。” 他让他俩归队，青菜不必他们操心，他自会处理。 两人离开。母亲问：“他们还来吗？” 三哥笑道：“阿姆有话只管说，没有旁人了。” 母亲快步进了里屋，三哥听到一阵响动，是开柜子翻物件的声响。好一会儿母亲走了出来，手上抓着几块银元。 “带上这个，快走。”她说。 “阿姆让我去哪里？” 母亲要三哥立刻离开厦门，走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 “他们不会放过你，会杀你。” 三哥发笑，把银元推还母亲：“阿姆！我们胜利了！” 母亲让三哥不要高兴太早，这种事情她见过。民国二十一年，红军打下漳州，眼看也要打到厦门，又被人家打了回去。后来漳州城天天枪毙犯人，都是跟着红军造反的，她回漳州看到城头挂着人头，几天吃不下饭。 “你早点跑，不要让他们抓住。”母亲叮嘱。 三哥告诉母亲，现在不比那时，国民党打不回来，倒是解放军要打到台湾去。母亲说如果那样当然最好，不过三哥还是应该先跑，等解放军真的赢了再回来。 “现在已经赢了。” 三哥说，几天前厦门岛上横行霸道的大兵和特务，现在都完蛋了。当年打赤脚钻山洞的“土共”，今天变成解放大军打进了厦门。我们已经胜利，不是假的，是真的。 “胜了好。阿康你听我的，赶紧走。”母亲还不松口。 “阿姆，不差一顿饭工夫。” 说的也是，吃饱有气力跑，母亲只怕赵尚义他们返回，又把三哥带走。三哥告诉她不碍事，那两位听他的。 亚明从里屋跑出来，一见三哥就站住不动，睁着两只眼看，他不认识这个陌生人。母亲教他叫三舅，三哥抱住外甥，心里百感交集，却是满脸笑容。 “孩子这么大了，长得好啊。”他说。 母亲说亚明长得跟他妈像，跟小姨也像。 三哥心里发颤，因为母亲提起了我。奇怪的是她的语气平稳，情绪绝无异常。 “阿姆听到什么了？” “谁啊？” “那个，那个……” “澳妹？” “是。” 母亲把嘴巴伸到三哥的耳边耳语：“她跑了。” “去哪里！” “台湾。去台湾。” 三哥愣住了。 “不会去久。会回来的。”母亲说。 三哥根本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澳妹怎么可能去台湾？母亲又是怎么听说的？ 母亲照料亚明洗刷后回到厅里，三哥绕着圈向母亲询问究竟，母亲告诉他，大战打起来之前，有一天颜俊杰突然来到家里看望母亲，说他联络官的差事做完了，很快要回台湾了。告辞时他忽然冒出一句话：“澳妹的事我会安排好，阿婶放心。” “什么事？”母亲问。 颜俊杰说如果澳妹没回家，母亲不必着急，她可能会走得比较远，例如也去台湾。 “找死啊！”母亲一听就急，“她能去那里吗？” 颜俊杰担保不会有问题，有他在，澳妹没事，还可以从那里远走高飞。无论到哪里，澳妹终究是要回家的，也许不会太久。 “说到底台湾近在眼前。”颜俊杰说，“几小时水路，不是远在天边。” 母亲跟三哥说着说着抹起了眼泪，为我担心。厦门打得这么厉害，躲开了也好，但是躲到台湾去，不是反陷进火坑里？为什么不能往其它地方跑呢？ “阿康你可不敢躲去那里。”母亲交代。 三哥让母亲不要担心，有朝一日他肯定要去的，眼下还不会。如果澳妹去了台湾，一定有澳妹的理由，对我们钱家人来说，台湾不是别人的地方。 第113页 母亲感嘆：“都是死鬼会牵成。” 所谓“牵成”是土话，意为帮助拉扯而成。钱家人跟台湾的许多牵扯，追根溯源就因为父亲钱以未。 三哥忽然想起离开金门时，林保长在他身后的一声喊叫。 “如果我爸还在，活着，你要他回来吗？”他问母亲。 母亲气恼道：“让他去死。” 母亲走进屋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小纸盒递给三哥。 “这是什么？” “是死鬼。” 盒里有四粒中药丸，六味地黄丸，拇指粗细，外边封蜡。 “这药丸怎么啦？” 前些时候，有一个中午，大舅突然挑着个担子来到厦门，送来一些米面，说是怕打仗了家中没吃的。实际上他主要不是送米面，是来送这盒药。药不是大舅的，是早先送过一枚石头印章的台湾人送到大舅那里的。台湾人说这盒药不能吃，很要紧，一定要藏好，对谁都不要说，尤其不能让特务知道。等见到懂行的人，可以交出去。 大舅大惊，他哪里知道该交给谁？来人却断言大舅知道，还说自己不再上门了，要马上回台湾，在那边等消息。 大舅是老实人，一时六神无主，想一想，东西这么要紧，还是马上到厦门交我母亲为宜。母亲一看那个药盒就骂：“死鬼啊！”她想起父亲了。当年她见过父亲用这种药，不是吃，是用。取出其中一粒药丸，把封腊切开，掏掉里边的药物，把要藏的东西装进去，再封上腊。与其它药丸摆在同一个盒子里，根本分不出来。 她断定是父亲让人给大舅送来东西，表明他还活着。 三哥心里有数。他审问过刘树木，知道这些东西可能有什么意味。 “阿姆，这药丸要紧。给我吧。”他说。 “就是等着给你。”母亲说。 三哥在家里吃了一碗地瓜稀饭，就几块咸带鱼。母亲赶他，让他吃了趁早走。 “阿姆，不急。” “你不急我急。”母亲真急了，“不要拖拉，心里记着我们就行。” 三哥不再多说，起身离开。 他没有走远，只到附近村庄里转了转，买了菜，还买了只鸡，即抽身返回。 母亲看他再次进门就叫：“你还不快走！” 三哥还是说不急。他听说母亲和外甥这几天担惊受怕，尽吃罐头，心里过不去。今天上午他要跟母亲说说话，中午给母亲炒几个菜，全家人一起吃顿平安饭。当年离家时他说过，日后回家烧饭做菜孝敬老姆。一晃这么多年，今天回家，说话要算话。 母亲责怪：“急这个？以后日子长着。” “以后做以后，今天做今天。” 三哥开玩笑，如果母亲还赶他，他就跑到厅旁那根柱子下蹲坐，死不起来，像他初到厦门时一样。眼下他这么高大，大姐不在了，谁帮母亲把他拖到天井去洗澡呢？ 母亲给说到痛处，黯然落泪，不再驱赶三哥。三哥下厨房忙活，因陋就简，煞费苦心，做成了一桌菜。 母亲说：“就我们祖孙三人，哪里吃得完？” 三哥往天上一指：“他们都在。” 母亲不言语了。上桌前母亲在香炉里插上了几支香，有如以往在家做节。 “死鬼看一看吧。”她念叨。 这时她才告诉三哥，她始终相信父亲还活着，相信他一定还会回家。每年做忌她都要咒骂“死鬼”，那是责怪父亲这一年又没有回来。为什么要给活人做忌？ 因为父亲已经死过一次了。当年在漳州，他头上挨了日本浪人一枪，送医院时已经死了，她赶到医院后才又忽然活了过来。 “就在旧历四月二十。”母亲说。 原来钱家人做节是这个来歷。 刚吃完中饭，赵尚义匆匆赶到，通知三哥立刻到支队司令部报到。 三哥问：“有任务？” 赵尚义不清楚具体情况。三哥想了想，点头：“我知道了。” 赵尚义返回把三哥领走，果真如母亲所担心，母亲一时非常沮丧。她偷偷把几块银元塞到三哥衣袋，暗示他相机行事，设法及时远遁以避灾祸三哥笑笑，把那几块银元又放回桌上：“阿姆放心，我有。” 他跟赵尚义匆匆起身。路上赵尚义打听母亲为什么给三哥钱，三哥说了缘由，赵尚义不禁大笑：“都胜利了，她还怕！” 说也难怪，母亲总是为家人担惊受怕。敌人耀武扬威，那般强大，怎么可能被战胜？多少年里被杀被关被赶尽杀绝的人，怎么现在反倒胜利了？这么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变成可能了吗？ 赵尚义说：“事实就是这样，咱们已经胜利。” “咱们靠什么取得胜利？天可怜见，哭爹求娘吗？”三哥问。 当然不是。 他们赶回驻地，有一辆车送三哥出岛去支队司令部。不待开车，队里战士领着一个渔民打扮的年轻人从外边跑了进来：“队长！有孙力的消息！” 年轻渔民是岛内交通员，孙力小组的另一成员，孙力出事后他坚持潜伏在岛内，直到解放军到来。他赶到队里报告情况：孙力出事那天，他骑一辆三轮车，守在外围准备接应，听到了枪响。事后打听，得知孙力在接头中被敌射杀。 第114页 “说是特务还打死了一个女的。” 三哥如遭雷击。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金门遇袭 三哥钱世康提出一个大胆计划：让他率队先行潜入金门。 厦门战役前夕，三哥也曾设法潜入厦门，连闯两次都未成功。他表白不是因为厦门未成，心里不服，想再试金门，主要还是考虑战斗和胜利的需要。 “请领导批准。胜利需要我就上，我说过我的任务是胜利。” 三哥接到命令匆匆告别母亲时，对领导的任务心里有几分数：厦门岛上枪声初平，与厦门近在咫尺的金门还在敌人手上，解放大军可能会乘胜再战，一鼓作气打金门。三哥曾与涂营在金门本岛和外围小岛上驻防多日，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领导找他肯定因为这个。到支队一见领导，果然不错，领导打算让三哥率敌工队参加金门战役，随解放军主力部队登陆，配合战斗。 三哥直截了当说：“我应当早一点上岛。” 他提出带少数精干人员提前潜入金门，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协助部队进攻。此刻部队对金门岛上的敌军情况肯定有很多了解，岛上会有我们的人在秘密工作，这方面力量不嫌多，三哥不久前还在金门岛上驻防，有条件完成任务。 如果涂营和三哥还潜藏在金门岛上，也许可以就地发挥作用，但是他们已经离开，重返几乎不可能。厦门已经解放，敌人重重封锁厦金海域，三哥凭什么越海而过？ “咱们不走厦金，迂迴，从侧后上。”三哥说。 三哥提出的迂迴路线就是前些时候他和涂营撤离的路线。金门岛的西面、北面和东北面分别与厦门、泉州隔海相望，距离比较近，敌军的防卫力量主要面对这些方向。南侧海域广阔，不适宜大部队越海登陆作战，却有利于小股人员渗透。 “我们从这里逃出来，可以顺原路潜回去。”三哥说。 三哥显得胸有成竹，又相当迫切，有些情绪化，极力坚持自己的意见。领导感觉异常，追问：“阿康还有什么原因？” 三哥把从家里拿到的药丸盒交给领导，请上级检验盒里物品，研究内藏情报。三哥说东西很可能是父亲钱以未从台湾转过来的，此刻钱以未可能流落在金门。 三哥曾经向领导汇报过特务追踪钱以未的情况，领导非常重视，专题向上级报告过。此刻出现的这些药丸让他们非常注意。 “我们会立即送上级部门处理。”他们说。 根据刘树木供诉，柯子炎下令在厦门、金门和泉州沿海搜索钱以未。现在泉、厦都已解放，敌人只剩金门，特务可能在金门加紧搜捕。三哥说，不能让特务抓到人。不是担心从未谋面的父亲安危，是为一个自己同志，以及敌人紧咬不放的“钱以未连线”。 “现在潜上金门能解决问题吗？”领导问。 眼下金门岛上敌兵云集，找人、救人、除掉特务都不太可能，有待解放军攻上岛。三哥请求先上岛，是去侦察敌情，配合部队解放金门，同时也想相机行事，争取掌握情况，赶在前边，为解救钱以未做准备。 支队领导与部队领导一起迅速作了研究。大战之前情报工作确实重要，钱以未问题也值得重视，因此同意派三哥率队潜入金门执行侦察任务。钱以未的情况由三哥酌情行事，只要夺取金门战役胜利，一切就迎刃而解。 部队给三哥配备了一部电台，让三哥带上金门。这部电台功能强大，设置很新，三哥却不要，还是用老伙计。 时间已经不多，兵贵神速，三哥匆匆做了准备，离开支队司令部赶往漳浦沿海。这一带海岸离金门相对较远，从这里到金门是绕了远路，但是更为隐蔽、安全。三哥所率小组非常精干，只有三个人，都是老搭档：三哥为组长，副组长是赵尚义，他曾率涂营二连驻防金门，了解岛上情况，自愿与三哥同往；还有一个组员陈中，他负责电台收发报。他们三人彼此熟悉，共同经歷过生死，现在一起再蹈险境。 他们于第二天傍晚搭乘一条渔船秘密下海，渔船绕了个弯，悄悄接近金门海域，而后他们改乘小船完成剩下的航程。与厦门战役前偷渡不同，现在三哥只有一次机会，一上小船就无退路。如果他们在海上被敌发现，小船被敌炮火击毁，哪怕人没受伤，落海就难望生还，往前则落入敌手，往后则海域辽阔，很难在风浪中泅渡返回。 三哥说：“咱们早都死过好几次了。” 他们在夜幕掩护下，借潮流向前，于午夜时分逐渐靠近涂营曾经驻防的小岛。小岛黑洞洞的，似乎完全陷在沉睡里。二哥他们小心翼翼，从远处绕过小岛狭长前端，悄无声息靠上岛东南侧海岸。这一侧海岸是一面悬崖，崖下礁石错落，地形险峻，不适合登陆突袭，敌人防范较弱，是三哥选定的第一个落脚隐蔽点。 这段行程相对顺利，没有遭逢意外。他们靠上悬崖，在礁石后边藏好船只，找到一个适合藏身的洞穴，时天色微明，小岛周边波澜不惊。 由于潜入路线较长，为避开敌军只能利用夜间，时间所限无法一蹴而就进入金门，三哥选择小岛作为跳板和中继地，夜间上岛，白天隐蔽，深夜再继续潜进。整个白天他们藏在小岛洞穴里养精蓄锐，岛上不时响起炮声，远处海面腾起一支支炮弹爆炸的水柱，是驻岛炮兵营在作射击训练。 第115页 三哥于太阳下山前爬出所藏山洞，行进到小岛东北端，躲在礁石后边观察侧前方的金门岛，分析海面和海岸防备状况，选定他们的登陆点。午夜时分他们离开隐蔽处，绕过小岛尾端礁石，全力划船前进，在夜幕中向金门快速靠近。 这段路程不算长，却最危险：这个方向地理位置不适合登陆作战，金门守军依然没有放松警觉，他们高度戒备，海岸上暗藏碉堡，海滩上到处有阻障物。三哥他们全速行进时，有马达轰鸣忽然传响海面，是巡逻艇从金门开出，在这一带海域搜寻。远远地，他们看到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海面，海上波浪在强光下起伏。马达声越来越响。三哥心知不好，下令准备战斗，三个人伏在小船上，各自握着一把手枪，这种防身武器与军舰相比有如儿童玩具。幸好巡逻艇没有直冲过来，它在中途折转，开往海域另一侧。马达声渐渐在远处消失，三人手心各捏着一把冷汗，小船缓缓靠上金门海滩。 他们运气不错，如三哥所笑，“老天跟咱同边”。 他们穿过沿岸礁石群，绕海岸摸黑走了半小时，转入一条窄小的泄水道，从那里潜进金门腹地，向预定位置运动，于凌晨时分到位。这里有一座山岭，满山是坚硬的花岗岩，间或有几株马尾松，山岭下散布着村庄和军营，山岭前方，远远可以看到港口，港口海面浮动着点点灯光，停泊着众多军舰和各种船只。 他们开启电台报告情况，联络秘密而简略，以防岛上敌台察觉。 按照领导布置，三哥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重点监视港口动态。金门敌军的大规模调动要通过港口，从港口动态可以推知敌情变化。还有一项任务是组织应变，金门守军里有若干自己同志，控制了几个连队，一旦解放军发动进攻，命三哥现场指挥这几位同志率部相机行动。上级已经提前将相关指令和联络方式发给这几位同志。 天亮之后他们投入紧张监控。 头一天没有异常状况，港口处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没有大的动静。傍晚时分赵尚义从隐蔽地点爬到监视位跟三哥轮换，他忽然提出要求，要三哥讲几句笑话。 三哥吃惊：“为什么？” “阿康变个样子，我很担心。”赵尚义说。 三哥一向拿得起放得下，无论什么危险时候，哪怕天塌下来也会开开玩笑，让大家跟着放松。这些天忽然变得沉默寡言，除了任务不说别的，这是为什么？ 三哥静默好一会儿：“我把澳妹耽误了。”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萦绕不去。澳妹究竟牺牲了，或者如母亲所说去了台湾？母亲的说法出自颜俊杰，颜俊杰不会无缘无故瞎讲。很可能颜俊杰想把澳妹带往台湾，结果却出了事。三哥不愿相信澳妹已经牺牲，宁愿相信交通员听到的消息有误，战时传闻难免混乱。但是如果澳妹还活着，怎么会毫无动静，无声无息？这种状况通常凶多吉少。实际如何只能待金门战后查核清楚，无论什么情况，三哥都感觉自责。如果他没去涂营，或者及早返回游击队，派回厦门搞情报的应当是他，不是澳妹。厦门战役前夕，如果他能及早潜入厦门，也许可以赶在孙力小组出事之前，于最后关头掌握住局面。但是九龙江口的两次偷渡都受阻于敌军的枪炮，宝贵时机因此错失。 赵尚义说：“不是你的错。” 三哥说：“不能再耽误啊。” 他指着远处一个村落，问赵尚义还记得吗。赵尚义当然记得，那是不久前二连临时驻扎的村庄，他和三哥就住在村中林保长的家里。 “我要找个时间进村了解一下情况。”三哥说。 次日白天一切正常，深夜里海上敌舰突显活跃，海面上舰灯闪闪，由外海移向金门，一串接一串，点点续续连成一线，从海洋深处直到港口。远远地，有一阵阵马达轰响持续传来，大批舰只在夜幕掩护下驶入港口，只进未出。 三哥判断：“是敌军大规模调动。” “会不会是紧急增援？”赵尚义分析，“防备我们进攻？” 海面与港口的喧闹从深夜直至清晨，太阳出来后港口渐趋平静。三哥躲在监视位置，用望远镜观察密集停泊于港口处的军舰和运输补给船只。 敌情有重大变化，是不是要赶紧报告？三哥说：“最好摸清楚一点。” 他让赵尚义和陈中两人继续观察，密切关注，他自己下山侦察，最迟于午夜前返回隐蔽地，然后再向上级报告。 三哥离开藏匿地点，绕了一个弯，翻过山转下山冈。他没有立刻赶往港口，先往另一个方向，进了他和赵尚义在山头上眺望的村庄，二连曾经的临时驻地。村里依然驻扎着部队，三哥身着士官军服，行走不慌不忙，熟门熟路，在村中来来去去的士兵里不显突出，没有引起注意。 他径直走进林保长家。林保长很吃惊，他还记得三哥。 “林先生都好？”三哥笑着问候。 “他们说……说……” 三哥告诉林保长，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二连从金门上船离开后，没有前往奉调地点，中途发生譁变，一批不愿打仗想回家的士兵武力劫船，逼着运输船开往大陆，上岸后大家作鸟兽散。他本人家中已经没有亲人，回家生活无着，不如继续当兵吃粮，就跑到厦门投奔一个同乡，同乡是国军的营长。共军攻打厦门，他们部队从厦门逃出来，说也巧，转个圈又回到了金门。 第116页 林保长说：“原来是这样。” 三哥在金门岛那几天，以採买名义出入岛上各村镇间，骑用二连连部一辆自行车，离岛时自行车丢在林保长家。林保长对他指指院子一角，自行车还靠在院墙上。 三哥谢了林保长，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大洋放在桌上。 “钱兄弟这是干什么？” 三哥感谢林保长热心相助。那一回拜託找一位老人，没想到林保长马上就去打听了。当时部队紧急集合上船，没机会细问，以后一直挂在心里，所以一回金门就找林保长道谢，同时了解究竟。 林保长这里果然有消息：前些时候确实有个老人搭渔船从台湾过来，借住在西头小村旁的小庙里。老人是个哑巴，脑子好像不好，问什么都不知道。据说老人跟家人失散很久了，家人有钱，四处找他，找到了会给一笔钱，因此村里人对老人很关照，给吃的给用的。那个村离这里十来里地，小庙就在村头，很容易找。 三哥道谢：“这件事还想拜託林先生继续帮助。” 他让林保长找了张纸，在纸上写下厦门家庭地址，还有母亲的姓名。他对林保长说这是老人失散多年的家人，纸条拜託林保长，以防万一。眼下金门这里不平安，过了这一阵，风平浪静时候，请林保长找个时间，再到西头村庄访一访这位老人。如果老人没离开村子，还在小庙里，请设法帮助把老人送到厦门这个地方，肯定会有酬谢。 “钱兄弟没空去找吗？”林保长问。 三哥说他会去，可能的话会亲自把老人送到厦门，但是也怕世事多变，一时找不着，或者出什么意外，所以要防万一。他刚从厦门撤到金门，那儿打了一场大仗，血流成河，金门这里很快也有大战。当兵打仗，谁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万一他给打死了，或者部队像上回一样突然又给调走，失之交臂，怎么办？只能拜託林保长相助。 “看得出林先生是好人，热心，所以才敢再三拜託。”三哥说。 林保长指着纸条问：“这是什么人家？” 是一户好人家，少了这个老人破碎不幸，有了他才完整美满。 林保长答应帮忙。 三哥骑上自行车离开村子，直奔港口。港口附近是军事禁区，没有通行证件不能贸然闯入，他在外围绕圈子，进出附近村庄，以採买蔬菜为名打听情况，跟村中来来去去的士兵搭话闲聊，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 黄昏时分三哥归返，他换了条路线，从林保长所说的村庄经过。这个村村头果然有一座小庙，小庙显得破败，庙前空地上杂草丛生。三哥骑着车从庙前经过，他看到几个面无表情的乡间老人坐在庙侧石条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如同几座泥雕人像。 三哥心里忽然百感交集。 父亲钱以未就在这里吗？在经歷过惊涛骇浪、几番生死之后，带着许多至今被特务追踪不止的秘密，怀着心里的念想，他就坐在这些人里默默等待吗？ 三哥对父亲本没有多少感觉，从不热心寻父，前些时候在黄狮坑兄妹还因此拌嘴，想来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只怕澳妹已经牺牲，再难弥补。此刻三哥来到金门岛上，钱家再无他人，寻父非他莫属。了却妹妹心愿，告慰母亲，责无旁贷。三哥很感慨，多少年里一直被母亲咒骂的父亲，其实是她一直在盼望归来的人， 父亲于母亲绝非可有可无。说到底是父亲让这个家得以存在，以其信仰影响孩子一个个走上同一条道路，以其顽强为后人提供范本。无论他身上有多少秘密，无论他的连线是现实还是象徵，在经歷过这么多风雨岁月之后，胜利已经到来，新中国已经建立，这个时候不能没有他，他是过去也是未来，是团聚也是希望。 但是三哥只能一掠而过，用眼光扫瞄小庙前泥雕一般的几位乡间老人。战斗就要打响，现在不是时候。三哥从未见过父亲，不可能在几个老人中认出他，也没有哪一位让他感觉特别异样。稍觉安慰的只是小庙前气氛平和，柯特派员看来还未找到此地。 他匆匆返山，路上自行车后轮意外爆胎，车轮里的气眨眼跑光。路程还长，需要藉助自行车，却无处补胎加气，三哥决定继续骑行。爆胎自行车骑来特别费劲，轮胎干瘪，轮箍与地面磨擦，车轮转一圈颠一下，三哥用力蹬车，坚持前进。 有一辆军用吉普车从三哥身边忽地穿过，开到前方十来米处突然停下。驾驶员和一个当兵的跳下车，检查吉普的轮子，看来也爆胎了。 三哥跳下自行车，推着，小心提防，不动声色从吉普车旁走过。忽然间那两个兵一拥而上，三哥把车子一推，回身应对，吉普车上又跳下两个人，一起扑上前来。 三哥被他们制伏，上了手铐。一个中校军官下车嘿嘿：“老三，等你多时了。” 冤家路窄，是柯子炎。 看似意外相逢，原来却有玄机，柯特派员的特务早在这里守株待兔。柯子炎有直觉，大战在即，情报要紧，老三跟金门有瓜葛，涂万冈工兵营曾驻防金门，他很可能会趁便潜入金门。此刻金门岛上除了情报，还有很多事让老三想念，其中包括他柯特派员。这段时间里他们互相追踪，彼此攻防，屡屡交手，现在柯子炎到了金门，老三如果不跟过来，岂不是功亏一篑？他们间的彼此想念和生死之交不应该在这里有个了结吗？以老三的大胆执着和过人本事，应当会想跟过来，而且有办法跟过来。因此这几天有事没事，柯子炎都会坐上车在岛上跑来跑去，东张西望，到处找人，找的就是老三阿康，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如愿以偿。 第117页 三哥被推上吉普车，拉到特务行动组的驻地。 柯子炎立刻提审：“怎么样老三？招不招？” 三哥问：“要我招什么？” “先讲讲任务吧。” 三哥说：“我的任务是胜利。” 柯子炎大笑：“现在完蛋了。” 他追问三哥的同伙、联络员和电台都在哪里。三哥笑笑道：“这还用问？”柯子炎也笑：“知道白费工夫，总得过个场。” 他断定老三的任务一定与军事部署有关，他可以帮助提供一点情况：这两天金门岛的布防有重大变化，岛上守军原有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等部，昨日胡琏率第十二兵团从广东潮汕增防金门，后续十八、十九军很快也将到达。岛上原守军暂未撤往他处，总兵力已经大增。这个时候打上来肯定要吃亏，共军不是傻瓜，不敢打的。 三哥说：“这个情报我会设法传过去。” 柯子炎大笑：“到时候要给我记功。” 三哥不动声色，心中安然，因为他早有安排，钱世康小组并不因他被捕而消失。如果他没有按时返回隐蔽点，赵尚义会自动接替指挥，把港口动态用电报发出去，上级可以根据港口动态分析出敌情变化。 柯子炎还有情况要透露，与军事情报无关，比较私人。刚才捕住老三时，他说过彼此想念，其实他知道老三想念柯特派员只是调侃，老三真正想念的是自家老父钱以未。老三一定提审过刘树木，知道行动组追踪金门，所以迫不及待也跟上岛来。如此看来钱以未可能确实就在本岛，大家继续努力，也许钱家父子可以在牢里见上一面。 “只怕不太容易。”三哥说。 “不找到哪里可以。”柯子炎说。 柯子炎把右手掌张开，举到面前，让三哥看他的指头。窗外投进的阳光从他的指缝照过，他的指骨畸形被光线描述得非常明显：食指与中指弯曲变形，骨节膨大。 他这两个手指头本来可以用来刻字，被刑讯打折后再也拿不了刻刀，但是不妨碍开枪，也不妨碍用匕首。这么多年里，他用这两个指头杀过不少人，有日本特务，有共产党，还有无辜人员。他在杀人时从不手软，冷酷无情，同僚以“血手”称之，否则他不可能得到信任，从共党叛徒干到中校特派员。在抓过、杀过那么多人之后，他心里一直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抓住一个人，把这个人吊起来折磨，打断其手指，伤害其家人，逼其招供、投降，然后枪毙。这个人是谁？就是钱以未。他挖掘“钱以未连线”不遗余力，除了要争功讨赏，也因为心怀恨意。他与钱以未是两代人，彼此从未见过面，只因刻字神交，何来怨恨？因为他本可安安分分做一个普通人，凭一把刻刀吃饭，生儿育女，养家餬口，不必家破人亡，伤筋断骨，人不人鬼不鬼变成“血手”，活为行尸走肉，死后下油锅万劫不復。追根溯源是共党宣传蛊惑害了他，钱以未罪有一份，当年钱有两枚长方章让他印象至深，直接印入他的脑间，把他“赤化”了。 “说法真怪异。”三哥说。 “我自认是变态。” 如果钱以未落到柯子炎手上，经不起刑讯而投降，柯子炎会感到很满足，因为不仅仅他会投降，他曾经景仰的钱先生也一样，彼此不分高下。钱以未不投降，柯子炎会把他亲手除掉，无声无臭，悄然消失，算是成全钱先生，也是讨个道理，请钱先生为柯子炎曾经有过的遭遇和不幸负责。让钱以未死于己手，以命相偿，让“钱以未连线”在自己手里挖除，而自己还活着，这种感觉很好。行尸走肉也要强于死人死线。 “其实你无能为力。”三哥说。 三哥断言柯子炎找不到钱以未，更挖不掉其连线。这条线的关键不仅在人，还在其维繫，是什么东西把这些人维繫起来？是共同的理念、信仰和精神。搜捕杀害钱以未并不能伤其精神，毁其维繫。这种维繫不仅存于地下党内部，更在两岸城乡里巷之间，如果它生于千万百姓心中，融在大家共同的歷史血脉里，“钱以未连线”就永远切而不断，无论时日，不管风雨，它总会一再觉醒，断而再起，死而復生。 “你可以了解钱亚清怎么变成钱以未。”三哥说，“秘密其实都在这里。” 柯子炎说：“这个来歷我知道。他本是乙未，不是以未。” 三哥说：“说来也不算秘密，其中之要就是信仰与精神。奋斗胜利都靠这个。” 柯子炎嘲讽：“钱家老三自以为是，其实自己是鹧鸪是鸽子都没搞清楚。” 三哥说：“我清楚狗嘴里没有象牙。” 柯子炎称自己嘴里还真是长有象牙，此前含而不露，事到如今，可以一现真容。 老三口口声声父亲长父亲短，心甘情愿当孝子，为自己从未谋面、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个钱以未，不惜冒死潜上金门，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钱以未的儿子。 三哥说：“少来狗叫。” “说的是实话，信不信随你。” 柯子炎原本不知三哥别有来歷，只知道是钱家老三。去年旧历四月二十那天，厦门渔港小巷外初次交手，柯意外发现老三长得跟钱家人大有不同，真是鹧鸪鸽子不一般。后来了解，原来老三不是钱以未元配所生，钱以未在台湾还有别的女人。柯子炎感觉这是一条线索，特地安排人在台湾追查，却发现钱以未在台湾从未再娶，老三查无出处。为这件事，台湾一组特务掘地三尺，梳理日据时期大量档案，终于从一个已经回日本去的旧监狱官处查到线索。原来老三的生身父亲叫林鹏，是旧日台湾地下反日组织成员，属于钱以未那一系统。老三出生之前，林鹏被日本人捕获，死于刑讯。其妻同时被捕，因怀有身孕，且知情不多被释放。其后几年日本特务一直监视林妻，怀疑她与地下组织还有联络。有一次一个疑为地下联络员的女子偷偷潜到林家，被特务发现，组织突袭，林妻持菜刀抵抗，帮助那个女子逃走，自己被日本特务用刀砍死。此案前因后果日本警察心知肚明，所谓“遇劫身亡”之说实为故意作假。林妻亡故后老三沦为小乞丐，钱以未在狱中得知，设法托人将他送往厦门，声称是自己的儿子。林鹏夫妇原本都是钱的部下，钱以未照料同志的遗孤也在情理之中。钱家人因为老三长了个高颧骨，认定是自家人，其实鹤鸪鸽子都是鸟，闽南台湾一带颧骨高的人多的是，并非只有钱家。 第118页 “那两个死的才是你亲生爹娘。好心告诉你，让你到阴间才好相认。”柯子炎道。 三哥冷笑：“鬼话一概不听。” 柯子炎清楚老三早已刀枪不入，他不指望老三知情后翻然悔悟，愿意供出假父钱以未的下落。说到底钱以未和林鹏夫妇同样都是共党，老三怎么说都是叛逆崽子，子承父志，无论认谁作父，落到柯特派员手里都一样。此刻柯特派员想知道老三喜欢哪种死法，老虎凳刑讯，还是零刀碎割？可以自选，他会酌情关照。 三哥说自己从来不信邪，也没怕过死。当年日本人当着他的面打死他的老师，引他走上这条路，从那时起他出入枪林弹雨，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但是我还要看你下地狱。”三哥说。 柯子炎批评老三不如老四。钱家小妹在厦门被围，举着一颗手榴弹，拉弦还喊卧倒，知道饶人一命，只不过不被领情，终究死于乱枪，说到底怪不得别人，是她自己活该。老三老四不是一个种，却出自同一门，胆大敢死，老四回到厦门，老三来到金门，一个跟一个步入死地，难道相信老天永远跟自己同边？相信自己子弹打不死？既然一切都因信仰，有信仰的人会胜利，那么就胜利吧，有信仰的人不怕死，那么都去死吧。有朝一日有信仰者统统死光，世界上剩下的全是行尸走肉，岂不天下大同。 从柯子炎嘴里听到澳妹死讯，不由三哥咬牙切齿：“等我替澳妹讨你这条命。” 柯子炎道：“来生再说吧。” 不待来生，几小时后，凌晨二时时分，枪炮声响彻金门，天地为之震撼，金门战役打响。数千解放军战士凭藉渔船强渡大海，占领滩头阵地，迅速向纵深地带穿插，岛上守军拼命抵抗，到处枪声连片。 特务组所驻村庄离滩头较近，枪炮声排山倒海一般惊心动魄。特务匆促撤退，迅速离开驻地，三哥被反铐双手拖上吉普车。 三哥哈哈大笑：“你们死到临头了。” 柯子炎骂：“走着瞧。” 几辆吉普车离开驻地，沿着乡村土路快速撤退，天黑地暗，道路难行，吉普车亮着灯，开得跌跌撞撞。翻过一个小山头时，前方突然响起密集枪声，一支进攻队伍突破防线，打过山头，向公路勐扑，黑暗中一串串弹光飞过山坡。 柯子炎大喊：“是共军！快冲过去！” 三哥突然在车里跳起来，用劲全身气力拿身体撞击前座司机。吉普车突然失去控制，蹿出道路翻下山坡。山坡下有一片开阔地，早先涂营二连在这里埋设过地雷。 吉普车触雷爆炸，三哥与柯子炎同归于尽。 尾声 来年春天，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漳州一处老房子里找到了母亲钱周氏。母亲已经离开厦门，带着外孙吴亚明回老家定居，小巷木屋的主人从南洋回来，房子还给了人家。政府要给母亲安排住所，母亲坚持回老家生活，因为丈夫钱以未、女儿钱玉凤、亚明的父亲吴春河和大儿媳陈蕾都知道这个地方，他们要是回家，在厦门找不到她，一定会到这里，这里有他们的东西，她要在这里等他们回家。 老房子里有许多旧物与母亲相伴。当年担心特务搜查，母亲偷偷把不少东西搬到此间藏匿，多为父亲钱以未的物品，有他留下的书籍，一抽屉石头，他的篆刻印章——其中有一对让特务柯子炎耿耿于怀、遍搜无着的长方章，它们藏在这里，印文分别是“山河破碎”和“天地更生”。 工作人员劝告母亲节哀，烈士们不可能回家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母亲拒绝安慰。她坚持认为自家小女儿去了台湾，可能是去寻找父亲。待台湾回归，他们自会归来。大女婿吴春河与钱以未一样曾经多次失踪，消失数年，都说已经死了，最终他们又都再次归来。死而復生在这个家不是稀罕事，母亲永远心存希望。 人民政府给母亲发了抚恤金，在母亲所居旧屋墙上钉上一块木匾，匾上题有“满门忠烈”四字。 五年后，有一封信自香港寄到漳州。小学生吴亚明给母亲读信，他一读信头“亲爱的阿姆”，母亲就大叫：“那是谁？是谁！”亚明赶紧看信末署名：“是小姨！” 确实是我，于貌似长眠中“觉醒”。 我没有死于美式手榴弹，也没有死于乱枪，我之存活因为意外，也因为孙力以命相换。我拉了弦的手榴弹竟然是颗哑弹，当特务在我眼前卧倒一地之际，它没有爆炸。当时我整个人蒙了，呆站着看特务们趴在地板侧头翻白眼。孙力突然扑上前连开几枪，林家团被他当场击中，特务们一起回头朝他射击，注意力被忽然引走。我身边意外地“吱呀”一声，一个门扇洞开，我不假思索当即窜进门里，回身把门关上。 这扇门怎么回事？当时我被特务逼到墙角，身后是一面高墙和一扇紧闭的木门，高墙里边围着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园子，园子已经残破，我所据院墙这扇门是后门。偏巧有个女乞丐住在那破园子里，女乞丐年纪很大，耳朵很重，外头枪声砰砰乱响，在她耳朵里可能像是放鞭炮，她打开门察看究竟，适时把我救了。 我逃进园子后立刻向前飞跑，仅仅几分钟，特务撞开被我反关的后门冲进园子，园中女乞丐夺路逃跑，被他们射杀，我攀上另一侧院墙边的一棵树，爬到墙头上。我听到柯子炎大喊“开枪”，耳朵里一片枪响，震耳欲聋。我被乱枪从墙头打下，掉到墙那头，那边是面斜坡，坡下就是海湾，我从坡下一直滚到海里。落海后我挣扎着游开，抱住海浪上漂浮的一块破木板，随即昏迷不醒。恰有一条军用小艇经过那块水域，艇上当兵的发现我血淋淋漂在海上，把我捞起来送到附近一所军医院里。 第119页 由于身穿军服，军医误以为我是前线受伤的医护兵，给我检查、做了手术。我挨了两枪，两枪都打在要害处，头上一枪从后脑勺下方打进去，从上唇处钻出来，居然未曾伤及脑部。另一枪打中胸部，从背部打进去，胸口钻出来，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一枪足以毙命，我身中双弹居然没死。三天后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医务船上，作为一批重伤员中的一个，被这条船从厦门送往台北。 我死而復生，再一次重演我们钱家一再发生的故事。我如母亲所坚信，果真去了父亲的家乡台湾，却不是按颜哥的安排，是用自己的方式。 半年后伤愈，我假託头部重伤意识受损，隐姓埋名留在那所军医院当护理人员。一年多后有个年轻军官因胃出血住院到了我们病房，将临出院之际，有一天我给他例行量体温，他突然提出要把部队番号给我，让我跟他联繫。 我当他是开玩笑，随手给了他一张纸。他取出钢笔，果然是开玩笑，不在纸上写字，翻过左掌，把番号写在他自己的掌心里。 “保证护士小姐一眼就能记住。”他说。 他把手掌捏成拳头，在我眼前张开，我当即大惊。 “别做声。”他小声道，“回见。” 他的掌心里并无部队番号，写的是两个字：“觉醒”。 我知道这两个字的特别来歷和意思。当初大舅曾把一枚刻着同样汉字的小印章送到厦门，是我把那枚印章从家里送到游击队交给三哥。 年轻军官出院。几天后一个黄昏，他到医院大门外等我下班，我们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散步，聊天，坐在小池塘边的长椅上吃饼干，像一对恋人一样。事实上谈情说爱纯属假象，我们做的是另外的事情。 这位年轻军官是自己人，接上级指令在台湾寻找我的下落。厦门解放后，上级核实孙力小组情况，发觉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我已牺牲，因此设法寻找，任务交给这位台湾同志。年轻军官是台中人，他所属的地下组织早在日据时期就存在于岛内，后来隐蔽，直到大陆解放前夕才与上级恢復联繫。 “是我父亲那一批人吗？”我追问。 他点头。他是1949年才参加进来的新人，他的上级是老人，原由钱以未领导。 “我父亲现在在哪里？” 他告诉我，三哥钱世康于金门战役前夕率一组人员潜入金门侦察敌情，配合解放军攻打金门，当时三哥向上级报告，说父亲钱以未可能落在金门。解放金门战役不幸失利，三哥也于战役中牺牲。后来上级曾派员秘密潜入金门寻找父亲下落，没找到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父亲启动的觉醒已经实现。 亲人的消息让我泪流满面。 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林鹏夫妇，知道三哥原是烈士遗孤。初闻震惊，想想释然，对我来说都一样，无论生死，他永远是我三哥钱世康，父母的儿子，钱家的老三。 我回到了自己的队列里。后来的故事还很多，这里长话短说：三年后我从台湾辗转来到香港，被留在香港工作。我所在的机构承担建立大陆与台湾间沟通管道的任务，我的日常事务包括为两岸离散家庭接转家信，传递亲情并帮助寻找失散亲人。我离家之后时时思念母亲，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和自身特殊情况，暂时不能暴露身份与母亲联繫，只能把无尽相思化在为两岸众多家庭的服务中，同时一点一滴搜集已故亲人的故事，悄悄寻找离散亲友的下落，寄予追怀。那些年有无数家书从台湾而来，经我手发往大陆，也有许多大陆函件经我的手转赴台湾。我乐此不疲，除了天性好善，还因为这一工作让我想起父亲的“钱以未连线”，这一连线产生于抗日斗争中，坚持于台湾光復后，现在依然存在，通过我，通过很多我这样的人将无数家庭联结为一体。不同时期它的内涵大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彼此密切关联，任什么都无法切断。 我愿意以此为己任。我和我的亲人们投身革命，参加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歷经磨难，用鲜血与生命迎接胜利的到来。特务的追捕杀戮没有吓倒我，反是让我格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觉得自己註定要来接续这个任务。我的父亲奋斗一世，不知所终，大哥大姐姐夫和三哥完成各自的任务，英勇牺牲，他们努力的其实是同一个任务，为的是人民解放、国家民族新生和两岸同胞共同的未来，就此而言他们可称都属“钱以末连线”。如三哥所说，澳妹的任务是将来，现在这个任务应当由我，还有许多人共同接续，它无疑属于我们的事业，融在我们的精神与信仰里。 1955年是农历乙未年，我忽然想起大姐和三哥都说过，我们父亲本来叫乙未，顿觉豁然开朗。农历六十年一个甲子，上一个乙未年是哪一年？公元189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发生过什么大事？《马关条约》签署，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占领军入台，台湾人民奋起抗日，血流成河。这一年的破碎与割裂，悲痛与耻辱，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一个台湾人的心里，其影响之深切和广泛为人们所公认，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台湾之所以成现在，都可以追溯到那个乙未年。父亲以这一纪年作为化名投身革命独具深意，牢记山河破碎之耻，激励天地更生之志，无疑是乙未之后两岸百姓共同的诉求，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心声。联结于海峡两岸的连线为什么总是生生不息？我们钱家人为什么一个个死而復生？秘密应当就在这里。 第120页 这一年我获准可以与家人联络。我在家书上写下第一行字：“亲爱的阿姆”，忽然不能自已，丢下笔痛哭失声。 这封信终于在泪水中写成。把它寄走时我在心里祈愿，我知道它会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的母亲破涕为笑，让我永垂不朽的亲人们在九泉之下备觉欣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