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碎影》 第1页 [史学研究] 《歷史碎影》作者：赵柏田【完结】 总序 序一 敬文东 《歷史碎影》是一部20世纪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作者赵柏田先生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书中写到的有些人至今还大名鼎鼎（比如沈从文、陈布雷），有的则在我们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充满语言纵慾术的时代差不多快被彻底遗忘了（比如邵洵美、应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还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几乎全部来自于道听途说，而那些道听途说差不多都来自于过往的歷史教科书上几条干巴巴的、社论性的评介。我们从中看不到他们的血肉，体察不到他们的心跳，感受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习见的歷史向来都是“大歷史”。大歷史的“宏大叙事”在操作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歷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歷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正如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歷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它是一部“小歷史”，小歷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歷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歷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其指向却是歷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 书中写到的十一个人，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构成了这部小歷史意欲完成的目标的最好解剖标本。板着面孔的大歷史教科书隐隐约约告诉过我们，他们都不是大人物，他们都是南方文人，他们都处在一个急剧动盪的岁月，他们都有文人的共同特点：软弱，唯美，多愁善感，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就像南方阴霾、多雨、潮湿的天气。在那个动盪的年月，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宁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国和欧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个时代应该具备的气息。在小歷史眼中，他们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全息图；而将全息图破译出来，正是小歷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小歷史能否成立的命脉之所在。 赵柏田在《歷史碎影》一书中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与大歷史的暗中对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採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着过多歧义、暧昧和晦涩特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去进行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盪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歷史忽略甚至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有了这幅侧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幅地图——关于一个时代的地图。这幅地图不仅给出了被大歷史遗忘的时代的边界，也重新搜集了过往的、孤苦无告的事件的细节，从而让边界有了淡淡的光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看到的月亮周边的那些光晕。正是这些光晕充分显示了大歷史的偏见和枯燥，因为我们无法想像，没有了光晕，一件事物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一个人最后会不会是干瘪的。 我们大致上愿意相信，歷史或许确实是一些枭雄级别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设计出来的，但大歷史只愿意总结歷史被设计出来所遵从的规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歷史的总结中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必然性。大歷史不屑于承认支撑歷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义与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大歷史给出的歷史疆域是直线式的，是整齐划一的，明晰得有如没有纷争的国境线。它排除了时代边界本应具有的光晕，而光晕意味着：歷史并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大歷史所抽象的那样，完全被同一个革命目标所联结。光晕同时还意味着，必须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重新唤起，因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单个的人，构成了光晕得以存在的建筑材料，尽管那些单个的人不一定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枭雄级别的人，他们在设计歷史时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们渺小的象徵，也应该构成时代之光晕的一部分。 文字技艺十分高超的赵柏田领会了小歷史就是个人生活史这一含义，而和他的小说笔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语调——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个宁波人。在《歷史碎影》中，江南语调显然是非社论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气候相一致，江南语调轻柔、温婉，在颓废中显出温情，并滋长出对笔下人物的充分感悟，为光晕的最后成型提供了最合宜的工具。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搭配，使得赵柏田没有机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任何一个有用的生活细节，更没有机会让全息图中应该包纳的任何一条信息遗漏出去。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终使得一个时代的地图充满了阴霾之气，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 第2页 但千万不要以为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是《歷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职，就是必须以它面对的目标为圭臬；目标的戒律，则是必须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为准绳。赵柏田在展现这种名之为“碎影”的小歷史的过程中，处处以史实为依据，让那些曾经在歷史教科书里无限刻板的事物与生命，重新鲜活起来。他笔下的人物，带着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徵来到了我们跟前，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些活人，对那些干巴巴的歷史规律缺乏足够的兴趣；我们更愿意对那些不甚清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过往的人、物、事曾经遵循过哪些被抽象出来的歷史规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歷史的车轮；歷史写作的目的是要让过往的人、物、事重新活过来。但太多的歷史写作与此刚好相反：它让过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让它们死去的，活像一个蓄谋已久的仪式。这就是说，它点了张三的名，张三马上就会咽气。因为在它那里，张三不过是论证歷史规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张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顺当的旅途则是毫无意义的。《歷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宏大叙事”法眼的小说笔法与江南语调，就是因为它想从侧面偷袭大歷史的命门。我认为它的偷袭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可能是这部从日常生活的基石上构建的小歷史实在太“小”了，所以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中出现的景象：“宏大叙事”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满地打滚。 2006年2月27日，北京丰益桥。 总序 序二 柯平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所带来的散文文体的革命性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很多作家从那时开始，才知道歷史题材的文章原来还能这么写。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华裔作家黄仁宇的名字，从此也广为人知，并受到国内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随后《撒逊河边谈中国歷史》、《明代的漕运》、《中国大歷史》等书一本本印出来，视野广博、思虑深远，但由于黄仁宇的明史学者身份，专业性强是一个方面，文体上也属于研究性着作。因此，真正对文学界产生影响的，恐怕还得数上面提到的那本。说句不恭的话，现在散文随笔界写得比较好的那些人，可以说大多受此书启蒙后才开始发力，摆脱以前那种老派学人的艰涩和流行作家的轻滑，在不断的摸索与吸取中，各有所悟，各行其道，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二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随着散文随笔风行和歷史题材书籍的日渐走俏，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被调动了起来。但从总体成绩上看，仍然让人不敢太乐观。除了出版业和盗版商，黄仁宇的名字现在已很少见人提起，更加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之处，事实上我们并没完全学到家。且不论文采的蕴秀斐然，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作品里随处可见的那种理性、思辨和缜密的考据学功夫，到了今天作家笔下，也许避重就轻、虚晃一枪就带过去了，或被诗意的渲染和空洞的感喟所替代。包括时下坊间流行的文化散文这一命名，实际上也并不科学。考诸文坛公认的那些大家，其主要叙事模式，大多还是从歷史事件或人物中，抽取所需要的部分，加以主观的描摹和渲染。给歷史身体强行套上文化的时尚纱丽，固然省时省力，事半功倍，而一旦歷史不存，文化又焉附？毋庸讳言，学者南帆嘲讽过的那种“三钱引文，二钱议论，一撮联想”的所谓文化散文，在时下坊间仍然大有市场。 而现在，作家赵柏田拿出了他耗时多年写就的《歷史碎影》一书，似乎要以自己的才华向我们表明，“风格即人”这个准则，在现实的书写中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正如歷史的真实取决于史家的立场和持论的公允，那么，除了眼下已经看到的和正在流行的，歷史散文的写作，同样也应该存在多种可能性。这里，作者原先的小说家身份应该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书里，我们阅读经验中熟悉的、期待的诗情和高蹈，突然变得有点不大管用了。一种音调适当、富有磁性的叙述——舒缓中带有几分尖锐——从头到尾贯穿其中。严肃的询问式语句取代了大段大段的议论，而在最容易煽情和卒章显志的地方，出现的也只是内省、冷峻和恰到好处的停顿。此外，史料占有上的丰富和货真价实，也成为此书显着的特色。作者似乎很愿意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不是从高倍望远镜里窥视的那种，而是直接走进笔下人物的内心里去。我不知作者对黄仁宇的着作持何态度，至少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某种师承，尤其是对写作材料精到的处理方式，我相信读者阅毕全书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噢，原来歷史散文也可以这样写。 从内容方面来说，以十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试图在传统意识形态触角止步的地方，即日常生活视野下，作一次发现式的书写，让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批人物一生的悲欢衰荣得以真实展示，是本书精心撷取的独特视角。即使我们再进一步，将它看成作者文本上的一个小小野心，也未尝不可。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邵洵美，到苏青、柔石和穆时英，书中这些人物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是：年龄经歷相仿，几乎都生活在20世纪前期这一社会变动剧烈的年代，而且大多出身名门、衣食无忧，年轻时受过高等教育，对革命和社会平等有着发自内心的嚮往。他们都曾有过各自辉煌的人生片断，或才高八斗，或名满天下，或身居要职，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生的春风得意、功名事业，到头来却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这是命运的乖戾，还是时代的不公？这个问题，也许要到他们身后才能找到答案。而在当年，歷史曾粗暴地作弄他们，挤兑他们，简化他们，直到最后一个个黯然谢幕，在政治这架庞大机器的缝隙间，或永远消失，或掉臂断腿——碾成片片碎影。 第3页 一个旨在拼凑起歷史真实面目的长达数年的文学考古，并未因传主和资料的湮没而放弃努力。多年来，作者一直沉潜而自足地生活在他的浙东古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作风低调，目光敏锐，传统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加西方文明薰陶的头脑，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很奇特的组合。大量的阅读拓宽了他的精神视野，良好的、唯陈言务去的文字功力，又让他在面对任何题材时，都能显得从容而游刃有余。此书除在文体上对散文界有所贡献外，其他方面也多有可资借鑑之处。尽管成书前，里面的主要部分都在《江南》杂志发表过，但此次重读，感觉上冲击力仍然很大。在《锋面之舟》一文里，赵柏田说到，蒋梦麟于西南联大漂泊期间写作《西潮》，是“希望能以史为鑑，从歷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应该说，这是相当艰巨的工作。而我们的幸运则在于——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赵柏田已经替我们都做好了。现在他把自己积多年之力完成的《歷史碎影》拿了出来。读者感兴趣的话，只要于更深人静之时，或品茗端坐，或张灯倚枕，翻开来看就是了。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着名教育家。 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学习。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 1919年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后受蔡元培之託赴北大代理校务。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先后主持校政十七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大学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併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继续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在躲避空袭的“空闲”中，陆陆续续用英文写成前半生的回忆录《西潮》。1949年去台湾，任“农业復兴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共同理事等职。1964年病逝于台北。着有《孟邻文存》、自传《西潮》、《新潮》等。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父亲的船（1） 三天前的一个清早，少年和他的父亲从杭州湾畔的蒋村动身时，星光还没有完全隐落，秋晨的露水把布鞋和裤管都打湿了。在余姚县府衙门前的小码头下船，江面的雾气正在散去，那些像走钢丝一样站在船舷上的农妇已经快要把一船船的白菜搬空了。初升的太阳把江面染得如一匹红练，农妇的脸，不知是出了汗还是江水映的，也都酡红着。船是带雨篷的木帆船，篷上的青箬是新摘的，还有着春天雨水的气息。在浙东乡村，纵横的河汊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作短途运输的木船。潮水时涨时退，退潮时，船逐流而下，走得很快，两岸的树、村庄，还有河里的云的影子，在少年的眼里一闪就过去了。但当逆水行驶时，前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虽说雇了两个背纤的，半天也赶不了十几里地。连着三天，看厌了河水和堤岸两边单调的树木庄稼，船上又没什么好解闷的，少年觉得时间实在是太无边无际了，简直像这浑黄的河水一样没个尽头。 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船把他们送进了宁波城。这一程从乡下到宁波的水路，算来竟走了三天两夜。到上海的船要晚上八点才开，余下的四五个钟头里，父亲带了他去逛了城隍庙，到江厦街买了晚上坐船吃的点心和准备送给上海亲友的咸干货，还带着他去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北外滩，看了外国人造的教堂。教堂肃穆的外表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江逶迤西来，至此已到入海处，江风浩荡，混浊的江水拍打着堤岸，不远处的三江口，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处摺叠出一条长长的水线，海鸥像一只只明亮的梭子在水面上剪翅低飞。 许多年后，少年还记得父亲带他去坐轮船的那个晚上。 傍晚，吹着咸壳壳的海风，他们来到了江北外滩边的轮船码头。从这里他们将乘坐招商局的轮船，一夜水路旅行后于次日清晨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父亲在二等舱找好位置，放好行李，就带着他满船跑开了。 父亲像个好奇的孩子，在船上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一边不住地往纸上画着什么。这位绅士老爷还拉着少年走进了驾驶舱，一个穿着制服的船长模样的人客气地把他们请了出来，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他们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他们来到锅炉房，司炉正在铲煤，炉膛里腾射而出的火光映着少年和父亲的脸，他们的眼里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司炉套话，司炉告诉他这船是德国造的，在这条水路上已经跑了快三年了。他们来到甲板上，船正在启动，昏暝中，两岸的景物和建筑一点点地退远了，父亲说，我回去也要造一艘轮船。少年以为父亲在跟他说笑话呢。 第4页 很久以后，少年都快要忘了这次海上的夜航了，父亲请了一帮木匠来到蒋村家里，让他们按照他画出的图纸打造一只大船。木匠奉命制造水轮，造船匠则按照计划造船。满地的刨花和木屑，院子里飘荡着好闻的树脂香气。船造得很顺利，一个月后，木工们往船身上了最后一道桐油，船就下水了。让少年吃惊的是，这艘木船简直是他和父亲一起乘坐过的招商局那艘轮船的缩微版，一样有着驾驶舱和高高的桅杆，只是它不是铁甲的，也没有锅炉房。父亲得意地说，我这船就是按德国轮船的样子造的。船下水的那天，全蒋村的人和附近的乡人来到流经这个村庄的唯一一条大河边上，来看看新奇。大家对这艘轮船赞不绝口。轮船停靠在河埠，父亲雇了两位彪形大汉分执木柄的两端来推动水轮。“轮船”慢慢开始在水中移动时，岸上围观的人们不禁欢唿起来。船速逐渐加快，但是到了速度差不多和桨划的船相等时，水手们再怎样出力，船速也快不起来了。乘客们指手画脚，巴不得船驶得再快一些，有几位甚至亲自动手帮着转水轮，但是这只船似乎很顽固，再也不肯加快一点速度。父亲低低地骂了一句，上去踢了一脚木轮，它却再怎么弄也不听使唤了。村人索然无味起来，都走开忙他们自己的去了，剩下的除了孩子和老人，就是存心看笑话的村里二流子一类的人物。 父亲把水轮改了好几次，希望能够加快船速，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更糟的是船行一段距离后，水草缠到了水轮上，而且越缠越多，最后连轮都转不动了。父亲嘆口气说：“唉，究竟还是造轮船的洋人有办法。” 造轮船的计划失败后，父亲好久没在蒋村露脸。热心的亲眷上门来探视，说邻村的张财主想把父亲的这只船买去做挖泥船，问父亲愿意出到多少大洋。父亲对他曾经倾注过那么多热情的这艘船已没有多少兴趣，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已经狂热地迷上了组装钟錶，他的房间里一长熘的案板上全是拆下的钟表的零件，一连三天，除了上茅厕，他都没出过门一脚，连吃饭都是少年和他的两个哥哥送的。到了第四天，家人听到从父亲的房间里传出了自鸣钟悠扬的音乐，接着听到一声大叫：搞成了！头髮增长了寸许的父亲像个疯子一样从里面跑出来。过于强烈的阳光和连日来劳累的虚脱使他摇晃了一下，倚住院里的一棵苦楝树才没有摔倒。他疲乏地对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笑笑，说，我这个钟錶匠做得还不赖吧？ 那条轮船后来改为桨划的船，但是船身太重，划也划不动，在乡下也没什么大用。父亲还想再试一次，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了这一雄心。他发现除了轮船的外形之外，还有更深奥的原理在。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父亲的船（2） 少年蒋梦麟后来走出了村庄，去绍兴、杭州、上海等地读书。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人生如行夜船的呢？这要追溯到他在南洋公学读书的一年暑假，一个堂兄鼓动他去了一趟日本。在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他的感受是“简直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得如同白昼，看到陶醉于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人提着灯笼，高唿万岁，游行队伍绵延数里，又不禁泫然涕下。东京、长崎、神户一路走下来，他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像个花园，人民衣服整饬，城市清洁。他想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岛国从明治维新后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那就是国民教育。蒋梦麟后来师从杜威去学教育学，可以说是受了这最早的触动。 也正是在逗留日本的时候，蒋梦麟听到惊人的一个消息，安徽省城安庆发生了昙花一现的革命，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前中西学堂数学教员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失败，被挖出心肝祭了被其刺杀的巡抚恩铭。好多年后他回忆说，如果他当时在国内，说不定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徐锡麟中过举人，在绍兴中西学堂（蒋梦麟在那里知道了“地球是圆的”）教了几年书后，又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向朋友借钱捐了个道台的缺，后来派到安庆任安徽省警务督办。他亲手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同两名亲信带了警校学生及警察部队占领了军械库，在库门口架起大炮据守。但他们不会使用大炮，被官兵沖入，徐当场被捕，他的两个亲信，一个叫陈伯平的当场阵亡，一个叫马宗汉的事后被捕。 蒋梦麟和马宗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马、陈两个革命党人从日本赴安庆时曾在上海短暂逗留。他们同蒋梦麟大谈革命，鼓动他一道去安庆。少年的血都是热的，他倒真有点动心了。做钱庄经理的堂兄却鼓动他去一趟日本。看看再说吧，堂兄的口气里一股市侩的精明，革命革命，可别自己的命让人家革去了也不知道。动身前，他和马、陈两个革命党人在一家酒楼聚会。酒性催动，马宗汉背诵了一首秋瑾女士的短刀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色，引得他们也慷慨高歌。歌罢，马宗汉伏在桌子上半天也没有起来，还把一品香酒楼的包厢吐得满地秽物，蒋和陈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肥胖的身子弄回旅馆。第二日，蒋梦麟去日本，他们搭长江轮船去安庆。到日本约一星期后，蒋梦麟就从报上获知了安庆起事失败的消息。谁说人生不是行夜船呢，一不留神不定就上了哪一条河汊。 第5页 那艘船一直停在村口的河湾里，水一退就搁了浅，船板朽烂腐败，船底长了厚厚一层青苔。它好像被遗忘了，木轮让人拆掉了，桅杆也不知去向，或许是化作了哪一户人家烟囱口冒出的一缕炊烟吧。到蒋梦麟离开蒋村去美国念书，船还在，那野渡横舟的景象几乎成了蒋村的一个标志。这时离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已有十年过去了，时间已经到了1908年，少年的母亲早就离开他们去了另一世界。离开祖屋前一晚，少年流露出了不舍，父亲说，去吧，跟洋人多学点东西回来，他们精怪着呢，船都造得这么好！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变化年代中的家族史（1） 他出生的前一个晚上，父亲蒋怀清梦见一只熊来到了家里，第二天一早，家人兴沖沖地跑来告诉他夫人生了个儿子时，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惊喜，因为据说那个梦就是生男孩的徵兆。梦熊——这就是他给男孩取的名字。他给前两个儿子还分别取过梦兰、梦桃这样的名字，因为在他们出世前他分别梦见过这些祥瑞的植物。 他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变化的年代。就在梦熊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再往前推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让渡给法国。世界无时不刻不在变化中，渐进的、徐缓的、积年累世的，但没有什么像20世纪之初西潮东来时的风云激盪那么深刻地影响中国并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西洋潮流首先冲击了1842年以来开埠的五个通商口岸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波及到。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荣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了中国内地，而打头阵先锋的，就是在国人眼里尚显稀罕的舶物品。 男孩的出生地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沖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离杭州湾约有二十里之遥。那是个很小的江南小村，六十来户人家，约三百人，三面环河，南面一条石板路通向附近的村庄和市镇。小河通着大河，由大河可以到达宁波、杭州和上海。几百年前，杭州湾两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居民在这片新生地上围堤截留海水晒盐。再经过几个世代的蓄草放牧，这片土地可以植棉种桑、居住生息了。蒋氏族谱上说，蒋氏的祖先是在五百多年前的元末，先是从钱塘江源的徽州迁到奉化暂住，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开垦江边的新生地。五百多年来，蒋氏一族在杭州湾畔看到了元朝的没落，明朝与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已经在这里安定地生活了五百年，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世代如落叶，蒋村却依然故我，这个村庄的人们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但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将很快成为陈迹——半个世纪后，本文主人公在《西潮》中这样描述这种变化： 这种转变首由外国商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文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 太平天国时（南方人称为闹长毛的年头），梦熊的祖父在上海旧城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成为了钱庄，做些信用贷款的生意。墨西哥鹰洋传入中国成为流通货币后，因广受国人欢迎也就出现了很多假币。梦熊的祖父在鑑定币的真假上很有一手，让钱庄同行大为敬佩。可惜他盛年时出了一次意外，伤了一条腿，后来在动切除手术时因血液中毒去世。那一年，梦熊的父亲蒋怀清才十二岁。祖父给他留下了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遗产。蒋怀清年未弱冠，由他未来的岳父照顾，由于投资得法调度谨慎，这笔财产逐年增加，三十年后已经达到七万两银子了。 蒋怀清，一个相信行善积德可以感召神明的蒋村地主，同时还是上海几家钱庄的股东。虽然家产可观，却生活俭朴，为人忠厚而慷慨。在乡下和钱庄业内都有很好的口碑。他一度迷恋上了风水和算命术，后来又成了一个无师自通的发明家。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照样打造。他设计过带院子和假山的中国老房子，实验过养蚕、植桑，造过西洋楼房（照着西洋一种过了时的式样），他不安分的脑子里有着种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按着这些想法他还制造过许多别的东西。因要照拂钱庄业务，他常常要跑上海。那时去上海一般都走水路，先坐桨划的木船到宁波，然后从宁波坐轮船到上海。在这条水路上走了几个来回后，他说：“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言下之意是乡下的木船实在走得太慢了，因此就有了上面说的失败了的造轮船的事。蒋梦熊成年后，把这件事看作中国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一个实例。 有必要再提一下蒋梦熊的母亲。在他的成长背景中，母亲的美丽和才情已经和温情的中国传统融成了一体。尽管她过早地去世了，但对本文主人公心性的成长还是起到了一个母亲应有的作用。“一位有教养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梦熊成年后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当然这描述中带了多少情感夸大的成分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她是一个才女，爱读书，还会弹七弦古琴。梦熊清楚地记得，母亲弹琴的书斋屋后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种着一排竹子，竹丛的外面环绕着一条小河。大樟树的树阴下长着一棵紫荆花和一棵香樟树，在大樟树扶疏的枝叶之间争取些微的阳光。母亲坐在客厅里，可以听到小鸟的啭唱和河里鱼儿戏水的声音。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子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书斋的墙上是一些字画，她的嵌着白玉的古琴就安放在长长的红木琴几上，琴几的四足雕着凤凰。蒋梦熊记录下的她抚琴而歌时经常唱的一首歌叫《古琴引》： 第6页 音音音，负尔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记得当年低低唱，千千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放我枯墙阴，秋风芳草白云深，断桥流水无故人。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冷冷清清。乡下人说，她这么美貌的妇人唱这样悲切的歌是不吉利的。果然天妒红颜，她很年轻就去世了。少年只记得死后的母亲躺在棺内，穿着色泽华丽的绣花裙袄，外面罩着盖到脚踝处的红绸披风，一颗很大的珍珠衬着红头兜在额头上发出闪闪的亮光。 秋天，一场大水过后，乡间发生了好几起饥民向大户借粮的事件。说是借，却是有借无还的，比明火打劫也好不了哪里去。蒋家作为当地一户殷实之家，自然也不能倖免。洋火、洋油、洋布、时钟、美孚灯这些外来物品的传入也带来了新的营生，有人做生意做发了，赚得满盆满钵，上海、杭州、苏州都有家产，有人在田亩中讨生活，道路越走越逼仄一日日地困顿下去。乡间淳厚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变得遍地盗贼了。梦熊不得不辍止了在绍兴中西学堂读的两年书，随家人到了上海。 1898年前后的上海还是座建筑凌乱的海滨小城，从黄浦江口直驱而入的海风在城内几乎没有阻挡，但市政办得不错，街道宽敞清洁，有了电灯和煤气灯。这时城里已经有了三四千西方人，他们在自己封闭的社区里生活着，给人的印象是既文质彬彬，又趾高气扬得让人冒火。 到了梦熊十五岁那年，义和团蔓延波及上海，他们又搬回到乡下去住了。乡下还是不太平，土匪越弄越凶，抢粮、吃大户、强盗剪径，邻村还发生了把地主绑在竹篙上沉塘的事件。父亲从上海买来了几支快枪和旧式的长枪，一得空就带了家人在河岸上乒桌球乓地练枪，飞过的鸟儿自然成了最好的靶子。这样长久地悬着心，终究不是过日子应该有的，不得已，再次迁家，搬到了余姚城里。梦熊在县城里的一所学校念英文和算术，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中文。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变化年代中的家族史（2） 一年后，他去杭州，上了一个木匠出身的美国佬办的教会学校。那美国佬的宗教热情要远远大于他的办学才干，只想着用基督福音来教化中国人，而且抠门得紧，于是梦熊和他的同学们造了他的反，集体退学了。这些人中的几个中坚分子办了一个“改进学社”，他们的妄想是把它办得像牛津剑桥一样着名。章太炎穿了和服木屐，被他们热情地拖来讲课，章说改进这名字取得好，改进改进，改良进步之谓也。少年人的梦，总是来如急雨去如朝露，不到半年，学社就作了鸟兽散。不久，我们年轻的主人公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书院），因“梦熊”的原名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改用“梦麟”註册。“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知识让他变得自信，对世界史的兴趣使他看清了另一种异质文明的发展脉络，也开始懂得了人在歷史的漩涡中，世界的变化与个体紧紧系连着。 蒋梦麟终于明白，世界不在身外。世界就和你一起行进着：童年时看到的马桶阵大败日本军舰的彩色图画，竟然是精神胜利式的错象，那是1894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康梁维新，那是他在绍兴中西学堂读书时发生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他正和家人在上海避乡下的匪乱，又因义和团运动举家迁离上海。那么，其时他在杭州念书，崇拜梁啓超，读《浙江潮》和《新民丛报》，学代数、几何、生物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当儿，这个变动的世界又在进行着什么呢？新与旧、立宪与革命，满脑子的冲突使尚未成熟的心灵几乎无法承受。小小少年就像一支英文歌曲里唱的，随着年龄长大烦恼增多了，这烦恼却是不关男女不关风月的，是带了些家国之痛的沉重的，他变得爱独处，成天不说一句话，时而觉得通体如好风吹送上九霄般的轻逸，时而又觉堕入世俗的泥潭努力挣扎仍不免没顶的窒息。这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难道自己也发疯了吗？是在新学问的路上走下去，还是像父亲所期望的走上仕途，成为一个旧式的官僚？就像身处两股潮流的汇合处，蒋梦麟还真有些无所适从。 十九岁那年，蒋梦麟去绍兴参加郡试，考取了余姚县学附生，成了秀才，两个月后又回到杭州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来一去中也可见出他内心的矛盾。寒假回乡自然享受了衣锦荣归的光耀，七大姑八大爷的几百人连吃了两天喜酒，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心中的迷茫。二哥梦桃已早他几年考取秀才，大哥梦兰已在去上海避难的前一年病死——其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当时的学生听说京师大学四字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谁也想不到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在十五年之后竟会出任北大校长一职。这时的蒋梦麟已经看到，不论立宪维新还是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他渴望能够上一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第二年暑假到来前，他找了个藉口离开学校，坐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那是1904年，为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时代正像里尔克说的如同一面旗帜被风暴所包围。到他二十三岁那年，向父亲要了几千块钱，坐船去了美国。 第7页 上船前，蒋梦麟去一家理髮店剪了辫子——他后来说，当理髮匠抓住他的辫子举起剪刀时，他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辫子一落，脑袋好像也随着剪子的咔嚓声落地了——船一开，他就把这包辫子丢进了大海。 这一去就是九年。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新文化的怒潮（1） 我现在写着他的故事，一个村庄，一条船，他经过的几个城市和一些国家，就好像我生活在其中，就好像我写下它是在重温往日的片断。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感受呢？到了盛夏时节，世界不仅没有一刻的安宁而且还发了热。欧洲杯刚刚落幕，雅典奥运正要开张。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去世。涉嫌虐囚女兵接受庭审。桑塔格的相片在一些人文网站流转。菲律宾为保人质安全正考虑从伊拉克撤军。十六岁的湖北少女含笑跳楼，原因不明。狂风冰雹肆虐上海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后天》……在我生活的城市，电荒、限价房、车价、商帮大会正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词。世界是如此散漫地铺展着，它的步履又是如此的匆忙。在摄氏35度的空气里，一遍遍地翻着台湾名田版的《西潮》，疏朗的直排字像有风的峡谷让人顿生凉意。这真是一双看世界的清凉之眼。我对自己说：谁在今天还能有足够的静，足够的耐心和清醒？看着他梳理的一百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揣摩他在“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昆明写下这本书时的心情，比较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生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还是要说，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是的，不过如此。 一代人出生，一代人老去，世界从未停止过它的步履。我们始终生活在异质文明的撞击中，并在撞击中寻找融合的道路。 1917年夏天，蒋梦麟完成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学业，准备启程回国。离开纽约后，先到俄亥俄州一位朋友家里住了半个月。这座小城的年轻人正忙着登记应徵入伍，蒋梦麟看见新兵们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战争的屠宰场。然后他搭乘火车到旧金山，再坐邮轮开始漫长的海上旅行。之前，蒋梦麟已在黄炎培的介绍下致信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张元济，流露出想在这一当时中国最具名气的出版机构做事的念头。张元济在这一年8月14日的日记中郑重写道：“蒋梦麟来信，云乘支那船七月三十一日启程回国，本月二十六日可到。”蒋梦麟回到上海后的第三日，即到商务向张元济报到，8月28日，张元济日记载：“蒋梦麟来，任之（黄炎培）来言，职业教育社要蒋兼办社事。需分时间三分之一。” 走时还是龙旗飘扬的大清国，回来已是民国的天下了。哲学博士蒋梦麟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发现他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太多，简直可以追上纽约的风气。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了。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到处可以看到摩登的青年妇女。她们穿上了高跟皮鞋，在人行道上敲打出急骤的笃笃声，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他觉得，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女孩子已剪短头髮，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一种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男子都已经剪掉辫子，却没有捨弃长衫，看起来似乎很滑稽。 在上海停留几日，他坐上夜班船去了宁波。 天亮前，船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他学过的歷史告诉他，出生前一年的中法战争中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由一番唏嘘感嘆。到天色大亮，上了码头，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着搬行李，喧嚷声震耳欲聋。上海的崛起把宁波的风头全盖了下去，就好像一个美艷的妇人身边立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他发现宁波还是九年前一样的破败，街道还是那样的潮湿而拥挤。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不过对这种气味他倒颇能安之若素，还觉着了几分亲切。 在开往余姚的火车上，沿铁道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飘溢着稻香，他在内心喊了起来，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到家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蒋注意到，父亲后脑勺的辫子已经不见了。远行归来的儿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当天下午，邻居刘太公过来，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说，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辫子也剪掉了。年轻人穿上西装，看起来就像一群猴子。他又对女学生们的短裙与短髮愤愤地发表了意见。刘太公说，起先他还真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廷，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 晚饭后，太公告辞回家，不留神在庭前石阶上滑了一下，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才没有跌伤。他摇摇头开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几天后，刘太公家传出了子女们的哭声，他真的见阎王去了。 第8页 蒋很扫兴，一回家就遇上一个老人谢世。转而一想也就释然了，世界本就是在生死间变化着。在余姚城里住了一个星期，登上了五百年前阳明先生讲学的龙泉山中天阁，又走过缠满青藤的通济桥，去看了南城的学宫。让他十分高兴的是，好多年前他和姊姊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一百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在操场上追逐嬉笑，把鞦韆盪得老高。 去上海前，他提出想回蒋村看看。父亲问他还回来吗，他说，去了蒋村就到牟山湖边的小站上火车，不回余姚了。父亲的眼里跳动着一丝伤感的火苗，马上熄灭了，言不由衷地说，这样好，这样好。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新文化的怒潮（2） 村庄的情形倒不似想像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还盖起了不少气派的新瓦房，那是到上海做生意的回来建的。乡下人的脾性，在城里经商挣到了钱，回乡下买田置地了心里头才瓷实。出乎他意料的是，村里好多人家已经用上了洋火、洋油、时钟等舶来品。这让他深为感触： 很少有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1。 大伯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他来很高兴，握着他的手告诉他过去十几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已故世。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有些女孩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她们年老的已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出息得不错。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当学徒，他们有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她又说，这些进过学堂的年轻人还真了不得，说拜菩萨是迷信，庙里的菩萨不过是泥塑木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说什么男女平等了，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等等等等。 她不满地絮叨着，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美国也有猫吗？”一会儿她睡熟了。黑猫仍在她枕旁唿噜作响，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一个月后，蒋梦麟接到乡下来信，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变得让她看不懂的世界。 老一辈的亲戚里，他还去看了三叔母。这个壮实的农妇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杀了亲自下厨。鸡肉很鲜美，饭桌上还有鱼有虾。三叔母告诉他，他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蚀了很多钱，破产后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留下一贫如洗的寡妇和几个子女，其中一个男孩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三叔母抹了一把眼泪说，可怜哪，那么精干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世道真是看不明白了。 三叔公告诉他，村里已经在用肥田粉种白菜了。他到美国的第一年，在加州大学的农学院学过农科，知道这种肥料最早是从日本引入的。三叔公说，开始的时候，白菜长得非常大，村人以为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后来有人廉价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他来到乡间唯一一次开心的笑。 临行前，他去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在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耳边又似乎响起母亲坐在香樟树下弹琴唱歌的声音。母亲去世时那年他才七岁，也许想像中的母亲比真实的来得更温柔吧。带着暑意的风吹散了香菸，童年的记忆復活了，一切恍在眼前。一瞬间他有个错觉，似乎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从没有离开过蒋村。 看过了母亲，这次还乡也就划上了句号。第二天一早，蒋动身去了杭州，准备转车再去上海。土黄色外墙的火车站就建在牟山湖边上，从村子里到火车站，大约有三里路，中间要穿过一片已经黄熟的稻田。步行至车站后，他搭乘从宁波方向开来的一列慢班火车到曹娥江边。铁路桥樑还没有完成（从德国订的材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迟迟未能到达），所以这一段路要摆渡过江。傍晚到达钱塘江边，再坐小火轮渡过钱塘江，如此三转四回，进杭州城已是薄暮时分，住进一家俯瞰西湖的旅馆，太阳正落到雷峰塔背后，暮霭慢慢笼罩了湖滨山麓的丛林别墅。他很快就发现，杭州也不再是昔日的杭州。草草吃过晚饭沿湖边走去，湖滨路原是旗下营的所在，辛亥革命剷平了旗下营，代之以鳞次栉比的饭馆、戏院、酒店、茶楼。一群穿着短裙、剪短了头髮的摩登少女正踏着细碎的步子在湖滨公园散步。十多年前他读过书的浙江高等学堂已经停办，改为省长公署的办公厅，从前宫殿式的抚台衙门已在革命中被焚，在市中心留下一片长满野草闲花的长方形空地。 加盟商务的蒋梦麟，有感于国内学术界的衰败垂暮之气，说动商务的主事者，决心推出一套译介西方文化的学术丛书，在他看来，商务印书馆有着雄厚的资本，又有着分布全国五十余处的发行、营销网络，在倡兴文化上应是大有可为。在得到张元济的支持后，他即刻向胡适发信，约他共襄此举： 第9页 弟自杭返后，聆各省教育代表之伟论，咸谓吾国所出新书，无一可读。……故不喜读书者，则竟不读一书；喜读书者，则多读古书。窃谓吾辈留学生，可得新知识于西书，旧知识于古籍。若不通西方者，则除读古籍外，此又何道貌以得新知识？若是以往，中国文化前途不堪高想。弟实忧之。于是商之于商务印书馆主事诸公，请编辑高等学问之书籍。 他感慨“吾国学术之衰落，至今日已极”，“非吾辈出而提倡，有谁挽此狂澜乎”？约请胡适和他一起“以进步之精神，协力输入欧西基本之文化”：“请兄于课余之暇，着书立说，弟当效校阅之劳。一切酬谢方法，可后议。”在得到胡适肯定的答覆后，他按捺不住喜悦，在另一封给他的老师蔡元培的信中详谈了他的编书计划，“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分哲学、教育、群学、文学四门”，并再次吁请：“大学济济多士，如不弃寡陋，将所着为丛书之一部分，以增此价值，则不胜荣幸。” 一年后，蒋梦麟离开商务印书馆，任职江苏教育会并主编北京大学贊助的《新教育》月刊，以刊物为承载继续着与西潮的对接与融合。这本“以输入世界最近教育思潮、学术新知，传布国际大事为宗旨”的杂志，创办六个月后就发行到了一万份。据他自述，他创设杂志的用意在于：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 即便后来在他刚接手主持北大事务最为繁忙的时候，还是“意在学术”，念念不忘于时代变迁中学术的更新，并把“思想学术之增进”视作救国之要道：凡一个大潮来，终逃不了两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 这二十年来中国环境变迁速度确实太快，没有新学术以供给适应其需要，结果社会的病就一天一天的重起来。所以我们要将新学术去救它，这也是这次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 在这篇题为《新文化的怒潮》的谈话中，他希望集合千百万青年的力量，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致来作文化的运动。在蒋梦麟预设的前景里，这股“新文化的怒潮”，会把一个陈腐的社会洗成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大学风暴（1） 当约翰·杜威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在1919年的春天来到上海时，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的心脏京师重地即将掀起一场风暴，并在短期内迅速席捲国内各大中城市的士子、商人和更广大的市民。 事件的起因是这年初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利益的驱动使得一次制订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会议变成了大吃小的分赃谈判。积贫积弱之国外交上的这次失败在电影《我的1919》中已经被陈道明演绎得盪气迴肠，像煞一曲道义与正气的赞歌，这是电影的魔术也是艺术的虚饰。列强。和约。战胜国。青岛。二十一条。歷史的喧嚣沉淀到后来总逃不脱这几个词语的集合，然而也正是这些词背后的人与事肇始了中国现代史的先声，其标志性事件就是5月4日这天北京学生的一次结集游行和一把愤怒的大火。不过这一切在教授夫妇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还未露丝毫端倪。世界的不太平已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一心向学的大师早在哥大的书斋里修炼得心如止水宠辱不惊，当他被脸上盛开着温暖谦卑的笑容的得意门生蒋梦麟、胡适之和陶行知三人迎上岸住进沧州别墅，俯瞰着这座不夜之城的灯火时，还颇为情调地拥吻了他的太太，像一个热恋中的青年一样说了句：真美啊，这就是我梦想中的东方。的确，大师是抱着悠游东方的心态来到他门生的故国的，并把到这个古老国度进行演讲看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他的游歷行程安排是打算从上海到汉口，再上北京，如果藉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他还想逞逞口舌之欲多演讲几场。3日、4日，大师在上海看市容，进行一些必要的拜会，去了几所院校演讲。5日，准备是由蒋梦麟陪同去杭州游玩、演讲的，就在那天一大早，借住在蒋寓的适之先生起床后，听见有人在急促地打门，开了门，进来《时事新报》等上海几家报纸的记者，一见面就递上一张油墨未干的报纸，蒋梦麟和胡适的眼睛一下子直了：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至此，蒋胡两人才知道5月4日那天在遥远的京城发生了什么。不久，上海、苏、杭等地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使他们隐隐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蔓延，但局势未明，他们又不便发表什么声明。大师游兴方浓，对东方古国的民情、习俗、制度、学风说实在的又不免隔膜，于是预订的出行线路继续有效，杭州照旧去，西湖照旧游，讲稿照旧念。直到快一周后重新回到上海，他们陪同大师去马利南路的孙公馆拜访孙中山先生，自民国七年起移居上海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研究的孙先生谈《建国方略》大要时说的四个字“行易知难”，才忽地让蒋的内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自清室式微以来，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之士，但像孙先生这样真正能够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何其少也。而这时他们才刚刚听说，蔡（元培）校长已经甩手不干了！ 第10页 蔡元培年长于蒋二十岁，当蒋走出杭州湾边的小村来到绍兴中西学堂接受最初的新式教育时，蔡正担任着该校的监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着名学者（清朝进士）的身上却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已成为中国学统之主流的浙东学派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照。蒋曾经满怀着崇敬之情为他的恩师描绘过这样一幅生动的肖像：他那从眼镜上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他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 据说蔡元培年轻时锋芒逼人，生于报仇雪耻之乡越地的他有这性情也很正常，倒是他后来的沖淡和虚怀在人格上显得过于的理想化而让人少了亲近之感。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后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运动的不彻底，说到激烈处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某人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这件事由蒋梦麟亲笔记述，当不谬也。但蔡元培自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表现出了难得的虚怀若谷和兼容并蓄，在这个被权要目为“不会干事”的新校长的主持下，北大校园内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蓬勃一时：文科学长陈独秀沿袭他主编《新青年》以来的思路，亮出“德先生”“赛先生”这两把在他看来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利器；“我的朋友胡适之”正像一个鍊金术士一样做着文学革命的实验，梦想着用白话文pass文言文作表情达意的工具；辜鸿铭先生正拖着他稀疏的辫子在未名湖畔讲弥尔顿和济慈；而蔡本人也正在推进以美学代替宗教的计划。在这个人间乐土，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着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派人士并坐讨论同席笑嚯，这情形很像中国的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现。 一周后，亲日官员迫于朝野压力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歇止，大家都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太平了，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辞职离开了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gg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矣。”蔡在离开北大时的复杂心情已无从揣测，但这无疑是他重压之下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学生出于爱国热忱而为搔扰之举让人慾爱欲恨，内阁又动议解散大学撤免校长，蔡觉得唯有这一选择方可“心安理得”，既保全了学生又不令政府为难。一家小报如是披露蔡辞职出京的另一重内幕： 得天津确实消息，蔡已于10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对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纷纷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此举虽参与者有十三校之学生，而主动者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之举动，悉由校长暗中指挥。故四日之举责任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曰：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毁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大学风暴（2） 蔡元培伤心离京，寓天津数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西湖。或许他曾经梦想过到了晚年要像传统的文士一样息影山林不问世事，但这般窝囊地回来肯定有违他的初衷。可是事已至此又能如何？大家一劝再劝，他还是赌气不愿意回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而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三个“绝对不能”，听着就是一股子难平的意气：绝对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看来政府的寡情薄义把他伤害得不轻，他如是反问那些劝他回京的人：你不知道北京是个臭虫窠吗？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鑑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去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 第11页 被孙中山先生预言为“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的蒋梦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推上了北京大学这艘风雨中的危舟。蔡离京之后，北大的校务委託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缠中顶不住劲，频频致函蔡氏促返，还致信蒋梦麟，要他合力劝说蔡校长重回北大。而这时的蔡在政府及各界的吁请下已动摇其誓不回北大的那些气话，只是这么快就迴转心意太显得自食其言缺少迴旋，故以胃疡未愈拖延着，到后来想出个折衷的办法，让得意弟子蒋梦麟先期赶去北大代理校长一职。7月14日，蒋应约到杭州，蔡元培这一日的日记中如是记述：“偕梦麟游花坞，遇雨。梦麟、（汤）和尔在此晚餐，决请梦麟代表至校视事。” 蒋梦麟去北大暂执船舵一事看来在湖光山色的把杯浅酌中就这样搞定了。蔡对蒋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蒋经过一番考虑，低调地提出两点要求：一，只代表蔡本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二，仅为蔡之督印者。蔡同意了，握着他手说：“自今以后，君须负极大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蒋梦麟偕南下挽蔡的学生会代表张国焘等离开杭州北上，几乎与此同时，蔡元培致北大教职员的一则启事也已宣布： 本校教职诸君公鉴：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此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诸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特此奉布。 7月21日，蒋梦麟一行坐火车抵达北京。到校后在学生团体开的欢迎大会上，蒋演讲的主旨是救国与文化。这“文化”不是到处都用来涂抹的万金油，而是出于他“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歷史陈迹，恆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的深切体证。在此之前，他已与朋友胡适之、罗家伦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此番讲来是洋洋洒洒：“……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繫纍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比。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吶喊之运动所可比？”“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他决心使北大这一知识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中心。在蒋看来，学潮也暴露了一种思想和道德上的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引领着北大走过这一险滩。 时人分析蔡元培选择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的原因，一是蔡、蒋既是师生，也有同乡之谊；二是蒋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的《新教育》月刊，办刊宗旨正是蔡元培当教育总长时提出来的主张；三，孙中山先生对蒋非常欣赏，这似乎也是蔡元培把北大校务委託给蒋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理校长的滋味又如何呢？蔡元培所料不错，学潮胜利后学生们果然为成功之酒所陶醉，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者解僱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马上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一点，学生马上就会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讲义，“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蒋的记述当无夸大的成分。而最大的困难则是校方与政府之间的经济纠纷，政府的校款总不能按时拨到，无法实行预算。蒋说，为此他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尔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无法购置教学设备、扩充校舍，连教授们的工资都发不下去。“学生要求更多的自由行动，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一发生学潮，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让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让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正两鬓迅速增加的白髮”。他写给好友张东荪的一封信中，比喻自己就像一只飞虫投到了蛛网里，一不小心就有蜘蛛从屋角爬出来咬上一口，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就被吓退了。劳心至极也只有拿王守仁的四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来自嘲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之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 有一次，北京高校的数百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下来到教育部，要求发给欠薪。教员和学生联合起来，强迫教育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到总统府时，大群武装宪兵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噼，上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生纷纷跌倒沟里，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就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三”事件，这一事件十足为流氓政府自曝其破坏教育、摧辱民权之铁证，一时引起“京中无教育”之嘆，马寅初还为此绝食。 第12页 对此，蒋梦麟只有徒唤哀嘆：政治腐败，我们哪里能不谈政治；既谈政治，教育界哪里能不遭政客的摧残、仇视、利用？……设备要有经费去办。学术上的导师要有经费去养他。没经费怎么办得动？设备不全，人才不够，哪里配讲学术！ 一天，他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老教授对他讲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和知识界的普遍心态：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要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大学风暴（3） 过后不久即是端午节，焦头烂额的蒋邀胡适同往西山散心。胡适注意到，蒋的脸色不太好，“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他们在八大处下的西山旅馆里消磨了三个多小时，也算是暂时抛却烦恼寻得半日快活了。蒋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姦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姦我们。”胡适纠正说：“梦麟你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两个教授嘆息了一番，怏怏下山。 1923年9月10日，蒋梦麟在新学年的开学辞中如是向全校师生报告：“政府里积欠了我们八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还垫出了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 蒋梦麟的出生地余姚是越州八府之一，所以蒋也算是个绍兴人，绍兴人的治事功夫和办事谋略还是了得的。五四之后，实际上就是蒋梦麟在主持北大（蔡復出后，他的职务是总务长），“大学自蒋博士来后，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汤尔和日记），而蒋也是把保存大学以使薪火有传当作了一等一的事来做。“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把原因归之于“大度能容”、“思想自由”的“北大之精神”。殚精竭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磕磕绊绊。议会腐败，军阀内战，学潮蜂起。经歷了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他觉得自己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 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在当时北大的一系列官方组织系统中，蒋梦麟除了担任总务长，还兼任了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委员会委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修改预科课程委员会委员等职。尤以总务长一职，自北大改组后头绪繁多：“所有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而取决于总务委员会。”蒋在北大充当着实际管理者的角色，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取得的成就，实际上都有蒋的一份功劳和苦劳。正如他晚年在《新潮》2中所回忆：“着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禀承着蔡元培的民主精神，努力在北大推进着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的实现。多年以后，曾经协助胡适出掌北大的傅斯年这样对胡适说：“论学问我与蒋梦麟都比不上您胡适和蔡元培先生，但论起办事的能力来，你们两人则不如我和蒋梦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是您的一条狗，蒋梦麟是蔡元培的一条狗。” 当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时，蒋梦麟再度代理了北大校长。这个时期他还收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封信，对他在北大的业绩大加赞赏，甚至勉励他“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但外部的政治环境依然险恶叵测，学校经费还是常常无处着落，1923年9月，北大的秋季开学典礼上，蒋说他的目标就是要维持北大的生命，以使之不被中断。这一年适值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学生干事会准备隆重庆祝，蒋写信劝止：时局维艰，国将不国，政府视教育如无物，经费积欠已九余月，学校势将破产，庆祝事项，在在需款，将何从出？还是算了吧。“盖处此时艰，学校生命岌岌可危，吾人愈当利用光阴于学业上，而做事与欢腾，不妨留待异日。” 而此时的政府似乎正越来越失去民众的信任。 “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一位美国外交官问他。 “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蒋回答。 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入据北京。这个军人政府的首脑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利爪随时准备伸向他不喜欢的人和他垂涎的漂亮女人。《京报》记者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遭枪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蒋梦麟得知自己也上了张宗昌的黑名单，匆忙出逃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对美国使馆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 当时还有校长室秘书、政治学教授李大钊、女生章挹兰等六七人先后逃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蒋梦麟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每天只以写字消遣，都快闷出病来了，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太太的掩护下，坐马车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搭上了一列去天津的火车，再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因沪杭铁路已告中断，蒋蛰居上海半年后才绕道回到杭州。就像七年前他的前任蔡元培一样，湖光山色中的杭州似乎一直是这些南方文人失意后的安慰。 第13页 很快，南北集团的力量消长终于有了结果，“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1930年年底，因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南京政府明令蒋梦麟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出面襄助，蒋梦麟重整北大的信心復又鼓动。翌年1月，离去四年后的蒋重返北京（此时的北京已改称北平），再度承乏北大校务。 上任伊始，蒋梦麟即聘任他的朋友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重新确立北大的职志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人格。一年后，改组北京大学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开出的研究课题有：朱希祖的明清史，陈垣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元史研究，马裕藻的古声韵学，马衡的金石学，沈兼士的文字学，刘復的语音学、方言研究，周作人的中国歌谣研究，钱玄同的音韵沿革研究，沈尹默的唐诗研究，黄节的汉魏六朝诗，许之衡的词典研究，等等。这些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齐聚北大，堪称北大百年歷史上蔚为大观的一个景象。胡适曾如是回忆蒋在1930年代初“中兴北大”的业绩： 孟邻先生（蒋梦麟别号孟邻）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京大学去做校长，那时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援助，他放手做改革的事业，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在八个月的筹备时间，居然做到北大的中兴。我曾在《北大五十周年》一文里略述他在那六年里的作风：“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自此直到1937年的七年间，蒋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已经趋向剧烈的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就像他晚年在《新潮》中所说：“在职之年，但谨知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丁文江和傅斯年的帮助下，北大幸能平稳前进——用他的话来说——“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943年初春的昆明，当五十八岁的蒋梦麟经由记忆的河道回望19世纪末杭州湾边的那个小村庄，他一定觉得自己驶入了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海域。其时，在中国内陆西南的这座孤城里，炸弹正像冰雹一样倾落，“跑警报”成了他和西南联大师生每日的功课，载运军火的卡车和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军志愿航空队战斗机正在昆明市郊结集，沿着滇缅公路潮水般涌入昆明的难民和从沿海城市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在街头拥来挤去。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黄带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城春草木已深而山河破碎着还将破碎下去。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宋哲元将军不战而退把故都北平拱手相让，蒋委员长也弃都西窜让石头城里插上了日本人的太阳旗，大学如狂涛落日中的一叶孤舟已由北平迁长沙再迁昆明，喧嚣的战尘把他们驱赶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他还将在中国西南的山地间漂流多久呢？ 战前最后一次回乡,他这样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八十出头的老父不解其意，蒋梦麟如是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话是这么说，他自己还是感到迷惘。这在早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是少有的。 在原北大、清华、天津南开这三所大学战时混合组成的这艘“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里，有梅贻琦、张伯苓等分担联合大学的职责，校务上的事不再像过去那样多了，使他终于有余暇来想想“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于是他进入了回忆。朴素的经验主义者蒋梦麟在进入这项工作时决定，他回忆的应该是他所经歷的时代并上溯到近世中国的一百年，像所有身处乱世的中国文人一样，他希望能以史为鑑从歷史的碎影断片中“找出一点教训”。 于是近一百年来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的磨合与激盪，在《西潮》这本像自传、像回忆录又像近代史的书中风云际会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是一本智慧之书，是蒋看世界的一双清凉之眼。1943年春天的蒋梦麟前所未有的迷惘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他看到了一百年来国人被迫西化的途程中的不满、愤怒乃至委屈，也看到了西化得不上不下、不前不后时的前途茫茫，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哀怨于事无补——哀怨出自情感的蕴蓄与抑制——不如明辨真相。这一切来自于他事必亲歷的经验主义，因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在这个时代，在中西潮交汇的锋面上，在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奔涛中。 在《西潮》中，我们看到了随着新的物质为先导的西方文化涌入，现代性与中国遭遇时的最初情形，那就像大河入海处两片水域交接线上的壮阔而复杂的景象。在蒋梦麟所处的那个时代，启蒙与救亡、外患与内忧纠结下的中国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让时代潮流中的人们体验着惶惑与嚮往、激情与失望、理想与实践、激进与保守之间种种的冲突，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真实的情形就像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歷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捲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恆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与痛楚。 第14页 “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当蒋梦麟在这本名之为《西潮》的书中最后说出这句话，他仿佛透过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烟尘看到了数年前在南岳衡山（联大文学院所在地）所经歷的一次日出： 那个像橘子、像金色的驼鸟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阳，终于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后浮出云端，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 他把这看作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先兆。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应修人（1900—1933），浙江慈谿人。原名应麟德，笔名丁九。1914年在上海福源钱庄做学徒。 “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反帝行动。1921年5月，他联合钱庄执业的谢旦如、毕格心等创办了“上海市通信图书馆”。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与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创办中国“五四”后最早的新诗社——湖畔诗社，成为当时生气勃勃的新诗运动中一支突起的新军。编成四人诗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自费出版。后创办并主编《支那二月》。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年底，他受党的派遣，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曾邀请鲁迅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受党的派遣，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5月14日牺牲。所作诗文后收入《修人集》出版。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玩笑 应麟德十四岁那年离开家乡慈谿应家河塘，进了上海的一家钱庄做学徒。后来又离开那家叫福源的钱庄，进了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棉业银行，短短几年，就做到了银行出纳股主任的位子。 但据说此人在钱庄做事时就不太安分，老是想着要“弃商务农”。十八岁那年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按当时知识阶级的时尚，照片背后他题了两句诗，写的是：学商何如学农好，想共乡人乐岁穰。十九岁那年的春天，看到报上的招生gg，他给南京省立第一农校校长写了一封信，痛陈他的“好农之志”。大意是，他虽知在商亦可救国，但商场兇险，贪利忘义，媚上咒下，改革又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职又非昧着良心不可，所以他只有逃跑。校长先生劝他暂且不要辞去钱庄职务，救国固然重要，饭碗更是重要。再加上父亲的阻拦，搞得他一时很是痛苦。在给主持《时事新报·学灯》笔政的张东荪的一封信里，他说要痛下决心，投身农界，“改良农业，造福农民”。 且看看年轻的钱庄学徒想像中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 那是“两行绿草的池塘”加“牧牛儿一双”的农村，是“染着温静的绿情，那绿树浓荫里流出鸟的歌声”的农村，是有着“蓝格子布扎在头上、一篮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儿上”的“伊”赤足走在田塍上的农村。他看到田塍上静静地睡着“受过蹂躏的青菜”，犹豫着“还是绕着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事实上1919年的浙东农村是什么模样呢？它或许有着钱庄学徒应麟德赞美过的鸟儿、鸭儿、狗儿、小猫儿、小蜻蜓和“伊”，但肯定不会有这样泛滥的好心情。 一个人成天在铜钱的气息中讨生活，偶尔做做乡村梦也算是浮上来透口气。这么说或许有些道理，但用到应麟德身上好像就不太合适了。应麟德一直是个认真的人，他这个梦做得太逼真了，不仅骗过了他的朋友，也骗过了他自己。他终于没有走成，或许是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苦衷。事实上到了1922年春天，应麟德还在做着他的乡村救国梦。从日记来看，他在钱庄执业期间还数次租借农民土地，继续他的实验与梦想。 5月16日日记载：“晨6点多乘电车到北四川路底。走到天通庵站北，有茅舍，住农民夫妇和女儿共三人，种蔬菜。想向其转租一短畦自种。”由于各种原因，当天没有租定。第二天早晨，“又到北郊，租定两短畦（我脚七步方），二元一年，又代照料收拾费二元。”第三天，“又和友舜步行到北郊……再租一短畦，共一年六元了。”这里所说的“北四川路底”、“天通庵站北”和“北郊”，就是现在虹口体育场对面的一大块土地，那时是一片农田，居住着种田的农户。应麟德租了几块地后，做毕了钱庄的事就去“锄田”，然后像一个农业时代的诗人一样不无矫情地写他的田园诗歌。 年轻的银行出纳股主任把包围他的优裕的物质生活视作牢禁囚徒的十丈红尘，自称“尘囚”。他觉得，只有当他的脚心与泥土接触的一刻他才成为一个自由人，一个完整的人。到了第二年的4月，他给杭州的诗友写信，想以“湖畔诗社”为核心建成“湖畔新村”。他在想像中一次次地修正着新村的蓝图，“我以为要湖畔村的人才能入湖畔社，而入村不一定入社”。这实质上是一个诗歌公社，或者说是一个以诗人为精神领袖的乌托邦。 第15页 但命运好像一直在跟应麟德开着玩笑。一个看见算盘、银元、钞票就要发生“呕吐似的心情”的人，却命定要在金钱世界里讨生活。1926年，应麟德丢下银行优越的位子，丢下待他哺养的一家子，一个人背着一只皮箱，坐轮船跑到了革命的广州，进了黄埔军校，当一名中尉会计员，不久随军北伐到武汉，在武汉政府的农民部工作。到那时他还是一个管钱的。成天穿着灰色的长衫马褂，一双圆头布鞋沾满了尘土，手里夹着方方正正的新闻纸包，里面包的还是钞票。为了憎恶算盘、帐本离开过去的应麟德，自我解嘲说现在是为革命而当帐房了。他成天默默奔走着，永远是一副劳碌相，路上偶尔遇见旧日朋友，也只是轻轻一笑，有时连招唿都不打一个就走了，就好像老在担心夹着的那些钱被人拐跑了似的。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一个文艺青年1923年的行状 1923年，应麟德二十三岁。这是一个容易为情所迷的年龄。世界在他的身外轰轰烈烈地行走，他居住在内心情感的蜗居。这年头农民兄弟胼手胝足，活得坚韧而麻木，劳工阶级成了机器大生产的一个部件，脑袋也是空的。像应麟德这样有钱又有闲，又有点娘胎子里带来的感伤情绪的，在1920年代刚刚有点文化的湿润空气的上海，天生就是个文艺青年，想不做都不成的。文艺青年当然有很多种，有钱的和没有钱的，激进的和不激进的，才子式的、流氓式的和才子加流氓式的，但在1920年代的上海，他们几乎都喜欢这样一种看上去很摩登的生活方式：下馆子，郊游，谈胡适之，做救国梦，读《新青年》或《创造周刊》，听音乐会，看文明戏和画展，淘旧书，写新诗，和尽可能多的女友通信，等等。文艺青年应麟德在1923年的行状大致如下： 一月。数次到福源上英文夜课。经常感到“微晕”。因身有小恙，有人劝学佛，买了《维摩经注》、《心经注》等。看西洋歌剧（义大利歌剧norma），两次去市政厅听中西音乐歌舞国操会。读寄来的《晨报副镌》（大概是自费订的），读顾颉刚採集的《吴歌杂集》。学吹箫，“肺相近处有些困”。——头晕病、肺病，都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的流行病，应麟德也一点不落伍地染上了。在写给湖州一女友的信里说，“我毫没计划，我只像小孩儿般随着兴趣乱做”。这个月还在看谢冰心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杭州的汪静之又恋爱了，写来一封十分肉麻的信。冯雪峰迴到了故乡义乌，说母亲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弟！ 二月。月初有几天和钱庄界同事在通信图书馆忙。那是他和上海钱业界的一帮白领青年一起创办的小型公共图书馆，按他起草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者自由》来看，“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也不是与革命绝不生关联的”，图书馆的宗旨是：发扬进步思想，摒弃反动潮流，灌输革新精神。 得空看《太平乐府》、《南唐二主词》、北大的《国学季刊》和新出的《创造周刊》第4期。旧历年尾得了一场寒热病，“昏沉沉”，“只是痴痴地睡”。到青年会看电影《好女儿》，到新爱伦影戏院看《春香闹学》，和银行同事到春华舞台看旧戏。海盐的女友、教员福倩来信，附来小影，回信说，“我虽在商界，而好友都在界外，众醉我不醉”云云。又说，“你说青春像火车，一叫就开的，我们奏出的调是不和谐，我们要于不和谐里寻出错综的美来”。 三月。到法国影戏院看电影《红粉骷髅》。和同事去宋园看梅，放纸鸢。 这月中旬出了一件事，报上说杭一师学生全体晚膳中毒，死了十多人，“我们底雪峰也危险万分”，得知消息，应麟德即向行长告假，急赴杭州。姨妈、姑妈、母亲都怕他到杭州会染上病，阻止他去，他的母亲甚至还赶到火车站想把他拉回去。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一路希望和悽惶递相起落，窗外景物都有愁容”。六小时后车到杭州，直到一师，寻到调养室，看到冯还活在床上，边上有汪静之送的花，有潘漠华调护用的灯煤壶。是夜，应、汪、潘，三人一榻，挤睡于冯边上。次日，又是游湖，到孤山看梅，入西泠印社，上浙图，夜车返回上海。 去通信图书馆抄书目。看田汉译的《萨乐美》。和同事到静安寺一带踏青。到南门沪军营空场参加十万人对日外交游行大会。 四月。到龙华看桃花，“桃花满树像在笑”。游草佳村、宋园。游吴淞，看月亮。和南京来的朋友到菜馨楼吃素食，谈胡适之。 五月。有女友强迫被嫁，“夜不能睡，又不敢高声哭”。正是适合恋爱的气候，狂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看《创造周刊》，有成仿吾大骂时下新诗，感觉“很中意”。月半旬和银行同事游北郊，看怒放的蔷薇，回来路上，在点心店看见一人很像胡适之。有女友来信，“亲昵而端庄”。抄叶绍钧的小说。看胡适之《五十年来的文学》。梦到郭沫若，去信。给郁达夫去信，说读《茑萝行》的感受，“他们样底勇往的真诚，最令我们爱”。 六月。去西门公共体育场看球赛。打网球。汪静之的爱“一天高一天”。冯雪峰的小弟死了，曾祖母有病。继续读《沉沦》，还有《镜花缘》。 第16页 七月。看绍兴戏，吃杨梅，买旧书。去荷里恩派亚戏院，看电影《空中黑女星》。去法国戏院看《非洲歷险记》。和银行同事共往经理新寓，聚餐，听戏文，散步，吃冰食。那些日子应麟德一直像陀螺一样转呀转，如22日，日记提要为“晓游江边，下午越剧，晚夜野游”。郁达夫在上海，连续三次去访。“他很有趣，谈笑很乐”。潘漠华为考北大转途上海，冯雪峰也来了，两人同住沪江第一台旅社29号。带他们去拜访郁达夫，叫了银行同事陪他们游吴淞。吹笛，下棋，醉酒，谈诗（“在茅亭里大谈诗，大谈。”）。 八月。去美专看天马会第六届画展。大风的夜里到黄埔江边看红波汹涌。到提篮桥精武体育会学拳。 九月。赴银行同事荣庆元喜宴。到北四川路、横浜路、克明路看房子。给美国的康白情写信谈政治（“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革命家”）。和银行同行游吴淞口炮台，一路高歌、吹箫。而此时，曾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的冯雪峰正身处另一场学潮的风暴中心。 十月。月初，“头热身冷”，吃牛乳、牛肉、羊肉粥、面包都觉无味。看《小说月报》太哥尔号。读《两当轩诗集》和《浮生六记》。十四日，“（姨妈）细细告诉我，西乡芳稼渡一个姑娘儿桃仙的性情和一切。总之是和幼年时一模一样。伊说样样都舒齐，只要我答应，就可去说定。”——谈婚论娶了，三个月后，他将要与这个叫郑桃仙的乡下姑娘结婚。 十一月。同事谢旦如丧妻，前往弔唁。给桃仙姑娘写信。读《克鲁泡特金之思想》。看安·波特的小说《灰色马》，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 十二月。想印诗集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教堂里听唱诗和祷告，暗自发笑。18日，全家搬至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九十号新寓，九月里谈妥的价，每月租金20元，“爹爹妈妈都很欢喜，我自然也欢喜。”……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上溯一年 歷史大都是无意间写成的。由此上溯一年，1922年3月31日，“油菜花黄时”，银行职员应麟德乘坐沪杭线上的一列慢班车来到杭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西湖游玩，并顺便访问在杭州的几个青年诗人。前来接站的是他的诗友，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汪静之。在这之前，他们虽已通过十余封信，却从未见面。为了不致认错人，临行前，应麟德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张照片。果然，当一手提挈箧、一手拿礼帽的应麟德一出杭州站，两个年轻人就在拥挤的人流中相互辨认出了对方。 是夜，汪静之陪同应麟德下榻在湖滨的清华旅馆，两人并肩而睡。应麟德打趣说这是他“尝新的第一夜”。白天，他们已去逛过孤山和西泠印社，约定第二天的节目是游湖。应麟德提出，最好是约几个要好的，诗又写得好的一起同游。汪介绍了他的同班同学潘漠华和低一级的冯雪峰，——为什么只叫两个，他有自己的解释，游湖的小划子只有四个座，人多了坐不下，坐少了又不稳。值得记一笔的是，这一年应麟德二十三岁，潘漠华二十一岁，汪静之二十一岁，冯雪峰二十岁，都正是爱做梦的年龄。 接下来的一周里，四少年优游山林，结社湖畔。以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的习气，他们共同的话题理所当然是围绕着爱情和女人的。因为此时的他们都为情所扰。汪静之“一漂流到西湖”，就由曹佩声接二连三地介绍女友，一下子爱上了好几个；冯雪峰家里前些年已为他领养了个童养媳，却偏偏在“进师范的第二年”，“偶然恋爱上和她（童养媳）同村的一个表姐”；潘漠华正刻骨铭心地恋着他的堂姐，在道德与情慾的挣扎中经歷着苦不堪言的内心煎熬；应麟德呢，正在与众多的女友在信上互通款曲倾诉衷肠。 年少气盛的他们当然也不会只是满足于谈谈诗歌与女人，外部世界正像一列火车轰隆隆地行驶，这一切怎不让他们意气飞扬。日后，应麟德在给冯雪峰的信中如是说：“我们应携手而同行；文学事迟，时不我俟，试看国门外蹲满饿虎，门里又豺狼当道，我们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提把雪亮的刀，。非要同时更尽一份力以杀贼不可。”冯雪峰的回信中的“我们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兼革命家”也可说是这些少年诗人们的自我期许。 离杭返沪前一日，应麟德把四人的爱情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湖畔》，以纪念这一周里在湖畔结下的友谊。诗集卷前还加上了冯雪峰建议的两行诗：“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原拟这本小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虽大，对待年轻人不免势利，交涉不成，最后，这本无意间闯进文学史的薄薄的诗集由应麟德出钱，自费印行出版，共计花费银洋195元，印数1000册。据说这本又小又轻的诗集在沪杭等地一上市还卖得不错。 且来听听这些为尝试中的新诗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被许为“天籁”的稚嫩的声音—— 这是情窦初开的冯雪峰的朦胧幽微的心情： 清明日， 我沉沉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门上的柳枝下， 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第17页 ——《清明日》 来自浙江中部一个叫武义的偏僻小城的潘漠华，是个身世凄凉的愁容童子，“饱尝人情世态的辛苦人”，则是在诗中一味地悲苦了： 我想戴着假面具， 匆匆地跑到母亲面前； 我不妨流我底泪在里面， 伊可以看见而暂时的大笑了。 ——《归家》 四个湖畔少年中，应麟德年岁最大，也最有资格去吟唱含苞欲放的“纯洁的蔷薇”： 我爱这纤纤的花苞儿 蕴藉着无量的美， ——无量地烂漫的将来。 你尽管慢慢地开， 我底纯洁的蔷薇呵！ ——《含苞》 而来自着名的徽商发源地之一的安徽绩溪、自小家境优裕的汪静之，几乎对每一个姑娘都在吐露着他廉价的“相思”： 不息地燃烧着的相思呵！ ——《小诗五》 四位横空出世的少年诗人一下子得到了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以及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文坛名家的赞誉。原来要出名也这般的容易。次年冬季，他们的第二个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出版，卷前照例有两行诗： 树林里有晓阳 村野里有姑娘 周树人先生看了他们的诗作，说这些年轻人的谈情说爱里有“血的蒸汽”，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说他愿意“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去处”。同时代作家废名后来在其论着《谈新诗》中，更是称赞“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湖畔》里的诗当得起纯洁的尝试了”。自称从不看新诗的毛润之先生也看了，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的他，看了后还托人转信，请湖畔四少年里的冯雪峰到革命的广州去——革命家兼诗人毛泽东何以能从冯雪峰缠绵悱恻的爱情诗里看出他胸中革命的火苗实在是个谜。很久以后，毛还对乔木同志说，《湖畔》是很好的诗。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金钱传 应麟德有钱。应麟德又有古时孟尝君之风，拿自己的钱不当钱。做一个穷学生而有应麟德这样的好朋友是多么惬意啊。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不时拿友情作透支卡向他要几个花差花差，意味着你食堂里的咸菜窝窝头吃得胃痛了可以偶尔下馆子犒劳一下自己，意味着你有了底气可以向恋爱中的小女生献点小小的殷勤。反正应麟德很大方，他把钱借给你了就不会问你作什么用，更不会今日一封快信明日一封电报追着你要。 很长一段时间，钱，成了应麟德生活的中心。白天在银行里，应付的是流水一样进出的钱，下了班，还是一个钱，借钱给朋友，再向别人借钱，他向上线借来的钱又分散成好多股流到了下线。应麟德的钱囊鼓起来，又瘪下去，成了一个中转站，成了朋友们的共有的小金库。 这年初（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1923年），杭州的汪静之恋爱了，写来一封信，肉麻如一幅春宫图。“伊那甘馥馥的嘴儿真有味，我吻不释口。藕嫩嫩的臂儿煞软和，我摸不释手。最不可形容的是似水柔情，我醉！我醉！……阿修，你当贺我俩！我见伊那娇憨，婉淑，贞静，柔和的神情，我怎不拜在伊的裙下！”两天后，应麟德得去年津贴105元，即寄5元于汪。 三月，日记有一条，“代（康）白情寄北京康选宜50元，邮汇四川张瑞仙嫂嫂100元”。同月，闻听一师学生集体中毒，情急之下，又寄5元与汪静之和冯雪峰。 六月间，潘漠华来信告急，说要投考北大去了，无奈还有10元的债没还掉，应麟德即刻去信，并汇去15元，让潘把其中5元交与汪。如此折腾，再加一个文艺青年的日常开销，听戏、看电影、下馆子什么的，七月的某一日，应麟德终于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只剩下“一角几板”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八月，有个叫“贻”的朋友说要去湖南桃源了，向他开口借10元盘缠。此时的应，已瘦得布贴袋，只好向同事借了10元，又怕见了面朋友再次大开口，只好託辞太疲，请人转送。还有一个叫“青”的（好像是个一直在通信的女友），说要入校读书了，少10元学资。应接着信，又寄去10元。这10元钱，还是从另一个叫白梅的朋友那里借的。 九月，冯雪峰和汪静之联合来急信哭穷，说情况万分困难，让应麟德把他们的诗稿卖个好价钱，寄去个五六十元。应回信说，我将于后日再储款20元左右寄上，不足部分，当缓缓设法。他甚至还想把一架风琴卖了，以多凑一点钱。接着冯雪峰又来信要旅费。应麟德寄去6元，又给汪静之2元。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在找房子，约了一个叫陈文廷的朋友去北四川路，靠铁路边的两幢房子还中意，可每月要20元。幸亏这月略有进帐，亚东送来了120元的版税。不然，这个月有钱人应麟德真的要喝西风去了。 十月。又寄汪静之10元。向一个叫令涛的上海美专学生借款80元…… 倘若“身体坚硬，皮色焦黑”的“纯粹山里人”冯雪峰向应麟德借钱还说得过去的话，出身于茶商之家、家境又可说小康的汪静之也老向他借钱就有点令人费解了。当时一师的学生伙食费校方承担一半，一般学生全年所费约60—70元；汪家虽非富甲一方，但每年提供给汪的约在200—300元之间，高出一般学生数倍，汪又何以总是向银行职员应麟德哭穷呢？唯一可信的解释是汪的女朋友多（汪自称，“每个星期都是和女朋友主要是和绿漪在西湖上游览终日”），而他的恋爱成本又较一般的穷学生高数倍。 第18页 汪静之优渥的生活和浪漫的天性，使他与三个朋友间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当应、冯、潘三人在通信中探讨革命、理想、人生这些宏大命题时，汪只是一心一意地写诗，在西湖边做隐士，并同时和几个女人恋爱着，以致被应麟德讥为他的爱是“一天高一天”。泡在西湖山水和女人们的温情里，使得汪无心旁骛，几年后，当他的朋友们从青春期的闷骚走上铁与血的政治道路时，他还是自得其乐地过着他安稳又不乏色彩的诗人兼隐士的生活：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的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蕙的风》 并经由《蕙的风》和《寂寞的国》，在“道德家”们的攻伐中成为五四初期屈指可数的几位着名诗人之一。也是这种性情使然，使他在半个多世纪后奇蹟般地成为未受任何冲击的“五四”老人，比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都活得更长久。 十一月。应麟德的父亲从邻人处借得500元，让他去兑。应麟德马上忙开了，“代洪章寄四川康玉贞女士款百元，邮汇汇水二十元”。接着又在亚东和华丰印局之间奔走，想要出版和朋友们的诗歌合集《春的歌》。 亚东的门槛还是很高，印小本的也不肯。华丰印局开出的价码是，用新闻纸，照一年前出的《湖畔》的格式，加倍厚，印一千本，外加封面，计价82元。应麟德很高兴，马上给冯雪峰去信说：“……费共约百元，归我去借，你们不必管，我可以再节省些，徐徐去还；但要你们也苦些时，因稿费没有也。”欣欣然借钱去了。一个叫浩的朋友寄来了汇票111元。福源钱庄的老同事伯研又送来了100元。看来印费是有着落了。竹英女士(汪静之的“主要”女朋友绿漪)寄来了《春的歌集》的封面画，画的是“花冢”，下一新坟，上一些深蓝色的流云——“虽不大好，终是自家人画的”。和华丰那边谈妥了价钱，是用瑞典纸印一千本，每二百页95元，封面两包五六元。十四天可出书。先付定洋40元。书终于出来了，版权页上写的是，“一九二三年八月编成，十二月印，一九二三年末日出版”。 至此，统共这些钱的去向是：汇给冯雪峰25元，其中20元给汪静之，5元给冯作出书后买醉用。购买日金80元，寄给日本一个叫万的朋友，汇给一个叫水的朋友20元，托易耜云转交瑞仙夫人100元汇票，最后20元留下，以备印费之不足……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丁九的死 1933年5月，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寓所神秘失踪。几天后的《申报》，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以《崑山路发现惨死之男尸》为题报导了一则跳楼暴尸事件。报导说，5月14日，星期天下午，三时五十分左右，北四川路崑山路第8号后门口忽发现一无名男尸，身穿灰羽纱长衫，头戴呢帽，足穿直贡呢鞋，年约20岁左右，形似广东人，经由虹口捕房巡逻巡捕查见，当即上前查看，“见头部鲜血直流，并已气绝，乃报车送同仁医院，经该医生检查之下，发现该尸头骨已断，大肠流血，形似高处失足坠地，伤重致命……” 北四川路崑山花园7号，是丁玲在上海的寓所。这则本埠新闻中死在第8号后门口的男尸，则成了疑案中的疑案，他是谁？是谁杀了他？人们认定，丁玲是遭当局秘密逮捕了。一个叫沈从文的青年作家通过社会闻达胡适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询问消息，可是他断然否认。 应修人牺牲后从身上发现的亲笔传单稿这段时间后，上海的《大美晚报》突然发表一篇署名蔡飞的文章，指出死者的名字叫丁九。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局秘密警察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潘梓年，以及丁九因拒捕，从屋顶阳台上失足坠楼而死的经过。文章说，秘密警察到崑山花园7号时，潘梓年恰巧在丁玲家里，两人被当场带走，特务们密谋一番，又留下两个。丁九推门进来，发觉情势有变，立即退出门外。丁玲的屋子在二楼，丁九发现楼口已有特务把守，便向三楼屋顶退走。特务纵身追上，丁九与他们在屋顶阳台上徒手搏斗。丁九想尽早脱身，边战边退，不想一脚踏空，从阳台边缘失足跌下。 两个特务趁乱跑了。看白相的人们在尸体周围黑鸦鸦站成一圈。在那具渐渐冷去的身体上，有人发现了一张为菸草工人罢工起草的宣言…… 死者丁九，即前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主任、湖畔诗人、1923年的文艺青年、朋友们最大的债主应麟德，亦名应修人，死时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应麟德横卧街头的尸体，因朋友们不忍告诉他年迈的父母，又无人能往认领，后来被埋在普善山庄——那是一个专埋无主尸体、类似于今天的福利公墓的地方。 半个多月后，当年的湖畔四诗人之一、应修人的密友冯雪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接替了他的朋友的工作。 附记1：废名的话 据我的意见，最初的新诗集，在《尝试集》之后，康白情的《草儿》同湖畔诗社的一册《湖畔》最有歷史意义。首先我们要敬重他们做诗的“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中国的新文学，在自己知道要解放之后，其命脉便在作者依附着修辞立其诚的“诚”字，新文学便自然而然地发展开了。湖畔诗社四个年轻人在当时也真是难得……在大家要求不要束缚的时候，这几个少年人便应声而自由的歌唱起来了。他们的新诗可以说是最不成熟，可是当时谁也没有他们的新鲜，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湖畔》里的诗当得起纯洁的尝试了。 第19页 ——冯文炳（废名）《谈新诗》 附记2：一个冷酷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秘密地回到上海，并悄然地丢下家人，到莫斯科去了。三年之后，他从苏联回来，已完全埋身于地下工作，连自己家的门口，也没有踏进一步。我曾陪同他的母亲，在一个小菜馆，同他见面，不管痛苦、留恋、眼泪和怨诉，他又飘然地离开了。每次见到他和家人的分离，都使我感到他的冷酷。因为经常与他的家人往来，我亲眼看见他老母亲日夜流泪、梦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亲为生活劳苦地挣扎，他的妻子惨白而寂寞的脸色，我都觉得他太冷酷了…… ——楼适夷《话雨录》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七十余种作品集，至19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安排到中国歷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出版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着作。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苦闷的北京城 1922年夏天，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沈从文坐火车从湖南来到北京。当他在前门车站下车时，出发时筹措到的37元路费——27元是退伍安置费，10元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已经只剩下7元6角了。这个神情恍惚的年轻人面对着浩荡的人流和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陌生的都市，觉得自己简直卑微得就像是风中的一粒灰尘，风稍大一点，就会消失得不知所终。像所有那个时代来到北京的文艺青年一样，他的行囊是简单的，不简单的是里面放着《圣经》和《史记》两本书，沈从文故乡凤凰古城这预示着他以后的写作将在这两本经典的引导下前行。这个高高瘦瘦的长身白脸的少年出了站，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填写自己的身份：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最初几个年头来到北京的目标是含煳不清的，照他后来的说法，他是相信了当时报纸上的说法，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只要成了一个学者，就能加入到中国的文化復兴运动中去。打算虽好，却是需要钱才能实现的。接下来他会发现，尽管他做梦都想着成为一个大学生，但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愿意录取一个连新式标点都用不正确的乡下人。 1924年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困顿无路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去一封诉苦信，请求援助。时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收到信的第二天早晨，就去沈住的旅馆看望了他。当郁达夫看到这个穷得穿不起棉衣的年轻人在一间冰冷的小屋子里用冻僵的手写着文稿时，他的心里肯定涌起了一阵怜悯。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并带他下馆子吃饭。那时的沈从文，已经饿得走路都要脚步打飘了。刺骨的寒风和胃囊的收缩使他说话都打着哆嗦，费上好大劲才能把一句话说连贯。饭毕，跑堂结算餐费为1元7角，郁达夫拿出5元结帐，把找回的3元3角全都给了沈从文。多年之后，沈说起此事还为郁达夫的慷慨而感激不已。 沈从文刚到北京的时候，在一家湘西人开办的会馆里住了六个月，因业主和他沾点远亲，就没有收房租。但离开那家会馆后，直至他离京南下，他一直都住在大学周围一些潮湿阴暗的公寓小客房里。这些公寓包括清华、银闸、汉园等。有一段时间他住的是煤堆仓库，只好在墙上开洞当窗户。每个地方他都住不久，常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有时交房租的日子到了，他不得不大半夜在落满了雪的河边徘徊。如此困顿的生活，也不能消磨去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文人天性，沈从文把他所有住过的房子都取了个雅号，叫做“窄而霉小斋”。 有亲戚出于好心劝他回去，去湖南乡下做个老总2什么的，也比混在北京出息多了。沈从文告诉他们，正是因为在乡下看多了杀人待不下去才到北京找“理想”的。话虽这么说，走在北京的街头还是会有一种迷离恍惚之感攫住他。就好像在北京的是另一个他，还有一个他，在老家的什么地方做着一个小绅士，娶着一个有产者的女儿，说不定还学会了吸鸦片烟，做了两任县知事，有了四个以上的孩子。如果他不出来，他的人生几乎就是这样一副规定了的模式。 第20页 假若北京除了贫穷再也不能带给他别的什么，这个年轻人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古老的城市给沈从文的第一印象是那是一个“博物馆”。他在一篇叫《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文章里如是回忆1920年代的北京带给他的新奇感受： 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开始住在会馆里。我从会馆出门向西15分钟就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厂。那里除了有两条十字形的街，然后还有十几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许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然后再往东20分钟来到前门大街，那里是一个北京繁华的街市，还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规模。在那里看见许多大铺子，各具特色，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这使我这个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无一处不深感兴趣。然后跑到骡马大街就看到某某镖局的大招牌，还有骆驼在其中走来走去，我就想这镖局背后有没有当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没有燕子李三在那儿，因此这些印象让我觉得它像明清两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馆……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在北京到底熬了多久，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这并不是一个秘密，有关细节都能在他早期带有浓重的自叙色彩的小说中找到。开头，为了考大学他大概奔忙过一阵，后来便做各种各样的杂活。他在京华印刷厂做过工。曾到一家图书馆谋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1925年，一个县政府招考录事，他也想去参加考试。因为这个职位已录用了别人才作罢。走投无路的沈从文还考虑过去当一名警察。还差点进了一所摄影学校。在最困难的时日里他甚至想再去当兵，甚至还去排练过站队。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纹、领伙食津贴时他才大梦初醒一般熘掉。他也想过回湘西，但那一年北伐军北上推进截断了他去沅江的归路，只好继续留在北京，其实，即便路途畅通他也回不去，因为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费。 无奈之下，沈从文不得不通过写作来谋求经济上的独立。着书都为稻粱谋，这是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的郁达夫说过的话，但卖文为生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他这个年轻的写手而言。《晨报》副刊刚开始登载他的小品时并不付稿酬，只是象徵性是给几张买书的书券。1925年后，才给他每月4到12元的稿酬。多年以后，沈这样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尽管他很早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但开始时每月的稿费收入很少有超过40元的。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三人行（1）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在他的阔亲戚熊希龄开办的香山慈幼院里做一个图书馆员，每月支薪20元。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这是他来到北京两年半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不太愉快，但总算有个正经的活儿做了。 有一天他在山上听到了鸡的叫声。这叫声让他惊奇，也让他兴奋。鸡在那里活泼地跳舞，让他想起了家乡湘西的鸡，但他觉得北京的鸡还不如湘西的鸡来得活泼。空居无事，山上小麻雀的声音、青绿色的天空、谷中的溪流、晚风、牵牛花附着的露珠、萤火、群星、白云、红玫瑰，都使他“想起了梦里的美人”。他还经歷过北京郊外强劲的风沙，去看灰尘僕僕的土路上从容不迫地走着的骆驼，这个北方城市乡土的一面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尽管少不了人事上的纠葛磨擦，他似乎安于这样一种生活了。朋友陈翔鹤去香山看他，发现他居然像一个中古时代的文人高士一样，坐在一棵大松树下，抱着一面琵琶，弹奏着不成曲调的《梵王宫》。 此时，在京漂流的文艺青年、《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新婚妻子丁玲也正在山中度蜜月。夫妻两人住在碧云寺附近的一处屋前屋后全是枣树的房子里，每月租金9元。日常营生中的买小菜、买油买盐，两人都自己上街来做。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噼柴，两手当撮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这是还不脱新妇腼腆模样的丁玲的职责，当然她做得很是笨手笨脚。胡也频自然也不闲着，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地跑到街口去。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目光观察到，他们不写文章，也不出去找什么事做，好像全身心地投到了婚后新鲜的生活中去，让他羡慕的是也不大见他们为经济的事犯过愁，因为所有的开销都有湖南丁玲娘家的接济。 沈从文和胡也频的相识，缘于年前他以一个女性化的笔名“休芸芸”向胡主编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投稿。文章登出来不久，胡也频和一个叫项拙的朋友一道前往北京西城一个叫庆华公寓的房子里拜访了沈从文。沈这才知道，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热情的年轻人来自福建，原先在山东烟臺的海军预备学校念书，学校解散后，就和几个同样爱做梦的朋友一起流落到了北京。他们那个家庭作坊式的编辑部，就设在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4号他们的住处，离沈的住处也不太远。可以想像这次会面给孤独中的沈从文带来的惊喜，“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以后的方向”。多年以后（那时胡也频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如是说。沈从文以一种自嘲的语气，把这次会面称作“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与一个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的会晤”。他不能记住更多的细节，只记得“说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他湘西老家的土话，不叫喝水，叫吃水。 第21页 自此以后，沈从文一直这样称唿他的朋友胡也频：海军学生。 大概是这次会面之后的一个星期，一个积雪未融的上午，海军学生带着他的女友来到了沈从文的住所。若干年后，沈从文还能回忆起这个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来到他房里的样子，是一个爱笑的胖胖的女孩，圆圆的黑脸，长眉，穿着一件灰布衣服，下面是短短的青色绸裙，站在房门外边，也不说什么话，只是望着沈笑，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跨进门来。沈从文问她姓什么。那女子说，我姓丁好了。那语气就像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开头说叫我以实玛利吧，一开口就是小说家腔调。沈从文暗暗好笑，嘴里却不说出来，那么一个胖胖的模样，却姓丁！大概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个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后，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蒋。 沈从文猜测，海军学生是出于一种炫耀的心理才带他的女友来这里的，但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是听到有人夸沈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沈从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是真诚的还是讥诮的，但被人在暗底下夸总是开心的。 胡也频也带沈从文去过他女友的住处，那是丁玲在通丰公寓租住的一个小房间。沈从文观察到，她租住的这个房子同自己的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的硬板床，一样是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地面，墙上煳着破烂的旧报纸，窗纸上涂鸦着许多人头和古怪的符号，丝毫没有一个女孩的住所应有的洁净和脂粉气。 当交谈中得知这个女人也来自湘江下游，和自己谊属同乡，沈从文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柔软的、自己也陌生的东西，他怜惜，且不无惊奇：这样一个女子，住在这样一处简陋的屋子里，居然不生病，不头痛，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小条桌旁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沈的这一直觉是对的，要不了几年，这个生活在穷困线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走红，成为最入时的女作家，并在丈夫死后投身政治成为一个“红色圣女”。 但现在还是1925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后的变化此时还未露丝毫端倪。他们是贫穷的，也是快乐的。贫穷没有减少快乐，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欣喜。他们常常在幽静的山谷寺院中一同散步，为了观赏落日，常常忘了吃饭，还在中秋夜去香山静宜园的小池里划船。这些快乐的日子随着丁、胡夫妇的回城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社里谋到了一个发行员的职位，既然有了个餬口的饭碗，他便离开了让他总觉得憋闷的香山熊氏别业又回到了北京城，重新住进了北河沿的汉园公寓。 理所当然的，沈从文又过起了穷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样一点的衣服，过冬了连炉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丁玲夫妇在贫穷上倒是和他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来了客人只好烧些旧书旧报取暖。沈从文时常饿肚子，时常感冒。寒冷干燥的空气让他鼻孔时常淌血。写作时只好一只手握笔，一只手撕块破布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穷得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拿不出，就这样还得挣钱接济母亲和妹妹。这期间他写了一些自伤穷困的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常常患着唿吸系统疾病——就像他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说——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徵，就像西方19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结核病一样。困扰这些人物的除了贫穷和肺病，还有这些时代和青春期的疾病：性的饥渴、失眠、精神疲惫和偏执狂。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三人行（2） 这些小说中的说话者总是一个怒气沖沖、又过着狼狈不堪日子的年轻人。他们没有金钱去实现人生的梦想，懦弱的个性又让他们无力献身于革新和时代的洪流，只得在自轻自贱中躲在小公寓里“纵情痛哭”（《老实人》），直至进入梦乡。其大致情状就像他那个时期的一篇短小说中的一个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的年轻人，“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这样发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绝食以后》）。这些小说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狈不堪的生活，正是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画像。 此后的几年，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三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他们都是想上大学而名落孙山，可谓同病相怜。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进中国文坛。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三人都跑到北大去当了一段时间的旁听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时达到三比一。在沈从文的介绍下，有段时间三人还合住一套公寓。从银闸、孟家大院、汉园，再到景山东街的一套住宅，他们总是一同搬家。三人把微薄的一点收入——沈从文的稿费、丁玲母亲的接济——凑集起来，在花钱上不分彼此，努力让每一个小钱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他们还一起去日文班听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日本留学。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争取能有每月20—30元的稿酬收入，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于是他们自我安慰，如果鲁迅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和大学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可笑的是他们还常常设想这笔钱已经到手，做着白日梦计划着怎么样去花费这笔尚在空中飘荡的钱。 第22页 当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看着许多人的名字凭着各种关系和机缘在刊物上露面，他们也计划过办一种类似于《语丝》那样的杂志，把他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如果每期印1000份，就可以有12—13元的收入。 这个时期，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气质”让沈从文感到了吃惊。按理说，沈从文来自地处中国南方山地丘陵带的凤凰小城，他的身上不无热情率真与好幻想的气质，可是这个与他年龄相差并不太远的海军学生的性格可说与他全然不同。如果说沈从文的热情如长河沉潜，绵厚，悠长，那么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则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煳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地想像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记胡也频》)。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显然也长于笔墨而不善持家理财，日子过得拮据难免口角上争短长，据说沈从文总是在这个时候充当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处，使得外界一度风言蜚语，把三人的关系丑化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闻。从沈从文含煳其辞的叙述来看，这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当时曾引起过他某种单相思式的情愫。 沈从文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让人侧目而视的。他到《晨报》馆去领每个月的稿酬时，都要向门房塞上两到三角钱才走得进去。被各种关系网排除在外的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给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自荐，他把这叫做“撞大运的信”。多次碰壁后，他和胡也频也想弄个杂志，省得忍着屈辱去拜山头。 但还是少不了朋友帮忙，如果说是郁达夫第一个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那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则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发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从文平生第一次过起了靠写稿来维持的生活，还带沈从文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沈从文在闻一多的屋子里，听到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这些抒情诗人的朗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起，沈从文开始了自传的写作。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写自传，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灵气溢动，沈从文无疑属于前者。自从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一个逐臣在一条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绝，这条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动在中国的诗史上。当沈从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进1920年代干燥的北平时，他一提起笔，那条河便从记忆的渊海中跃了出来，码头、木筏、灰色的小渔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笔下復活了。 在这个别致的自传里，他写逃学去看满山鸣叫的蟋蟀，写唢吶声中穿着红绿衣裳伤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写河边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嘴笑的苗家小妇人和大太阳底下安置船上龙骨的船工。他写看星、看月、看流水的边城生活。他用笔堆垒着文字的“希腊小庙”，精緻，结实，匀称，表现着一种优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样式。他编织着故事，故事也改造着他，使他成为一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他还是爱说自己是个乡下人，谦逊地把这些成绩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说他写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点灵性，那也都是来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润。 沈从文因那条故土的河流而爱上了世间一切的水——檐流、溪漳、万顷的大海。他告诉我们，他学会了用小小的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他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十五岁那年的7月，一只大船载着他驶离山壑中那座美丽的小城，进了军营，他揉着因长途跋涉起泡的双脚，第一次觉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復返。 他痛惜时间的流逝，尽管在古都过着的一个文艺青年的苦闷日子实在太长了些，他还是惋惜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说时间带走了一切，带走了天上的虹或人间的梦。他还说时间在改造着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全在时间的流变中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和形体。这些体悟或许不无窘迫现实的挤压触发，但它们已经超越了贫穷和卑微，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从这个时候起，他在内心已经以长河的歌者和儿子的身份自居了。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时间行进到了1920年代下半叶，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长江沿岸，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故都北平移向殖民化色彩浓郁的上海，出版物的盈虚消长也显然由北而南。在上海，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还出现了现代、春潮、復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书店。一时是普罗文学的兴起，一时又是民族文学与都市文学大旗招摇，上海俨然成了个众声喧譁的大舞台，大狗小狗都在上面汪汪吠叫。1928年4月，沈从文离开北京，正式迁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了《鸭子》、《蜜柑》两本小说集，开始以一个职业作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时期的上海，显然比北京更加适合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他嚮往中的爱情，也正在上海等着他。 第23页 沈从文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户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同时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这一期间，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黑》，每月编辑费200元，各分得70元左右，另外还有稿费收入。这比起北京时期手头要宽裕多了。后来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楼房，胡也频、丁玲和丁的母亲住二楼，沈和他的母亲、妹妹住在三楼。此期间，他们的开销如下：房租每月20元，水电费10元，其他再加上伙食、衣物、购书等，每月开支在100元左右。 1929年，胡适担任坐落于上海附近吴淞口炮台的中国公学的校长，在徐志摩的举荐下，他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这一破天荒之举——照规矩教授必须有文凭——对沈从文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使他从一个无业游民一跃而上升为中产阶级。他有了100元的固定月薪，加上稿酬和编务费，每月有保障的收入在200元以上（后来杨振声教授把沈从文介绍到青岛大学，月薪仍是100元。1930年，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把留下的职位让给了沈，月薪仍在百元以上）。但这个新锐小说家的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准备的讲稿不到一刻钟就讲完了，余下的课堂时间因不知做什么他困窘得无地自容，倒是学生们安慰起了这个才走上讲坛的先生。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想到，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他日后的夫人张兆和。 不管沈从文是否愿意承认，事实是经济上的自立使他有了自信和勇气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女性。当然仅仅这些小钱还是不够的，他更大的自信来自于自身的才华。到了1930年，28岁的沈从文疯狂地追逐起了年轻的女学生张兆和，为此还劳动“有名的学者”（张兆和语）胡适——如前所述，沈正是在他的直接安排下担任了张小姐的老师——充当说客。 出身于苏州一个饶有艺术情趣的富商之家的张氏姐妹，是校园里无数正处于青春期骚动的青年学生的梦中情人。时年18岁的张兆和，身前身后不乏蜂蝶嗡嗡，任性的三小姐把她的追求者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大着胆子向自己的女学生发出了第一封信，被女学生的二姐张允和取笑为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这是1920年代末上海洋场上演的一出《教室别恋》。爱与被爱、吸引与推拒、痴情与幻梦……就像传说中的天鹅总是归于癞蛤蟆，张家三小姐再怎么任性刁蛮，浑不知世事，也逃不脱她的老师举起的猎枪的准星。情节步步推进，行至山穷，坐看云起，尽管老师一封封发出去的情书没有那么快收到预期的效果——女学生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却也如南方富有腐蚀力的雨水一般，点点滴滴滋润着慢慢变得沉静的少女之心。这再一次证实了沈的一个信仰，那就是语言会制造事实，进而成为事实本身。 此时的女学生只是觉得，这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子写来的情书冗长狂热得像一个高烧病人的呓语，令人不胜其烦，而他得意洋洋写给她看的军中故事也让她觉得遥远得似乎发生在另一个星球，提不起把它们读完的兴趣。 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女学生要闹自杀。张兆和为了撇清自己，情急之下，拿着装订起来的全部情书去找胡适校长理论。三小姐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三小姐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他是个天才啊，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对于这样的天才，我们人人应该帮助他，你怎么可以蔑视一个天才的纯挚的爱？三小姐说：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我还怎么念书？胡校长肯定暗暗笑起来了，他说：要不，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吓得三小姐赶紧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既然胡适校长也为沈从文说起了好话，那就没有谁能阻止沈老师继续对自己的女学生进行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锲而不捨地继续着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其情状真当得上孤注一掷了。他不是徐志摩，把生命看作燃烧着的火，他的生命是沉潜流动的长河，他要以缓慢和耐心、持久和力量去赢得自己喜爱的女人的心。 与张小姐谈话后不久，胡适在一个傍晚写信告诉沈：“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他转而安慰沈：“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通过某种看不见的通道，这事也在外校传开了。沈从文的一个妹妹，此时也在上海读书，班上有同学问她，知不知道某着名作家追求张姓女学生的故事，这让她深感脸上无光。 但这个执拗的乡下人似乎执意要在一条道上走到黑了，在以后的三年零九个月里，情书圣手沈从文以一种惊人的毅力发出了二三百封从“半讥讽半强硬”到缠绵悱恻的情书，终于让他的小爱人回心转意，做了他的“三三”，而他自然成为对方的“二哥”。 第24页 那时，张兆和已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暑假里，沈老师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着）敲响了张家的大门。短暂的、却又是甜蜜得揪心的会晤后，沈从文回到了青岛（他在青岛大学的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位），等待的煎熬使他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给女学生的二姐允和写了封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是这样一个诗书礼仪之家，沈从文对女方父母意志的重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得到开明的父亲同意的答覆后，张兆和马上在热心的二姐的陪同下去电报局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沈。据说她拍给沈从文的电报全文是这样的：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由胡适之先生竭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个女学生身上结出的成果，就是让她拍出了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 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六十多年后，白髮苍苍的张兆和重读那些旧日的情书，竟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她自问：“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字还在，人已渺，于是会有这样的嘆息：悔之晚矣。 但总有一些句子，写下或读到它们时的心情永远是美丽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上海恩怨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心在十年间由北向南，真箇是风水轮流转，至1931年已经完全移到了殖民化色彩浓郁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是年岁次辛未，为民国二十年。东北沦丧，华北震惊，值此多难之秋，北方文人因政治及经济的原因纷纷南下，而海上名士还兀自固守着原有的阵地。此时的十里洋场，众声喧譁，五色纷陈，既是新进的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样炫目的光彩。 1931年的鲁迅继续蛰居上海，在年初经歷过一场人事的兇险后，看世事愈加悲观、黑色，变得愈加的阴郁尖诮，不讨人喜。1931年的郁达夫成了个上海里弄间平凡的住家男人，即便对曾经倾注过无数心力的创造社和左联活动，也要开始淡出，因为一批更为新潮的年轻人已迎头赶上。此时的郁达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古代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他这样一个力比多旺盛的男人怎么会说出不要女人的话来呢——哦，他是吃够了女人的苦头。这一年瞿秋白自苏联重返上海，成为左联实际的掌门人。这一年最当红的作家是以《啼笑因缘》等通俗小说文名响遍大江南北的张恨水。这一年最八卦的娱乐新闻是新月诗人徐志摩飞机失事。尽管穆时英着名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还要晚一年写出，但内容正是1931年的上海即景。而这一年最酷烈也是最让人震惊的，则是年初五位左派文人的遭枪杀。 1931年1月初，29岁的沈从文风尘僕僕从武汉赶到上海，一是为探望老友丁玲、胡也频，二是想在上海再续文学之梦。此时的沈从文经几年打拼已小有文名，但他真正引起文坛瞩目还是在几年后湘西系列的纪事发表之后。此时的丁玲也尚未像后来那样走红。让沈从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到上海，他要捲入到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一段恩怨中去。 1月17日，沈从文的老友胡也频失踪，之后证实他是在一次党的秘密会议上遭当局逮捕。沈从文往来京沪向党国要人求情，又在大冷天陪着丁玲去狱中看望胡也频。这份情谊足令时人动容。到了2月9日，消息闭塞的沈从文还在找邵洵美请託后门，殊不料消息传来，早一日，胡也频已经和其他四位被捕的文人冯铿、殷夫、柔石、李伟森一道，在龙华监狱被杀害了，所有的奔走努力全成了泡影。直到此时，沈从文还不知道他的朋友的死，是如传媒所说的用麻袋沉到了黄浦江呢，还是活埋在了地下。 胡也频出事后的一段时间，丁玲住到了沈从文在上海的一个叔父家里。尽管沈从文不是丁玲、胡也频的同路人，但谊属同乡，情系故交，出于侠义心肠他还是陪同丁玲，带着几个月大的婴儿，返乡探母託孤。据知情人透露，为了掩人耳目，沈从文和丁玲是假扮夫妻离开上海的。而两年后丁玲被捕，沈全力营救而不果，更像是这一节的重演乃至重复。这一腔的恩义，将来更有《记丁玲》、《记胡也频》、《这个女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感人的纪实文字为证。 重新回到上海的丁玲，成了一个坚定的左倾分子，参加政治活动愈益频繁，俨俨乎一左派女杰了。而沈从文继续着他“优美”、“自然”、“人性”的文学立场。这年夏天，沈、丁两人因文学与政治上意见的不同而正式分道扬镳。多年以后，有好奇的读者要一探他们上海恩怨的始末，两人皆讳莫如深。 也是在这年夏天，沈从文离开上海重回北京。以后的数年间，他的活动范围将主要在北京和青岛两地之间，对于上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使他一想起这个城市总是心里隐痛。 第25页 1931年沈从文上海之行还有一个收穫，是这年他对上海作家的一个指责——他称他们只是文学的“白相人”——将在三年后酿成新文学史上一场重要的语言纷争，即京派与海派之争。然后才有他对上海文人一个经典性的判断：“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时至今日，聪明的上海文人似乎还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语境中，在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中打着转。 时间在此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两年后，他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 再四年，沈从文抛妻别子，化装逃出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城，辗转飘零最后到达昆明。稍后，他的妻子张兆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也离开了北京…… 流水十年，从1922年至1931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成熟、疏离乃至走向分化的十年。这十年，革命由南往北，催生文化由北往南，南北风云际会，最终成就了一部上海传奇。 这十年，如同前面已经告诉我们的，在本文主人公沈从文的生命长河中还只是一个狭窄的河道，外来的任何打击或者挫折都有可能使这条河流改道，甚至枯竭。所幸是这个来自南方山地的青年以他顽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他在其间被挤压、打磨，经受着诸般人世间的苦，并最终完成了一个现代作家的基本的训练和积累。尽管此时的他还没有写出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却也是唿之欲出，将有一树好花开。接下来的一个十年，随着《边城》、《长河》、《湘西》、《湘行散记》的问世，我们会看到，这条长河终于朝着更广阔的天地奔流了，并在畅快的奔流中呈现出恢宏万千的气象。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邵洵美（1906—1968），出版家、翻译家，现代诗人。祖籍浙江余姚。1906年6月2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六）生于上海斜桥。1922年在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求学期间开始写诗。1923年赴欧，进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与徐志摩、张道藩、刘纪文等交游。 1927年回国，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先是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不久辞去教席，创办《金屋》月刊和金屋书店。1928年，“金屋”倒闭后与胡适、徐志摩等筹划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创办时代印刷厂，先后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时代文学》、《万象》、《人言》、《十月谈》等。这一期间，着有诗集《天堂的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一个人的谈话》等。1949年后以翻译为生，译有《汤姆莎亚侦探案》、《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末受到不公正待遇，1968年在贫病中去世。80年代初平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其生前译作《青铜时代》和《麦布女王》，上海书店重新印行出版《诗二十五首》，因故搁置的长篇译作《家庭与世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华丽家族 本文主人公邵洵美，生在上海，死在上海，中间六十二年的生活，除了年少时的欧游和战乱时期短暂的避祸，也大都在上海展开，他的籍贯地，却是在姚江边上的一座小城。浙江余姚——到过的人都说——真是个好地方啊，安静，闭锁，自足，山川静美，自古就出漂亮的女人和有学问的读书人。姚江邵氏，向为望族。邵洵美的曾祖父邵灿，是大清的浙江省团练大臣，后来做过漕运总督。祖父邵友濂，早年因父荫任工部员外郎，同治四年起，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来还当过苏松太道、台湾巡抚一类的官职。他还是个不错的谈判家，先是陪同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索还新疆伊犁，甲午战败后又作为“钦命全权大臣”，与张荫桓一起赴日本和谈。只是那次他们一到日本就被伊藤博文这只老狐狸扔回了证件，说他们“全权不足”，后来是李鸿章去签了个《马关条约》回来，背了个千古骂名。在今藏于广岛博物馆的一幅画作上，被驱逐回国的邵友濂和张荫桓，颇为漫画化地坐在一辆奔赴码头的人力车上，表情灰黯，背后是一片同样灰黯的浮云。 邵友濂的非凡才干，并不在他于近世中国的外交风云中有多少出色的表现，而在他与当世的两个大人物结成了姻亲。这两人，一个是被时人称之为“东洋第一政治家”的李鸿章李大人，另一个是曾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邵友濂有两个儿子，长子邵颐，娶的是李鸿章的侄女儿，即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小姐。次子邵恆，娶的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盛樨蕙。盛四小姐最为盛老爷子所疼爱，其地位之特殊，陪嫁之多，即使是同胞姐妹也不敢稍置微词。本文主人公邵洵美，就是邵恆和盛氏的儿子。不过他那时候还不叫“洵美”，祖父给他取的名字是“云龙”。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漂亮的男孩，问题是他好像是漂亮得有点过分了：柔滑的黑髮从中间整齐地分成两绺，鼻隆高挺，水汪汪的眼睛像是一个妇人，脸也白净得有点女相。八岁那年，邵云龙随赋闲的祖父回了一趟原籍，顺便也让孩子认认乡下的老宅子和老亲戚。余姚城里住在老学宫一带的街坊们，不知是怎样从这个漂亮的男孩身上看出邵家败落的气象的，他们暗地里都说：看面相就是个浪荡子啊！ 第26页 邵氏的气脉看来真的是将尽了。那个嫁给邵颐的李鸿章李大人的侄女儿，过门不久就生了一场不明不白的病死了。又续了个史姓人家的姑娘，这回是邵大公子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秋天发的病，连冬天也没能挨过去就追随亡妻而去。邵家下人回忆大少爷病时的情境，说就像有只鬼手卡着他的脖子，一到雨天他总是发出野兽一般的低吼，喊着透不过气了透不过气了。看来真的有一只可怕的无形的手要把邵家的气数给掐断了。自知大限将至的邵友濂把无限的期望寄托在了长孙身上，于是未满六岁的云龙早早被送进了私塾。邵友濂躺在病榻上竖起指头立下的三个遗嘱中，其中一个就是把云龙过继给守节不嫁的大儿媳史氏。这样，我们小小的主人公除了生母盛氏，又多了一个嗣母。以后我们的主人公的教育费用，很大一部分是靠他的嗣母收取房租来支付的。 1906年降生在这样一个气数将尽的华丽家族的邵云龙，一开始就註定了要被宠坏。六岁那年，和民国元年的新版《国文教科书》一起到来的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女性。她叫盛佩玉，长他一岁，因出生在11月茶花盛开之际，小名又叫“茶”。她是盛宣怀长子盛昌颐的女儿，云龙的嫡亲表姐，云龙的母亲盛樨蕙就是她的四姑母。给他们开蒙的是同一个先生。虽然他不喜欢外祖父那张苍白的、紧绷绷的脸（这张脸老是让他想到阴雨天气的天空），但显然，“茶姐”和盛家花园的假山、池塘对他有着更大的吸引力。特别是盛老爷子那个藏满了古董的书房，成了他们的秘密乐园。他们在里面玩一种“藏猫”的游戏，书房厚重的布幔和阴暗的光线使这种游戏显得格外刺激。七岁，她让他满足了探究裙子底下秘密的好奇心。十三岁，他尝到了她红草莓般的嘴唇上的奶味。十五岁，她有事没事开始迴避他。其实也不需要刻意躲避了，因为这年秋天他被送进了学校，成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的一个寄宿生（那学校也是盛老太爷搞洋务时出钱办的）。他实在算不上是个好学生，算术、几何如听天书，尽管这学校是他外祖父创办的，教员们还是不隐瞒他的愚顽。同时他开始学写那种五言七言的诗句，案上堆满了一大叠《妇女》、《秋光》、《申报》等时尚报刊，对惜春伤怀浅薄情调的小文人生活充满了嚮往。 十六岁，他崇拜起了周作人先生、冰心女士和刘大白。他把冰心女士想像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母亲，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热情得过火的长信，不知是她被吓坏了还是邮路的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反正他没有收到过回信。十七岁，他喜欢上了一种雪莱诗中的飞禽，云雀，可是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也没有发现一只。他开始对着名诗人雪莱的故乡充满嚮往。十八岁，他遂愿了。一战的烟味刚刚消散，他说，我要出国，我要去剑桥。前朝洋务运动的中坚分子盛老爷子说，出国好，实业救国，师夷长技才好制夷嘛。于是他便出国了。12月的行期，10月里便和“茶姐”订了婚。这张八十年前的订婚照片上，盛佩玉一绺刘海齐眉垂下，嘴角翘抿，弯成好看的月牙，一袭大红缎面质地织锦旗袍，松松地笼着，两只宽袖，堪堪遮住肘际。这摩登的模样今天在《上海的风花雪月》这样的出版物里还能够找到。而我们的主人公，穿着一件白竹布长衫，只是羞涩涩地笑，眼中流露出对远行的憧憬。 盛佩玉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英国是个冷得要冻掉鼻子的地方，便亲手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送给他。得到这件意料之外的礼物，云龙很吃惊，他不知道表姐是什么时候学会针织女红的。看来短短几年光景，这个女子身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垂髫之年的玩伴在他眼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他好像是在和一个不认识的女性开始新的交往，心头一下子涌上了新奇的甜蜜。作为回赠，临行前他写下一首小诗《白绒线马甲》（后来这首小诗发表在了当时有名的《申报》上）：白绒线马甲呵！ 她底浓情的代表品， 一丝丝条纹， 多染着她底香汗； 含着她底爱意； 吸着她底精神。 我心底换来的罢？ 白绒线马甲呵！ 她为你， 费了多少思想； 耗了多少时日； 受了多少恐慌。 嘻，为的是你么？冬日的光阴总是那么短暂，太阳在这边时万物还是明亮的，一滑到山墙的那一边整个天地便都苍茫了，少年突然对他待厌了的这座城有了依恋，对身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女孩起了怜惜之意。可是船票的日期已经定下不可更改。他冲动地翻开《诗经》，说了一句：“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表姐不明就里，茫然地看着他。他说，我要改名了，就叫洵美，你知道吗，这样我们的名字就永远嵌在这本有着植物的清香的诗集里了。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希腊鼻子 从照片来看，邵洵美的脸相有点像时下电视晚会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长得很帅专唱主旋律歌曲的歌星，一副很讨女人喜欢的面孔。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他高挺的鼻子。从同时代人的记述来看，这个富家公子显然也是个美男子。“面白鼻高，希腊典型的美男子”——文学史家赵景深这样记载道。而他对自己的“希腊鼻子”也一直很引以为骄傲。一个相士曾这样说他的鼻子，“准头丰满，金甲齐完”，照相士的说法，人的五官中，鼻主财星，邵在四十一岁到五十岁之间将会有大财运。在他结婚前的一幅自画像上，鼻子奇怪地成为了画面的中心——显然在臆想中他把鼻子的尺寸放大了许多——他还在画的右下角加盖了一枚私章，内容是一匹马、他的出生日还有他的一个英文名sinmay。邵洵美是坐“雨果·斯汀丝”号邮轮赴欧洲的，随身带了一架老古董般的牛门牌相机，每到一处都拍些人物和风景，寄给他在国内的未婚妻。有一张是在庞贝古城的废墟上，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像个站在街角阴影处的小开。还有一张在但丁雕像下的留影，矫情地拿着一本诗集，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民国十四年手持paradiss在dante像旁摄。” 第27页 当他考进剑桥的依曼纽学院，立马寄给他的“茶姐”的是他在学院教室旁的一帧立照。“穿着英式的高级西服，双手交在腹前，很有绅士风度。”半个世纪后，垂老的盛佩玉还能清楚地忆起当时照片上他那春风得意的模样。 当他暑期来到巴黎，寄给她的是同住在拉丁区的几个画家朋友为他画的半身素描像。一张是徐悲鸿画的，一张是张道藩画的。作为友谊的纪念，他很喜欢这两张画，说以后打算印出来贴在书的封面上。 欧游到了第四个年头，邵公子像亨利·詹姆斯笔下那个可笑的信使一样不思家国。异邦颓废的空气最适于他慵懒的天性，酒，咖啡，枝形吊灯下的闲谈，这些于生活并非必需的东西，使生活显得愈发的可爱，何况还有一帮过从甚密的狗友（他们那个松散的组织叫“天狗会”）——徐悲鸿、徐志摩、谢寿康、刘海粟、张道藩这些日后在现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人物。据说在“天狗会”中他和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结拜了兄弟，谢是老大，徐是老二，张是老三，邵居末位。然而到了冬天，父亲的一封家书把他召回了上海。邵恆在信中描绘了不久前家中的一场大火（这把火烧掉了他留学欧洲的唯一的经济来源），和大火后分家的风波，没有说出的一层意思是他应该撑起门楣了。这样，他仅差一年没有得到剑桥的学位证书就回到了上海。 有什么最能拴住一个男人的心？还没等他回来，一场盛大的婚礼就在等着他了。邵、盛两家的长辈在他还在归国的渡轮上时就谋划了婚礼的种种细节。12月的一天，婚礼在南京路的大华舞厅开办，主婚的是新郎的父亲邵恆和新娘的四叔盛恩颐，担任婚礼司仪的则是有名的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考虑到邵、盛两家的声望，又考虑到新郎是来自剑桥的文学士，整个仪式是又中又西，新旧合璧的，这边领了圣餐、脱了西式礼服，马上又换上了中式的袍子马褂、凤冠霞帔，用老式礼节向长辈们一个个地磕头。他们的结婚照上了最新一期的《上海画报》封面，底下还有一行说明文字：留英文学家邵洵美君与盛四公子侄女盛佩玉新婚俪影。那上面新娘的眼圈是红肿的。 是亲戚们最早发现了他脸上的异相，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他高挺得出奇的鼻子。他们的记忆里，这个白皙、圆脸的男孩，鼻子一直是扁平的，怎么一回来就带来个西洋鼻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从余姚来的远房婶娘暗地里还可笑地嘀咕新姑爷是不是被人掉包了。也有颇具见识的客人私下里说，这鼻子是整过容的，里面填塞着一种叫硅胶的化学材料。但很快，所有宾客的视线都让新娘丰厚的嫁妆吸引过去了。天哪，到场的也都算是见多识广的，却没有一个人见过如此丰富的嫁妆！ 1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着名的剧作家、散文家和诗人。2柯勒律治（samuelcoleridge,1771—1834），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同时也是着名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是男人总要出去做事吧，何况是一个剑桥的高材生。婚期过后，剑桥结识的“狗友”徐志摩有事回乡，就举荐他任了上海光华大学教席。邵恆长舒了一口气，这也不算辱没先祖了。为了压住阵脚，邵公子特地去配了副金丝边平光眼镜，穿上长衫，使得自己看上去老成些。可是我们的才子一上讲台就会犯晕。平常三两朋友聚会，他滔滔不绝，舌绽莲花，但一站上讲台，他简直不知说些什么好。后来情形稍微好了一点，可在学生们听来，他讲的王尔德1和柯勒律治2无疑是天书一般难懂。第二年春天，他辞去了教职，在南京西路斜桥总会隔壁租房子开了一家金屋书店。店面只有一开间，雇了一个店员，自己做编辑，也兼管事务，还仿照王尔德的《黄皮书》的样子办了一本黄色封皮的杂志《金屋》。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做偏要去卖书，父亲邵恆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也有点看不下去了。向家里头要钱没了指望，邵公子只好去动用妻子的陪嫁。 尽管如此，“金屋”没有撑到一年就倒闭了。有人笑话他，留洋也就垫高了个鼻子回来嘛。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新月，新月（1） 1928年，北方的文人像候鸟一样受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向上海进发。他们的迁徙或许只是为了寻找政治或是经济上的庇护，实际造成的则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阵地的一次大转移。这年3月，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看邵洵美，说是新月书店要招新股，请邵参加。其实是新月书店亏损太大，想到邵洵美反正有钱，又很大方，就有意让他出来“接盘”。邵想反正办书店都是一回事，于是就关了“金屋”，致力于办“新月”了。于是南来的胡适、徐志摩等与邵洵美在上海开始筹擘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 这是时代给邵洵美的一次机缘。做不来好的文章家，做个出版家总可以吧。邵洵美把祖屋出售后，在平凉路21号办起了时代印刷公司，把家产几乎都投在了出版上。那时的“新月”出版《论语》、《诗刊》、《新月》等杂志，麾下汇集着胡适、林语堂、罗隆基、沈从文、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这些大将，在1930年代初期的文坛可称风头独健。邵洵美是最早注意书籍设计和外观的出版家，不光注意纸张的质量和装帧，也留心每一页的外观。他还从德国买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器和油墨，採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相凹版印刷术”进行印制生产。据说当时着名的《良友》就是他的一大主顾，后来还承印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邵洵美那个时期推出的三份流行杂志《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时代电影》集合了当时最有才华的一批艺术家：鲁少飞、刘吶鸥、张光宇、叶浅予和张振宇，此外还推出了巴金、张资平、沈从文、庐隐等人的自传。 第28页 接下来是一个杂志的黄金时代，上海被称为“杂志的麦加”，据说每天有二三十种、一个月内有近千种杂志在出版，它们像百货公司里井然有序的陈列商品一样供大众所需。创办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说，“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花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喜欢的杂志”。但邵洵美所办的所有杂志几乎都卖得不好，搞得他“钞票总兜不过来”。多年以后，他的这些“昔日辉煌之残余”还可以在他开在苏州路上的一家小书店里找到，那些过了期的封面女郎和分行的诗句一起尘垢满面地堆在书架上。 朋友章克标这样说他：“洵美先生对办一份画报，很感兴趣，他有高度鑑赏能力。他不知拿出了多少钞票来解决困难。我觉得这像是一件湿布衫脱给他穿，邵仁兄倒是很高兴地穿上了。” 多年以后，也是这个朋友这样回忆他对邵洵美的印象：一是诗人，二是出版家，三是大少爷。邵的少爷作派从当时朋友们给他的两个诨名就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少爷”，二是“孟尝君”。一个不让人吃他白食、没有一点一掷千金的气魄的人，哪能那么容易得到“孟尝君”这样的诨名。但说邵是一个诗人很多人就想不通了。他们说，我们虽然知道邵公子曾与泰翁同席，与奥登同车，与徐诗人（志摩）同学，他那些诗嘛，嘿嘿。甚至还有人公开激烈地说，如果他的是（诗），那么我们的就不是；如果我们的是，那么他的就不是。究其原因，一般说来诗人从来都是穷的，我们的富有的主人公于是很不幸地成了诗人们仇富心理的一个牺牲。 事实上他们最看不得的是邵的“下流”。他对女性身体的“耽于肉慾的亵神行为”和性感的展示让他博得了一个巨大的恶名。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感官的世界，他的中心意象总是女人，以及对女性身体的色情的畅想。他有一首诗，把花变成了色情慾望的载体，花的“红肤”，“潮湿柔软的躯体”，被转换成了女性性器官的意象。另有一首《颓加盪的爱》，以云的聚合来描述做爱。邵最有名的一个比喻是把“处女新婚之夜的眼泪”比作了“荡妇下体的热汗”（《花一般的罪恶》），他们由此断定他是一个不仅在现实中追逐更在诗歌中幻想妓女般的人物的傢伙，——“爱荡妇胜于处女，爱萨乐美胜于圣母玛丽亚”。那年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帮年轻人正在高喊革命，而这个人年纪不大却过着那样腐朽没落的生活！左翼人士指责他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个性感词彙的集中营：火，肉，吻，毒，舌，唇，蛇，玫瑰，处女，等等。颓废——这是他们安给他的一顶在当时颇不名誉的帽子。 啊欲情的五月又在燃烧， 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 甜蜜的泪汁总引诱着我， 将颤抖的唇亲她的乳壕。 这里的生命像死般无穷， 像是新婚晚快乐的惶恐； 要是她不是朵白的玫瑰， 那么她将比红的血更红。 啊这火一般的肉一般的， 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 是我恋爱的灵魂的灵魂； 是我怨恨的仇敌的仇敌。 天堂正开好了两丬大门， 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 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 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 ——《五月》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新月，新月（2） 这首为后人多次徵引的《五月》，收在他的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中。这本毛边，大32开、米色道林纸印刷、封面上一朵黑茶花的诗集是他自行设计的，其肉感的气息就像书名所暗示的一般。集子里的三十一首诗作，都是——套用一句当下流行语来说——“那么罪，那么醉”： 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 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 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 ——《春》 或许是这些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激怒了他，他回应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读懂。他暗示说，自己有着源自高贵谱系的美学原则，一是来自波德莱尔和法国诗歌（他的集子《花一般的罪恶》就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是来自布姆斯伯里圈子的影响。在他书房的墙上挂着两幅画，一幅是罗塞蒂绘的史文朋的肖像画，还有一幅是古希腊女诗人莎弗的肖像画。他的朋友不知有多少次听他讲过这个故事：那是在他去剑桥的路上，在拿波里（今译那不勒斯），他下船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在那儿他发现了一幅画着美丽女子的壁画，那女子的眼神像情人一般召唤着他，“向我走来吧，我的洵美！”于是他完全被她蛊惑诱引了。他一次次地讲述这个故事，最后自己也相信了这个故事是真的，并把它记入了一本诗集的序里：在义大利的拿波里上了岸，博物馆里一张壁画的残片使我惊异于希腊诗人莎弗的神丽，辗转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的英译……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弗发现了她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了波特莱尔、凡尔仑。 第29页 ——《诗二十五首·自序》 从对莎弗的崇拜，再到史文朋，再到波德莱尔和魏尔仑，邵洵美在这里为自己划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美学的谱系线。他在金屋书店出版的散文集《火与肉》——这个具有异域色彩的书名不无史文朋的诗句“双手火一般灼热”的影响——则可以视作他在剑桥所受西方文学教育的总汇：六篇文章里一篇写莎弗，两篇写史文朋，另外三篇写魏尔仑和戈蒂耶。如此自报师承，曾引得朋友徐志摩在背后微哂：“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 那些亭子间文人总喜欢拿着他的“颓废”说事。一个人写的诗是颓废的，连带着他这个人也是颓废的了。在这种道德逻辑下，也难怪中国的文人都拿腔捏调要作君子状。其实“颓废”又有什么不好？它是一种风格，一种色泽，一种态度，它倾向于多彩的奇异的一面，又带着波希米亚式的自以为是。何况在当时的中国语境里，颓废，其实与先锋相去不远。 邵洵美的朋友、《狮吼》杂志（邵也是这本杂志的贊助人）的创办人章克标，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到他从前的共事圈子，这也可以作为对邵和他气质相近的一帮都市诗人作家的一个定评： 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西欧波特莱尔、魏尔仑、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融合矛盾的语言。……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表扬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 1933年，鲁迅到上海已经住了六个年头了。他租住在虹口大陆新村的一幢三层的楼房里，不再写《阿q正传》和《伤逝》这样的小说，可是手里的一支笔还是有力地牵引着读者的视线。他自嘲着，但也愤怒着，对世态炎凉和民族痼疾的愤怒夹杂着自己私人的愤怒，公私合营，构成了鲁迅那一时期毫不宽恕的性格。比如，从邵洵美办出版的事他就说了开去，对把文艺当作休闲的唯美派的学徒们极尽挖苦之能事，“要登文坛，须阔太太”，“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此文一出，“帮手立即出现了”——鲁迅这样自嘲，论争的情形像极了今天bbs上的无厘头式的口水仗，这些话都登在当时官方的主流媒体《中央日报》上，择其要点如下： 1.拿老婆的钱出来做文学资本，不应被指责，倒是应该佩服的，因为凡事都需要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用老婆的钱做文学资本，总比拿这钱去嫖要好一些。 2.做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 3.文坛无时不在招“女婿”，比如现在有些人，就快变成俄国的“女婿”了。 4.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便对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 鲁迅匆忙之际，只来得及说下一句“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就潜水了。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附：《文坛茶话图》说明 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着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问题的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菸，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是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加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坐的背影，大概是凌叔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穆时英、刘吶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其余的，还未到公开时期，恕我不说了。左面墙上的照片，是我们的先贤，计有：刘半农博士、徐志摩诗哲、蒋光慈同志、彭家煊先生。 少飞事实上1930年代之初邵公子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先是家门连遭不幸，继生母去世后，嗣母也相继而去。像他这样的大家庭办丧事讲排场，开销很大，祖父留下来的“杨庆和”钱庄也倒闭了，两个弟弟又要结婚等着用钱，而这些年来他的出版事业总在贴钱，因此钱袋越掏越空。到1933年6月，他实在撑不住了，只好把“新月”也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邵公子仍是“一条胡同走到底”，再次办出版。到后来只好将房产作为抵押向钱庄借贷，再后来，就只能将房产全部出售给钱庄。邵家的老房子没有了，他只好租房子住。然而他待人处世的派头依旧故我，朋友们出书有困难，甚或穷得揭不开锅了，都会想到这位诗人“孟尝君”。邵洵美为出版业，耗去了大半生的精力和几乎全部的家产，问题在于他自己不善经营，也没有一个懂得经营的人做助手，就只能苦了他自己，还落不得一个好。 第30页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异域美人 1935年来到上海后来又走进邵洵美生活的那个美国女人叫埃米丽·哈恩，她后来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这一年她三十岁，来中国的身份是《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喜欢探险，身材健壮，臀部庞大，剪一个秀兰·邓波儿式的时尚的童花头，有着一双海水般幽深的棕色的眼睛，还有着一张茱丽亚·罗伯茨那样的性感的大嘴。有点放浪，也有点叛逆。据说此人在踏上去中国之路前，还像一个从事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一般在非洲刚果的土人部落待过两年。 那个时期上海滩有位有名的交际花弗立茨夫人，作为上海洋行大班的太太，她善于打扮，面貌姣好，同时有着两位数的地下情人。这个风流的阔太太对中国文化无比热衷，自己出钱搞了个京剧团，还协办过跑马厅市政厅（后为大光明剧场）的新年音乐会。进入她家每周一至二次定期举办的文艺沙龙曾是多少海上才子的梦想，因为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进入了上流社会的标志。数年来，邵公子都是弗立茨夫人的座上宾，逢请必去，逢宴必到，同时通过邵，弗立茨夫人还把当时的最负盛名的名伶梅兰芳也拉进了她的京戏团。 这年春天，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刚到上海的埃米丽·哈恩被女主人弗立茨夫人牵着手推到了邵洵美面前。一曲终了，女作家已经对这个面白鼻高的东方美男子有了好感，特别是当她知道这个男子出自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这个美国女人最为震惊和敬佩的是这个美男子不仅能写诗，而且能用英文写！喜欢冒险的美国女人埃米丽·哈恩来到中国的目的，堂皇地说是为了写作，为了亲手切一切这个变化中的古老国度的脉搏，选取她所要叙述和描写的题材，但和一个东方男子发生一场奇异的爱情，经歷一场异国情调的性爱之旅，更是她隐秘的梦想。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想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 埃米丽·哈恩几乎是心甘情愿地成了邵洵美的情妇，两人出双入对，一点也没有想到要避嫌。邵洵美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这是她的英文名字的谐音。让人吃惊的是，她还频频出入邵家，与邵妻做起了朋友。他们对她还有一个称唿，“密姬”，据说是她的原名emilyhahn的谐音。邵洵美还带妻子去兰心电影院看她演话剧，连邵的妻子也赞嘆，“密姬穿了浅灰色外国绸缎的连衣裙，裙子较长，但不是古装，灯光一照，真是十分美丽”。可见这女人的磁力非同凡响。 可笑又可嘆的是邵的妻子还是蒙在了鼓里。丈夫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个外国女人身上，她疑窦暗生，却又盘查不出什么，因为丈夫的理由总是那么堂皇、充足。她警告他每天晚上必须在十一点前到家，否则不管他在哪里都要打上门去。丈夫唯唯应着，从不误卯，外面却早已彩旗飘飘。 邵洵美的社交魅力使他一直是他那个圈子里光芒四射的人物，现在因了他美丽的外国情人，更给这个“华美的带世纪末情调的圈子平添了生活的趣味”。他为情妇在霞飞路附近买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而自己住在杨树浦一套更豪华的房子里。有时候他也接情妇到自己的房子过夜。很多朋友找了藉口聚到一起来看他的异域美人，他在自己家里，也在情人的公寓里招待他们。同为唯美派作家的朋友张若谷用不无艷羡并稍带夸张的语气这样描述他豪奢的住处： 少爷（圈子里的朋友都这样亲热地招唿他）的住宅，是上海有数建筑中的一座。全部用云石盖造，周围是一个大花园，有八条可以驶走汽车的阔路好像八卦阵一般地把那宅高洋房转在中垓。中间是一座大厅，金碧辉煌装潢得好像金銮殿一样……少爷的私人书房，也就是招待朋友谈话的客室。里面陈设很富丽，但是壁上挂的那张从邦贝火山石古城中掘出来的希腊女诗人莎弗像真迹，估价在五千金以上。还有那一架英国诗人史文朋集的手卷，是用二十万金镑的代价在伦敦拍卖来的……中间放着一架stienway牌的三角形钢琴……琴畔一堆像宝塔一般高的乐谱，都用翡翠色的蛇皮装订。 女作家的放浪行径在白人世界里激起了许多闲言，他们甚至不屑于提起她的名字，只说是“那个养猴子的”（埃米丽·哈恩刚到上海时，养过一只猴子，是从刚果带来的，她叫它查尔斯,每次出门必抱于臂中，查尔斯后来生病死了）。有一天，女作家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只是一张用过了的卫生纸。拆信的时候邵洵美也在，他原以为女作家在羞辱面前会哭闹，可是埃米丽·哈恩却放怀大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在这种毫无心肝的大笑面前，邵觉得，自己也不是很懂得这个有着漂亮的蓝眼睛的异国女人。 当日本人进占上海时，邵洵美借埃米丽·哈恩的名义在租界内办起了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这本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名义上是埃米丽·哈恩，但背后全是邵在运作。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办起了一本差不多开本的英文杂志《天下》。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推测说：“也许正是邵考虑到当时租界的孤岛环境，有意请一位外国人来出面办理杂志，藉以躲避日本占领军的障碍……这种办刊方法，在当时孤岛亦决非一例。” 第31页 据说埃米丽·哈恩和邵洵美在律师处是秘密办了结婚手续的，这么说来她的身份就不再是邵的情妇，而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了。但这并没有牵制住她离开邵洵美。她给邵留下的唯一纪念是让他也染上了阿芙蓉癖，幸亏不是太严重。1940年，埃米丽·哈恩离开上海去了重庆，搜集她正在写作的《宋氏三姐妹》一书的材料。第二年她去了香港，在那里她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英国少校（此人和她养过的那只猴子同名，叫查尔斯·鲍克瑟），不久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她和鲍克瑟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他们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并在那里正式结婚，从此结束了她长达八年浪迹远东的传奇生涯。 此后，在中国的经歷几乎成了她唯一的写作资源。战后，她出版了自传性的《我与中国》一书，对上海期间的生活及和邵洵美的一段情分作了不少披露。邵在她的笔下成了“中国朋友sinmay”。她描述了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是多么熟悉，“每家店铺的每一块砖对sinmay而言都是有歷史的”。还有他如何驾着他“长长的褐色nash（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从他的杨树浦的家，经过苏州河，一直到市中心的那些诱人的书店所在地。在她生动的叙述中，邵是个“过分好奇的人”，——“他的心理就像孩子，像小狗，或像个老派的小说家，探究一切事情，从所有吸引他的东西里编织着故事”。 她还写到了富有绅士风度的邵洵美对女人的体贴，这个“有教养的美食家”和“风趣的健谈者”，在带她出去赴宴时，“他会就这道菜或那道菜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先是用中文讲给他的那些朋友听，然后意识到我不懂中文，就会迅速地向我解释一遍”。他只到埃米丽·哈恩工作的地方去找过她一次，“他苍白的脸和他的长袍在温和的英国记者中激起了那么大的反响，使他以后很有意识地总是约我出去在外滩见面”，——她这么回忆说——“几乎天天见面，或早或晚，多数是晚上。对他来说，时间无所谓”，“然后到了晚上，就在邵洵美的家里开晚宴，或闲谈；有时去看电影；要不就在床上读书。虽然我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战火，我依然非常幸福”。在她的另一本叫《潘先生》的书中，邵成了一个叫“潘海文”的人物的原型。其实这个人物的名字也是来自邵，是邵的英文笔名penheaven（笔天下）的谐音。邵读过这个小说后，生气地发现自己在女作家的笔下竟然成了一个书呆子式的人物。 1946年夏天，邵洵美受陈果夫委派以电影考察为名来到美国，和他的旧情人（前妻？）见了一面。鲍克瑟少校很不绅士地参与了他们所有的会谈，或许他是怕妻子再来个孔雀东南飞？会谈结束时，鲍克瑟指着妻子对邵说：“邵先生，你的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鲍克瑟一个洋番，自然不会想到妻子如衣服这一层上去，或许真的只是想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邵也笑笑，说：“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你再保管下去。” 可怜的鲍克瑟少校！他把埃米丽·哈恩一直保管到她变成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太婆。到了埃米丽九十岁那年，他要先去见上帝了，还握着妻子的手说：你变得那么老，还能像一只蝴蝶一样飞走吗？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老娘舅”在难中 1936年春天，又一个女人在邵洵美的生活中出现了。她叫陈茵眉，这年19岁，江苏溧阳人，是来邵家做帮佣的。这个乡下来的姑娘身材高挑，一双眼睛黑亮有神。时日一久，邵少爷难免不心动。比之夫人那朵富贵花，陈姑娘这朵乡野小花自有她的动人风情。可是夫人不高兴了，吵着要回娘家住，倒不是因为丈夫太花心，他和埃米丽·哈恩搞得那么粘乎她就从来没有闹过，而是觉得他找个丫头也太掉价了。有说客劝道，夫人啊，男人三妻四妾又不是什么稀罕事，你的公公，在外面不是也有好几个小公馆吗？再说丫头有什么不好，丫头更体己。于是少爷如蒙大赦，又筑爱巢。几年里，她就为他生下了三男一女。 “八·一三”的战火烧进了上海，也烧掉了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幸亏之前他已在埃米丽·哈恩的通融下，把重金购置的印刷机拆零搬到了租界。那时，邵洵美已住到了印刷厂附近的麦克利克路。上海一沦陷，他就搬到了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这里虽说有二十多间相互比邻的二层小洋房，但屋子又小又矮。邵洵美一家住的房子有底层二间，楼上二间，统共四间。三子五女，再加上女佣和借住的表弟，也挤轧得很。说是逃难，邵洵美还是带了好多书，摆满了靠墙壁的一排书架，仍容纳不下，连地板上也堆满了…… 一个习惯了西式早餐和英式下午茶的人，置身于呛人的油烟味和嘈杂的市井声中，过的又是一种提心弔胆“灯火管制”的日子，邵洵美觉得再这样下去真要发疯了。他的菸瘾越来越大，常常一抽就是好半天，白净的指节也熏黄了。不知道这样的时局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好。他有一首未曾发表的诗，标题《一个疑问》，正是那时候苦闷心情的记录： 第32页 我的中年的身体，却有老年的眼睛， 我已把世界上的一切完全识清， 我已懂得什么是物的本来，事有终始， 我已看穿了时光他计算的秘诀， 我知道云从何处飞来復向何处飞去， 我知道雨为什么下又为什么要停止， …… 我始终想不明白现在这一个时局， 究竟是我的开始还是我的结束。 孤岛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邵洵美无论如何是忍受不下去了，他决定单身去内地，重庆或者武汉，安顿下来后再来接家人。 当时淞沪区域的战事告一段落后，日军的势力尚未进入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太古、怡和轮船，定期往来香港上海两地，军政界的闻人和有钱的商人，都乘搭这些商船逃到了香港，或由香港转往内地。邵洵美非官非商，一个破落户的子弟，自然不会有人送他船票安排他离开，要走也只有自己走。他是转道杭州走的。当时许多投机商、走私客贩运货物来往，日本军方也需要各种物资从内地运来，故开放了沪杭与内地之间的一条秘密通道，是从皖浙交界的场口，再转往后方各地。场口设有关卡，来往的货运车辆很多，也有跑单帮的散客。邵洵美顺着这条路而去，没想到在屯溪出了事。 屯溪位于安徽南部，新安江的上游，新安江航运与皖南公路的交接点，是皖南山区茶叶、竹、木材等物产的集散地。邵洵美一到屯溪，就被军统的人留住了。其中有一个是他远房的外甥，一直来劝说“老娘舅”留下来为党国做事。因为军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繫，需要懂外语的人。软禁中，虽然每天都喝着清香的“屯溪绿”，但因为前途莫测，邵洵美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绝望之中他想到了欧游时的一个狗友，此人名叫张道藩，已由国民政府的交通次长升任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此事何不请他出面疏通？邵立即拍电报、写长信到重庆。等到疏通上路，他已在屯溪这个地方羁延了三四个月，人都混得脸熟，那些军统们也都叫他“老娘舅”了。这真是让他啼笑皆非。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奶油老虎与两点声明 办杂志，搞出版，社交，写诗，给人的感觉好像邵洵美有着用不完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事实上他也一直靠金钱支持着这所有的努力。结果是他用光了他所有的资产，战争还没结束就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穷人。这时候他想起早年一个算命的说他四十岁后会有大财运的话，真是命运无情的嘲讽。 解放了，他自愿向新的人民政府上缴了他的印刷厂和所有的印刷工人（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然后他来到北京，先是住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旅行社，后来在景山东大街租了一处幽静的平房住下。他现在的身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外翻译，稿酬每月二百元，可先预付。据说这差使还是夏衍举荐的。当年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大约是1928年他办“金屋书店”的时候，有个朋友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的，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回来，生活无着，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接下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北美游记》后，即拿出五百元付给了沈。沈端先，就是后来的夏衍。在北京，邵洵美受到了旧日一些知交的热情接待，本想多住些时日，但北方干冷的气候使他的哮喘病发作，不得不返回了上海。朋友贾植芳记述了邵洵美南归后不久出现在南京路一次酒宴上的样子，“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那天他穿的是一件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鬚髮蓬乱着，神情却又是泰然的。 那段时间的四川中路上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印行过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书，大半属于第二国际的人物，受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的批评，这家短命的书局很快就消失了。有传言说书局的出资老闆就是邵洵美。 这么磕磕绊绊着到了1958年，邵洵美的麻烦又来了。先是隔三差五被叫去问话，审查，后来干脆就拘在了狱里。战乱时他在屯溪的三五个月的停留成了“歷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他讲清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有没有为军统工作。还有他在欧洲时和张道藩、谢寿康（曾任国民政府驻梵蒂冈大使）结为把兄弟的事，也都一併抖了出来。这些问题不说清，他就免不了潜伏特务的嫌疑，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回家。 城里颳起了集体化的风，让居民吃公共食堂。邵洵美全家被勒令从淮海中路的住房搬出，房子被征作了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 房屋被徵用了，家里的东西也要全部出清。邵夫人只好清理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分散寄存到亲戚朋友家。一家人也作了鸟兽散，女佣解僱回乡，儿子和女儿住在工作单位或者学校里。邵夫人只好回娘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上级有关部门”给她落实了一处旧房，至多15平米的样子。她和子女们又飞回到了这个鸽子笼大的地方。 没有了佣妇，家务事只好邵夫人自己动手了。她虽然从小娇惯，却从来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受得住富贵，也禁得住苦寒。大冷的冬天上街买菜，脸和手上长出了一个个暗红的冻疮，生炉子煮饭、炒菜，被烟燻得涕泪直流。她越来越成为一个做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了。人间的烟火磨损了她的容颜，也使她变得壮实。有谁会想到小弄堂里这年过半百的妇人，会是昔日里钟鸣鼎食的尚书家的孙女、富豪家的千金呢？ 第33页 因为不允许家人探监，邵洵美一点也不知道家中的变故。十多年前屯溪被拘，他没有为军统方面做过一件事，因此心里坦荡，谈吐也沉着。他的这种态度，使得狱里的那些老犯人还当他是大有来歷的上海滩“大亨”一类的人物，对之很是企敬，还暗地里护着他。是以狱中也没吃多少大苦，用他后来的话说，——倒比外面来得好，生活有规律，还经常学习，讲时事政策，不大受苦头…… 但肚子还是要饿上一饿的。进入1960年代，迎头就是好几个飢年，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一个在押人犯不饿死就算好的了。开饭哨声一响，犯人们把领来的一份饭菜倒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以一种庄严和神圣的表情开吃。吃到一半，都捨不得吃了，把搪瓷缸子包在棉被里捂严实，等饿得不行了再拿出来吃。邵洵美哪里经过如此经济的吃法，几乎每餐饭都是一下子吃光，刮光，一边吃还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勿牢了”。人在飢饿状态下对食物的想像力总是格外发达，他讲述的往昔的豪奢生活总是让狱友们艷羡不已。他说——国际饭店建起来前，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是全上海最大的西菜馆和西式旅馆，他是“一品香”的常客，每年他过生日，都要放在“一品香”。因为他肖虎，生日前一天他就会订做一只像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到了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放在一只玻璃橱里，橱的四周全是一闪一闪的红绿灯泡…… 飢饿，潮湿，哮喘，无休止的外调和故作的冷落，出狱的希望却还是渺茫着，他的耐心被一天天耗尽，甚至生怕自己不能活着走出去。一天，他找到狱友贾植芳，郑重其事地託付后事：“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我平生有两件事心里放不下，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写篇东西，替我说几句话，那样我死也瞑目了。这第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共计花了46块银元，是我出钱垫付的。那天来吃宴的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先生。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啊，希望你有机会的话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事，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都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写文章说我是捐班，是花钱僱人写的，这实在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託你代为说明一下为好……” 但据倪墨炎先生近年考证，萧伯纳来上海时，是宋庆龄由杨杏佛和她的秘书陪同驱车到新关码头（今延安路外滩码头），再乘轮船到吴淞口迎接，然后直接到宋庆龄家里的。陪同宴饮的，除了几个国外记者，几乎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根本就没有出现邵洵美的影子。 据鲁迅记载，在宋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的，连鲁迅和萧伯纳在内共7人。1933年2月17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復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 斯沫特列后通译史沫特莱，是美国着名女记者。木村毅是日本《改造》月刊记者，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要鲁迅带他採访萧伯纳的。从鲁迅日记可知，入席者还拍了照。这张照片后来发表的地方很多，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5卷中有，各种鲁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庆龄照片集中都有，也是7人，没有邵洵美。日记所记，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请客的可能性：鲁迅“傍晚归”，萧伯纳也在傍晚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 那天下午两点，在一个叫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召开的欢迎会上，邵洵美代表世界笔会中国支会向萧伯纳赠送脸谱和戏装等礼物，是有在场的鲁迅、张谷若等的记录文字为证的，至于“功德林”请吃一事却是他囹圄中回忆往事时的“记忆移植”。是邵洵美故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吗？还是记忆力的衰退使过去的人与事在大脑里出现了叠影？是耶非耶，歷史总是这样弔诡。 等到出狱和家人团聚，已到了1962年的仲春。邵洵美的头髮全白了，严重的哮喘让他体力虚弱行走艰难。但当他捧着盖着大红印章的证明他不是特务的一张纸，他还是想跪下来。唉，什么时候起膝头变得如此软弱？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去往神仙的宫殿 楼下的院子里有棵法国梧桐，4月开花，9月就木叶飘飞。日子在一天天地流淌。出狱后的邵洵美变得不太爱说话，经常一个人躲在小楼朝北的那间小屋里。有时译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就是静静地坐着。 长子祖丞是时代中学的英语教师，因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了三年刚回来，离了婚，单位又没房子，睡的是家里的地板（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了父亲）。女儿如愿嫁了一个医生，迁往了南京，不久就有了身孕。为了照顾即将出生的外孙，过了年，夫人也暂住到南京女婿家去了。 第34页 妻子不在身边，邵洵美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困顿。那个时期的一封家信中他这样嘆苦：“今日已二十三日，这二十三日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一次，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来上海看他，他想好好招待这位故友的妻子，却囊中羞涩，不得不把一枚吴昌硕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低价出售，换来了十元的酒菜钱。落魄至此，也真让人唏嘘！ 邵洵美很快就病倒了。春寒天气最难将息，他被喘咳折磨着，只能躺在床上，窝在被褥里，一开口就咳嗽不停。陈茵眉得知消息，只身一人来到上海照料他。 1967年冬天，邵洵美的老病又犯了，这一次哮喘得更厉害。可的松、强的松之类的药物因服用太久已不起什么作用，说话时，不得不手里捏着一个橡皮筒一样的东西，连按带动，向口里喷送空气，以帮助唿吸。如果我们没有记错，他的伯父，也是害这病死的。本来这种病只要易地疗养，一到冬天就去南方温暖的地方，还有望治癒。可现今的邵洵美，再也不是一掷千金的少爷，只能挨得一日是一日了。趁他病情略有好转时，家人建议去余姚乡下静养，他拒绝了。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与他血肉相连，就像他从前在一篇《感伤的旅行》的文章中所说：“此地有我的老家，有我的新居。它是一部我的歷史，它会对你说我自小是多么可爱，长大了是多么顽皮，成了人怀藏着多少的奢望。没有它，我对自己的过去会没有查考。” 过了春节，邵洵美休克了一次。调治了三个月，见有好转，就出了院。这一日，天微雨，他出院回家后写下了一首小诗：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他相信，自己已经看到过死神的面孔，它并不可怕，只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一片无以捉摸的白色，像雾，像无数道墙外的另一个世界，他甚至已经非常真切地看到了这另一个世界里的旧日朋友。 陈茵眉回江苏溧阳乡下忙她的农活去了，现在是夫人从南京回来服侍。他变得特别怀念旧时的光景，常常念叨那些死去或者活着的旧友的名字。有一个晚上，他让夫人烧了一桌好菜，说要等待徐志摩和陆小曼。善良的夫人陪着他等了大半宿，并记下了他的四句诗：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关门。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 夫人说他的这些诗作太伤感，他也真诚地检讨开了，把这些看作“毒草的标本”： 我这种东西写它做什么？对人对己全没有好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毛主席所写的诗词，哪一首不合乎这个标准？而我写的东西，哪一篇经得起考验？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我国歷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东西，它反映着某些人的思想，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一种毒草的标本，可以在需要时作反面教材。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参考资料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 听着院子里梧桐的沙沙声，他入梦了。他似乎真的听到了徐志摩的声音。徐和他大声争吵着什么，为了安妥诗中的一个词，或是为了书店经营的事。徐的一口海宁话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啊。梦中，徐的手指好几次点到了他的鼻子上，就像在剑桥一起同学时一样。他相信了，死者的确是会说往事的。死亡，无法使他的内心冷却，也没有让他的理智涣散。现在，对于他来说，死亡不再是黑夜的恐怖，而是白昼的伴侣。 哮喘病发作的间隙，他在床头翻读的是一本安徒生的童话，《夜莺》。玫瑰丛中的夜莺，让他想到的是那些清风一样透明的日子。可惜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西窗的斜阳穿进来了，一粒粒舞动着的灰尘也仿佛是红色的。隔着蒙了水汽的窗玻璃，外面的喧嚣成了梦境。他轻轻读出了声。夫人在一旁劝止不住，听着也落泪了。 于是夜莺不停地唱下去，它唱着宁静的教堂墓地——那儿，生长着白色的玫瑰花。那儿，接骨木树发出甜蜜的香气。那儿衰草染了哀悼者的眼泪。死神这时眷恋起自己的花园来。于是他就变成一股寒冷的白雾从窗口消逝了…… 他曾经这样说：“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命运，神仙的宫殿决不是我的住处，啊，我要醒，我要醒，我要醒！”临到终了，他吟起这句子，才发觉自己或许是曾经明白，但始终是没有醒来，即便是从贵胄的云端跌落到人间的烟火中。这一生真的是一个弥天大梦？ 因此他决意等待，不再挣扎，任由那片白雾一点点地把自己包围。谁说它是冰冷的呢？或许缠绕一身的白雾是温暖的，像他余姚老家盛产的棉花，他一坐进这棉花堆里，这一片白色就会温柔地把他浮载起来，而他那已记不清面目的祖父，会在远处喊着他的小名向他走来。他的生命不会是一场风暴。这一点他明白。现在他只愿像院中的那棵老树，生、老、病、死，走过人世间的六道轮迴。如果这一切已不再能变更，那就快点到来吧。他在心里默默地喊着。 第35页 1968年的暮春到来了，这是一个万物明亮的季节，郊外已是麦黄草盛。立夏将近，地气回暖，邵洵美的肺原性心脏病加重了。到了夏至之日五月初五，哮喘又发作，来不及送医院，就颤抖着手指说不出一句话来。一家人看着他徒劳地在病榻上挣扎，却无以援手。延至次日，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终于与这个看不清道不明的世界作别了。 这位当年上海道台的大孙子、曾继承了上千万家产的诗人和翻译家、出版家，入殓的时候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买得起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双新鞋，送他“上路”。 夫人在悲伤之余还得处理他这些善后事宜：欠医院的医疗费四百余元，欠房管处的一年半房租六百元，以及私人借款五六百元，等等。 他往死的样子，十分平静，就像是往净土一样。死亡在最后一刻终止了痛苦。他的诞生日（旧历月日）与逝世日（新历月日）竟是同一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冥冥中的巧合。他真的去了“神仙的宫殿”了，家人的涕泪和呜咽，在他仿佛是登天的神舞仙曲。 至此，对一个人一生的叙述也将要结束。当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他和一批同样年轻的才子生活并成长于战火和革命降临前的中国黄金岁月里，尔后，我们看到他萌芽中的文学天才迅速地被掐灭了。我们的主人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绅士？海上才子？浪荡子？三流诗人加摩登男子？出版家和招摇的文学纨绔子？一个爱惜羽毛又不小心沾上了一生洗不去的污渍的人？那些事件、变化着的环境，成就着一个人，也禁锢着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面目往往变得模煳，倒是歷史总是要挤到前台来。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附记：余烬的余烬 日前看到署名celine的文章，《上海滩最后的“小开”》，记载了邵洵美的长子邵祖丞在新时代的生存境遇，摘录附记于后，也可算作“余烬的余烬”： 50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有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那时，“左”风未兴，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还是件很时髦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儿子，那时20来岁。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当时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他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版国外唱片。只是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选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邵祖丞只好怏怏地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恆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也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肃反”的时候，因为他曾参加过一个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稀里煳涂地就被划为“歷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邵洵美被捕入狱，受父亲案子的株连，邵祖丞也跟着沾“光”，从校办工厂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 这期间，他的母亲离家去了南京大妹家，在外界压力下，他的妻子——一个端庄、秀气的中学俄语教师——也和他离了婚。 邵洵美的问题在三年后总算审查清楚了，宣布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无罪开释，他的儿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松江农村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后，邵祖丞终于得以返回中学教书。但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四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像邵氏父子这种人註定是跑不掉的，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子是“牛鬼蛇神”，所谓一丘之貉说的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家。邵祖丞在学校里被斗得要死，这是因为，一，他是资产阶级、封建官僚的孝子贤孙；二，这人教英语课时居然全部用英语讲课，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什么？父子两人被赶得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屋里只有一张床，邵祖丞只好睡在地上。工资是早就停发了，只好靠着一点生活费苟延着时日，还得提心弔胆去应付那些无休止的批斗检查和抄家。 第36页 晚年的邵祖丞，退休后住在10平米左右的亭子间里，这个当年的新潮音乐追逐者已经远离了音乐这一人世间的奢侈物。他每天自己买菜、煮饭、洗衣，每周还要安排三天，为中学生补习英语，藉以补贴家用，因为退休工资毕竟太有限了。没有学生来的时候，他多半是一个人呆在他的亭子间里，看电视，抽菸，静静地想些什么。 celine的职业是记者，她总是习惯于打量别人的生活。作为一个有着怀旧情结的年轻人，她对大家族后代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她踏着阴暗而逼仄、吱吱作响的小楼梯找到闹市一隅那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再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歷史老人了”。这个在流行歌曲中长大的年轻人，惊异于老人能以如此超然和淡泊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家族的变迁。上述採访中，不时有学生进来找老先生补习英语。 或许是故事结局的过于悽惨让celine神情落寞了，告别时，过意不去的老先生这样安慰她：“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没有失败。况且，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邵家和盛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邵、盛两家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上半辈子，已富了四代了，严格来说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该吃点苦头了吧。所谓便宜不可以占尽……”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福，又名平復、少雄，笔名有金桥、赵横、刘志清等。 1902年9月28日出生于宁海城西。“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给柔石以深刻影响，后参加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走上文学之路。1925年元旦，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同年2月，赴北京大学旁听，专修哲学、英文，兼听鲁迅所授之《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第二年因经济拮据而离京南归，为职业奔波于沪、杭、甬之间。是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甚为震怒，作散文《诅咒》及小说《旧时代之死》以抒愤。1927年执教宁海中学期间，自编《国语讲义》及《中国文学史略》授课。翌年6月间离乡去沪。 在上海，经王方仁介绍结识鲁迅，创作益勤奋，先后出版《三姐妹》、《旧时代之死》、《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小说，并翻译苏联及北欧文学。是年冬，在鲁迅领导下创立朝花社，发行《朝华旬刊》、《艺苑朝花》诸刊物。1929年初受鲁迅委託，接编《语丝》。翌年2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后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5月，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以“左联”代表身份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牺牲。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1） 他的父亲起先是个农民，他的母亲，是宁海县城一家小豆腐店老闆的女儿，到这个叫福的男孩出生的第二年，他父亲在城里西大街的市门头一间租来的屋里开起了一家贩卖海鲜的咸货店。店号“赵源泉”，显然寄託了把这个小店视为赵家日后经济生活来源的期望。这种江南县城小商人家庭式的拮据、勤俭与操劳，以后将一直是这个男孩成长、生活的经济背景。那是新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天朝正背负着巨额的赔款趔趄前行。在这个古称“缑城”的浙东小城，一个叫王锡桐的乡村秀才带领愤怒的农民烧掉了传教士的天主教堂。一把火的后面又是13万两白银的赔款，这给本就年成歉收的萧条日子又降了一道寒霜。但恰逢这个男孩出生的那年（1902年，时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年景还算不错。那时他们租住在城里西方祠前一个华姓人家的房子里，站在华家大门前望去，稻田一片金黄，男孩的外婆不禁喊道：呵，好个熟年儿，一个上好的熟年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属虎的男孩出生时的吉兆将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4月是个残忍的月份。当唿啸着南下的寒流驱跑了前几日还酒浆一样流淌的春阳，天地又回復了隆冬时的萧瑟。2002年4月，我来看他，双脚沾满泥泞。站在许广平题写的故居门前，放得很轻的脚步还是惊飞了庭院里觅食的一群小鸟，扑喇喇地飞上屋顶。其实也只是来看他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那几间屋子。看了他的房间，他的床，他用过的桌子椅子和识字课本，我很快就出来了，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山城里走。一只黑狗不紧不慢地跟着我。就这样来到了那条沿城而过的大溪边上。雨后的溪水奔涌得浑浊而激情，看着灰色的天空下挤在一处的闾里人家，忽然想起电影《早春二月》里，孙道临演的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也是这样的天气。溪水打湿了脚，这情景让我很不相干地想到鲁迅当年说《二月》时的话，“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回去的时候，大巴又经过了那几间上午造访过的屋子，小桥边，一个瘦小的老妇人向我们招着手。风很大，她一直目送着我们。她的头髮是秋后经了雨水的稻草那样的一种苍然的白。同车有人说，她就是柔石的女儿。她？女儿？有一瞬间，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个老妇和印象中那个还不脱稚气的青年联繫起来。是的，死者是不会老的，时光的箭矢再也不能穿过他，在时间的河床里他是永远的三十岁。而那个看起来像他祖母一样老的他的女儿，还记得年轻的父亲的音容和笑貌吗？那一刻忽然心里钝钝的撞了一下，为这个家族的故事，也为流动的时间和停滞的时间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的相遇。我忽然感觉到了他，一个年轻的生命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我走进那幢百年老屋时并没有如预想中的出现。它的出现，全然因为那个站在风口在我的视野里变得越来越小的老妇。 第37页 好了，接着来说他的故事。因家境的拮据，这个小商人家的男孩十岁才开蒙。小学校的旁边，就是那个被明成祖朱棣磔杀的方孝儒方正学先生的祠堂，男孩不知从何处竟觅得了这个道德家的一帧木刻画像，题上“永远保存”，装上镜框挂在了自己的居室的墙上。好多年后——那时他已经死了——鲁迅这样说到他和那个缑中乡贤：“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顺便提一下，男孩的出生地宁海，清代辖属台州府。 男孩小学毕业就到台州去念书了，可是那所学校学费昂贵，他听说省城杭州有一所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以享受官费，就决定中途退学自修，准备报考那所学校。1918年初秋，改名为赵平復的少年从北乡的薛岙埠头坐上“宁波航船”，转道宁波从招商局买了一张开往上海的轮船票，到了上海又坐上开往省城杭州的火车，来到了位于西湖边上旧“贡院”院址的浙一师。同学多为贫苦子弟。学校不仅免学费，而且食宿便宜。赵平復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向父母汇报在学校里的心情，“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因为一种道德使命感的驱使，他的日子过得像一个苦行者，“于身体则晨昏谨慎，饮食适宜，于功课则克勤自进，努力前行，修养品性，完善人格……”到读书的第二年，寒假回家，赵平復就和老家一个老童生的女儿结婚了。这个还未脱尽童稚味的青年很快就做起了父亲。可在他毕业前，他未满两周岁的儿子染上了麻疹——“鼻息的唿引如风箱一般”——针药无效，竟然夭亡了。接到消息时他在杭州，他感到“心，如蔽了一张黑布那样”。 他变得怕回家。放假了，同学星散，他一个人待在空旷的校园里，要么就在夜色下的西湖边像个疯子般乱走，走得心力交瘁了才回到学校，把自己交给逼仄板床上的睡眠。一边是夫妻间的琴瑟异趣，一边是年轻人对爱情的天然的嚮往，这撕心般的纠缠中他只有把自己交给或许也并不可靠的文字，涂抹日记以遣闷怀。同学都在轰轰烈烈地恋爱，那湖边的爱情带着江南水汽的迷濛，也带着那个年代新青年的革命腔加文艺腔。只有他，只是“看着时表的空跑”，“过的是渣滓的生活”。西湖边上的春梦，虽说醒来后了无一痕，但在梦里抱着“伊”，“久长的kiss”，纵是醒了也还是如饮过葡萄酒一般的酣畅的，也难怪他不想回去了。 可是又有谁逃得过生计问题呢，革命家不能空着肚子去喊口号，恋爱家也不可能兜里没有一点下馆子的钱就去泡女生。马上就要毕业了，同学们聚在一起谈以后的志向，赵平復同学说了一通云里雾里的话：“我，好比是几何学上的所谓的点，有位置而无长、宽、厚，有时它渺不可言，在轻尘中飞盪，实在毫无意义，有时它会扩充到无限大，穷宇宙所不能盈。真正的我，应该是几何学上理想的点，能过一点，可作无限长之直线，通过一点，可作一任意形状的曲线。”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设在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这年7月初，赵同学取道上海，坐了八个小时的慢班火车到南京，冒雨去报名时得知报考有两千多人，而实际录取不足五十人，又被告知若录取需学费60块银洋，一腔热望好似给雨浇了个透湿。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2） 落榜的消息是意料中的，但赵平復还是感到“死神的翅膀在我头上拍着”。不得已，到了9月，由一位朋友举荐，他应聘到杭州葛岭一个姓应的留法博士家，担任应家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1923年甫出校门的青年赵平復的心境是灰黯的，世界正是末劫之年，满目疮痍的河山，即将被赶入尘世的焦虑，使他在这一年的旧历正月初一就发出了这样的郁愤之声： 军阀专横于朝，贪吏欺诈于市，而一部分人民又遇焉不敏，甘心于自苦，辗转于水深火热，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1923年2月16日日记） 而奔走途中的风雨飘摇也成了他步出校门后彷徨无依的内心镜像，其间流露的颓废心情几近于郁达夫式的“沉沦”了： 秋雨滴滴沥沥的落着，正如打在我的心上一样，使我的心摇曳出和秋同色的幽秘来。（1923年11月16日日记） 这已有了成年人沧桑感的“和秋同色的幽秘”，比之一年前不识愁滋味的“天云的变化，不要惊破我心，阻止我的去路，那些微波细浪，总能战胜它”（1922年5月22日日记），心境的起落实在霄壤之间。 第二年春，妻舅吴文钦帮忙联繫，赵平復应聘到慈谿普迪小学做教师。这是由旅沪金融家秦润卿开办的一所小学，由“普迪学会”（类似学校基金会的组织）委聘校长，按年拨给办学资金。据闻当时的校长只知一味剋扣敛财，给教师的年工资压低到了只给60块银洋。但赵平復在这里还是得着了所谓的“小学教师的清福”，这情致就是他在日记里所说的：晚餐后，十余位同事聚坐在牵牛棚下，嚼着杨梅，喝着白酒，自由地谈，任情地唱，互相说些个人经歷的不平，而此时，微风吹动白衣，远处的晚灯透过牵牛花架的叶子投在身上，一个个都像白衣飘飘的天使（见1924年7月3日日记）。 第38页 这期间，赵平復把以前写的一些小说辑作一册，取名《疯人》，于第二年元旦在宁波华升印局自费印刷出版。他颇为乐观地估计，卖了书就能收回钱款。但这本不起眼的小说集的上市，在这座终日喧响着算盘声和桐城派古文的诵读声的海边小城几乎没有激起一点回声。因薪水微薄，购买图书报刊又花费甚大，他只好回家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反而亏损了一百几十银元。就在此时，他的又一个儿子出生了。 接下来是为期大半年的北游。1925年2月中旬，无业青年赵平復做起了“北漂”，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两科，也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此时的经济状况如下： 由父母寄200块银元，与好友邬光煜同住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隔壁是潘漠华和冯雪峰合住），每月食宿费20—30元，购书的钱至少10元。到北京，他本来是想一边做些文章去卖，一边等小说集《疯人》卖完，可大半年过去了，他让书局结帐，寄来的钱还不满5元。“囊中时空”，有时竟然窘迫到了“没有早餐的钱”。只好时而打一些抄录、校对的短工，以补生活之用。穷困再加疾病，他连死的念头都有了，在一封写给好友陈昌标的信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话：“自己时想投北海以自决者。” 这一期间，青年赵平復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我现在究竟算个什么人呢？”学生不是学生，职员不是职员，工人不是工人，最后他依吴稚晖先生的说法把自己自嘲作了一个“野鸡学生”。北大于2月22日开学，听课一学期后，9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又可谋一个好的前程。他父亲也是望子成龙心切了些，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上一个大学要多少费用。赵平復回信说，“復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到第二年初，终因病且财力不济，只得怏怏地离开“苦闷的北京城”，回他那个“绿色的海滨”了。北京是这么好待的地方吗，北京，是你一进去就想着总有一天会离开，离开了又觉得住过的一个地方啊。 南归后的一段时间，生计的鞭子驱赶着赵平復频频奔走于沪杭道上。在上海，他邂逅了也正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一师同学汪静之。两人在宝兴路悠远里合租了一间小屋，一边切磋文艺，一边寻找就业的机会。此时，赵平復认识了一个叫王方仁的镇海人。此人身上一股子商人的机灵能干，据说有个哥哥在上海的四马路上开设了一家教育用品社。王方仁正联络几个同道谋划着名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与赵平復一说，赵当即高兴地表示愿意参与。他们的计划是，拟找10个朋友，每人出资100银元，集资开办费1000银元。在一封家书中，赵平復颇为乐观地估计：“如此举成，则儿偕二三友人将至杭州筹备，是则下半年即可招收学生矣。儿之友人中，多半做过中学教师，努力办一初中，当不无相当成绩，此可断言也。如此初中能办成而完善，则儿辈此后之生活，高枕无忧矣。” 但创办私立中学哪里是容易的事，身体的困顿再加心力交瘁，赵平復病倒了，还时有咯血。秋天回乡养病，父亲埋怨他说，一个才25岁的青年，竟这样憔悴，连背也驼了。“你今年正二十五岁呀，正该是壮气凌人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么？你却带了一身的悲与痛，躲避在家里，负了百万债似的，什么心事呢？谁给你有委屈吗？还是你怨自己之不得志？”终日飘荡着中药味的屋子，哥嫂的不解，侄儿辈的嘈杂，让他觉得这家里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了一天了。他频频在向外面的同学和朋友发信，希望有个“做事吃饭的地方”。封闭的环境最易于使人的思维走入极端，他竟然还有过吞金自杀的荒唐念头，只因金子太贵不易到手才作罢。 已经年老体衰的父母，决定把家产分给平西、平復兄弟两人。分配办法是：兄长平西得西大房住居，并继承“赵源泉”店铺；平復与父母住西厢，分得500银洋，作为股金存入店铺，支取分红。赵平復那时已是家乡中学的一个教员，对家中日常经济生活从不过问的他，或许是愧于自己毫无建树，对这次分居析产“心甚悲苦”。他时常独自步出县城西门，登上崇寺山，那里埋葬着他一个早逝的朋友。和死者的对话庶几可以抚慰他内心的难言之痛。他为亡友的荒冢摄下一张照片，背面写下的题记流露了他那时的悽苦心情： 1927.3.14，父母将予与西哥分居，杂事纠葛，心甚悲苦，以此常至崇寺山绕友仁夫妇墓徘徊。墓周五十步，每次必六周，很能体贴生死之滋味。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3） 赵平复本就性格内向，敏感多虑，在学校也少与人往来，分家让他感到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抛进了险恶的世道，竟至到了“体贴生死之滋味”。这些日子他聊以自遣的，只是埋头修改前些年写的一个长篇《旧时代之死》。他的想法很美好：希望卖了这部作品能到法国去。 可能是近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使然，旧属台州府的宁海人的血液里总是喧腾着造反的因素，未几，一次失败的农民暴动涉及到了宁海中学。那时赵平復刚刚出任教育局长，同时还兼着这所学校的课。看着学校封闭、解散，同事遭难、星散，心灰意冷的赵平復也不想做这个小官了，找了一个藉口单身出走，跑到上海，在法租界内租了一个亭子间住下。说是“赴沪谋生”，其实也是前途茫然的。夏天他写信到老家，说是正在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支持。父母把他存放在咸货店里的500银元寄给了他。不久，他又写信来，说是500银元还不够盘缠（当时赴欧起码要1000银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嘆，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他在信里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元用，来迴路费每次要二百。……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 第39页 好在也不是全然断了希望，上海之行虽说仓促，赵平復还是带出了“用毛笔誊写得非常漂亮”（林淡秋语）的那部长篇手稿。初到上海的两个月里，他把这部稿子重新修改了一遍，并端端正正地在书稿的最后一页签上“1928年8月9日午前誊正于上海”。两天后，在一封写给兄长平西的信中，他报告了这一消息，“夙兴夜寐，努力读书作文，目下已将二十万字一书着好”。在这封信中，他还隐喻自己虽然羁身上海小小的亭子间，但那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这条胸怀吞舟大志的鱼儿一定会游进更广大的海域。 这部气氛悲苦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朱胜禹的青年在贫穷和疾病的双重挤迫下心理变态，最后在未婚妻自缢后服毒自杀，写作者自身和时代的病症使得小说的叙事像一场咬牙切齿的诅咒。他在小说前面简短的自序中，流露了表现“时代病”的野心： 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过程……我就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遣恨，结构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是我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苦闷与唿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愤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一天，从广州中山大学来沪的旧友林淡秋来看他，问起目前生活如何，以后怎样打算，他从抽屉里取出了那两大厚册的稿子，翻了翻说，“暂时只有靠这部稿子了”。朋友问他，找好出路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打算去找鲁迅先生。” 同年8月，赵平復在一封给兄长的信里说：“近日此间亦有一中学聘弟，如月薪有八十元，福即允诺，若太少福决不就，仍自求读书作文，为前途计也！此信一到，望西哥为福设法（银）洋五十元寄下。”过了些日子又去信说，中学教书的事也靠大不住，倒不是为钱的多少，而是因为有别的缘故，实在是不想去了。“沪外友人，虽时有信来邀弟，而弟情愿在沪谋生，并望一有机会，即赴海外读书，故不愿离此。”“但求人不如求己之态，愿自己吃苦，自己努力，开闢自己之路！”（1928年8月11日柔石致赵平西信）有一种说法是，他那时认识了鲁迅，鲁迅劝他不要去中学教书，专心文学，并把他的稿子寄给了北新书局。 1928年9月27日，赵平復的名字首次在《鲁迅日记》上出现。这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周建人、许广平、王方仁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赵平復也在被邀之列。这显然不是赵平復初次与鲁迅相识，三年前，他就在北京听过他讲《中国小说史》，但对鲁迅来说，这个操着一口浙江话的模样淳朴的青年是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或许是他的淳朴，也或许是他殷殷无助的眼神让大师动了恻隐之心，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同乡，慨然应允一定会细细看他这部长篇的稿子。 这年9月，鲁迅从靠近宝山路的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迁居到里内18号屋，他随即就想到了这个居无定所的青年，介绍他和厦大的学生王方仁、崔真吾一同租下他刚刚搬出的屋子。考虑到他们在上海都没有眷属，饮食多有不便，还叫他们来与自己一起搭伙用膳。在日记中赵平復这样叙述他在鲁迅家吃饭的感受：“好几次，我感觉到自己心底是有所异常的不舒服，也不知为什么，可是在周先生吃了饭，就平静多了。”他说出这样的话也应该不是对一饭之恩的奉承：“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知识。” 赵平復按捺不住兴奋，致信兄长说：“福已将小说三册（《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信中还说：“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元，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元，以廿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元，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1可见当时他每月维持衣食住行和零用购书的基本生活费为30元，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元左右。 鲁迅悉心看完这部书稿，贊之为“优秀之作”，并慨然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1928年10月，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当时上海各书局所订的版税通常为15%-20%）。他以前的《疯人》是自费出版的，像这样由书局正式出书，有版权又有版税的收入，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他给兄长写了一封空前长的信，详细说了“卖版权”还是“抽版税”的情况： 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一百本的书，分给你二十元。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元，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元，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元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第40页 其实像赵平西这样一个小县城里的咸货商，哪里搞得清他兄弟说的什么版权版税的，赵平復只是想有人分享他的快乐罢了。一个嘆贫嗟苦的青年，现在总算有了“自由撰稿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文学界的承认（虽然他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2元，在作家里面是属于比较低的），经济和文艺命途上出现的这一线光明怎不让他欢欣雀跃呢。经济上的初步自立连带着说话的口气也壮了不少：“福总想做一位于中国有贡献的堂堂男子，我现在已经有做人的门路了，只要自己刻苦，努力，再读书，将来总不负父母之望。”他给日后的自己定的做人信条，一是忠于文艺，二是如有金钱的余裕，就补助于诸友。 赵平復把那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报告如下：“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抽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 为了多多进款，他就要让自己像磨道上的驴子一样不断奔跑，不停下来，以至于“每夜到半夜一二点睏觉”，“一边吞胃药，一边再写”。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4） 那一时期他在致兄长的一封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元计算，每日可得国币4元，如能顺利卖掉文章，则每月收入可达国币120元（合今人民币4200元），赵平復那时候的收入也应该是颇为可观了。 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是知识者言论自由的后盾，也是一个作家心性自由的物质基础。赵平復就这样成了当时一个左翼自由撰搞人的典型。 迷惘的时候，这些青年想到了合伙办刊物搞出版，二三十年代的文艺青年，到了上海不卖文、不办报刊就好像白在上海混了似的。他们想好了，合伙建一个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以后再陆续出版图书。特别是王方仁说到他哥哥开的“合记”教育用品店可以帮助先垫付印刷的油墨、纸张，还可以帮助代售，他们更是好像看到了成功的样子。开办的时候说好每人股金50元，鲁迅参了一股，拉许广平参了一股，赵平復的那一份，因一时交不出钱，也是鲁迅垫付的。所以鲁迅在里面参到了一大半。取陆机的“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之意，“朝花社”就这样开张了，拟办的刊物也就名之为《朝花》周刊。 尽管只是一本16开8版的小刊物，鲁迅还是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首期出刊，他为刊名“朝花”设计了美术字，还选用了英国版画家阿瑟·拉克哈姆的一个画来饰刊头。他手把手地教会赵平復他们如何编辑一本刊物：办刊物既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形式也要生动，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以压抑之感。他还帮助他们编选了一些近代木刻画的选集。 几个合伙人里，崔真吾在復旦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王方仁常东奔西走，实际都是赵平復一个人承担着编辑、制图、发稿、印刷的一揽子事务。可是王方仁那个开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给他们供应的纸都是从拍卖行拿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用来印刷木刻图版，质量次得没话说，自然影响了刊物销路。再加他欺赵平復不懂经营，“相信人们总是好的”，常常藉故拖欠书款甚至赖帐，以至刊物出到一年后竟出不下去了。赵平復只好用自己着译所得的仅有一点稿费去抵偿债款，鲁迅也赔了120元，至此社事彻底告终。 鲁迅后来回忆这事：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花，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里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经此挫折，赵平復觉得自己在这个坚固的社会面前还是太敏感太脆弱了，“神经末梢太灵动的像一条金鱼”。鲁迅像一个父亲一样告诉他“象的哲学”：“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1929年10月14日日记） 越来越沉入孤独的黑暗中的鲁迅，对他中意的青年自觉不自觉地流露着父爱的感情。这青年身上一种特殊的东西拨动了他的心弦，他对之的喜爱之情与日俱增。他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这个青年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每次会见友人，上馆子请客吃饭，更是把赵平復当作家人，邀他与许广平、周建人一道作陪。即便是偶尔的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也喜欢邀他同行。而赵平復，这个乖巧的年轻人，也总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先生的面前，问他有什么需代办的事，相帮着处理一些诸如寄书、寄信、汇款、去出版社取版税等杂务。当时鲁迅想搬家，他就一次次地陪同着去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蓬莱路、海宁路等处看房子。他成了鲁迅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在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温暖的记载：“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復雪峰同食”，“因有越酒，遂邀雪峰柔石”。即便是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这日，鲁迅到会演说，查这一天的日记，也有“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的记载。 第41页 他们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在不完整的《柔石日记》中，也载到百余次。就连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也看出了鲁迅对他那种格外的关爱，多年后她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他和鲁迅相扶着过马路的细节，是何等的温暖、动人： 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这期间，赵平復浙一师时的同学冯雪峰因遭当局通缉从家乡义乌避居上海，在他的安排下，冯雪峰住进了景云里甲11号。那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屋子的前门，冯每天晚饭后就在三楼阳台上张望，一看鲁迅家里没有客人，就跑过去聊天。冯这个“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人”（许广平语）后来说：“正是柔石的介绍，使我很快就能够受到鲁迅的指导和取得他的友谊了。”他也发现了鲁迅与赵平復之间那种超越于寻常友情之上的父爱式的亲情： 我那时感觉到，现在也同样感觉到：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敬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鲁迅先生也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似的对待他的。1929年1月的一个晚上，鲁迅问赵平復，明年的《语丝》，你去看看稿并校对，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去说说，北新每月会给你40元钱的编辑费，这样你的生活便安定了，此后也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赵平復想人的一生真的是由机会促成的啊，以前他也想把自己的短篇寄到《语丝》去，可是总怕门槛太高，编辑老爷们看不上，没想到自己现在居然要亲手编这个刊物了。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5） 1929年的春节，赵平復是在鲁迅家里和许广平、周建人等一起守岁过年的。这一天他回去后记日记：“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此刻是夜半后二时，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929年2月9日日记） 这年11月，赵平復的中篇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鲁迅为之作《小引》。合同规定抽版税20%。不久，作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赵平復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每月得编辑费30元。 此后经济生活日见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元，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元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每个“等成年人”每月16元6角7分，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另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1928年—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元，一般工资为15元8角；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元，一般为12元5角。此外尚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4—5口人，以两人同时做工计，一般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年工资约为336—384元，加上奖金和津贴部分，年收入估计在400元左右。而当时中国城市底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27元2角。照这样看来，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復的日子也算是滋润的了。 但赵平復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亏空的日子还是经常有，一遇到经济拮据，都是鲁迅帮他解决。翻检《鲁迅日记》，鲁迅就曾五次借款给他，合计达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除非是赵平復主动归还，否则他是不会开口索要的。 从没出过远门的“西哥”到上海来探望弟弟了，告知他家里的一切情形，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妻子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陪着兄长在上海玩了八九日，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给父母买了葡萄酒，给妻子买了法兰绒衣料和花帕，还给儿子买了皮书包和乳粉，都托兄长带到乡下去。 很快就到了他母亲六十大寿的生日，本来把吉期定在了十一月的初一日，因一些杂事缠身，他到家已是十一月初四日。尽管错过了吉期，家人还是很高兴。他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她坐在儿子从上海买来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把木质朱漆藤座靠背摇椅上，心疼地说，人来了就好，何必买这么考究的东西，路上又不好带的。在老家住了四五天，他又匆忙赶回了上海。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那个山海之间的小城了。 第42页 最后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是来年二月的一个深夜，我们年轻的主人公饮弹十枚，倒在了上海龙华的荒场冻土上。他在东方旅社被当局拘捕前的二十四小时，据说是这样度过的： 前一日的中午，在景云里吃过中饭，换上西装，对合住的朋友说要到外面开一个会，可能要住几日才能回来。晚间，去鲁迅家问版税的支付办法，鲁迅将以前与北新书局所订合同抄了一份给他。第二天上午，到永安公司右面隔墙一座三角形样式建筑的小咖啡馆里，出席左联的一次执委会。在朋友处吃过午饭，就匆匆离去赶赴三马路的东方旅社31号房，那里还有一个会在等着他。就在那里，他和其他七八个人被警察带走了，警察局的案卷上记着他的名字叫“赵少雄”。 得知他被捕的消息，鲁迅当晚烧掉了与朋友的信件，仓皇出逃，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全家避居到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公寓”。 后来，鲁迅这样回忆那个诀别的夜晚：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着，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的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刚入狱时，他还有生的念想，且对形势的险恶估计不足，以为还会有获释的可能，在狱中想方设法托人带出了两封给同乡的信。其中的一封经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引述已广为人知：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背面附字——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另一封，鲁迅应也是亲见了的，但他没有抄录，或许是信中流露的强烈的求生欲望与监禁中非人的折磨之间的反差让他愤怒且悲哀，或许是信中惨苦的措辞让他不忍卒引，“赵少雄”入狱十几天后发的这封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在狱里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转託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需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祝你们好！ 雄五日 信发出后隔了一日，我们的主人公并他年轻的恋人，和其他二十二人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当局秘密处决。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青年赵平復的爱情生活 自从嫁到赵家，这个叫吴素瑛的女人就经常梦见自己被抛弃。梦中的场景一律是在春天泥泞的田野上，下着雨，她和小她两岁的丈夫一前一后的走着，回娘家，或者是去城外的村庄为病着的儿子去请郎中。雨不大，结在草尖上像闪亮的露珠。他们不住起落的脚踢得这些水球四处飞溅。忽然她抬头，或者回头一看，那个好端端走着的男人就不见了。她哭，她喊，可是无济于事，那个男人就像一片水汽化入了天地间的苍茫之中。 她知道，时光是再也不能迴转了。那一年，黄坛的元宵灯会初相见，她二十岁，他十八岁，都是花儿一样的年龄啊，她记得他会立马红起的脸，记得他把脸凑近她耳边时急促的唿吸，像一头雄性的小动物，咻咻地响。她还记得，他初次上她东溪的家，喝多了她父亲家酿的米酒，鼻尖上渗着细密的汗珠，给她的弟弟们讲除暴安良的侠义故事。真快啊，一下子就成了拖着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个他称作“我爱”的，没有照顾好，早早夭亡了，这是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对不往他的）。都这个年纪的女人了，她不再有别的奢望，只希望那个男人和别人家的丈夫一样，同出同入，点灯说话，吹灯作伴，和自己安安稳稳过一生。 可他总是不着家，先是省城读书，后来是北平上海满天下的跑，偶尔回趟家，也只知捧着一本书呆呆地出神，视她和儿女如无物。天哪，他会不会在外面有了别的相好的女人？听说城里的女学生现在胆子都大得很呢。这个念头一冒出，她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越是要把它按下去，越是要冒上来。结婚那么多年，尽管相伴无多，可她自信不会有别的女人比自己更懂得他：外表像绵羊，内心却潜藏着一只暴烈的老虎。她是知道他有个乳名叫“归山虎”的。她希望自己孝敬公婆的懿德终能感化这只一年到头游荡在外的老虎回家。 吴素瑛的父亲是个老童生，一生也没有考取什么功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可爱的小老头以读书种子自居，并把方孝儒方正学先生成天挂在嘴上。想当初，他不也是冲着那个咸货店主的儿子是个读书人，才把女儿嫁了过去吗？现在，正是出于对文化的过于尊崇的心理，那个嫁出去的女儿嚷着要回娘家来，跟表妹们一起上私塾念书。丈夫识字，自己不识字，这在她看来已成了横亘在自己和夫婿之间最大的障碍。 第43页 老童生说，你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不做家务，不帮翁姑持家，反倒要回娘家读书，招人笑话哩。但终拗不过宝贝女儿，让她留下了。塾师是个老妇人，除了教些打算盘、记帐，再就是如何给外出夫君写信的《女子尺牍》之类。这倒是投她所需。赵平復在杭州葛岭做家庭教师的时候，收到了妻子写来的第一封信。他后来说自己当时读信的心情，刚开始，“也似有昙花一现的甜味”，但马上——“悲哀就满浃了全身”。何至于如此呢？她后来也觉得自己太傻，怎么可以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什么担心变心不变心的话。果然他的回信是一番赌天咒地的发誓。第二封信，她学聪明了些，一边告诉他家里兄嫂反对她读书，以示自己要跟上他的脚步是多么不易，一边呢，试探着问他明年的打算。女人小小的机心谁能知晓啊，她真希望明年就随在丈夫身边，不要回这个家了。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人一到穷途，最怕你问他明天的事，果然，他的回信都带着一股怒气了：“你的明年，这四个字我早已预想过了，容易和艰难，就是痛苦与幸福所羁绊的我们未来的人生。”和女学生女友在纸上谈人生、谈未来当然是很惬意的事，可她又不是女友顾君或者李君或者柳君，能引得他的心“完全在信笺上舞蹈”，那是乡下的结髮妻子呀，谈什么？怎么谈？ 校园里女学生们银铃般的笑声把空气盪出了小小的漩涡，她们黑裙青衫的轻盈身影在教学楼和操场的小径上倏忽来去。这空气中到处飞扬着肾上腺激素和欲望的日子呀，这忧伤、绝望的青春期，汪静之们大胆直露得让人脸红的诗句正在校园里无耻地流行。满目的奼紫嫣红莺莺燕燕，已婚男人赵平復真要感慨自己过着的是“渣滓的生活”了。但也只是做做春梦，“从昨夜到今晚，却有两件可纪念令我心悦的事：第一，当然要算是昨夜的亲美梦，和一位——就是伊，拥抱着久长的kiss，就是醒了，还觉得全身如饮过葡萄酒，眠在爱人怀里一样。”（1922年10月26日日记）更多的时候，则是把性苦闷与婚姻生活的琴瑟异趣的冲突在日记中作一番自慰式的发泄。“种种意见和我不合，我的计划又难融洽。我本来知道所谓爱，是肉体上的一部分……夜里计算一夜的生命之帐，结果总是破产。我精密的判断——这是我恻隐之心太富的缘故，理想也被人道所支配了！现在想起，怕已绝了方法。唯一的路，走上周赧王所建筑的避债台了。”（1922年7月18日日记） 过年前两日到家，吴素瑛还在黄坛念书，家人火速传讯去，大年初一的早晨她回来了，脸让北风吹得红扑扑的。进入房门的一刻，他不由自主地紧握了一会她的手。待放好包裹，坐在床框，他迫不及待地拥抱起了她。她嘤咛了一声，你总是如此的，就红着脸跑了出去，扔下他一人对着屋樑发怔。他嘆息了：唉，到底是浸惯于旧风气的女子，不知日间的拥抱，更甜美于夜半的亲吻。在家住的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在白天抱吻过她。 知道了妻子在黄坛念书的大概，赵平復心里忽然起了一丝感动。他说，还是我来教你吧。吴素瑛以为他说着不当真的，没想到接下来几天他真的编起了教材。他为她选的白话文是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古文是《春夜宴桃李园》、《秀州刺客》几篇。她埋怨道，这里一篇，那里一篇，翻也翻不着，怪讨厌的。话这样说着，心里却是喜欢的。他作发恨状，那就去抄起来！她抿嘴笑，你对学生仔也这么凶的？就不抄，抄是抄不起来的！她嫌“维特”里面的句子“如刺蓬般，扳来扳去，搞不清楚”，他便又依着她，找来了《红楼梦》。这闺房调笑的一幕在他们的婚姻里可算是最动人的了，但一下也就过去了，更多的时候，倒是隔膜着，两颗心之间忽近忽远的，像漂移着的大陆一样越来越觉着远了。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是应该的么？”（1） “半年所赚的钱，非但一文没多，倒要从家里汇去，并不见你买回好东西，不过几本书而已！” 这样的一连串诘问下，赵平復直觉得自己在家里成了一条灰头土脸的狗，直不起腰。后来的去上海，不管什么堂皇的理由，有一条就是想避开这个女人。在外两年多了，时间没有消去他对她的不满，竟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想想妻的不会说话，常是副板滞的脸孔，有时还带着点兇相，竟使我想得流出眼泪来。……冷静一些，旷达一些，朋友已说我现在能这样恬淡静默做人，和以前的多感、烦恼、处处发现情愫冲动，已相差很远了。但我的内心，火焚的内心，谁知道！”（1929年1月19日日记）而此时，他已在半冷不热的婚姻生活中捱过了近十个年头，并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 大哥平西去上海看他回来，带来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家人也和吴素瑛一样，不知他一个人在外面做着什么紧要的事，但汇来的钱毕竟是看得见的。他托大哥给她带来的法兰绒外套和一方花帕、给孩子买的皮书包和乳粉，这一切让她相信，他心里还是有她的，有这个家的。可是她还是放不下心来，他在外头会不会有别的女人？这个念头一天又一天地折磨着她。 第44页 初冬的天气变化无常，两个孩子都病倒了，求医问药，端汤送水，搞得吴素瑛人都消瘦了不少。偏偏有一天在村头听到有人在说，她丈夫在上海和某某好上了。本就疑心的她，这下一心要赶往上海了。急得公公只好写信给儿子，让他无论如何回家一趟，安定家人之心。接到父亲来信，赵平復在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弟妹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素瑛一心要外出，意不愿任我一人在外，逍遥自在。于是母亲叮嘱年内归家一次，以安家人之心。我读了信，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赵平復向朋友借了五十元寄回家，本来以为可以聊作安慰，没想到女人还真说得出做得到，就拿着这五十元钱作盘缠，抱着最小的儿子跑到上海来找他了。 见妻子大老远的跑来，赵平復自是好言劝慰。住了几天，她也觉得市尘嘈杂的上海远没有乡下来得清静。看丈夫那么老实相，也不像有女人的样子，再加住房狭小，儿子又是屎又是尿的，搞得日子很狼狈，她就想回家了。那天，赵平復一手抱儿子，一手提藤箧，送她去十六浦码头坐船。刚出门的时候天还阴沉着，到得码头，天竟下起了雨。怕她们娘儿俩淋着，他又折回去买了一顶油布伞。吴素瑛也是个容易满足的女人，看他一来一去跑得满头大汗的，她心里头又是甜蜜又是痛楚。 不幸的是，女人的直觉往往是对的。敌人果然已经出现，只是她一直蒙在鼓里罢了。那是个姓冯的女人，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冯铿，还有个女人味很重的名字，岭梅，广东潮州人，正当二十四岁的妙龄。这个文艺女青年长得也像她的名字，浓眉大眼，貌似男子，不喜装饰，而爱辩论，从不拿自己当女人看，据说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要学秋瑾。冯女士在潮汕的时候本就有一个恋人，叫许峨，是一起做小学教员的同事，两人在那边因赤化的嫌疑呆不下去了，才一起跑到上海的。感情的事也真说不明白，冯女士跑到景云里蹭过一顿饭后，竟一门心思迷上了那个清清瘦瘦的江南书生。看起来柔石对她的印象不错，称她是“烈火般的性子与秋水般的心灵荟萃于一身”。就在吴素瑛来上海探夫之前，冯女士已经是景云里的常客了，不久前，他们还一起跑到杭州西湖玩了几天，用他们的说法是，“度过了几天欢快的时光”。 他们曾带着几枚产自广东新会的橙子去拜访过鲁迅。鲁迅对冯女士的第一印象并不佳，“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谈了一会天，鲁迅还是觉得这女子“很隔膜”。“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这是鲁迅对她的初始印象，很不幸这印象到她死了也没有改变。而且他疑心，柔石那时候说要“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要做大部头的小说，也是来自这女子的主张。他终于发现除了自己，还有一个女人能够影响他一向视作儿子的柔石了。 有谁能阻挡一个热情如火的女子向着爱情飞奔？除非她自愿停止这扑火一般的飞翔。冯铿这样向他倾诉，“自第一次碰见你便觉得给你吸引了去”，“你把我的精神占领了去”，“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这如火的情话，哪一个男子听了不动心？柔石的小说《二月》完稿了，第一个给她读，她几乎把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陶岚看作自己的化身，而他理所当然成了“萧涧秋”，那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青年才俊。这样的比附连她自己也觉得“不可救药”。真是个罗曼谛克的女子！他们经常见面，还一起开会，可她总嫌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坐在有轨电车上也没忘了忙中抽闲写个条子给他：“这是我要告诉你的零碎的话句：我的金鱼本来是黑色的，但这几天已渐渐变成红色的了！你看，多漂亮的信笺，我好像在你的心上写着一般，一坐下来，你便使我空虚；同时，把这空虚充实了的也是你。”过了些日子，甚至还弄出一首请託终身的七绝递给他看： 天涯何处託孤枝？清冷门前柳叶垂！ 海燕年年来话别，多情唯有托相知。 一个女人向着男人敞开自身的时候，总是会絮叨她生命里一些小小的物事，小小的快乐。她想，我变得多唠叨了呀，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连她自己也觉得了慾念的可怕，它会让你抛开广大的人群，只想和爱人住在一个荒岛上。在情慾的煎熬中，她给他写信，问他：所谓爱情，是不是一定要离开群众的、神秘而玄妙的东西？一边又在矛盾的心情中，自责沉溺于缠绵幽婉的儿女之情的这样一种“可耻的心情”。 爱情让女人变得细心。她一直记着他的生日，只是埋在心里不说，到了他生日的那天，她出其不意地来了，只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没遇见他，只好留下字条，怏怏回去。他回来了，惊喜之情是不难想见的，把一个个空吻印在了她留下的纸条上。他连夜给她写信，称她“梅”，“我的小鸟儿”。安慰她“我们有明天，有后天，有永远的将来的晚上”。他说他现在相信了真理是单纯的，唯一的。两人都明白，这真理，就是两个人的爱情。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是应该的么？”（2） 第45页 已婚男人赵平復要有所行动了。他要努力做得像一个绅士，而不是一个卑劣的横刀夺爱者。第一步是给她的前情人写一封信。他称那个见过三次面的男人为“亲爱的同学、许峨兄”：你现在或者在怨我，在骂我，我都接受……一月前，冯君给我一封信，我当时很踌躇了一下；继之，因我们互相多于见面的机会的关系，便互相爱上了。在我，以于事业有帮助，但同时却不免有纠纷；这是事实告诉你我，使我难解而且烦恼的。在这封不长的信中，这个恋爱中的男人一面理直气壮地告诉情敌，“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一面晓谕于他：你若爱冯君愈深，你亦当顾冯君有幸福愈大，如果冯君与你仍能结合，仍有幸福，我定不会再见冯君，相信你不会强迫一个失了爱的爱人，一生跟在身边，我也决不会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肉慾。 赵平復带着胜利者的高姿态劝他，我们的全副精神，都应该放在和旧时代的斗争上，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事业，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 上海，真是个好地方，有革命，有恋爱。恋爱是为革命，因此愈是革命就愈是要恋爱。连大先生都与他的“广平兄”住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好顾忌呢，这就是开化，这就是文明社会。信发出没几天，左翼自由撰稿人赵平復（现在圈子里的人都叫他柔石）就和文艺女青年冯铿在静安寺泰利巷找了一处秘密的房子，正式同居了，时当寒风彻骨的1930年隆冬。 两个月后，在上海城外的龙华，一阵排枪洞穿了他们的爱情之舟。两人的血流在了一处。 夜色如年老的瞎眼的母亲， 抱着我感到一熘紧贴而凄凉的温存。 而我却几次地像一支白白小飞蛾般挣扎， 愿扑向那灯光自寻到了殒灭。 这几句谶言般的诗，正是柔石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的命运的一个寓言。他们不甘于黑屋子里的沉闷，为着对光明的渴望和找寻，终于不愿仅仅流连于小我的安稳而走上了一条更为危险莫测的命途，直至青春殒灭，韶华永逝。他们的生命如流星一样划过黑暗的天幕，留给生者的是永不忘却的记念。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附记：柔弱与坚硬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復。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復”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些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嘆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殷夫（1909—1931），浙江象山人。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笔名殷夫、白莽等。 1926年前后到上海读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加入太阳社。1929年离开学校，从事青年工人工作。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刑场就义。 第46页 早期诗作，忧郁而孤寂，大多歌咏爱情和故土。后主要创作政治鼓动诗，如《别了，哥哥》、《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我们是年青的布尔什维克》等。这些诗作以粗犷的音色和高昂的节奏，从正面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倾诉着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信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感。殷夫也因此成为继郭沫若、蒋光慈之后又一位重要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赞殷夫的诗是“属于另一世界”的，“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1） 1928年10月，少年殷夫出狱后乘坐一艘从上海开往象山港的小火轮迴到了浙东故乡。他对上海这座喧嚣之城的嫌恶，在面对故乡静穆和平的山水时终于爆发出来。此时已如一场噩梦般遥远的上海，在这个19岁的少年看来是“白骨造成的都会”——一个鬼狐魑魅到处横行的世界。 家人把他安置在城西的一处寺院里。 象山城的老街同年秋天，少年的小阿姐——一个叫徐素韵的省立女子蚕桑讲习班的学生，也回到了这座叫“丹”的江南海滨小城。因时任县教育局长的姐夫的关系，这个小女子得以出任县立女子完全小学的校长一职。她还写信邀来了在蚕桑讲习班的一个叫盛淑真的杭州同学做她的帮手。于是这年10月，浙东山地的红柿子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的季节里，已在省城杭州一所教会学校里谋得教职的盛淑真兴沖沖地来到了丹城。 谁都可以预料这个故事的方向：在少年和这个多愁善感的杭州姑娘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其实故事已经发生，事件的起始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一个夏天。这个当时还叫徐白的少年从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暑期无事，到杭州游玩，住在广福路他大哥的家里。徐素韵放假带了盛淑真来玩。少年羞怯的天性使他不敢与这个模样纤秀的女学生对视。直到两个女孩清泠的笑声在绿茵蓊郁的庭院尽头消失，他还没有和她说上一句话。不久，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这些混合着青春期激情和1920年代进步青年苦闷情绪的书信今天已不可寻觅，但有据可考的是少年从上海这座摩登之都向他的女友频频寄送了《奔流》、《妇女杂志》、《拓荒》这些当时的时尚杂志。 这是新文化的启蒙，也是爱情的启蒙。启蒙是必要的，因为那个年代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禁闭在整齐划一的校服里。但少年徐白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面容，提笔作书时更是无从忆想，只好似一个美丽的幻影——幻影中的女孩戴着一顶夏天的草帽，穿着白色大襟倒大袖圆角短衫和一袭齐膝的黑色葛裙，像传说中的洛神一样缥缈。 通信的结果是“徐白”成了“殷夫”（他同时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莽”）。这个同济大学德文预科补习班的学生，喜欢在每封信的信尾把“殷夫”两个字写得大大的。殷者，红也，不经意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红色系连在了一起。恋爱出诗人，他要做一个红色的诗人。 小阿姐徐素韵用心良苦，两年前她介绍小弟和盛小姐相识，又写信告知小弟要多关心盛，希望他们成为好朋友。现在她又把盛小姐从杭州邀来，安排小弟也来女子学校代课。但少年突然面对现实中的女孩却惊慌失措，再也没有了面对一叶信笺的轻松与自信。他们一道在女子学校教课，同桌吃饭，他却故意装出一副素不相识的冷漠。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又变回自己，把白天没说的话涂抹在一页页白纸上。从上海回到象山的三个月里，他写了20多首诗。在诗里，他小布尔乔亚地称盛“我的心”，“星”，“玫瑰花”，他思念，表白，狂想，忏悔。 不去爱近在眼前的美女却偏偏去和纸上的美女说话——现在的人也实在是看不明白了。其实说来也很好理解：一、青春期轻微的内心幽闭症；二、负罪感。 每个从青春期幽暗的长廊过来的人，大多会有程度不一的内心闭锁的经验，这一点不去说它了。说说少年殷夫在盛姑娘这件事上的“负罪感”，即他自以为“罪恶深沉”的“罪”是什么。 这一年他为盛淑真写的情诗里，死亡拖着长长的影子在游荡——“死以冷的气息，吹遍你的柔身”；“我蹂躏你，我侮辱你，我用了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这“罪”，跟死亡连在一起，既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又怕连累爱人。这话听来好像矫情了些，像文明戏里刻意安排好的一段爱情台词。但唯其是真实的，方显出少年的纯洁和真诚来。 以此“临终的眼”看去，人们习见的乡野上死婴的坟冢，那些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的“稚骨的故宫”，也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孩儿塔哟，你是稚骨的故宫， 伫立于这漠茫的平旷， 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 谐和着鸦队的合唱！ 呵！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 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白荆花低开旁周， 灵芝草暗覆着幽幽私道， 地线上停凝着风车巨轮， 淡曼曼天空没有风暴； 第47页 这哟，这和平无奈的世界， 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罩。你们为世遗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泪洗涤心的创痕； 哟，你们有你们人生和情热， 也有生的歌颂，未来的花底憧憬。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 你们的唿喊已无迹留， 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你们的小手空空， 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 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 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嘆声。幽灵哟，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 使那荆花悸颤，灵芝低回， 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蓦然飞开。幽灵哟，把黝绿的林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主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一个19岁抱着政治热望的青年学生，在与政府的冲突中已经两次入狱，这个现代监禁制度下的漏网之鱼，死亡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它一直紧贴着他的生命，像一个住在隔壁的小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墙而入。他嚮往红色，他选择了红色，红色是激情的，炫目的，也是危险的。少年殷夫要革命，也要恋爱，但恋爱就要把“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因此——爱，还是不爱，确实是一个问题。 1928年秋天，红色少年殷夫在象山半岛上的犹豫、彷徨、迟疑和不决由此而来。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2） 再叙述下去就有点索然无味了，因为它掉进了似乎早就预设好的红色经典叙事的模式：革命高于爱情，爱情服从革命。他终于决断了——“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宣词》）他要把自己的“微光”加入到整个“燃烧着的朝阳的旭辉”，直至“丧钟狂鸣，青春散殒”。想是这么想了，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放着这么一个美人在眼前，心就是硬不起来。那些诗稿也是深锁屉中，从没有勇气拿给姑娘去看。这就好似鞘中长剑，寒光内敛，伤不着人的——隐秘的语言还没有造成事实。一个还蒙在鼓里一厢情愿地等着你来捅破那层薄纸，一个却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把绝望的话语在舌底下盘来盘去就是吐不出口。这种情感的“悬搁”状态对谁都是一场疲惫不堪的折磨。1928年的年末就在这种看似永远没有尽头的拖延中来临了。这是江浙人所说的一个“烂冬”。邋遢的天气，邋遢的心情。惨白如盐的浙东丘陵浸泡在一场又一场的冻雨里，却没有落下哪怕是半片的雪花。就在这样糟糕的时日里，盛的父亲，杭州警察局的一个小科长从省城拍来电报，催盛速归，说是在省建设厅已为她谋得广播员一职。盛姑娘银牙一咬，即刻收拾起了行装，准备天一亮就离开这个叫丹城的伤心之地。 那个雨夜的情状在一本当地的乡土史教材中被描述得像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分镜头： 在昏黄的烛光下，盛淑真一件一件地整理皮箱里的衣物，整着，整着，回顾这半年来的生活，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希望的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哪知道…… 而此时的少年——“站在室外，冒雨徘徊”。 他想敲门进去，理智又制止了他。他在室外站了半个多小时，全身都湿透了，冷风吹来，牙齿格格打颤。 他终于没有如你希望中的破门而入。那不是1920年代的作派。那个晚上他又回去写诗了。怯懦和绝望使他对着一张白纸才有勇气叫喊。这句打动芳心的话盛姑娘要在三年以后少年真的“青春散殒”了才有机会看到——“你第一个勾起我纯洁的爱恋”。现在的恋人分手不咬牙切齿算好的了，谁还会有这样温柔的情话。 叙述到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应该出场了。她就是少年的母亲，一个叫钱月娥的乡村女人。在少年殷夫的这场情事中，一开始她和女儿徐素韵都是有力的撮合者，她把盛姑娘视作未过门的媳妇青眼有加，后来她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盛早已在杭州订婚，就变了脸。这个大家族事实上的当家婆像大观园中的贾母一样在儿女的婚姻上手腕沉着。如同那些儿子—情人—母亲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发生的一样，儿子在一场失败的爱情之后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把母亲视作失衡的情感的依赖。她在少年的眼里成了“东方的圣母玛利亚”。少年描述她苦辛、屈辱的生命“如永不见天日的苍悴的草”。但年轻的“太阳社”社员终究不甘在慈恺的母恋中自缚手足，他很快找到了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一个理由。他夸张地说，在深夜的山风中他听到了“时代悲哀的哭声”。 他要去救世了。他还要去上海。 在很大程度上，诗，替代了这个害羞、固执的乡村少年的嘴和舌头。正如你已经看到的，在许多该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似乎被胶粘住了，他变得像一个重度的失语症患者，能做的只是在一张纸上释放出所有被禁锢的声音。现在，诗又成了他疗治“爱情的苦毒”的一剂勐药。1928年冬天，这场失败的爱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晶——一首散发着自由精神的五言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被革命青年阴差阳错地挂在嘴边当做爱情的誓言： 第48页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殷夫从德文版《裴多斐诗集》转译的。诗集是1927年冬天大哥徐培根送的。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多余的话 故事的后面还有一条尾巴： 盛小姐回到省城去建设厅应聘，可是她的国语太臭了，做广播员的事也就黄了。她想去上海读书。怎么说她也算是个新女性呀，一个新女性怎么可以躲在闺房里等着父母把自己给嫁出去。可是她那个做着警察局小科长的父亲极力反对。盛小姐发狠说，你就把将来陪嫁的那笔钱给我读书去吧。在上海，她上的是一所私立的法学院（她的一个兄长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可是她去上海好像存心不是读书的，没多过久，她就想法子找到了殷夫在上海的住址，兴沖沖地找去了。 殷夫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每天混在一帮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中间搞“工运”。同时他也成了监狱的常客，前不久又进去了一次，才出来不久找到“组织”。那天盛小姐像一只刚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大讲与父亲的斗争，少年则一如惯常地沉默。傍晚分手时，他请她吃了一碗阳春面。前嫌似乎尽释了。几天后，少年约她坐小火车去吴淞口看了海，回来后的第二天，少年和一个画家朋友一起把一只装有宣传品的柳条箱扛到了她那里，说要存放一段时间。盛小姐把箱子藏在了自己床底下。少年终于意识到这样做是在玩火，盛小姐这样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烧炭党人的妻子呢？半个月后，他又偷偷跑去把那只危险的箱子取了回来。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职业革命家殷夫这几回进监狱，运气总是很好，关进去了，就像外面跑累了去休息几日，便又生龙活虎般跑了出来。鲁迅曾记述他“又一次被了捕”刚释放出来时的模样，那是一个夏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一本家世的流水帐 少年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识得几个字，擅治妇女病和麻疹。这样的人物在乡村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徐家祖籍在一个叫上虞的邻县，大约在l9世纪上叶迁至大徐村——象山县城东南30里一个500户人家的大村。开门见山，山名珠山，为半岛濒海第一峰，海拔545米。峰名由来，照例是一段捕风捉影的传说：旧志载，古时有海船遥望岩顶宝光直射星汉，寻之不获乃去，岩之半则有古松如张盖，人去则不见。百年乡村生活如古井深水，波澜不惊，超稳定的乡村生活缘于一个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家族体系是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方式，多子多福多寿即其重要的价值取向。乡村知识分子徐郎中和他的妻子钱月娥生命不息耕耘不止，育九胎，活六胎——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一部家世的流水帐，背后是泪和笑，是等待、祈盼、屈辱和生活重轭下的喘息。 一、二胎，女，生下后得“七日疯”（小儿破伤风症）夭。 三胎，女，取名祝三。 四、五、六胎，男，按徐氏宗谱，排行“孝”字辈，谱名依次为孝瑞、孝祥、孝邦，取名芝庭、兰庭、松庭。 七胎，女，早夭。 八胎，女，取名素韵。 少年是这个大家庭的第九胎。生下这天是1910年农历五月初五，一个挂艾蒿插菖蒲的节日。时其母40岁，大姐18岁。按“芝兰松柏”序，取名柏庭。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亲情地狱，温情罗网 写以上这段文字时，总想到传统宗法制社会里的一个规则：长兄如父。 少年的长兄徐培根（芝庭），是个标准的现代军人。查有关资料，在徐培根条下有以下履歷式的介绍：北京陆军大学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打军械局。北伐时在广东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1923年回杭，任驻浙陆军第一师中校参谋。1927年春，奉调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处副处长。 徐培根的修养品性，是典型的儒家传统一脉：对父母孝，对弟兄爱，对朋友信，对上司忠，于生活俭。1927年，少年殷夫入读上海浦东中学，时徐培根已由杭州调至上海，驻扎龙华，对兄弟自然关爱有加。他要求小弟每半个月到他那儿报到一次，一是领取生活费，二是报告学业，三是改善伙食。“4·12”事变，殷夫第一次被捕入狱，又是他利用军界的关系把他救了出来。 殷夫在浦东中学开始接受新知识，学会了两个新名词，“阶级”和“斗争”。一个史姓同学动员他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理由是——“因为你是一个热血青年”。出狱后，少年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大哥家，兄弟俩时常就时局争论。虽是在书房和饭桌上进行的温和的争论，但兄弟分歧已一日深似一日。徐培根为了照顾好小弟，把妻子从象山老家接来调理打点。20天后，小弟体重增加了4公斤，身高增长3公分。 第49页 一年后，少年殷夫再度入狱，时徐培根留学德国未归，这个大家庭的又一个女人——大嫂张芝荣——凭着丈夫的关系疏通了关节，再次营救出狱。当女人们在乡下哭成一团时，少年惊叫着，“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 1929年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少年的爱情创伤刚刚弥平，又迫不及待地重返上海。在三哥徐松庭处，他读到了大哥从德国写给他的信。他觉得再也不能重投温情罗网，当夜写了一首《别了，哥哥》的诗，要他大哥把“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把“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作为一场噩梦收回去。他说他已经选好了一条道路——这条路，“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但他决意要走下去了。诗的最后两句像一封火药味浓烈的战书：“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两个阶级交了战火。” 这些革命话语在激情的驱使下如洪水奔涌，固执、自信而谵妄。“阶级”、“斗争”这些词语滋生的新知识的谱系，把亲情驱赶到了一个角落，而代之以“阵营”：革命的阵营和反革命的阵营。在这种新的话语系统里，亲情是绊脚石，是地狱，少年要抛开它，“踏着虹的桥，星河的大道”，造他的“新生”去了。 这年夏天，大嫂张芝荣来到上海，意外地得到了一本新出的《拓荒者》，上面正好有少年殷夫的大作《别了，哥哥》。她把这本杂志寄给了徐培根。大哥读了此诗，又从德国给小弟写来一封长信，谈为人信条，父母期望，兄弟情谊，家庭荣耀，要少年早早悔悟。但殷夫以为这封看似温情脉脉的信不是一个大哥写给一个小弟的，而是“一个狰狞的阶级向另一个新生的阶级的胁迫和威压”，于是他回信说，觉得读那封信比读一篇滑稽小说还要轻松，觉得好像有一把不重不轻的担子从肩头移开了，觉得把他的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子，使他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的溶化的压力终于是断了，被消灭了。 他承认，“当我的身子已从你的阶级的船埠离开一寸的时候，我就开始欺骗你，利用你或者甚至鄙弃你了”。 他也承认，纯从个人的角度，他感谢和佩服兄长，父亲早逝，他的确做得不一般的周到——“你是一片薄云似的柔软，那么熨帖”。可是一当他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他就“不禁要愤怒，不禁要反叛”。 哥哥，这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你是忠实的，慈爱的，诚恳的，不差，但你却永远属于你的阶级的，我在你看来，或许是狡诈的，奸险的，也不差，但并不是为了什么，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了。 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任性、固执、容易害羞的孩子，当世界在他面前刚刚打开，他就像一只飞蛾满怀献身的渴望扑了进去，并被推到烈焰的中心。他对一直关爱着他的大哥的恶劣态度，看似绝情，更似一场孩子气的游戏。这里找不到情感上的根源，大哥对他谆谆关怀，他们兄弟感情一直不错。也没有有力的思想的支撑。环境和新知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次次的监禁已经使少年的内心暗暗发生了逆转（现代监禁制度下什么样的可能不会发生？它可以使一个享乐主义者奉受苦为生活真谛，可以让绅士变流氓、流氓变圣徒），禁锢中埋下的仇恨和叛逆一直在寻找释放的途径。他遭遇了新知识、新学说，并进而奉之为奋斗终生的信仰，于是当他祭起“阶级”这面空镜，滔滔天下，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又是一出革命的经典叙事：爹亲娘亲不如阶级亲，革命大于亲情，甚至要消弭亲情。 “别了，哥哥”——哥哥在这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阶级”的符号。在殷夫新的知识谱系中，这个符号代表着一个腐朽、残忍、不人道和终将没落的旧制度，还隐约透露出传统的权力体系——父权的阴影。他是个叛逆者，弒神者。革命者的崇高感和弒神者的快感在殷夫的心中交替出现互为消长。 当一种知识成为信仰，一种话语成为霸权，它在方法论上的简单和粗暴势必造成人性的戕害、扭曲和异化。好在殷夫的淳朴和本性的天良还没有让他完全走到亲情的背面去，把这一切全部埋入“孩儿塔”。这一封信和一首诗是一次告别的仪式，仪式之后，革命家还要继续生活。因为没有生活的附丽就没有战斗。几次入狱，冬天到了，他只穿两件夹袄，穿街过巷，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演说。夏天，他在太阳底下奔走晒出一身的臭汗，清苦的职业革命家开始向家里人求援： 我的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只是件蓝色爱国布大衫，两件麻布的衬衣，我想我怎么过得了这夏天啊！所以我迫切地请求，给我想法十元或十五元钱吧！我没有办法再可以想了。他还写信劝阻小阿姐陪母亲去南京，理由是“近来时局太坏，南京也不是什么太平地方”。这笔旅费倒还不如让我做件夏衣呢！（再：夏布衫及衬衫已在去年为恐怖所吞没，所以没有了。附告。） 第50页 信发出不久，他收到了一件夏布衫，十五元钱。 少年血 1931年1月17日，殷夫与八位同志在上海的一家小旅店开会时被英国巡捕逮捕。两天后，被引渡至警察局。 这是殷夫第四次入狱，也是最后一次。这次再也没有奇蹟发生，没有人把他从死亡的边界线拉回来。二十天后的一个深夜，殷夫在龙华监狱遭当局枪决。和他一起处死的四个作家中，有一位是他的同乡，宁海人柔石。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附记1：兄弟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意思是说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是启明星，出现在黄昏，又叫长庚星。1923年，融洽一时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周氏大家庭彻底破裂，鲁迅愤而迁到西四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以前“兄弟怡怡”的情态。时人曾借用这种天象形容兄弟间的失和（鲁迅周岁时取法名“长庚”，周作人字启明），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似乎是天命註定。 安顿好新居，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取自己东西时，爆发了兄弟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正面冲突： 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的头上打去，幸好被门客抢下。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了一只陶瓦枕。 鲁迅日记关于这一日（1924年6月11日）的记载是这样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许多关于周氏兄弟的传奇里都有意无意地省略了这现代性伦理叙事的一节。 事后，兄弟两人竭力避免正面接触，但免不了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此事的隐秘影射。周作人写了篇《破脚骨》。“破脚骨”在绍兴话里是撒泼流氓的意思，这种人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制服对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来，他的兄长正是这样的流氓。鲁迅回击一篇《兄弟》，取材于1917年周作人刚到北京时治病的故事，无情嘲讽了兄弟之情。 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短文《伤逝》，借用古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不可再得的兄弟情谊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他向兄长发出的一份意味复杂的密码电报。看到此文的九天后，亦即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伤逝》，这个以“涓生的手记”为副题的第一人称的小说是他的小说中最沉郁悲痛的一篇，“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世人都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出来了，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爱情小说，而是假借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哀悼兄弟之情的断绝。 他在一则读后感中（后收入《知堂回想录》）如是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从新文化运动肇始时的兄弟一体而分道扬镳，他们施向对方的每一招，也都无情地伤着了自己。 阿忆的文章写到，鲁迅死后的第二天，周作人正好有一堂关于六朝散文的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了教室”。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讲义说，对不起，下一堂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让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附记2：何其不堪 193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一起被处决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中，还有四位文人是：柔石、冯铿（女）、胡也频、李伟森。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几经渲染，成为耸动国际的“五烈士”事件。 同时赴死的五人中，以教师为业的柔石年岁稍长，死时也不过三十一岁。柔石饶有文才，极得鲁迅赏识（从1929—1930年鲁迅日记的记述来看，两人情逾父子）。其文《为奴隶的母亲》写女性身体被剥削的痛苦，充满人道主义的深情。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二月》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娓娓叙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启蒙热情和传统桎梏间的两难，是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一。平心而论，柔石之外，其余四人在文学上皆是泛泛之辈。但在成了烈士之后，他们的文名始为世人所知。王德威有一段话说得好： 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愿。何其不堪的是，日后资料显示，五烈士之被捕牺牲，未必是当局侦警如何的神通广大，倒可能是出自红色左派人士的内讧及告密。